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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4/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4. 留美科学家归国后的命运

留学生回国后,一般被安排到科学院、高等院校,极个别被安排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或者工厂。这批人有的有所作为,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

4.1 “十二年规划” 和 “两弹一星”

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制定 “十二年规划” 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规划中提出四大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参与计算机规划的有华罗庚;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马大猷和罗沛霖;参与半导体规划的有王守武;参与自动化规划的有钱伟长、罗沛霖、疏松桂。

四大紧急任务除了做规划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若干跟四大紧急任务有关的研究所,包括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机所和自动化所。”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守武] 各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系,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计算技术系。一批学数学的高年级的学生被调往计算技术系。除了北大高年级学生外,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共抽出30人集中训练、集中学习,发给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这批学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计算机的大学生。

“两弹一星”实际上是在十二年规划的前一年(1955年)启动的,在十二年规划中也将原子弹和导弹作为两项保密的紧急措施被列入规划。

当时原子弹的研究处在高度保密过程中,科学家参与此事大部分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北大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工程物理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科学家进入原子弹研制的核心部门是由于苏联撕毁协议、停止了对原子弹研制的支持才开始的。1960年,当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的科学家才有机会更深入的参与此事,当时二机部拟定了一个由中央组织部批准的105人名单。许多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的。

1960年疏松桂从中科院调到二机部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我去二机部工作是中央点名的。当时挑选了105个人,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但是留学回来的并不多。陈能宽、邓稼先、朱光亚等人,在这105个人中,他们是留学回来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不在这105人名单中,他们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学院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人。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包括四个部门,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理论部主任是邓稼先,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搞爆轰试验的,属于物理性质的;设计部主任是龙文光,主要负责整体设计、结构设计;设计部后来分为两个部分,疏松桂主要负责自动引爆控制系统,担任自动控制室主任。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疏松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 “两弹一星”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

邓稼先 屠守锷 钱学森 郭永怀 杨嘉墀 陈能宽 吴自良 任新民 朱光亚 王希季
留美归国且获得“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科学家

4.2 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留美归国的科学家虽然认为这些运动纯粹是在耽误时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运动的无情压力正在加剧。

沈善炯曾在美国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回国前,他就知道国内已经开始批判遗传学的孟德尔学派,只能搞李森科的遗传学,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国农业大学由于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转到美国。所以他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时绝口不谈遗传学。他暗暗想,回国后只搞生物化学,不搞遗传学。[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42-56页] 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科学家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思想改造?什么是学术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 “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他们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19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因为刚刚回国,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当然有极个别人挨整了。陈荣悌说:“思想改造期间,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点神经不正常。”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刘珺珺采访陈荣悌]

徐璋本(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徐璋本时所摄,1988年)

徐璋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成右派。王明贞说,“徐璋本也是右派。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个大的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因为都是我们教研组的人。当时徐璋本要组成一个党,自己起名叫劳动党,还动员我们参加这个党。……徐璋本又贴小字报,争取会员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他被抓起来了。”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后来,徐璋本被投入监狱,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1979年才出狱。

申葆诚兄弟姐妹四个,有三个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内。申葆诚说:“那时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没有告诉我。其实他们告诉我了,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时根本不知道反右运动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还以为是普通的运动。看到他们戴着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小心处事。”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注: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

申葆诚和他在文革期间揪斗时胸前挂的牌子

1957年反右运动,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晋见毛泽东,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让他去中央书记处谈。邓小平是总书记,主管反右斗争。张劲夫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张劲夫找到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余志华主编 2009,117-118页]

4.3 文革浩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 “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 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的。[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257页] 1976年5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杀的。[王友琴 2004,119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王友琴 2004,94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

周华章 董铁宝 林鸿荪 程世祜 陈天池 萧光琰 陈绍澧
文革中自杀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

文革期间被正式关进监狱的科学家也很多。我们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来清理被关押科学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谢毓章、高联佩夫妇、王明贞夫妇、王振通夫妇都被正式关进监狱了。1968年谢毓章被抓进监狱,蹲了四年,1972年获释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谢毓章]。1968年1月,高联佩和许健生被抓进牛棚,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零四个月后才获释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327-330页]。1968年3月,王明贞和俞启忠被拘捕。王明贞被关了五年,1973年11月获释。俞启忠被关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释放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89-94页]。清华大学的王振通也进监狱了,被关了三年多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补充

1950年代早期回国的严东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是上海陶瓷界的第一权威,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0年回国时工资254元。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工资停发,一个月只发15块钱生活费。平反后,一次补发工资七千余元,加上家庭存款,交了一万元党费。(由此可算出至少停发工资30个月。还好他是在科学院系统,要是在大学里遭遇更惨。)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1958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周建人批判文章。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 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与化学,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

1957年9月,姚桐斌博士和夫人从英国回国,1968年6月8日,从国外归来的姚桐斌就被批判和批斗。据其夫人彭洁清回忆,1968年6月8日,是个星期六,她急急忙忙离开学校回家。当她刚上楼,家门就打开了,保姆告诉她一个噩耗:姚桐斌被打死了。她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将她拉进了家门,并哭成了一团。

这时她看到姚桐斌“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此惨烈的场景,让她肝胆欲裂。

原来,当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姚桐斌家,先是打了他一顿耳光,接着将他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进行毒打。“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姚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嚎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这群暴徒并未甘休,继续将其拖到他们的 “总部”。待他们发现人已不行,又赶快送回了其家楼前的人行道上。

姚桐斌的邻居和保姆赶快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却被拒绝医治。邻居和保姆只得将其抬回了家。由于他头部几处受重伤,最终惨死在家中,时年46岁。据悉,操纵这起恶性事件的当权派们并未受到追究。

1969年2月3日,被批斗为 “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 的熊庆来,白天还在写 “检讨”,其中有“鞠躬尽瘁”四个字,夜晚,随着一声喊叫,他在家里去世了。华罗庚在八宝山见到熊庆来遗体时,失声痛哭。

蔡恒胜和柳怀祖是在中关村特级专家楼里长大的第二代,蔡永胜的父亲是昆虫学家、教育家蔡邦华,柳怀祖的父亲是物理化学家柳大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住进了中关村。2008年,两人组织特楼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写回忆文章,出版了怀念父辈的书《中关村回忆》。

“文革”中,中关村特级专家楼被认为是特权,成为重灾区,中关村的福利楼上贴着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中,邓稼先及其家人同样没能避免厄运。邓稼先的夫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许鹿希,先是被打成彭真、刘仁“黑市委”的“黑帮分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几乎崩溃。当时邓稼先不见妻子回家,就到北京医学院寻找。当他看到妻子被批斗后的惨景,心都快碎了。

其后,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1971年,文革狂风侵袭九院,邓稼先、于敏、赵九章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许鹿希说,那时 “四人帮” 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当时有个口号: “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其后,因杨振宁从美国来访,中共将邓稼先放回了北京。- 周陆军

蔡恒胜写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我家楼上的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 ,“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1968年,半年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失去了三位留学归来的学者。1968年10月23日,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在造反派的批斗中,50岁的结构力学家程世祜自尽身亡;12月5日,郭永怀在从清海试验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享年59岁;12月15日,流体力学家林鸿荪漂浮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的小湖湖面上,年仅43岁。

统计资料显示,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中有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审查,全院迫害至死科技人员达229位。蔡恒胜写道:“他们的遭遇都被记录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哀痛的笔下”,在《竺可桢日记》里记录的受迫害者有: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第周……

在国内没有宽松的、自由的生活环境,但是真正说后悔的人很少。在我采访的这些人中,只有谢毓章说回国后很后悔。而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王作跃和我一样,认为参加“两弹一星”的人在这批回来的人中发挥的作用较大。这批人确实不后悔,因为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有展示自己的舞台。比如朱光亚就不后悔,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回国的科学家是否后悔,跟访谈的时间有关系。如果是文革时期去采访,他们出过国,使得子女不能上大学,家庭受到了伤害,他们肯定会后悔。因为那些科学家非常看重对子女的教育。然而,当他们后来被评为院士,或者生活条件变好了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采访,他们的思想可能会产生改变。

实际上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第二点也是很明显的:凡是涉及到“两弹一星”的学科,如直接的核物理,间接的燃料、材料等等,这方面的归国学者在大跃进/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明显比其他学科要小得多,而且最后能够“青史留名”的概率也大得多。(只是说整体情况,看个体的话,比如姚桐斌在参加“两弹一星”工作后仍然被迫害致死)- 王德禄

4.4尾声

改革开放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除了作为一般知识分子经历了面上的落实政策外,还另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大约28位1954-1955年回国的科学家联合专门给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为他们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长方毅召集这批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方毅在会上讲话,说他是受邓小平的委托来开这个座谈会的,对这批科学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说,不仅要为他们平反,还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87-88页]。

与会者在会上讲述了文革期间董铁宝、周寿宪、程世祜等人自杀的悲惨经历。中科院化学所的张斌由于带手铐,手都被磨破了。当她说到自己的经历时,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会场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诉苦申冤的会议。

1979年之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的时间较少,更多的时间呆在国外。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严东生就是发挥“余热”的模范之一。

这批留美归国科学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的,拥有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

严东生有一儿一女都是在国内出生,女儿在上海交大工作,儿子据说在国外工作。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3/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3.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二波归国高潮

1953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被禁止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总理周恩来,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信。这些努力终于使中美日内瓦谈判议程上增加了扣留中国留学生事宜。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关于留学生的谈判使美国政府解除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又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回国。

3.1留美科学家争取回国自由

在日内瓦谈判之前,他们已经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 炒得沸沸洋洋。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治压力逐渐减小。中国留学生又可以聚会在一起,他们开始给各方人士写信。

那些准备回国的留学生尽管受到了阻碍,但是他们回国的心情日益迫切。他们决定给国内写信,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有一次,李恒德在费城邀请了二十多位来自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的朋友。他们共同起草了给周总理的信。1953年5月3日,李恒德、周寿宪等15人在信上签名。据说,这是递交到中国政府手里的最早的一封签名信。1953年12月21日,李恒德等留学生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费城、波士顿和芝加哥三地的15人参与了签名。

中国留学生为了将美国扣留他们的事情公开化,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撤销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第一封公开信是梁晓天执笔的,1954年3月份开始起草。1954年8月5日,他们征集了26人签名。并把公开信发给总统、48个州的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艾森豪威尔在此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但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艾森豪威尔由于准备不足,说话吞吞吐吐,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为了进一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1954年9月2日,美国中西部的中国留学生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封信是王祖耆带头起草的,有9人参与了签名。

1954年11月,中国留学生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出了公开信,张兴钤、张斌、陈荣耀、周坚、虞俊等30人在信上签名。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进一步公开化。

此外,中国留美学生曾向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寻求帮助,也向美国朋友寻求帮助。虞俊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他自己已经被怀疑是共产党了,不方便替中国留美学生讲话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48-63页]。

1954年8月,致美国总统公开信发表以后,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其中《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中国留学生进行采访,并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学生因美国政府禁令不能回国的报道,张兴钤与师昌绪、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传遍全世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7-258页]。

3.2日内瓦谈判

1954年3月梅祖彦到了巴黎。不久,他去了中国驻瑞士的大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中国官员,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5月,代表团又请他和柴俊吉去了一趟瑞士,向他们询问了很多美国方面的事情。梅祖彦和柴俊吉是日内瓦谈判时仅有的两位到瑞士与中国代表团见面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提供的信息对中国代表团的谈判十分有用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日内瓦谈判会议上释放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成为主要议题。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提出中方应该允许被扣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包含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从中国自由离境。中国提出美国应该允许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离境。

1954年6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约翰逊进行了第一次接触。6月10日,他们进行第二次谈判,中美双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数目一事达成共识,中方提出有5000人滞留在美国,但美国人对这一数字不予认可。美方只承认申请回国而不予批准的120人。

1954年6月21日,约翰逊和王炳南会谈。当时约翰逊把15位根据美国法律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的名单交给了王炳南。当王炳南提出要120人的名单时,约翰逊拒绝了。约翰逊说只要批准了,就会把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国政府。

后来,美国移民局通过调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国留学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决定给他们发放离境许可证,分批批准,每批10-15人。美国政府表示,会将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供给中国政府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64-83页]。

梁晓天说:“……美国报纸宣布放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从我收到的一封信中得知我是其中之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2页] 梁晓天实际上是第一批被批准的10人之一。在这10人中,参加留美科协并积极要求回国的除了梁晓天之外,还有宋振玉、范新弼。这10人中除了他们三人,其他的人没有被提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6页]。

李恒德曾这样回忆:“1954年的7、8月份,美国放了10个人,10月份又放了22个人,这其中有我。” [李恒德口述、王文乐整理, 神州学人,2009年8月14日] 10月份被批准的22人中还有汪闻韶、蒋士騛、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管士宾等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刘有成也回忆说:“我们同一批由美国回国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汪闻韶和李恒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3页] 这22人的名单不全,也可能有人被批准了,但是没有回国。

第三批被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是1955年4月宣布的,共76人,师昌绪就是那一批被允许回国的。师昌绪说:“之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共有76个人,包括我。他们通知了个人,这些允许回国人员的数目在报纸上刊登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有76个人。他们4月宣布的名单,我6月份就离开了美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命令。陈荣耀回忆说,他是1955年4月禁令解除后,第一批回国的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但是,钱学森仍然处于被软禁状态。他专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写了求救信,通过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寄给陈叔通。他在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深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凄凄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 钱学森的信很快转到周恩来的手中。在日内瓦谈判中,王炳南出示了钱学森的信。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宣布释放美国12名飞行员。同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妻子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张纯如著 1996,315页]。

3.3 禁令解除之后

1954年10月,梁晓天、宋振玉、范新弼3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美国驶往九龙的海轮回到国内。这是日内瓦谈判开始后,第一次坐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中国留学生的第二波回国高潮拉开了帷幕。

