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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博士如何讨好国内各大学的学霸和学阀 —— 一个老海归转战国内三所著名大学的惨痛教训

作者:京都静源教授/文学博士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海外留学的人越来越多,相应的,回国工作的海归也越来越多了!根据笔者在教育部和一些重点大学工作的朋友们的内部准确消息:国内重点大学一个讲师或者助理教授的职位,就会有来自中国以外的世界著名学府的220-360名海归博士应聘!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职位,就会有来自全世界(含中国)著名学府的在职正教授30-50名应聘!!如今,在北京、上海具有海外各个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海归人数远远超过了北京、上海各自未婚大女(设定30-40岁)人数!

——现实很残酷!

——海归就业前景很残酷!

——海归工资待遇年年下降很残酷!

那么,究竟什么人才可以成为在中国大学里如鱼得水、混得衣食无忧的成功海归博士呢?我总结了那些成功的海归博士的几点成功要素,提供在此,请各位海归在决定回国之前,自我核对一下,您回国后是龙是虎,还是虫是猫,就可以预测了:

第一,你必须和接收你来工作的这个大学的具体院系有直接的师承关系。最好是本科你就毕业于这个大学和院系,你只是在海外取得硕士博士学位而已。或者你硕士学位毕业于这个大学,你当年的导师健在,如果这个导师又是这个院系的学霸学阀,再好不过了。你肯定可以脱颖而出,快速晋升为教授和学科带头人、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副主任。符合这一要素的成功海归博士,比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海归博士司佳。

我回国第一个接收我的大学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我和这个大学没有任何关系,我选择来武汉大学,只是因为晚清重臣张之洞在湖北多年,他和我高祖是同科同年的举人和进士、并且是一生的好友和上下级官僚。带着我对高祖和高祖友人张之洞的敬重,北京人的我来到了武汉大学。

第二,如果你不属于第一点,那么第二个要素也很重要。就是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导师或者你家的关系网在接收你来工作的这个大学的具体院系有直接的人际关系,从校长到教研室主任、院系学霸学阀,关系越多越好。符合这一要素的成功海归博士,比如,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海归博士、石某(说起来是我同门师弟,我取得博士学位、他刚本科毕业考入硕士研究生)。

我回国后接收我工作的第二个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我几十年交情的老友,他的同学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个部门的副院长,而他的父亲又是开国将军、北京军区的大领导,家住毛家湾,和开国元帅林总的家是邻居。我这个老友在中国人民大学上上下下有不少关系,靠着他和他同学的一手操办,我仅用了两周就离开武汉大学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了。

第三,如果你不属于第二点,那么第三个要素才是你的科研,你必须是某个领域的绝对大牛!并且没有和接收你来工作的大学的院系学霸和学阀产生学术观点对立。而证明你是科研大牛的条件是你至少是海外大学的助理教授或者博士后研究员。而不是你在海外著名学术刊物发表多少论文。请注意:因为在你没有正式报到之前,你在海外著名学术刊物发表多少论文并不重要,和你要去工作的大学没任何申报关系和奖励关系。如果你只是刚毕业的博士,那么最好有个海外的学界大牛可以带着你。符合这一要素的成功海归博士,比如北京大学杜维明和他带来的海归杨煦生博士、清华大学施一公和他带来的海归颜宁博士。

第四,以上三点都和你无关的话,那么你就需要费尽心思了解究竟哪个大学可以一步到位给你正教授或副教授的职称,不要考虑是否是大城市。哪里给的待遇好就去哪里。等你晋升为正教授、又拿下了国家科研项目之后,再展开边走边跳的自救运动。你绝对可以走进你理想中大大学。符合这一要素的成功海归博士是曹峰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的博士直接就去山东大学报到去了。几年后直飞成为清华大学教授,然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下一步成为一级教授(院士级)也指日可待。

也有的海归博士离开北京或上海,不再跳了。比如海归博士、北京人祁晓春,至少现在一直在广东美术学院当教授,我本来以来他会跳入中央美术学院或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至少也可以回到母校,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

接下来要说就是:如何讨好国内各个大学的学霸和学阀(或者说你该如何递出投名状)。

第五,必须满足院系领导的国际旅游和出名需求。

你每天工作接触到的具体的人员就是院系领导。简单来说就是院系书记和院长系主任。这是你的顶头上司。你必须在你到岗后的一年内安排他们到你的留学所在国和大学去参加学术会议。你当然要陪同当翻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必须主动把院长和书记的一篇论文翻译成外文发表。至于旅费和食宿费,你根本不用考虑。院系领导自己会给你解决的。不懂这点结果被非升即走的制度被驱离复旦的海归博士,比如该大学某研究院的S副教授。

如果你能把你毕业的海外的大学和国内接收你工作的大学牵线搭桥,建立成相互办学单位,那则是你一生衣食无忧的基础。哪里管你毕业的大学是该国第几流的大学?在中国大学和院系领导来看,都是外国的大学。在他们眼里,东京大学和爱知大学都是日本的大学,哈佛大学和密苏里县立学院也都是美国的大学,没啥区别。符合这一要素的成功海归博士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的林某,捣鼓着中国第一流的中国人民大学和日本不知道该属于第几流的私立爱知大学成了联合办学单位。如此地位级别不对等却相互倒贴N多年。

第六,必须主动给院系的学霸和学阀打工。

比如加盟对方的科研团队,帮助翻译论文和主动写书评,向外国介绍你现在的工作院系学霸和学阀的科研成果。请注意:绝对不可以得罪学霸和学阀的弟子!因为无论你怎么卖身投靠,学霸和学阀最信赖的还是自己的弟子。你在他心目中是什么?是他的弟子走向教授和接班之前的桥梁、垫脚石或者是陪衬。仅此而已。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某学院院长兼研究中心主任,把几个海归博士整天当秘书使,却从不给予实质性的职务和待遇。他们从到机场接人到撰写工作汇报等等,给学霸和学阀打工多年。终于,院长他自己的弟子留下来好几个,可以不再使用这几个海归博士了。最后,这几个海归博士不得不另立机构“某研究院”,离开了这个学院和研究中心。

因此,在你成为正教授前,绝对不可以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团队和科研中心。无论你报到前校级和院系领导怎么和你面对面交心忽悠你,你都不要相信!校长和院系领导最得意的行政手法就是忽悠和放大科研青椒和韭菜们的个人野心!我就是没有把持住几次都被忽悠晕了,最后被人死死抓住这个把柄,成了想树立山头、另搞一套的典型。

第七,无论是你自己在海外多么清高或者反动,要想在国内大学长期待下去,必须在报到的当月开始,立刻撰写入党申请书,参加各类党组织领导的公私活动,每月一次请党组织领导吃饭,加强私人感情,他们会把这看成是你在进行“思想汇报”。你要知道每年的教师考察和职称晋升,党委书记是具有一票否决权的!你得罪了基层党组织,就等于你不想晋升、不想续聘、不想活出人样了。这是中国特色和国情,是你绝对不可以触碰的底线!否则,你得不到晋升和续聘还是小事,领导一不高兴把你打成间谍也是有可能的。永远不要忘记,你是海归,你是外国势力范围培养的人。

第八,国内各个大学院系非常重视论文和科研项目,而发表论文和拿下科研项目,是你所在的院系学霸和学阀们的强项!他们几乎垄断了各个专业刊物的编委资格和各个科研项目的评审资格,你再有本事也不可能自己独揽一切!你有求于他们的地方很多!你不给他们打工,他们也不会审核通过刊发你的论文、审核通过你的科研立项。强龙不压地头蛇,绝对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最后,无论你科研多出色、论著有多少、声誉有多大,记住一个真理:“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不服不行。”只要你想继续在国内大学工作,如果不想的话,又当别论。除非你是颜宁、许晨阳之类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当我明白这些真理,已经是60岁的我在美国家中的人生总结了。我现在把它写出来,提供给新一代海归们,希望你们人生的路一帆风顺、科研成就多多,职位步步高升!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各个大学,大环境是官越大的人学问越大。

MIT的陈刚院士到底冤不冤

这几天麻省理工学院(MIT)的56岁的陈刚教授被抓的新闻再度引发震动,不断有读者留言希望我们说说这事。

其实也可笑,就在一年前,我们报道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被抓,因“千人计划”涉嫌向国防部和NIH作伪证。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大可能或许是因为“千人计划”是敏感词,导致文章被封。我们也学习到,这种“危险题材”用微信公号来评说,除了通稿文样就别指望能有不统一口径的讨论。

当然这个事件本身确实非常值得全面客观地关注一下,我们就用墙外的平台电报来发布此文,省得微信爆雷。

本案发生在中美关系从合作走向竞争对抗的大时代背景下,近些年已经有数十起类似的案例发生。落马的基本都存在没有如实向美方汇报从中国高校拿到的研究经费之类的问题。其中大多被定罪,但也有部分冤假错案,虽然涉案对象被无罪释放,不过经过这么折腾一下,对于个人声誉和事业进程毫无疑问都是莫大重创。

由于涉及的大多是高校和大公司的科研技术人员,有的还是一个领域的闻名全美乃至世界的高级专家,每次相关新闻都带来不同程度的震动。

具体到陈刚这个事情,如果最终只是被小题大做,那么这就是一起一位成功实现美国梦的美籍华人被“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的事件。这绝对相当于对华人形象的污名化,华人义不容辞最应该抗议发声。

但是如果陈刚真的罪有应得,那么他代表了哪门子在美华人的利益?事情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为了自己的名利,影响冲击整个华人社区的名节。那我们唾弃还来不及,还有人呼吁凑过去给他维权,这不是把自己社区自甘变成为替脚踏两只船的人甚至间谍洗地的Trojan horse社区的愚蠢之举吗。

所以,在事件处于发展过程中,不应该做出太多定论和站位。

首选可以是综合了解来自各个不同立场的势力对此事的报道和看法。笔者先把美国FBI和司法部(DOJ)对于该事件的公示,左中右媒体的报道,在美华人的看法和国内的说法,全部总结一下。

各方对案情的报道和说法

1. FBI新闻发布

FBI波士顿处在逮捕陈刚的新闻发布会上称,“陈刚涉嫌未能将与中共政府实体部门的任命和合同向美国能源部披露的问题”。

“FBI的调查发现,自2012年以来,陈刚一直以牺牲美国利益作为交换,与中共政府进行各种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受害者是您-纳税人-我们发现他有意并故意欺骗了1900万美元的联邦研究经费,以出卖我们系统的形式帮助加强中国在纳米技术方面的研究。”
“在申请这些经费期间,陈刚向美国隐瞒了他通过中国驻纽约大使馆牵线,被中国政府任命为海外科技专家,以换取经济和奖励的情况。”
“通过全面的调查,我们发现陈刚共计接受了大约2,900万美元的外国资金,其中主要来自与中共政府有联系的实体机构。并通过各种中国人才计划,获得了至少35.5万美元的专业咨询服务费;但是,他从未向麻省理工学院或联邦政府透露过这笔的钱。”
“同时我们还发现,他有税务欺诈问题。陈刚在中国开设了银行账户,里面至少有25,000美元的余额。而这些钱都是各种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不同实体部门支付给他的。”
“此外,在陈刚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系主任并担任海外顾问期间,他甚至推荐了几个学生参加中国的一些人才计划。 在担任中国奖学金委员会顾问的同时,他推荐了几位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外国留学生杰出奖’。”
FBI波士顿发言人还指出,中共政府跟美国在学术诚信和自由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

https://bit.ly/35LeQDe

2. 司法部

而司法部对陈刚的具体刑事指控为三项:

涉嫌电汇欺诈,即未能向美国能源部披露从中国多个机构获得的合同、任命和奖项;

未提交外国银行和金融帐户报告(FBAR);

在纳税申报中作假。

该文件公示中指出,陈刚从2013年开始,累积获得海外研究经费2900万美元,仅从南方科技大学得到资金就高达1900万美元。

司法部还贴出来陈刚在2016年2月份,用MIT的邮箱发给自己的一个邮件:

“1.促进与中国的合作
2.中国把创新(科学)作为关键和核心,不是时尚(原文如此),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无论是从历史趋势还是从现状
3.我们的经济是全球第二,但从技术(经济结构)和人均资源看,远没有达到第二
4.我们正在为发展付出不可持续的巨大的环境代价,以及人力成本的代价
5.环境保护与发展同步,重视环境甚至更重要,清洁能源如果成本更高,减少钢材,水泥。 我们必须依靠技术,不能像过去那样发展
6.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确立科学创新为核心。 我们不仅要有自主创新,还需要意识到,进行国际化合作以计划和促进。闭门创新是行不通的;创新是动力”
https://bit.ly/3bMxfmY

