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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狼劫国的代价:八国联军起兵始末

作者:二大爷2018

原载《二大爷Alex》微信公众号

 

全文14100字。阅读需35分钟。建议保存后再阅读。如与你所知历史不同,请自行对比思考。

在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列强绵绵不绝的仇恨中,有两个历史事件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例证,成为诸多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历史心结。这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庚子之役——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并不清楚两者是不同的事件。前者我已经写过《糊涂的国耻:谁毁了圆明园》说明,但对于后者,由于战败后赔款之巨,受创之深,很多中国人在倍感耻辱的同时,几乎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国耻起因为何。这个在西方史书中称之为“中国解救远征”的事件,是无端受辱还是挑衅挨揍,厘清事实恐怕更有助于我们今天反思战狼劫国的代价。

一、义和团的崛起

说到八国联军就不能不提义和团。这个在教科书中一度成为人民群众“爱国反帝”旗帜的组织,是怎么从一个地方性的民间团体成为引发国际战争的罪魁的呢?

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黄埔条约》《天津条约》,西方获得了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权,大批传教士开始进入内地建教堂、发展信众。由于列强认为满清的司法体系野蛮落后不公正,导致传教士屡屡被杀,所以这些传教士还拥有“治外法权”——就是不接受满清的司法管辖。“治外法权”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传教士人身安全,但由于列强的强势,随后教会将用途扩大,教会在地方冲突中往往利用这个外交特权袒护教民,所以教民亦籍此获得特权。

在官民关系中一直处于绝对弱势的普通民众,信了洋教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庇护,大家自然趋之若鹜。这种差异,既让负责治理的地方官员、士绅感到受到威胁,也让仇视洋教的民众不满。特别是洋教带来的“不拜祖宗、不缠足、不纳妾、兴西医、重教育”等新思想,对于尚未开化的社会环境而言,冲击尤大,引发了诸多利益上的冲突,史称“教案”。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有愈演愈烈之势[1]。底层民众因为宗教信仰带来的利益差别,势同水火。

而对基督教的一知半解和妖魔化,导致仇外、排外的心态逐渐蔓延。比如号称中国第一本睁眼看世界的书籍——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地理知识介绍一塌糊涂、错漏百出,而且完全没有摆脱“上邦大国”看蛮夷的心态,把传教士描述成妖术惑众的恶魔,入教需要吞药试术,有病不治,专门挖中国人的眼睛来炼银等等。这本书因为官方加持,在鸦片战争后流传甚广,可以说不仅没有开阔国人眼界,反而让误会更深。

倒是另外一本非常客观、准确的书籍,由曾经主持厦门、福州两口通商通行事宜的徐继畬撰写的《瀛寰志略》,开创性的用平等的眼光看各国,率先突破根深蒂固的上邦意识和华夷观念,对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持有正面认知。特别是徐继畬关于美国国父华盛顿的评价——“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现代人的眼光,至今被镌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但正因为《瀛寰志略》太超前,导致国人很难接受,骂声一片。满清官员甚至以“夸张外夷”“汉奸”等罪名弹劾徐继畬……

这种情况,放在今天是不是很熟悉?你不说中国牛逼就算了,居然还说洋人比我们牛逼。妥妥的美分、洋奴、带路党、慕洋犬……

正是这种愚昧导致的仇恨,使得一些底层打着排外旗号的秘密社团趁势崛起。1894年,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兴起了一个民间武术组织,其成员练武时喜欢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故名“大刀会”。主要练习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金钟罩”硬气功。夹杂吞符念咒等巫术,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

大刀会本来是充当官府的打手,干一些官府不愿出面的脏活,以此获得生存的默许。在教案冲突中,大刀会开始集中火力反对洋教,并公开演变成专门针对教民的烧杀掳掠。在德国和法国公使的压力下,山东巡抚李秉衡被迫于1896年7月擒杀了大刀会首领。大刀会就此沉寂,但它点燃的仇外排外的风潮,却在民间的愈演愈烈——1897年11月,山东曹州两名德国神父被杀,导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李秉衡随即被革职。

在内外交困下,山东地方官员觉得洋人比小毛贼对清朝统治的威胁更为严重,所以下定决心利用民间的力量来达到与洋人抗衡的目的。面对大刀会后遍地开花的民间组织,山东巡抚张汝梅曾在1898年6月写给清廷的奏章中,提出了“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2],将拳民编入乡团,得到了清廷的默许。在官方的鼓动下,1898年10月,山东冠县的一个拳師赵三多把自己的门派“梅花拳”改名“义和拳”,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带领手下攻打基督宗教教堂,杀死教民。

在山东当局的刻意纵容下,对于此类暴乱只是抓为首的装装样子,导致迅速蔓延,山东各地有样学样,迅速兴起了一种称之为“神拳”的拳场,“神拳”分别借用大刀会的“金钟罩”、“降神附体”,义和拳“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理念,在首领朱红灯和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团体,声势浩大。朱红灯学习赵三多,随后将“神拳”更名为“义和拳”。

在随后的劫掠中,义和拳屡屡使用义和团的称号。义和团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二、袁世凯围剿义和团

如果义和团仅仅困于山东一地,历史就会完全改写。但是1898年开始的天灾和袁世凯的打压恰逢其时的为义和团的蔓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1898年黄河洪水泛滥,洪灾过后,山东、直隶连续3年大旱,还伴随虫灾。天灾不仅造就了大批衣食无着流民,同时也让迷信的民众迁怒与基督教徒和教会,以为是洋教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借势在流民中壮大势力,开始北上进入直隶、天津等地。他们在反教传单中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并扬言“扫平洋人,自然得雨”。[3]

1899年秋天,朱红灯带领义和团开始全面出击,打着“神助灭洋义和团”的旗帜,在山东全境展开对教会和教民的无差别攻击。他们洗劫教会和教民财产,并用绑架的方式勒索教民赎“跟从洋教罪”,还要求教民写下“背教文约”,对于不从的牧师和教民,一律砍头甚至活活烧死。甚至面对前去阻拦他们的清军也照打不误。

时任山东巡抚毓贤本身是个极端仇洋的人,面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义和团失控的危险,不仅毫无忧虑,反而将派兵抵抗义和团的地方官革职查办。义和团大受鼓舞,竖起了代表官方“毓”字黄旗,奉旨抢劫,势更嚣张。

山东的教会求救地方无望,就开始向列强驻北京公使求救。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处毓贤以“擅杀之罪”。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终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已经声名鹊起的袁世凯接替。

袁世凯不愧是一世枭雄,眼光和毓贤完全不同。他认为降神附体的玩意实为邪术,认定打家劫舍的义和团是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一到任就下令解散义和团。同时,还找来笔杆子,写了一本《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指斥义和团为白莲教余孽,从教义根基上摧垮义和团。

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对装神弄鬼、打家劫舍的义和团的本质可谓一针见血:“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掠教民亦掠及平民……直与盗匪无异。” [4]

为防止义和团作乱,袁世凯调动兵力,对山东各地的义和团进行分割。在袁世凯的强力围剿下,义和团余部在山东已经无法立足,只能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在袁世凯的劝说下,也准备大力围剿义和团,但此时慈禧的一道诏书,彻底拯救了义和团。

1900年1月11日,慈禧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这份上谕承认义和团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5]慈禧不是不知道义和团的所作所为,此时却发出这样的信号,是为了什么呢?

三、慈禧的权力经

因为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们的血,慈禧在教科书中已经被定格为顽固守旧派。其和光绪的权力斗争也成为新与旧的决裂。但事实不是这样。

在把光绪帝软禁、重新夺回所有权力后,慈禧在自己的最后十年,几乎逐步颁行了光绪过往的变法思路,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多数中国人还认为照相会丢失魂魄的时代,她已经乐此不疲的玩各种角色扮演,成为中国摄影cosplay的鼻祖。所以她有权术没见识是事实,但并不是不接受新东西。她和光绪之争,不是新与旧,而就是权力之争。这个辛苦几十年巩固了自己权位的老女人,最珍视的是来之不易的权力,哪怕是面对自己的亲人。说白了,变法不是不可以,得我说了算。这种冷酷宫廷权力斗争,一直都是陈旧的课题。

本来对义和团并无好感的慈禧因为不得人心的“己亥建储”的闹剧,彻底改变了对列强的态度,也间接葬送了满清最后的国运。

在扑灭戊戌变法把和自己抢权力的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后,慈禧太后动了换人的心思,她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生育,命令光绪的堂兄端亲王载漪的儿子,15岁的溥俊过继为光绪之子,称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满清从雍正之后为了避免权力争斗,一直采用秘密建储的方式,公开建储这目的太明显了。

这个昭然若揭的心思立马引发了中外一致的反对。光绪帝的变法虽然失败,但其敢于革新的有为之君的形象已经树立起来,对内是维新派的希望,对外,列强亦认为光绪的现代化变革有利于各国在华的利益,所以也一致力挺这位傀儡皇帝。

按照当时的惯例,君主立储,各界均要入贺。但是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章炳麟、蔡元培、黄炎培等一千多人发表《布告各省公启》,公然反对,并威胁“罢市集议”[6]。各国驻京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形势稳定,不仅拒绝入贺,还联名提出警告。这让好面子的慈禧下不来台,对列强怨恨加深。

而端亲王载漪眼看自己的儿子就要当皇帝了,却被列强阻挡,更加愤恨。载漪联络了一众皇族,利用慈禧对洋人又恨又怕的心态,给慈禧吹风,指斥光绪帝是“二毛子”,挟洋自重,而义和团不是什么邪术,而是民心可用,用来制衡帝党和洋人正是时候。

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也看出了清廷对义和团明剿暗扶,遂于1900年1月、3月、4月连续三次发出联合照会,明确要求慈禧取缔义和团。本来就在因为立储被反对而愤愤不已的慈禧,看到照会后大怒。明面上通知各地方大员注意控制,但暗地里不仅拒绝公开取缔,还重新启用扶持义和团的毓贤,任命为山西巡抚。义和团随之蔓延至山西。毓贤不仅纵容义和团残杀教民,连自己的卫队都使用义和团。

慈禧的这种态度,实际标志着义和团的合法化,同时也激怒了西方列强。列强纷纷调动海军,以防不测。天津大沽口外已有外国军舰24艘,计俄国9艘、英德日各3艘、法美意各2艘。[7]

四、失控的战狼

由于直隶一直对义和团不加查禁,义和团发展迅速,进入1900年5月各地的拳民势力已连成汪洋大海,他们不仅到处攻击教会和教民,凡是和洋人有关的东西,一律反对,毁铁路、拔电线杆,甚至洋火、洋钉皆在毁坏之列。而此时的地方官府面对这些来势汹汹、又有上层暗地支持的“战狼”,已经无法控制。只要查拿某个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会纷纷前来支援,逐渐失控。

随着保定清苑教案、涞水教案的爆发,大量教堂被毁,教民被杀。5月27日,义和团聚众5万,向北京进发。此时的少量的清军布防部队已经无法控制义和团,他们连阻拦的清军一样杀。有些看出了慈禧心思的满清地方官甚至给义和团发放口粮。

6月5日,慈禧派出大臣考察义和团所谓的“神功”,深体圣意的礼部尚书刚毅明知道义和团那套巫术是假的,却回报说“神功可恃”。慈禧未必不知道这是谎言,但是利令智昏的时候,就是需要谎言。6月6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下定决心依靠义和团“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之计。”6月7日,在慈禧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京。受此鼓舞,各地义和团陆续进入北京,总数超过10万。

义和团一到北京就到处焚烧教堂和屠杀无辜基督教徒,并年代焚毁今前门大街外的大栅栏地区,“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他们所杀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同胞。杀人的手段也极为凶残,“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8]连已经死了几百年的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等历史上知名的外国人也被掘坟剖尸。

在排外的狂潮中,北京的洋人和教民纷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聚集自保。列强并不是傻子,早就看出了清廷对义和团的纵容,所以未雨绸缪,在5月底就开始向停泊在天津大沽附近的各国海军发出求援。于是一支由八国海军部队組成的联军432人(法国75人,俄国79人,英国79人,美国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国51人、奧匈32人),于6月1日抵达北京,守卫各国使馆。[9]

在这样的乱局中,在京洋人人人自危。从6月9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被团团围困,对外通讯断绝。6月10日,与使馆失去联络的列强经过协商,决定紧急增兵2千,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准备增援。但是义和团破坏了铁路,西摩尔的部队只能改道,结果在廊坊又被清军伏击,损失惨重。清廷打了一个胜仗,信心大增,继续作死。

6月10日,慈禧派一直怂恿对洋人开战的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也就是外交部长。载漪刚刚上任,6月11日,清军董福祥部队就在永定门内把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射杀,而且开腹剖心,同时马蹄踏尸,残忍至极。这样的举动还受到载漪的嘉奖。

清廷中少数清醒的大臣已经看出再这么放任下去,必然引发列强反击,许景澄、徐用仪、袁昶等人上奏要求缉查义和团,不可挑衅列强。但是慈禧此时和各国开战的心思已经发端,对少数派的建议置之不理。

西摩尔部队被袭后,列强震怒,遂决定直接海上增兵,于16日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出扼守天津的大沽炮台。大沽炮台号称固若金汤,在洋务运动后大规模改建,配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堡垒炮。而且,还配置了4门德国制造的鱼雷舰。但在联军的攻击下,6小时即告失守。

五、向世界宣战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先后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刚毅、载漪等人纷纷表示“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怂恿开战。但在大沽炮台陷落后,慈禧畏惧洋人,原本已经准备解散义和团求和。但是这个节骨眼上,江苏粮道罗嘉杰在主战派的授意下,送给慈禧一份要命的假情报:他说洋人提出要慈禧归政。前面说过,权力的把持才是慈禧真正在意的东西,什么国家利益、民众福祉都不能威胁到这个根本利益。这正是中国历史最让人悲恸之处——多少生灵涂炭,皆是因为个人权柄得失。

所以,慈禧放弃了求和之心,遂决定对列强开战,命令清军攻击使馆区。许景澄冒死劝谏:“攻杀使臣,实背公法。”慈禧大怒,许景澄后被定罪“任意妄奏、语多离间”。[10]开会也在场的光绪帝仰天长叹,和许景澄抱头痛哭。

6月19日,清廷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勒令一天内离京。但是使馆都被围了,你让人家怎么撤?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仅仅带着一个翻译,前往满清总理衙门交涉,要求宽限撤离时限。结果在总理大臣载漪的授意下,清军神机营士兵恩海将克林德射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闻讯大怒,决意报复,当即决定派遣远征军出征。只是这只军队还没达到中国,满清就已经被打趴下了。但是日后《辛丑条约》的第一条,就是为克林德建碑纪念。这是后话。

杀了使节,已无退路的慈禧于6月21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向有驻京使节的英、美、法、德、意、日、俄、荷兰、奥匈、西班牙、比利时11国发布《宣战诏书》,扬言“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一个连新兴的日本都打不过,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还历历在目的朝廷,居然敢向包括日本在内的额11国宣战!什么样的鸡血,能打出这样愚昧的胆魄?

清廷同时还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作为犒赏,并发出悬赏通告“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11]鼓励屠杀妇女儿童的通告,即便是在中国血淋淋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奇怪的是,这份宣战诏书并没有按照外交渠道正式递交11国使节,而是对内宣布的。所以从国际法上,这是场没有名分的搞笑战争。遵循当时的国际惯例,由于没有收到宣战诏书,列强始终没有向中国宣战,中国也始终没有对列强宣战,双方甚至一直都没有断交……慈禧最后的胆怯,在这个搞笑的细节上,展露无疑。她也知道狠劲那都是给充当炮灰的战狼们看的,对洋人不管用。

面对只有432个士兵守卫的使馆区,满清就能如愿吗?

六、丢人的战争

实际上最早于6月14日,义和团2千人就已经对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展开了攻击。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中国人,洋人男性400余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使馆数百守军由英国公使窦纳乐指挥抵抗。[12]

但义和团这些只有装神弄鬼在行的战狼,根本打不过守军。丢下40具尸体后就跑了。此后,围攻使馆的换成了清军主力董福祥部队。董福祥部是慈禧亲自点名进京的正规军,号称“武卫军”。和义和团不同,装备精良,配备了德国克虏伯大炮,编有3营3500余人。这只来自甘肃的军团经历过甘陕回乱、收复新疆等战役,以凶悍著称,“以鲜血染红顶子”这句名言便是出自董福祥之口。可以说是当时清军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12]

从6月20日到8月14日,清军展开了长达55天的围攻,期间主战派的载漪、刚毅等甚至亲自督战。而守卫使馆区的八国部队432人由于出发仓促,只有3支机关枪及4门小火炮,整个战斗期间使用的唯一的重型火炮还是从清军处缴获的。就是这样悬殊的兵力和装备,号称清军最能打的董福祥也没有攻下小小的东交民巷。“兵团合攻月余,……死四统领,亡士卒过千。用炮弹三千五百包,枪弹八百万颗,拳匪尸骸塞道,臭秽闻十余里,卒不能克。” [13]

当然,未能攻克使馆区其实也和慈禧首鼠两端的心思也有关。慈禧原本只想把使馆区的洋人当做人质威胁列强,所以并不敢赶尽杀绝,总是在关键时刻留后路,围攻期间还曾经让自己的亲信荣禄带着蔬果食物等往使馆慰问……手底下的将领也猜透了她的心思,比如指挥炮兵的将领张怀芝就故意命令瞄不准或者放空炮。所以总是打得热闹,却毫无进展。[14]

在另一边,为了打下教民集中躲藏的西什库教堂,义和团还发布了一条搞笑的布告:“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 [15]

久攻不下,清军就使用人盾战术——让义和团团民充当炮灰先行冲锋,清军在后架枪威胁,若有后退的,一律当场射杀。多个坛口的义和团轮番上阵,惨烈无比。这些高喊“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底层肉弹,算是求仁得仁。

很多后世的教科书认为清军是装备不如八国联军,这完全不是事实。前面说到的准备增援北京的联军西摩尔部队2千人,在被清军伏击重创之后,又接着与包围他的清军聂士成部恶战,并夺取了清军的西沽武器库, 结果发现除了武器库中有精良的德国克虏伯野战炮,这种炮由于造价高昂,连德国人自己都没有装备!还有大量最新式的曼利彻式卡宾枪、数以百万计的子弹,连同数百万斤大米和充足的医疗用品。[16]西摩尔后来跟英国公使写信说,单靠这批武器就足以武装八国联军!他也就是靠清军这些装备成功坚持到了援军到来。

6月23日,1800名联军(主要是俄、英部队)在俄国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率领下,从大沽口登陆,解了西摩尔之围。两军回头进攻天津。当时义和团和清军正在城内围攻租界。尽管清军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据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数千联军依然毫无还手之力。在战斗中,清军聂士成部同样使用肉盾战术,把义和团驱赶在前,“拳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枪击死。故是夕拳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 [17]很多义和团的成员,诸如“红灯照”之类的坛口,其实都是由未成年的少女组成的,这些人冲锋死在洋人手里,后退被清军射杀,一天就阵亡2千人,尸山血海,惨不忍睹。

7月9日,清军主将聂士成于天津城南战死。14日,联军占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至此,北京门户大开,无险可守。

七、七国联军攻陷北京

即便时局已经糜烂至此,清廷并未醒悟。7月28日,慈禧下诏将反对开战的许景澄、袁昶斩首。

8月2日,联军得到日军增援,增兵至1.8万,开始向北京进攻。其实所谓的八国联军当时只有七国,德国人因为大部队还在海上,实际上并未参战。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杂牌军”——因为欧美远隔重洋,无法在短时间从本土调动军队,所以只有跟中国相邻的俄国和日本来得及抽调正规军,人数也较多;法国军队是从越南抽调的殖民地军队,英军部队则是从印度、尼泊尔等地抽调的皇协军,甚至还包括纯中国人组成的威海卫华勇营,根本没几个英国人;美军虽是正规军,也是来自菲律宾殖民地的占领军。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纯粹就是重在参与,派出几十个人装样子。[18]这支联军的具体组成如下:

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匈帝国58人、意大利军53人。总共18811人。[19]

这只 “七国杂牌军”群龙无首,因为列强之间都想争夺指挥权,平衡争端的结果就是让军衔最高的德军元帅瓦德西当总指挥,但是开战的时候瓦德西还在德国没出发呢,等他9月25日到中国仗其实已经打完了。所以联军向北京出发的时候是各自为战的状态——这其实是兵家大忌,因为容易被各个击破。

但即便对手人数少、正规军不多、指挥分散,浑身都是破绽,但满清还是打不过!满清正规军当时在北京周边有:荣禄和董福祥的武卫军共25营10万、宋庆左军1.2万、聂士成前军20营1.6万、奕劻的神机营1万、载漪的虎神营1万,此外,尚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合计兵力多达16万,是联军的8.5倍![20]如果再加上十余万助阵的义和团,可以说在人数上是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前面已经说了,经过洋务运动,清军的装备和建制都已经完全现代化,并不比联军差,重型武器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8月4日,联军分两路沿京杭大运河进逼北京,沿途密密麻麻、占据主场、人数、武器优势的驻防清军和义和团望风而溃、一战即降。慈禧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主和派动摇军心,8月11日,又下诏将主张取缔义和团的徐用仪、立山、联元3大臣斩首。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联军兵不血刃,于8月14日先后抵达北京城下。为了争夺头功,各国部队争先恐后进攻。俄军先头部队于14日凌晨开始炮轰东便门,美军随后使用云梯强攻,仅仅付出1人阵亡、9人受伤的代价,便率先在东便门升起美国国旗。其后各国军队跟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景:大批北京百姓围观联军进城,甚至主动为联军架云梯。满清人心丧尽可见一斑。

除了俄军、日军遇到清军抵抗,有100多人阵亡外,英军入城毫无抵抗,唯一死亡是因为中暑!到14日下午,坚守了55天的使馆区被联军解围。被围期间使馆区的洋人阵亡仅66人。倒是被围困在西什库教堂的中国教民因为缺乏食物,被饿死400余人。[15]

美军在攻入北京后一马当先,8月15日仅仅以7人阵亡的代价,攻占北京最后的堡垒——紫禁城。当日慈禧、光绪、隆裕等在美军攻入前逃离,十几万清军在巷战中装装样子后作鸟兽散。至此北京陷落。

八、“见死不救”的地方大员

其实在慈禧宣战后,光绪帝为了挽救危局,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他背着慈禧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拍电报,请求麦金利从中调和。[21]为什么找美帝呢?因为美帝出兵后,于7月3日专门给各国发照会,强调出兵是保护门户开放政策,保护各国公民财产,同时“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这是联军中唯一让清廷听得暖心的声明。麦金利也答应光绪帝,只要保证外国人安全,他会帮忙。

但是显然,光绪这个傀儡,说也是白说。太后、皇帝在北京火烧眉毛,满清的地方大员都干什么去了?