1954年11月29日, 从美国驶往香港的 “威尔逊总统号” 成为解禁后中国留学生回国乘坐的第二条船。这条船上有汪闻韶、李恒德、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据刘有成回忆说:“我们乘的轮船快到檀香山时,通知我们回中国的留学生到船上一间办公室集合,美国移民局的人和我们谈话,他说轮船现在快要到美国西部国境线最后一个口岸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想回美国去?如果想回去就在夏威夷下船。我们十几个人都不作声。”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1页]

1955年4月初,黄葆同(冯之榴)夫妇、王仁、张家桦、吕家鸿、谢心正、沈心立、骆振黄、郭明达、蔡君陆一起乘船回国。据王仁回忆,他们回国途中听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彻底解除了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45页]。

1955年5月初,陈荣耀(沙逸仙)夫妇、王明贞(俞启忠)夫妇、徐璋本、陆裕朴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乘船回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

1955年6月从旧金山起锚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20多位中国留学生,比如童诗白(郑敏)夫妇、钱宁、焦瑞身、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杜连耀、周同慧、刘铸晋。他们从旧金山上船,7月抵达香港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63页]。

1955年7月初,谢家麟乘坐 “威尔逊总统号”,经过二十多天到达香港。

1955年9月15日,从旧金山起航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是第二波回国高潮中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乘坐这条船回国的有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许国志(蒋丽金)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何国柱(刘豫麒)夫妇、洪用林(张发慧)夫妇、胡聿贤(戴月棣)夫妇、肖伦(萧蓉春)夫妇、陈炳兆、许顺生、疏松桂、陆孝颐、张士铎、冯启德、刘尔雄、刘骊生,以及钱学森、李正武、何国柱、胡聿贤的6个子女共计30个中国人。据许国志回忆,这是美国解禁后回国人数最多的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许国志]。因为钱学森在这条船上,很多记者纷纷想采访钱学森,所以这条船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1955年11月25日,陈能宽、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李荫远、胡日恒、郑林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1956年2月,黄茂光回国;侯虞钧回国;9月,张文裕(王承书)夫妇、郭永怀(李佩)夫妇乘坐 “克利夫兰总统号” 回国。[侯艺兵、彭继超,神州学人,2009年10月20日]

1957年1月,林兰英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2月,谢毓章回国。

3.4 政治运动阻断了留学生归国之路

1956年2月20日晚,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近期和解放后从欧美日等国家回国的700多名留学生。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重点应放在美国。” [金冲及主编 2008,1092页] 留美归国的科学家经常提到,有一个周恩来审定的争取留学生回国的800人名单。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留学生归国几乎停止了,留学生招待所几乎也撤销了,之后回国的人成为个别现象。梅祖彦说:“那时候有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在美国大概有5000个中国留学生,真正想回国的可能不到500人。而我们知道,在那2-3年里,实际上回国的只有200多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几乎没有人回来,只有个别人回来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 可以说,国内的政治运动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关闭,也关闭了留学生回国之路。

申葆诚的解释较为可信:“1956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基本上没有人回国。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热情很高,1952年回国的人多一些。1952-1958年,大家慢慢的了解到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回国的人越来越少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申葆诚] 1958-1965年,仅有申葆诚、黄敞、王天眷、谈镐生等人回国。

在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知识分子工作安排小组提交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留学生回国人数,报告说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 [金冲及主编 2008,1077页] 这个报告统计了两次回国高潮的人数,只是当时仍处在第二次回国高潮过程中,所以统计不是很全面。有一种说法是1954-1956年共回国200人。我们认为,1950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应约为1200人,其中第一批约1000人,第二批约200人。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2/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2.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1950年代初,恰是二战后留美热潮期间出国的留学生学成之时,学成归国是那个时候留学生们的当然选择,再加上留美科协的动员工作,1950年代初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到了中国。

2.1 留美科协及其影响

科协系列是世界左翼科学家的群众组织。留美科协也是在这样一种思潮下成立的。但是留美科协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多直接的影响和领导。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留美及回国事宜[彭亚新主编 2009,334-346页]。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留美高潮中,很多左翼人士甚至中共地下党员到了美国,其中有侯祥麟、顾以健、计苏华、刘静宜、罗沛霖、丁儆。这些人的赴美为留美科协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的主要的学生组织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CSCA),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随着中国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的成立提到议程。1948年年底,全国科联在美国的一些会员开始酝酿在美国成立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甚至葛庭燧、侯祥麟、丁儆、顾以健、涂光炽等人聚在一起讨论过此事。但是考虑到在美国成立一个中国全国科联的分会会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就取名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留美科协以 “响应解放,准备回国” 为主要宗旨。

950年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召开年会时集体合影

1949年1月29日,20余人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美中区”;3月17日成立了留美科协耶鲁区会,有11个会员;3月19日留美科协费城区会成立;4月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留美科协纽约区会,有35名会员;5月13日在华罗庚家中成立了留美科协伊利诺伊大学区会,会员15人。在这段时间里还有衣阿华区会、普度大学区会、俄亥俄区会、西雅图区会、印第安纳区会等多个区会。美国各地区的区会纷纷成立。到5月底,东自纽约西至西雅图已成立了13个区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从20多人发展到340人。

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50多位来自各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949年8月,全美已有留美科协地区分会19个,会员410人;到1950年3月,地区分会增至32个,学术小组达20个,会员达718人。[冯季, 神州学人, 1987年第2期56-57页、1987年第3期54-55页、1988年第1期49-50页]

《留美科协通讯》是留美科协的刊物。1949年为双月刊,1950年为单月刊,发行量最多时上千份。李恒德等三人曾负责费城区会的编辑工作。李恒德说:“留美科协成立后出版了一个刊物《留美科协通讯》,我负责编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留美科协改成在芝加哥附近开会,编辑工作转交给别人。此后,这个刊物再也没有出版。我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杂志。《留美科协通讯》的存在使得留美科协的整个经历更加明朗。”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对美国的舆论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非美活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经留美科协干事会表决,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李恒德, 纵横, 1984年第2期44-55页]

2.2 50年代初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中国学生去欧美留学,很少有人能够留在所在国。在1950年代初的归国潮中,中国留学生都怀有学成归国的心理状态。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是专门乘坐APL(American President Lines)轮船公司在太平洋往返的“克里夫兰总统号”、“戈登将军号”、“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

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于1950年8月31日离开旧金山回国时在船尾的合影

1949年9月的 “克里夫兰总统号” 上有梁思礼、陈利生、严仁英等20几位中国留学生。1949年11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葛庭燧、陆星垣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唐敖庆、陈椿庭等18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3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引用的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感染力很强,成为在留学生中广为传颂的佳句;朱光亚在回国之前就联合52位准备回国的留学生署名,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春的 “威尔逊总统号” 上有严东升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6月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罗沛霖等34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8月31日的 “威尔逊总统号” 是1950年代初留学生回国途中发生故事比较多的一条船。这条船上,留学生人数最多,共有128位。采访余国琮时,他说:“当时乘坐我们这条船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最多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们预感到美国要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大家纷纷动身回国;二是,留美科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一些人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三是,那时候学校都放了暑假,我们回国比较方便。”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余国琮] 在美国洛杉矶发生了几乎全部扣留赵忠尧携带的书籍、笔记本事件,在日本横滨发生了拘留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3位中国留学生事件,在菲律宾发生了鲍文奎被拘留未遂事件。这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预示着中国留学生回国之路将不再平坦。乘坐这条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还有邓稼先、涂光炽、叶笃正、余国琮、傅鹰、庄逢甘等人 [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58-78页]。

1950年9月开出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冀朝铸、王曾壮、张元一、张庆年等90多位中国留学生。后来又有几条船搭载部分留学生回到了中国。比如1951年2月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颜鸣皋、刘恢先(洪晶)夫妇等100多位留学生;1951年4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徐光宪、高小霞夫妇。

2.3 中国留学生尴尬的处境

1951年9月20日启程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的谢家麟、董彦曾(宋娟娟)夫妇、孙以实、方琳、张权等8位中国留学生正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然而10月9日发布的禁令波及到了他们。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夏威夷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登船,专门与这8个人谈话,出示了正式的司法文件,将他们押下轮船,不久送回旧金山 [谢家麟 2008,43-46页]。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因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美国朋友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政府就指控钱学森也是共产党员。[张纯如著 1996,253页]美国政府的指控让钱学森做出了回国的决定。1950年8月,当钱学森一家买好船票准备回国,登船前被扣留,9月7日被美国政府拘捕,并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15天后交保金获释。此后钱学森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FBI的监视中,直至回国。

1951年10月,当李恒德买好了船票准备回国的时候,宾夕法尼亚移民局把他找去,进行审问。移民局没有抓住把柄,后来将李恒德释放出来,并没收了他的护照,禁止他离开美国。移民局还让他每个月给移民局报到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1950年10月颜鸣皋在耶鲁大学已经买好了回国的船票,开船两周前突然被捕,被关在纽约的埃利斯岛,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才被释放。之后美国将其遣送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颜鸣皋]。

1951年5月25日,黄葆同办理回国手续时,美国当局以 “居留证过期” 为借口,将其逮捕,关押在埃利斯岛。1951年9月17日,黄葆同被关押11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获释。移民局要求他每周一到移民局报到一次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30-235页]。

1951年,毛汉礼被旧金山移民局逮捕。保释出狱后,他花了三年时间与美国联邦政府就无理阻挠其回国事宜打官司。直至1954年毛汉礼才得以回国。

1951年10月从纽约传来朱廷儒被捕的消息。1951年朱廷儒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硕士学位。他申请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局和归化局审问,遭到一顿毒打,并被拘禁一个星期,交保释金后获释,1955年才得以回国。

1952年1月中旬,美国宾州传来杜连耀被逮捕的消息。杜连耀在实验室赶做博士论文时,美国移民局以 “非法留居” 为罪名将其从实验室抓走,把他关在宾州移民局所在地匹兹堡。三天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帮他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被释放出来后,杜连耀把宾州移民局上告到美国移民总局。官司打了将近半年。后来移民总局说杜连耀的情况特殊,可以回国,但必须在两个月内离开美国,否则要驱逐出境。当他去办手续时,美国政府说中美现在处于敌对状态,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美国,也不许去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去了或者企图去了,就会收到巨额罚款单。杜连耀1955年6月才得以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到的难题较为严重的是被捕入狱。发生的这几个案例大部分都在旧金山、纽约等美国的大城市。这些人大部分在留美科协活动中都比较活跃。同时,钱学森的案子在其中较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案子具有很大的麦卡锡时代的特点。从这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冷战使美国整个社会充满了怀疑和不安定。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本文聚焦于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这批科学家的命运体现在对政治与科学、去国与归国、个人与国家等相互交织的多重选择之中。他们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通过国民党政府组织的留学考试出国留学的。1950年代他们中很多人想回国为新成立的共和国服务,美国政府禁止他们回中国大陆,他们却想方设法,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中国。这些科学家在新学科的建制、科学人才的培养以及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其中有些科学家尤其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和 “两弹一星” 的研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科学家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中受了很多冲击,有人被关入监狱,甚至有人自杀。在这批科学家身上能够见证科学与政治复杂的关系,能够见证冷战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1. 在中美与国共复杂关系中的中国留学生问题

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中国百年留学潮中是特殊的一批。二战使中国成为同盟国的一员,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又使中国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前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中国出现了留美高潮;后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进入敌对状态。中国留学生首当其冲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中国留学生经历了这些复杂的关系带来的波折。中国国民党政府是二战后留美高潮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共产党政府又明确鼓励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到中国。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是矛盾的,从鼓励他们回国到限制他们回国,经历了政策的演变。

1.1 二战后的留美热潮

受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留学教育几乎停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成为同盟国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国民政府开始将战后建设人才的培养提到议程。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指出战后建设需才孔亟。4月28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门“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为要”。1943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制定了《五年留学教育计划》、《1943年度派遣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和《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经济部制定了《选派国外工矿实习人员办法》,交通部制定了《派遣国外实习生办法》,此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连续多年,出现了新的赴美留学的大潮。教育部在1944春天举行了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之后,交通部、经济部都开展了选送留学生出国留学工作。[刘真主编 1980,2082-2118页]

1943年12月,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7人,被录取人员于1944年秋陆续赴美。之后,清华大学举行第六届公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人。1944年12月,教育部举办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共录取209人。1946年7月,教育部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等九地各设考点,同时举行公费留学考试。是年7月,第二届自费留学生考试与公费生考试同时举行。共录取自费生1900人,其中赴美留学者至1947年10月已逾千人。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以外汇支绌为由,宣布暂停留学考试 [李喜所、刘集林等著 2000,122-128页]。

民国32年(1943年)9月2日,中国第二届自费留学生乘戈登将军号邮轮去美国,在邮轮上的合影。

在技术发展领域,国民政府考虑派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1946年俞大维找到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委托他们三位帮助选派一批青年去美国学习如何制造原子弹。后来,他们选派了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王瑞駪于1946年5月从上海启程去了美国 [何学良、李疏松、[美]何思谦 2007,13页]。

同时,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认同和平建国之道路。中共也开始考虑战后成立联合政府,暗中选拔并资助了一些地下党员,让他们通过国民党组织的考试后出国留学。罗沛霖、张大奇和王天眷都是共产党支持并派到美国去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罗沛霖、杨敏茹]

这样就形成了二战后的留美高潮。这一时期,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人约占80%。

1.2 中美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演变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内政权后为进行战后建设,急需懂科学技术的人才。此时也是留美科学家学成之时,中国政府要全力争取、动员他们回国参加建设。

