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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中国的德蕾莎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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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x560529

2007年高耀洁在上海
2007年高耀洁在上海

高耀洁(1927年-),汉族[1],生于山东曹县,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专家,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九三学社成员[3],艾滋病防治(简称“防艾”)活动家。曾居河南省郑州市,2009年8月出走美国[4],现居纽约曼哈顿。其丈夫郭明久于2006年4月10日去世[5]。

个人经历和职业生涯(1927-1996)

童年及青年时代(1927-1960)

高耀洁祖上原居山东省曹县苏集镇张贡士楼村,较为富有,后曾祖迁建高新庄。祖父高子箴娶妻李氏(其弟李文斋,1930年代中国国民党山东要员),生三子(圣尧、圣君和圣坦)一女(夭亡),其中第三子高圣坦(出生于1892年)即是高耀洁父亲。长子高圣尧娶妻徐氏(其父徐继儒,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曾担任山西巡抚),生有一女(少亡),高圣尧23岁病故,徐氏寡居。高圣君娶妻贾氏(其父贾鸿臣,清末举人),先后又娶妾四位,皆不孕。高圣君长于经营。高圣坦比长兄高圣尧小12岁,比次兄高圣君小7岁,他三岁丧母、七岁丧父,跟长兄生活,15岁娶妻,先后娶两位朱氏,皆难产而亡,后娶吕氏,生一男二女,生第四胎时难产亡故,后娶张氏,生九胎(早夭一人,少亡一人,七人健在),高耀洁是张氏长女。过继给徐氏为女儿,在徐氏的抚养、教育下,幼年熟读《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经》中的诗经、书经、左传;还有其它的诗、词、歌、赋等古典文学书籍;至今还能流利的背颂原文。因此,她具有浓厚儒学思想。1938年春,高圣君中风,昏迷多日,经医生治疗后,仍是半身不遂,言语障碍,意识糊涂,于1943年农历8月在开封病故, 享年57岁。1939年3月12日,八路军冀豫鲁边区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部二大队将病中的高圣君、高圣坦等三人绑走,并进行严酷苦刑,半个多月后高家出巨额赎金(杨得志回忆录载七万块银元,曹县志载30万块银元),虽人放了,杨、崔帅部队将高新庄洗劫后付之一炬。对于八路军抢劫高新庄的原因,中共认为高圣君是地主、汉奸,而根据曹县志,该地区到1939年夏季才首次遭到日军扫荡,此前系国军占区。1968年,红卫兵将高家 (先人均糸厚葬, 随葬品丰富) 祖坟挖开,抢劫随葬的金, 银、翠、玉等珍贵物品, 后焚毁尸体。[6]

高新庄被毁灭后,高氏全家逃离曹县,迁到河南开封(土地、房屋、钱财尽失,当时高圣坦深感个人责任重大,他不仅带出了妻子儿女,也把病中的二哥、二嫂安置在开封,同住一所院内)。1949年农历9月,高耀洁父亲病故。1954年,度过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战争年代后,她终于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

三年饥荒和文革(1960-1974)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耀洁的职业是产科医师。在1959-1961年中国连续遭受三年大饥荒期间,高耀洁曾将自己的粮票让与其他受饿的妇女。[7]1967年,高耀洁工作的医院受到红卫兵冲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尽折磨,因为她拒绝参加游行,遭到红卫兵殴打(现在她身上还存有多处伤痕),之后被间断关在太平间里。先后共计八个多月,高耀洁在太平间里,靠每天夜里由医院的一位厨房女工偷送的一点食物充饥。一次批斗时被打伤,令她的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8]1966年,不堪折磨的高试图服毒自尽,被发现后经抢救幸免,但罹获药物性肝硬化。她还患有心肌缺血、慢性结肠炎等疾病。病症给她带来很多痛苦和不便。[9]

成功的妇科医生(1974-1995)

1974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逐渐平息,高耀洁被调到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在那里,她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折磨妇女的绒毛膜癌症的治疗。1978年开始以后,中国开始执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比较稳定。高耀洁领导的妇产科在治疗“恶性滋养细胞肿瘤500多例”治愈率在90% 以上,1983年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0]1990年,63岁的高耀洁退休了。

高耀洁退休后,被许多单位邀请去讲座。她主讲妇女保健、防止性骚扰和性病预防等知识。她去过几十个单位、妇联、工会和近百个学校,很受欢迎,他们都用车接送。1995年“三八节”那天,高耀洁上午在郑州大学讲座,下午在工业大学讲座,晚上又去了农业大学,每次讲座均为3个小时。在这5至6年讲座时期,邀请单位很客气,不用谈讲课费,他们也会送上300至500元人民币。有些单位(包括县地市医院)请她会诊、手术,回程时,不但送满满的土产品,还要送上500到1000元会诊费。这是她一生最富裕的时期。

退休后投身防艾事业(1996-)

由打假到关注艾滋病(1996-2001)

遇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

1996年的一次会诊,完全的改变了高耀洁的人生轨迹。

1996年4月7日下午,高耀洁教授被武警医院邀请,参加一次紧急会诊。一个姓巴的女病人在郑州市武警医院治疗,腹水增长不消失,高烧持续在摄氏39到40度之间。入院16天仍不能被确诊。“她的口腔多处溃烂,腹部皮肤深紫色结节,压着不退色。”有的医生猜测这个女人可能得了某种癌症,而高教授怀疑她得的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俗称“艾滋病”。血化验证实了高耀洁的预诊:巴女是艾滋病晚期患者。10天后她去世了,年仅42岁。她是高教授遇到的首例艾滋病病人。

巴女的病例提出了一个问题:病人是如何感染这种疾病的呢?根据中国政府的宣传资料,艾滋病病毒是通过静脉毒品注射和性接触传播的。但巴女是一个善良的半文盲的农村妇女,没有这样的经历。巴女的丈夫、孩子和亲属多次化验的结果,HIV抗体都是阴性。巴女如何成为一个艾滋病患者呢?她是通过什么途径,从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呢?

“听说巴女去世后,她的丈夫在她坟前躺了十几天。他非常后悔让医院给他妻子输血。”两年前,巴女在一次子宫瘤手术后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我惊讶地发现,受感染血液来自医院的血库。如果血库已经被HIV污染,受害人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了!”[11]

进一步追查艾滋病病源

高耀洁被一种强大的精神和忠贞的力量所支配,她自费踏上了“防艾”的漫长道路。她步行,坐公交车,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走访,提供免费的医疗咨询,并收集实际数据。她就像个平民侦探,追寻着一条又一条线索。她的预测很快被证实了:巴女的病例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高耀洁在一些村子里发现有的农民声称患了“无名高烧”或“古怪的病”,与艾滋病的临床表现完全一样,有些病人已经在省市大医院确诊为艾滋病。让高耀洁震惊的是,这场世界瘟疫可能已经蔓延了整个中华大地,而不仅限于河南一个省。河南省约有1亿在册人口,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村人口。她遇到的受害人都是穷苦的农民。“可怕的艾滋病将无情地夺去多少无辜的生命?”高耀洁说:“直到今日仍没有HIV疫苗,没有任何药物能治愈艾滋病。我们能做的就是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阻止它的传播和蔓延。”高耀洁追查出艾滋病传播的根源,发现与非法卖血和不正规采血、输血有关。这些血液交易是由“血头”与血液贩子勾结当地官员进行的。这些血站使用感染的针头在卖血者身上采血。更糟的是,她查出有些医院医德缺失的领导们为了赚钱,曾在黑血市场购买血浆,再高价转售给病人。

高耀洁在调查期间曾经多次向河南省各级政府反应艾滋病疫情的现状,当地官员说:“就你在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高耀洁凭着她的良心和毅力,契而不舍地写信向国家卫生部反应艾滋病传播的严重性和真实情况,但都毫无音信。

农民卖血800毫升,赚了80元人民币(约5美金),用来供孩子上学,维持生活。他们误以为这是一个生财之道,都跑来卖血。采血站的工作人员用很简单的方法抽血,将所抽的同型血混合在一起,分离之后,提取血浆、然后再将那些已经混合的血球,加上生理盐水,重新输回多个卖血者体内,以预防贫血。这时,艾滋病病毒已经进入卖血者体内,感染了艾滋病,又不知不觉地将病毒传染给他们的配偶,以及每一个到血站卖血的人。

早在1998年,流动血站已被宣告为非法。但那些贪婪的“血头”仍在地下从事着这些勾当。他们走乡串户,哄骗那些贫穷农民卖血。健康专家预计有2千万农民卖过血。他们当中很多人来自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安徽和山东等省的农村。卫生部门的官员承认,在黑市卖血的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高于在合法血站的10倍。

1999年,湖北省武汉中南医院的桂教授采集了155名卖血农民的血样,发现其中96% 的人HIV抗体都是阳性。河南省驻马店、开封、商丘、周口、信阳和南阳等地的不少村庄都有许多农民全家死于艾滋病。河南政府对外只说上蔡县的文楼村,60% 以上的人在卖血后感染了HIV病毒。很多人已告别了这个世界,留下孤儿和老人。

高耀洁说,“艾滋病传染是一场人类灾难。我认为这次的艾滋病危机跟恐怖袭击和世界大战属于同一级别。”她在一次CNN采访中这样说。从一开始,她就认为这样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如果及时采取了措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专家们曾希望中国政府高层可以发出紧急命令,作出反应。世界知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何大一博士解释:“中国的系统是典型的自上而下,”他说,“除非得到了高层的指示,否则他们都会消极对待。但是对于这样一场公众的健康危机,不作为无疑意味着将死很多人。”日积月累,尽管艾滋病受害者的人数不断增加,那些政府官员还是熟视无睹。

高耀洁去找河南省的地方官员,告诉他们她收集到的惊人讯息,希望政府可以立即行动。官员试图让她闭嘴,“以后不要再说了,河南艾滋病问题解决了。”当时,血液贩子和当局都不愿泄露真相。2006年,一个熟悉血液采集站的中国分析家说:“这些血液采集站都是国企,部分由公共健康系统下的公司资助。它们与医院处于同一系统中,卫生系统的高层管理人员有特殊动机去隐藏问题。”

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高耀洁决定公开揭发。她说:“我是个医生,个人的职责是引起更多的人对艾滋病的关注,竭尽全力将这场灾难下降到最低程度。”高耀洁说,现在这种情况是贪婪的本地官员和商人从事血液生意的后果。这些缺德的医务人员在黑血站老板的掩护下,从事血液买卖的活动。高耀洁在一次《时代杂志》采访中告诉记者,“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因为卖淫或者吸毒。因为当地腐败官员捂盖事实真相,他们担心艾滋病疫情一旦曝光,他们参与此类勾当的罪过也会受到惩罚。”

地方政府官员切断了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通道:面对问题。他们隐藏问题,并借着大众宣传媒体,误导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说是来自于性乱与吸毒。多年来,农村人得到的都是错误消息。根据一项对一万名人的调查,不到15% 的人能正确的说出HIV传播的方式或者如何保护自己。他们并不知道艾滋病病毒可以通过血液感染而传播。“输血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并非像他们声称的是性接触传染,”高耀洁在一次路透社的采访中说,“这是真实的,尤其是在河南、安徽、四川和广西省贫穷的偏远地区。”

自费研究宣传防艾知识

高耀洁意识到应该全力以赴开展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她从1996年开始写作并自费发放艾滋病预防资料和书籍,让广大群众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这个贡献比我做本职工作更大,我看门诊一天最多只能诊治几十个病人,但我积极宣传预防艾滋病工作,每天都能教导成百上千的人,让他们掌握防艾知识,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高耀洁用自己的退休金,以及河南省文史研究馆和宋庆龄基金会的捐款,印发了800份“艾滋病预防常识”宣传单,在199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文史研究馆出车,2位工作人员陪同高耀洁,他们一起坐车到河南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发放宣传单。她请人们将宣传单带给他们同村的人阅读。人们争相索取宣传资料。高耀洁自费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并免费发放30万册,支出40多万元。她还编写了《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等小报,发放120多万份。自2000年开始她还向全国各地个人、学校、图书馆等赠送自己的著作。除写作、印刷和出版,高耀洁还走访很多农村、大学(北京五所, 上海六所,南京八所, 长沙、天津、西安、济南等多所名校),举办讲座,宣传艾滋病疫情及防治方法,同时发放艾滋病书籍和宣传材料。[12]2006年底,她在新浪网开通了自己的网络日志,其中发表了她掌握的病例,以及收到的艾滋病患者来信。从1999年至2009年,她发了超过一百二十八万份宣传单。她一共编写了七册有关艾滋病书籍,其中一本名为《艾滋病预防和性传播疾病》的小书,发给了医院、学校、工厂和农场。该书总计印刷了超过三十八万多册。

2001年,她将“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她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的奖金两万美元全用来加印《艾滋病性病的防治》。[13]

高耀洁对河南省人口稠密地区的艾滋病现状进行调查,记录艾滋病疫情,并拍了患者照片,编写存档。她揭露这个被官方隐藏的艾滋病情况,最终估测:河南省1亿人口中,约有2%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病人。

“血祸”之灾及其后遗症(2001-2007)

揭露血祸真相

高耀洁认为,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采血和输血。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尤其无辜。2006年10月24日,她在自己的网络日志中表达了对中国血液安全问题的担忧:首先,在单采、有偿献血已被禁止,无偿献血又无法满足临床需要的情况下,采血已经转入地下。其次,国家对血液污染事故的查处不彻底。最后,司法部门对待艾滋病患者不公正。[14]

她反对官方宣传“艾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和吸毒传播”的观点,她认为中国农村并没有多少同性恋人口,贫穷的农民也无力购买毒品。此外,经武汉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在河南驻马店调查500多艾滋病病人, 夫妻同居时间在5年以上, 对方感染爱滋病病毒者,40多人,证实艾滋病性传播的机率不到10%, 因中国的艾滋病病毒类型与外国不同, 过分强调官方的观点助长了人们对于艾滋病患者的偏见。人们认为,既然吸毒或性滥交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那么得艾滋病的人必定大多从事这类活动,进而称艾滋病为“脏病”。艾滋病患者也因而受到歧视甚至侮辱,并殃及家人。

“社会对艾滋病人不理解。人们认为:这病是“脏病”。…… 其实,中原地区人感染艾滋病,大都不是因为性乱,而是卖血。”[15]

她还认为地方政府时常掩盖艾滋病血液传播的严重性,另外,许多“有知识的人”也在“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 特别是假药, 危害了更多人的生命。[16]2003年12月,高耀洁在同吴仪会面时,否定了“吸毒和性是中国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的说法,并直言告诉吴仪:“他们在骗你”。此外,高耀洁还认为,强调性传播艾滋病的目的是为了掩盖政府的失职。[17]

高耀洁认为,中国国内的艾滋病宣传,过分强调避孕套的作用。这对艾滋病的预防有很大负面影响。她的理由是,既然安全套在用来避孕时都有破裂、失效导致避孕失败的危险,它就不能用来预防更加危险的艾滋病。过分宣传避孕套的防艾效果,导致人们对艾滋病放松了戒备,再隐瞒艾滋病病人的真实姓名….. 更加重了艾滋病蔓延。至于有效的方法,高耀洁的回答是:“洁身自爱,才是保护自身、家庭、社会健康,防御艾滋病的最好办法。”[18]

高耀洁也强调,卖血、卖血传染艾滋病不仅限于河南,而是普遍存于中国境内,是全国性的问题。[19][20]

备受误解阻扰

高耀洁的调查和推动工作并没有获得官方的称赞,反而受到监视。她很快成了地方政府官员恐吓和威胁的目标,因为高耀洁的工作可能暴露他们的丑闻,断了他们的财路。官员们窃听她的电话,拆开她的来往信件,没收她的照片,取消她在大学的讲座,并阻止她与记者见面。他们甚至给她贴上了“被反华势力所利用”的标签。高耀洁激动地说:“他们指责我破坏了河南省的形象,但是他们就是那些黑血站的后台!也是这场血难的罪魁祸首。”

高耀洁经常被别人误解,她试着去帮助一些人,但因为艾滋病的传播不为人民所理解,甚至已经出现社会的偏见,有时人们看见她就像看见瘟疫一样。有一次,她和两个文史研究馆馆员一起去一家夜总会发放预防艾滋病的资料。“那些小姐躲起来不见面,就像一个可怕的怪物来了一样。”高耀洁回忆,“有的女人看到这些预防艾滋病资料就撕碎扔进垃圾桶,并说,‘你们赶快滚出去!顾客要是看到,就没人敢来这了。他们肯定误认为我们全都害有艾滋病!’夜总会经理气势汹汹地跑过来,将我们赶了出去。”高耀洁去娱乐场所、商店,政府机关、工厂和企业发放宣传资料,人家也不欢迎。有一次,他们到一家大花店发放宣传资料,两个艾滋病女孤儿一起去,她们向一位青年人鞠躬,说,“叔叔,艾滋病是国难,请你看看这些资料。”那位青年说:“国难关我啥事?”

高耀洁发现了更惊人的是人们对于艾滋病的共同误解。2001年5月,她在公开信中写道:“这里面有很多误解。大部分人认为‘我不去嫖妓,也不卖淫,所以我不可能得艾滋病。’”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认为是艾滋病患者就有性混乱行为,说“艾滋病是脏病,好人不会得。”他们甚至说“艾滋病预防教育资料是可耻的。”在过去几年里,高耀洁捐赠一万多元,来自她的稿费和奖金。她印刷资料和书籍,资助上百个艾滋孤儿。当她知道在农村艾滋病感染者比城市更多,由于官方的掩盖,这些人们对病毒一无所知。她和同伴们开始行动,在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发放艾滋病预防资料,3天分发了800份;后来在火车车厢里向旅客发放资料。她亲自艰苦跋涉,走乡串户,在河南农村将防艾小宣传册散发到那些对艾滋病毫无了解的农村和山区。

她给那些被艾滋病沉重打击的村民带来安慰,给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食物、衣服、药品和现金。她为那些已故艾滋病患者的孩子提供帮助,让他们上学,甚至将一些孩子带到她自己家。

高耀洁做艾滋病关怀的时候,引起家人意见分歧。最令她心碎的是家人对自己的误解。丈夫郭明久曾问她为什么做这项工作。“我们在家安度晚年岂不更好?”高耀洁告诉老伴说:“作为医生,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人死而不伸出援助之手。”由于当局的逼迫,她的孩子们因此吃了很多苦头。高耀洁的小女儿失去在河南省职工医院的工作,导致母女关系严重不和。小女儿最终离开中国去了加拿大。如今还有个坏人在挑拨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高耀洁说:“小女儿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太痛心了。”她的小女儿被广东江门的一个无赖蒙蔽利用了。这个无赖是国保的帮手,是替政府“黑社会”做破坏工作的,他通过挑拨、收买高耀洁的亲人,收集情报,达到追踪控制高耀洁的目的。因此母女的关系极差。

高耀洁的孩子们不同意母亲带艾滋病孩子回家,生怕艾滋病传染。2002年春节,高耀洁把3个艾滋病孤儿带到家里过节,可把儿子吓坏了。她儿子说:“妈妈,你把这么多农村小孩带到家里来,万一传染艾滋病怎么办?让我送他们回去吧?”高耀洁解释说他们都是艾滋病孤儿,需要一个避难所继续生活。“他主要是害怕被传染艾滋病。”

为了方便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她和丈夫在狭窄且不能供暖的家里建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她通过讲座和写文章积攒额外资金,并尽力节约家庭预算,每月开支限制在200元左右。2001年,高耀洁获得3万美元的人权奖,她立刻用这笔奖金印发了3万7千多份《艾滋病性病防治》小册子,一百二十多万份防艾资料。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她通过基层医务人员、计划生育诊所、妇女团体、艾滋病患者的亲戚们,在公交车站、火车、媒体上宣传防艾知识。

高耀洁在河南的大规模防艾宣传工作,遭到了某些人的不断攻击。当地官员和那些发艾滋病不义之财的人对她恨之入骨。当她曝光有关艾滋病蔓延的真相被传开时,当地政府官员对她的指责与日俱增,他们不顾一切地掩盖事件的真相和自己的罪行。不但如此,他们还指责高耀洁制造谣言。甚至有人坚持说河南省“不是唯一”发现艾滋病人的地方,河南政府对艾滋病病人照顾得很好,他们树立上蔡县文楼村的典型,让人们去参观。当局对其它地区的艾滋病疫情尽力捂盖,试图强迫高耀洁对媒体讲话时也要按照官员的意思。但高耀洁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诚实和坦率,只要一发现腐败现象存在,她就要谴责。当局某些官员取消了高耀洁在各地大学的艾滋病教育讲座,禁止她发放免费药品和小册子,并指责她被海外反华势力所利用。

高耀洁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有些人曾为他们工作,并且说一些日本人希望听到的话。这些人的做法伤害了国人的心。今天说谎的那些人和那些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高耀洁说:“那些鼓励血液交易的官员们应该坐牢,甚至处死,你看,我们的输血法颁布已有十年了!这些当权的吸血鬼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还活着呢?”

