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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从文化角度分析为何印度裔能在欧美国家混得风生水起

作者:随水
原载: 随水文存

最近有许多人来问我关于印度裔当选英国首相的事情,顺带就提到了那个经典问题——为什么那些顶尖跨国公司里面有那么多印度裔高管?在与一些印企工作的朋友交流之后,我把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终于想明白了,所以决定来谈一谈。

许多中国人一说到印度裔在欧美职场的春风得意,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酸——为啥是印度阿三而不是我们龙的传人?内心深处我们肯定不愿承认自己还不如印度人,但现实又摆在那里难以辩驳——海外的印度裔在客观上确实混得比华裔要更好。按照美国的数据显示,平均每百万南亚裔中有2.82位CEO,白人只有1.92位,东亚裔只有0.59位。于是就有人辩称说:这是因为中国最顶级的精英都回国内发展了,留在海外的都只是想混吃等死;而印度精英全都一窝蜂跑去了美国,咱们是在用下等马跟人家的上等马比……我只能说,精神胜利法嘛,只要您自己开心就好!

网上有过不少文章从各个角度分析海外印度裔能够成功的原因,大部分说得都没错——诸如印度人的抱团、自信、敢言等。但那些分析往往都只是说出了现象,未能解释这些现象的成因。我这个人吧,喜欢追根究底——一切现象在根本上都源于社会文化,把握住了文化的根源,才能揭示出现象背后的本质。

推特的CEO最近刚被伊隆·马斯克炒了鱿鱼

虽然我之前写印度的时候经常吐槽,但客观来讲,我真的是非常痴迷印度的文化,否则的话也不会娶印度太太。即便被印度移民局在集中营里关了三个月,我依然对印度那片神奇的土地魂牵梦萦——印度虐我千百遍,我待印度如初恋。大家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凡事都有两面性——某些事物或者某种现象,假如能够长期存在,显然不可能全部由负面组成,必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印度吠陀文化产生的年代甚至要早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印度教为代表的吠陀宗教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主要宗教,南亚历史上无数次遭遇外族入侵,当地的文化和宗教却能够长盛不衰活跃至今必有其合理性——中国人民总是喜闻乐见于印度奇葩荒诞的那一面,却很少思考其文化优势性的方面。所以这次我准备当一回“印吹”,会主要从正面的角度来分析印度传统文化所是如何让海外印度裔具备了在商界乃至政坛脱颖而出的根本优势。

印度裔的优势大致可以从两方面说起,一是精神控制力,二是思想自由度

关于精神控制

先来说精神控制力,这种精神控制力源于种姓制度。

好多人都觉得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既罪恶又愚昧,但我越琢磨越觉得这玩意儿对古代统治者而言简直是一种天才的设计,一举解决了“秩序”与“合法性”问题。首先,我要就种姓制度进行几点说明:

1. 种姓打一开始就是雅利安人为了对被征服的印度土著进行精神控制而设计出来的——基于吠陀宗教的轮回世界观,根据神制定的秩序,我们是高等的,你们是低等的,我们永世为主,你们永世为奴
2. 种姓的内在逻辑基于一个比喻:婆罗门是神的头脑口舌,刹帝利是神的双手,吠舍是神的双腿,首陀罗是神的双脚——就好像不同器官的重要性和作用不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才是世界真理,追求平等乃是大逆不道,手脚怎么做得了口舌的工作呢?只有各司其职才能保证社会和谐
3. 印度目前只是在法律上禁止了基于种姓的歧视行为,但种姓观念本身是不可动摇的,将在印度社会长期存在,因为这是印度教世界观的基础,跟轮回观相绑定——要是印度没有了种姓,那么印度教的宗教秩序将随之崩塌。种姓不再成对世俗生活中每个人身份进行限制,但宗教生活的秩序并没有变;低种姓可以当上总统总理亿万富翁,却永远不可能当上祭司
4.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种姓早就不再是按肤色种族(Varna)划分的了,而是按照职业(Jati);整个社会数千种职业种姓对应知识分子阶级(婆罗门)、管理阶级(刹帝利)、农工商阶级(吠舍)、无产阶级(首陀罗)、奴隶阶级(贱民)。

这最后一点正是种姓的牛逼之处,它在过去事无巨细地规定好了全社会每个人乃至每个族群的终身职业,不存在绩效考核、竞争内卷、升迁谪贬,每个人只需要做好自己本职范围内的工作,就能让整个社会运作起来。站在现代人角度,我们会批评这样的制度导致阶级固化;可如果站在古代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样固化的阶级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和谐社会状态吗?在莫卧儿王朝时期,来自波斯的统治者信奉的是“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伊斯兰教,可他们非但没有去打破种姓这种不平等的制度,甚至还把这种“具有优越性的制度”吸纳进了南亚的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内部也搞出了种姓制度来——架不住这玩意儿太实用啊!(参见《开局一个神,故事全靠编——起底世界三大文化圈》)

种姓制度让人很自然地接受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观点

在种姓制度下,“小偷的儿子永远是小偷,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社会秩序坚如磐石。印度有些婆罗门种姓的血统,能追溯到神话传说里的“仙人”,几千年来过的都是上等人生活;反之那些贱民也一样,做了几千年实质上的奴隶阶级。期间不少种姓也有过起起落落,但总体而言相当稳定——最关键一点在于,种姓制度的秩序稳定性并不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暴力机器维系,而是基于宗教世界观,具有自我维持的内驱力。农民起义这种事儿在印度历史上闻所未闻,有记载的暴动几乎都是因为宗教方面的冲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古代印度人难道不是天才的管理者吗?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他们让一群奴隶心甘情愿地做牛做马、毫无怨言地接受极不公正的待遇,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可说是一个奇迹。要是当年罗马人搞的是种姓而不是议会元老院制度,说不定其文明能延续至今——斯巴达克斯们会觉得自己是上辈子做了坏事儿才会这辈子沦为奴隶,唯有好好接受改造、勇敢地战死在竞技场里,下辈子才能投个好胎成为罗马公民。
种姓制度的稳定并不意味着低种姓的印度教徒顺从,他们虽然不明着反抗,也不会有觊觎上层人地位的野心,但他们有自己阳奉阴违偷奸耍滑的技巧——或者说“生存哲学”。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生来就已注定,可人的天性是自私利己的,在种姓这种缺乏激励的制度下,低种姓劳动者一方面在宗教世界观的洗脑下心甘情愿认命,另一方面也会出于动物本能想方设法磨洋工混吃等死。他们绝不会去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以外的事,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印度有钱人请佣人通常都得要请一堆,分别管不同的事情——带孩子的不管做饭,做饭的不管扫地,扫地的不管洗衣服……种姓制度下的社会尽管稳定性很高,效率却也很低。
相对应的,印度教的那些高种姓统治阶级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如何对下面那些低种姓刁民进行恩威并施的精神控制,让他们在有限的激励条件下最大程度发挥主观能动性

宗教这玩意儿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说白了都是基于精神控制。我们一说精神控制可能就想到基督教的牧师、伊斯兰教的阿訇在宗教场所的宣讲,通过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让信徒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然而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建立在古代吠陀文明思想框架下的印度宗教,却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因此印度教跟其他宗教有个很大的区别——其他宗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通常是分开的,但印度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往往融为一体;其他宗教的精神控制活动大都只在宗教场所开展,印度教的精神控制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吠陀宗教,都有一个终极目标——解脱(Moksha)。从理论上来讲,印度教徒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指向这一终极目标;在实际的生活中,则被分解成了四个方面——(Dharma,道德及智性上的追求)、利益事(Artha,物质收入与种种利益)、欲乐(Kama,对世间物质的爱好)、解脱(Moksha,获得心灵的自由),这四方面都有具体的道德准则、义务和责任。

举例来讲,印度教徒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有着大量宗教禁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时候吃、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不小心碰到了该怎么办……印度教在家和出家的界线相对模糊,理论上讲属于前三种姓(再生族)的每个男性印度教徒在25岁之前都要经历清净持戒的“梵行期”(Brahmacaryā,对应佛教的沙门);对于虔诚修行的印度教徒来说,平日里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得想想有没有相关的宗教规定,宗教对其的精神控制可谓无孔不入且深入骨髓。

于是乎,种姓制度下的职业,也从来都不仅仅是世俗的谋生方式,被赋予了大量宗教义务的色彩——如何督促各种姓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乃是印度教中最重要的一项精神控制任务。

这样的精神控制真的有吗?——不但有!而且还写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PUA宝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薄伽梵歌》这个名头大家多多少少应该都听过,它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话说《摩诃摩罗多》里头有个绝世高手叫阿周那(Arjuna),历来被印度人视为战神,印度自己研发的那个阿琼坦克,就是用了他的名字。阿周那是般度族的五个王子之一,被称为般度五子,般度五子为了争夺王位爆发了“俱卢之战”。不料阿周那在临阵之际陷入了道德危机——身为武士阶级的刹帝利,在战场上杀敌是他的种姓职责;可这次在战场上面对的却都是他的兄弟、族人、老师,他感觉下不去这手,决定要退出战斗

这时印度教大神奎师那(Krishna)化身为他的车夫,开始给阿周那PUA洗脑,这部分洗脑内容后来就成了《薄伽梵歌》。奎师那跟他讲了一堆宗教行为准则的重要性,鼓励他认清自己的种姓职责——在战场上杀人没毛病,关键是你要本着对宗教的虔诚之心和奉献精神去杀人,不要执泥于自己杀了人这个结果;只要你杀人的时候有着维护宗教秩序的虔诚发心,就是对众生有利的,反而能够更容易得到解脱……然后又说了一堆如何通过虔诚之心获得解脱的大道理。最后阿周那被奎师那说服,将弓箭射向了自己的兄弟族人……

奎师那与阿周那在战场上的对话

《薄伽梵歌》在印度乃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地位就跟咱们的《论语》一样,直接指导着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内容的经典对印度人民的三观塑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薄伽梵歌》精神相一致的是,印度教正是将不同种姓的职责定义为人生中的“利益事”,鼓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能够通过生产食物和财富维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乃是一大功德……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理论刚好站在现代经济学对立面上。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名言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我们不能藉着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的我们必须诉诸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于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于他们的自私。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诸我们的处境为何,相反的我们会诉诸于他们的获利。”

我想说的是,由于种姓制度与宗教义务相绑定,缺乏市场经济机制的调节作用,需要用道德驱动替代利益驱动,印度自古以来为了让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需要连哄带骗加洗脑。精神控制在印度属于一种日常生活技能,你想让你家里佣人好好替你干活,就得懂精神控制这一套;你要是公司企业主,更是要把精神控制当作一门艺术来践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精神控制绝不是简单地要求别人服从——仅仅要求服从的话通过威逼利诱也能做到——而是要让对方自发地遵从社会固有秩序、追求人生使命,以实现自我的终极解脱……

我们许多人想象的不同的是,终极的精神控制其实会让人产生幸福感。一个人幸福与否,跟“拥有多少”没关系,只跟“想要多少”有关;长期被宗教洗脑的印度人,更能够心甘情愿地接纳命运的不公正,幸福感自然比较高,身心也更健康。我去过中国最贫困的大凉山地区,也去过印度的许多贫民窟——虽然他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精神面貌却完全不同。大凉山无论男女老少,大都死气沉沉郁郁寡欢;而印度贫民窟里却多是欢声笑语,见到外人热情而自信,对自己的境况十分坦然。他们虽然身处社会底层,却并不会觉得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神”的安排;只要遵从安排,下辈子自然能够苦尽甘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心态的

我行走在印度各地时也发现,印度人普遍身心健康、性格开朗自信,个个都是“社交牛逼症”;即便印度社会是如此不公,也很少会有怨天尤人。在普遍性层面上,印度人的情商相当高、口才相当好,擅长讨价还价和处理人际关系,能够审时度势进行变通,不像一些西方人那么轴。下层的印度人特别能够忍辱负重,对各种不公平的现象忍受阈值极高,懂得察言观色,在表面上十分顺从,但事实上会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捞好处;与此同时,上层的印度人大都思维敏捷言语健谈,特别会扯犊子、画大饼,由于他们展示出来的充分自信,即便他们是在夸夸其谈,也会让你觉得可以充分信赖他们的“真诚”,堪称天生的PUA大师……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同社会等级的印度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不断磨练出来的——被管理的人越来越刁,管理的人越来越精——此乃精神控制与反精神控制的“军备竞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互之间斗智斗勇的必然结果。

印度人的刁钻精明绝非我一家之言,但凡跟印度人做过生意都必然有类似的体会,这种刁钻甚至曾经让英国殖民者都犯难。大家别看英国殖民了印度那么久,他们虽然能够征服印度,却并没有能力直接管理那些印度人。英国人当时如此评价典型印度人——做事被动、愚昧、奇葩,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背地里诡计多端。(as passive, ignorant, irrational, outwardly submissive but inwardly guileful.)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对典型印度教徒的直接管理,一方面,他们找非典型印度族群进行合作,比如跟帕西人在商业上合作,跟锡克人、廓尔喀人在军事上合作;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代理人制度对殖民地进行管理。大家都知道英殖民时期的印度由数量众多的土邦构成,土邦制度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莫卧儿帝国封建制的继承,只要土邦主不反抗英国,他们就能高枕无忧地继续当自己的土皇帝。英国对不同土邦的控制程度差异很大,有的土邦如海得拉巴,享有近乎完整的独立君主待遇;有的土邦则名存实亡,土邦主的权利被削减架空,或者索性因为绝嗣、违约等原因被英国收编为了“省”。但即便如此,英国人也只会派遣接受过英国教育、懂英语的印度人进行直接管理,英国官员所要做的则是管理这些受过英国教育的印度人。

就我的体会而言,别说是从前那个土邦林立的英属印度了,哪怕是现在这个联邦制的印度共和国,管理起来都是一个噩梦——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印度人才知道怎么管理印度人,这是经由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培养出来的默契,只有印度人自己最熟悉印度社会的运作方式

我在印度期间发现印度官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猫鼠游戏”层出不穷,那些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往往能够准确地对老百姓偷奸耍滑的行为做出各种预判,提前堵住一些漏洞,而老百姓也往往很快就能破解……由于印度人民深谙各种变通之道来应对政策,时常令连最老辣的管理者都束手无策。一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上来、老奸巨猾的莫迪,在印度人民偷鸡摸狗的智慧面前,有时候也不得不败下阵来。比如说2016年莫迪为了整治黑钱颁布了“废钞令”,他费尽心机想要暗渡陈仓给黑钱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最后还是有多达99%的现金得以兑换洗白,“废钞令”事实上以失败告终。

政府被逼得没办法了,有时候甚至不惜用违法的方式来执法。印度的司法黑暗乃是著名的社会现象,印度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栽赃嫁祸可谓司空见惯。有时候这勉强算是法外执法的“正义之举”,比如警方明知某些黑帮杀手身背数条人命,却没有证据将其绳之以法,于是通过在街头“偶遇”将其直接击毙,然后伪造现场统一口径指控其主动袭警,反正也是死无对证;有时候这种做法却会造成不负责任地栽赃构陷,警察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一口咬定某嫌疑人是罪犯,会通过伪造证据逼迫其认罪。譬如我在印度集中营里的墨西哥籍狱友马丁,根据他的自述,他的前妻在印度遇害后,他被警方视为第一嫌疑人,警方为了结案伪造了他到过抛尸现场的证据,令他身陷囹圄,至今还在不断上诉……(参见《集中营六记(四)逸闻记奇》)

由于官僚体系臃肿、变通之道繁多,长期以往便造成了印度的一个奇葩现象——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普遍性违法——一些法律禁令由于矫枉过正的不合理性变得形同虚设,老百姓违法行为普遍存在。执法人员和管理人员自己本身其实也是老百姓,对老百姓的欺瞒做法心知肚明,根据你是否“进贡”来决定是否“纠正”你;碰到贪心一点的官员,就算你没问题也会编造点问题出来,以作为索贿的借口……不夸张地讲,印度社会的各种“潜规则”比我们中国还复杂,正因如此行政效率才会如此低下。

说这些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管理的恐怕就是印度人,因为这是一个游戏规则高度复杂的人情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精神控制传统的宗教社会。在印度文化下成长起来的管理者都是极品人精,有着超高的情商,老于人情世故,精于精神控制,个个都是让你感到可以充分信任的PUA大师……当他们走上世界舞台,会发现自己早已见识过了最黑的黑暗,从地狱难度来到了新手村……

关于思想自由

有人肯定要说,这有啥?我们中国对管理者的选拔不也是大浪淘沙吗?我们中国不也是关系复杂的人情社会吗?我们的管理精英怎么就不如印度人了呢?

