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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灯三角度 — 兼谈“美国要禁TikTok,为什么极左和极右派同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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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家煜  文章来源: 网络(略有编辑)

左右政治光谱现在出现一个新的现象,极左和极右派,原本应该是死敌,结果现在直线的光谱一折,变成马蹄铁,左右两端非常接近,行为上,有时候我们分不清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在讲话。比如说,现在美国要禁TikTok,极左和极右派居然同声反对。

但这现象,从左派取得政治权力后,在人类历史裡就已存在。列宁的革命,没有德国右派的阴谋,根本不能成事。而史达林和希特勒互相痛恨对方,但是却签下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因而欧战开打。左右沆瀣一气,史所常见。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呢?我们要先认知,所谓的左右意识型态,在根本上,所争执的是人类社会自古就有的一个紧张关係,到底“秩序”重要,还是“自由”重要。下面这一段是Ayn Rand的名著The Fountainhead裡反派主角的原话:

“现代社会的基本困扰是智识上的一个错误认知,人们以为自由和强迫是两极互斥的。要解决今天世界上的巨大问题,我们必需先把我们认知上的困惑釐清。我们要有一个哲学上的新角度。基本上,自由与强迫是合而为一的。给你一个简单的例子。红绿灯限制了你随意跨越马路的自由,但这限制却给你免于给卡车辗过的自由。如果指派一个工作给你,并且不准你离职,这会限制你职涯的自由。但却给你免于失业的恐惧。当一个新的限制加诸于我们的头上,我们自动地取得一个新的自由。自由与强迫是不可分的,只有接受全面性的限制,我们才能达到全面性的自由。”

插个话,The Fountainhead一书,有些人认为比Rand的巨著“亚特拉斯耸耸肩”更重要。我是读得有点害怕,尤其是这个左派反派的描述,根本就是许多历史上左派思想家、革命家、政治人物的化身,头头是道,又百发百中。而裡面的主要配角,光芒四射的媒体大亨,几乎就是黎智英发迹与败亡的历史预言。值得一读。

回到引言。

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自称是“自由派”的西方左派,对于限制自由,没有任何的内心窒碍。当他们动用媒体力量封杀川普的时候,他们没有限制言论自由的疑虑,当他们用Covid科学家的圣旨,限制人们活动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疑虑,当他们试图用调查局、检察官等司法力量阻止对手行政,甚至参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毁坏宪法的疑虑。为什么?因为“朕即王法”,没有他们挺身而出,民主已被法西斯搞死,自由自然也没了。为了民主,所以要摧毁民主,为了自由,所以要限制自由。你听听看这话有多谎谬,但又多么头头是道。

法西斯极右派当然不是用自由的理由来强迫人民,他们用的是秩序的理由,但到头来,法西斯和极左派,行为上,没有两样。Ellsworth Toohey讲的这段话,就是极左和极右共同的哲学基础,这是“为了你好,所以要限制你”的理由。

从根本上来看,没有红绿灯,十字路口就会混乱,所以要设立关卡,限制人的自由活动。但这限制,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照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看法,人性本善,如果没有后天的坏影响,人类会互信互爱,走到十字路口,就会互相礼让,自然地有序通过。这种天真的看法,后来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信仰,要让人类回到原始初真的本性,不得不用强制的手段,“改造人性”,而红绿灯的设立,只是历史暂始的必然需要,等到社会主义天国降临,人就自然会有序进行各种活动。现代左派的所有强制行为,都在这个蓝图下进行,除非把所有恶性的右派份子通通消灭了,人类不可能有真正的理想国,在消灭万恶的“种族主义者、资本主义家、恐同、反女等各种自大”之前,任何强制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红绿灯的第二个角度,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角度。霍布斯没有卢梭的天真,他非常相信人性本恶,不用后天的坏影响,只要让人自然地发挥本性,一定是自利而不顾他人的。所以不可能有自发性的走到十字路口,相互礼让的这种事。就算有傻子让了,很快也会因为别人的佔他便宜,而逼他也变得自私自利。因为人性本恶,所以要设立红绿灯,而且还要严格执行法律,人才会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才不会有危险。所以霍布斯的解决之道,竟然和卢梭一样,需要一个集体的力量,限制人们的自由,霍布斯称之为“国家巨灵”。没有国家巨灵,社会没有秩序,连人身、财产都朝不保夕了,还谈什么自由?法西斯的哲学基础,就是霍布斯的国家巨灵,虽然他们常躲在宗教的后面,但你真得认为希特勒这种恶魔会信神?

某党顶著共产主义的帽子,打著社会主义的旗号,好像信仰卢梭,但他们的行为,却更贴近该国历史的帝制,他们对付其人民的方法,正是霍布斯的国家巨灵。但不管是极左,还是极右,该党都是反对自由的。

红绿灯的第三个角度,是洛克(John Locke)的角度。和霍布斯一样,洛克不认为人性本善,但不一样的是,人不善,也不致于悲观到认为人性本恶。人性是自利的,而自利本身,可以是道德上善良,也可以是道德上邪恶的。解决十字路口的问题,是一个寻求秩序的过程,自由人可以互相妥协,在互相让步的情况下,达成交通规则的建立,只要自由人知道这牺性,对自己也有好处,这个秩序,就可以达成,并不需要集体的强制力,自由和秩序,可以兼容。

美国的立国基础,就是洛克的哲学观。秩序是为了自由而生出来的,秩序本身没有自由那么高的价值。一旦这种自由观普遍建立在人群裡,红绿灯也许也没那么必要。你有想过为什么美国的Stop sign,在亚洲国家都是行不通的吗?

在左右纷扰的现在社会,我们不应该忘记自由的精神,不要受到这些虚假的言论所搧动,要认清人的价值在自由的心灵,而不是“有饭吃、不会死”这种低等的动物需求。

 

黄仁勋最新对话全文:10内年算力将提高100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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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钛媒体APP

英伟达CEO黄仁勋(图片来源:斯坦福大学SIEPR)
英伟达CEO黄仁勋(图片来源:斯坦福大学SIEPR)

2024年3月初,NVIDIA英伟达CEO黄仁勋(Jensen Huang)回到了他的母校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了斯坦福商学院SIEPR经济峰会以及View From The Top 系列活动。

在两场已公开的对话视频中,黄仁勋详细谈到英伟达的市场价值定位、AGI(通用人工智能)发展、AI 算力的增长,以及如何通过人类反馈将 AI 根植于人类价值观话题,而且他也回应对于“皮衣黄”来历等。

黄仁勋坦言,AI 技术缩小了人类的技术差距。

他称,目前大约有1000万人因为知道如何编程而有工作,这让其他80亿人“落后”,而接下来,如果生成式 AI 逐渐取代编程的话,编程技术将可能变得不那么有价值了。

“未来,我们都可以编程计算机。你只需要看看YouTube,看看所有使用提示工程(prompt)的人,所有孩子正在用它(AI)做出惊人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如何编程,但只是和ChatGPT交谈就反馈到正确的编程手段做这个、做那个。所以,AI 和未来与人交流没有什么不同。这是计算机科学行业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我们缩小了技术差距。”黄仁勋表示。

黄仁勋强调,未来五年内,AGI将通过人类测试。包括律师考试、胃肠病学等专业测试中,AGI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不过他也承认,AGI可能还很遥远,因为目前专家们对于描述人类思维如何运作方面仍然存在分歧。

谈及 AI 算力,黄仁勋强调,在未来的10年里,英伟达将会把深度学习的计算能力再提高100万倍,从而让 AI 计算机不断训练、推理、学习、应用,并持续改进,未来不断将超级 AI 转变为现实。

“因此,我们会做更多的计算。我们会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黄仁勋表示。

谈到地缘政治风险,黄仁勋回应称,英伟达几乎就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典型例子,原因在于公司制造了一种非常重要的 AI 工具。

他认为,AI 将是这个时代的“界定技术”。过去6-9个月时间里,他已经发现,未来 AI 将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即一个国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数字智能,必须致力于控制你的 AI 主权。

“美国完全有权决定这种工具在它认为应该限制的国家。美国有这个权利,并且行使了这个权利。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我们必须理解这些政策,我们必须保持敏捷,以便我们能够遵守这些政策。一方面,它限制了我们在某些地方的机会,另一方面,它在其他地方打开了机会。”黄仁勋称。

黄仁勋也回应了“皮衣黄”来历。他坦言,这套皮衣是妻子给他买的,他自己几乎不购物。黄仁勋笑着说,这件皮衣已经足够好了,如果不喜欢这件可以去再买一件,不然他可以一直穿皮衣。

“我储备了一大堆黑色皮夹克。”黄仁勋表示。

而在另一场斯坦福对话当中,黄仁勋谈及创办英伟达并获得资金的前后过程,并指出“我们正处于计算的世界”。他认为,未来人类处理信息的方式将从 AI 上发生根本改变,这就是英伟达制造芯片和系统的根本原因。而生成式 AI 将从一个信息“种子”出发,计算的未来将高度依赖生成而非检索。

面对英伟达暴跌80%时的“低谷期”,黄仁勋坦言当时希望公司要回到事情的“核心”——坚持我所相信的,然后什么都不改变、继续前进。

黄仁勋还认为,液冷技术将成为 AI 算力的下一个趋势性领域。

黄仁勋强调,未来十年,英伟达最大的挑战来自技术和市场,其他的挑战还来自工业、地缘政治和社会层面。他希望所执掌的英伟达能通过坚持不懈地去做擅长且热爱的事,被历史以“改变了一切”而闻名。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ChatGPT、林志佳,编辑|林志佳)

以下是黄仁勋在斯坦福大学的两场访谈对话全文,仅供参考:

第一个对话信息来自黄仁勋与MBA ’24Shantam Jain的对话,翻译部分自@美国攻略,并由钛媒体编辑进行人工整理和修正。

主持人:Jensen,非常荣幸能邀请到您,谢谢。

黄仁勋:能来这里我很高兴,谢谢。

主持人:为了庆祝您回到斯坦福,我想先聊聊您离开斯坦福的那段经历。当时您加入了 LSI Logic(美国逻辑芯片公司),那是当时最棒的公司之一。您也跟很多人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但却决定离开去创业。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样的决定?

