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将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

作者:张伦/马国川     来源:钝角网 (有删节)

张伦: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从师社会学大师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获博士学位。

马国川:目前国内很关注其他国家的疫情,但是信息很混乱。作为一个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法国教授,据您了解,目前欧美国家的真实疫情怎么样?

张伦:中国民众关心其他国家的疫情,显示出对世界的关怀,当然是好事,不过由于身处特殊的信息空间,国内对于外界发生的情况多少都有一些认识偏差。现在欧美的疫情确实比较严峻,但是并没有达到中国人认定的那种程度。确实,这些国家的公众、媒体和反对党对政府有批评和不满,不过批评政府本来就是这些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永远都会有。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一定会有很多批评声音,更不要说这些国家的应对之策确实有值得检讨之处。

但同时要看到,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遵守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即使带来一些不便。政府本就是批评的对象,该批评就批评,但它既然又是公民授权的合法政府,因此还是要遵守它做出的决定。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公民文化。所以基本上看不到除与防疫相关之外的什么社会紧张。当然,我也只是就我的个人观察所及。

马国川:为什么美国股市会数次熔断?是否说明确实有社会恐慌情绪?

张伦:其实很多人(包括华尔街的)早已看到,美国股市泡沫已经比较严重。股市下泻一方面和疫情造成的恐慌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股市内在的回归调整趋势有关。我想,只要防控措施进入轨道,随着人们的情绪逐渐平复,股市也会回归理性。

马国川:目前法国和美国病例都在极速上升,为什么法国如此大意,特朗普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张伦:据我所知,法国早就按照惯例准备了非常详尽的计划,但是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前所未有,有些措手不及,根据以往的经验所做出的防疫安排与此次病毒诡异又疾猛的传播状况可能也有些不适应。由此造成的医疗资源的某些短缺也很难在短期间改善,尤其是前期一些资源如口罩等产地多在中国又有很多库存的都支援、汇集到中国去了,调度起来就更困难。法国准备了5000张重症病床,现在有2500左右已经用上,还有一半备用,但鉴于疫情的发展,依然在动用军队紧急设立新的临时医院增加床位。还有,一些急需的医疗设施比如吸氧机,只有一家生产,加班加点,一个月也只能生产出所需的轻重两类型的相关机器1600台。而从此方面生产能力更强的德国进口也不可能,因为也都在加班加点为德国政府的订单赶货。法国的公共医疗系统公认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但2003年夏,因夏季凉爽家里一般不装冷气设施,猝不及防的持续高温炎热还是夺去一万多高龄老人的生命。打个比方,这波疫情攻击,“敌人”力量甚为猛烈且狡猾,遭受损失也就难免。

至于美国,刚开始做得对了一些事情,如提早中断与中国的航飞,但因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方面,没想到欧洲和中东的感染者入境,“马奇诺防线”从背后被突破。此外美国政府对病毒的传播认识可能也有个过程,加之特朗普或因担心民心波动影响股市、经济状况这他引以为傲的成就,在大选年对其不利,处置上有些忽略。还有就是,这些国家和平日久,自由惯了的人民适应起来也要有一个过程。

这也牵扯到民主国家政府处理这类问题时的悖论:尽管知道问题可能严峻,但是在疫情还没有大的发展,人们还不认可的时候,如果采取一些过激政策会引起反弹,反而达不到效果。所以,怎么把握分寸很关键。就像“二战”,美国某些精英很清楚早晚恐怕要介入,但是只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才宣战。这次的麻烦在于,新冠肺炎病毒一旦传播起来迅猛异常,而行政运作、生活方式、文化宗教活动等要在几天、半个月内忽然发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改变(比如戴口罩,且不讲是否具备,西方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戴过一次),适应起来确实不易

马国川:意大利疫情严重,死亡率尤其高,有人因此说,民主制度确实存在效率问题。你对于这种观点作何评论?

张伦: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一定不能很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那么就没有办法解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什么防疫成功?即使同为民主体制,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应对之策,效果也不一样。例如,意大利的死亡率为什么那么高?除了医疗资源不足,感染面积过大之外,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特别是与人口的老化结构也有很大关系。意大利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22%以上,死亡者中很多都是7、80岁以上老人。法国85% 的死亡者为七十岁以上的长者。日本、南韩、中国台湾地区人口老化也相对严重,为什么问题没有这么严重?可能就是与其处置方式、文化因素等相关。除这些国家和地区行政部门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外,人们的卫生习惯,团队、自律精神相信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评价各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的措施与效果,涉及国家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医疗资源等各方面,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变量来解释。更不能老是盯着人家一时的问题,为自己寻找一些心理满足。我们要看人家的长处,少看人家的短处,千万不能过度地自满,一自满就会有问题。我们身处大变革时代,只有多了解一些事实、多一些看问题的角度,才能不会失之偏颇。

马国川:中国解决公共卫生危机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举国体制”受到了国内许多民众的追捧,在解决这种突发危机的时候也确实见效。

张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时效果我不否认,但好多人或许没有想清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要有条件的。在中国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体量因素,不是其他所有国家都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将资源全部集中投放武汉防疫,但如果同时出现五、六个武汉,即便我们集中力量恐怕也是很难收一时之效的。意大利的状况如此困难就与此有关。让疫情扩散了的意大利集中力量办大事又是怎样能做到?其次,我们不能只看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也要看它的成本和次生后果有时候更严重。比如,现在武汉疫情得到控制,当然是好事,但现在的聚光灯都聚焦在防控新冠病毒的成效上,由于医疗资源集中而造成得不到及时治疗的其他病人有多少?其他次生伤害有多大?这些或许我们都尚未有个更明晰全面的评估。

传统上中国就是个“量”的帝国,可以靠集中力量办很多巨大的工程,但一旦出现危机,因为缺乏地方自主和有效的平衡机制,灾难的传递效果、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在现代世界,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过分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其王牌,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变动不居、充满风险,随时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和不可预测的危机,一切都等着一个决策中心,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隐藏着各种各样重大的隐患。

马国川:欧美国家的应对办法尽管各有不同,但是普遍被中国网民批评手段太软,应该“抄作业”,学习中国。您怎么评价这些舆论?

张伦:大疫来袭,西方国家很难强迫把国民像监狱一样地关在家里,而是依靠唤醒每个人的自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硬”的方式,对所谓“软”的方式不理解,这反映出中外的制度差别、文化差别和价值标准差别。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国家制度的基本哲学是什么?是以效率为所有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基础,还是以道义和自由权利为合法性基础?不能说这些因素与效率相互之间完全不匹配,但是它们有的时候确是有矛盾和冲突的。最后要有个制度价值目标的选择。到底要什么?因此带来的一些制度条件也完全不一样。国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类街道管理体制,能够在警方之外还有如此强制性的限制居民行动的手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制度有其“软”的一面,其实也有“硬”的时候。一旦按照法律程序进入“紧急状态”,政府获得相应权力后,不见得就比威权的效率差国家应该追求长治久安,效率是需要,但局限于一时的效率、一时的经济发展,都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表现。长远的效率与短期的效率,自由与秩序之间应尽可能找到合理的平衡。

马国川:经常有人辩解说,人类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制度,所有的制度都可能犯错误。

张伦: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制度让错误可能性小一些,犯了错误之后容易纠正,对错误有人负责。

自由民主制度当然不是绝对完美的制度,但它是一个少犯错误的制度。民主制度下为什么有些人会下台,会被选民换掉呢?就是因为执政个人或集团他们犯错误,引起民众不满。民主制度的哲学前提,就是假设人会犯错误。一个认定自己永远不会犯错的人和制度犯错误的概率大呢?还是承认自己会犯错、允许追责的人与制度犯错误的概率大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承认可能犯错误,同时又能够更好地让人们对此加以警惕的制度呢?

马国川:就像这次大疫,各国家处理方式不同,也都会犯错误,关键是什么错误不该犯,什么错误不能犯?是否有人为错误承担责任?

张伦:对。隐瞒疫情不仅是错误,也是犯罪,绝对不允许;信息掌握不足、决策迟缓失误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不管是哪种,都要有人承担责任。也许某一个时间点上,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比集权制度还要糟糕。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自由民主制度犯错误要少得多。因为这个制度允许犯错误,允许批评,允许追责。责任政治是现代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如果没完没了地犯错误,却无人承担责任,一个社会就会缺乏正义基础,早晚就会出大问题。

马国川:不容否认,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成就很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张伦: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人赞美苏联,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也在赞美之列。有相当一段时间,北韩经济增长率也比南韩要高。所以,不能用一时的成果和效率的单一变量来看待这些问题。看问题既要考虑具体的情境,也要有历史视角和文明视角。如果仅仅从效率讲,现代国家很少二战时纳粹德国那么富有效率。但二战前期在欧洲战场上的所向披靡却并不能确保其长久的强势。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否认,但是各方面代价之大也许要很久才能修补上来。缺乏平衡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很多。这几十年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满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标准去衡量一切,缺乏价值追求。今后要在制度上做调整,让公民有参与空间,有价值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在面临着重新寻找平衡、重建文明的任务。我们又到了要解决中国现代性构建方向与标准的问题的时候了。

从长远角度讲,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是重建中国文明、构建中国未来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幸福与尊严的制度基础?我们要寻找一些超越性的价值作为制度基础,作为文明转型和制度转型的坐标。
马国川: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应对大疫的措施整体评价如何?

张伦:近代以来可能和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结构崩塌有关系,中国人对于外界的态度极其敏感,特别喜欢人家说自己的好话,过度解释人家说的好话;也讨厌,过度解释人家的批评。同时津津乐道于人家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批评,不明了其实这恰恰可能不是其真的软弱衰败的象征,反之,是他们能不断调整发展的关键所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百年前一战后中国知识界盲信那时在西方流行的所谓“西方沉沦论”。中国的国民心态在自卑和自傲中不断地徘徊,这可能是中国在将来发展中需要处理好的问题。

就这次疫情来说,首先,大部分国际舆论对中国应对措施的评价比较客观,认为一些措施有效,但是在他们的国家没办法实行。谁有我们上面提及的中国的街道制度?没有,也就没法“抄作业”。即使这些西方国家也说“封城”,禁止日常外出,根本上还是基于民众的认可与自律。这和中国的“封城”不一样。其次,也对中国有批评。赞美者习惯看效果,批评者在意其中发生的侵害公民权益行为。这些都不脱平常我们听到的对中国的两种基本看法。

马国川:许多人士担心,这次大疫会不会增加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任

张伦:这是一个新型病毒,传染力极强,在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和不足,别人都是能理解和原谅的。现在的问题是,该承担的责任要不要承担,该认的错要不要认?不能因为所谓的“面子”,该承认的责任也不承认,该认的错也不认。这种情况下,人家对中国就会不信任,甚至中国普通人的形象也会很负面,搞不好将来就是灾难性的。

这些年,一些中国人在海外的不文明举止、暴发户心态、对他人缺乏尊重、自以为是、强词夺理等做法,让我越来越忧虑。十几年前,有欧洲华人商库被烧时,我就预感将来搞不好在国际上会出现排斥华人的潮流。我非常担心这次疫情会增加世界对中国人的不信任,造成严重后果。作为向世界传达信息的主体,如果中国官方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强化这种趋势,引发更糟糕的局面。

马国川:现在看,国内有少数民众夸耀中国的抗疫成绩,对于其他国家的疫情幸灾乐祸。

张伦: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从中国疫情爆发以来,从欧洲到美国,也许有,但至少我个人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什么人对中国幸灾乐祸。虽然有些人士可能对中国应对疫情的做法有一些批评和怀疑,但是对普通中国人的命运没有幸灾乐祸,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关怀。

有些中国人对其他国家有幸灾乐祸的心态,和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暴力、不人道、不人性对待本质上是相类似的,其实质都是缺乏对人的尊重,对他人生命的关怀。这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将来最难恢复、最难建设的问题。我希望,从灾难中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认识能够更深刻一些,能够对文明、对生命的认识有所提升。不论在中国还是身处世界各处,都应该对正义、人的权利与尊严有些普遍性的关心与追求,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自己群体的权利与利益。

马国川:可惜没有,反而出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张伦: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从来不是把一个民族推向文明的动力。近代的历史表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反而会导致灾难。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毫无异议的,但是能不能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之上有一些更超越、更深广的价值?这可能是决定中国未来文明走向的关键。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依然一切以国家、民族来界定,恐怕是会给中国、世界的发展造成伤害和灾难。

马国川:文明转型是长期的,在短期里制度转型更重要,因为如果制度不转型,那么文明转型也无法启动。

张伦:这是互动的关系,现代文明价值的不确立,会对体制的弊端更多宽容和认可;体制不允许健康的理想声音传递,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向狭隘。这就是灾难性逻辑。所幸的是,每次灾难,都会有一些人觉醒,破除灾难逻辑。“文革”就是这样,于是才有了改革开放。
马国川: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次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危机会不会进一步催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张伦:这次的公共卫生危机肯定会强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浪潮。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崛起,2008年经济危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之前趋势就有了,恐怖主义就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折射着一些相关问题。美国出现“銹带”,法国爆发“黄马甲”,英国“脱欧”,都是这种趋势的强化。我基本的判断是,以这次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为标志,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特别是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一波全球化前些年就受到重创,现在彻底地结束了。

马国川:在您看来,这一波全球化结束是不可避免的?

