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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正确,绊倒中国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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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虎嗅APP

这已经是深圳跨境电商老板陈林生三个月来参加的第四次品牌出海论坛了。作为家居行业的北美大卖,要养几十号员工的陈林生看着日渐下滑的利润数字愈感焦虑,做溢价空间更高的品牌或许是一条好出路,于是他开始频繁参加各种以品牌出海为主题的论坛、直播、闭门会,如何做品牌的各种文章也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中。

“但我们找人设计完logo和网站、重新拍了套产品图后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陈林生对虎嗅哭笑道,如今他还没有想清楚如何转型,做品牌的想法也渐渐搁置。

陈林生的处境是不少出海北美商家的缩影。

近两年,这一出海传统强势市场变了天。

一方面,亚马逊、谷歌等传统大平台各项成本日益增高(比如广告成本),一方面Temu、SHEIN、TikTok携大量中国商品对美国市场进行低价冲击,加之国内制造业各项成本的上升,令出海北美的老板们进入了阵痛期。

为寻出路,许多人像陈林生一样盯上了利润更大、溢价更高的品牌出海这条路,但也像他一样没有转型成功。

本土化不到位、数据和流量导向的思维,以及不擅长讲故事、上价值都是中国商家品牌化路上的绊脚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了他们最紧迫的环节。

越政治正确,越踩坑

水土不服向来是出海的一大难题,品牌营销环节上尤甚。因品牌营销过程中要有大量品牌文化传播、内容生产的动作,无法做到native,令许多中国出海品牌非常头疼.

“我们遇到不止一个客户,即便产品已迭代很多次了,但你很难想象其产品说明书仍然停留在第一版且仍然令人看不懂。“活跃于硅谷的红人大数据SAAS平台SocialBook创始人Heidi Yu告诉虎嗅。”在官网及社媒账号需要纯英文文本时表达生硬,更是常见。”

许多基础动作都无法做到本土化,更别说品牌文化传播、媒介沟通等更深层次的环节。

一个典型的例子:出海品牌在传递价值观、生产内容素材时,美国当下盛行的政治正确,就令不少中国老板晕头转向。

众所周知,当下美国社会对政治正确的强调有多激烈。

多元化皮肤、少数人群权益、环保可持续ESG等等都是政治正确的焦点。比如在美国影视作品中,配置黑色皮肤貌似越来越重要,小美人鱼、白雪公主的主角都不再是白人,新版史密斯夫妇的主角一个是非洲裔、一个是亚裔;又比如美国目前已有97种性别,给自己身上叠少数人群buff成了社交过程中保证自己政治正确的护身符。

美国政治正确之风盛行,也引起了中国出海品牌们的重视。

有的出海品牌开始模仿一些国际大品牌的品牌营销思路,强调皮肤多元化(模特不只要有金发白人,还要有非洲裔和亚裔)、身材多元化(大尺码、胖模特、平胸等),强调ESG(有机、包装为环保可持续材料等)以及支持少数人群。不过,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许多所谓政治正确的做法反而起到了反效果。

智能首饰品牌totwoo创始人王洁明就向虎嗅分享了其品牌曾踩过的一个坑。

每年6月,美国某类少数群体会进行一次大游行,因其产品为智能首饰,情感是品牌常强调的一个文化价值点,所以其品牌社媒在当时就转发了一条相关内容并配文pride(自豪)。但令其大吃一惊的是,这条内容发布当天,其Ins账号反而掉了大量粉丝。这令王洁明意识到自己品牌的核心受众价值观是什么,“购买我们产品的许多人强调的是忠贞不渝的爱情,且年纪并不是此前想象中的低龄群体,他们遵循的核心价值观仍来自基督教文明,这部分群体对我们转发的内容并不买账。”

此外,在蛋白棒这款产品较火时,许多中国老板想要模仿国内品牌常见的做法,在美国市场推出专门为女生设计的蛋白棒,把产品包装(比如做成粉色)、产品体积、品牌调性等做一些调整。但了解美国市场的品牌营销专家坚决反对:因为在美国,这种做法反而会令当地女性感到歧视,她们一定会反问,为何女生要吃女生的蛋白棒,为何要区别对待。除非产品里确实有一些成分利于女性身体特质,否则在美国走国内常见的这种品牌营销路线将非常危险。

“在五六年前,走政治正确路线或许是个好的策略,但如今的美国社会非常极端的分裂和二元化,想要上价值观就意味着要站队要走极端,讨好一方,必然会失去另一方。”经常分享中美文化差异的大V、渡客出海创始人马克Malik对虎嗅说道。

在当下的美国社会环境中,美国保守派群体反而是中国出海品牌值得关注的群体。这部分群体此前一直拿不到太多互联网话语权,较容易被忽视,但随着美国政治正确极端化,原先不发声的群体也不愿再沉默。这部分群体的消费力和品牌忠诚度反而非常高,当他们遇到符合价值观的品牌,反而会格外拥护。

美国咖啡品牌Black Rifle Coffee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由美国退伍军人运营和管理的咖啡品牌,他们的产品与星巴克没有太大区别,但品牌文化非常宣扬美国爱国主义,强调员工都为退伍老兵、视觉包装有许多老鹰等美国国旗元素,这些元素和品牌价值观吸引了相当一批美国保守派消费者,其2021年全年净收入曾增长42%。

“在美国做品牌如果要站队,就要站到极端,千万不要去蹭这个概念,否则容易照猫画虎,还不如不做。”马克Malik强调。不要以中国人认为的本土化来看本土市场,真正的本土化藏在更细微之处。

比如如果品牌并不在乎ESG,就不要强行给自己设计一个环保可持续的包装,硬上这种价值观。且据一些数据报告显示,近两年ESG在美国消费者决策中的占比正在急速下滑(美国大通胀下物价上涨,消费者追求性价比,消费降级明显),品牌在传播价值点时,也要更深入分析真实环境,而不是单方面受舆论过多影响。

难以把控的本土媒介

文化差异造成的水土不服不止体现在品牌文化传播、内容创造上,还常出现在与本地机构的合作过程中。

中国出海品牌在美国市场营销推广过程中,经常要与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媒体等机构打交道。许多出海品牌最初也选择了本土的服务机构,但在合作过程中却慢慢发现,双方的工作理念、认知错位、和沟通误差会非常多。

比如在与美国本土媒体沟通时,双方往往会出现理念不同的问题。

中国品牌方在国内与媒体合作时,往往对宣传内容的把控非常严格,且对一切负面评论非常敏感。他们较为习惯给媒体机构支付PR费用,然后对媒体生产的内容进行批改和掌控,这种合作方式已是默认行规。

但在美国若继续以这种期待来与媒体合作则往往会失望。

据马克称,比如品牌方想让美国本土科技媒体做一个产品测评,在当地媒体人的认知里,品牌方支付的费用是让我来写评论,而不是写一个好的评论,他们将这一边界分的比较清。

在马克看来,国内品牌方在心理上不要过分排斥并不是百分百夸奖的评论,美国资深媒体人较懂得把握尺度,有时可能通篇文章80%批评、最后20%重点夸奖反而更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这来自于他们对自身文化环境的细微理解。

除与本土媒体的沟通问题之外,与本土广告公司合作过程中也常常会遇到认知错位的问题。

据王洁明描述,其品牌在推出虚拟人珠宝这款新品时曾举办了一场北美发布会,当时雇佣了纽约本土的知名广告公司来策划这场发布会。这一广告公司擅长时尚类目,曾为纽约不少时装周策划活动。在王洁明的观点来看,本次发布会要把重点放在虚拟人科技上,形式偏向于宣讲会,但当地广告公司则坚持把重点放在时尚上,且要办成party的形式,“这是纽约。”他们强调说。但从结果来看,本次发布会完全变成了一场社交活动,后续内容的媒介传播率很低,这次活动非常失败。

据王洁明复盘,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则是前期没有与广告公司沟通到位,且没对广告公司擅长的方向做深度调研。他们更擅长Event,不擅长媒介资源传播。而在国内,媒介资源传播向来是默认的工作重点,因此并没有与当地广告公司做更细化的要求和沟通。

美国人有一套自己的成熟的做事方式、收费标准以及约定俗成的交付方式,这些习惯和边界感会令中国出海品牌感到不适。

不会上价值的中国老板

如果说本土化壁垒是挡在品牌出海营销路上的一大难题,不擅长讲品牌故事,以流量思维思考则是中国出海老板们的另一大绊脚石。

这个问题往往出现在想转型走品牌路线的卖货型商家、传统外贸工厂中,在国内已有多年营销经验的新消费品牌则相对好一些(他们的问题多出现在本土化)。

产品力强、设计好、性价比高,往往是许多出海品牌营销专业人士对中国出海老板们的形容。他们就像每家公司里或许都有的那个不擅表达、默默钻研技术的同事,产品特牛,但就是不会包装。

“做品牌就要解决信任感、传递独特价值、与消费者找共鸣。”曾服务LV等品牌的Mia讲营销栏目创始人Mia告诉虎嗅。

但许多中国品牌不会上价值,也不太擅长与消费者情绪沟通,特别是卖货型、工厂型出身的老板们。

他们有许多较为典型的错误的品牌营销方式:

比如,将原有的内容素材(比如亚马逊平台上、其他海外市场上、国内)复制平移到美国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用以往有效的爆款素材堆砌来替代品牌宣传的广告。

又比如,认为品牌营销就等于视觉包装。这部分商家可能会雇佣一些设计师来重新设计一套VI(视觉识别体系),但没有更多的动作。

另外,还有许多没有太多品牌经验的创始人低估了品牌营销的专业度和复杂度。

据Mia描述,一些公司的创始人大多会认为读两本书、参加几个圆桌论坛、找几个设计师,自己也可以下场操作出海品牌营销传播的内容。其曾看过许多公司的品牌营销文档,里面的内容多是东拼西凑,或者直接照抄大品牌的营销模板。

其实,这些做法的背后除了对品牌营销认知不足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卖货型、工厂型的老板们更擅长用数据思维、流量思维来看问题。

对于许多白牌商家来说,他们积累财富的手段就是一分一厘地计算广告投放等成本算出来的。他们推崇量化,在品牌投入时也会极度谨慎,对建立品牌形象、策划品牌故事等前置成本有天然的敏感性。

但品牌营销的许多动作是无法用数据来衡量的,也计算不出ROI,且回报周期较长,这令习惯了快速周转、数据可控的老板们很难适应,也难以下决心将大量资金投向“看不着摸不到的”品牌营销上,导致许多该做的动作无法做到。

适合走品牌路线的出海公司起码不要处在生死挣扎的状态中,资金更有余裕更适合打造品牌,若想靠转型成品牌起死回生则往往会低于预期。

“许多中国公司还是习惯于看数据报告或远程做一些调查问卷来了解客群,这还是数据思维。”Mia说。但很多时候,要去当地做一些消费者访谈,在当地生活一段时间,才有可能了解为什么加利福尼亚50岁的阿姨会买你的衣服,纽约20岁的女孩愿意买你的瑜伽裤。

社群搭建在美国也是比较重要的品牌建设手段。

据SocialBook称,出海渔具品牌KastKing就是以Facebook的群组为基本单位,通过钓鱼这项活动将身处不同地区的用户串联起来。并且持续不断地进行周更活动,这些活动既有圈内大佬的经验分享,也有品牌日常的宣发推广,还有专门针对节假日的特殊安排。

而某吊灯电扇品类的亚马逊大卖家为打造自身品牌,选择给美国养老院的许多老人去送灯具、免费置换灯泡,并将这些动作拍成视频在社媒发布。由于美国本土清教徒文化非常吃慈善这个点,他们的社交媒体流量一年做出几千万,品牌知名度也不断提升。中国品牌难以入驻的线下家电连锁商也邀请他们入驻并分享经验。

对于中国品牌来说,TikTok等社媒营销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品牌打造手段。

因为国内品牌往往在此环节经验较丰富,而许多美国本土品牌更注重线下,在这方面是相对比较滞后的。如果品牌所处的赛道中,社媒营销上没有太多美国本土品牌,价格上若再是本土品牌的三分之二左右,那么这个出海品牌就有很大突围可能。

从Burlingame到Filoli —拜习会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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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转自网络)

值此中美复婚,  亚太共荣的大喜之日, 习拜大婚在加州硅谷美丽的FiLoLi庄园举行。FiLoLi 的名字固然有点讲究( Fight for a just cause; Love your fellow man; Live a good life 为正义而战; 爱你的同胞; 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其终究不过是个百年前的美国富商曾经的后花园, 说不上有什么人文价值。 以双方高调示爱的用心,却选择此处举办复婚典礼,  不免感叹婚庆团队对新郎新娘过往历史之了解的匮乏和想象力的缺失。

拜习会, 2023年11月15日于美国加州FiLoLi Estate
拜习会, 2023年11月15日于美国加州FiLoLi Estate

 

FiLoLi庄园
FiLoLi庄园

 

这是因为,近在咫尺毗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以Anson Burlingame 命名的小镇Burlingame,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成为举办这场破镜重圆的婚宴的理想所在。

Burlingame 公共图书馆
Burlingame 公共图书馆

 

Anson Burlingame, 1820年生于纽约。对于粗通本国历史的美国人来说, Burlingame是位生活在两个世纪前的政治家,共和党创始人之一,林肯总统的亲密战友,废奴平权急先锋。而对国际关系史有所涉猎的人们可能知道, Burlingame曾于1861-1867年获林肯选派,担任首任美国驻华大使。

位于Burlingame图书馆内的Burlingame雕像
位于Burlingame图书馆内的Burlingame雕像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有个很传统的中国名字”蒲安臣”的美国外交官,因为在华期间不遗余力地推行对华合作的外交政策而获得中国政府高度信任。即将卸任回国的蒲安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被中国政府礼聘为近代中国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欧美,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争取和平发展的空间全力奋斗。也就是说,蒲安臣同时是今天出席大婚的伯恩斯和谢峰这两位伴郎伴娘的祖师爷。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1868年蒲安臣中国代表团出访的第一站,正是今天婚宴所在的旧金山。在旧金山期间他购买了一片土地,计划退休后来此居住,即是今天Burlingame市所在地。在代表中国出访欧洲期间,蒲安臣成功说服当时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公开承诺不以武力相逼,不施加压力,转而实施友好合作的对华政策。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

蒲安臣使团
蒲安臣使团

 

而转访欧洲之前,蒲安臣在华盛顿代表中国政府与自己的母国代表,前领导西华德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平等互利的友好条约: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条约声明,美国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支持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改革开放和以自己选择的速度完成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条约规定,中美两国可向对方各大城市互派领事,中国外交使团享受英法俄等列强的外交使团的待遇。条约承诺,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移民并在对方的国度享受该国公民的教育及其他相关权利及福利。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的条款之一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的条款之一

 

因为这份条约,从四年后的1872年起,在国家主席慈禧和国务院总理奕䜣的亲自批示下,在封疆大吏曾国藩,丁日昌主持下,在耶鲁大学第一位华人毕业生容闳的积极操办运作下,中国分四批向美国派遣了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近十年,从此开启了此后一百多年中国人留学海外的风潮。这些来美时不足14岁的幼童,全部分散寄宿在美国东北部爱好和平的普通美国人家庭中,在当地知名中小学接受教育;之后有五十多位进入了包括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在内的世界名校继续深造。归国后这批留学生大多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就有:第一次实现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推动庚款留学计划的驻美大使梁诚;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

。。。

在一个焦裕禄和白求恩故事是全体公民必修课的国度,却几乎无人知道蒲安臣在这次代表中国出访途中积劳成疾,倒在了冰天雪地的圣彼得堡。就是那个给蒲安臣各种使绊,拒不追随英美对华实行友好外交政策的罗刹国首都。客死他乡的蒲安臣,享年不足50岁。病逝前有感于工作的艰难和自己的健康状况,蒲安臣在从巴黎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我希望我已为中国争取到了与西方列强公平竞争的环境。。。有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撑不到这次出访结束。压力实在太大了。世界只看到我每天觥筹交错,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手头的工作让我感到痛苦和焦虑。那些所谓的荣誉,不过是死海之果,每个人都想得到,但没人想真地品尝。“

(I hope I have secured for China fair play from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England has left the old Palmerstonian policy and has met my wishes most fully. The other nations will do the same. I sometimes think that I shall not live through this mission. The stress is too great upon me. The world only sees the splendid side. I see the work and feel the pain and anxiety. What dead sea fruit all these honors are, and though sought by all they are enjoyed by none.)