黄仁勋:是 Chris 和 Curtis(两位英伟达联合创始人、黄仁勋的好友)。当时我在 LSI 做工程师,他们在 Sun 工作。我当时跟 CS 领域最聪明的人共事,制造各种工作站包括图形工作站。有一天 Chris 和 Curtis 说,他们想离开 Sun 。他们想让我帮忙想想做什么好。我的工作很棒,但他们坚持要我加入他们一起思考如何创立一家公司。他们过来时,我们就在 Denny’s 聚会,那几乎算是我最初效力的公司。我成为 CEO 之前的第一份工作是洗碗工,那份工作我做得很出色。总之,我们经常聚会,而那段时期正值微处理器革命。

那是在 1992 到 1993 年期间,PC 革命才刚开始。革命性的 Windows 95 还没上市,奔腾处理器甚至还没发布。这一切都发生在 PC 革命爆发之前,显而易见,微处理器会非常重要。于是我们想,为什么不创立一家公司解决通用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呢?这便成了公司使命:制造特殊的计算机解决普通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一直专注于此。

看看这些我们开拓的市场以及市场中的各种问题,比如计算机药物设计、天气模拟,材料设计。这些都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东西。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以及人工智能的自主软件。随后我们不断地推动着技术进步,最终计算成本接近于零。这促成了一个全新的软件开发方式,计算机自己编写软件,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人工智能。就是这样。

主持人:这就是整个历程,感谢大家的光临(玩笑)。嗯,如今我们都在思考这些应用。那时,LSI 的 CEO 说服了他的最大投资者 Don Valentine 与您会面。就是红杉资本的创始人。我可以看到很多创始人都满怀期待地向前倾着身子。但您是如何说服硅谷最炙手可热的投资者为您投资的呢?您的团队是初创者,产品是面向尚不存在的市场。

黄仁勋:我不知道如何写商业计划书,所以我去了家书店。那时候还有书店呢。商业书籍区,有这本书,作者我认识,Gordon Bell 。这本书我应该再去把它找出来,不过它非常厚。书名叫《如何写商业计划书》。

对于一个很小众的市场来说,它的书名相当具体了。感觉像是他特意为十几个人写的,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买了这本书,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个坏主意,因为 Gordon 非常聪明,聪明的人总有很多话想说。

我很确定 Gordon 想从头到尾教我怎么写商业计划书,所以我拿起这本书,大概有 450 页后,好吧,我从没读完过,根本读不完。我随便翻了几页,然后想:算了。等我读完它的时候,公司估计都倒闭了,钱也花光了。

Laurie和我当时银行里只有六个月左右的生活费,我们已经有了 Spencer 和 Madison,还有一条狗,所以我们一家五口只能靠手头这点存款生活。因此我时间不多,我没有写商业计划书,而是直接去找了 Wilf Corrigan 。

他曾经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嘿,您离开公司了,您都没告诉我您干嘛去了,我希望您能回来给我讲讲。」我回去给 Wilf 做了详细的介绍。Wilf 听完我的介绍后说:「我完全不明白您在说什么。」「这是我听过最烂的创业推销之一。」

随后他拿起电话打给 Don Valentine,他打电话给 Don 说:「Don,我要给您送个小伙子过去,我希望您能给他投资。他是我在 LSI 最棒的员工之一。」

我学到的教训是:你可以忽悠一个精彩的面试,你也可能会把面试搞砸,但你无法逃避自己的过去,所以要把自己的「过去」做好。从很多方面来说,我说我是个好洗碗工是认真的,我可能是 Denny’s 餐馆史上最好的洗碗工。我有规划,注重组织有序,我准备工作很用心,然后全力以赴地清洗盘子,之后我被提拔为服务员,我是 Denny’s 最好的服务员。

我从不空手离开工作区,也不空手回来,我效率很高。总之,我最终成为了 CEO,但我仍在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 CEO 。

主持人:您曾说要做最好的,要成为后来获得投资、做同样事情的 89 家公司中最优秀的。当公司的资金仅够维持 6 到 9 个月时,您意识到最初的愿景行不通。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您如何决定下一步来挽救公司呢?

黄仁勋:我们创立了「加速计算」(NVIDIA)公司。问题是,它用来做什么?它的杀手级应用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也是红杉投资的项目。我们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首个重点应用领域是 3D 图形。技术将是 3D 图形,而具体应用程序将是电子游戏。

当时,廉价的 3D 图形技术是不可能做到的。硅谷图形芯片产品要上百万美元,做廉价版本很难。而电子游戏市场当时的价值是零美元、不存在。你有一项难以商品化的技术,瞄准了一个尚未存在的市场。这个交集就是我们公司的创立点。

我还记得当我完成展示后,Don 说了句话,当时很有道理,今天听来也是:「初创公司不该投资初创公司或者跟初创公司合作。」他的观点是,为了让 NVIDIA 成功,我们需要另一家初创公司也取得成功,就是 Electronic Arts 。那家公司的 CTO 只有 14 岁,得由他妈妈开车送他上班。他想提醒我,这就是我要依靠的人。他说:「你要是赔了我的钱,我杀了你。」这就是我对第一次会议的回忆。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创造了点东西。接下来几年我们着手去开拓市场,为 PC 创造游戏市场。这花了很多时间,我们直到今天还在耕耘这块领域。

我们意识到,为了把百万美元的计算机图形技术商品化,使其适配进入售价 300 美元、 400 美元、 500 美元范围的电脑,你不仅要创造新技术,还得发明新的计算图形处理方式。同时你还需要去开拓全新的市场。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创造新技术、新市场。这种「创造技术、开拓市场」的理念定义了我们公司。我们做的几乎每件事情都是创造技术、创造市场。这就是人们说的「生态链」的本质。过去 30 年里, NVIDIA 的核心领悟就在于:为了让别人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必须亲手开拓这个新市场。

这就是为何我们很早就开始布局自动驾驶、深度学习,以及在很多领域都处于前沿,包括计算药物设计和发现。我们在创造技术的同时致力于开拓所有这些不同领域的市场。

接下来我们步入正轨,然后微软推出了 Direct 3D 的标准。这催生了成百上千家公司。几年后我们发现自己在跟几乎所有人竞争。我们赖以创立公司、开拓消费级 3D 图形的那项发明技术,居然跟 Direct 3D 标准不兼容。

我们创立公司,想把百万美元的发明技术商品化,但很快发现与新的标准不兼容。我们不得不更改赛道,否则就只能倒闭。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按照微软的方式来构建它。

我还记得那次会议上的讨论:我们现在有 89 个竞争对手,我们知道之前的方式不对,但我们不知道正确的方式是什么。

幸运的是我又看到一家书店 Fries Electronics 。我不知道它现在还在不在。有个周末我带女儿 Madison 去书店,然后就看到了这本书 OpenGL 手册,定义了硅谷图形的计算机图形处理方式。一本 68 美元,我带了几百块钱,买了三本。

我把书带回办公室,对大家说:「我找到了咱们的未来。」我把三本书分发下去传阅,中间有大幅的折叠插页,这个插页就是 OpenGL 流水线计算机图形处理流水线。我把它交给了与我共同创办公司的那些天才手中。

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实现了 OpenGL 流水线,构建出了世界从未见过的东西。其中有很多经验教训。对我们公司来说,那一刻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即使对所做的事情一无所知,也能成功创造出未来。

现在这就是我对任何事情的态度。当有人跟我说我没听过的事情,或者听说过但不懂原理,我的想法总是:能有多难呢?可能看本书就搞定了,可能找一篇论文就能搞清楚原理。

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阅读论文,这是真的。当然,你不能照搬别人的做法,指望会有不同的结果。但你可以了解某件事情的实现原理,然后回归问题的本质,扪心自问:基于现有的条件、动机、手段和工具,以及一切如今的变革,我会怎么去重做这件事?我会如何重新发明它?我会如何设计它?

如果今天造一辆车,我会沿用过去的方式吗?如果今天让我创造一台计算机,我会采用怎样的方式?如果今天让我来编写软件呢?

这么想有道理吗?即使是今天的公司,我也经常回归本质,从头思考。这是因为世界已经变了。过去编写软件的方式是单一的,是为超级计算机设计的,但现在软件架构已经解耦等等。我们今天思考软件、计算机的方式一直在改变。经常促使公司和自己回归问题本质,会创造出大量的机会。

主持人:而当您运用这种技术时,结果可能是革命性的。公司上市之后您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四年里营收增长了九倍。但您却因为一通化学教授的电话转变了 NVIDIA 的创新方向。能讲讲吗?您是如何把谈话与 NVIDIA 的未来联系起来的?

黄仁勋:记住,公司本质上是在开创一种全新的计算方式。计算机图形是第一个应用领域,但我们一直知道会有其他应用。陆续有图像处理、粒子物理、流体等领域开始使用我们的技术。还有很多我们想做、觉得会很有趣的应用领域。

我们努力让处理器更具编程性,从而可以表达出更多样的算法。后来我们发明了可编程着色器,让成像和计算机图形的各部分都具备了可编程性。这是一次重大突破。我们试图找到可以充分利用我们处理器(它和 CPU 有很大区别)来计算更复杂算法的方式。

大概是 2003 年,我们创造了 CG 。C for GPUs 的简写。它比 CUDA 早了大约三年。编写那本曾挽救公司的教科书的作者,Mark Kilgard,他也编写了关于 CG 的教科书。

CG 非常酷,我们还出了教科书。我们开始教人们如何使用它,也开发了一些相应的工具。后来有好几位研究人员发现了 CG,斯坦福大学的很多研究人员和学生都有在用它。很多后来成为 NVIDIA 工程师的人当时也在捣鼓这个。

马萨诸塞有几位医生开始使用 CG 进行 CT 图像重建。我飞过去见了他们,问他们拿这个工具在干什么。他们告诉了我他们的工作。然后一位量子化学家也用它来表达他的算法。

我意识到有迹象表明人们可能真的开始有需求使用它。这让我们逐步确信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发展这块领域。这个计算领域、这种计算形式能解决普通计算机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也强化了我们的信念,让我们继续前行。

主持人:每次听到新的应用方式时,您都觉得很惊喜。这似乎贯穿了您在 NVIDIA 领导生涯中的一个主题,就像您在技术拐点出现之前就做出了赌注。当苹果终于从树上掉下时,您正穿黑色皮夹克在等着接住它。您是如何做到如此确信的?

黄仁勋:这总是感觉像是一个飞身接球,就像在飞身接球。你的行动源自于核心的信念。我们坚信可以创造出一种计算机能解决一般计算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相信 CPU 的能力是有极限的,通用计算的能力也有极限。同时我们也知道能去解决一些有趣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只是有趣吗?还是能扩展成有趣的市场?只有当它们成为市场时才能保证可持续性。

NVIDIA 有十年的时间在投资未来,但市场并不存在。当时只存在一个市场:计算机图形。十几年的时间,推动我们今天发展壮大的市场根本不存在。那么,你该如何继续带领身边的所有人:公司、管理团队、优秀的工程师、股东、董事会、合作伙伴?你带着所有人上路,但根本没有市场存在的证据。这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具有挑战性。

我们的技术可以解决问题,有研究论文为证,这些都很有意思,但你得寻找市场。在市场出现之前,你仍然需要看到未来成功的早期指标。公司里有一句行话叫关键绩效指标 KPI 。不幸的是,KPI 很难理解,我觉得 KPI 很难理解。

什么是好的 KPI 呢?当我们看 KPI 时,很多人都会说「毛利率」,但那不是 KPI,那是结果。你应该寻找未来成功的早期指标,而且越早越好。原因是你想尽早看到自己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我们有个短语叫 EIOFS「未来成功早期指标」的缩写。我常使用这个词,它能帮助人们、给予公司希望。看,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市场尚不存在,但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公司的意义所在。我们希望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有市场在某个时刻出现。

但是,你要把结果与你正在做正确的事情的证据脱钩。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投资某个非常遥远的事情,还得有信念坚持下去。办法就是尽早找出你做的事情是否正确的那些指标。最开始得有一个核心信念,除非有什么改变了你的想法,否则你就要继续相信它,并且寻找未来成功的早期指标。

主持人:NVIDIA 的产品团队使用过哪些早期指标呢?