须知,印度人在管理的过程中并不会用权力来压制你,不会要求你绝对服从,更不会不许你发表观点;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依然能保持思想活力和自由

再怎么不喜欢印度的人,都无法否认印度社会文化的多元和思想的丰富;我们中国无疑在很多方面都比印度强,但宝莱坞电影绝对可以甩我们中国电影几十条马路,这就是思想开放所带来的文化繁荣。之所以印度的思想可以这么丰富,首先是因为印度教本身上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不需要通过严密的组织或者对政治的参与就能够通过社会运作自发地维持,对于思想抱有开放的态度与宗教本身的存续并不冲突

相比之下古代中国虽然有三纲五常等社会伦理,也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传统民间信仰,但没有类似印度教种姓制度那样绝对不可触碰的最高秩序,也没有印度教那样世俗与宗教相统一的、全民实践的世界观体系。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世界上最牛逼的存在是“天”,但没人能说清楚“天”究竟是啥;人间的最高权威皇帝只是“天”在民间的代言人,德不配位老百姓能够“替天行道”颠覆皇权,并不会绝对盲目地服从——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可以说是最高秩序的缺失,需要通过思想管理来维持秩序。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类的宗教社会虽然有“唯一真神”这个最高秩序,却也特别害怕“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因为一来“全知全能全善的唯一真神”这个设定存在许多逻辑上的漏洞,二来这个“唯一真神”需要竞争上岗,上帝跟真主究竟谁才是唯一得先互相掐一架再说……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搞起思想管理毫不手软,一言不合就大搞宗教迫害,比方说烧死了主张泛神论和日心说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

说白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行“思想管理”的宗教迫害,其实技术含量很低,靠的是暴力机器维系自己的绝对权威,把“异端”都送上火刑架就完事儿了,十分简单低级粗暴;跟印度教那种高技术含量的PUA精神控制大师完全没得比

肯定有人要问“精神控制”和“思想管理”的区别——精神控制就好像你甜言蜜语哄女朋友,那姑娘明明有许多的选择,却偏偏对你死心塌地;思想管理则好比你不许自己的女朋友有任何其他男性朋友,她的生活中只许有你一个男人。两者孰高孰低可见一斑。

印度教之所以发展出强大的精神控制力,除了印度教本身的特点之外,一大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从未能够实现思想管理,把所有的技能点都铆足了劲儿点在了精神控制的技能树上。思想自由开放的环境会迫使精神控制力不断提高——就好像你女朋友有很多追求者,可你又没本事把这些追求者都赶走,于是只好努力提升自己哄骗女朋友的本领。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有两种宗教思想,一种不允许你有任何质疑,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它都是唯一真理;而另一种思想在大家的讨论、质疑中不断补充发展自己的学说理论,显然后者的生命力更强,更能够蛊惑人心。像佛教、印度教这种吠陀宗教,都是在众多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才发展起来的,非常注重“因明学”(Hetuvidyā)——也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能言善辩”乃是其基本功,不但嘴皮子功夫了得,而且擅长批判性思维。当年玄奘法师印度求法期间,在曲女城无遮大会上凭着天下无敌的论辩术名震天竺,所运用的正是因明学。

由于南亚地区的邦国林立高度散装,自古以来都没有机会对思想进行统一,这就使得印度成为了各种思想流派的摇篮,正可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印度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差别其实比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差别还大,却彼此相安无事。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印度教和佛教之间也有过互相穿小鞋的教派竞争,但都属于局部地区的小打小闹,远远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当时佛教、印度教更像是吠陀文明体系下的两个不同思想流派,参见《被重新发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这跟南亚思想的自由开放分不开——只进行精神控制,却没有配套搞思想管理,放眼望去古代历史上似乎只有南亚独此一家。

越是散装的地方,对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就越高。只要对印度历史稍加了解就会发现,古代印度次大陆统一程度最高的两个时代,恰好就是思想最不自由的时代——其一是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时期,由于阿育王独尊佛教,让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阿育王统治前期相当专制,对“外道”进行过屠杀,后期才容许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存在;其二是奥朗则布统治下的莫卧儿王朝,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对其它宗教的包容度急转直下。归根结底,排他性的“思想管理”几乎是“大一统”的必然特征,所幸这些“大一统”都有如昙花一现,印度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才保留了下来。

包括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在内的南亚地区不同流派的吠陀宗教,长期以来都在相互竞争中持续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在质疑的过程中不断自我修正完善,所以才会在15世纪的时候还能够创立出融合印度教虔信派(Bhakti)和伊斯兰教苏菲派思想的锡克教,并发展为当今世界的第六大宗教。宗教归根结底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法,吠陀宗教用于解释世界的核心观点立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虚幻的”,这个观点不但无法证实或证伪,可能产生的逻辑漏洞也要远少于一神教所主张的“全能全知全善的唯一真神”再加上吠陀宗教不是靠禁止其他思想流派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而是通过自我的调整和重组来保持竞争力。正因如此,不管世界怎么发展,吠陀宗教都能进行逻辑自洽的调整和适应,诸如轮回转世、因缘果报这些古老的世界观,即便在当今社会依然能够焕发活力。

在秦朝开启大一统之前,中国的思想也很多元。春秋战国时代为啥能百家争鸣?不就是因为散装嘛!你的学说在这个国家不被接受,可以去别处碰运气,很多春秋战国的思想家都是这样到处游说到处碰壁百折不挠才最终得到认可的。孔子早年曾在齐国受到排挤,齐国的大夫甚至想要加害孔子,亏得他有鲁国这条退路,否则咱们历史上可能就没孔子这号人了。大一统之后,这退路就没了——说错一句话轻则仕途不保、重则脑袋不保……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智慧就是“明哲保身”,在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都非常谨慎,整个社会环境也不鼓励你太有想法

南亚地区思想开放的传统,一方面保持了思想的活力,使得印度人非常擅长批判性思维,在表达观点时毫无顾虑;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自信。

我们经常会觉得印度人有种“蜜汁自信”,非常傲慢自大,这正是源于他们对印度文化的自信。思想开放必然伴随文化自信,只有自信的人才愿意接纳不同的观点,才敢于面对各自各方的质疑印度人虽然在物质上十分崇洋媚外,但似乎在文化上确实不鸟西方那一套,有着自己的坚守——至少明面上不鸟(潜移默化受影响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你会发现印度裔妇女即便移居别国,还是会在日常生活中身穿自己的民族服饰。有了自信能够大大提升精神控制力——只有自信的人,才更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就像我前面说的——哪怕我明知一个印度人在满口跑火车,可他那副言之凿凿的模样,就是让你觉得可以相信他。

说起印度的文化自信,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就是辨喜(Svāmi Vivekānanda,斯瓦米·维韦卡南达,1863-1902年)。对内,他借鉴了基督教的社区服务概念,赋予了印度教徒宗教使命感;对外,他在19世纪末将经过改良、用西方价值观重新包装过的“新吠檀多”灵性文化输出到了欧美,在欧美国家获得了强烈的反响,现在许多欧美人民痴迷于灵修、冥想、瑜伽,追根溯源都是当时辨喜种下的因。

辨喜成功对外输出印度文化的壮举,对于彼时迷失在殖民文化中的印度人民仿佛一盏指路明灯;他让印度人民看到——印度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有能力影响和改变世界。这使得印度人民对自己的文化突然间自信爆棚,间接促进了他们对独立的追求。(参见《是什么让莫迪成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简史》)

辨喜带来的这种文化自信影响了后来的每一个印度人,几乎就跟孔子对中国后世的影响一样,并极大推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由于长期受宗教洗脑,印度人本来就够自信开朗了,文化上的自信再一叠加,对整个印度国族产生了逆天改命的效果。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提出过一个“世界导师”(Vishwa Guru)的口号——而“世界导师”指的正是辨喜。现在这个口号被莫迪当做了长期战略,其野心是要让印度立于世界之巅,将印度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输出

印度的野心是成为“世界导师”

印度自古以来在思想上的自由开放,在如今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延续。西方社会所主张的民主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跟古代南亚的吠陀宗教是一样的——虽然在精神上控制你,却不在思想上限制你。西方民主社会也给人洗脑,但无论如何对不同的观点有极大的包容性。

客观来讲,印度的民主制度非常拉胯,既劣质又低效,并且随着莫迪政府对集权的日益收紧,印度式民主的槽点也越来越多。但我们无法否认民主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得当代印度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这点我被关在印度集中营里的时候深有感触——虽然集中营里面发生着各种荒唐的事情,但我们仍然拥有基本人权,给我们留了一扇可以将这些事情曝光出来的窗。集中营里的人们能通过示威抗议让外界知道他们处境,同时新闻媒体也会跟进报道,利用舆论来对政府部门施压,迫使政府做出相应的改变……印度确实存在许多的黑暗,但基本的民主原则让这种黑暗不至于令人绝望——宝莱坞电影至少敢把这些黑暗拍出来并展现在世人面前,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这亦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因为“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不怕扬自己家丑、揭自己短,把问题暴露出来才能加以纠正。

我承认,民主制度下的决策者有时候会被民意绑架,使得一些在长远上对国家有利的政策无法实行,比如说莫迪政府最终失败的农业改革就是一个例子;民主制度的效率在很多时候也非常低下,由于缺乏一锤定音的决策者,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不断拉锯扯皮……但对于有能力的个体发展而言,在思想开放的民主社会环境中,选择和机会一定会更多。就好像战国时代那些思想家一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你的能力实实在在,有其他阵营会接纳你。如果你想要从政,执政党不喜欢你,可以投奔在野党、反对党;如果你有独到的想法,这个公司老板不赏识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公司,总有你发光发热的机会……在这种机制下,尽管未必能保证社会和企业内部的效率最大化,然而一定能保证个体思想的活力最大化

有自己的想法只是第一步,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也很重要。表达虽然是人的天性,却并非人人都懂得如何表达。首先要有组织语言的能力,其次要有敢于吐露的勇气——这两点印度人都不缺,他们不仅会说,而且敢说。这从一些印度男人追求女生的风格就能看出来,他们看到漂亮妹子就会去搭讪,貌似从来不担心表白被拒尴尬丢人,也完全不存在“社死”这个问题——只要表白的人次足够多,总能碰到瞎了眼的女生看上自己;但你要是连开口都不敢,那就什么机会都没了。另外或许是由于印度社会浮夸成风,对于“信口开河”的包容度也很高,印度人普遍存在“轻诺必寡信”的问题——承诺的时候一口一个“No Problem”拍着胸脯让你放心,等到兑现的时候却两手一摊挠挠头。

作为我们中国人无疑会觉得他们不靠谱,因为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文化里,非但话不能说得太满,甚至很多话都不能说得太直接。“直言不讳”等同于“口无遮拦”,常被视为愣头青的特征,会觉得这样的人缺乏社会经验、没有被社会毒打过;懂得“沉默是金”才是成熟稳重的表现。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正是因为“祸从口出”在中国实在是太普遍,说错话、说大话的成本很高

但欧美社会的文化其实更加接近于印度文化,虽然不至于像印度人这么不靠谱,但他们也是允许说话有水分的。这可能是因为在这种老百姓投票选领导人的民主国家,政客得要敢于自我营销自我吹捧,才能获得选民的青睐;你要是一开始不敢把话撂出来,别人甚至都不会多看你一眼。在欧美跨国公司里头升迁的逻辑,也跟政客搞竞选有点像——工作成绩自然是必须的,但在成绩之外,光会埋头干实事的人未必能得到提拔,那些大胆、敢于创新、敢于表达自己、敢于做决策、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更加容易得到赏识和器重——不怕你说错话,就怕你什么话都不敢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谦逊”的美德、“谨言慎行”的风格,在西方社会是个纯粹的劣势,人家根本看不懂这一套。按照他们的思维,你先得要敢吹你自己有多牛,别人才会觉得你牛;你要是谦虚地说自己不行,别人就真以为你不行了……因此惯于循规蹈矩、闷头苦干的中国人,即便专业能力再怎么优秀也很难得到升迁。中国人缺乏竞争力的同时,一些欧美国家的人也有自己的缺点——他们有时在个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太缺乏等级社会、人情社会的意识——具体表现就是 “不会做人”,很多时候脑子轴不会变通。在这种环境下,精于各种潜规则、人情世故,擅长精神控制,同时又思维活跃能说敢说的印度裔,自然当仁不让地脱颖而出。