张伦:就像第一波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直到一战爆发结束,这期间世界发展突飞猛进,被称为“美丽时代”。引发“一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当时任何一个细节如果不出现,很可能一战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但是还是有些结构性的趋势性、必然性的东西,比如国家间内部与国际间发展的不平衡、新兴力量崛起之后对既有世界格局的挑战、新兴国家信奉的原则与现存价值系统的冲突等。一战那个时代英国、法国除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批评德国之外,意识形态上就是视德国为不民主国家。同样,这一波全球化也有些结构性问题,导致这一波全球化走向终结的因素不断累积,未得到及时恰当的调整。当然,我并不认为全球化就此彻底终结。怎么样重新定义全球化?怎么样协调管理全球化?未来将有激烈争论。可以基本确认的是,通过对这一轮全球化的反思,比较浪漫的全球化会遭到批评,民族国家的角色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得到强化,象一战后那样,一些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张在某些国家或群体里会有所泛滥,强调国家至上,敌视外界。与此相反, 一种主张新的世界主义,更积极的国际合作的立场也会得到发展。在如何处理人类共同的挑战及各国内部的问题上,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博弈将普遍长期存在,成为基调。未来世界如何发展?可能要召唤世界各国领袖的眼光。

马国川:这次危机不但会彻底冲击全球化,也会冲击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就遭到质疑。

张伦:本来,二战奠定的世界格局已经被全球化、中国崛起和大国博弈冲击得摇摇欲坠了,这次疫情将造成进一步的冲击。为人类的未来着想,应该保留这些国际机构,不过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革。

马国川:现在知识界最担心的是,这次危机不但会冲击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崩塌,而且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张伦:完全有可能。在我看来,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但是牵扯这么多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从波及人群、遭受损失、国家动员、社会心理等方面看,这完全是一种战争的状态。而且各国动用的处置办法基本都是和战争性质有关的,因此以战争做类比并不为过。这是一场非传统性的世界大战,跟恐怖袭击一样,是对国家、个人安全的新型的重大威胁。

从人和病毒的大战,连带造成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上的后果,进而引发人和人的战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造成经济资源萎缩,会引发各地社会冲突,甚至包括没受过疫情影响的地区,可能也会因次生的经济问题带来局部冲突。就像二次大战一样,有些国家没有参战,但事实上大战对其的影响深远,也都没逃得掉。总之,它会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旧时代已经崩塌了,从此人类历史会分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

马国川: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挑战,比如中美关系将经受严峻考验。

张伦:如果中美双方处理不好,互不信任,或者一方做出某些选择,中美渐行渐远的趋势就不可逆了。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应该推动更深刻的制度转型,实现法治国家。

像历次人类经历的大灾难后一样,“2020年之后”的人们会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历史上许多狂欢节、节日就是这么诞生的。此次疫情也一定会引发世界范围内某些重大的思想讨论,有关公共健康与政府角色,市场的地位,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运作的逻辑,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塑,也或许会引发些有关现代文明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人与自然界,动物的关系,如何看待财富、环境与发展,据说从威尼斯到中国,各地的空气、水都前所未有地清洁,让人印象深刻,那么重新开工后人们会怎样来寻回这境地呢?灾难会改变人类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展现出来的东西,会勾起人们的一些记忆、激发新的想法。这次危机也在考验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有没有反思性,到底有没有思考和检讨的能力?我希望,在制度转型之外,国人能够在价值方面做出更深层的调整,加快文明转型。当代的中国人要以怎样的文明形象展示给世界?中国人也需要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了。

 

不恐慌但高度重视,则抗新冠疫情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谢党赐  陈雄鹰  林艳丰     原载:《美华医师》微信公众号

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简称“新冠”)疫情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到了118个国家。至3月15日,美国己确诊3045例,死亡60人。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11日终于宣布疫情全球大流行。日前,已有不少学校、诊所、老人院等等机构被迫关闭。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前几天就发出郑重警告: 建议老年人尽量居家,减少外出和旅游。美国的NBA也将所有的赛事暂停。特朗普总统于3月11日晚间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疫情的严重性和应对措施,其中包括停止除英国以外所有的欧洲航班一个月。3月13日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真是“山雨欲来”令“人人自危”!在此严峻的形势下,美国如何发挥优势、克服短板,从而在这次抗疫中取得胜利?新冠肺炎仅仅是一个重流感吗?为什么民众对新冠必须进一步高度重视?普通民众如何采取实用的步骤预防感染?本文将介绍新冠疫情的最新进展,讨论CDC目前对新冠的看法和推荐,以及现实存在的问题等等,以飨读者。

一、人类以往的几次大疫情

人与微生物的斗争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这些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常常引发人类传染病。当这些病源的传染力极强,同时造成大范围的致病或死亡时,就成为我们常说的“瘟疫”。瘟疫是一种由一些强烈的致病微生物,如细菌、病毒等引起的恶性传染病。纵观古今,人类历史上遭遇了无数次的瘟疫,其中有些大瘟疫,对人类后代的发展影响深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瘟疫(大流行病)的定义,大流行病应符合下列条件:1. 一种新病原体在人群中出现;2. 病原体感染人后引起严重疾病;3.病原体易传染,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广泛传播。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十大瘟疫,即天花、流感、肺结核、鼠疫、霍乱、疟疾、斑疹伤寒、黄热病、艾滋病、SARS流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1919年的世界性流感大爆发(西班牙流感)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那时H1N1亚型流感病毒做为一个新型人类病毒引起史上最严重的流感爆发,传播范围遍及全球,估计造成当时全世界17亿人口中的5亿人感染,死亡人数高达5千万至1亿人。

二、世界各地及美国新冠疫情最新进展

近几天,中国除了8万多已经确诊的新冠病例以外,新增病例开始下降,但是其他多国新冠肺炎感染者数量开始持续攀升,目前, 海外118个国家累计确诊病例77648,累计死亡 2747人。意大利确诊21270例,死亡1441人;伊朗确诊13938例,死亡724人;韩国确诊8162例,死亡 75人;西班牙确诊6393例,死亡 195例;法国确诊 4500例,死亡91人;德国确诊5142例, 死亡 9例;日本确诊817例,死亡24例。根据意大利卫生部一个对8342例病人的研究发现,所有人群都易感,1.4% 的病人是19岁以下,22% 是19-50岁,37.4% 是51到70岁,39.2%是70岁以上,人群感染年龄的中位数是65岁,其中6.9%的被感染者是医护人员,19%的病人是重症,56.6%的死亡病人是80岁以上,而其中的三分之二是至少伴有3个慢性疾病的患者。

美国确诊病例目前已升至3045例,死亡60人,全美49个州都已有确诊病例。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1 日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了一系列的抗疫举措,包括:1)在已有的83亿美元抗疫专项资金的基础上,申请国会通过更多的抗疫资金; 2)宣布让医疗保险公司为新冠检测和治疗付费;3)建议全美取消所有的大型集会; 4)希望民众注意个人卫生;5)政府重点关照老人院;6)政府给受影响的企业贷款等等。3月13日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更是对新冠病毒的直接宣战,这样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资源就有可能被调动,从而帮助美国各州全面抗疫。

三、新冠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个重流感?

即使在新冠疫情肆虐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医生和政府官员,还是认为新冠只是一个“大号的流感”。可事实上,新冠完全不同于流感,两者的主要区别是:1)人们对新冠病毒无任何免疫力,而人们对流感有一定的免疫力;2)新冠的传染性非常强,而且病死率非常高,比流感高10-50倍;3)最关键的是新冠不像流感,目前既没有疫苗,也没有治疗药物。新冠感染病人病情发展是否良好,完全看病人的抵抗力,基础疾病状况和运气。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先列举一些基本数据。根据美国CDC的估计,到目前为止,这个流感季节至少有2900万流感感染者,其中28万例需要住院治疗,住院率1.5% 左右。其中大约有1万6千例流感死亡。住院率最高的是65岁或以上的成年人(每10万人中有116.7人),其次是 5岁以下的儿童(每10万人中有72.5人),再其次是50至64岁的成人 (每10万人中有61.5人),然后是18至49岁的成人(每10万人中有26.3人)和 5岁以上儿童至17岁的青少年(每10万人中有19.2人)。虽然患流感者很多,但美国每年的流感感染人数和流感死亡人数在过去的多年基本恒定,而且一直远低于0.1%。中国正常年份死于流感的人数在8万人左右。如果按流感死亡的百分比来算,中国的数据和世界平均数基本持平(万分之0.63左右),而美国的数据为世界平均数的一半(万分之0.3)。

就致病机理而言,这个在中国武汉发现的重度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 2(SARS-CoV-2,也就是COVID-19)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病毒在人体内的结合受体ACE2主要存在于下呼吸道,而流感病毒受体主要存在于上呼吸道。«自然»杂志报道新冠病毒与ACE2的结合能力比SARS病毒要高出10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流感多是引起上呼吸道感染,虽然有可能继发细菌感染而引起肺炎,但直接导致肺炎的病例不多,极少直接导致死亡;如果患者不幸死亡,基本上是流感合并细菌感染,或加重本已严重的基础病变,流感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新冠病毒是感染下呼吸道,可直接导致肺炎、脓毒血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RDS)等, 还可以影响多个其他器官的功能。所以住院率高,有15-20% 重症率,5%的病人需要重症监护。死者基本上都是死于病毒本身引起的呼吸衰竭以及其他脏器衰竭,病情进展非常迅速。这就是为什么新冠死者中仅30%左右有慢性基础疾病如慢性肺病、慢性肾病、高血压、糖尿病或心脏病变,其他多数是既往健康者。新冠和流感两种病毒的传染性和致病性有极大的不同,新冠患者的带毒时间比较长,传染效率也高,治愈后复阳性率也高(14%),病死率也比流感高。所以我们不要被流感造成每年上万人死亡的表面数据所迷惑。一旦新冠传染到更多的人,最终死亡人数会比流感死亡人数高数十倍。

还有人喜欢拿新冠和2009年全球发生的H1N1流感大爆发做比较,那个时候我们3人都在临床第一线,病房每日工作不过是戴普通口罩和穿普通防护衣,而门诊基本无人戴口罩,大家都没有给当时的流感足够的重视。当年急诊科确实一大半都是流惑病人,但基本上都是由医生宣教病人几句,只要病人没有严重的并发症,就让病人回家了。那一年具体的情况是,2009年3月17日墨西哥出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人,后来传入美国,4月1日奥巴马总统发表新闻简报,表示全力抗疫,但是后来全球爆发,6月11日WHO宣布H1N1流感为全球大流行病,一年以后,截至2010年3月中旬,CDC估计美国有5千9百万人被感染, 26万人住院,1万2千人死亡, 病死率小于0.02%,其影响程度和往年的流感很类似。

此外,根据发表的文献报道,在最初发现新冠的中国武汉,约有41%的感染发生在医院内,所以新冠不仅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同时也很容易造成医护人员的感染。中国湖北省有3000多名医护人员被新冠感染,有30多位医生殉职,就充分证明这点。而2009年的H1N1流感大流行时,很少听到有医生同事被感染,更极少听到有医生为此不幸献身。虽然流感大爆发,可没有造成多个国家需要采取封城的手段来控制疫情,更没有出现世界多国需要采取停航的极端手段来阻止疫情的传播。当时也没有听说过一家人都感染病毒去世的。这些都间接说明2009年的那次流感疫情,实在不是很严重。但是,看看这次的新冠疫情,有多少个家庭是全家感染,又有多少个感染家庭中多个成员因为新冠而去世。所以, 这次的新冠疫情绝不是一次重流感,我们也绝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四、为何普通民众必须对新冠病毒给予进一步的重视?

如上所述,首先,新冠病毒感染后病情发展迅速、险恶,死亡率比流感高很多;第二,目前没有可以预防新冠的疫苗,也没有治疗新冠的特效药;第三,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异常强大,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在社区里快速传播,造成一个地区大量人群的感染。所以防疫的准备非常困难,防疫也不容易成功。中国武汉家庭内的互相感染,社区一栋楼住户之间的交叉感染等等就很难避免。目前的研究发现,所有人群都是新冠病毒易感对象,接触后都有可能染病,尽管儿童以及青年人染病后的严重程度稍低。

因为绝大多数人对病毒无自然免疫力,所以很难做到自然阻断病毒传播,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人工干涉来阻断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人工干预也有随之而来的问题,当短时间内在一个地区出现大量感染的病人时,此地区医疗系统所能承受的负担就可能超负荷。比如中国武汉疫情的早期和意大利目前的严峻状况,就是大量病人在短期内涌入急诊科和医院,不仅增加了医护的感染率,同时也减少患者能够得到的应有的照护(比如护士与病人的比例失衡等等)。纽约州也因为疫情严重, 不得不派遣国民卫队去协助其中的一个镇抗疫。当政府最后被迫釆用极端手段,取消大型聚会,取消各种文体活动,同时大量进行公共环境的卫生处理,甚至封城时,难免会引起民众的恐慌,从而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所以, 只有全国上下都能在瘟疫的早期对病毒的危害以及疫情的严峻给予极度重视, 并严阵以待,充分做好准备,甚至作出一些牺牲,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瘟疫的危害。华盛顿州已经宣布取消一切大型的公众聚集活动和停学几周,肯塔基州也劝告民众这个周末不要去教堂。其他很多州也取消了下面几个星期学校的课程。

五、美国民众如何帮助政府进一步控制疫情?

目前,美国已经有40多个州出现社区传播的现象,全美国陷入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如何减缓疫情的扩散,政府除了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抗疫,还需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比如切断所有不必要的国际航空交通,减少国内非必须的航空交通,取消所有的大型集会,鼓励民众居家等等。很多大学目前已经取消教室上课而改为网上授课,医院也开始取消所有择期手术,推迟所有可以推迟的医疗活动。一般民众如何做出相应的牺牲和努力?我们的具体建议如下:注意个人卫生,经常洗手,取消各种规模的聚会,尽量不去公共场所和医院,让医院成为救治急性病人以及治疗新冠的地方,取消所有美国国内的旅游等等。

六、美国CDC对家庭预防新冠的建议

为了做好个人防护并防止疫病的传播,美国CDC建议家庭目前可以开始做这七件事情:

  1. 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下疫情爆发的对策和大家的需求,集思广益。
  2. 对那些感染风险比较高的人(老弱病残),做好他们健康需求的计划和出现问题时的应对方案。
  3. 加入邻居们的各种社交媒体群,保持社区信息及时更新,建立互相协作的关系。
  4. 开始收集生活范围内能提供帮助的社会团体的信息,包括:心理健康、健康咨询、食物以及其它物品的供应。
  5. 创建一个紧急联系人列表,包括但不限于:家人、朋友、邻居、拼车司机(carpool driver)、医疗机构,比如家庭医生、本地的亚急诊部(urgent care)、医院等、老师、雇主、本地公卫部门和其它社区资源。
  6. 储备一些应急的物资,比如肥皂、洗手液、卫生纸、一次性口罩等。这些物资有的已经供不应求。
  7. 在家里选择一个区域作为隔离区,用于隔离家庭中的新冠患者和健康家庭成员。尽量让隔离区包含一个独立的卫生间让患者单独使用,隔离区每天都要打扫消毒。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旦疫情爆发,居住地的中心医院一般都是比较危险的地点,医生和护士都有被传染的风险,非紧急情况,应该尽量避免去这些地方(大医院、亚急诊部、或医生诊所等)。

CDC倡导的一些个人防护措施

  1. 如果生病了,请待在家里。当疫情爆发之后,如果你家里的成员有人确诊,你也一样需要留在家里。
  2. 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掩住口鼻。之后迅速扔掉纸巾,马上洗手。
  3. 经常用肥皂和水洗手,时间至少20秒。如果没有洗手液或者肥皂,请用含浓度至少60%以上酒精的手部消毒水(hand sanitizer)进行手部消毒。在触摸眼睛、鼻子和嘴之前更应该洗手。
  4. 经常触碰的物体,包括但不限于:门把手、栏杆、键盘、电话、玩具和书桌的表面要经常清洗和消毒,可用肥皂、漂白剂或者EPA认可的消毒剂。

七、美国CDC对COVID-19的测试人群目前仍然严格,具体指征如下:

  1. 既往14天与实验室确诊COVID-19的患者有密切接触,同时有发烧或下呼吸道疾病的体征/症状(咳嗽,呼吸急促)。
  2. 既往14天来自中国湖北省的旅行者,同时有发烧和下呼吸道疾病的体征/症状(咳嗽,呼吸急促)。
  3. 既住14天来自中国大陆的旅行者,同时有严重下呼吸道疾病的发烧和下呼吸道体征/症状且必须住院治疗。