黄仁勋:各种各样的都有。我看到过这样一篇论文,在此之前很久我遇到了需要我在「深度学习」领域提供帮助的人。那时,我甚至不知道深度学习是什么。

他们需要我们创建一个领域特定的编程语言,这样他们所有的算法都能在我们的处理器上轻松实现。我们创造了这个叫做 KU-DNN 的东西。它本质上是在深度学习领域的 SQL(数据库语言)。而 SQL 则应用在存储计算方面。

我们为深度学习创造了一门编程语言,就像是该领域的 OpenGL 。他们需要我们做这个,这样他们才能表达他们的数学计算。他们不懂 CUDA,但他们懂深度学习。我们在中间给他们创造了这个工具。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即使当时市场规模是零……这些研究员身无分文,即使看不到财务回报、遥遥无期,只要你相信,公司也愿意去做。

这是我们公司的伟大能力之一。我们会问自己,这项工作是否有价值?它是否能在某个重要的领域推动科学的发展?注意,这是我从一开始就在强调的事情。从创立之初,我们就一直是注重工作的重要性而非市场规模。因为工作的重要性是未来市场存在的早期指标。

没有人需要做商业分析报告,没有人需要给我看损益表、或财务预测。唯一的问题是,这项工作重要吗?如果我们不来做的话,这些事还会不会发生?如果我们不做、事情也会自然发展,我其实特别高兴。因为你想想,你什么都不用做,世界却变得更好了。这是终极「懒人」的定义。从很多方面来说,你需要养成这种习惯。公司应该对别人总能做好的事情保持「懒惰」态度。

如果别人能做,那就让他们去做吧。我们应该去做那些「如果我们不做就会出问题」的事情。

你必须说服自己:如果我不做,这件事就做不成。这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工作,它会赋予你使命感。我们公司一直在选择这样的项目,深度学习只是其中之一。其早期成功的迹象是吴恩达的人工智能识别猫。Alex 检测出了猫,虽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但至少能证明这条道路可能有所发展。

我们分析了深度学习的结构,我们是计算机科学家,我们理解事物运行的原理。我们说服自己这个技术能改变一切。无论如何,这就是一个例子。

主持人:您的这些选择取得了巨大的回报,字面、及比喻意义上都是。但金融危机期间,华尔街不相信您押注机器学习。公司市值蒸发 80%,您带领公司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在那种情况下,您是如何掌控局势、让员工专注目标?

黄仁勋:我在那段时间的反应和过去一周的反应完全一样。之前你问我本周的事我的反应没有任何变化。本周与上周、或前一周毫无不同。当然,股价跌了 80% 确实有点难堪。你只想穿一件「不是我的错」的 T 恤出门。更糟的是你不想起床,不想出门。这些都很真实,但随后你还是得投入工作。

我在同一时间醒来,用同样的方式规划我的一天。我回归初心:我相信什么?你必须始终牢记核心,你相信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一项项确认。这样做有帮助。家人爱我吗?是的,很好。你就得逐条确认。再回到你的工作核心,继续工作。然后每一次对话都回到工作核心,让公司的注意力集中在核心上。你坚信吗?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股价变了但还有其他东西变了吗?物理定律变了?万有引力变了?那些促使我们做出决定的事情,那些假设、那些信念有变化吗?

因为如果这些东西变了,那一切都得变。但如果它们不变,你也什么都不需要改变。继续走下去,这就是坚持的办法。

主持人:和您的员工交流时,他们说您(不想公开露面)。他们说您在领导方面(连员工也不见。开玩笑的)。

黄仁勋:不,不幸的是作为领导者你得让人看到,这才是难的地方。

我是学电气工程的,入学的时候年纪很小。我上大学的时候才 16 岁,很多事情都经历得比较早。我有点内向,很害羞,不喜欢公开演讲。当然今天能来这里很开心……但这不是我的本性。当情况有挑战时,站在你最关心的人面前并不容易。你能想象公司股价下跌 80% 时开会吗?

作为 CEO,我最重要的职责是站出来面对你们,解释情况。有时候你不知道原因,不知道会持续多久、有多糟糕。你对这些一无所知,但仍然必须去解释。面对所有这些人,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完了,有人可能觉得你是个白痴,有人可能在想别的事情。大家可能胡思乱想,你知道,但你还得站在他们面前去做艰苦的工作。

主持人:他们可能那么想,但您领导的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

黄仁勋:他们找不到工作,我一直这么提醒他们。开玩笑的。我身边都是天才,很不可思议。NVIDIA 众所周知拥有全球最出色的管理团队,这是世界上技术最深厚的管理团队。我身边都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天才。商业团队、市场团队、销售团队,都非常出色。工程团队、研究团队简直难以置信。是的。

主持人:您的员工说您的领导风格非常投入。您有 50 个直接下属。您鼓励各级员工向您发送他们认为五件最重要的事情,您不断提醒大家没有任何工作您看不上。能告诉我们您为什么设计这么扁平的组织结构吗?我们该如何思考未来要设计的组织架构?

黄仁勋:没有任何工作我看不上。别忘了我曾经真是个洗碗工。我洗过很多很多厕所,比你们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那些画面挥之不去。我也不知道对你说什么,这就是生活。

你不可能给我一项我做不了的工作。我做事情不是仅仅因为它是否配得上我。如果你给我发东西想要我的意见,如果我能为你提供帮助跟你分享我的思考过程,那我就能有贡献,让你看到我是如何进行推理的。了解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思考方式能赋予你力量。你会想:「天哪,原来你是这么思考这种事情的。」

其复杂程度不如你想象。你会知道原来这么处理模糊不清的事情,你会知道如何处理无法估计的事,你会知道如何处理看似很可怕的事情,你会知道怎么……明白吗?我一直在示范给大家怎么进行推理,战略——如何预测某事如何分解问题。你在不断地赋权众人。我就是这样看待这事的。如果你发东西给我审阅,我会尽力而为,然后让你知道我会怎么做。这个过程中我也从你那里学到了很多,对吧?你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我学到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回报。有时候确实会很耗费精力为了给别人增值,他们本来就很聪明,我身边都是这种人。要想给他们增值,你至少要达到他们的水平。你必须进入他们的思维空间,这真的很难。需要消耗大量的情感和智力能量。在做完这样的事情后,我会感到精疲力竭。我身边很多优秀的人。

CEO 应该拥有最多的直接下属,因为能直接汇报给 CEO 的人需要的管理最少。若 CEO 的下属很少,在我看来毫无道理,除非说, CEO 知道的信息最有价值、最机密。他只能告诉给两三个人,这些人也只能告诉另外几个人。我不认同这种「你掌握的信息就是权力」的文化或环境。

我希望我们都能为公司做贡献,我们在公司中的地位应该取决于我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带领他人取得卓越成就的能力、激发他人灵感的能力、赋能他人和支持他人的能力。这才是管理团队存在的目的——服务其他员工,创造有利条件让优秀人才愿意来为你工作,而不是去其他令人赞叹的高科技公司。他们选择、自愿来为你工作。因此,你应该创造出能让他们从事毕生工作的条件,这就是我的使命。

可能你已经听过我说这件事而我也相信这一点。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要创造你能够做毕生工作的条件。那么我如何做到这一点?这种条件是什么样的呢?

嗯,这种条件会带来很大的自主性。只有当你了解环境时你才会获得这种自主性,对吗?你必须了解所处状况的背景才能想出好点子。我必须创造让你知晓背景情况的环境,你得有知情权。得到知情权的最佳方式是减少信息扭曲的层次。这就是为什么我很经常在这样的场合下进行推理。我会说,这是最初的事实,这是我们拥有的数据。我要这样进行推理,以下是一些假设。以下是一些未知因素,以下是一些已知因素。所以你就进行推理了。现在,你已经建立了一个高度自主的组织。

NVIDIA 有 3 万人。我们是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公司。但每位员工都有很大自主权,每天帮我做明智决定。原因是他们理解我的状态。他们理解我的状态。我对人很透明,我相信我可以把信息托付给你。信息可能难理解、情况很复杂但我相信你可以应付。我对很多人说过「你们是成年人、可以应付这个的。」但有些人不是真正的成年人,只是刚毕业(开玩笑的)。我刚毕业时不能算成年人,但我幸运地被信任和托付。我想这样做。我想为人们创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条件。

主持人:我现在想谈谈大家都在想的话题——人工智能。上周,您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加速计算已经达到临界点。随着这项技术变得越来越主流。您最兴奋的应用是什么?

