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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

作者 黄亚生

(原)编者按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多个阶段。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过去40多年里,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

黄亚生教授表示,由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极大地影响中美两国各个层面的交往。

本文由“亚生看G2”首发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分艰难的阶段。两个世界大国在这场全球大流行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没有选择紧密合作,而是选择了两败俱伤的对抗。今天这篇文章谈谈美国在过去40多年的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从1978年到现在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和强调。第一,这里所谓的“共识”指的是美国内部对中美关系相对统一的认识,而不是指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更不是指中国内部对中美关系达成的共识。第二,所谓的“共识”绝不是铁板一块,很多时间在美国内部是有争议的。比如“交往战略”共识在小布什(2001-2009)和奥巴马(2009-2017)时期已经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和质疑。

地缘政治(Geopolitics)共识 (1978-1991)

          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到苏联解体的这十几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稳步的发展。在这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用三点来概括。

第一点是美国选择了接受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现状。1978年12月16日,中美联合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双方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交。与此同时,美国同意结束与台湾政府的正式外交关系。中美的建交表明了美国正式放弃了对大陆的封锁和孤立政策(50-60年代),选择承认和接受中国大陆在世界舞台上有着一席之地。

第二点是美国认为在美苏对抗的大环境下,中国具有平衡地缘政治的重要功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就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内积极推行“联华制苏”的观点。1978年,他撰写了一份名叫《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的报告,强调必须通过“积极大胆地发展美中战略性关系”,还击苏联扩张。布热津斯基这个观点在苏联侵略阿富汗以后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布热津斯基还积极推动对华军售,希望可以“技术扶华”对抗苏联。卡特政府展开了和中国的教育,科技领域的合作。

第三点是美国对“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有一定的期待。除了抗衡苏联,布热津斯基积极推动通过对华军售来“技术扶华”的另一个主要论点就是中国当时正在“告别文革”,对华的技术扶持可以鼓励其继续深化实践改革开放的道路,使其在制度上逐渐贴近西方国家。这个观点形成了下面讨论的“交往战略共识。”

布热津斯基(图左)和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图右) 图片来源:RT News

“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6)

          随着苏联的解体,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虽然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在美国眼中失去了平衡地缘政治的重要功能,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促使美国选择深入与中国的合作交流。在1991年到2016这二十多年里,虽然中美关系也多次出现过波折,但两国关系总体上还是逐步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对于美国来说,支撑这二十多年对华方针的核心是:“交往战略” (Engagement Strategy)。

我在2018年的一篇公众号文章《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中介绍过“交往战略”的含义。“交往战略”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影响中国的经济和体制改革,它和“遏制战略”最本质区别就在于它认为美国不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应该帮助和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崛起过程中。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接受留学生、鼓励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都是基于“交往战略”这个思维模式。多年来,美国政治、知识和商业精英相信通过和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通过允许这些国家参与到更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来,可以推动这些国家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推动市场开放。这个观点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也被小布什用来作为支持持续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论据。

“交往战略”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 图片来源: RT News

对于美国来说,“交往战略”肯定有经济的考虑。但这里有些细节很重要。第一,美国是个多元的社会,虽然政界、商界和学界可以对某个问题达成共识,但是他们达成共识所依据的逻辑可以是不同的。商界考虑比较多的是经济方面的利益,但是政界和学界考虑比较多的是上面提到的“交往战略”对体制演化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 所谓的“商业利益”是有一个具体定义和理解的。在“交往战略”共识形成的初期,人们对“商业利益”的普遍理解是由进入中国市场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通过效率提升—比如降低劳动力的成本—所带来的利益。在经济学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由扩充带来的增长(Extensive margin growth),一个是由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增长(Intensive margin growth)。市场进入对应的是前者,而降低成本对应的是后者。从经济角度,多赚一块钱(市场进入)和节省一块钱(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说是等同的,但是从心理和政治角度,区别非常大。扩充带来的增长的受益者可以是资本也可以是劳工,也可以双方都收益,但是效率的提升主要的受益者是资方和高技能的劳工。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交往的获利主要是从效率的提升中获得的,这成为了日后美国内部质疑和中国经济交往的一个原因。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

             美国国内对华态度一直不是只有一种声音的。“交往战略”这个共识在美国内部的质疑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获利被认为不是双赢的:资方获利是建立在劳方失利的前提下。“交往战略”的这二十几年里,从中国获得的商业利益,主要是由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一个是通过低成本劳动力,还有一个是通过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但不是由市场进入带来的销售扩充。这种提升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加速了美国的贫富不均和锈带制造业的衰退。

          对“交往战略”的另一个质疑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内部并没有发生交往战略所预期的体制改革,而且有向相反方向发展的种种迹象。2014年我和几位学者一道同奥巴马进行过一次交谈,他当时已经对“交往战略”的几个假设提出了各种的质疑。特朗普2016年上台后,美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交往战略”,但是美国商界和学界整体放弃“交往战略”是在2018年上半年,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体制变化。