蒲安臣病逝后,蒲夫人在从欧洲写回的家信里写道: “(先生说过) ‘我个人没什么可恐惧的。但我真希望自己能多坚持一段时间,这样可以完成剩下的出访列强的工作,就死而无憾了’ “。。。

[Anson said] whatever comes, I do not fear personally. I am as ready to go as I should be ten years hence. But I would liked to be spared to visit the other powers. Then my work would be completed.

“相比我个人失去先生的悲痛,我很难不想到那些(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他曾用尽全部心力为之奔走奋斗只至献身的亿万穷苦人们(因为他的离世而)蒙受的损失。“

I try not to be selfish in my grief, but to think of the loss to those poor people for whom he was working with all his heart and mind and in whose cause he died…

蒲安臣及夫人遗物
蒲安臣及夫人遗物

 

蒲安臣没能在自己计划退休之地享过一天清福,而是倒在了为几万万不同肤色的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权而斗争的路上。在寒冷的圣彼得堡,他的遗体躺在鲜花翠柏之中,身上覆盖着黄龙旗。病逝之后他被中国政府追授为副国级领导人。而在他的祖国,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仅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就多达三个,其中就包括这片他计划的退休之地。

蒲安臣墓地,位于麻省剑桥的Mount Auburn公墓
蒲安臣墓地,位于麻省剑桥的Mount Auburn公墓

 

 

此后的150年, 持续上演了中美两国相爱相杀的好戏。今天,在豪华的专机呼啸而来,浩荡的车队前呼后拥地去FiLoLi庄园做秀的时候,却没有人指出,最恰如其分的秀场,其实就在离他们专机停机坪不足一英里的地方。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这样完美的错过,勾勒的或许不仅仅是政客们的无知,掩盖的更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长期刻意埋葬的历史。而这样的无视,何尝不是当今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对自己及对方的历史了解程度的真实的写照呢?只有当那些聚集在280号公路两旁手捧塑料花摇旗呐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们,那些生活在硅谷已经或正在实现美国梦却从未想过在Burlingame驻足的人们,以及生活在太平洋两岸的17亿的普通百姓们都对 Burlingame和蒲安臣以及他所代表的致力于两国真正和平与友好事业的人们过去200年的努力都有所了解的时候,这样的复婚才不会一再上演。而即便上演,婚庆之处的选择也会更有诚意。

位于Burlingame高中旁的蒲安臣纪念公园
Burlingame

Burlingame画像
Burlingame画像

2023新年悼词:从未活在当下,早已死于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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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五四

总要说点什么,才觉得自己像个人,在大家都不会说人话的时候,那就说点人话,没有什么新年献词,只有悼词。

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又惹人嫌弃了,话不好好说,不敢好好说,却又很想说点什么,以此维系自己当年社会脊梁的形象,哪有什么脊梁,都是软肋而已,最后只能输出一篇拧巴无比的浆糊文章。南方周末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南方周末了,即便当年的南方周末,也就那么回事,所以现在我们不必苛求或者期盼什么,南周自己也该歇了,割都割了,没必要每年都硬上这么一回青楼,总想撩拨起众人的情欲,可当兰花指翘起来时,挺尴尬的。你们最好的献词,就是给自己写一篇悼词,宣告死亡,不要总以为自己还活在当下,其实早已死于昨天。

真不如学习一下克里姆林宫对外宣传的主要喉舌“今日俄罗斯通讯社”,它的新年献词是向所有俄罗斯官员发出呼吁,希望俄联邦各地的官员无论官职高低,都应在2023年停止撒谎。这才是真的喉舌,喉舌的作用不是让你堵住老百姓的喉舌,不是让你扣帽子吓唬老百姓,不是只会说取悦领导却又让人民群众一眼识破的谎言……,但现在却有很多喉舌干着这样的事,这些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管领导的无能,是为了掩盖这种无能,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私利和私欲,反而损害了集体的利益和上层的权威性。一个合格的喉舌是要引导舆论,缓冲社会情绪,建立舆论和社会情绪的减压阀和减速带,而不是让你封住谁的嘴,不是搞成社会情绪的高压锅,不是让你自说自话自我表扬,“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毛泽东的话你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实施。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些同志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这话非常适合某些地方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学习,比如在疫情这件事上,在对专家的专业能力这件事上,群众是有很多不满和质疑,那是因为防疫工作和专家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群众指出来并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怎么就被你们定义成撕裂和对立了呢?你们这种行为本身才是制造撕裂和对立。

在上述那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说,“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放眼当下,到处都是抓辫子的,戴帽子的,打棍子的,而且是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带头抓戴打,吓人程度直逼马保国大师的接化发闪电五连鞭。比如“而国内一些公知大V以西方言论为圭臬,围绕药物、疫苗、就医等民生关注热点,添油加醋炒作,无非就是趁着国内大规模感染,在焦虑的民众中挑起对政府的不满、愤怒情绪。”关注民生这件事肯定是没问题的,大家以前不关注,后来发现不关注不行,都快民不聊生了。再一个,不要一上来就制造对立,什么西方言论东方言论,说的是人话就行,而且大部分群众虽然羡慕西方极乐世界,但依然心系家乡东土大唐,或者你们把释伽牟尼佛封了,把《阿弥陀经》焚了,是他在这本经书里介绍了极乐世界位于西方,还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据西方有十万亿佛土之遥,这简直是西方势力的代言人。

你们也知道民众焦虑,他们为什么焦虑?不满和愤怒的确是可以人为挑拨的,但身处困境中的人民群众难道不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遭遇吗?还需要外人挑拨吗?说的群众像个傻子一样,正是因为你们这样的认知,你们这样的内容输出,你们这样的扣帽子打棍子,才更容易激起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以上,请胡锡进老师共勉。

昨天和今天,网易的新年献词在朋友圈刷屏了,“活在当下”“致敬每一个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内容就是盘点2022那些事,一幕幕场景再现,让人泪目,这种泪目的内容不需要多么精心打造巧妙设计,只是还原现实就可以,也没有所谓的感动中国式的内容,大家之所以落泪,与感动无关,只是触摸到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无处诉说的委屈和沉重。跟南周的献媚之词比起来,网易的内容更像是献给普通人的,大家疯狂的转发,我明白是人群太饥饿了太委屈了。严格来说,它不是多么闪光的内容,它不是琼浆玉液,但是人们太需要了,干涸的心灵太需要了,网易扛住了生活的压力,只不过,腾讯注定要在网易的软肋上插两刀,删帖、禁言。网易号的愿景写着“让每一位创作者被看见”,那我想腾讯的愿景大概就是“让每一位创作者不被看见”,千万别说什么腾讯顶着压力,别说什么多不容易,别说什么理解,谁没压力,谁容易,我们也想理解,但理解来理解去,付出的一方总是我们,退让的一方总是我们,好像错都在我们身上,直到退无可退,最终连理解的资格都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网易视频里“那些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是不值得致敬的,他们不是凡人,连正常人都不是,他们哪里是扛住了生活,他们是被抓住了软肋的人,跪在地上苟活在当下,他们活过了2022,却未必能活过2023,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概率,生的计划,死的随机,一群可怜又可悲的人,谈何致敬,只是我们的生活太糟糕了,沉沦的太久了,所有的标准和底线一降再降,连活着,甚至苟活着,都要致敬了。人们总是想挖掘人性的光辉,而且是在他人身上挖掘,只不过找到了这光辉,却不是用来照亮前路继续前行的,人们只是想用这光辉来取暖,把他人点燃,自己在熊熊烈火旁,载歌载舞,像极了春晚。

对于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生存、如何活着,我是没有任何要求的,更不想做人生导师,只是内心有个很低很低的对同类的期盼,咱们可以活得很惨,但不要活得太蠢,文艺点表达就是,“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可是蛆虫实在太多,而且都还幻想着以后自己会变成蝴蝶。

正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不堪的人和事的对比,所以普通成了优秀,正常成了卓越,常识成了真理,活着也成了勇气,所以致敬平凡人,讴歌正常人,从情感上我能够理解,大家抱抱团取取暖,特别是在当下的状态中。但千万别入戏太深,太深就成了“伟大抗疫精神及其弘扬机制研究”,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内生力量”,就和那帮专家学者没有什么区别了,也有区别,区别是他们有学术经费可以拿,何怀宏老师说,“一个读书人只有不靠学术吃饭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学者”,这么说其实那些人也是真正的学者,他们不是靠学术吃饭的,他们是靠不学无术吃饭的。

网易2022年的盘点,是有温度的内容,是给人心带来抚慰的内容,每个人都需要,但又不能给的太多或者说只给这样的内容是不健康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旦全身心投入到这种温暖而又安全的共情里,人们就会忘记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问几个为什么。这些年,很多普通人包括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等等,都不同程度的付出了牺牲了,苦难当然是需要铭记的,但比铭记更为重要的难道不是反思吗?不是要问一下为什么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吗?这些牺牲是不是必须付出,有没有可能不必这么沉重呢?这些都属于老生常谈了,但现如今还不得不谈。很多问题我们得问,即便没有任何回应,我们也要记下这些问题,不能一句简单的“辞旧迎新”,一句简单的“祝大家新年快乐”,所有的事情就过去了,就翻篇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每一年都是这样,每一年都是需要平凡人扛住的一年,就看你能扛几年。

疫情当然是令人不安甚至感到恐惧的,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但更令人不安和感到恐慌的是人,是那些借疫情防控之名放大了那种不确定性的专家和官员,但有一点又是很确定的,这些人的确实实在在增强了灾难性的后果。孔子见了都会曰:“人祸猛于天灾也!”柳宗元见了也会说,“孰知防疫之毒,有甚是病毒乎!”我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感受,因为专家的无能和长期胡说八道,本不应该也不需要成为专业人士的全国人民,正在逐步成长为专家,再这样发展下去,如果还有下一次疫情,相信全国人民都可以独立自主完成抗疫大业了。不要随便拿你的兴趣爱好挑战别人的饭碗,不然你真可能会把别人的饭碗砸了。

2022年我有点沉迷于抖音,因为上面有太多拙劣的表演,但正是这样的表演,很多人赚的盆满钵满,有些有操守的骗子,骗完钱跑路后还不忘开个抖音教育你,告诉你为什么上当,告诉你如何才不会再次被骗,甚至还有人说你再交点钱,他教你如何再把钱赚回来。刷一段时间抖音,你很快会明白,当大家的目标只有赚钱这一件事后,很多事情就变得简单了,面目也变得清晰了,当你知道别人的目标只有赚你的钱这一件事后,你的很多问题和疑惑也就迎刃而解了。比如说你不明白一个国士无双的专家,在抗疫这么重大而又严肃的关头,在救黎民百姓于水火的危难时刻,为何说出那么多大失专业水准的话,做出那么多不负责任的事,当你把他看成一个连花清瘟的头部带货主播,一个金牌传销讲师后,我相信你不再会有疑惑。

疫情期间,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等院士,还有以岭药业董事长吴以岭的女婿贾振华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中药连花清瘟胶囊在新冠病人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一个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这篇论文给出了有利于连花清瘟的结论,但试验本身并未采取国际公认的双盲测试方法,而且作者们也承认:“这个试验设计有缺陷。”论文中说:“由于疫情暴发的紧迫性且患者需要及时治疗,团队没有进行双盲试验,即研究者和受试者都知道真实的给药情况。此外出于人道考虑,研究也没有设置安慰剂对照试验”。看得出来,不论是这篇论文还是连花清瘟胶囊本身,都有很多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赚翻了赚麻了。赚点钱其实没什么,我想指出的是,几位专家的立场不够坚定,不够文化自信,他们大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双盲试验是西方制定的标准,我们中药不搞西方那一套,对于双盲试验我们有自己的理解。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

中国有两种神药可以医治百病,一种叫连花清瘟,一种叫热水。连花清瘟的药效一直无法确定,主要难点在于它的服用方式,毕竟吃它的时候都要喝热水,所以专家会怀疑它只是热水伴侣,蹭了热水的疗效。有人说连花清瘟可造成肝损伤肝衰竭,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注意度就好,就像另外一种神药热水,你不注意度,也会烫嘴。良药不仅苦口利于病,良药烫嘴也利于病。

现实生活正在迅速抖音化,有些时候我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在刷抖音的商业骗局,还是在刷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了,或者线上线下早已打通,抖音只不过是集中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龌龊和丑陋。当刘强东怒斥他的高管是只会写PPT的骗子时,我觉得大强子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意思了,会写PPT的骗子都是有专业素养的,抖音上的骗子不仅没有PPT,连脚本也懒得原创了,最近到年底了,千篇一律的都是“我准备拿出几百个w,交几十个朋友,帮助他们还清债务”,连身后的劳斯莱斯都是租的同一辆。这跟十几年前的富婆重金求子相比,仅仅只是把作为背景和传播平台的电线杆子,换成了租来的劳斯莱斯和抖音了,工具都互联网化和资本化了,思想还是没跟上时代的发展。我都想劝各地包机去美欧日招商的政府部门了,别浪费那个机票了,你们去抖音上交几个朋友,加入几个私董会就行了,他们带你们发财致富。而且刚抵制完人家又去招商,天朝颜面何存,特别是苏州,怎么好意思去日本招商,在苏州日本风情街被粗暴对待的穿和服的女孩,恐怕还没走出阴影吧。

疫情防控放开后,我想最累的就是中国人民和历史了,卫健委一开新闻发布会,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交给中国人民和历史回答。针对中国疫情防控是否放开太快,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调整的快慢问题,我想历史会证明这一点。”其实不仅历史可以证明,病毒都可以证明,这样毫无征兆的放开,把病毒都闪了一下。前不久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国家的疫情防控策略政策符合我国国情,科学有效,得到了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看完总有一种“卫健委严肃约谈人民和历史,二者彻夜未眠做证明题”的感觉。

我们总说三年疫情如何如何,说的好像疫情已经结束了,其实并没有结束,虽然我们内心总有种辞旧迎新的盼望,但病毒并不会随着新的一年到来而自动消失,人们内心没有以往迎接新年亲朋团聚的喜悦,多的是一种兵荒马乱的焦虑不安,甚至有一些人已经失去了至亲至爱。一切都会过去的,这就是时间的疗效,但是怕的是一切还会重来,这也是时间的功效。这片土地上永远不缺言说者,不缺吹哨的人,不缺指出皇帝新装的小男孩,不缺孤勇者,可这些人被砍了一茬又一茬,同样的悲剧却从未减少过,甚至愈演愈烈越来越荒诞,而这些人总有被砍光的时候,虽然勇气的种子依然在,可这片土地早已不会发芽了,种子种在当下,但它早已死于昨天。

2022年12月17日,由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冠中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伟大抗疫精神及其弘扬机制研究”开题论证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对于别的事,我是不担心这些专家具备搞成的学术能力,但不学无术的事,他们还真有希望做成。我很担心他们的学术成果会被应用于下一次天灾而酿成人祸。这种事情以前我们当个笑话看看就行,现在却很有可能变成现实,就像1970年云南海通大地震后发生的事。那个年代,大地震发生后,灾区人民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于是各地源源不断地送来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领袖像章。这当然不是什么灾民的主动要求,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的领导拍脑袋做出的决定。当时云南的官方还发出通知,不搞捐赠活动,已捐赠的东西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的精神救灾结果可想而知,直到1982年,官方才首度公布了死亡人数:15621人。震级7.7级。

2022年发生了很多大事,网易尽力一一列举了,有种鸟雀仓惶、秋蝉悲鸣的感觉,或许他们也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2023就要来了,日子并不会变好,面对突如其来的离去,我们都要学会告别,“我们该怎么告别呢?”“像当初见面时那样。”再见,朋友们。

【解读】从文化角度分析为何印度裔能在欧美国家混得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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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随水
原载: 随水文存

最近有许多人来问我关于印度裔当选英国首相的事情,顺带就提到了那个经典问题——为什么那些顶尖跨国公司里面有那么多印度裔高管?在与一些印企工作的朋友交流之后,我把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终于想明白了,所以决定来谈一谈。

许多中国人一说到印度裔在欧美职场的春风得意,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酸——为啥是印度阿三而不是我们龙的传人?内心深处我们肯定不愿承认自己还不如印度人,但现实又摆在那里难以辩驳——海外的印度裔在客观上确实混得比华裔要更好。按照美国的数据显示,平均每百万南亚裔中有2.82位CEO,白人只有1.92位,东亚裔只有0.59位。于是就有人辩称说:这是因为中国最顶级的精英都回国内发展了,留在海外的都只是想混吃等死;而印度精英全都一窝蜂跑去了美国,咱们是在用下等马跟人家的上等马比……我只能说,精神胜利法嘛,只要您自己开心就好!