黄仁勋:你必须回归初心,问问自己什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有了可以理解事物的软件它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将所有东西数字化了。基因测序,数字化基因。但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串基因序列有什么意义?我们已经将氨基酸数字化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有能力数字化文字、数字化声音,我们数字化图像和视频,我们数字化了很多东西。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通过大量学习、大量数据以及从模式和关系中,我们现在理解了它们的含义。我们不仅理解它们的意思还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转换,因为我们了解这些事物在同一个世界中的含义。

我们不是分开了解它们的。我们是在同一个上下文中学习口语、文字、段落和词汇。我们找到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它们彼此都是有关联的。现在,我们不仅理解了模态、每个模态的含义,我们还明白如何在它们之间进行转换。显而易见的应用如:视频生成文本,就是字幕;文本生成图像如 Midjourney;以及文本生成文本如 ChatGPT,太神奇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理解了含义,还可以转换。某些事物的转换等同于信息生成。

突然间,你得退后一步扪心自问,这会对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每一层面带来什么影响?我在你们面前练习、我在你们面前推理。和十几年前首次看到 AlexNet 时一样,当时我就这样推理。我看到什么了?多有意思?它能做什么?太酷了。最重要的是,这代表什么?对计算领域的每一层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们处于计算的世界。未来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将从根本上改变。这就是 NVIDIA 制造芯片和系统的原因。我们编写软件的方式也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未来的软件类型会改变会催生新的应用程序。还有,这些应用程序的处理方式也会发生改变。

过去,模型基于检索预先记录的信息,我们编写文本、预先记录然后基于算法来检索。在未来,某些信息的种子将成为起点。我们称之为 Prompt 提示词,然后生成其它的内容。未来的计算将高度依赖生成。举例来说我们现在正在聊天。我告诉给你们的信息很少是检索所得。大多数是生成的,这就叫做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未来计算机的运算会高度依赖生成,而非基于检索。

回到原点,你们创业时得自问哪些行业会因此被颠覆?我们还会对网络持有同样的看法吗?我们还会对存储持有同样的看法吗?我们还会像今天这样滥用互联网流量吗?可能不会。我们此刻在对话,但不是你每问个问题我就上车离开。我们不必像过去那样滥用信息传输。什么会更多出现?什么会减少?哪些新的应用程序?等等之类的问题。你可以审视整个行业格局自问:什么会被颠覆?什么会改变?会出现哪些新事物?诸如此类。推理过程始于「发生什么了?什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根本上,到底什么正在发生?对所有问题都回归本质。

我还想聊聊组织架构,你之前提问我忘了回答。创建组织的方式得回归本质,别管其它公司的组织架构。你记住组织是用来做什么的。过去的架构是上面一个 CEO 下面是辅佐大臣,层层向下,最底层就是普通员工。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希望员工获得的信息越少越好,因为士兵们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战场上卖命。牺牲而不问,原因你们懂的。我只有 3 万名员工,我不希望任何人去送死。我希望他们质疑一切,能理解吗?过去的组织方式与今天的组织方式截然不同。

问题是「NVIDIA 要创造什么?」组织架构的目标,是让我们更好地去创造我们要创造的东西。大家创造的东西不同,为什么还要用相同的组织架构方式呢?为什么采用相同的组织架构、而不考虑你们要创造的是什么?毫无道理。你造计算机用一种架构去组织。你提供医疗服务还用完全相同的架构去组织。这完全说不通。你得回归本质自问:需要什么样的架构?输入是什么?输出是什么?这个环境有什么特性?这种动物必须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它的特性是什么?大部分情况下是稳定的吗?是不是每时每刻都努力榨干最后一滴水?还是时常变化、随时会被攻击?你得明白,作为 CEO 你的工作就是架构这个公司。这是我的首要工作——创造条件让你能做毕生的事业。架构必须正确你必须回归本质,思考这些问题。

我很幸运,在 29 岁的时候有机会退后一步思考:我如何为未来构建这家公司,它的样子会是怎样?它的操作系统是什么也就是企业文化?我们鼓励和推广哪些行为、不鼓励哪些行为?等等。

主持人:今年我们的主题是重新定义明天,嘉宾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英伟达的联合创始人和 CEO,如果您能闭上眼、神奇地改变关于明天的一件事,会是什么?

黄仁勋:我们是不是应该事先想想这个问题?要不然我会给您一个糟糕的答案。

我个人观点,世上有很多事我们无法控制,你的工作是做出独特贡献、有目标的生活,做一些只有你才能做或会去做的事。做出独特贡献,在你离开世界后,大家会觉得因为有你,世界变得更好了。对我来说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我会快进到未来再往回看。你的问题其实和我思考问题的视角完全相反,我不从当前位置向前看,我快进到未来,再往回看。因为这么做更容易。我会往回看,翻看历史。我们用这种做法、那种方式解决了某些问题……说得通吗?

这有点像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你搞清楚最终想要的结果,然后反推实现它的方法。所以我设想 NVIDIA 为推动计算领域发展做出独特贡献,因为计算是推动整个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这不是自我吹捧,而是因为这是我们擅长的领域,且难度极高。我们坚信自己能做出绝对独特的贡献。到今天,公司已经走过了 31 年,但我们的征途才刚开始。这是极难的目标。当我回首往事时我相信我们会被铭记,成为一家改变了世界的公司,不是因为我们到处宣讲通过言行改变世界,而是因为我们坚持做一件难度极高的事,这件事是我们擅长、热爱而且做了很久。

观众:我是 GSP 项目的负责人。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公司在未来十年的发展?您认为公司会面临哪些挑战?以及您对此的策略是什么?

黄仁勋:首先,我能说说您提问题时我脑海中的想法吗?当您说「什么挑战」时一大堆挑战在我脑中闪过,以至于我当时在想选哪个说比较好。呈现在我脑海中的大多数都是技术挑战,因为我整个早上都在处理这些问题。但如果您昨天问,我可能想的大多是市场开拓相关的挑战。有些市场我也非常想开拓。能不能快点行动?但我们无法单枪匹马实现它。

NVIDIA 是一家技术平台型公司。我们服务于很多公司,希望我们的梦想能通过它们实现。有些事我很想看到比如让生物学领域达到像 40 年前的芯片设计行业那样的状态。当年的计算机辅助设计(EDA)软件、整个 EDA 产业,成就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我相信明天我们会让生物领域也实现同样的突破。

今天,我们有能力将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与基因、蛋白质、甚至细胞结合。我们非常非常接近能表示和理解细胞的含义,那是大量基因的组合。细胞代表着什么?如果我们能像理解文字那样理解细胞,想象一下前景。我迫不及待地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对此感到很兴奋。还有一些我感到兴奋、确信马上要取得突破的领域。比如,以人为导向的机器人技术非常接近取得突破。理由是,如果你能将语音进行切分成单元并理解那么,为什么不能对动作进行同样的处理呢?因此,一旦你在某个领域想通了这些计算机科学技术,就会去思考:既然能做这个为什么不能做那个?这些让我很兴奋。这个领域的挑战是令人愉快的挑战。

当然,还有一些「不太愉快」的挑战, 比如产业问题、地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你们应该都听说过这些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全球范围内的社会问题、地缘政治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相处好呢?我们为什么要在世界上说那些话?为什么要说那些话然后在世界上放大它?为什么我们必须这么地批判别人呢?所有这些问题,你们都知道我不需要再重复一遍。

观众:我叫 Jose,我是 2023 年 GSB 班的学生。我的问题是:您是否对我们开发 AI 的速度感到任何担忧?您认为是否需要任何监管制度?谢谢。

黄仁勋: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现代 AI 最伟大的突破是深度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另一个不可思议的突破是人类常有、常使用的一项能力。我们把它应用在语言模型上称为基础、强化学习、人为反馈。我每天都在提供强化学习与人为反馈。这就是我的工作。在场的各位家长,你们也一直在提供强化学习与人为反馈。如今,我们才弄清楚如何将这个系统性地应用在人工智能上。还有很多其它防范手段:例如,微调、基础。如何生成遵循物理定律的数据?

目前,有些模型生成的物体会在太空中飘、不遵循物理定律。这需要技术来解决。防范需要技术,微调需要技术,使 AI 与人类目标相一致需要技术,安全也需要技术。

飞机之所以安全,是因为所有的自动驾驶系统,都由多样性和冗余性系统支持, 还有各种各样新发明的功能安全和主动安全系统。我们需要更快、更快速地发明出所有与之类似的技术。安全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界限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界限将会变得模糊而紧密交融。在网络安全领域,我们需要技术非常、非常快速地进步才能保护我们免受人工智能的伤害。

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需要技术更快推进,远比现在快得多。监管有两类,有社会监管,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也有产品和服务监管,这点我非常清楚该怎么做。FAA 、 FDA 、 NITSA 等等各种联邦政府机构,它们针对特定用途的产品和服务有各种监管措施。律师行业有职业资格考试、医生行业也是,如此等等。你们都有资格认证考试。都有需要达到的标准都需持续考取资质认证。会计师行业也是如此等。

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都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监管制度。请不要再额外增加一套横跨所有行业的超级监管。监管会计行业的监管者不应该去监管医生。我喜欢会计师,但如果我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会计师能算账固然不错但显然不能做心脏搭桥。我希望已有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加强。

我漏掉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 AI 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如何应对呢?我没有很好的答案,不过已经足够多的人在讨论了。但重要的是把这一切划分成很多个子问题。能理解吗?这样我们才不会过度聚焦于一个领域,而忘记了大量常规领域还可以做的事。那样的结果是,人们会死于车祸和飞机事故 —— 毫无道理。我们应该确保在那些领域做到位。

很务实。(你们)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主持人:好吧,按照惯例,我们有些快问快答问题。

黄仁勋:好的,我一直努力避免来着。好的,好的,请开始。

主持人:您第一份工作是 Denny’s 餐厅,他们现给您设了专门的卡座。在那里的工作您最美好的记忆是什么?

黄仁勋:我第二份工作是 AMD,他们有给我设专门卡座吗?开玩笑啦。我很喜欢那份工作。真心喜欢那是一家很棒的公司。

主持人:如果全球各地都出现黑色皮夹克短缺,您会穿什么?

黄仁勋:我储备了一大堆黑色皮夹克,我是最不需要担心这个的人。

主持人:您谈了很多关于教科书的事。如果您要写一本,主题会是什么?

黄仁勋:我不会写的。您问的是一个假设性、毫无可能性实现的问题。

主持人:这很公平。最后,如果您能分享一条简短的建议给斯坦福,会是什么呢?

黄仁勋:拥有一个核心信念。每天都发自内心地检视目标竭尽全力追求、持之以恒地追求。和您爱的人一起,携手踏上正途。这就是 NVIDIA 的故事。

主持人:Jensen,和您聊的这一个小时太愉快了。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

下面是黄仁勋另一场在SIEPRkeynote会议上的对话,由讯飞听见、Kimi智能助手和ChatGPT进行 AI 翻译,钛媒体编辑进行部分人工整理和修正:

注:主持人为SIEPR前任董事长、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John Shoven,以下称他为“主持人”。

主持人:在我的一生中,我认为最大的半导体技术发展突破是晶体管。现在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发明,但我应该重新思考技术突破要变成人工智能吗?