司法部的文件还指出:

“至少从2017年到2019年,当陈刚担任多个中国和中国有关实体机构的咨询职务时,也同时申请并获得了美国能源部(DOE)的研究经费,以资助他在MIT的部分研究。 陈在这样做时,没有按照美国能源部的要求透露其与中国的长期关系。”
https://bit.ly/3bMxfmY

这里面提到的中国任职具体包括五项,南方科技大学顾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评审专家”、中关村发展集团“海外战略科学家”、中国留学生基金会顾问和中国政府第四届“海外专家顾问”。

从时间上看,这个阶段已经是川普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发生了诸多变化,陈刚似乎也并没有因为大环境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

其实类比一下,就像两个行业大腕的公司在竞争研发一项产品,A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同时拿到B公司的经费和职务,但是在向A公司申请经费的时候却不披露这些情况。这自然是为了便于从A公司顺利获得援助。科学家都是很聪明的人,如果披露不会造成差别,自己还会有意漏掉这些职务申报吗。

对于陈刚面临的各种指控,司法部提供的量刑参考是:

“电汇欺诈罪的最高刑罚为监禁20年,监督释放三年和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报税作假的指控可判处最高五年徒刑,三年监督释放和罚款25万美元。
未能提交海外银行存款的指控将被判处最高五年徒刑,三年监督释放和罚款25万美元。”

3. MIT校方

MIT对此事件快速做出了反应,校方的申明中首先声称:

“麻省理工学院认为,学术研究的诚信属于基本操守,我们也严肃对待美国研究中受到的不当影响”。
“受到政府指控的陈刚教授,是一位在学术界备受推崇的资深成员,情况让人深感痛心。”
“MIT目前无法就该案做更多的评论。”
https://bit.ly/3bIo4UG

4. 美国媒体

美国的左中右媒体都有对此事件的报道,内容也相对一致,基本是基于司法部的文件和FBI的新闻发布会做出的总结报道。

保守派立场的《国家评论》,提到了知名的《自然》杂志在2019年对陈刚教授的一次采访,陈在那次采访中批评了美国政府在学术圈与中国合作上制造了不必要的恐慌和压力,并披露自己为了避嫌被指控泄露知识产权,取消了学术休假年(sabbatical)去南方科技大学做科研交流的计划。

https://bit.ly/3bPafE2

左派立场的NBC新闻波士顿台的报道中也强调,“陈先生申请并获得了美国能源部的研究经费以资助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部分研究,同时在中国担任多个咨询职务。他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透露关于他与中国的长期联系的信息。负责此案的麻省检察官莱林(Andrew Lelling)说:‘问题不在于与海外合作的本身。问题在于撒谎隐瞒情况’。”

报道中还有提及,陈刚拿着来自美国纳税人的1900万美元的经费做着对中国纳米技术发展有利的事情。并且没有透露与中国的关系。

https://bit.ly/3oSfXss

《华尔街日报》的有关报道点到了一个环节,陈刚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掩盖与中国的联系,包括要求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同事从一份文件中删除他在中国成立的一家热能公司的信息中,任何提及他作为中国人才计划参与者的角色。

https://on.wsj.com/2XOU55d

波士顿当地的新闻媒体还提到,有亚裔组织给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致信,敦促他结束司法部的所谓的“中国计划”。 这些组织表示,该倡议“极大地增加了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标签和偏见,特别是从事科研和技术工作的华裔科学家”。

https://bit.ly/2XMeNmg

包括一些中东的媒体都有对该事件的报道。

5. 国内反应

这个事件在国内自然也是被密切关注,最为代表性的就是北大教授饶毅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谴责美国政府,并要求MIT出面帮陈刚。众所周知,饶毅是个铁杆反川人士,因此立场站位鲜明,认为川普是个种族主义者,因此在川普执政期间发生的任何此类案例,都是川普政府的政治迫害。

饶毅在信中完全否定了司法部对陈刚“在申请美国能源部经费时候,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透露关于他与中国的长期联系的信息“这一指控。

由于跟美方的说法差别迥异,这恰好验证了FBI此案发言人的那句话,“中国跟美国在学术诚信和自由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

怎么看陈刚被抓?

陈刚作为美国工程学院的院士,他涉案一事,起码有四大类不同心理的切入点。

从中国国内爱国人士的角度看,这个教授虽然入了美国籍,但是思维方式跟中国以“我们”相称,这属于中国人喜欢的那种不忘本的“民族英雄”了。

但是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FBI、司法部角度看到他那封信的措辞,就相当刺眼睛了。这些部门的人都是专门训练的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人员,怎么可能指望他们看到跟中国以“我们”相称、还提到“共产党的十八大”的时候,不皱眉头。毕竟,这两个国家之间并不承认双重国籍。

还有一对对立的心态,挺陈刚的认为,这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向科技强大,尤其又是自己的故土,名正言顺。颇代表了近些年大力扶植中国科教兴国的部分海外人士的一种想法。不能完全排除他们中间有一些确实是出于好意,认为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中国会走向更多的开放与自由。

譬如以饶毅为代表的一些反川教授们的指控就很有代表性,认为该事件是麦卡锡主义复辟。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美国虽然会因为总统的风格而对各种部门有不同影响,但是美国的司法部和FBI整体上与行政部门白宫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是中央集权国家那样一把抓,一人就可以完全发号施令各个政府部门分支。

饶毅等教授们在他们的表态中,拿帮助以色列、英国、意大利的科学家也存在作为借口,控诉这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种族主义。但是他们也显然回避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同是民主国家,往往还是在各自所在的地域抵挡周边专制独裁势力的硬汉形象,跟明着叫板与自由世界要搞不同一套体制的性质截然不同。

如果饶毅等中外科技高知们,平常除了闷头发展科技同时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改良多做进言,这个时候针对美国政府发难,会有更多底气而不是被人觉得只是一种挑软柿子捏的习惯。

与之相对的第四种心态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毕竟是与自由世界不同的集权体系,任何强大最后都帮助中共有更多能量去推广它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共并未随着国力的上涨有明显向自由世界体制变化靠近的想法。尤其以2018年修改宪法、处理香港问题和新疆穆斯林宗教冲突等做派,都踩了自由世界的红线。因此对中国的广泛帮助只是培养了一个美国的强敌,甚至最后会倒过来成为包抄自由世界的明显威胁。

帮助美国盟友与扶植美国竞争对手,承担的风险和带来的结果自然很不一样。

确实没有人能绝对预测中国的崛起到底能带给世界什么样子的未来,这种帮助发展可能带来了一个古国的脱胎换骨,也可能把世界国力第一交给一个集权国家等于削弱自由世界的实力和影响力。而实际上过去十年来的种种迹象,让人无法摆脱对后一种可能性的担忧。

本质上这是一个美国人被抓,中国首先一片喊冤的事。这个现象本身就信息量巨大。但是陈刚在向美国申请经费时候是否如实透露了与中方的关系,并且在拿到经费之后是否做出了对中国有利的研究,这些属于非常敏感的地带,需要更多的调查披露和真相曝光。此外,也需要MIT公开对于此类事情的管理准则,透露校方是否清楚陈刚与中国政府关系的细节和清楚是什么程度。

要求调查过程公平公正透明、避免冤假错案是必要的,但是在没有以上这些关键信息公布的时候,做有罪无罪的站队,未免操之过急。

MIT知名华人教授陈刚被捕

1月14日,美国司法部官网消息显示,美国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陈刚因未能向美国能源部披露其在中国的工作和获得的奖励而被起诉和逮捕。

56岁的陈刚被控欺诈、未提交外国银行账户报告以及在纳税申报单中虚假陈述。他于当天在地方法官Donald L。 Cabell面前首次出庭。

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陈刚教授(图片来源:MIT网站)

据美国司法部网站披露的信息,美国对电汇欺诈的指控,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3年的监督释放,以及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对虚假陈述的指控规定,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3年监督释放,以及罚款25万美元。对未提交外国银行账户报告的指控,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3年监管释放,以及25万美元的罚款。判决将由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根据美国量刑指南和其他法定因素作出。

根据指控文件,陈刚是美籍华人(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担任MIT帕帕拉多微纳米工程实验室主任和固态太阳能热能转换中心主任。大约从2013年开始,他在MIT的研究已经获得了美国联邦机构授予的1900多万美元的资助。

美国司法部文件显示,自2012年以来,陈刚在中国担任了多项职务,目的是通过提供建议和专业知识,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并获得经济补偿。自2013年以来,他据称接受了大约2900万美元的外国资金,包括来自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1900万美元。

甚至,美国方面检查了陈刚的电子邮件。司法部文件强调了他为促进中国科学和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并披露了诸多细节:

1。促进与中国的合作;

2。建议中国把创新(科学)作为关键和核心;

3。中国经济排名第二,但技术和人力资源远远落后这一位置;

4。 我们正在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不可持续的代价,以及劳动力成本;

5。 对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我们必须依靠技术,不能像过去那样发展;

6。 科学创新成为核心,我们意识到不仅仅是自主创新,还需要国际化来规划和促进。闭门造车的创新是行不通的,创新也是驱动力。

美国司法部文件还显示,至少从2017年到2019年,陈刚在中国担任多个顾问职务,他还申请并获得了美国能源部的拨款,以资助他在MIT的部分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按照能源部的要求披露他与中国的关系。

此外,陈刚在2018年的纳税申报单中没有向美国国税局披露,他2018年在中国有一个超过1万美元的银行账户。

 


MIT校长L。 Rafael Reif给学校师生员工发送邮件,对此表示震惊,并称陈刚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学者和教员,他的被捕是令人惊讶、深感痛苦和难以理解的。

微信让我们重逢,又永远地分别

作者:朱头山

首先要感谢微信!如果没有微信,我很难想象,能和几乎所有以往生活中认识的人重逢。

记得刚有微信群的时候的那份激动,我被一连气邀请加入了小学群,初中群,高中群,大学群,研究生群,北美校友群,同事群,还有亲戚群,发小群,等等,每天“嘣嘣嘣”信息跳个不停。记得同学群为了挖出失去联系的身在不知什么角落的几个同学还很是下了番功夫。

第一次小学群见面,那个激动。高中,大学的同学毕业以后还是有见面的,而且读书时人已经长成了,容貌还是像的。但小学时,和现在的差别太大了,有的容貌完全不同了。记得小学同学聚会时,我不知底细,被娃娃同学们灌醉,大呼小叫,出尽了丑,但也从来没那么开心过。

但几乎任何一个群,在热闹了半年后,就突然哑了声。现在,有的群,一年也没一个发言,有时母亲节,父亲节,端午节的时候也就那么一两个人出来贴张图片送个祝福,竟然都没人跟帖。

问了一些人,这个情况也不是唯独我有,网上也出过一些爆文,什么“价值观使我们越走越远”之类。

价值观,或者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词“三观”,肯定是一个原因。我以后在微信群里因为对一些人或事的讨论中,并无利益的冲突,就和不少昔日好友翻脸了。而且因为三观的翻脸,还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比如有个同学,在群里问我是不是拿了美国人的钱,如果我不翻脸就相当于承认我是美国特务了。还有人,去问在群里和我观点一致的人,我是不是CIA特工,这个逻辑上有问题了,CIA这么秘密的地方,那个同学怎么会知道我是不是特工。其实就是真想去当特工,人家还不一定要我呢,人家也得查三代,我是三代红,本人又当过解放军又入过党,大约政审都过不了关。

但除了三观,我觉得还有另外几个因素,决定了微信旧友群是无法常鲜的。有研究表明,在同一时间段里,一个成年人最多只能和五个人保持亲密关系。我不知道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还是挺正确的,我的最高记录是初中时,有四个很亲密的朋友,到30岁为止,从来没超过四个,谈了恋爱后,好哥们一个都保持不了了。40岁以后,能称得上好朋友的,只是我太太的闺蜜的丈夫了,或另外一对和我们夫妻都走的很近的夫妻,通常是儿子好同学的父母。北美的朋友常常是以夫妻为单位的,参加宴会也都是夫妻同在,不像在国内那样。

既然现实人群是这样,虚拟人群也是这样。可能因为表达能力,三观变化,愿不愿意上微信等原因,微信群亲密朋友和当年现实亲密朋友的组合可能不一样,但大约也不会多于五个。群里除了虚情假意的点赞外,如果有人提出个比较个人化的话题,如说自己要从三个女朋友中选一个,让大家出出主意,真心掺乎的不会超过五个。进入一个没法找到共鸣的大微信群,时间长了则索然无味,就算不退出,也就是蹲个虚位,跟帖都懒得跟。那些重新认得的旧友,还不如不重逢呢,本来还存个念想,特别是有单恋情结的,现在连再见面的念头都没了,彻底告别了!