为了加快检测,最新CDC指南加上了一线临床医生可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是否符合疑似病例的标准,作出是否应该检测的决定。因为检查要送到当地的公共卫生部门去做, 所以医院或医生诊所如果发现疑似病例, 必须按传染病上报当地公卫局,并联系检测。首先优先检查的是住院病人,符合CDC疑似标准的病人(发烧、咳嗽、胸闷气短)。其次是老年人,尤其是65岁以上,并且患有其他基础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在目前新冠已经在社区传染的情况下, 依据这个严格的标准,漏检的危险是存在的。CDC 建议医生和民众经常访问CDC的官方网页查看最新政策。我们也希望政府能生产更多的检测盒并发给各地使用,同时鼓励私营企业生产和提供检测盒。现在美国多数急诊科可以取样后把标本直接送到Quest 检测。CDC的新冠检测政策也在每天不停的变化中,希望未来几天全美各地更多的检测中心能开放(包括开车快检中心),同时新冠检测盒不足的情况能得到极大的改善。

八、COVID19迅速蔓延,美国的临床一线医生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在疫苗以及有效的药物出现之前,目前还没有办法能完全预防新冠病毒的感染。此病毒不仅能被无症状患者携带,而且发病的潜伏期长(10%的患者潜伏期长于14天),检测方法的假阴性率高。美国卫生部部长以及美国副总统近日一直许诺大量的试剂盒会马上到位,而实际上却还没有到位,有的州至今只有80个检测盒。如果没有足够的检测盒,很多病人就有可能漏诊。如果漏诊的病人继续传染他人,疫情将更难以控制。中国武汉当时有5百万人去往中国及世界各地,这些可能的传染源仍在四处流动, 所以现在即使全世界各国都封疆也只能延缓,而不能杜绝病毒的传播。目前,美国疫区已遍及40多个州,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尤其是美国各地诊所和亚急诊门诊的华人医生将首当其冲。因此, 医生在接诊时应该戴上口罩,看门诊普通无症状的患者时医生应戴普通口罩,如果患者有新冠常见症状之一,如咳漱、呼吸困难或者气促等,门诊医生在接诊近距离接触时应该戴N95口罩。而且一定要持之以恒, 不能放松。在医院工作的医生接诊疑似病人的时候,要戴口罩,戴护目镜,穿防护衣等常规操作以及遵守CDC的各项推荐。还需要经常洗手。

医生们处理非新冠病人时是否应该戴口罩?目前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做法。具体的例子是,如果你工作的医院目前还没有确诊病例,而美国同事又不戴口罩,那么作为医生的你,该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难题。Covid 19能够经过空气和飞沫传播是肯定的,但美国医院的很多人还不知道,或是没有重视这点,所以,大部分医护人员在医院内不戴口罩。如果有医生戴口罩,其他医护人员和病人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认为,自己的健康也关系到病人的健康,以自己的身体为重,不应该顾及他人的感觉。如果,实在是想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我们建议医生和普通民众口袋里备用二三个口罩,可以在某些场合选择性地戴口罩,并做到以下几点:

  1. 身边有人咳嗽时,迅速把口罩戴上;
  2. 尽量不去人多拥挤的地方;
  3. 尽量不去医院、急诊室或是医生诊所等高危的地方;
  4. 医生查房时,面对无明显呼吸道症状的一般患者,只需要带外科口罩,可以对患者和家属说“我戴口罩是为了预防把病菌传给你,请您不要惊慌!”
  5. 医生查房时,遇到有呼吸道症状,包括咳嗽、发烧、呼吸困难的患者,最好戴N95口罩, 如果没有N95口罩, 也要戴外科口罩,可以对患者和家属说“我戴口罩是为了预防把病菌传给你,请您不要惊慌!”
  6. 如果患者有非常严重的咳嗽,除了戴口罩,还要戴上护目镜保护自己;
  7. 医生看可疑病人时,一定要每看一个病人换一个口罩和防护服,而且要把用过的防护设备留在患者房间内,以减少交叉传染的可能。

针对在门诊工作的医务人员

门诊预防Covid-19感染的方法是尽量避免和病毒接触的机会。要确保防护措施到位才能达到此目的。这些措施应在疑似患者到达之前,到达之后以及整个诊疗期间全程实施。如何在门诊工作中预防Covid 19感染,又不影响日常工作,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对疑似患者的处理,应认真仔细考虑以下几点:

  1. 重新安排己预约的非紧急门诊。
  2. 重新安排有COVID-19风险高的患者的预约时间。这些高风险人群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患者,以及可能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并发症风险较高的其他人,例如孕妇。
  3. 确保这些疑似患者有足够的治疗慢性疾病的药物,从而减少他们到诊所的机会。并交代他们生病时通过电话告知医生。
  4. 考虑到可能在未来几周内管理大量COVID-19患者的需求,应计划在短期内加快优先级筛查,以缩短干预需求的时间。
  5. 对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或可能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尽可能通过电话或电邮直接提示他们去急诊室。同时,应礼貌性地通知患者可能去的急诊室的医护人员,以便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准备和使用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和个人防护设备来接待他们。
  6. 如果你的诊所对错过预约的患者设有罚金的规定,可以考虑免除因呼吸系统疾病而错过门诊的患者的罚金。

医生严格遵守预防措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以“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医疗机构中传播的病原体感染” 的假设来遵循标准的预防措施。

医生们还需要进行正确的“穿脱”和处置个人防护设备的培训。所有介入已知或疑似COVID-19患者的医护人员均应遵守最严格的防护标准。对于已知或怀疑有COVID-19的患者,医生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应限制访客进入房间。患者和访客之间交流可选择包括移动设备或平板电脑上的视频通话。

实施工程控制

医院和卫生保健组织还应考虑设计和安装工程控制措施,例如,物理屏障或隔板帮助引导患者通过分诊区。以减少医生、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和非COVID-19患者受到传染的机会。

监控和管理卫生人员

对于有症状或有COVID-19接触史的医生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应在公共卫生当局的指导下做出相应的隔离和监测。在为COVID-19患者提供护理时,医疗保健组织和机构应实施无惩罚,灵活且符合公共卫生指导原则的医护人员病假政策,不鼓励带病坚持工作。

培训和教育卫生专业人员

医院和医疗机构应该为每个医务工作者提供针对特定工作或任务的教育和培训,以防止传染源的传播。对于呼吸器的使用,所有医疗专业人员都必须进行呼吸道防护设备使用的医疗清洁、培训和适合性测试。

总之,Covid19现在已经开始全球大流行, 目前暂时还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感染人数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上升是必然的事情。美国正处于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开始阶段,即使有非常发达的医疗体系,也很难抑制住病毒的快速传播。政府的目标是尽一切可能减缓病毒在美国的传播和蔓延,人们需要避免恐惧,但是重视和警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有民众全力配合防疫和抗疫,效果才会显著。避开政治不讲,中国在武汉和其它各地的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控的做法和教训值得美国吸取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抗疫经验比如澳洲的“新冠诊所(Covid19 Clinic)”以及新加波的发热门诊等等,都值得美国学习。建议美国各地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多设立 “快捷新冠测试门诊(Covid19 drive through clinic)”。这些做法的好处是:1.医务人员集中, 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能方便民众;2. 把患者正确地引导到新冠诊所,大辐度减少“交叉感染”;3. 新冠诊所的专业人士可以缓解大众“非常担心患病”的心理负担,从而大幅度地减少民众恐慌。

我们相信,在美国各州、各大医疗机构的一线医生应该都己收到了所在系统的防控COVID19的有关通知,我们上面提出了一些针对医务人员防护的具体建议供各位参考,医生们应以“不违抗当地医院的规定为准绳,充分利用机会保护自己为目标”。适当地变通釆用合适的方法即救治病人也保护自己。我们祝全美的临床医生在防疫抗疫战争中保持健康,多多保重。我们也祝各位读者高度重视疫情,认真防护,多多保重

辛可:如果皇上错了怎么办?

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面对一个头疼的问题,奴才或奴隶错了,可以随便收拾,甚至干掉大头或小头,如果皇上错了,怎么办?

依常识,错了就该批评,就应悔过。有人也尝试这么干,结果如何呢?韩退之被贬谪、海刚峰下死牢、雒于仁险些丢掉小命。这就是批评皇上的下场。

他们之所以走狗屎运,大概是没有活明白。尽管皇上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不包括朕;皇上要求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不包括孤;皇上宣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不包括寡人……。老子受命于天,在一切社会规则之上! 

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悖论是:人都会犯错,皇上也是人,但皇上不会犯错,他永远是光荣伟大正确的。

千年国史就基于这一逻辑,绵延不绝,至今而然。我的老师胡戟先生以为,晚清以降不过是后皇帝时代,秦珲老师讲告别帝制,亦复如是。

在历史系混了四年,一无所获,但明白这句话足够了,可以保证自己不管碰见何种型号的影帝,都不至于变成傻X。近现代中国之所以弄成四不像,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当皇上,所不同者,换个马甲罢了。

既然都在玩伪共和、真皇帝的把戏,自然也符合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加微信号tydhl2为好友,朋友圈文章更有种、有料。)混账逻辑,皇帝或者首长怎么可能有错呢?

故宫养心殿有一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雍正御笔,唐张蕴古原创。前一句确是事实,后一句纯属扯淡。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讲这种屁话,岂非掩耳盗铃?

考察历代财政开支,绝大部分用于皇室挥霍和维稳,有几分钱花在百姓身上?难道黔首布衣把裤头贡献出来,才算得上“奉一人”吗?洋洋洒洒二十八史,顺着看也好,倒着读也罢,不过如此,如此而已。

也有人不买账,比如唐甄讲“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黄宗羲怒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为一姓富贵劫掠天下,还号称爱民如子。难道中国人都是自虐狂,非要认贼作父不可?

类似《甄嬛传》等龌龊玩意,有人品得津津有味,我则恶心得要死。一群没有牛牛的男女围着一个有牛牛的男人斗得你死我活,这跟养猪场有何区别(一头种猪,一群母猪,其他公猪全被阉了)?中华帝国之中枢,大概就是模仿养猪场构建的。

然而,以中国人的逻辑,这一切理所应当。阉人者恶毒,皇帝随便阉别人,皇帝是正确的;劫掠民财者无耻,皇帝随便劫掠民财,皇帝是正确的;乱搞女人者下流,皇帝随便乱搞女人,皇帝是正确的……如此等等。

如果有起码的良知且心理脆弱,研究中国史非精神错乱不可。旧书读多了,午夜梦回,弄死自己的心都有。好在时下的所谓学者,大多情商很高,竟然能从臭狗屎里咀嚼出玫瑰的味道。

可问题依然摆在那里,既然惟以一人治天下,凡事皇帝说了算,他又必须是正确的,弄到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的地步,到底谁来付这个责任?

好在我的担心有点多余,千百年来,奴才特别是有文化的奴才,在这方面累积了足够的智慧,看似完美地解决了这个无厘头的问题。

依他们高见,如果弄到国将不国,只有三种可能:要么是奴才的错;要么是民众的错;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挖坑,皇帝也是受害者。

“奴才有罪、皇上万岁”的口号,类似女人的叫床声,抑扬顿挫、性感撩人,几千年绵延不绝。脸蛋涂抹成何种颜色并不重要,只要城头飘着大王旗,皇帝还是一样的皇帝,奴才还是一样的奴才,换身行头,玩的还是一样的把戏。

以明为例,各朝大略如此。明英宗成了阶下囚,错在王振;明武宗胡闹,错在刘瑾;万历皇帝不上班,错在申时行;明熹宗搞得天怒人怨,错在魏公公;等等。崇祯上吊时,口袋里有个小纸条:皆诸臣之误朕也。这大概也是所有皇帝的心声:朕没错,只是奴才们太坏了!

所以在中国,时常会上演“清君侧”的闹剧。明明是痛得难受或痒得不行,起来造皇帝的反,却扬言是为民请命,帮皇帝清除小人,如此天下太平矣。可“清君侧”演到最后,被清除的多是皇帝,奴才们倒安然无恙,踩在旧主子尸体上,继续为新主子大唱赞歌。

事实上皇帝作为帝国主宰,无论钱袋子、刀把子、官帽子,大小权力一把抓,凡事莫不秉承他的意旨,没有他的支持或默许,哪个奴才敢随意乱来?谁心里都清楚,皇帝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但依据中国式的悖论,皇帝必须永远伟大正确,所以责任只能由奴才来负。

宋仁宗说自己“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可谓诛心之论。中国的帝王都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不是太蠢,而是太坏。我的评价是八个字:治国无能、整人有术。奴才们被玩于股掌之中,何敢跟主子作对?魏公公之所以为所欲为,读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便明白了。独裁者根本不信任官僚集团,利用心腹奴才打击官僚集团罢了。

要杀岳飞的是宋高宗,能杀岳飞的是宋高宗,下令杀了岳飞的是宋高宗,但宋高宗没有错,做孽的是马仔秦桧,甚至包括他老婆。这就是中国人的是非观与混账逻辑!

由此可见,做奴才并不容易,除了听主子的话,替主子干坏事,还要时刻准备着,万一搞臭了,站出来为主子背黑锅。哪一个成功的佞臣后边,不站着一个为非作歹的皇帝?

既然皇上不会犯错,如果搞得灰头土脸、天怒人怨,又不想让心腹奴才背黑锅,怎么办?阴谋论、挖坑论便横空而来了。也就是说,坏事不是皇帝和心腹奴才干的,而是政治敌人栽赃陷害。翻开中国的史书,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这样不但可以替皇帝或心腹奴才开脱,而且能一石双鸟,抹黑或打击自己的政治敌人。

事实上,皇上以及心腹奴才很清楚,别人之所以这么干,不过是秉承或揣摩上意罢了。舔对了,舒服的是皇上,舔出麻烦,就是别人故意使坏。皇上不可能有问题,只是被蒙蔽,也是受害者。问题是皇上爪牙遍地、耳目众多,连蹬三轮的都知道有人给皇上挖坑,他却不知道,这可能吗?

我时常见有人替袁世凯翻案,逻辑大概如此。可史实如铁,袁老四处心积虑搞垮共和,不就是要做皇帝嘛!隆裕死后,袁纵容满清遗老穿着旧官服满街跑,任由复辟谬论甚嚣尘上,岂非投石问路?此何年何月哉,袁老四已痒得不行了。

后来杨度他们搞筹安会,梁士诒之流搞大劝进等等,哪一项未得袁的支持或默许?本就自导自演,何来挖坑?奴才们只是投其所好罢了。杨度“旷世奇才”的高帽子,不就是舔出来的吗?既如此,袁临死也玩那一套:孤被小人们暗算了!

梁任公警告过,你不听啊。北洋的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不买账,你视而不见啊。自做孽不可活,沦落为独夫民贼、政治流氓,与别人何干?最可笑者,有人说,如果孙先生不闹,袁也许会搞出新中国。呜呼,一个妻妾成群、就知道玩弄帝王术的老官僚,会搞民主自由,这可能吗,还有没有起码的常识?