黄仁勋:首先,晶体管显然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最伟大的能力是它使得软件成为可能。人类能够以可重复的计算方式表达我们的想法和算法,这是突破。我们公司在过去31年里致力于一种新的计算形式,称为加速计算。我们的想法是,通用计算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工作领域。我们说,为什么不发明一种新的计算方式,以便我们能够解决通用计算不适合解决的问题?我们在特定计算领域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本质上是算法的可以并行化。我们已经将计算机的计算成本降低到接近零。

当你能够将某物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启用了一种新的软件开发方式,过去是由人类编写的。现在我们可以让计算机来编写软件,因为计算成本接近零。你不妨让计算机去处理大量的经验。我们称之为数据,数字经验,人类的数字经验,让它去发现关系和模式,从而代表人类知识。这个奇迹发生在大约十五年前。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让整个公司都投入到这个领域。结果,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将深度学习的计算成本降低了100万倍。

很多人说,Jensen,如果你将计算成本降低了100万倍,人们就会买得更少。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能够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我们可能会用它来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大型语言模型,从互联网上提取所有的数字人类知识,将其放入计算机中,让它找出知识是什么。这个想法,将整个互联网的内容刮取出来,放入一台计算机中,让计算机找出程序是什么,这是一个疯狂的概念,但如果没有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到零,你永远不会考虑去做它。

我们取得了这个突破。现在我们启用了这种新的软件开发方式。想象一下,对于那些对人工智能还不熟悉的人来说,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让计算机理解几乎所有数字知识的含义,而不是模式。你可以数字化任何东西。我们可以理解它的含义。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基因测序是数字化基因。但现在有了大型语言模型,我们可以去理解基因的含义。通过质谱数字化的氨基酸。

现在我们可以从氨基酸序列中理解,不需要太多工作,我们就可以弄清楚蛋白质的结构。这在计算机的视角下和一张页面的文字没有什么不同。你让计算机问它,这是什么意思?总结它说了什么?这和基因、蛋白质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正处于这一切的边缘。所以我会长篇大论地说,John,你完全正确。人工智能,这是我们称之为加速计算的新形式,我们花了三十年时间去做,可能是计算机行业最伟大的发明。

这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情。

主持人:我同意这是21世纪的,但也许晶体管是20世纪的趋势,我们需要让历史来决定。那么,你能展望一下未来吗?我猜现在支持 AI 的GPU芯片是你们的H100,我知道你们正在推出H200,你们计划每年升级一次。那么,你能想象一下5年后的3月20日,你们正在推出H700吗?它会让我们做到我们现在做不到的事情吗?

黄仁勋:我会倒回去,但首先让我说一下John刚刚描述的芯片。正如我们所说,芯片,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见过芯片,你可能会想象有一个像这样的芯片。John刚刚描述的芯片重70磅。它由35,000个部分组成。其中8个部分来自台积电。这个芯片取代了一个数据中心的旧CPU,变成了一台计算机。

这些节省,因为我们计算得非常快,这个计算机的节省是难以置信的。

然而,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计算机。我们卖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价值25万美元的芯片,但这个系统它所取代的,仅仅是连接所有这些旧计算机的电缆就比芯片贵。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重新发明了计算,结果,计算的边际成本降到了零。这就是你刚刚解释的。我们将整个数据中心压缩成了这一个芯片。它非常擅长于尝试这种计算形式,如果没有变得奇怪的话,我们称之为深度学习,它非常擅长于这个叫做人工智能的东西。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不仅仅是在芯片层面,而是在芯片层面、算法层面和数据中心层面,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所以当你看我们的一台计算机时,它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只有计算机工程师会觉得它了不起,但它确实了不起。它很重,有数百英里的电缆。下一个即将到来的是液冷技术,它在很多方面都很美。它以数据中心的规模进行计算。在未来的10年里,比如John所说的,我们将深度学习的计算能力再提高100万倍。当你这样做时,会发生什么?今天我们学习,然后我们应用。我们去训练推理,我们学习,然后我们应用。在未来,我们将有持续学习。我们可以决定是否将那个持续学习的结果部署到世界上的应用中,但计算机将观察视频和新文本,并从所有互动中不断改进自己。

学习过程和训练过程,训练过程和推理过程,训练过程和部署过程、应用过程都将成为一体。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推理、训练、应用这套强化学习循环将是持续的,而强化学习将基于实时通过互动以及我们实时创造的合成数据。就像当你学习时,你获取信息的片段,然后你从第一原理开始,这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大脑中进行模拟,想象状态,未来状态在很多方面对我们来说表现为现实。

未来的人工智能计算机也会这样做。它会进行合成数据生成,它会进行强化学习,它将继续以真实世界的经验为基础。它会想象一些事情,它会用真实世界的经验来测试它。它会以此为基础。整个循环就是一个巨大的循环。当你能够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时,就会有很多新的方法去做你愿意做的事情。这和我愿意去更远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交通的边际成本已经降到了零。我可以相对便宜地从这里飞到纽约。如果它需要一个月,我可能永远不会去。这和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一样的,我们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

因此,我们会做更多的计算。

主持人:你可能知道,最近有一些报道说NVIDIA在推理市场上将面临比训练市场更多的竞争。但你所说的实际上是一个市场。你能评论一下吗?将会有一个单独的训练芯片市场和推理芯片市场吗?或者听起来你将会持续训练并切换到推理?也许在一个芯片内,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解释一下。

黄仁勋:今天,每当你提示NVIDIA,无论是ChatGPT还是Copilot,或者你现在使用的服务平台,你正在做推理。推理就在其中。

所以,它为你生成信息。每当你这样做时,背后的是什么?100%都是NVIDIA的GPU。所以NVIDIA,你们现在参与的平台,当你在做推理时,我们是世界上100%的推理。现在推理难还是容易?很多人,当他们看到训练时,他们会说,这看起来太难了。我不会去做那个。我是一个芯片公司,这看起来不像一个芯片。你必须为了证明某事是否有效而投入20亿美元。你投入了20亿美元,两年时间,然后你打开它,发现它并不是很有效。你投入了20亿美元和两年时间,探索新事物的风险对客户来说太高了。

所以很多竞争对手倾向于说我们不做训练,我们做推理。推理非常困难。让我们想一想。推理的响应时间必须非常快,但这是容易的部分。这是计算机科学部分。推理的难点在于,做推理的人的目标是吸引更多的用户,并将其软件应用于庞大的安装基础。推理是一个安装基础问题。这和在iPhone上编写应用程序的人没有区别。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iPhone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安装基础。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如果你为那部手机编写一个应用程序,它将受益于能够触及每个人。在NVIDIA的情况下,我们的加速计算平台是唯一真正无处不在的加速计算平台。因为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工作了很长时间,如果你为推理编写了一个应用程序,并在视频架构上部署了那个模型,它实际上可以在任何地方运行。

所以你可以触及每个人。你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推理的问题实际上是安装基础。这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多年的成功和奉献,以及对架构、兼容性等方面的投入。

主持人:你制造了完全先进的芯片。但是,是否有可能你会面临激烈的竞争,虽然他们不如NVIDIA,但足够好且便宜得多。A(AMD)是一个威胁吗?

黄仁勋:首先,我们比地球上任何人都有更多的竞争对手。我们不仅有来自竞争对手的竞争,我们还有来自客户的竞争。是的。我是他们即将设计一个芯片来取代我们的竞争对手,我完全知道这一点。我不仅向他们展示我当前的芯片。我还向他们展示我的下一个芯片,我还会展示我的芯片适配器。原因是,你看,如果你不尝试解释你为什么擅长某件事,他们永远不会有机会购买你的产品。

所以我们在与行业里的几乎每个人合作时都是完全开放的。我们的优势在于几件事情,我们的优势在于,你可以为一个特定的算法构建一个芯片。记住,计算不仅仅是Transformers。有一个叫做Transformers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Transformers物种,而且我们正在发明新的Transformers。软件的类型非常丰富。软件工程师喜欢创造新事物,创新。我们希望NVIDIA擅长的是加速计算的广泛领域。其中之一是数据中心的生成性AI,它希望拥有大量客户,其中一些在金融服务领域,一些在制造业等等。在计算世界中,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标准。我们在每一个云中,我们在每一个计算机公司中。我们公司的架构在大约30年后成为了一种标准。所以这真的是我们的优势。如果客户可以做一些特定的事情,那更具有成本效益。坦白说,我甚至对这一点感到惊讶。

原因是这样的。记住,我们的芯片只是一部分。当你看到现在的计算机时,它不像笔记本电脑。它是一个数据中心,你需要运营它。所以购买和销售芯片的人考虑的是芯片的价格。运营数据中心的人考虑的是运营成本,我们的总拥有成本(TCO)非常好。即使竞争对手的芯片是免费的,它也不够便宜。我们的目标是增加如此多的价值,以至于替代品不仅仅是关于成本。这需要很多努力,我们必须不断创新。我们不能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但我们有很多竞争对手。

主持人:但也许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个术语叫做AGI。

黄仁勋:我为那次回答道歉。我本可以更巧妙地处理。我会在下次做得更好,但他用一个竞争对手让我措手不及。我以为我在一个经济论坛上。

主持人:我只是走进来。我向他的团队提出了一些问题。我说,你看过这些问题吗?他说,没有,我没有看。我想保持自发性。此外,我可能会开始考虑它,那会很糟糕。所以我们就这样即兴发挥。我们两个都是。所以我问,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会实现人类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是50年后吗?还是5年后?你怎么看?

黄仁勋:我会给出一个非常具体的答案。但首先,让我告诉你一些正在发生的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首先,我们正在训练这些模型,使它们具有多模态性,这意味着我们将从声音中学习,从文字中学习,从视觉中学习。我们只是看电视并从中学习,等等。这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人工智能需要有根基,不仅仅是人类价值观。这是Chat GPT真正创新的地方。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大型语言模型,但直到强化学习,人类反馈,人类反馈,将人工智能扎根于我们感觉良好的人类价值观。

现在,你能想象,现在你必须生成图像和视频之类的东西吗?人工智能如何知道手不会穿透讲台,脚站在地面上,当你踩在水上时,你会掉进去。你必须在物理上扎根。

目前,人工智能必须通过观察大量不同的例子,理想情况下主要是视频,来学习世界中的某些属性。它必须创建一个所谓的世界模型。首先,我们必须理解多模态。还有许多其他模态,如我之前提到的基因和氨基酸、蛋白质和细胞,这导致了器官等等。所以我们希望多模态。第二是越来越强的推理能力。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推理技能。常识是我们所有人都默认的推理。我们的许多知识,互联网上已经编码了推理,模型可以学习那个。但还有更高层次的推理能力。例如,有些问题你问我。

现在,当我们谈话时,我主要是在做生成性AI,我没有花太多时间推理问题。然而,有一些问题,比如规划问题,这很有趣。让我想想。我在脑海中循环,我提出了多个计划。我穿过树,我遍历我的图,我修剪我的树,说这没有意义,但我会玩,我会在脑海中模拟它,也许我会做一些计算等等。那种长思考,那种长思考AI今天不擅长。你提示ChatGPT的一切都是即时回应,我们希望提示ChatGPT给它一个使命声明,给它一个问题,让它思考一会儿。不是吗?

那种系统,计算机科学称之为系统思考或长思考或规划那些事情,推理和规划那些问题。我认为我们正在研究这些事情。我认为你可以看到一些突破。所以在未来,你与AI的互动方式将会非常不同。有些只是给我一个问题,回答。有些是说,这里有一个问题。去工作一会儿。明天告诉我,它会做尽可能多的计算。你也可以说,我要给你这个问题,花1000美元,但不要花超过那个。它会回来给出最好的答案,等等。

所以那个就是AGI的问题,AGI的定义是什么?事实上,这是最高的问题。现在,如果你问我,AGI是通过一系列非法测试,记住,工程师只能知道,工程师知道,我们在这个享有盛誉的组织中,没有人确切知道工程师需要有一个规范,你需要知道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你需要有一个测试。

现在,如果我给AI很多数学测试、推理测试、历史测试、生物学测试、医学考试和律师考试,以及你能想象到的每一个测试,你把这个测试列表放在计算机科学行业面前。我猜在5年的时间里,我们会在每一个测试中都做得很好。如果你对AGI的定义是它通过人类的测试,那么我会告诉你5年。如果你以稍微不同的方式问我,AGI将拥有人类智能。

但我不确定如何具体怎样定义你所定义的 AGI 。没有人真正知道,因此,作为一个工程师,很难实现。这有意义吗?所以答案是我们不确定,我们都在努力让它变得更好。

主持人:我要再问两个问题,然后我会把它交给在座的观众。第一个问题是,你能深入一点,谈谈你如何看待AI在药物发现中的作用?