过去的经历也不一定都是美好的。长时间不见面,会美化过去,见了面,交谈了,以前那些恶心事又会涌上心头。这就是同学会不能开得太长的道理。微信群一直摆在那儿,越摆,恶心的事冒出来越多。如果谁愤而退出了,那就是永别了,一点儿眷念都没了。

政治因素,肯定是一个原因。现在国内有很多纪律,微信也经常封号。最近的这次疫情,更是让各群哑声的一个催化剂。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各种群很是喧闹了一番。武汉的和上海的吵;美国和国内的同学翻了脸。然后突然就安静了,表面看是由于几个同学受不了不同的观点而愤然退群,实际上我觉得是大家亲眼看到群里有同学由于言论被告发而被封了号。这是一种非常“悲哀“的打击,谁还愿意去开口讲话?连以往只爱“你侬我侬”的几个孩子妈们都似乎没有了兴趣去贴花贴草。

有首诗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原诗可能是讲男女情缘的,但引用到友谊也差不多。人心的变化比友谊变得更快,变得更多。我有时常想,如果没有微信,是不是我对昔日的情谊,会有更多的念想,会不会少和几个旧友翻脸。

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比如你从小就向往巴黎,无数次写诗歌颂巴黎,梦见巴黎,及至有一天真的到了巴黎,却见是那么个烂城市,悔不当初。但巴黎还是巴黎,你不为巴黎后悔,也会为了别的事后悔。对巴黎没念想了,你会对别的城市产生念想。

向往和回忆,是大脑的重要功能,只要人活着,神智尚清楚,就会向往,就会回忆。那些在微信群里被唾弃的人,在你的回忆中,在你的梦中,还是会穿回他们昔日的服装,带着青春的曼妙的微笑,抹上一层淡黄色的余晖,向你走来…

浪迹天涯的游子,你如何回国?

编者按:

1)要求血清检测为静脉血,并标注检测方式;
2)核酸检测要求注明采样方式
3)必须前往直航起飞地采样
4)指定实验室机构检测(不定期更新)
5)申请绿码附行程单,起飞地采样的证明
6)乘客须同意实验室向使领馆报告检测信息
7)美国西海岸时间12/23 0时开始执行(健康码检测)

(中国) 驻美国使馆 《关于进一步重申“非必要,非紧急,不旅行”以及调整核酸、血清抗体检测有关要求的重要通知

近期从美国输入中国的新冠确诊病例大量增加,经查,多数确诊病例与旅途中转感染有关,部分也与中介机构、实验室存在违规操作以及检测后不能遵守居家隔离要求有关。截至12月18 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统计的美国确诊病例已近1700万例,CDC并预计2021年1月初仍可能会有每周120万至230万例新增报告病例。为保护中外乘客和航空公司乘务人员健康和生命安全,筑牢外防输入防线,根据国内最新要求,驻美国使领馆现再次提醒大家慎重考虑疫情期间的感染风险,务必牢记“非必要,非紧急,不旅行”。同时,对确有紧急旅行需要的乘客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血清抗体检测相关要求作出进一步规范和说明:

一、美西时间12月23日0时起,血清特异IgM抗体检测必须由专业医护人员通过静脉血方式完成采样,检测报告必须同时明示血清(Serum)、IgM、静脉血(Venous)等字样,不再接受指尖血方式完成的检测。报告上还须明示具体的检测方式,包括:(1)胶体金法(Colloidal gold);(2)化学发光法(Chemiluminescence);(3)酶联免疫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4)如为上述3种以外的检测方式,请注明具体方式(Methodology:具体方式)。

二、美西时间12月23日0时起,核酸检测报告除须明示核酸(NAAT)、rt-PCR等字样外,还须明示具体的采样方式,包括:(1)咽拭子(Pharyngeal swab);(2)鼻咽拭子(Nasopharyngeal swab);(3)如为上述2种以外的检测方式,请注明具体方式(Methodology:具体方式)。

三、为防止检测后跨州旅行感染,赴华乘客须前往本人搭乘的中美间直飞航班起飞地进行核酸、抗体采样,并送往相关实验室检测。有关具体安排如下:

(一)目前中美间直飞航班起飞地为: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纽约、底特律、达拉斯。

(二)乘客请根据所购机票,提前前往航班起飞地完成鼻咽拭子、静脉血等采样环节,采样后在该地等待检测结果,获得检测报告后立即上传,申请并获发健康码后乘机。

(三)采样须送往驻美使领馆公布的实验室机构检测。请自行提前与采样机构确认是否可送往相关实验室检测。有关实验室名单将另行发布,且不定期调整,请密切关注通知、提醒。

(四)申请健康码时,除小程序后台规定的核酸、抗体报告等内容外,请同时上传机票行程、起飞地采样的证明(诊所报告、证明信、采样现场照片或收据等)。对于系统无专门上传窗口的,请在上传报告窗口提交。

(五)自美西时间12月23日0时起,驻美使领馆将只受理来自公布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并开始结合机票行程、采样地等标准综合审核。此前驻美使领馆仍按原政策受理各地申请。

(六)关于美国国内段行程,驻美使领馆仅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在赴华国际航班时查验健康码,但不排除美国一些航空公司有额外要求,或现场工作人员有不同理解,请乘客务必提前与航空公司沟通,或避免购买联程机票前往国际航班起飞地城市。

四、驻美使领馆将就每起申请与采样机构、实验室核查结果真实性。请乘客在检测时告采样机构、检测实验室同意向使领馆公布检测结果等个人信息。

五、请乘客前往起飞地时务必做好路途、住宿期间的个人防护,采样检测后居家隔离,尽量减少与外界接触,以免影响个人身体健康安全和赴华行程。美国多州已宣布实行不同程度的限制进入本州、居家隔离规定,请在前往起飞地前详细了解有关内容,严格遵守当地防疫要求。

  六、此前发布的通知、常见问题解答、提醒中,与此通知不一致处,以此通知为准。

关于外籍乘客凭健康状况声明书二维码登机赴华的通知

从美西时间2020年12月1日0时起,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将为自美国搭乘航班前往中国的外籍乘客审发带“HDC”标识的健康状况声明书二维码。外籍乘客可通过电脑或手机等终端登录网站https://hrhk.cs.mfa.gov.cn/H5/,在线填写信息、申报健康状况、上传双阴性检测证明、个人护照、行程单等材料。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审核通过后,将通过该网站核发带“HDC”标识的健康状况声明书二维码。外籍乘客登机时须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二维码电子版或纸质打印版,供航空公司核对。有关检测要求请仔细阅读驻美使领馆2020年10月29日通知

过渡期安排:自美西时间2020年12月1日0时起,驻美使领馆不为外籍乘客签发盖章的《健康状况声明书》,但已持有驻美使领馆签发的《健康状况声明书》的外籍乘客无需重复申请带“HDC”标识的健康状况声明书二维码,仍可凭在有效期内的《健康状况声明书》登机。驻美使领馆此前公布的外国人电邮或在线上传的申请方式将停止使用。

特别提醒:以上调整仅适用于赴华外国人。中国籍乘客请按现有要求,通过微信健康码国际版上传双阴性检测证明、行程单等材料,获取健康码,请勿通过上述网站进行任何操作

美籍护照在疫情期间回国及返美等旅行情况的见闻分享

作者:Bluebell

10月2日回国,10月2日-10月16日深圳集中隔离,10月28日返美。

这两天搞卫生睡觉倒时差,刚刚缓过点儿气来。昨天国家颁布了核酸检测新政,要求48小时+双阴性+中转国二次检测,这三条严格的要求导致回国圈哀鸿一片,今早就听到大批量的退票及直航票价的飙升的讨论,暗自庆幸自己当初的果断成行。如今,随着海外疫情的复发,国内防控压力增大,政策收紧,让海外华人回国之路难上加难。

趁着记忆还新鲜,写一下,以供参考。

1,人道主义签证的申请及流程已经写过了,不重复

2,入境城市的选择

我此行于深圳入境,上海出境。其它城市情况不详,这两个城市是中国顶级国际化大都市,颇具代表性。我个人的经历是,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尽量选择上海入境是为最佳,原因是上海机场可以接收世界各地手机发送验证码,真正的国际化意义的机场,所以我之前在深圳入关时遇到的健康码申请的困难在上海就不会存在,出入境都很容易,仅携带一部海外手机完全可以无障碍通行,无须多备其它手机。

3,内地城市的旅行

国内各省都有自己的健康码,微信小程序会随着手机地点的变动而自行更新,所以解除隔离时的最后一次核酸阴性的绿码一定一定要截屏,以便在其它城市通行时使用,一旦离开隔离城市,原始的小程序就自动消失不见了,再想找码就找不到了。机场设有无码通道也许会适用于无码的情况。我个人经历是,手持截屏就可以了,各处工作人员都是只要看到绿色就放行而并不扫描原码。机场大巴,城市公交车,出租车,滴滴快车,也都不查码,商场超市银行等需要查码的公共场所登记姓名及联系信息即可,个别高档会所是需要看码的,但是普通餐馆都不需要查码。

此前凸哥建议我每天更新行程以确保健康码绿色,但是我找到的国家通用健康码及省码都是只适用于身份证,没有护照操作的功能键,所以自离开隔离城市至回美登机这么多天的各种交通工具出行我始终是无码状态。很多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也是没有健康码的,所以在国内即便没有码也有可以解决的办法,无须担心的。

4,密接者隔离政策

集中隔离是本对家人对社会负责的态度,隔离环境是100%安全的,所以完全无须焦虑,焦虑是从解除隔离才开始。密接者隔离政策对于短期回国的人来说才是真正悬着头上斯巴达克斯剑,不知道何时何地会落下来,这个政策没回来的时候以为14天后就万事大吉了,回来之后才意识到时间成本是无法预估的,所以如果打算回国,要做好延期回美的物质与工作安排,我这国内这短短一个月时间里,青岛与喀什相继封城,这是没有办法预防也是完全不在掌控之中的,密接与封城都是防疫常规流程,无须恐慌,服从命令听从安排就可以了,但是需要提前做好美国方面的PlanB。

5,国际航班

无论赴华还是返美,国际航班都是的安排都是一个人占三个座,以保证社交距离,所以此行来回都是卧铺,经济舱就已经很舒服了,全程往返都是躺睡,不需要买商务舱机票,当然不差钱的请略过。

6,防护服

我是没穿的,绝大多数旅客都是没穿的,回国的时候穿防护服大家都能理解,返美国内段的航班,全副武装的比医护人员还医护人员的防护服装备就会显得格外突兀。我个人没穿是觉得长途旅行穿那么多不敢吃不敢喝不敢如厕挺遭罪的,所以我不愿意穿。

7,返美的流程

相对于中国入关(中国入关的流程前面的日记里已经写过了),美国入关的流程要简单的多得多得多得多。美国这边入境取消了表格填写,只需与入境官口头问答即可。1-2秒人脸拍照留档就可以办理完毕,效率极高。

在此提醒持绿卡入境的老年人和英语障碍的探亲者,因为不再填表,所以这边的家人要提前把基本问题写好交给入境官,1,携带现金数量,2,是否携带水果,鲜肉等,3,在美国有无工作,4,美国联系人的工作。 问题很简单,如果听不懂就会很着急。入境的时候我帮着同行的几位旅客做翻译,见证了他们着急的样子和遇到的问题,所以家人准备的越多他们入关就会越容易。特别是疫情期间,因为各种原因逾期滞留国内的绿卡,需要解释清楚原因,绿卡配备的回美证(blue book)要确保有效期,如果失效了,要解释清楚。绝对不要撒谎但要提醒家人,问什么答什么,不问的不要答,不要啰嗦,不要提供多余的文件,入境官并不想故意找茬,他们只是按规定走流程,不关心也不看多余的文件,回答的越啰嗦他们就不得不问的更多,搞不好就入不了关,切记切记。

8VPN vs Data Roaming

我没有用VPN,下了几个VPN,实在不好用所以放弃了。临行前买了2GBData Roaming,及至返美还剩0.2GB没用完。所以我个人是特别推荐data roaming,在国内绝大多数小吃店都可以接到wifi 大型商场银行等公共场所因为需要验证码反倒接不上Wi-Fi,与家人一起时用热点,单独出行或微信支付时用data roaming,所有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最重要的是data可以保证正常的工作不受影响,国内对外网屏蔽的广度是人在海外无法想象的,就连VPN也经常接不上或速度很慢,简单的工作都没法儿干活,所以我是不喜欢。短期回国的话,一部国外手机号码+data roaming完全可以满足各种需要了。