简言之,所谓阴谋论、挖坑论,不过是糊弄民众的手段。没有谁给皇上挖坑,也没有谁敢给皇上挖坑,一切罪恶勾当不过是秉承上意罢了。要么是玩砸了找人背黑锅,要么就是打击政治敌人的手段。可见跟普通的流氓相比,很多皇上的贼格也高不到哪里去。

退一步讲,就算阴谋论、挖坑论成立,皇上作为决策者,也要付首要的责任,不能祭出阴谋论、挖坑论,就可以堂而皇之伟大正确了。至于有些人确以为然,整天鼓噪这玩意,不过是无知或自作多情罢了。

如果皇上和心腹奴才必须正确,又找不出合适的政治敌人背黑锅,大家沆瀣一气,应该讲大局、讲团结,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当然就是老百姓的错了!皇上英明神武,奴才个个正直能干,但玩砸了、傻逼了,无他,都是老百姓素质太低。

在皇上及奴才们看来:兴,皇上英明;亡,百姓傻逼。这就是他们的强盗逻辑。晚清以降,洋务运动烂尾了,是老百姓素质低;维新变法玩砸了,是老百姓愚昧;民主共和搞成四不像,是老百姓根本不配。如此等等。

民国初年,梁启超鼓吹旧权威主义,今天某些人叫嚣新权威主义,不管成色如何,都基于这一谬论:中国的老百姓素质低,不配拥有广泛的、真正的民主,否则会天下大乱、国将不国,所以必须集权力于某人或某团伙,惟其如此,天下方可大治矣。

可悲的是,梁启超帮袁老四搞垮共和,集权到无以复加,但袁并没有带着大家奔小康,而是沐猴而冠,帝制自为了。就算新权威主义贩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最终只会弄出一个个更不入流的袁老四,所不同者,只是马甲的款式与脸蛋的颜色而已。

我不认为人民总是对的,或中国人有多高的素质,但这跟他们配不配拥有民主自由毫无干系。事实上英美诸邦在建立民主国家时,民众素质比我们高不到哪里去。最可叹者,普通民众完全被边缘化,有何可能或资格为历史负责?作恶的永远是皇上和大小奴才,也只能是皇上和大小奴才!

对于贩卖素质论的这帮人,我同样有八字相赠:名为国士、实为国贼披着为生民立命的外衣,自以为是、傲慢无知,做着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勾当。新权威主义鼓吹者,跟康梁师徒乃一丘之貉,不过是中国进步的绊脚石、搅屎棍罢了。

为维护主子的光荣正确形象,奴才们机关算尽,主子确实爽了,奴才们也藉此飞黄腾达,可对国家或民族而言,这绝非济世之良药,而是祸国殃民的毒药或春药。横行在大地上的罪恶,莫不是拜此混账逻辑所赐。

有人以为,之所以搞砸了,是因为品种不好,如果换个品种好的皇帝,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千百年来,换了多少皇帝,品种不可谓不丰富,基因不可谓不纯正,效果如何呢?最终都在玩一样的把戏,个个无法无天,任由罪恶在大地上轮回。

历史已雄辩地证明,没有监督或无法监督的权力必然堕落只有孙先生开出的药方是恰当的、有效的。那就是中国要进步,成为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必须彻底终结旧制度,废除皇帝以及类似的各种玩意!惟其如此,国家才能正常发展,人民的基本权利才会得到保障。

因为几千年皇权政治之流弊,在中国,连英日等国的君主立宪游戏,我们也不能玩。在这片浸润着专制文化的大地上,假皇帝很容易变成真皇帝,换个行头荼毒天下。晚清以降各种型号的统治者,何尝不是如此?无皇帝之名有皇帝之实,甚至比皇权时代的独裁者更坏更无耻。

我们要真正当家作主,过上自由幸福的日子,只能把一切统治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他们不敢也不能为所欲为。一旦赋予他们太多的权力,且无法有效监督,他们必然会作恶。不要天真地以为,集权才能干大事,事实上集权更容易作恶,政客的承诺是靠不住的。

读了不少书,走过太多的弯路,我开始坚信,我们绝不能寄希望于任何型号的圣明天子,或者对旧制度修修补补,而应彻底终结旧制度,把一切真假皇帝、野心家送进历史坟墓,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欲打达此目的,必然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时间终将证明,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转载自《大衍广告印刷》微信公众号)

大三入门精算师,现被世界名校疯抢!

精算师,一个令无数人羡慕的职业,一个业内倍受尊敬的金领职业。对精算相关专业的朋友而言,很大部分都朝着精算师向往着,有些学生甚至已经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且开始执行了。

前几天,我们收到了宏景学员颜同学的喜讯,她告诉我们,她成功收到了两份全球百强名校的offer,分别是:南安普敦大学的精算专业和格拉斯哥大学的资产定价与投资专业。这两个学校都是英国顶级名校,世界百强名校,这位同学非常优秀了!

精算师

① 学员收到南安普顿大学的offer

精算师

② 学员收到格拉斯哥大学的offer

格拉斯哥大学( University of Glasgow),简称格大,位于英国苏格兰第一大城市格拉斯哥市。始建于1451年,是全球最为古老的十所大学之ー,英语世界国家第四古老大学,全球百强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格拉斯哥大学位居全球第67名。

精算师

南安普顿大学,世界百强名校,英国顶尖学府。南安普顿大学是英国最卓越10所研究型大学之ー,是位列世界前1%的研究型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格拉斯哥大学位居全球第97名。

因为学校排名与专业的关系,考虑到未来精算就业的问题,在难以取舍之中,颜同学请教了我们宏景老师的意见,最终,她选择了全球排名67的格拉斯哥大学。

我们的学员如此优秀,真心替她开心,希望我们每位学员都前程似锦!不过严同学真的十分谦虚了,上面的聊天截图提到是因为她很“幸运”才能拿到这两份offer的。事实上,机会只留给早有准备的人,每一次努力,都是幸运的伏笔。

颜同学是来自深圳大学金融学专业一名学生,她在大三的时候报读宏景的精算师课程,于2018年2月报名,在2018年4月和2018年7月火速考试通过P和FM。

VEE三门课程认证在宏景的协助下顺利体现在SOA列表并获得认证。其中VEE应用统计认证了,Exam SRM还得以免考。

精算师

ASA完成度42%

精算师

我们亲眼见证了她一步一步地完成自己的目标,在她的世界里没有“懒惰”二字,没有单纯的幸运,每一次付出都在为你的未来铺路!

对想军队精算的学生来说,不管你是决定考研还是就业,你都需要在大学期间增强自己的硬实力!从以下两个精算实习招聘要求中,我们都能看到“通过精算考试的学生优先”。

精算师

同样是在校生,有的人已经遥遥领先了,别人大二大三开始就先行你一步了,在找实习的同时,要经常会落入他们手中。

因此有没有必要在大学期间准备考SOA,答案当然是“是”,无论是对你未来留学升级还是找工作都是有极大帮助的!

努力不是为了感动谁,还是为了让自己随时有能力拥有选择的权利,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加油〜

白衣天使,最美的逆行者 (音乐)

李欣瑶    词
谷世乐    曲
紫   蘅     唱

是谁在疫情面前主动请战,
誓言书留下鲜红的印记。
是谁在危难时刻义无反顾,
奔赴抗击疫情前线阵地。

是谁在与病魔进行生死较量,
把民众健康鼎力托起。
是谁恪尽职守救死扶伤,
深处危境当中毫不畏惧。

是你 白衣天使,
最美的逆行者。
大爱无声众志成城,
定能共克时艰再书传奇。

编辑: 龙烈生

最可怕的不是疫情,是权力的无知与傲慢

作者:蒲海燕
很想说点什么,但又知道其实也说不了什么。前两日,消失N年的大眼突然冒出来发文《冷的冬,暖的歌,愿武汉人民早日坐在街头吃碗热干面》,推文一出,迅速10万+,评论区热泪奔涌,有网友惊呼:“大眼都可以说话了,是不是我们的世界快要正常了?”几小时后,文章被蟹。果然,大眼这类人才是应该严防死守的超级病毒;正腐防思享病毒的效率之高,依然是无与伦比的。

其实想想一点也不奇怪,这一切都只是新常态下的常态而已。

几年来,经数轮净化,网络早已被打造成了一片“清朗的天空”,正能量花朵之外早已寸草不生。

非常时期,除了用生命与病毒贴身肉搏的一线医务人员之外,最忙碌的人大约就是网上四处消音的网/监了。

近日所有的推文,除了煮旋律规定的样式和供百姓适当宣泄情绪的无关紧要的质疑外,稍有点价值的推文基本上都活不过3小时(最长大约5小时)。

可是,扑灭了质疑,病毒就自动消失了?扑灭了质疑,铁板钉钉的历史就自动隐去了?

随便翻翻两个月来主流媒体的报道,每个人都可以轻易梳理出疫情从出现到失控的整个过程;随便动用一下常识判断,很容易就能得出疫情是一场人祸的结论。病毒袭来时,知情的顶级专家忙着海外权威杂志发表论文;地方主政者忙着开两会铺设未来宏伟蓝图;相关部门组织10万人的大聚餐,展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壮观场景;警察忙着惩戒“造谣者”……消音后的武汉确实和谐了,但不懂政治站位的病毒却汹涌而至。当疫情失控,瞒无可瞒时,面对潮水般的质疑,官员、专家与各部门又开始竞相甩锅(刚刚看到网上一条消息:日本负责撤侨的官员因感染案例增加到20例而负疚自杀,不知真假)。其实,百姓对这样的场景早已司空见惯。

无论官员还是专家,各自鸣冤叫屈也并非毫无道理。多年来,在维稳思维的主导下,各级官员一遇到有可能冲击稳定局面的负面新闻,第一反应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各种手段捂盖子,打压舆论,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长期以来,这已成官场的基本套路。加上近年来不断强化郑智立场站位,各级官员害怕出事担责,宁愿做一个紧跟上面不犯郑智错误的庸吏,也不愿做一个有冒险精神开拓创新的能吏。一个“对上负责的”体质,官员必然是将主要精力用来揣摩上意,着力打造虚构的河蟹。这样的体质,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官员必定竞相推诿甩锅。
按理来说,拿着丰厚津贴的高级专家们,该比普通人具备更高的道德良知才对。但现有体质之下,道德良知并不是专家学者的必需品,只要他们研究了,建议了,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课题与论文的级别直接关联自己的学术地位。疫情发布与预警既不是职责必须,搞不好还要承担郑智风险(非典时期某专家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因此,良知驱动的行为远不如抢发论文来得安全实在…….
回顾最近几年来,核心价值观满街游走,各种整~风运动此起彼伏,尤其这一年来,“初/心使/命”教育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非但没能让众多官员捧出初心践行使命,反而让许多人与事现出了原形。特想知道,那一浪接一浪的思享郑智教育运动,究竟是进一步提高了人的思想觉悟,还是老式意思形/态的还魂让体质与人都变成一具具僵尸?细思极恐……..追问也只能到此为止。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每有灾难发生,这句话就会刷屏。可此时此刻,我只是想说:这样的抒情,除了肤浅还是肤浅,甚至连稀薄的鸡汤都算不上——本来岁月静好,为何搞到要人负重前行?是什么非得要83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冒着风险披挂出征?是谁让严重缺乏防护资源的一线医护人员以肉身抵挡凶猛的病毒?是谁让本可以欢度新春佳节的900万武汉人困守危城,让无数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短短几日,无数家庭离散,亲人阴阳永隔……官员们的无知与傲慢是这场灾难的最大根源!

疫情汹汹,有人在危难中勇敢逆行,有人在惊惧中夺路而逃;有人在困厄中拯救众生,有人用他人牺牲谱写自己的赞歌。浮世绘中的每一个场景都意味深长。
每天看着不断攀升的感染者数据;目睹高效的网/监不断消音;看到宣/传部门开始精心塑造D的形象;旁观红十字会的无耻表演……看到不愿去一线的医生被开除并被终生禁止行医;17岁脑瘫儿被活活饿死;《在人间》的倩倩大年三十朝着装有妈妈的运尸车匆匆磕头……那些冰冷数据背后的破碎与消逝让人生出无尽的悲伤。这世间一旦停止正能量的抒情,那些华美的思享与杏念瞬间就溃不成军。
大年初二在异国他乡的街道上思考着“回国?还是转去欧洲某免签国直至疫情结束?”  最终还是因为儿子要参加今年的高考而决定尽快回国。回国那天,异国机场的工作人员满脸戒备,问讯处的两个姑娘看到带着口罩的我们走过去,下意识后退两步,头微微侧过,神情紧张地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一刻,我深深理解了封城前夕拼命逃跑的武汉人;我从别人的眼中读懂了我们共同的名字:中国人。做出这个决定,其实还源于一种信念:坚信灾难终会过去。以我们这个民族的韧性,无论经历怎样的苦难,总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自我疗愈;但同时也深深担忧灾难过后的快速遗忘……人其实经常多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或许灾难过后,就该是英模报告团的全国巡回演讲了吧?百姓被英雄感动,历经苦难的土地上又长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 的周围,战胜了灾难,取得了伟大胜利。一定会有一批官员被撤职,顺便对非常时期爆出太多负能量的网络进行整顿清理……然后,我们朝着更伟大的目标迈进,正能量更足,国家更加厉害,百姓更加幸福。
直到下一次灾/难来临。
                            
一切从觉悟开始,惟有觉悟才有价值    ——加缪

科学的江湖 (下) — 评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编者按

最近关于 “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争论因为醋醋发表在《醋话集》(微信公众好)的《杨振宁的最后一战》而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微信公众好《知识分子》紧接着发表了一篇《争议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引用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评语。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科学的江湖虽然没有金大侠的江湖那么腥风血雨,但是似乎就从来没有、永远也不会平静。

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地位之争、门派之争,等等,在哪个“江湖”都是类似的。正义与邪恶、自私与无私虽然未必总是黑白分明,但是也未必无迹可寻。

有人希望“江湖事,江湖了”;有人愿意大白于天下。

天下人未必都是傻子!老百姓虽然未必看得懂《葵花宝典》,但是知道要练《葵花宝典》, 就要自宫,这点还是明白的!