黄仁勋:我们理解拥有数字信息的含义。现在,我们有很多氨基酸,因为AlphaFold我们可以了解许多蛋白质的结构。

但问题是,这个蛋白质的含义是什么?这个蛋白质的功能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像和ChatGPT聊天一样,和PDF文件聊天,你把PDF文件,不管是什么,加载到Chat中,然后就像和研究人员聊天一样。你只是问,是什么激发了这项研究?它解决了什么问题?突破是什么?当时的艺术状态是什么?有什么新颖的想法?就像和人类一样聊天。在未来,当我们拿到一个蛋白质,把它放入Chat GPT,就像PDF一样,你是什么?什么酶激活你?什么让你开心?

例如,将会有一长串基因,你将代表一个细胞。你要把那个细胞放进去。你是什么?你有什么用?你擅长什么?你有什么希望和梦想?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最深刻的事情之一。如果我们能理解生物学的含义?你们知道,一旦我们理解了世界上几乎任何信息的含义,在计算机科学的世界里,在计算的世界里,杰出的工程师和杰出的科学家就知道该做什么。但这是一个突破,对生物学的多模态理解。

这是我对你的问题的深入和浅出的回答,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可以做的最深刻的事情。

主持人:俄勒冈州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真的很为你感到骄傲。如果我能稍微转换一下话题,斯坦福有很多有抱负的企业家、学生,他们可能是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或者是某种工程学专业。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来提高成功的机会?

黄仁勋:我认为我的一大优势是,我期望值很低。我认为大多数斯坦福毕业生期望值很高。你们应该有这样的期望,因为你们来自一所伟大的学校。你们非常成功,你们是你们班级的顶尖学生。显然,你们能够支付学费,然后你们毕业于这个星球上最好的机构之一。你们周围都是其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孩子。你们天生就有很高的期望。期望值很高的人通常韧性很低。不幸的是,韧性在成功中很重要。我不知道如何教你们,除了我希望痛苦发生在你们身上。我很幸运,我成长的环境中,我的父母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条件,但同时,也有足够的挫折和痛苦的机会。

直到今天,我在我们公司里用“痛苦和折磨”这个词,非常高兴。

原因是,你想要训练,你想要塑造你公司的性格。你想要他们表现出伟大,伟大不是智力。伟大来自于性格,性格是由受过痛苦的聪明人形成的。

所以,如果我能为你们所有人许愿,我不知道怎么做。

主持人:我将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看起来非常积极和充满活力。但是,你如何保持你的员工积极和充满活力,当他们可能比他们预期的要富有?

黄仁勋:我被55个人——我的管理团队包围。所以我被直接报告的高管有55个人。我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写评价。我给他们不断的反馈,他们也为我提供同样的反馈。我给他们的报酬是Excel的右下角。我只需拖动它。实际上,我们的许多高管薪水完全相同。我知道这很奇怪。它有效,我不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进行一对一的会谈。除非他们需要我,否则我会为他们放下一切。我从不和他们单独开会。他们永远不会听到我只对他们说的话。我绝不会把任何信息告诉他们,而不告诉公司的其他人。

所以,我们公司的设计是为了敏捷,为了让信息尽可能快地流动,让人们能够通过他们能做什么而被赋予权力,而不是通过他们知道什么。

我得到了,答案是我的行为。

在其中,我如何庆祝成功?我如何庆祝失败?我如何谈论成功?我如何谈论挫折?我每天都在寻找机会,每天都在灌输公司的文化。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好的?你如何将自己与好比较?你如何看待好?你如何看待旅程?你如何看待结果?所有这些都是我整天在做的事情。

主持人:下面让我们开放一些问题,先从董事会成员Winston开始。

提问者:我有两个问题。一、你的皮夹克的故事是什么?第二个是,根据你的预测和计算,未来5到10年,为了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多少额外的半导体制造能力?

黄仁勋:我感谢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是我妻子给我买的,这就是我穿的。因为我不做任何购物。一旦她找到不会让我痒的东西,因为她知道我从17岁起就认识我,她认为一切都会让我痒。

我说我不喜欢某样东西的方式是它让我痒。所以一旦她找到不会让我痒的东西,如果我看我的衣柜,整个衣柜都是衬衫,因为她不想再为我购物。所以这就是她给我买的,这就是我穿的。如果我不满意,我可以自己去购物。否则我可以穿它。对我来说足够好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预测,实际上,我非常不擅长预测,但我非常擅长基于第一原则的推理。所以让我先为你推理。我不知道需要多少晶圆厂,但我知道一件事。我们现在做计算的方式。信息是由某人编写的,由某人创建的。基本上是预先录制的所有文字,所有视频,所有声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检索的。这有意义吗?就像我说的,每次你触摸手机,记住,有人写了那个并存储在某个地方。所有模态都是预先录制的。在未来,因为我们将拥有一个理解当前情况的AI,因为它可以接入世界上所有最新的新闻等等,这被称为基于检索的。

好的?它理解你的上下文,意味着它理解你问的是什么。当你和我谈论经济时,我们可能意味着非常不同的事情。基于那个,它可以为你生成完全正确的信息。所以在未来,它已经理解了上下文。而且大部分计算将是生成性的。今天,100%的内容都是预先录制的。如果在未来,100%的内容将是生成性的。问题是,这将如何改变计算的形状,而不会让你感到困扰?这就是我推理的方式。

我们需要多少网络?我们需要多少内存?答案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晶圆厂。但请记住,我们也在极大地提高算法和处理的效率。并不是说计算的效率就是今天的样子。与此同时,需求正在上升。这必须相互抵消。然后还有技术扩散等等。这只是时间问题,但这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计算机都将100%地改变。

每一个数据中心,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将完全改变。然后还会有新的基础设施建立在那个基础上。

提问者:感谢你今天的到来。所以最近你说,你鼓励学生不要学习编程。如果是这样,那可能意味着一两件事。你认为从公司成立和创业的角度来看,世界会变得像是由更多的公司组成,还是会变成只有几个大玩家的整合?

黄仁勋:首先,我说得太差了,你重复得也太差了。我并没有说,如果你喜欢编程,那就去编程。如果你想要的是煎蛋,那就去做煎蛋。我不会编程,编程是一个推理过程。这是好事。它能确保你的工作吗?一点也不。世界上的程序员数量肯定会继续很重要。NVIDIA需要程序员。然而,在未来,你与计算机的互动方式不会是C++,至少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不是。这是真的,但对你来说,为什么用Python编程这么奇怪?在未来,你会告诉计算机你想要什么。计算机会说,嗨,我想让你提出一个建造计划,包括所有供应商和建造材料,基于我们为你提供的预测。然后根据这个区域所需的所有必要组件提出建造计划。

好的?然后如果你不喜欢那个,你可以写一个Python程序,我可以修改那个建造计划。所以记住,我第一次和计算机交谈时,我只是用英语说话。

第二次,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用Python程序来修改建造计划。所以记住,我刚才说的第一点,我只是想用英语和计算机交流。所以英语,顺便说一下,是人类未来最好的编程语言。你如何与计算机交流?你如何提示它?这被称为提示工程。你如何与人交流?你如何与计算机交流?你如何让计算机做你想要的事情?你如何微调给计算机的指令?这就是提示工程的艺术。例如,大多数人对此感到惊讶,但这对我来说并不奇怪,但这是令人惊讶的。例如,你让我生成一张图片,一只小狗在夏威夷的冲浪板上,在日落时,然后它生成了一个,你说更可爱,让它更可爱。它回来了,更可爱,你又说没有比这更可爱的了。它回来了。为什么软件会这样做?有一个结构性的原因。但例如,你需要知道计算机在未来有这样的能力。如果你不喜欢第一次的答案,你可以微调它,让它在你可以的上下文中给出更好的结果。

甚至有一天,你可以让它完全编写程序来生成那个结果。所以我要说的是,编程已经发生了变化,可能变得不那么有价值了。

另一方面,让我告诉你,因为人工智能,我们缩小了人类的技术差距。今天,大约有1000万人因为知道如何编程而有工作,这让其他80亿人落后。未来不是这样。我们都可以编程计算机。这有意义吗?你只需要看看YouTube,看看所有使用提示工程的人,所有的孩子,他们正在用它做出惊人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如何编程。他们只是和Chat GPT交谈,他们知道如果我告诉它做这个,它就会做那个。所以这和未来与人交流没有什么不同。这是计算机科学行业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我们缩小了技术差距。

提问者:非常感谢。我只是想知道,你考虑过地缘政治风险吗?你认为它会对你的行业产生什么影响?

黄仁勋:地缘政治风险?我们几乎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典型例子。原因是我们制造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人工智能工具,正如John和我早些时候讨论的,人工智能是这个时代的界定技术。

所以美国完全有权决定这种工具应该限制在它认为应该限制的国家。美国有这个权利,他们行使了这个权利。

那么,这与我们有什么影响?首先,我们必须理解这些政策,我们必须保持敏捷,以便我们能够遵守这些政策。一方面,它限制了我们在某些地方的机会,另一方面,它在其他地方打开了机会。

在过去的6到9个月里发生的一件事是,每个国家、每个社会的觉醒,他们必须控制自己的数字智能,印度不能外包它的数据,让某个国家将其转化为印度智能,然后将这种智能进口回印度,这种觉醒,即主权AI,你必须致力于控制你的主权AI,保护你的语言,保护你的文化,为你自己的行业。这种觉醒是我发生在过去的6到9个月里。

提问者:我记得你提到过,你愿意为一定规模的客户定制解决方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更通用的解决方案。你看到自己未来会这样做吗?