2000年8月,《中国周刊》发表了一份对高耀洁的详细采访,其内容是关于河南省的艾滋病情况 (后来被许多其它报纸和杂志转载) ,当地官员怒斥她未经批准把艾滋病消息发布给记者,此事损毁了河南省的形象。官方通知她不要再与媒体联系。虽然中国的新闻记者一直排队采访她,但是不久他们就受到了政府的恐吓威胁。那些坚持采访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记者们因害怕而不敢写关于艾滋病信息的新闻报道。有关高耀洁和她工作的报道从此销声匿迹了。

1999年12月,伊丽莎白?罗森塔尔放弃医生工作成为一名记者,在纽约时报驻北京处工作。她几次想采访高耀洁,但河南省外事办在这一年内三次告诉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站:“高耀洁教授有病不能接见”。2000年9月,罗森塔尔下决心亲自前往郑州拜访高耀洁。罗森塔尔在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办公室问高耀洁的住址。

罗森塔尔直接找到高耀洁家并敲门。高耀洁开门见到站在她面前的美国人时,她笑了。罗森塔尔脱口而出,“你看起来很健康!”“我三次没有找到您,这是第四次,找您比找诸葛亮还难。”两人谈了一个中午,罗森塔尔获得了有关资料。这篇采访报道很快就在世界各媒体传来,河南省的官员震怒了。罗森塔尔因着这次冒险采访,获得“克林顿优秀采访奖”,成了名记者。

当地政府没有使用法律手段来惩罚高耀洁,而是加剧了对她的身心骚扰。他们派警察在她住的小区门外站岗,监视她的行动,与试图拜访她的人搭话。有时,高耀洁的家庭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来电信号被阻断或窃听。

2004年,高耀洁获得2003年度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奖”。河南省宣传部的高官三次赴北京,要求除去高耀洁的名字,另换其他人,未能得逞。这个高官恼羞成怒,下令河南省所有媒体不准报道高耀洁。从此高耀洁的事迹逐渐销声匿迹了。

中国中央政府与河南省政府的意见并不一致。2003年11月10日,高耀洁被邀请去清华大学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关于艾滋病的演说,河南官员完全无视中央政府的意愿,命中医学院医院党委副书记sj、老干科科长jzp赴北京堵截高耀洁。他们追踪到会场,大会门卫说:“你们再胡闹,我叫保卫处处理你!”他们无奈地走了。

高耀洁的努力工作和持之以恒最终迫使政府承认艾滋病存在的问题。2003年,中国政府承认中国有艾滋病,承诺提供资金预防和控制该疾病。2004年,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发布一份报告,到2006年中国有85万到150万成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2007年中国卫生部官员估计只有75万成年人被感染,而其它消息来源估计大约有150万中国人被感染。 2007年10月,中国官方已经记录18万3千7百33个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包括1万2千4百64已死病例。但是很多人未经检测仍然处境危险,一些人由于耻辱而不愿暴露自己的病情,一些专家担心这个数字会更高。

2005年,复旦大学gyn教授发表一篇有关艾滋病与“血祸”的综述《血殇》,文中叙述参与艾滋病调查报道者共217人,613人次。2005年以后,由于当局的压力,这些报道逐渐销声匿迹。

高耀洁继续深入新的村落,将那里的艾滋病传播情况全部记录在案,提供给防艾志愿者, 为这些地区的村民们提供帮助。高耀洁把自己比喻成打击“黑洞”的一把钳子。这些地方可以获得许多艾滋病的信息,也可以见到许多病人和艾滋病孤儿。

八十岁以后,2006年,与她一起生活50多年的丈夫去世,给她带来了莫大的痛苦。有关当局想方设法堵住高耀洁继续外出为艾滋病病人服务的路子,但她依然有信心,有智慧地从事著书立说。高耀洁告诉人们,她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只要她还活着,她就尽可能纪录所得的素材,留作历史资料。高耀洁说:“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地下)卖血站,有许多卖血者每两天到这类站点卖血一次,输污染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感染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对抗艾滋骗局

高耀洁花费了大量精力揭露“防艾”名义下的行骗。据高耀洁自己介绍,到1998年时,她收到的信件中声称包治艾滋病的信占了总数的10%。[21]同时她还说:

“防艾圈太大、太乱了。”“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太多了,这些年艾滋病问题上,多少人说了多少假话呀。”[22]

2003年,因为在一篇题为《你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不感到可耻吗?》的文章中攻击江湖骗子,高耀洁被告上了法庭。原告李德敏认为,尽管高耀洁并没有点名,文中提到的骗子就是他,并认为高耀洁侵犯了他的名誉权。2003年9月16日,经法院审理,高耀洁被认定无罪。[23]为了保护身后名誉,防止他人借“高耀洁”之名行骗,她于2005年10月1日发表了遗嘱,要求“不留骨灰”,“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搞行骗或闹剧,让那些“能人”获利,危害他人……”,并进行了公证。[24]

照顾艾滋孤儿

“艾滋孤儿”是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孩子们。高耀洁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们。高耀洁把艾滋遗孤的问题总结为三点: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心理问题。[25]尤其遗孤的心理问题,对社会有潜在的威胁。

“艾滋孤儿的问题,将来是个社会动乱的根子……他少吃无喝的,他又没有知识,他又不懂法律,你想想他会对社会造成什么东西,现在已经出现艾滋病人杀人了。”[26]

为了打破与艾滋病毒有关的社会偏见,高耀洁将艾滋感染孤儿抱在怀中,以向村民证明正常接触并没有危险。她在高中、大学发表演讲,鼓励学生参与防止艾滋病传播的斗争,但遭到地方当局的阻扰。

高耀洁曾说过,孤儿是艾滋病危机中最可怜的受害者,因为每个艾滋病死者都会留下1到2个以上孤儿。他们的父母死于艾滋病之后,孤儿在村子里和外界都会被看不起。农村人很迷信,认为这些孤儿是“妨人”(克星),把他们的父母都“妨”死了。这些孩子经常因为太饿,到地里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吃青麦粒,拉肚子。高耀洁把孤儿安排到老家原籍,请无子女的家庭收养。这些孩子离开时都想见见亲人,他们的亲人会说,“你们走到哪里就妨到哪里。”或者干脆不理睬他们,有时候连头都不抬。

高耀洁曾经访问河南一个村落。当她走过一条狭窄小巷时,听到一个孩子哭喊母亲的声音。“当我走进这间屋子,我看见那两岁孩子的母亲上吊自杀了,死者的身体已经僵硬了。这个小孩还不知道母亲早已死了,他拉着母亲的脚,用他的小嘴啃着妈妈的脚后跟,不停地呼唤‘妈妈下来’。

高耀洁得知孩子的母亲是艾滋病患者,丈夫已经死于艾滋病,这个孤儿也是艾滋病患者。家中的积蓄已经被庸医骗走,如今家徒四壁,已无任何生存余地。高耀洁一行3人目睹此景,相对而泣,一天吃不下饭。高耀洁说:“这类艾滋病病人自杀事件,在河南的农村随处可见。”

在另一个村庄,她一日之内碰见六个因害艾滋病的死者正在下葬。这个村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大门上贴着白纸,表示近年死过人。

高耀洁通过调查发现,她给孤儿们的汇款,他们常常被监护人扣留、剥夺,只有很少用在了孩子身上。所以她认为,正常人家庭分散领养孤儿是解决“艾滋孤儿”问题的最佳办法。因为孤儿们可以在正常的家庭、社会环境下成长。2001年,她将六名孤儿送到山东省曹县的农村家庭分散抚养。2000-2004年,她花费八万多人民币,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孤儿”。[27]据估计中国现在有几十万的艾滋孤儿。多年来,高耀洁帮助的艾滋孤儿有的在新家、在学校生活得很快乐,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也有些艾滋病孤儿厌学,一心想外出打工挣大钱。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听到高耀洁的介绍也很伤心。杜聪领他们外出旅游散心,去山东菏泽牡丹园游玩,希望恢复孩子的正常心理,激发他们努力向上。高耀洁离开中国后把艾滋孤儿照顾的工作交给了杜聪先生。

受打压被迫出走异国(2007-)

近年来河南省有数以万计的人被艾滋病摧残,但未曾有一名官员为此负责。[28]高耀洁勇于曝光事实,而地方政府则希望掩盖因工作失误、失职以造成的艾滋病蔓延。所以当高耀洁到农村探访艾滋病患者时,常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他们常以维护地方形象或保护国家机密为借口驱逐高耀洁。向政府报告高耀洁行踪的农民可以接受大约500元人民币的报酬。[29]所以她尽量选择便宜的寄宿,因为那里的人们不会经常向政府报告她的行踪。[30]她撰写的关于“艾滋村”的书籍在河南省也被禁止。[31]她相信自己的电话遭到窃听,甚至怀疑有人可能试图刺杀她。[32]

她的女儿郭炎光,因为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受到地方政府和工作单位的敌视和压制,最终失去工作,不得不于2000年底移民加拿大,母女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33][34]

一些村民也憎恨她的工作。正如高耀洁当初所想的那样,很多人认为艾滋病只能通过与妓女性交传播。另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外国病,不会感染中国人。有些人羞于阅读她汇编的教育读物。还有一些人担心,宣传艾滋病的蔓延会对生活和工作在河南的人带来坏影响。这是实际情况,随着河南艾滋病广泛传播消息的传开,河南人开始在全国受到排挤。政府怪罪“不道德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企图掩盖自己参与“血祸”丑闻的罪行。但高耀洁毅然为受害者辩护:“中国的农民现在很穷,他们甚至没钱吃饭,怎么可能有钱去嫖娼或吸毒呢?”“现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穷人濒临死亡边缘,而富人为他们的财富而窒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艾滋病患者是通过卖血或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我非常反对这种宣传。”

2001年,“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高耀洁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中国政府禁止她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典礼,她以前的工作单位拒绝给她办理护照。他们害怕她会告诉全世界:在中国艾滋病主要是血液传播,不像政府所宣传的通过性接触或静脉吸毒传播。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出席了“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颁奖典礼。安南说:“高医师未能出席今天的颁奖仪式,我深表遗憾。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2002年,她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称号,2003年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称号,并在同年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她准备出席马尼拉颁奖典礼,再次遭到当局拒绝。[35]

高耀洁获得了几个国际社会的奖项后,中国政府才准许她访问美国,但在出国之前,河南当局还是动用许多警察将她软禁在家中半个月。2007年2月6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高耀洁女士在家中受到软禁,不能出境,只允许她的子女前往探望。[36][37]软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她赴美国领取“生命之声”组织颁发的奖项。[38]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以私人身份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引起了事态向积极的方向转折。2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批准高耀洁前往美国接受颁奖。河南当局却另出一招,他们迫使高耀洁的儿子参与拦阻母亲出国领奖。2月18日,高耀洁的儿子跪在母亲面前,一连磕了三个响头,求她不要去美国领奖。“当时我的心就像碎了一样,”高耀洁描述道,“我儿子说‘就说你病了,不能去美国’。但是你怎么能对整个世界撒谎?我不愿意像这黑暗社会中的许多人那样撒谎。”高耀洁心志已定,即使儿子劝阻,她也不愿意放弃。高耀洁于2月16日接获通知能出境赴美领奖,2月26日,高耀洁抵达纽约。2007年3月14日,高耀洁在美国首府华盛顿接受“生命之音”2007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

14日下午,希拉里在她的办公室单独接见了高耀洁。这是早就安排好的议程,,她在致胡锦涛和吴仪的信中就说过,“我期待着能有机会与高医生见面.”。高耀洁刚出电梯,希拉里的女幕僚就迎上来。她告诉高耀洁,听到她被软禁的消息之后,希拉里非常着急,命令她赶紧起草信件,二月初那几天,她先后起草了十几封信,送希拉里签字后一一发出。直到北京有了肯定的答复,她们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准备迎接高耀洁的到来。

高耀洁向她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说:“我能够出来领奖,也不说明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的进步吗?”她点头称是。她引高耀洁走进希拉里的办公室。希拉里笑嘻嘻地出来迎接。她把高耀洁请到里间,坐在沙发上,开始拉家常。她先问高耀洁现在的工作情况,又问她来美国生活习不习惯。说话间,她一直上下打量着高耀洁,目光不时地扫过她的黑底白花衣服和那双穿着自制布鞋的小脚,脸上露出好奇的微笑。高耀洁告诉希拉里,这小脚是中国妇女千百年来苦难的缩影,现在已经不多了,她是最后一批了。希拉里很礼貌的把话题转到艾滋病问题上,高耀洁介绍了中国艾滋病的情况,她表示同意高耀洁的防艾主张,还提出要提倡性道德,鼓励人们洁身自好,等等。言谈中高耀洁发现,她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情况相当了解。

在盛会期间,高耀洁先后见了前总统执行长菲奥莉娜;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办公室主任麦克拉蒂;布什总统关系密切和共和党德州的凯?巴利;2008年总统侯选人的共和党阿拉斯加州参议院哈格尔;有线电视网(CNN)The Situation Room的节目主持人沃尔夫-布利哲;CNN的伊拉克战地者克里蒂亚尼?阿曼普尔;以及NBC的资深记者安德里亚-米切尔(格林斯潘的夫人)等知名人士。足见此行受到美国各界的高度重视。

特约颁奖嘉宾资深女记者朱莉•伍德若芙向全体与会者讲述了高耀洁十多年来为调查艾滋病疫情,救助艾滋病受难者和艾滋孤儿,和以极大的勇气揭露艾滋病“血祸”真相所做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就。全场来宾深受感动,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献给了缓缓走上颁奖台的高耀洁。

高耀洁在美国的亲友也受到大会的盛情邀请。她的妹妹高明凤夫妇,小女儿郭炎光,王淑萍医生等。那一刻,高耀洁的眼眶充满了泪水。这一时期,高耀洁的生活并不平静。她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在中国人员监控之下。每天半夜之后,都有人向国内汇报情况,直到下半夜2点多。同时,封闭了高耀洁来往的消息。此事把曾金燕气哭了。

有一件事令高耀洁终生难忘:大会后的酒宴上,有人领着一位老年女士走到她面前。翻译介绍说,这位女士自费买机票,乘了4个小时的飞机,来到华盛顿。又花了300美元买了张门票,目的只有一个:亲眼看一看高耀洁,并合影留念。那位女士说:“你是个善良的人,救了很多人,你的工作很不容易,比德兰莎修女的工作条件还要困难,你是英雄。”

2007年3月下旬, 河南当局就吵着说:“高耀洁去美国不回来了”。4月8日高耀洁从美国返回,二弟赴上海接她。飞机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住在一个朋友家。前一天有关当局打电话追问那家主人“高耀洁是否住在你那里?”4月中旬高耀洁先到开封,住她小弟的家,4月下旬回郑州家中,这伙人一直追控着她的行踪。

2007年5月他们在高耀洁住室前后安装了四个摄像头,并依然对她的子女施加压力。有一次高耀洁感冒了,去厕所、厨房时都要扶住墙走,。她去开封小弟家住几天,国保人员把她接回来。

2007年4月20日,国际天文台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河南封闭了这一消息。直至2008年9月,在中央《科学导报》发表之后,12月高耀洁才知道这一消息。

2009年2月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克林顿 (Hillary.Clinton) 访华,她通过外交部要求见高耀洁,中国政府同意了。2月19日高耀洁抵达北京,20日河南官方派高耀洁原工作学院已退休的党委副书记赵芬莉赴北京去拦截她,并通过北京警方说“高耀洁有政治问题,不能见希拉里。”赵芬莉乘飞机到北京之后,没有找到高耀洁,故未能达到目的。此后当局对高耀洁的电话与一切活动监控加紧。

2007年6月2日至8月27日,高耀洁先后往全国县级公安局邮寄防艾书籍《鲜为人知的故事》(2004年曾获优秀图书奖),2719包,三个月后毫无音讯。她到邮局查寻,他们说:你在邮局寄东西十多年了,这么多的邮件不会不发,问题出在总局。高耀洁估计:可能是当局害怕人们知道艾滋病真情,把这批书扣了。

2008年底至2009年初, 高耀洁向全国收集书籍杂志, 寄给无钱买书的学生,受到很多有志之士的支持。诗人张立凡先生在网络上号召大家帮忙,先后受到全国各地寄来《读者》、《南风窗》、《人物周刊》、《中国青年》、《新闻周刊》和《生活周刊》等十多种,几十万册,《南方都市报》一次寄百余公斤。她的转寄,第一批、第二批,证明杂志到达了,第三、四、五批均石沉大海。2009年4月,家中还存有几千余册,不敢再邮寄。

2009年5月6日,高耀洁发现气氛不对,电话又出故障。出现了2007年她赴美国领奖前夕之势,比上次的形势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午饭未来得及吃,假牙也未来得及带,匆匆离开了家。此时,三辆警车已停在我小区门外待命。高耀洁离家之后,本想躲过法国颁奖期就回家了,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少遭很多麻烦。

6月中旬,高耀洁在开封,若回家,地方当局不会善罢甘休。若不回去,郑州的孩子与其他亲属会受到不可想象的打压。想来想去,高耀洁不知哭了多少次,最后想到很可能给她定个莫须有的罪名置之于死地,孩子们落个犯属之名,孰轻,孰重呢?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 不会只身出走在外,这次盲目外出, 不知所从, 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 留给后人,苍苍大地, 茫茫人海, 何处是我的归宿。”

最后她决定出走。她托香港的朋友帮她联络,请他往国外给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她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 需要出国。7月中旬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有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 请他们派人来接她。

“离开国内时有大学生送行,临上飞机前,其中一位大学生送我到机场入口处,交给我一个字条,他说:奶奶,你到飞机上再看,以资留念。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 住在他们家里, 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 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我这个穷光蛋, 来美国之后深深体会到,来美国的华人, 多么富有, 多么会花钱, 多么狡诈,一切一切, 真一言难尽,我只好‘自我封闭’。

2010年3月, 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 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深居简出,我要尽心尽力,把书稿修改好。

我离开家后,在国内外辗转多处,最后到纽约,幸遇慈善机构和善心人,把我的生活安排的很好,解除了我的后顾忧虑,世界上还有很多朋友和陌生人关心我。”

个人语录

“我从未想过成为一名英雄,但是谁给我送来第一批艾滋病患者呢?从那时开始,我走上了一段不归路。”

“作为个人,我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希望我的努力会激励全社会来密切关注艾滋病。”

“在我看来,一个人不应仅仅为自己而活着,还要为他人着想。猫头鹰天生吃老鼠,蜻蜓天生吃蚊子。人也应该生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奉献社会,而不是损人利己。” —-谈到公民责任感问题

高耀洁说尽管她的诚实自己和家人带来了痛苦,但她从小就被教育说真话:“这样的教育让我受到磨练,也让我陷入麻烦。….我不会说谎。我认为叫我撒谎是最大的侮辱。”

“国外华人很多, 多数人很有钱, 各式各样, 形形色色, 把国内人的俗气也带出来了, 宗派斗争, 金钱至上, 令人生畏,而本人年老多病,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耳聋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体力均不支,所以我不去参与他们的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

“我已年逾八十,在世上来日无多。想想在浩瀚的夜空中,在灿烂的群星里,有一颗并不明亮的小星星,上面留着我的名字。我不知道这颗小行星有多大,亮度是几级,肉眼是否能看见..也许它只是围绕着太阳旋转的一块大石头把。我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即使我的生命结束了,我的躯体化成尘埃以后,这颗小星星还要高高地在太空中注视着地球,注视着艾滋病这场世纪灾难的结局,注视着造成这场血祸的罪人们走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一切我是看不见了,但是它能看得见!”

“我只能对故国家园的孩子们说:但愿你们不会重蹈苦难的老路,因为世界正在前进呀但愿你们能看见我们还没见到过的曙光,因为太阳总要升起的呀但愿你们能走上光明的坦途,因为中华民族已经付足了代价,该到收获的季节啦但愿你们终生留住美好的梦想,因为没有梦的星星就会变成地上的一块黑石头了孩子们,请记住一个老人的祝福吧。即使我走了,那颗名叫‘高耀洁’的小星星也会在夜空中看着你们啊。”

他人评价

杜聪:“多年来,我和高教授去过无数次华中地区的乡下,访问不为人知的艾滋病感染村庄。她把这个称之为‘敲击黑洞’。一旦发现黑洞,我马上对孩子们进行支持,帮助他们上学,给他们提供物质供给。”杜聪的灵感来源于高耀洁:“我很钦佩她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不知疲倦工作的勇气。她教我如何帮助那些艾滋病儿童,如何与地方当局打交道等。她还鼓励我要勇敢,不要放弃或妥协,总是讲真话,她把她救助的孩子也交给我抚养了。”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署长Peter Pilot:“艾滋病的历史和抗击艾滋病的历史是由那些无名英雄们、那些与社会主流抗争的人、以及那些真正敲响警钟的人用自己的行动谱写的。她就是其中一位。”

Harri Holkeri, president of the 55th UNGeneral Assembly, once complimented Gao Yaojie before the worldwide media.”Knowledge is the best vaccine for AIDS,” he said. “In China’sHenan, there is a volunteer dedicated to AIDS prevention education. Her storiesare touching, and her spirit is admirable.”