网上有过不少文章从各个角度分析海外印度裔能够成功的原因,大部分说得都没错——诸如印度人的抱团、自信、敢言等。但那些分析往往都只是说出了现象,未能解释这些现象的成因。我这个人吧,喜欢追根究底——一切现象在根本上都源于社会文化,把握住了文化的根源,才能揭示出现象背后的本质。

推特的CEO最近刚被伊隆·马斯克炒了鱿鱼

虽然我之前写印度的时候经常吐槽,但客观来讲,我真的是非常痴迷印度的文化,否则的话也不会娶印度太太。即便被印度移民局在集中营里关了三个月,我依然对印度那片神奇的土地魂牵梦萦——印度虐我千百遍,我待印度如初恋。大家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凡事都有两面性——某些事物或者某种现象,假如能够长期存在,显然不可能全部由负面组成,必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印度吠陀文化产生的年代甚至要早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印度教为代表的吠陀宗教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主要宗教,南亚历史上无数次遭遇外族入侵,当地的文化和宗教却能够长盛不衰活跃至今必有其合理性——中国人民总是喜闻乐见于印度奇葩荒诞的那一面,却很少思考其文化优势性的方面。所以这次我准备当一回“印吹”,会主要从正面的角度来分析印度传统文化所是如何让海外印度裔具备了在商界乃至政坛脱颖而出的根本优势。

印度裔的优势大致可以从两方面说起,一是精神控制力,二是思想自由度

关于精神控制

先来说精神控制力,这种精神控制力源于种姓制度。

好多人都觉得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既罪恶又愚昧,但我越琢磨越觉得这玩意儿对古代统治者而言简直是一种天才的设计,一举解决了“秩序”与“合法性”问题。首先,我要就种姓制度进行几点说明:

1. 种姓打一开始就是雅利安人为了对被征服的印度土著进行精神控制而设计出来的——基于吠陀宗教的轮回世界观,根据神制定的秩序,我们是高等的,你们是低等的,我们永世为主,你们永世为奴
2. 种姓的内在逻辑基于一个比喻:婆罗门是神的头脑口舌,刹帝利是神的双手,吠舍是神的双腿,首陀罗是神的双脚——就好像不同器官的重要性和作用不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才是世界真理,追求平等乃是大逆不道,手脚怎么做得了口舌的工作呢?只有各司其职才能保证社会和谐
3. 印度目前只是在法律上禁止了基于种姓的歧视行为,但种姓观念本身是不可动摇的,将在印度社会长期存在,因为这是印度教世界观的基础,跟轮回观相绑定——要是印度没有了种姓,那么印度教的宗教秩序将随之崩塌。种姓不再成对世俗生活中每个人身份进行限制,但宗教生活的秩序并没有变;低种姓可以当上总统总理亿万富翁,却永远不可能当上祭司
4.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种姓早就不再是按肤色种族(Varna)划分的了,而是按照职业(Jati);整个社会数千种职业种姓对应知识分子阶级(婆罗门)、管理阶级(刹帝利)、农工商阶级(吠舍)、无产阶级(首陀罗)、奴隶阶级(贱民)。

这最后一点正是种姓的牛逼之处,它在过去事无巨细地规定好了全社会每个人乃至每个族群的终身职业,不存在绩效考核、竞争内卷、升迁谪贬,每个人只需要做好自己本职范围内的工作,就能让整个社会运作起来。站在现代人角度,我们会批评这样的制度导致阶级固化;可如果站在古代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样固化的阶级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和谐社会状态吗?在莫卧儿王朝时期,来自波斯的统治者信奉的是“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伊斯兰教,可他们非但没有去打破种姓这种不平等的制度,甚至还把这种“具有优越性的制度”吸纳进了南亚的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内部也搞出了种姓制度来——架不住这玩意儿太实用啊!(参见《开局一个神,故事全靠编——起底世界三大文化圈》)

种姓制度让人很自然地接受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观点

在种姓制度下,“小偷的儿子永远是小偷,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社会秩序坚如磐石。印度有些婆罗门种姓的血统,能追溯到神话传说里的“仙人”,几千年来过的都是上等人生活;反之那些贱民也一样,做了几千年实质上的奴隶阶级。期间不少种姓也有过起起落落,但总体而言相当稳定——最关键一点在于,种姓制度的秩序稳定性并不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暴力机器维系,而是基于宗教世界观,具有自我维持的内驱力。农民起义这种事儿在印度历史上闻所未闻,有记载的暴动几乎都是因为宗教方面的冲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古代印度人难道不是天才的管理者吗?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他们让一群奴隶心甘情愿地做牛做马、毫无怨言地接受极不公正的待遇,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可说是一个奇迹。要是当年罗马人搞的是种姓而不是议会元老院制度,说不定其文明能延续至今——斯巴达克斯们会觉得自己是上辈子做了坏事儿才会这辈子沦为奴隶,唯有好好接受改造、勇敢地战死在竞技场里,下辈子才能投个好胎成为罗马公民。
种姓制度的稳定并不意味着低种姓的印度教徒顺从,他们虽然不明着反抗,也不会有觊觎上层人地位的野心,但他们有自己阳奉阴违偷奸耍滑的技巧——或者说“生存哲学”。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生来就已注定,可人的天性是自私利己的,在种姓这种缺乏激励的制度下,低种姓劳动者一方面在宗教世界观的洗脑下心甘情愿认命,另一方面也会出于动物本能想方设法磨洋工混吃等死。他们绝不会去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以外的事,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印度有钱人请佣人通常都得要请一堆,分别管不同的事情——带孩子的不管做饭,做饭的不管扫地,扫地的不管洗衣服……种姓制度下的社会尽管稳定性很高,效率却也很低。
相对应的,印度教的那些高种姓统治阶级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如何对下面那些低种姓刁民进行恩威并施的精神控制,让他们在有限的激励条件下最大程度发挥主观能动性

宗教这玩意儿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说白了都是基于精神控制。我们一说精神控制可能就想到基督教的牧师、伊斯兰教的阿訇在宗教场所的宣讲,通过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让信徒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然而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建立在古代吠陀文明思想框架下的印度宗教,却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因此印度教跟其他宗教有个很大的区别——其他宗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通常是分开的,但印度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往往融为一体;其他宗教的精神控制活动大都只在宗教场所开展,印度教的精神控制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吠陀宗教,都有一个终极目标——解脱(Moksha)。从理论上来讲,印度教徒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指向这一终极目标;在实际的生活中,则被分解成了四个方面——(Dharma,道德及智性上的追求)、利益事(Artha,物质收入与种种利益)、欲乐(Kama,对世间物质的爱好)、解脱(Moksha,获得心灵的自由),这四方面都有具体的道德准则、义务和责任。

举例来讲,印度教徒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有着大量宗教禁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时候吃、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不小心碰到了该怎么办……印度教在家和出家的界线相对模糊,理论上讲属于前三种姓(再生族)的每个男性印度教徒在25岁之前都要经历清净持戒的“梵行期”(Brahmacaryā,对应佛教的沙门);对于虔诚修行的印度教徒来说,平日里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得想想有没有相关的宗教规定,宗教对其的精神控制可谓无孔不入且深入骨髓。

于是乎,种姓制度下的职业,也从来都不仅仅是世俗的谋生方式,被赋予了大量宗教义务的色彩——如何督促各种姓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乃是印度教中最重要的一项精神控制任务。

这样的精神控制真的有吗?——不但有!而且还写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PUA宝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薄伽梵歌》这个名头大家多多少少应该都听过,它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话说《摩诃摩罗多》里头有个绝世高手叫阿周那(Arjuna),历来被印度人视为战神,印度自己研发的那个阿琼坦克,就是用了他的名字。阿周那是般度族的五个王子之一,被称为般度五子,般度五子为了争夺王位爆发了“俱卢之战”。不料阿周那在临阵之际陷入了道德危机——身为武士阶级的刹帝利,在战场上杀敌是他的种姓职责;可这次在战场上面对的却都是他的兄弟、族人、老师,他感觉下不去这手,决定要退出战斗

这时印度教大神奎师那(Krishna)化身为他的车夫,开始给阿周那PUA洗脑,这部分洗脑内容后来就成了《薄伽梵歌》。奎师那跟他讲了一堆宗教行为准则的重要性,鼓励他认清自己的种姓职责——在战场上杀人没毛病,关键是你要本着对宗教的虔诚之心和奉献精神去杀人,不要执泥于自己杀了人这个结果;只要你杀人的时候有着维护宗教秩序的虔诚发心,就是对众生有利的,反而能够更容易得到解脱……然后又说了一堆如何通过虔诚之心获得解脱的大道理。最后阿周那被奎师那说服,将弓箭射向了自己的兄弟族人……

奎师那与阿周那在战场上的对话

《薄伽梵歌》在印度乃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地位就跟咱们的《论语》一样,直接指导着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内容的经典对印度人民的三观塑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薄伽梵歌》精神相一致的是,印度教正是将不同种姓的职责定义为人生中的“利益事”,鼓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能够通过生产食物和财富维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乃是一大功德……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理论刚好站在现代经济学对立面上。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名言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我们不能藉着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的我们必须诉诸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于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于他们的自私。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诸我们的处境为何,相反的我们会诉诸于他们的获利。”

我想说的是,由于种姓制度与宗教义务相绑定,缺乏市场经济机制的调节作用,需要用道德驱动替代利益驱动,印度自古以来为了让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需要连哄带骗加洗脑。精神控制在印度属于一种日常生活技能,你想让你家里佣人好好替你干活,就得懂精神控制这一套;你要是公司企业主,更是要把精神控制当作一门艺术来践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精神控制绝不是简单地要求别人服从——仅仅要求服从的话通过威逼利诱也能做到——而是要让对方自发地遵从社会固有秩序、追求人生使命,以实现自我的终极解脱……

我们许多人想象的不同的是,终极的精神控制其实会让人产生幸福感。一个人幸福与否,跟“拥有多少”没关系,只跟“想要多少”有关;长期被宗教洗脑的印度人,更能够心甘情愿地接纳命运的不公正,幸福感自然比较高,身心也更健康。我去过中国最贫困的大凉山地区,也去过印度的许多贫民窟——虽然他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精神面貌却完全不同。大凉山无论男女老少,大都死气沉沉郁郁寡欢;而印度贫民窟里却多是欢声笑语,见到外人热情而自信,对自己的境况十分坦然。他们虽然身处社会底层,却并不会觉得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神”的安排;只要遵从安排,下辈子自然能够苦尽甘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心态的

我行走在印度各地时也发现,印度人普遍身心健康、性格开朗自信,个个都是“社交牛逼症”;即便印度社会是如此不公,也很少会有怨天尤人。在普遍性层面上,印度人的情商相当高、口才相当好,擅长讨价还价和处理人际关系,能够审时度势进行变通,不像一些西方人那么轴。下层的印度人特别能够忍辱负重,对各种不公平的现象忍受阈值极高,懂得察言观色,在表面上十分顺从,但事实上会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捞好处;与此同时,上层的印度人大都思维敏捷言语健谈,特别会扯犊子、画大饼,由于他们展示出来的充分自信,即便他们是在夸夸其谈,也会让你觉得可以充分信赖他们的“真诚”,堪称天生的PUA大师……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同社会等级的印度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不断磨练出来的——被管理的人越来越刁,管理的人越来越精——此乃精神控制与反精神控制的“军备竞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互之间斗智斗勇的必然结果。

印度人的刁钻精明绝非我一家之言,但凡跟印度人做过生意都必然有类似的体会,这种刁钻甚至曾经让英国殖民者都犯难。大家别看英国殖民了印度那么久,他们虽然能够征服印度,却并没有能力直接管理那些印度人。英国人当时如此评价典型印度人——做事被动、愚昧、奇葩,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背地里诡计多端。(as passive, ignorant, irrational, outwardly submissive but inwardly guileful.)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对典型印度教徒的直接管理,一方面,他们找非典型印度族群进行合作,比如跟帕西人在商业上合作,跟锡克人、廓尔喀人在军事上合作;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代理人制度对殖民地进行管理。大家都知道英殖民时期的印度由数量众多的土邦构成,土邦制度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莫卧儿帝国封建制的继承,只要土邦主不反抗英国,他们就能高枕无忧地继续当自己的土皇帝。英国对不同土邦的控制程度差异很大,有的土邦如海得拉巴,享有近乎完整的独立君主待遇;有的土邦则名存实亡,土邦主的权利被削减架空,或者索性因为绝嗣、违约等原因被英国收编为了“省”。但即便如此,英国人也只会派遣接受过英国教育、懂英语的印度人进行直接管理,英国官员所要做的则是管理这些受过英国教育的印度人。

就我的体会而言,别说是从前那个土邦林立的英属印度了,哪怕是现在这个联邦制的印度共和国,管理起来都是一个噩梦——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印度人才知道怎么管理印度人,这是经由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培养出来的默契,只有印度人自己最熟悉印度社会的运作方式

我在印度期间发现印度官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猫鼠游戏”层出不穷,那些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往往能够准确地对老百姓偷奸耍滑的行为做出各种预判,提前堵住一些漏洞,而老百姓也往往很快就能破解……由于印度人民深谙各种变通之道来应对政策,时常令连最老辣的管理者都束手无策。一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上来、老奸巨猾的莫迪,在印度人民偷鸡摸狗的智慧面前,有时候也不得不败下阵来。比如说2016年莫迪为了整治黑钱颁布了“废钞令”,他费尽心机想要暗渡陈仓给黑钱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最后还是有多达99%的现金得以兑换洗白,“废钞令”事实上以失败告终。