中国政府曾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48年,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共产党员杨刚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留学生的情况。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1949年夏,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周恩来明确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于杰 2010,5页] 同年9月,徐鸣再次赴美,把动员留美科技人员回国作为中心任务。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 “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招待及介绍工作、学习,以及对在外留学生的调查、宣传、接济等工作,高教部专门在北京西单的旧刑部街10号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作为归国留学生安排工作过渡期间的专用招待所。后来,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 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而此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却充满了矛盾,摇摆不定。美国政府受到日益加深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从大的方面讲,以美国移民局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当中国的内战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经济来源时,美国政府给中国留学生提供资助;当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时,美国政府出钱给中国留学生买船票。然而,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的日益加深,美国政府鼓励甚至下令驱逐一部分中国留学生。随着冷战的加剧和国共内战,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尴尬,他们手里仅有的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被没收了,各地相继出现逮捕中国留学生的事件。后来,美国政府下决心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

美国政府政策的摇摆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内政治诸多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由于国共内战,使向中国留学生汇款的渠道被切断了。中国学生面临着经济来源的问题。1948年美国国务院拨款8000美元,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又拨款50万美元,1949年10月美国国会同意从原来准备给国民党政府援助资金里拨出400万美元,用于救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1950年6月,美国国会又专门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China Area Aid Act of 1950),允许政府拨款600万美元,用于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救济工作,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55年,总计花费800万美元左右。这些资金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解决了暂时的经济困难。比如师昌绪就曾拿了半年的资助,“美国移民局说,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有什么困难,美国国务院给提供生活费。当时我就领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费。那些钱是当地的州政府给提供的。”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钱学森被扣留以后,美国国务院召集了十个大学的校长,开会问他们如何对待那些被扣下来的中国科学家,采取什么政策?因为像钱学森这样的都想回去。一般情况下,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都要回国,美国不允许他们留在美国工作。美国总统想知道,是只扣留钱学森,不让他回国,还是把其他人一起扣下来?这十个大学的校长说,绝对不能让这些人回去,尤其是学理工的。”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何国柱.] 在钱学森之后陆续有一些科学家被美国政府拘留。中国留学生不能接触保密的项目,个别人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仅吊销了他们的护照,还禁止他们回中国。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态度逐渐明确,这就是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慢慢地,学理、工、农、医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回国,学社会科学的随时可以走。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人被关起来,有人被搜查。有时候尽管找不出毛病,就是不允许回国。直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开始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他们开始给申请归国的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出示正式的司法文书说,“根据1918年5月22号通过的法律第225款和美国总统颁布的2523号通告,你离开美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我们命令你,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将处你以不超过五年监禁或不超过5000元的罚款,或二者兼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 46-47页]

1950年,国会通过 “中国地区援助法案” 修正案,允许中国留学生就学期间和毕业以后在美国工作。1953年8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 “难民解救法案”(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 允许至少一部分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从学生身份转为永久居民。 这也是百年留学史上,美国第一次让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工作。

MIT的陈刚院士到底冤不冤

这几天麻省理工学院(MIT)的56岁的陈刚教授被抓的新闻再度引发震动,不断有读者留言希望我们说说这事。

其实也可笑,就在一年前,我们报道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被抓,因“千人计划”涉嫌向国防部和NIH作伪证。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大可能或许是因为“千人计划”是敏感词,导致文章被封。我们也学习到,这种“危险题材”用微信公号来评说,除了通稿文样就别指望能有不统一口径的讨论。

当然这个事件本身确实非常值得全面客观地关注一下,我们就用墙外的平台电报来发布此文,省得微信爆雷。

本案发生在中美关系从合作走向竞争对抗的大时代背景下,近些年已经有数十起类似的案例发生。落马的基本都存在没有如实向美方汇报从中国高校拿到的研究经费之类的问题。其中大多被定罪,但也有部分冤假错案,虽然涉案对象被无罪释放,不过经过这么折腾一下,对于个人声誉和事业进程毫无疑问都是莫大重创。

由于涉及的大多是高校和大公司的科研技术人员,有的还是一个领域的闻名全美乃至世界的高级专家,每次相关新闻都带来不同程度的震动。

具体到陈刚这个事情,如果最终只是被小题大做,那么这就是一起一位成功实现美国梦的美籍华人被“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的事件。这绝对相当于对华人形象的污名化,华人义不容辞最应该抗议发声。

但是如果陈刚真的罪有应得,那么他代表了哪门子在美华人的利益?事情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为了自己的名利,影响冲击整个华人社区的名节。那我们唾弃还来不及,还有人呼吁凑过去给他维权,这不是把自己社区自甘变成为替脚踏两只船的人甚至间谍洗地的Trojan horse社区的愚蠢之举吗。

所以,在事件处于发展过程中,不应该做出太多定论和站位。

首选可以是综合了解来自各个不同立场的势力对此事的报道和看法。笔者先把美国FBI和司法部(DOJ)对于该事件的公示,左中右媒体的报道,在美华人的看法和国内的说法,全部总结一下。

各方对案情的报道和说法

1. FBI新闻发布

FBI波士顿处在逮捕陈刚的新闻发布会上称,“陈刚涉嫌未能将与中共政府实体部门的任命和合同向美国能源部披露的问题”。

“FBI的调查发现,自2012年以来,陈刚一直以牺牲美国利益作为交换,与中共政府进行各种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受害者是您-纳税人-我们发现他有意并故意欺骗了1900万美元的联邦研究经费,以出卖我们系统的形式帮助加强中国在纳米技术方面的研究。”
“在申请这些经费期间,陈刚向美国隐瞒了他通过中国驻纽约大使馆牵线,被中国政府任命为海外科技专家,以换取经济和奖励的情况。”
“通过全面的调查,我们发现陈刚共计接受了大约2,900万美元的外国资金,其中主要来自与中共政府有联系的实体机构。并通过各种中国人才计划,获得了至少35.5万美元的专业咨询服务费;但是,他从未向麻省理工学院或联邦政府透露过这笔的钱。”
“同时我们还发现,他有税务欺诈问题。陈刚在中国开设了银行账户,里面至少有25,000美元的余额。而这些钱都是各种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不同实体部门支付给他的。”
“此外,在陈刚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系主任并担任海外顾问期间,他甚至推荐了几个学生参加中国的一些人才计划。 在担任中国奖学金委员会顾问的同时,他推荐了几位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外国留学生杰出奖’。”
FBI波士顿发言人还指出,中共政府跟美国在学术诚信和自由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

https://bit.ly/35LeQDe

2. 司法部

而司法部对陈刚的具体刑事指控为三项:

涉嫌电汇欺诈,即未能向美国能源部披露从中国多个机构获得的合同、任命和奖项;

未提交外国银行和金融帐户报告(FBAR);

在纳税申报中作假。

该文件公示中指出,陈刚从2013年开始,累积获得海外研究经费2900万美元,仅从南方科技大学得到资金就高达1900万美元。

司法部还贴出来陈刚在2016年2月份,用MIT的邮箱发给自己的一个邮件:

“1.促进与中国的合作
2.中国把创新(科学)作为关键和核心,不是时尚(原文如此),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无论是从历史趋势还是从现状
3.我们的经济是全球第二,但从技术(经济结构)和人均资源看,远没有达到第二
4.我们正在为发展付出不可持续的巨大的环境代价,以及人力成本的代价
5.环境保护与发展同步,重视环境甚至更重要,清洁能源如果成本更高,减少钢材,水泥。 我们必须依靠技术,不能像过去那样发展
6.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确立科学创新为核心。 我们不仅要有自主创新,还需要意识到,进行国际化合作以计划和促进。闭门创新是行不通的;创新是动力”
https://bit.ly/3bMxfmY

司法部的文件还指出:

“至少从2017年到2019年,当陈刚担任多个中国和中国有关实体机构的咨询职务时,也同时申请并获得了美国能源部(DOE)的研究经费,以资助他在MIT的部分研究。 陈在这样做时,没有按照美国能源部的要求透露其与中国的长期关系。”
https://bit.ly/3bMxfmY

这里面提到的中国任职具体包括五项,南方科技大学顾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评审专家”、中关村发展集团“海外战略科学家”、中国留学生基金会顾问和中国政府第四届“海外专家顾问”。

从时间上看,这个阶段已经是川普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发生了诸多变化,陈刚似乎也并没有因为大环境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

其实类比一下,就像两个行业大腕的公司在竞争研发一项产品,A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同时拿到B公司的经费和职务,但是在向A公司申请经费的时候却不披露这些情况。这自然是为了便于从A公司顺利获得援助。科学家都是很聪明的人,如果披露不会造成差别,自己还会有意漏掉这些职务申报吗。

对于陈刚面临的各种指控,司法部提供的量刑参考是:

“电汇欺诈罪的最高刑罚为监禁20年,监督释放三年和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报税作假的指控可判处最高五年徒刑,三年监督释放和罚款25万美元。
未能提交海外银行存款的指控将被判处最高五年徒刑,三年监督释放和罚款25万美元。”

3. MIT校方

MIT对此事件快速做出了反应,校方的申明中首先声称:

“麻省理工学院认为,学术研究的诚信属于基本操守,我们也严肃对待美国研究中受到的不当影响”。
“受到政府指控的陈刚教授,是一位在学术界备受推崇的资深成员,情况让人深感痛心。”
“MIT目前无法就该案做更多的评论。”
https://bit.ly/3bIo4UG

4. 美国媒体

美国的左中右媒体都有对此事件的报道,内容也相对一致,基本是基于司法部的文件和FBI的新闻发布会做出的总结报道。

保守派立场的《国家评论》,提到了知名的《自然》杂志在2019年对陈刚教授的一次采访,陈在那次采访中批评了美国政府在学术圈与中国合作上制造了不必要的恐慌和压力,并披露自己为了避嫌被指控泄露知识产权,取消了学术休假年(sabbatical)去南方科技大学做科研交流的计划。

https://bit.ly/3bPafE2

左派立场的NBC新闻波士顿台的报道中也强调,“陈先生申请并获得了美国能源部的研究经费以资助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部分研究,同时在中国担任多个咨询职务。他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透露关于他与中国的长期联系的信息。负责此案的麻省检察官莱林(Andrew Lelling)说:‘问题不在于与海外合作的本身。问题在于撒谎隐瞒情况’。”

报道中还有提及,陈刚拿着来自美国纳税人的1900万美元的经费做着对中国纳米技术发展有利的事情。并且没有透露与中国的关系。

https://bit.ly/3oSfXss

《华尔街日报》的有关报道点到了一个环节,陈刚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掩盖与中国的联系,包括要求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同事从一份文件中删除他在中国成立的一家热能公司的信息中,任何提及他作为中国人才计划参与者的角色。

https://on.wsj.com/2XOU55d

波士顿当地的新闻媒体还提到,有亚裔组织给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致信,敦促他结束司法部的所谓的“中国计划”。 这些组织表示,该倡议“极大地增加了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标签和偏见,特别是从事科研和技术工作的华裔科学家”。

https://bit.ly/2XMeNmg

包括一些中东的媒体都有对该事件的报道。

5. 国内反应

这个事件在国内自然也是被密切关注,最为代表性的就是北大教授饶毅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谴责美国政府,并要求MIT出面帮陈刚。众所周知,饶毅是个铁杆反川人士,因此立场站位鲜明,认为川普是个种族主义者,因此在川普执政期间发生的任何此类案例,都是川普政府的政治迫害。

饶毅在信中完全否定了司法部对陈刚“在申请美国能源部经费时候,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透露关于他与中国的长期联系的信息“这一指控。

由于跟美方的说法差别迥异,这恰好验证了FBI此案发言人的那句话,“中国跟美国在学术诚信和自由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

怎么看陈刚被抓?

陈刚作为美国工程学院的院士,他涉案一事,起码有四大类不同心理的切入点。

从中国国内爱国人士的角度看,这个教授虽然入了美国籍,但是思维方式跟中国以“我们”相称,这属于中国人喜欢的那种不忘本的“民族英雄”了。

但是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FBI、司法部角度看到他那封信的措辞,就相当刺眼睛了。这些部门的人都是专门训练的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人员,怎么可能指望他们看到跟中国以“我们”相称、还提到“共产党的十八大”的时候,不皱眉头。毕竟,这两个国家之间并不承认双重国籍。

还有一对对立的心态,挺陈刚的认为,这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向科技强大,尤其又是自己的故土,名正言顺。颇代表了近些年大力扶植中国科教兴国的部分海外人士的一种想法。不能完全排除他们中间有一些确实是出于好意,认为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中国会走向更多的开放与自由。

譬如以饶毅为代表的一些反川教授们的指控就很有代表性,认为该事件是麦卡锡主义复辟。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美国虽然会因为总统的风格而对各种部门有不同影响,但是美国的司法部和FBI整体上与行政部门白宫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是中央集权国家那样一把抓,一人就可以完全发号施令各个政府部门分支。

饶毅等教授们在他们的表态中,拿帮助以色列、英国、意大利的科学家也存在作为借口,控诉这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种族主义。但是他们也显然回避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同是民主国家,往往还是在各自所在的地域抵挡周边专制独裁势力的硬汉形象,跟明着叫板与自由世界要搞不同一套体制的性质截然不同。

如果饶毅等中外科技高知们,平常除了闷头发展科技同时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改良多做进言,这个时候针对美国政府发难,会有更多底气而不是被人觉得只是一种挑软柿子捏的习惯。

与之相对的第四种心态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毕竟是与自由世界不同的集权体系,任何强大最后都帮助中共有更多能量去推广它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共并未随着国力的上涨有明显向自由世界体制变化靠近的想法。尤其以2018年修改宪法、处理香港问题和新疆穆斯林宗教冲突等做派,都踩了自由世界的红线。因此对中国的广泛帮助只是培养了一个美国的强敌,甚至最后会倒过来成为包抄自由世界的明显威胁。

帮助美国盟友与扶植美国竞争对手,承担的风险和带来的结果自然很不一样。

确实没有人能绝对预测中国的崛起到底能带给世界什么样子的未来,这种帮助发展可能带来了一个古国的脱胎换骨,也可能把世界国力第一交给一个集权国家等于削弱自由世界的实力和影响力。而实际上过去十年来的种种迹象,让人无法摆脱对后一种可能性的担忧。