应该说,经过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已经开了眼界、深感危机的满清地方大员和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清醒了不少。早在5月3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拍电报给朝廷,骂义和团“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并预言各国肯定会出兵,“大局将难收拾。”两江总督刘坤一则认为义和团“名为忠义,实为叛逆”。在知悉慈禧准备宣战后,两人还联合多省督抚通电反对,要求慈禧三思:“从古无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他们说的话其实全部应验。[22]

慈禧的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也让地方大员们失去了信心。在6月15日准备开战前,慈禧令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但两个权臣根本不听,李鸿章甚至直接回电怼慈禧:“此乱命也,粤不奉诏”。6月20日,清廷发布勤王通知,称朝廷已经陷入困境,要求各省督抚接济京师,结果还是没人响应。

当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时,铁路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劝大家抗命。刘坤一、张之洞牵头,湖广、两江、山东、闽浙、两广各省联合,于6月26日,以上海道道员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条约》九条。双方约定守土安民,不相互敌对,相安无事。

地方官员背着中央朝廷,和外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在整个世界的外交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些地方大员甚至背地里密约,如果清廷倒台,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总统”以主持大局。[23]

慈禧和满清朝廷的威信扫地,只剩光杆。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义和团这个底层民众纠合成的战狼团体,为朝廷抛头颅洒热血,最终既没有“扶清”更不能“灭洋”,自始至终都是可怜的棋子、悲催的炮灰。9月7日,慈禧发布上谕,彻底甩锅义和团,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和团,并指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向各国乞和。

九、生灵涂炭

在战争中,无论是清廷和义和团的“灭洋”,还是联军的反击,血腥之余,铺垫的都是普通人,尤其是大量中国人的尸骨。

1900年7月9日,山西巡抚毓贤“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亲自带兵擒拿,在巡抚衙门附近一次杀害意大利主教艾士杰等洋人51名和教民17名。第二天,毓贤又抓了法天主教堂童女两百余人(都是中国人),迫令背教,因为不从而全部杀死;7月14日,毓贤一次杀害教民41人,其中不仅有81岁的老者,更有未满周岁的婴孩……[24]义和团在北京更是极端:“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 [25]

这场由清廷纵容参与、义和团煽动执行的仇外狂潮,波及面极大。仅山西一省,就有教徒5700余人被杀;蒙古地区教徒被杀3200人;奉天省 “教民人命1400余”,其中有400人被关在教堂活活烧死;“而直隶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被波及,“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26]据不完全的统计,此次动乱中,全国被杀害的基督教教徒共有2.3万(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遇害的有名可查的外国人241名,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儿童53人)。[27]

洋人和教民的血,还是由普通民众来偿。联军攻占北京后,七国部队对北京进行了分区占领。联军以搜捕义和团之名,展开报复。除了美军和日军外,从8月16日开始,其他国家 “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刚刚经历过义和团洗劫的北京再遭劫难。而终于翻身的基督徒也对普通市民展开了报复,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就发布通告,允许教徒劫掠8天,劫掠50两以下不必上缴。已经预感将遭到报复的部分官员和义和团有牵连的八旗,大批自杀。许多旗人选择服毒自尽或举火自焚。大学士徐桐更是满门自杀,其中妇女18人,包括婴儿。

在占领北京期间,列强又陆续增兵,等到9月底联军名义上的统帅瓦德西带领德国主力3万人抵达的时候,联军已经多达10万余人,遍布华北。[28]报复也不仅仅限于北京一地,其中沙俄最为凶狠,沙俄本来就图谋东北,借机调兵17万分六路入侵,于7月16日制造了著名的“庚子俄难”,将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屠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日至21日,俄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这就是今天某些中国人崇拜的所谓“战斗民族”。德军为了报复公使克林德被杀,扬言“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大举入侵,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各地义和团在联军和满清的双重围剿下,从此覆灭。

八国联军中军纪较好的是美军和日军。美、日军队入京后,立刻在占领区内严明纪律,甚至还组建了专门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清理废墟,恢复秩序,并在街上巡逻。日本在此次行动中,之所以出兵最多,最积极,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要抬升自己在国际上地位。所以和二战时候穷凶极恶的作风不同,日军入京后给占领区的百姓发了很多小太阳旗,凡挂旗者可免受滋扰,当时北京城内挂得最多的就是太阳旗。

为了自保,津京一带排洋、仇洋的风气瞬间大变,天津百姓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商铺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时人记载:“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娟敌,载道口碑”。[29]虽然说得不堪,但这就是乱世下的中国人。

十、羞辱的赔款

1900年12月22日,已经把满清彻底打趴下的联军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12月24日清政府全盘接受。李鸿章是个聪明人,把祸乱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并抓住慈禧的宣战诏书没有正式送达这一点,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所以赔钱但不割地。

1901年1月15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并接受了列强要求严惩的各级排外官员,共达142人之多。其中要求处死的12人,包括前文所述的疯狂排外的载漪、毓贤、刚毅、李秉衡等人;到4月,派醇亲王载沣等人任专使,就杀害外交人员事件分别赴德、日谢罪;同时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和11个国家正式签订《辛丑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条约。列强要求赔款4.5亿两,当时中国人口4.5亿,用意就是1人1两。这笔赔款根据各国出兵比例分割,俄国获得28.97%、德国与奥地利的获20.91%、美国的7.32%……由于满清没钱,就用关税和盐水扣缴,分39年付清,还要加利息,实际上连本带利39年要赔付8.5亿两,条约还规定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之间的炮台一律拆毁,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而且凡是涉及外国人被杀的地方一律要求停止科考五年,山西省太原、河南南阳、浙江衢州、北京顺天、江西鄱阳……45個城市被波及。

可以这么说,从满清被迫打开国门以来,这一巴掌是最后也最重的。它不仅全方位的羞辱、削弱了满清,而且切切实实让每个中国人都付出了代价。

和俄、德、日等国意图瓜分中国、赶尽杀绝不同,美国只求“门户开放”,反而担心过分削弱中国会导致局面失控,所以国务卿海约翰带头游说,使得美国国会两次同意减免美国所获的约1千万两白银赔款,但明确退款主要教育,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是战胜国,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所以都紧跟美国的腳步,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联亦在1924年宣布放弃 。

到1927年,各国几乎完全撤销了中国对赔款的支付,并将款项用于中国国内,最后一笔赔偿于1938年结束。即便如此,中国几十年间连本带利,实际上合计赔款高达6亿5千万两,代价不可谓不惨痛。

本来列强深知慈禧才是义和团事件的罪魁,德国甚至提出要把惩办慈禧作为议和的首要条件。但是李鸿章极力为慈禧推责,并暗示列强如果慈禧倒台,中国生变,他们也没好处。列强这才放弃了对慈禧的追责。

对慈禧而言,辛丑条约由于免除了她作为战争祸首的责任,保全了她的权力,所以丧权辱国,赔钱认罪都不算什么了。她不仅把自己培养的战狼载漪、毓贤、刚毅送上断头台,甚至还不惜打自己的脸,表彰了抗命不救的地方大员,赞扬他们的“东南互保”是“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25]

这个醉心权力、误国至深的老太太,并不知道自己为满清的棺材板盯上了最后的钉子。

十一、何以反思

近代史给中国人最大的反馈就是,只记得屈辱,不记得缘由,更不会反思。

众所周知,火烧圆明园其实就是因为满清乱杀外国使节引起。在付出惨重代价几十年后,居然又枪杀使节、围攻使馆引发八国联军。两次北京陷落的过程都是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为人不齿的大坑,满清跳进去两次。不长记性并不是因为脑子生锈,而在于封建王朝垂死的制度,这种制度内在的野蛮必定会和外来文明产生冲突,注定了用战狼式的思维劫持国家,与世界为敌,挨打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多的战争失败,那么多的屈辱条约,一次次打痛了封建王朝,但却没有一次真正打醒。

义和团这样低级、愚昧、癫狂的仇外、排外民粹,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能引发世界性的反击,把国家拖入如此巨大的灾难,它是空前的,然未必绝后。义和团的坐大,更多的还是在于清廷居心不良的包庇和纵容。煽动民粹,甩锅海外固然能轻而易举的转移国内矛盾,但是缺乏理性,不讲公义的民粹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容易,失控也容易。一个国家如果想利用非理性的民粹来鼓吹忠君爱国、获取利益,挨打是迟早的事。

对于满清而言,借力义和团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国际上丢尽颜面、备受羞辱的同时,也彻底丧失了朝廷的权威。特别是在“东南互保”之后,汉族地方权臣看透了满清的颟顸,开始不听号令,据土自保,武昌起义之后,北洋部队不听号令,各省纷纷独立对帝国毫无眷恋就是明证。而东北的被占,引来了后来的日俄相争以及日本窥视,可以说埋下大炸弹。说满清灭亡的大幕,实际上开始于八国联军庚子之役,实不为过。

对于最终被绞杀的义和团而言,更是无从说起的悲剧。那些底层衣食无着的乌合之众,在正常的统治秩序中被漠视、被践踏,但在在群体性的癫狂中却可以轻易找到存在感和使命感,特别是在“扶清灭洋”这么崇高的口号之下。所有的打家劫舍、残杀无辜、装神弄鬼因为有了爱国和排外的加持,便可轻而易举越过道德的界限,变成理直气壮的正义。法国大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得势、纳粹德国的崛起等,无一不是利用这种民粹心理的结果。但是无一例外,所有的民粹,最终都是以本民族的尸骨作为代价落幕。

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中国之人,上诈下愚”。其实诈和愚作为孪生德行,是并行互害的。它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粗鄙化、野蛮化,身处其中,人人受害。

2020又是一个庚子年。距离1900年那场闹剧,正好两个甲子轮回。我们今天追问历史真相,并不是为了怀古猎奇,更不是重新咀嚼仇恨,而是要反思症结。经历了三十年洋务运动,引进了列强各种先进技术和装备的满清,为什么还是一辱再辱?中国与列强的差距是科技,还是制度?屡屡被唾弃的是失败,还是野蛮?今天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比120年前更清醒?

结尾,请诸君牢记:落后不一定会挨打,但是又蠢又坏、背离文明一定会挨打。

2020/4/16-20

史料索引:

1.《清末教案》第四册,中华书局

2.《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

3. 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

4.袁伟时:《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5.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6.《己亥立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第21卷

7.《清史编年》卷12

8.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9.《晚清七十年》第4册,香港远流出版公司

10. 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

11. 《国门口两种制度文化的碰撞》,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12. 林华国:《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

13. 《义和团(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4. 《春冰室野乘》,山西古籍出版社

15. 戴海斌:《庚子围攻西什库教堂(北堂)史实再考》

16. 《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

17. 《遇难日记》,《义和团资料》第二册,

1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

19. 《晚清七十年》第4册

20.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1. 北明:《澄清历史真相—中美外交关系史》

22. 《张文襄公全集》,卷80

23. 张社生:《绝版李鸿章》,文汇出版社

24.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

25. 仲芳氏:《庚子记事》

26.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

27. 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

28.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2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世界隔离中国绝非危言耸听

作者:平正和

随着世界疫情加剧和“战狼”外交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抗疫问题上的矛盾愈演愈烈。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疫情过后,隔离中国、去中国化、与中国脱钩,绝不是一种虚拟的假设,而是残酷的现实。

(一)排斥中国渐成主流意识

公开地、直接地批评我们的国家在持续增加,批评的层级也在明显提升。此前只有美国,后来加入了巴西。接下来,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德国等都加入进来。最近,连一向相对友好的法国也站出来公开批评。起初,批评我们的主要是各国媒体和议员。如今,不少国家的政要都直言不讳地点名批评,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自不必说了,法国总统、外长,英国外交大臣,巴西总统、部长,德国外长等,都用毫不隐讳的话语直接批评。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宣称,他们“处理疫情存在‘灰色地带’。西方不要过分幼稚。”,“不可能把信息自由的国家与信息不自由的国家拿来比较”。马克龙还表示,“我尊重他们,但也不要幼稚地以为他们很厉害,疫情处理得更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德国外长马斯于4月17日表示,我们看到武汉的数字再次得到修改,这当然令人担忧。就起因研究和疫苗开发而言,得知病毒的来源和病毒产生过程非常重要,希望他们改变文化习惯,发挥建设性作用。
国外的批评和排斥,刚开始只是停留在嘴炮上,最近逐步在往实质行动上靠拢。比如,追责、索赔,已经从民间行为上升到议员和政府行为,美国国会已经提出多项法案;企业搬离中国已经从建议、倡导、鼓励,到政府拨出专项经费给予搬迁补贴。
迹象表明,疫情的发酵可能正在促使与中国脱钩变得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澳大利亚前外长唐纳称:“新冠疫情对他们的国际声望是一次巨大打击。持负面态度的人不仅是欧美的决策者和精英,更是普通的民众。疫情过后,他们与西方在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会进一步加剧。”英国前外交政策顾问伍德认为:“在美国和英国,甚至可能在更大范围的西方社会,这种反感有成为主流的风险。”
西方国家是选举政治,民众看法、主流意识对外交政策影响巨大。病毒肆虐已经被西方舆论成功转化成对我们的仇恨。这种仇恨,最终将转化为与中国脱钩的政策。

(二)中国被排斥的原因分析

1.疫情处理受到质疑。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主要对我们在疫情处理的公开度、透明度方面持有很大怀疑。财新网几篇溯源文章、李医生事件、卫健委1月3日的文件以及网民曝出的一些信息,加剧了国外对疫情前期处理的怀疑。官方通报的病例数、死亡数,以及后来对病例数、死亡数的修正,特别是这两天对武汉死亡数的修正(正好增加50%,四舍五入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猜疑。

2.病毒起源之争点燃战火。赵立坚的推特点燃了病源之争的战火,此后官方和科学家关于病毒并非或不一定源于武汉的或明或暗的表示,使战火继续延烧。这股烈火重新烧出了国外关于病毒源于武汉病毒所科研泄露的质疑,逆转了此前印度科学家论文广受批评的风向。美英成立包括政府、军队、情报机构和科研机构在内的专门小组展开全方位调查,一些科学家也从基因测序和比对的角度发表相关论文。虽然美英政府高层在公开讲话时尚未提出这一指控,但话里话外已经作出某种暗示。

3.战狼外交火上浇油。先是赵立坚的推特,其后是中美两位女发言人隔空推特大战,接着是巴西使馆与巴西总统、总统之子的纠纷,接着是驻法使馆那篇莫名其妙并招致法外长紧急召见驻法大使的文章。期间,发言人们在宣传抗疫经验、要求世界感谢中国、遣责他国抗疫不力、对不合格医疗物资的辩护(比如不合格你别用)等方面犀利、强势的怼怼怼,进一步激化了国外的不满。

4.制度输出引起警惕。官员、官媒、外交官以及小粉红在国内自媒体和国外推特上关于中国抗疫成功彰显制度优势的言论,特别是大国抗疫策略、要求别国抄作业和指责别国抄不好作业等新鲜提法,引起一些国家和官员认为我们试图借助抗疫向国外输出制度的疑虑。

5.医疗援助引发反思。向国外捐赠、销售医疗物资和开展医疗救治中的一些做法,特别是长篇累牍的宣传,被国外一些人认为我们在利用疫情搞慷慨政治,利用医疗救助加强战略影响力。而对出口医疗物资的行政管控和过低的审批、通关效率,也广受诟病,并引发了美国、日本、欧盟对过度依赖我国供应链的反思,以致准备采取将制造业搬回国内的策略。

6.民粹主义助推反感。主流媒体对国外疫情和抗疫的选择性报道、指责性报道,小粉红们在网络上的幸灾乐祸、推销作业、自我吹嘘,特别是约翰逊住院后的几万个点赞和对方方日记的围剿,让国外舆论极其反感,也引起国外政治精英对我国今后道路走向、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忧虑。

综观当今世界局势,我们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业已存在的5G、华为、网络安全、南海、台海、贸易战等问题,虽然在疫情期间显得不那么突出,但这些问题不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相反,由于疫情导致世界对我们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的国际声望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损失,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变得更加棘手。更重要的是,新的问题和挑战呼之欲出,西方去中国化的态势业已形成,我们将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国际形势,甚至比30年前那波制裁要严峻得多。

面对这个局势,从高层到民间,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及早筹划因应和化解的措施,切莫再夜郎自大、自以为是,仍然认为世界离不开我们,谁和我们脱钩谁就失去机会。

(三)防止被法律脱钩

病毒源头是一个科学的、严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以西方国家当前的医学科技水平、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并根据此前我国公布的和世卫组织掌握的病毒资料特别是基因测序、病毒特征等资料,他们想查清病毒来源,至少查清病毒是来自于自然界还是人工合成的,完全有可能做到。因为病毒的传播和进化是有记忆的,是会留下“证据”和“轨迹”的。此时此刻,把水搅浑并非聪明之举,再浑的水也阻碍不了渔夫捕鱼。

西方国家盯着病毒源头不放,主要是他们高度怀疑病毒与武汉病毒所的关系,如果证实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我们将为此承担严重的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我们也将被世界“法律脱钩”。英国外交大臣拉布4月16日公开表示,“对新冠病毒是如何发生,他们不得不回答有关的‘难题’,绝对需要以科学为本,进行非常深入的事后反省,包括病毒如何爆发。”西方磨刀霍霍,都是奔着这个问题来的。

从世界上多数科学家的研究分析结果来看,病毒源自中国,源自野生动物,是普遍的共识。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集中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搞清病毒的真正来源,并主动向世界公布相关的科学证据。在这个问题上,藏着掖着没有意义,把脑袋插进沙子解决不了问题。主动寻找并公布证据,就能有效驳斥人工合成和源自病毒所的阴谋论,避免出现最糟糕的局面。同时,我们可以放低姿态,坦诚地与世界对话,因为中国也是病毒的受害者。只要排除人为因素,就完全可以避免遭到各国的经济和法律制裁,毕竟此前的任何一场全球性瘟疫,都没有哪个主权国家遭到索赔和制裁。

当然,如果经过调查论证,证实病毒不是源自中国,那就更好了。
总之,这时候嘴炮没有任何意义,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才是硬道理。

(四)防止被政治脱钩

近几年,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有人把交恶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强大了,西方要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许有这方面的因素,但绝不是主要原因。从外交上讲,挑战国际秩序,争夺国际领导权,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态,特别是以市场和国家财力为武器,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迫使有关国家服从我们的战略需求,恐怕是造成今日被动的重要原因。从内政来讲,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以及极左的泛滥,也让西方感到害怕。而战狼式外交,则把内政外交中最让西方忌惮和反感的东西完美地融合起来,全方位展示给世界。这不可能不挑起世界的戒心。

原来就已经恶化的中美关系,在疫后时代将更加困难。美国停止对世卫组织的资助,表面上是美国对世卫的发难,其实子弹还是打在我国身上。调查我国处理疫情的表现和追究我国的责任,已经成为美国两党高度共识,国会已经提出多项提案。美国在第二阶段中美经贸谈判中,必然提出更为严苛的要价。台湾牌、香港牌、南海牌将在疫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本也出现问题的中欧关系,由于新冠肺炎的出现,加速了恶化的趋势和进程。英国情报机构表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平息后,英国需要重新评估与我国的关系,并考虑是否需要对高科技和其他战略行业实施更严格的控制。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表示,英国在疫情结束后必须重新检讨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更多地与其他自由国家合作。英国外交大臣明确表示中英关系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毫无疑问,一切都不可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继续。”而欧盟已经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加现实的战略,他们认为“十二三年前关于欧中可能存在共识和互信的幻觉消失了。”他们认定中国是欧盟的“系统对手”及“战略竞争者”。

中美俄三角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特朗普的通俄门已经过去,对俄友好的压力已经解除。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必须拉住俄罗斯。而乌克兰事件后受到西方严厉制裁俄罗斯也急于改善与美欧的关系。此时此刻,双方都有捐弃前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动力。而新冠疫情,则为普特搭建了桥梁。日前,普特通话已经互递橄榄枝。疫后时代,普京出于改善俄美关系的需要,一定会与美国走近;虽然普京不至于公开站到中国的对立面,但出工不出力、光打雷不下雨一定是俄罗斯对华的策略。

新冠大流行极可能终结中国与非洲的蜜月。前一段时间非洲的广泛抗议就是一个糟糕的苗头。非洲疫情大规模爆发后,必然要求中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援助他们。这些靠金钱维护关系的国家,一旦你做得不尽人意,或者做得没有其他国家好,反水是必然的。非洲国家要求中国豁免债务的呼声已经甚嚣尘上,法国等西方国家也在煽风点火。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豁免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巨额债务吗?

至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东欧国家,自然站在美国一边。

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仍然是当前外交工作的主轴。战狼外交绝对是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毒药,也是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毒药。

外交工作只有回归到理性平和的轨道上来,才能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回归正常。因此,对之前的战狼外交和老王卖瓜式的对外宣传,应该进行全面消毒;逞一时口舌之快、要了面子丢了里子、逮谁咬谁的套路必须全面叫停,即使是驳斥西方的故意责难和抹黑,也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

要根据自身的力量,从人道的角度,低调做好对外医疗援助工作,摒弃“世界感激中国”、“中国体制优越”等论调,停止推销抗疫“兵法”,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只要真诚地帮助别人,而不是把这种帮助当成外交武器,或者拿这种帮助来吹嘘炫耀自己,反而会得到受助者的尊重、信任和感激。

改善对外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放弃一些急功近利的利益诉求,避免去挑战主流国际社会公认的秩序和规则,避免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渴望获得与之相适应的话语权、领导权和战略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其牵头制定的游戏规则,在主流国际社会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当前,我们无疑没有实力去挑战和改变这些规则。当你无力去制定规则,又想从这个规则所规范的秩序中得到利益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尊重和服从规则。试想,在现实生活中,谁愿意和一个不守规则的人打交道。在现有规则框架内闷声发大财,等到你有足够实力时再去改写规则,这才是明智之举。

当然,改善对外关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从来没有独立于内政的外交。只有在内政上隔离极左病毒,增加透明度,激发社会活力,捍卫改革开放成果,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外交才能走上正轨。

(五)防止被经济脱钩

疫情让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供应链方面的依赖。在欧美的决策圈和精英圈,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与中国“脱钩”。英国前任外交大臣黑格称:“我认为,这场危机进一步证明了有必要为西方对华政策建立两个主要支柱。第一,因为中国不会遵守我们的规则,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许多方面从战略上依赖中国,包括技术。另一个支柱是,我们必须在战略上独立于中国,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种与中国合作的方式。”美国官员和议员,包括特朗普本人,已经多次呼吁美国要摆脱对中国医疗设备和物资的依赖,要让供应链,特别是医药供应链回归美国。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建议,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应该找到协调一致的方法来应对中国。

事实上,与中国脱钩的已经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呼吁,而是开始落实到行动上。

几天前,英国议会出面干预,致使中国投资者被迫放弃了控制英国一家高科技公司ImaginationTechnologies的计划。
4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拨款22亿美元,协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或转移至其它国家,以恢复中断的供应链。
4月8日,德国联邦内阁决定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旨在阻止遭受武汉肺炎疫情打击的德国企业被外资趁机收购。该法规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实际上是直接针对中国的。
4月9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电视节目中说,美国政府应该为希望撤离中国的美国企业提供全部的“搬家”费用。
4月9日,美国司法部要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撤销对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的运营授权,禁止其在美国的国际通信服务。
……
显然,这场疫情加剧了中、西之间的不信任,导致西方国家扩大在本国的生产,并试图形成一套独立于中国的生产体系和供应链,这将使中国的制造业和创新科技落后甚至与西方脱钩。

当然,我们的一些官员、御用学者此时有十分自信地跑出来壮胆,说什么中国有一流的交通、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庞大熟练工人、工程师队伍,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是世界离不开中国,不是中国离不开世界;说中国有广大的市场,和中国脱钩就是丧失挣钱的机会;说企业搬迁成本巨大,资本都是逐利的,在中国建厂的企业最终会选择留下来;说全世界都被疫情包围着,只有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世界的资本只能往中国这个安全港流,不可能流向疫情国家。

冷静想想,上面的基本观点是站不住的。

其一,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早就被东南亚国家取代,西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工程师队伍并不比我们差。西方国家推动的制造业回归,是从产业安全、国家安全、防止对中国过度依赖的战略高度出发的,他们将把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事实上已经这么做了),把核心产业转移到本土。

其二,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这一轮全球化,中国对外贸易持续上升,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产品最大供应商,特别是长期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去年,中国的外贸总额占到GDP的31%以上,可以说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已经很高(美国不到20%)。一旦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其灾难可想而知。

其三,西方国家如果真的与中国脱钩,他们必然抱团取暖,构建一个自成一体的半全球化,唯独把中国排除在外。届时,我们制造业中很多由西方国家掌握的核心部件,将丧失供应来源,中国的制造业将一蹶不振。

第四,中国虽然有广大的市场,但中国一旦与西方国家脱钩,其结果必然是经济下行,失业增加,收入下降,请问届时购买力在哪呢?