9 被海关扣留的小物件

我从美国带的travel size hand sanitizers 因为含85%酒精所以被中国海关扣留。我从中国带的青柑茶因为含有干橘皮被美国海关扣下。充电宝美国机场不查,中国机场查,电压电流厂家标示要清楚,我的小充电宝因为电压字迹被磨损看不清了,所以被中国机场扣留。这些都是我们出行几乎人人会带,自以为符合要求但是注意不到的细节,我这些被扣留的小东西算是给大家出行提个醒吧。

10,大件行李

中国国内航班托运行李限重20公斤,美国国内航班及国际航班行李限重是25公斤,所以如果入关后尚需转乘中国国内段航班的话,行李宁可少带不要多带,如果多带最好做高铁。我看到其它乘客带的大包行李就跟批发市场的麻袋一样,不用行李箱而是用帆布打包,所以可携带很多物品而不超重。

11 国内航程

国内段航班都是满员,与非疫情时期无异,除了戴口罩。没有保持社交距离的座位,吃东西喝东西摘下口罩,吃完喝完再戴上就行了,也没人过度担心。

最后,写给家人新故的朋友—

我收到N多相同情况的私信,每个家庭都不同,亲情关系也不同。我本人坚信,行动的力量永远都比语言更强大,纵然只能陪伴家人一天,千辛万苦都是值得的,真切的拥抱带给家人情感上的慰藉也是再多的视频所无法比拟的。我的家人和我家老邻居的家人在一周之内相继过世,让我对无常的人生有了切骨体会,也更加感恩这段义无反顾的旅行。

这次回国最大的感受就是由于疫情关系导致的故交间隔阂的加深。美籍护照回国心态一定要调整好,遭遇歧视或同情或不满等等各种情绪都是必然的,把自己放进尘埃里,不与任何人争一时之口舌,随便别人怎么说,满足别人吐槽的快乐,安全回美才是最终目的。

当我回国入境时,看到机场防疫人员身着厚重的防护服和被汗水模糊的护目镜,真的是万千感慨国内防疫力度之强大。现在的国内,街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百姓民心安定歌舞升平,各地欣欣向荣,这是防疫得力的功劳。当我回美入境时,看到边境人员只带着口罩按部就班井然有序的流程,那是另一种震撼,在单日新增高额数字笼罩之下,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他们带给我的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平安,候机餐厅里酒吧里,人们也都是安安静静的或享受美食或专注工作,没有恐慌没有惧怕,岁月依旧静好如初,百姓日常与糟糕数字形成鲜明反差。亲历过两个世界两种制度的疫情生活之后,我只是想说,站在美国看中国,站在中国看美国,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说同一件东西看到的方面却完全不一样,这就好比瞎子摸象。世界很大,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不同的只是井大井小而已。

以上这些就是我10月往返中美遇到情况,仅供大家参考。疫情期间诸事难料,愿人人平安去平安回。

10月31日 芝加哥

深度长文!中美关系重磅论述

【编者按】转发不代表赞同作者所有观点。
作者: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萧功秦论评(ID:xiaogongqin)

为什么中美关系近年来会走向持续恶化?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守势方的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合理对策?本文提出以柔克刚;淡化意识形态对峙;用博大宽容开明的形象,来消解外部世界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柔中有刚地保持定力。中国在四十年改革中积累的强大国力与文明资源相结合,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与智慧来应对未来挑战。

01. 上篇

中美已进入持续冲突阶段

自2019年9月美国国会以414票对0票之比,通过《台湾保护法案》与《与台湾关系法》以来,在美国许多人心目中,中国已经被错误地理解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二战时的日本是侵略中国并南下侵犯越南的法西斯国家,由此而威胁了美国利益,这才引起美国的反击,现在中国并没有侵略其他国家,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自己的主权,美国有什么理由这样打压中国?

在我看来,三大因素引起了美国对中国的对立。

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对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担忧,许多研究者都持这种看法。这确实是一个因素,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十四亿中国人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没有人有正当理由反对中国经济与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引起美国某些人的潜意识不安,尤其是那些极端反华的保守派,但不可能是众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敌人的正当理由。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在东海、南海、香港、台湾及非洲问题上的强势行动,克里米亚事件以后,中国对处于封锁困境的俄国的大力经济支持,2700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对于俄国是雪中送炭,本是中国近邻的友善的行动,却被西方理解为“邪恶轴心”的出现。此外,中国与被美国认为具有“核弹嫌疑”的伊朗的商务关系,中国对美国所敌视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的合作,中国促成南美洲的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在作为美国后院的该国,租借了被误认为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美国对此作出了过度反应,居然撤回了美国大使)。

这些事叠加在一起,让美国人错误地以为,中国正在对外进行全面的扩张,总是在有意地挑战美国,从而认为,中国已经在全球领域取代了俄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挑战者,这个理由比第一个理由更为重要。

第三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不但在强势崛起,而且是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雄厚实力、以“红色帝国”的姿态,以破坏国际现行秩序的方式强势崛起。

在美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中,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维护主权的行动,例如建立东海识别区,在南海建島,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进程、进一步整治香港动乱等种种维护主权的行动与努力,也被美国理解为“红色帝国”的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行动,从而认定,中国对周边民主地区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文明秩序,构成了威胁。

永兴岛航拍图

在美国政客的煽动下,保守派成功地把这种错误判断,变成主流社会共识。美国两党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发生严重的社会撕裂,但在对中国的这一认知上,现在却保持高度一致。

我们不少国人总是误认为,美国是资本家社会,是唯利是图的民族,美国人想到的只是做生意赚大钱,其实,这是对美国具有强烈基督教传统文化的误解。美国人在逐利的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民族,只不过他们的利益考量,与意识形态考量,一旦重叠在一起时,他们才会采取直接敌对的行动选择。

邓小平当年尽可能地避免美国人以这种方式来判断中国。他总是说,“中国不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他还说要“韬光养晦”,他还总是强调“不问姓社姓资”,从而避免激起美国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解读。这样就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在合作共赢过程中成功地增加了中国的国力,又避免了中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中美矛盾与冲突。

随着中国的经济巨大飞跃,国内高调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提升。近年来为了提升国内政治凝聚力,为了清理权力腐败,中国在国内加强红色基因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宣传教育,对十月革命的隆重纪念等等,在美国却被普遍误解为中国政治向“文革极权主义时代”回归。

中国官方近年来提出的两个“不忘初心”,虽然已经有了十九大国家领导人发表的的权威解释,那就是“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忘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但仍然被美国方面错误地、望文生义地误解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退回到“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上去的革命初心。

此外,中国前些年来为了加强政府与企业联系,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沟通渠道,在一些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建立起了中共党组织,也被误解为“党控一切”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复辟。凡此种种,就使美国公众与政府,在对中国发展产生各种疑虑的同时,增加了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

一年多以前,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已经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贫穷,落后,停滞与专制”,他号召全世界“共同抵制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表明连过去只讲务实经商,不讲政治的美国保守派,也开始讲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政治正确”了。

最近,在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的对华政策讲演中,更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中国已经在我们国境之内,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中国外长王毅

这也确实表明,美国保守决策精英层,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立场,对中国的“红色帝国”的错误定位已经成型。美国的当权者已经把中国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不幸的是,这种态势又在美国得到相当一部分民意的支持。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斯金纳,曾经在去年四月的一场电视中发表谈话,她公然认为,中国作为黄种人,无法接受白种人才具有的人权自由观,而俄国人却是可以接受这一观念的白种人。

她发出的一个明确政治信号是,美国当政者应该发动包括俄国在内的白种人,共同应对中国这样的“专制黄种人”的文化战争。美国政客公开号召俄国人,当年中国与美国联手起来,对付你们这个世界老二,现在,该轮到你们与美国联手起来。共同对付中国这个新的世界老二了。

这样,联手俄国共同对抗中国,不但有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的理由,而且加上了更严重的种族主义的色彩。

虽然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观点,在美国也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美国联俄反华战略的重要选项。

中国与美国之间现在已经进入意识形态冲突的高峰期了。在这种美国意识形态解读下,美国与中国的对立,被认为是“正义国”与“邪恶国”的较量,这就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充满更大风险的阶段。

高调民族主义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误解

美国当前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已经明确地把中国看作是继苏俄之后的美国“头号敌人”,美国精英层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以前,让中国重新回归“闭关锁国”,进入他们所希望的孤岛状态,以此来阻止中国对已经陷入困境的美国的挑战。

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中国国内高调民族主义思潮正在进一步膨胀,从若干年以前主张“持剑经商”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到“厉害了我的国”,可以看到这一思潮逐渐膨胀的轨迹。

中国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士,重新回归“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帝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情绪之间,交相呼应,相互强化。中国高调派在舆论传播上的优势地位,让美国对此产生严重警惕。

这些网络大V们,不断在强化“中国将在不久将来取代美国”,“美国与中国必有一战”之类的高调:

——十年以前已经有人在鼓吹,如果美国干预台湾事务,中国就要把西安以东的地区,划为核战场,与美国决一死战。

——某公众人物最近说,美国若胆敢公然闯入被非法划给越南菲律宾的南海海域,中国将不惜一战,中国哪怕死十亿人,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

——在中国舆论界颇有影响的某学者公然提出,未来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所谓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所谓的合作,就是合计把美国做掉。

——不久前,有一位高调鹰派学者提出,一旦中美发生冲突,美国人最怕死人,炸沉美国两个航母,炸死他一万人,看美国人怕不怕。

——为了表明中国的强硬立场,某位高调派人士公开宣称,由于台湾绝大多数人支持台独,不接受“一国两制”,所以90% 以上的台湾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在最近中美关系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有人还向社会呼吁,要赶快造出1000个原子弹,与美国对着干,中国的发展将把美国“逼回到农业国”去。

中国国内这种高调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却拥有为数巨大的支持者,普通国人在信息与国际知识方面,毕竟是弱势群体,很容易受到煽情与影响。这反过来又成为这些勇猛人士自信的资本,通过不断大言高论,来扩大自己在粉丝中的影响力,随着他们的影响力的扩大,在客观上为美国反华派不断提供攻击中国“红色帝国扩张”的“炮弹”。

另一方面,美国的极端反华势力,为了孤立中国,并从而建立起反华的“神圣同盟”,又把中国妖魔化为“新法西斯主义”与“红色帝国”的结合物。

这样,在中美之间,在强强互动的恶性循环中,彼此推波助澜,水涨船高。众所周知,历史上许多战争冲突,往往就是在这种文化误判与利益争端的恶性互动中不经意地发生的。

虽然这些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但由于中美之间的误解与猜忌本来已经很深,美国方面会作出这样的错误判断:能进行这样高调发言的人,在中国国内如鱼得水,可以通行无阻,那么他们肯定代表中国官方某种没有言明的意向。因而他们由此进一步认定,中国已经变为“要直接与美国为敌”的第二个德国与日本。不幸的是,近年来,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已经在美国普通人中变得十分广泛而深入。

美中之间正在形成强势互动

为什么中国在国力有所发展以后,会出现强势的高调民族主义思潮?其实,并不难解释,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并在国力稍有发展时,就迅速极度膨胀,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的。

中华民族幅员广大,文化悠久,在历史上备受屈辱,承受了深重的苦难,而又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强大起来了,这就会在相当一部分国民中,产生一种想通过高亢激昂的方式,把长期压抑的屈辱感予以发抒的群体无意识,这样,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高调、张扬、亢奋的民族主义。二十世纪历史上,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凡是大国,受过欺辱,突然而迅速强大起来,就会有这种悲情后的膨胀心态。

其实,在几年以前,在国内先后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就代表了这种虚骄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不高兴》鼓吹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我们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等等。该书在短时期内发行了数百万册,受到相当一部分读者的追捧。

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由于中国人百年来受列强欺侮。一直憋着一股气,既没有办法维护国家尊严,也没有办法宣泄不平之气,这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年了。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自由地充分自由地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这种社会心态,在这些民族主义看来,处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生存法则,不是和谐相处,而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它把和谐社会,和平共处,均看作是“书生之谈”与“误国之论”,书中强调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式的马基维雅里主义,为达到主体自以为“崇高”目标,可以采取不择手段的一切办法。

美国反华的极端保守势力,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与中国的高调派相比,其实高度同构的,他们的反华敌对情绪,与中国国内虚骄派之间,正好形成彼此强化的恶性互动。