中国几千年来思想上的大一统,间接影响到了中国企业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以及企业文化。相当一部分企业就好像传统官场的缩影,不鼓励个体太有个性和思想,直言不讳者在职场上很难生存,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管理者的绝对权威和员工的绝对顺从被视为效率的保障,整体而言容错率低,那些有能力但低调而顺从的人更容易得到提拔。所以中国社会想要鼓励创新就很难——你不可能指望既要搞创新又要不犯错。假如想要在大厂通过按部就班的晋升,最后能够幸存下来的通常都变成了老油条。打个比方来讲吧,中国人在不断往上爬的过程中,大部分人性格和思想上外露的棱角都会被磨掉;但印度社会只会磨掉性格的棱角,思想的棱角不但得以保留,还能茁壮成长。

包括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由于长期受中国影响,或多或少也都有跟中国一样的问题,在文化上偏于内敛保守。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企业里东亚裔的管理者偏少——说白了还是因为文化意识形态不匹配。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中国文化中被传为佳话,然而诸葛亮这样的人要是生在美国文化的环境中,那估计一辈子都只能“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印度文化不仅和美国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更有自己人情社会的独到优势,印度裔能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关于抱团

关于海外印度裔,还有一个很多人提到的特点是抱团,这一点也能通过社会文化来解释。

首先,印度人出海是有同乡会的,跟咱们中国浙江福建一些地方很像,一个人在外头闯出名堂了,会带着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出来求富贵。而且不同地区的印度人出海的方向也略有区别,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一窝蜂往美国跑,比方说喀拉拉邦的马拉雅利人爱去中东,泰米尔人爱去东南亚(泰米尔语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在传统上是那种对人际关系高度依赖的农业社会,社区关系非常密切;种姓社会内部的固有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卷内斗的消耗。中国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中国内部的恶性竞争几乎是一种传统,“老乡见老乡,背后是一枪”,熟人之间常会因为利益反目成仇。这可说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个副作用——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做得,我自然也做得——连一个孙猴子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坐玉帝的位子,没什么不可逾越的底线。但在印度传统种姓观念里,有些事情“只有我做得,你却做不得”。印度教徒一生下来,自带种姓社会的等级烙印,族群内部的固有秩序,使得不同个体的职责界线明晰,避免了相互倾轧。在没有外敌的时候,印度人内部也撕,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之间很分裂;可他们在面对外部竞争的时候立马能够相互合作,抱团起来一致对外。族群内部固有秩序使得他们更容易安排分工,也更容易推选出一个让所有人信服的领导来,就好像在狗的社会里,互相闻一下尿里头化学物质的气味,就知道谁是老大,避免了无谓的内部厮杀。

其次,这种能够抱团的传统,并不是印度人去了海外才有的,而是英国人教出来的。古代的印度被外族入侵的时候,那些小邦国并不知道要抱团起来抵抗,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英国人殖民印度次大陆之后,试图对不同族群“分而治之”以实现相互制衡——除了不同邦国、民族之外,他们还画蛇添足地对不同宗教群体也进行了分化,通过宗教识别分割了孟加拉省(参见《南亚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漫谈》)……没想到这一做法导致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觉醒,整个印度抱团起来把英国人赶走了;更没想到的是,当英国人这个外力消失之后,驱动印度人抱团的宗教民族主义反噬了印度,造成了印巴分治。如今的印度人,虽然平时看起来松松散散,但只要一有外力出现就会抱团。比方说假设有几个南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但在面对北印度人的时候,就团结成了泰米尔人;又假设有几个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分别是比哈尔人、拉其普特人、孟加拉人,但在面对穆斯林的时候,他们就团结成了印度教徒。

最后,中国人在职场上多少还有点习惯上要避嫌的心理。无论是中国的官场还是职场文化,拉帮结派、发展自己的小团体都是上头特别忌讳的事;还有些人则会有“内举避亲”的心态,觉得把职场上的机会和资源明目张胆地留给自己人,会显得自己不够公正无私。但印度人完全没有这个心理负担或者道德负担,他们觉得大家一起出来混,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帮自己人一把无可指摘;尤其在海外,大家都是背井离乡的印度老乡,上下级和同事之间互相包庇根本不算个事儿。伊隆·马斯克买下推特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印度裔高管提拔的小团队给炒了,因为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影响到了公司内部的公平和效率。当然,你永远不要尝试去跟印度人谈公平问题,因为印度的社会文化中“不公平”才是天经地义。我们眼中的“不公平”,在印度人看来那是神的旨意、业力的安排。

除了以上谈到的印度社会文化对印度裔优势的塑造外,还有几项“利好”也推动了印度裔在国际舞台上的崭露头角。

第一,是印度人对管理的渴望

首先,在种姓制度的价值观中,管理者属于刹帝利阶层,是高人一等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会对淡泊名利的清高之士赞赏有加,另一方面由于官场是非多、伴君如伴虎,在渴望权力的同时,人们对权力的反噬心存顾忌;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人对于进入管理层的渴望也并不特别强烈,因为社会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对不同工种的劳动者都能给予同样的收入、尊重和社会地位。但印度就不一样了,“劳心”与“劳力”乃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社会阶层,只有前者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社会地位(参见《印度人民三观之下的“八荣八耻”》)。这不仅造成了印度服务业的畸形发展,也使得印度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要跻身管理层,极为热衷报考MBA工商管理学。印度大学生考MBA的热情就跟有段时间咱们中国大学生考雅思考托福差不多——考雅思考托福的人不一定就真会出国,考MBA也不一定真的就去当管理层,但有道是“技多不压身”,当机会真的降临时,拥有MBA文凭的印度裔就是那个“有准备的人”。

第二,印度裔在欧美社会被接受的程度更高。

由于长期的政治博弈,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对俄罗斯、中国在商业上的防范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华裔恐怕很难在欧美大企业获得充分的信任;而印度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政治制度和教育体系都与英国一脉相承,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尽管印度跟俄罗斯关系密切,却依然能够获得美国的信任。首先,英语是印度最主要的官方语言其次,北印度人在人种分类上属于白种人;第三,印度本身是英联邦国家——因此从文化、血缘、政治各方面,欧美社会都会觉得印度裔比华裔、日裔、韩裔要更为亲近。尤其是在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印度裔就跟爱尔兰裔、西班牙裔一样,区别只不过在于先来后到。印度裔无论是当选美国副总统还是英国首相,其违和感都并不会显得特别强烈。

第三,印度本土的恶劣生存发展环境所迫。

印度人会成群结队去海外发展,最重要原因还是国内发展条件不好,那些能够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印度裔,在印度国内则未必能成功。印度本土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于被传统财阀所垄断,印度最知名的企业家、管理者几乎都来自于财阀集团,很少有像张一鸣、刘强东那样白手起家的互联网新贵。财阀集团同时拥有资本和政府关系,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起像Jio公司这样的通讯巨头,将印度国内的那些老牌电信企业打得左支右绌。不妨这样说吧,印度这样的国家,无论创业还是个人发展都缺乏一个公平开放的环境,自然导致了人才大量外流。对有才华有抱负却又无权无势的印度人而言,去海外反而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并且一旦出国就会千方百计扎根留下来,免得回到印度地狱般的环境。

结语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一千万印度人移民到了海外,这些人大部分都属于印度最优秀最富裕的阶层。可说印度培养出来的大量顶尖人才,都给西方发达国家送人头去了,这种人才流失是印度难以言说的痛。尽管移居海外的印度人给印度挣了不少外汇,印度裔当上不少跨国公司的CEO,官居美国副总统、英国首相更是“为国争光”挣足了面子……可印度本土却依然还有许多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

因此不少中国人听闻印度裔担任英国首相的新闻后,颇有些不以为然,有的人认为正因为首相自己是印度裔,所以为了“避嫌”可能反而会对印度不利;也有人觉得这些海外印度裔的成功并不能帮助到印度老百姓……

我觉得吧,只要这些新闻能够增强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那么对印度整个国家就有极大的助益。正如同我们中国人不会去纠结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是否中国籍、这个诺贝尔对中国有没有实际的好处,或者奥运健儿摘金夺银是否会让我们的收入增加;印度人显然也不会在乎那些印度裔成功人士跟印度的联系究竟有多密切。海外印度裔有了出息,其意义在于光宗耀祖,由此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能够实实在在地让印度人民构建起更为牢固的国族认同和更为强烈的文化自信——从长远来讲,这些东西对国家产生的效益远大于单纯的经济利益。

同时,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2022年以来的国际形势对印度更是一片大好,印度在接下去几年应该将会迎来一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一些海外印度裔已然嗅到了回国创业的历史机遇,他们印度海外公民的身份、以及对印度社会潜规则的熟悉将会是个极大的优势。我个人认为今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由于印度社会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弊病,印度的人才会继续往海外流失;另一方面,在印度政府出台的鼓励政策下,在海外积累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的印度裔会纷纷回国开发印度这个大市场,为印度的经济和文化注入大量新鲜血液,实现对印度的反哺。从最近两年印度独角兽企业的爆发式增长来看(目前印度已经有超过100家独角兽企业),这种洄游式的循环似乎已经开始了。印度对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只要其政治环境能够保持稳定,其前途相当可观。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国际形势依然存在着非常多的变量,一切还未可定论;本文从文化和制度上所进行的分析,只是对整体的大趋势做出的可能性判断。

客观来讲,文化和制度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而是需要有其适应的时代和土壤。某种文化制度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优势,未必能在大环境大形势发生变化之后继续保持下去。与此同时,也没有哪一种文化和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在需要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的领域,中国固然不如印度;但要论进行社会改革、集中力量办大事,印度却也是困难重重前路茫茫……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让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输出中心;而印度文化在培养管理人才上的独特优势,则很可能会使得印度成为世界管理人才的输出中心……“世界导师”的口号,或许并不那么荒诞。

这一切只能说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的文化制度有着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优势要保持,劣势要正视;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可妄自尊大——吠陀文明固然源远流长,我们中华文明又何尝不是呢?

女博士杨君

张又普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高喊男女平等,但实际上是很难平等的,在我周围的朋友圈里,高学历者众多,但女博士的比率却很低,屈指可数,杨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人。大约在1958年前后,杨女士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干部家庭,从小聪明伶俐,智力超群,很有语言天才,身为湖南人,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没有一点地方口音。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中国的学校被关闭,但杨女士没有停止学习,她在家庭的影响下,努力学习英语,进步神速,很快就成了当地一所学校的英语老师。1976年毛泽东去世,次年恢复大学入学考试,12年的毕业生云集一堂,全中国共有570万人参加了高考,但只录取了27.5万人,大概可以说是1949年之后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吧。那一年,杨女士考取了东北某大学的东语系,攻读日本语专业。日本统治东北14年,所以那里的日语水平比较高。杨女士的大学同学们几乎全都来自东北,几乎全都在入学前就有很好的日语基础,只有南方学生杨女士一人连日语字母都没有学过。然而依靠她出众的天才与努力,很快就鹤立鸡群,傲视全班。

1981年秋季,在我们77级毕业前夕,中国进行了一次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大约有20万人左右参加了此次考试,共有9,363人获得了国内研究生的入学资格。接着,国家教委又从中选拔了900人作为出国留学研究生,这些人,一半左右被派往美国,149人被派往日本,其余的人则被派往欧洲、加拿大、澳洲等地。杨女士就是”首期留日研究生”149人当中的一人,是她们学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国派留学生的毕业生。1982年3月至9月,在大连外语学院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出国留学培训,与我同班,因而相识。到达日本后,我们又一起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再次同学三年,相互间更为熟悉与了解。

在那个时代的留学生里,共产党员人数很多,有个别人高调做人,逢人便炫耀自己是个党员,更有甚者,每个星期都给驻日使馆打电话,汇报留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弄得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见了那种党员就躲得远远的。然而杨女士却是一位谦虚谨慎、低调做人的人,一直到我们分别十几年之后,我才听说她不到二十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杨女士与一位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谈恋爱,使她在留学生中名声大噪,并引起驻日使馆的干涉与反对。1988年3月,我们博士毕业,按规定应该回国效力,然而那时我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回国。大使馆派来三位领事来到筑波大学,召集我们开会,责令我们回国。并对我们威胁道:今后不再为我们延期护照,这样一来,一年之后,我们大家就会成非法居留者。至于党员同学,不回国者一律开除党籍。那时,我们大家手中都是中国护照,无可选择,身不由己,大家吓得鸦雀无声。这时,只有杨女士一个人挺身而出,指出:拒发护照的做法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且一个人的人生应该由自己来决定,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如果认为我们花了政府的钱,我们可以连本带利退还。这种“拿钱买自由”的方法是当时东南亚各国的普遍现象,然而使馆官员们好像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方法,深感意外,并当场严词拒绝。不过一年多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国派留学生如果不愿意回国,还钱就可以了,并且还规定,以后出国的人,出国之前就要立下日后还钱的字据。我相信,杨女士是第一位向中国政府提出“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的人。当时,面对杨女士的慷慨陈词,使馆官员喝令我们大家退场,只留下杨女士一人与之舌战。当我离开会议室的大门时,回头看了一眼,杨女士以一敌三,已经泪流满面了。

拒发护照这种做法是驻日使馆的土政策,不仅违反了中国法律,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中国驻美大使馆就反对这一做法,因为这就成了申请政治避难的最有力的证据。那时为了获得合法护照、滞留海外,众留日学生们真是做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约有以下几种方法:
(1)先暂时回国,避避风头,待稳定下来之后,再重新申请护照,二次出国。
(2)设法到美国去出差,向中国驻美使馆申请护照。
(3)设法与驻日使馆的一些官员相识,私下里送一些贿赂,即可合法延期护照。
(4)设法移民加拿大、美国、或其他国家,申请其他国家的护照。
(5)其他一些聪明睿智、妙不可言的方法,这里不便于详细介绍。

2017年6月,微信群把我们这批人重新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当年的149人除12人情况不详外,137人直接或间接地取得了联系,占总数的92%。在这137人当中,有65人陆续返回了中国,有72人定居海外,回国率占47%。这个回国率与当时“首期留学北美研究生”的回国率相比,算是比较高的,这与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可能有关,并且与驻日使馆拒发护照也可能有关。在八十年代,外国留学生想要留在日本,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想要绕过驻日使馆的阻挠,合法延期中国护照,也是很难的。我相信,当年杨博士的挺身而出、舌战驻日使馆官员,为日后提高移居海外的比率,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杨女士博士毕业后,与台湾男友结婚,两人都获得了日本某大学终生教授的职务,数十年后,其夫君成了系主任级别的资深教授。杨女士婚后幸福美满,夫妻恩爱,不久就怀上一对双胞胎。杨女士身材娇小,肚子里的两个儿子却茁壮成长,体积很大,导致难产。杨女士拼尽了人生最后的一点力气,勉强生下了两位宝宝,自己却陷入深度昏迷之中,数小时之后,杨女士死于产后心力衰竭。日本是个医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产妇死亡率几乎是零,然而这个小概率事件就落到了杨女士的身上,我相信,她的去世对日本医学界都有一些影响,此后,身材娇小的女性生孩子时,刨腹产的比率可能有所增加。

杨女士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抛弃自己的共产党党籍,不惜抛弃自己的中国国籍,舌战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为众留学生日后获得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她所提议的“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一年多之后被中国政府采纳,成为后来公费出国留学的国策,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小段文章。谨以此文回忆历史,纪念杨博士短暂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衷心祝愿她冥福。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5月13日)

资料链接:
大连外语学院:http://www.dlufl.edu.cn/
筑波大学:http://www.tsukuba.ac.jp/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关于申办中国签证常见问题中英文解答

1.如果我有十年有效、多次入境的中国签证,而且还在有效期,现在能用吗?