其五,虽然外企搬离中国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但如果西方国家给本国企业报销搬迁成本,那么这些企业也会拒绝本国政府的要求吗?

其六,当前虽然中国的疫情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但一年以后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世界疫情得到控制了,这个优势还存在吗?再说了,目前虽然国内病例少,但外国人是不让进来的,这种优势只是假设的优势。

其七,世界创新的中心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一旦脱钩,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无疑会一落千丈。

其八,当前国内经济法制倒退,税负居高不下,国企高歌猛进,行政干预加剧,企业财产安全和经营安全面临更大不确定性,贸易战使外贸企业成本增加,这些也是外国企业撤离中国的动因。

综上,我们的优势不足以让世界离不开中国,也不足以阻止世界隔离中国。

中美脱钩、中西脱钩,虽然各有损害,但对中国的损害最大,40年改革红利将丧失殆尽,届时全民真要勒紧库腰带过日子。
当然,西方真要去中国化,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而且现在毕竟只是开了一个头,还没有全方位实施。那么,接下来留给决策者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经济上阻止世界去中国化了。

未来路在何方?

转载自《哲学新观察》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验证,回过头去看自己曾经的判断会更有意思。我的公众号写了我个人的一些判断,这次危机包括2月的“生化危机”,3月的“大危机2020”,4月没法再吓唬人了,光说危机没用,想想怎么办吧。

我试图用一种重复的思维方式来推演未来的解决方案。

要搞清楚未来之前我们要搞清楚两件事:

第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这次要说的更直接明了些,不绕弯子怕得罪人心了。

第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用批判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因为好的文化就在我们身上,谁也夺不去,有瑕疵的地方要放大镜下看看脸上的雀斑,宁可放大点,看清楚了对未来的进步有好处。

在分析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时候,会发现和美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沟通时可能存在的文化屏障。

然后是未来演变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和而富”,一个“分而穷”。一条路是1949到1979的孤立模式,一条路是1989到2019的世贸模式。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

新中国1949年成立的,当年出生的人现在71岁,也就是现在70岁以上的人非常清楚中国人过去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的变化。如果从中美关系上,我们可以划分为1949到1979的隔离期,1979到2001年的友好期,2001年到2018年的高潮期,这两年是动荡期,边斗争边合作。

2020年是一赌国运的关键时刻。

中国的发展契机有两个里程碑,一个是1979年中美建交,一个是2001年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1979年我们有多穷?农村里找不到一张白纸,穿衣服靠家里的织布机织粗布,除了农具的铁器外,村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产品,没有见过塑料袋长什么样子,当然了,那时候穷的没有环保问题,白天蓝天白云,夜里漫天的繁星。

到1995年的时候,我看到了汽车,但还是很穷,在洛阳唯一的涉外宾馆洛阳牡丹大酒店的门口,我第一次看到旋转的玻璃门,我恍惚了,我觉得那个三星级酒店里面是一个高档的我从未触及过的世界,是梦幻般的繁华。

在深圳的天桥上,我看到一个饭店里面有父亲带着年轻的孩子吃饭,我感到震惊,这是该多么富裕的家庭啊,什么婚丧嫁娶的大事没有,竟然去饭店里吃饭。那时内地平均工资大概只有300块,洛阳石化月薪800块,在河南是令人羡慕的大央企的工资。

2000年的时候,入WTO前夕,中国的企业还没有进入世界贸易的圈子,经济发展还是很有限的。当时外企的工资还是很有优越感的,去上海买房子,60万预算的房子可选择的是外环的康桥半岛别墅一套,或者是内环内的徐家汇花园一套三房,或者是陆家嘴花园大三房,买房子还送上海市蓝印户口。

可以看出来,先是经过了1979年中美建交后试探性的了解和谈判,一直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在这之后中国人富起来了。

加入WTO后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数据说话,从1949年到2001年这五十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累计是1352亿美元。2001年到2019年这入世贸19年间,中国的累计贸易顺差是4.65万亿美金,其中201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959亿美元,全球贸易顺差4217亿美金。

什么概念?中国仅2019年从对美国贸易挣来的外汇是1949年到2001年五十年中国累计赚到外汇的两倍多。有了这笔每年对美贸易盈余的3000亿美金,中国才有稳定的汇率,中国人才能出国旅游买买买。

你可以说你爱国你永远不出国,但不等于汇率和你无关,有了这些外汇盈余,我们才有钱进口大量的粮食,如果外汇飞涨,不要说猪肉吃不起,馒头你也吃不起。你可以爱国不吃饭,但你没资格让别人一起饿肚子。

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讲的很清楚,合作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伊朗是一面镜子

有人认为我们已经是GDP世界第二了,我们就要超越美国了,中美之间必须要通过斗争来获取世界领导权。那么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下伊朗的情况,我们对美国会有更多的认知。

在19世纪70年代,仅有两千万人口的伊朗GDP世界第九,人均收入亚洲第一。伊朗那时每年的石油收入是200亿美金,那么70年代的中国呢?国家外汇储备才一亿多美金。下图是豆丁网提供的数据

我遇到的伊朗最著名的德黑兰大学的双硕士毕业生毕业了N年后的工作是到中餐馆教波斯语,我遇到的另一个伊朗重点大学毕业的学霸,毕业十年后的工作是临时翻译。德黑兰北部AVA中心的咖啡馆服务员都是大学毕业,他们的梦想是逃到欧洲当难民。

2019年年末伊朗国家石油部在NPC召开全国的项目报告会,参会的12个重点项目,停工率是100%,一群伊朗最聪明的光头大脑袋企业家和博士们坐满房间出谋划策,大家只能摊摊手—-没钱,没技术,等中国人帮我们?

2019年末撤出伊朗市场的中国国有企业近乎100%,我知道的所有大企业都离开了伊朗,中国远洋,中航,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烟草。。。

这一切只是因为2018年11月美国财政部的一张制裁令。我无法想象,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个国家的部门如何做到制裁伊朗的,但我不得不接受现实,一个零外资石化项目的伊朗,一个第三国也无法提供技术和设备过去的伊朗,一个嘴巴依然很强大的伊朗。

伊朗过去四十年间也有几次试探修复和美国的关系,总统鲁哈尼最近仍然想以疫情为理由让美国放弃对伊朗的制裁。在没有得到美国回应后,另一个主角哈美内伊在3月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明美国人想帮助伊朗,但被他拒绝了。强硬的反美立场再次收获了伊朗爱国群众的掌声。

舌战美国及英国,德国,丹麦等诸多西方“列强”,不是能不能赢,敢不敢战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发展经济和发展民生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用舌战打败中国,同样,用汉语饶舌也动不了西方国家的分毫。看也看不懂,翻译后看懂了也只是加深敌意,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舌战伤的自己人的心,团结的是外国人的心,引来的是狭隘和隔离主义者的实践。

那也不一定,我想未来取决于各国之间是否能跨过文化屏障进行有效沟通。

中国文化的劣根性

今天看到朋友圈转的一个文章,前上海家化的董事长葛文耀退出了老朋友的群,详见下面的截图。

这是一个代表事件,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群体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被老红卫兵们彻底打倒了!

然后看到评论文章,大意是不少大佬都选择了沉默,一般人更要对小人和恶人退避三舍,任他们去。

但是,如果对谬误连争辩的机会都放弃了,如果对小人每次都选择逃避,都去选择明智的如佛,那么中国孩子的未来在哪?

假如这个事件背后的文化继续蔓延,那么这事儿不小,对中国文革有所了解的中国人都会感到害怕!所谓的“爱国”民意最终会形成洪流,再次以文革为名颠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生态。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像上海家化董事长这样的企业家,科学家,还有改革家都可能会因为“通敌”或“剥削”被“爱国爱民族的红卫兵战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立场之争的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平衡的心理基础,加上民族文化中被移植进去的劣根性,在一致对外的借口中慢慢发酵。

什么是中国文化

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在历史的迷雾里

这么大的话题我不敢谈,各位尊敬的读者可以找到一些书籍去了解下。我个人的粗浅理解是文化是一个国家人民评判是非的价值观,做事的习惯,各种仪式和习俗,是各种著名的作品里的角色和英雄模范人物对社会带来的象征意义。

历史文化总归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发展的,传承需要一个稳定的载体,那么如果看中国自宋以来的历史,因为朝代更迭,因为巨大的民族冲突甚至杀戮,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伴随着一次次颠覆和灭绝式的打击,已经丢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中国的文化基因到底是什么?哪些是需要传承的优秀中国文化?哪些是特殊时期被移植进来的劣等文化?这本身就是在迷雾中,因为历史书是活着的人写的,是根据胜利者的意志改写的,中国的老话说叫“成者王侯败者贼”

我们在引用民族文化为自己打气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慎重的进行独立思考,否则很容易迷失。比如为什么有时候是“大丈夫顶天立地”,隔天就成了“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们曾尊孔子为圣人,我们也曾认为孔子庙是旧事物,要彻底砸烂旧事物,批斗孔老二。同一个人,同一个事,某日的评价是睿智而英明,隔日的评价是独断而贪婪。

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需要甄别出来,稳定地传承。如果我们以历史阶段来跟踪中国文化的传承的话,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散到了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地区。受战乱干扰的越少的地方,文化的传承越稳定。

在杭州附近的江南,在广东福建的客家族,甚至在日本,可能有更多唐宋文化的基因。

黄河以北,可能更多是元明清三代,北方民族和中原民族混合之后的文化基因。

现代中国的文化的基因包括1979年之前近百年斗争的文化基因和之后改革开发注重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

自我认知和真实自我之间的鸿沟

我想中国人自我认知的文化应该都不反对4个词“勤劳,聪明,勇敢,善良”。

对于中国人这个强烈的共识敢于挑战它的人,自鲁迅先生之后鲜有闻矣。鲁迅先生的精神之所以可以存在,不仅因为他揭开了中国人的民族劣根伤疤去直面,呐喊着提醒国人去改进,而且因为他和他那个时代都死了,我们需要否定那个时代,需要一个榜样去否定它。

今天我们应该是光明而伟大的,我们应该是不吃人血馒头治疗肺病的中国人了,我们喝吃连花清瘟胶囊抗击CORONA,离科学应该是接近了一步。可是,每个人,敢不敢对着镜子用事实和逻辑分析下自己的真实表现,恐怕是和自我认可的文化大相径庭了。

我们勤劳吗?

中国人真的很勤劳,全世界无人能及,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历史上只要中国持续和平发展超过50年,必定是盛世,必定是GDP世界第一,都是因为我们是最勤劳的民族。

斗争我们很喜欢,但不是我们民族的优势,历史上只要是内战或外战,都是血流成河民不聊生,中国人民多数都是过的非常凄惨。

我们文化的根中,生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后代。中国人不停的劳作,不停的攒钱,不停买房子,像蜗牛一样慢慢爬,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后代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我们的孩子可以靠祖辈的财富吃利息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为了这个“未来”,我们中国人不惜牺牲自己的一生去劳动,更不要说什么周末,假日了。

在西班牙,我记得周末开张的超市一定是华人的超市,当地人宁可选择破产,也不在周末工作,大部分人到了周五中午就开始周末生活了。中国人勤劳的竞争力气的外国人牙根发痒,骂几句反华的话,也正常了,随便他。

最近一个朋友给我吐槽骂她的经理缺德,我说经理怎么缺德了,答案是“经理不给我安排周末上班,我想加班挣钱啊”。很多国家的文化不是这样的,夸张的非洲据说按周发工资,工人们领完工资就自动解散了,不来上班了,等把这笔钱花完了,没钱时候再来工作。对很多民族来说,今天自己过得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难以置信我们因为勤劳而成为有些国家反华的理由,但它存在了,我们需要理解这就是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性。

我们聪明吗?

我们有小聪明,这包括温州的发廊,义务的小商品,我们迅速找到了降低成本的办法,包括不惜手段仿制和造假。虽然整个行业的形象被拉低了,但先造假者的小聪明获得了大实惠。

我们还有精致的聪明,一路从幼儿园精致地学习到名牌大学,考试,加分,补课,一样不少。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最优秀的,培养孩子择校从高中逆行到初中,到小学,到幼儿园,到胎教,据说现在富人要从找对象时就测对方的基因,从遗传基因上都不能落后。

长大后我们成了北大的精英,清华的教授,人生的赢家。如上篇文章里的冯教授,他精致地迎合了社会的期望,预测出了2020年二季度中国GDP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精彩篇章。

可是我们做为一个民族做为群体的时候一点也不聪明,学习时期精英荟萃的成绩和工作后的科技成果不成比例,确定性地讲,许多领域的科技能力远不如紧邻日本。

我们勇敢吗?

NO , 我们是最怂的中国人。经常可以看到报道欺凌学生,欺凌家人,欺凌弱者或者半夜偷袭仇人。很少看到公开挑战比自己更有权力,更有力量的人。

虽然转发文章时杀声震天,义愤填膺,还真没听说有人拦住外国人质问的。如果走出国门,落了单,那我们中国人更是会改变立场,对外国人表现出自己高度的国际化和友好态度。在纽约地铁里看到强壮的黑人在地铁座位上躺着,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指责他,让他让出座位,但在我们的公交车上红卫兵老流氓掌掴小朋友逼人让座的事情倒有过报道。

本来我们觉得中国的年轻人成长在和平年代,应该爱好和平,远离涙气的。但电子游戏让年轻人觉得打打杀杀很爽,很解气,很给力。他不知道宽容和道歉才是勇者的表现。

在金钱和权力面前,我们怂的一地鸡毛。为了利益,我们可以一辈子不说一句真话,为了升官,我们可以跪下来给领导擦皮鞋。

媒体被流量绑架,点击量背后是广告,是估值,是钱,所有的电子媒体被流量绑架的死死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吸引眼球。所以标题比内容重要,内容比文化重要。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必须媚俗,必须煽动情绪,必须像游戏一样无知狂妄,或毫无道德底线。

自北宋以来,一千年的时间,战争频发,朝代更迭。对外战争中,中国始终占据着人口和经济的优势,但战争结果是败多胜少。们都是蛮夷,他们都是列强,他们都是鬼子,他们每次都是战争的发动者。面对外国的“敌人”,我们太需要胜利了,所以对精神胜利迷恋到不能自拔。

我们善良吗?

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善良。

有时候真的很善良,比如被欺负的时候,真能忍受,真的有胸怀。我们对不需要自己付出的事情也很善良,比如疫情初期,网上流传意大利华人的一封信,要中国派医疗队去,派专机去,因为他们是华侨,同学群里有人说“好可怜,我感动的想哭”。我们对需要自己付出的弱者也是善良的,比如网络上的滴水筹。比如那个靠红十字会骗了不少钱的女网红。

一旦有利害关系,需要站队时,我很难说中国人是善良的。

近代史,中国人在对内的斗争和杀戮中乐此不彼,比如太平天国各路人马的互杀;比如民国初期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对弱者和失败者在古代中国的成语里有独特的文化含义,狠毒的令人不寒而栗,比如“斩草除根”“株连九族”以及莫须有。没有正义之争,没有标准之辩,也不管能力大小,只看你是属于哪个派系的来决定生或死。

文革中被红卫兵破害死的政治家,军事家不计其数,哪怕是人畜无害的文学家老舍,翻译家傅雷也难逃被折磨到自杀的命运。一切黑暗的发生都是以爱国爱民族爱主义的红色的名义。

这次疫情我们舆论也在不停的划线,不停的找对批斗的对象,不停的为自己的胜利欢呼。开始分武汉人,湖北人,湖北外的中国人,依次提防。疫情初期是划出想离开武汉的外国人,想离开中国的中国人,疫情后半段划出想回中国免费治病的华侨,再划出海外华人中的留学生。一次次千夫所指,一次次义愤填膺,基于被网络加工的抓眼球的报道。

很有意思的是网上的评价方向,重要的不是对错,重要的是站到人多的队伍里。比如反美的帖子里,清一色的咒骂美国,不同意意见的都被打击为跪舔美帝的汉奸。比如格隆研究里文章的观点是中国经济不能和美国脱钩,下面又是清一色的支持言论,不同意见被定义为脑残废材。

我们从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在演变为不敢去独立思考。

呼唤哲学思考

中国需要现代哲学和现代价值观体系的建立,把我们从疯狂的自相矛盾的逻辑中解救出来。我们需要为实现中华民族发展向上而负责的严肃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而不仅仅是快手的大咖和带货的网红。

过去四十年,我们的国家建设的非常好,我们的人民做的非常好,我们的经济和民生都非常有希望了。我们不需要文人和名人讲假话来粉饰什么,我们需要讲真话,让行动和认知更加统一,我们的国家就能发展的更好。

我们再也不要给中国人划线了,中国人斗中国人,以任何名义在任何时代都是错误的,都是低级的选择,都是愚昧的决定。我们都是一母同胞的中国人,有任何不能理解的方面,要多包涵,要耐心沟通,而不是轻易的就定义为阶级敌人。如果中国人斗中国人被鼓励,今天倒下的是他,明天倒下的可能就是你的亲生孩子,请不要。。。砍下去。

我们也不要怒气冲冲去否定西方了,正如我们坚决不接受西方强加价值观到中国人身上一样,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选择。我们很多人不了解西方的文明如何灿烂,正如个别西方政客不了解中华文明的坚韧和友好。不了解没关系,但不能跳着脚去骂战自己并不了解的文明,我们弱的时候没有被瓜分掉,我们强的时候也没有去入侵别国,那么为什么要因为假设敌人而去骂战呢?

集体骂战的可怕之处是,假设敌人会被培养成真正的敌人,文明冲突一旦开始,死的人比冠状肺炎要多无数倍,尸骨累累中倒下的是你的后代和那个你根本不认识的另一个异国家庭的孩子,杀死他们的就是“不服来战”者的嘴巴。

我们需要认真的去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文明,宗教和文化。按照100年前,500年前,1000年前去了解,去对比中国的文明。也许在航海时代来临之间各大陆之间的文明缺乏沟通,也许历史上的文明也是多地开花,各有异彩。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文化是鼓励人们去侵略他国的。

人类不可能彻底消灭病毒,病毒也无法征服人类。在不同的生物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我们要接受这个并行的世界。我不能假定自己是唯一的伟大,那么不同的伟大之间需要尊重和理解。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交好的历史以及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冲突的问题,战争之前文明的冲突是怎么酝酿发酵的。我们需要思考是否有的战争可以避免。

我们需要思考清朝末年北京城居民恩海刺杀德国公使,我需要思考八国联军进北京前慈溪宣布和十一国开战,和鼓励义和团杀传教士的那段历史,假如这些事情没有发生,那历史会怎样。

我们需要研究现代互联网传媒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因为互联网的存在,一个偶然的事件,局部的事件,会迅速被在网上被放大传播,引发各国愤青的个别政治家的兴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国际关系需要冷静和深远的考虑,需要国家代表去沟通谈判,而不要被破碎的信息掀起广泛的民意敌对,进一步裹挟了国家意志的对抗。

当敌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是否需要思考如何减少敌意。

未来的格局演变

和的格局

和的格局就是疫情之后,中西方在共同对付另一种生物-病毒的过程中找到了关于生命价值观的共鸣,减弱了之前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在疫情结束后,中国和世界各国更加紧密的发生经济往来,继续全球化的发展。

这种和的结局对中国是最好。中国已经有的超级产能会继续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以后会形成中国的定价权优势。制造业利润的提升会推动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制造业的升级在逐步的推进。制造业升级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活动空间,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巨大改善,中国的独立自主发展民生消除贫困获取了更大的成功,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中国。

和的战略我们应该了解下日本的国际战略。我们放了那么多抗日神剧,日本也没有天天谴责抗议中国人,他们选择和。美国扔了俩原子弹到日本,太平洋战争塞班岛之战日军伤亡殆尽,老百姓最后选择跳海而亡,也不投降美军。然而战后的日本选择了“和”。

国际关系的战略我们应该了解下以色列。据说以色列在美的企业家有强大的游说力量,每次伊朗试图和美国交好,以色列人就用1979年德黑兰绑架美国人质的事件去说服美国不要和伊朗交好。

外交是交往的交,交好的交,不是交锋的交,交锋的事交给国防部。

谴责和斗嘴之后,我们要想想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做什么。

分的格局

疫情之中全面陷入口水战的汪洋大海中,对西方列强无比气愤,气愤于他们的羸弱,嘲笑他们的无知,骄傲我们的强大。西方质疑中国的对病毒的连带责任,同样气愤,嘲笑中国。这种情绪在自媒体和官媒中被选择性放大,对立的情绪从少数人变为大多数,中西方互相感染,从网络的牢骚成为国家的意志。

国际关系上我们面临有两个非常危险的因素,一个是之前的三国杀是美苏争霸,那么中国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被双方争取。现在是俄罗斯已经弱的没资格去争霸了,反过来俄罗斯处于一个被美中拉拢的位置。第二是目前的友好国家多数是处于利益的考虑,或者是在考虑如何增加自己和美国谈判的筹码,比如伊,俄,鲜等,都在待价而沽,随时会选择弃这个投那个。

疫情之后,(会很快,病毒的感染很可能来去如潮水,有可能五月中就会消失),西方发达国家重组织供应链,各种政策后疏远中国。这种玩法,国际贸易的主要采购方增加了采购成本,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会欢呼雀跃地接受制造业的订单,比如越南,印尼,印度,菲律宾等。

中国回到了相对隔离的状态,未来参考伊朗。

对中国而言,和则大受益,分则大损害,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表达,如何去沟通。

文化强,则中国强,产生于中原内地的文化,要警醒如何破解对外交流的难题。

每个中国人的言行组成了中国文化的国家符号,未来变局看每个人如何选择。

中国能否离开世界?

作者:安梁

原载:《江湖眼》微信公众号

有人说,这次疫情是对中国和世界的一次压力测试。在测试两个问题:第一,中国能否离开世界?第二,世界能否没有中国?