政府被逼得没办法了,有时候甚至不惜用违法的方式来执法。印度的司法黑暗乃是著名的社会现象,印度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栽赃嫁祸可谓司空见惯。有时候这勉强算是法外执法的“正义之举”,比如警方明知某些黑帮杀手身背数条人命,却没有证据将其绳之以法,于是通过在街头“偶遇”将其直接击毙,然后伪造现场统一口径指控其主动袭警,反正也是死无对证;有时候这种做法却会造成不负责任地栽赃构陷,警察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一口咬定某嫌疑人是罪犯,会通过伪造证据逼迫其认罪。譬如我在印度集中营里的墨西哥籍狱友马丁,根据他的自述,他的前妻在印度遇害后,他被警方视为第一嫌疑人,警方为了结案伪造了他到过抛尸现场的证据,令他身陷囹圄,至今还在不断上诉……(参见《集中营六记(四)逸闻记奇》)

由于官僚体系臃肿、变通之道繁多,长期以往便造成了印度的一个奇葩现象——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普遍性违法——一些法律禁令由于矫枉过正的不合理性变得形同虚设,老百姓违法行为普遍存在。执法人员和管理人员自己本身其实也是老百姓,对老百姓的欺瞒做法心知肚明,根据你是否“进贡”来决定是否“纠正”你;碰到贪心一点的官员,就算你没问题也会编造点问题出来,以作为索贿的借口……不夸张地讲,印度社会的各种“潜规则”比我们中国还复杂,正因如此行政效率才会如此低下。

说这些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管理的恐怕就是印度人,因为这是一个游戏规则高度复杂的人情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精神控制传统的宗教社会。在印度文化下成长起来的管理者都是极品人精,有着超高的情商,老于人情世故,精于精神控制,个个都是让你感到可以充分信任的PUA大师……当他们走上世界舞台,会发现自己早已见识过了最黑的黑暗,从地狱难度来到了新手村……

关于思想自由

有人肯定要说,这有啥?我们中国对管理者的选拔不也是大浪淘沙吗?我们中国不也是关系复杂的人情社会吗?我们的管理精英怎么就不如印度人了呢?

须知,印度人在管理的过程中并不会用权力来压制你,不会要求你绝对服从,更不会不许你发表观点;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依然能保持思想活力和自由

再怎么不喜欢印度的人,都无法否认印度社会文化的多元和思想的丰富;我们中国无疑在很多方面都比印度强,但宝莱坞电影绝对可以甩我们中国电影几十条马路,这就是思想开放所带来的文化繁荣。之所以印度的思想可以这么丰富,首先是因为印度教本身上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不需要通过严密的组织或者对政治的参与就能够通过社会运作自发地维持,对于思想抱有开放的态度与宗教本身的存续并不冲突

相比之下古代中国虽然有三纲五常等社会伦理,也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传统民间信仰,但没有类似印度教种姓制度那样绝对不可触碰的最高秩序,也没有印度教那样世俗与宗教相统一的、全民实践的世界观体系。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世界上最牛逼的存在是“天”,但没人能说清楚“天”究竟是啥;人间的最高权威皇帝只是“天”在民间的代言人,德不配位老百姓能够“替天行道”颠覆皇权,并不会绝对盲目地服从——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可以说是最高秩序的缺失,需要通过思想管理来维持秩序。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类的宗教社会虽然有“唯一真神”这个最高秩序,却也特别害怕“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因为一来“全知全能全善的唯一真神”这个设定存在许多逻辑上的漏洞,二来这个“唯一真神”需要竞争上岗,上帝跟真主究竟谁才是唯一得先互相掐一架再说……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搞起思想管理毫不手软,一言不合就大搞宗教迫害,比方说烧死了主张泛神论和日心说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

说白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行“思想管理”的宗教迫害,其实技术含量很低,靠的是暴力机器维系自己的绝对权威,把“异端”都送上火刑架就完事儿了,十分简单低级粗暴;跟印度教那种高技术含量的PUA精神控制大师完全没得比

肯定有人要问“精神控制”和“思想管理”的区别——精神控制就好像你甜言蜜语哄女朋友,那姑娘明明有许多的选择,却偏偏对你死心塌地;思想管理则好比你不许自己的女朋友有任何其他男性朋友,她的生活中只许有你一个男人。两者孰高孰低可见一斑。

印度教之所以发展出强大的精神控制力,除了印度教本身的特点之外,一大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从未能够实现思想管理,把所有的技能点都铆足了劲儿点在了精神控制的技能树上。思想自由开放的环境会迫使精神控制力不断提高——就好像你女朋友有很多追求者,可你又没本事把这些追求者都赶走,于是只好努力提升自己哄骗女朋友的本领。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有两种宗教思想,一种不允许你有任何质疑,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它都是唯一真理;而另一种思想在大家的讨论、质疑中不断补充发展自己的学说理论,显然后者的生命力更强,更能够蛊惑人心。像佛教、印度教这种吠陀宗教,都是在众多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才发展起来的,非常注重“因明学”(Hetuvidyā)——也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能言善辩”乃是其基本功,不但嘴皮子功夫了得,而且擅长批判性思维。当年玄奘法师印度求法期间,在曲女城无遮大会上凭着天下无敌的论辩术名震天竺,所运用的正是因明学。

由于南亚地区的邦国林立高度散装,自古以来都没有机会对思想进行统一,这就使得印度成为了各种思想流派的摇篮,正可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印度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差别其实比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差别还大,却彼此相安无事。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印度教和佛教之间也有过互相穿小鞋的教派竞争,但都属于局部地区的小打小闹,远远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当时佛教、印度教更像是吠陀文明体系下的两个不同思想流派,参见《被重新发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这跟南亚思想的自由开放分不开——只进行精神控制,却没有配套搞思想管理,放眼望去古代历史上似乎只有南亚独此一家。

越是散装的地方,对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就越高。只要对印度历史稍加了解就会发现,古代印度次大陆统一程度最高的两个时代,恰好就是思想最不自由的时代——其一是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时期,由于阿育王独尊佛教,让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阿育王统治前期相当专制,对“外道”进行过屠杀,后期才容许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存在;其二是奥朗则布统治下的莫卧儿王朝,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对其它宗教的包容度急转直下。归根结底,排他性的“思想管理”几乎是“大一统”的必然特征,所幸这些“大一统”都有如昙花一现,印度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才保留了下来。

包括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在内的南亚地区不同流派的吠陀宗教,长期以来都在相互竞争中持续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在质疑的过程中不断自我修正完善,所以才会在15世纪的时候还能够创立出融合印度教虔信派(Bhakti)和伊斯兰教苏菲派思想的锡克教,并发展为当今世界的第六大宗教。宗教归根结底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法,吠陀宗教用于解释世界的核心观点立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虚幻的”,这个观点不但无法证实或证伪,可能产生的逻辑漏洞也要远少于一神教所主张的“全能全知全善的唯一真神”再加上吠陀宗教不是靠禁止其他思想流派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而是通过自我的调整和重组来保持竞争力。正因如此,不管世界怎么发展,吠陀宗教都能进行逻辑自洽的调整和适应,诸如轮回转世、因缘果报这些古老的世界观,即便在当今社会依然能够焕发活力。

在秦朝开启大一统之前,中国的思想也很多元。春秋战国时代为啥能百家争鸣?不就是因为散装嘛!你的学说在这个国家不被接受,可以去别处碰运气,很多春秋战国的思想家都是这样到处游说到处碰壁百折不挠才最终得到认可的。孔子早年曾在齐国受到排挤,齐国的大夫甚至想要加害孔子,亏得他有鲁国这条退路,否则咱们历史上可能就没孔子这号人了。大一统之后,这退路就没了——说错一句话轻则仕途不保、重则脑袋不保……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智慧就是“明哲保身”,在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都非常谨慎,整个社会环境也不鼓励你太有想法

南亚地区思想开放的传统,一方面保持了思想的活力,使得印度人非常擅长批判性思维,在表达观点时毫无顾虑;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自信。

我们经常会觉得印度人有种“蜜汁自信”,非常傲慢自大,这正是源于他们对印度文化的自信。思想开放必然伴随文化自信,只有自信的人才愿意接纳不同的观点,才敢于面对各自各方的质疑印度人虽然在物质上十分崇洋媚外,但似乎在文化上确实不鸟西方那一套,有着自己的坚守——至少明面上不鸟(潜移默化受影响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你会发现印度裔妇女即便移居别国,还是会在日常生活中身穿自己的民族服饰。有了自信能够大大提升精神控制力——只有自信的人,才更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就像我前面说的——哪怕我明知一个印度人在满口跑火车,可他那副言之凿凿的模样,就是让你觉得可以相信他。

说起印度的文化自信,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就是辨喜(Svāmi Vivekānanda,斯瓦米·维韦卡南达,1863-1902年)。对内,他借鉴了基督教的社区服务概念,赋予了印度教徒宗教使命感;对外,他在19世纪末将经过改良、用西方价值观重新包装过的“新吠檀多”灵性文化输出到了欧美,在欧美国家获得了强烈的反响,现在许多欧美人民痴迷于灵修、冥想、瑜伽,追根溯源都是当时辨喜种下的因。

辨喜成功对外输出印度文化的壮举,对于彼时迷失在殖民文化中的印度人民仿佛一盏指路明灯;他让印度人民看到——印度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有能力影响和改变世界。这使得印度人民对自己的文化突然间自信爆棚,间接促进了他们对独立的追求。(参见《是什么让莫迪成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简史》)

辨喜带来的这种文化自信影响了后来的每一个印度人,几乎就跟孔子对中国后世的影响一样,并极大推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由于长期受宗教洗脑,印度人本来就够自信开朗了,文化上的自信再一叠加,对整个印度国族产生了逆天改命的效果。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提出过一个“世界导师”(Vishwa Guru)的口号——而“世界导师”指的正是辨喜。现在这个口号被莫迪当做了长期战略,其野心是要让印度立于世界之巅,将印度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输出

印度的野心是成为“世界导师”

印度自古以来在思想上的自由开放,在如今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延续。西方社会所主张的民主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跟古代南亚的吠陀宗教是一样的——虽然在精神上控制你,却不在思想上限制你。西方民主社会也给人洗脑,但无论如何对不同的观点有极大的包容性。

客观来讲,印度的民主制度非常拉胯,既劣质又低效,并且随着莫迪政府对集权的日益收紧,印度式民主的槽点也越来越多。但我们无法否认民主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得当代印度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这点我被关在印度集中营里的时候深有感触——虽然集中营里面发生着各种荒唐的事情,但我们仍然拥有基本人权,给我们留了一扇可以将这些事情曝光出来的窗。集中营里的人们能通过示威抗议让外界知道他们处境,同时新闻媒体也会跟进报道,利用舆论来对政府部门施压,迫使政府做出相应的改变……印度确实存在许多的黑暗,但基本的民主原则让这种黑暗不至于令人绝望——宝莱坞电影至少敢把这些黑暗拍出来并展现在世人面前,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这亦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因为“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不怕扬自己家丑、揭自己短,把问题暴露出来才能加以纠正。

我承认,民主制度下的决策者有时候会被民意绑架,使得一些在长远上对国家有利的政策无法实行,比如说莫迪政府最终失败的农业改革就是一个例子;民主制度的效率在很多时候也非常低下,由于缺乏一锤定音的决策者,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不断拉锯扯皮……但对于有能力的个体发展而言,在思想开放的民主社会环境中,选择和机会一定会更多。就好像战国时代那些思想家一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你的能力实实在在,有其他阵营会接纳你。如果你想要从政,执政党不喜欢你,可以投奔在野党、反对党;如果你有独到的想法,这个公司老板不赏识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公司,总有你发光发热的机会……在这种机制下,尽管未必能保证社会和企业内部的效率最大化,然而一定能保证个体思想的活力最大化

有自己的想法只是第一步,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也很重要。表达虽然是人的天性,却并非人人都懂得如何表达。首先要有组织语言的能力,其次要有敢于吐露的勇气——这两点印度人都不缺,他们不仅会说,而且敢说。这从一些印度男人追求女生的风格就能看出来,他们看到漂亮妹子就会去搭讪,貌似从来不担心表白被拒尴尬丢人,也完全不存在“社死”这个问题——只要表白的人次足够多,总能碰到瞎了眼的女生看上自己;但你要是连开口都不敢,那就什么机会都没了。另外或许是由于印度社会浮夸成风,对于“信口开河”的包容度也很高,印度人普遍存在“轻诺必寡信”的问题——承诺的时候一口一个“No Problem”拍着胸脯让你放心,等到兑现的时候却两手一摊挠挠头。

作为我们中国人无疑会觉得他们不靠谱,因为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文化里,非但话不能说得太满,甚至很多话都不能说得太直接。“直言不讳”等同于“口无遮拦”,常被视为愣头青的特征,会觉得这样的人缺乏社会经验、没有被社会毒打过;懂得“沉默是金”才是成熟稳重的表现。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正是因为“祸从口出”在中国实在是太普遍,说错话、说大话的成本很高

但欧美社会的文化其实更加接近于印度文化,虽然不至于像印度人这么不靠谱,但他们也是允许说话有水分的。这可能是因为在这种老百姓投票选领导人的民主国家,政客得要敢于自我营销自我吹捧,才能获得选民的青睐;你要是一开始不敢把话撂出来,别人甚至都不会多看你一眼。在欧美跨国公司里头升迁的逻辑,也跟政客搞竞选有点像——工作成绩自然是必须的,但在成绩之外,光会埋头干实事的人未必能得到提拔,那些大胆、敢于创新、敢于表达自己、敢于做决策、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更加容易得到赏识和器重——不怕你说错话,就怕你什么话都不敢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谦逊”的美德、“谨言慎行”的风格,在西方社会是个纯粹的劣势,人家根本看不懂这一套。按照他们的思维,你先得要敢吹你自己有多牛,别人才会觉得你牛;你要是谦虚地说自己不行,别人就真以为你不行了……因此惯于循规蹈矩、闷头苦干的中国人,即便专业能力再怎么优秀也很难得到升迁。中国人缺乏竞争力的同时,一些欧美国家的人也有自己的缺点——他们有时在个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太缺乏等级社会、人情社会的意识——具体表现就是 “不会做人”,很多时候脑子轴不会变通。在这种环境下,精于各种潜规则、人情世故,擅长精神控制,同时又思维活跃能说敢说的印度裔,自然当仁不让地脱颖而出。

中国几千年来思想上的大一统,间接影响到了中国企业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以及企业文化。相当一部分企业就好像传统官场的缩影,不鼓励个体太有个性和思想,直言不讳者在职场上很难生存,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管理者的绝对权威和员工的绝对顺从被视为效率的保障,整体而言容错率低,那些有能力但低调而顺从的人更容易得到提拔。所以中国社会想要鼓励创新就很难——你不可能指望既要搞创新又要不犯错。假如想要在大厂通过按部就班的晋升,最后能够幸存下来的通常都变成了老油条。打个比方来讲吧,中国人在不断往上爬的过程中,大部分人性格和思想上外露的棱角都会被磨掉;但印度社会只会磨掉性格的棱角,思想的棱角不但得以保留,还能茁壮成长。