现在不能使用。疫情期间中方对外国人入境的签证相关政策目前仍然有效,原持有效签证、居留许可(工作、私人事务、团聚类许可除外)、APEC商务旅行卡的外国人暂停入境。如近期需要赴华,可参见《关于调整中国签证申办须知的通知》申请相应签证。

2.如果我有工作、私人事务或者团聚类居留许可,现在还需要办签证吗?

要具体看。持有效的工作、私人事务或者团聚类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在赴华事由不变的情况下,可直接凭居留许可赴华,无需另行申办签证。

但是如果您的居留许可已过有效期,或者在获发其他签证后居留许可已经作废,或者您赴华事由已经发生变化,您需要重新申办签证。如果已获发Z字、S1字或Q1字签证赴华,请在入境后30天内向目的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申办居留许可。

3.我有中国“绿卡”,就不用办签证了吧?

持有效中国永久居留证件的外国人无需另行申办签证。

4.申办签证要不要交护照,对护照有什么要求吗?

申请签证需要提供护照原件,护照有效期要在6个月以上,而且需要有至少1张空白签证页。通常情况下,护照的签证页会标有“VISAS”字样。

5.办签证要交照片吗?对照片有什么要求?

需要提交电子版照片。请您在线填写签证申请表(http://cova.mfa.gov.cn/)时,按网站提示提交电子版证件照片,如果您的照片符合链接中相关要求(http://sanfrancisco.china-consulate.gov.cn/qianzhen/201612/t20161215_10372652.htm)且系统审核通过,无需提供纸质照片。如在线填表过程中提示您电子版照片未通过审核,请在邮寄申请材料时一并将1张符合要求的纸质照片寄来。

6.签证申请表需要打印和签名吗?

必须的。请您完成在线填写签证申请表后,打印出确认页及表格,并在确认页及表格第九项签名。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申请人需由父母或监护人代签。

7.我现在不在美国,能通过邮寄方式申请签证吗?

不能。如果您不美国境内,我们无法受理您的签证申请。您可向所在国家的中国使领馆咨询有关签证申请事宜。如果您的常住地在我馆领区内,可向我馆提交签证申请。

8.我不想发邮件预约了,直接把申请材料寄到总领馆,这样会比其他人办得快吗?

不仅不会快而且可能办不成。对于未按要求完成申请材料初审或未获得预约号就寄出的,或信封上标注不清、不完整齐全的申请材料,总领馆将直接邮寄退回申请人。

更遗憾的是,如果您直接寄出的申请材料中没有提供回邮信封,那么您的护照将无法回到您手中,除非您主动联系总领馆。

9.我们一家三口都通过了签证申请材料的初审,并且拿到了3个约寄号码,我们可以把3个人的申请材料放在一个信封寄给总领馆吗?

请不要放在一个信封里。为避免邮寄过程中因材料超重或过厚等原因被退回申请人,请您为每个申请人分别准备信封和办理邮寄,也就是“一人一信封(也要内装回邮信封)”。

10.我想去中国探望我的家人,他给我写的邀请函有格式要求或者参考模板吗?

邀请函无固定格式要求,但建议包含以下内容:

邀请人XX,性别X,出生日期:X年X月X日,中国身份证号XXX(或外国护照号XX、中国永久居留证件号XX),现在中国居住地址XX,联系电话XX,电邮XX。

本人现邀请以下亲属赴华探亲(或长期居住),拟X年X月X日赴华,停留期XX天。被邀请人信息如下:

姓名XX,性别X,出生日期XX,国籍XX,护照号XX,与邀请人的亲属关系是XX。

本人承诺上述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责任。

邀请人签字  和  日期

邀请函可以是传真件、复印件或打印件,且必须有邀请人的签名。不接受电子邮件正文作为邀请函。必要时,领事官员可能要求申请人提供邀请函原件。

11.在美国出生的有中国血统未满18周岁的申请人申办签证时应该如何准备材料?

要看此类申请人是否为首次办理中国签证。如首次申办中国签证,除常规申请材料外,还需提交申请人出生证(原件或复印件将根据申办签证类别有所区别),父母双方的护照个人资料页复印件,证明父母在申请人出生时所持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状况的文件(如美国“绿卡”等)。如申请人此前已申办过中国签证,需提供常规申请材料(含原签证复印件)。

12.我已经办好了中国签证,但因机票等原因改变了旅行计划,可以在总领馆改签或者延期吗?

签证申请一经批准,不可更改,也不能延期,费用不予退还。在未收到总领馆颁发的签证前,建议不要购买赴华机票。由此可能产生的损失,将由申请人本人自行承担。

13.我有近期获发的有效签证,一定能入境中国了吗?

不一定,取得了签证并不意味着可以当然入境中国。中国边防检查部门将依据中国法律和规定,在口岸做出是否准予你入境中国的决定。

14.为什么发给我的签证种类跟我申请的不一样?

领事官员依据申请个案决定是否颁发签证、以及签证的种类、有效期、停留期限和入境次数。

15.办理签证需要多长时间?我提前多久申请合适?

一般情况下,自收到符合要求的邮寄材料之日起,约4个工作日内总领馆将完成签证审发。如邮件的纸质材料不合要求,将需要更长时间。您在邮局或快递公司系统中查到的送达时间不一定是纸质申请材料邮包的实际送达时间,一些邮包会延迟到馆1至2个工作日。

一般情况下,建议在计划入境中国前一个月左右递交签证申请。

16.只要我通过初审寄出申请材料就一定能获发签证吗?

在线初审通过并不一定会获发签证。总领馆在收到申请人邮寄的纸质材料后,将进行复审并决定是否颁发签证。如颁发签证,总领馆会将护照和签证寄回申请人;如不颁发签证,亦会寄还护照并退回签证费用。

17.我对办签证不是很了解,是不是要找个有经验的人或者中介机构代办?

个人信息诚可贵、委托代办需谨慎。申请人可自行完成签证申请,无需寻求他人或中介机构代办。如委托他人或中介代办签证,可能因他人或中介的违法行为,影响最终申请结果或产生其他不利于申请人的后果或法律责任,这些都将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18.我现在人在中国,签证停留期快到了,能把我的美国护照寄给我在美国的朋友,再由他寄给总领馆申请新的签证吗?

不可以。你必须在签证停留期满前离境,或向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咨询是否可以就地申请延长停留或居留时间。

19.我平时最怕麻烦,签证申请表看起来内容有点多,有些信息我不想提供,随便瞎填一下就行了吧?

不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在申请签证过程中弄虚作假,或者不能按签证机关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的,不予签发签证。对不予签发签证的,签证机关可以不说明理由。

20.签证费我能交现金、个人支票或者用信用卡支付吗?

不能。我馆目前只接受汇票(money order)或现金支票(cashier’s check),收款方请写:Chinese Consulate。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关于申办中国签证常见问题解答(英文版)

Q & A On Applying for a Chinese Visa

1. If I have a valid Chinese visa with multiple-entry and 10-year validity, can I use it to travel to China now?
No, you can’t. The arrangemen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emporary suspending for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valid Chinese visas or Residence Permits to enter the country is still in effect.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valid Chinese visas, Residence Permits (Residence Permits for work, personal affairs, and family reunion are not included), and APEC Business Travel Cards are temporary suspended to enter the country. If you need to travel to China recently, please refer to the “Notice on Adjustment of Chinese Visa Application Instructions” posted on June 13, 2022 for visa application.

2. If I have valid Chinese Residence Permits for work, personal affairs, or family reunion, do I still need a Chinese Visa?
It depends.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valid Chinese Residence Permits for work, personal affairs, and family reunion are allowed to enter China with no need to apply for new visas if the purpose of going to China remains unchanged.
If the Residence Permit is expired, or it has been canceled due to receiving other type of visas, or your purpose of going to China has changed, you need to apply for a new visa. Holders of Z, S1, or Q1 Visas are required to apply for Residence Permits from the local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within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entry.

3. I have a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t ID Card. Do I still need to apply for a Chinese Visa?
Holders of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t ID Cards do NOT need to apply for visas to enter China within the validity of the ID cards.

4. Do I need to submit an original passport to apply for a visa? What ar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passport?
Yes, you do. It is required to submit the original passport with at least 6 months of validity and at least ONE blank visa page. Usually, the visa page of a passport is marked with the words VISAS.

5. Do I need to submit a photo to apply for my visa? What ar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photo?
Yes, you do. When you fill in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online at COVA system (http://cova.mfa.gov.cn/),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to upload a digital version of your photo. A physical photo is not required, if the digital version you submit online is qualified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listed on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mfa.gov.cn/ce/ceus//eng/visas/zyxx/P020161206204655391310.jpg.
If your digital photo is not qualified according to the feedback of COVA system (http://cova.mfa.gov.cn/), ONE qualified physical photo should be included when mailing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to the Consulate.

6. Does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need to be printed and signed?
A must. After completing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online, please print out the confirmation page and the whole form and sign the confirmation page and item 9 of the form. Forms of minor applicants under the age of 18 need to be signed by their parents or lawful guardians.

7. I am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can I apply for a visa by mail?
No, you can’t. The Consulate will not accept your visa application while you are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may inquire the Chinese Embassy or Consulate-General in the country of domicile on your visa application. If the place of domicile is in the consular jurisdiction of the Consulate-General of China in San Francisco, you may submit the visa application to the Consulate-General.

8. If I mail my application documents directly to the Consulate  instead of sending an email for application preview, will my application be expedited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applicants?
No, it will not. Neither your application will be accepted, nor be expedited.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should be mailed to the Consulate AFTER being previewed by the staff and the unique mailing reference number through email being given. The whole set of application documents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applicant by mail, if the preview is skipped, or the address on the self-addressed envelop is not explicitly written, or the required documents are not included. And your passport without a self-addressed envelop will not be mailed back to you unless you contact the Consulate and send the self-addressed envelop.

9. My family of three have all passed the preview and obtained 3 different mailing reference numbers. Can we put all our documents into ONE envelope and mail it to the Consulate as a whole set?
No, please don’t. The overweight or oversized envelope could lead to the unnecessary return to the applicants during shipping, please prepare a separate envelope for each applicant, that is “one applicant, one mail (with self-addressed envelope in each one)”.

10. If I want to visit my family members in China, is there a  template or required format for the invitation letter from them?
There is no specific template or required format for the invitation letter. It is suggested to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Date of letter
Inviter’s name, gender, date of birth (yyyy/mm/dd), Chinese ID number (or foreign passport number and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ce ID card number), address (in China), phone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
Details of the planned visit: purpose (e.g. long-term family reunion, visiting family members etc.), arrival date, and estimated duration of stay in China.
Applicant’s (invitee’s) name, gender, date of birth, nationality, passport number, and the kinship with the inviter.
I promise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true. I will take all responsibility if there is any false information.
Hand-written signature

The invitation letter could be a faxed copy, a photocopy, or a printed copy with the inviter’s signature. The email text cannot be printed out and used as an invitation letter. The original invitation letter may be required by the Consul if necessary.

11.  What documents are required for the U.S.-born applicants (under the age of 18) with Chinese descent to apply for a visa?
It depends on whether such applicants are applying for a Chinese visa for the first time.
If he/she appli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ddition to the regular application documents, the applicant’s birth certificate (the original or copy will b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visa application), a copy of the passport information page of parents, and a document proving the status of the foreign permanent residency held by the parents at the time of the applicant’s birth (such as a “green card” in the United States, etc.). If the applicant has once obtained for a Chinese visa, he/she is required to provide regular application documents (including a copy of the previous visa).

12.  I have obtained the Chinese Visa, but my travel plan has changed due to air tickets or other reasons, can I request to renew or extend my visa?
No, you can’t. Once a visa is issued, it cannot be changed or extended, nor can the fees be refund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pplicants should purchase air tickets after obtaining the visa. Any possible relevant loss occurred will be borne by the applicants.

13.  If I have a valid Chinese visa, can I definitely enter China?
Not necessarily. Obtaining a visa does not mean that you can necessarily enter China. The Chinese border inspection department will make a decision at the port on whether to allow you to enter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14.  Why is the type of visa I am issued different from the one I applied for?
The consular officer decides on a case-by-case basis whether or not to issue a visa, as well as the category, validity, duration of stay and number of entries.

15.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process my visa application? What is the right time to submit my visa application?
It usually takes 4 working days for the consul to process and issue a visa after the qualified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are received. If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fail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it will take longer. The delivery time you find in the post office or courier company system is not necessarily the actual delivery time of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parcels, and some parcels will be delayed by 1 to 2 working days.
It is advised to submit a visa application about one month before the planned entry into China.

16.  If I mailed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to the Consulate after my application was previewed, is there a guarantee that I will be issued a visa?
Passing the online preview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obtaining a visa. After receiving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the consul will review the application and decide to issue a visa or not. If the visa is issued, the passport with the Chinese visa will be mailed back to the applicant. If the visa is not issued, the passport and visa fee (money order or cashier’s cheque) will be returned.

17.  I don’t know much on how to apply for a visa, should I ask someone with experiences, or find an agency to help me with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important and it should be cautious to entrust an agency to apply for a visa. Since the visa application procedure is not complicated for most of the applicants, entrusting someone else or an agency is not necessary. Getting help from an agent or agency to apply for a visa, in case there are illegal acts related with the agent or agency, it could not only affect the issuing of the visa, but also lead to possible unfavorable consequences or legal liabilities, which may be borne by the applicant.

18.  I’m now in China, but my visa will expire soon. Can I mail my passport to my friend in the U.S. and apply for a new Chinese visa from the Consulate?
No, you can’t. You should leave China before the expiry of the visa or consult with the local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extension of stay in China.