《海外华人网》将两篇文章同时转载,以飧读者。


争议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作者: 知识分子

最近,一篇题为“杨振宁的最后一战”的文章(见文末)广为传播,人们再次聚焦中国是否应该百亿/千亿投入建造超级对撞机。《知识分子》是全世界唯一为争论双方都提供过理性辩论的平台。杨振宁先生和王贻芳教授等代表科学家都在《知识分子》阐述过理由。
新出现的网红文章再度引起科学界甚至科学界之外发生激烈争议,其争议程度对超级对撞机的辩论。《知识分子》在此发表收集到的一些评论。
2012年至今,中国科学界,特别是物理学界,激烈争议超级对撞机项目(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它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科学家代表为高能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得到海内外高能物理学界较多支持。但科学界,包括物理学界,都有不同意见。

●   ●   ●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杨昆:

超对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凝聚态中实现,清华大学的姚宏教授在这方面最近有不少文章,我和复旦大学的虞跃教授也曾做过一些早期的工作。可以说超对称和超弦方面的研究为凝聚态物理提供了新思路,并促进了学科间的交流。

南方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李淼:

我不支持超弦理论甚至不支持任何量子引力理论已经很多年了,不等于我认为弦论是错的,我在南科大教授名录里的介绍自己的专业第一个还是超弦,第三才是宇宙学。人们研究量子引力理论的时间有五十年了,五十年来这个市场的行情大抵如大A股,一直在三千点之下偶尔会冲到五千点。这种情况估计会持续几百年。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张雷:

这种标题的文章我向来不看,但看到有几位圈友都转了,觉得自己有责任说一下。

首先声明,讲事实,讲道理的前提下,对科学或社会问题讨论畅所欲言,是好事。我这里只挑我认为几个逻辑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地方。

文章在约十分之一处黑体称:“CEPC周长100公里,需要占下北京五环那么大的地。” 其实,对撞机要在地下100米甚至更深,只在几个出口占地,就像北京二号线一样没有把故宫和广场给占了一样。请参考CERN的周长27公里LHC。

杨先生说高能物理 “party is over” 不是今年才说的,是四十年前说的。如果你认为从80年代到现在高能物理对于人类认识自然所取得的成就没有意义的话,我只能说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

此外,文章一直拿弦论说CEPC的事情,满满的阴谋论感。我参加CEPC研讨会和报告不下十次,包括阅读概念设计报告,CEPC从未将弦论、超对称或某一个特定理论作为主要研究目标。

文中对丁肇中、Maiani 很多未证实(或无法证实)的话加粗加黑,以及对发改委评委表决内幕如此之清楚(评委背景,投了什么票)。我很怀疑作者描述的真实性。

前一阵子讲 “李政道和杨振宁恩怨” 的文章,其中稍微想想就知道,有些事情就连当事人本身都无法说清楚,而作者侃侃而谈,简直似乎比任何人都清楚,很难认为是真实的。

这种自媒体文章最近也见多了,把几篇老文章东抄西拼,加上典型电视剧的情结,配上吸引眼球的标题。这些写手收获的流量和利益不用多谈,读者如果丢掉了理性批判,那确实可悲。

戴瑾,曾从事弦论和高能物理研究工作:

醋醋的文章把一场科学争论写得像宫斗剧。宫斗剧有娱乐性,这应该是这篇文章转发量比较高的原因。但一码归一码,在科学上,这篇文章完全搞错了。

弦论、超对称,和超级加速器是三个非常不同的概念,CEPC超级加速器不但和验证弦论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也不是用来验证超对称理论的,它是用来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的物理性质的。因为刚好有几个弦论物理学家对这个加速器比较热心,就硬是通过超对称,把三个东西绑在一块,那是宫斗剧的分析方法。

超对称这个词虽然很酷,对于行业外人士,很难解释清楚。量子物理中的对称性是很重要的概念,每一种对称性都对应着一些重要的物理现象。自然界的基本粒子有两大类:像光子、希格斯粒子那样自旋是整数的玻色子,和像电子那样自旋为半整数的费米子。超对称理论预测每一个玻色子粒子都有一个费米子超对称伙伴,反之亦然。比如对于光子就应该有一个自旋1/2的光微子,和光子一样参与电磁相互作用,两个粒子除了自旋不同,性质完全一样。但自然界明显不是这样的。于是还有一种叫对称性破缺的理论,它预测当我们把粒子加速到一定能量去碰撞,我们就能发现这些超对称粒子,并且观察到这种对称性。到底这个能量有多高,有不同的可能性。

弦论的基本观点是基本粒子不是像一个点那样的粒子,而是一根弦。这当然和超对称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弦论本身不要求超对称性,但超对称的弦论,简称超弦,更有吸引力。比如说非超对称弦论的世界里,有引力子但没有费米子,还是超对称的弦论更像我们的世界。

因此,一般人只听说过超弦这个词,这个词也更酷。尽管如此,把弦论和超对称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绑在一起,在科学上至少是非常不严谨的。如果自然界在弦论的能量上才有超对称性,任何人类建造的加速器都无法验证,这一点,读过相关科普的人都会知道。

另一方面,希格斯粒子的理论中有一个技术性的困难,超对称理论提供了一种解答。这一度是超对称理论的重要根据。但这种可能性已经基本被现有的加速器排除了。这一点,业内人士都知道,在LHC没有发现超对称的情况下,再建一个新的加速器,发现它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

所以超对称不是建CEPC的理由。

注意,希格斯的超对称性和弦论的超对称性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二者不光能量差别巨大,背后的物理原因也完全不一样。并且,就算新的加速器发现了超对称,也不能证明粒子就是一根弦;如果新的加速器进一步否定了希格斯能量级别的超对称性,也不能排除自然界在弦论的能量上是超对称的,更不能排除粒子是一根弦的可能性。

CEPC建设的原因,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的物理性质,说出来远没有超对称和超弦那样酷。

值不值得花300多亿去做这件事,科学界有争论,也不是所有做高能物理的人都支持,不做这个行业的都反对。这当然也不是一个纯科学问题,社会公众有权参与讨论。但也不应该做低俗的推理和类比,比如把它跟三峡工程相提并论(我看到网上有文章这样类比)。

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三峡工程90年代初起步耗资1800亿,今天的钱也不能和20年前的钱去做直接比较。CEPC的倡导者提出,如果在这个加速器上发现了新的现象,就再花1000多亿建设一个更强的加速器进一步探索它。既然没有超对称,希格斯粒子的那个理论难题仍然存在,对它进行精密测量的时候发现新的现象,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这笔钱即使要花,也是2040年以后的事情,不能把20年以后的钱和20年以前的钱去对比。

还有,加速器是一个周长100公里的环,只需要挖一条深深的隧道,整个加速器是在地下的。醋醋的文章,一开始就误导读者,好像加速器要把环内的整块地都占用,不是这样的。

吴进远,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高级工程师:

这篇网红文刷屏时,有的公号标题说中国高能物理大跃进,有的说三峡大坝。但我感觉十分失望,等了几天,始终没有见到用高铁来与CEPC比较的。

CEPC的造价不是所谓“天量资金”,而是大约相当于200-300公里的高铁。这样数量的高铁对国家的价值是锦上添花,但CEPC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对于国家的价值却是雪中送炭的。

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是罗伯特·威尔逊,他最著名的一个论断,是他在1969年4月答复国会议员质询时说过的一句话。当时议员们关心这个新的实验室以及获得的新知识对国家的安全有哪些帮助,罗伯特·威尔逊回答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关乎国家荣耀,爱国主义的事。这些新知识并不能直接地保卫国家,但却能“使之值得被保卫”。

CEPC的科学目标并不是所谓超弦教,而是作者也承认的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

很多人包括这个作者鄙薄精确测量,可是科学史上太多的发现是精确测量带来的。别的不说,要不是当年化学家们忍受着铵化合物带来的满实验室的尿骚气味,一遍遍精确测量和比较铵化合物分解氮气与空气氮气重量的微小差异,人们要晚很多年才能发现氩气。我们的钨丝灯泡就会比现在更容易坏,我们留给子孙的钨矿资源就会少很多。

回顾争议超大对撞机

2016年9月4日
杨振宁: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 独家

2016年9月5日
王贻芳: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 | 独家

2016年9月7日
答王贻芳所长:高能所更该做什么?| 对撞机的对话3

2016年9月8日
大科学工程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 | 对撞机的对话4

2016年9月9日
人民日报评论:期待更多科学“对撞”

2016年10月2日
32位在美物理学者联名:中国建造希格斯工厂的黄金机遇

2016年10月22日
王贻芳再谈大型对撞机: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一项政治决定

2017年1月25日
何祚庥:对中国建大型对撞机的意见

2017年1月31日
何小刚:评何祚庥院士对中国建设大型对撞机的意见

2017年7月13日
中国超级对撞机与人均负担 | 争鸣

2018年7月1日
杨振宁坚持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历史原因

关于CEPC

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是中国粒子物理学界发起建造Higgs粒子工厂和国际大科学装置,其主要用于对希格斯粒子进行精确测量和探测新物理。第一阶段将首先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第二阶段进行质子对撞机的建设。

王贻芳在今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CEPC的隧道有100公里长,第一阶段建设预算约360亿元。

2018年11月,CEPC团队正式发布了概念设计报告,后进入设计优化和关键技术预研究阶段。

科学的江湖 (上) —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科学的江湖 (上) —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编者按

最近关于 “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争论因为醋醋发表在《醋话集》(微信公众好)的《杨振宁的最后一战》而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微信公众好《知识分子》紧接着发表了一篇《争议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引用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评语。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科学的江湖虽然没有金大侠的江湖那么腥风血雨,但是似乎就从来没有、永远也不会平静。

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地位之争、门派之争,等等,在哪个“江湖”都是类似的。正义与邪恶、自私与无私虽然未必总是黑白分明,但是也未必无迹可寻。

有人希望“江湖事,江湖了”;有人愿意大白于天下。

天下人未必都是傻子!老百姓虽然未必看得懂《葵花宝典》,但是知道要练《葵花宝典》,就要自宫,这点还是明白的!

《海外华人网》将两篇文章同时转载,以飧读者。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作者:醋醋

The party is over。

杨振宁张开左手向上抬起微微摇了摇,加重语气补充翻译:

什么意思?盛宴已过。

虽然97岁高龄,杨振宁也只需一根拐杖就能走路,他坐在沙发上,拐杖斜放在腿边。

台下,坐满了年轻大学生,一位男生站起来发问,脸上挂着愤懑、委屈与不解。

这是2019年4月29日,在北京雁栖湖畔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新礼堂发生的一幕。

男生读研一,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未来即将从事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预研工作。

4年前,针对CEPC该不该建,杨振宁与男生老师,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

从事高能物理研究的人,都指望这个项目上马,不然他们在剩下的岁月中将无事可干。

前一阵子,任正非呼吁,要加强基础教育,砸钱砸不出来科学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代最基础的理论物理,恰恰把希望寄托在砸钱上面。

作为一个超级费钱的项目,CEPC环形周长100公里,保守估计就得400亿。第二期SppC(环形强子对撞机)耗资更是超千亿。

北京五环路全长98.58公里,这意味着,隧道可将整个北京主城区包在其中。

醋醋的朋友房师说,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园,做梦都不敢奢望拿下这么大一块土地。

CEPC-SppC,这简直就是物理学的三峡工程,高能所只是冲在前台的马前卒,背后强力推手,是国际超弦界。

从2014年开始,国际超弦界就组团来中国游说超级对撞机项目,不幸的是,2016年他们遭到杨振宁的强势阻击,当年发改委十三五项目审批,CEPC只差一票未能通过。

这位高能所研一男生,从室友那听到小道消息,现在杨振宁不反对建CEPC了,于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抢到了一张杨振宁的国科大讲座门票,想当面求证一下。

杨振宁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看法没有变,迎头泼了他一盆凉水。

他不仅一如既往反对建超大对撞机,还劝这位男生尽早转行,高能物理盛宴已过。

人的一生呐,不能只看个人的奋斗,有时候也要看一看历史的进程。

不仅高能物理的盛宴已过,当代物理学的前沿,也是一片无际的黑暗。

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有多辉煌,当代物理学就有多黯淡。

2017年的引力波,2019年的黑洞照片喧嚣一时,那也只是验证了100年前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2018年霍金去世,引发社会纪念热潮,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霍金身残志坚,是科普畅销书籍《时间简史》的作者。

霍金的科学最高成就黑洞辐射理论,知道的人并不多。杨振宁科学成就比霍金更高,但人们热衷他的晚年生活。

人们一提到牛顿就会想到万有引力,提到爱因斯坦就会想到相对论。

人们关心霍金、杨振宁的生活而不是科学,不能怪大众猎奇,当年牛顿与爱因斯坦的那些事儿更生猛。

只能说,当代物理理论不如前辈,普通人不懂相对论,总知道原子弹,不懂量子力学,电脑互联网总玩过吧。

当代物理又发现创造了什么?

这是杨振宁的最后一战,他拯救不了当代物理,而是遏制危机爆发后的疯狂。

1

11月3日,第7届腾迅WE大会现场,布赖恩·格林(Brian Greene)在台上拨动“宇宙的琴弦”。

作为世界最负盛名的超弦传教士,格林是多本科普畅销书的作者:《宇宙的琴弦》,《宇宙的结构》,《隐藏的现实》……孜孜不倦从事超弦理论的公众普及。

面向台下听众,格林再次舌绽莲花,讲解超弦理论及其衍生品多重宇宙。

随后,王贻芳上台,从中微子实验讲到超大对撞机。

国际超弦界与中国高能所,还在坚持不懈。

自2014年造势,于2016年十三五规划遇挫后,他们期望在十四五规划上通过项目。

2021-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CEPC-SppC造势,要提前两年开始,2019年很关键。

纵观全世界的对撞机,LHC已是强弩之末,不会有新的发现了,别的对撞机能级太小,更加指望不上,全世界物理学家唯一的希望,都押在中国的CEPC-SppC的身上。

这是人类世界中最靠近窗户的一群人,看窗外,漫漫长夜。

禁闭在一间密室的人,找遍钥匙无果,就会竭斯底里用力撞门,哪怕那么一丝可能。

不甘、愤懑、呐喊、无奈、绝望……这是物理学家的痛苦,普通人根本就感受不到这间密室。

事实上,就算CEPC-SppC顺利获批,要全部建成,也得2040年以后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看不到那一天,不过是留一个念想。

2016年,霍金艰难地打出226个字力挺对撞机。2018年,霍金阖然长逝。

想到这里,醋醋也不禁黯然神伤。

王贻芳坦诚,推动我国建设CEPC,是他在现在的科学岗位上的最后一桩心愿。

如果我没有提,是没尽到责任。

支撑王贻芳的情怀,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希望,首期360亿二期超千亿的天量资金,仅仅只有两个字——

幸运。

CEPC唯一确定的科学目标,就是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即所谓的上帝粒子,如果不能保证超越现有物理框架标准模型,那就跟测量牛顿引力常数的意义差不多,但是谁又能保证呢?