“交往战略”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 图片来源:RT News

          美国最先改变的是在贸易领域。美国开始转而寻求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要求中国遵守其期望的贸易规则。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决策者不认为中国内生的法制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它加入WTO时做的承诺,而必须靠外部压力。这是贸易战共识的基本假设。我在《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中就谈到,这后面有深层的因素,包括代表美国鹰派崛起的特朗普,但更重要的推动因素是中国自己这几年国内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的发展。美国放弃“交往战略”绝对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交往战略”从来没有排斥中国的经济发展,它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会不会影响经济和体制的发展。“贸易战的共识”的前提就是它否定经济交往会带来任何对中国经济和体制的发展的影响。

          如果把“交往战略”比作是“先交货后交钱”,那么特朗普任下形成的贸易战共识可以被形容为“先交钱后交货”,要求中国先遵守贸易规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

          特朗普对华贸易的强硬做法在美国国内各界,以及两党内都是受到广泛支持的。虽然美国内部对贸易战的这个手段有分歧,但对其的目标、目的是有共识的。比如说,一贯亲华的苹果CEO库克在贸易战期间表示中美过往贸易确实存在需要调整的时候和地方。再比如,华尔街巨鳄黑石集团(Blackstone)创始人苏世民(和中国官方、民间有长期交往)2019年接受电视节目采访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长期被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伤害(不保护知识产权、市场很难让外国自由进入等等)。”贸易战期间,民主党人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表示她并不担心对华关税,并称这应该是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她指出美国应该更有“攻击性的”向中国施压。我在之前参加一个加州学术会议的时候也发现,美国现在很多年轻的智库学者,即使是民主党人,也对华越来越强硬。

在中国问题上,苏世民一直属于华尔街的温和派,但他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也有自己的担忧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虽然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移民政策、退出全球变暖、退出伊朗核协定等举措有强烈分歧,但美国国内目前就对华强硬这一点有广泛的共识,这一点即使是换了一个民主党总统也不会快速扭转。

体制冲突共识 (2020- )

          新冠状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使得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冠状肺炎加强和修正了贸易战共识,也可以说是贸易战共识的加强版。美国国内两党政客目前都认为中国的制度有严重的负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负面外部性指的是“行为主体的活动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个认识动摇了“交往战略”和“贸易战”这两种共识。“交往战略”主要关心的是体制对中国内部发展的影响,而不是它的外部性。贸易战关心的是美国自己能否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如果中国的体制本身不阻碍美国商业利益,它的运行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体制冲突共识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中国的体制本身构成了一个对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威胁。一个后果是中美关系不再处于美国政治、商业和学术精英的完全掌控之中了,美国各界和老百姓都开始影响中美关系。一个例子就是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4月21日,美国密苏里州司法部长向联邦法院提交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指责中国在疫情上“掩盖事实”,需要为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经济影响负责。除此以外,目前国会共和党议员在推动议案,让美国民众可以在联邦法院起诉中国政府。推动这一议案的共和党议员们表示指责中国早期掩盖真相,导致美国人生活被毁,并希望可以成为1976年通过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下的一个特例,让美国民众可以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政府。根据美国哈里斯民调(Harris Poll)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过半数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应该就新冠全球大流行进行赔偿。在法律诉讼外,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还在推动向中国索赔。共和党参议员格林汉姆4月中旬要求美国可以拒绝向中国偿还美元国债作为补偿,并征收“大流行传染病关税”。这个索赔和前面提到的法律诉讼是分别的,索赔是联邦政府的行为。

虽然诉讼和索赔可能不具有法律依据和现实可操作性,但其背后映射的美国政界的态度变化可能是未来十年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有一个可能的影响就是和中国政府密切的企业在国外的资产安全会承受风险。目前特朗普还在要求美国情报部门调查中国和世卫组织(WHO),希望了解两者在早期有没有掩盖信息。

新冠疫情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态度愈发强硬 图片来源:Axios

结语

从短期来看,在体制冲突共识的大背景下,目前特朗普政府有三种可能的对华措施:1)寻求取消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2)取消中国“外国主权赦免”,可以让美国起诉中国政府,但是该选择会有很大合法性麻烦;3)增加新一轮关税。其中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特朗普本人也更倾向于第三种。在前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在被问到是否寻求取消美国国债时表示,“我有其他选择,甚至可以得到更多钱,我只需要施加关税就可以了。”不管特朗普政府做出哪种选择,有一个事实是确定了的,那就是特朗普政府要鼓励企业把制造业供应链撤出中国。美国副国务卿凯斯·克拉奇(Keith Krach)近期表示,“过去几年我们都在减少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依赖,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们必须加速这一进程。”从长期来讲,体制冲突共识将会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态势, 这将会给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业务,中国学者在海外的交流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带来巨大的影响。文明和经济发展都不会带来冲突,但是体制冲突看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了。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回国杂谈 (2) — 对疫情,我忧虑,但不恐惧

今天是美国生日。窗外传来断断续续的烟花声。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国庆。

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似乎又无话可说。

终究还是要写几句,全当记录此刻的心情。

一早老父亲从大洋彼岸打来一个微信电话,没有接着。他留了言,大意是说现在美国新冠病毒每天新增几万病例,让他十分不放心,叫我们想办法回(中)国去。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国”肯定是回不去了!