19.  I don’t want to bother filling in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which seems too much to be answered. And I don’t want to provide som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s. Can I just fill out the form at random?
No, you can’t.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Exit-Entry Administration, if the visa application process is fraudulent, or if the applicant fails to submit the required documents, the visa will not be issued. If a visa application is denied, the reasons may not be given.

20.  May I pay the visa fee in cash, by personal cheque or by credit card?
No, please don’t. At present, only money orders or cashier’s cheques are accepted. Please write “Chinese Consulate” in the blank of“Pay to……”on the money order or cashier’s cheque.

创造历史!华裔女子黄柳霜即将登上2022年25美分硬币! A面华盛顿 B面黄柳霜!

作者:  华裔人物早餐会    (转载)

美国铸币局公布了五位美国女性先驱的完整名单,从Maya Angelon到黄柳霜,这些女性先锋今年起将出现在美国25美分硬币上,她们将成为“美国女性铸币计划”的首轮展现面孔,黄柳霜Anna May Wong是目前入选该计划的唯一一位华裔,同时也是首位被刻上美国硬币的华人女性。

今年起,华人黄柳霜将和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总统并列在25美分硬币上,开创历史。
一个变卖全部家当,支持中国抗战的传奇女性之珍贵历史影像,从误解到理解,需要近百年的时间来佐证。

01

华裔登上美元第一人

据华裔人物早餐会了解,今年起,上述5位杰出女性的头像将首先出现在美国25美分硬币的背面,(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将继续保留在硬币正面。)这些女性曾被他们从事的职业拒之门外,也曾经被误解,歪曲,但她们的优秀,坚韧,让他们成为那个职业的代表,个中故事虽有辛酸和波折,但不妨碍她们波澜壮阔,开拓进取的人生讲述,在这其中,一个华人的故事更显得弥足珍贵,成为我们缅怀的前辈。“美国女性铸币系列”是从2022年至2025年发行的一套25美分的硬币系列,以纪念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生效一百周年。该系列硬币的正面为美国国父兼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头像,硬币背面将纪念一名杰出美国女性。被表彰的女性需在选举权、民权、废奴、政府、人文、科学、太空、艺术等领域中对美国作出卓越贡献,并来自不同的种族和地域背景。黄柳霜是唯一中的唯一。

 

她背负争议,行走于东西方的无间道上,她出演过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双色胶片电影,但是在100年前那个保守时代,父母曾反对说,每拍一部电影,就会掉一次魂儿,她突破政治、种族和性别的藩篱,在排华风潮及国人质疑声中成为引人瞩目的国际明星,在群星闪耀的影史黄金时代留下一道别致的东方魅影。

 

她去世后,好莱坞的华人女演员有一段时期的空白,随后才有了卢燕、陈冲等。即使在今天,能晋身好莱坞担纲的华裔演员仍是屈指可数。但在电影才发明了十几年时,黄柳霜却敢冲破桎梏投身好莱坞,大胆前卫。她也是无声电影时代好莱坞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华裔女星。有关她生平的两部纪录片和英文传记也相继问世。她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果敢和坚强的品质,成为开天辟地的好莱坞华裔女星。

美国历史学教授格理汉·何杰说:“如今,再找不到一位华裔女星的成就,足可与黄柳霜媲美。”

02

黄柳霜是谁?

她是首位美国好莱坞的华裔明星,是侨居外国华人中最早的小明星。1919年仅14岁的黄柳霜就在美国好莱坞电影《红灯笼》一片里登上银幕。1921年,参演的美国电影《人生》上映,她在片中饰演男演员Lon Chaney, Sr.的妻子;1922年,出演美国电影《海逝》。1924年她在美国大明星范朋克主演的《巴格达窃贼》中扮演蒙古女孩而出名,该影片在中国上映后,她的名字遂为国人所知。

1929年黄柳霜离开好莱坞,在德国与英国合拍的《歌曲》片中饰演主角,由于能歌善舞,加上精湛的演技,遂在欧洲走红。随后她漫游欧陆数载,又频繁来往于好莱坞与欧洲,拍摄了《应卡迪利大街》、《爱情的火焰》、《中华儿女》等片。1932年她返好莱坞加入派拉蒙公司主演了《龙女》一片,在国内声誉大振。

在西方公众眼中,黄柳霜是一位跨时代的传奇华裔女性,她从默片时代崛起,经历了好莱坞电影的黄金时代,是许多人心目中“20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裔影星”,完美地展现了“中国女性之美”。

很多人不知的是,三十年代,她也曾经毅然回到祖国,变卖自己珠宝家当,全然支持抗战,一个弱女子,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罕见。

鉴于黄柳霜作为首位闯荡好莱坞并且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名的华裔女演员,她还与朵乐丝·德里奥、多萝西·丹德里奇、梅·韦斯特及玛丽莲·梦露成为“好莱坞银铸四淑女眺望台”的雕像人物。

 

从百度到维基百科这样介绍她:黄柳霜(1905年1月3日 – 1961年2月3日),职业姓名为安娜·梅·王,是一名美国女演员,也被认为是第一位华裔好莱坞电影明星,第一位获得国际名声的华裔女演员。她的职业生涯横跨无声电影、有声电影、电视、舞台表演和广播。可以说,她实际上是第一个红遍好莱坞的华人女星。

黄柳霜祖籍广东台山,是移民美国的第三代华人,其家族赴美的第一代是黄柳霜的祖父,是最早一代到美国加州淘金的华工。黄柳霜的父亲黄善兴,当时在洛杉矶唐人街附近开了一家名叫山姆·基的洗衣店维持生计。母亲则主要帮助父亲照顾家人。

据相关资料介绍,黄柳霜家里兄弟姐妹八人,她排行老二,黄柳霜由于喜爱表演,很早进入片场,成名后仍与家人住在一起,八兄弟姐妹除了她以外,其他七人都受过较好的高等教育,而她则负担了手足的教育费用。

 

1929年,主演英国电影《唐人街繁华梦》;凭借在该剧中的演出,获邀出席英国王室宴会;

 

1932年,与玛琳·黛德丽合作主演美国电影《上海快车》,该影片在美国取得了370万美元的首映票房;

 

1936年,首次抵达中国开启为期九个月的寻根之旅,并拍摄纪录片;
1951年,主演美国电视剧《柳霜夫人的画廊》,她在剧中以本名出演;
1937年,主演电影《上海女儿(Daughter of Shanghai)》
黄柳霜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在有一颗星星的华人女演员大名在刻,黄柳霜(Anna May Wong)无疑是第一个,1960年,作为首位华人在美国好莱坞星光大道留星;除此以外还有李小龙、成龙、陆锡麟、刘玉玲,那是后话了。

 

1961年2月2日56岁的黄柳霜在公寓因心脏病发作病逝,死后被安葬在母亲的墓旁,墓碑上无任何表明她身份和人生轨迹的文字。这位风华绝代的华裔女明星,这位曾经惊艳西方世界的东方美女,就这样消失在时代了浪潮中。

 

2020年,谷歌的首页换成了她的经典形象,以此纪念这位华人女性,这位开拓者。
无论100年前民国时期的《良友》《北洋画报》,还是同时期的欧美画刊,令人感慨的发现,黄柳霜无疑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封面人物。

客观讲,她是民国时期成就最大的女演员,二十世纪时尚界的风向标杆,传统华人的家庭教育,塑造了她骨子里也是一个身怀家国情怀的奇女子。

但在中国,她却备受冷遇和排挤,甚至去世后仍长期遭到误解。1942年,作为蒋介石特使的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受到了整个美国的欢迎。按照行程,接下来她要参加一个由好莱坞组织的明星茶话会,但宋美龄却特意托人转告主办方,点名不希望黄柳霜出现在现场。

 

03

人生故事再检索

1905年1月3日,洛杉矶唐人街,一户开洗衣店的贫穷家庭迎来了一个女儿,她就是黄柳霜。

幼年时黄柳霜被母亲抱在怀里

黄柳霜的父亲有两房夫人,生了8个孩子,黄柳霜排名第二。父亲是个思想传统的华人,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去读书,黄柳霜小学的那段时间,是好莱坞电影方兴未艾之时,看电影成了时髦。九岁时,黄柳霜收到了洗衣店一位慷慨顾客的小费,于是她拿着小费去看了人生的第一场电影。

从那时起萌生的明星梦,改变了她的一生。

电影镜头五彩斑斓的鲜丽故事,成为年少的黄柳霜内心最向往的世界,她最喜欢做的事除了看电影,就是独自排练电影里的桥段,经常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甚至嚎啕大哭。

当时在默片时代的好莱坞,常常拿挖苦东方人或丑化华人的故事作为拍片的题材,因而也时常到唐人街出外景,就地取材招用华裔做临时演员。

年少的黄柳霜没事就跑去看热闹,在片场工作人员面前混了个脸熟。终于在她14岁那年,有了首次上镜的机会,在一部名叫《红灯笼》的影片中饰演一个无名的小角色。从此便在1919年,踏入星光之路。比起后来闯荡好莱坞的刘玉玲,黄柳霜的长相其实更符合大众审美。她的脸庞丰满圆润,眼神闪烁灵动,好莱坞很快看上了她,称她为漂亮的“中国娃娃”。1921年,当时还在洛杉矶念书的黄柳霜决心为了梦想放弃学业,专心做一名演员。年仅16岁,她就在电影《人生》中饰演女主角,与当时的好莱坞大牌男演员 Lon Chaney Srt 合作。

17岁的黄柳霜迎来了好莱坞首部彩色电影《海逝》,也是世界上首部彩色默片。
《海逝》里黄柳霜真情入戏的表演,为她迎来了好莱坞的认可。

在这部影片中,她饰演了一位名叫莲花的少女,她与一位白人男子相爱并生下一子,不想惨遭抛弃,最后只能无奈跳海自尽。

默片《海逝》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双色胶片电影,由于胶片损毁直到1985年修复,才得以重见天日。

黄柳霜生动细腻的表演让这部影片大获成功,接下来片约不断。但很快她发现,自己出演的角色开始趋同,那些悲惨低贱的角色命运,和好莱坞眼中华人女性的刻板形象如出一辙。

1924年,黄柳霜在《巴格达窃贼》中出演一位香艳的蒙古女奴,震惊四座。

直垂眉心的厚重刘海,一对黑亮的单眼皮大眼睛,入鬓细眉、艳丽红唇,还有一条毒蛇舔舐着她的大腿,这样充满异域风情的性感形象令观众过目难忘,这部影片也由此成为当年好莱坞最卖座的风韵片之一。
然而,那个性感魅惑的蒙古女奴就像是一个序曲,让黄柳霜再难逃离这样的人物设定。在当时种族歧视氛围严重的美国社会,她只能扮演受人轻视的苦命妓女、邪恶化身的龙女,大多数时候,这些妖艳邪恶、低贱卑微的女性角色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唯唯诺诺地屈从于命运和男人的淫威。

这种片面理解东方的的表演,让一些华人们对她集体反感,在那个年代,就连她的家人都公开表示:她每拍一部电影,就会掉一次魂儿。黄的父亲认为当时华人地位这么低,没钱又没背景,根本不可能出头,可黄柳霜不听老爸的,书不肯读,家里给她安排相亲也不去,她就是一心想拍电影。为此,她跟家里关系闹得很僵,这也成了她一辈子的心结。

1928年,黄柳霜厌倦了总是在影片中担任千篇一律的同角色,不愿再为华人女性形象蒙上黑纱,她决心离开好莱坞,去欧洲闯荡。

离开好莱坞,她先是在德国以主角身份出演影片《歌》(Song),从英国到荷兰、从西班牙到意大利、从匈牙利到罗马尼亚等,各国媒体不厌其烦地用大篇幅报道她。

黄柳霜的写真集刊登在法国发行全球的《名利场》杂志

1929年,她主演的《唐人街繁华梦》继续轰动世界,堪称默片时代英国电影经典之一。

短直发、高颊骨、红嘴唇,她的形象一度被视为东方情调的现代女性代表,妆发技巧也被英国少女们争相模仿。

接下来,她又陆续主演了《爱比刀更利》、《爱之火》等有声电影,同时录了法语、英语、德语三个版本的台词。

在欧洲广受好评的黄柳霜再度进入了美国派拉蒙影业的视线,这趟歌舞升平的欧洲之旅也使得她在美国的地位有所提升,之后她参加了百老汇舞台剧《On the Spot》的演出,颇受好评。

《纽约时报》称她为“不可思议的纯情玉女”

每次登台未启幕之前,她都会说几句声明:“无论我扮演的角色怎样,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全体,希望各位在座不要误会。”

随后,黄柳霜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然而,黄柳霜的如日中天,在当时并不代表她被好莱坞纳入完全主流。

她很早就看中了赛珍珠写的诺贝尔文学奖巨著《大地》,希望饰演里面的中国农民妇女阿兰,这是第一次在大荧幕中展现中国人的正面形象,因此她费尽心思、百般争取,可结果,米高梅公司选择了一位白人演员出演。拒绝她的理由是:“你太「东方」了。”

德国女演员露易丝·雷娜凭借在《大地》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第十届奥斯卡影后。如果历史有假设,是不是黄柳霜已经为华人创造了奥斯卡影后的奇迹?