荣誉与奖励

1999年,她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39]

2001年,她获得了全球卫生理事会(GobalHealth Council)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40]但因为地方政府拒绝签发护照而未能亲自领奖。[41][42]

2002年,她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43]同年7月,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于人民大会堂颁奖,颁奖者为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44][45]

2003年,她获得了由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Ramon Magsaysay Award for Public Service),[46][47]马尼拉市市长赠送了她金钥匙,并授予她荣誉市民称号。但高耀洁未能亲自领奖。[48]《南方周末》2003年度人物题名。[49]

2004年,她被评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11月2日,获得“内滕国际育儿奖”,颁奖于人民大会堂。[50]《南方人物周刊》将她列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之一。[51]《鲜为人知的故事》获得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2005年,她编著的《一万封信》获得了由《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举办的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52]的“2004年度图书大奖”。[53]

2007年,她获得由美国援助发展中国家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妇女领导者奖”。颁奖仪式于当地时间3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54]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莉·克林顿出席了颁奖仪式,并表示“很高兴在这里见到高耀洁”。[55]

2007年,38980号小行星以“高耀洁”来命名。

2007年9月20日,与蒋彦永同时获得纽约科学院2007年度科学家人权奖。[56]她的妹妹和女儿代为领奖。

2007年9月29日,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当年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发给高耀洁。

著作

《实用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专著,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省科技出版社,1990年4月,ISBN:7-5349-0598-2

《妇产科误诊误治病案鉴析》专著,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省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8月,ISBN:7-80538-561-0

《女人之友》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省海燕出版社,1994年2月,ISBN: 7-5350-0979-4

《女科疾病防治全书》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年8月,ISBN:7-80739-733-5(此书内有“人工流产十大罪状”, 见出修订版本271—-273页),多年来全中国畅销,多次印刷,直至2010年1月又出修订版本,ISBN:7807397330, 9787807397335,

《实用女科全集,女性常见疾病防治》,高耀洁总主编 ; 李慧敏,王建凯主编,郑州,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年,ISBN:7-81048-325-0

《艾滋病与性病防治》,高耀洁著,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ISBN:7-5349-2008-6

《鲜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众读本》,高耀洁、尚慧彬、郭明久著,中原农民出版社,2003年,ISBN:7-80641-606-4

《现代保个建》内,外, 妇, 儿, 性病共五册,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9月,ISBN:7-80538-736-2/R·79

《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高耀洁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ISBN:7-5004-4601-2

但由于出版在中国受到阻挠,后于香港出版了《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增补版本:《血灾:10000封信──中国愛滋病泛滥实录》。

《中国艾滋病调查》,高耀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ISBN: 978-7-5633-5317-0

《中国艾滋病祸》(原名《艾滋殇》)高耀洁总主编,香港,天地出版社,2008年3月,ISBN:978-988-211-797-6

《血灾:10000封信──中国愛滋病泛滥实录》,高耀洁著,开放杂志社,2009年,ISBN:978-962-7934-27-1

《揭开中国爱滋疫情真面目》,高耀洁著,博大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10年,ISBN9789868520943/9868520940

《高洁的灵魂–高耀洁的回忆录(增订版)》,高耀洁著,明报出版社,2010年,ISBN978-962-8993-14-7

《我的防艾路》(原名《十年防艾路》)高耀洁著,广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ISBN:978-7-218-07107-7

《疫症病案一百例》,高耀洁著,明报出版社,2011年,ISBN978-988-8081-99-8

The Soul of GaoYaojie: A Memoir, written by Gao Yaojie, Ming Pao Publications Limited,2011, ISBN978-988-8134-33-5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zh.wikipedia.org/wiki/高耀洁)(有删节)

从Burlingame到Filoli —拜习会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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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转自网络)

值此中美复婚,  亚太共荣的大喜之日, 习拜大婚在加州硅谷美丽的FiLoLi庄园举行。FiLoLi 的名字固然有点讲究( Fight for a just cause; Love your fellow man; Live a good life 为正义而战; 爱你的同胞; 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其终究不过是个百年前的美国富商曾经的后花园, 说不上有什么人文价值。 以双方高调示爱的用心,却选择此处举办复婚典礼,  不免感叹婚庆团队对新郎新娘过往历史之了解的匮乏和想象力的缺失。

拜习会, 2023年11月15日于美国加州FiLoLi Estate
拜习会, 2023年11月15日于美国加州FiLoLi Estate

 

FiLoLi庄园
FiLoLi庄园

 

这是因为,近在咫尺毗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以Anson Burlingame 命名的小镇Burlingame,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成为举办这场破镜重圆的婚宴的理想所在。

Burlingame 公共图书馆
Burlingame 公共图书馆

 

Anson Burlingame, 1820年生于纽约。对于粗通本国历史的美国人来说, Burlingame是位生活在两个世纪前的政治家,共和党创始人之一,林肯总统的亲密战友,废奴平权急先锋。而对国际关系史有所涉猎的人们可能知道, Burlingame曾于1861-1867年获林肯选派,担任首任美国驻华大使。

位于Burlingame图书馆内的Burlingame雕像
位于Burlingame图书馆内的Burlingame雕像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有个很传统的中国名字”蒲安臣”的美国外交官,因为在华期间不遗余力地推行对华合作的外交政策而获得中国政府高度信任。即将卸任回国的蒲安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被中国政府礼聘为近代中国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欧美,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争取和平发展的空间全力奋斗。也就是说,蒲安臣同时是今天出席大婚的伯恩斯和谢峰这两位伴郎伴娘的祖师爷。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1868年蒲安臣中国代表团出访的第一站,正是今天婚宴所在的旧金山。在旧金山期间他购买了一片土地,计划退休后来此居住,即是今天Burlingame市所在地。在代表中国出访欧洲期间,蒲安臣成功说服当时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公开承诺不以武力相逼,不施加压力,转而实施友好合作的对华政策。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

蒲安臣使团
蒲安臣使团

 

而转访欧洲之前,蒲安臣在华盛顿代表中国政府与自己的母国代表,前领导西华德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平等互利的友好条约: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条约声明,美国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支持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改革开放和以自己选择的速度完成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条约规定,中美两国可向对方各大城市互派领事,中国外交使团享受英法俄等列强的外交使团的待遇。条约承诺,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移民并在对方的国度享受该国公民的教育及其他相关权利及福利。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的条款之一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的条款之一

 

因为这份条约,从四年后的1872年起,在国家主席慈禧和国务院总理奕䜣的亲自批示下,在封疆大吏曾国藩,丁日昌主持下,在耶鲁大学第一位华人毕业生容闳的积极操办运作下,中国分四批向美国派遣了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近十年,从此开启了此后一百多年中国人留学海外的风潮。这些来美时不足14岁的幼童,全部分散寄宿在美国东北部爱好和平的普通美国人家庭中,在当地知名中小学接受教育;之后有五十多位进入了包括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在内的世界名校继续深造。归国后这批留学生大多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就有:第一次实现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推动庚款留学计划的驻美大使梁诚;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

。。。

在一个焦裕禄和白求恩故事是全体公民必修课的国度,却几乎无人知道蒲安臣在这次代表中国出访途中积劳成疾,倒在了冰天雪地的圣彼得堡。就是那个给蒲安臣各种使绊,拒不追随英美对华实行友好外交政策的罗刹国首都。客死他乡的蒲安臣,享年不足50岁。病逝前有感于工作的艰难和自己的健康状况,蒲安臣在从巴黎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我希望我已为中国争取到了与西方列强公平竞争的环境。。。有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撑不到这次出访结束。压力实在太大了。世界只看到我每天觥筹交错,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手头的工作让我感到痛苦和焦虑。那些所谓的荣誉,不过是死海之果,每个人都想得到,但没人想真地品尝。“

(I hope I have secured for China fair play from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England has left the old Palmerstonian policy and has met my wishes most fully. The other nations will do the same. I sometimes think that I shall not live through this mission. The stress is too great upon me. The world only sees the splendid side. I see the work and feel the pain and anxiety. What dead sea fruit all these honors are, and though sought by all they are enjoyed by none.)

蒲安臣病逝后,蒲夫人在从欧洲写回的家信里写道: “(先生说过) ‘我个人没什么可恐惧的。但我真希望自己能多坚持一段时间,这样可以完成剩下的出访列强的工作,就死而无憾了’ “。。。

[Anson said] whatever comes, I do not fear personally. I am as ready to go as I should be ten years hence. But I would liked to be spared to visit the other powers. Then my work would be completed.

“相比我个人失去先生的悲痛,我很难不想到那些(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他曾用尽全部心力为之奔走奋斗只至献身的亿万穷苦人们(因为他的离世而)蒙受的损失。“

I try not to be selfish in my grief, but to think of the loss to those poor people for whom he was working with all his heart and mind and in whose cause he died…

蒲安臣及夫人遗物
蒲安臣及夫人遗物

 

蒲安臣没能在自己计划退休之地享过一天清福,而是倒在了为几万万不同肤色的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权而斗争的路上。在寒冷的圣彼得堡,他的遗体躺在鲜花翠柏之中,身上覆盖着黄龙旗。病逝之后他被中国政府追授为副国级领导人。而在他的祖国,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仅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就多达三个,其中就包括这片他计划的退休之地。

蒲安臣墓地,位于麻省剑桥的Mount Auburn公墓
蒲安臣墓地,位于麻省剑桥的Mount Auburn公墓

 

 

此后的150年, 持续上演了中美两国相爱相杀的好戏。今天,在豪华的专机呼啸而来,浩荡的车队前呼后拥地去FiLoLi庄园做秀的时候,却没有人指出,最恰如其分的秀场,其实就在离他们专机停机坪不足一英里的地方。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这样完美的错过,勾勒的或许不仅仅是政客们的无知,掩盖的更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长期刻意埋葬的历史。而这样的无视,何尝不是当今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对自己及对方的历史了解程度的真实的写照呢?只有当那些聚集在280号公路两旁手捧塑料花摇旗呐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们,那些生活在硅谷已经或正在实现美国梦却从未想过在Burlingame驻足的人们,以及生活在太平洋两岸的17亿的普通百姓们都对 Burlingame和蒲安臣以及他所代表的致力于两国真正和平与友好事业的人们过去200年的努力都有所了解的时候,这样的复婚才不会一再上演。而即便上演,婚庆之处的选择也会更有诚意。

位于Burlingame高中旁的蒲安臣纪念公园
Burlingame

Burlingame画像
Burlingame画像

在美国当被告,我花四年打赢了这场荒唐的官司

Reading Time: 3 minutes

作者: 罗新

2023年10月25日,中午12点20分,我坐在美国新泽西的博根郡法院331法庭的被告席上。我的心脏怦怦地跳,仿佛要跳出胸口。屋子里的温度很低,我紧握的双手却似乎有了汗意。

刚刚,女法官宣布,陪审团已经做出裁决,即将宣布结果。

这场长达四年之久,并且耗费了我们无数心神精力的荒唐官司,到底结局如何,就要揭晓。

七位陪审员鱼贯而入,为首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手里拿着一张纸。他是一号陪审员,那张纸上就是裁决结果。

陪审员都落座后,女法官询问小伙子:“陪审团做出裁决结果了吗?”

“是的。”

“好的,请回答我的问题:原告白兹先生是否被XX公司拒绝了申请工作的机会?”

“没有。”

“投票结果是什么?”

“7:0。”

我的大脑似乎有烟花绽放。我们赢了!

7:0,压倒性的胜利!

面对咄咄逼人的大牌律师团,我就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强,硬扛到今天,终于让对方一败涂地。

一、碰瓷

事情要从四年前说起。

我和家人在博根郡开了一个小店。2019年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一份厚厚的法庭文件。打开一看,发现我们被人告了。原告是一个西班牙裔的69岁的老人。他说他是我们店的常客。在2019年3月30日,他看见我们店的门上贴了一个招聘启事,他就走了进去,向一个非裔主管申请工作。但是这个非裔主管却说:“不,你太老了”,然后还加了一句西班牙语:“太老了”。老头就离开了。

他指控我们对他有年龄歧视的违法行为,并以此找了律师,到新泽西高级法院把我们告了。

厚厚的文件里都是他的律师写的冗长的法律条款,要求我们提供一切相关证据,甚至包括所有社交媒体的信息等等。

突然之间成了被告,我有点懵。按照指控,这件事发生在差不多9个月前,但是我和几个家人都一无所知。店里的确有个黑人员工安东尼,但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不是主管。

打电话问安东尼是否有这个事情,他一口否认,还说:我怎么能说这个话,招聘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干嘛要去得罪人。

他是我们的老员工,平时也不是那种喜欢得罪人的性子,而且他就是普通店员,招聘的事的确不关他的事。

我们被碰瓷了!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这类案件。控告职场年龄歧视的案件有很多,比如有些公司解雇年龄大的员工;比如有些公司在录取的时候,选择了年纪轻的候选人。

我大概有了点底。第一,我们店里没有“非裔主管”;第二,唯一的黑人员工否认说过这句话;第三,这个人没有递交简历,没有被面谈,没有在我们店里工作过一天。第四,我和家人们作为这个店的主人和管理者,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发生过。

冤,真冤,比窦娥还冤!但是,事情砸自己头上了,只能去应对。于是,我和家人去寻找律师,从此踏上一条长达四年之久的应诉之路。

二、律师A

第一个律师A是一个大约60来岁的白人。他是由我们认识的另一个律师推荐的,是专门负责劳动法这方面的律师。

2020年的元旦刚过,我们就在他的律师事务所见面。他听了整个情况后说:我经常是替被歧视一方打官司,如果这个人找到我,我是不会接这个案子的。第一,案子的证据太单薄,基本上就是他的自述。第二,即使是打到最后他赢了,也最多赔他几个月的工资,作为律师,根本没多大油水。

他说很多情况下,面对这类案子,被告的一方出点钱,早早了结就好。

这也是后来几乎所有的律师,以及所有知道这个事情的人,给我们的建议。

在美国,打官司是一个漫长而昂贵的过程,快速和解,是最经济的做法。

当然,这个时候还不到和解的阶段。律师A接下这个案子,开始回应对方。他的费用是每个小时400美元。

我们一开始想的有点简单:原告指控一个“非裔主管”拒绝了他的工作申请,我们根本没有“非裔主管”,所以他的指控不成立,这事就应该到此为止了。

双方律师开始索要材料,进行取证。这时候,我们的律师犯了第一个错误,他没有向法庭提交撤案动议(motion to dismiss)。虽然提交了动议也不一定能被批准,但是至少要尝试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并不复杂,遇到某个法官也许就直接撤案了。

到了1月底,新冠在中国爆发,我和许多华人一样,开始往国内运送各种医疗物资。3月份,新冠在美国也爆发了,我们又开始打下半场。疫情在美国愈演愈烈,我们也关店了。

三、开价

6月初,我们收到了对方律师的第一次开价,要求我们赔偿原告4万5千美元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并说:如果你们继续打下去,你们会轻易花掉十万美元以上的费用。

4万5千美元,对于我们这样的小生意来说,虽不是天文数字,却依然很多,特别是我们正在关店期间,没有了收入。

而从我们的心理层面上看,这个数字就被放大了十倍、百倍。我们没有违反法律,我们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谈何歧视?给你几千元,把你打发走,我们可以勉强接受。赔你$45000,凭什么?你说你有精神损失,我们因为这个案件,也很焦虑,精神损失更大!

我和家人决定:不去讨价还价,把官司打下去。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就这样,双方律师你来我往,索要各种证据、填写各种文件。我们也不断收到律师费用。每个小时$400,随便几个电话,几封邮件,钱就哗哗地流出去了。

律师A说把所有程序打完,我们大约需要2万5到3万美元。我问了几个华人律师朋友,他们也说这个价格差不多。

八月份,对方律师大概看到疫情还遥遥无期,大量的小企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店也在关门中,觉得让我们吐出4.5万也困难,发了邮件,把赔款降到了2.5万美金。他们是这样说的:假如你们打下去,即使庭审赢了,$25000只相当于你们支付的律师费的一半;假如你们输了,$25000只能是你们赔款的零头。所以,无论输赢,现在以$25000和解,都是你们的最佳选择。

真让人郁闷。是坚持下去,还是选择和解?我们有点动摇。

四、录口供

时间一晃到了12月初,对方律师申请了对我进行口头取证(Desposition),就是录口供。因为疫情,这次取证选择视频会议的方式。

我们的律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没有对我讲解什么是口头取证。我以为那天就是和对方律师面谈一下。

口头取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有法院的书记员进行记录。那天早上,对方律师老卡、我的律师A、法庭书记员、加上我,同时登入zoom。

口头取证开始。上来第一件事就是老卡让我举右手,宣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里要说一下老卡。

老卡50多岁,是“老卡与老莫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已经干了律师这行30多年。我是刚刚知道,他是“全美百佳出庭律师”,连续15年的新泽西州“超级律师”,是新泽西司法协会的前会长,美国司法协会的理事,社会头衔一大堆,经常上地方和国家电视,发表过很多文章。

他还获过民权奖,并且是某“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委员会”的现任主席。

他这个律师事务所,有十几个律师,受理过上万个案子,有许多案子赢了上百万美元,几十万美元。

一句话总结,老卡是“金牌大律”,他的律师事务所也非常有实力。

在外人眼里,他履历光鲜,是业界翘楚。在我眼里,他不择手段,是无良律师的代表。这是后话。

口头取证开始,老卡表现的非常专业。毕竟是大律师,他问的许多问题我都毫无准备。比如“你们公司的股份是如何分配的?股权协议是哪一年签订的?每个员工的工资是多少?给员工提供医疗保险吗?你们是如何培训员工的,有录像吗?有员工手册吗?员工手册的第一版是哪年印的?……”

很多问题在我看来是和这个案子没有关系的,但是老卡提问,我就得回答。有些我还真一时答不上来。

大概一个半小时,取证结束。我长吁了一口气。虽然有的回答不是很理想,但是案子的基本事实,我都坦然地如实回答了。比如安东尼不是主管,他没有权力参与招聘的过程;比如原告从没提交工作申请材料;比如我们没人知道店里发生过那个事件。

对方律师对我的口头取证完成了。我的律师这时犯了第三个错误:他没有申请对原告进行口头取证。我催促他尽快取证,他却说等调解之后再说。

五、调解

又过了十天左右,我们双方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调解。调解员是一位退休法官。我和家人商量要不要和解(settle)。后来我们决定,可以接受和解费$5000到$8000。

那时我们给律师A已经付了9000多美元的律师费,案子进展缓慢,后面还不知要花多少钱。对方要2万5,又急着找调解员settle,我们想:赔一些钱,把事情结束了也好。

调解会议那天,调解员和我的律师先上线。我把案子的事实复述了一遍。调解员问我:“你们希望以多少钱和解?”

我回答:“我一分钱都不想给。”

调解员和我的律师同时摇头,指出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于是我说:“我们愿意以5000美元和解。我们店关门8个月,最近刚刚重新开张,生意也不好。不过我们领到了政府给小企业的新冠补贴金一万元。我们拿出一半和解,这是我们能给出的最多的金额。”

调解员和我的律师都觉得这个数字合理。于是调解员去和原告以及他的律师老卡去谈了。

过了一会儿,调解员上线,并且把原告和老卡也拉进来了。

我第一次看见了原告的脸,一个普通的老头,皮肤微黑。他的名字是白兹。

调解员对我说:“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愿意以一万美元和解。”

这个数字超出了我们原来预订的8000美元上限,但是又没差太多。我犹豫了一下,回答:“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数额。”

(现在回想,我当时为什么犹豫之后又回绝了,其实还是不甘心,觉得委屈。)

我竟然在老卡脸上看见了一抹失望的表情。

不过,我又说:“你们知道,这个店是我与几个家人一起合开的。我想回去再和他们商量一下,看看他们是否同意。”

这次调解就这样结束了。

我马上和家人商量,讨论之后觉得还是接受一万美金和解吧。这个事情已经拖了一年多了,律师费也花了不少,做个决断吧。

还是觉得气愤、不甘,但是,这哑巴亏不得不吃。

我于是给律师A发邮件,说我们愿意以一万美金和解。

第二天,律师A回复,对方要一万五千美元!

至今我没太搞懂对方律师涨价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当庭同意他们的数额,过后又服软了,想惩罚我们一下?

我们气愤之余,心反而安下来。本来我们这个和解就是不情不愿,就是强迫自己低头认怂。对方既然出妖蛾子,我们就继续打下去吧!

六、换律师

下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炒掉律师A。我们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我们已经付了$9000多的律师费,但是他基本上只是被动地“防守”,没有给原告方任何压力。我和家人那时对美国法律一无所知,他却从不解释、说明。有时,某个文件到了最后的提交日,对方律师催促了,他才想起来,给我们发过来,让我们自己填。

他时常对我们很不耐烦,甚至当我们询问某个问题时,说过:“你们公司还有没有英语更好的人?”

我向他表达了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于是他通知老卡,并把我也拉进邮件链。

老卡问我:“你的下一个律师是谁?”

我说:“我想自己来打完这个官司。”

老卡说:“不行。因为被告是公司,而不是个人,所以必须由律师代理。你如果没有律师,这个案子自动判我们赢。”

我说:“那我去找找免费法律援助吧。”

老卡劝我:“你们还是接受我们之前提出的$12500的和解金额吧,让律师A帮你们把收尾工作做一下,这事就结束了。”

我有些疑惑:“$12500?你们不是要$15000吗?”

原来,老卡在提出要1.5万之后,又跟律师A说:如果我们愿意和解,给$12500就行。让我们写两张支票,一张是$2500,给原告白兹;一张是一万美金,给老卡的律师事务所。

你们看看,律师A竟然连这个信息都没给我们。

我也了解到,赔偿金中,老卡是拿80%,白兹才20%。

律师收取代理费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小时收费,或者一次性收费。另一种是官司打完之后,按照赔偿金额分钱。我印象中一般是律师拿三分之一,原告拿三分之二。

而这个案子,律师竟然要拿80%!律师是案件赔偿金的最大受益人。

解除了和律师A的合同之后,我马上开始寻找新律师。我在网上寻找劳动法方面的律师,然后一个一个发邮件去询问。凡是有兴趣的律师,就电话交流。

我一直参加我们镇高中家长组织的一个慈善歌舞剧演出。这个演出是为镇高中的毕业生筹集奖学金,主要的筹款方式是一本广告杂志,里面是本地一些商家的付费广告。我翻看里面的律师栏目,也给其中的一两个发了邮件。

很快,我锁定了两个候选人,一个是30出头的年轻律师,对案子信心十足,觉得随便就可以帮我打下来。他的收费是$275一个小时。

另一位就是在我们的慈善杂志上登广告的本镇律师费罗先生,70多岁,他对我们的遭遇表示真心的同情。他的收费是$360一个小时。但是,他在看了我们的所有进展后,预估需要15个小时的工作量打到庭审前。于是,他提出我们一次性支付$5400律师费。如果最后需要上庭,他预计是两天,一次性收取$3600。

我们权衡半天,还是选了年轻律师。一是觉得他冲劲儿十足,信心满满,二是觉得他便宜。

七、律师B

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了。

这位律师B虽然每个小时的费用是$275,但是他每个电话,每个短信,每个email都要算时间收费,光是复习我们之前的各种文件就花了几个小时,要了我们不少钱。

而且,他对案子的信心直线下降,不断对我说:对方的律师很有实力,很有经验。

现在想来,估计是他查了老卡以及他的律师事务所的情况,被吓住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老卡是那么牛的律师,所以我有点不舒服:这么个事实清楚的案子,你都没怎么打,怎么能泄气呢?

律师B跟老卡谈了一次,然后跟我说:他们那边很愤怒,对你们很不满,坚持要以$25000元和解,绝不还价。

我无语:你这谈判技巧也忒差了吧!赔偿金直接被你谈翻倍了。

然后,律师B就不断催促我提高和解金额,让我出两万美元和解。

我简直想骂人:你一开始不是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个小case吗?说你分分钟就能搞定。怎么现在成了个棘手的案子?

然后我们不断收到他的账单,一个月下来,账单已经快4000美元。案子不光没有进展,而且大大倒退了。

我果断叫停,把他给炒了。让他再折腾下去,这钱就是无底洞了!

我马上回头找到本镇的那位老律师费罗先生,和他签了合同,一次性付了他$5400。

这是我在这个官司中做的最对的一件事!