本质上这是一个美国人被抓,中国首先一片喊冤的事。这个现象本身就信息量巨大。但是陈刚在向美国申请经费时候是否如实透露了与中方的关系,并且在拿到经费之后是否做出了对中国有利的研究,这些属于非常敏感的地带,需要更多的调查披露和真相曝光。此外,也需要MIT公开对于此类事情的管理准则,透露校方是否清楚陈刚与中国政府关系的细节和清楚是什么程度。

要求调查过程公平公正透明、避免冤假错案是必要的,但是在没有以上这些关键信息公布的时候,做有罪无罪的站队,未免操之过急。

MIT知名华人教授陈刚被捕

1月14日,美国司法部官网消息显示,美国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陈刚因未能向美国能源部披露其在中国的工作和获得的奖励而被起诉和逮捕。

56岁的陈刚被控欺诈、未提交外国银行账户报告以及在纳税申报单中虚假陈述。他于当天在地方法官Donald L。 Cabell面前首次出庭。

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陈刚教授(图片来源:MIT网站)

据美国司法部网站披露的信息,美国对电汇欺诈的指控,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3年的监督释放,以及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对虚假陈述的指控规定,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3年监督释放,以及罚款25万美元。对未提交外国银行账户报告的指控,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3年监管释放,以及25万美元的罚款。判决将由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根据美国量刑指南和其他法定因素作出。

根据指控文件,陈刚是美籍华人(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担任MIT帕帕拉多微纳米工程实验室主任和固态太阳能热能转换中心主任。大约从2013年开始,他在MIT的研究已经获得了美国联邦机构授予的1900多万美元的资助。

美国司法部文件显示,自2012年以来,陈刚在中国担任了多项职务,目的是通过提供建议和专业知识,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并获得经济补偿。自2013年以来,他据称接受了大约2900万美元的外国资金,包括来自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1900万美元。

甚至,美国方面检查了陈刚的电子邮件。司法部文件强调了他为促进中国科学和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并披露了诸多细节:

1。促进与中国的合作;

2。建议中国把创新(科学)作为关键和核心;

3。中国经济排名第二,但技术和人力资源远远落后这一位置;

4。 我们正在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不可持续的代价,以及劳动力成本;

5。 对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我们必须依靠技术,不能像过去那样发展;

6。 科学创新成为核心,我们意识到不仅仅是自主创新,还需要国际化来规划和促进。闭门造车的创新是行不通的,创新也是驱动力。

美国司法部文件还显示,至少从2017年到2019年,陈刚在中国担任多个顾问职务,他还申请并获得了美国能源部的拨款,以资助他在MIT的部分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按照能源部的要求披露他与中国的关系。

此外,陈刚在2018年的纳税申报单中没有向美国国税局披露,他2018年在中国有一个超过1万美元的银行账户。

 


MIT校长L。 Rafael Reif给学校师生员工发送邮件,对此表示震惊,并称陈刚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学者和教员,他的被捕是令人惊讶、深感痛苦和难以理解的。

微信在美帝的恩怨情仇

美中夹缝中的微信(路透社)

2020年9月25日,晚10:30,发完最后一条朋友圈后,我就按下了“核按钮”,删除了微信和所有的的聊天记录。

这是无奈的选择…或许也是明智的选择……

8月6日,川普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量”,下令45天后,禁止微信在美国从事商业交易。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就有华人律师“挺身而出“…一时多少“英雄豪杰”!

8/21 日,一个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自称“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的机构在加州北区联邦法院(“地区法院”)递交诉状,正式状告美国政府微信禁止令侵犯美国微信用户宪法权利。

我从来就对以行政命令禁止一款软件心存疑虑;但是一想到“国家安全”,做为草民,心中总是有些怕怕的。 在法庭的要求下,白宫必须提供微信妨碍“国家安全”的证据。美帝这个奇葩国家,不仅“国家战略”必须在国会两院和白宫公开讨论,”国家安全威胁”,甚至可能包括“国家安全漏洞”也必须在法庭公开出示吗,so 全世界都知道?不知这个是否符合美国国父们“三权分立”的初衷?或许只是某些法官,让个人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安全或者总统权力之上? 我为美帝一哭!

每当美国说什么什么妨碍了“国家安全”,世界上任何人好像都可以以国家的名义,要求美帝拿出证据。白宫或许根本没有什么证据,或者有“难言之隐”,只有天知道。 但是鄙人孤陋寡闻,有哪个国家曾经公开拿出过威胁自己国家安全的证据?美国现在真是很好“欺侮”啊…… 想到这点,不禁有点悲从中来,为美帝再哭!

鄙人从来认为美国华人应该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也尊重每个人、每个团体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只是拿着言论自由的武器,捍卫一个践踏言论自由的平台,毕竟超出很多人的基本认知底线,让人不免哑然失笑。当然,起诉的理由毕竟不是捍卫那个践踏言论自由的平台,而是那个平台上的用户—- 就是说那个禁令妨碍了某些人的通信”方便”和“自由”。我宁愿相信原告都是出于公心,或者至少确实是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犯了这样的私心。至于是否是“英雄”,反正“英雄不问出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看官您觉得是,那就是!

这边的诉讼暂且搁下不表,毕竟10月份同一法庭又否决了美国政府的提议。现在大选仍然“白雾茫茫“,白宫暂时应该没有心思关心微信的命运。

微信是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软件之一,她为人们提供了沟通、通信上的方便;
微信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精神桎梏,多少亿的人被“圈”在微信里面,被监视、被训斥,被教育什么是正确的言行…被圈禁的人们,很多还不以为然或者自得其乐。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就有左中右。有人反对,就必然有人支持。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逆来顺受的感受。

虽然这边的诉讼还悬着,但是一部分华人对另一部分华人已经搁下了狠话:如果你支持“禁”微信,你就应该离开微信。有人甚至宣称支持“禁”微信,就是切断自己血缘关系的行为。

很多人应该被这些言论严重冒犯了,包括很多根本没有说“支持”“禁”微信的人们。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什么支持不支持“禁”微信的问题。这些人一边指摘美国政府侵犯了自己在自由世界的基本权利, 一边同时似乎无知无觉地冒犯另外一些人同样的权利。

有的人身体到了自由世界,灵魂却还在曾经的天空徘徊;当然,有的人,即使生在自由世界,其灵魂却已被放逐到了异域…这个世界就是这么邪魅,有的人注定灵肉分离。

这不禁让人想起遥远的村庄那个“恶霸”和村民的行为。

“恶霸”常年在乡里“欺男霸女”、“欺行霸市”,大部分村民是敢怒不敢言。”恶霸“被打倒之前,通常是以”乡绅“的面貌出现的。那位”乡绅“在村里修了一条路。没有必要去寻根究底他为什么修路,至少对他的生意运输有利,但是客观上也确实让村民出行方便了不少。因此对于“恶霸”的“恶行”,很多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然有的人的利益跟那条“路”是直接挂钩的。他们心里想的是:如果没有那位”乡绅“,就不会有那么好、那么”方便“的“路”;以后“路”的维修还指望那位“乡绅”呢。在那些人眼里,“恶霸”就是“乡绅”。如果有人说要严惩“恶霸”,这些人会用同样的语气威胁警告:赞成严惩”乡绅”的人,就不要从那条”路“走过!

可是,那是唯一一条进出“村庄”的“官路” —- 官方指定的路!

有的村民“爱乌及屋”,因为“路”,无条件跟“乡绅”站在一起;对待“异言者”,有时甚至跟“暴民”无疑。

当然,最后还是“政府”厉害,“恶霸”除了,“路”还在!

看官对遥远的村庄或许毫无概念,但是对大上海的“杜月笙“应该有所了解吧?一个据说做了不少”善事“的”大流氓“。有多少人为他的“善行”歌功颂德啊?!最后还不是被“政府”间接“收拾”了?

“恶霸”和“路”,并不是“鱼”和“熊掌”, 关键看其背后是什么政府。微信的“拥泵”们,大多数应该不会反对“政府”对上海大流氓的”惩治“行为吧?在微信上,我们为什么不能指望同样的“政府行为”呢?

“微信”在美帝的官司,虽然还没有了结,但是美国很多大公司已经开始自觉跟“微信”切割。一些公司已经警告员工不要在公司设备上安装微信;对已经安装的,要求立即删除。

鄙人从来没有说要“禁止”微信。参见前篇《泛议微信大逃亡》。对于“恶霸”,鄙人也不赞成“肉体消灭”, 除了罪大恶极的。所以觉得微信的”拥泵“们暂时还不至于把鄙人”撵“出微信,但是重新体验一下“没有微信”的日子,也不是什么坏事。

回到本文开头那一天,我把微信删了。

世界安静了。
我很享受那种久违的恬静的、安谧的感觉。

因为没有微信,我给国内家人打电话的次数和时间多了;国内亲人一个电子邮件,需要的话,一个电话马上过去,比以前反应更快;

因为没有微信,我有了更多的时间阅读;

因为没有微信,我血压正常、心跳正常,因为我的世界没有傻逼需要撕逼;

因为没有微信, 我更加清楚,这个世界没有多少人真正在乎你我的存在,更别说你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纵使你朋友圈有成千上万人,大家不过是彼此倾倒的“垃圾桶”;

……

这样过了两个半月,直到我新定的苹果手机姗姗来迟。

微信,我又回来了。
属于“自投罗网”; 属于“飞蛾扑火”。

“江湖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重出江湖”,不为江湖恩怨,只为那遥远的“村庄”,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有的“路”,或许是“恶霸”所修,但是脚下的泥土,却沁润着祖先世世代代的血汗和泪水。如果注定这是通向他们的唯一,我的卑微、眼泪和委屈求全,真的不算什么。

微信,爱你恨你,问君知否?
一时难解,一世难解。

深度长文!中美关系重磅论述

【编者按】转发不代表赞同作者所有观点。
作者: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萧功秦论评(ID:xiaogongqin)

为什么中美关系近年来会走向持续恶化?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守势方的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合理对策?本文提出以柔克刚;淡化意识形态对峙;用博大宽容开明的形象,来消解外部世界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柔中有刚地保持定力。中国在四十年改革中积累的强大国力与文明资源相结合,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与智慧来应对未来挑战。

01. 上篇

中美已进入持续冲突阶段

自2019年9月美国国会以414票对0票之比,通过《台湾保护法案》与《与台湾关系法》以来,在美国许多人心目中,中国已经被错误地理解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二战时的日本是侵略中国并南下侵犯越南的法西斯国家,由此而威胁了美国利益,这才引起美国的反击,现在中国并没有侵略其他国家,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自己的主权,美国有什么理由这样打压中国?

在我看来,三大因素引起了美国对中国的对立。

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对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担忧,许多研究者都持这种看法。这确实是一个因素,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十四亿中国人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没有人有正当理由反对中国经济与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引起美国某些人的潜意识不安,尤其是那些极端反华的保守派,但不可能是众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敌人的正当理由。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在东海、南海、香港、台湾及非洲问题上的强势行动,克里米亚事件以后,中国对处于封锁困境的俄国的大力经济支持,2700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对于俄国是雪中送炭,本是中国近邻的友善的行动,却被西方理解为“邪恶轴心”的出现。此外,中国与被美国认为具有“核弹嫌疑”的伊朗的商务关系,中国对美国所敌视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的合作,中国促成南美洲的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在作为美国后院的该国,租借了被误认为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美国对此作出了过度反应,居然撤回了美国大使)。

这些事叠加在一起,让美国人错误地以为,中国正在对外进行全面的扩张,总是在有意地挑战美国,从而认为,中国已经在全球领域取代了俄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挑战者,这个理由比第一个理由更为重要。

第三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不但在强势崛起,而且是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雄厚实力、以“红色帝国”的姿态,以破坏国际现行秩序的方式强势崛起。

在美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中,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维护主权的行动,例如建立东海识别区,在南海建島,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进程、进一步整治香港动乱等种种维护主权的行动与努力,也被美国理解为“红色帝国”的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行动,从而认定,中国对周边民主地区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文明秩序,构成了威胁。

永兴岛航拍图

在美国政客的煽动下,保守派成功地把这种错误判断,变成主流社会共识。美国两党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发生严重的社会撕裂,但在对中国的这一认知上,现在却保持高度一致。

我们不少国人总是误认为,美国是资本家社会,是唯利是图的民族,美国人想到的只是做生意赚大钱,其实,这是对美国具有强烈基督教传统文化的误解。美国人在逐利的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民族,只不过他们的利益考量,与意识形态考量,一旦重叠在一起时,他们才会采取直接敌对的行动选择。

邓小平当年尽可能地避免美国人以这种方式来判断中国。他总是说,“中国不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他还说要“韬光养晦”,他还总是强调“不问姓社姓资”,从而避免激起美国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解读。这样就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在合作共赢过程中成功地增加了中国的国力,又避免了中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中美矛盾与冲突。

随着中国的经济巨大飞跃,国内高调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提升。近年来为了提升国内政治凝聚力,为了清理权力腐败,中国在国内加强红色基因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宣传教育,对十月革命的隆重纪念等等,在美国却被普遍误解为中国政治向“文革极权主义时代”回归。

中国官方近年来提出的两个“不忘初心”,虽然已经有了十九大国家领导人发表的的权威解释,那就是“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忘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但仍然被美国方面错误地、望文生义地误解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退回到“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上去的革命初心。

此外,中国前些年来为了加强政府与企业联系,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沟通渠道,在一些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建立起了中共党组织,也被误解为“党控一切”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复辟。凡此种种,就使美国公众与政府,在对中国发展产生各种疑虑的同时,增加了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

一年多以前,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已经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贫穷,落后,停滞与专制”,他号召全世界“共同抵制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表明连过去只讲务实经商,不讲政治的美国保守派,也开始讲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政治正确”了。

最近,在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的对华政策讲演中,更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中国已经在我们国境之内,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中国外长王毅

