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 Time: 2 minutes 作者：硅谷维立
第一篇：领导力
在职场的进步就是一个逐渐获得领导力的过程。如果对领导力的误解让我们放弃对领导力的追求，或者追求起来满心愧疚，仿佛出兵打仗却师出无名，当然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我们对领导力的误解从何而来？答案每一天都能看见。
在硅谷乃至整个美国职场，中国人不如印度人干得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谷歌总裁比才和微软总裁纳德拉，都是二十多岁才来美国念研究生院的印度新移民；在硅谷大部分公司，职位高的中国人凤毛麟角，印度的副总裁、总监却比比皆是。统计数据表明，印度人创投的高科技公司数量远远大于中国人，印度人的收入中位数中国人也比不上 。
很多中国人对此都愤愤不平，聚在一起时也经常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这些分析有的上升到历史高度，有的深挖文化根源，有人认为印度人英语好，善于夸夸其谈，更加能说会道，也有人说印度人天性刁钻狡猾，不如我们中国人老实忠厚。
这些高谈阔论可能多少都有些道理，但我今天只想讨论众多原因中的一个：中国人对领导力普遍有很深的误解，这种误解妨碍了我们在职场的进步 。
在职场的进步就是一个逐渐展示和获得领导力的过程。 如果对领导力的误解让我们放弃对领导力的追求，或者追求时扭扭捏捏，满心愧疚，像出兵打仗却师出无名，又或者追求起来不得要领，当然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我不是第一个指出硅谷的中国工程师缺乏领导力的人，事实上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为什么中国工程师缺乏领导力，却没听到有说服力的论述。当然背后的原因一定是中国文化，估计孔子难逃其咎。但中国文化到底怎样侵蚀了我们的领导力，孔子的罪状到底是哪一条，我并没想清楚过。
有一年回国探亲，正赶上召开一个重要会议，每天电视上铺天盖地全是开会场面。但这些场面没白看，多看几眼以后，我突然茅塞顿开，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我们这代人普遍缺乏领导力，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原因：我们从小观看领导做报告的会议场面，天天看，月月看，年年看，终于被引入一个误区，以为领导力就是在会场上正襟危坐、装腔作势地作报告。
自己也在职场摸爬滚打很多年后，当然知道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首先，领导的工作并不全是开会；第二，即使领导们开会比较多，开会也不仅仅是开会。 一个会的背后有很多准备，所谓功夫在诗外。如果说有些会是在一个漂亮的蛋糕盒上系一条缎带，确保这个蛋糕味道鲜美，外表好看，而且按时完工，完整地装进盒子，却是缎带能顺利系上去的先决条件。
每一个重要会议都有一些直接的准备工作，比如制定议程、准备讲稿等。我们的资深副总裁（恰好是印度人）每次开全体员工大会前，都首先由手下的经理们起草讲稿，好几个人花好几个半天开好几个会才能定案。然后再由我们部门负责营销传播的语言专家润色文字，还要拿给负责软件界面设计的平面设计师配上合适的图案、字体、颜色、动漫。这样一轮又一轮地修改润色，一个团队至少有一周时间被他支使得团团乱转，手头的其他工作都要暂时放下。
这还是直接的准备工作，还是小菜一碟，间接的就更多了。比如资深副总裁要和与自己官阶相同的一帮同事一起参加上司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海滨度假村举行的会议，届时要汇报本部门的工作成绩。这个工作成绩可不是一个星期可以变出来的。如果过去半年没有发布新产品，新版本，顾客数量没有大幅增加，公司下达的支持欧盟数据保护条例的硬性指标没有完成，在会上发言时必定灰头土脸，上司脸色阴沉，同事幸灾乐祸；反之则神气活现，趾高气扬，等待着的是领导的表扬，亨通的官运。
其实这些都是常识，在公司工作几年后都会知道，但人有时候很顽固，幼时灌入脑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如果不去刻意消除，有意无意地会一直对我们的行为起作用。
虽然一定有其他因素影响我们对领导力的看法，但以前每天都看的电视最排山倒海，直截了当。只要是领导，一般来说肩上总是有些责任的。 即使这些责任只是搞办公室政治，也需要才华，需要付出努力。电视台不知何故绝不透露领导们从事有挑战性工作的细节，而是把他们的工作简化成像机器人一般坐在会上念报告，还用这种形象狂轰滥炸地给我们洗脑，在造成我们对领导力的误读上做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有人可能会说，把新闻媒体挑出来做靶子没抓住重点，这不过是冰山一角，一个庞大系统的门面。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但我以及多数留学美国的华人，作为普通百姓和局外人，只有资格看看电视，读读报纸，所以只能谈门面，谈不出内幕。也正因为如此，门面对我们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了内幕。