就算我想回去,现在也很难买到机票。昨天一个留学毕业的亲戚终于踏上了回国的征途。没有直达,需要从韩国首尔转机。天公作美,顺利登机。他来留学之前就已经决定,毕业后就离开美国,只是新冠病毒让他滞留了几个月。航班仍然十分紧张,很多留学生仍然被迫滞留海外。机票价格也不菲,若是一家出行,是笔不小的数目。再说一路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这个时候往回赶路的,各有各的理由;留下来的,都是相似的:“没有选择”!

我可能把老婆孩子留在美国,自己回去吗?

我可能带着全家回去,重新开始,等着疫情过后,再回美国吗?

就算我想回(中国)去,我能入境吗?会不会有很多国人觉得我是给祖国“添乱”来了?

关键是,我并不想因为害怕新冠病毒而逃离美国!

新冠病毒确实仍然在“噬虐”美国。美国各级政府和其曾经引以为傲的医疗系统,在这次疫情面前的表现确实让人大跌眼镜。美国民众被政治意识形态割裂着,不能有效地合作对抗病毒,更是让这次疫情雪上加霜。虽然我心中确实有深深的忧虑,却没有恐惧和害怕。

我不恐惧,因为我相信人类很快就会战胜这个病毒!现在躲在家里更加安全!

我不恐惧,因为我至少看到了真相。人们对未知世界更加恐惧。人们对被掩盖的真相,更加恐惧!

我不恐惧,因为人类每天要面临各种威胁和死亡,我不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不恐惧,因为我可以放心地批评每个民选官员,批评各级政府。批评他们渎职、批评他们不做为、批评他们的错误和没有效率!批评未必马上管用,但是如果大家都能批评,那就一定会有用!

我不恐惧,因为我仍然相信民主社会可以自我纠错。虽然现在,美国民主之中确实出现了极端的、病态的两党之争。民众被撕裂。意识形态取代了常识。没有系统的、统一的抗疫战略战术。我忧虑,但是不恐惧。我相信“有常识的大多数”,将会让社会回归常识。民众至少还可以用“选票”说话。“选票”不是万能,但”选票“不能的,没有“选票”更不可能。

我不恐惧,因为大多数人都有选择的自由,这个社会仍然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虽然某些人的选择,可能在某些时候让困难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如果民众没有选择的权利,世界必然一片黑暗。

我不恐惧,因为美国社会仍然能够容忍不同的声音。不可否认,过度的“政治正确”压制了部分人的声音,但是没有国家机器对异议者的迫害。人们仍然可以大声批评错误和谴责不公。

我虽不恐惧,虽然不想,也不会逃离美国,但是确实”回“不了国了!

曾经打算每年看看双方老人的愿望,被新冠病毒打断了;

曾经打算每年带着老父亲看看祖国的锦绣河山的计划,搁浅了;

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自己可以逃过“新冠”这一劫难。只能继续在家里“猫”着,以不变应万变。

“国”是回不了了,但是“心”却常常在大洋两岸穿梭。祈祷亲朋好友,各人安康。

2020年,我们见证了美国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劫难。这是我的选择,或将在此度过余生的国家。她生日这天,我在这里。不离不弃。

附:前篇《回国杂谈》

世界隔离中国绝非危言耸听

作者:平正和

随着世界疫情加剧和“战狼”外交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抗疫问题上的矛盾愈演愈烈。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疫情过后,隔离中国、去中国化、与中国脱钩,绝不是一种虚拟的假设,而是残酷的现实。

(一)排斥中国渐成主流意识

公开地、直接地批评我们的国家在持续增加,批评的层级也在明显提升。此前只有美国,后来加入了巴西。接下来,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德国等都加入进来。最近,连一向相对友好的法国也站出来公开批评。起初,批评我们的主要是各国媒体和议员。如今,不少国家的政要都直言不讳地点名批评,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自不必说了,法国总统、外长,英国外交大臣,巴西总统、部长,德国外长等,都用毫不隐讳的话语直接批评。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宣称,他们“处理疫情存在‘灰色地带’。西方不要过分幼稚。”,“不可能把信息自由的国家与信息不自由的国家拿来比较”。马克龙还表示,“我尊重他们,但也不要幼稚地以为他们很厉害,疫情处理得更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德国外长马斯于4月17日表示,我们看到武汉的数字再次得到修改,这当然令人担忧。就起因研究和疫苗开发而言,得知病毒的来源和病毒产生过程非常重要,希望他们改变文化习惯,发挥建设性作用。
国外的批评和排斥,刚开始只是停留在嘴炮上,最近逐步在往实质行动上靠拢。比如,追责、索赔,已经从民间行为上升到议员和政府行为,美国国会已经提出多项法案;企业搬离中国已经从建议、倡导、鼓励,到政府拨出专项经费给予搬迁补贴。
迹象表明,疫情的发酵可能正在促使与中国脱钩变得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澳大利亚前外长唐纳称:“新冠疫情对他们的国际声望是一次巨大打击。持负面态度的人不仅是欧美的决策者和精英,更是普通的民众。疫情过后,他们与西方在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会进一步加剧。”英国前外交政策顾问伍德认为:“在美国和英国,甚至可能在更大范围的西方社会,这种反感有成为主流的风险。”
西方国家是选举政治,民众看法、主流意识对外交政策影响巨大。病毒肆虐已经被西方舆论成功转化成对我们的仇恨。这种仇恨,最终将转化为与中国脱钩的政策。