这也确实表明,美国保守决策精英层,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立场,对中国的“红色帝国”的错误定位已经成型。美国的当权者已经把中国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不幸的是,这种态势又在美国得到相当一部分民意的支持。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斯金纳,曾经在去年四月的一场电视中发表谈话,她公然认为,中国作为黄种人,无法接受白种人才具有的人权自由观,而俄国人却是可以接受这一观念的白种人。

她发出的一个明确政治信号是,美国当政者应该发动包括俄国在内的白种人,共同应对中国这样的“专制黄种人”的文化战争。美国政客公开号召俄国人,当年中国与美国联手起来,对付你们这个世界老二,现在,该轮到你们与美国联手起来。共同对付中国这个新的世界老二了。

这样,联手俄国共同对抗中国,不但有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的理由,而且加上了更严重的种族主义的色彩。

虽然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观点,在美国也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美国联俄反华战略的重要选项。

中国与美国之间现在已经进入意识形态冲突的高峰期了。在这种美国意识形态解读下,美国与中国的对立,被认为是“正义国”与“邪恶国”的较量,这就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充满更大风险的阶段。

高调民族主义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误解

美国当前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已经明确地把中国看作是继苏俄之后的美国“头号敌人”,美国精英层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以前,让中国重新回归“闭关锁国”,进入他们所希望的孤岛状态,以此来阻止中国对已经陷入困境的美国的挑战。

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中国国内高调民族主义思潮正在进一步膨胀,从若干年以前主张“持剑经商”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到“厉害了我的国”,可以看到这一思潮逐渐膨胀的轨迹。

中国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士,重新回归“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帝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情绪之间,交相呼应,相互强化。中国高调派在舆论传播上的优势地位,让美国对此产生严重警惕。

这些网络大V们,不断在强化“中国将在不久将来取代美国”,“美国与中国必有一战”之类的高调:

——十年以前已经有人在鼓吹,如果美国干预台湾事务,中国就要把西安以东的地区,划为核战场,与美国决一死战。

——某公众人物最近说,美国若胆敢公然闯入被非法划给越南菲律宾的南海海域,中国将不惜一战,中国哪怕死十亿人,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

——在中国舆论界颇有影响的某学者公然提出,未来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所谓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所谓的合作,就是合计把美国做掉。

——不久前,有一位高调鹰派学者提出,一旦中美发生冲突,美国人最怕死人,炸沉美国两个航母,炸死他一万人,看美国人怕不怕。

——为了表明中国的强硬立场,某位高调派人士公开宣称,由于台湾绝大多数人支持台独,不接受“一国两制”,所以90% 以上的台湾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在最近中美关系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有人还向社会呼吁,要赶快造出1000个原子弹,与美国对着干,中国的发展将把美国“逼回到农业国”去。

中国国内这种高调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却拥有为数巨大的支持者,普通国人在信息与国际知识方面,毕竟是弱势群体,很容易受到煽情与影响。这反过来又成为这些勇猛人士自信的资本,通过不断大言高论,来扩大自己在粉丝中的影响力,随着他们的影响力的扩大,在客观上为美国反华派不断提供攻击中国“红色帝国扩张”的“炮弹”。

另一方面,美国的极端反华势力,为了孤立中国,并从而建立起反华的“神圣同盟”,又把中国妖魔化为“新法西斯主义”与“红色帝国”的结合物。

这样,在中美之间,在强强互动的恶性循环中,彼此推波助澜,水涨船高。众所周知,历史上许多战争冲突,往往就是在这种文化误判与利益争端的恶性互动中不经意地发生的。

虽然这些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但由于中美之间的误解与猜忌本来已经很深,美国方面会作出这样的错误判断:能进行这样高调发言的人,在中国国内如鱼得水,可以通行无阻,那么他们肯定代表中国官方某种没有言明的意向。因而他们由此进一步认定,中国已经变为“要直接与美国为敌”的第二个德国与日本。不幸的是,近年来,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已经在美国普通人中变得十分广泛而深入。

美中之间正在形成强势互动

为什么中国在国力有所发展以后,会出现强势的高调民族主义思潮?其实,并不难解释,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并在国力稍有发展时,就迅速极度膨胀,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的。

中华民族幅员广大,文化悠久,在历史上备受屈辱,承受了深重的苦难,而又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强大起来了,这就会在相当一部分国民中,产生一种想通过高亢激昂的方式,把长期压抑的屈辱感予以发抒的群体无意识,这样,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高调、张扬、亢奋的民族主义。二十世纪历史上,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凡是大国,受过欺辱,突然而迅速强大起来,就会有这种悲情后的膨胀心态。

其实,在几年以前,在国内先后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就代表了这种虚骄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不高兴》鼓吹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我们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等等。该书在短时期内发行了数百万册,受到相当一部分读者的追捧。

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由于中国人百年来受列强欺侮。一直憋着一股气,既没有办法维护国家尊严,也没有办法宣泄不平之气,这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年了。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自由地充分自由地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这种社会心态,在这些民族主义看来,处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生存法则,不是和谐相处,而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它把和谐社会,和平共处,均看作是“书生之谈”与“误国之论”,书中强调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式的马基维雅里主义,为达到主体自以为“崇高”目标,可以采取不择手段的一切办法。

美国反华的极端保守势力,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与中国的高调派相比,其实高度同构的,他们的反华敌对情绪,与中国国内虚骄派之间,正好形成彼此强化的恶性互动。

从古老智慧中获启示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

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让世界瞩目的巨大国力,古老的民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但必须坦率承认,现实的中国如同一个刚刚发育,长了肌肉,充满活力但却在国际交往经验与知识方面仍然不足的少年,在如何融入世界这个问题上,中国还处于不断学习的阶段。

说实在话,在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文明中,在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挑战的方略中,以及在中国的革命文化中,都缺少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文化经验。

无论是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朝贡体制”与“天下秩序”,还是革命时代以来浪漫的“世界革命论”,或从西方国家舶来的、对外扩张主义的“海权论”,都不能作为中国人现成的认知与处理与世界关系的文化框架。

自秦汉以来,在大一统中央帝国中生活了几十代的中国人,没有与世界打交道的经验?这一论断许多人听上去很不能接受。但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是因为,自秦汉大一统以后,中国就是自认为是天下中心,中国的天下观念中,没有竞争的国际意识。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只有处于天下中心的华夏与天下边缘的夷狄的区分,在这样一种文化习惯思维中,中国人是无法培养起在国际社会中处理复杂利益关系的集体经验与能力的。

马戛尔尼跪在乾隆皇帝面前呈送“贡品”的讽刺画。
( COURTESY OF THE LEWIS WALPOLE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面对新的外部挑战,只能用“阴谋论思维”与“洋人唯利益论”思维来判断对方,这只能体现出一个缺乏对外经验的民族的精英们的思维力的贫乏。一旦发生矛盾,用中华的优越文化资源来战而胜之,或者用吾人的更优质“阴谋论”即“三十六计”来与之周旋,自近代以来,受挫折后的中国人从来就是这样思考国际问题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清代总理衙门的官员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当代某些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一百多年以前并无太大区别。

不久前,一位名嘴是这样谈论某个外国的:“这么一个小国家,资源不卖给中国,都过不下去了,还跟着别的国家对中国不好,该给点颜色了。”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中国学者不自觉的天下观念,与鸦片战争以前的道光皇帝几乎没有区别。

一年多以前,作者参观了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遗址,展厅中陈列的考古出土的一座铜鼎中,铭刻着的几句话。让作者印象深刻,这是中山国王临终前留给太子的遗言: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

临终的中山国王告诉太子,国家大了,就会不顾一切地任意而行;国家富了,就会骄横自满;国家人口众多了,就会喧嚣张狂,失去谦和的态度。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位古代国王,反而能比此后郡县制中央帝国的古人,更能总结出让我们这些处于国际社会的后人受益的深刻的警言?

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多元林立,这是一个众多国家同时并存的、竞争性的环境,相当于古代世界的国际社会,外部诸国并存的多元压力,不断地让竞争危机中的人们激发出警醒意识,这12个字就是理性的警惧意识的表现。

然而到了大一统的郡县制时代,在只有天下,而没有诸国并存的封闭环境中,普天之下,已是王土,率土之滨,尽是王臣,国际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已经不再存在,在大一统的封闭世界里,大必肆,富必骄,众必嚣,就会成为王朝精英与百姓共同的普遍思维习惯与文化心态。这就是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与文化基因。

中山国王的临终遗言,他说的十二个字,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金玉良言。

02.中篇

美国如何选择敌人:实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价值叠加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当中国人不得不进入与美国人对峙的博弈大格局之中,就必须对美国的战略文化有所认识。

所谓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就是当一个国家一旦把对手视为战略博弈对象,这个国家为应对这个对手而显示出来的的思维方式与反应方式。这种战略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相对稳定的。特定的战略文化,就会不自觉地支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影响着他们所作出的重要历史性判断与选择。

根据我的研究与观察,美国人的战略文化具有 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美国确定战略敌人的标准,是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更具体地说,只要一个国家具备了美国认定的两个条件,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上的敌对国家。

第一个条件是,美国认为自己的霸权地位与核心利益受到了对方的挑战。

第二个条件是,美国人认为对方在意识形态上是所谓的“违反人权”、“专制主义”、“法西斯”、“反人类的暴君”之类的“邪恶者”。面对这样的敌人,美国就要“替天行道”,行使上帝的使命。美国人有强烈的传教士式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因为,美国是新教移民组成的国家,他们的宗教化的理想主义,远比我们想像得强烈得多。

二十多年前的1998年,我访问过美国民主党竞选总部,记得一位女工作人员曾激动地指着世界地图对我说,“上帝对美国太好了,我们不能单独享受上帝的恩惠,我们一定要把上帝的恩惠带给全世界苦难中的人民。”她说的这些话,就是受这种“传教士理想主义”的驱使。

概括地说,美国人在选择敌人时,会是实利主义动机与与“传教士式的理想主义”动机的叠加。只要美国人把对方国家看作是挑战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时,它就在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

一般而言,共和党的保守派更多地是强调第一条件,民主党与左派更多地强调第二条件。一个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成为它的敌人;要成为它的敌人,必须具有上述的“双条件性”。即使如此,对方还必须有足够的体量,体量太小,战略影响力不大,即使美国看不顺眼,美国也不会认真对待,例如爱沙尼亚,黑山共和国,都被认为“配不上”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

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与日本的互动过程来看,美国正是认定日本符合了这两个条件,所以就把日本视为必须打垮的敌人。

1940年7月以前,美国虽然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当时的日本只符合美国人认为的道义上的侵略者这一条件,美日经济关系仍然基本良好,美国仍然每年以大量废钢铁卖给日本,并把日本所需要的海外石油的90% 源源不断地供给日本。

然而,日本在此后犯了两个战略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加入了德意同盟,成为邪恶轴心的一员。日本的第二个错误是,日本海军在1941年年中进驻了越南金兰湾,客观上对美国殖民地菲律宾构成威胁,日本的这两个举动,被美国认定是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于是把日本视为直接的敌人。

一旦两种价值重叠在一起,就会进一步引发这两个动机之间的彼此强化效应,更具体地说,明明是美国利益至上而产生的敌对,被附丽上“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道德光环。后者掩盖了前者的自私动机,美国在打击对方时,自己看上去也成了人道主义的“卫士”与“英雄”,新教传教士般的替天行道的使命感,与美国人自我中心的利益至上主义,两相结合,从而可以在美国国内形成广泛的政治动员力与同仇敌忾的号召力。

这两种价值叠加在一起,以至于连美国人自己到后来也搞不清楚,自己发动一场战争,到底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还是出于它的“自由理想主义”的使命感。美伊战争就是一个例子。

为什么美国出手没有分寸感

美国战略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当美国把某国视为敌国,美国一旦出手,往往十分凶猛,且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日常理性应有的分寸感。

例如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旦准备对日本下手,就会向对方提出很高的要价,1941年11月,美国发出了《赫尔备忘录》作为最后通牒:如果日本不满足美国提出来的从中国全境撤军的要求,美国将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日本在美国巨大的施压下,发动了妄图死中求生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其实,当美国总统下达极端施压的最后通牒时,美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出手实在太重,远远超过谈判对手日本的承受力,更何况当时的美国全国都又并没有做好对日战争的准备。当时日本可以动员近五百万军队,而美国只有二、三十万从来没有打过仗、甚至从来没有整师演习过的的军队,美国军人数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只是第十九位。现有的历史档案资料证明,罗斯福事先完全意料不到日本会发动珍珠港偷袭。

1941.12.7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为什么要么不出手,一旦出手往往出手太猛,没有分寸感?甚至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就对日本极限施压?这与美国战略文化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有关。

首先,美国决策层总是习惯于认为,自己作出任何选择,都有着强大的国力支撑。众所周知,太平洋战争以前,美国国力与军工生产力是日本的十三倍以上。这就是美国决策层自认为的底气。国力强大,使美国人认为不必为任何失策付出代价。

其次,美国认为自己对付挑战者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失败过,自美国建国以来到现在,他们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英国、德国、日本与苏联这五大挑战者,他们自认为有充分自信,也并不担心由此会产生的后果与代价。

第三,美国强势的外交文化,与美国的基督教伦理有关,一旦把对方视为自己的“邪恶对手”,认定自己是受“上帝拯救苦难生灵的神圣使命”所召唤。本国的实利主义、自由民主理想主义、宗教意识形态使命意识的叠加,会让这个民族在国力的支持下,使他们的精英,完全可以不考虑由于对外部实情了解的缺失所造成的决策疏忽。

他们后来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也很少去反思以往分寸感缺失产生的经验教训。美国大众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远不如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了解,也造成美国决策思维的背景知识缺陷。