公认可以突破标准模型的实验,一是邻近核反应堆的中微子振荡,王贻芳在大亚湾核电站做出了突破性贡献;二是远离核反应堆不受中微子干扰的暗物质探测,世界最深的实验室——四川锦屏山暗物质实验室正在努力。

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突破标准模型,希格斯本人还健在,奇怪的是,醋醋在任何公开报道中都没有看到他站出来发表一下期待。

王贻芳也只是说如果有所发现,就启动第二期工程SppC,把正负电子对撞换成质子对撞,这还是奔着物理界期待了40多年的超对称粒子而去。

预言该粒子的超对称理论,最有可能突破标准模型,也是另一个野心更大的万有终极理论候选者——超弦的超的来源。

在数学框架上,超弦有望统一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它认为世间万物都由一根振动的弦组成。

从最小的基本粒子,到最大的宇宙天体,无论是黑洞的本质,还是宇宙的起源,都要匍匐在超弦脚下。

但是为了满足数学自洽,人类付出的代价是颠覆我们的宇宙观。

在超弦的设定中,我们的宇宙其实是一个11维时空,我们只能感受到三维空间与一维时间,另外7个空间维度不见了,超弦给出的解释是被紧化了,空间就像一张膜,紧化就是将其卷起来了, 卷到了极小不能被看到的尺度。

一共有10^500种紧化方式,每一种都对应一个宇宙,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是多重宇宙的由来。

10^500这个数字有多大?想象一下1后面排500个0,什么亿啊兆啊都是毛毛雨,我们的宇宙原子总数也就10^80个,相比隐藏的宇宙数量,连九牛一毛都不如。

最近知名美剧《生活大爆炸》全剧终,回顾第4季20集中,格林亲自扮演自己,向主人公谢耳朵推销他的新书《隐藏的现实》。

有人认为谢耳朵的原型就是格林,其实恰恰相反,谢耳朵的原型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奠基人之一谢尔登·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超弦的铁杆反对者。

没有什么现实可以被隐藏,编剧显然参考了现实原型,尽管有格林的推销,谢耳朵后来还是放弃了超弦理论的研究。

格拉肖的高中同学,标准模型的另一位奠基人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抵挡不住终极理论的诱惑,选择臣服超弦,成了白袍巫师萨鲁曼。

标准模型走在量子力学的最前沿,也是当今理论物理的最高成就,标准模型的后继者是超弦。

根据超弦的理论设定,要想撞出弦来统一四种力,需要环银河系长度的对撞机,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温伯格选择“曲线救国”,致力于验证超弦的”超”,也就是超对称理论,它能将物质与力统一起来。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质量与能量统一起来,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物质与力统一了,那不晓得搞出什么吓人东西。

超对称理论预言的超对称粒子没有超弦那么变态,理论上在TeV(万亿电子伏特)的能区就能撞出来,LHC的最大能级是13TeV。

虽然这是地球人可以做到的,但必须建立巨型对撞机,需要成百上千亿的经费,LHC前前后后就花了100亿美元。超弦与高能物理联手,意味着玄奥的思想与庞大的利益结盟。

这是一个很妙的组合,超弦永远无法被证伪,但如果局部证实,就能够屹立不倒。这就跟宗教一样,上帝的仁慈永远触摸不到,但是教会能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关爱,当然还有连绵千年的香火钱。

超弦与其说是一个学派,还不如说是一个教派。

这可不是醋醋说的,超弦界自己戏称扛把子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为Pope,也就是教皇的意思。

2

1987年,温伯格主导美国SSC(超级超导对撞机)建设,希望撞出超对称粒子,验证超对称理沦。

时值美苏争霸,美国力求在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碾压苏联,对登月、“星球大战”这样的鸡血项目来者不拒,SSC号称能帮助人类解决宇宙起源问题,完成物理终极理论的梦想,里根二话没说就批准了立项。

当年温伯格报出的预算不多,只有区区44亿美元。

转眼到了1993年,美国总统换了两茬,里根走了布什上,布什走了又来了克林顿。美国人搞工程费时还费钱,6年时间他们连安放对撞机的隧道都没挖好,就花了近20亿美元,而总体预算更是飙升到近百亿美元。

这个时候苏联已经解体,美国人独孤求败,社会上下对鸡血项目不是很感兴趣。克林顿作为平民总统,更加关注提振美国经济,天天盯着政府不让大手脚花钱的国会不干了,几轮听证会后硬是叫停了SSC。

美国超弦教一片哀嚎,所幸当时欧洲搞了个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LEP),隧道是现成的,只要把正负电子对撞机换成强子对撞机就好。

超弦教找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时任总干事卢埃林·史密斯( Llewellyn Smith ),向他分析物理界天下大势,美国佬不干了,执牛耳者唯有欧洲。

双方一拍即合,1994年圣诞节前夕,CERN批准了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立项。对于超弦教来说,就算LHC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也只是个迷你版的SSC,其环形周长27公里,不到SSC的1/3,但有总比没好,而且根据理论推测,LHC的能级可以撞出超对称粒子,足以满足超弦教的需求。

格林很兴奋,在2004年出版的《宇宙的结构》,他断言LHC开机运行后能发现超对称粒子。

由于选错了焊接工艺,2008年9月LHC开机后9天,超导电磁铁的电路就烧坏了。其后用了一年多才修好,但是只能以原设计能量14TeV的一半7TeV运行,这一阶段维持到2013年。

即便如此,超对称理论的原始参数空间已经有99.9%被否定掉了。

2015年6月3日,LHC将能量提升到接近设计峰值的13TeV,仍未发现超对称粒子的迹象,99.999%的超对称理论原始参数空间荡然无存。

超弦教只好改口,称预估的能级,是超对称理论与标准模型“自然结合”后的计算结果,没有撞出来超对称粒子,它们的结合方式可能并非“自然”,需要更大能级的对撞机才能发现超对称粒子。

尼马-阿卡尼-哈麦德(Nima Arkani-Hamed),发扬了多重宇宙学说,是超弦教的后起新秀,2013年12月来华担任高能所前沿研究中心主任,做了国际超弦教的中国内线,负责联络组织各种活动。

他在20多年前就说过,1TeV就能看到超对称粒子,后来被实验打脸,又改口称得100TeV才行,这差不多就是CEPC的升级版SppC的能量峰值。

这等说辞,连我等普通人都听得出来在耍流氓。

没有理论预测,或者随意调整预测,谁知道多大能级才撞得出来,花费成百上千亿建造大型对撞机,只有0.001%的胜率,这还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结果。

科学项目其实跟创业项目一样,你至少要画一个PPT说服投资人出钱,张口就说我要做马云,你投我一块钱,我还你一亿元,我信你个鬼哦。

国科大讲座上,面对高能所研一男生的不满,杨振宁吐露肺腑之言。

“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这个机器不能再做下去了,要造更大的对撞机,需要花更多的钱,至少要200亿美元。”杨振宁说,“别的国家没钱,大家说中国有钱。

“我知道我的同行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反对)是要把他们这行给关闭掉。可是这个对撞机要花中国200亿美元,我没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杨振宁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宏大理想,但是对于实现什么样的科学目标可是一清二楚,李政道与丁肇中等华裔诺贝尔科学家也来积极推动这件事。

而这一次,他们保持了沉默,丁肇中还是王贻芳的老师,高能物理界的大师级人物。

2016年,据研究理论物理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透露,丁肇中问及王贻芳最近忙啥,何说他想把SSC搬到中国来,丁肇中立马就说,”一点意思都没有“。

撞不出超对称粒子,超弦教在物理界的地位岌岌可危,从众星捧月到千夫所指,有重蹈当年以太说覆辙的风险。

超弦教埋怨LHC太小了,如果按照SSC的规模,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们把目光瞄向中国。

当今只有中国,才有这么大的财力与抢占基础科学制高点的渴望,才有可能上马这个超千亿的物理学三峡工程。

SSC复活的希望,在中国。

3

2014年,国际超弦教与高能物理研究所联手造势,组团来中国游说。

当年2月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希格斯粒子发现之后,基础物理学向何处发展?”的讲座,超弦教主威滕、教主导师戴维·格罗斯(David Gross),以及其他几位超弦干将悉数到场,王贻芳在会上发言。

格罗斯曾经提出“渐近自由”理论解释强力,获得2004年诺贝尔物理奖,该理论是标准模型的支柱之一。威滕是他教出来的最得意的弟子,两人都是犹太籍物理学家。

1999-2003年在任的CERN总干事鲁加诺·玛亚尼(Luciano Maiani)也在会场,有人问他,欧洲的加速器是怎么做到让各国都掏钱的?玛亚尼回答很干脆:

忽悠啊,我们说这是为了与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加速器竞争。

正如其所言,有亲历者回顾,那天本以为是高端物理学科普讲座,好不容易早去抢了个座位,结果听了一会发现这是个电视购物栏目….各种推销。

推销员很多,商品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版超级对撞机,超弦教负责讲解宇宙起源等科学意义,以及对中国一片大好的国际形势,王贻芳负责说明具体实施。

一虚一实的组团差不多就此定型,以后凡有超弦教来华,必有王贻芳的身影。

2015年,格罗斯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中国的科学大跃进》,力挺中国超大对撞机计划,生怕他的文章中国人看不到,他还特意让人翻译成中文。

醋醋忍不住多说一句,格罗斯如果懂得中国多一些,就会知道大跃进在中国并不是什么好词。

2016年8月1日,国际弦理论大会(Strings 2016)在清华大学举行,还是那拨人马,还是那套说辞。

世界物理中心将转移到中国,天下英才尽入彀中,溢出效应将让中国人受益无穷。

CERN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的万维网WWW,是证明粒子对撞机溢出效应最常用的例子。

万维网1980年就开始设计部署,1991年对外开放,最初是为了方便CERN内部协作,不关粒子对撞机啥事,与1994年立项2008年开机的LHC更没有一毛钱关系。

群体合作总会产生偶发不可预期的溢出效应,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

炼丹也有溢出效应,那就是火药。

一个多月后,一场关于中国该不该建超大对撞机的争论成为公众话题,继而引爆全球。

2016年9月4日,杨振宁授权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署名发表他的文章《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刷刷刷连出七剑,剑剑穿心。

杨振宁列举的7条反对理由,涵盖了项目预算超支、影响民生经济、挤压其他科研经费、不能实现预期科学目标、即便有发现也无法实用、中国为欧美作嫁衣裳,以及展望物理学未来两个发展方向。

当天王贻芳就奋笔疾书,洋洋洒洒6000言,一一反驳杨振宁的反对理由,第2天也通过“知识分子”发了出来。

如果高能所有一个成熟的公关团队,一定会拦住老王“stop!”利益所在,怎么说都是错,说得越多错得越多。

超弦教只能在心里骂猪队友。

而后更多科学家卷入争论,遍布国内外,除了奋战在第一线的新锐,还惊动了很多已成为江湖传奇的耆硕。

这其中就有当时还在世的霍金。

然而论学术成就,霍金也是这帮人中的小字辈。因为他们纷纷出来表态,不少人惊呼,教科书上那一串名字居然还活着。

虽然场面火爆,公众看到的其实都是马后炮,早在之前来自科学界的争议,就让王贻芳的超级对撞机计划遭遇挫折。

2016年6月16日,王贻芳的团队得到科技部3600万人民币资助,用于CEPC的预研。

但在当年7月,发改委十三五项目评审,CEPC仅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下一轮8亿人民币的资助请求。

醋醋获得的消息是,5票赞成,6票反对。赞成的全是高能领域,反对票里5票是非高能领域的专家,1票是政府方的代表。

除了屁股决定脑袋的支持,其他无论是从科学还是政经角度考虑,都投出了反对票。

王贻芳完败。

4

一般情况下,科学家茬架,都在科学共同体内找场子摆平,极少以菜场大妈的方式在大众媒体上吵个面红脖子粗。

当然这些科学话题大众也听不懂。

这次有关对撞机的争论,能够在2016年形成一场物理学的世界大战,余波传到2019年,为我等酱油党的日常八卦添加佐料,一是因为对撞机耗资相当于一座三峡大坝,已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科学研究,而是涉及广泛的社会工程。

二来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代物理学产生了深刻的裂痕,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科学共同体内,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的争议,往往就会扩散到大众层面。就如英国脱欧,保守党与工党谁也搞不定谁,干脆全民公投。

这个裂痕还得从爱因斯坦说起,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不相容,爱因斯坦晚年致力于统一场理论,试图将量子力学的电磁力与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合二为一,无果而终。

这不能怪爱因斯坦太贪心,引力与电磁力的方程,几乎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一对不在一起简直没天理,初中生见了都想撮合它们。


引力方程


电磁力方程

后来人们敲开原子核,发现量子力学除了电磁力,还有龟缩在原子核里面的强力与弱力,本来是一对力变成了四种力,都可以凑一桌麻将了。

这个时候杨振宁站出来,说咱们别管引力,先把电磁力、弱力与强力吉祥三宝给统一了,为此摸索出一套基于对称性与群论的数学框架,叫做杨-米尔斯规范场论。

杨就是杨振宁,米尔斯是与他一个办公室的研究生。

诺贝尔奖往往代表一位科学家的最高成就,极少例外,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杨振宁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它们都是框架理论(framework),很难被实验全部证实,而与诺贝尔奖无缘。


这些科学家,往往是天才中的天才,巅峰上的巅峰。

在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框架之上,物理学家们建立起了一套基本粒子的标准模型,并实现了电磁力与弱力的统一,姑且将他们称之为标模派。

标模派个个都是西部老牛仔,手提粒子对撞机左轮枪,对准他们预言的61个粒子,有如树起的61个靶子,枪枪命中,几乎个个十环。

由于是杨振宁提供的弹道机制,标模派每命中一枪,他的头上都会多一圈光环,其在物理学界中的地位,也愈加稳固和上升。

1994年,规范场理论发表40周年,美国富兰克林学会颁给杨振宁鲍尔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指出:

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可与牛顿的引力、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

但标模派的成功很憋屈,其创立之初就先天不足,没有把引力纳入其中,后来又发现了暗物质与暗能量存在,我们可感知的61个粒子构成的物质只占宇宙4.9%。

另外,由于标准模型预言的大多数粒子都是高能状态下的粒子,无法独立存在于自然界,基本上不能实用,这也是杨振宁不看好对撞机发现的一大原因。

标准模型就像是一个金鸟笼,把人类禁锢在笼中。

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家更希望找出理论的破绽,胜过证明理论的渴望。

然而讽刺的是,验证标准模型的实验数据与理论的预测,也是有史以来最匹配的,标准模型几乎牢不可破。

这就好比玩密室逃脱,科学家们明知室外有室,他们疯狂地找齐61件物品之后,还是没有打开大门的钥匙,其失望可想而知。

这个时候,作为物理学的超哥,超弦教站出来说,我能把引力囊括进来,我带你们去找钥匙。

超弦教凭借的是一本数学葵花宝典。

“葵花在手,江山我有。日出东方,唯我不败!”