从古老智慧中获启示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

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让世界瞩目的巨大国力,古老的民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但必须坦率承认,现实的中国如同一个刚刚发育,长了肌肉,充满活力但却在国际交往经验与知识方面仍然不足的少年,在如何融入世界这个问题上,中国还处于不断学习的阶段。

说实在话,在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文明中,在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挑战的方略中,以及在中国的革命文化中,都缺少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文化经验。

无论是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朝贡体制”与“天下秩序”,还是革命时代以来浪漫的“世界革命论”,或从西方国家舶来的、对外扩张主义的“海权论”,都不能作为中国人现成的认知与处理与世界关系的文化框架。

自秦汉以来,在大一统中央帝国中生活了几十代的中国人,没有与世界打交道的经验?这一论断许多人听上去很不能接受。但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是因为,自秦汉大一统以后,中国就是自认为是天下中心,中国的天下观念中,没有竞争的国际意识。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只有处于天下中心的华夏与天下边缘的夷狄的区分,在这样一种文化习惯思维中,中国人是无法培养起在国际社会中处理复杂利益关系的集体经验与能力的。

马戛尔尼跪在乾隆皇帝面前呈送“贡品”的讽刺画。
( COURTESY OF THE LEWIS WALPOLE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面对新的外部挑战,只能用“阴谋论思维”与“洋人唯利益论”思维来判断对方,这只能体现出一个缺乏对外经验的民族的精英们的思维力的贫乏。一旦发生矛盾,用中华的优越文化资源来战而胜之,或者用吾人的更优质“阴谋论”即“三十六计”来与之周旋,自近代以来,受挫折后的中国人从来就是这样思考国际问题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清代总理衙门的官员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当代某些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一百多年以前并无太大区别。

不久前,一位名嘴是这样谈论某个外国的:“这么一个小国家,资源不卖给中国,都过不下去了,还跟着别的国家对中国不好,该给点颜色了。”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中国学者不自觉的天下观念,与鸦片战争以前的道光皇帝几乎没有区别。

一年多以前,作者参观了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遗址,展厅中陈列的考古出土的一座铜鼎中,铭刻着的几句话。让作者印象深刻,这是中山国王临终前留给太子的遗言: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

临终的中山国王告诉太子,国家大了,就会不顾一切地任意而行;国家富了,就会骄横自满;国家人口众多了,就会喧嚣张狂,失去谦和的态度。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位古代国王,反而能比此后郡县制中央帝国的古人,更能总结出让我们这些处于国际社会的后人受益的深刻的警言?

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多元林立,这是一个众多国家同时并存的、竞争性的环境,相当于古代世界的国际社会,外部诸国并存的多元压力,不断地让竞争危机中的人们激发出警醒意识,这12个字就是理性的警惧意识的表现。

然而到了大一统的郡县制时代,在只有天下,而没有诸国并存的封闭环境中,普天之下,已是王土,率土之滨,尽是王臣,国际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已经不再存在,在大一统的封闭世界里,大必肆,富必骄,众必嚣,就会成为王朝精英与百姓共同的普遍思维习惯与文化心态。这就是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与文化基因。

中山国王的临终遗言,他说的十二个字,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金玉良言。

02.中篇

美国如何选择敌人:实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价值叠加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当中国人不得不进入与美国人对峙的博弈大格局之中,就必须对美国的战略文化有所认识。

所谓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就是当一个国家一旦把对手视为战略博弈对象,这个国家为应对这个对手而显示出来的的思维方式与反应方式。这种战略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相对稳定的。特定的战略文化,就会不自觉地支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影响着他们所作出的重要历史性判断与选择。

根据我的研究与观察,美国人的战略文化具有 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美国确定战略敌人的标准,是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更具体地说,只要一个国家具备了美国认定的两个条件,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上的敌对国家。

第一个条件是,美国认为自己的霸权地位与核心利益受到了对方的挑战。

第二个条件是,美国人认为对方在意识形态上是所谓的“违反人权”、“专制主义”、“法西斯”、“反人类的暴君”之类的“邪恶者”。面对这样的敌人,美国就要“替天行道”,行使上帝的使命。美国人有强烈的传教士式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因为,美国是新教移民组成的国家,他们的宗教化的理想主义,远比我们想像得强烈得多。

二十多年前的1998年,我访问过美国民主党竞选总部,记得一位女工作人员曾激动地指着世界地图对我说,“上帝对美国太好了,我们不能单独享受上帝的恩惠,我们一定要把上帝的恩惠带给全世界苦难中的人民。”她说的这些话,就是受这种“传教士理想主义”的驱使。

概括地说,美国人在选择敌人时,会是实利主义动机与与“传教士式的理想主义”动机的叠加。只要美国人把对方国家看作是挑战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时,它就在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

一般而言,共和党的保守派更多地是强调第一条件,民主党与左派更多地强调第二条件。一个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成为它的敌人;要成为它的敌人,必须具有上述的“双条件性”。即使如此,对方还必须有足够的体量,体量太小,战略影响力不大,即使美国看不顺眼,美国也不会认真对待,例如爱沙尼亚,黑山共和国,都被认为“配不上”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

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与日本的互动过程来看,美国正是认定日本符合了这两个条件,所以就把日本视为必须打垮的敌人。

1940年7月以前,美国虽然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当时的日本只符合美国人认为的道义上的侵略者这一条件,美日经济关系仍然基本良好,美国仍然每年以大量废钢铁卖给日本,并把日本所需要的海外石油的90% 源源不断地供给日本。

然而,日本在此后犯了两个战略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加入了德意同盟,成为邪恶轴心的一员。日本的第二个错误是,日本海军在1941年年中进驻了越南金兰湾,客观上对美国殖民地菲律宾构成威胁,日本的这两个举动,被美国认定是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于是把日本视为直接的敌人。

一旦两种价值重叠在一起,就会进一步引发这两个动机之间的彼此强化效应,更具体地说,明明是美国利益至上而产生的敌对,被附丽上“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道德光环。后者掩盖了前者的自私动机,美国在打击对方时,自己看上去也成了人道主义的“卫士”与“英雄”,新教传教士般的替天行道的使命感,与美国人自我中心的利益至上主义,两相结合,从而可以在美国国内形成广泛的政治动员力与同仇敌忾的号召力。

这两种价值叠加在一起,以至于连美国人自己到后来也搞不清楚,自己发动一场战争,到底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还是出于它的“自由理想主义”的使命感。美伊战争就是一个例子。

为什么美国出手没有分寸感

美国战略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当美国把某国视为敌国,美国一旦出手,往往十分凶猛,且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日常理性应有的分寸感。

例如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旦准备对日本下手,就会向对方提出很高的要价,1941年11月,美国发出了《赫尔备忘录》作为最后通牒:如果日本不满足美国提出来的从中国全境撤军的要求,美国将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日本在美国巨大的施压下,发动了妄图死中求生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其实,当美国总统下达极端施压的最后通牒时,美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出手实在太重,远远超过谈判对手日本的承受力,更何况当时的美国全国都又并没有做好对日战争的准备。当时日本可以动员近五百万军队,而美国只有二、三十万从来没有打过仗、甚至从来没有整师演习过的的军队,美国军人数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只是第十九位。现有的历史档案资料证明,罗斯福事先完全意料不到日本会发动珍珠港偷袭。

1941.12.7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为什么要么不出手,一旦出手往往出手太猛,没有分寸感?甚至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就对日本极限施压?这与美国战略文化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有关。

首先,美国决策层总是习惯于认为,自己作出任何选择,都有着强大的国力支撑。众所周知,太平洋战争以前,美国国力与军工生产力是日本的十三倍以上。这就是美国决策层自认为的底气。国力强大,使美国人认为不必为任何失策付出代价。

其次,美国认为自己对付挑战者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失败过,自美国建国以来到现在,他们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英国、德国、日本与苏联这五大挑战者,他们自认为有充分自信,也并不担心由此会产生的后果与代价。

第三,美国强势的外交文化,与美国的基督教伦理有关,一旦把对方视为自己的“邪恶对手”,认定自己是受“上帝拯救苦难生灵的神圣使命”所召唤。本国的实利主义、自由民主理想主义、宗教意识形态使命意识的叠加,会让这个民族在国力的支持下,使他们的精英,完全可以不考虑由于对外部实情了解的缺失所造成的决策疏忽。

他们后来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也很少去反思以往分寸感缺失产生的经验教训。美国大众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远不如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了解,也造成美国决策思维的背景知识缺陷。

美国两党已经把中国视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三年以前,一位对华友好的美国历史学教授,就深怀忧虑地对我说,美国对华友好的情绪正在发生逆转,一旦转过去,就基本上不可能转变过来了。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疫情的全球蔓延,由于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种种低级错误还在不断发生,美国已经有数百万新冠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上一种怪罪中国的非理性的情绪也民众中蔓延。美国民粹主义政客向中国“甩锅”,把责任推向中国,就会极大地迎合美国民间对华的非理性情绪。从而获得选票。

特朗普因疫情处理不力,对其选情极为不利,出于对2020年11月大选前的特殊政治需要,使这位具有冒险性格的另类总统认定,那怕冒一点风险,强化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对他的选情是有利的。美国太需要一个敌人了。即使爆发一场有限的战争,趁机宣布中美之间进入战时状态,都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项。

千万不要小视一个民族非理性心态在特定条件下对历史选择的影响力,新冠疫情在美国引起社会人群对中国不满情绪,包含着许多无法言明的非理性因素。它将在一定的情况下,极度膨胀发酵,一定要防止这种“负能量”心态被美国反华派利用,引发的仇华心理在美国社会的蔓延。

众所周知,罗斯福连任四任总统,不都是每次大选选出来的,而是由于宪法赋予总统在战争时期有自然连任的特权。中美关系不但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正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而正在急剧增加。

自今年以来,中美关系正在进入1941年9月太平洋战争以前几个月那种状态。令人忧虑的是,目前还看不出有任何强大的因素,在扭转这种趋势。

就在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密苏里军舰上发表演说,称“美国对世界的承诺如同1941年,美国将随时准备与任何敌人作战。并捍卫任何朋友。”“当今需要以实力求和平,”“自由国家不能坐视法西斯夺权”。

美国当权者的这些高调言论,强烈的暗示着美国那边已经把中国视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美国国防部并于2020年9月1日公布中国军力报告,美国副助理防长表示,美军随时做好准备,听命美国总统指挥。摆出了一副马上要与对手打仗的样子。

按照中美关系中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发展速度,有人说,中美之间的战争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流血事件了,一旦出现流血冲突,中美之间出现断交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双方高度不信任条件下要防止陷入两国直接战争

自从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顿使馆以来,当下美国保守的当政者已经处于主动找事的进攻阶段。

一般人都认为,中美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确实是按照常理来判断,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人类的决策理性经常会犯不自觉的错误,而在双方高度敌对的条件下,这种决策理性错误还会因对方反应的过度而进一步叠加,最后在谁也控制不了的情况下双方被迫进入战争。

历史上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双方都原以为战争打不起来,但却由于双方决策过程中出现的恶性互动而意外地发生的。作者不久前新发布的公众号《太平洋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就是分析这样一个典型战争个案。

在中美之间,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位为“威胁美国利益与安全”的“红色帝国化”的危险国家的前提下,由于双方控制不当,而从局部冲突爆发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千万不能低估。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从美国掌权精英的背景来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务次卿布拉托,国务院参谋参赞布雷克布,国防部长埃斯珀,几乎都是青一色的“西点军校派”出身。美国最重要的国务院与国防系统,已经都换上了超级大鹰派人物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概率正在进一步增加。这一点一定要引起严重关注与警惕。

恰恰正是这几年,国内“战狼式”的公共话语变本加厉,大行其道。中国那些高调派名嘴,并不是洞悉国际复杂问题的战略家,他们只是同仇敌忾的宣传家,鼓动家。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高调派名嘴对时局的判断是十分浅薄的,有是非常可笑的。

然而,高调派在美国保守派最需要与中国决裂的时候,为后者源源不断地提供授人以柄的“炮弹”。美国反华保守派可以更坚决地认为,把中国看作自己的“头号敌人”是做对了。

另一方面,美国保守派由此做出的强烈反弹,对中国的不断干扰与施压,又会不断在中国民间大众中,激发起受迫害的历史悲情,普通朴素的老百姓毕竟信息与知识有限,纷纷成为高调派的铁杆支持者,而受广大“民意”支持的优势,又不断被高调派用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何等鲜明正确。为获得更多的粉丝,甚至置国家政策于不顾,煽动民粹情绪,让中美对立水涨船高。

高调派正在做的事,正是美国致力于中美“脱钩”的保守派希望中国做的。美国保守派的漫天要价与打压,又进一步让高调派在民间如鱼如水。明智理性温和的的声音,都在国内被视为“亲美派”而被边缘化。中美之间在近年来已经陷入如此恶性循环。这种双方强强互动,温和理性派被边缘化的情况,与太平洋战争前的日美两国互动的情况已经相当接近。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最危险的,还不是台湾问题,而是南海问题。如果应对不慎,在局势发生进一步突然恶化的条件下,美国有可能会就南海问题向中国进一步发起挑衅。

要警惕美国极端鹰派可能在美国大选前采取一些极端举措。例如,美国直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要求中国从南海岛礁上撤离所有的军事设备,否则对其进行清除。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以海牙法庭的“仲裁”为依据。并以此拉拢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对付中国。

一旦美国悍然炸毁我们扩建的南海岛礁,中国可不可以通过以牙还牙的强势反应,来解决问题?中国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极限施压”来反制美国的“极限施压”?