美国两党已经把中国视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三年以前,一位对华友好的美国历史学教授,就深怀忧虑地对我说,美国对华友好的情绪正在发生逆转,一旦转过去,就基本上不可能转变过来了。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疫情的全球蔓延,由于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种种低级错误还在不断发生,美国已经有数百万新冠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上一种怪罪中国的非理性的情绪也民众中蔓延。美国民粹主义政客向中国“甩锅”,把责任推向中国,就会极大地迎合美国民间对华的非理性情绪。从而获得选票。

特朗普因疫情处理不力,对其选情极为不利,出于对2020年11月大选前的特殊政治需要,使这位具有冒险性格的另类总统认定,那怕冒一点风险,强化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对他的选情是有利的。美国太需要一个敌人了。即使爆发一场有限的战争,趁机宣布中美之间进入战时状态,都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项。

千万不要小视一个民族非理性心态在特定条件下对历史选择的影响力,新冠疫情在美国引起社会人群对中国不满情绪,包含着许多无法言明的非理性因素。它将在一定的情况下,极度膨胀发酵,一定要防止这种“负能量”心态被美国反华派利用,引发的仇华心理在美国社会的蔓延。

众所周知,罗斯福连任四任总统,不都是每次大选选出来的,而是由于宪法赋予总统在战争时期有自然连任的特权。中美关系不但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正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而正在急剧增加。

自今年以来,中美关系正在进入1941年9月太平洋战争以前几个月那种状态。令人忧虑的是,目前还看不出有任何强大的因素,在扭转这种趋势。

就在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密苏里军舰上发表演说,称“美国对世界的承诺如同1941年,美国将随时准备与任何敌人作战。并捍卫任何朋友。”“当今需要以实力求和平,”“自由国家不能坐视法西斯夺权”。

美国当权者的这些高调言论,强烈的暗示着美国那边已经把中国视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美国国防部并于2020年9月1日公布中国军力报告,美国副助理防长表示,美军随时做好准备,听命美国总统指挥。摆出了一副马上要与对手打仗的样子。

按照中美关系中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发展速度,有人说,中美之间的战争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流血事件了,一旦出现流血冲突,中美之间出现断交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双方高度不信任条件下要防止陷入两国直接战争

自从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顿使馆以来,当下美国保守的当政者已经处于主动找事的进攻阶段。

一般人都认为,中美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确实是按照常理来判断,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人类的决策理性经常会犯不自觉的错误,而在双方高度敌对的条件下,这种决策理性错误还会因对方反应的过度而进一步叠加,最后在谁也控制不了的情况下双方被迫进入战争。

历史上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双方都原以为战争打不起来,但却由于双方决策过程中出现的恶性互动而意外地发生的。作者不久前新发布的公众号《太平洋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就是分析这样一个典型战争个案。

在中美之间,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位为“威胁美国利益与安全”的“红色帝国化”的危险国家的前提下,由于双方控制不当,而从局部冲突爆发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千万不能低估。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从美国掌权精英的背景来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务次卿布拉托,国务院参谋参赞布雷克布,国防部长埃斯珀,几乎都是青一色的“西点军校派”出身。美国最重要的国务院与国防系统,已经都换上了超级大鹰派人物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概率正在进一步增加。这一点一定要引起严重关注与警惕。

恰恰正是这几年,国内“战狼式”的公共话语变本加厉,大行其道。中国那些高调派名嘴,并不是洞悉国际复杂问题的战略家,他们只是同仇敌忾的宣传家,鼓动家。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高调派名嘴对时局的判断是十分浅薄的,有是非常可笑的。

然而,高调派在美国保守派最需要与中国决裂的时候,为后者源源不断地提供授人以柄的“炮弹”。美国反华保守派可以更坚决地认为,把中国看作自己的“头号敌人”是做对了。

另一方面,美国保守派由此做出的强烈反弹,对中国的不断干扰与施压,又会不断在中国民间大众中,激发起受迫害的历史悲情,普通朴素的老百姓毕竟信息与知识有限,纷纷成为高调派的铁杆支持者,而受广大“民意”支持的优势,又不断被高调派用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何等鲜明正确。为获得更多的粉丝,甚至置国家政策于不顾,煽动民粹情绪,让中美对立水涨船高。

高调派正在做的事,正是美国致力于中美“脱钩”的保守派希望中国做的。美国保守派的漫天要价与打压,又进一步让高调派在民间如鱼如水。明智理性温和的的声音,都在国内被视为“亲美派”而被边缘化。中美之间在近年来已经陷入如此恶性循环。这种双方强强互动,温和理性派被边缘化的情况,与太平洋战争前的日美两国互动的情况已经相当接近。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最危险的,还不是台湾问题,而是南海问题。如果应对不慎,在局势发生进一步突然恶化的条件下,美国有可能会就南海问题向中国进一步发起挑衅。

要警惕美国极端鹰派可能在美国大选前采取一些极端举措。例如,美国直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要求中国从南海岛礁上撤离所有的军事设备,否则对其进行清除。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以海牙法庭的“仲裁”为依据。并以此拉拢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对付中国。

一旦美国悍然炸毁我们扩建的南海岛礁,中国可不可以通过以牙还牙的强势反应,来解决问题?中国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极限施压”来反制美国的“极限施压”?

不久前,作者在影响很大的某视频上,就看到一位颇具权威的军事学教授公开表示,如果美国悍然轰炸我南海新建岛,我们可以直接轰炸关岛美国军事基地,作为对等性报复。

如果这真的成为中国的选择,那么,让我们通沙盘推演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中国一旦轰炸关岛,那就是中美之间直接进入战争状态,这正是美国正在执政的反华保守派求之不得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轰炸关岛基地,必将刺激整个美国民意,美国政府就会像当年珍珠港事件后一样,或者像小布什当年攻打伊拉克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国会高票通过对华战争授权。

由于如前所分析的,美国人一旦把某个国家视为敌国,它所作出的反应,从来就是没有分寸感的,他如何出手,决不能根据我们一般的“对等反应”的常识推论来判断。正因为如此,下一步,美国极有可能不顾代价地把中国现有的航空母舰与主力战舰直接作为攻击对象。并妄图一举把中国海军力量在短时期里打垮。

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这势必激发中国人百年以来的民族主义的悲情与义愤,中国必须作出最强烈的反应,才能满足社会大众在民族危机时代对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中国的国力也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支持这种民族心理。中国此后作出的任何强烈反应都是可以想像的。

如果美国进一步攻击我们,我们该怎么办?这位视频上的军事学教授在视频里表示,我们将趁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去准备武统台湾。一举实现中国的大一统。

如果我们开始全面准备武统台湾这一步,美国极有可能采取以下极端措施:趁机撕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直接建立外交关系。甚至故意煽动台湾独立,刺激中国进一步对台湾动武。

如果我军进入台湾岛,下一步的可能性是什么?美国方面会出兵与中国直接打仗吗?

在这种情况发生时,美国最大的可能是,它本身并不参战,但却利用美图的高科技优势,有限封锁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用无人机控制的水雷,阻断中国与中东地区的石油通道。以迫使已经登陆的我军退出台湾。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70% 左右的石油必须从中东输入,一旦供给中断,后果堪忧。根据美国现在的科技能力,美军无人机完全具有自动识别中国油轮的能力,用自动识别器制导的水雷攻击中国商船与油轮,不炸其他国家通行船只,在技术上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中国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是否可以用原子弹去炸美国本土?中国有600枚呢。然而现实情况是,美国至少有6000枚。比中国多十倍。

再下一步呢?可以调侃说,再下一步就是双方需要用石头和木棍了。不过是可能在50万年以后。

这种赌国运的前景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

这位军事学专家不知是不是想到过这些问题。但愿这位专家仅仅代表他个人不成熟的意见。

有人说,美国连朝鲜这样的有核小国家都不敢碰,他们怎么可能与中国发生战争呢,其实这又是错误的判断。过去几年里一些高调派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的。

实际情况是,朝鲜国力太弱,根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对美国的自认为的霸权地位与实际利益构成真正意义的挑战。

其实,美国对于朝鲜的存在,实际上是无感的。正如一个哪怕疲惫的大象,对于有刺的蜜蜂,也不会有多大兴趣一样。

中国则不同,中国被认为是一个 “刚断奶的战狼”,却不自觉地唤醒了一只“沉睡的老虎”, 在美国看来,中国有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的野心,威胁现行世界秩序,虽然这只“老虎”早已经没有过去的年轻态。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看来,在真正强大起来以前的中国,才是它必须对付的敌人。

还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从这次疫情来看,美国社会内部分裂得很严重,一旦与中国开战,美国社会内就会分成主战派与主和派,像美国这样一个分裂的多元社会,是无法形成统一的战争意志的。

这又是对美国战略文化的不了解,珍珠港事变后的美国就是明证,一旦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中国是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红色帝国”这样一种社会偏见,一旦进入中美战争状态,美国所具有的内部聚结力与战争动员力也会异常发挥,这是值得警惕的。正如当年“珍珠港事变”以后的美日太平洋战争一样。美国战争鼓动者正需要一场战争来重振美国经济,正如1929年经济危机后,认为太平洋战争重振了一次大战以后的美国经济一样。

柔性冷战也并非好的选择

直接军事对抗对于双方来说,都充满风险与巨大的成本代价,大型战争对抗的概率,如果有意识地控制,毕竟较低,那么,轻度的软对抗将会如何?

这种冷战式的软对抗,将在军备竞赛中极大地消耗中国的财力与物力,苏联就是在冷战时代的长期软对抗过程中被拖垮的。

这种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实施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目的。也恰恰正是美国反华保守派通过低成本遏制中国发展所希望的。

另外,美国还可以在“软对抗”过程中借刀杀人,例如鼓动印度充当马前卒,与中国进行边境上的的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印度是大国,其国力在近十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与印度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与冲突,由于双方都有巨大的战略纵深、资源与人口,双方都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那种战争将是持续许多年的,甚至没完没了的。中印战争是美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甚至可以通过中印之间持续多年的消耗国力的战争,来不断削弱中国力量,印度一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吃亏,由于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军优势,美国还有可能鼓动印度对中东地区的霍尔姆兹海峡到印度洋的中国石油船只进行封锁与威胁,美国将由此渔翁得利。

美国还有可能利用它的资源,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曾经有过的矛盾,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包围。除了印度以外,俄罗斯、朝鲜、蒙古、越南、日本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拉拢对象。实际上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

成熟的中国面对挑战要有足够的定力

在上篇中,作者分析了中美恶性互动的各种原因,本文是中篇,作者旨在于对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进行解析,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博弈对象的特点与反应方式,在本文里,作者还指出,直接发生中美硬碰硬战争与全面冷战,都不是合理的选择。

所有这些分析,都是为下篇中提供的建议,作一些分析准备,在下篇中,作者将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提出一些个人建议。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中国是一个久经苦难并坚忍不拔的民族,我们爱好和平,珍惜二百年来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这四十年来的长足发展的国运,四十年来的发展,也让中国不再是一个弱国,我们完全有理由保持充分的自信与足够的定力,来迎接未来的挑战。

03.下篇

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的上篇里,我分析了美国误把中国视为正在崛起的“红色帝国”,从而美国与中国之间正在形成恶性互动。

在中篇里,我指出,根据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美国在判断战略敌人时,是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本位主义”与“基督教道德理想主义”两种动机的叠加,只要对方体量足够大,被美国人视为挑战了该国的重大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符合“两条件论”,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对于战略敌人,美国人一旦出手,往往是没有分寸的。

中篇还指出,无论是直接发生中美战争,还是中美之间陷入长期柔性冷战,对双方都不是合理的选择。中国与美国不能赌国运,我们必须理性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基于以上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本篇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就是要如何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避免中国的比较劣势。在我看来,中国人必须考虑到处理中美关系的五个大的原则。本文并不涉及具体策略问题。仅就这些比较大的原则,提出一些个人初浅的看法。

理性地对待美强中弱的客观态势

在审视中美博弈大格局时,要先立其大。也就是要从力量对比的大局出发来看问题,这个先立其大,包括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美强中弱。第二个要点是,美国不是铁块一块。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四十年以前,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仅300美元的、几乎处于完全闭关锁国状态的后发展国家,中国的起步基础就是很薄弱的,虽然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取得很大的历史性进步,中国与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在国力上的差距已经缩短,但在中美博弈中,无论从基本国力,高科技力,文化力(话语力)、资源动员能力、军事力、国际统筹力等诸多方面,对方都是强势方,我们是弱势方。

对这种强弱对比的认识,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础。任何有点常识的人,只要不被亢奋的浪漫激情所支配,而是尊重客观事实的,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万不可让虚骄民族主义与“厉害了国”的浅薄的大言高论,来模糊了这一基本认识。这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本点。

第二个要点是,应该看到,美国内部并不是铁块一块的。这就让中国在审时度势的前提下,有相当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从高层层面来看,美国虽然有极端反华的超级鹰派,并且现在正执掌了一些关键部门的权力,有着看上去十分强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总统与极端强硬派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特朗普对于极端保守派军方,仍然有意识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就在不久前(2020年9月),特朗普就在白宫公开发表言论说,“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可能并不喜欢我,军队高官只想发动战争,让军火商谋利”。“他们满脑子只想打仗,让那此制造炸弹飞机的公司都保持快乐。”

特朗普说这些话决非偶然,因为特朗普并不希望被军方的好战派绑架,他作为一个务实的商人政治家,与固执于保守意识形态的军方并不完全一致,他也多少意识到中美极端恶性互动与两败具伤,会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只是他在极端施压时,不愿意让对方知道这一点。

其次,虽然美国反华派确实想孤立并斗垮中国,但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美中在四十年合作中,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与各自的比较优势的不同,具有极大的经济合作的互补效应。双方在经济合作中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美国有着为数众多的由高科技精英、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构成的对华理性温和派。

就以美国芯片产业而论,中国是美国芯片业的最大的买家,如果失去了中国这样的大用户,以高投入为特点的芯片产业就得不到高回报,这一产业就难以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美国高科技产业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度是很高的。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的彼此嵌入程度也很高,四十多年来,中美贸易增加了250多倍,支撑了美国260万个就业机会。7万多家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在赢利。中美经济不可分的密切利益与互补关系,这是美国对华温和派希望与中国关系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这些都是支撑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积极因素。