超弦教一班人马,手提数学葵花剑,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好不威风。

他们有一个难以启齿的难言之隐。

众所周知,要练就葵花宝典,须得满足八字真言,“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凡踏入超弦教,此生就得与实验验证的硬气彻底无缘,而实验才是物理学以及所有科学扬名立万的长枪短炮。

当初杨振宁提出杨-米尔斯数学框架,由于没有物理意义,被冰封了十几年,后来结合物理模型并被重整化(可精确计算),才成为神兵利器帮助对撞机瞄准射击扬名立万。

科学终究是热兵器的江湖,超弦教光凭一把葵花剑虚张声势,是走不出黑木崖的。

超弦教教主威滕,拿遍了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大奖,甚至连号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都拿过,就是独缺一个诺贝尔奖。

标模派是痛苦的枪手,超弦教是不甘的剑客。

2012年超弦教找到俄罗斯互联网投资家尤里·米尔纳,搞了一个基础物理突破奖,奖金300万美元是诺贝尔奖的三倍,堪称科学界“第一巨奖”。

由于评委会主席就是威滕,所以每年获奖者大多是超弦研究者或其盟友,如王贻芳就得过,今年的基础物理突破奖给了研究超引力的科学家,充分展示了什么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

后来谷歌公司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及其夫人、中国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等互联网大佬也陆续加入,还分设了生命科学突破奖、数学突破奖等奖项。

今年的腾讯WE大会,有格林与王贻芳参加,或许与此有关。

这系列突破奖无需实验验证也能获奖,摆明了就是叫板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只颁给经实验验证的科学理论,它不奖励聪明或成功,而是奖励正确。

成功只是暂时的,正确才能长久,所以突破奖搞了7年多,主要还是超弦教自嗨,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拉赞助的本事一流。

基础物理突破奖拿再多,也顶不了一个诺贝尔奖,而唯一可能通过实验间接验证超弦的,就是超对称理论。

超弦教做梦都想拥有一杆枪,就是超级大型对撞机,当标准模型的预言被一一验证之后,还能鼓捣世界各国政府把天量的经费投入到高能物理中,超弦许诺超越标准模型,通往终极理论的梦想立下汗马功劳。

这就是为什么超弦教拼命游说中国搞超大对撞机的背景。

5

在科学界,最早实名反对中国超大对撞机的不是杨振宁,而是一个叫王孟源的人。

2015年1月与12月,王孟源写了两篇文章,《高能物理的绝唱》(一)(二),指责CEPC将大笔钱财当闪电,将快要死透的高能物理这具尸体转化成Frankenstein(弗兰肯斯坦)式的科学怪人,以行尸走肉式的存在撑到教授群的退休期。

王孟源的文章发表在台湾的个人博客上,大陆没有梯子看不到,前后两篇文章发表了一年多时间,乏人问津。

但王孟源的身份不简单,他是哈佛大学高能物理学博士出身,亲历过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兴建与夭折,对高能物理圈与对撞机知根知底。

文章点名批评了丘成桐积极参与这个骗钱的把戏,他在2015年10月份与人合作出版了科普书《从长城到大对撞机》鼓吹CEPC。

丘成桐是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该奖号称数学中的诺贝尔奖。

超弦理论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做卡拉比-丘空间,这里的丘就是丘成桐。前面超弦告诉我们,宇宙有7个维度被紧致化了看不见,如何紧致化的,它们跑去了卡拉比-丘空间。

如果要说超弦教在中国有代言人,则非丘成桐莫属。超弦教组团来华的活动,都是丘成桐操办主持。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搞数学的,痴迷物理学装置,就是没有搞清楚丘成桐与超弦的关系,以及对撞机之于超弦的重要性。

而将超大对撞机争论从科学界内部引向公众的始作俑者,也是丘成桐。

2016年8月7日,丘成桐接受新华社专访,希望在长城入海处建设下一代巨型对撞机,这是CEPC首次大范围内向公众公开。

新华社文章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中国版大对撞机一时成为新闻热点,媒体自然不会错过这个选题。

有记者挖出王孟源的文章,一看是专业出身亲历第一线,猛料十足,还涉及丘成桐,就找到后者希望他能有所评论。

丘成桐应该是仔细看了这篇文章,2016年8月29日,他在微信公号“老顾谈几何”发表意见,详述自己扒出王孟源老底的过程。

如果爆料不痛不痒,丘成桐岂会care王孟源的背景身份。就如郭德纲说的,我正眼看你一眼都是输。

作为哈佛大学兼任数学系与物理系的双料教授,丘成桐很意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王孟源的名字。

几经求证,丘成桐在哈佛大学的教授朋友们终于找到了王孟源的导师,原来是一个没有系中升职的助理教授,难怪哈佛资深高能物理学家不认识王孟源。

丘成桐更是指出,王孟源博士毕业以后,就没有什么学术上的论文成就,而是转行做了几十年的生意。

言下之意,王孟源没有资格在对撞机上面说三道四。

这种论资排辈的人身攻击,一般人都会不爽。科学讲究客观实证,向来尊重事实,不看出身,想当年爱因斯坦还只是一个小小专利员。何况王孟源的哈佛大学高能物理博士学位并不假。

而且丘成桐当时还不知道的是,王孟源的导师是格拉肖的关门弟子,格拉肖想把超弦挡在哈佛门外无效,愤而离职,王孟源的导师也无法获得升职。

研究基础物理学发表论文,必须在数学上自洽,只能走超弦这条路。大学没有论文,地位就会下降,哈佛扛了一年扛不住,还是把超弦引进来了。

哈佛大学理论物理的主流教职,逐渐被丘成桐等超弦教占领。

当然丘成桐也是货真价实的顶级科学家,不可能不知道贬人身份落了下乘,醋醋倒是觉着,王孟源点到了要害,面对记者的采访,丘成桐只好通过这个损招,来降低其文章的影响。

只是千不该万不该,丘成桐提到了杨振宁,他不相信杨振宁会反对建对撞机,因为在他看来,对撞机的每一次发现,都会巩固杨振宁在科学界的地位。

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杨振宁借势公开发表文章反对中国建大型对撞机,原本在科学界的争论瞬间变成大众茶余后的谈资。

这逼得王贻芳不顾利益相关人身份,亲自上场肉搏,估计心里也在骂猪队友。

杨振宁为何不惜与科学界同行撕破脸皮,一点面子都不给丘成桐,这又与物理学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撕裂有关。

6

弦理论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创,蛰伏十多年后第一次革命爆发,升级为超弦后独霸理论物理界,却始终无法被实验验证,叠床架屋的论文堆砌,以及长期霸占各种学术资源,引来不少物理界同行的反感。

2006 年, 超弦理论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公关挑战, 两部 “反弦” 著作相继出版, 其中一本是圈量子引力论阵营的李·斯莫林(Lee Smolin)所写的, 书名是《物理学的困惑》,另一本则是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助教彼得·沃特(Peter Woit)所写的, 书名更不客气, 叫做《甚至都不配称为错误》。

两本书的副标题很直白,一个是“弦理论的兴起,科学的衰落”,另一个是“弦理论的失败与物理定律的统一”,前者明示弦论的崛起是物理学的堕落, 后者暗示弦论的完蛋是新生活的开始。

这种“反弦”情绪在2015年达到顶峰,LHC基本排除了超对称理论的存在,物理学界多年来的期盼成了一场空。

2015年,除了王孟源在中国开炮,还有另一群科学家聚首德国慕尼黑大学,于当年12月7日至9日召开了一场物理学界的“扩大会议”,群情激昂,声讨超弦与多重宇宙理论长期以来无法证伪,破坏了科学方法的整体性以及科学在公众中的声誉。

超弦教德高望重的教主导师格罗斯参会迎战。面对诘难,格罗斯舍车保帅,承认多重宇宙就算在理论上也无法观测,但仍坚持超弦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尤其是这么多年来,在通往终极理论的道路上,没有其他理论可以与之竞争。

你们嚷什么嚷,光破还得有立啊!

杨振宁对于超弦又是什么态度呢?

早在1986年超弦第一次革命成为物理界的显学之际,杨振宁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第五次谈话就讲得很明白:

杨振宁

我很难相信这个理论最后是对的,超弦没有经过与实验的答辩阶段,它很可能是一个空中楼阁。如果你问我,我要不要去做超弦,我的回答是我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去搞这种东西。

我一定会去做纯粹数学,在纯粹数学中妙的东西很多。我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时间和能力去做对数学有真正发展的工作,而去做既非物理又没有长久数学价值的东西呢?

7

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有一个统一大业,将物质与规律尽可能还原成最基本的存在。

就如围棋一样,千变万化的棋局背后都是一个统一的规则,以及黑白两子与棋盘。

人类有个梦想,只要统一了物质的基本结构、物质的相互作用和运动转化规律,就会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到时候宅男只要打个响指,就能变出个林志玲带回家。

在这条统一的大路上,走着几个高大的背影,在伽利略统一了运动与静止之后,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把天上和地上的现象统一起来,打开通往机械工业革命的大门。

麦克斯韦紧跟其后,琢磨出一个方程组,统一了电、磁、光,各种宏观上的弹力、摩擦力都可以归结为微观上的电磁力,人类从此进入电气时代。

爱因斯坦叼着烟斗走来了,他先用狭义相对论劝和了麦克斯韦方程组与牛顿力学,统一了低速与高速,时间与空间,再反手甩出E=MC^2,一个简单的质能方程引爆了原子弹。

就在这时,高歌猛进的统一大业突然卡壳了,狭义相对论好说歹说,牛顿引力就是不听劝,爱因斯坦一怒之下,将引力赶出了物理王国,流放到几何空间,安置在广义相对论中。原来星球之间有引力,并不是它们吃了大力丸,而是吨位太重,将时空压弯了,引力是一种几何现象的呈现。

在爱因斯坦忙着收拾引力的时候,一群科学家排成方队踢着正步走远了,这里面有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量子力学山头上一堆大王,广义相对论山头上只有爱因斯坦一个光杆司令。

爱因斯坦一看这还了得,天无二日,国无二君,量子力学岂能不服王化,他打磨统一场论,要收服这帮散兵游勇,可惜终其一生也未能北定中原。

这个时候就轮到杨振宁上场了,他从口袋里面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说我搞了一套数学框架理论,有望统一电磁力、弱力与强力,咱们量子力学内部好说好商量,枪口一致对外,再去干引力。

这个数学框架就是前面提到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当年杨振宁是硬着头皮站出来的,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可以理解,1954年发表论文的时候,他还没有拿诺贝尔奖,更要命的是,理论要求传播强力与弱力的规范玻色子没有质量,这与其短程力的物理现象矛盾。

发现泡利不相容现象的泡利,也想过类似的办法,但是他一看这个矛盾就打退堂鼓了,对于杨振宁毫无顾忌发表论文,本来就是一副坏脾气的他更加火冒三丈,当场就把杨振宁怼得下不了台。

其实这个问题杨振宁也心知肚明,为什么他敢于跨出这一步,泡利却不能呢?

这涉及到当代物理学研究范式的一个重大转折。

8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这句《哈姆雷特》的台词成为家喻户晓的永恒经典,莎士比亚道出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纠结——我该如何抉择?

当代物理学也很纠结一个问题——撞还是不撞。

一位伟大的厚黑学政治家曾经揭晓了所有重大斗争背后的秘密:

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

围绕中国超大对撞机的争论,背后其实还是科学权力之争,超弦与凝聚态物理的角力,其焦点又集中在各自的基本思想。

杨振宁成名粒子物理学,但在后来转向凝聚态物理。

这场物理学的世界大战从美国打到欧洲,胜负1:1,现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胜负难分。

美国那场仗打输了,经费超支并非主要原因,据温伯格透露,来自国际空间站的竞争扼杀了SSC。

这个项目经费高达25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SSC的费用,说明SSC被裁还是因为科学价值不够硬。

在美国众议院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议上,美国凝聚态物理大佬菲利普·沃伦·安德森(Philip Warren Anderson)陈述四大科学理由,给了SSC致命一击。

其中一条是安德森的核心理由——与日常相关的科学也同样基础。

很多人心中的基础科学,要么是研究远小于基本粒子的普朗克尺度,要么是放眼宇宙尺度研究黑洞这样的天体,但是研究雪花的形成、人的思维、经济规律这些日常行为也同样基础。

它们听起来没有那么牛逼,但是更加实用。

安德森是197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开创了凝聚态物理一系。2006年何塞·索勒的一份分析统计比较了论文参考文献与引用数,指出安德森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物理学家。

凝聚态物理的前身固体物理学,催生了半导体,是PC、手机、电视机、照相机、互联网、硬盘、处理器、闪存等电子产品的共性,成为IT浪潮的奠基石。

格拉肖称当今全球GDP有2/3来自量子力学的贡献,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来自量子力学的分支固体物理学,加入液相后固体物理升级为凝聚态物理,80年代还发现了高温超导材料。

从超导体出发,安德森建议粒子物理学家寻找产生粒子质量的机制,启发了后来的希格斯机制。

由于杨振宁的努力推动,中国的凝聚态物理欣欣向荣。当年安德森陈述就不无酸意地指出,美国的超导研究已经落后于中国。

针对超弦的目标“Theory of Everything”(万有理论),安德森写了一篇杀气腾腾的檄文《More is different》(多则异,量变引发质变)。

安德森:

将万事万物还原成简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从这些规律出发重建宇宙的能力,不能依据少数粒子的性质简单外推出多粒子复杂集聚体的行为,相反在复杂体系的每一个层次会呈现全新的性质。研究理解此类新行为,就其基础性而言,与其他研究相比毫不逊色。

换言之,我们不能从一些最简单的基本定律去推出各个尺度各个复杂度下的物理,因为物理学在从基本走向非基本,从基本粒子走向多体时,并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而是会产生1之外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属于这些所谓的“外延性学科”的特有属性和现象,并不是由微观的基本定律可以直接推导出来的。

这其实就是当年亚里斯多德反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现代科学翻版。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柏拉图相信有个完美的普遍理念,投影出不完美的世界,而亚里斯多德认为普遍是寓于具体事物之中。

柏拉图认为这个普遍的理念存在于几何之中,柏拉图学院大门上写着醒目的一行“不懂几何者严禁入内”,这何尝又不是当今以超弦为代表的理论物理的写照。

亚里斯多德出生医学世家,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医学训练,这种医学训练培养了亚里斯多德特别重视经验事实的思维方式。所以亚里斯多德认为理论知识不能脱离经验事实,他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就指出:

倘有理论而无经验,认识普遍事理而不知其中所含个别事物,这样的医师常是治不好病的。

柏拉图代表了还原的本体论,亚里斯多德代表了涌现的实体论。(醋醋认为两种概念,是比唯心与唯物更基本的哲学对立,唯心唯物还是还原论的体现,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展开了)

这两师徒的缠斗从古希腊哲学一直打到中世纪神学,近现代科学还能时常看到他们刀来剑往。

9

杨振宁本来是柏拉图的传人,1954年他明知理论上有物理的缺陷,还是坚持发表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就是因为他对数学的信心胜过了对物理的怀疑。

一来强力弱力很复杂,有可能是应用层面上出了问题,而非错误;二来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对称性非常棒,杨振宁深信这么优美的数学理论不会错,而且当时它和两个已经有稳固实验基础的理论结构有密切关系,它们是同位旋守恒和麦克斯韦方程。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华罗庚尊崇的数学大家,深受家庭熏陶,杨振宁是物理界的数学战斗机,但在物理直觉与实验上稍逊一筹,尤其是实验,同事揶揄,“哪里有杨,哪里就有爆炸”。

幸好杨振宁赌对了。后来盖尔曼的“夸克模型”、格罗斯的“渐近自由”、格拉肖、温伯格与萨拉姆的“弱电统一”、霍夫特的“重整化”帮助完善了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物理与数学框架,最终成就了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

这颠覆了过去的科学研究范式——在实践中总结理论再予以验证。先有物理框架,再有数学描述。

杨振宁是立足于数学的对称性搞出理论,再与物理模型结合得到实验验证。先有数学框架,再有物理描述。

杨振宁警告不要被数学的价值观念所吸引,并因而丧失了自己的物理直觉。他曾把数学和物理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一对树叶,它们只在基部有很小的共有部分,而其余大部分是分开的。

所以杨振宁敢于跨出那一步,而泡利不敢越雷池半步。

世界不过是数学的投影。如果说柏拉图是这个理念的始作俑者,那么爱因斯坦就是将其付诸实践的开山祖师。

当年爱因斯坦以一己之力,通过黎曼几何搞出广义相对论,至今还是科学史上的神话。

1919年,英国物理学家爱丁顿在日食时观测到太阳引力让星光产生弯曲,这是首次对广义相对论的实验验证。有人问爱因斯坦,万一实验结果和理论不符合该怎么办呢?爱因斯坦如是回答:

那么我将为上帝感到遗憾——我的理论肯定是正确的。

在爱因斯坦心中,数学上这么美的理论,怎么可能错呢?