包括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由于长期受中国影响,或多或少也都有跟中国一样的问题,在文化上偏于内敛保守。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企业里东亚裔的管理者偏少——说白了还是因为文化意识形态不匹配。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中国文化中被传为佳话,然而诸葛亮这样的人要是生在美国文化的环境中,那估计一辈子都只能“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印度文化不仅和美国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更有自己人情社会的独到优势,印度裔能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关于抱团

关于海外印度裔,还有一个很多人提到的特点是抱团,这一点也能通过社会文化来解释。

首先,印度人出海是有同乡会的,跟咱们中国浙江福建一些地方很像,一个人在外头闯出名堂了,会带着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出来求富贵。而且不同地区的印度人出海的方向也略有区别,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一窝蜂往美国跑,比方说喀拉拉邦的马拉雅利人爱去中东,泰米尔人爱去东南亚(泰米尔语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在传统上是那种对人际关系高度依赖的农业社会,社区关系非常密切;种姓社会内部的固有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卷内斗的消耗。中国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中国内部的恶性竞争几乎是一种传统,“老乡见老乡,背后是一枪”,熟人之间常会因为利益反目成仇。这可说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个副作用——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做得,我自然也做得——连一个孙猴子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坐玉帝的位子,没什么不可逾越的底线。但在印度传统种姓观念里,有些事情“只有我做得,你却做不得”。印度教徒一生下来,自带种姓社会的等级烙印,族群内部的固有秩序,使得不同个体的职责界线明晰,避免了相互倾轧。在没有外敌的时候,印度人内部也撕,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之间很分裂;可他们在面对外部竞争的时候立马能够相互合作,抱团起来一致对外。族群内部固有秩序使得他们更容易安排分工,也更容易推选出一个让所有人信服的领导来,就好像在狗的社会里,互相闻一下尿里头化学物质的气味,就知道谁是老大,避免了无谓的内部厮杀。

其次,这种能够抱团的传统,并不是印度人去了海外才有的,而是英国人教出来的。古代的印度被外族入侵的时候,那些小邦国并不知道要抱团起来抵抗,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英国人殖民印度次大陆之后,试图对不同族群“分而治之”以实现相互制衡——除了不同邦国、民族之外,他们还画蛇添足地对不同宗教群体也进行了分化,通过宗教识别分割了孟加拉省(参见《南亚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漫谈》)……没想到这一做法导致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觉醒,整个印度抱团起来把英国人赶走了;更没想到的是,当英国人这个外力消失之后,驱动印度人抱团的宗教民族主义反噬了印度,造成了印巴分治。如今的印度人,虽然平时看起来松松散散,但只要一有外力出现就会抱团。比方说假设有几个南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但在面对北印度人的时候,就团结成了泰米尔人;又假设有几个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分别是比哈尔人、拉其普特人、孟加拉人,但在面对穆斯林的时候,他们就团结成了印度教徒。

最后,中国人在职场上多少还有点习惯上要避嫌的心理。无论是中国的官场还是职场文化,拉帮结派、发展自己的小团体都是上头特别忌讳的事;还有些人则会有“内举避亲”的心态,觉得把职场上的机会和资源明目张胆地留给自己人,会显得自己不够公正无私。但印度人完全没有这个心理负担或者道德负担,他们觉得大家一起出来混,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帮自己人一把无可指摘;尤其在海外,大家都是背井离乡的印度老乡,上下级和同事之间互相包庇根本不算个事儿。伊隆·马斯克买下推特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印度裔高管提拔的小团队给炒了,因为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影响到了公司内部的公平和效率。当然,你永远不要尝试去跟印度人谈公平问题,因为印度的社会文化中“不公平”才是天经地义。我们眼中的“不公平”,在印度人看来那是神的旨意、业力的安排。

除了以上谈到的印度社会文化对印度裔优势的塑造外,还有几项“利好”也推动了印度裔在国际舞台上的崭露头角。

第一,是印度人对管理的渴望

首先,在种姓制度的价值观中,管理者属于刹帝利阶层,是高人一等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会对淡泊名利的清高之士赞赏有加,另一方面由于官场是非多、伴君如伴虎,在渴望权力的同时,人们对权力的反噬心存顾忌;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人对于进入管理层的渴望也并不特别强烈,因为社会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对不同工种的劳动者都能给予同样的收入、尊重和社会地位。但印度就不一样了,“劳心”与“劳力”乃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社会阶层,只有前者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社会地位(参见《印度人民三观之下的“八荣八耻”》)。这不仅造成了印度服务业的畸形发展,也使得印度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要跻身管理层,极为热衷报考MBA工商管理学。印度大学生考MBA的热情就跟有段时间咱们中国大学生考雅思考托福差不多——考雅思考托福的人不一定就真会出国,考MBA也不一定真的就去当管理层,但有道是“技多不压身”,当机会真的降临时,拥有MBA文凭的印度裔就是那个“有准备的人”。

第二,印度裔在欧美社会被接受的程度更高。

由于长期的政治博弈,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对俄罗斯、中国在商业上的防范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华裔恐怕很难在欧美大企业获得充分的信任;而印度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政治制度和教育体系都与英国一脉相承,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尽管印度跟俄罗斯关系密切,却依然能够获得美国的信任。首先,英语是印度最主要的官方语言其次,北印度人在人种分类上属于白种人;第三,印度本身是英联邦国家——因此从文化、血缘、政治各方面,欧美社会都会觉得印度裔比华裔、日裔、韩裔要更为亲近。尤其是在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印度裔就跟爱尔兰裔、西班牙裔一样,区别只不过在于先来后到。印度裔无论是当选美国副总统还是英国首相,其违和感都并不会显得特别强烈。

第三,印度本土的恶劣生存发展环境所迫。

印度人会成群结队去海外发展,最重要原因还是国内发展条件不好,那些能够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印度裔,在印度国内则未必能成功。印度本土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于被传统财阀所垄断,印度最知名的企业家、管理者几乎都来自于财阀集团,很少有像张一鸣、刘强东那样白手起家的互联网新贵。财阀集团同时拥有资本和政府关系,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起像Jio公司这样的通讯巨头,将印度国内的那些老牌电信企业打得左支右绌。不妨这样说吧,印度这样的国家,无论创业还是个人发展都缺乏一个公平开放的环境,自然导致了人才大量外流。对有才华有抱负却又无权无势的印度人而言,去海外反而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并且一旦出国就会千方百计扎根留下来,免得回到印度地狱般的环境。

结语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一千万印度人移民到了海外,这些人大部分都属于印度最优秀最富裕的阶层。可说印度培养出来的大量顶尖人才,都给西方发达国家送人头去了,这种人才流失是印度难以言说的痛。尽管移居海外的印度人给印度挣了不少外汇,印度裔当上不少跨国公司的CEO,官居美国副总统、英国首相更是“为国争光”挣足了面子……可印度本土却依然还有许多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

因此不少中国人听闻印度裔担任英国首相的新闻后,颇有些不以为然,有的人认为正因为首相自己是印度裔,所以为了“避嫌”可能反而会对印度不利;也有人觉得这些海外印度裔的成功并不能帮助到印度老百姓……

我觉得吧,只要这些新闻能够增强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那么对印度整个国家就有极大的助益。正如同我们中国人不会去纠结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是否中国籍、这个诺贝尔对中国有没有实际的好处,或者奥运健儿摘金夺银是否会让我们的收入增加;印度人显然也不会在乎那些印度裔成功人士跟印度的联系究竟有多密切。海外印度裔有了出息,其意义在于光宗耀祖,由此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能够实实在在地让印度人民构建起更为牢固的国族认同和更为强烈的文化自信——从长远来讲,这些东西对国家产生的效益远大于单纯的经济利益。

同时,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2022年以来的国际形势对印度更是一片大好,印度在接下去几年应该将会迎来一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一些海外印度裔已然嗅到了回国创业的历史机遇,他们印度海外公民的身份、以及对印度社会潜规则的熟悉将会是个极大的优势。我个人认为今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由于印度社会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弊病,印度的人才会继续往海外流失;另一方面,在印度政府出台的鼓励政策下,在海外积累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的印度裔会纷纷回国开发印度这个大市场,为印度的经济和文化注入大量新鲜血液,实现对印度的反哺。从最近两年印度独角兽企业的爆发式增长来看(目前印度已经有超过100家独角兽企业),这种洄游式的循环似乎已经开始了。印度对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只要其政治环境能够保持稳定,其前途相当可观。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国际形势依然存在着非常多的变量,一切还未可定论;本文从文化和制度上所进行的分析,只是对整体的大趋势做出的可能性判断。

客观来讲,文化和制度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而是需要有其适应的时代和土壤。某种文化制度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优势,未必能在大环境大形势发生变化之后继续保持下去。与此同时,也没有哪一种文化和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在需要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的领域,中国固然不如印度;但要论进行社会改革、集中力量办大事,印度却也是困难重重前路茫茫……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让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输出中心;而印度文化在培养管理人才上的独特优势,则很可能会使得印度成为世界管理人才的输出中心……“世界导师”的口号,或许并不那么荒诞。

这一切只能说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的文化制度有着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优势要保持,劣势要正视;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可妄自尊大——吠陀文明固然源远流长,我们中华文明又何尝不是呢?

女博士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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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又普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高喊男女平等,但实际上是很难平等的,在我周围的朋友圈里,高学历者众多,但女博士的比率却很低,屈指可数,杨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人。大约在1958年前后,杨女士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干部家庭,从小聪明伶俐,智力超群,很有语言天才,身为湖南人,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没有一点地方口音。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中国的学校被关闭,但杨女士没有停止学习,她在家庭的影响下,努力学习英语,进步神速,很快就成了当地一所学校的英语老师。1976年毛泽东去世,次年恢复大学入学考试,12年的毕业生云集一堂,全中国共有570万人参加了高考,但只录取了27.5万人,大概可以说是1949年之后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吧。那一年,杨女士考取了东北某大学的东语系,攻读日本语专业。日本统治东北14年,所以那里的日语水平比较高。杨女士的大学同学们几乎全都来自东北,几乎全都在入学前就有很好的日语基础,只有南方学生杨女士一人连日语字母都没有学过。然而依靠她出众的天才与努力,很快就鹤立鸡群,傲视全班。

1981年秋季,在我们77级毕业前夕,中国进行了一次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大约有20万人左右参加了此次考试,共有9,363人获得了国内研究生的入学资格。接着,国家教委又从中选拔了900人作为出国留学研究生,这些人,一半左右被派往美国,149人被派往日本,其余的人则被派往欧洲、加拿大、澳洲等地。杨女士就是”首期留日研究生”149人当中的一人,是她们学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国派留学生的毕业生。1982年3月至9月,在大连外语学院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出国留学培训,与我同班,因而相识。到达日本后,我们又一起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再次同学三年,相互间更为熟悉与了解。

在那个时代的留学生里,共产党员人数很多,有个别人高调做人,逢人便炫耀自己是个党员,更有甚者,每个星期都给驻日使馆打电话,汇报留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弄得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见了那种党员就躲得远远的。然而杨女士却是一位谦虚谨慎、低调做人的人,一直到我们分别十几年之后,我才听说她不到二十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杨女士与一位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谈恋爱,使她在留学生中名声大噪,并引起驻日使馆的干涉与反对。1988年3月,我们博士毕业,按规定应该回国效力,然而那时我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回国。大使馆派来三位领事来到筑波大学,召集我们开会,责令我们回国。并对我们威胁道:今后不再为我们延期护照,这样一来,一年之后,我们大家就会成非法居留者。至于党员同学,不回国者一律开除党籍。那时,我们大家手中都是中国护照,无可选择,身不由己,大家吓得鸦雀无声。这时,只有杨女士一个人挺身而出,指出:拒发护照的做法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且一个人的人生应该由自己来决定,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如果认为我们花了政府的钱,我们可以连本带利退还。这种“拿钱买自由”的方法是当时东南亚各国的普遍现象,然而使馆官员们好像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方法,深感意外,并当场严词拒绝。不过一年多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国派留学生如果不愿意回国,还钱就可以了,并且还规定,以后出国的人,出国之前就要立下日后还钱的字据。我相信,杨女士是第一位向中国政府提出“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的人。当时,面对杨女士的慷慨陈词,使馆官员喝令我们大家退场,只留下杨女士一人与之舌战。当我离开会议室的大门时,回头看了一眼,杨女士以一敌三,已经泪流满面了。

拒发护照这种做法是驻日使馆的土政策,不仅违反了中国法律,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中国驻美大使馆就反对这一做法,因为这就成了申请政治避难的最有力的证据。那时为了获得合法护照、滞留海外,众留日学生们真是做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约有以下几种方法:
(1)先暂时回国,避避风头,待稳定下来之后,再重新申请护照,二次出国。
(2)设法到美国去出差,向中国驻美使馆申请护照。
(3)设法与驻日使馆的一些官员相识,私下里送一些贿赂,即可合法延期护照。
(4)设法移民加拿大、美国、或其他国家,申请其他国家的护照。
(5)其他一些聪明睿智、妙不可言的方法,这里不便于详细介绍。

2017年6月,微信群把我们这批人重新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当年的149人除12人情况不详外,137人直接或间接地取得了联系,占总数的92%。在这137人当中,有65人陆续返回了中国,有72人定居海外,回国率占47%。这个回国率与当时“首期留学北美研究生”的回国率相比,算是比较高的,这与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可能有关,并且与驻日使馆拒发护照也可能有关。在八十年代,外国留学生想要留在日本,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想要绕过驻日使馆的阻挠,合法延期中国护照,也是很难的。我相信,当年杨博士的挺身而出、舌战驻日使馆官员,为日后提高移居海外的比率,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杨女士博士毕业后,与台湾男友结婚,两人都获得了日本某大学终生教授的职务,数十年后,其夫君成了系主任级别的资深教授。杨女士婚后幸福美满,夫妻恩爱,不久就怀上一对双胞胎。杨女士身材娇小,肚子里的两个儿子却茁壮成长,体积很大,导致难产。杨女士拼尽了人生最后的一点力气,勉强生下了两位宝宝,自己却陷入深度昏迷之中,数小时之后,杨女士死于产后心力衰竭。日本是个医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产妇死亡率几乎是零,然而这个小概率事件就落到了杨女士的身上,我相信,她的去世对日本医学界都有一些影响,此后,身材娇小的女性生孩子时,刨腹产的比率可能有所增加。

杨女士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抛弃自己的共产党党籍,不惜抛弃自己的中国国籍,舌战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为众留学生日后获得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她所提议的“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一年多之后被中国政府采纳,成为后来公费出国留学的国策,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小段文章。谨以此文回忆历史,纪念杨博士短暂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衷心祝愿她冥福。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5月13日)

资料链接:
大连外语学院:https://www.dlufl.edu.cn/
筑波大学:https://www.tsukuba.ac.jp/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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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秩序的根基

赵祯(1010-1063),宋仁宗,北宋第四位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中国历史上的24个王朝,完成全国性统一的王朝有11个,存活过百年的只有6个。

这其中有四个朝代,先不提北宋,西汉、唐、清在统治稳定之后,都有至少一个在位超40年的皇帝:汉武帝,唐玄宗,康熙和乾隆。

其共同特点是:存在感非常强,一提到某王朝,大家会自然而然想到他们;在其治下,王朝走到强悍之巅,称之为名震寰宇也不为过。

北宋同样拥有一位在位超40年的皇帝。您第一时间会想起谁?

是“一根棍棒打下四百军州”的宋太祖赵匡胤,是“烛影斧声、弑兄夺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还是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宗?