虽然,在目前的情势下,在美国现在的反华气氛中,这些理性温和派不便站出来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客观理性的言论,因为他们感到麦卡锡主义的威胁。二年前,我参加一个中美双方学者都参加的讨论会,一位美国朋友当时就告诉我,本来美国有许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都答应参加这次会议的,但后来都取消了行程,原因是,他们担心会在美国被视为亲中国的“美奸”。这种现象表明中美关系恶化的程度。

然而,只要中国持之以恒地保持理性的克制态度,随着时局的变化,一旦中美关系有缓和的气氛,经过一段时期的良性互动,他们就有出来讲话的意愿。并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从而有效地制衡极端保守的反华派。

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希望中美友好的广泛阶层,这是中国在博弈中的一个有利条件,但这个有利条件必须在中国不被认为是“红色帝国”的前提下,在双方并非剑拔弩张的气氛,并保持足够缓和的状态时,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相反,一旦在意识形态上双方进入硬碰硬恶性互动,在美国“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就会使美国内部的务实温和派,不得不受到极端派压制,这种有利于中美良性关系的美国多元性的制衡力量就会失去其影响力。

基于同样的道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政治家,在意识形态政治淡出的情况下,会按商人的逻辑,在商言商,就事论事地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与协商,解决彼此的矛盾分歧,正如几年前那样,他甚至会超越美国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称赞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但在意识形态冲突强化的条件下,他会摇身一变,扮演成反对“红色帝国”的美国“英雄”,两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已经表明他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格。

中国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中美经济与文化、社会合作的加深,美中两国都有着巨大受益群体,中美之间具有结构性的矛盾一面,也有结构性的融合的一面,正确的做法,是促进、鼓励、加强结构性的融合,以此来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

以柔克则,以静制动发挥"水"的柔性智慧

基于对中美博弈大局中,美强中弱与美国多元性的判断,中国方面合理的对策,只能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理性内敛,而不是以牙还牙的硬碰硬对决。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在强弱双方的对峙处于白热化的危机状态下,弱势方以柔克刚的好处是,在保护本民族利益的同时,避免过度刺激对方,引起强势对方作出缺乏分寸感的过度反应。

原因很简单,强者一旦作出强烈反弹,由于它掌握更强大的资源与动员能量,足以利用其优势,产生对弱势方不利的效果。重则伤国本,轻则不得不被对方拖着走,中了对方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圈套。

在这种情势下,弱势方的中国,尤其是要避免擦枪走火的流血事件,因为这会为对方反华派提供强烈的、无分寸的反弹的借口。

当然,以柔克刚,决不是放弃斗争,而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基础上,坚持原则,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关于这一点,本文后面还会谈到。

所谓以静制动,就是要忍辱负重,知其雄,守其雌,低调稳健,据理力争,对于对方的挑衅,不必事事作出对等性反弹。

因为对等性反弹,反而会落入对方强迫中国与世界“脱钩”的陷阱。“养锋锐以和平,戢嚣张于坚定”,争取在时机成熟时,来促使局势峰回路转。

从目前大趋势来看,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很大,一旦特朗普继续连任,选票因素不再存在,通过制造紧张局势,通过刺激美国国内“爱国主义”的方式,来挣取选票的政治手腕就不再有用,而通过与中国合作来振兴美国经济,对于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来说,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中美关系仍然有着转圜的机会。但关键条件是,此前没有发生重大的、不可逆转恶性事件。

在美国大选以前的这段时间内,是中美关系充满危机的时期,一定要用我们的理性与智慧,以博大坚毅的襟怀,防止高度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

淡化意识形态对峙就事论事,用常识说话

正如上篇与中篇所分析的,中美恶性互动的根本原因,是从奥巴马后期到特朗普执政期,美国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判,触动了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主义,形成这两大动机之间的相互强化效应。

正因为如此,解决矛盾的一个关键是,我们中国人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不要把中美矛盾简单地上纲到“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对峙与冲突。要就事论事,“在商言商”,用常识说话,避免用高调的意识形态思维,来处理复杂错综的具体矛盾。不可让对方借此强化“中国是红色帝国”的刻板印象,不要用“革命”意识形态来对抗“反革命”意识形态。

其次,用传统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中美冲突,从逻辑上说,那就一定会让一些人顺理成章地要在国内找“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找国内的“第五纵队”与“亲美派”。

文革时代的极左民粹主义,就会在社会上被重新激活,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华侨、留学生,有海外亲属者,都会成为被打击对象与“亲美嫌疑”,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与连锁反应,将会导致全社会政治生态失序与社会失控,反改革开放的极左民粹主义思潮,就会乘势如虎添翼地恶性膨胀。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文革式的的历史倒退。

如果我们沿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来解读中美博弈,美国则会认定中国是在动员全世界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国际帝国主义”,这样的双方恶性互动,会变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美国保守反华派则如鱼得水,会以此来“证明”中国是“复活了的红色帝国。”

即使从博弈论的从成本与效益核算出发,这样做的“性价比”也实在太低,是很不值得的。

正因为如此,处理中美关系的方法原则,就只能是尊重多元,尊重常识,如果双方都能用常识理性来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能在常识领域,找到彼此的同类项与公约数,就会发现通过彼此的妥协,实现合作共赢,才是最有利的选择。

只有晓之以情,喻之以理,在面对分歧时,双方都要尽量避免使用骂街式的、恶化彼此情绪的攻击性语言。中国人只有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才能化解畛域,争取到广大美国人民的理解与同情。

此外,特别重要的是,在中美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要警惕在受到比较大的压力时,本能地陷入“刺猬式的自我退缩性的反应”。

所谓“自我退缩性反应”,就是在外部强大压力下,弱势一方本能地因紧张而退缩,如刺猬一样,进入封闭的状态,以此来获得自我安全感。

更具体地说,就是在美国的对抗压力下,中国采取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重新全面自我封闭,并强化左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宣传,以此来作为自我防御的手段与对策。

“自我退缩性的防御反应”所导致的自我封闭,以及由此造成在中国的全面“脱钩”,正好是美国反华保守派所希望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层对此都有明确的清醒的认识,中国决策层提出,“要用高层次的开放,来促进深层次的改革。”中国领导层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是十分正确与有远见的智慧之举。只有高屋建瓴,阔视远想,才能击败反华派迫使中国世界脱钩的图谋。

用新的政治话语来消解西方“红色帝国论”的误解向世界展示中国博大宽容与开明的形象

中美关系恶化的关键,是美国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定中国正在走向“红色帝国化”,要消除西方对中国是“红色帝国”的误解,可以通过使用西方人能理解的新的政治话语。

这种政治话语,一方面,要表达中国与世界文明相互融合,中国并不是西方某些人想像的世界文明的“异类”,中国与世界各国追求并共享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另一方面,要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本民族追求现代化与人民幸福目标的重要性。

应该明确指出,中国决不是西方人误以为的“红色帝国”,所谓的红色帝国,在西方人的语境中,指的是这样一种体制,即通过世界革命、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统制经济的方式,以暴力革命方式,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目标的革命体制。

然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的中国,通过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对外开放,以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并拥抱全球化,在意识形态上,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取代了过时的教条主义。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中,创造未来,中国根本不是某些西方人心目中的冷战时代的“红色帝国”了。

中国决非西方人误解的“红色帝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共领导人的重大理论表述中看到。在2018年5月“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篇由政治局全体委员出席的隆重大会讲话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执政党人对世界的看法。

这篇讲话充满了新时代的精神,在整篇讲话中,超越了“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超越了“唯暴力革命论”与浪漫的“世界革命论”。

讲话中还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述,还论述了中国与世界融合的大趋势不可阻挡,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交往的世界性,各国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里,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这是何等鲜明的新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新表述,都充分表达了中国人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决心与意志。

我们应该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处理意识形态与外交与国际事务的关系,化解国外对中国正在以“红色帝国的方式”崛起”的误解与担忧,为重塑中美关系,提供指导思路。

西方人最大的误解是,把中国的一党领导下的体制,视为“极权体制”(Totalitarian regime),这个概念把列宁主义、斯大林、法西斯主义,都用“一党政治”来概括,并将它们混同为同一类体制,从世界政治学领域来看,西方保守派人士的知识谱系中,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党领导体制,都被理解为“极权体制”。这种观念在西方政治学与意识形态中是一种主流观念。必须对此有中国人的回应。

如何化解西方人对中国现行体制的误解?可以向全世界说明,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改革以前的旧体制,转变为一种“发展型体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需要政府具有强大的权威,以保证转变时代的政治稳定与经济进步,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邓小平以来,通过执政党的铁腕,通过解决八九风波与邓小平南方讲话,先后让体制内的极左派与社会上的极端自由派思潮,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并迎来了经济改革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国的成功,正是这种“发展型体制”的成功,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种体制是中国人改革开放鲜活实践的产物,却在国际政治学中,尚没有予以充分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会一步一步在自己的经验摸索中,找到符合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中国将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将来的中国也决不会变得和西方一样,中国这样一个如此体量的、有着厚重的本国文明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它的社会主义民主形态,当然有着本国的特色。其中也包含着革命时代积淀下来的新文化特质。

至于未来中国民主采取什么形态,这是中国人在探索过程中集体经验的结晶,这一切还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还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描述,但肯定包含着人类的共同经验与本国经验的结合。

更具体地说,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行体制,就是一种在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中摸索出来的、尊重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多元的、用常识理性为基础的“发展型体制”。(在中国民间,也有学者包括作者本人,称之为新权威主义。)

当中国人用“发展型体制”的话语,而不是用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话语,来应对西方挑战,并处理中美关系时,就会有几个显著的优势。

——首先,它强调政府保持强大集中性权威,是为了超大型国家经济整合与社会发展稳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浪漫的“世界革命”的组织需要。这种权威是一种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旨在于引导与整合资源的权威。

这种话语思路比较能够得到西方社会大众的理解,让他们摆脱反华保守派意识形态的煽动。几年前,一位西方记者在电话采访作者本人时,作者提到新权威主义的这一优势,这位记者说,你这样说,我们美国人就能听懂了。这表明这种论述,在西方社会是可以被理解与可接受的。

—— 其次,它保持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治理的方向感,而这种民主方向,并不以西方式的民主为归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西方简单的一人一票大选式的民主,很难避免广场民粹主义,中国的民主,是一种旨在于集思益中形成的集体经验。

这样,中国就不是世界是的异类,而是人类文明殊途同归的兄弟。中国民主的发展也将为世界处于西方民主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物。

—— 第三,这样的表述,淡化了意识形态对峙。对消除西方人的“红色帝国”的迷思(Myth),具有积极意义。

这种中国特色的发展型体制,强调了民主、自由,法治、公平的精神是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同时,又强调了集中统一领导在在实现民族富强的现代化目标这一阶段的历史必要性,这就一方面赋予中国“发展型体制”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保持本国政治的特色的同时,又满足了全世界对中国未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期待。中国将被世界更好的理解。

中国决不是世界政治的孤岛,中国将被全世界更加友善的理解,它所造成的双方理解,也会以成为中美重塑新关系的桥梁。

要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真心维护者,中美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中美之间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通过坦诚谦和的方式,而不是彼此骂街式的对抗,与美国与世界各国对话,持之以理,感以至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能够化解轸域,别开生面。重塑中美之间的新关系。

退而言之,这样的话语表述,并不意味着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会由此消失,但至少这种利益冲突不再与意识形态冲突叠加在一起,而火上加油。这种对立的剧烈性将大为减弱。

柔中有刚,保持定力

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既不能高调,也不应自我妄自菲薄。首先,中国已经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以前的那个老大弱国,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国力与社会凝聚力,来应对外来挑战。中国入选全球500强的公司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中国国力已经可以与美国相比,而在于,中国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

只要中国不要因战争而中断自己的进步趋势,中国的比较优势将持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间在中国一边。

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个有望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具有世界上唯一齐全的产业门类,中国经济实力,中国的社会动员力量,政府的组织力量与军事力量,都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让世界印象深刻。这些都是中国的综合国力的体现。

其次,如果已经成为敌对方。一旦向美国示弱,一味退让,反而会让美国人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反华派也会更没有分寸感。这将与事无补。

第三,美国本身也有其严重的内部矛盾与困境。美国的民主也确实陷入到保守的民粹主义与激进的平等主义之间的严重价值冲突危机之中,美国社会的撕裂状态,是前几十年所没有的。

其次,大选前的美国正面临一场宪政危机,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说,特朗普一旦败选后,将会拒绝交权,拜登则表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将运用军队把特朗普送出白宫。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有多高是个未知数,但美国本身的危机也使这个国家并不如我们看上去那么强大。这与当年罗斯福总统应对日本帝国时的美国内部团结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美国的极端反华派竭力想与中国脱钩,但在中美利益相互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下,脱钩主义是两败俱伤之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所需要的工业品大部分来自中国,美国的农产品与高科技产品也无法卖给中国,高科技的高投入性质得不到高回报,也无法支撑。这些不利因素也是致命的。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必须必须有足够的自信,沉着应对,柔中有刚,不主动刺激对方,又在对方主动出击时,表现出自信与勇气。

西方有一句俗语,“刺刀碰到石头,也会缩一缩”。在双方博弈中,处于暂时的弱势方,也应具有这样的态度。

以柔克刚,体现的是水的智慧,水的智慧并不在其柔弱,而在于水滴石穿中体现的持续的“时间优势”。

以柔克刚,与柔中有刚,如何刚柔并济,两者如何统一,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写在书写历史的时刻:保持信心,走向美好的未来