如果父母是领导，还可以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对领导力获得更全面和正面的了解。但对父母不是领导的人来说，报纸和电视成了我们在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了解领导力的最主要甚至唯一途径。
按理说父母在单位也可以观察到领导工作，但或者他们工作单位的运作跟我们现在的公司不同，或者报纸电视宣传的威力实在过于强大，他们似乎也普遍认为当领导就是对技术一窍不通，冠冕堂皇，夸夸其谈，发号施令。他们如果自己是业务水平高的技术人员，对领导虽然表面服从，心里多半不屑一顾。
其实他们自己并不一定能胜任领导的工作。妈妈因为业务好的缘故，有一阵子当了小组长。作为小组长，她要把工作分配给管辖范围内的人，但人人都推三阻四，挑肥拣瘦，她只好自己把那些最棘手的活儿都包下来，算是体会了一点当领导的难处。
根据我很不全面的个人观察，那些中年以后最有成就的同学朋友，父母很多都是领导，即使是技术人员，也是技术部门的领导。我的猜测是，他们的父母有意无意地给了他们一些关于领导力的教育。如果他们本身又是学霸，这些教育当然如虎添翼。 其他人不是没有希望，事实上也有很多人经过学习和体验，超越了少年时期教育的局限。但对多数人来说，必须挣脱小时候形成的关于领导力的错误观点的桎梏，成功的路上自然多了一道障碍。
所以，中国文化确实导致了硅谷工程师领导力的缺乏。但相对于那些几千年老的古书上写的看不懂的句子，这些每天上演的节目才更是我们浸淫其中无法逃遁的活生生的中国文化。
领导力到底是什么？ 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我不是专家，但专家们一般认为领导力有下面几个容易被误解的特点：
第一， 当领导是需要付出努力的细致工作。 事实上因为领导责任重大，需要操的心还更多，做的很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服务性工作。这个工作需要的才能跟技术工作不一样，但正如当领导的人不一定能做好技术工作，做技术工作的人也不一定能当好领导。如果以为领导不做事，只是要别人做事，绝对是一种错误；
第二， 领导力和领导的职位不是一回事。领导力是一种技能，其最根本的特点是能推动他人来做成事情，因此需要建立关系，了解他人心理，拥有有所作为的热情。 有头衔的人不一定拥有这些技能，没有头衔的人也可以拥有这些能力。在理想状态下，处在领导位置的人应该拥有领导技能，而且头衔确实有利于发挥影响力，但一个人并不需要等到当上领导再发挥领导的影响力；
第三， 领导力是一种值得开发的潜能。 领导力中的勇气、胆量、关怀、洞察力、奉献精神是成熟的标志，是一种人格魅力。即使没有官瘾，开发领导潜力与作为一个普通人实现个人成长，这两个目标几乎完全一致。
正如上面第二条指出的，领导并不一定拥有领导力。坏领导我们见过，但我们也见过好的领导和领导行为，不能因为几个歪瓜裂枣就否定领导力。从中国同事聚在一起的评头品足，可以听出不少人都对领导力持冷嘲热讽的态度，把在职场的进步等同于削尖脑袋的钻营，把领导力等同于装模做样和装腔作势。这种态度当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们成长过程中无孔不入的媒体对领导力的曲解第一个要负责任。
对领导力的误解会让我们在职场上走一些弯路，因为即使是按图索骥，图上的马也要画得像才能找到；而更重要的是，少年时期被一再强化的对领导力不够尊重的看法，削弱了我们追求领导力的热情和动力。
追求升职当然是为了加薪，拿更多钱回家，头衔听起来也神气。但如果仅仅如此，如果缺乏对领导力的尊重，内心深处并不认为领导力是值得追求的自我成长的目标，是一种正面的、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给自己增添智慧和魅力，追求起来自然羞羞答答，勉为其难，心猿意马。以这样的状态参加白热化的竞争，输给对手是意料之中的事。
语言能力差和对主流文化的不熟悉，显然影响我们在职场的发展。但为什么这些问题一直不能解决，值得思考。 刚来美国时英文不如人还情有可原，毕竟人家在英语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但在美国居住十几年后，还能用这个借口吗？
第二篇：英语水平
为什么硅谷乃至整个美国职场的中国人不如印度人成功，每个人都可以列出很多理由，但几乎人人都同意的一条是，印度人的英语远比我们熟练。
记得刚来美国时，中国同学常常很纳闷，为什么我们说话清清楚楚，美国同学一头雾水；印度同学说起话来叽里咕噜，含混不清，美国同学听起来却毫不费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印度人口音虽重，但语法正确，用词恰当，表达意思清楚完整，英语水平甩了我们十条街都不止。 美国同学能无障碍地与他们沟通，毫不奇怪。
跟印度人接触较多、自己英语也略有进步后，对他们优越的英语水平有了更多体会。比如他们的词汇丰富，会使用一些很生动、很贴切的词，这让他们说起话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企及的韵味。
午饭后跟印度同事一起出去散步，她说今天的太阳不像昨天的那么“scorching”（灼热）；在会上对经常给我们使绊子的兄弟部门表示不满，印度老板说我的观察非常“astute”（敏锐）；有一次讨论问题时我中途改变了立场，相熟的印度同事马上私下送电邮问我为什么有这样的“volte-face”（变卦，突然翻脸）。这些词虽然中国同事可能也认识，但我从没看到他们使用过。