八、审白兹

费罗先生接手后,从前面两个律师那里拿来所有的材料,赶紧填报并上交了一份马上就要逾期的文书。然后就是向对方提出口头取证。对方也提出向我的两个员工口头取证。于是,两边把时间凑了凑,定在了2021年4月初的一天。三个口头取证放在一起,只需要请一个法庭书记员就可以,能省点钱。

口头取证的前一天,费罗先生通过视频对两个员工进行了“培训”,主要就是解释口头取证的大概程序,让他们心里有些数。

对比我当初懵懵懂懂去录口供,费罗先生显然办事非常严谨,也是真心替我们着想。

口头取证依然是视频会议的形式。回答问题的人必须自己呆在一个房间里,周围不能有人。我和原告白兹可以登入视频会议旁听,但是不能说话。双方律师都在场。

老卡先询问安东尼。安东尼来自非洲加纳,50出头,在我们店干了十几年了。他从来没被律师录过口供,有些紧张。他可以说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所以老卡对他没有客气,有些问题让安东尼无法招架。

“你结过几次婚?有几个孩子?交过税吗?是如何报税的?公司给你报税吗?有过现金补贴吗?……”

安东尼那个时候的头脑一定是一片空白,一些问题只是本能地反驳和否认。

老卡的目的就是击破对方的心理底线,慌乱之下露出破绽。好在安东尼在关键问题上都如实并且肯定地回答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不记得他在那天来过,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我不会说西班牙语,我也从来不是主管。

我们的另一个员工是20出头的小伙子艾尔多。他的家庭来自波多黎各,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的口供还算顺利。他非常肯定地证实:他从没听见安东尼说过西班牙语,安东尼也从来都不是主管,他也不认识原告,对他没有印象。

老卡对两位员工的问询完毕,我们的律师费罗先生,开始问询原告白兹。我们事先给费罗先生准备的许多问题也派上了用场。

一问之下,我们都有些震惊。

白兹说他每几个月来我们店一次,每次都是找安东尼,让他打折。那天,他来我们店想看看有什么新东西,发现门上的招聘启事。他觉得自己如果被聘用,就可以拿到员工折扣。于是他径直走进去,对安东尼问:“你能雇我吗?”安东尼回答:“你太老了”,还加了一句西班牙语“太老”。他就离开了。

白兹说他当时没有提高声音、没有争吵、没有找店主,没有索要工作申请表。他也没有事后回来抱怨,或者要求见店主。

白兹说他在老婆的杂货店帮忙,已经做了七八年,从来没有出去找过工作。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依然在老婆的杂货店工作,也没有找工作。

他一直在领社安金。

也就是说,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有丝毫改变。

费罗先生又问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有没有失眠?”

“没有。”

“有没有吃药?”

“没有。”

“有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

“没有。”

也就是说,他的精神状况也没受到影响。

最精彩的地方到了。

费罗先生询问他有没有过其他诉讼。一问才知道,白兹曾经8次起诉他人,全部和解。其中六次是起诉他的两个前雇主,每个雇主各三次,不偏不倚。

8次和解,每次白兹拿到的赔偿金,从七千美元到三万美元不等。

我简直目瞪口呆。

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被碰瓷了。

现在我们知道,自己是被惯犯碰瓷了!

白兹甚至从来都没有走到录口供这一步。每次都是早早就和解,然后回家数钱。

我们还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费罗先生问白兹:“你3月份声称自己遇到了歧视,12月份才起诉。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找的律师呢?”

“大概事情发生后一两个星期吧。”

“那为什么要等9个月后才起诉呢?”

这时老卡突然大声说:“反对。这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隐私。”

老卡那道貌岸然的面目下隐藏的丑恶,这时终于露出一角。

老卡等了九个月才提出上诉,是因为一般店里的监控录像都是自动覆盖,监控数据只保留几个星期。我们店的录像数据就是大约两三周覆盖一次。

九个月,足够抹去监控数据,也足够抹去人们的记忆。除非是什么特大事件,否则谁能记得九个月前说的话,做的事呢?

所以,查无对证! 白兹的话就是唯一证词。

九个月,又足以让赔偿金滚动到一定数额。我想,他们的逻辑大概是这样:你看,因为你们的歧视,白兹先生失去了工作机会。来算一算吧,假如他一个月的工资是两千,那么九个月就是一万八千。他光是薪水就损失这么多,再加上精神损失…..。

为了保障客户的利益最大化,律师可以使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但是,我们这个案子,律师要拿赔偿金的80%。所以,这是由一个碰瓷老手与无良律师共同搞出来的针对我们的诬陷。

口供录完,我们都很兴奋。费罗先生说:“今天对于你们来说,是美好的一天。”

录口供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和法庭书记员的费用。我由于已经一次性支付了律师费,所以只需要支付法庭书记员的费用。费用是根据口供的长短决定。我只需要支付审问白兹的费用,$231。

老卡那边要付我和两个员工,一共三份口供的费用,特别是对我的询问比较长,应该总共花了一千元以上。

对方的底,通过这次问询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对这个官司的走向更有信心了。

九、简易判决

下一步,就是庭审了。由于疫情,法院的案件挤压很多,庭审日定的是一年后的2022年4月。

在等待庭审的一年里,法院又召集两个律师进行了几次调解。我们象征性地说了和解金1、2千美元,对方没有同意。

为什么费罗先生坚持让我们每次都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呢?因为他说,这可以让法官对我们有个良好的印象,认为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解决问题。而对方不同意接受赔偿,代表他们是比较难缠和贪婪的一方。

转眼到了2022年。我们的庭审日期被法院推迟到六月份。我们和费罗先生开始商量是否提交“简易判决”的申请。

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是要求法官根据书面材料对案件进行直接判决,免去庭审过程,节约大量的法庭成本。不过提交简易判决也要准备资料,特别是对方如果提出反对,这边还要应对。

费罗先生说如果我们这边申请简易判决,他就一次性收取$1800。

他说申请简易判决,对于我这边唯一的坏处就是这笔额外费用,而好处却有很多。万一法官同意简易判决,判我们赢,我们就不用上庭,也不用支付庭审那笔律师费。假如对方提出反对,他们必须提交足够的理由说服法官,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的全部底牌,可以为庭审做好准备。

我们同意费罗先生的建议。简易判决的申请在四月份初发出了。四月底,老卡提出反对,提交了一百多页的文件,里面大部分是我们三个人的证词,以及很多法律条文,坚持认为他们的起诉是正确的。

费罗先生又根据他的回应进行书面反驳。

5月13日,法官和两个律师开会,讨论简易判决申请。两个律师争执不下,最后法官说:还是由陪审团决定吧。

简易判决这条路失败了。

费罗先生说他私下与法官沟通时,法官对我们是同情的,但是他还是把球踢给了陪审团。

在美国,90%左右的民事诉讼都以和解或者撤案告终。我们这样一个小案子,竟然打到陪审团,恐怕是千古奇闻了。

费罗先生告诉我,我们这样的案子,陪审团一般由6到8人组成。因为是民事诉讼,判决允许有一票不同意。换句话说,作为被告的我们,只要争取到两票,就赢了。

只要两票就赢,我们的信心大增。

十、庭审改期

新的庭审日期是6月20日。我二女儿的高中毕业典礼是6月22日,加上两个律师那天都有事,所以提交了推迟庭审的申请。

对了,对方的律师不再是老卡,而换成了他们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女律师。

庭审日期推到7月,又推到10月,又推到12月19日。

我和费罗先生保持密切联系,经常通话讨论案子,每次也会说些闲话。他对我的了解逐渐深入。

有一次他说:“新,你的简历非常令人难忘。我会想办法在庭审时,引出一点相关话题,让陪审团更了解你这个人。”

12月19日那天早上,我准时到了博根郡法院指定的法庭,背着一个大包,里面有厚厚的材料,还有一份法庭陈词。

我花了不少精力写这份陈词,还让我那文笔很好的女儿为我润色。我要站在陪审团和法官面前,把这几年的经历的一切都说出来,要求法律公正判决。

对方女律师也来了,30出头,一身正装,拉着一个公文箱。

法庭里坐了几十号人,都是律师和当事人。法庭工作人员开始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点名。有几个案子在最后时刻达成和解,工作人员就让他们回家了。需要继续审理的案件,就开始分配法官。

第一轮我们没有分到法官,我们和其他剩下的人被领到另一个房间,继续等待。

第二轮我们又没分到法官,工作人员让大家回家,等待新的庭审通知。

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就这么无功而返了?

费罗先生说这很正常。有时候要来来回回好几次才能够分到法官。

那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激怒了我们。

这个案子,白兹是原告,我们公司是被告,我是被告代表。我们被告方的证人有两个,就是我们的两个员工安东尼和艾尔多。

原告方上交的证人名单也有两个,也是安东尼和艾尔多。

为了确保证人出席,一般律师会给证人一份上庭通知书,必须送到证人手中。

安东尼和艾尔多就是我们的员工,我只是每次通知他们一下,准备哪天上庭。

但是,比较古怪的是,对方律师每一次都给安东尼和艾尔多发一份正式的律师函,要求他们上庭。

从录口供那次开始,他们就收到这个信。庭审时间改了四次,两人也各又收到四次出庭通知。每次送信的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送达时间有时是早上八点之前,有时是天黑之后。

安东尼住在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帕特森,又是个黑人移民。送通知的大汉砰砰用力敲门,人不出来就一直敲,每次都有左邻右舍出来张望。安东尼一家吓得要死。

艾尔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有一次送信的人连门都没敲,直接推门进去把通知给他妈妈。

他妈妈差点吓出心脏病。

12月19日这天晚上,安东尼又听见砰砰的砸门声,过了很久也不停息。无奈,住在他家的表弟去开门。又是一个大汉,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几张纸,正是要求安东尼在19日早上出庭的通知!

可是,当时已经是19日晚上了,而且,白天的开庭已经取消了。

估计老卡的律师事务所是雇用了专门投递这类信件的公司来送庭审通知。阴差阳错,本应提前几天送达的文件,在开庭时间已经过了之后才送到。

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了费罗先生,他当即给女律师发了一封言辞严厉的邮件,指出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对证人的威胁和骚扰,是为了吓唬证人,让他们不敢出庭。费罗先生说,这两个人本来也是我们的证人,是一定要出庭的,你们明明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还要通过这样的手段送达通知书?这个案子本就是无中生有,是诈骗,你们赶紧撤案为上。请停止对证人们的骚扰。

一针见血。老卡为了迫使我们和解,真是使用了下三滥的手段。

从那以后,果然再无人给这两个员工递送出庭通知了。

2022年就这样过去。新的庭审日是2023年2月26日。那天,我依然是准时来到法院,费罗先生和女律师也来了。

又是重复了和上一次一样的程序,又是漫长的等待,又是没有分配到法官。又被打发回家了。

我听到女律师对费罗先生抱怨:“我家住的太远,每次过来单程就要一个半小时。这案子我希望他们能和解。”

我听了之后幸灾乐祸,活该,给了你们多少次机会你们都不抓住。现在我们都磕到庭审了,想和解,做梦去吧。你就跟着折腾吧。

对于我来说,已经给费罗先生付完庭审的费用3600美元,我一点压力都没有了。法庭离我和费罗先生的家又不远。我多跑几次都没关系。

而且,我跟费罗先生说了,假如庭审我输了,我一分钱都不给他们,我继续上诉,哪怕打到美国高级法院我也要坚持。

下一个庭审日是4月19日,我说不行,我要回中国。因为新冠我已经三年半没有回去,这个行程是非常重要的。

4月底到5月底,我回国呆了一个月。这时新的庭审日期改在7月11日。

7月10日晚上,费罗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女律师要求延迟开庭。她怀孕5个月了,是双胞胎,医生不让她长途开车。

庭审再次推迟到10月23日。

10月中旬,安东尼递了请假条,10月26日他要休假。我想起庭审这事,于是联系费罗先生,问他能否申请再次延期。费罗先生说,这一次法院已经给我们这个案子指派了一位女法官,而且按照常理,这个案子庭审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天,最好不要再延期了。

我同意了。该来的总要来,就这样吧。

于是,一场精彩的庭审大戏,在延期了八次之后,终于就要上演了。

十一、选陪审团

10月23日,星期一,天气晴朗。我头一夜出乎意料地睡了一个好觉。9点到达了法院的331号法庭,被告白兹和他的新律师已经坐在原告席上。原来的女律师因为怀孕已经退出,这一次的新律师是个300多磅的大胖子马克,30多岁。他家在宾州,距离这里单程2个多小时。

法庭的房间不大,除了白兹和律师,我和费罗先生之外,还有这个案子的女法官玛丽,法庭女秘书,以及一个法警。

这一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挑选陪审团成员。我们要从50个候选人里选出七人。

这50人其实已经经过第一轮海选。在第一轮的时候,除了要确定他们年满18岁,是博根郡的居民,没有犯罪记录外,还要剔除那些曾经来过我们店,或者认识原告、被告,两个律师的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了第一轮海选。总之,这50人都是过了第一关的。

法庭里有大屏幕,对候选人的面试是采用视频会议的形式。先是50名候选人全部上线,玛丽法官介绍各种规则、程序和注意事项,并把候选人们需要填写的问卷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让我们四人在众人前亮相。候选人们下线,进入一个一个的面试时刻。

每个候选人都要事先填好问卷。所以法官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问卷上哪个问题你填的是no?” 如果全部问题回答了“是”,那么就进入下一步的深入面谈阶段。

50个候选人,其中20个左右,对问卷上的某个问题说了No,即表明自己有理由不能参加这个案件的陪审过程。这20个人的理由五花八门,大部分是不能连续参加三天的庭审。比如自己生病、要照顾孩子、要照顾老爸老妈、刚刚工作、家里要换锅炉、是老师,是大学生,不能缺课、是护士主管,正在培训新护士,等等。

玛丽法官挺好说话,都同意他们的请求了。

候选人里有一个律师,跟马克的律师事务所有好多案子的纠葛,所以退出了。

有四个人,其实可以是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们虽然只看到这个案子最简单的介绍,已经直接站边我们。

有一个在建筑公司工作的西班牙裔人,非常反感现在随便乱起诉的现象,而且认为年龄歧视是个伪命题,太年轻太老都可以是雇主不录取这个人的正当因素。

有一个长相很精神的亚裔小伙子,看姓氏也许是华裔,他说自己的父母、叔叔阿姨都在美国开小店。“作为亚裔美国人,他们永远是被歧视的一方,而不是他们去歧视别人”。他无法保持公正态度。

有一个物业公司的主管,非常气愤地说:我们公司面临无数的法律起诉,很多都是无中生有。所有的案件都和解了,从没走到庭审这一步。但是我们为此支付了大量的律师费和赔偿金,物业管理费也只能不断上涨。他说自己100%是有偏向倾向的。

另一个是住在我们镇的一个韩裔,是50个候选人中唯一来自我们镇的。他说自己不同意新泽西反对年龄歧视的法案。年龄是与身体状况等其他因素密切相关的。假如某个工作需要天天搬动80磅的东西。一个老年人来,拍着胸脯说自己没问题。即使他看上去挺结实,你敢录取他,并且让他搬80磅的东西吗?

法官也同意这四个人退出了。我和费罗先生扼腕叹息。

那些所有问题都答了yes,进入下一轮的候选人,玛丽法官会问一些问题,比如:介绍一下你自己,介绍你的家庭情况,你的兴趣爱好,新闻是从哪个渠道获得;你认为雇主应该如何招聘员工;你觉得目前美国的法律系统,是起诉的过于轻易,还是起诉的不够,还是均衡;你能否抛开种族、信仰等因素,公正地做出判断,等等。

询问的目的,是让我们双方了解这些候选人,然后选出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员。

这些留下的人里,有两个华人男士,一个是年轻药剂师,另一个在医院工作,妻子最近回北京探亲。

每当访谈完留下的人达到七个的时候,这七人就会同时上线,双方律师开始踢人。踢人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每人各踢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候选人。然后访谈继续进行,达到七人后,重复踢人过程。每个律师有六次踢人机会。

对方律师首先踢掉了两个华人,然后踢掉了所有在访谈的时候,表达如今官司太多,很多是不必要的那些人。我们踢掉三个,一个是个老太太,新冠刚好,一直咳嗽喘气,不忍心让她来受几天罪;还踢了二个20岁的小伙子。他们任何问题都回答是是是,我觉得他们太年轻,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看问题不一定全面。

有一个西班牙裔候选人,我有些犹豫。他是个30多岁的卡车司机,和老婆孩子以及岳父岳母住在一起。他说自己的岳父已经70岁了,依然在愉快地工作着。

最后时刻,费罗先生还问了我一句:这个人你想留吗?

我想了想,说:留下吧。

我对于老年人工作没有偏见。如果你能胜任工作,干到70岁,80岁,都没问题。

就这样,经过一轮又一轮,最后剩下7个人,双方都同意,陪审团诞生了。

陪审团5女2男。

1号陪审员,男,白人:去年大学毕业,已经工作,父亲是法官,母亲是医生。

2号陪审员,女,白人:曾经从事法律工作多年,后来改行,目前是医院的管理人员。

3号陪审员,女,白人:硕士学位,已经当了17年的教师。

4号陪审员,女,白人:一个跨国公司的部门主管,热心参与教会活动。

5号陪审员,男,西班牙裔:FedEx卡车司机,岳父70岁依然愉快地工作

6号陪审员,女,白人:硕士学位,高中教师,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父亲退休了,母亲在医院从事管理工作。

7号陪审员,女,黑人:执业护士,丈夫是监狱管理人员,有两个上高中的孩子。

从这个陪审团的组成上看,明面上我吃亏了,因为没有一个亚裔,却有西班牙裔。陪审团里也没有一个小业主。

陪审团女性居多。因为对方律师踢了两个华人男士,我们踢了两个20岁的大男孩。另外,之前因为同情我们而失去资格的那四个人都是男士。

女性可能会更同情弱者(白兹),但也可能更同情我。这一点上我们双方持平。

这些陪审员除了那个司机外,都是大学甚至硕士学历的白领。所有人的言谈举止都是理性而有素质。我相信他们的判断能力。

法官让陪审员们即使回家也不能查这个案子,不能搜索原告被告双方,不能跟其他人谈论这个案子。总之,就是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以法庭上听到的信息来做判断。

这时,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利于我们的消息。对方律师向法官提出申请,让我们这边不能在法庭上提白兹曾经8次起诉他人,并都获得和解金的事情。

法官同意了他的请求,因为白兹的最后一个官司是在十来年前了。法律上的确有这方面的根据,超过一定期限的官司,可以不作为证据在法庭辩论中使用。

这本来是我们杀伤力最大的一个论据。我相信只要陪审团听到白兹以前曾8次告别人,其中两个雇主被他各告三次,心里的天平就会向我这边倾斜的。

我们的杀手锏不能使用了,而我一直担心对手还有什么隐藏很深的大杀器没有露出来。

我想对方一定有什么后招,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官司?为什么要跟我们拼到庭审?要知道老卡是大律师,他的事务所打过上万个官司。我们这个小案子,油水真不大,他们为什么要打到现在?马克每天从宾州来上庭,光路程就是五六个小时,他们的动力是什么?

我的头脑里总是有这样的镜头:在我们的庭审中,双方唇枪舌剑,不相上下。这时,对方律师突然向法官说:我们有新的证人(证据),请法庭批准我们呈现。法官同意之后,房间的门缓缓打开,一个终极大杀器登场了……。

十二、法庭辩论

10月24日,正式庭审日,陪审团七名成员全部到场,坐在陪审席上。法庭辩论开始。顺序是这样:对方律师马克开场陈词,我的律师费罗开场陈词,然后下面是交叉询问,依次是白兹、安东尼、艾尔多、我。

这个顺序是开庭前临时调整的,对我很有利。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出场。而且作为被告,我是可以听到安东尼和艾尔多的证词的。

对方律师马克第一个登场了。他的开场陈词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极力想说明白兹声称的事情是发生过的,而且是年龄歧视导致了他没有得到工作机会。

费罗先生出场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诉讼(frivolous lawsuit),是一个设计好的骗局。

然后,费罗先生把所有的事实清清楚楚地罗列出来,证明我们没有任何过错。

两个律师的开场陈词结束后,白兹上场接受交叉询问。他的回答与两年半前的口供基本一样。

有几个有意思的地方。原告这边提供的证据只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店的门上贴的一张招聘启事。马克问:“你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白兹回答:“是两天后。”

费罗先生抓住这个漏洞:“两天后你去拍照片的时候,你进店里了吗?”

“没有,我拍完就开车走了。”

“你为什么不进去跟店主抱怨安东尼做的事?”

“我害怕进去后,他们会叫警察抓我。”

全场静默。我能想象得出,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是一串问号。

费罗先生又问:“他们为什么会叫警察抓你?”

“因为他们拒绝了我的工作申请。”

这些话已经是毫无逻辑,胡言乱语了。

但是,他自己两天后偷偷回去拍了招聘启事然后溜走这件事,恐怕让陪审员们都要想一下,是不是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想起诉我们。

费罗先生又问:“在你一生当中,肯定有过不少难过、委屈、受到伤害的时刻。那么,你比较一下,那天在店里发生的事,和你一生中其他伤害相比,可以排在第几位?”

白兹回答:“那件事是我那一天中最难过的时刻。”

费罗先生重复问了两遍,白兹的回答不变。

白兹还说:“他当时如果跟我道个歉,我就没事了。我也就不会今天坐在这里了。”

他突然喊了一声:“我要正义!” 然后眼中似乎有了泪光。

我浑身恶寒,又有些愤怒。假如他说的是真的,那天的确被安东尼回了一句“你太老了”,可是,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句话对他造成的伤害是微不足道的,是一句道歉就能弥补的。那么,你为什么要起诉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拖入这一场长达四年的官司之中?

你还有脸喊:“我要正义”。我们的正义又在哪里?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和费罗先生出去吃饭,我们两人都觉得白兹的证词给他减分了。

下面就看两个员工的表现了。

下午安东尼第一个被询问。证人是不能参与前面的庭审的,所以他们不知道两个律师的开场白和白兹的证词。

马克刚刚问了安东尼几句话,当问到你是否认识我身边这位先生时,安东尼回答不认识。这时白兹突然向安东尼发难,质问他为什么不记得自己。玛丽法官马上厉声制止:“你不要跟证人讲话,不要干扰证人作证!”

我望向安东尼,他气的眼冒火星。他也被这四年的诉讼拖累的够呛,还被送信大汉夜里砸门。我心里一紧,担心安东尼被激怒。玛丽法官已经高声让法警过来,让法警站在白兹面前,阻断白兹的视线。

玛丽法官然后柔声安慰安东尼:“你不要看他,你可以看我,看律师,或者看陪审团。”

下面的询问没有太多“意外”。某个事情安东尼在录口供的时候说“我不记得了”,这次回答是“我不知道”。于是,马克非要说安东尼的回答不一致,“我不记得了”和“我不知道”不是一回事。安东尼说是一回事。两人纠缠了半天。玛丽法官隐隐有些不耐烦:“安东尼说的有道理。这个话题翻篇吧。”

艾尔多的作证要简单得多。两个律师都没问太多问题。

终于轮到我上场了。我的心情异常平静。事先想象的“大杀器”根本不存在;白兹的证词和现场表现都比较差;而我们两个员工没出大问题。

这一天,这一刻,我已经准备了快四年!

费罗先生先问了几个关于公司的基本问题,然后他问:“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中国辽宁。”

“你的教育背景是什么?”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专业是社会学。”

“你在美国也读书了吗?”

“是的,又拿了一个硕士学位。”

“你在中国工作过吗?”

“是的,从事妇女和儿童的研究工作。”

这时我反应过来,费罗先生这是给我立人设呢。

我和费罗先生从来没讨论过庭审上如何问答。我没想到他一上来就问这些问题,还问的这么直接。

他又问:“你平时都做些什么?从事慈善活动吗?”