有朋友问我,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的回答是,总结两千年帝制文明史,两百年近代中西文明碰撞史,与四十年改革开放史,中国应该走低调的、务实的、开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导向的发展之路。更具体地说,那就是尊重社会多元,尊重常识理性,摆脱陈旧意识形态干扰,超越文革式的极左老路,超越西式极右的邯郸学步之路,超越高调的、好大喜功的虚骄的民族主义。通过中道理性,出走中国富强之路。

这样的路,相信能够凝聚中国社会最广大的社会共识,避免社会分造成的意识形态分歧为基础的社会撕裂。

尊重常识,尊重多元,理性中道,超越极端,在尊重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海。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应该是我们铭记在心的古老的中国智慧。

中国作为一个超级规模的后进大国,在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之后,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融合世界,确实还处于漫长的学习阶段。

中国人爱好和平,勤劳刻苦,通情达理,有足够智慧的民族,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在世界各文明的合作共生中,合作共赢。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勇气,走向美好的未来。

千人计划的台前和幕后

德州大梨

美国有关中国千人计划的台前活动,多年前已有报道,2015年5月,郗小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家中被捕,郗小星出生于中国,在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来到美国从事科学研究,被捕前是美国大学的物理系教授兼代理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教授(兼职)、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客座教授。随后,美国地方法院以“间谍罪”起诉郗小星,起诉书称,郗小星大约在2002年加入中国政府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作为交换,郗小星反复寻求在中国获得一些“名利双收的职位”。美国法院经过数月的调查,2015年9月以证据不足为理由,放弃起诉,成了一桩乌龙案。郗小星回到学校继续任教,但是,因为受案件牵连,失去了竞聘系主任的机会。

下面的例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现年48岁的张以恒来自中国,达特茅斯大学博士后。他从2005年起担任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任教,2011年归化为美国公民。张以恒主持开展糖制氢、纤维素制淀粉、生物燃料电池等多项前瞻性科研项目,备受校方器重,一路升到终身教授,直至2017年9月被捕。2019年2月,美国联邦法官裁定,千人计划华裔科学家、前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终身教授张五项罪名成立,他被控骗取美国联邦政府科研经费,从事他已在中国大陆完成的科研项目。5项罪名包括:一项阴谋欺骗联邦政府罪;三项伪证罪;一项妨碍司法罪。

这位叫李晓江,前Emory大学神经学家,2019年11月被美国政府指控欺骗政府,2011年,李担任中科院遗传所一个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承诺用两年的时间建立研究团队,从2014年起,每年用9个月时间为此工作。美国政府指控李欺骗了$34,888的工资和额外的福利。2020年5月,李和法院达成认罪协议,向国税局归还$35,089,一年刑期缓刑。去年,李被Emory大学解雇。

千人计划起源于2008年,下面是2015年中国人才网相关的文字:

千人计划的目的是利用海外的高级人才缩短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出发点是正确的。然而,它忽略了海外第一代海外华人生存环境中的一个难题,也就是在住国(美国)国家和国民对第一代移民的国家忠诚度的认知问题,像我入美国籍时,绿卡后住满五年,填一堆表,回答几个问题(好像有,第一个美国总统是谁?),交几百块钱,在一个体育馆,一大帮人乱哄哄地宣誓,国歌还唱不全呢,我就成了美国公民了。所以,美国政府有关第一代移民对美国的忠诚度是否存疑?这是一个复杂和敏感的问题。

其次,它忽略了种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不少的第一代华人移民,没有几年,英文还说不利索呢,竟然在大公司当上了工程师,在名牌大学当上了教授,对于其他的种族来说,除了羡慕,是不是有恨呢?

第三,忽略了海外华人一盘散沙的特点,就是内部不团结,政治参与度低,向华人开刀,政治成本很低。

第四,它也忽略了海外的法律,职业操守和行业利益冲突的问题。一味的用各种待遇吸引,使得不少本来已经衣食无忧的高端人才,在个人利益面前,失去了方寸,造成了在海外被调查或被起诉的后果。

第五,有一点儿搞笑了,据说,FBI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千人计划名单,一个一个地查,结果真查出了不少问题,而且省了很多时间

第六,现在的这些案例,对未来华人在美国学习,就业和生活将会造成恶劣的深远影响

第七,为西方反华政客污名化中国,提供了口实

所以说,千人计划的制定,推出和执行的幕后,反映了当年中国政府的某些人,急功近利,对海外情况缺乏了解,自以为聪明,造成了如今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教训是惨痛的。对这些猪一样的队友,是否应该恢复杖责呢?

美国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

作者 黄亚生

(原)编者按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多个阶段。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过去40多年里,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

黄亚生教授表示,由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极大地影响中美两国各个层面的交往。

本文由“亚生看G2”首发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分艰难的阶段。两个世界大国在这场全球大流行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没有选择紧密合作,而是选择了两败俱伤的对抗。今天这篇文章谈谈美国在过去40多年的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从1978年到现在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和强调。第一,这里所谓的“共识”指的是美国内部对中美关系相对统一的认识,而不是指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更不是指中国内部对中美关系达成的共识。第二,所谓的“共识”绝不是铁板一块,很多时间在美国内部是有争议的。比如“交往战略”共识在小布什(2001-2009)和奥巴马(2009-2017)时期已经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和质疑。

地缘政治(Geopolitics)共识 (1978-1991)

          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到苏联解体的这十几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稳步的发展。在这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用三点来概括。

第一点是美国选择了接受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现状。1978年12月16日,中美联合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双方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交。与此同时,美国同意结束与台湾政府的正式外交关系。中美的建交表明了美国正式放弃了对大陆的封锁和孤立政策(50-60年代),选择承认和接受中国大陆在世界舞台上有着一席之地。

第二点是美国认为在美苏对抗的大环境下,中国具有平衡地缘政治的重要功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就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内积极推行“联华制苏”的观点。1978年,他撰写了一份名叫《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的报告,强调必须通过“积极大胆地发展美中战略性关系”,还击苏联扩张。布热津斯基这个观点在苏联侵略阿富汗以后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布热津斯基还积极推动对华军售,希望可以“技术扶华”对抗苏联。卡特政府展开了和中国的教育,科技领域的合作。

第三点是美国对“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有一定的期待。除了抗衡苏联,布热津斯基积极推动通过对华军售来“技术扶华”的另一个主要论点就是中国当时正在“告别文革”,对华的技术扶持可以鼓励其继续深化实践改革开放的道路,使其在制度上逐渐贴近西方国家。这个观点形成了下面讨论的“交往战略共识。”

布热津斯基(图左)和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图右) 图片来源:RT News

“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6)

          随着苏联的解体,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虽然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在美国眼中失去了平衡地缘政治的重要功能,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促使美国选择深入与中国的合作交流。在1991年到2016这二十多年里,虽然中美关系也多次出现过波折,但两国关系总体上还是逐步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对于美国来说,支撑这二十多年对华方针的核心是:“交往战略” (Engagement Strategy)。

我在2018年的一篇公众号文章《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中介绍过“交往战略”的含义。“交往战略”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影响中国的经济和体制改革,它和“遏制战略”最本质区别就在于它认为美国不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应该帮助和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崛起过程中。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接受留学生、鼓励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都是基于“交往战略”这个思维模式。多年来,美国政治、知识和商业精英相信通过和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通过允许这些国家参与到更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来,可以推动这些国家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推动市场开放。这个观点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也被小布什用来作为支持持续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论据。

“交往战略”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 图片来源: RT News

对于美国来说,“交往战略”肯定有经济的考虑。但这里有些细节很重要。第一,美国是个多元的社会,虽然政界、商界和学界可以对某个问题达成共识,但是他们达成共识所依据的逻辑可以是不同的。商界考虑比较多的是经济方面的利益,但是政界和学界考虑比较多的是上面提到的“交往战略”对体制演化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 所谓的“商业利益”是有一个具体定义和理解的。在“交往战略”共识形成的初期,人们对“商业利益”的普遍理解是由进入中国市场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通过效率提升—比如降低劳动力的成本—所带来的利益。在经济学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由扩充带来的增长(Extensive margin growth),一个是由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增长(Intensive margin growth)。市场进入对应的是前者,而降低成本对应的是后者。从经济角度,多赚一块钱(市场进入)和节省一块钱(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说是等同的,但是从心理和政治角度,区别非常大。扩充带来的增长的受益者可以是资本也可以是劳工,也可以双方都收益,但是效率的提升主要的受益者是资方和高技能的劳工。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交往的获利主要是从效率的提升中获得的,这成为了日后美国内部质疑和中国经济交往的一个原因。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

             美国国内对华态度一直不是只有一种声音的。“交往战略”这个共识在美国内部的质疑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获利被认为不是双赢的:资方获利是建立在劳方失利的前提下。“交往战略”的这二十几年里,从中国获得的商业利益,主要是由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一个是通过低成本劳动力,还有一个是通过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但不是由市场进入带来的销售扩充。这种提升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加速了美国的贫富不均和锈带制造业的衰退。

          对“交往战略”的另一个质疑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内部并没有发生交往战略所预期的体制改革,而且有向相反方向发展的种种迹象。2014年我和几位学者一道同奥巴马进行过一次交谈,他当时已经对“交往战略”的几个假设提出了各种的质疑。特朗普2016年上台后,美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交往战略”,但是美国商界和学界整体放弃“交往战略”是在2018年上半年,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体制变化。

“交往战略”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 图片来源:RT News

          美国最先改变的是在贸易领域。美国开始转而寻求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要求中国遵守其期望的贸易规则。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决策者不认为中国内生的法制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它加入WTO时做的承诺,而必须靠外部压力。这是贸易战共识的基本假设。我在《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中就谈到,这后面有深层的因素,包括代表美国鹰派崛起的特朗普,但更重要的推动因素是中国自己这几年国内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的发展。美国放弃“交往战略”绝对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交往战略”从来没有排斥中国的经济发展,它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会不会影响经济和体制的发展。“贸易战的共识”的前提就是它否定经济交往会带来任何对中国经济和体制的发展的影响。

          如果把“交往战略”比作是“先交货后交钱”,那么特朗普任下形成的贸易战共识可以被形容为“先交钱后交货”,要求中国先遵守贸易规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

          特朗普对华贸易的强硬做法在美国国内各界,以及两党内都是受到广泛支持的。虽然美国内部对贸易战的这个手段有分歧,但对其的目标、目的是有共识的。比如说,一贯亲华的苹果CEO库克在贸易战期间表示中美过往贸易确实存在需要调整的时候和地方。再比如,华尔街巨鳄黑石集团(Blackstone)创始人苏世民(和中国官方、民间有长期交往)2019年接受电视节目采访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长期被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伤害(不保护知识产权、市场很难让外国自由进入等等)。”贸易战期间,民主党人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表示她并不担心对华关税,并称这应该是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她指出美国应该更有“攻击性的”向中国施压。我在之前参加一个加州学术会议的时候也发现,美国现在很多年轻的智库学者,即使是民主党人,也对华越来越强硬。

在中国问题上,苏世民一直属于华尔街的温和派,但他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也有自己的担忧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虽然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移民政策、退出全球变暖、退出伊朗核协定等举措有强烈分歧,但美国国内目前就对华强硬这一点有广泛的共识,这一点即使是换了一个民主党总统也不会快速扭转。

体制冲突共识 (2020- )

          新冠状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使得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冠状肺炎加强和修正了贸易战共识,也可以说是贸易战共识的加强版。美国国内两党政客目前都认为中国的制度有严重的负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负面外部性指的是“行为主体的活动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个认识动摇了“交往战略”和“贸易战”这两种共识。“交往战略”主要关心的是体制对中国内部发展的影响,而不是它的外部性。贸易战关心的是美国自己能否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如果中国的体制本身不阻碍美国商业利益,它的运行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体制冲突共识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中国的体制本身构成了一个对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威胁。一个后果是中美关系不再处于美国政治、商业和学术精英的完全掌控之中了,美国各界和老百姓都开始影响中美关系。一个例子就是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4月21日,美国密苏里州司法部长向联邦法院提交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指责中国在疫情上“掩盖事实”,需要为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经济影响负责。除此以外,目前国会共和党议员在推动议案,让美国民众可以在联邦法院起诉中国政府。推动这一议案的共和党议员们表示指责中国早期掩盖真相,导致美国人生活被毁,并希望可以成为1976年通过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下的一个特例,让美国民众可以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政府。根据美国哈里斯民调(Harris Poll)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过半数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应该就新冠全球大流行进行赔偿。在法律诉讼外,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还在推动向中国索赔。共和党参议员格林汉姆4月中旬要求美国可以拒绝向中国偿还美元国债作为补偿,并征收“大流行传染病关税”。这个索赔和前面提到的法律诉讼是分别的,索赔是联邦政府的行为。

虽然诉讼和索赔可能不具有法律依据和现实可操作性,但其背后映射的美国政界的态度变化可能是未来十年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有一个可能的影响就是和中国政府密切的企业在国外的资产安全会承受风险。目前特朗普还在要求美国情报部门调查中国和世卫组织(WHO),希望了解两者在早期有没有掩盖信息。

新冠疫情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态度愈发强硬 图片来源:Axios

结语

从短期来看,在体制冲突共识的大背景下,目前特朗普政府有三种可能的对华措施:1)寻求取消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2)取消中国“外国主权赦免”,可以让美国起诉中国政府,但是该选择会有很大合法性麻烦;3)增加新一轮关税。其中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特朗普本人也更倾向于第三种。在前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在被问到是否寻求取消美国国债时表示,“我有其他选择,甚至可以得到更多钱,我只需要施加关税就可以了。”不管特朗普政府做出哪种选择,有一个事实是确定了的,那就是特朗普政府要鼓励企业把制造业供应链撤出中国。美国副国务卿凯斯·克拉奇(Keith Krach)近期表示,“过去几年我们都在减少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依赖,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们必须加速这一进程。”从长期来讲,体制冲突共识将会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态势, 这将会给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业务,中国学者在海外的交流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带来巨大的影响。文明和经济发展都不会带来冲突,但是体制冲突看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了。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