当然印度英语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偶尔有一些奇怪的说法，还造了几个英文里原本没有的词，比如用“prepone”（提前）作为“postpone”（推迟）的反义词。但除了这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外，他们的英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表达起意见来绰绰有余，经常还能口若悬河，语惊四座。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的英语问题就多了，可以说是百仙过海，各显神通。公司里很多同事不管是讲英语还是写英语百分之八十的句子都有严重问题。网上聊天时，有些人也会使用英文，但其中不少英文都错误连篇，让人不忍卒读。
有些人以为，我们中国人词汇可能贫乏一点，但语法是过硬的，因为我们都有十多年扎扎实实的语法训练。但我们十多年的语法学习效果其实并不好。 或许是教学方法不够先进，或许是练习太少，理论不能和实际结合，虽然语法规则都学过，但是不是完全理解，是不是都还记得，是不是烂熟于胸，是不是能顺手拈来，就很难说了。根据我的观察，回答是“no”。
还有人说美国人自己也不注重语法。但美国人虽然不时刻把语法放在心上，还从没见过一个美国人说英语像有些外国人一样错误百出。 科学家早就发现，小孩与成年人学语言的学习机制不同。小孩学语言主要通过模仿，他们的脑子可以像海绵一样吸收环境中的各种语言信息，并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但这种能力在青春期之后就消失了。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人即使不去特别注意语法，也学到了语法，我们外国人则只有老老实实下笨功夫，否则捷径反而成了弯路。
因为英文不够好，我们中国人对美国文化也不如印度同事熟悉。 印度同事对美国的热门电影一般都有所知晓，不像中国同事只在《疯狂的亚洲富豪》上演时才去趟电影院。很多印度同事也爱读英文书。十多年前，我读了Jon Krakauer的Into Thin Air，后来又一口气读了很多他写的别的书。但之所以读Into Thin Air，就是因为一个印度同事的推荐。
有一次去吃午饭，因为没找到熟人，餐厅又挤，便和几个不认识的印度女同事坐在了一桌。这几个印度同事活泼健谈，思维发散，从家中打扫卫生的烦恼，扯到Marie Kondo（近藤麻理惠）的 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又从这本书的书名，联想到另一本畅销书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ck。我当时就想，我们中国同事是不会有这种谈话的。我们的话题永远是房价和爬藤，如果形而上一点，也是《小欢喜》、《甄嬛传》。
语言能力差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主流文化的不熟悉，肯定影响在职场的发展， 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不必多说。但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不能得到解决，倒是值得思考。刚来美国时英文不如印度人情有可原，毕竟人家在英语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但已经在美国居住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不能还继续用这个借口来挡驾。
我们常说，硅谷的中国人不如印度人成功，原因之一是缺乏领导才能。至于为什么缺乏领导才能，一个经常提起的理由是中国留学生的选拔机制决定了这些人都是书呆学霸。既然都是会念书的人，学英语对我们应该是小菜一碟；但实际情况是，虽然不乏成功的例子，整体而言硅谷工程师们的语言水平并没有随着在美国年头的增长而有所突破。
对于这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我的猜测是，中国的留学生们虽然会念书，成绩好，却并没有强烈的求知欲。事实上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驯服地接受的那些填鸭式教育，反而破坏了我们的求知欲。
学习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自己的智力活动，更重要的是，生活在一个讲英语的国家，这里的新闻、娱乐、教育资讯都使用英文，一个有求知欲的人一定希望了解一下它们是怎么回事。
学习语言当然可以增强职场竞争力，但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诱人的目的。
第一， 英语世界里的文化生活，比中文世界的更丰富， 提高语言能力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享受人类文明和智慧的成就。
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及其他原因，中国出产的文化产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还不能跟美国相比。前几年《人民的名义》口碑爆棚，我也赶时髦看了。这部剧确实不错，其中有几场戏很精彩，但也有几处拙劣到让人有点尴尬。