(二)中国被排斥的原因分析

1.疫情处理受到质疑。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主要对我们在疫情处理的公开度、透明度方面持有很大怀疑。财新网几篇溯源文章、李医生事件、卫健委1月3日的文件以及网民曝出的一些信息,加剧了国外对疫情前期处理的怀疑。官方通报的病例数、死亡数,以及后来对病例数、死亡数的修正,特别是这两天对武汉死亡数的修正(正好增加50%,四舍五入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猜疑。

2.病毒起源之争点燃战火。赵立坚的推特点燃了病源之争的战火,此后官方和科学家关于病毒并非或不一定源于武汉的或明或暗的表示,使战火继续延烧。这股烈火重新烧出了国外关于病毒源于武汉病毒所科研泄露的质疑,逆转了此前印度科学家论文广受批评的风向。美英成立包括政府、军队、情报机构和科研机构在内的专门小组展开全方位调查,一些科学家也从基因测序和比对的角度发表相关论文。虽然美英政府高层在公开讲话时尚未提出这一指控,但话里话外已经作出某种暗示。

3.战狼外交火上浇油。先是赵立坚的推特,其后是中美两位女发言人隔空推特大战,接着是巴西使馆与巴西总统、总统之子的纠纷,接着是驻法使馆那篇莫名其妙并招致法外长紧急召见驻法大使的文章。期间,发言人们在宣传抗疫经验、要求世界感谢中国、遣责他国抗疫不力、对不合格医疗物资的辩护(比如不合格你别用)等方面犀利、强势的怼怼怼,进一步激化了国外的不满。

4.制度输出引起警惕。官员、官媒、外交官以及小粉红在国内自媒体和国外推特上关于中国抗疫成功彰显制度优势的言论,特别是大国抗疫策略、要求别国抄作业和指责别国抄不好作业等新鲜提法,引起一些国家和官员认为我们试图借助抗疫向国外输出制度的疑虑。

5.医疗援助引发反思。向国外捐赠、销售医疗物资和开展医疗救治中的一些做法,特别是长篇累牍的宣传,被国外一些人认为我们在利用疫情搞慷慨政治,利用医疗救助加强战略影响力。而对出口医疗物资的行政管控和过低的审批、通关效率,也广受诟病,并引发了美国、日本、欧盟对过度依赖我国供应链的反思,以致准备采取将制造业搬回国内的策略。

6.民粹主义助推反感。主流媒体对国外疫情和抗疫的选择性报道、指责性报道,小粉红们在网络上的幸灾乐祸、推销作业、自我吹嘘,特别是约翰逊住院后的几万个点赞和对方方日记的围剿,让国外舆论极其反感,也引起国外政治精英对我国今后道路走向、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忧虑。

综观当今世界局势,我们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业已存在的5G、华为、网络安全、南海、台海、贸易战等问题,虽然在疫情期间显得不那么突出,但这些问题不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相反,由于疫情导致世界对我们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的国际声望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损失,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变得更加棘手。更重要的是,新的问题和挑战呼之欲出,西方去中国化的态势业已形成,我们将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国际形势,甚至比30年前那波制裁要严峻得多。

面对这个局势,从高层到民间,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及早筹划因应和化解的措施,切莫再夜郎自大、自以为是,仍然认为世界离不开我们,谁和我们脱钩谁就失去机会。

(三)防止被法律脱钩

病毒源头是一个科学的、严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以西方国家当前的医学科技水平、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并根据此前我国公布的和世卫组织掌握的病毒资料特别是基因测序、病毒特征等资料,他们想查清病毒来源,至少查清病毒是来自于自然界还是人工合成的,完全有可能做到。因为病毒的传播和进化是有记忆的,是会留下“证据”和“轨迹”的。此时此刻,把水搅浑并非聪明之举,再浑的水也阻碍不了渔夫捕鱼。

西方国家盯着病毒源头不放,主要是他们高度怀疑病毒与武汉病毒所的关系,如果证实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我们将为此承担严重的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我们也将被世界“法律脱钩”。英国外交大臣拉布4月16日公开表示,“对新冠病毒是如何发生,他们不得不回答有关的‘难题’,绝对需要以科学为本,进行非常深入的事后反省,包括病毒如何爆发。”西方磨刀霍霍,都是奔着这个问题来的。

从世界上多数科学家的研究分析结果来看,病毒源自中国,源自野生动物,是普遍的共识。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集中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搞清病毒的真正来源,并主动向世界公布相关的科学证据。在这个问题上,藏着掖着没有意义,把脑袋插进沙子解决不了问题。主动寻找并公布证据,就能有效驳斥人工合成和源自病毒所的阴谋论,避免出现最糟糕的局面。同时,我们可以放低姿态,坦诚地与世界对话,因为中国也是病毒的受害者。只要排除人为因素,就完全可以避免遭到各国的经济和法律制裁,毕竟此前的任何一场全球性瘟疫,都没有哪个主权国家遭到索赔和制裁。