在好莱坞保守排挤和歧视,心灰意冷的她决定回到中国寻根。她说:“虽然像父母一样在美国出生,但是我却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

然而,当她乘坐的邮轮穿过太平洋时,国内的批评和非议已经如尖刀利刃般涌来。因为她饰演的角色衣着大胆暴露、扮演角色的身份低贱,在当时的中国被贴上了“辱华”的标签,“给中国抹黑的傀儡”。

《大公报》甚至批判她:羞为华人并且专辱华人的黄柳霜,因为惯演作践华人的片子,亦出了名。

黄柳霜无奈地解释说:“那些角色即使我不演,也会有别的白人来演,与其让他们演,还不如我演,那只是一个戏剧。” 而我会失去仅有的那一点‘中国人演中国人’的机会,反而更没有机会维护华人起码的形象”

她个人的世界里,实际上一直不断试图扭转外界对于东方形象的误解,然而她只身闯荡好莱坞,所能做到的实属杯水车薪。1924年,她曾经筹集了40万美金,交给投资人,去投资一系列展示“中国传奇”的电影。可是投资人转手将这些钱投入进股市,电影计划随之泡汤。

这个东方美人的背后,深藏者无奈的家国情怀。无人知晓的时代环境。但是,她的勇气和果敢,她传递的东方气质,时至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近100年前,她已经收获“最美丽的中国女孩”“全球最佳着装女性”“20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裔影星”等称号,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范冰冰李冰冰的时尚造型。
1980年创立的国际彩妆品牌安娜苏Anna Sui,几年前的时装秀淘T台上,灵感也来源于黄柳霜100年前的造型。

04

回到祖国支持抗战

黄柳霜对祖国怀有极深的感情,抗战爆发后,她不仅积极投身拍摄反法西斯电影,而且到处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她除了主持参加义演外,还公开拍卖自己的珠宝、首饰、服装,将钱款全部汇往国内。她的义举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著名老报人张恨水、戈公振及邹韬奋等,多次撰文赞扬她的爱国之举。

回到上海,外滩留影

1936年,作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三代,她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虽然来自各界的批判声很多,但她还是受到了影后胡蝶、京剧大师梅兰芳等社会名流的热烈欢迎。她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写道:“虽然中国对我来讲是个陌生的国度。不过,我终于回家了。”

这趟寻根之旅,也让她深深爱上了中国,她穿起地道的中国旗袍,举止端庄优雅,无时无刻不展露着迷人的东方风情。

抗日争爆发之后,她在美国多地发起抗日演讲,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并将自己在中国选购的众多珠宝首饰拿出来义卖,所得义款一分不留,于1939年汇回中国支持抗战。

在整个抗战期间,她淡出演艺圈,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留给了支持抗战,并积极投身拍摄反法西斯电影。

1937年,黄柳霜参与拍摄了《上海女儿》,在剧中出演了一位有智有谋的女英雄。随后的1942年,她又连续主演了《重庆来的夫人》、《轰炸缅甸》两部抗战片,分别饰演领导人和情报人员。

她努力维护中国人的形象,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塑造成一个真正、善良、胸怀宽广的华人女性。
和胞妹在一起

05

命运多舛

黄柳霜在事业和生活上不断的努力,并没能获得外界的认可,伴随的是误解,偏见。父母秉承着“好女不唱戏”的古板思想,并不能理解她的选择。而在情感上,同样没有一个愿意爱她、接纳她的人出现她的初恋对象是电影制片人米奇·尼兰,但对方却以“加州法律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为借口弃她而去。她也想过嫁给在美国定居的华人,但他们大多介意黄柳霜的演员身份,不敢把这样招摇的女子娶回家。

她在荧屏中诠释过许多爱情,却终其一生也没能找到幸福的归宿。她无奈:“中国男人嫌我是戏子,白人又不能与华人通婚。

1950年之后,事业的冷遇和感情生活的不顺让黄柳霜心情抑郁,不断酗酒。然而,烟酒伤害了她的健康,也损毁了她的容貌,早些年投资的房地产,成为她晚年孤独生活的唯一保障。

1960年,55岁的黄柳霜出演了最后一部彩色电影《黑色肖像》

次年2月2日,她因心脏病发作意外在家中病逝,和新年的烟火一同逝去,如同她短暂而闪耀的一生,绽放时风华绝代、惊艳世界;消逝时寂寂无声,淹没在时代的浪潮中。

她去世后被安葬在母亲的墓旁,偎依在母亲身边,墓碑上除了名字外没有任何表明她身份和人生轨迹的文字。

从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的一代传奇,作为一个生于美国、活于美国、演于美国的新女性,黄柳霜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来自族裔同胞的误解和东西方不同文化环境的排斥。

作为第一个勇闯好莱坞的华裔女性,她的出现,开启了美国亚裔演员短暂的黄金时代。

然而,站在美国排华风潮的风口浪尖,她只身面对着社会体制和普通民众的重重敌意,深切渴望回归自己的祖国,却难进难退,抱憾离世。

当我们再次凝望她的人生故事,从一个出身卑微的洗衣工女儿蜕变为好莱坞传奇,批评她“辱华”,似乎并不客观。

可能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100年前这样一位传奇的中国美人如何用独特的东方情调轰动好莱坞,以及这份美丽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助的抗争和背水一战的执着。

美丽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助的抗争和背水一战的执着。
几十年来,类似黄柳霜的个人传记介绍,中英版本已经再版多次。

只能说,在这悲剧性的一生中,她已然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记得中国有位政治人物说过一句颇为著名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华裔人物早餐会,致敬每一个认真执着的华人,当我们透过时代的偏见,在拥有独立价值观的基础上,跨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藩篱,不经意间豁然发现,很多委婉美丽,动听悦耳的人生乐章就在耳边,看你怎么发现,怎么看待,怎么理解,人生不易,发现美丽。100年后,让我们尊敬并记住黄柳霜。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4/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4. 留美科学家归国后的命运

留学生回国后,一般被安排到科学院、高等院校,极个别被安排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或者工厂。这批人有的有所作为,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

4.1 “十二年规划” 和 “两弹一星”

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制定 “十二年规划” 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规划中提出四大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参与计算机规划的有华罗庚;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马大猷和罗沛霖;参与半导体规划的有王守武;参与自动化规划的有钱伟长、罗沛霖、疏松桂。

四大紧急任务除了做规划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若干跟四大紧急任务有关的研究所,包括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机所和自动化所。”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守武] 各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系,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计算技术系。一批学数学的高年级的学生被调往计算技术系。除了北大高年级学生外,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共抽出30人集中训练、集中学习,发给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这批学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计算机的大学生。

“两弹一星”实际上是在十二年规划的前一年(1955年)启动的,在十二年规划中也将原子弹和导弹作为两项保密的紧急措施被列入规划。

当时原子弹的研究处在高度保密过程中,科学家参与此事大部分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北大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工程物理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科学家进入原子弹研制的核心部门是由于苏联撕毁协议、停止了对原子弹研制的支持才开始的。1960年,当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的科学家才有机会更深入的参与此事,当时二机部拟定了一个由中央组织部批准的105人名单。许多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的。

1960年疏松桂从中科院调到二机部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我去二机部工作是中央点名的。当时挑选了105个人,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但是留学回来的并不多。陈能宽、邓稼先、朱光亚等人,在这105个人中,他们是留学回来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不在这105人名单中,他们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学院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人。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包括四个部门,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理论部主任是邓稼先,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搞爆轰试验的,属于物理性质的;设计部主任是龙文光,主要负责整体设计、结构设计;设计部后来分为两个部分,疏松桂主要负责自动引爆控制系统,担任自动控制室主任。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疏松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 “两弹一星”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

邓稼先 屠守锷 钱学森 郭永怀 杨嘉墀 陈能宽 吴自良 任新民 朱光亚 王希季
留美归国且获得“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科学家

4.2 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留美归国的科学家虽然认为这些运动纯粹是在耽误时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运动的无情压力正在加剧。

沈善炯曾在美国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回国前,他就知道国内已经开始批判遗传学的孟德尔学派,只能搞李森科的遗传学,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国农业大学由于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转到美国。所以他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时绝口不谈遗传学。他暗暗想,回国后只搞生物化学,不搞遗传学。[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42-56页] 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科学家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思想改造?什么是学术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 “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他们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19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因为刚刚回国,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当然有极个别人挨整了。陈荣悌说:“思想改造期间,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点神经不正常。”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刘珺珺采访陈荣悌]

徐璋本(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徐璋本时所摄,1988年)

徐璋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成右派。王明贞说,“徐璋本也是右派。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个大的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因为都是我们教研组的人。当时徐璋本要组成一个党,自己起名叫劳动党,还动员我们参加这个党。……徐璋本又贴小字报,争取会员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他被抓起来了。”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后来,徐璋本被投入监狱,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1979年才出狱。

申葆诚兄弟姐妹四个,有三个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内。申葆诚说:“那时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没有告诉我。其实他们告诉我了,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时根本不知道反右运动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还以为是普通的运动。看到他们戴着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小心处事。”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注: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

申葆诚和他在文革期间揪斗时胸前挂的牌子

1957年反右运动,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晋见毛泽东,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让他去中央书记处谈。邓小平是总书记,主管反右斗争。张劲夫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张劲夫找到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余志华主编 2009,117-118页]

4.3 文革浩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 “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 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的。[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257页] 1976年5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杀的。[王友琴 2004,119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王友琴 2004,94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

周华章 董铁宝 林鸿荪 程世祜 陈天池 萧光琰 陈绍澧
文革中自杀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

文革期间被正式关进监狱的科学家也很多。我们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来清理被关押科学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谢毓章、高联佩夫妇、王明贞夫妇、王振通夫妇都被正式关进监狱了。1968年谢毓章被抓进监狱,蹲了四年,1972年获释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谢毓章]。1968年1月,高联佩和许健生被抓进牛棚,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零四个月后才获释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327-330页]。1968年3月,王明贞和俞启忠被拘捕。王明贞被关了五年,1973年11月获释。俞启忠被关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释放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89-94页]。清华大学的王振通也进监狱了,被关了三年多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补充

1950年代早期回国的严东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是上海陶瓷界的第一权威,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0年回国时工资254元。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工资停发,一个月只发15块钱生活费。平反后,一次补发工资七千余元,加上家庭存款,交了一万元党费。(由此可算出至少停发工资30个月。还好他是在科学院系统,要是在大学里遭遇更惨。)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1958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周建人批判文章。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 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与化学,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

1957年9月,姚桐斌博士和夫人从英国回国,1968年6月8日,从国外归来的姚桐斌就被批判和批斗。据其夫人彭洁清回忆,1968年6月8日,是个星期六,她急急忙忙离开学校回家。当她刚上楼,家门就打开了,保姆告诉她一个噩耗:姚桐斌被打死了。她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将她拉进了家门,并哭成了一团。

这时她看到姚桐斌“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此惨烈的场景,让她肝胆欲裂。

原来,当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姚桐斌家,先是打了他一顿耳光,接着将他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进行毒打。“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姚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嚎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这群暴徒并未甘休,继续将其拖到他们的 “总部”。待他们发现人已不行,又赶快送回了其家楼前的人行道上。

姚桐斌的邻居和保姆赶快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却被拒绝医治。邻居和保姆只得将其抬回了家。由于他头部几处受重伤,最终惨死在家中,时年46岁。据悉,操纵这起恶性事件的当权派们并未受到追究。

1969年2月3日,被批斗为 “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 的熊庆来,白天还在写 “检讨”,其中有“鞠躬尽瘁”四个字,夜晚,随着一声喊叫,他在家里去世了。华罗庚在八宝山见到熊庆来遗体时,失声痛哭。

蔡恒胜和柳怀祖是在中关村特级专家楼里长大的第二代,蔡永胜的父亲是昆虫学家、教育家蔡邦华,柳怀祖的父亲是物理化学家柳大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住进了中关村。2008年,两人组织特楼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写回忆文章,出版了怀念父辈的书《中关村回忆》。

“文革”中,中关村特级专家楼被认为是特权,成为重灾区,中关村的福利楼上贴着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中,邓稼先及其家人同样没能避免厄运。邓稼先的夫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许鹿希,先是被打成彭真、刘仁“黑市委”的“黑帮分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几乎崩溃。当时邓稼先不见妻子回家,就到北京医学院寻找。当他看到妻子被批斗后的惨景,心都快碎了。

其后,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1971年,文革狂风侵袭九院,邓稼先、于敏、赵九章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许鹿希说,那时 “四人帮” 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当时有个口号: “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其后,因杨振宁从美国来访,中共将邓稼先放回了北京。- 周陆军

蔡恒胜写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我家楼上的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 ,“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1968年,半年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失去了三位留学归来的学者。1968年10月23日,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在造反派的批斗中,50岁的结构力学家程世祜自尽身亡;12月5日,郭永怀在从清海试验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享年59岁;12月15日,流体力学家林鸿荪漂浮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的小湖湖面上,年仅43岁。

统计资料显示,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中有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审查,全院迫害至死科技人员达229位。蔡恒胜写道:“他们的遭遇都被记录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哀痛的笔下”,在《竺可桢日记》里记录的受迫害者有: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第周……

在国内没有宽松的、自由的生活环境,但是真正说后悔的人很少。在我采访的这些人中,只有谢毓章说回国后很后悔。而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王作跃和我一样,认为参加“两弹一星”的人在这批回来的人中发挥的作用较大。这批人确实不后悔,因为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有展示自己的舞台。比如朱光亚就不后悔,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回国的科学家是否后悔,跟访谈的时间有关系。如果是文革时期去采访,他们出过国,使得子女不能上大学,家庭受到了伤害,他们肯定会后悔。因为那些科学家非常看重对子女的教育。然而,当他们后来被评为院士,或者生活条件变好了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采访,他们的思想可能会产生改变。

实际上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第二点也是很明显的:凡是涉及到“两弹一星”的学科,如直接的核物理,间接的燃料、材料等等,这方面的归国学者在大跃进/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明显比其他学科要小得多,而且最后能够“青史留名”的概率也大得多。(只是说整体情况,看个体的话,比如姚桐斌在参加“两弹一星”工作后仍然被迫害致死)- 王德禄

4.4尾声

改革开放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除了作为一般知识分子经历了面上的落实政策外,还另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大约28位1954-1955年回国的科学家联合专门给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为他们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长方毅召集这批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方毅在会上讲话,说他是受邓小平的委托来开这个座谈会的,对这批科学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说,不仅要为他们平反,还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87-88页]。

与会者在会上讲述了文革期间董铁宝、周寿宪、程世祜等人自杀的悲惨经历。中科院化学所的张斌由于带手铐,手都被磨破了。当她说到自己的经历时,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会场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诉苦申冤的会议。

1979年之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的时间较少,更多的时间呆在国外。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严东生就是发挥“余热”的模范之一。

这批留美归国科学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的,拥有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

严东生有一儿一女都是在国内出生,女儿在上海交大工作,儿子据说在国外工作。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3/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3.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二波归国高潮

1953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被禁止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总理周恩来,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信。这些努力终于使中美日内瓦谈判议程上增加了扣留中国留学生事宜。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关于留学生的谈判使美国政府解除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又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回国。

3.1留美科学家争取回国自由

在日内瓦谈判之前,他们已经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 炒得沸沸洋洋。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治压力逐渐减小。中国留学生又可以聚会在一起,他们开始给各方人士写信。

那些准备回国的留学生尽管受到了阻碍,但是他们回国的心情日益迫切。他们决定给国内写信,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有一次,李恒德在费城邀请了二十多位来自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的朋友。他们共同起草了给周总理的信。1953年5月3日,李恒德、周寿宪等15人在信上签名。据说,这是递交到中国政府手里的最早的一封签名信。1953年12月21日,李恒德等留学生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费城、波士顿和芝加哥三地的15人参与了签名。