同时期我也看了美国有线电视频道AMC的《最好给索尔打电话》（Better Call Saul）第二季。这部电视剧角色丰满，情节发展出人意料，让人拍案叫绝，却又行云流水，毫无牵强和做作，演员的表演和其他方面也都无懈可击，质量比《人民的名义》高出好几个档次。
书就更是如此了。我爱读书，也怀念中国语言。中文书和英文书同时摆在面前，我一定先读中文。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却是，中文书的质量与英文书相比，尤其是在非虚构图书领域，实在有太大差距。
西谚说，人如其食（you are what you eat），其实人也如其读（you are what you read）。都知道饮食对身体状况有直接影响，既可以病从口入，也可以吃出健康，读物作为精神食粮也如此，也直接影响人的心智、眼光、见识。有些读物让人浅薄、偏执，有些却让人清醒、明智。如果没有好读物，像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的，是没办法的事情。但生活在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那么多有营养、有趣味的东西都唾手可得，不去享受似乎是暴殄天物。
近二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一些一线城市的物质生活似乎已经赶上美国，留在国内的好些同学都成了财大气粗的富豪，这让很多留学生怀疑自己当初出国是否错了。我非常幸运地不怎么遇到张牙舞爪的富豪，我想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同学朋友不够成功，但万一你碰上某些土豪爱炫耀自己荷包鼓，如果你读了更好的书，看了更好的电影，视野因为读《大西洋月刊》而不是“文学城”网站而比较宽阔，如果你这几十年磨练了你的英语，享受了世界上最高成就的文化艺术成果，你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感到失落。
第二，学英语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也是我们华人最重视的，就是可以跟孩子有话可说。
对很多人来说，事业并不那么重要，拼不过印度人就算了；买几套投资房，小日子过好也行。但有一件事情比自己的生活更重要，那就是孩子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
牺牲自己的生活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牺牲自己的事业把孩子推进藤校，是华人常见的行为。但孩子上的大学再好，事业再成功，如果跟孩子没有共同话题，跟孩子在精神上越来越疏离，这种成功意义也不大。
养儿育女的最大快乐不是推他们爬藤，然后沐浴在藤校的光环之中，而是和他们一起成长。 他们三岁读Good Night Moon时和他们一起读，他们十岁读哈里波特时和他们一起读，他们二十岁读The Fountainhead时还是和他们一起读。当孩子在人生道路上飞奔时，多陪他们一程，多一些跟他们并驾齐驱、有话可说的日子，是父母们的梦想。对我们这些居住在北美的父母来说，学好英语让这个梦想有了更多实现的可能性。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我一直认为，学英语是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一件值得终身努力的头等大事。 这不仅是为了在职场上和印度人竞争，更是为了抓住生活赐予的一个丰富自己的机会。如果来美国的第一天起就这么做，今天已收获满满；但今天开始也不晚。虽然学语言是慢功夫，不会立竿见影，但假以时日一定会见到功效。
但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到处是英语的地方，却不能从环境中吸取营养，十年后的英语还是和今天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大概都不够强。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职场上输给印度人，是不是也不能怪别人呢？
第三篇：表达能力
人到中年后，不能永远把自己的不足归咎于遥远的过去。为什么我们的表达能力得不到提高？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中还有一个因素，对表达能力的杀伤力比其他几个因素加在一起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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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在硅谷公司比中国人成功，原因之一是他们能说会道，也就是说他们有更好的表达能力。
我们部门曾经有一位印度架构师，聪明能干，妙语连珠，颇招人喜欢。后来职位高了，人也懒了，再也不动手写程序，只谈高深的哲学问题，引起诸多不满。加上换老板等原因，终于走路。
但他还在公司时，我自己的事虽不找他浪费时间，跟别的部门开会时却愿意拉他同去。他永远信心满满，振振有词，动不动就画系统架构图，遇到剑拔弩张的场面也镇定自若，不慌不忙，绝不会气急败坏，言辞不当。与外人吵架，当然是找这样的队友比较有底气。