当然,如果经过调查论证,证实病毒不是源自中国,那就更好了。
总之,这时候嘴炮没有任何意义,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才是硬道理。

(四)防止被政治脱钩

近几年,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有人把交恶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强大了,西方要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许有这方面的因素,但绝不是主要原因。从外交上讲,挑战国际秩序,争夺国际领导权,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态,特别是以市场和国家财力为武器,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迫使有关国家服从我们的战略需求,恐怕是造成今日被动的重要原因。从内政来讲,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以及极左的泛滥,也让西方感到害怕。而战狼式外交,则把内政外交中最让西方忌惮和反感的东西完美地融合起来,全方位展示给世界。这不可能不挑起世界的戒心。

原来就已经恶化的中美关系,在疫后时代将更加困难。美国停止对世卫组织的资助,表面上是美国对世卫的发难,其实子弹还是打在我国身上。调查我国处理疫情的表现和追究我国的责任,已经成为美国两党高度共识,国会已经提出多项提案。美国在第二阶段中美经贸谈判中,必然提出更为严苛的要价。台湾牌、香港牌、南海牌将在疫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本也出现问题的中欧关系,由于新冠肺炎的出现,加速了恶化的趋势和进程。英国情报机构表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平息后,英国需要重新评估与我国的关系,并考虑是否需要对高科技和其他战略行业实施更严格的控制。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表示,英国在疫情结束后必须重新检讨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更多地与其他自由国家合作。英国外交大臣明确表示中英关系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毫无疑问,一切都不可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继续。”而欧盟已经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加现实的战略,他们认为“十二三年前关于欧中可能存在共识和互信的幻觉消失了。”他们认定中国是欧盟的“系统对手”及“战略竞争者”。

中美俄三角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特朗普的通俄门已经过去,对俄友好的压力已经解除。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必须拉住俄罗斯。而乌克兰事件后受到西方严厉制裁俄罗斯也急于改善与美欧的关系。此时此刻,双方都有捐弃前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动力。而新冠疫情,则为普特搭建了桥梁。日前,普特通话已经互递橄榄枝。疫后时代,普京出于改善俄美关系的需要,一定会与美国走近;虽然普京不至于公开站到中国的对立面,但出工不出力、光打雷不下雨一定是俄罗斯对华的策略。

新冠大流行极可能终结中国与非洲的蜜月。前一段时间非洲的广泛抗议就是一个糟糕的苗头。非洲疫情大规模爆发后,必然要求中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援助他们。这些靠金钱维护关系的国家,一旦你做得不尽人意,或者做得没有其他国家好,反水是必然的。非洲国家要求中国豁免债务的呼声已经甚嚣尘上,法国等西方国家也在煽风点火。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豁免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巨额债务吗?

至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东欧国家,自然站在美国一边。

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仍然是当前外交工作的主轴。战狼外交绝对是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毒药,也是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毒药。

外交工作只有回归到理性平和的轨道上来,才能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回归正常。因此,对之前的战狼外交和老王卖瓜式的对外宣传,应该进行全面消毒;逞一时口舌之快、要了面子丢了里子、逮谁咬谁的套路必须全面叫停,即使是驳斥西方的故意责难和抹黑,也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

要根据自身的力量,从人道的角度,低调做好对外医疗援助工作,摒弃“世界感激中国”、“中国体制优越”等论调,停止推销抗疫“兵法”,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只要真诚地帮助别人,而不是把这种帮助当成外交武器,或者拿这种帮助来吹嘘炫耀自己,反而会得到受助者的尊重、信任和感激。

改善对外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放弃一些急功近利的利益诉求,避免去挑战主流国际社会公认的秩序和规则,避免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渴望获得与之相适应的话语权、领导权和战略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其牵头制定的游戏规则,在主流国际社会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当前,我们无疑没有实力去挑战和改变这些规则。当你无力去制定规则,又想从这个规则所规范的秩序中得到利益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尊重和服从规则。试想,在现实生活中,谁愿意和一个不守规则的人打交道。在现有规则框架内闷声发大财,等到你有足够实力时再去改写规则,这才是明智之举。

当然,改善对外关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从来没有独立于内政的外交。只有在内政上隔离极左病毒,增加透明度,激发社会活力,捍卫改革开放成果,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外交才能走上正轨。

(五)防止被经济脱钩

疫情让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供应链方面的依赖。在欧美的决策圈和精英圈,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与中国“脱钩”。英国前任外交大臣黑格称:“我认为,这场危机进一步证明了有必要为西方对华政策建立两个主要支柱。第一,因为中国不会遵守我们的规则,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许多方面从战略上依赖中国,包括技术。另一个支柱是,我们必须在战略上独立于中国,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种与中国合作的方式。”美国官员和议员,包括特朗普本人,已经多次呼吁美国要摆脱对中国医疗设备和物资的依赖,要让供应链,特别是医药供应链回归美国。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建议,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应该找到协调一致的方法来应对中国。