都不是。这个人叫赵祯,庙号“宋仁宗”让人“意外”的是,宋仁宗迥异于其他朝代那几位皇帝:他既没有历史上的“存在感”,也没有世人口中的“丰功伟绩”。

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民间闲谈,说到他,都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比较注重休养生息,一个老好人,很有人情味,好像,还有点儿傻……

这不是宋仁宗的悲哀,尽管,他是中国第一个“仁宗”。

事实上,皇帝堆儿里,庙号仁宗的都跟伟大扯不上关系。国人崇拜雄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开疆裂土的强人,是国人心目中最好的皇帝。

提起这些人,很多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那是自己的“带头大哥”,为自己谋得了千般富贵、万世太平。

于是,我们记得几乎所有的“太祖”“太宗”,连发动玄武门之变,同室操戈的李世民,也被赞为千秋“大义”。

 

但是,谁也无法否定,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现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

人文、科技、金融,这三项现代人最重视的软实力,竟然如此钟情宋仁宗,那些光耀千秋的巨擘,全然汇集于他在位的四十年,使那个看起来缺乏大事件的朝代,竟是那么的令人向往!

穿越两千年风烟,想找出一个比仁宗朝更好的时代,恐怕相当难。

被历史选择性埋没的宋仁宗,因何成就了两千年的最高峰?

宽    厚

嘉佑六年(1057年),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愤然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这基本上是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如此“恶毒攻击”他将要效力的皇帝,简直“大逆不道”。考官们自然共同撇嘴。这时,仁宗却发话了:

“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

最终,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举人。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左苏轼,右苏辙

某次,包拯联合其他谏官,合力弹劾三司使张尧佐,指责他平庸无能,言辞十分激烈,并要求罢免他。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依着张贵妃的恩宠任此要职,包拯这么一闹,仁宗感到很难办。

见拗不过包拯等人,仁宗想退一步再说,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放外去当节度使。谁料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词壮声高,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

仁宗也有些动气:“你们这是在声讨张尧佐吗?节度使是个粗官,值得这样争吵吗?”

包拯旁边的谏官唐介立马接着说:“太祖、太宗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节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仁宗气得干瞪眼,外放的事只得作罢。

回到后宫,憋了一肚子怨气的仁宗,把闷火撒在张贵妃头上,他对张贵妃吼道:“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当时同时任命四职)!你哪里知道,现在是包拯当御史呢!”

口含天宪的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狈,千古无有!反过来说,倘使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的千古盛名?

宋仁宗一直在学习唐太宗,唐太宗节俭爱民,宋仁宗就把节俭做到极致。

唐太宗有一个好老婆,宋仁宗就硬着头皮接受了非常讨厌的曹皇后;唐太宗写了《贞观政要》,宋仁宗就写了《洪范政鉴》。

唐太宗擅长飞白,宋仁宗就苦练飞白;唐太宗沉迷丹药,宋仁宗没有。

唐太宗也曾有杀掉魏征的念头“杀此田舍汉”,宋仁宗除了回到后宫对妃子发点牢骚,可是真没动过此念,“台谏之言,岂敢不行”!

如果这还仅仅涉及一些所谓的“面子”,下面这件事似乎触动了“骨子”。

四川一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么?

 

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仁宗却道:“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怎能治罪呢?

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

奠定了大宋朝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人士的基础。仁宗一朝,将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称羡的高度。

并且,不仅是对知识分子。饥荒年间,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道:“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

审   慎

仁宗朝,三冗问题已积重难返,宰相文彦博提出裁兵6万,仁宗犹豫不决—他担心,裁兵一时爽,兵变火葬场,多出来的6万人如何处置?

相比较,明末崇祯帝精简驿站时,一次裁掉8万员工,为朝廷省下大量白银,是不是很英明、很果敢?

但稍具历史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他裁掉的8万员工中,有一位叫做李自成。

宋仁宗反复与文彦博探讨,直到文彦博详细给他列出裁员条例和后续措施,并立下军令状,保证不会发生兵变,仁宗才最终拍板。

何况,宋仁宗清楚,之前王则起义(仁宗朝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就是文彦博轻松平掉的,这是宋仁宗拍板的底气之一。

最终,裁员任务顺利完成。

宋夏战争之初,西夏联辽攻宋,但满腹小算盘的辽国把军队开到宋辽边境,意欲先敲诈一笔。

与此同时,半自治的广西壮族人民不堪交趾国的压迫,希望归顺宋朝以图大宋的庇护。

这本是好事,但此时答应,无异于宣布同交趾为敌。若换成国人所膜拜的秦皇汉武,那肯定就是西夏、辽、交趾三线开战,先打他娘再说。

宋仁宗不敢冒险。他第一时间派富弼去和大辽谈判,自愿被敲诈。

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辽被争取到自己这边,辽主甚至御驾亲征帮助宋朝攻打西夏。

西南这边,暂且放弃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撑不下去,投降了交趾,并帮助交趾攻宋,这就是所谓的侬智高起义。

不过他起义时,宋夏正好打完,仁宗让西军将领狄青去平侬智高,很快顺利解决。三个威胁全部解除。

“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这是宋仁宗常说的话。什么人喜欢战争?想靠战争获利的人,吃饱了没事干的人。

在宋仁宗眼里,战争是什么?“将以利物,不以害物;将以救之,非以危之。”

战争是为了拯救,而不是为了带来灾难,“总而言之,帝王兴师,必本仁义。”

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想法,实属可贵,但有多少人会认为他了不起?“岁币”一直被视为宋仁宗妥协大辽的屈辱。

但是,假如宋仁宗宁愿背负屈辱也要践行他的理念,这样的人古今有多少?民间有俗语,爷们汉唐娘们宋,意即大宋阉割了民族的血性。

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国家主义者在歌颂开疆拓土、虽远必诛的秦皇汉武,仍有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在赞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

然而,如果所谓的血性,就是让更多老百姓成为无谓的炮灰,究竟有多少人会力挺这种血性呢?

 

克  制

某日早朝,一大臣发现仁宗脸色难看,问何故。仁宗道:我不太舒服。

大臣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是昨晚贪图美色用力过猛了,就婉劝皇上别那么玩命。

仁宗哈哈一笑:哪有此事!我是昨晚饿的。本来想吃口烧羊肉,但没现成的,就忍了一宿。

大臣们众口一词:何不传御膳房?

仁宗道:唉,我当时考虑,老祖宗的法度中,也没有夜供烧羊的先例啊!

要是开了这个头,后世子孙就有可能一辈一辈传下去,这今后不知夜里要杀多少只羊啊!还是拉倒吧!

不要以为仁宗真的简单是因为“祖制”而节欲。仁宗清楚,放纵自己的欲望,便意味着朝廷权力的扩张,同时意味着民间权利的退缩与失守。

某日深夜,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之声,问何处在作乐?宫人说:这是民间那些酒楼在玩耍。

仁宗哦了一声不再过问,宫人却忍不住接着道:庶民都如此快活,咱这皇宫却如此冷落,这哪成啊!

这时,宋仁宗说出一句如此牛逼的话:正因为咱这里冷落,他们才有了这种快活;我要是想那么快活,冷落的就是他们了!

仁宗有一些妃嫔,服侍多年一直未晋升,提出升名位,仁宗说:“无此先例,恐行不通。再说我答应了,朝廷恐怕也通不过。”

众妃嫔都不信:“皇上所言即为圣旨,谁敢违抗圣旨呢?”仁宗笑道:“你们不信?好吧,我现在就为你们写一道圣旨。”结果,朝廷中枢果真否决了圣旨。

不久,又有妃嫔要求给她们晋升封官,仁宗这次不废话,取来彩笺,上书某人某官,众妃嫔称谢而去。

发薪时,她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加薪,管理部门却不认这个帐,将御书全部退回。

妃嫔们来告御状,看到仁宗“为难”的样子,当着仁宗面撕了御书,边撕边说:“原来这个真不管用的。”

事实上,历代帝王揽权,常用方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手诏。

仁宗并非没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他性子软,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

“雷人”之处在于,仁宗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总是事先给宰相打好招呼:

凡我所下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

王权大不过制度。做不到不私发手诏,却明言其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要亲审一起案件,被法官们断然拒绝。

詹姆士大怒:我是国王,和你们一样具有理性,由我进行审判是合理的。大法官柯克反驳道: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

詹姆士更加生气:你们还要不要国王的领导了? 大法官答: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08年,对应大明万历36年。但是,让我们看看比詹姆士一世要早500多年的宋仁宗。

宋仁宗也曾要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当时的风俗是,“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准备直接给近臣判罪。

“近臣”为皇帝身边的内侍,属于皇室家奴,以家法私自处置理论上并无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

王贽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

假如“一切出于圣断”,难免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差异裁决,闹出笑话。况且,君主当法官,叫专业法官往哪里摆?因此,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宋仁宗是怎么回应的?“许之”

两个故事相似,但结局大不同。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祈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

随后被免职。宋仁宗却最终采纳了王贽的意见。很显然,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

宋仁宗时期画作

晚清的立宪派一直想说服清廷“虚君立宪”,终究失败,如果将满清转换成宋仁宗时代,“虚君立宪”的转型,又将是一副何等气象?

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实事求是地说,宋仁宗的确谈不上雄才大略,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根本算不得杰出。

但他节俭、谨慎、宽容,他有私德、不折腾,仁宗时期的中国或许不是“大国”,彼时的宋朝人却最接近“大国公民”的表征,这,也许才是文明的真正内涵。

然而,我们不得不抛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一个皇帝,为何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被大书特书?更加遗憾的是,为何这种更符合人性的国家治理方式,没有流传到后世?

事实上,大多数朝代创建之初,基本上都是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当国力渐渐恢复,基于专制统治的独占性本质,皇权与无为而治思想无法兼容,朝代之初的治理理念必然被碾压。

因此,历史上数百位皇帝中,也仅仅有汉文帝、宋仁宗等极少数几位将这种道家思想贯彻到底。

同理,尽管在宋朝这样一个拥有宽松环境的时代,宋仁宗的出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传统制度的“人治”本质,必然导致再好的治理模式也将无法常继。

这种“无为而治”思想,就这样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着微弱的火花,但恰恰是这微弱的火花,与保守主义思想提倡的消极政治观不谋而合。

实际上作为现代文明中不可或缺的思想——“保守主义”,除了宽容、克制等观点,它更反对激进,反对盲目折腾、尊重人性、尊重个人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防范权力带来的危害。。。。与其说它是一种思想,不如说它是一种智慧。

从五·四运动到60、70年代,我们经历了激进带来的灾难,却一直与保守主义擦肩而过。到了今天,保守主义的处境依然艰难,经常被许多人误解成固执、不思进取、冥顽不灵,阻挠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顽固派。

但,幸运的是“保守主义已在中国登场。这一时刻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思想决定未来,我们每个人可以了解保守主义思想,有可能就改变我们每个人的走向,包括这个国家的走向。在此特推荐:“保守主义经典译丛”,这是一套经典的保守主义作品,作者包括柏克、柯克、托克维尔等保守主义思想大家,带领我们深入、细微地了解保守主义的深刻内涵。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关于申办中国签证常见问题中英文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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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我有十年有效、多次入境的中国签证,而且还在有效期,现在能用吗?

现在不能使用。疫情期间中方对外国人入境的签证相关政策目前仍然有效,原持有效签证、居留许可(工作、私人事务、团聚类许可除外)、APEC商务旅行卡的外国人暂停入境。如近期需要赴华,可参见《关于调整中国签证申办须知的通知》申请相应签证。

2.如果我有工作、私人事务或者团聚类居留许可,现在还需要办签证吗?

要具体看。持有效的工作、私人事务或者团聚类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在赴华事由不变的情况下,可直接凭居留许可赴华,无需另行申办签证。

但是如果您的居留许可已过有效期,或者在获发其他签证后居留许可已经作废,或者您赴华事由已经发生变化,您需要重新申办签证。如果已获发Z字、S1字或Q1字签证赴华,请在入境后30天内向目的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申办居留许可。

3.我有中国“绿卡”,就不用办签证了吧?

持有效中国永久居留证件的外国人无需另行申办签证。

4.申办签证要不要交护照,对护照有什么要求吗?

申请签证需要提供护照原件,护照有效期要在6个月以上,而且需要有至少1张空白签证页。通常情况下,护照的签证页会标有“VISAS”字样。

5.办签证要交照片吗?对照片有什么要求?

需要提交电子版照片。请您在线填写签证申请表(https://cova.mfa.gov.cn/)时,按网站提示提交电子版证件照片,如果您的照片符合链接中相关要求(https://sanfrancisco.china-consulate.gov.cn/qianzhen/201612/t20161215_10372652.htm)且系统审核通过,无需提供纸质照片。如在线填表过程中提示您电子版照片未通过审核,请在邮寄申请材料时一并将1张符合要求的纸质照片寄来。

6.签证申请表需要打印和签名吗?

必须的。请您完成在线填写签证申请表后,打印出确认页及表格,并在确认页及表格第九项签名。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申请人需由父母或监护人代签。

7.我现在不在美国,能通过邮寄方式申请签证吗?

不能。如果您不美国境内,我们无法受理您的签证申请。您可向所在国家的中国使领馆咨询有关签证申请事宜。如果您的常住地在我馆领区内,可向我馆提交签证申请。

8.我不想发邮件预约了,直接把申请材料寄到总领馆,这样会比其他人办得快吗?

不仅不会快而且可能办不成。对于未按要求完成申请材料初审或未获得预约号就寄出的,或信封上标注不清、不完整齐全的申请材料,总领馆将直接邮寄退回申请人。

更遗憾的是,如果您直接寄出的申请材料中没有提供回邮信封,那么您的护照将无法回到您手中,除非您主动联系总领馆。

9.我们一家三口都通过了签证申请材料的初审,并且拿到了3个约寄号码,我们可以把3个人的申请材料放在一个信封寄给总领馆吗?

请不要放在一个信封里。为避免邮寄过程中因材料超重或过厚等原因被退回申请人,请您为每个申请人分别准备信封和办理邮寄,也就是“一人一信封(也要内装回邮信封)”。

10.我想去中国探望我的家人,他给我写的邀请函有格式要求或者参考模板吗?

邀请函无固定格式要求,但建议包含以下内容:

邀请人XX,性别X,出生日期:X年X月X日,中国身份证号XXX(或外国护照号XX、中国永久居留证件号XX),现在中国居住地址XX,联系电话XX,电邮XX。

本人现邀请以下亲属赴华探亲(或长期居住),拟X年X月X日赴华,停留期XX天。被邀请人信息如下:

姓名XX,性别X,出生日期XX,国籍XX,护照号XX,与邀请人的亲属关系是XX。

本人承诺上述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责任。

邀请人签字  和  日期

邀请函可以是传真件、复印件或打印件,且必须有邀请人的签名。不接受电子邮件正文作为邀请函。必要时,领事官员可能要求申请人提供邀请函原件。

11.在美国出生的有中国血统未满18周岁的申请人申办签证时应该如何准备材料?

要看此类申请人是否为首次办理中国签证。如首次申办中国签证,除常规申请材料外,还需提交申请人出生证(原件或复印件将根据申办签证类别有所区别),父母双方的护照个人资料页复印件,证明父母在申请人出生时所持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状况的文件(如美国“绿卡”等)。如申请人此前已申办过中国签证,需提供常规申请材料(含原签证复印件)。

12.我已经办好了中国签证,但因机票等原因改变了旅行计划,可以在总领馆改签或者延期吗?