表达能力是把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让他人理解的能力。中国人英语不如印度人，表达能力肯定会受影响；但表达能力不等于语言能力。表达能力以思辨能力为基础。只有能想清楚，才能说清楚。脑子里空空如也，混沌不清，辞藻再华丽也不可能有什么表达。缺乏表达能力的人，有时候其实是缺乏清晰的思考能力。
另一方面，脑子里的想法也可以借表达得到梳理。只有能表达出来，才已经将一个观点真正想透。无法表达的思想甚至不能算思想，正如哲学家韦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表达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磨练表达能力是帮助自己获取思想的有效工具。
为什么中国工程师在大会小会上发言都不踊跃？有人认为是表达能力差，有人认为是无话可说。但在很多情况下，无话可说和表达能力差，两者之间只有很细的一条线，甚至就是一回事。表达能力提高后，你会发现自己奇迹般地对很多事情都有了看法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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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之所以表达能力比较差，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有关。成长环境中最主要的环节是学校，学校教育中最明显的弊端是文科教育的薄弱。
中国从中学就开始文理分科，我们这些留学生，尤其是硅谷的工程师，几乎都是理科生。理科当然也需要表达，但理科问题的答案本来就比较精确，表达还可以借助公式和图表，而学习人文科学时，不管是历史也好，文学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讨论和发挥的空间大，表达能力也就得到更多锻炼。
但即使我们学过几门文科课程，或者即使当年是文科班的学生，表达能力的锻炼也很欠缺。现在的学校教授文科课程的方法不知是否有所进步，在我上学的时代，学习文科课程全是死记硬背，从来没有对历史现象、哲学理论发表过自己的意见。
美国的高中生就要写论文分析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如果碰上要求严格的好老师，批阅后的论文边缘打着红色的问号，写着“为什么？”、“逻辑不清”、“太啰嗦”、“更详细地阐述”等评语。在包容的环境下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经过老师体无完肤的批评和拷问，再进一步完善自己的陈述，逻辑思维、归纳整理、文字阐述的能力都会一步一步得到提高， 可惜我们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美国不但高中不分文理科，很多大学也推崇文理通识教育（liberal art education）。这种教育不仅让学生接触多方面的知识，成长为更全面的人，也有机会锻炼各种能力。
将人文教育简化成向学生灌输知识是很可惜的；如果这些知识还经过教育者有偏见的筛选，更有毒害青少年之嫌。只有还人文教育以本来面目，不仅传授知识，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才能培养出有思想、有批判眼光的公民。 否则一代又一代人还会继续缺乏思辨和表达能力。
– 3 –
但学校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家庭和社会也不热衷于培养我们的表达能力。
很多人都熟悉肯尼迪家族的故事。在肯尼迪家，吃饭是一件热热闹闹、吵吵嚷嚷的事情。肯家孩子本来就多，父亲又善于抛出各种问题，引起孩子们的兴致，启发他们展开讨论，结果餐桌上总有天南海北的交谈，总是就各种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这样的经历不但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培养了孩子们的口才，也让他们习惯了争论与交锋，为他们在政界发展做了准备。
这样的情景在我们的家庭是难得见到的。父母们或者为生计奔忙，对孩子的教育无暇他顾，或者不注重充实和提升自己，跟孩子无话可说，又或者从来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对孩子只有批评和说教。 不管是哪种原因，结果就是没有利用孩子在家的时间跟他们沟通、交谈，一方面和他们联络感情，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表达和辩论的好习惯。
家庭之外的社会也不给力。在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英国议会辩论的情景。黑压压一屋子人，一个个都滔滔不绝，咄咄逼人，言谈中满是英式幽默和嘲笑讥讽，听起来都淋漓畅快。