安梁觉得,如果不联系历史和现状,这就是两个伪命题。

第一,中国当然可以离开世界。在过去3000多年,中华帝国一直屹立于东亚,而且一直以为自己就是天下的中心——中央之国。在明清两朝,甚至有超过200年的时间,朝廷明令片板不可以下海。1757年,大清乾隆皇帝虽然开放对外贸易,以示隆恩,也仅允许广州一口通商。1949年到1978年間,中国也是准封国时代。如此绵延几千年,中华民族也一样活下来了。

第二,世界当然也可以没有中国。大英帝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乃至1950年代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创造了电脑、手机和互联网的时代,中国大陆基本上是缺席的,在没有中国参与的前提下发展起来。

真正的问题是以下两个:

第一,我们中国人是否愿意离开世界?第二,我们能否离开世界?

目前的客观背景是,此次疫情已经席卷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截止2020年4月8日23时,全球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140万人,其中海外1364326例,中国83190例,美国确诊病例累计超过36万人,死亡逾万人。

在疫情的冲击下,全球195个国家的320万亿美元的总资产,已经跌去了140万亿,几乎是上千年来人类所积累财富的一半。

因此,美国《外交》杂志发文断言此次疫情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改变”;德国总理默克尔说:2020年将是人类永久的分水岭;如果最终证明病毒是人工合成而非自然的,始作俑者付出的代价将比二战还惨,比东条英机还惨;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说,他将下令调查(病毒是否人工合成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安梁相信,1980年以前出生的人,那些对锁国时代物质匮乏有印象的人,不会愿意重返锁国时代。而在与世界接轨之后出生的80后、90后、00后,可能暂时没有痛感,但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所以,安梁相信,至少60%以上的中国人,不会愿意与世界脱节。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要问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有多强?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全球唯一具备联合国所列工业产品的国家,中国打一个喷嚏,世界就要发抖。而且这次疫情在欧美爆发以后,暴露出欧美的口罩、药品和医疗物资都严重依赖中国供应链。所以,疫情爆发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都造成强烈冲击,显示出中国的重要性。

但从美国特斯拉公司、通用公司迅速生产出呼吸机,雅培公司生产出高灵敏度的检测仪,美国检测试剂已经更新了7代。甚至原来几乎没有口罩生产能力的中国台湾地区,也很快就架设起62条口罩生产线,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可以出口支持其他国家。

这些事例说明,以前基于成本优势而集中在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可以很快被替代。所以,世界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是可以迅速替换的“弱依赖”。

同样,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之上的,我们从全球获得资金、技术和原材料,然后用我们庞大而优秀的劳动力,在中国形成了“世界工厂”,为全世界生产产品,并供应国际市场。

2018年,全球进出口贸易总额39.3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4.62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1.75%,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中国有6000万劳动力直接被进出口企业雇佣,而间接雇佣的人数超过一亿人,也就说有1.6亿中国人直接或间接为进出口服务,他们身后至少连接着5亿人口。如果没有国际贸易,这些人的饭碗马上会受到影响。

所以,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成长的三大动力:投资、出口和消费,其中出口是核心。没有出口带来的收入,我们就没有钱来投资和消费。

虽然中国贸易规模非常大,但是贸易顺差,也就是赚钱的国家,主要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中国对国际市场是“强依赖”,而且主要是依赖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18年,中国出口总额2.48万亿美元,贸易顺差3517亿美元,对美国的贸易总额6335亿美元,贸易顺差3233亿美元,为全国贸易顺差总额的92%,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来自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外贸顺差就只有284亿美元。

欧盟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2018年,中国和欧盟的货物贸易总额6822亿美元,其中出口额4086亿美元,贸易顺差1351亿美元。

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8年的中日货物贸易总额3175亿美元,其中出口1735亿美元,贸易顺差295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主要经济体合计贸易总额2359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1.06%,其中贸易顺差总额4879亿美元,为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142.58%。如果扣除这三个经济体的贸易顺差,中国外贸就会出现1361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那么,我们原来利用顺差赚取的美元,进口原材料所进行的国内生产和消费的良性经济生态循环圈,就会瞬间消失。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了从美国、欧盟和日本赚取的美元,中国的所有行业都会受到严重冲击。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石油、粮食、铁矿石、铜矿石的进口国。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18年我国进口芯片数量为4175.7亿件,进口金额达到3120.58亿美元,中国进口芯片主要来自美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如果没有了进口芯片,包括华为在内的主要电子企业就要关门。

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为67%。2018年,我国进口原油46190万吨,耗费2402.62亿美元,原油主要来自中东。如果没有美元购买原油,不仅中石油、中石化等没米下锅,整个石化工业都会熄火,而且我们的汽车也只能留在停车场了。

2018年,经中国海关正规进口的粮食1.085亿吨,其中大豆8803万吨,中国粮食缺口至少在20%以上,进口总金额1371亿美元,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这个数据不包括中国海关查获的1300万吨粮食和肉类。如果不进口粮食,中国的肉类价格至少再涨一倍,全国缺粮两个月以上。

2019年,我国从澳大利亚、巴西等国进口铁矿石10.68亿吨,耗资1015亿美元。如果没有进口的铁矿石,不仅所有钢铁企业要关门,所有使用钢铁的企业和房地产行业也会受到重挫。

石油、粮食和钢铁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主干部分,如果没有美元进口这些原材料,中国的国有企业也会接连倒闭,无一幸免,中国经济也必然崩溃。

所以,要维持中国经济稳定持续运转,让中国人有饭吃,有工作,有钱赚,至少我们手里需要有8000-10000亿美元从全球购买我们工业和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原材料。

虽然截止2020年4月7日,中国的外汇储备仍有30606亿美元。但是,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截至2019年末,中国大陆全口径外债余额20573亿美元,其中5000多亿美元需要在未来12个月内偿还,因此扣除外债之后,中国外汇储备仅余10033亿美元。

另外,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净利润。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它们随时可以撤离中国。因此,一旦国内外营商环境恶化,外资随时可能撤走。由此可见,中国外汇实际上已经没有余粮。

一旦贸易现金流无法平衡,甚至出现10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逆差时,中国立即就会出现排山倒海的经济内卷与衰退。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中国能否离开世界的问题,而是国际市场是否愿意继续对中国制造敞开大门的问题。

国际市场的领导者是美国。自从2018年中美开启贸易争端以来,中美关系,以及中国的外贸形势都变得日益复杂,幸好在今年1月15日中美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在疫情爆发以后,两国关系再度紧张,并为病毒来源问题上升到外交层面,还触怒了特朗普总统。

4月7日,特朗普在每日疫情简报会上,公开宣称,将“强有力地阻止”美国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资金,因为该组织持有“以中国为中心的立场”。美国、英国、法国和印度等八国已经有一些高级别政客公开要求中国赔偿此次疫情给他们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

不管中国如何接招,要与美欧等国家恢复之前的合作关系,都需要我们的官方和民间做很多有益的协调促进工作。

还是那句话,只有与国际社会紧密合作,加大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步伐,我们才能渡过此次疫情的难关。

没有美国,这世界究竟该多美好!

转载于《乾坤朗朗》

全世界反美反帝的人们,常常在网络感叹,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美国,该是多么和平美好!

今天,我们不谈空洞的概念,只来客观展示事实:我们生活中,那些东西来自于美国人的创造?如果真的没有了美国,我们的世界、我们现在的生活,会缺少啥?会是啥样。

就从我们手里的手机说起,从它所涉及的、通讯方面的科技发展脉络谈起:

自古以来,人们的通讯,靠嗓门喊,靠信鸽传书。即便回去100多年,如果你说可以和千里万里外的人通话,会有人相信吗?

改变这样原始状态,是从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开始。

我们的中学教材,这样描述:初三《历史与社会》第75页,关于“19世纪的科技与文化”中:“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通讯方式。”

在贝尔的基础上,人类继续在通讯技术上推进。下一步,是摆脱电话线的束缚。1906年,美国人菲雷士特,对二极管加以改进,研制出三极管,别小看这看似小小的一步,却是人类在打开电子时代大门中最重要的事件,无线通信成为了可能。美国人菲雷士特,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无线电之父”;

1948年,美国工程师项农,发表“通信的数学理论”学术论文,系统地理清了通信的基本理论问题,由此奠定了信息论的基础;(当然,大多数低维不学习人群,捧着手机也弄不明白这些理论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一天也离不开的手机,最早,是由美国贝尔实验室,于1940年发明的战地移动电话发展而来;1973年,美国摩托罗拉工程师马丁·库颇,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商业化手机;第一代智能手机iPhone,于2007年由美国苹果公司发明推出。

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所有通讯手段,从理论到实际产品,都发明自美国,没有美国,我们根本就没有在手机上咒骂他的机会。

环顾我们家中,那些天天都离不开的电器,美国人发明了哪些?

美国人发明了:

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微波炉,洗衣机,空调,冰箱。。。。。一句话来说:你家里的所有电器,很难找到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大部分基本都来自美国人发明。

如果你足够口舌伶俐,你可以尝试,一口气念出下面这一段美国人的发明:

第一个交通红绿灯、彩色电影、首次成功地进行玉米杂交、立体声技术、橡皮膏、推土机、收音机调频、电唱机、烤面包器、彩色胶片、袖珍书、原子弹、发现钚、大型计算机、同步加速器、电子、全景电影、宽银幕影片、发明环境学、超导现象、互联网、电脑、手机、电灯、电话、电报机、留声机、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发电机、飞机、洗衣机、空调、汽车、剃须刀、电影、蒸汽机、雷达、电唱机、彩色胶片、可的松、尼龙、牙刷、凝固汽油、微波炉、隐形眼镜、信用卡、抗麻疹疫苗、口服避孕药、脊髓灰质炎疫苗、彩色录像带、盒式录象带、抗肝炎苗、三角形滑翔翼、彩色复印机、创立基因工程学、防滑轮胎、首例输血、建成第一座摩天大楼、家用电冰箱、首例基因手术、哈勃太空望远镜、真空电子管、收音机、心脏起博器、激光、工业机器人、夸克模型、板块构造学说、智能机器人、通用微处理器、第一个光纤通信实验系统、第一台小型电子游戏机、第一代无绳电话系统、美国五角大楼首创因特网、电视电话、世界上第一颗试验性气象卫星、世界上第一颗氢弹、生命遗传的基因物质——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数字式电视机由美国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多媒体电脑、建立在因特网基础上的环球网(万维网)、复印机、塑料、无线电广播、。。。

远的不说,就算这100年吧,我们看看这100年,美国怎么样象母鸡下蛋一样,不断发明创造出这个世界本来不存在的新事物,为人类进步、为世界文明,究竟贡献了些啥。

当然,更远也没多少,美国可没有悠久的历史可以炫耀,它存在在地球,就不过200多年。

1901年:我们的爱国英雄义和团,在扒铁路砍电线杆时美国芝加哥人费希尔,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动洗衣机。全世界的妇女,终于从洗衣的繁重家务中解脱出来;

同年,美国企业家和发明家金.吉列,发明保险剃须刀。今天的男性,都还在使用,天天离不了;

1902年:美国开利博士为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家印刷厂,设计出了一套空调系统。人类终于拥有了夏季调节气温的能力,不然,你的夏天,会那么惬意?

同年,美国纽约建成世界第一座摩天大楼。想不到吧,我们今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现代化标志,米帝在义和团时,就开始玩了;

1903年,美国赖特兄弟,驾驶着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飞上了天空,这是人类航空史上,首次实现了自主操纵飞行;人类亿万年象鸟儿一样自由飞翔的梦想,实现了;

1906年,美国人李福里斯特 (Lee de Forest)发明真空电子管,成为真空管收音机的始祖;

同年,美国人富珊登发明了无线电广播。第一次从马萨诸塞州海岸发送出无线电波信号,现在众所周知的无线电广播,就这样诞生。谁想到,这东西,后来成了希特勒、三鑫们愚弄屁民的洗脑工具;

同年,美国人库奇力,发明钨丝灯。

同年,美国开设SOS无线电紧急呼救信号;

1907年:美国人克莱尔,成功地进行了首例医学输血;人类的生命,多了一重保障;

这一年,世界上最早的照相复印机,在美国纽约发明出现;

1908年:美国人费尔士通,发明防滑轮胎。

1909年:美国人L·贝克蓝,发明酚醛塑料的制作方法,在之前,世界根本不存在塑料,而今天,它已成了我们这个世界不可缺失的东西。

1911年:美国人埃力驾驶的“科帝斯”号飞机,首次成功降落在一艘装甲舰上。改变人类战争形态的航母,成为了可能;

这一年,中国满清王朝完蛋,我们开始剪辫子了;同年,开始实行禁吸鸦片法;又一次开始禁烟了,可惜,实际还是没禁住瘾君子们;

1913年,美国汽车巨头亨利·福特,正式启用他的汽车组装流水线,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使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了这个世纪拥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件大事。同时,开启了工业生产的流水线时代;

同年,美国人在芝加哥生产的首台家用电冰箱,问世。

1913年:钨丝取得了专利,电灯在爱迪生的基础上,终于实现了使用寿命的突破,走进千家万户,开始改变人类照明方式。

1914年:在美国克利夫兰,发明出现第一个交通红绿灯。改变了人类城市交通的效率;

1917年:美国人卡尔玛士,发明彩色电影。人类的娱乐方式、文化生活,迎来新时代;

同年,首张爵士乐唱片在纽约发明出现。

同年,振动刀片式电动剃须刀由美国人西科发明;

1918年:美国人唐纳德.琼士,首次成功地进行玉米杂交。原来,粮食作物的杂交实践,这么早就开始啦;

1920年,美国发明信用卡。信用卡的出现,是自货币出现后的最大革命。

1920年,美国人塞缪尔.沃特斯,发明立体声技术。

同年,美国市场上出现胸罩,胸衣逐渐消失。这可是改变女性健康与时尚的大事;

1921年;美国人德鲁,发明了橡皮膏。

1922年:美国人泰勒和扬,发明雷达。

同年,美国人福罗斯特,在一辆福特汽车上安装了第一个汽车收音机。

1923年:美国发明推土机。

1925年:美国人阿姆斯士特朗,发明收音机调频;

同年,美国出现电唱机。

1926年:美国人耿斯巴赫造出“科幻”一词。同年,美国发明烤面包器。迪斯尼公司的米老鼠卡通形象问世,动画从此风靡世界;

1927年:伦敦和纽约之间,第一次实现电话通话。

1929年:美国科学家伊夫斯,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播送50行的彩色电视图像,发明了彩色电视机。

1933年,兹沃力金研制成功可供电视摄像用的摄像管和显像管。完成了使电视摄像与显像完全电子化的过程。至此,现代电视系统基本成型。今天电视摄影机和电视接收的成像原理与器具,都是根据他的发明,改进而来。

1932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有效的心脏起博器,这一发明,使很多心脏病人得以起死回生;如果你带着起搏器,在手机上反美,会不会。。。。

1934年:美国出现非人力的机械洗衣店。

1935年:美国柯达公司发明克罗姆彩色胶片。

1936年:美国人肯得尔发现可的松。

1937年:美国人邓普提发明超市手推车;想不到,这么简单的东西,还是要美国人来发明;

1938年:美国发明尼龙材料,制造出第一种产品,牙刷由此问世。不然,今天的我们,还会有刷牙的可能吗;

1939年;美国西蒙和苏斯特出版社,在纽约出版袖珍书。

1940年:美国制定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美国人塞堡和麦克米伦,发现钚。

1942年:美国发明凝固汽油。

1944年: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开始生产大型计算机。啊,我听到计算机这个名词,都是在50年后了!?

1945年—美国人斯潘赛,发明微波炉。

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爆炸;——这个嘛,还是没发明好些;

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成第一个同步加速器,使用世界上第一个电子。

1946年2月15日: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多用途电子数字电脑,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

1946年,核磁共振现象被科学家发现,70年代以来,核磁共振技术与图象重建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核磁共振成像技术;

接下来的1947年,全世界许多地方忙着内战杀戮的时候,美国人的发明却不少。

194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家弗兰克·利必,首次用反射性同位素碳14,准确测定了曾经有过生命的有机体的年代。碳14测年法的发明,对于考古学、海洋学和地球科学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1947年:美国人徒伊,发明隐形眼镜。

1947年:美国雷声公司发明微波炉,并商业化;

1947年,第一个半导体电子增幅器——晶体管问世,成为人类微电子革命的先声;

1950年:信用卡在美国普及,“一卡走天下”的时代到来;

1951年,美国的克罗斯公司,研制出第一台实用的磁带录像机;

1952年,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试爆成功了世界上第一颗氢弹;

1953年,生物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生命遗传的基因物质——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

1954年,美国设计制造的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进行处女航,宣告了核潜艇时代的到来;

1954年发明避孕药,美国医师格雷戈里·平卡斯发明了避孕药,它是由两种抑制女性排卵的激素组成的混合物。避孕药之所以被列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原因就在于它把妇女从被动的生育中解放出来从此妇女们可以自主地控制生育,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要小孩,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何时怀孕。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禁锢妇女性自由的枷锁,使她们有权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工作,最终扩大妇女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1958年,美国人发现激光,两年后的1960年,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诞生;

1959年,美国工程师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

1960年4月1日,美国发射世界上第一颗试验性气象卫星;

1962年,美国物理学家首次提出夸克模型,并预言这种非凡的粒子不仅存在,而且正是这种粒子构成了其他一切粒子;

1964年,美国IBM公司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个采用集成电路的通用

1968年,美国和法国的科学家提出板块构造学说;

1968年8月11日,一艘名叫“格格玛·挑战者”号的科学考察船开始处女航,目的是深海钻探。经过15年的航行,不仅验证了大陆漂移说、板块构造说,而且还有许多重大科学发现;

1968年,美国斯坦福研究所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智能机器人;这是人类AI时代的先声。

1969年,美国五角大楼首创因特网;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不然,哪有你我今天使用网络的时髦和方便。

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飞船发射升空。21日11时56分,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踏足月球,他的一小步,标志着人类的一大步

1971年,世界上第一个通用微处理器问世,被称为第一代微处理器,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诞生;

1973年,世界上第一个光纤通信实验系统,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建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今天便捷的互联网,奠定了基石;

1975年,美国人威廉·米勒,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小型电子游戏机;

1976年,美国第一代无绳电话系统投入实际使用,移动电话逐渐成为现代“顺风耳”;

1977年,美国研制出了中子弹,并开始投入生产和装备部队;

1981年4月12日,美国耗资100亿美元,第一次把“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发射上天,它的特别在于,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一次性火箭,而是自由往返于天地间的航天器;你可以想象,比一次性的省多少钱。

1983年,数字式电视机由美国研制成功;

1984年,美国苹果公司推出世界上第一台多媒体电脑;__网络愤青,是不是该谢绝使用电脑了?

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人体“生命之书”掀开第一页;

1991年,建立在因特网基础上的环球网(万维网)正式露脸,这张无形之网使人们相互传递信息犹如在网中穿梭,十分便捷;

1993年,在与世隔绝的“生物圈2号”中生活了两年之久的8位科学家,平安地走出这一人造小世界,标志着美国“生物圈2号”计划首次试验结束;

1993年,美国将信息高速公路列入政府建设计划,一时间,信息高速公路在全世界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1995年6月,美国“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与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对接成功,标志着人类在空间活动中的国际合作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1997年,美国探路者号火星探测飞船成功地在火星着陆,开启了人类登上火星的梦想;

1997年5月11日,在历时9天的比赛中,IBM超级计算机“深蓝”以两胜、三平、一负的成绩,战胜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这次人机大战,开启了人类AI时代的新里程;

1998年6月3日,北京时间清晨6时06分,探索宇宙本源的人类第一个高能物理实验“阿尔法磁谱仪”搭载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顺利升空,几千年来,人类第一次直接观测宇宙空间的带电粒子;

。。。。。。。。

后面这20多年,没功夫找资料了,见谅。其中,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的美国创造,就是现在手里的智能手机。

水平有限,条件有限,不可能全面,科技方面的大神,尽可以补充。

有10多亿人口的非洲、17亿人口的幕斯林、13亿人口的印度,牛皮哄哄的俄大国,全世界近200个的落后三世界国家,同期,产生了什么重大发明,为人类文明贡献了多少智慧成果,有识之士,公正的人儿,不妨列举出来,为亚非拉正义的人民争个脸。成天呼吁人与人平等,国与国等的理想主义者,要不要呼吁财富创造、文明的贡献,也要平等?

其实,谁都明白,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财富与文明创造能力,是不可能一样的,不是每个人都挑得起200斤的担子的;这不难理解,也没人如此要求,毕竟人的智商和体力,天生就是不平等的;但是,贡献能力低的人群,对高贡献者心存感恩、对他们创造的文明成果,心怀感激,应该是生而为人的起码道德要求吧?

奇怪的是,今天的世界,却是完全没有文明贡献能力的人群,一方面在平等口号下,心安理得地享受高素质人群创造的文明成果;一方面,却是对文明创造者满怀切齿痛恨,以反文明、反创造为时髦。低能落后者,往往成了正义的化身;创造文明者,却成了邪恶反动的代名词!

人类文明的逻辑,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有人类基本良知、基本思维能力的人士,不妨闭上眼睛,想一想,没有这些伟大的发明,我们今天的现代生活,会是什么样?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我们缺乏的只是疫苗?

作者:刘宁荣教授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商业学院暨企业研究院创院院长

又一次的开学典礼付诸东流,这一次春天的典礼是因为新冠肺炎,上一次冬天的典礼是因为香港动荡。不少朋友问我怎么没有看到我在新冠肺炎下的演讲、观点和文章?近两个月里,好文何止上百上千?有多少从疫情中央发出的令人潸然泪下的亲身经历?有多少发自内心的自省和思考?有多少对国家未来的焦虑和期许?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在同一个时刻、为同一个人、为同一件事发出我们谦卑的声音,吹起我们的口哨声?而这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希望类似的悲剧可以再少些;希望我们无需生活在不必要的恐惧之中;希望这个民族无论何时都是被人敬重的。

这当然是一场灾难。庚子鼠年以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开始了这一场天灾,但这也是一场人祸。根据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如果武汉提前三个星期开始狙击这一病毒,仅中国受感染的数目就可以减少95%。当然这只是一项研究,而现实与数字模型之间存在的距离有时可以是如此之大!如果武汉封城之后欧美各国不会如此傲慢,而是积极合作应对,今天的欧洲和美国或许就不会面对这样的人道危机!在全球面临这样的大灾难面前,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自私与自大、嘲讽与指责、恐惧与推卸,甚至阴谋论甚嚣尘上,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和应有的反思。面对这样的世纪疫情大流行的恐惧,我们缺乏的远非控制疫情的疫苗!