“是的。疫情期间,我们店关门了。我组织了很多PPE的捐赠,捐给医院、老人院、警察局、消防局等。那时,中国人捐了很多这类东西。”

“什么是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就是口罩、手套、洗手液什么的。”

“你提到捐给医院?”

“是的,医院是捐赠的大头。”

陪审席上有好几个人在医院工作,或者有家人在医院工作。所以,我想费罗先生特意强调了一下医院。

“你听说过心愿单项目吗?”

我都没想到费罗先生递梯子递的这么明显。

“实际上这个项目是我发起的,是帮助那些领养了中国残疾儿童的美国家庭。”

“你的文化有什么特点?”

“我们的文化特别尊重老年人。每当有年纪大的客人来我们店,我都给予他们特别的照顾,从他们身上,我可以看到我的父母,看到未来的我。我们的员工也会给他们提供帮助,比如帮他们把东西搬上车等。”

好了,立人设的阶段到此为止。

现在回头想想,我还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因为事先没有准备,所以我的回答特别简单。其实可以说的事情还有很多,感觉我这个人设还不太丰满。

但是,也许这给了陪审团一个谦卑和诚恳的印象吧。

马克那边没有给我太多挑战性的问题。这件事情,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所以,我一切实话实说即可。他曾经想抓住某个文件里我的一个小纰漏来质问我。玛丽法官问他:“你问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小纰漏无关大局。”

其实那个纰漏我完全可以解释清楚,但是马克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而我,在回答两个律师的提问中,不断贯穿这样一个信息:我们这个小店,是这个mall里存活时间最久的店,已经快25年。这25年,我们没吃过一个官司。我们生存的技巧,靠的是小心谨慎,靠的是与人为善。

问询全部结束后,陪审团离开。费罗先生向玛丽法官提出撤案申请。他说:“从今天一天的庭审结果来看,这个诉讼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马克反驳了这个提议。玛丽法官犹豫了许久,还是决定明天继续开庭。

那天晚上,我忙到半夜,修改自己的法庭陈词,还给费罗先生的最后陈词提了好多建议。

十三、判决日

10月25日,判决日。九点,法官召集两个律师,以及我和白兹,讨论她拟出来的陪审团指示(Jury Charge)。她把这个案子的所有信息罗列出来,配上所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还加了几个例子,目的是让陪审员们理解如何做出公平的判决。

两个律师都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马克提出,将“原告要求经济赔偿和精神赔偿”这句话中的“经济赔偿”划掉。

因为原告的所有证词已经表明他没有受到任何经济上的损失,这时候再提经济赔偿,难免会让陪审团产生“这个人很贪婪,一切为了钱”的想法。

这次陪审团是由7人组成,所以需要原告拿到7:0或者6:1。

玛丽法官修改了陪审团指示之后,拟出了裁决投票表(Verdict Sheet)。这个裁决投票表上有三个问题。

1、原告白兹先生是否被XX公司拒绝了申请工作的机会?

下面有两个选择,“是”和“否”。

假如有六个陪审员以上都回答“是”,那么进入下一个问题。

2、原告白兹先生是否遭受了XX公司的年龄歧视?

假如有六个陪审员以上也都回答“是”,那么进入下一个问题。

3、你认为应该给白兹先生多少赔偿?请写下具体金额。

我和费罗先生都觉得这个投票表设计的不错,相当于给了我们双重保护。即使我们输掉第一轮,还有第二轮兜底。

马克马上表示反对。他说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可以合并。白兹是因为年龄歧视被拒绝了工作机会。

玛丽法官说: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坚持我的设计。某人被拒绝了工作机会,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细化可以让判决更准确。

11点,7名陪审团成员全部坐在位子上。两位律师面对他们,开始最后陈词,希望能再使劲一下,把陪审团拉到自己这边。

费罗先生再次重申:这是一次恶意起诉,是一次欺诈。他一条条摆事实指出这个起诉是多么离谱。他还说:“这位女士,Xin Luo, 有两个硕士学位,做过无数慈善工作,帮助过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她的文化背景,是对老人非常尊敬;她的员工,对她非常忠诚。你们觉得,她会自己做出,或者教唆员工做出,年龄歧视的事吗?”

他还说,这个案子,历时四年,浪费了很多公共资源。他恳请各位陪审员,在判决表上填写“否”。

接下来是马克的最后陈词。说实话,他讲的还不错,能让他发挥的空间并不多,他尽量说的真诚。他说:白兹先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尊严而战。请大家填写“是”。

两位律师的最后陈词结束后,玛丽法官开始给陪审团详细讲解“陪审团指示”以及“裁决表”,她告诉大家:用你们的心,你们的直觉,你们的判断,全面考量所有的证据、证词。

我始终没有机会在陪审团面前慷慨陈词,看来白准备了。

这时,时间已经是12点10分。而法庭的午休时间是12点半到1点半。玛丽法官让陪审团进入另一个房间进行评议(deliberating)。她说:你们先评议一会儿,然后休息一个小时,1点半继续开始评议。你们有了结果,就按一下房间里的按钮。

最紧张的时刻到了!

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制度,在公众的心目中向来褒贬不一。很多人觉得后果难以把握。这几天的庭审下来,我感觉我们这边发挥的不错,但是,我还是有些紧张。

我出去上了个洗手间,就走回法庭里坐下。这时我看见秘书桌子上的灯在一闪一闪地发亮。我想起法官说的:你们如果有了结果,就按一下按钮。我的心里升起期盼。

过了一会儿,玛丽法官走了进来,她宣布,裁决结果已经产生。

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我们赢了,而且赢得干脆利落,赢得痛快淋漓。第一轮的问题,我们就以7:0拿下。后面两轮问题根本用不上。

费罗先生参与的案子中有100多个到了最后的裁决。他说我们这个案子是陪审团出结果最快的一次。许多案件的评议时间都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而我们这个,不到十分钟。

也就是说,7个评审员,在走出屋子那一刻,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们全部在裁决表的第一个问题那里,回答了No。

7个陪审员,没有一个华裔,甚至没有一个亚裔,还包括了一个认同老年人工作的西班牙裔,他们全部支持我们!

这个胜利,太漂亮了!

我和费罗先生紧紧握手,又把消息通知了店里,引起大家一片欢呼。

压在大家心头四年的大石被瞬间挪开,让人无比轻松。

十四、信心

很多一直关心我们这个官司的朋友们听说这个消息,都表示祝贺,都说:“对美国的司法程序和陪审团制度又有了一些信心。”

而我,在慢慢平静下来之后,才觉得这个案子和这个结果的意义,非同一般。

在美国有很多恶意诉讼,有很多碰瓷和诬陷。而多数公司、企业甚至个人,为了避免漫长的应诉过程,高昂的律师费用,以及不确定的后果,往往选择和解,花钱消灾。

这也就助长了那些碰瓷者的气焰,让这类的官司越来越多。不少企业和个人都深受其害。

我们这样一个小企业,由少数族裔组成,被人恶意诉讼,而对方的代理律师又非常有实力,咄咄逼人。

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我们硬是挺到陪审团阶段,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个结果对于和我们一样被欺负的老实人和小企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对那些碰瓷者和在背后推波助澜的无良律师,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们的所有朋友和家人都知道这个案子;50个陪审员候选人知道了这个案子;7个陪审团成员从头到尾跟了庭审过程;法官、秘书、法警都熟悉了这个案子;最后一天还有两个年轻的实习生观摩了整个过程……。

这些人,会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他们的亲朋好友,还会告诉其他人:有这样一个案子,竟然打到陪审团,竟然大获全胜…..。

原来,小人物也可以不与邪恶和解,也能迎来公平和正义。

我们这个案例,也许会被玛丽和其他法官反复使用,作为后面判案的一个根据。

如果能够通过这个案子,促进一些法律法规更加完善,那就更不枉我们这四年的坚持。

而对于我们来说,假如当时同意以一万美元和解,加上已经付的9000多元律师费,我们花出去2万美元,换来一辈子的窝囊和气愤。我们会怀疑美国的司法制度,怀疑世间是否有公道。

现在,我们总共花了2万5千美元,赢来了一个碾压性的胜利。我可以一辈子都自豪地夸耀:我曾经打败了很牛的律师,并且在陪审团那里赢了全票支持。

给那些和我们有类似遭遇的朋友一点建议:

1、很多时候,从节省金钱和精力的角度来讲,和解的确比较“划算”。如果想和解,越早越好,不然律师费越来越多。

2、找个好律师。律师太重要了,找一个对你的处境真心同情,总设身处地为你着想的人。我很幸运,最后遇到费罗先生。

3、争取让律师给一个一次性付款的价格(flat rate)。这个案子我们最焦虑的时候,就是前两个律师不断寄来账单的时候。看见钱哗哗流出去,心痛;又对后面的花费无法预测,感觉心里没底。

当费罗先生接手后,费用都事先支付完毕,我们心理压力小了很多。庭审费,费罗先生一次性收了$3600。实际上庭审花了三天,之前还有两次去法院呆了半天又被赶回来,所以就是五天,还有八次延期,以及中间很多次电话、邮件沟通,和法官开会。费罗先生还要花时间准备庭审。我算了一下,整个庭审过程他至少花了40个小时,按照$360一个小时,已经快1.5万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我不是一次性支付了庭审费,而是按照小时付钱,那么,看见这么多费用每天不断叠加,心里也是会很难受的。

4、要对陪审团制度有信心。我参加了整个陪审团的筛选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严谨和公正的。而且不要低估人性的力量。即使是普通人,心中也有一杆秤。我的陪审团以史上最快速度,给了一个7:0的结果,说明人心向善,邪不压正。

打官司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事,希望没有人能遇上我们这样的事。不过一旦遇上,也只能面对。也许我们的经历,能给你们一点启发和鼓舞。

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我们用四年的时间,等来了一个正义的结局,并给很多人带来了对这个社会的希望。

2023年10月31日,万圣节,我和费罗先生一起,向新泽西高级法院提交了要求原告赔偿我们的律师费的申请(Motion for Bad Faith Attorney  Fees)。

费罗先生说,他打过这么多案子,还从来没遇到过被告赢了之后,把花掉的律师费要回来的,他也没听说过周围有这个事情。

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法律上,的确是有这样的条款,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实行。

但是,如果不去惩罚这些碰瓷者和无良律师,他们就会有恃无恐,就会一直钻法律的漏洞。

我不知道我们的申请是否被批准。我想,如果法院拒绝了我的申请,我会向众议员、参议员写信,我会通过媒体,争取公众的支持,来促使法律的改变。

不能总是老实人受欺负!法律也不能成为坏人的保护伞!

希望下一个好消息也能到来。

追求正义的道路比较曲折,但是,胜利的果实也格外甜蜜。

转载于:七彩娘娘

黄昏恋问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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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梧桐之丘

我也想找个情人,那可真不好找啊。年老的吧下不去手,年轻的吧不好下手。远的吧怕不方便,近的吧怕走漏风声,不如我的我看不上,比我强的他又看不上我。以前吧是有贼心没贼胆,现在呢是有贼心有贼胆,可是发现贼没了。我就纳闷了,你们都是咋找的呢?(网络段子)

有的人好奇,海外的华人,特别是准备二婚的老人约会多久可以睡了?

依我看,问的人好奇心太大,而且对兴趣昂昂。问得没什么错,先给你开个玩笑:好奇心杀死猫。

各说纷纭,地域说,子女说,经济说,眼缘说,修养说,各种说。我说:只要两个人投缘,第一次见面就睡了,又如何?不要太看重睡,谁还没有睡过,是不是。要不怎么叫二婚呢。这里暂且不说年轻人,丧偶人。

男人与女人不是一个人种,男人是下身驱动,没思考,而女人靠脑袋思考。这是至死不变的绝对真理。当然,女人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当她恋爱了,智商归零,任谁的劝告都听不进去,私奔往往是女方的决定。

千万不要被男人的花言巧语迷惑,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把女人睡了。可能有些女人不信,哪能那么猥琐,高尚的男人多得是。哈哈,要么我早就提醒你了呢,用女人的思维去想男人,大错特错!你们不是一个物种。重要的话说三遍。

看看公园里的鸳鸯,长得丑的是女的,长得漂亮的是男的。是谁追谁呢?当然是漂亮的追丑的,而且是那种无耻下作的谄媚讨好。你自己都那么漂亮了,还给人家丑女唱歌,献殷勤,寒惨不寒惨?呵呵,这就是造物主的安排,你别用什么科学数据来证明,没有必要。

走在街上,丑男的旁边有个美女,丑女手边挎着俊男,怎么一回事啊。不是说好的靓女帅男,天设地造吗。问这种问题的人太幼稚。美人天生美,她/他并不介意,来的容易,不靠个人努力。而丑人则不同,生来就自惭形秽,特别喜欢美人,所以处心积虑想把自己捯饬美了,然后再猛追美人。他们的心思致密,反复演练攻取方案,把那个从不设防的美人打得七荤八素,糊里糊涂就被丑人按进被窝里就范。

理智是二婚的大敌。

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加理智。离婚的女人受过伤,企盼下一个男人给她一个安稳幸福的家,至少比前夫好。

离婚的男人何尝不是,下一次一定找个更漂亮,更年轻的,贤惠听话百依百顺拿出手还乐于做饭洗碗。做你的大头梦!

没结婚的男人就像钻石王老五,市场紧俏。法拉盛那些搭伙吃住在一起的男女是干什么的?男人吃香得很。

而女人心心念念想找个家,不然心里空落落的,可又患得患失,生怕再次落入虎口。反复掂量,权衡。很多人找到合意的男人,先处着,能过的话将来就成家。我告诉你,正中男人下怀,再次提醒你,男人只想睡女人。说他不喜欢睡,那是他对你的性趣不够高。要么就是性无能。

男人有一坏,只要睡过了,他的架势就拉大了,摆谱了。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媳妇都是人家的好。一旦睡了你,将来结婚不结婚,生杀大权在他手里攥着。

在美华人大概情况是,男女都犯难。

有身份女人好像很矜持,50岁的还想找同龄的,60想找60的,这就很麻烦,因为男人就想找年轻的。

男人简单,年轻漂亮是检验婚姻能否有望的唯一标准。然而很多男人自不量力,不管自己什么能耐,不管有没有房产,有没有钱,只管心里骚。你的钱够吗?人家的孩子能培养吗?两个人单过二人世界现实吗?

睡,什么时候睡,睡多少次,睡的质量,都是学问。当然不必刻意追求或者求证,本来就是浪漫的事情被你精算就索然无味了。

笼统地说,温柔顾家会哄女人开心,给女人安全感的男人相对容易些,找那些想方设法办身份的女人上手容易些,第一次就睡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回中国大陆去找年轻的,那个系数就更大了。当然,无论在哪儿,还得需要男人的花功,就像漂亮的鸳鸯,要恬不知耻。对那些情商低得可怜的男人,对女人练习说一些自觉下贱的话,当然不是耍流氓的话。例如,我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合适的。见到你,我的心就踏实了。你说吧,让我怎么做才能与你在一起。

至于女人嘛,你就放心吧,只管慢慢挑。因为老天爷早已给你安排好了天下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睡不睡,姐说了算。急死这帮臭男人!这也是为什么男人在美国找女人难的缘故。

睡,对准备二婚年纪大的人非常重要,就像吃饭一样重要,不可或缺,80岁该睡还得睡。然而睡多睡少,什么时候睡,因人而异,高兴就可以,不在乎是第一次见面还是第N次见面。

善意提醒:睡前由女,睡后由猪!

张益唐 天才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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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益唐是个「ambitious」的人。他一生都致力于研究数学中古典的大问题,并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冒险和境遇窘迫。但人生的奇妙之处在于,张益唐命运的改变并不是来自于他研究了几十年的「大问题」,而是源于一次旁逸斜出。如今潮水退却,张益唐重新回到他的主路,思考他的数学宇宙。数学中并不总有灵光一现的时刻,更漫长的是自我的孤独与煎熬。

文|杨宙

采访|杨宙 林秋铭 翟锦

编辑|金焰

摄影|尹夕远

原载《人物》

 

盛情难却

一个天才在抵达人生的巅峰时刻之后,会发生什么?

央视节目录制的后台休息间,张益唐和妻子孙雅玲端正地挤坐在沙发上。张益唐谦和平静,妻子笑得灿烂。

前一晚,他们在宾馆大吵了一架,为的是今天上台录节目,张益唐应该重点说哪些内容。讲太多关于数学的研究,是妻子最无法忍受丈夫的一点。「你东西做得怎么样,不要讲太多,简单点讲,中间你的磨难,每个人都爱听这些东西,磨难当中怎么坚持,后来我得了什么奖。」据说吵得连宾馆经理都接到投诉前来敲门。

显然,张益唐没有赢过妻子。在被观众包围的圆形舞台上,张益唐一一按着妻子提出的三大重点,有条有理地做完了演讲——起点、磨难与奖项。关于数学的部分,只用了两段话匆匆带过。

妻子的话不无道理。作为国际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张益唐最重要且唯一的成就——2013年「孪生素数猜想」的证明过程,世界上只有少数数论学家能真正看懂。而在获得成就以前,他过往58年人生的「传奇故事」倒是所有人都津津乐道的:一个北大的数学天才,一个落魄的赛百味员工,一个50多岁籍籍无名的普通大学讲师,凭一篇论文一举成为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

算起来,那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类似的演讲邀请在国内数不胜数。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担任终身教授的张益唐每年有两个月的时间回国度过夏天。除了先后在中科院和北大给学生上暑期课程,他的一系列关于「我的数学生涯」的演讲从香港、澳门、内地的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早在每年开春,纷至沓来的邀请就塞满了张益唐的学校邮箱,得不到回应,它们又会出现在他妻子的微信里。大多是熟人、校友,妻子用表格按地区和时间排列好,如秘书般严密策划行程。

有时候,一些活动的意义让人费解。在2018年一个互联网巨头公司的科技大会上,张益唐被邀请上台,与其他几位国际数学家站在一起,举着写有自己心中最美公式的小黑板,没有发言。在今年广东沿海一所高校的荣誉院士颁授及学生毕业典礼上,受到该校新任校长、他的北大师弟的邀请,张益唐在做完另一所学校的演讲后,与妻子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典礼现场。典礼长达两个多小时,院士轮番讲话,毕业生挨个儿上台拨穗,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除了捧师弟的场之外,与张益唐没有一点关联。

《人物》记者参加了这场典礼。开场前,背着双肩包、拄着拐杖的张益唐被工作人员误认为是家长,差点让他在大厅外排队等候。在混乱的彩排阶段,他与妻子坐在第一排的正中央,是最早到场的嘉宾。活动结束,夫妻两人从礼堂往外走时,妻子还是笑得灿烂,手上抱着两套学校宣传册——就是散发在每个座椅上,你一般不会带走的那种。

张益唐曾经说过,对于出名,他并不感到高兴,反而觉得头疼。但对于妻子孙雅玲来说,出名让她融入新的生活。作为张益唐最信任的人,她接触到了热闹的新世界。

孙雅玲来自东北,90年代末到美国打工,在餐馆打工时认识了当时正与朋友聚餐的张益唐。与沉默寡言的张益唐相反,孙雅玲极其外向开朗。她自小是家中的大姐,性格坚韧,张益唐每周7天在学校潜心工作,她则包揽了家里从做饭、搬家到爬树剪树枝等所有家务。家务之余,她会到当地免费学校学电脑、英语和缝纫,周末没课就背起书包带瓶水,独自在圣塔芭芭拉周边游荡。

每年回到中国的两个月是她更加开心的日子。周围都是中国人,语言终于毫无障碍了。前几年随张益唐在中科院附近的公寓短住,她自己就可以摸索着坐上19路公交车,到海淀的紫竹院公园跳广场舞。这几年回国次数多了,她也几乎熟络了数学圈里的一切大事与八卦,微信列表里排满了中科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等顶级科学家的名字。圈中人都知道,要找张益唐,先找孙雅玲——孙雅玲几乎从不拒绝。她向《人物》记者描述,被张益唐拒绝了的人找到她,她立刻拍板,「订票订票,这事我做主。」

而对于种种熟人邀请,张益唐的态度则是模糊的。对于需要专注思考的数学家职业,过多的活动必然是一种干扰。他心里清楚,「有些并不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只是一种面子,不好推却,我才去的,不是说我喜欢去。我还是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着。」

「为什么不好推却?」

「中国有一句话,盛情难却。」

但只要妻子安排上了,只要不影响授课,他最多稍稍提起音调表示生气,随后又会降下去,变为沉默。这种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是分裂的两个张益唐,也出现在许多其他时刻。讲台之上,无论是作为演讲者还是教师,他都是那个绘声绘色的入世者,善于言辞,通晓文学艺术,在美国学生对数学普遍兴趣不高,以及他本人强烈的口音等不利条件下,他依然是学生评分中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到了台下,他又立刻变回最沉默的人。接受《人物》采访时,当被问及为何他的眼睛一直没离开办公桌上的一沓写满数字的草稿纸时,他声称自己「可以边采访边想问题」。而对于我们的问题,他的一个经常出现的答案是:「你问我太太吧。」

这样一种并不热情的态度,却一点都不会让人跟高傲扯上关系,相反,他身上有一种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谦逊。正值北大毕业时节的6月末,前来采访孙雅玲的《人物》记者被北大门口的保安挡在了门外,电话里孙准备出来接应。那几乎是北京最高温的几天,将近20分钟后,戴着茶色墨镜的张益唐拄着拐杖,和妻子一起从远处缓缓地走来。他说话做事斯文儒雅,一顿一挫。那时他们刚到北大一天,不确定如何领人入校。在孙雅玲试图用「这是大数学家张益唐」向门卫解释之后,张益唐缓缓地掏出钱夹里的校友卡,谦和地问门卫:「您看这张行吗?」

 

一匹 Lonely Wolf

加州圣塔芭芭拉,美国西海岸的阳光度假胜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就伫立在绵长海岸线的一角,从谷歌地图上俯瞰,学校里的那片沙滩往外,就是浩瀚的太平洋。

在孪生素数猜想取得成果之后的第三年,张益唐成为这所大学的终身教授,从美国东北部寒冷萧瑟的新罕布什尔搬迁至此,在60岁时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这里,每周一三五上课,今年被分配的矢量微积分课程对他而言驾轻就熟。每周7天,早晨7点钟校巴从离家十几分钟的站台经过,张益唐常常在这个时候上车,以躲过再晚一点儿的学生高峰。他往往带着一颗水煮鸡蛋和几块bagel面包,再配上学校买的咖啡开始新的一天,直到晚上7点离开办公室。