相比之下，我们的电视新闻上只看到领导们坐在会场上作报告听报告，却从来看不到他们辩论的情景，虽然我敢肯定他们也是辩论的。当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每天耳濡目染受雄辩家熏陶的时候，我们的年轻人错失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记得台湾立法院以前常有议员打架的丑闻，这个议员冲上去扇那个议员的巴掌，那个议员扑上来揪这个议员的头发，看起来很可笑。
不少人对为什么台湾议员比英美议员有更多肢体动作提出过各种解释。但跟人争论问题时，被人戳到痛处，或因为某种原因没能说出自己最想说的那句话，确实非常气愤。这时情绪失控，行为失态，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想象。但如果从小有辩论的训练，对语言冲突更有平常心，被激怒的门槛就会比较高，也就会少打架，甚至完全不打架。
正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人工制造出来的缺乏辩论的环境中，没有训练过怎样在冲突中心平气和地沟通和解决问题，跟同事讨论问题时，只要意见不合，脸色一下就难看了，语言变得激烈，声音也高起来，讨论变得跟吵架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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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到中年后，不能永远把自己的不足归咎于遥远的过去。每个人都知道表达能力重要，都迫切地想提高表达能力。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逃离儿时的成长环境后，我们的表达能力进步不快。
对这个问题，答案还是要从成长环境中去找。我们的成长环境中还有一个因素，对我们的表达力比其他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杀伤力还要大。
这个因素就是，我们的脸皮都特别薄，都特别不愿意犯错误。
之所以如此当然有深层的文化原因，但至少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大概出于急于求成的心理，都很少给孩子成长和摸索的空间。孩子一旦说了他们认为不正确的话，就急急忙忙、过于热心地纠正。这种做法虽然教会了孩子更多正确答案，却破坏了孩子的直觉和自信。
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中，相信自己的直觉，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感到舒服，是一种宝贵财富。这种人看起来更有魅力和信心，内心则更加平稳，可以避免某些现代人的纠结和困惑。
在一个被师长们牢牢监控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动不动就说错话的孩子，是很难相信自己的直觉，建立坚定的自信心的。他们以后说话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在没有考虑成熟，确保自己能说出有分量的正确观点前，甚至根本不会开口说话。
这一点在学习好的乖孩子身上尤其明显。一个学生如果不是那么在意父母师长的看法，不太容易受这种做法危害。
尤其是如果我们来到国外，来到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当中，在大家都积极发表意见的环境中，我们谨慎害羞、深思熟虑的习惯，让我们失去了说话的机会。
表达能力是需要练习的。但如果我们在会上不好意思发言，怕自己的评论不够高明，怕自己问的是愚蠢的问题，我们就得不到锻炼。而那些脸皮厚无所谓敢于提问发议论的人却得到了更多锻炼的机会。久而久之，两种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然职场的进步不一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现在成功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但这不一定对，更不是每个人都要认同的。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喜欢的，最适合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一定以赚更多钱、获得更高职位为目的。
但即使在职场以外，拥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在各种场合都能将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甚至还能进一步说服他人，也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不管怎么样，脸皮厚一点，敢说敢干一点，做人一定做得更加爽快。
原载于：硅谷生活家
美国科学院华人院士80余人，大家比较熟悉的有李政道、朱棣文、丘成桐、颜宁等；美国工程院华人院士约140人，如崔琦、加州大学伯克利胡正明、斯坦福大学鲍哲楠教授等。下面两图分别是2013-2017的5年间两院新增华人院士人数统计。（更新：2018年共12人获选美国科学院（6位）和工程院院士（6位），2019年共4位华人获选美国科学院（2位）和工程院院士（2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