我们缺乏常识;我们缺乏见识;我们缺乏透明度;我们缺乏同理心;我们缺乏担当;我们缺乏反思……

我们缺乏常识

在这场疫情席卷全球时,新冠肺炎也成了阴谋论的温床。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有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外漏的“泄毒之说”,有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留下八个可疑生化毒物箱的“种毒之说”,有美国参议员柯顿指控毒源来自大陆生化实验室的“放毒之说”,有武汉军运会期间美国兵“播毒之说”,莫衷一是。我从一开始就对阴谋论存疑,我总觉得人性虽恶,但人类的恶行还不至于如此匪夷所思。有些指控,稍微求证,就知道是胡言乱语。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位于武汉新世界国贸大楼第47楼,后院在哪里?生化毒物箱又如何埋在地下1.5公尺处?谎言哗众取宠,但信者众!如果病毒来自中国的生物基因作战实验室,对病毒的认识和控制还会那么难吗?这样低水准的阴谋论竟然畅行全球!其实只要有基本常识,反智的阴谋论就不可能大行其道。

我们缺乏常识也因为我们常常以偏盖全,信息不对称。意大利专家雷穆齐(Giuseppe Remuzzi)表示早在去年11月份,意大利北部就有人染上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不明肺炎。中国的一些媒体第一时间就报道了意大利是源头的说法,让不少中国人信以为真。中国的记者还纷纷打电话去采访,他对自己早先的采访被断章取义非常不满,并指出这是教科书式的“宣传手段”。但之后他纠正中国媒体的说法,并没有被广泛报道。他还在另一个场合表示,武汉可能早已出现新冠肺炎感染,期间有大量中国人从武汉来到意大利,令意大利出现了疑似案例,由于一切来自中国的信息都不透明,才令疫情失去控制的黄金时机。其实意大利北部温州的人很多,而一月的时候,除了武汉,温州疫情也很严重。在中国就有专家因看到浙江有人感染之后,强烈建议武汉必须封城。

疫情刚爆发时,有不少人总在那里质问,美国每年季节性流感死了成千上万人,无人恐慌,世界各国没有切断和美国的联系,但美国为何要切掉和中国的联系?这是否过度反应?是否歧视中国?是否违反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但季节性流感有疫苗,死亡率只有新冠肺炎的十分之一,这样的事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如今看到疫情蔓延全球,纽约成为另一个武汉,大家应该可以明白每年在美国发生的季节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的根本不同。

我们缺乏常识是因为我们受制于我们有限的知识和见识,无法认识事物的真相;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面对恐惧而惊慌失措,无法理性地看待自媒体时代所获得的虚假资讯;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的立场和偏见挡住了自己的视线,无法走出原有的认知。

我们缺乏见识

同样在欧美各国,不少人还真的将新冠肺炎和季节性流感等同起来,根本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酿成今日欧美各国沦陷的惨痛教训。在发生新冠肺炎这样的全球公共医疗危机时,不要说普通人,即便全球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对病毒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束手无策,无法预见其发展方向,至多只能依靠模型做出推算,但最终和现实也可能相距甚远。在疫情初期,不要说西方的专家,即便内地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都不认为这次疫情比“非典”严重。因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大学的专家学者敢于发声,袁国勇教授早在1月3日就警告香港政府,这次疫情极为严重,香港特区政府早在1月7日就宣布把“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列为须呈报的疾病,卫生部门有权强制隔离怀疑患者。管轶教授是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最早发出疫情将失控的警告。

香港因2003年受“非典”的沉重打击,大家记忆犹新,不少香港人对新冠肺炎都非常恐惧,也出现了抢购潮。但在香港的西方人对此的反应就大为不同,包括香港大学中的白人学者也觉得这是类似流感的病毒,只不过传染率和死亡率高而已。这种判断一度让我觉得香港是否过度恐慌了,特别是香港医务人员以罢工逼迫政府封关的举动过激,违背了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伦理底线。疫情初期在香港街上也基本看不到有多少西方人戴口罩,所以在西方的华人因为担心感染病毒戴口罩也被视为怪物,不被理解还算次要,还受到白眼和歧视,甚至遭人毒打。因为在西方的文化里,只有得病的人才戴口罩,而你得病了就不该出现在公众的地方。其实西方人这样的行为也是因认知受限,而诉诸暴力的不法之徒更是蔑视人权。

这次疫情在欧美的迅速蔓延终于让西方意识到新冠病毒不只属于亚洲人,他们原先冷眼旁观,以为白种人可以刀枪不入。甚至欧美的不少医学专家初期都低估了这个疫情的风险,从意大利大意失荆州,到英国的“群体免疫”,再到美国的全线沦陷,在一定程度上都和他们对这个病毒的有限认知有关,说难听点就是无知。因此政府不敢与普通民众的认知相左,轻易做出封城的决定。医学界本身也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直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专家尼尔·弗格森团队的研究报告做出了令人恐惧的预测之后,英美两国政府才改变被动的应对策略。这份研究报告警告,如果英美两国不积极应对,英国将会有超过50万的人死亡,而美国将有220万人死亡。即便如此,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此之后还是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新冠病毒在英国已经传播了一个多月,大约一半人口已经获得了实质的群体免疫能力。

全球在应对这个新型病毒的侵袭时,因为知识不足,做出了不少错误的判断。在疫情初期,对病毒的严重性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获得人传人的证据之后才被迫做出武汉封城的决定。但同时也因为认知不足,人的见识有限,影响了我们应对病毒的策略。东亚地区有“非典”的惨重教训就极为重视,西方民众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则不同,完全放任。

我们的见识常常受限于我们的生活经历和环境,但我们不可能亲临其境去认知每一件事物,因此获取全面的信息就变得至关重要。不幸的是我们因防火墙无法获得客观的信息,因处在同温层里拒绝不同的信息,更不要说我们因缺乏透明度难以接收真实的信息。

我们缺乏透明度

回首往事,不少人都低估了疫情的危害!但是,在疫情还没有开始蔓延时,如果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如果吹哨人不被劝诫、警告、和惩罚,或许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历史会改写。许多在武汉不该发生的事一定不会发生,武汉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中国百姓的牺牲也就不会这么大。

从中国最早处理新冠肺炎的不当做法,到世界卫生组织迟迟未对全球发出最高级别的警告,到欧美各国的迟缓应对行动,都和缺乏透明度有关联。这次疫情如此迅猛扩散的第一责任人当然是武汉当局、湖北当局,他们对公众隐瞒信息甚至掩盖真相,引发了民众的不信任,国际社会不少人甚至怀疑中国的死亡率造假。中国最为受伤的就是因封锁和隐瞒信息,导致疫情的控制受到延误,遭到国际社会诟病、排斥和指责。武汉封城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受到重创的举措和牺牲也因此大打折扣,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其实刚刚浮现。

美国政客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刻,颇有隔岸观火的看客心态。特朗普为了选举,为了股市不下跌,不影响经济,就是不愿承认疫情迟早会冲击美国。他本以为关闭了来往中国的航线,切断了来自中国的人流就万事大吉了。他还不让邮轮上受感染的游客在美国下船,就是要制造美国本土病毒感染者很低的假象。但这样的做法和一切以稳定为首要的考虑有何区别呢?在疫情终于席卷美国之后,他也是不断大事化小,尽量降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甚至在感染人数还在不断攀升时竟然表示美国的经济活动在复活节就可以恢复正常!所幸美国有独立的媒体,在白宫可以直接和总统公开叫板,不让政府传播的不实消息当道。在白宫记者会上,美国媒体公开质疑特朗普的抗疫政策不当,当场质问总统为何不停地使用“中国病毒”这样的歧视性字眼。

早在1月20日,当我确认这将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时,我就第一时间在我的朋友圈里转发了管轶教授对疫情的“悲观”看法。但他的科学分析在内地被视为耸人听闻,有人甚至借他的“逃跑说”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但正是这样客观的信息才有助于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了解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已经去到了多么危险的境地!其实在发生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危机时,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要阻止谣言,信息的透明就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刻意隐瞒信息,还有虚假资讯泛滥。全球数百名科学家2月上旬出席日内瓦“世卫论坛”,讨论新型冠肺炎疫情,学者就感叹他们不得不面对两条战线作战,除了应付病毒大流行,还要应付虚假资讯大泛滥 ,而应对虚假资讯泛滥比抗疫本身还艰难。网上流传最广最快的往往就是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和渲染成见的看法,这些不实的信息,有恶意造谣,有断章取义,导致非理性的反应和恐慌,甚至制造混乱和分化。世卫顾问隆基尼(Ira Longini)和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曾提及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但网上的信息都忽略了“如果传播未加抑制”的假设,特意将最坏的可能性无限放大,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在任何一场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是不可能靠屏蔽信息来阻止危机的蔓延。恰恰相反,这只会造成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即便在上个世纪的苏联时代,对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的隐瞒最终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世纪大灾难,更何况我们已经身处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

面对全球疫情大流行,信息披露和信息对称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地域,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应对策略和措施。不管是对疫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疫情的方法,各国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相互之间不仅不该嘲笑,反而应该借鉴。我们因条件限制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但至少可以换位思考,从他者的角度看问题,避免幸灾乐祸的看客心理。

我们缺乏同理心

疫情爆发之后,各国不仅有不同的认知过程,而且在获得相同的认知之后所采取的应对也并不相同。武汉封城的消息传出之后,西方的反应也是两极,有称这样的举措是流行病专家的天堂,而这只有在威权国家才能实现,民主国家只能羡慕。但也有一些西方国家看到中国面临的困境,在疫情刚刚爆发时,也带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幸灾乐祸看笑话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抗疫,还把病毒与中国的国民性和低劣文化相联系。各国抗疫的做法离不开其体制、文化、历史等因素。在中国,一声令下,举国体制立马见效,整个国家有如一部机器,全力抗灾,所有其它事情都要靠边站,甚至做出牺牲,包括在“准战争”状态下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其它病人可否受到正常的医疗救助,都不是最重要的考虑。事实证明,这样的牺牲确实巨大,但这一抗疫历史上未曾经历过的举措,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被封城两个月的战略最终是奏效的。中国的牺牲阻止了疫情蔓延,可歌可泣。即便如此,可圈可点之处也多如牛毛,野蛮作业的现象也并非个别。中国人不喜欢美国指手画脚,那别的国家难道就喜欢中国这么做?一些自媒体对别国状况一知半解,充满无知、偏见和轻蔑,非要说人家不会抄作业。看看东邻日本,和韩国的做法也不同,连大面积的检测也没做,情况也不算太坏!日本的人口密度还超过中国!但日本人平时的生活和卫生习惯,你又了解多少?其实就是华人社会的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处理方式都不同,当中新加坡的所谓“佛系”防疫措施相当成功让不少人大跌眼镜。新加坡从“重灾区”到“模范生”,表面上看去似乎选择了“佛系”的抗疫策略,曾引来不少怀疑、甚至嘲笑。新加坡防疫成功是有原因的,其策略可以概括为:最快反应、最早防范、最有系统、最严惩罚、最少折腾、最缺恐慌。新加坡一度是仅次于中国病例第二高的国家,同时人口稠密,还是国际交通枢纽。但新加坡政府反应迅速且效率高,最早限制来自中国的人流,并实施了对不同人群的休假令和居家隔离令。“非典”之后建立起来的疫情警报系统立即派上用场。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集先进的检测、治疗与实验研究为一体,马上研发并合作生产了快速病毒检试剂,有健全的检测体系,保证了疑似患者尽快得到治疗,避免了疫情的传播,加强了民众的信心。新加坡缺乏口罩生产能力,不鼓励大家戴口罩,但政府还是快速购买了五百万个口罩派发到每家每户,安抚民众。新加坡有充足的医疗资源,类似于中国的发热门诊就有873个,相当于北京发热门诊的11倍。我很早在朋友圈里就转发相关的信息看好新加坡的做法,甚至比香港还成功,没有发生香港排长队争口罩、抢厕纸的“奇观”。但话说回来,香港的恐慌是基于香港曾在2003年“非典”时曾遭重创的惨痛历史,以及香港和内地每天有大量的人员来往这一事实。

韩国这次的抗疫模式在西方更是受到肯定,法国总统和瑞典首相等多国政要甚至致电韩国讨教。但韩国对疫情的控制到底有何魅力?为何西方愿意到韩国取经和复制韩国模式呢?韩国也曾面对与中国相同的困境,但两国在大范围发生疫情之后,采取了类似的抗疫战略,新增病例曲线迅速被压平。但西方在看韩国的经验时,特别看重韩国没有因疫情出现压制言论和信息受阻的现象,没有因禁令影响民众的行动和自由,国家的经济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韩国的经验可以归结为:早干预、早准备、早检测、早跟踪、早隔离、早观察。韩国的企业早就判断病毒迟早会扩散到韩国,第一时间就研发出检测试剂盒,获得政府的紧急审批投放市场,检测过程只需十分钟,几小时内可以出结果,准确率超过98%。韩国单日可检测近两万人,检测率全球之冠,已有120多个国家争相从韩国进口测试盒。韩国政府还迅速修订法律,网站和手机都可以追踪病发者,一旦有新病例,就可以获得信息和警报。

好的经验当然可以抄,可以借鉴,但不必过分地显耀自己的成功,这只会让人反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中国不准外国人入境,这是因为中国不能再冒第二次疫情失控的风险,于情于理都不是自私自利。同样,疫情爆发初期,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美国等地对中国人封关、撤侨也是同理,人家也同样不愿意看到疫情蔓延,为何那时就可以攻击别人是恶意制造恐慌,是对中国背后插上一刀呢?美国在欧洲疫情严重之后也禁止欧洲人前往美国,最后连英国这个小兄弟也进了入境限制名单。日本现在对包括中国、韩国、美国、欧洲在内的国民入境都采取十四日隔离的政策。疫情初期,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曾经被我们骂得一无是处的大和民族似乎对中国很友好、很善良,向中国捐赠各类物资,而对美国政府的表现极为不满。其实抛开美国民间和企业的资助不提,为何一定就要期待和中国正在打贸易战的特朗普政府对你友好呢?而对中国最早锁国的是朝鲜、俄罗斯、越南等国!

在疫情袭击的恐惧中,我们更不可以幸灾乐祸地嘲笑别人的行为,透过渲染别国的疫情失控来展现自己的英明和伟大,而忘记了自己并没有走出险境。美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讣告,看去令人悲伤和沉重,恰恰彰显了人性的一面。中国不少媒体将意大利和美国医院中的尸体的照片无限渲染,而失去亲人的武汉人前去领取骨灰盒,为了正常的悼念发出的哀思和照片却消失了。我们当中总有人不愿正视自己的创伤,不可忍受将苦难、悲剧和丑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人,将读者高达五千万的“日记”视为恶毒、无耻,却又如此钟情地展示“纽约医院尸满为患”、“纽约穷人疫情之下被迫乘坐地铁上班”、“英国政府勒令医生封口”这样的文字和照片。广东一个企业老板竟然建议厂家做假测温枪卖给美国,让感染者越来越多,辽宁有餐厅门外贴出横幅祝贺美日疫情扩散,就不单单是没有同理心了,而是无知的反人类言论。

如果我们可以同样毫无顾虑地拷问自己,犹如如此心安理得地对他人提出质疑,我们的心智就一定不会萎缩,我们兴许也就有了希望。如今,我们甚至无法正常地伸出舌头,道出自己的甜酸苦辣,又何必如此居高临下,带着幸灾乐祸的病态,刻意营造似是而非的场景,来彰显那虚幻的优越感?!但我总是固执地坚信,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勇于承担起苦难中的责任,最终一定是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赞许的。

我们缺乏担当

在这次疫情中最常听到的一个字就是甩锅,这场“甩锅大战”从武汉封城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断上演,从当地的医疗机构,到各级政府官员,到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大家都在问,疫情失控和蔓延的责任在谁?中国在“非典”之后耗资11亿,搭建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过去15年间持续监测39种法定传染病。这个全球最快速的疫情上报系统,可以在短短两小时内将疫情上达北京,中国最高的疾病防疫专家在2019年曾经表示中国绝不会重演“非典”悲剧。但话音刚落,这个耗费巨资的系统并没有在这次病毒蔓延中发挥功效。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但有一点很清楚,专业判断在明哲保身、没有承担的官僚系统中被冷冻了,生命的价值也同样在个人权力的棋盘上被抛之脑后。这场疫情最大的讽刺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面对这场世界公共卫生大危机时,竟然上演了一出极为相似的闹剧。几乎每天陪同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美国传染病首席专家福西不谄媚权贵,不介意道出与他旁边的总统立场不同的看法,其独立的专业精神不受政治的左右,但他的专业判断也同样被美国总统束之高阁。疫情在中国蔓延恶化之时,美国的科学家就发出警告,但美国疾病防疫中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似乎都没有看到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更何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了。特朗普向来蔑视科学和专业的意见,联邦政府被一群科学怀疑论者把持。而特朗普就喜欢看极右的福克斯电视台,曾与中国同行舌战的女主播Trish Regan就鼓吹疫情是民主党的阴谋,而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个阴谋论者。他同样不信任主流媒体,不停地和主流媒体在白宫记者会上唇枪舌剑,甚至当众侮辱记者。特朗普也不重视来自情报机关的报告,警告疫情的严重性被中国低估和隐瞒,以及疫情将会蔓延全球。此外,特朗普对玩政治的兴趣多过抗疫,为了竞选就是不愿承认疫情迟早会冲击美国,他对疫情轻描淡写的原因也是因为民主党主政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受到重创,但共和党的红州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纽约时报在3月28日刊登万字文,以“美国错失的一个月”为题,分析了美国因检测技术落后,法规不配套,白宫领导无方,政府官僚作风,导致美国失去了疫情防控的黄金30天。美国的科技和医疗发达,美国的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最高,达到了近18%,但美国至今的表现为何令人大跌眼镜?无法早期进行检测是疫情蔓延的元凶,美国疾病防控中心也不是不作为,但为何会发生这样灾难性的失误呢?这和欧美社会对新冠肺炎的轻视有相当大的关联。中国在修正了前期隐瞒疫情的错误之后,武汉封城的快速行动,为整个国际社会控制疫情争取了难得的宝贵时间。随后东亚各国和地区也纷纷采取行动,大体上都取得一定的成效,制止了新冠病毒的蔓延。遗憾的是,由于对疫情的认知存在极大的偏差,欧美国家都没有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欧洲和美国先后演变成疫情的重灾区。此次疫情的另一个中心意大利,也只不过停飞了前往中国的航班。而美国早在1月3日就获得了中国的通报, 但美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一样一直心态超然,觉得自己远隔重洋,“非典”只在东亚流行,便以为此次新冠肺炎也同样会局限在东亚地区。

而疫情在美国开始蔓延后,这场“甩锅”大战竟然也蔓延到国际社会,中美两国爆发了令人捧腹的唇枪舌战。中国外交部的新任发言人在推特上怀疑美军在武汉播毒,特朗普亲自上阵,恶意地称新冠肺炎为“中国病毒”。病毒起源地的争论凸显了各方意图透过“甩锅”来推卸应有的责任,其实起源地何罪之有?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特朗普改口之后,还坚持要将武汉病毒写进七大工业国外长的公报里,而被其它国家拒绝。美国自己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疫情失控,特朗普却只会将矛头转移,掩盖自己抗疫能力的失误!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病毒”经过他的大嘴巴,在推特里一天又一天地在说,传遍全球,造成了美国等地歧视亚裔人的犯罪上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项全新研究,警告全美针对亚裔人的仇恨犯罪案件数目,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而飙升,危及美国的亚裔社群。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的时候,不仅感慨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战疫的能力,而且惊叹这两个世界大国竟然可以如此低水平地进行“口水战”。

从亚洲到欧洲到美洲,昔日繁忙的大都会因这场疫情,生活已经停顿。这场疫情不仅暴露了我们制度的缺陷、系统的脆弱、和人性的罪恶,全球已经跌入新一轮的金融市场大动荡和全球经济大衰退,但不幸的是,我们不仅没有进行反思,却依旧在那里自我陶醉和自我撕裂!

我们缺乏反思

一场史无前例的病毒大流行正向全球各个角落冲撞,死亡笼罩着这个星球。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其中多少人祸是可以避免的呢?封口vs封城:围绕着这场人道危机的争论焦点从一开始就从这里展开。如果没有发生“封口”事件,新冠肺炎的蔓延是否会有另一个结局?我们无法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至少不会如此惨烈。问题在于一个经济如此发达的国度,为何依旧无法实现一个开放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一个自信的社会为何难以拉响危机来临的警报声。而这并非个别和单一现象,这有如隐藏在我们社会中的毒瘤和顽疾,总是如此粗暴地压制善意的提醒和批评。在危机抵达临界点之后义无反顾的“封城”行动,尽管惨烈,却也是迫不得已的孤注一掷,但我们并非事事都一定要以牺牲个体的代价来实现宏大的目标,文明是体现在对每一个生命的关怀上的。“封口”可以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全球失去信用和信任,即便在“封城”的巨大牺牲之后,受感染和死亡的官方的数据还是被质疑。扪心自问,为何中国常常成为这类被怀疑的目标与对象?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和一个透明度高的社会,一定可以勇敢地面对真相并向大众提供真相。所幸,在疫情重击下,中国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媒体松绑现象。另一方面,西方也常常从固有的认知出发,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在这场抗疫中,与东亚各地在武汉“封城”之后迅速进入作战状态完全不同,欧美各国不仅负面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而且没有从中国的“封城”行动中嗅出危机的严重程度。

傲慢vs自大:这让我们再次活生生地看到了傲慢与无知,欧美各国普遍将最初在武汉出现的新病毒归结为黄种人的病。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2月份曾在G20财长的一次会议上主动表示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却自讨没趣,欧洲国家非常不屑。意大利副总理后来在G7财政会议上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这是黄种人才会得的病,和他们西方人没有关系。无怪乎,意大利一度成为中国之外感染者最多的国家。特朗普的傲慢与自大终于在疫情横扫美国之后,被迫承认美国将面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惨重的死亡。

然而与西方的傲慢相对应的则是在中国自媒体的世界里无时不在的自大,在那里你只有看到中国成了全球抗疫的英雄和救世主,所有的悲剧都活脱脱地变成了赞歌的素材,而忘记了病毒是从武汉开始向全国和全球蔓延的。这样的自大在中国抗疫初现曙光之后,更是变成了对他国肆无忌惮的嘲笑。而最新的对象就是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美国,却忘记了美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发达的医疗体系,仅ICU(重症监护室)的床位数量就远远超过中国。而“傲慢”与“自大”这对孪生兄弟却拥有一个共同点:偏见。

吃野味vs戴口罩:在有关病毒源头的吃野味文化,以及防止病毒扩散的戴口罩文化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偏见。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人的确没有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及时关闭野味市场,不少人因而将此次病毒的爆发与中国人喜爱吃野味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中国人是时候改变吃野味的生活习俗。有趣的是,中国网民反而找出了纽约上流社会吃野味的视频,一时之间在朋友圈中疯传,证明美国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这几年比较严重的传染病,包括中东呼吸综合症和甲型H1N1流感病毒并非源自中国。

另一方面,亚洲人戴口罩以防止病毒扩散基本是共识。但西方人,即便是生活在亚洲的西方人也不喜欢戴口罩。在西方,视口罩为病人标志的观念还带来了对亚裔人的歧视。在欧美各国生活的亚裔人处在戴口罩被歧视,不带口罩怕染上病毒的天人交战中。但在这次疫情重击欧美之后,戴口罩抵抗病毒的认知终于慢慢开始在欧美被接受了。

自媒体vs主流媒体(赞美vs批评):在疫情的报道上,中国的主力军是自媒体,不管是赞歌,还是批评,自媒体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情绪性。而在许多其它地方,报道疫情的主力是主流媒体,力求客观。特别是美国媒体,其角色是监督政府,且喜欢监督全世界的政府,多数又是自由主义倾向,所以特朗普也反感美国主流媒体。但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CBS记者胆敢在白宫怒怼总统为何要使用歧视性的“中国病毒”;NBC的记者质问特朗普吹捧效果未经证实的抗疫药物是否给美国人虚假的希望,并指美国数百万人活于恐惧中;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张彦(Ian Johnson )的“观点”文章,指出中国为美国赢得了时间却被美国白白浪费了;纽约时报的社论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言词加剧了对亚裔的种族仇恨。