中国留学生为了将美国扣留他们的事情公开化,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撤销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第一封公开信是梁晓天执笔的,1954年3月份开始起草。1954年8月5日,他们征集了26人签名。并把公开信发给总统、48个州的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艾森豪威尔在此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但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艾森豪威尔由于准备不足,说话吞吞吐吐,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为了进一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1954年9月2日,美国中西部的中国留学生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封信是王祖耆带头起草的,有9人参与了签名。

1954年11月,中国留学生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出了公开信,张兴钤、张斌、陈荣耀、周坚、虞俊等30人在信上签名。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进一步公开化。

此外,中国留美学生曾向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寻求帮助,也向美国朋友寻求帮助。虞俊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他自己已经被怀疑是共产党了,不方便替中国留美学生讲话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48-63页]。

1954年8月,致美国总统公开信发表以后,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其中《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中国留学生进行采访,并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学生因美国政府禁令不能回国的报道,张兴钤与师昌绪、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传遍全世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7-258页]。

3.2日内瓦谈判

1954年3月梅祖彦到了巴黎。不久,他去了中国驻瑞士的大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中国官员,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5月,代表团又请他和柴俊吉去了一趟瑞士,向他们询问了很多美国方面的事情。梅祖彦和柴俊吉是日内瓦谈判时仅有的两位到瑞士与中国代表团见面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提供的信息对中国代表团的谈判十分有用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日内瓦谈判会议上释放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成为主要议题。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提出中方应该允许被扣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包含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从中国自由离境。中国提出美国应该允许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离境。

1954年6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约翰逊进行了第一次接触。6月10日,他们进行第二次谈判,中美双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数目一事达成共识,中方提出有5000人滞留在美国,但美国人对这一数字不予认可。美方只承认申请回国而不予批准的120人。

1954年6月21日,约翰逊和王炳南会谈。当时约翰逊把15位根据美国法律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的名单交给了王炳南。当王炳南提出要120人的名单时,约翰逊拒绝了。约翰逊说只要批准了,就会把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国政府。

后来,美国移民局通过调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国留学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决定给他们发放离境许可证,分批批准,每批10-15人。美国政府表示,会将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供给中国政府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64-83页]。

梁晓天说:“……美国报纸宣布放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从我收到的一封信中得知我是其中之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2页] 梁晓天实际上是第一批被批准的10人之一。在这10人中,参加留美科协并积极要求回国的除了梁晓天之外,还有宋振玉、范新弼。这10人中除了他们三人,其他的人没有被提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6页]。

李恒德曾这样回忆:“1954年的7、8月份,美国放了10个人,10月份又放了22个人,这其中有我。” [李恒德口述、王文乐整理, 神州学人,2009年8月14日] 10月份被批准的22人中还有汪闻韶、蒋士騛、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管士宾等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刘有成也回忆说:“我们同一批由美国回国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汪闻韶和李恒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3页] 这22人的名单不全,也可能有人被批准了,但是没有回国。

第三批被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是1955年4月宣布的,共76人,师昌绪就是那一批被允许回国的。师昌绪说:“之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共有76个人,包括我。他们通知了个人,这些允许回国人员的数目在报纸上刊登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有76个人。他们4月宣布的名单,我6月份就离开了美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命令。陈荣耀回忆说,他是1955年4月禁令解除后,第一批回国的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但是,钱学森仍然处于被软禁状态。他专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写了求救信,通过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寄给陈叔通。他在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深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凄凄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 钱学森的信很快转到周恩来的手中。在日内瓦谈判中,王炳南出示了钱学森的信。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宣布释放美国12名飞行员。同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妻子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张纯如著 1996,315页]。

3.3 禁令解除之后

1954年10月,梁晓天、宋振玉、范新弼3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美国驶往九龙的海轮回到国内。这是日内瓦谈判开始后,第一次坐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中国留学生的第二波回国高潮拉开了帷幕。

1954年11月29日, 从美国驶往香港的 “威尔逊总统号” 成为解禁后中国留学生回国乘坐的第二条船。这条船上有汪闻韶、李恒德、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据刘有成回忆说:“我们乘的轮船快到檀香山时,通知我们回中国的留学生到船上一间办公室集合,美国移民局的人和我们谈话,他说轮船现在快要到美国西部国境线最后一个口岸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想回美国去?如果想回去就在夏威夷下船。我们十几个人都不作声。”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1页]

1955年4月初,黄葆同(冯之榴)夫妇、王仁、张家桦、吕家鸿、谢心正、沈心立、骆振黄、郭明达、蔡君陆一起乘船回国。据王仁回忆,他们回国途中听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彻底解除了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45页]。

1955年5月初,陈荣耀(沙逸仙)夫妇、王明贞(俞启忠)夫妇、徐璋本、陆裕朴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乘船回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

1955年6月从旧金山起锚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20多位中国留学生,比如童诗白(郑敏)夫妇、钱宁、焦瑞身、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杜连耀、周同慧、刘铸晋。他们从旧金山上船,7月抵达香港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63页]。

1955年7月初,谢家麟乘坐 “威尔逊总统号”,经过二十多天到达香港。

1955年9月15日,从旧金山起航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是第二波回国高潮中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乘坐这条船回国的有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许国志(蒋丽金)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何国柱(刘豫麒)夫妇、洪用林(张发慧)夫妇、胡聿贤(戴月棣)夫妇、肖伦(萧蓉春)夫妇、陈炳兆、许顺生、疏松桂、陆孝颐、张士铎、冯启德、刘尔雄、刘骊生,以及钱学森、李正武、何国柱、胡聿贤的6个子女共计30个中国人。据许国志回忆,这是美国解禁后回国人数最多的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许国志]。因为钱学森在这条船上,很多记者纷纷想采访钱学森,所以这条船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1955年11月25日,陈能宽、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李荫远、胡日恒、郑林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1956年2月,黄茂光回国;侯虞钧回国;9月,张文裕(王承书)夫妇、郭永怀(李佩)夫妇乘坐 “克利夫兰总统号” 回国。[侯艺兵、彭继超,神州学人,2009年10月20日]

1957年1月,林兰英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2月,谢毓章回国。

3.4 政治运动阻断了留学生归国之路

1956年2月20日晚,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近期和解放后从欧美日等国家回国的700多名留学生。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重点应放在美国。” [金冲及主编 2008,1092页] 留美归国的科学家经常提到,有一个周恩来审定的争取留学生回国的800人名单。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留学生归国几乎停止了,留学生招待所几乎也撤销了,之后回国的人成为个别现象。梅祖彦说:“那时候有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在美国大概有5000个中国留学生,真正想回国的可能不到500人。而我们知道,在那2-3年里,实际上回国的只有200多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几乎没有人回来,只有个别人回来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 可以说,国内的政治运动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关闭,也关闭了留学生回国之路。

申葆诚的解释较为可信:“1956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基本上没有人回国。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热情很高,1952年回国的人多一些。1952-1958年,大家慢慢的了解到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回国的人越来越少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申葆诚] 1958-1965年,仅有申葆诚、黄敞、王天眷、谈镐生等人回国。

在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知识分子工作安排小组提交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留学生回国人数,报告说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 [金冲及主编 2008,1077页] 这个报告统计了两次回国高潮的人数,只是当时仍处在第二次回国高潮过程中,所以统计不是很全面。有一种说法是1954-1956年共回国200人。我们认为,1950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应约为1200人,其中第一批约1000人,第二批约200人。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2/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2.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1950年代初,恰是二战后留美热潮期间出国的留学生学成之时,学成归国是那个时候留学生们的当然选择,再加上留美科协的动员工作,1950年代初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到了中国。

2.1 留美科协及其影响

科协系列是世界左翼科学家的群众组织。留美科协也是在这样一种思潮下成立的。但是留美科协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多直接的影响和领导。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留美及回国事宜[彭亚新主编 2009,334-346页]。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留美高潮中,很多左翼人士甚至中共地下党员到了美国,其中有侯祥麟、顾以健、计苏华、刘静宜、罗沛霖、丁儆。这些人的赴美为留美科协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的主要的学生组织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CSCA),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随着中国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的成立提到议程。1948年年底,全国科联在美国的一些会员开始酝酿在美国成立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甚至葛庭燧、侯祥麟、丁儆、顾以健、涂光炽等人聚在一起讨论过此事。但是考虑到在美国成立一个中国全国科联的分会会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就取名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留美科协以 “响应解放,准备回国” 为主要宗旨。

950年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召开年会时集体合影

1949年1月29日,20余人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美中区”;3月17日成立了留美科协耶鲁区会,有11个会员;3月19日留美科协费城区会成立;4月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留美科协纽约区会,有35名会员;5月13日在华罗庚家中成立了留美科协伊利诺伊大学区会,会员15人。在这段时间里还有衣阿华区会、普度大学区会、俄亥俄区会、西雅图区会、印第安纳区会等多个区会。美国各地区的区会纷纷成立。到5月底,东自纽约西至西雅图已成立了13个区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从20多人发展到340人。

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50多位来自各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949年8月,全美已有留美科协地区分会19个,会员410人;到1950年3月,地区分会增至32个,学术小组达20个,会员达718人。[冯季, 神州学人, 1987年第2期56-57页、1987年第3期54-55页、1988年第1期49-50页]

《留美科协通讯》是留美科协的刊物。1949年为双月刊,1950年为单月刊,发行量最多时上千份。李恒德等三人曾负责费城区会的编辑工作。李恒德说:“留美科协成立后出版了一个刊物《留美科协通讯》,我负责编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留美科协改成在芝加哥附近开会,编辑工作转交给别人。此后,这个刊物再也没有出版。我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杂志。《留美科协通讯》的存在使得留美科协的整个经历更加明朗。”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对美国的舆论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非美活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经留美科协干事会表决,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李恒德, 纵横, 1984年第2期44-55页]

2.2 50年代初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中国学生去欧美留学,很少有人能够留在所在国。在1950年代初的归国潮中,中国留学生都怀有学成归国的心理状态。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是专门乘坐APL(American President Lines)轮船公司在太平洋往返的“克里夫兰总统号”、“戈登将军号”、“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

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于1950年8月31日离开旧金山回国时在船尾的合影

1949年9月的 “克里夫兰总统号” 上有梁思礼、陈利生、严仁英等20几位中国留学生。1949年11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葛庭燧、陆星垣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唐敖庆、陈椿庭等18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3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引用的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感染力很强,成为在留学生中广为传颂的佳句;朱光亚在回国之前就联合52位准备回国的留学生署名,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春的 “威尔逊总统号” 上有严东升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6月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罗沛霖等34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8月31日的 “威尔逊总统号” 是1950年代初留学生回国途中发生故事比较多的一条船。这条船上,留学生人数最多,共有128位。采访余国琮时,他说:“当时乘坐我们这条船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最多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们预感到美国要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大家纷纷动身回国;二是,留美科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一些人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三是,那时候学校都放了暑假,我们回国比较方便。”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余国琮] 在美国洛杉矶发生了几乎全部扣留赵忠尧携带的书籍、笔记本事件,在日本横滨发生了拘留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3位中国留学生事件,在菲律宾发生了鲍文奎被拘留未遂事件。这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预示着中国留学生回国之路将不再平坦。乘坐这条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还有邓稼先、涂光炽、叶笃正、余国琮、傅鹰、庄逢甘等人 [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58-78页]。

1950年9月开出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冀朝铸、王曾壮、张元一、张庆年等90多位中国留学生。后来又有几条船搭载部分留学生回到了中国。比如1951年2月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颜鸣皋、刘恢先(洪晶)夫妇等100多位留学生;1951年4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徐光宪、高小霞夫妇。

2.3 中国留学生尴尬的处境

1951年9月20日启程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的谢家麟、董彦曾(宋娟娟)夫妇、孙以实、方琳、张权等8位中国留学生正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然而10月9日发布的禁令波及到了他们。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夏威夷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登船,专门与这8个人谈话,出示了正式的司法文件,将他们押下轮船,不久送回旧金山 [谢家麟 2008,43-46页]。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因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美国朋友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政府就指控钱学森也是共产党员。[张纯如著 1996,253页]美国政府的指控让钱学森做出了回国的决定。1950年8月,当钱学森一家买好船票准备回国,登船前被扣留,9月7日被美国政府拘捕,并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15天后交保金获释。此后钱学森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FBI的监视中,直至回国。

1951年10月,当李恒德买好了船票准备回国的时候,宾夕法尼亚移民局把他找去,进行审问。移民局没有抓住把柄,后来将李恒德释放出来,并没收了他的护照,禁止他离开美国。移民局还让他每个月给移民局报到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1950年10月颜鸣皋在耶鲁大学已经买好了回国的船票,开船两周前突然被捕,被关在纽约的埃利斯岛,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才被释放。之后美国将其遣送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颜鸣皋]。

1951年5月25日,黄葆同办理回国手续时,美国当局以 “居留证过期” 为借口,将其逮捕,关押在埃利斯岛。1951年9月17日,黄葆同被关押11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获释。移民局要求他每周一到移民局报到一次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30-235页]。

1951年,毛汉礼被旧金山移民局逮捕。保释出狱后,他花了三年时间与美国联邦政府就无理阻挠其回国事宜打官司。直至1954年毛汉礼才得以回国。

1951年10月从纽约传来朱廷儒被捕的消息。1951年朱廷儒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硕士学位。他申请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局和归化局审问,遭到一顿毒打,并被拘禁一个星期,交保释金后获释,1955年才得以回国。

1952年1月中旬,美国宾州传来杜连耀被逮捕的消息。杜连耀在实验室赶做博士论文时,美国移民局以 “非法留居” 为罪名将其从实验室抓走,把他关在宾州移民局所在地匹兹堡。三天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帮他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被释放出来后,杜连耀把宾州移民局上告到美国移民总局。官司打了将近半年。后来移民总局说杜连耀的情况特殊,可以回国,但必须在两个月内离开美国,否则要驱逐出境。当他去办手续时,美国政府说中美现在处于敌对状态,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美国,也不许去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去了或者企图去了,就会收到巨额罚款单。杜连耀1955年6月才得以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到的难题较为严重的是被捕入狱。发生的这几个案例大部分都在旧金山、纽约等美国的大城市。这些人大部分在留美科协活动中都比较活跃。同时,钱学森的案子在其中较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案子具有很大的麦卡锡时代的特点。从这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冷战使美国整个社会充满了怀疑和不安定。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本文聚焦于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这批科学家的命运体现在对政治与科学、去国与归国、个人与国家等相互交织的多重选择之中。他们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通过国民党政府组织的留学考试出国留学的。1950年代他们中很多人想回国为新成立的共和国服务,美国政府禁止他们回中国大陆,他们却想方设法,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中国。这些科学家在新学科的建制、科学人才的培养以及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其中有些科学家尤其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和 “两弹一星” 的研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科学家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中受了很多冲击,有人被关入监狱,甚至有人自杀。在这批科学家身上能够见证科学与政治复杂的关系,能够见证冷战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1. 在中美与国共复杂关系中的中国留学生问题