黄仁勋:我们愿意定制吗?为什么现在的门槛相对较高?原因是,我们每一代平台,首先是GPU,还有CPU,还有网络处理器。有两种交换机。我为一代产品制造了五个芯片。人们认为这是一个芯片,但实际上是五个不同的芯片。每一个芯片的研发成本都是数亿美元。仅仅为了我们所说的发射,即我们的芯片设计完成,就需要数亿美元。

我每一代有五个这样的产品。然后你还得把它们放进一个系统中,然后你还得有网络设备,你还得有光通信设备,你还得有大量的软件。运行像这个房间这么大的计算机需要大量的软件。

所有这些都是复杂的。如果定制要求非常不同,那么你必须重复整个研发过程。然而,如果定制利用了我们现有的一切,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东西,那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也许是一个专有的安全系统。也许是一个机密计算系统。也许是一种新的数值处理方式。这可能是可以扩展的。我们非常开放。

我们的客户知道,我愿意这样做,并认识到,如果你改变得太远,你就基本上浪费了我们走到现在所花费的近100亿美元,从头开始。所以他们希望尽可能地利用我们的生态系统。我很愿意这样做,他们知道这一点。

主持人:那么,我认为我们需要结束了。非常感谢John和Jensen。

美国的政治正确,绊倒中国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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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虎嗅APP

这已经是深圳跨境电商老板陈林生三个月来参加的第四次品牌出海论坛了。作为家居行业的北美大卖,要养几十号员工的陈林生看着日渐下滑的利润数字愈感焦虑,做溢价空间更高的品牌或许是一条好出路,于是他开始频繁参加各种以品牌出海为主题的论坛、直播、闭门会,如何做品牌的各种文章也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中。

“但我们找人设计完logo和网站、重新拍了套产品图后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陈林生对虎嗅哭笑道,如今他还没有想清楚如何转型,做品牌的想法也渐渐搁置。

陈林生的处境是不少出海北美商家的缩影。

近两年,这一出海传统强势市场变了天。

一方面,亚马逊、谷歌等传统大平台各项成本日益增高(比如广告成本),一方面Temu、SHEIN、TikTok携大量中国商品对美国市场进行低价冲击,加之国内制造业各项成本的上升,令出海北美的老板们进入了阵痛期。

为寻出路,许多人像陈林生一样盯上了利润更大、溢价更高的品牌出海这条路,但也像他一样没有转型成功。

本土化不到位、数据和流量导向的思维,以及不擅长讲故事、上价值都是中国商家品牌化路上的绊脚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了他们最紧迫的环节。

越政治正确,越踩坑

水土不服向来是出海的一大难题,品牌营销环节上尤甚。因品牌营销过程中要有大量品牌文化传播、内容生产的动作,无法做到native,令许多中国出海品牌非常头疼.

“我们遇到不止一个客户,即便产品已迭代很多次了,但你很难想象其产品说明书仍然停留在第一版且仍然令人看不懂。“活跃于硅谷的红人大数据SAAS平台SocialBook创始人Heidi Yu告诉虎嗅。”在官网及社媒账号需要纯英文文本时表达生硬,更是常见。”

许多基础动作都无法做到本土化,更别说品牌文化传播、媒介沟通等更深层次的环节。

一个典型的例子:出海品牌在传递价值观、生产内容素材时,美国当下盛行的政治正确,就令不少中国老板晕头转向。

众所周知,当下美国社会对政治正确的强调有多激烈。

多元化皮肤、少数人群权益、环保可持续ESG等等都是政治正确的焦点。比如在美国影视作品中,配置黑色皮肤貌似越来越重要,小美人鱼、白雪公主的主角都不再是白人,新版史密斯夫妇的主角一个是非洲裔、一个是亚裔;又比如美国目前已有97种性别,给自己身上叠少数人群buff成了社交过程中保证自己政治正确的护身符。

美国政治正确之风盛行,也引起了中国出海品牌们的重视。

有的出海品牌开始模仿一些国际大品牌的品牌营销思路,强调皮肤多元化(模特不只要有金发白人,还要有非洲裔和亚裔)、身材多元化(大尺码、胖模特、平胸等),强调ESG(有机、包装为环保可持续材料等)以及支持少数人群。不过,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许多所谓政治正确的做法反而起到了反效果。

智能首饰品牌totwoo创始人王洁明就向虎嗅分享了其品牌曾踩过的一个坑。

每年6月,美国某类少数群体会进行一次大游行,因其产品为智能首饰,情感是品牌常强调的一个文化价值点,所以其品牌社媒在当时就转发了一条相关内容并配文pride(自豪)。但令其大吃一惊的是,这条内容发布当天,其Ins账号反而掉了大量粉丝。这令王洁明意识到自己品牌的核心受众价值观是什么,“购买我们产品的许多人强调的是忠贞不渝的爱情,且年纪并不是此前想象中的低龄群体,他们遵循的核心价值观仍来自基督教文明,这部分群体对我们转发的内容并不买账。”

此外,在蛋白棒这款产品较火时,许多中国老板想要模仿国内品牌常见的做法,在美国市场推出专门为女生设计的蛋白棒,把产品包装(比如做成粉色)、产品体积、品牌调性等做一些调整。但了解美国市场的品牌营销专家坚决反对:因为在美国,这种做法反而会令当地女性感到歧视,她们一定会反问,为何女生要吃女生的蛋白棒,为何要区别对待。除非产品里确实有一些成分利于女性身体特质,否则在美国走国内常见的这种品牌营销路线将非常危险。

“在五六年前,走政治正确路线或许是个好的策略,但如今的美国社会非常极端的分裂和二元化,想要上价值观就意味着要站队要走极端,讨好一方,必然会失去另一方。”经常分享中美文化差异的大V、渡客出海创始人马克Malik对虎嗅说道。

在当下的美国社会环境中,美国保守派群体反而是中国出海品牌值得关注的群体。这部分群体此前一直拿不到太多互联网话语权,较容易被忽视,但随着美国政治正确极端化,原先不发声的群体也不愿再沉默。这部分群体的消费力和品牌忠诚度反而非常高,当他们遇到符合价值观的品牌,反而会格外拥护。

美国咖啡品牌Black Rifle Coffee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由美国退伍军人运营和管理的咖啡品牌,他们的产品与星巴克没有太大区别,但品牌文化非常宣扬美国爱国主义,强调员工都为退伍老兵、视觉包装有许多老鹰等美国国旗元素,这些元素和品牌价值观吸引了相当一批美国保守派消费者,其2021年全年净收入曾增长42%。

“在美国做品牌如果要站队,就要站到极端,千万不要去蹭这个概念,否则容易照猫画虎,还不如不做。”马克Malik强调。不要以中国人认为的本土化来看本土市场,真正的本土化藏在更细微之处。

比如如果品牌并不在乎ESG,就不要强行给自己设计一个环保可持续的包装,硬上这种价值观。且据一些数据报告显示,近两年ESG在美国消费者决策中的占比正在急速下滑(美国大通胀下物价上涨,消费者追求性价比,消费降级明显),品牌在传播价值点时,也要更深入分析真实环境,而不是单方面受舆论过多影响。

难以把控的本土媒介

文化差异造成的水土不服不止体现在品牌文化传播、内容创造上,还常出现在与本地机构的合作过程中。

中国出海品牌在美国市场营销推广过程中,经常要与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媒体等机构打交道。许多出海品牌最初也选择了本土的服务机构,但在合作过程中却慢慢发现,双方的工作理念、认知错位、和沟通误差会非常多。

比如在与美国本土媒体沟通时,双方往往会出现理念不同的问题。

中国品牌方在国内与媒体合作时,往往对宣传内容的把控非常严格,且对一切负面评论非常敏感。他们较为习惯给媒体机构支付PR费用,然后对媒体生产的内容进行批改和掌控,这种合作方式已是默认行规。

但在美国若继续以这种期待来与媒体合作则往往会失望。

据马克称,比如品牌方想让美国本土科技媒体做一个产品测评,在当地媒体人的认知里,品牌方支付的费用是让我来写评论,而不是写一个好的评论,他们将这一边界分的比较清。

在马克看来,国内品牌方在心理上不要过分排斥并不是百分百夸奖的评论,美国资深媒体人较懂得把握尺度,有时可能通篇文章80%批评、最后20%重点夸奖反而更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这来自于他们对自身文化环境的细微理解。

除与本土媒体的沟通问题之外,与本土广告公司合作过程中也常常会遇到认知错位的问题。

据王洁明描述,其品牌在推出虚拟人珠宝这款新品时曾举办了一场北美发布会,当时雇佣了纽约本土的知名广告公司来策划这场发布会。这一广告公司擅长时尚类目,曾为纽约不少时装周策划活动。在王洁明的观点来看,本次发布会要把重点放在虚拟人科技上,形式偏向于宣讲会,但当地广告公司则坚持把重点放在时尚上,且要办成party的形式,“这是纽约。”他们强调说。但从结果来看,本次发布会完全变成了一场社交活动,后续内容的媒介传播率很低,这次活动非常失败。

据王洁明复盘,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则是前期没有与广告公司沟通到位,且没对广告公司擅长的方向做深度调研。他们更擅长Event,不擅长媒介资源传播。而在国内,媒介资源传播向来是默认的工作重点,因此并没有与当地广告公司做更细化的要求和沟通。

美国人有一套自己的成熟的做事方式、收费标准以及约定俗成的交付方式,这些习惯和边界感会令中国出海品牌感到不适。

不会上价值的中国老板

如果说本土化壁垒是挡在品牌出海营销路上的一大难题,不擅长讲品牌故事,以流量思维思考则是中国出海老板们的另一大绊脚石。

这个问题往往出现在想转型走品牌路线的卖货型商家、传统外贸工厂中,在国内已有多年营销经验的新消费品牌则相对好一些(他们的问题多出现在本土化)。

产品力强、设计好、性价比高,往往是许多出海品牌营销专业人士对中国出海老板们的形容。他们就像每家公司里或许都有的那个不擅表达、默默钻研技术的同事,产品特牛,但就是不会包装。

“做品牌就要解决信任感、传递独特价值、与消费者找共鸣。”曾服务LV等品牌的Mia讲营销栏目创始人Mia告诉虎嗅。

但许多中国品牌不会上价值,也不太擅长与消费者情绪沟通,特别是卖货型、工厂型出身的老板们。

他们有许多较为典型的错误的品牌营销方式:

比如,将原有的内容素材(比如亚马逊平台上、其他海外市场上、国内)复制平移到美国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用以往有效的爆款素材堆砌来替代品牌宣传的广告。

又比如,认为品牌营销就等于视觉包装。这部分商家可能会雇佣一些设计师来重新设计一套VI(视觉识别体系),但没有更多的动作。

另外,还有许多没有太多品牌经验的创始人低估了品牌营销的专业度和复杂度。

据Mia描述,一些公司的创始人大多会认为读两本书、参加几个圆桌论坛、找几个设计师,自己也可以下场操作出海品牌营销传播的内容。其曾看过许多公司的品牌营销文档,里面的内容多是东拼西凑,或者直接照抄大品牌的营销模板。

其实,这些做法的背后除了对品牌营销认知不足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卖货型、工厂型的老板们更擅长用数据思维、流量思维来看问题。