中国自媒体里那个发自纽约的抗疫日记,作者声称其素材全部取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而非道听途说,语带双关。的确,当纽约成为美国的武汉时,我每天在美国电视新闻上看到的几乎全是“负面”消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离开人世时的凄惨故事;病人因缺乏医疗设备无法获得及时医治的悲剧;医务人员面对死亡威胁战斗在第一线几乎崩溃的场面;停留在街边装满尸体的冰冻车和医院走廊里运尸袋的场景;质问白宫何时可以确保医疗设备运抵现场的愤怒;受到病毒感染威胁下美国海军官兵的呼吁;失去工作的普通人无法交付房贷的忧虑。在这里你看到的是恐惧,是担忧,是悲伤,在这里你听不到任何赞歌。

威权vs民主:这次全球抗疫的叙事已经成为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之争,甚至上升到威权还是民主体制在抗疫中哪个更有成效的争论,但不少人却忘记了无论何种体制都有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在欧洲成为重灾区之后,德国的死亡率却一直很低,这或许与日耳曼民族的自律有关。在亚洲处于恐慌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跟随中国封城、没有跟随韩国大面积检测,但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失控,这或许与大和民族的自律和生活习惯有关。如果将抗疫简单地看成是中国体制的胜利,那么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又是何种体制?无疑,中国自上而下的动员力量,让全球看到了中国体制战胜疫情的超强能力,但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应变和调整能力在纽约成为疫情重灾区之后,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纽约在中央公园、体育场迅速建起方舟医院,并加快对受感染疑似人员的检测。来自全美的六万多名医务人员主动报名成为自愿者,自发前往纽约支援人手不足的医院,“捷蓝”航空免费载送这些医护人员“上战场”,酒店免费提供住宿,企业慷慨捐赠急需的防护用品和医疗设备,但没有企业对这些行动发稿、做公关、高调宣传。即便美国总统面对新冠肺炎的反应丑态百出,但这个国家所幸不是一个人说的算,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都不理睬他的狂言妄语。而美国的体制也决定了联邦政府对州一级政府的事务不可干涉,即便特朗普想对纽约和临近的两个州“封城”,但纽约州州长公开反对,使得特朗普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特朗普随心所欲,疫情还未控制,就要求复活节恢复经济运作,但疾病专家和媒体则公开和他唱对台戏。因此,应对病毒需要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里,民众敢于承担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在全球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时,我们需要理性地思考人类的失误和失败,而非指责和推卸。这场大灾难离落幕之日还有漫漫长路,但这场天灾与人祸也给人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机会。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或许全球终将明白这不是“中国病毒”,是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世界病毒”,病毒恰恰因我们人类的傲慢、自大、和自私而四处肆虐。在这个全球化被污名化的时代,尽管国与国的界线依旧分明,但病毒绝不会只在一国的边境线内停留。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全球的视野和全球的胸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合作去共同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庚子年常常是灾难之年,但或许也是转折之年。在新冠病毒横扫全球之后,这不应该是我们重拾孤立的时刻,而是通向一个不一样的全球化新时代的新起点。

疫情将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

作者:张伦/马国川     来源:钝角网 (有删节)

张伦: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从师社会学大师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获博士学位。

马国川:目前国内很关注其他国家的疫情,但是信息很混乱。作为一个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法国教授,据您了解,目前欧美国家的真实疫情怎么样?

张伦:中国民众关心其他国家的疫情,显示出对世界的关怀,当然是好事,不过由于身处特殊的信息空间,国内对于外界发生的情况多少都有一些认识偏差。现在欧美的疫情确实比较严峻,但是并没有达到中国人认定的那种程度。确实,这些国家的公众、媒体和反对党对政府有批评和不满,不过批评政府本来就是这些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永远都会有。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一定会有很多批评声音,更不要说这些国家的应对之策确实有值得检讨之处。

但同时要看到,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遵守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即使带来一些不便。政府本就是批评的对象,该批评就批评,但它既然又是公民授权的合法政府,因此还是要遵守它做出的决定。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公民文化。所以基本上看不到除与防疫相关之外的什么社会紧张。当然,我也只是就我的个人观察所及。

马国川:为什么美国股市会数次熔断?是否说明确实有社会恐慌情绪?

张伦:其实很多人(包括华尔街的)早已看到,美国股市泡沫已经比较严重。股市下泻一方面和疫情造成的恐慌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股市内在的回归调整趋势有关。我想,只要防控措施进入轨道,随着人们的情绪逐渐平复,股市也会回归理性。

马国川:目前法国和美国病例都在极速上升,为什么法国如此大意,特朗普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张伦:据我所知,法国早就按照惯例准备了非常详尽的计划,但是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前所未有,有些措手不及,根据以往的经验所做出的防疫安排与此次病毒诡异又疾猛的传播状况可能也有些不适应。由此造成的医疗资源的某些短缺也很难在短期间改善,尤其是前期一些资源如口罩等产地多在中国又有很多库存的都支援、汇集到中国去了,调度起来就更困难。法国准备了5000张重症病床,现在有2500左右已经用上,还有一半备用,但鉴于疫情的发展,依然在动用军队紧急设立新的临时医院增加床位。还有,一些急需的医疗设施比如吸氧机,只有一家生产,加班加点,一个月也只能生产出所需的轻重两类型的相关机器1600台。而从此方面生产能力更强的德国进口也不可能,因为也都在加班加点为德国政府的订单赶货。法国的公共医疗系统公认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但2003年夏,因夏季凉爽家里一般不装冷气设施,猝不及防的持续高温炎热还是夺去一万多高龄老人的生命。打个比方,这波疫情攻击,“敌人”力量甚为猛烈且狡猾,遭受损失也就难免。

至于美国,刚开始做得对了一些事情,如提早中断与中国的航飞,但因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方面,没想到欧洲和中东的感染者入境,“马奇诺防线”从背后被突破。此外美国政府对病毒的传播认识可能也有个过程,加之特朗普或因担心民心波动影响股市、经济状况这他引以为傲的成就,在大选年对其不利,处置上有些忽略。还有就是,这些国家和平日久,自由惯了的人民适应起来也要有一个过程。

这也牵扯到民主国家政府处理这类问题时的悖论:尽管知道问题可能严峻,但是在疫情还没有大的发展,人们还不认可的时候,如果采取一些过激政策会引起反弹,反而达不到效果。所以,怎么把握分寸很关键。就像“二战”,美国某些精英很清楚早晚恐怕要介入,但是只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才宣战。这次的麻烦在于,新冠肺炎病毒一旦传播起来迅猛异常,而行政运作、生活方式、文化宗教活动等要在几天、半个月内忽然发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改变(比如戴口罩,且不讲是否具备,西方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戴过一次),适应起来确实不易

马国川:意大利疫情严重,死亡率尤其高,有人因此说,民主制度确实存在效率问题。你对于这种观点作何评论?

张伦: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一定不能很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那么就没有办法解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什么防疫成功?即使同为民主体制,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应对之策,效果也不一样。例如,意大利的死亡率为什么那么高?除了医疗资源不足,感染面积过大之外,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特别是与人口的老化结构也有很大关系。意大利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22%以上,死亡者中很多都是7、80岁以上老人。法国85% 的死亡者为七十岁以上的长者。日本、南韩、中国台湾地区人口老化也相对严重,为什么问题没有这么严重?可能就是与其处置方式、文化因素等相关。除这些国家和地区行政部门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外,人们的卫生习惯,团队、自律精神相信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评价各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的措施与效果,涉及国家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医疗资源等各方面,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变量来解释。更不能老是盯着人家一时的问题,为自己寻找一些心理满足。我们要看人家的长处,少看人家的短处,千万不能过度地自满,一自满就会有问题。我们身处大变革时代,只有多了解一些事实、多一些看问题的角度,才能不会失之偏颇。

马国川:中国解决公共卫生危机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举国体制”受到了国内许多民众的追捧,在解决这种突发危机的时候也确实见效。

张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时效果我不否认,但好多人或许没有想清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要有条件的。在中国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体量因素,不是其他所有国家都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将资源全部集中投放武汉防疫,但如果同时出现五、六个武汉,即便我们集中力量恐怕也是很难收一时之效的。意大利的状况如此困难就与此有关。让疫情扩散了的意大利集中力量办大事又是怎样能做到?其次,我们不能只看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也要看它的成本和次生后果有时候更严重。比如,现在武汉疫情得到控制,当然是好事,但现在的聚光灯都聚焦在防控新冠病毒的成效上,由于医疗资源集中而造成得不到及时治疗的其他病人有多少?其他次生伤害有多大?这些或许我们都尚未有个更明晰全面的评估。

传统上中国就是个“量”的帝国,可以靠集中力量办很多巨大的工程,但一旦出现危机,因为缺乏地方自主和有效的平衡机制,灾难的传递效果、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在现代世界,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过分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其王牌,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变动不居、充满风险,随时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和不可预测的危机,一切都等着一个决策中心,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隐藏着各种各样重大的隐患。

马国川:欧美国家的应对办法尽管各有不同,但是普遍被中国网民批评手段太软,应该“抄作业”,学习中国。您怎么评价这些舆论?

张伦:大疫来袭,西方国家很难强迫把国民像监狱一样地关在家里,而是依靠唤醒每个人的自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硬”的方式,对所谓“软”的方式不理解,这反映出中外的制度差别、文化差别和价值标准差别。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国家制度的基本哲学是什么?是以效率为所有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基础,还是以道义和自由权利为合法性基础?不能说这些因素与效率相互之间完全不匹配,但是它们有的时候确是有矛盾和冲突的。最后要有个制度价值目标的选择。到底要什么?因此带来的一些制度条件也完全不一样。国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类街道管理体制,能够在警方之外还有如此强制性的限制居民行动的手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制度有其“软”的一面,其实也有“硬”的时候。一旦按照法律程序进入“紧急状态”,政府获得相应权力后,不见得就比威权的效率差国家应该追求长治久安,效率是需要,但局限于一时的效率、一时的经济发展,都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表现。长远的效率与短期的效率,自由与秩序之间应尽可能找到合理的平衡。

马国川:经常有人辩解说,人类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制度,所有的制度都可能犯错误。

张伦: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制度让错误可能性小一些,犯了错误之后容易纠正,对错误有人负责。

自由民主制度当然不是绝对完美的制度,但它是一个少犯错误的制度。民主制度下为什么有些人会下台,会被选民换掉呢?就是因为执政个人或集团他们犯错误,引起民众不满。民主制度的哲学前提,就是假设人会犯错误。一个认定自己永远不会犯错的人和制度犯错误的概率大呢?还是承认自己会犯错、允许追责的人与制度犯错误的概率大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承认可能犯错误,同时又能够更好地让人们对此加以警惕的制度呢?

马国川:就像这次大疫,各国家处理方式不同,也都会犯错误,关键是什么错误不该犯,什么错误不能犯?是否有人为错误承担责任?

张伦:对。隐瞒疫情不仅是错误,也是犯罪,绝对不允许;信息掌握不足、决策迟缓失误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不管是哪种,都要有人承担责任。也许某一个时间点上,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比集权制度还要糟糕。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自由民主制度犯错误要少得多。因为这个制度允许犯错误,允许批评,允许追责。责任政治是现代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如果没完没了地犯错误,却无人承担责任,一个社会就会缺乏正义基础,早晚就会出大问题。

马国川:不容否认,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成就很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张伦: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人赞美苏联,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也在赞美之列。有相当一段时间,北韩经济增长率也比南韩要高。所以,不能用一时的成果和效率的单一变量来看待这些问题。看问题既要考虑具体的情境,也要有历史视角和文明视角。如果仅仅从效率讲,现代国家很少二战时纳粹德国那么富有效率。但二战前期在欧洲战场上的所向披靡却并不能确保其长久的强势。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否认,但是各方面代价之大也许要很久才能修补上来。缺乏平衡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很多。这几十年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满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标准去衡量一切,缺乏价值追求。今后要在制度上做调整,让公民有参与空间,有价值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在面临着重新寻找平衡、重建文明的任务。我们又到了要解决中国现代性构建方向与标准的问题的时候了。

从长远角度讲,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是重建中国文明、构建中国未来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幸福与尊严的制度基础?我们要寻找一些超越性的价值作为制度基础,作为文明转型和制度转型的坐标。
马国川: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应对大疫的措施整体评价如何?

张伦:近代以来可能和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结构崩塌有关系,中国人对于外界的态度极其敏感,特别喜欢人家说自己的好话,过度解释人家说的好话;也讨厌,过度解释人家的批评。同时津津乐道于人家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批评,不明了其实这恰恰可能不是其真的软弱衰败的象征,反之,是他们能不断调整发展的关键所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百年前一战后中国知识界盲信那时在西方流行的所谓“西方沉沦论”。中国的国民心态在自卑和自傲中不断地徘徊,这可能是中国在将来发展中需要处理好的问题。

就这次疫情来说,首先,大部分国际舆论对中国应对措施的评价比较客观,认为一些措施有效,但是在他们的国家没办法实行。谁有我们上面提及的中国的街道制度?没有,也就没法“抄作业”。即使这些西方国家也说“封城”,禁止日常外出,根本上还是基于民众的认可与自律。这和中国的“封城”不一样。其次,也对中国有批评。赞美者习惯看效果,批评者在意其中发生的侵害公民权益行为。这些都不脱平常我们听到的对中国的两种基本看法。

马国川:许多人士担心,这次大疫会不会增加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任

张伦:这是一个新型病毒,传染力极强,在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和不足,别人都是能理解和原谅的。现在的问题是,该承担的责任要不要承担,该认的错要不要认?不能因为所谓的“面子”,该承认的责任也不承认,该认的错也不认。这种情况下,人家对中国就会不信任,甚至中国普通人的形象也会很负面,搞不好将来就是灾难性的。

这些年,一些中国人在海外的不文明举止、暴发户心态、对他人缺乏尊重、自以为是、强词夺理等做法,让我越来越忧虑。十几年前,有欧洲华人商库被烧时,我就预感将来搞不好在国际上会出现排斥华人的潮流。我非常担心这次疫情会增加世界对中国人的不信任,造成严重后果。作为向世界传达信息的主体,如果中国官方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强化这种趋势,引发更糟糕的局面。

马国川:现在看,国内有少数民众夸耀中国的抗疫成绩,对于其他国家的疫情幸灾乐祸。

张伦: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从中国疫情爆发以来,从欧洲到美国,也许有,但至少我个人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什么人对中国幸灾乐祸。虽然有些人士可能对中国应对疫情的做法有一些批评和怀疑,但是对普通中国人的命运没有幸灾乐祸,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关怀。

有些中国人对其他国家有幸灾乐祸的心态,和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暴力、不人道、不人性对待本质上是相类似的,其实质都是缺乏对人的尊重,对他人生命的关怀。这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将来最难恢复、最难建设的问题。我希望,从灾难中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认识能够更深刻一些,能够对文明、对生命的认识有所提升。不论在中国还是身处世界各处,都应该对正义、人的权利与尊严有些普遍性的关心与追求,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自己群体的权利与利益。

马国川:可惜没有,反而出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张伦: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从来不是把一个民族推向文明的动力。近代的历史表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反而会导致灾难。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毫无异议的,但是能不能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之上有一些更超越、更深广的价值?这可能是决定中国未来文明走向的关键。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依然一切以国家、民族来界定,恐怕是会给中国、世界的发展造成伤害和灾难。

马国川:文明转型是长期的,在短期里制度转型更重要,因为如果制度不转型,那么文明转型也无法启动。

张伦:这是互动的关系,现代文明价值的不确立,会对体制的弊端更多宽容和认可;体制不允许健康的理想声音传递,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向狭隘。这就是灾难性逻辑。所幸的是,每次灾难,都会有一些人觉醒,破除灾难逻辑。“文革”就是这样,于是才有了改革开放。
马国川: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次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危机会不会进一步催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张伦:这次的公共卫生危机肯定会强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浪潮。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崛起,2008年经济危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之前趋势就有了,恐怖主义就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折射着一些相关问题。美国出现“銹带”,法国爆发“黄马甲”,英国“脱欧”,都是这种趋势的强化。我基本的判断是,以这次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为标志,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特别是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一波全球化前些年就受到重创,现在彻底地结束了。

马国川:在您看来,这一波全球化结束是不可避免的?

张伦:就像第一波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直到一战爆发结束,这期间世界发展突飞猛进,被称为“美丽时代”。引发“一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当时任何一个细节如果不出现,很可能一战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但是还是有些结构性的趋势性、必然性的东西,比如国家间内部与国际间发展的不平衡、新兴力量崛起之后对既有世界格局的挑战、新兴国家信奉的原则与现存价值系统的冲突等。一战那个时代英国、法国除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批评德国之外,意识形态上就是视德国为不民主国家。同样,这一波全球化也有些结构性问题,导致这一波全球化走向终结的因素不断累积,未得到及时恰当的调整。当然,我并不认为全球化就此彻底终结。怎么样重新定义全球化?怎么样协调管理全球化?未来将有激烈争论。可以基本确认的是,通过对这一轮全球化的反思,比较浪漫的全球化会遭到批评,民族国家的角色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得到强化,象一战后那样,一些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张在某些国家或群体里会有所泛滥,强调国家至上,敌视外界。与此相反, 一种主张新的世界主义,更积极的国际合作的立场也会得到发展。在如何处理人类共同的挑战及各国内部的问题上,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博弈将普遍长期存在,成为基调。未来世界如何发展?可能要召唤世界各国领袖的眼光。

马国川:这次危机不但会彻底冲击全球化,也会冲击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就遭到质疑。

张伦:本来,二战奠定的世界格局已经被全球化、中国崛起和大国博弈冲击得摇摇欲坠了,这次疫情将造成进一步的冲击。为人类的未来着想,应该保留这些国际机构,不过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革。

马国川:现在知识界最担心的是,这次危机不但会冲击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崩塌,而且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张伦:完全有可能。在我看来,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但是牵扯这么多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从波及人群、遭受损失、国家动员、社会心理等方面看,这完全是一种战争的状态。而且各国动用的处置办法基本都是和战争性质有关的,因此以战争做类比并不为过。这是一场非传统性的世界大战,跟恐怖袭击一样,是对国家、个人安全的新型的重大威胁。

从人和病毒的大战,连带造成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上的后果,进而引发人和人的战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造成经济资源萎缩,会引发各地社会冲突,甚至包括没受过疫情影响的地区,可能也会因次生的经济问题带来局部冲突。就像二次大战一样,有些国家没有参战,但事实上大战对其的影响深远,也都没逃得掉。总之,它会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旧时代已经崩塌了,从此人类历史会分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

马国川: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挑战,比如中美关系将经受严峻考验。

张伦:如果中美双方处理不好,互不信任,或者一方做出某些选择,中美渐行渐远的趋势就不可逆了。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应该推动更深刻的制度转型,实现法治国家。

像历次人类经历的大灾难后一样,“2020年之后”的人们会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历史上许多狂欢节、节日就是这么诞生的。此次疫情也一定会引发世界范围内某些重大的思想讨论,有关公共健康与政府角色,市场的地位,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运作的逻辑,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塑,也或许会引发些有关现代文明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人与自然界,动物的关系,如何看待财富、环境与发展,据说从威尼斯到中国,各地的空气、水都前所未有地清洁,让人印象深刻,那么重新开工后人们会怎样来寻回这境地呢?灾难会改变人类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展现出来的东西,会勾起人们的一些记忆、激发新的想法。这次危机也在考验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有没有反思性,到底有没有思考和检讨的能力?我希望,在制度转型之外,国人能够在价值方面做出更深层的调整,加快文明转型。当代的中国人要以怎样的文明形象展示给世界?中国人也需要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了。

 

不恐慌但高度重视,则抗新冠疫情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谢党赐  陈雄鹰  林艳丰     原载:《美华医师》微信公众号

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简称“新冠”)疫情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到了118个国家。至3月15日,美国己确诊3045例,死亡60人。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11日终于宣布疫情全球大流行。日前,已有不少学校、诊所、老人院等等机构被迫关闭。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前几天就发出郑重警告: 建议老年人尽量居家,减少外出和旅游。美国的NBA也将所有的赛事暂停。特朗普总统于3月11日晚间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疫情的严重性和应对措施,其中包括停止除英国以外所有的欧洲航班一个月。3月13日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真是“山雨欲来”令“人人自危”!在此严峻的形势下,美国如何发挥优势、克服短板,从而在这次抗疫中取得胜利?新冠肺炎仅仅是一个重流感吗?为什么民众对新冠必须进一步高度重视?普通民众如何采取实用的步骤预防感染?本文将介绍新冠疫情的最新进展,讨论CDC目前对新冠的看法和推荐,以及现实存在的问题等等,以飨读者。

一、人类以往的几次大疫情

人与微生物的斗争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这些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常常引发人类传染病。当这些病源的传染力极强,同时造成大范围的致病或死亡时,就成为我们常说的“瘟疫”。瘟疫是一种由一些强烈的致病微生物,如细菌、病毒等引起的恶性传染病。纵观古今,人类历史上遭遇了无数次的瘟疫,其中有些大瘟疫,对人类后代的发展影响深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瘟疫(大流行病)的定义,大流行病应符合下列条件:1. 一种新病原体在人群中出现;2. 病原体感染人后引起严重疾病;3.病原体易传染,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广泛传播。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十大瘟疫,即天花、流感、肺结核、鼠疫、霍乱、疟疾、斑疹伤寒、黄热病、艾滋病、SARS流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1919年的世界性流感大爆发(西班牙流感)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那时H1N1亚型流感病毒做为一个新型人类病毒引起史上最严重的流感爆发,传播范围遍及全球,估计造成当时全世界17亿人口中的5亿人感染,死亡人数高达5千万至1亿人。

二、世界各地及美国新冠疫情最新进展

近几天,中国除了8万多已经确诊的新冠病例以外,新增病例开始下降,但是其他多国新冠肺炎感染者数量开始持续攀升,目前, 海外118个国家累计确诊病例77648,累计死亡 2747人。意大利确诊21270例,死亡1441人;伊朗确诊13938例,死亡724人;韩国确诊8162例,死亡 75人;西班牙确诊6393例,死亡 195例;法国确诊 4500例,死亡91人;德国确诊5142例, 死亡 9例;日本确诊817例,死亡24例。根据意大利卫生部一个对8342例病人的研究发现,所有人群都易感,1.4% 的病人是19岁以下,22% 是19-50岁,37.4% 是51到70岁,39.2%是70岁以上,人群感染年龄的中位数是65岁,其中6.9%的被感染者是医护人员,19%的病人是重症,56.6%的死亡病人是80岁以上,而其中的三分之二是至少伴有3个慢性疾病的患者。

美国确诊病例目前已升至3045例,死亡60人,全美49个州都已有确诊病例。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1 日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了一系列的抗疫举措,包括:1)在已有的83亿美元抗疫专项资金的基础上,申请国会通过更多的抗疫资金; 2)宣布让医疗保险公司为新冠检测和治疗付费;3)建议全美取消所有的大型集会; 4)希望民众注意个人卫生;5)政府重点关照老人院;6)政府给受影响的企业贷款等等。3月13日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更是对新冠病毒的直接宣战,这样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资源就有可能被调动,从而帮助美国各州全面抗疫。

三、新冠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个重流感?