事实上,与中国脱钩的已经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呼吁,而是开始落实到行动上。

几天前,英国议会出面干预,致使中国投资者被迫放弃了控制英国一家高科技公司ImaginationTechnologies的计划。
4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拨款22亿美元,协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或转移至其它国家,以恢复中断的供应链。
4月8日,德国联邦内阁决定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旨在阻止遭受武汉肺炎疫情打击的德国企业被外资趁机收购。该法规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实际上是直接针对中国的。
4月9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电视节目中说,美国政府应该为希望撤离中国的美国企业提供全部的“搬家”费用。
4月9日,美国司法部要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撤销对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的运营授权,禁止其在美国的国际通信服务。
……
显然,这场疫情加剧了中、西之间的不信任,导致西方国家扩大在本国的生产,并试图形成一套独立于中国的生产体系和供应链,这将使中国的制造业和创新科技落后甚至与西方脱钩。

当然,我们的一些官员、御用学者此时有十分自信地跑出来壮胆,说什么中国有一流的交通、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庞大熟练工人、工程师队伍,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是世界离不开中国,不是中国离不开世界;说中国有广大的市场,和中国脱钩就是丧失挣钱的机会;说企业搬迁成本巨大,资本都是逐利的,在中国建厂的企业最终会选择留下来;说全世界都被疫情包围着,只有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世界的资本只能往中国这个安全港流,不可能流向疫情国家。

冷静想想,上面的基本观点是站不住的。

其一,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早就被东南亚国家取代,西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工程师队伍并不比我们差。西方国家推动的制造业回归,是从产业安全、国家安全、防止对中国过度依赖的战略高度出发的,他们将把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事实上已经这么做了),把核心产业转移到本土。

其二,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这一轮全球化,中国对外贸易持续上升,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产品最大供应商,特别是长期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去年,中国的外贸总额占到GDP的31%以上,可以说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已经很高(美国不到20%)。一旦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其灾难可想而知。

其三,西方国家如果真的与中国脱钩,他们必然抱团取暖,构建一个自成一体的半全球化,唯独把中国排除在外。届时,我们制造业中很多由西方国家掌握的核心部件,将丧失供应来源,中国的制造业将一蹶不振。

第四,中国虽然有广大的市场,但中国一旦与西方国家脱钩,其结果必然是经济下行,失业增加,收入下降,请问届时购买力在哪呢?

其五,虽然外企搬离中国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但如果西方国家给本国企业报销搬迁成本,那么这些企业也会拒绝本国政府的要求吗?

其六,当前虽然中国的疫情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但一年以后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世界疫情得到控制了,这个优势还存在吗?再说了,目前虽然国内病例少,但外国人是不让进来的,这种优势只是假设的优势。

其七,世界创新的中心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一旦脱钩,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无疑会一落千丈。

其八,当前国内经济法制倒退,税负居高不下,国企高歌猛进,行政干预加剧,企业财产安全和经营安全面临更大不确定性,贸易战使外贸企业成本增加,这些也是外国企业撤离中国的动因。

综上,我们的优势不足以让世界离不开中国,也不足以阻止世界隔离中国。

中美脱钩、中西脱钩,虽然各有损害,但对中国的损害最大,40年改革红利将丧失殆尽,届时全民真要勒紧库腰带过日子。
当然,西方真要去中国化,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而且现在毕竟只是开了一个头,还没有全方位实施。那么,接下来留给决策者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经济上阻止世界去中国化了。

美国华裔教授揭秘绝大多数医生都不知道的新冠病毒肺炎机理及自救措施!必看,救人救己!

作者:吴军

近日,受美国丁医生的邀请,美国医学博士吴军教授在全球公益健康讲座群“让人人都能懂健康”为全球20多个国家的听众,做了一堂精彩、生动又实用的讲座。吴教授在讲座中揭秘:新冠病毒肺炎的机理其实是过激的免疫反应制造的大量自由基引起的器官损伤!这让我们对新冠病毒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讲座中,吴教授还说了很多感染冠状病毒后行之有效的自救措施,快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吴军教授,美国的医学科学博士,在美国从事微生物学和肿瘤学研究,目前是美国希望之城(City of Hope -美国最大的肿瘤医院)医学中心副教授,动物肿瘤模型实验室主任


01.两个例子,为什么好的医疗条件也未能救活?

肺炎现在的确是影响很大,大家都知道了。我先讲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李文亮医生。他是这次悲剧的英雄,他是一个医生,很早就被发现染上这个病,然后,他一直住院治疗。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你是本院的职工,你应该会享受到比较好的治疗的条件,是吧?但是,后来还是没有保住他的性命。

第二个例子,是我的同学。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医学教授,叫洪林,他是我大学同学,非常优秀的一个人。80年代中期,洪林曾根据中美分子生物学招生来美国,超级的学霸,非常优秀。很可惜,他的去世,让我们非常震惊。他大概是1月25号左右开始发烧,2月4号核酸检测才确定是阳性,2月5号才能够住院,结果2月7号就去世了。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说,如果疾病发展后期,你就算有最好的医疗条件,你是本院职工,你用了最先进的呼吸机、体外心肺、ecmo,结果都没有用。