但他的教学任务不多,只是喜欢在学校待着,思考。他没有科研压力,因为不需要通过不断发表论文去获得更多项目经费。给同事韦国芳留下印象的是,到学校将近3年以来,他似乎连start-up里的经费都没有申请完。毕竟,对张益唐来说,做数学只需要纸和笔,有时甚至二者都不用,「只要脑子去想就行了」。

他几乎像是数学系的隐形人,每天就坐在自己位于South Hall 6层的狭小办公室里,关上房门独自思考。同事和学生都了解他的习惯,「open door」 policy,只会在门敞开的时候前来找他。长久的专注与独处,让坐在对面办公室、同样也是60多岁的老教授Mihai Putinar惊叹,真是一匹lonely wolf。

只有下午的一小段时间,在数学系大楼不远处的杜鹃花丛、入海口不远处的湖泊,以及面向太平洋的沙滩,人们可能会看到独自散步的张益唐的身影。他的博士生Garo Sarajian说,散步同样是他思考的过程。

成名之后,《纽约客》记者曾问他,数学家需要什么天赋?「专注。」张益唐毫不犹豫地说。

早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当讲师时,张益唐就坚持每周7天到办公室上班。不像温暖的加州,有时在东北部的冰天雪地里,学校校车停运了,他就穿上长靴,踩着齐膝的雪步行到办公室。

孙雅玲回忆,有一次张益唐在大雪里边走边想问题,一不留神崴了脚。因为没有骨折,张益唐怕麻烦不愿意去医院,从此落下了跛脚的毛病。

他原本有一辆开了很多年的福特汽车,但去新罕布什尔之前就被卖掉了。车在雪地里不好走,更重要的是费神。「开车时想问题虽然也没出过什么事,但后来每次开车前,总要告诉自己『别去想了』,『开车时可不能走神』。不开车比开车过得更自在一些,少了很多束缚,也没有负担。」

妻子孙雅玲说,有时候张益唐会彻底沉浸到一种只有数学的状态里——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在长达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就会经常自言自语,「脑子就像走神一样」。「他根本就不能开车,什么也不能,就走路,低头走,边走边想,就这样的。有时我睡到半夜一看,给我吓一跳,他睁着眼睛呢,就是睡睡醒醒、醒醒睡睡的状态。」

为了让他分散注意力,孙雅玲有时会在出门前准备好馄饨皮和馅儿,让他动手包馄饨。等她回家一看,皮和馅儿都没剩。「我说他还挺会包」,第二次、第三次也是这样。「我说这还用算呢?他说当然用算了,他把那馄饨皮像扑克牌一样扭开,如果是100个皮呢,那碗里馅儿他也分100份,这样包出的馄饨不多也不少。我说,哦,这数学还有点用啊!」 在孙雅玲看来,一个人只做一件事,「上班这样,下班这样,也不说话」,是可能会得忧郁症的,除了包馄饨,她还会让他炒菜。

在获得巨大的声名之后,张益唐曾被邀请访问普林斯顿6个月。一部名叫《大海捞针》的关于张益唐的纪录片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彼得 · 萨纳克说,有一天他偶然碰见了张益唐,于是跟他打招呼,张益唐回应过他的招呼后说,这是10天来他第一次跟别人说话。萨纳克想,即便是对一个数学家来说,这也太过孤独了点,于是他邀请张益唐每周来和他共进一顿午餐。

事实上,对成名后的张益唐来说,孤独是他的常态。从美东搬到美西之后,过往20多年的朋友联系渐渐淡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他还会为一场篮球比赛的得分、一张新买的勃拉姆斯唱片拨通朋友的电话。而现在,好友们为了不打扰数学家思考,来往越来越少。就连张益唐每年在朋友生日时会固定发送的生日邮件也搁浅了。问起为什么不发了,他的解释只是模糊的「时间长了,跟谁也不发了」。即便在家中,他也会在听CD时戴上耳机,「不知道他在听《柴可夫斯基》还是什么。」孙雅玲说。张益唐在回答《人物》记者的问题时,曾经多次提到对孤独的自如,「习惯了,我习惯孤独。」

在这个或许是人为营造出的孤独世界里,如今64岁的张益唐依然保持着极强的专注力和敏锐度。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学系主任Jeffrey Stopple不常与张碰面,却在与他学生交流时发现他们正在从事一些「非常ambitious」的研究;博士生David Nguyen则每次都在一系列繁复冗长的计算中对张准确的判断力惊叹,「他总是知道最关键的那一步」;也是因为这样,博士生Garo每次与张交流的时间都显得极其短促——有时候5到10分钟就结束了,因为对话总是在他尖锐而精准的指导下很快结束。「他就像是一位精确度无与伦比的世界级外科医生。」Garo说。

他把所有剩下的时间都留给了自己从青年时代就下定决心从事的「大问题」: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作为广义黎曼猜想的「一种特殊并且可能比其弱得多的形式」,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证明对于推动黎曼猜想有极大的意义,与他此前的孪生素数猜想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用他的同事、数论学家Stopple的话来说,如果张能对此作出证明,那么加上他的上一份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其概率)就像是同一个人被闪电劈中两次。」他说,「如果他从未成名,那么做出这项工作也会让他跟上次一样被世界瞩目。」

6月底的一次国内学术报告中,面对大部分冲着他传奇故事而来的观众,他还是认真地讲述了这个他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研究的工作。有那么一刻,他忽然放慢了语速,像是对着前方的一片虚无,这条漫长道路上的终点:「对于数论学家来讲,有两个宇宙,在第一个宇宙里,不存在朗道-西格尔零点,但在第二个宇宙里,有此零点。」

「我们的困惑是,并不知道我们到底生活在哪个宇宙里面。」

张益唐在比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沙滩上散步,并写下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 图源Quantamagazine

最重要,最著名,最冒险

过往4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张益唐事实上只发表过3篇论文。除了2013年的孪生素数猜想之外,另外两篇分别发表在2001年的《杜克数学期刊》和1985年的《数学学报》上,都与黎曼猜想有关。

长久不发论文的原因,是他很难接受「Partial result」。这些年里,他自称手上攒了一些随时可以出成果的研究,但拿出来他不甘心,「为什么我不能把它完全做完?完全做完之后拿出来的东西就是大东西了。」这与如今主流的数学家不同——更多时候,当今的学术圈讲究交流与碰撞,不断发表论文才能获得同行反馈,从而推动研究。

无论是学术风格还是个性上,他都是个「ambitious」的人。他几乎只做数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博士毕业之后便直接投身数论领域最重要的黎曼猜想相关研究。他曾经在采访中说:「我有这个野心。黎曼猜想在数学界是公认的,不管是哥德巴赫猜想还是孪生素数都没法跟它相比,它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问题。」

这是张益唐真正想要做出的「大东西」,即使他自己也承认,没有太多人可以真正做下去,因为「毕竟是太难了」。但这也正是他最爱的数学的开阔幽深之处。朋友齐雅格说,「他就是对大问题感兴趣,所以是很冒险的事情。也许你一事无成,等于你到头为零。你要是做到二流、三流的水平,那总是有进展。」

北大数学科学学院院长陈大岳介绍张益唐所从事的解析数论领域,「留下来的问题都是一些硬骨头」。陈大岳说,北大数院有一位数论方向的副教授,是张益唐的同门师弟,毕业时曾做出过很好的研究工作,但后来一直没有更大突破。

「所以这个领域并不容易。你看张益唐自己前面也是,20多年也是很低沉,后来才一鸣惊人。他有更坚强的信念,更执着的追求,所以后面终于有一个机会给他逮住了。」陈大岳说。

「想要重大突破,就要耐得住寂寞,甘冒风险,有可能一无所获。」陈大岳说,「你看人家安德鲁 · 怀尔斯,人家是拿到tenure(终身教职),然后他中途做8年,把费马大定理做完了。」

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张文鹏与张益唐师出同门,在80年代分别师承数论泰斗潘承洞与潘承彪院士。90年代刚毕业时,他也想过做大问题,但很快就放弃了。「没有任何底气,没有任何把握,可能一辈子做不出来,你可能面临着连个副教授、正教授都评不上。」他形容张益唐做的古典、经典的大问题,可以用大煤矿来比喻,「而我们就是在旁边旁敲侧击地做一些小生意」。

事实上,张文鹏的担忧正是张益唐前半生的写照。

1991年博士毕业后,张益唐与普渡大学的导师莫宗坚不欢而散,没有拿到推荐信,也没能找到一份可以接纳自己的教职。读博的最长期限7年到期,他开车漂泊在四处,到各个学校应聘,可能是因为通讯不那么方便,也可能是因为缺少了导师的推荐信,找工作无疾而终。

当时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沈捷偶尔会接待这位北大老同学。当年在北大,张益唐是班里「所有人之上、比第二名高出很远的人」,沈捷记得这位过去爱聊天、爱背诗词的天才变得沉默。那些年在美国的北大同学聚会上,再也没出现过张益唐的身影。

后来,在一位北大化学系校友的邀请下,张益唐来到其在肯塔基州开的赛百味加盟店当会计,店里忙的时候也帮忙收银。他会做三明治,但并不想做。不工作的时候,他常去附近肯塔基州大学的图书馆读代数几何和数论方面的期刊文章。几年以后,他在《杜克数学期刊》上发表的重要论文,就是来自这一阶段的积累。

当时的IT行业方兴未艾,按张益唐的好友看来,以他的数学能力,进入IT行业很容易,至少在经济上会收入不错。一个例子是,1999年初,一位在美国英特尔公司工作的、北大时期的一位师弟找到张益唐,让他帮忙解决一个网络设计中技巧性极强的纯数学问题,张益唐花了一星期解完,后来还成为了一项专利。但除此之外,张益唐再也没有涉足过这个领域。「他选择了(数学)这种东西,至少他把其他很多的追求就放在一边了,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承受很长一段时间那种生活的不顺利、不愉快。」好友说。

这样的日子延续到了1999年。

在北大师弟葛力明的推荐下,张益唐来到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大学担任临时讲师。这是毕业之后,他第一次接近学术工作——尽管只是每学期上4门课,按日结薪,没有研究经费。但这些都对他不重要,至少那里还有办公室,甚至对他来说,纸和笔足矣。

张益唐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和学生讨论数学问题  图源discovermagazine

某种程度上说,在新罕布什尔的日子,除了职业从赛百味员工转变为教师之外,张益唐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变化。那一年他44岁了。租在距离学校8英里的小镇上,与几名学生住在一起,睡觉时只有铺在地上的床垫。周末他会给他们炸花生米、包馄饨。那样的日子已经让他满足,多年以来也没有主动申请正式岗位。

他继续在做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等几个多年来研究的大问题。周末校巴停了,他需要走上好几公里,乘坐慢慢的火车来到办公室。同事李林园就是在那时与他相熟的,因为知道华人在美国工作不好找,他也从来没有问过张益唐,为什么到这个岁数依然还是个临时工。他只听过他正在研究难题,但具体是什么,他也从来没过问过。下班了,他们各自回到不同的镇上,人来人往,疏离又自由。

50岁那年,临时工张益唐才正式被学校聘为正式讲师。2001年在《杜克数学期刊》上的那篇与黎曼猜想相关的论文发表之后,当时的系主任Kenneth Appel想直接通过这篇文章将张益唐提升到教授级别。Appel是世界级的数学家,在1976年完全证明了四色定理,但他的提议遭到系里同事的反对。

孙雅玲回忆,她当时很生气,质问张益唐,「你怎么不去争啊?」她恰好得知同系一个32岁的大学生工作的第二年就提了终身教职,就去找学校理论,「我说张益唐教学能力特别差是不是?人家怼我说张益唐论文数量不够。」

10多年后,坐在中科院的办公室里,《人物》记者问张益唐:「这个问题上如果你做了十几年,却没能成功,甚至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你在做这个工作,那怎么办?」

「那才好呢,」张益唐说,「这样我就可以安静下来了。」

如今回忆起张益唐最困顿的岁月,朋友们最深的感受都是他精神上的富足。每次朋友们聚在一起,大家聊的都是「奇点啊,霍金啊,爱因斯坦啊,哥本哈根学派啊,量子力学什么的,谈一些很宏大的问题」。每当张益唐去纽约的好友家,两人在门口点根烟,谈谈文学,谈谈历史,烟雾里缭绕的都是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好友看来,他们那代人是最后有共同文本的一代,很容易就聚在一块,因为「知识底色相当一致」。

好友齐雅格当时是迈阿密大学音乐教授,离张益唐不远,还开玩笑要带他去拉斯维加斯,「如果他要上拉斯维加斯去赌钱的话,他早富了,他不是说能记住6副牌的人,他60副牌都记得住。」齐雅格说,「我说我要不教你吧,咱们去赢钱,赢完了咱一半一半,他说算了算了,不用教我,我不会。」

许多年之后,齐雅格才听说他没有被导师善待,才听说他曾经住在车里边。在齐雅格的记忆里,张益唐当时活得自在,每次杜克大学的蓝魔球队荣登榜首,他就会打给作为粉丝的张益唐庆贺一番;有时候电话里张益唐还会哼起刚刚听过的一段交响乐。

对当时的他们来说,张益唐随意来,随意走,两人就像是「罐头朋友」,「什么时候都可以打开」,并不受到世俗的成败、地位差别的影响。齐雅格说,「他并不是因为我是音乐家,才跟我好,我也不是因为他是数学家,就跟他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他也觉得我是个好人。」

齐雅格到现在都还记得每年自己生日时,张益唐的电话打进来时的声音:「『祝你生日快乐啊,好了,我是张益唐』。『噔』就挂了。然后他就回到他的数学里边去,回到他的素数里边去。」

分叉的小径

人生就是如此奇妙。张益唐命运的改变并不是来自于他研究了20多年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而是源于一次旁逸斜出。

2008年的旧金山湾边上,世界最顶尖的一批数论专家聚在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准备攻破一个「就差最后一步」的重要问题——是否存在孪生素数间最大间隔的常数。这是与黎曼猜想、哥德巴赫猜想齐名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早在40年前,这个问题就看起来毫无希望。后来来自美国的Daniel Goldston、匈牙利的János Pintz和土耳其的Cem Yildirim已经投入多年,始终无法迈过最后一道坎。

一周之后,会议宣告失败。数学家Goldston甚至绝望地认为,自己有生之年都不会得到答案了。

当时,还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教书的张益唐,对远在西海岸会议中发生的一切悲观一无所知。他继续一边教学,一边研究着自己一直致力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命题。这一年,他还把自己写的一篇关于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50多页的文章挂在数学公开网上等待讨论。

两年后的一天,他在浏览Goldston、Pintz和Yildirim3人在2005年所做的工作时发现,距离得出最终结论——如一位数学家的比喻——似乎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了。这个问题他已断断续续想了多年。「我有一种直觉,我没法去论证这种直觉。」他后来对媒体说,「但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可以做出来。」他暂停了一直以来的其他研究,把两年多的时间投入到这最后一丁点的距离之中。

那已经是张益唐来到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第14个年头,他依然是一名讲师,如果没有什么意外,过几年他就该退休了。那时候他也还常去齐雅格位于科罗拉多的家中,他家院子宽敞,花园里时有梅花鹿经过。

2013年5月13日,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同事李林园还记得,大约上午10点,他刚刚下课,在办公室的走道上碰到张益唐。他拿着一封信,平静地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世界顶级数学期刊Annals of Mathematics 通过了他的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这篇论文打破了该杂志创刊以来的最快接受速度,仅仅3周就获得了通过。如后来人们知道的那个故事——2012年7月在齐雅格家的后院里,张益唐没有等来梅花鹿,却跨过了那根头发丝的距离。后来,张益唐到普林斯顿访学,遇到当时的审稿人伊万列斯,他评价那份证明,「水晶般地透明」。

李林园回忆那天的张益唐与寻常不太一样,「平时表情也不是那么多,那一天至少还是有笑容的。」那时春天来临,雪在上个月底融化了。那天中午,他们到附近小镇上的饭馆里吃午饭,没有喝酒,各自吃了个三明治,算作庆祝。

后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彼得 · 萨纳克在接受《纽约客》采访中这样评价张益唐的研究,「很多人像使用电脑一样使用定理,他们认为如果定理是正确的,那很好,我就可以用它,」但是张益唐的做法不同之处在于,「对技巧理解得足够深刻」。他修正了另外3名数学家的一个定理,最终跨越了那道门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教授爱德华 · 弗伦克尔曾评价,张益唐的证明拥有「文艺复兴之美」,尽管深邃繁复,但思路清晰明了。

突然而至的世界级荣誉没能让这个普通的讲师家庭立马适应过来。一连串的获奖消息、演讲邀请和采访需求,令张益唐和妻子无所适从。在去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取罗夫肖克奖时,孙雅玲发现丈夫并没有一件现成的西装。张益唐原本只愿意穿自己的夹克过去,孙雅玲赶忙在他出发前买了一件打折后30多美元的条绒西装上衣。到了现场她才发现,全场所有人都是「黑西装白手绢」。最后,张益唐穿着那件条绒西装,搭配自己的深色裤子,接受了瑞典公主的授奖。

当好朋友齐雅格在网上看到铺天盖地的关于张益唐取得重大突破的报道时,一度不敢确认这就是他熟悉的那个人。他兴奋地打电话给张益唐确认消息后,向张表示祝贺。而他记得,张益唐的语气中听不出一丝情绪的波澜,平静得「就像聊起最近买的一件衣服一样」。

 

尽管孪生素数猜想的证明带给张益唐巨大的声名,但他并没有在这条花了两三年的岔道上做太久的停留。他告诉《人物》,实际上在他投完论文之后,就拾起了过去长期研究的几个大问题,包括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也是因为如此,在计算出7000万这个无穷多个素数对之间的差的上限时,张益唐就不再继续往下计算了。用美国数学家丹尼尔 · 戈德斯通的话解释,「从7000万到2的距离,相比从无穷大到7000万的距离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从无穷大到7000万,是事物本质的区别。张益唐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当时我能用到的技巧只能将它定为7000万,这个数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我随手一算,算出7000万,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够了。从无穷大到7000万,是从无限到有限,从7000万到246,是从有限到有限。」

这是张益唐的风格,「够了,就没必要再回去了。」

后来,这个数字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陶哲轩的研究中,通过计算机缩小到了6万多,继而被英国数学家James Maynard缩减至246。那同样是重量级的成果,但这一切,对张益唐来说,似乎跟他毫无关系了。

纯粹的野心

爱因斯坦曾经有一个形容,他说他无法忍受科学家找那个木板最薄的一块钉钉子。

潮水退却,张益唐还是要回到他的那条主路,攻克「大的难题」。上一篇论文发表之后的6年多时间里,张益唐手头上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正在缓慢推进中。数学中并不总有灵光一现的时刻,更漫长的是自我的孤独与煎熬。

曾有记者问他,在一个问题上埋头苦干多年一无所获是什么感受时,他说疲惫,看不到希望,但很多时候还是很平静,「我的工作就是思考。」

前几年,当有记者问起张益唐,你从事多年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证明是否能够成功时,他的回答通常是「有希望,看到曙光了」。而今年当《人物》记者在苏州再次见到张益唐时,他说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阻碍,剩下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了。

「只剩下技术性的问题,是说它必然可以做出来吗?」

「应该是这样。」

如他惯常的回答,平静而自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又显露出他的野心。他曾经说过数学这个领域太难出东西了,有的问题100年都难以解决。但是他行走的那条路上,目前,「已经没有瓶颈」。

在加州,每当有新的进展时,他会分享给自己的两个博士生。「这是一个stubborn problem(顽固的问题),」 博士生之一Garo在发给《人物》记者的邮件中说,「如果有什么人能把它做出来,那一定是张教授。」

也是在跟随张益唐读博的过程中,Garo发现数学中需要更深邃的东西,那是导师擅长的「deepest thinking」。「数论领域很多都是老问题,人们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他说,而越是那些古老和看似不可能的地方,越需要「理解它们的幽微复杂之处」。

7月初,北京夏天最热的几天里,张益唐在北大为期一个月的暑期课开始了,今年讲的是高等数论里的模形式。教室里坐满了人,还有几个没有抢到座的学生站在教室后排。张益唐在两块黑板上写满公式,轻声讲课。

选课不分年级,没有强制要求,「我们也只能是创造条件,这些事情就跟谈恋爱一样,谈得成谈不成,有时候也看缘分。纯粹数学是人对知识的一种纯粹的追求,没有太多利益在里边。」北大数学与科学学院院长陈大岳打了个比方,「大家更像是要把一件事搞清楚,并不指望这个有直接的经济价值。(数学里边的)某些学科要是停顿10年或20年,本身对社会没有什么大的负面影响。」

但永远无法预知那些纯粹的、非实用性的智识成果对于未来的人类意味着什么。就像在去年的一次讨论会上,面对高能物理学博士关于数学的工具性的问题,张益唐回望物理学家杨振宁在70年代的发现:在与米尔斯提出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结构之后,杨振宁发现了在数学领域的微分几何方向中,与规范场相关的纤维丛理论早已存在。为此他还特地开车拜访数学家陈省身,表达对于数学神奇的赞叹。

而纯粹数学家走在这条道路上时,并未有那么多对于实用性与未来的顾及。「数学走在前面,」张益唐说,「数学家在发现的时候不一定关心,他也不知道怎么用,结果发现过了几十年以后,这个东西可以在自然科学上有一些连发明者都想象不到的应用。」

去年夏天张益唐第一次在北大开设这样「不知道怎么用」的数论课时,陈大岳曾在第一节和最后几节听过几回。一开始有一百多号人来,他有些担心这种课枯燥,会不太受欢迎。一个月之后再去时,他发现虽然人少了一些,但「还有八九十这个量级」。

下了课,在回答完一圈学生的问题后,张益唐走出教室,赶着去食堂的年轻学生们飞快地从他身旁擦过。这个64岁的数学家,背着双肩包,拄着拐杖,走在北大校园里,少有人认出他。

他说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正是在北大度过的。他还记得1985年去美国前,他在学校当助教。那时他教课是在北大的俄文楼,不远处的未名湖是他常常跑步的地方。他教本科的师弟师妹们微积分。

他在课堂上讲,一个东西一直对半分,最后无限趋近于零,如何去证明?当时的学生、现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导的李雷几十年后依然能够回想起这个课堂画面。记忆中的那位老师,穿着一件夹克,温文儒雅带着点南方的口音,说话就像念诗那样。

下课后,走在回宿舍或是去饭堂的路上,兴致好时张益唐会给他们背诵《红楼梦》里的诗词。只是那时候李雷还没有读过红楼梦,对其中的内容懵懵懂懂,只知道他是一位记忆力极强的老师。那也是李雷人生中非常开心的一段时间。20多岁的年轻人,刚刚脱离「文革」的禁锢,走向80年代初期的一段自由的日子。