不久前,作者在影响很大的某视频上,就看到一位颇具权威的军事学教授公开表示,如果美国悍然轰炸我南海新建岛,我们可以直接轰炸关岛美国军事基地,作为对等性报复。

如果这真的成为中国的选择,那么,让我们通沙盘推演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中国一旦轰炸关岛,那就是中美之间直接进入战争状态,这正是美国正在执政的反华保守派求之不得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轰炸关岛基地,必将刺激整个美国民意,美国政府就会像当年珍珠港事件后一样,或者像小布什当年攻打伊拉克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国会高票通过对华战争授权。

由于如前所分析的,美国人一旦把某个国家视为敌国,它所作出的反应,从来就是没有分寸感的,他如何出手,决不能根据我们一般的“对等反应”的常识推论来判断。正因为如此,下一步,美国极有可能不顾代价地把中国现有的航空母舰与主力战舰直接作为攻击对象。并妄图一举把中国海军力量在短时期里打垮。

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这势必激发中国人百年以来的民族主义的悲情与义愤,中国必须作出最强烈的反应,才能满足社会大众在民族危机时代对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中国的国力也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支持这种民族心理。中国此后作出的任何强烈反应都是可以想像的。

如果美国进一步攻击我们,我们该怎么办?这位视频上的军事学教授在视频里表示,我们将趁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去准备武统台湾。一举实现中国的大一统。

如果我们开始全面准备武统台湾这一步,美国极有可能采取以下极端措施:趁机撕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直接建立外交关系。甚至故意煽动台湾独立,刺激中国进一步对台湾动武。

如果我军进入台湾岛,下一步的可能性是什么?美国方面会出兵与中国直接打仗吗?

在这种情况发生时,美国最大的可能是,它本身并不参战,但却利用美图的高科技优势,有限封锁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用无人机控制的水雷,阻断中国与中东地区的石油通道。以迫使已经登陆的我军退出台湾。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70% 左右的石油必须从中东输入,一旦供给中断,后果堪忧。根据美国现在的科技能力,美军无人机完全具有自动识别中国油轮的能力,用自动识别器制导的水雷攻击中国商船与油轮,不炸其他国家通行船只,在技术上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中国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是否可以用原子弹去炸美国本土?中国有600枚呢。然而现实情况是,美国至少有6000枚。比中国多十倍。

再下一步呢?可以调侃说,再下一步就是双方需要用石头和木棍了。不过是可能在50万年以后。

这种赌国运的前景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

这位军事学专家不知是不是想到过这些问题。但愿这位专家仅仅代表他个人不成熟的意见。

有人说,美国连朝鲜这样的有核小国家都不敢碰,他们怎么可能与中国发生战争呢,其实这又是错误的判断。过去几年里一些高调派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的。

实际情况是,朝鲜国力太弱,根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对美国的自认为的霸权地位与实际利益构成真正意义的挑战。

其实,美国对于朝鲜的存在,实际上是无感的。正如一个哪怕疲惫的大象,对于有刺的蜜蜂,也不会有多大兴趣一样。

中国则不同,中国被认为是一个 “刚断奶的战狼”,却不自觉地唤醒了一只“沉睡的老虎”, 在美国看来,中国有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的野心,威胁现行世界秩序,虽然这只“老虎”早已经没有过去的年轻态。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看来,在真正强大起来以前的中国,才是它必须对付的敌人。

还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从这次疫情来看,美国社会内部分裂得很严重,一旦与中国开战,美国社会内就会分成主战派与主和派,像美国这样一个分裂的多元社会,是无法形成统一的战争意志的。

这又是对美国战略文化的不了解,珍珠港事变后的美国就是明证,一旦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中国是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红色帝国”这样一种社会偏见,一旦进入中美战争状态,美国所具有的内部聚结力与战争动员力也会异常发挥,这是值得警惕的。正如当年“珍珠港事变”以后的美日太平洋战争一样。美国战争鼓动者正需要一场战争来重振美国经济,正如1929年经济危机后,认为太平洋战争重振了一次大战以后的美国经济一样。

柔性冷战也并非好的选择

直接军事对抗对于双方来说,都充满风险与巨大的成本代价,大型战争对抗的概率,如果有意识地控制,毕竟较低,那么,轻度的软对抗将会如何?

这种冷战式的软对抗,将在军备竞赛中极大地消耗中国的财力与物力,苏联就是在冷战时代的长期软对抗过程中被拖垮的。

这种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实施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目的。也恰恰正是美国反华保守派通过低成本遏制中国发展所希望的。

另外,美国还可以在“软对抗”过程中借刀杀人,例如鼓动印度充当马前卒,与中国进行边境上的的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印度是大国,其国力在近十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与印度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与冲突,由于双方都有巨大的战略纵深、资源与人口,双方都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那种战争将是持续许多年的,甚至没完没了的。中印战争是美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甚至可以通过中印之间持续多年的消耗国力的战争,来不断削弱中国力量,印度一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吃亏,由于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军优势,美国还有可能鼓动印度对中东地区的霍尔姆兹海峡到印度洋的中国石油船只进行封锁与威胁,美国将由此渔翁得利。

美国还有可能利用它的资源,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曾经有过的矛盾,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包围。除了印度以外,俄罗斯、朝鲜、蒙古、越南、日本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拉拢对象。实际上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

成熟的中国面对挑战要有足够的定力

在上篇中,作者分析了中美恶性互动的各种原因,本文是中篇,作者旨在于对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进行解析,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博弈对象的特点与反应方式,在本文里,作者还指出,直接发生中美硬碰硬战争与全面冷战,都不是合理的选择。

所有这些分析,都是为下篇中提供的建议,作一些分析准备,在下篇中,作者将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提出一些个人建议。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中国是一个久经苦难并坚忍不拔的民族,我们爱好和平,珍惜二百年来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这四十年来的长足发展的国运,四十年来的发展,也让中国不再是一个弱国,我们完全有理由保持充分的自信与足够的定力,来迎接未来的挑战。

03.下篇

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的上篇里,我分析了美国误把中国视为正在崛起的“红色帝国”,从而美国与中国之间正在形成恶性互动。

在中篇里,我指出,根据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美国在判断战略敌人时,是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本位主义”与“基督教道德理想主义”两种动机的叠加,只要对方体量足够大,被美国人视为挑战了该国的重大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符合“两条件论”,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对于战略敌人,美国人一旦出手,往往是没有分寸的。

中篇还指出,无论是直接发生中美战争,还是中美之间陷入长期柔性冷战,对双方都不是合理的选择。中国与美国不能赌国运,我们必须理性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基于以上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本篇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就是要如何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避免中国的比较劣势。在我看来,中国人必须考虑到处理中美关系的五个大的原则。本文并不涉及具体策略问题。仅就这些比较大的原则,提出一些个人初浅的看法。

理性地对待美强中弱的客观态势

在审视中美博弈大格局时,要先立其大。也就是要从力量对比的大局出发来看问题,这个先立其大,包括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美强中弱。第二个要点是,美国不是铁块一块。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四十年以前,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仅300美元的、几乎处于完全闭关锁国状态的后发展国家,中国的起步基础就是很薄弱的,虽然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取得很大的历史性进步,中国与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在国力上的差距已经缩短,但在中美博弈中,无论从基本国力,高科技力,文化力(话语力)、资源动员能力、军事力、国际统筹力等诸多方面,对方都是强势方,我们是弱势方。

对这种强弱对比的认识,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础。任何有点常识的人,只要不被亢奋的浪漫激情所支配,而是尊重客观事实的,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万不可让虚骄民族主义与“厉害了国”的浅薄的大言高论,来模糊了这一基本认识。这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本点。

第二个要点是,应该看到,美国内部并不是铁块一块的。这就让中国在审时度势的前提下,有相当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从高层层面来看,美国虽然有极端反华的超级鹰派,并且现在正执掌了一些关键部门的权力,有着看上去十分强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总统与极端强硬派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特朗普对于极端保守派军方,仍然有意识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就在不久前(2020年9月),特朗普就在白宫公开发表言论说,“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可能并不喜欢我,军队高官只想发动战争,让军火商谋利”。“他们满脑子只想打仗,让那此制造炸弹飞机的公司都保持快乐。”

特朗普说这些话决非偶然,因为特朗普并不希望被军方的好战派绑架,他作为一个务实的商人政治家,与固执于保守意识形态的军方并不完全一致,他也多少意识到中美极端恶性互动与两败具伤,会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只是他在极端施压时,不愿意让对方知道这一点。

其次,虽然美国反华派确实想孤立并斗垮中国,但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美中在四十年合作中,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与各自的比较优势的不同,具有极大的经济合作的互补效应。双方在经济合作中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美国有着为数众多的由高科技精英、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构成的对华理性温和派。

就以美国芯片产业而论,中国是美国芯片业的最大的买家,如果失去了中国这样的大用户,以高投入为特点的芯片产业就得不到高回报,这一产业就难以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美国高科技产业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度是很高的。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的彼此嵌入程度也很高,四十多年来,中美贸易增加了250多倍,支撑了美国260万个就业机会。7万多家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在赢利。中美经济不可分的密切利益与互补关系,这是美国对华温和派希望与中国关系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这些都是支撑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积极因素。

虽然,在目前的情势下,在美国现在的反华气氛中,这些理性温和派不便站出来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客观理性的言论,因为他们感到麦卡锡主义的威胁。二年前,我参加一个中美双方学者都参加的讨论会,一位美国朋友当时就告诉我,本来美国有许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都答应参加这次会议的,但后来都取消了行程,原因是,他们担心会在美国被视为亲中国的“美奸”。这种现象表明中美关系恶化的程度。

然而,只要中国持之以恒地保持理性的克制态度,随着时局的变化,一旦中美关系有缓和的气氛,经过一段时期的良性互动,他们就有出来讲话的意愿。并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从而有效地制衡极端保守的反华派。

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希望中美友好的广泛阶层,这是中国在博弈中的一个有利条件,但这个有利条件必须在中国不被认为是“红色帝国”的前提下,在双方并非剑拔弩张的气氛,并保持足够缓和的状态时,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相反,一旦在意识形态上双方进入硬碰硬恶性互动,在美国“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就会使美国内部的务实温和派,不得不受到极端派压制,这种有利于中美良性关系的美国多元性的制衡力量就会失去其影响力。

基于同样的道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政治家,在意识形态政治淡出的情况下,会按商人的逻辑,在商言商,就事论事地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与协商,解决彼此的矛盾分歧,正如几年前那样,他甚至会超越美国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称赞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但在意识形态冲突强化的条件下,他会摇身一变,扮演成反对“红色帝国”的美国“英雄”,两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已经表明他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格。

中国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中美经济与文化、社会合作的加深,美中两国都有着巨大受益群体,中美之间具有结构性的矛盾一面,也有结构性的融合的一面,正确的做法,是促进、鼓励、加强结构性的融合,以此来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

以柔克则,以静制动发挥"水"的柔性智慧

基于对中美博弈大局中,美强中弱与美国多元性的判断,中国方面合理的对策,只能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理性内敛,而不是以牙还牙的硬碰硬对决。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在强弱双方的对峙处于白热化的危机状态下,弱势方以柔克刚的好处是,在保护本民族利益的同时,避免过度刺激对方,引起强势对方作出缺乏分寸感的过度反应。

原因很简单,强者一旦作出强烈反弹,由于它掌握更强大的资源与动员能量,足以利用其优势,产生对弱势方不利的效果。重则伤国本,轻则不得不被对方拖着走,中了对方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圈套。