即使在新冠疫情肆虐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医生和政府官员,还是认为新冠只是一个“大号的流感”。可事实上,新冠完全不同于流感,两者的主要区别是:1)人们对新冠病毒无任何免疫力,而人们对流感有一定的免疫力;2)新冠的传染性非常强,而且病死率非常高,比流感高10-50倍;3)最关键的是新冠不像流感,目前既没有疫苗,也没有治疗药物。新冠感染病人病情发展是否良好,完全看病人的抵抗力,基础疾病状况和运气。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先列举一些基本数据。根据美国CDC的估计,到目前为止,这个流感季节至少有2900万流感感染者,其中28万例需要住院治疗,住院率1.5% 左右。其中大约有1万6千例流感死亡。住院率最高的是65岁或以上的成年人(每10万人中有116.7人),其次是 5岁以下的儿童(每10万人中有72.5人),再其次是50至64岁的成人 (每10万人中有61.5人),然后是18至49岁的成人(每10万人中有26.3人)和 5岁以上儿童至17岁的青少年(每10万人中有19.2人)。虽然患流感者很多,但美国每年的流感感染人数和流感死亡人数在过去的多年基本恒定,而且一直远低于0.1%。中国正常年份死于流感的人数在8万人左右。如果按流感死亡的百分比来算,中国的数据和世界平均数基本持平(万分之0.63左右),而美国的数据为世界平均数的一半(万分之0.3)。

就致病机理而言,这个在中国武汉发现的重度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 2(SARS-CoV-2,也就是COVID-19)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病毒在人体内的结合受体ACE2主要存在于下呼吸道,而流感病毒受体主要存在于上呼吸道。«自然»杂志报道新冠病毒与ACE2的结合能力比SARS病毒要高出10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流感多是引起上呼吸道感染,虽然有可能继发细菌感染而引起肺炎,但直接导致肺炎的病例不多,极少直接导致死亡;如果患者不幸死亡,基本上是流感合并细菌感染,或加重本已严重的基础病变,流感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新冠病毒是感染下呼吸道,可直接导致肺炎、脓毒血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RDS)等, 还可以影响多个其他器官的功能。所以住院率高,有15-20% 重症率,5%的病人需要重症监护。死者基本上都是死于病毒本身引起的呼吸衰竭以及其他脏器衰竭,病情进展非常迅速。这就是为什么新冠死者中仅30%左右有慢性基础疾病如慢性肺病、慢性肾病、高血压、糖尿病或心脏病变,其他多数是既往健康者。新冠和流感两种病毒的传染性和致病性有极大的不同,新冠患者的带毒时间比较长,传染效率也高,治愈后复阳性率也高(14%),病死率也比流感高。所以我们不要被流感造成每年上万人死亡的表面数据所迷惑。一旦新冠传染到更多的人,最终死亡人数会比流感死亡人数高数十倍。

还有人喜欢拿新冠和2009年全球发生的H1N1流感大爆发做比较,那个时候我们3人都在临床第一线,病房每日工作不过是戴普通口罩和穿普通防护衣,而门诊基本无人戴口罩,大家都没有给当时的流感足够的重视。当年急诊科确实一大半都是流惑病人,但基本上都是由医生宣教病人几句,只要病人没有严重的并发症,就让病人回家了。那一年具体的情况是,2009年3月17日墨西哥出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人,后来传入美国,4月1日奥巴马总统发表新闻简报,表示全力抗疫,但是后来全球爆发,6月11日WHO宣布H1N1流感为全球大流行病,一年以后,截至2010年3月中旬,CDC估计美国有5千9百万人被感染, 26万人住院,1万2千人死亡, 病死率小于0.02%,其影响程度和往年的流感很类似。

此外,根据发表的文献报道,在最初发现新冠的中国武汉,约有41%的感染发生在医院内,所以新冠不仅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同时也很容易造成医护人员的感染。中国湖北省有3000多名医护人员被新冠感染,有30多位医生殉职,就充分证明这点。而2009年的H1N1流感大流行时,很少听到有医生同事被感染,更极少听到有医生为此不幸献身。虽然流感大爆发,可没有造成多个国家需要采取封城的手段来控制疫情,更没有出现世界多国需要采取停航的极端手段来阻止疫情的传播。当时也没有听说过一家人都感染病毒去世的。这些都间接说明2009年的那次流感疫情,实在不是很严重。但是,看看这次的新冠疫情,有多少个家庭是全家感染,又有多少个感染家庭中多个成员因为新冠而去世。所以, 这次的新冠疫情绝不是一次重流感,我们也绝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四、为何普通民众必须对新冠病毒给予进一步的重视?

如上所述,首先,新冠病毒感染后病情发展迅速、险恶,死亡率比流感高很多;第二,目前没有可以预防新冠的疫苗,也没有治疗新冠的特效药;第三,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异常强大,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在社区里快速传播,造成一个地区大量人群的感染。所以防疫的准备非常困难,防疫也不容易成功。中国武汉家庭内的互相感染,社区一栋楼住户之间的交叉感染等等就很难避免。目前的研究发现,所有人群都是新冠病毒易感对象,接触后都有可能染病,尽管儿童以及青年人染病后的严重程度稍低。

因为绝大多数人对病毒无自然免疫力,所以很难做到自然阻断病毒传播,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人工干涉来阻断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人工干预也有随之而来的问题,当短时间内在一个地区出现大量感染的病人时,此地区医疗系统所能承受的负担就可能超负荷。比如中国武汉疫情的早期和意大利目前的严峻状况,就是大量病人在短期内涌入急诊科和医院,不仅增加了医护的感染率,同时也减少患者能够得到的应有的照护(比如护士与病人的比例失衡等等)。纽约州也因为疫情严重, 不得不派遣国民卫队去协助其中的一个镇抗疫。当政府最后被迫釆用极端手段,取消大型聚会,取消各种文体活动,同时大量进行公共环境的卫生处理,甚至封城时,难免会引起民众的恐慌,从而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所以, 只有全国上下都能在瘟疫的早期对病毒的危害以及疫情的严峻给予极度重视, 并严阵以待,充分做好准备,甚至作出一些牺牲,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瘟疫的危害。华盛顿州已经宣布取消一切大型的公众聚集活动和停学几周,肯塔基州也劝告民众这个周末不要去教堂。其他很多州也取消了下面几个星期学校的课程。

五、美国民众如何帮助政府进一步控制疫情?

目前,美国已经有40多个州出现社区传播的现象,全美国陷入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如何减缓疫情的扩散,政府除了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抗疫,还需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比如切断所有不必要的国际航空交通,减少国内非必须的航空交通,取消所有的大型集会,鼓励民众居家等等。很多大学目前已经取消教室上课而改为网上授课,医院也开始取消所有择期手术,推迟所有可以推迟的医疗活动。一般民众如何做出相应的牺牲和努力?我们的具体建议如下:注意个人卫生,经常洗手,取消各种规模的聚会,尽量不去公共场所和医院,让医院成为救治急性病人以及治疗新冠的地方,取消所有美国国内的旅游等等。

六、美国CDC对家庭预防新冠的建议

为了做好个人防护并防止疫病的传播,美国CDC建议家庭目前可以开始做这七件事情:

  1. 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下疫情爆发的对策和大家的需求,集思广益。
  2. 对那些感染风险比较高的人(老弱病残),做好他们健康需求的计划和出现问题时的应对方案。
  3. 加入邻居们的各种社交媒体群,保持社区信息及时更新,建立互相协作的关系。
  4. 开始收集生活范围内能提供帮助的社会团体的信息,包括:心理健康、健康咨询、食物以及其它物品的供应。
  5. 创建一个紧急联系人列表,包括但不限于:家人、朋友、邻居、拼车司机(carpool driver)、医疗机构,比如家庭医生、本地的亚急诊部(urgent care)、医院等、老师、雇主、本地公卫部门和其它社区资源。
  6. 储备一些应急的物资,比如肥皂、洗手液、卫生纸、一次性口罩等。这些物资有的已经供不应求。
  7. 在家里选择一个区域作为隔离区,用于隔离家庭中的新冠患者和健康家庭成员。尽量让隔离区包含一个独立的卫生间让患者单独使用,隔离区每天都要打扫消毒。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旦疫情爆发,居住地的中心医院一般都是比较危险的地点,医生和护士都有被传染的风险,非紧急情况,应该尽量避免去这些地方(大医院、亚急诊部、或医生诊所等)。

CDC倡导的一些个人防护措施

  1. 如果生病了,请待在家里。当疫情爆发之后,如果你家里的成员有人确诊,你也一样需要留在家里。
  2. 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掩住口鼻。之后迅速扔掉纸巾,马上洗手。
  3. 经常用肥皂和水洗手,时间至少20秒。如果没有洗手液或者肥皂,请用含浓度至少60%以上酒精的手部消毒水(hand sanitizer)进行手部消毒。在触摸眼睛、鼻子和嘴之前更应该洗手。
  4. 经常触碰的物体,包括但不限于:门把手、栏杆、键盘、电话、玩具和书桌的表面要经常清洗和消毒,可用肥皂、漂白剂或者EPA认可的消毒剂。

七、美国CDC对COVID-19的测试人群目前仍然严格,具体指征如下:

  1. 既往14天与实验室确诊COVID-19的患者有密切接触,同时有发烧或下呼吸道疾病的体征/症状(咳嗽,呼吸急促)。
  2. 既往14天来自中国湖北省的旅行者,同时有发烧和下呼吸道疾病的体征/症状(咳嗽,呼吸急促)。
  3. 既住14天来自中国大陆的旅行者,同时有严重下呼吸道疾病的发烧和下呼吸道体征/症状且必须住院治疗。

为了加快检测,最新CDC指南加上了一线临床医生可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是否符合疑似病例的标准,作出是否应该检测的决定。因为检查要送到当地的公共卫生部门去做, 所以医院或医生诊所如果发现疑似病例, 必须按传染病上报当地公卫局,并联系检测。首先优先检查的是住院病人,符合CDC疑似标准的病人(发烧、咳嗽、胸闷气短)。其次是老年人,尤其是65岁以上,并且患有其他基础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在目前新冠已经在社区传染的情况下, 依据这个严格的标准,漏检的危险是存在的。CDC 建议医生和民众经常访问CDC的官方网页查看最新政策。我们也希望政府能生产更多的检测盒并发给各地使用,同时鼓励私营企业生产和提供检测盒。现在美国多数急诊科可以取样后把标本直接送到Quest 检测。CDC的新冠检测政策也在每天不停的变化中,希望未来几天全美各地更多的检测中心能开放(包括开车快检中心),同时新冠检测盒不足的情况能得到极大的改善。

八、COVID19迅速蔓延,美国的临床一线医生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在疫苗以及有效的药物出现之前,目前还没有办法能完全预防新冠病毒的感染。此病毒不仅能被无症状患者携带,而且发病的潜伏期长(10%的患者潜伏期长于14天),检测方法的假阴性率高。美国卫生部部长以及美国副总统近日一直许诺大量的试剂盒会马上到位,而实际上却还没有到位,有的州至今只有80个检测盒。如果没有足够的检测盒,很多病人就有可能漏诊。如果漏诊的病人继续传染他人,疫情将更难以控制。中国武汉当时有5百万人去往中国及世界各地,这些可能的传染源仍在四处流动, 所以现在即使全世界各国都封疆也只能延缓,而不能杜绝病毒的传播。目前,美国疫区已遍及40多个州,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尤其是美国各地诊所和亚急诊门诊的华人医生将首当其冲。因此, 医生在接诊时应该戴上口罩,看门诊普通无症状的患者时医生应戴普通口罩,如果患者有新冠常见症状之一,如咳漱、呼吸困难或者气促等,门诊医生在接诊近距离接触时应该戴N95口罩。而且一定要持之以恒, 不能放松。在医院工作的医生接诊疑似病人的时候,要戴口罩,戴护目镜,穿防护衣等常规操作以及遵守CDC的各项推荐。还需要经常洗手。

医生们处理非新冠病人时是否应该戴口罩?目前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做法。具体的例子是,如果你工作的医院目前还没有确诊病例,而美国同事又不戴口罩,那么作为医生的你,该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难题。Covid 19能够经过空气和飞沫传播是肯定的,但美国医院的很多人还不知道,或是没有重视这点,所以,大部分医护人员在医院内不戴口罩。如果有医生戴口罩,其他医护人员和病人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认为,自己的健康也关系到病人的健康,以自己的身体为重,不应该顾及他人的感觉。如果,实在是想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我们建议医生和普通民众口袋里备用二三个口罩,可以在某些场合选择性地戴口罩,并做到以下几点:

  1. 身边有人咳嗽时,迅速把口罩戴上;
  2. 尽量不去人多拥挤的地方;
  3. 尽量不去医院、急诊室或是医生诊所等高危的地方;
  4. 医生查房时,面对无明显呼吸道症状的一般患者,只需要带外科口罩,可以对患者和家属说“我戴口罩是为了预防把病菌传给你,请您不要惊慌!”
  5. 医生查房时,遇到有呼吸道症状,包括咳嗽、发烧、呼吸困难的患者,最好戴N95口罩, 如果没有N95口罩, 也要戴外科口罩,可以对患者和家属说“我戴口罩是为了预防把病菌传给你,请您不要惊慌!”
  6. 如果患者有非常严重的咳嗽,除了戴口罩,还要戴上护目镜保护自己;
  7. 医生看可疑病人时,一定要每看一个病人换一个口罩和防护服,而且要把用过的防护设备留在患者房间内,以减少交叉传染的可能。

针对在门诊工作的医务人员

门诊预防Covid-19感染的方法是尽量避免和病毒接触的机会。要确保防护措施到位才能达到此目的。这些措施应在疑似患者到达之前,到达之后以及整个诊疗期间全程实施。如何在门诊工作中预防Covid 19感染,又不影响日常工作,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对疑似患者的处理,应认真仔细考虑以下几点:

  1. 重新安排己预约的非紧急门诊。
  2. 重新安排有COVID-19风险高的患者的预约时间。这些高风险人群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患者,以及可能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并发症风险较高的其他人,例如孕妇。
  3. 确保这些疑似患者有足够的治疗慢性疾病的药物,从而减少他们到诊所的机会。并交代他们生病时通过电话告知医生。
  4. 考虑到可能在未来几周内管理大量COVID-19患者的需求,应计划在短期内加快优先级筛查,以缩短干预需求的时间。
  5. 对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或可能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尽可能通过电话或电邮直接提示他们去急诊室。同时,应礼貌性地通知患者可能去的急诊室的医护人员,以便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准备和使用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和个人防护设备来接待他们。
  6. 如果你的诊所对错过预约的患者设有罚金的规定,可以考虑免除因呼吸系统疾病而错过门诊的患者的罚金。

医生严格遵守预防措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以“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医疗机构中传播的病原体感染” 的假设来遵循标准的预防措施。

医生们还需要进行正确的“穿脱”和处置个人防护设备的培训。所有介入已知或疑似COVID-19患者的医护人员均应遵守最严格的防护标准。对于已知或怀疑有COVID-19的患者,医生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应限制访客进入房间。患者和访客之间交流可选择包括移动设备或平板电脑上的视频通话。

实施工程控制

医院和卫生保健组织还应考虑设计和安装工程控制措施,例如,物理屏障或隔板帮助引导患者通过分诊区。以减少医生、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和非COVID-19患者受到传染的机会。

监控和管理卫生人员

对于有症状或有COVID-19接触史的医生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应在公共卫生当局的指导下做出相应的隔离和监测。在为COVID-19患者提供护理时,医疗保健组织和机构应实施无惩罚,灵活且符合公共卫生指导原则的医护人员病假政策,不鼓励带病坚持工作。

培训和教育卫生专业人员

医院和医疗机构应该为每个医务工作者提供针对特定工作或任务的教育和培训,以防止传染源的传播。对于呼吸器的使用,所有医疗专业人员都必须进行呼吸道防护设备使用的医疗清洁、培训和适合性测试。

总之,Covid19现在已经开始全球大流行, 目前暂时还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感染人数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上升是必然的事情。美国正处于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开始阶段,即使有非常发达的医疗体系,也很难抑制住病毒的快速传播。政府的目标是尽一切可能减缓病毒在美国的传播和蔓延,人们需要避免恐惧,但是重视和警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有民众全力配合防疫和抗疫,效果才会显著。避开政治不讲,中国在武汉和其它各地的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控的做法和教训值得美国吸取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抗疫经验比如澳洲的“新冠诊所(Covid19 Clinic)”以及新加波的发热门诊等等,都值得美国学习。建议美国各地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多设立 “快捷新冠测试门诊(Covid19 drive through clinic)”。这些做法的好处是:1.医务人员集中, 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能方便民众;2. 把患者正确地引导到新冠诊所,大辐度减少“交叉感染”;3. 新冠诊所的专业人士可以缓解大众“非常担心患病”的心理负担,从而大幅度地减少民众恐慌。

我们相信,在美国各州、各大医疗机构的一线医生应该都己收到了所在系统的防控COVID19的有关通知,我们上面提出了一些针对医务人员防护的具体建议供各位参考,医生们应以“不违抗当地医院的规定为准绳,充分利用机会保护自己为目标”。适当地变通釆用合适的方法即救治病人也保护自己。我们祝全美的临床医生在防疫抗疫战争中保持健康,多多保重。我们也祝各位读者高度重视疫情,认真防护,多多保重

美参议院发布中国人才计划审查报告,并提出“反制建议”

中文译作者:肖尧 刘霏霏 刘发鹏 高越 (IITE战略部)

2019年11月19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举办有关中国人才招募计划(以“千人计划”为代表)的听证会,并在会后发布《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报告,强调包括“千人计划”在内的200多个中国人才招募计划已对美国造成巨大威胁,而美国政府、研究机构和联邦调查局目前缺乏统一的应对策略。相关内容值得我高度关注。

一、报告简介

报告概述了中国在过去20年内,通过招募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进行知识与研究成果转移的常用做法,例如建立“影子实验室”和人才“双聘”等;梳理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能源部(DOE)、美国国务院签证服务部、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联邦调查局(FBI)和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七个联邦机构现存的威胁,包括威胁认知不足、招募外国人才标准不一、签证和出口审查不严等问题;并提出14条应对威胁的建议,提议制定“打击非法转移美国智力资本”的全面战略。此外,报告发布两份附件:一是其搜集的有关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国家外国专家局等学术机构引进人才的原始合同;二是九例中国人才招聘的具体实例。

二、对策建议

1.联邦机构必须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以打击美国智力资本的非法和法外(即超出法律权限、不受法律制裁)转移。中国使用非法和法外机制来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研究和敏感技术。联邦机构应与美国研究界合作,以平衡开展国际合作的需要,同时确保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的安全。

2.联邦机构应解密并披露有关外国人才招聘计划的更多信息。来自美国情报界、联邦执法机构,以及联邦资助机构的更多信息将有助于确定相关问题的范围和所涉及的规模,以便美国研究机构采取措施,有效减轻外国人才招聘计划所带来的的相关风险。

3.在采取措施更好地保护研究和知识产权的同时,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应重申在美外籍学生/研究人员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开展国际研究合作的重要性。国会应为联邦机构赞助的科学研究提供稳定、持续的资金,并支持旨在将科学家及其成果留在美国的项目。

4.联邦执法机构和情报界成员必须更好地调整与美国研究界的接触,以确保相关威胁信息的可及性和可操作性。联邦调查局应制定一项有凝聚力的战略,以确保其总部和56个外部办事处的联系是有效、一致和及时的。

5.美国资助机构应统一资助申请程序,规范报告要求,按要求披露所有外国利益冲突、承诺冲突以及所有外部和外国支持的情况。程序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将减轻研究机构申请联邦研究经费的行政负担,并促进整个美国研究界的数据共享。一个适用于整个政府范围的标准应当要求所有文件都是机器可读的,以促进利用自动化方式帮助识别资助欺诈。

6.美国研究界应建立“了解您的合作者”文化。美国研究机构应当在监控与外国人的科研合作、审查此类合作是否符合美国的科研价值观(特别是是否符合科研诚信)方面建立一种最佳实践。美国的研究机构也应该对未披露利益冲突、违背承诺或与其他外部支持相关的指控进行调查和裁决。

7.美国的资助机构应实施合规性审查程序和相关审计程序,确保受资助者准确报告利益冲突和承诺冲突。国会应提供足够的资源来支持机构的合规审查计划和审查人员。

8.开展研究或对美国政府研究进行资助的美国资助机构应当对受资助者如何获取美国资助,以及如何得以使用研究基础设施的信息进行共享。应酌情提供这些信息以促进科学合作,并由资助机构用来评估研究人员的资格。

9.美国商务部应确保其针对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的跨部门审查程序的有效(包括对基础研究的审查)。商务部应在适当和必要的时候在其出口管制清单中增加基础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域。

10.国务院应确定任何其他必要机构(共同参与),以拒绝涉嫌从事非法、法外转让技术、知识产权和基础研究的个人非移民签证。国务院还应关注其他安全相关问题,以检测外国政府对在美国进行的研究的赞助,以及签证申请人是否打算通过签证申请合法或非法地将研究和技术转移回本国。国务院应使对非法转让技术、知识产权和基础研究的签证申请人的安全审查自动化。

11.政府应该考虑更新NSDD-189,并对美国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实施额外的、有限的限制。NSDD-189于1985年发布,确立了尽可能不限制基础研究产品的国家政策。联邦机构不仅要打击受控或机密研究的非法转移,还要评估公开共享某些类型的基础研究是否符合国家利益。

12.联邦执法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应确定位于美国的实体,这些实体可能充当招聘网络,平台或外国政府代理,以协助或代理国家资助进行人才招聘。需要对外国在美国进行人才招聘的相关行为对美国的影响进行更多的调查。联邦执法部门和其他相关机构应审查私营部门在引进外国人才方面的活动,包括风险投资竞赛和创业项目。

13.美国资助机构应与研究机构合作,以确保它们具备必要的网络安全措施,以减少研究数据被盗用的风险。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获得联邦研究经费的机构应定期证明自己遵守网络安全的最佳实践。

14.如果没有充分披露任何人才招聘计划成员条款和条件,美国的资助机构不应将美国的资金授予参与外国人才招聘计划的人员。

 

英文原文:  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美国华人为什么在职场会输给印度人?