签证申请一经批准,不可更改,也不能延期,费用不予退还。在未收到总领馆颁发的签证前,建议不要购买赴华机票。由此可能产生的损失,将由申请人本人自行承担。

13.我有近期获发的有效签证,一定能入境中国了吗?

不一定,取得了签证并不意味着可以当然入境中国。中国边防检查部门将依据中国法律和规定,在口岸做出是否准予你入境中国的决定。

14.为什么发给我的签证种类跟我申请的不一样?

领事官员依据申请个案决定是否颁发签证、以及签证的种类、有效期、停留期限和入境次数。

15.办理签证需要多长时间?我提前多久申请合适?

一般情况下,自收到符合要求的邮寄材料之日起,约4个工作日内总领馆将完成签证审发。如邮件的纸质材料不合要求,将需要更长时间。您在邮局或快递公司系统中查到的送达时间不一定是纸质申请材料邮包的实际送达时间,一些邮包会延迟到馆1至2个工作日。

一般情况下,建议在计划入境中国前一个月左右递交签证申请。

16.只要我通过初审寄出申请材料就一定能获发签证吗?

在线初审通过并不一定会获发签证。总领馆在收到申请人邮寄的纸质材料后,将进行复审并决定是否颁发签证。如颁发签证,总领馆会将护照和签证寄回申请人;如不颁发签证,亦会寄还护照并退回签证费用。

17.我对办签证不是很了解,是不是要找个有经验的人或者中介机构代办?

个人信息诚可贵、委托代办需谨慎。申请人可自行完成签证申请,无需寻求他人或中介机构代办。如委托他人或中介代办签证,可能因他人或中介的违法行为,影响最终申请结果或产生其他不利于申请人的后果或法律责任,这些都将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18.我现在人在中国,签证停留期快到了,能把我的美国护照寄给我在美国的朋友,再由他寄给总领馆申请新的签证吗?

不可以。你必须在签证停留期满前离境,或向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咨询是否可以就地申请延长停留或居留时间。

19.我平时最怕麻烦,签证申请表看起来内容有点多,有些信息我不想提供,随便瞎填一下就行了吧?

不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在申请签证过程中弄虚作假,或者不能按签证机关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的,不予签发签证。对不予签发签证的,签证机关可以不说明理由。

20.签证费我能交现金、个人支票或者用信用卡支付吗?

不能。我馆目前只接受汇票(money order)或现金支票(cashier’s check),收款方请写:Chinese Consulate。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关于申办中国签证常见问题解答(英文版)

Q & A On Applying for a Chinese Visa

1. If I have a valid Chinese visa with multiple-entry and 10-year validity, can I use it to travel to China now?
No, you can’t. The arrangemen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emporary suspending for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valid Chinese visas or Residence Permits to enter the country is still in effect.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valid Chinese visas, Residence Permits (Residence Permits for work, personal affairs, and family reunion are not included), and APEC Business Travel Cards are temporary suspended to enter the country. If you need to travel to China recently, please refer to the “Notice on Adjustment of Chinese Visa Application Instructions” posted on June 13, 2022 for visa application.

2. If I have valid Chinese Residence Permits for work, personal affairs, or family reunion, do I still need a Chinese Visa?
It depends.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valid Chinese Residence Permits for work, personal affairs, and family reunion are allowed to enter China with no need to apply for new visas if the purpose of going to China remains unchanged.
If the Residence Permit is expired, or it has been canceled due to receiving other type of visas, or your purpose of going to China has changed, you need to apply for a new visa. Holders of Z, S1, or Q1 Visas are required to apply for Residence Permits from the local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within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entry.

3. I have a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t ID Card. Do I still need to apply for a Chinese Visa?
Holders of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t ID Cards do NOT need to apply for visas to enter China within the validity of the ID cards.

4. Do I need to submit an original passport to apply for a visa? What ar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passport?
Yes, you do. It is required to submit the original passport with at least 6 months of validity and at least ONE blank visa page. Usually, the visa page of a passport is marked with the words VISAS.

5. Do I need to submit a photo to apply for my visa? What ar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photo?
Yes, you do. When you fill in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online at COVA system (https://cova.mfa.gov.cn/),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to upload a digital version of your photo. A physical photo is not required, if the digital version you submit online is qualified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listed on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s://www.mfa.gov.cn/ce/ceus//eng/visas/zyxx/P020161206204655391310.jpg.
If your digital photo is not qualified according to the feedback of COVA system (https://cova.mfa.gov.cn/), ONE qualified physical photo should be included when mailing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to the Consulate.

6. Does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need to be printed and signed?
A must. After completing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online, please print out the confirmation page and the whole form and sign the confirmation page and item 9 of the form. Forms of minor applicants under the age of 18 need to be signed by their parents or lawful guardians.

7. I am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can I apply for a visa by mail?
No, you can’t. The Consulate will not accept your visa application while you are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may inquire the Chinese Embassy or Consulate-General in the country of domicile on your visa application. If the place of domicile is in the consular jurisdiction of the Consulate-General of China in San Francisco, you may submit the visa application to the Consulate-General.

8. If I mail my application documents directly to the Consulate  instead of sending an email for application preview, will my application be expedited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applicants?
No, it will not. Neither your application will be accepted, nor be expedited.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should be mailed to the Consulate AFTER being previewed by the staff and the unique mailing reference number through email being given. The whole set of application documents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applicant by mail, if the preview is skipped, or the address on the self-addressed envelop is not explicitly written, or the required documents are not included. And your passport without a self-addressed envelop will not be mailed back to you unless you contact the Consulate and send the self-addressed envelop.

9. My family of three have all passed the preview and obtained 3 different mailing reference numbers. Can we put all our documents into ONE envelope and mail it to the Consulate as a whole set?
No, please don’t. The overweight or oversized envelope could lead to the unnecessary return to the applicants during shipping, please prepare a separate envelope for each applicant, that is “one applicant, one mail (with self-addressed envelope in each one)”.

10. If I want to visit my family members in China, is there a  template or required format for the invitation letter from them?
There is no specific template or required format for the invitation letter. It is suggested to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Date of letter
Inviter’s name, gender, date of birth (yyyy/mm/dd), Chinese ID number (or foreign passport number and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ce ID card number), address (in China), phone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
Details of the planned visit: purpose (e.g. long-term family reunion, visiting family members etc.), arrival date, and estimated duration of stay in China.
Applicant’s (invitee’s) name, gender, date of birth, nationality, passport number, and the kinship with the inviter.
I promise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true. I will take all responsibility if there is any false information.
Hand-written signature

The invitation letter could be a faxed copy, a photocopy, or a printed copy with the inviter’s signature. The email text cannot be printed out and used as an invitation letter. The original invitation letter may be required by the Consul if necessary.

11.  What documents are required for the U.S.-born applicants (under the age of 18) with Chinese descent to apply for a visa?
It depends on whether such applicants are applying for a Chinese visa for the first time.
If he/she appli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ddition to the regular application documents, the applicant’s birth certificate (the original or copy will b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visa application), a copy of the passport information page of parents, and a document proving the status of the foreign permanent residency held by the parents at the time of the applicant’s birth (such as a “green card” in the United States, etc.). If the applicant has once obtained for a Chinese visa, he/she is required to provide regular application documents (including a copy of the previous visa).

12.  I have obtained the Chinese Visa, but my travel plan has changed due to air tickets or other reasons, can I request to renew or extend my visa?
No, you can’t. Once a visa is issued, it cannot be changed or extended, nor can the fees be refund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pplicants should purchase air tickets after obtaining the visa. Any possible relevant loss occurred will be borne by the applicants.

13.  If I have a valid Chinese visa, can I definitely enter China?
Not necessarily. Obtaining a visa does not mean that you can necessarily enter China. The Chinese border inspection department will make a decision at the port on whether to allow you to enter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14.  Why is the type of visa I am issued different from the one I applied for?
The consular officer decides on a case-by-case basis whether or not to issue a visa, as well as the category, validity, duration of stay and number of entries.

15.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process my visa application? What is the right time to submit my visa application?
It usually takes 4 working days for the consul to process and issue a visa after the qualified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are received. If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fail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it will take longer. The delivery time you find in the post office or courier company system is not necessarily the actual delivery time of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parcels, and some parcels will be delayed by 1 to 2 working days.
It is advised to submit a visa application about one month before the planned entry into China.

16.  If I mailed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to the Consulate after my application was previewed, is there a guarantee that I will be issued a visa?
Passing the online preview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obtaining a visa. After receiving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the consul will review the application and decide to issue a visa or not. If the visa is issued, the passport with the Chinese visa will be mailed back to the applicant. If the visa is not issued, the passport and visa fee (money order or cashier’s cheque) will be returned.

17.  I don’t know much on how to apply for a visa, should I ask someone with experiences, or find an agency to help me with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important and it should be cautious to entrust an agency to apply for a visa. Since the visa application procedure is not complicated for most of the applicants, entrusting someone else or an agency is not necessary. Getting help from an agent or agency to apply for a visa, in case there are illegal acts related with the agent or agency, it could not only affect the issuing of the visa, but also lead to possible unfavorable consequences or legal liabilities, which may be borne by the applicant.

18.  I’m now in China, but my visa will expire soon. Can I mail my passport to my friend in the U.S. and apply for a new Chinese visa from the Consulate?
No, you can’t. You should leave China before the expiry of the visa or consult with the local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extension of stay in China.

19.  I don’t want to bother filling in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which seems too much to be answered. And I don’t want to provide som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s. Can I just fill out the form at random?
No, you can’t.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Exit-Entry Administration, if the visa application process is fraudulent, or if the applicant fails to submit the required documents, the visa will not be issued. If a visa application is denied, the reasons may not be given.

20.  May I pay the visa fee in cash, by personal cheque or by credit card?
No, please don’t. At present, only money orders or cashier’s cheques are accepted. Please write “Chinese Consulate” in the blank of“Pay to……”on the money order or cashier’s cheque.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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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3.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二波归国高潮

1953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被禁止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总理周恩来,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信。这些努力终于使中美日内瓦谈判议程上增加了扣留中国留学生事宜。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关于留学生的谈判使美国政府解除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又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回国。

3.1留美科学家争取回国自由

在日内瓦谈判之前,他们已经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 炒得沸沸洋洋。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治压力逐渐减小。中国留学生又可以聚会在一起,他们开始给各方人士写信。

那些准备回国的留学生尽管受到了阻碍,但是他们回国的心情日益迫切。他们决定给国内写信,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有一次,李恒德在费城邀请了二十多位来自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的朋友。他们共同起草了给周总理的信。1953年5月3日,李恒德、周寿宪等15人在信上签名。据说,这是递交到中国政府手里的最早的一封签名信。1953年12月21日,李恒德等留学生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费城、波士顿和芝加哥三地的15人参与了签名。

中国留学生为了将美国扣留他们的事情公开化,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撤销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第一封公开信是梁晓天执笔的,1954年3月份开始起草。1954年8月5日,他们征集了26人签名。并把公开信发给总统、48个州的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艾森豪威尔在此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但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艾森豪威尔由于准备不足,说话吞吞吐吐,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为了进一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1954年9月2日,美国中西部的中国留学生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封信是王祖耆带头起草的,有9人参与了签名。

1954年11月,中国留学生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出了公开信,张兴钤、张斌、陈荣耀、周坚、虞俊等30人在信上签名。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进一步公开化。

此外,中国留美学生曾向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寻求帮助,也向美国朋友寻求帮助。虞俊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他自己已经被怀疑是共产党了,不方便替中国留美学生讲话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48-63页]。

1954年8月,致美国总统公开信发表以后,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其中《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中国留学生进行采访,并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学生因美国政府禁令不能回国的报道,张兴钤与师昌绪、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传遍全世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7-258页]。

3.2日内瓦谈判

1954年3月梅祖彦到了巴黎。不久,他去了中国驻瑞士的大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中国官员,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5月,代表团又请他和柴俊吉去了一趟瑞士,向他们询问了很多美国方面的事情。梅祖彦和柴俊吉是日内瓦谈判时仅有的两位到瑞士与中国代表团见面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提供的信息对中国代表团的谈判十分有用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日内瓦谈判会议上释放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成为主要议题。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提出中方应该允许被扣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包含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从中国自由离境。中国提出美国应该允许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离境。

1954年6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约翰逊进行了第一次接触。6月10日,他们进行第二次谈判,中美双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数目一事达成共识,中方提出有5000人滞留在美国,但美国人对这一数字不予认可。美方只承认申请回国而不予批准的120人。

1954年6月21日,约翰逊和王炳南会谈。当时约翰逊把15位根据美国法律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的名单交给了王炳南。当王炳南提出要120人的名单时,约翰逊拒绝了。约翰逊说只要批准了,就会把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国政府。

后来,美国移民局通过调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国留学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决定给他们发放离境许可证,分批批准,每批10-15人。美国政府表示,会将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供给中国政府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64-83页]。

梁晓天说:“……美国报纸宣布放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从我收到的一封信中得知我是其中之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2页] 梁晓天实际上是第一批被批准的10人之一。在这10人中,参加留美科协并积极要求回国的除了梁晓天之外,还有宋振玉、范新弼。这10人中除了他们三人,其他的人没有被提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6页]。

李恒德曾这样回忆:“1954年的7、8月份,美国放了10个人,10月份又放了22个人,这其中有我。” [李恒德口述、王文乐整理, 神州学人,2009年8月14日] 10月份被批准的22人中还有汪闻韶、蒋士騛、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管士宾等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刘有成也回忆说:“我们同一批由美国回国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汪闻韶和李恒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3页] 这22人的名单不全,也可能有人被批准了,但是没有回国。

第三批被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是1955年4月宣布的,共76人,师昌绪就是那一批被允许回国的。师昌绪说:“之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共有76个人,包括我。他们通知了个人,这些允许回国人员的数目在报纸上刊登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有76个人。他们4月宣布的名单,我6月份就离开了美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命令。陈荣耀回忆说,他是1955年4月禁令解除后,第一批回国的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但是,钱学森仍然处于被软禁状态。他专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写了求救信,通过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寄给陈叔通。他在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深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凄凄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 钱学森的信很快转到周恩来的手中。在日内瓦谈判中,王炳南出示了钱学森的信。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宣布释放美国12名飞行员。同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妻子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张纯如著 1996,315页]。

3.3 禁令解除之后

1954年10月,梁晓天、宋振玉、范新弼3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美国驶往九龙的海轮回到国内。这是日内瓦谈判开始后,第一次坐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中国留学生的第二波回国高潮拉开了帷幕。

1954年11月29日, 从美国驶往香港的 “威尔逊总统号” 成为解禁后中国留学生回国乘坐的第二条船。这条船上有汪闻韶、李恒德、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据刘有成回忆说:“我们乘的轮船快到檀香山时,通知我们回中国的留学生到船上一间办公室集合,美国移民局的人和我们谈话,他说轮船现在快要到美国西部国境线最后一个口岸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想回美国去?如果想回去就在夏威夷下船。我们十几个人都不作声。”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1页]

1955年4月初,黄葆同(冯之榴)夫妇、王仁、张家桦、吕家鸿、谢心正、沈心立、骆振黄、郭明达、蔡君陆一起乘船回国。据王仁回忆,他们回国途中听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彻底解除了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45页]。

1955年5月初,陈荣耀(沙逸仙)夫妇、王明贞(俞启忠)夫妇、徐璋本、陆裕朴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乘船回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