02.什么是自由基?杀伤力很大 且不分敌我

我读博士的时候,实验室有很多人,专门研究流感病毒的致病机制,研究流感病毒跟自由基的关系。
自由基是什么东西?自由基是一种非常活跃的化学物质,特别容易跟别的东西发生反应,一旦反应,就会让蛋白质变性,让DNA受到损伤。它相当于枪炮,破坏力很大。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比方讲,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这种细胞发射出来炮弹,以清除入侵到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菌和病毒。
这些炮弹是不分敌我的,可能会杀死敌人,也可能会伤害到自己。当病毒入侵我们身体的时候,身体就会奋起反抗。这个时候,身体就会出现发烧的现象,发烧是一种防御的反应。发烧的时候,这些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就被动员起来了,动员起来以后,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自由基,有好几种,比方,有一种过氧化的自由基,那是比较厉害的。还有其他的氢氧自由基,等各种各样的自由基,都是很容易跟蛋白质和DNA之间反应的。反应之后,就会让细胞死亡。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肺部突然打了一场核战争,炮弹满天飞,像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天上飞机,地上枪炮,老百姓也很难幸免。所以病人的心脏、肺、肝、肾,都会受到损害。
他们的研究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病毒,它实际上致病的机制是差不多的,比如肝炎病毒,肝炎病毒是感染肝细胞,并不是病毒本身导致了肝细胞发生病变,而是免疫细胞的奋起反击。那么,免疫细胞清除病毒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肝脏细胞给杀死了,所以,就会出现肝坏死,等等。


03.新冠病毒的三个阶段: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针对自由基,压制过量的自由基的产生。

2003年SARS的时候,我曾经给卫生部门写过建议,也提出过类似的、要遏制过量的自由基的产生造成的器官损伤。这个机理,可惜到现在知道的人不多。

一般来讲,这种呼吸道病毒(指新冠病毒),它会有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感染初期。比如,乏力酸痛,没有食欲,有点怕冷。这个阶段,病毒开始在身体里大量繁殖。这个病毒,它跟细菌不一样,细菌是可以自己繁殖的,病毒则必须借助人体细胞系统。所以,专业上,病毒不叫繁殖,它叫增殖。

第二阶段,我们的身体开始奋起反击了。这个时候,出现高烧,有些人会高烧三天五天,这个阶段,身体拼命清除病毒,如同爆发了大战,就会产生过量的这种自由基,还有一些其他的炎症因子。它们对身体的重要的器官,心脏、肺、肝脏造成相当大的打击。发烧之后,其实,人体里的病毒已经很低了,也就是说,被我们身体里的免疫系统清除了。听上去,好事情。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们身体也被过度的免疫反应造成了损害。

第三阶段,身体的各个器官,发生损伤,呼吸衰竭、心衰、肾衰、肝衰,这些症状就会出现。一旦到第三阶段,有些人就会缓不过来,最后会发生心衰、呼衰了,很快生命垂危。这个时候,呼吸机这些东西,都是在维持,它并不能够治疗,只是一个辅助系统、支持系统。年纪大的人、身体差的人,就熬不过去了,同样,身体好一点的人,也许还能够闯过这一关。


04.早治疗早控制是关键

因此,最重要的对症治疗、疾病控制,就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要想办法抑制这种过激的免疫反应,这个是关键的。很多人不知道的,甚至有些一线的医生也不太清楚。有些医生,不了解这个疾病的发生的机理,所以他会用一些抗病毒的药,比如奥斯奥司他韦、或者现在讲的“美国神药”等来治疗。实际上,病人在发烧以后,病毒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它的量已经很少了。所以,有些人一段时间转阴了,也不烧了,怎么还会死亡呢?这是因为,这时候病毒已不重要,但是身体脏器的损伤可能是无法挽回了。所以,用抗病毒的药,在后期用,也基本上没有用了。
还有一个药,是目前医生们喜欢用的、也经常用的,这就是激素。激素的作用,是可以抑制免疫反应的,有这些效果的。但是,用在后期作用不大。有些病人,得了重病才到送到医院住院,已经呼吸衰竭了,已经不行了,这个时候,你再用激素的药,没有太大作用,反而后遗症很厉害,因为它会破坏这个骨钙的吸收,会让骨质疏松,有人就坐轮椅起不来了。
我注意到一些医疗指南,还讲到用抗生素。用抗生素也是应该的,用抗生素是抑制激发性的细菌感染,你要知道,抗生素并不抗病毒,它只不过是说,有些病人得了肺炎以后,这个细菌趁机长起来,所以要用抗生素来压制这些细菌,而不是病毒。但是,过量的抗生素也会产生问题,就像肚子里面的肠道里面的菌群失调,会导致这种的肝脏损伤、各方体液循环的损伤,等等。这些问题是需要处理的。


05.自由基是真正元凶,应该怎么治?