李雷在张益唐去美国之后的几年也去了美国,但天南地北,几十年里再也没有和他见过面。数学系的教职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般只有等终身教职的老教师退休之后,才会有名额空出来。那个时候,他的很多同学都没有继续自己的专业。李雷曾经也对数学极度狂热,但毕业之后就转向了计算生物学,不再从事纯粹数学的研究。

2013年,在手机新闻里发现张益唐证明孪生素数猜想的新闻时,李雷哭了,「当然我觉得纯粹很重要,但是谁也不能完全那么纯粹。」

张益唐曾读过罗曼 · 罗兰的3本名人传记,他被其中米开朗基罗的经历深深打动了。「他被他这个天才左右了一生,他一生根本就没法从他这个天才里头自拔出来,所以他的生活某种程度像个苦行僧一样的,又是个工作狂。可是他的一切,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优势,为了他的天才而生的,他这一辈子就只能在这个范畴里头这么去干。」

他对米开朗基罗的认同感,似乎把自己投射其中。「我想你们这些人不能(理解),你们去读读《米开朗基罗》传,会有这个感觉。」

「如果你没有数学的天赋,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也许我能活得更快活一点。」张益唐平静地回答。Image

 

女博士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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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又普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高喊男女平等,但实际上是很难平等的,在我周围的朋友圈里,高学历者众多,但女博士的比率却很低,屈指可数,杨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人。大约在1958年前后,杨女士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干部家庭,从小聪明伶俐,智力超群,很有语言天才,身为湖南人,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没有一点地方口音。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中国的学校被关闭,但杨女士没有停止学习,她在家庭的影响下,努力学习英语,进步神速,很快就成了当地一所学校的英语老师。1976年毛泽东去世,次年恢复大学入学考试,12年的毕业生云集一堂,全中国共有570万人参加了高考,但只录取了27.5万人,大概可以说是1949年之后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吧。那一年,杨女士考取了东北某大学的东语系,攻读日本语专业。日本统治东北14年,所以那里的日语水平比较高。杨女士的大学同学们几乎全都来自东北,几乎全都在入学前就有很好的日语基础,只有南方学生杨女士一人连日语字母都没有学过。然而依靠她出众的天才与努力,很快就鹤立鸡群,傲视全班。

1981年秋季,在我们77级毕业前夕,中国进行了一次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大约有20万人左右参加了此次考试,共有9,363人获得了国内研究生的入学资格。接着,国家教委又从中选拔了900人作为出国留学研究生,这些人,一半左右被派往美国,149人被派往日本,其余的人则被派往欧洲、加拿大、澳洲等地。杨女士就是”首期留日研究生”149人当中的一人,是她们学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国派留学生的毕业生。1982年3月至9月,在大连外语学院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出国留学培训,与我同班,因而相识。到达日本后,我们又一起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再次同学三年,相互间更为熟悉与了解。

在那个时代的留学生里,共产党员人数很多,有个别人高调做人,逢人便炫耀自己是个党员,更有甚者,每个星期都给驻日使馆打电话,汇报留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弄得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见了那种党员就躲得远远的。然而杨女士却是一位谦虚谨慎、低调做人的人,一直到我们分别十几年之后,我才听说她不到二十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杨女士与一位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谈恋爱,使她在留学生中名声大噪,并引起驻日使馆的干涉与反对。1988年3月,我们博士毕业,按规定应该回国效力,然而那时我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回国。大使馆派来三位领事来到筑波大学,召集我们开会,责令我们回国。并对我们威胁道:今后不再为我们延期护照,这样一来,一年之后,我们大家就会成非法居留者。至于党员同学,不回国者一律开除党籍。那时,我们大家手中都是中国护照,无可选择,身不由己,大家吓得鸦雀无声。这时,只有杨女士一个人挺身而出,指出:拒发护照的做法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且一个人的人生应该由自己来决定,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如果认为我们花了政府的钱,我们可以连本带利退还。这种“拿钱买自由”的方法是当时东南亚各国的普遍现象,然而使馆官员们好像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方法,深感意外,并当场严词拒绝。不过一年多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国派留学生如果不愿意回国,还钱就可以了,并且还规定,以后出国的人,出国之前就要立下日后还钱的字据。我相信,杨女士是第一位向中国政府提出“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的人。当时,面对杨女士的慷慨陈词,使馆官员喝令我们大家退场,只留下杨女士一人与之舌战。当我离开会议室的大门时,回头看了一眼,杨女士以一敌三,已经泪流满面了。

拒发护照这种做法是驻日使馆的土政策,不仅违反了中国法律,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中国驻美大使馆就反对这一做法,因为这就成了申请政治避难的最有力的证据。那时为了获得合法护照、滞留海外,众留日学生们真是做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约有以下几种方法:
(1)先暂时回国,避避风头,待稳定下来之后,再重新申请护照,二次出国。
(2)设法到美国去出差,向中国驻美使馆申请护照。
(3)设法与驻日使馆的一些官员相识,私下里送一些贿赂,即可合法延期护照。
(4)设法移民加拿大、美国、或其他国家,申请其他国家的护照。
(5)其他一些聪明睿智、妙不可言的方法,这里不便于详细介绍。

2017年6月,微信群把我们这批人重新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当年的149人除12人情况不详外,137人直接或间接地取得了联系,占总数的92%。在这137人当中,有65人陆续返回了中国,有72人定居海外,回国率占47%。这个回国率与当时“首期留学北美研究生”的回国率相比,算是比较高的,这与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可能有关,并且与驻日使馆拒发护照也可能有关。在八十年代,外国留学生想要留在日本,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想要绕过驻日使馆的阻挠,合法延期中国护照,也是很难的。我相信,当年杨博士的挺身而出、舌战驻日使馆官员,为日后提高移居海外的比率,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杨女士博士毕业后,与台湾男友结婚,两人都获得了日本某大学终生教授的职务,数十年后,其夫君成了系主任级别的资深教授。杨女士婚后幸福美满,夫妻恩爱,不久就怀上一对双胞胎。杨女士身材娇小,肚子里的两个儿子却茁壮成长,体积很大,导致难产。杨女士拼尽了人生最后的一点力气,勉强生下了两位宝宝,自己却陷入深度昏迷之中,数小时之后,杨女士死于产后心力衰竭。日本是个医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产妇死亡率几乎是零,然而这个小概率事件就落到了杨女士的身上,我相信,她的去世对日本医学界都有一些影响,此后,身材娇小的女性生孩子时,刨腹产的比率可能有所增加。

杨女士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抛弃自己的共产党党籍,不惜抛弃自己的中国国籍,舌战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为众留学生日后获得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她所提议的“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一年多之后被中国政府采纳,成为后来公费出国留学的国策,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小段文章。谨以此文回忆历史,纪念杨博士短暂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衷心祝愿她冥福。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5月13日)

资料链接:
大连外语学院:https://www.dlufl.edu.cn/
筑波大学:https://www.tsukuba.ac.jp/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关于申办中国签证常见问题中英文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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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我有十年有效、多次入境的中国签证,而且还在有效期,现在能用吗?

现在不能使用。疫情期间中方对外国人入境的签证相关政策目前仍然有效,原持有效签证、居留许可(工作、私人事务、团聚类许可除外)、APEC商务旅行卡的外国人暂停入境。如近期需要赴华,可参见《关于调整中国签证申办须知的通知》申请相应签证。

2.如果我有工作、私人事务或者团聚类居留许可,现在还需要办签证吗?

要具体看。持有效的工作、私人事务或者团聚类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在赴华事由不变的情况下,可直接凭居留许可赴华,无需另行申办签证。

但是如果您的居留许可已过有效期,或者在获发其他签证后居留许可已经作废,或者您赴华事由已经发生变化,您需要重新申办签证。如果已获发Z字、S1字或Q1字签证赴华,请在入境后30天内向目的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申办居留许可。

3.我有中国“绿卡”,就不用办签证了吧?

持有效中国永久居留证件的外国人无需另行申办签证。

4.申办签证要不要交护照,对护照有什么要求吗?

申请签证需要提供护照原件,护照有效期要在6个月以上,而且需要有至少1张空白签证页。通常情况下,护照的签证页会标有“VISAS”字样。

5.办签证要交照片吗?对照片有什么要求?

需要提交电子版照片。请您在线填写签证申请表(https://cova.mfa.gov.cn/)时,按网站提示提交电子版证件照片,如果您的照片符合链接中相关要求(https://sanfrancisco.china-consulate.gov.cn/qianzhen/201612/t20161215_10372652.htm)且系统审核通过,无需提供纸质照片。如在线填表过程中提示您电子版照片未通过审核,请在邮寄申请材料时一并将1张符合要求的纸质照片寄来。

6.签证申请表需要打印和签名吗?

必须的。请您完成在线填写签证申请表后,打印出确认页及表格,并在确认页及表格第九项签名。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申请人需由父母或监护人代签。

7.我现在不在美国,能通过邮寄方式申请签证吗?

不能。如果您不美国境内,我们无法受理您的签证申请。您可向所在国家的中国使领馆咨询有关签证申请事宜。如果您的常住地在我馆领区内,可向我馆提交签证申请。

8.我不想发邮件预约了,直接把申请材料寄到总领馆,这样会比其他人办得快吗?

不仅不会快而且可能办不成。对于未按要求完成申请材料初审或未获得预约号就寄出的,或信封上标注不清、不完整齐全的申请材料,总领馆将直接邮寄退回申请人。

更遗憾的是,如果您直接寄出的申请材料中没有提供回邮信封,那么您的护照将无法回到您手中,除非您主动联系总领馆。

9.我们一家三口都通过了签证申请材料的初审,并且拿到了3个约寄号码,我们可以把3个人的申请材料放在一个信封寄给总领馆吗?

请不要放在一个信封里。为避免邮寄过程中因材料超重或过厚等原因被退回申请人,请您为每个申请人分别准备信封和办理邮寄,也就是“一人一信封(也要内装回邮信封)”。

10.我想去中国探望我的家人,他给我写的邀请函有格式要求或者参考模板吗?

邀请函无固定格式要求,但建议包含以下内容:

邀请人XX,性别X,出生日期:X年X月X日,中国身份证号XXX(或外国护照号XX、中国永久居留证件号XX),现在中国居住地址XX,联系电话XX,电邮XX。

本人现邀请以下亲属赴华探亲(或长期居住),拟X年X月X日赴华,停留期XX天。被邀请人信息如下:

姓名XX,性别X,出生日期XX,国籍XX,护照号XX,与邀请人的亲属关系是XX。

本人承诺上述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责任。

邀请人签字  和  日期

邀请函可以是传真件、复印件或打印件,且必须有邀请人的签名。不接受电子邮件正文作为邀请函。必要时,领事官员可能要求申请人提供邀请函原件。

11.在美国出生的有中国血统未满18周岁的申请人申办签证时应该如何准备材料?

要看此类申请人是否为首次办理中国签证。如首次申办中国签证,除常规申请材料外,还需提交申请人出生证(原件或复印件将根据申办签证类别有所区别),父母双方的护照个人资料页复印件,证明父母在申请人出生时所持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状况的文件(如美国“绿卡”等)。如申请人此前已申办过中国签证,需提供常规申请材料(含原签证复印件)。

12.我已经办好了中国签证,但因机票等原因改变了旅行计划,可以在总领馆改签或者延期吗?

签证申请一经批准,不可更改,也不能延期,费用不予退还。在未收到总领馆颁发的签证前,建议不要购买赴华机票。由此可能产生的损失,将由申请人本人自行承担。

13.我有近期获发的有效签证,一定能入境中国了吗?

不一定,取得了签证并不意味着可以当然入境中国。中国边防检查部门将依据中国法律和规定,在口岸做出是否准予你入境中国的决定。

14.为什么发给我的签证种类跟我申请的不一样?

领事官员依据申请个案决定是否颁发签证、以及签证的种类、有效期、停留期限和入境次数。

15.办理签证需要多长时间?我提前多久申请合适?

一般情况下,自收到符合要求的邮寄材料之日起,约4个工作日内总领馆将完成签证审发。如邮件的纸质材料不合要求,将需要更长时间。您在邮局或快递公司系统中查到的送达时间不一定是纸质申请材料邮包的实际送达时间,一些邮包会延迟到馆1至2个工作日。

一般情况下,建议在计划入境中国前一个月左右递交签证申请。

16.只要我通过初审寄出申请材料就一定能获发签证吗?

在线初审通过并不一定会获发签证。总领馆在收到申请人邮寄的纸质材料后,将进行复审并决定是否颁发签证。如颁发签证,总领馆会将护照和签证寄回申请人;如不颁发签证,亦会寄还护照并退回签证费用。

17.我对办签证不是很了解,是不是要找个有经验的人或者中介机构代办?

个人信息诚可贵、委托代办需谨慎。申请人可自行完成签证申请,无需寻求他人或中介机构代办。如委托他人或中介代办签证,可能因他人或中介的违法行为,影响最终申请结果或产生其他不利于申请人的后果或法律责任,这些都将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18.我现在人在中国,签证停留期快到了,能把我的美国护照寄给我在美国的朋友,再由他寄给总领馆申请新的签证吗?

不可以。你必须在签证停留期满前离境,或向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咨询是否可以就地申请延长停留或居留时间。

19.我平时最怕麻烦,签证申请表看起来内容有点多,有些信息我不想提供,随便瞎填一下就行了吧?

不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在申请签证过程中弄虚作假,或者不能按签证机关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的,不予签发签证。对不予签发签证的,签证机关可以不说明理由。

20.签证费我能交现金、个人支票或者用信用卡支付吗?

不能。我馆目前只接受汇票(money order)或现金支票(cashier’s check),收款方请写:Chinese Consulate。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关于申办中国签证常见问题解答(英文版)

Q & A On Applying for a Chinese Visa

1. If I have a valid Chinese visa with multiple-entry and 10-year validity, can I use it to travel to China now?
No, you can’t. The arrangemen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emporary suspending for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valid Chinese visas or Residence Permits to enter the country is still in effect.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valid Chinese visas, Residence Permits (Residence Permits for work, personal affairs, and family reunion are not included), and APEC Business Travel Cards are temporary suspended to enter the country. If you need to travel to China recently, please refer to the “Notice on Adjustment of Chinese Visa Application Instructions” posted on June 13, 2022 for visa application.

2. If I have valid Chinese Residence Permits for work, personal affairs, or family reunion, do I still need a Chinese Visa?
It depends.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valid Chinese Residence Permits for work, personal affairs, and family reunion are allowed to enter China with no need to apply for new visas if the purpose of going to China remains unchanged.
If the Residence Permit is expired, or it has been canceled due to receiving other type of visas, or your purpose of going to China has changed, you need to apply for a new visa. Holders of Z, S1, or Q1 Visas are required to apply for Residence Permits from the local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within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entry.

3. I have a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t ID Card. Do I still need to apply for a Chinese Visa?
Holders of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t ID Cards do NOT need to apply for visas to enter China within the validity of the ID cards.

4. Do I need to submit an original passport to apply for a visa? What ar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passport?
Yes, you do. It is required to submit the original passport with at least 6 months of validity and at least ONE blank visa page. Usually, the visa page of a passport is marked with the words VISAS.

5. Do I need to submit a photo to apply for my visa? What ar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photo?
Yes, you do. When you fill in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online at COVA system (https://cova.mfa.gov.cn/),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to upload a digital version of your photo. A physical photo is not required, if the digital version you submit online is qualified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listed on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s://www.mfa.gov.cn/ce/ceus//eng/visas/zyxx/P020161206204655391310.jpg.
If your digital photo is not qualified according to the feedback of COVA system (https://cova.mfa.gov.cn/), ONE qualified physical photo should be included when mailing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to the Consulate.

6. Does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need to be printed and signed?
A must. After completing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online, please print out the confirmation page and the whole form and sign the confirmation page and item 9 of the form. Forms of minor applicants under the age of 18 need to be signed by their parents or lawful guardians.

7. I am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can I apply for a visa by mail?
No, you can’t. The Consulate will not accept your visa application while you are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may inquire the Chinese Embassy or Consulate-General in the country of domicile on your visa application. If the place of domicile is in the consular jurisdiction of the Consulate-General of China in San Francisco, you may submit the visa application to the Consulate-General.

8. If I mail my application documents directly to the Consulate  instead of sending an email for application preview, will my application be expedited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applicants?
No, it will not. Neither your application will be accepted, nor be expedited.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should be mailed to the Consulate AFTER being previewed by the staff and the unique mailing reference number through email being given. The whole set of application documents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applicant by mail, if the preview is skipped, or the address on the self-addressed envelop is not explicitly written, or the required documents are not included. And your passport without a self-addressed envelop will not be mailed back to you unless you contact the Consulate and send the self-addressed envelop.

9. My family of three have all passed the preview and obtained 3 different mailing reference numbers. Can we put all our documents into ONE envelope and mail it to the Consulate as a whole set?
No, please don’t. The overweight or oversized envelope could lead to the unnecessary return to the applicants during shipping, please prepare a separate envelope for each applicant, that is “one applicant, one mail (with self-addressed envelope in each one)”.

10. If I want to visit my family members in China, is there a  template or required format for the invitation letter from them?
There is no specific template or required format for the invitation letter. It is suggested to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Date of letter
Inviter’s name, gender, date of birth (yyyy/mm/dd), Chinese ID number (or foreign passport number and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ce ID card number), address (in China), phone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
Details of the planned visit: purpose (e.g. long-term family reunion, visiting family members etc.), arrival date, and estimated duration of stay in China.
Applicant’s (invitee’s) name, gender, date of birth, nationality, passport number, and the kinship with the inviter.
I promise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true. I will take all responsibility if there is any false information.
Hand-written signature

The invitation letter could be a faxed copy, a photocopy, or a printed copy with the inviter’s signature. The email text cannot be printed out and used as an invitation letter. The original invitation letter may be required by the Consul if necessary.

11.  What documents are required for the U.S.-born applicants (under the age of 18) with Chinese descent to apply for a visa?
It depends on whether such applicants are applying for a Chinese visa for the first time.
If he/she appli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ddition to the regular application documents, the applicant’s birth certificate (the original or copy will b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visa application), a copy of the passport information page of parents, and a document proving the status of the foreign permanent residency held by the parents at the time of the applicant’s birth (such as a “green card” in the United States, etc.). If the applicant has once obtained for a Chinese visa, he/she is required to provide regular application documents (including a copy of the previous visa).

12.  I have obtained the Chinese Visa, but my travel plan has changed due to air tickets or other reasons, can I request to renew or extend my visa?
No, you can’t. Once a visa is issued, it cannot be changed or extended, nor can the fees be refund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pplicants should purchase air tickets after obtaining the visa. Any possible relevant loss occurred will be borne by the applicants.

13.  If I have a valid Chinese visa, can I definitely enter China?
Not necessarily. Obtaining a visa does not mean that you can necessarily enter China. The Chinese border inspection department will make a decision at the port on whether to allow you to enter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14.  Why is the type of visa I am issued different from the one I applied for?
The consular officer decides on a case-by-case basis whether or not to issue a visa, as well as the category, validity, duration of stay and number of entries.

15.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process my visa application? What is the right time to submit my visa application?
It usually takes 4 working days for the consul to process and issue a visa after the qualified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are received. If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fail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it will take longer. The delivery time you find in the post office or courier company system is not necessarily the actual delivery time of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parcels, and some parcels will be delayed by 1 to 2 working days.
It is advised to submit a visa application about one month before the planned entry into China.

16.  If I mailed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to the Consulate after my application was previewed, is there a guarantee that I will be issued a visa?
Passing the online preview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obtaining a visa. After receiving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the consul will review the application and decide to issue a visa or not. If the visa is issued, the passport with the Chinese visa will be mailed back to the applicant. If the visa is not issued, the passport and visa fee (money order or cashier’s cheque) will be returned.

17.  I don’t know much on how to apply for a visa, should I ask someone with experiences, or find an agency to help me with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important and it should be cautious to entrust an agency to apply for a visa. Since the visa application procedure is not complicated for most of the applicants, entrusting someone else or an agency is not necessary. Getting help from an agent or agency to apply for a visa, in case there are illegal acts related with the agent or agency, it could not only affect the issuing of the visa, but also lead to possible unfavorable consequences or legal liabilities, which may be borne by the applicant.

18.  I’m now in China, but my visa will expire soon. Can I mail my passport to my friend in the U.S. and apply for a new Chinese visa from the Consulate?
No, you can’t. You should leave China before the expiry of the visa or consult with the local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extension of stay in China.

19.  I don’t want to bother filling in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which seems too much to be answered. And I don’t want to provide som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s. Can I just fill out the form at random?
No, you can’t.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Exit-Entry Administration, if the visa application process is fraudulent, or if the applicant fails to submit the required documents, the visa will not be issued. If a visa application is denied, the reasons may not be given.

20.  May I pay the visa fee in cash, by personal cheque or by credit card?
No, please don’t. At present, only money orders or cashier’s cheques are accepted. Please write “Chinese Consulate” in the blank of“Pay to……”on the money order or cashier’s cheque.

创造历史!华裔女子黄柳霜即将登上2022年25美分硬币! A面华盛顿 B面黄柳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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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华裔人物早餐会    (转载)

美国铸币局公布了五位美国女性先驱的完整名单,从Maya Angelon到黄柳霜,这些女性先锋今年起将出现在美国25美分硬币上,她们将成为“美国女性铸币计划”的首轮展现面孔,黄柳霜Anna May Wong是目前入选该计划的唯一一位华裔,同时也是首位被刻上美国硬币的华人女性。

今年起,华人黄柳霜将和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总统并列在25美分硬币上,开创历史。
一个变卖全部家当,支持中国抗战的传奇女性之珍贵历史影像,从误解到理解,需要近百年的时间来佐证。

01

华裔登上美元第一人

据华裔人物早餐会了解,今年起,上述5位杰出女性的头像将首先出现在美国25美分硬币的背面,(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将继续保留在硬币正面。)这些女性曾被他们从事的职业拒之门外,也曾经被误解,歪曲,但她们的优秀,坚韧,让他们成为那个职业的代表,个中故事虽有辛酸和波折,但不妨碍她们波澜壮阔,开拓进取的人生讲述,在这其中,一个华人的故事更显得弥足珍贵,成为我们缅怀的前辈。“美国女性铸币系列”是从2022年至2025年发行的一套25美分的硬币系列,以纪念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生效一百周年。该系列硬币的正面为美国国父兼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头像,硬币背面将纪念一名杰出美国女性。被表彰的女性需在选举权、民权、废奴、政府、人文、科学、太空、艺术等领域中对美国作出卓越贡献,并来自不同的种族和地域背景。黄柳霜是唯一中的唯一。

 

她背负争议,行走于东西方的无间道上,她出演过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双色胶片电影,但是在100年前那个保守时代,父母曾反对说,每拍一部电影,就会掉一次魂儿,她突破政治、种族和性别的藩篱,在排华风潮及国人质疑声中成为引人瞩目的国际明星,在群星闪耀的影史黄金时代留下一道别致的东方魅影。

 

她去世后,好莱坞的华人女演员有一段时期的空白,随后才有了卢燕、陈冲等。即使在今天,能晋身好莱坞担纲的华裔演员仍是屈指可数。但在电影才发明了十几年时,黄柳霜却敢冲破桎梏投身好莱坞,大胆前卫。她也是无声电影时代好莱坞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华裔女星。有关她生平的两部纪录片和英文传记也相继问世。她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果敢和坚强的品质,成为开天辟地的好莱坞华裔女星。

美国历史学教授格理汉·何杰说:“如今,再找不到一位华裔女星的成就,足可与黄柳霜媲美。”

02

黄柳霜是谁?