在这种情势下,弱势方的中国,尤其是要避免擦枪走火的流血事件,因为这会为对方反华派提供强烈的、无分寸的反弹的借口。

当然,以柔克刚,决不是放弃斗争,而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基础上,坚持原则,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关于这一点,本文后面还会谈到。

所谓以静制动,就是要忍辱负重,知其雄,守其雌,低调稳健,据理力争,对于对方的挑衅,不必事事作出对等性反弹。

因为对等性反弹,反而会落入对方强迫中国与世界“脱钩”的陷阱。“养锋锐以和平,戢嚣张于坚定”,争取在时机成熟时,来促使局势峰回路转。

从目前大趋势来看,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很大,一旦特朗普继续连任,选票因素不再存在,通过制造紧张局势,通过刺激美国国内“爱国主义”的方式,来挣取选票的政治手腕就不再有用,而通过与中国合作来振兴美国经济,对于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来说,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中美关系仍然有着转圜的机会。但关键条件是,此前没有发生重大的、不可逆转恶性事件。

在美国大选以前的这段时间内,是中美关系充满危机的时期,一定要用我们的理性与智慧,以博大坚毅的襟怀,防止高度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

淡化意识形态对峙就事论事,用常识说话

正如上篇与中篇所分析的,中美恶性互动的根本原因,是从奥巴马后期到特朗普执政期,美国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判,触动了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主义,形成这两大动机之间的相互强化效应。

正因为如此,解决矛盾的一个关键是,我们中国人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不要把中美矛盾简单地上纲到“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对峙与冲突。要就事论事,“在商言商”,用常识说话,避免用高调的意识形态思维,来处理复杂错综的具体矛盾。不可让对方借此强化“中国是红色帝国”的刻板印象,不要用“革命”意识形态来对抗“反革命”意识形态。

其次,用传统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中美冲突,从逻辑上说,那就一定会让一些人顺理成章地要在国内找“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找国内的“第五纵队”与“亲美派”。

文革时代的极左民粹主义,就会在社会上被重新激活,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华侨、留学生,有海外亲属者,都会成为被打击对象与“亲美嫌疑”,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与连锁反应,将会导致全社会政治生态失序与社会失控,反改革开放的极左民粹主义思潮,就会乘势如虎添翼地恶性膨胀。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文革式的的历史倒退。

如果我们沿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来解读中美博弈,美国则会认定中国是在动员全世界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国际帝国主义”,这样的双方恶性互动,会变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美国保守反华派则如鱼得水,会以此来“证明”中国是“复活了的红色帝国。”

即使从博弈论的从成本与效益核算出发,这样做的“性价比”也实在太低,是很不值得的。

正因为如此,处理中美关系的方法原则,就只能是尊重多元,尊重常识,如果双方都能用常识理性来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能在常识领域,找到彼此的同类项与公约数,就会发现通过彼此的妥协,实现合作共赢,才是最有利的选择。

只有晓之以情,喻之以理,在面对分歧时,双方都要尽量避免使用骂街式的、恶化彼此情绪的攻击性语言。中国人只有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才能化解畛域,争取到广大美国人民的理解与同情。

此外,特别重要的是,在中美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要警惕在受到比较大的压力时,本能地陷入“刺猬式的自我退缩性的反应”。

所谓“自我退缩性反应”,就是在外部强大压力下,弱势一方本能地因紧张而退缩,如刺猬一样,进入封闭的状态,以此来获得自我安全感。

更具体地说,就是在美国的对抗压力下,中国采取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重新全面自我封闭,并强化左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宣传,以此来作为自我防御的手段与对策。

“自我退缩性的防御反应”所导致的自我封闭,以及由此造成在中国的全面“脱钩”,正好是美国反华保守派所希望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层对此都有明确的清醒的认识,中国决策层提出,“要用高层次的开放,来促进深层次的改革。”中国领导层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是十分正确与有远见的智慧之举。只有高屋建瓴,阔视远想,才能击败反华派迫使中国世界脱钩的图谋。

用新的政治话语来消解西方“红色帝国论”的误解向世界展示中国博大宽容与开明的形象

中美关系恶化的关键,是美国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定中国正在走向“红色帝国化”,要消除西方对中国是“红色帝国”的误解,可以通过使用西方人能理解的新的政治话语。

这种政治话语,一方面,要表达中国与世界文明相互融合,中国并不是西方某些人想像的世界文明的“异类”,中国与世界各国追求并共享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另一方面,要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本民族追求现代化与人民幸福目标的重要性。

应该明确指出,中国决不是西方人误以为的“红色帝国”,所谓的红色帝国,在西方人的语境中,指的是这样一种体制,即通过世界革命、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统制经济的方式,以暴力革命方式,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目标的革命体制。

然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的中国,通过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对外开放,以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并拥抱全球化,在意识形态上,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取代了过时的教条主义。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中,创造未来,中国根本不是某些西方人心目中的冷战时代的“红色帝国”了。

中国决非西方人误解的“红色帝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共领导人的重大理论表述中看到。在2018年5月“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篇由政治局全体委员出席的隆重大会讲话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执政党人对世界的看法。

这篇讲话充满了新时代的精神,在整篇讲话中,超越了“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超越了“唯暴力革命论”与浪漫的“世界革命论”。

讲话中还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述,还论述了中国与世界融合的大趋势不可阻挡,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交往的世界性,各国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里,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这是何等鲜明的新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新表述,都充分表达了中国人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决心与意志。

我们应该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处理意识形态与外交与国际事务的关系,化解国外对中国正在以“红色帝国的方式”崛起”的误解与担忧,为重塑中美关系,提供指导思路。

西方人最大的误解是,把中国的一党领导下的体制,视为“极权体制”(Totalitarian regime),这个概念把列宁主义、斯大林、法西斯主义,都用“一党政治”来概括,并将它们混同为同一类体制,从世界政治学领域来看,西方保守派人士的知识谱系中,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党领导体制,都被理解为“极权体制”。这种观念在西方政治学与意识形态中是一种主流观念。必须对此有中国人的回应。

如何化解西方人对中国现行体制的误解?可以向全世界说明,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改革以前的旧体制,转变为一种“发展型体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需要政府具有强大的权威,以保证转变时代的政治稳定与经济进步,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邓小平以来,通过执政党的铁腕,通过解决八九风波与邓小平南方讲话,先后让体制内的极左派与社会上的极端自由派思潮,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并迎来了经济改革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国的成功,正是这种“发展型体制”的成功,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种体制是中国人改革开放鲜活实践的产物,却在国际政治学中,尚没有予以充分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会一步一步在自己的经验摸索中,找到符合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中国将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将来的中国也决不会变得和西方一样,中国这样一个如此体量的、有着厚重的本国文明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它的社会主义民主形态,当然有着本国的特色。其中也包含着革命时代积淀下来的新文化特质。

至于未来中国民主采取什么形态,这是中国人在探索过程中集体经验的结晶,这一切还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还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描述,但肯定包含着人类的共同经验与本国经验的结合。

更具体地说,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行体制,就是一种在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中摸索出来的、尊重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多元的、用常识理性为基础的“发展型体制”。(在中国民间,也有学者包括作者本人,称之为新权威主义。)

当中国人用“发展型体制”的话语,而不是用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话语,来应对西方挑战,并处理中美关系时,就会有几个显著的优势。

——首先,它强调政府保持强大集中性权威,是为了超大型国家经济整合与社会发展稳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浪漫的“世界革命”的组织需要。这种权威是一种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旨在于引导与整合资源的权威。

这种话语思路比较能够得到西方社会大众的理解,让他们摆脱反华保守派意识形态的煽动。几年前,一位西方记者在电话采访作者本人时,作者提到新权威主义的这一优势,这位记者说,你这样说,我们美国人就能听懂了。这表明这种论述,在西方社会是可以被理解与可接受的。

—— 其次,它保持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治理的方向感,而这种民主方向,并不以西方式的民主为归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西方简单的一人一票大选式的民主,很难避免广场民粹主义,中国的民主,是一种旨在于集思益中形成的集体经验。

这样,中国就不是世界是的异类,而是人类文明殊途同归的兄弟。中国民主的发展也将为世界处于西方民主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物。

—— 第三,这样的表述,淡化了意识形态对峙。对消除西方人的“红色帝国”的迷思(Myth),具有积极意义。

这种中国特色的发展型体制,强调了民主、自由,法治、公平的精神是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同时,又强调了集中统一领导在在实现民族富强的现代化目标这一阶段的历史必要性,这就一方面赋予中国“发展型体制”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保持本国政治的特色的同时,又满足了全世界对中国未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期待。中国将被世界更好的理解。

中国决不是世界政治的孤岛,中国将被全世界更加友善的理解,它所造成的双方理解,也会以成为中美重塑新关系的桥梁。

要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真心维护者,中美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中美之间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通过坦诚谦和的方式,而不是彼此骂街式的对抗,与美国与世界各国对话,持之以理,感以至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能够化解轸域,别开生面。重塑中美之间的新关系。

退而言之,这样的话语表述,并不意味着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会由此消失,但至少这种利益冲突不再与意识形态冲突叠加在一起,而火上加油。这种对立的剧烈性将大为减弱。

柔中有刚,保持定力

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既不能高调,也不应自我妄自菲薄。首先,中国已经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以前的那个老大弱国,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国力与社会凝聚力,来应对外来挑战。中国入选全球500强的公司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中国国力已经可以与美国相比,而在于,中国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

只要中国不要因战争而中断自己的进步趋势,中国的比较优势将持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间在中国一边。

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个有望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具有世界上唯一齐全的产业门类,中国经济实力,中国的社会动员力量,政府的组织力量与军事力量,都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让世界印象深刻。这些都是中国的综合国力的体现。

其次,如果已经成为敌对方。一旦向美国示弱,一味退让,反而会让美国人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反华派也会更没有分寸感。这将与事无补。

第三,美国本身也有其严重的内部矛盾与困境。美国的民主也确实陷入到保守的民粹主义与激进的平等主义之间的严重价值冲突危机之中,美国社会的撕裂状态,是前几十年所没有的。

其次,大选前的美国正面临一场宪政危机,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说,特朗普一旦败选后,将会拒绝交权,拜登则表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将运用军队把特朗普送出白宫。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有多高是个未知数,但美国本身的危机也使这个国家并不如我们看上去那么强大。这与当年罗斯福总统应对日本帝国时的美国内部团结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美国的极端反华派竭力想与中国脱钩,但在中美利益相互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下,脱钩主义是两败俱伤之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所需要的工业品大部分来自中国,美国的农产品与高科技产品也无法卖给中国,高科技的高投入性质得不到高回报,也无法支撑。这些不利因素也是致命的。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必须必须有足够的自信,沉着应对,柔中有刚,不主动刺激对方,又在对方主动出击时,表现出自信与勇气。

西方有一句俗语,“刺刀碰到石头,也会缩一缩”。在双方博弈中,处于暂时的弱势方,也应具有这样的态度。

以柔克刚,体现的是水的智慧,水的智慧并不在其柔弱,而在于水滴石穿中体现的持续的“时间优势”。

以柔克刚,与柔中有刚,如何刚柔并济,两者如何统一,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写在书写历史的时刻:保持信心,走向美好的未来

有朋友问我,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的回答是,总结两千年帝制文明史,两百年近代中西文明碰撞史,与四十年改革开放史,中国应该走低调的、务实的、开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导向的发展之路。更具体地说,那就是尊重社会多元,尊重常识理性,摆脱陈旧意识形态干扰,超越文革式的极左老路,超越西式极右的邯郸学步之路,超越高调的、好大喜功的虚骄的民族主义。通过中道理性,出走中国富强之路。

这样的路,相信能够凝聚中国社会最广大的社会共识,避免社会分造成的意识形态分歧为基础的社会撕裂。

尊重常识,尊重多元,理性中道,超越极端,在尊重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海。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应该是我们铭记在心的古老的中国智慧。

中国作为一个超级规模的后进大国,在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之后,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融合世界,确实还处于漫长的学习阶段。

中国人爱好和平,勤劳刻苦,通情达理,有足够智慧的民族,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在世界各文明的合作共生中,合作共赢。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勇气,走向美好的未来。

千人计划的台前和幕后

德州大梨

美国有关中国千人计划的台前活动,多年前已有报道,2015年5月,郗小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家中被捕,郗小星出生于中国,在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来到美国从事科学研究,被捕前是美国大学的物理系教授兼代理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教授(兼职)、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客座教授。随后,美国地方法院以“间谍罪”起诉郗小星,起诉书称,郗小星大约在2002年加入中国政府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作为交换,郗小星反复寻求在中国获得一些“名利双收的职位”。美国法院经过数月的调查,2015年9月以证据不足为理由,放弃起诉,成了一桩乌龙案。郗小星回到学校继续任教,但是,因为受案件牵连,失去了竞聘系主任的机会。