作者:硅谷维立

 

第一篇:领导力

在职场的进步就是一个逐渐获得领导力的过程。如果对领导力的误解让我们放弃对领导力的追求,或者追求起来满心愧疚,仿佛出兵打仗却师出无名,当然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我们对领导力的误解从何而来?答案每一天都能看见。

在硅谷乃至整个美国职场,中国人不如印度人干得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谷歌总裁比才和微软总裁纳德拉,都是二十多岁才来美国念研究生院的印度新移民;在硅谷大部分公司,职位高的中国人凤毛麟角,印度的副总裁、总监却比比皆是。统计数据表明,印度人创投的高科技公司数量远远大于中国人,印度人的收入中位数中国人也比不上

很多中国人对此都愤愤不平,聚在一起时也经常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这些分析有的上升到历史高度,有的深挖文化根源,有人认为印度人英语好,善于夸夸其谈,更加能说会道,也有人说印度人天性刁钻狡猾,不如我们中国人老实忠厚。

这些高谈阔论可能多少都有些道理,但我今天只想讨论众多原因中的一个:中国人对领导力普遍有很深的误解,这种误解妨碍了我们在职场的进步

在职场的进步就是一个逐渐展示和获得领导力的过程。如果对领导力的误解让我们放弃对领导力的追求,或者追求时扭扭捏捏,满心愧疚,像出兵打仗却师出无名,又或者追求起来不得要领,当然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我不是第一个指出硅谷的中国工程师缺乏领导力的人,事实上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为什么中国工程师缺乏领导力,却没听到有说服力的论述。当然背后的原因一定是中国文化,估计孔子难逃其咎。但中国文化到底怎样侵蚀了我们的领导力,孔子的罪状到底是哪一条,我并没想清楚过。

有一年回国探亲,正赶上召开一个重要会议,每天电视上铺天盖地全是开会场面。但这些场面没白看,多看几眼以后,我突然茅塞顿开,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我们这代人普遍缺乏领导力,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原因:我们从小观看领导做报告的会议场面,天天看,月月看,年年看,终于被引入一个误区,以为领导力就是在会场上正襟危坐、装腔作势地作报告。

自己也在职场摸爬滚打很多年后,当然知道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首先,领导的工作并不全是开会;第二,即使领导们开会比较多,开会也不仅仅是开会。一个会的背后有很多准备,所谓功夫在诗外。如果说有些会是在一个漂亮的蛋糕盒上系一条缎带,确保这个蛋糕味道鲜美,外表好看,而且按时完工,完整地装进盒子,却是缎带能顺利系上去的先决条件。

每一个重要会议都有一些直接的准备工作,比如制定议程、准备讲稿等。我们的资深副总裁(恰好是印度人)每次开全体员工大会前,都首先由手下的经理们起草讲稿,好几个人花好几个半天开好几个会才能定案。然后再由我们部门负责营销传播的语言专家润色文字,还要拿给负责软件界面设计的平面设计师配上合适的图案、字体、颜色、动漫。这样一轮又一轮地修改润色,一个团队至少有一周时间被他支使得团团乱转,手头的其他工作都要暂时放下。

这还是直接的准备工作,还是小菜一碟,间接的就更多了。比如资深副总裁要和与自己官阶相同的一帮同事一起参加上司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海滨度假村举行的会议,届时要汇报本部门的工作成绩。这个工作成绩可不是一个星期可以变出来的。如果过去半年没有发布新产品,新版本,顾客数量没有大幅增加,公司下达的支持欧盟数据保护条例的硬性指标没有完成,在会上发言时必定灰头土脸,上司脸色阴沉,同事幸灾乐祸;反之则神气活现,趾高气扬,等待着的是领导的表扬,亨通的官运。

其实这些都是常识,在公司工作几年后都会知道,但人有时候很顽固,幼时灌入脑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如果不去刻意消除,有意无意地会一直对我们的行为起作用。

虽然一定有其他因素影响我们对领导力的看法,但以前每天都看的电视最排山倒海,直截了当。只要是领导,一般来说肩上总是有些责任的。即使这些责任只是搞办公室政治,也需要才华,需要付出努力。电视台不知何故绝不透露领导们从事有挑战性工作的细节,而是把他们的工作简化成像机器人一般坐在会上念报告,还用这种形象狂轰滥炸地给我们洗脑,在造成我们对领导力的误读上做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有人可能会说,把新闻媒体挑出来做靶子没抓住重点,这不过是冰山一角,一个庞大系统的门面。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但我以及多数留学美国的华人,作为普通百姓和局外人,只有资格看看电视,读读报纸,所以只能谈门面,谈不出内幕。也正因为如此,门面对我们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了内幕。

如果父母是领导,还可以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对领导力获得更全面和正面的了解。但对父母不是领导的人来说,报纸和电视成了我们在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了解领导力的最主要甚至唯一途径。

按理说父母在单位也可以观察到领导工作,但或者他们工作单位的运作跟我们现在的公司不同,或者报纸电视宣传的威力实在过于强大,他们似乎也普遍认为当领导就是对技术一窍不通,冠冕堂皇,夸夸其谈,发号施令。他们如果自己是业务水平高的技术人员,对领导虽然表面服从,心里多半不屑一顾。

其实他们自己并不一定能胜任领导的工作。妈妈因为业务好的缘故,有一阵子当了小组长。作为小组长,她要把工作分配给管辖范围内的人,但人人都推三阻四,挑肥拣瘦,她只好自己把那些最棘手的活儿都包下来,算是体会了一点当领导的难处。

根据我很不全面的个人观察,那些中年以后最有成就的同学朋友,父母很多都是领导,即使是技术人员,也是技术部门的领导。我的猜测是,他们的父母有意无意地给了他们一些关于领导力的教育。如果他们本身又是学霸,这些教育当然如虎添翼。其他人不是没有希望,事实上也有很多人经过学习和体验,超越了少年时期教育的局限。但对多数人来说,必须挣脱小时候形成的关于领导力的错误观点的桎梏,成功的路上自然多了一道障碍。

所以,中国文化确实导致了硅谷工程师领导力的缺乏。但相对于那些几千年老的古书上写的看不懂的句子,这些每天上演的节目才更是我们浸淫其中无法逃遁的活生生的中国文化。

领导力到底是什么?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我不是专家,但专家们一般认为领导力有下面几个容易被误解的特点:

第一, 当领导是需要付出努力的细致工作。事实上因为领导责任重大,需要操的心还更多,做的很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服务性工作。这个工作需要的才能跟技术工作不一样,但正如当领导的人不一定能做好技术工作,做技术工作的人也不一定能当好领导。如果以为领导不做事,只是要别人做事,绝对是一种错误;

第二, 领导力和领导的职位不是一回事。领导力是一种技能,其最根本的特点是能推动他人来做成事情,因此需要建立关系,了解他人心理,拥有有所作为的热情。有头衔的人不一定拥有这些技能,没有头衔的人也可以拥有这些能力。在理想状态下,处在领导位置的人应该拥有领导技能,而且头衔确实有利于发挥影响力,但一个人并不需要等到当上领导再发挥领导的影响力;

第三, 领导力是一种值得开发的潜能。领导力中的勇气、胆量、关怀、洞察力、奉献精神是成熟的标志,是一种人格魅力。即使没有官瘾,开发领导潜力与作为一个普通人实现个人成长,这两个目标几乎完全一致。

正如上面第二条指出的,领导并不一定拥有领导力。坏领导我们见过,但我们也见过好的领导和领导行为,不能因为几个歪瓜裂枣就否定领导力。从中国同事聚在一起的评头品足,可以听出不少人都对领导力持冷嘲热讽的态度,把在职场的进步等同于削尖脑袋的钻营,把领导力等同于装模做样和装腔作势。这种态度当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们成长过程中无孔不入的媒体对领导力的曲解第一个要负责任。

对领导力的误解会让我们在职场上走一些弯路,因为即使是按图索骥,图上的马也要画得像才能找到;而更重要的是,少年时期被一再强化的对领导力不够尊重的看法,削弱了我们追求领导力的热情和动力。

追求升职当然是为了加薪,拿更多钱回家,头衔听起来也神气。但如果仅仅如此,如果缺乏对领导力的尊重,内心深处并不认为领导力是值得追求的自我成长的目标,是一种正面的、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给自己增添智慧和魅力,追求起来自然羞羞答答,勉为其难,心猿意马。以这样的状态参加白热化的竞争,输给对手是意料之中的事。

语言能力差和对主流文化的不熟悉,显然影响我们在职场的发展。但为什么这些问题一直不能解决,值得思考。刚来美国时英文不如人还情有可原,毕竟人家在英语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但在美国居住十几年后,还能用这个借口吗?

第二篇:英语水平

为什么硅谷乃至整个美国职场的中国人不如印度人成功,每个人都可以列出很多理由,但几乎人人都同意的一条是,印度人的英语远比我们熟练。

记得刚来美国时,中国同学常常很纳闷,为什么我们说话清清楚楚,美国同学一头雾水;印度同学说起话来叽里咕噜,含混不清,美国同学听起来却毫不费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印度人口音虽重,但语法正确,用词恰当,表达意思清楚完整,英语水平甩了我们十条街都不止。美国同学能无障碍地与他们沟通,毫不奇怪。

跟印度人接触较多、自己英语也略有进步后,对他们优越的英语水平有了更多体会。比如他们的词汇丰富,会使用一些很生动、很贴切的词,这让他们说起话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企及的韵味。

午饭后跟印度同事一起出去散步,她说今天的太阳不像昨天的那么“scorching”(灼热);在会上对经常给我们使绊子的兄弟部门表示不满,印度老板说我的观察非常“astute”(敏锐);有一次讨论问题时我中途改变了立场,相熟的印度同事马上私下送电邮问我为什么有这样的“volte-face”(变卦,突然翻脸)。这些词虽然中国同事可能也认识,但我从没看到他们使用过。

当然印度英语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偶尔有一些奇怪的说法,还造了几个英文里原本没有的词,比如用“prepone”(提前)作为“postpone”(推迟)的反义词。但除了这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外,他们的英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表达起意见来绰绰有余,经常还能口若悬河,语惊四座。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的英语问题就多了,可以说是百仙过海,各显神通。公司里很多同事不管是讲英语还是写英语百分之八十的句子都有严重问题。网上聊天时,有些人也会使用英文,但其中不少英文都错误连篇,让人不忍卒读。

有些人以为,我们中国人词汇可能贫乏一点,但语法是过硬的,因为我们都有十多年扎扎实实的语法训练。但我们十多年的语法学习效果其实并不好。或许是教学方法不够先进,或许是练习太少,理论不能和实际结合,虽然语法规则都学过,但是不是完全理解,是不是都还记得,是不是烂熟于胸,是不是能顺手拈来,就很难说了。根据我的观察,回答是“no”。

还有人说美国人自己也不注重语法。但美国人虽然不时刻把语法放在心上,还从没见过一个美国人说英语像有些外国人一样错误百出。科学家早就发现,小孩与成年人学语言的学习机制不同。小孩学语言主要通过模仿,他们的脑子可以像海绵一样吸收环境中的各种语言信息,并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但这种能力在青春期之后就消失了。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人即使不去特别注意语法,也学到了语法,我们外国人则只有老老实实下笨功夫,否则捷径反而成了弯路。

因为英文不够好,我们中国人对美国文化也不如印度同事熟悉。印度同事对美国的热门电影一般都有所知晓,不像中国同事只在《疯狂的亚洲富豪》上演时才去趟电影院。很多印度同事也爱读英文书。十多年前,我读了Jon Krakauer的Into Thin Air,后来又一口气读了很多他写的别的书。但之所以读Into Thin Air,就是因为一个印度同事的推荐。

有一次去吃午饭,因为没找到熟人,餐厅又挤,便和几个不认识的印度女同事坐在了一桌。这几个印度同事活泼健谈,思维发散,从家中打扫卫生的烦恼,扯到Marie Kondo(近藤麻理惠)的 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又从这本书的书名,联想到另一本畅销书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ck。我当时就想,我们中国同事是不会有这种谈话的。我们的话题永远是房价和爬藤,如果形而上一点,也是《小欢喜》、《甄嬛传》。

语言能力差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主流文化的不熟悉,肯定影响在职场的发展,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不必多说。但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不能得到解决,倒是值得思考。刚来美国时英文不如印度人情有可原,毕竟人家在英语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但已经在美国居住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不能还继续用这个借口来挡驾。

我们常说,硅谷的中国人不如印度人成功,原因之一是缺乏领导才能。至于为什么缺乏领导才能,一个经常提起的理由是中国留学生的选拔机制决定了这些人都是书呆学霸。既然都是会念书的人,学英语对我们应该是小菜一碟;但实际情况是,虽然不乏成功的例子,整体而言硅谷工程师们的语言水平并没有随着在美国年头的增长而有所突破。

对于这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我的猜测是,中国的留学生们虽然会念书,成绩好,却并没有强烈的求知欲。事实上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驯服地接受的那些填鸭式教育,反而破坏了我们的求知欲。

学习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自己的智力活动,更重要的是,生活在一个讲英语的国家,这里的新闻、娱乐、教育资讯都使用英文,一个有求知欲的人一定希望了解一下它们是怎么回事。

学习语言当然可以增强职场竞争力,但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诱人的目的。

第一, 英语世界里的文化生活,比中文世界的更丰富,提高语言能力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享受人类文明和智慧的成就。

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及其他原因,中国出产的文化产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还不能跟美国相比。前几年《人民的名义》口碑爆棚,我也赶时髦看了。这部剧确实不错,其中有几场戏很精彩,但也有几处拙劣到让人有点尴尬。

同时期我也看了美国有线电视频道AMC的《最好给索尔打电话》(Better Call Saul)第二季。这部电视剧角色丰满,情节发展出人意料,让人拍案叫绝,却又行云流水,毫无牵强和做作,演员的表演和其他方面也都无懈可击,质量比《人民的名义》高出好几个档次。

书就更是如此了。我爱读书,也怀念中国语言。中文书和英文书同时摆在面前,我一定先读中文。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却是,中文书的质量与英文书相比,尤其是在非虚构图书领域,实在有太大差距。

西谚说,人如其食(you are what you eat),其实人也如其读(you are what you read)。都知道饮食对身体状况有直接影响,既可以病从口入,也可以吃出健康,读物作为精神食粮也如此,也直接影响人的心智、眼光、见识。有些读物让人浅薄、偏执,有些却让人清醒、明智。如果没有好读物,像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的,是没办法的事情。但生活在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那么多有营养、有趣味的东西都唾手可得,不去享受似乎是暴殄天物。

近二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一些一线城市的物质生活似乎已经赶上美国,留在国内的好些同学都成了财大气粗的富豪,这让很多留学生怀疑自己当初出国是否错了。我非常幸运地不怎么遇到张牙舞爪的富豪,我想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同学朋友不够成功,但万一你碰上某些土豪爱炫耀自己荷包鼓,如果你读了更好的书,看了更好的电影,视野因为读《大西洋月刊》而不是“文学城”网站而比较宽阔,如果你这几十年磨练了你的英语,享受了世界上最高成就的文化艺术成果,你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感到失落。

第二,学英语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也是我们华人最重视的,就是可以跟孩子有话可说。

对很多人来说,事业并不那么重要,拼不过印度人就算了;买几套投资房,小日子过好也行。但有一件事情比自己的生活更重要,那就是孩子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

牺牲自己的生活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牺牲自己的事业把孩子推进藤校,是华人常见的行为。但孩子上的大学再好,事业再成功,如果跟孩子没有共同话题,跟孩子在精神上越来越疏离,这种成功意义也不大。

养儿育女的最大快乐不是推他们爬藤,然后沐浴在藤校的光环之中,而是和他们一起成长。他们三岁读Good Night Moon时和他们一起读,他们十岁读哈里波特时和他们一起读,他们二十岁读The Fountainhead时还是和他们一起读。当孩子在人生道路上飞奔时,多陪他们一程,多一些跟他们并驾齐驱、有话可说的日子,是父母们的梦想。对我们这些居住在北美的父母来说,学好英语让这个梦想有了更多实现的可能性。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我一直认为,学英语是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一件值得终身努力的头等大事。这不仅是为了在职场上和印度人竞争,更是为了抓住生活赐予的一个丰富自己的机会。如果来美国的第一天起就这么做,今天已收获满满;但今天开始也不晚。虽然学语言是慢功夫,不会立竿见影,但假以时日一定会见到功效。

但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到处是英语的地方,却不能从环境中吸取营养,十年后的英语还是和今天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大概都不够强。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职场上输给印度人,是不是也不能怪别人呢?

第三篇:表达能力

人到中年后,不能永远把自己的不足归咎于遥远的过去。为什么我们的表达能力得不到提高?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中还有一个因素,对表达能力的杀伤力比其他几个因素加在一起还要大。

– 1 –

印度人在硅谷公司比中国人成功,原因之一是他们能说会道,也就是说他们有更好的表达能力。

我们部门曾经有一位印度架构师,聪明能干,妙语连珠,颇招人喜欢。后来职位高了,人也懒了,再也不动手写程序,只谈高深的哲学问题,引起诸多不满。加上换老板等原因,终于走路。

但他还在公司时,我自己的事虽不找他浪费时间,跟别的部门开会时却愿意拉他同去。他永远信心满满,振振有词,动不动就画系统架构图,遇到剑拔弩张的场面也镇定自若,不慌不忙,绝不会气急败坏,言辞不当。与外人吵架,当然是找这样的队友比较有底气。

表达能力是把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让他人理解的能力。中国人英语不如印度人,表达能力肯定会受影响;但表达能力不等于语言能力。表达能力以思辨能力为基础。只有能想清楚,才能说清楚。脑子里空空如也,混沌不清,辞藻再华丽也不可能有什么表达。缺乏表达能力的人,有时候其实是缺乏清晰的思考能力。

另一方面,脑子里的想法也可以借表达得到梳理。只有能表达出来,才已经将一个观点真正想透。无法表达的思想甚至不能算思想,正如哲学家韦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表达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磨练表达能力是帮助自己获取思想的有效工具。

为什么中国工程师在大会小会上发言都不踊跃?有人认为是表达能力差,有人认为是无话可说。但在很多情况下,无话可说和表达能力差,两者之间只有很细的一条线,甚至就是一回事。表达能力提高后,你会发现自己奇迹般地对很多事情都有了看法和意见。

– 2 –

中国人之所以表达能力比较差,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有关。成长环境中最主要的环节是学校,学校教育中最明显的弊端是文科教育的薄弱。

中国从中学就开始文理分科,我们这些留学生,尤其是硅谷的工程师,几乎都是理科生。理科当然也需要表达,但理科问题的答案本来就比较精确,表达还可以借助公式和图表,而学习人文科学时,不管是历史也好,文学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讨论和发挥的空间大,表达能力也就得到更多锻炼。

但即使我们学过几门文科课程,或者即使当年是文科班的学生,表达能力的锻炼也很欠缺。现在的学校教授文科课程的方法不知是否有所进步,在我上学的时代,学习文科课程全是死记硬背,从来没有对历史现象、哲学理论发表过自己的意见。

美国的高中生就要写论文分析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如果碰上要求严格的好老师,批阅后的论文边缘打着红色的问号,写着“为什么?”、“逻辑不清”、“太啰嗦”、“更详细地阐述”等评语。在包容的环境下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经过老师体无完肤的批评和拷问,再进一步完善自己的陈述,逻辑思维、归纳整理、文字阐述的能力都会一步一步得到提高,可惜我们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美国不但高中不分文理科,很多大学也推崇文理通识教育(liberal art education)。这种教育不仅让学生接触多方面的知识,成长为更全面的人,也有机会锻炼各种能力。

将人文教育简化成向学生灌输知识是很可惜的;如果这些知识还经过教育者有偏见的筛选,更有毒害青少年之嫌。只有还人文教育以本来面目,不仅传授知识,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才能培养出有思想、有批判眼光的公民。否则一代又一代人还会继续缺乏思辨和表达能力。

– 3 –

但学校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家庭和社会也不热衷于培养我们的表达能力。

很多人都熟悉肯尼迪家族的故事。在肯尼迪家,吃饭是一件热热闹闹、吵吵嚷嚷的事情。肯家孩子本来就多,父亲又善于抛出各种问题,引起孩子们的兴致,启发他们展开讨论,结果餐桌上总有天南海北的交谈,总是就各种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这样的经历不但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培养了孩子们的口才,也让他们习惯了争论与交锋,为他们在政界发展做了准备。

这样的情景在我们的家庭是难得见到的。父母们或者为生计奔忙,对孩子的教育无暇他顾,或者不注重充实和提升自己,跟孩子无话可说,又或者从来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对孩子只有批评和说教。不管是哪种原因,结果就是没有利用孩子在家的时间跟他们沟通、交谈,一方面和他们联络感情,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表达和辩论的好习惯。

家庭之外的社会也不给力。在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英国议会辩论的情景。黑压压一屋子人,一个个都滔滔不绝,咄咄逼人,言谈中满是英式幽默和嘲笑讥讽,听起来都淋漓畅快。

相比之下,我们的电视新闻上只看到领导们坐在会场上作报告听报告,却从来看不到他们辩论的情景,虽然我敢肯定他们也是辩论的。当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每天耳濡目染受雄辩家熏陶的时候,我们的年轻人错失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记得台湾立法院以前常有议员打架的丑闻,这个议员冲上去扇那个议员的巴掌,那个议员扑上来揪这个议员的头发,看起来很可笑。

不少人对为什么台湾议员比英美议员有更多肢体动作提出过各种解释。但跟人争论问题时,被人戳到痛处,或因为某种原因没能说出自己最想说的那句话,确实非常气愤。这时情绪失控,行为失态,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想象。但如果从小有辩论的训练,对语言冲突更有平常心,被激怒的门槛就会比较高,也就会少打架,甚至完全不打架。

正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人工制造出来的缺乏辩论的环境中,没有训练过怎样在冲突中心平气和地沟通和解决问题,跟同事讨论问题时,只要意见不合,脸色一下就难看了,语言变得激烈,声音也高起来,讨论变得跟吵架无异。

– 4 –

但人到中年后,不能永远把自己的不足归咎于遥远的过去。每个人都知道表达能力重要,都迫切地想提高表达能力。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逃离儿时的成长环境后,我们的表达能力进步不快。

对这个问题,答案还是要从成长环境中去找。我们的成长环境中还有一个因素,对我们的表达力比其他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杀伤力还要大。

这个因素就是,我们的脸皮都特别薄,都特别不愿意犯错误。

之所以如此当然有深层的文化原因,但至少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大概出于急于求成的心理,都很少给孩子成长和摸索的空间。孩子一旦说了他们认为不正确的话,就急急忙忙、过于热心地纠正。这种做法虽然教会了孩子更多正确答案,却破坏了孩子的直觉和自信。

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中,相信自己的直觉,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感到舒服,是一种宝贵财富。这种人看起来更有魅力和信心,内心则更加平稳,可以避免某些现代人的纠结和困惑。

在一个被师长们牢牢监控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动不动就说错话的孩子,是很难相信自己的直觉,建立坚定的自信心的。他们以后说话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在没有考虑成熟,确保自己能说出有分量的正确观点前,甚至根本不会开口说话。

这一点在学习好的乖孩子身上尤其明显。一个学生如果不是那么在意父母师长的看法,不太容易受这种做法危害。

尤其是如果我们来到国外,来到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当中,在大家都积极发表意见的环境中,我们谨慎害羞、深思熟虑的习惯,让我们失去了说话的机会。

表达能力是需要练习的。但如果我们在会上不好意思发言,怕自己的评论不够高明,怕自己问的是愚蠢的问题,我们就得不到锻炼。而那些脸皮厚无所谓敢于提问发议论的人却得到了更多锻炼的机会。久而久之,两种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然职场的进步不一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现在成功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但这不一定对,更不是每个人都要认同的。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喜欢的,最适合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一定以赚更多钱、获得更高职位为目的。

但即使在职场以外,拥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在各种场合都能将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甚至还能进一步说服他人,也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不管怎么样,脸皮厚一点,敢说敢干一点,做人一定做得更加爽快。

原载于:硅谷生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