她是首位美国好莱坞的华裔明星,是侨居外国华人中最早的小明星。1919年仅14岁的黄柳霜就在美国好莱坞电影《红灯笼》一片里登上银幕。1921年,参演的美国电影《人生》上映,她在片中饰演男演员Lon Chaney, Sr.的妻子;1922年,出演美国电影《海逝》。1924年她在美国大明星范朋克主演的《巴格达窃贼》中扮演蒙古女孩而出名,该影片在中国上映后,她的名字遂为国人所知。

1929年黄柳霜离开好莱坞,在德国与英国合拍的《歌曲》片中饰演主角,由于能歌善舞,加上精湛的演技,遂在欧洲走红。随后她漫游欧陆数载,又频繁来往于好莱坞与欧洲,拍摄了《应卡迪利大街》、《爱情的火焰》、《中华儿女》等片。1932年她返好莱坞加入派拉蒙公司主演了《龙女》一片,在国内声誉大振。

在西方公众眼中,黄柳霜是一位跨时代的传奇华裔女性,她从默片时代崛起,经历了好莱坞电影的黄金时代,是许多人心目中“20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裔影星”,完美地展现了“中国女性之美”。

很多人不知的是,三十年代,她也曾经毅然回到祖国,变卖自己珠宝家当,全然支持抗战,一个弱女子,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罕见。

鉴于黄柳霜作为首位闯荡好莱坞并且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名的华裔女演员,她还与朵乐丝·德里奥、多萝西·丹德里奇、梅·韦斯特及玛丽莲·梦露成为“好莱坞银铸四淑女眺望台”的雕像人物。

 

从百度到维基百科这样介绍她:黄柳霜(1905年1月3日 – 1961年2月3日),职业姓名为安娜·梅·王,是一名美国女演员,也被认为是第一位华裔好莱坞电影明星,第一位获得国际名声的华裔女演员。她的职业生涯横跨无声电影、有声电影、电视、舞台表演和广播。可以说,她实际上是第一个红遍好莱坞的华人女星。

黄柳霜祖籍广东台山,是移民美国的第三代华人,其家族赴美的第一代是黄柳霜的祖父,是最早一代到美国加州淘金的华工。黄柳霜的父亲黄善兴,当时在洛杉矶唐人街附近开了一家名叫山姆·基的洗衣店维持生计。母亲则主要帮助父亲照顾家人。

据相关资料介绍,黄柳霜家里兄弟姐妹八人,她排行老二,黄柳霜由于喜爱表演,很早进入片场,成名后仍与家人住在一起,八兄弟姐妹除了她以外,其他七人都受过较好的高等教育,而她则负担了手足的教育费用。

 

1929年,主演英国电影《唐人街繁华梦》;凭借在该剧中的演出,获邀出席英国王室宴会;

 

1932年,与玛琳·黛德丽合作主演美国电影《上海快车》,该影片在美国取得了370万美元的首映票房;

 

1936年,首次抵达中国开启为期九个月的寻根之旅,并拍摄纪录片;
1951年,主演美国电视剧《柳霜夫人的画廊》,她在剧中以本名出演;
1937年,主演电影《上海女儿(Daughter of Shanghai)》
黄柳霜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在有一颗星星的华人女演员大名在刻,黄柳霜(Anna May Wong)无疑是第一个,1960年,作为首位华人在美国好莱坞星光大道留星;除此以外还有李小龙、成龙、陆锡麟、刘玉玲,那是后话了。

 

1961年2月2日56岁的黄柳霜在公寓因心脏病发作病逝,死后被安葬在母亲的墓旁,墓碑上无任何表明她身份和人生轨迹的文字。这位风华绝代的华裔女明星,这位曾经惊艳西方世界的东方美女,就这样消失在时代了浪潮中。

 

2020年,谷歌的首页换成了她的经典形象,以此纪念这位华人女性,这位开拓者。
无论100年前民国时期的《良友》《北洋画报》,还是同时期的欧美画刊,令人感慨的发现,黄柳霜无疑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封面人物。

客观讲,她是民国时期成就最大的女演员,二十世纪时尚界的风向标杆,传统华人的家庭教育,塑造了她骨子里也是一个身怀家国情怀的奇女子。

但在中国,她却备受冷遇和排挤,甚至去世后仍长期遭到误解。1942年,作为蒋介石特使的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受到了整个美国的欢迎。按照行程,接下来她要参加一个由好莱坞组织的明星茶话会,但宋美龄却特意托人转告主办方,点名不希望黄柳霜出现在现场。

 

03

人生故事再检索

1905年1月3日,洛杉矶唐人街,一户开洗衣店的贫穷家庭迎来了一个女儿,她就是黄柳霜。

幼年时黄柳霜被母亲抱在怀里

黄柳霜的父亲有两房夫人,生了8个孩子,黄柳霜排名第二。父亲是个思想传统的华人,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去读书,黄柳霜小学的那段时间,是好莱坞电影方兴未艾之时,看电影成了时髦。九岁时,黄柳霜收到了洗衣店一位慷慨顾客的小费,于是她拿着小费去看了人生的第一场电影。

从那时起萌生的明星梦,改变了她的一生。

电影镜头五彩斑斓的鲜丽故事,成为年少的黄柳霜内心最向往的世界,她最喜欢做的事除了看电影,就是独自排练电影里的桥段,经常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甚至嚎啕大哭。

当时在默片时代的好莱坞,常常拿挖苦东方人或丑化华人的故事作为拍片的题材,因而也时常到唐人街出外景,就地取材招用华裔做临时演员。

年少的黄柳霜没事就跑去看热闹,在片场工作人员面前混了个脸熟。终于在她14岁那年,有了首次上镜的机会,在一部名叫《红灯笼》的影片中饰演一个无名的小角色。从此便在1919年,踏入星光之路。比起后来闯荡好莱坞的刘玉玲,黄柳霜的长相其实更符合大众审美。她的脸庞丰满圆润,眼神闪烁灵动,好莱坞很快看上了她,称她为漂亮的“中国娃娃”。1921年,当时还在洛杉矶念书的黄柳霜决心为了梦想放弃学业,专心做一名演员。年仅16岁,她就在电影《人生》中饰演女主角,与当时的好莱坞大牌男演员 Lon Chaney Srt 合作。

17岁的黄柳霜迎来了好莱坞首部彩色电影《海逝》,也是世界上首部彩色默片。
《海逝》里黄柳霜真情入戏的表演,为她迎来了好莱坞的认可。

在这部影片中,她饰演了一位名叫莲花的少女,她与一位白人男子相爱并生下一子,不想惨遭抛弃,最后只能无奈跳海自尽。

默片《海逝》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双色胶片电影,由于胶片损毁直到1985年修复,才得以重见天日。

黄柳霜生动细腻的表演让这部影片大获成功,接下来片约不断。但很快她发现,自己出演的角色开始趋同,那些悲惨低贱的角色命运,和好莱坞眼中华人女性的刻板形象如出一辙。

1924年,黄柳霜在《巴格达窃贼》中出演一位香艳的蒙古女奴,震惊四座。

直垂眉心的厚重刘海,一对黑亮的单眼皮大眼睛,入鬓细眉、艳丽红唇,还有一条毒蛇舔舐着她的大腿,这样充满异域风情的性感形象令观众过目难忘,这部影片也由此成为当年好莱坞最卖座的风韵片之一。
然而,那个性感魅惑的蒙古女奴就像是一个序曲,让黄柳霜再难逃离这样的人物设定。在当时种族歧视氛围严重的美国社会,她只能扮演受人轻视的苦命妓女、邪恶化身的龙女,大多数时候,这些妖艳邪恶、低贱卑微的女性角色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唯唯诺诺地屈从于命运和男人的淫威。

这种片面理解东方的的表演,让一些华人们对她集体反感,在那个年代,就连她的家人都公开表示:她每拍一部电影,就会掉一次魂儿。黄的父亲认为当时华人地位这么低,没钱又没背景,根本不可能出头,可黄柳霜不听老爸的,书不肯读,家里给她安排相亲也不去,她就是一心想拍电影。为此,她跟家里关系闹得很僵,这也成了她一辈子的心结。

1928年,黄柳霜厌倦了总是在影片中担任千篇一律的同角色,不愿再为华人女性形象蒙上黑纱,她决心离开好莱坞,去欧洲闯荡。

离开好莱坞,她先是在德国以主角身份出演影片《歌》(Song),从英国到荷兰、从西班牙到意大利、从匈牙利到罗马尼亚等,各国媒体不厌其烦地用大篇幅报道她。

黄柳霜的写真集刊登在法国发行全球的《名利场》杂志

1929年,她主演的《唐人街繁华梦》继续轰动世界,堪称默片时代英国电影经典之一。

短直发、高颊骨、红嘴唇,她的形象一度被视为东方情调的现代女性代表,妆发技巧也被英国少女们争相模仿。

接下来,她又陆续主演了《爱比刀更利》、《爱之火》等有声电影,同时录了法语、英语、德语三个版本的台词。

在欧洲广受好评的黄柳霜再度进入了美国派拉蒙影业的视线,这趟歌舞升平的欧洲之旅也使得她在美国的地位有所提升,之后她参加了百老汇舞台剧《On the Spot》的演出,颇受好评。

《纽约时报》称她为“不可思议的纯情玉女”

每次登台未启幕之前,她都会说几句声明:“无论我扮演的角色怎样,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全体,希望各位在座不要误会。”

随后,黄柳霜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然而,黄柳霜的如日中天,在当时并不代表她被好莱坞纳入完全主流。

她很早就看中了赛珍珠写的诺贝尔文学奖巨著《大地》,希望饰演里面的中国农民妇女阿兰,这是第一次在大荧幕中展现中国人的正面形象,因此她费尽心思、百般争取,可结果,米高梅公司选择了一位白人演员出演。拒绝她的理由是:“你太「东方」了。”

德国女演员露易丝·雷娜凭借在《大地》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第十届奥斯卡影后。如果历史有假设,是不是黄柳霜已经为华人创造了奥斯卡影后的奇迹?

在好莱坞保守排挤和歧视,心灰意冷的她决定回到中国寻根。她说:“虽然像父母一样在美国出生,但是我却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

然而,当她乘坐的邮轮穿过太平洋时,国内的批评和非议已经如尖刀利刃般涌来。因为她饰演的角色衣着大胆暴露、扮演角色的身份低贱,在当时的中国被贴上了“辱华”的标签,“给中国抹黑的傀儡”。

《大公报》甚至批判她:羞为华人并且专辱华人的黄柳霜,因为惯演作践华人的片子,亦出了名。

黄柳霜无奈地解释说:“那些角色即使我不演,也会有别的白人来演,与其让他们演,还不如我演,那只是一个戏剧。” 而我会失去仅有的那一点‘中国人演中国人’的机会,反而更没有机会维护华人起码的形象”

她个人的世界里,实际上一直不断试图扭转外界对于东方形象的误解,然而她只身闯荡好莱坞,所能做到的实属杯水车薪。1924年,她曾经筹集了40万美金,交给投资人,去投资一系列展示“中国传奇”的电影。可是投资人转手将这些钱投入进股市,电影计划随之泡汤。

这个东方美人的背后,深藏者无奈的家国情怀。无人知晓的时代环境。但是,她的勇气和果敢,她传递的东方气质,时至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近100年前,她已经收获“最美丽的中国女孩”“全球最佳着装女性”“20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裔影星”等称号,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范冰冰李冰冰的时尚造型。
1980年创立的国际彩妆品牌安娜苏Anna Sui,几年前的时装秀淘T台上,灵感也来源于黄柳霜100年前的造型。

04

回到祖国支持抗战

黄柳霜对祖国怀有极深的感情,抗战爆发后,她不仅积极投身拍摄反法西斯电影,而且到处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她除了主持参加义演外,还公开拍卖自己的珠宝、首饰、服装,将钱款全部汇往国内。她的义举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著名老报人张恨水、戈公振及邹韬奋等,多次撰文赞扬她的爱国之举。

回到上海,外滩留影

1936年,作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三代,她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虽然来自各界的批判声很多,但她还是受到了影后胡蝶、京剧大师梅兰芳等社会名流的热烈欢迎。她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写道:“虽然中国对我来讲是个陌生的国度。不过,我终于回家了。”

这趟寻根之旅,也让她深深爱上了中国,她穿起地道的中国旗袍,举止端庄优雅,无时无刻不展露着迷人的东方风情。

抗日争爆发之后,她在美国多地发起抗日演讲,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并将自己在中国选购的众多珠宝首饰拿出来义卖,所得义款一分不留,于1939年汇回中国支持抗战。

在整个抗战期间,她淡出演艺圈,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留给了支持抗战,并积极投身拍摄反法西斯电影。

1937年,黄柳霜参与拍摄了《上海女儿》,在剧中出演了一位有智有谋的女英雄。随后的1942年,她又连续主演了《重庆来的夫人》、《轰炸缅甸》两部抗战片,分别饰演领导人和情报人员。

她努力维护中国人的形象,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塑造成一个真正、善良、胸怀宽广的华人女性。
和胞妹在一起

05

命运多舛

黄柳霜在事业和生活上不断的努力,并没能获得外界的认可,伴随的是误解,偏见。父母秉承着“好女不唱戏”的古板思想,并不能理解她的选择。而在情感上,同样没有一个愿意爱她、接纳她的人出现她的初恋对象是电影制片人米奇·尼兰,但对方却以“加州法律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为借口弃她而去。她也想过嫁给在美国定居的华人,但他们大多介意黄柳霜的演员身份,不敢把这样招摇的女子娶回家。

她在荧屏中诠释过许多爱情,却终其一生也没能找到幸福的归宿。她无奈:“中国男人嫌我是戏子,白人又不能与华人通婚。

1950年之后,事业的冷遇和感情生活的不顺让黄柳霜心情抑郁,不断酗酒。然而,烟酒伤害了她的健康,也损毁了她的容貌,早些年投资的房地产,成为她晚年孤独生活的唯一保障。

1960年,55岁的黄柳霜出演了最后一部彩色电影《黑色肖像》

次年2月2日,她因心脏病发作意外在家中病逝,和新年的烟火一同逝去,如同她短暂而闪耀的一生,绽放时风华绝代、惊艳世界;消逝时寂寂无声,淹没在时代的浪潮中。

她去世后被安葬在母亲的墓旁,偎依在母亲身边,墓碑上除了名字外没有任何表明她身份和人生轨迹的文字。

从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的一代传奇,作为一个生于美国、活于美国、演于美国的新女性,黄柳霜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来自族裔同胞的误解和东西方不同文化环境的排斥。

作为第一个勇闯好莱坞的华裔女性,她的出现,开启了美国亚裔演员短暂的黄金时代。

然而,站在美国排华风潮的风口浪尖,她只身面对着社会体制和普通民众的重重敌意,深切渴望回归自己的祖国,却难进难退,抱憾离世。

当我们再次凝望她的人生故事,从一个出身卑微的洗衣工女儿蜕变为好莱坞传奇,批评她“辱华”,似乎并不客观。

可能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100年前这样一位传奇的中国美人如何用独特的东方情调轰动好莱坞,以及这份美丽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助的抗争和背水一战的执着。

美丽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助的抗争和背水一战的执着。
几十年来,类似黄柳霜的个人传记介绍,中英版本已经再版多次。

只能说,在这悲剧性的一生中,她已然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记得中国有位政治人物说过一句颇为著名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华裔人物早餐会,致敬每一个认真执着的华人,当我们透过时代的偏见,在拥有独立价值观的基础上,跨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藩篱,不经意间豁然发现,很多委婉美丽,动听悦耳的人生乐章就在耳边,看你怎么发现,怎么看待,怎么理解,人生不易,发现美丽。100年后,让我们尊敬并记住黄柳霜。

费城湖南老乡聚会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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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望熙

2022423日,星期六,阴天有小雨,费城湖南群聚会于valley forge 国家历史公园,与会五十余人,各备佳肴,麻辣香锅,红烧猪蹄,香菇烧腐竹,香菜炒牛肉,小炒腊猪耳,小炒腊牛肉,萝卜干炒腊肉,香干炒肉,炒笋丝,银耳汤,排骨汤,凉拌海带,凉拌面条,凉拌豆腐丝,烤年糕,蛋糕,水饺,米饭,寿司,pizza一应俱全。

湘菜美食
湘菜美食

民以食为天,潇湘美食更是天下闻名,各位湘友厨艺精湛,菜肴品类丰富,香辣可口。饭后,谨谦兄用烤炉现煮泉水制作茶汤,茶摊生意兴隆,人头攒动,菊花茶和毛尖茶都很受欢迎。大家围桌议论天下大事,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煮茶论道
煮茶论道

 

正当其时,旁边七彩云老先生的乐队开始演奏,一首花鼓戏《补锅》拉开序幕,之后又合唱了《浏阳河》,《对花》等民谣,随后沈巧高歌《青藏高原》,《山路十八弯》等湖南民歌,引来众人纷纷叫好,一位偶遇的歌手也弹奏吉它献上《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助兴,引人陶醉。

来参加活动的孩子们也很开心,孩子们奔跑着,在Julie 的带领下玩起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湖南群疫情之前一年三聚,疫情之后,三年一聚,大家都很珍惜这样难得的机会,在费城的湖南人,人才济济,希望大家在群主的带领下多多交流,繁荣大家的旅美生活。最后放上本次聚会的大合照,感谢宋奕负责摄影。

十里春风花儿朵朵 (七彩云)
十里春风花儿朵朵(七彩云)
湘友一家 (宋奕)
湘友一家 (宋奕)
湘友一家 (宋奕)

附录七彩云作《长相思·湘友聚》

资水流,醴水流。流到Forge古渡头,湘友隔外牛。

聚悠悠,乐悠悠。话别难舍犹有求,人散情意留。

编者按:

【文中引用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均为湘友提供,不再一一致谢】

这是大费城湖南老乡群成立以来第六次聚会。前面五次聚会分别为:
第一次:大约 2017年中秋前后,在费城“川流不息”聚餐
第二次:大约2018年春节前后, 在费城郊区“旦旦”聚餐
第三次:2018年6月16日,在费城郊区Valley Forge 公园野餐
第四次:2018年9月费城 Lemon Hill 秋游
第五次:2021年6 月 Ridley Creek State Park

潇湘儿女域外心,千载难逢情意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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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胜利在望,盛夏尚未到来,端午就在眼前,憋屈了一年多的老湘们在上周六(6/12日)终于又见面了!

是日,费城西郊的 Ridley Creek  State Park 阳光明媚,和风习习,旅居大费城地区的湖南老乡们满面春风,在烤肉的芬芳中,品尝着乡菜,聆听着乡音,还有浏阳花鼓湖湘特色,唱到心底的歌。

除了美食,更有美景和美女。

疫情期间滞留美国的电影导演/摄影师高峰,是湖南郴州女婿,与郴州籍妻子影子小姐,决定留在美国发展。这次二人一起记录下了湖南老乡聚会的精彩瞬间。下面挑选一些照片,既为留念,也为欣赏:

摄影:Frank 高峰、影子小姐。 下同(除了书法、绘画和另外署名)

 

 

 

摄影:七彩云

本次聚会的组织者罗望熙博士和沈巧伉俪,不仅为该次聚会做了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还为大家提供了丰富的烤肉串。罗博做为“主烤官”,还有两位特别助手:余敏和聂荫黎。三位冒着烟熏火燎,为乡亲们源源不断地供应美味烧烤。余敏带来的羊肉,跟罗博带来的牛肉和鸡肉,为大家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其他乡亲们都贡献了各自的丰富多彩美食和辛勤劳动。

对本次聚会,罗博士有类“兰亭序”, 必须先分享一下:

作者:罗望熙

自古湖湘出才子,“兰亭序”激发了湘友们的文艺细胞。

陈红兵先生连夜挥翰眷录,笔走龙蛇,潇洒自如。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真情实感,一气呵成,尤为珍贵:

“80 后” 七彩云先生是“资深理工男”,文字功底却十分了得,有“中华新韵“为证:

《七律•记湘友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二日Ridley Greek 聚会》                           

潇湘儿女域外心,千载难逢情意深。
乔木参天庇游子,琴歌笑语传乡音。
水饺腊肉家国味,烧烤蔬糕美地珍。
小狗稚童同竞乐,影丽笔妙比王文。

湘籍才子赵教授虽然“娃事”缠身,未能亲临其境,但是感受到了老乡们的热情和愉悦,也忙里偷闲,和诗一首:

同在异乡共比心,盛夏相逢草木深。
丝竹声声传笑语,稚童阵阵伴乡音。
腊肉飘香引乡愁,烤蔬色丽忆家珍。
更有湖湘多才俊,快门忽闪笔成文。

闻此盛会,正当端午之际, 湖南的“公公” 陆老先生有感而发,赠诗一首,质朴恬静,儿时童趣,历历在目。

 

湘女多情也多才。婧美女总是能给我们意外的惊喜。除了湘西腊肉让老湘们一抢而光外,她的书法和绘画,也别有特色。 婧美女画的端午云扇,秀气祥和:

读者应该能够感受到一个现代女子“把很多人拼命赚钱的时间拿来滋养灵魂“的努力吧?!

本次聚会,从线下美食美景,到线上诗词歌赋,是一次有湖湘特色的聚会。湘友们非常期待下次的聚会。

编者按:本次聚会由罗望熙博士组织,是“大费城湖南老乡群” 第五次聚会。本文引用了很多湘友的文字和留言,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