1955年6月从旧金山起锚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20多位中国留学生,比如童诗白(郑敏)夫妇、钱宁、焦瑞身、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杜连耀、周同慧、刘铸晋。他们从旧金山上船,7月抵达香港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63页]。

1955年7月初,谢家麟乘坐 “威尔逊总统号”,经过二十多天到达香港。

1955年9月15日,从旧金山起航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是第二波回国高潮中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乘坐这条船回国的有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许国志(蒋丽金)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何国柱(刘豫麒)夫妇、洪用林(张发慧)夫妇、胡聿贤(戴月棣)夫妇、肖伦(萧蓉春)夫妇、陈炳兆、许顺生、疏松桂、陆孝颐、张士铎、冯启德、刘尔雄、刘骊生,以及钱学森、李正武、何国柱、胡聿贤的6个子女共计30个中国人。据许国志回忆,这是美国解禁后回国人数最多的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许国志]。因为钱学森在这条船上,很多记者纷纷想采访钱学森,所以这条船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1955年11月25日,陈能宽、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李荫远、胡日恒、郑林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1956年2月,黄茂光回国;侯虞钧回国;9月,张文裕(王承书)夫妇、郭永怀(李佩)夫妇乘坐 “克利夫兰总统号” 回国。[侯艺兵、彭继超,神州学人,2009年10月20日]

1957年1月,林兰英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2月,谢毓章回国。

3.4 政治运动阻断了留学生归国之路

1956年2月20日晚,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近期和解放后从欧美日等国家回国的700多名留学生。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重点应放在美国。” [金冲及主编 2008,1092页] 留美归国的科学家经常提到,有一个周恩来审定的争取留学生回国的800人名单。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留学生归国几乎停止了,留学生招待所几乎也撤销了,之后回国的人成为个别现象。梅祖彦说:“那时候有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在美国大概有5000个中国留学生,真正想回国的可能不到500人。而我们知道,在那2-3年里,实际上回国的只有200多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几乎没有人回来,只有个别人回来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 可以说,国内的政治运动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关闭,也关闭了留学生回国之路。

申葆诚的解释较为可信:“1956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基本上没有人回国。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热情很高,1952年回国的人多一些。1952-1958年,大家慢慢的了解到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回国的人越来越少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申葆诚] 1958-1965年,仅有申葆诚、黄敞、王天眷、谈镐生等人回国。

在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知识分子工作安排小组提交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留学生回国人数,报告说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 [金冲及主编 2008,1077页] 这个报告统计了两次回国高潮的人数,只是当时仍处在第二次回国高潮过程中,所以统计不是很全面。有一种说法是1954-1956年共回国200人。我们认为,1950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应约为1200人,其中第一批约1000人,第二批约200人。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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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2.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1950年代初,恰是二战后留美热潮期间出国的留学生学成之时,学成归国是那个时候留学生们的当然选择,再加上留美科协的动员工作,1950年代初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到了中国。

2.1 留美科协及其影响

科协系列是世界左翼科学家的群众组织。留美科协也是在这样一种思潮下成立的。但是留美科协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多直接的影响和领导。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留美及回国事宜[彭亚新主编 2009,334-346页]。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留美高潮中,很多左翼人士甚至中共地下党员到了美国,其中有侯祥麟、顾以健、计苏华、刘静宜、罗沛霖、丁儆。这些人的赴美为留美科协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的主要的学生组织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CSCA),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随着中国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的成立提到议程。1948年年底,全国科联在美国的一些会员开始酝酿在美国成立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甚至葛庭燧、侯祥麟、丁儆、顾以健、涂光炽等人聚在一起讨论过此事。但是考虑到在美国成立一个中国全国科联的分会会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就取名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留美科协以 “响应解放,准备回国” 为主要宗旨。

950年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召开年会时集体合影

1949年1月29日,20余人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美中区”;3月17日成立了留美科协耶鲁区会,有11个会员;3月19日留美科协费城区会成立;4月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留美科协纽约区会,有35名会员;5月13日在华罗庚家中成立了留美科协伊利诺伊大学区会,会员15人。在这段时间里还有衣阿华区会、普度大学区会、俄亥俄区会、西雅图区会、印第安纳区会等多个区会。美国各地区的区会纷纷成立。到5月底,东自纽约西至西雅图已成立了13个区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从20多人发展到340人。

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50多位来自各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949年8月,全美已有留美科协地区分会19个,会员410人;到1950年3月,地区分会增至32个,学术小组达20个,会员达718人。[冯季, 神州学人, 1987年第2期56-57页、1987年第3期54-55页、1988年第1期49-50页]

《留美科协通讯》是留美科协的刊物。1949年为双月刊,1950年为单月刊,发行量最多时上千份。李恒德等三人曾负责费城区会的编辑工作。李恒德说:“留美科协成立后出版了一个刊物《留美科协通讯》,我负责编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留美科协改成在芝加哥附近开会,编辑工作转交给别人。此后,这个刊物再也没有出版。我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杂志。《留美科协通讯》的存在使得留美科协的整个经历更加明朗。”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对美国的舆论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非美活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经留美科协干事会表决,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李恒德, 纵横, 1984年第2期44-55页]

2.2 50年代初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中国学生去欧美留学,很少有人能够留在所在国。在1950年代初的归国潮中,中国留学生都怀有学成归国的心理状态。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是专门乘坐APL(American President Lines)轮船公司在太平洋往返的“克里夫兰总统号”、“戈登将军号”、“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

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于1950年8月31日离开旧金山回国时在船尾的合影

1949年9月的 “克里夫兰总统号” 上有梁思礼、陈利生、严仁英等20几位中国留学生。1949年11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葛庭燧、陆星垣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唐敖庆、陈椿庭等18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3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引用的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感染力很强,成为在留学生中广为传颂的佳句;朱光亚在回国之前就联合52位准备回国的留学生署名,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春的 “威尔逊总统号” 上有严东升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6月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罗沛霖等34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8月31日的 “威尔逊总统号” 是1950年代初留学生回国途中发生故事比较多的一条船。这条船上,留学生人数最多,共有128位。采访余国琮时,他说:“当时乘坐我们这条船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最多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们预感到美国要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大家纷纷动身回国;二是,留美科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一些人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三是,那时候学校都放了暑假,我们回国比较方便。”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余国琮] 在美国洛杉矶发生了几乎全部扣留赵忠尧携带的书籍、笔记本事件,在日本横滨发生了拘留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3位中国留学生事件,在菲律宾发生了鲍文奎被拘留未遂事件。这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预示着中国留学生回国之路将不再平坦。乘坐这条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还有邓稼先、涂光炽、叶笃正、余国琮、傅鹰、庄逢甘等人 [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58-78页]。

1950年9月开出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冀朝铸、王曾壮、张元一、张庆年等90多位中国留学生。后来又有几条船搭载部分留学生回到了中国。比如1951年2月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颜鸣皋、刘恢先(洪晶)夫妇等100多位留学生;1951年4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徐光宪、高小霞夫妇。

2.3 中国留学生尴尬的处境

1951年9月20日启程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的谢家麟、董彦曾(宋娟娟)夫妇、孙以实、方琳、张权等8位中国留学生正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然而10月9日发布的禁令波及到了他们。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夏威夷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登船,专门与这8个人谈话,出示了正式的司法文件,将他们押下轮船,不久送回旧金山 [谢家麟 2008,43-46页]。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因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美国朋友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政府就指控钱学森也是共产党员。[张纯如著 1996,253页]美国政府的指控让钱学森做出了回国的决定。1950年8月,当钱学森一家买好船票准备回国,登船前被扣留,9月7日被美国政府拘捕,并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15天后交保金获释。此后钱学森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FBI的监视中,直至回国。

1951年10月,当李恒德买好了船票准备回国的时候,宾夕法尼亚移民局把他找去,进行审问。移民局没有抓住把柄,后来将李恒德释放出来,并没收了他的护照,禁止他离开美国。移民局还让他每个月给移民局报到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1950年10月颜鸣皋在耶鲁大学已经买好了回国的船票,开船两周前突然被捕,被关在纽约的埃利斯岛,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才被释放。之后美国将其遣送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颜鸣皋]。

1951年5月25日,黄葆同办理回国手续时,美国当局以 “居留证过期” 为借口,将其逮捕,关押在埃利斯岛。1951年9月17日,黄葆同被关押11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获释。移民局要求他每周一到移民局报到一次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30-235页]。

1951年,毛汉礼被旧金山移民局逮捕。保释出狱后,他花了三年时间与美国联邦政府就无理阻挠其回国事宜打官司。直至1954年毛汉礼才得以回国。

1951年10月从纽约传来朱廷儒被捕的消息。1951年朱廷儒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硕士学位。他申请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局和归化局审问,遭到一顿毒打,并被拘禁一个星期,交保释金后获释,1955年才得以回国。

1952年1月中旬,美国宾州传来杜连耀被逮捕的消息。杜连耀在实验室赶做博士论文时,美国移民局以 “非法留居” 为罪名将其从实验室抓走,把他关在宾州移民局所在地匹兹堡。三天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帮他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被释放出来后,杜连耀把宾州移民局上告到美国移民总局。官司打了将近半年。后来移民总局说杜连耀的情况特殊,可以回国,但必须在两个月内离开美国,否则要驱逐出境。当他去办手续时,美国政府说中美现在处于敌对状态,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美国,也不许去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去了或者企图去了,就会收到巨额罚款单。杜连耀1955年6月才得以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到的难题较为严重的是被捕入狱。发生的这几个案例大部分都在旧金山、纽约等美国的大城市。这些人大部分在留美科协活动中都比较活跃。同时,钱学森的案子在其中较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案子具有很大的麦卡锡时代的特点。从这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冷战使美国整个社会充满了怀疑和不安定。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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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本文聚焦于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这批科学家的命运体现在对政治与科学、去国与归国、个人与国家等相互交织的多重选择之中。他们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通过国民党政府组织的留学考试出国留学的。1950年代他们中很多人想回国为新成立的共和国服务,美国政府禁止他们回中国大陆,他们却想方设法,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中国。这些科学家在新学科的建制、科学人才的培养以及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其中有些科学家尤其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和 “两弹一星” 的研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科学家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中受了很多冲击,有人被关入监狱,甚至有人自杀。在这批科学家身上能够见证科学与政治复杂的关系,能够见证冷战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1. 在中美与国共复杂关系中的中国留学生问题

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中国百年留学潮中是特殊的一批。二战使中国成为同盟国的一员,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又使中国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前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中国出现了留美高潮;后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进入敌对状态。中国留学生首当其冲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中国留学生经历了这些复杂的关系带来的波折。中国国民党政府是二战后留美高潮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共产党政府又明确鼓励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到中国。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是矛盾的,从鼓励他们回国到限制他们回国,经历了政策的演变。

1.1 二战后的留美热潮

受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留学教育几乎停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成为同盟国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国民政府开始将战后建设人才的培养提到议程。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指出战后建设需才孔亟。4月28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门“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为要”。1943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制定了《五年留学教育计划》、《1943年度派遣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和《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经济部制定了《选派国外工矿实习人员办法》,交通部制定了《派遣国外实习生办法》,此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连续多年,出现了新的赴美留学的大潮。教育部在1944春天举行了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之后,交通部、经济部都开展了选送留学生出国留学工作。[刘真主编 1980,2082-2118页]

1943年12月,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7人,被录取人员于1944年秋陆续赴美。之后,清华大学举行第六届公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人。1944年12月,教育部举办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共录取209人。1946年7月,教育部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等九地各设考点,同时举行公费留学考试。是年7月,第二届自费留学生考试与公费生考试同时举行。共录取自费生1900人,其中赴美留学者至1947年10月已逾千人。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以外汇支绌为由,宣布暂停留学考试 [李喜所、刘集林等著 2000,122-128页]。

民国32年(1943年)9月2日,中国第二届自费留学生乘戈登将军号邮轮去美国,在邮轮上的合影。

在技术发展领域,国民政府考虑派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1946年俞大维找到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委托他们三位帮助选派一批青年去美国学习如何制造原子弹。后来,他们选派了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王瑞駪于1946年5月从上海启程去了美国 [何学良、李疏松、[美]何思谦 2007,13页]。

同时,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认同和平建国之道路。中共也开始考虑战后成立联合政府,暗中选拔并资助了一些地下党员,让他们通过国民党组织的考试后出国留学。罗沛霖、张大奇和王天眷都是共产党支持并派到美国去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罗沛霖、杨敏茹]

这样就形成了二战后的留美高潮。这一时期,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人约占80%。

1.2 中美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演变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内政权后为进行战后建设,急需懂科学技术的人才。此时也是留美科学家学成之时,中国政府要全力争取、动员他们回国参加建设。

中国政府曾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48年,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共产党员杨刚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留学生的情况。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1949年夏,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周恩来明确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于杰 2010,5页] 同年9月,徐鸣再次赴美,把动员留美科技人员回国作为中心任务。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 “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招待及介绍工作、学习,以及对在外留学生的调查、宣传、接济等工作,高教部专门在北京西单的旧刑部街10号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作为归国留学生安排工作过渡期间的专用招待所。后来,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 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而此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却充满了矛盾,摇摆不定。美国政府受到日益加深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从大的方面讲,以美国移民局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当中国的内战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经济来源时,美国政府给中国留学生提供资助;当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时,美国政府出钱给中国留学生买船票。然而,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的日益加深,美国政府鼓励甚至下令驱逐一部分中国留学生。随着冷战的加剧和国共内战,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尴尬,他们手里仅有的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被没收了,各地相继出现逮捕中国留学生的事件。后来,美国政府下决心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

美国政府政策的摇摆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内政治诸多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由于国共内战,使向中国留学生汇款的渠道被切断了。中国学生面临着经济来源的问题。1948年美国国务院拨款8000美元,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又拨款50万美元,1949年10月美国国会同意从原来准备给国民党政府援助资金里拨出400万美元,用于救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1950年6月,美国国会又专门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China Area Aid Act of 1950),允许政府拨款600万美元,用于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救济工作,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55年,总计花费800万美元左右。这些资金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解决了暂时的经济困难。比如师昌绪就曾拿了半年的资助,“美国移民局说,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有什么困难,美国国务院给提供生活费。当时我就领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费。那些钱是当地的州政府给提供的。”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钱学森被扣留以后,美国国务院召集了十个大学的校长,开会问他们如何对待那些被扣下来的中国科学家,采取什么政策?因为像钱学森这样的都想回去。一般情况下,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都要回国,美国不允许他们留在美国工作。美国总统想知道,是只扣留钱学森,不让他回国,还是把其他人一起扣下来?这十个大学的校长说,绝对不能让这些人回去,尤其是学理工的。”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何国柱.] 在钱学森之后陆续有一些科学家被美国政府拘留。中国留学生不能接触保密的项目,个别人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仅吊销了他们的护照,还禁止他们回中国。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态度逐渐明确,这就是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慢慢地,学理、工、农、医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回国,学社会科学的随时可以走。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人被关起来,有人被搜查。有时候尽管找不出毛病,就是不允许回国。直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开始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他们开始给申请归国的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出示正式的司法文书说,“根据1918年5月22号通过的法律第225款和美国总统颁布的2523号通告,你离开美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我们命令你,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将处你以不超过五年监禁或不超过5000元的罚款,或二者兼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 46-47页]

1950年,国会通过 “中国地区援助法案” 修正案,允许中国留学生就学期间和毕业以后在美国工作。1953年8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 “难民解救法案”(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 允许至少一部分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从学生身份转为永久居民。 这也是百年留学史上,美国第一次让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