下面的例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现年48岁的张以恒来自中国,达特茅斯大学博士后。他从2005年起担任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任教,2011年归化为美国公民。张以恒主持开展糖制氢、纤维素制淀粉、生物燃料电池等多项前瞻性科研项目,备受校方器重,一路升到终身教授,直至2017年9月被捕。2019年2月,美国联邦法官裁定,千人计划华裔科学家、前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终身教授张五项罪名成立,他被控骗取美国联邦政府科研经费,从事他已在中国大陆完成的科研项目。5项罪名包括:一项阴谋欺骗联邦政府罪;三项伪证罪;一项妨碍司法罪。

这位叫李晓江,前Emory大学神经学家,2019年11月被美国政府指控欺骗政府,2011年,李担任中科院遗传所一个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承诺用两年的时间建立研究团队,从2014年起,每年用9个月时间为此工作。美国政府指控李欺骗了$34,888的工资和额外的福利。2020年5月,李和法院达成认罪协议,向国税局归还$35,089,一年刑期缓刑。去年,李被Emory大学解雇。

千人计划起源于2008年,下面是2015年中国人才网相关的文字:

千人计划的目的是利用海外的高级人才缩短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出发点是正确的。然而,它忽略了海外第一代海外华人生存环境中的一个难题,也就是在住国(美国)国家和国民对第一代移民的国家忠诚度的认知问题,像我入美国籍时,绿卡后住满五年,填一堆表,回答几个问题(好像有,第一个美国总统是谁?),交几百块钱,在一个体育馆,一大帮人乱哄哄地宣誓,国歌还唱不全呢,我就成了美国公民了。所以,美国政府有关第一代移民对美国的忠诚度是否存疑?这是一个复杂和敏感的问题。

其次,它忽略了种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不少的第一代华人移民,没有几年,英文还说不利索呢,竟然在大公司当上了工程师,在名牌大学当上了教授,对于其他的种族来说,除了羡慕,是不是有恨呢?

第三,忽略了海外华人一盘散沙的特点,就是内部不团结,政治参与度低,向华人开刀,政治成本很低。

第四,它也忽略了海外的法律,职业操守和行业利益冲突的问题。一味的用各种待遇吸引,使得不少本来已经衣食无忧的高端人才,在个人利益面前,失去了方寸,造成了在海外被调查或被起诉的后果。

第五,有一点儿搞笑了,据说,FBI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千人计划名单,一个一个地查,结果真查出了不少问题,而且省了很多时间

第六,现在的这些案例,对未来华人在美国学习,就业和生活将会造成恶劣的深远影响

第七,为西方反华政客污名化中国,提供了口实

所以说,千人计划的制定,推出和执行的幕后,反映了当年中国政府的某些人,急功近利,对海外情况缺乏了解,自以为聪明,造成了如今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教训是惨痛的。对这些猪一样的队友,是否应该恢复杖责呢?

美国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

作者 黄亚生

(原)编者按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多个阶段。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过去40多年里,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

黄亚生教授表示,由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极大地影响中美两国各个层面的交往。

本文由“亚生看G2”首发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分艰难的阶段。两个世界大国在这场全球大流行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没有选择紧密合作,而是选择了两败俱伤的对抗。今天这篇文章谈谈美国在过去40多年的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从1978年到现在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和强调。第一,这里所谓的“共识”指的是美国内部对中美关系相对统一的认识,而不是指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更不是指中国内部对中美关系达成的共识。第二,所谓的“共识”绝不是铁板一块,很多时间在美国内部是有争议的。比如“交往战略”共识在小布什(2001-2009)和奥巴马(2009-2017)时期已经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和质疑。

地缘政治(Geopolitics)共识 (1978-1991)

          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到苏联解体的这十几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稳步的发展。在这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用三点来概括。

第一点是美国选择了接受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现状。1978年12月16日,中美联合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双方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交。与此同时,美国同意结束与台湾政府的正式外交关系。中美的建交表明了美国正式放弃了对大陆的封锁和孤立政策(50-60年代),选择承认和接受中国大陆在世界舞台上有着一席之地。

第二点是美国认为在美苏对抗的大环境下,中国具有平衡地缘政治的重要功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就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内积极推行“联华制苏”的观点。1978年,他撰写了一份名叫《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的报告,强调必须通过“积极大胆地发展美中战略性关系”,还击苏联扩张。布热津斯基这个观点在苏联侵略阿富汗以后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布热津斯基还积极推动对华军售,希望可以“技术扶华”对抗苏联。卡特政府展开了和中国的教育,科技领域的合作。

第三点是美国对“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有一定的期待。除了抗衡苏联,布热津斯基积极推动通过对华军售来“技术扶华”的另一个主要论点就是中国当时正在“告别文革”,对华的技术扶持可以鼓励其继续深化实践改革开放的道路,使其在制度上逐渐贴近西方国家。这个观点形成了下面讨论的“交往战略共识。”

布热津斯基(图左)和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图右) 图片来源:RT News

“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6)

          随着苏联的解体,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虽然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在美国眼中失去了平衡地缘政治的重要功能,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促使美国选择深入与中国的合作交流。在1991年到2016这二十多年里,虽然中美关系也多次出现过波折,但两国关系总体上还是逐步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对于美国来说,支撑这二十多年对华方针的核心是:“交往战略” (Engagement Strategy)。

我在2018年的一篇公众号文章《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中介绍过“交往战略”的含义。“交往战略”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影响中国的经济和体制改革,它和“遏制战略”最本质区别就在于它认为美国不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应该帮助和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崛起过程中。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接受留学生、鼓励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都是基于“交往战略”这个思维模式。多年来,美国政治、知识和商业精英相信通过和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通过允许这些国家参与到更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来,可以推动这些国家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推动市场开放。这个观点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也被小布什用来作为支持持续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论据。

“交往战略”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 图片来源: RT News

对于美国来说,“交往战略”肯定有经济的考虑。但这里有些细节很重要。第一,美国是个多元的社会,虽然政界、商界和学界可以对某个问题达成共识,但是他们达成共识所依据的逻辑可以是不同的。商界考虑比较多的是经济方面的利益,但是政界和学界考虑比较多的是上面提到的“交往战略”对体制演化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 所谓的“商业利益”是有一个具体定义和理解的。在“交往战略”共识形成的初期,人们对“商业利益”的普遍理解是由进入中国市场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通过效率提升—比如降低劳动力的成本—所带来的利益。在经济学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由扩充带来的增长(Extensive margin growth),一个是由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增长(Intensive margin growth)。市场进入对应的是前者,而降低成本对应的是后者。从经济角度,多赚一块钱(市场进入)和节省一块钱(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说是等同的,但是从心理和政治角度,区别非常大。扩充带来的增长的受益者可以是资本也可以是劳工,也可以双方都收益,但是效率的提升主要的受益者是资方和高技能的劳工。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交往的获利主要是从效率的提升中获得的,这成为了日后美国内部质疑和中国经济交往的一个原因。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

             美国国内对华态度一直不是只有一种声音的。“交往战略”这个共识在美国内部的质疑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获利被认为不是双赢的:资方获利是建立在劳方失利的前提下。“交往战略”的这二十几年里,从中国获得的商业利益,主要是由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一个是通过低成本劳动力,还有一个是通过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但不是由市场进入带来的销售扩充。这种提升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加速了美国的贫富不均和锈带制造业的衰退。

          对“交往战略”的另一个质疑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内部并没有发生交往战略所预期的体制改革,而且有向相反方向发展的种种迹象。2014年我和几位学者一道同奥巴马进行过一次交谈,他当时已经对“交往战略”的几个假设提出了各种的质疑。特朗普2016年上台后,美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交往战略”,但是美国商界和学界整体放弃“交往战略”是在2018年上半年,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体制变化。

“交往战略”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 图片来源:RT News

          美国最先改变的是在贸易领域。美国开始转而寻求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要求中国遵守其期望的贸易规则。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决策者不认为中国内生的法制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它加入WTO时做的承诺,而必须靠外部压力。这是贸易战共识的基本假设。我在《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中就谈到,这后面有深层的因素,包括代表美国鹰派崛起的特朗普,但更重要的推动因素是中国自己这几年国内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的发展。美国放弃“交往战略”绝对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交往战略”从来没有排斥中国的经济发展,它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会不会影响经济和体制的发展。“贸易战的共识”的前提就是它否定经济交往会带来任何对中国经济和体制的发展的影响。

          如果把“交往战略”比作是“先交货后交钱”,那么特朗普任下形成的贸易战共识可以被形容为“先交钱后交货”,要求中国先遵守贸易规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

          特朗普对华贸易的强硬做法在美国国内各界,以及两党内都是受到广泛支持的。虽然美国内部对贸易战的这个手段有分歧,但对其的目标、目的是有共识的。比如说,一贯亲华的苹果CEO库克在贸易战期间表示中美过往贸易确实存在需要调整的时候和地方。再比如,华尔街巨鳄黑石集团(Blackstone)创始人苏世民(和中国官方、民间有长期交往)2019年接受电视节目采访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长期被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伤害(不保护知识产权、市场很难让外国自由进入等等)。”贸易战期间,民主党人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表示她并不担心对华关税,并称这应该是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她指出美国应该更有“攻击性的”向中国施压。我在之前参加一个加州学术会议的时候也发现,美国现在很多年轻的智库学者,即使是民主党人,也对华越来越强硬。

在中国问题上,苏世民一直属于华尔街的温和派,但他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也有自己的担忧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虽然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移民政策、退出全球变暖、退出伊朗核协定等举措有强烈分歧,但美国国内目前就对华强硬这一点有广泛的共识,这一点即使是换了一个民主党总统也不会快速扭转。

体制冲突共识 (2020- )

          新冠状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使得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冠状肺炎加强和修正了贸易战共识,也可以说是贸易战共识的加强版。美国国内两党政客目前都认为中国的制度有严重的负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负面外部性指的是“行为主体的活动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个认识动摇了“交往战略”和“贸易战”这两种共识。“交往战略”主要关心的是体制对中国内部发展的影响,而不是它的外部性。贸易战关心的是美国自己能否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如果中国的体制本身不阻碍美国商业利益,它的运行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体制冲突共识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中国的体制本身构成了一个对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威胁。一个后果是中美关系不再处于美国政治、商业和学术精英的完全掌控之中了,美国各界和老百姓都开始影响中美关系。一个例子就是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4月21日,美国密苏里州司法部长向联邦法院提交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指责中国在疫情上“掩盖事实”,需要为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经济影响负责。除此以外,目前国会共和党议员在推动议案,让美国民众可以在联邦法院起诉中国政府。推动这一议案的共和党议员们表示指责中国早期掩盖真相,导致美国人生活被毁,并希望可以成为1976年通过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下的一个特例,让美国民众可以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政府。根据美国哈里斯民调(Harris Poll)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过半数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应该就新冠全球大流行进行赔偿。在法律诉讼外,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还在推动向中国索赔。共和党参议员格林汉姆4月中旬要求美国可以拒绝向中国偿还美元国债作为补偿,并征收“大流行传染病关税”。这个索赔和前面提到的法律诉讼是分别的,索赔是联邦政府的行为。

虽然诉讼和索赔可能不具有法律依据和现实可操作性,但其背后映射的美国政界的态度变化可能是未来十年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有一个可能的影响就是和中国政府密切的企业在国外的资产安全会承受风险。目前特朗普还在要求美国情报部门调查中国和世卫组织(WHO),希望了解两者在早期有没有掩盖信息。

新冠疫情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态度愈发强硬 图片来源:Axios

结语

从短期来看,在体制冲突共识的大背景下,目前特朗普政府有三种可能的对华措施:1)寻求取消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2)取消中国“外国主权赦免”,可以让美国起诉中国政府,但是该选择会有很大合法性麻烦;3)增加新一轮关税。其中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特朗普本人也更倾向于第三种。在前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在被问到是否寻求取消美国国债时表示,“我有其他选择,甚至可以得到更多钱,我只需要施加关税就可以了。”不管特朗普政府做出哪种选择,有一个事实是确定了的,那就是特朗普政府要鼓励企业把制造业供应链撤出中国。美国副国务卿凯斯·克拉奇(Keith Krach)近期表示,“过去几年我们都在减少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依赖,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们必须加速这一进程。”从长期来讲,体制冲突共识将会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态势, 这将会给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业务,中国学者在海外的交流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带来巨大的影响。文明和经济发展都不会带来冲突,但是体制冲突看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了。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