我们明白了致病的机理,知道了真正元凶、直接的杀手,是自由基,特别是过氧化自由基。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治疗呢?
我们实验室有这么个药物,SOD,有些女性同胞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美容化妆用SOD什么,它是一个酶,这个酶可以消除掉过氧化自由基,他们曾经用SOD酶,给感染了流感病毒的小鼠打,就完全的保护了老鼠,老鼠不会死。但是SOD用于临床治疗的药物基本上是没有,由于它生产的太难太复杂。
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清除自由基呢?其实呢,有两样大家非常熟悉,大家经常用的东西,那就是维生素C和维生素E,这两个都是很强的自由基的清除基,维生素E又比维生素C要强大概几十倍,平时我们作为保健品,你看那个标签,维生素C要吃500毫克,维生素E要吃100个单位,这是一个保健的水平。但是治疗的水平,就需要大量的维生素C维生素E了,那维生素C最大量能够达到多少呢?3000毫克,不要超过3000毫克,维生素E可以达到1000个国际单位,这是每天的计量,我再次强调,这是治疗的计量,不是保健的计量!如果你没有被感染,没有前期的浑身酸痛,乏力,这种感冒的症状,你不要服这么大的计量。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中药,比如板蓝根,金银花等中药方剂,都讲是有抗病毒的作用,但这些药,本身也并不是说要杀死病毒,他们也是自由基的清除基,它们可以帮助压制过氧化自由基的产生,起到保护的作用。

那还有别的吗?有,如果你要发烧,一定要吃一些降温药,一定要把发烧降下来,因为过度的发烧,长期的发烧对身体的损伤非常大。

还有一个药是武汉大学药学丁洪教授推荐的,叫做甘草酸二胺,这个药可以阻止肝损伤,这个药实际上也是很强的过氧化自由基的抑制剂,在这个药的基础上,丁洪教授还再加上一个维生素C,也是跟我们的想法一样。

所以不同的方法,实际上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抑制这些过激的免疫反应产生的这些自由基。

还有个就是小柴胡,小柴胡是经典的中医名方,它对治疗流行性感冒这些方面有很强的作用,它是一个经典的名方,我不是中医师,我就不讲多了,因为这个中医师对这个更熟悉,更有发言权。


06.老百姓可以学会自救

武汉新冠肺炎,看起来很厉害。老百姓感染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样治疗,是吧?他们就有可能被耽误了。这个病,老百姓首先想的,就是住院治疗。其实不见得的,我们一定要先想办法自救。

这个病的致病机理,是因为过量产生的自由基造成的器官损伤。所以,你可以服用大量的抗氧化剂,维生素c维生素e。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大量的喝水,每天喝5个瓶装水。许多患者康复后说,他们都强调喝大量的水,因为发烧出汗损失了很多,各种电解质。也可以喝很多淡盐水。如果在家,可以喝很多汤,比如鸡汤,都很好。喝中药,也会有很大量的的汤剂,这样的话,可以尽快的把身体里面的毒素给尿出去。

因此,这个很关键。你要休息好,要大量的饮水,要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维生素e,也可以服用一些中成药,板蓝根、金银花、小柴胡等,还有一个黄连,它实际上也是有很强的压抑免疫过度反应,它也是有效的。

在我们中国,研究病毒和自由基之间的生物学关系,病理机制的人很少,我了解,可能不超过50个人的样子。你看那些新冠病毒治疗的第5版指南,也都提到过免疫过度反应的结果,可是,并没有对免疫过度反应提出针对性的治疗措施,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因此,今天你如果听到我的讲座,觉得我说的对,应该马上采取措施自救,同时,告诉那些感染的亲戚朋友,要采取这种治疗措施进行自救。

这些药,都是不需要处方的,像维生素c、维生素e、小柴胡,也比较容易拿得到。所以,一旦得病,你要赶紧自救,不要等到病情很严重了,住了院了,那就可能来不及了。

清除自由基的食物有哪些?
听了吴教授的讲解,大家应该都知道自由基是我们真正的致病元凶了!那么还有什么好的食疗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的呢?快来了解一下吧!


01.番 茄

番茄中的番茄红素是自然界存在的抗氧化能力最强的天然抗氧化剂,番茄红素淬灭单线态氧自由基的能力是β-胡萝卜素的2倍,是维生素E的100倍。经常服用番茄红素可以有效清除过剩自由基,预防和修复自由基对人体的损伤。

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成熟的番茄当中,它是一种天然的色素,它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是强的抗氧化剂,番茄红素所具有的长链多不饱和烯烃分子结构,使其具有很强的消除自由基能力和抗氧化能力。对预防一些肿瘤包括前列腺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等等,有一个很好的抑制癌肿的作用。

番茄红素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提高免疫力,保护细胞的病变突变、癌变等等,因为它具有强的抗氧化作用,所以能够促进细胞的生长和再生。

所以番茄红素还具有美容以及维持皮肤的饱满健康,延缓衰老的功效。

02.燕 麦
燕麦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包括维生素B1、维生素B2,较多的维生素E及尼克酸、叶酸等。燕麦中蛋白质含量十分丰富(15.6%),是大米、小麦粉的1.6-2.3倍,在禾谷类粮食中居首位。燕麦蛋白营养价值很高,含有18种氨基酸,其中8种是人体必需氨基酸。燕麦还是难得的含有抗氧化物的谷物,具有优异的抗氧化、消除体内自由基的作用。
03.人 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