久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后来爱因斯坦再用这套方法研究统一场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1947年,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怀着崇敬的心情找到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斯(Helen Dukas),请求爱因斯坦见他。会见前一天,他开始担心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能与伟人讨论。于是,他从杜卡斯小姐那儿拿回爱因斯坦最近的科学论文,都是关于爱因斯坦构造统一场论的。当晚,戴森读了那些文章,觉得都是些垃圾。

科学家不是商人,不习惯曲意逢迎,又不好当面指出偶像的问题,第二天戴森不得不找了个理由放了爱因斯坦的鸽子。

后来,戴森为量子电动力学(QED)的建立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QED是一种规范场理论,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量子化。

杨振宁就是受到QED的启发,在量子场理论中引入了规范场,来描述强力与弱力。

爱因斯坦晚年与小他年龄一半的哥德尔成了忘年交,奇怪的是,表现出倾慕之情的是年长的巨星,爱因斯坦公开表白自己“去上班不过是为了和哥德尔一起走路回家。”两个人散步的背影曾是普林斯顿的一道风景。

爱因斯坦不喜欢迪斯尼的动画片,他讨厌一切中产阶级的东西,有一天哥德尔打电话说想去看一场,爱因斯坦披上大衣出门就去了电影院。

他们之间到底为啥这么好,两人在世都守口如瓶,所以至今也无人知晓。

从思想上来看,哥德尔在数学领域中提出了不完备性定理,证明了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只要包括了简单的初等数论描述,而且是自洽的,它必定包含某些系统内所允许的方法既不能证明真也不能证伪的命题。

也就是说,“无矛盾”和“完备”是不能同时满足的,既完美又统一是不存在的!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让希尔伯特的数学大一统梦想变成了令人沮丧的噩梦。

这是不是也适用于物理学上的统一场论呢?或许哥德尔就是这样击中了爱因斯坦的心灵。

在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来纸和笔,最后一遍徒劳地验算统一场论。

自然不欣赏我们的神话。

爱因斯坦幽幽地说出这句话,与发表广义相对论的豪情壮志判若两人。

10

2012年3月,在“北京弦理论国际会议”上,霍金演讲《哥德尔和M理论》,直面了这个问题。

作为统一场论的继承者,超弦的最高形式M理论恐怕也是一场空想。霍金说,他的这一推测基于数学领域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在物理学领域,很可能存在类似的规律,因此建立一个简一的描述宇宙的大统一理论是不太可能的。

霍金人在椅中,神游天外,他发现黑洞不黑,黑洞不是饕餮只进不出,仍有信息逃逸出来,由此得出霍金辐射,被认为是多年来理论物理学最重要的进展。

1996年,库姆伦·瓦法(Cumrun Vafa)和安德鲁·斯特罗明格(Andrew Strominger)关于量子黑洞的研究,成功地利用弦理论和统计力学,通过计算黑洞的微观量子态,导出了黑洞的贝肯斯坦-霍金(Bekerstein-Hawking)熵公式,这一结果提示弦理论也许能最终解决霍金提出的黑洞信息丢失疑难。

自那以后,霍金开始对超弦产生兴趣,不过2012年的演讲证明,或许霍金认同超弦的某些应用,但是不看好其大统一的目的。

这并非贬低科学史上那些辉煌的统一成就,还原论思维结合数学工具,是人类从纷繁芜杂的现象总结简洁优美规律的高效手段,但手段并不等于目的,事实上每一次统一之后,就会产生意外的发现,指向新的方向。

为统一而统一,超弦不惜为了数学自洽引进超越现实的额外空间维度,反而发散成了几乎无穷大数量的宇宙,成为了吓唬公众的玄学。

物理的真,数学的美。避开繁琐的现象归纳总结,通过发现数学的美来反推物理的真,这是一条捷径,但不要忘了,再美的数学也需要得到验证,最终指向物理的真,否则有可能你迷上的是白骨精。

如何分辨呢?很简单,数学的美能够产生物理上的预言,可以被实验证实或证伪,就是范冰冰,而不是白骨精。

最经典的例子还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发表之初就预言了三个物理现象:星光弯曲、黑洞天体、引力波,都一一得到验证。

如果爱因斯坦说不出物理预言,或者只给出了引力波这种遥遥无期的观测,他在科学上的地位可能就要打一个折扣。

反观超弦与超对称理论,就不满足这个条件,有如皇帝的新衣,你们看不到额外维与多重宇宙?那是不够聪明。不能预言有效的物理现象,超弦终归是一场数学游戏。

当年LHC上马,好歹还有希格斯粒子保底,CEPC有什么?实验依据不足,目的不明,再加上天量巨资,作为一个有责任的科学家,杨振宁能不反对吗?他给出两个方向建议,进一步研究加速器原理,或专注弦论美妙的几何结构。

其实就是在暗示王贻芳与丘成桐,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就不要在一起瞎搅和了好吗。

前不久,物理学家马塞洛·格莱塞(Marcelo Gleiser)获得了150万美元的2019年邓普顿奖,该奖为奖励“精神进步”而设立,与基础物理突破奖性质差不多。

反思过去几十年来痴迷统一与超弦,他在2008年回答著名的“第三文化”的论坛“缘”(www.edge.org)的年度问题说得很实在:

格莱塞

几年前,也许因为我更深刻认识了形成科学思想的历史和文化过程,事情突然变了。我开始怀疑统一,觉得它不过是实在的一神论在科学的翻版,是在方程里寻找神的存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粒子加速器没有,冷暗物质探测器也没有,没找到磁单极,没看到质子衰变,过去几十年预言的所有统一的迹象,都没有……

思想决定你的人生,那是哲学;上帝决定你的信仰,那是神学;方程决定你的逻辑,那是数学;事实决定你的认知,才是科学。

11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杨振宁很喜欢用高适《答侯少府》这两句诗来描述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其极度浓缩性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或如布雷克的名诗:

一粒砂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杨振宁曾比较狄拉克与海森堡,前者横空出世的狄拉克方程,是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的第一次融合,没有任何渣滓,直达宇宙的奥秘,似乎已把一切都发展到了尽头;

后者成名绝技不确定性原理,像是在雾里摸索,显得朦胧、绕弯,没有做干净,还要发展下去。

海森堡坚持只能从一些直接可以被实验观察和检验的东西出发,而不是想象一些图像来作为理论的基础。他并非不重视数学,需要的时候顺便发明了矩阵。

狄拉克的灵感则来自他对数学美的直觉欣赏,他在1963年曾经明确表示:“在我看来,一个方程拥有美感,比它符合实验结果更为重要。”

这又何尝不是杨振宁走过的路子,他曾经表示,“从我个人来讲,我是更欣赏狄拉克的风格”,但是他又在后面加了一句,“很多人认为海森堡的贡献比狄拉克还要更高一筹。”

《道德经》有言:”大成若缺“。

若世界有太多的对称,就不再有意外出现的可能性了,这将是一个稳定但僵化的世界。

巴赫的音乐以和谐著称,有数学与宗教之美。贝多芬的音乐引入人的情感,打破均衡,通过沉默与爆发展现了音乐力量性的一面。

艺术至美就在于对称性与不对称性之间的张力。

杨振宁基于数学的对称性推出杨-米尔斯方程,却又与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证明世界并非对称获得诺贝尔奖。

通观杨振宁的每一个抉择,你不得不佩服,他几乎每一步都踏对了节奏,无论是科学还是人生。

坚持自己很难,超越自我更难。

杨振宁也有没想到的地方,他反对建超大对撞机,产生了一个溢出效应:

当年被他得罪过的中国男人,都黑转粉了。

12

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任何实验支持。

当醋醋问及超弦前景,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如是说。

1984年,第一次超弦革命席卷物理学界,李淼还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天体物理,超弦描绘的宏大图景,吸引他投身这股热潮,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研究超弦的科学家。

此后有15年时间,李淼都在海外求学,足迹遍布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哥本哈根大学波尔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美国布朗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

在世界顶尖科学氛围的熏陶下,加上自身努力,李淼在超弦理论、量子场论、宇宙学等领域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1999年,李淼作为中科院“百人计划”的入选者回到国内,成为国内超弦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

彼时,威滕掀起的第二次超弦革命如火如荼,5个超弦理论被统一成一个M理论。

威滕曾经梦想当一名记者,大学主修历史学,辅修语言学,毕业后成为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的幕僚,帮助其竞选总统。

麦戈文惜败于尼克松后,威滕失去了社会政治领域的兴趣,重返大学致力学术研究,不过这一次他选择理科方向,专攻物理学与数学。

弦理论是21世纪的物理学,却偶然地落到了20世纪。

这句超弦最有名的公关slogen就出自威滕之手。

当威滕在1995年找到统一5个超弦理论的方法时,因为理论模糊粗糙,还不够精准完备,他的公关天赋再一次被激发,M理论的命名堪称科学史上一次绝妙的标题党行为。

威滕解释,这个M可以理解为魔力(magic)、神秘(mystery)、母亲(Mother),也可理解成假想的物质基本结构膜(membrane),超弦创始人之一施瓦茨受到启发,还将矩阵(matrix)加到M的解释中。引入中国后,M理论甚至与汉字谜(mi)、秘(mi)产生了联系。

如今距离第二次超弦革命已有24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弦论突破需要的时间,一直没有重大进展,第三次超弦革命遥遥无期。

在超弦界颇有建树,并出版了一本《超弦史话》的李淼,也于2015年受邀南下,担任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领衔探测引力波的“天琴计划”。

引力波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的物理现象,其在2016年得到观测证实,李淼此举,意味着他回到了传统物理理论研究。

种种迹象反映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M理论的M,有可能是物理学史上最大的错误(mistake),最令人痛心的失落(miss),最长久的迷梦(mi、meng)。

超弦的弦,也快成了玄学的玄。

《三体》小说中,外星人发射智子到地球,锁死了LHC的发现,以致人类不能发现更加底层的粒子结构,导致现代科学踯躅不前。

而李淼对醋醋表示,实验没有问题,是超对称理论错了。

那么这是否表明,李淼研究了30余年的超弦理论,已经实质上破产?

李淼对此保持了长久的沉默。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科学的江湖 (下) — 评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在没有父母的老屋,我只是故乡的客人

作者:孙道荣

老家亲戚的孩子结婚,邀请他去喝喜酒。他欣然应允。

回到了故乡,从车站走出来,他却有点恍惚了,喜宴是明天,他不知道是直奔亲戚家好,还是该先找个酒店住下,明天再赶过去?

这是母亲过世后,他第一次返乡。父亲早年就过世了,3年前,母亲也走了。

办完母亲的丧事,他在县城的妹妹家小住了几日。临别时,妹妹对他说:“哥,以后回来你就上我家住吧。”当时他点点头。

但是,当他再次回来,站在熟悉却又陌生的车站出口,他忽然发觉,自己不知道该往哪去了。

以前当然不是这样。

父母在时,每次回来,不管多晚,他都不担心,他会打个车,直奔县城20里外的家,那个他从小长大的乡村。

有时候,他会提前告诉父母他要回来;有时,他也会忽然就出现在了家门口,让父母又惊又喜,嗔怪他搞突然袭击。

也有时候,他并不急于回家,先到县城的妹妹家歇个脚,然后,再和妹妹全家,一大帮子人,浩浩荡荡地回乡。

一到村头,就看见了手搭额头眺望的老母亲,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脚,天知道她从几点就站在村口了,一定是妹妹提前告诉了老母亲。

每次这样兴师动众地回来,陈旧的老宅,忽然被人声塞满,兴奋得吱吱作响。老宅只在他们回来时,才再一次呈现出欢乐、饱满的样子。

这才是他熟悉的老宅的味道,家的味道。

但这一次,他恍然不知去处。

他自然还可以像以往那样,先到妹妹家去。他和妹妹很亲,妹妹的儿女也和他这个舅舅很亲,但是,那终归是妹妹的家。

以前落个脚,甚至小住几日,都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有自己的家的——父母在家里等着他,他随时可以回家。

现在,再去妹妹家,就只能住那儿了,而不是中转一下,他真正成了一个借居的客人。想到这里,他突然提不起兴致去妹妹家。还是先回老屋看看吧。

他在心里,用了老屋这个词,而不是家。父母不在了,那里也不是家了。

他叫了辆车,回到老屋,对司机说,你在路边等等我,我还要回城的。老屋的一个墙角,已经坍塌。母亲去世后,他和妹妹们将母亲的遗物整理好,锁上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绕着老屋转了几圈,残破的老屋,和心中那个家,一起坍塌一地。

在村口,他遇见一位邻居。邻居说:“回……”话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变成了邀请:“要不,上我家坐坐吧。”

他谢了乡邻,那一刻,他意识到,对这个从小长大的村庄来说,他是客了。

他乘车回了城,入住一家酒店。

犹豫了一下,他还是给妹妹打了电话,告诉她,他在县城,住在某某酒店。妹妹嗔怪说:“住什么酒店,咋不来家里住?”他讪笑无语。妹妹又说,“那你过来吃晚饭吧”。他答应了。

在妹妹家楼下,遇见了买菜回来的妹妹。邻居看看他,对妹妹说:“家里来客了?”妹妹立即说:“什么客,我哥!”

妹妹的话,让他感动,可是,他知道,那个邻居说的没错。

在妹妹家,他是客;在故乡,他也是客。

那天晚上,他喝了不少。回到酒店,迷迷糊糊接到儿子的电话,儿子问:“爸,你明天在家吗?我们回家来哦。”他告诉儿子:“我回老家了,但是,你妈在家呢。”

放下电话,他泪流满面。

在家乡,他已是客了。但是,只要他在,妻子在,远方的家就还是儿子的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