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中国百年留学潮中是特殊的一批。二战使中国成为同盟国的一员,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又使中国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前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中国出现了留美高潮;后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进入敌对状态。中国留学生首当其冲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中国留学生经历了这些复杂的关系带来的波折。中国国民党政府是二战后留美高潮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共产党政府又明确鼓励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到中国。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是矛盾的,从鼓励他们回国到限制他们回国,经历了政策的演变。

1.1 二战后的留美热潮

受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留学教育几乎停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成为同盟国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国民政府开始将战后建设人才的培养提到议程。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指出战后建设需才孔亟。4月28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门“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为要”。1943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制定了《五年留学教育计划》、《1943年度派遣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和《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经济部制定了《选派国外工矿实习人员办法》,交通部制定了《派遣国外实习生办法》,此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连续多年,出现了新的赴美留学的大潮。教育部在1944春天举行了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之后,交通部、经济部都开展了选送留学生出国留学工作。[刘真主编 1980,2082-2118页]

1943年12月,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7人,被录取人员于1944年秋陆续赴美。之后,清华大学举行第六届公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人。1944年12月,教育部举办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共录取209人。1946年7月,教育部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等九地各设考点,同时举行公费留学考试。是年7月,第二届自费留学生考试与公费生考试同时举行。共录取自费生1900人,其中赴美留学者至1947年10月已逾千人。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以外汇支绌为由,宣布暂停留学考试 [李喜所、刘集林等著 2000,122-128页]。

民国32年(1943年)9月2日,中国第二届自费留学生乘戈登将军号邮轮去美国,在邮轮上的合影。

在技术发展领域,国民政府考虑派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1946年俞大维找到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委托他们三位帮助选派一批青年去美国学习如何制造原子弹。后来,他们选派了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王瑞駪于1946年5月从上海启程去了美国 [何学良、李疏松、[美]何思谦 2007,13页]。

同时,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认同和平建国之道路。中共也开始考虑战后成立联合政府,暗中选拔并资助了一些地下党员,让他们通过国民党组织的考试后出国留学。罗沛霖、张大奇和王天眷都是共产党支持并派到美国去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罗沛霖、杨敏茹]

这样就形成了二战后的留美高潮。这一时期,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人约占80%。

1.2 中美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演变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内政权后为进行战后建设,急需懂科学技术的人才。此时也是留美科学家学成之时,中国政府要全力争取、动员他们回国参加建设。

中国政府曾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48年,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共产党员杨刚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留学生的情况。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1949年夏,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周恩来明确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于杰 2010,5页] 同年9月,徐鸣再次赴美,把动员留美科技人员回国作为中心任务。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 “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招待及介绍工作、学习,以及对在外留学生的调查、宣传、接济等工作,高教部专门在北京西单的旧刑部街10号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作为归国留学生安排工作过渡期间的专用招待所。后来,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 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而此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却充满了矛盾,摇摆不定。美国政府受到日益加深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从大的方面讲,以美国移民局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当中国的内战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经济来源时,美国政府给中国留学生提供资助;当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时,美国政府出钱给中国留学生买船票。然而,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的日益加深,美国政府鼓励甚至下令驱逐一部分中国留学生。随着冷战的加剧和国共内战,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尴尬,他们手里仅有的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被没收了,各地相继出现逮捕中国留学生的事件。后来,美国政府下决心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

美国政府政策的摇摆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内政治诸多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由于国共内战,使向中国留学生汇款的渠道被切断了。中国学生面临着经济来源的问题。1948年美国国务院拨款8000美元,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又拨款50万美元,1949年10月美国国会同意从原来准备给国民党政府援助资金里拨出400万美元,用于救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1950年6月,美国国会又专门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China Area Aid Act of 1950),允许政府拨款600万美元,用于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救济工作,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55年,总计花费800万美元左右。这些资金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解决了暂时的经济困难。比如师昌绪就曾拿了半年的资助,“美国移民局说,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有什么困难,美国国务院给提供生活费。当时我就领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费。那些钱是当地的州政府给提供的。”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钱学森被扣留以后,美国国务院召集了十个大学的校长,开会问他们如何对待那些被扣下来的中国科学家,采取什么政策?因为像钱学森这样的都想回去。一般情况下,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都要回国,美国不允许他们留在美国工作。美国总统想知道,是只扣留钱学森,不让他回国,还是把其他人一起扣下来?这十个大学的校长说,绝对不能让这些人回去,尤其是学理工的。”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何国柱.] 在钱学森之后陆续有一些科学家被美国政府拘留。中国留学生不能接触保密的项目,个别人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仅吊销了他们的护照,还禁止他们回中国。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态度逐渐明确,这就是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慢慢地,学理、工、农、医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回国,学社会科学的随时可以走。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人被关起来,有人被搜查。有时候尽管找不出毛病,就是不允许回国。直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开始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他们开始给申请归国的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出示正式的司法文书说,“根据1918年5月22号通过的法律第225款和美国总统颁布的2523号通告,你离开美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我们命令你,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将处你以不超过五年监禁或不超过5000元的罚款,或二者兼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 46-47页]

1950年,国会通过 “中国地区援助法案” 修正案,允许中国留学生就学期间和毕业以后在美国工作。1953年8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 “难民解救法案”(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 允许至少一部分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从学生身份转为永久居民。 这也是百年留学史上,美国第一次让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工作。

华人领导和总督们:以“团结”为名,引领奴役之路

作者:五月天

原载:陌上美国

相信在美华人都听说过以下这这些说法:
“华人不团结,一团散沙”
“华人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小利益“
相信草根参政的组织者们还听过升级版的说法:
“华人不和其他有色人种族裔团结,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在一起”
“华人被白人用作分裂有色人种的工具”
“华人社区深藏对黑人的仇恨”
“亚裔搭了民权运动的便车,亏欠黑人社区很多”
近些年来,这些妖魔化华人,讥笑讽刺的言论比比皆是。说华人和亚裔群体好话的文章很难找。
说这些话的人往往是亚裔政客,学者,或者著名华人大组织的”领袖“。这些人经常以亚裔社区领袖自居(Community leader),在电视
报纸采访,社论,特推上面对华人/亚裔品头论足。
草根群众往往称他们为“自恨党”,“叛徒”,“被培养的专门坑害亚裔的族裔打手”。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可以更深地去挖掘这些人的本质。
本文分析这些“领袖”到底是什么,他们说这些言论目的是什么,以及社区应该怎么提防他们。
华人社区要抵制某些“领导”们的谎言。把他们多年的荼毒除掉。当很多人觉得一件事是真理的时候,也不一定代表它就是真的,可能是因为谎言和洗脑信息重复的次数太多了。
华人领袖?集权领导,殖民地总督!
如果有人张口闭口自己是华人“社区领袖”,“华人问题专家”,那你做好心理准备,这人大概率不会说出对华人社区有利的话。因为这些人都是集权文化里面的”大领导“,人家要的就是指点江山,高出草根群众一等。
这些领导们最爱谈的就是“团结”,只要不和他们意见一致,马上往你头上一个大帽子”破坏团结“。
其实他们口中的团结的意思是——你们不跟着我干,不听我指挥,你们就不对,我就可以随便批评你。如果你发扬思想自由的民主精神,驳斥回去,那你就更进一步的破坏社区了。
他批评你就是维护团结,你批评他就是破坏团结,破坏社区。领导们和草根们的地位差别立见高下。
为什么华人领导们最喜欢谈的是“团结”?因为不谈“团结”怎么控制草根社区啊?团结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个思想是对的。

言下之意,在具体做事情上,只有统一协调,统一行动,听从一个组织的,才是对的。如果有两个组织平行做事,那就是“一团散沙”。如果投票支持政客,华人不一边倒地支持一个党,这又是一团散沙的证据。
如果只有一个思想是对的,那到底谁对?自然是道德最高的最对。所以领导们祭出第二个大招,妖魔化华人社区,“华人素质低下”,种族歧视”,“白人至上”等等。
他们没有道德高地,制造道德高地也要上!
领导们站在道德高地上,开始教育愚昧无知的群众,要求群众跟随自己领导(团结),他们要引领社区,“结束华人社区一团散沙的丑陋形象”。
华人领导们最爱说的话就是“引领社区”。那怎么引领呢?自然是引导素质低下的人提高素质,服务回馈“社会”,改变搭便车占用社会资源的丑态。
 
那么领导们为了引领社区,就必须制造“需求”,那就是社区的道德必须低下。
他们会重新对道德进行定义,用荒诞苛责的理由去责怪社区,扣各种帽子来污蔑社区,“白人至上”,“破坏族裔团结”这些说法自然是信手拈来。同时这些做法也打击了族裔自信
那这些人为啥没事要去主流媒体骂我们啊?很多人说,他们是政客培养的打手,专门打压亚裔。
没这么简单。
政客需要的是选票,不需要骂人。能通过夸奖华人拿到选票,他们也会做。但是,这些领导们则不同,他们渴求的是媒体曝光,形成自己的影响力,回头和政客交换利益(当然是以服务社区的名义)。
他们完全可以去媒体上夸我们,但是这些领导们显然不会。他们当然要抓住一切机会显示自己的鹤立鸡群。
因为领导们普遍也没有太多可以自夸的业绩,所以就继续贬低社区道德水平,提高自己。
换个角度想想,咱们都是被管辖的对象,只有点头哈腰和埋头干活的份,人家如果夸了我们,那队伍还怎么带呢?自己的权利还怎么巩固呢?
另外在媒体妖魔化自己的族群,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妖魔化可以切断草根华人和其他族裔组织结盟的能力。谁愿意和一个名声败坏的群体合作呢?
没有人信任华人,那华人草根参政受阻,华人领导们就可以扮演救主。他们这一系列操作,其实是典型的殖民地总督做法。集权思维的领导们,到了美国成了华人殖民地总督。
此外,领导们对外对其他族裔低头,图的就是自己可以四平八稳的管理自己的殖民地。
总结一下华人领导们的套路。
这些人通过“团结”控制了社区,打击不同意见。他们对内打击族裔自信,对外妖魔化华人群体,切断和其他族群结盟的能力。于是,群众觉得自己很无助,需要一个领袖,一个组织来救自己。
这些人先打断华人社区的腿,然后把自己造成神医。
回头他们可以号召给自己组织募捐,给自己支持的政客募捐,收拢更多的人脉和关系,进一步推举自己,为了巩自己的地位编造更的妖魔化言论。
这是一条以“团结”华人为名的奴役之路。
华人需要团结吗?
按华人领导的定义,华人是一盘散沙。其实“团结”那有很多定义方法。那我们不妨从结果进行评估,“一团散沙”的华人草根参政,效果如何?
华人草根参政的业绩很多,现在全国著名的就是“反对种族偏好法案”,又称为“平权法案”(AA)。
至今为止,无论华盛顿州的I1000,还是在”黑人同命“运动期间被推出的加州Prop16,凡是华人组织反对的公投法案,无论对手多么强大,甚至倾尽了党派,媒体,学校,工会的全力,还是被打败了。
各地华人还反对取消标准化考试,反对特殊高中入学按抽签分配,反对亚裔细分等等也是如火如荼,各地遥相呼应。因为疫情作为借口,一些华人反对的政策通过了。但是,华人草根作为新兴参政力量震撼了各地议会。
现在在很多政客眼里,华人是一股让他们敬畏的参政力量。他们是这么形容华人新移民的——受到过良好教育,组织能力高超,行动力超强。他们甚至认为,如果自己的法案被华人草根盯上了,那这法案不好办了。
因为华人的胜利,左派媒体也开始频频抛出橄榄枝,反思平权法案到底有没有价值。甚至有大左媒的作者倒戈痛骂AA会导致民主党丢
席位。

AA法案的支持方无一列外的号称自己是“多种族团结(racial solidarity)”,多种族的组织高度联合,统一行动。
 
结果“一团散沙”的华人组织,打败了高度“团结”的对手。这种讽刺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
因为AA支持方是各族高喊团结的领导和总督们。
支持AA的大都是“总督”组织——特殊利益集团。每个组织屈指可数的投票会员,拉大旗作虎皮,加一起都没有几百个有行动力的人。这些人多年高喊“有色人种团结”。
但是各族草根因为他们常年的作威作福,早已不买账。
加州所有的西裔组织政客阶层都支持AA,但加州所有的西裔主体城镇全部否决了AA。西裔殖民地的群众已经造反了。
“团结”败给了“一团散沙”,这种虚假的团结无非作茧自缚。在美国当前的政治上,“团结就是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华人参政需要的是什么?

自信心,行动力,还有识破“团结”画皮下的真相,摆脱领导和总督的控制。

任何社会运动都是1%的人坚持行动,99%的人岁月静好,或者直到20%的人最后几天终于梦中惊醒,意识到大事不好,开始参与。

需要团结全体人吗?不需要,找到自己的那1%,然后联合其他群体与自己立场一样的1%,比啥都重要。

华人参政有没有需要提高的地方?自然有。华人因为“团结”误区而无休止的吵架,一定要有个是非对错,然后有个统一的声音。华人花了太多时间在吵架上面,试图说服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吵多了变成人身攻击,结了梁子。

这是华人不团结的证据吗?不是,是沟通能力有待提高的证据。

与其花大把时间辩论,试图说服不可能一起行动的人,不如直接找自己需要的1%做事的战友。

华人参政必须打败“领导”和“总督”
很多华人都试过和领导们沟通对话,希望他们加入草根行动,不幸全部以失败告终。后来大家反思了一下然后恍然大悟。
领导必须和下属不一样,我们草根永远无法说服领导的,否则领导还能是领导吗?你在这件事上“说服”他们,他们马上造出新的道德高地来确定自己地位。
华人新移民必须打破领导们的话术,揭穿他们的统治工具: “团结”。
华人需要的是更强的沟通,冲突管理,定向发动参与者,和建立多族裔联盟的能力。
美国就是一个借着纷争,带来创新的国家。打败领导和总督,让华人从限制,压迫,妖魔化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自由的人。
我们要做敢于发声,敢于挑战,敢于冒险,敢于参与冲突的人,让领导们去引领自愿待在殖民地的所谓的“美丽的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