对于许多白牌商家来说,他们积累财富的手段就是一分一厘地计算广告投放等成本算出来的。他们推崇量化,在品牌投入时也会极度谨慎,对建立品牌形象、策划品牌故事等前置成本有天然的敏感性。

但品牌营销的许多动作是无法用数据来衡量的,也计算不出ROI,且回报周期较长,这令习惯了快速周转、数据可控的老板们很难适应,也难以下决心将大量资金投向“看不着摸不到的”品牌营销上,导致许多该做的动作无法做到。

适合走品牌路线的出海公司起码不要处在生死挣扎的状态中,资金更有余裕更适合打造品牌,若想靠转型成品牌起死回生则往往会低于预期。

“许多中国公司还是习惯于看数据报告或远程做一些调查问卷来了解客群,这还是数据思维。”Mia说。但很多时候,要去当地做一些消费者访谈,在当地生活一段时间,才有可能了解为什么加利福尼亚50岁的阿姨会买你的衣服,纽约20岁的女孩愿意买你的瑜伽裤。

社群搭建在美国也是比较重要的品牌建设手段。

据SocialBook称,出海渔具品牌KastKing就是以Facebook的群组为基本单位,通过钓鱼这项活动将身处不同地区的用户串联起来。并且持续不断地进行周更活动,这些活动既有圈内大佬的经验分享,也有品牌日常的宣发推广,还有专门针对节假日的特殊安排。

而某吊灯电扇品类的亚马逊大卖家为打造自身品牌,选择给美国养老院的许多老人去送灯具、免费置换灯泡,并将这些动作拍成视频在社媒发布。由于美国本土清教徒文化非常吃慈善这个点,他们的社交媒体流量一年做出几千万,品牌知名度也不断提升。中国品牌难以入驻的线下家电连锁商也邀请他们入驻并分享经验。

对于中国品牌来说,TikTok等社媒营销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品牌打造手段。

因为国内品牌往往在此环节经验较丰富,而许多美国本土品牌更注重线下,在这方面是相对比较滞后的。如果品牌所处的赛道中,社媒营销上没有太多美国本土品牌,价格上若再是本土品牌的三分之二左右,那么这个出海品牌就有很大突围可能。

高耀洁,中国的德蕾莎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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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x560529

2007年高耀洁在上海
2007年高耀洁在上海

高耀洁(1927年-),汉族[1],生于山东曹县,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专家,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九三学社成员[3],艾滋病防治(简称“防艾”)活动家。曾居河南省郑州市,2009年8月出走美国[4],现居纽约曼哈顿。其丈夫郭明久于2006年4月10日去世[5]。

个人经历和职业生涯(1927-1996)

童年及青年时代(1927-1960)

高耀洁祖上原居山东省曹县苏集镇张贡士楼村,较为富有,后曾祖迁建高新庄。祖父高子箴娶妻李氏(其弟李文斋,1930年代中国国民党山东要员),生三子(圣尧、圣君和圣坦)一女(夭亡),其中第三子高圣坦(出生于1892年)即是高耀洁父亲。长子高圣尧娶妻徐氏(其父徐继儒,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曾担任山西巡抚),生有一女(少亡),高圣尧23岁病故,徐氏寡居。高圣君娶妻贾氏(其父贾鸿臣,清末举人),先后又娶妾四位,皆不孕。高圣君长于经营。高圣坦比长兄高圣尧小12岁,比次兄高圣君小7岁,他三岁丧母、七岁丧父,跟长兄生活,15岁娶妻,先后娶两位朱氏,皆难产而亡,后娶吕氏,生一男二女,生第四胎时难产亡故,后娶张氏,生九胎(早夭一人,少亡一人,七人健在),高耀洁是张氏长女。过继给徐氏为女儿,在徐氏的抚养、教育下,幼年熟读《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经》中的诗经、书经、左传;还有其它的诗、词、歌、赋等古典文学书籍;至今还能流利的背颂原文。因此,她具有浓厚儒学思想。1938年春,高圣君中风,昏迷多日,经医生治疗后,仍是半身不遂,言语障碍,意识糊涂,于1943年农历8月在开封病故, 享年57岁。1939年3月12日,八路军冀豫鲁边区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部二大队将病中的高圣君、高圣坦等三人绑走,并进行严酷苦刑,半个多月后高家出巨额赎金(杨得志回忆录载七万块银元,曹县志载30万块银元),虽人放了,杨、崔帅部队将高新庄洗劫后付之一炬。对于八路军抢劫高新庄的原因,中共认为高圣君是地主、汉奸,而根据曹县志,该地区到1939年夏季才首次遭到日军扫荡,此前系国军占区。1968年,红卫兵将高家 (先人均糸厚葬, 随葬品丰富) 祖坟挖开,抢劫随葬的金, 银、翠、玉等珍贵物品, 后焚毁尸体。[6]

高新庄被毁灭后,高氏全家逃离曹县,迁到河南开封(土地、房屋、钱财尽失,当时高圣坦深感个人责任重大,他不仅带出了妻子儿女,也把病中的二哥、二嫂安置在开封,同住一所院内)。1949年农历9月,高耀洁父亲病故。1954年,度过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战争年代后,她终于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

三年饥荒和文革(1960-1974)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耀洁的职业是产科医师。在1959-1961年中国连续遭受三年大饥荒期间,高耀洁曾将自己的粮票让与其他受饿的妇女。[7]1967年,高耀洁工作的医院受到红卫兵冲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尽折磨,因为她拒绝参加游行,遭到红卫兵殴打(现在她身上还存有多处伤痕),之后被间断关在太平间里。先后共计八个多月,高耀洁在太平间里,靠每天夜里由医院的一位厨房女工偷送的一点食物充饥。一次批斗时被打伤,令她的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8]1966年,不堪折磨的高试图服毒自尽,被发现后经抢救幸免,但罹获药物性肝硬化。她还患有心肌缺血、慢性结肠炎等疾病。病症给她带来很多痛苦和不便。[9]

成功的妇科医生(1974-1995)

1974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逐渐平息,高耀洁被调到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在那里,她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折磨妇女的绒毛膜癌症的治疗。1978年开始以后,中国开始执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比较稳定。高耀洁领导的妇产科在治疗“恶性滋养细胞肿瘤500多例”治愈率在90% 以上,1983年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0]1990年,63岁的高耀洁退休了。

高耀洁退休后,被许多单位邀请去讲座。她主讲妇女保健、防止性骚扰和性病预防等知识。她去过几十个单位、妇联、工会和近百个学校,很受欢迎,他们都用车接送。1995年“三八节”那天,高耀洁上午在郑州大学讲座,下午在工业大学讲座,晚上又去了农业大学,每次讲座均为3个小时。在这5至6年讲座时期,邀请单位很客气,不用谈讲课费,他们也会送上300至500元人民币。有些单位(包括县地市医院)请她会诊、手术,回程时,不但送满满的土产品,还要送上500到1000元会诊费。这是她一生最富裕的时期。

退休后投身防艾事业(1996-)

由打假到关注艾滋病(1996-2001)

遇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

1996年的一次会诊,完全的改变了高耀洁的人生轨迹。

1996年4月7日下午,高耀洁教授被武警医院邀请,参加一次紧急会诊。一个姓巴的女病人在郑州市武警医院治疗,腹水增长不消失,高烧持续在摄氏39到40度之间。入院16天仍不能被确诊。“她的口腔多处溃烂,腹部皮肤深紫色结节,压着不退色。”有的医生猜测这个女人可能得了某种癌症,而高教授怀疑她得的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俗称“艾滋病”。血化验证实了高耀洁的预诊:巴女是艾滋病晚期患者。10天后她去世了,年仅42岁。她是高教授遇到的首例艾滋病病人。

巴女的病例提出了一个问题:病人是如何感染这种疾病的呢?根据中国政府的宣传资料,艾滋病病毒是通过静脉毒品注射和性接触传播的。但巴女是一个善良的半文盲的农村妇女,没有这样的经历。巴女的丈夫、孩子和亲属多次化验的结果,HIV抗体都是阴性。巴女如何成为一个艾滋病患者呢?她是通过什么途径,从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呢?

“听说巴女去世后,她的丈夫在她坟前躺了十几天。他非常后悔让医院给他妻子输血。”两年前,巴女在一次子宫瘤手术后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我惊讶地发现,受感染血液来自医院的血库。如果血库已经被HIV污染,受害人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了!”[11]

进一步追查艾滋病病源

高耀洁被一种强大的精神和忠贞的力量所支配,她自费踏上了“防艾”的漫长道路。她步行,坐公交车,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走访,提供免费的医疗咨询,并收集实际数据。她就像个平民侦探,追寻着一条又一条线索。她的预测很快被证实了:巴女的病例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高耀洁在一些村子里发现有的农民声称患了“无名高烧”或“古怪的病”,与艾滋病的临床表现完全一样,有些病人已经在省市大医院确诊为艾滋病。让高耀洁震惊的是,这场世界瘟疫可能已经蔓延了整个中华大地,而不仅限于河南一个省。河南省约有1亿在册人口,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村人口。她遇到的受害人都是穷苦的农民。“可怕的艾滋病将无情地夺去多少无辜的生命?”高耀洁说:“直到今日仍没有HIV疫苗,没有任何药物能治愈艾滋病。我们能做的就是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阻止它的传播和蔓延。”高耀洁追查出艾滋病传播的根源,发现与非法卖血和不正规采血、输血有关。这些血液交易是由“血头”与血液贩子勾结当地官员进行的。这些血站使用感染的针头在卖血者身上采血。更糟的是,她查出有些医院医德缺失的领导们为了赚钱,曾在黑血市场购买血浆,再高价转售给病人。

高耀洁在调查期间曾经多次向河南省各级政府反应艾滋病疫情的现状,当地官员说:“就你在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高耀洁凭着她的良心和毅力,契而不舍地写信向国家卫生部反应艾滋病传播的严重性和真实情况,但都毫无音信。

农民卖血800毫升,赚了80元人民币(约5美金),用来供孩子上学,维持生活。他们误以为这是一个生财之道,都跑来卖血。采血站的工作人员用很简单的方法抽血,将所抽的同型血混合在一起,分离之后,提取血浆、然后再将那些已经混合的血球,加上生理盐水,重新输回多个卖血者体内,以预防贫血。这时,艾滋病病毒已经进入卖血者体内,感染了艾滋病,又不知不觉地将病毒传染给他们的配偶,以及每一个到血站卖血的人。

早在1998年,流动血站已被宣告为非法。但那些贪婪的“血头”仍在地下从事着这些勾当。他们走乡串户,哄骗那些贫穷农民卖血。健康专家预计有2千万农民卖过血。他们当中很多人来自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安徽和山东等省的农村。卫生部门的官员承认,在黑市卖血的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高于在合法血站的10倍。

1999年,湖北省武汉中南医院的桂教授采集了155名卖血农民的血样,发现其中96% 的人HIV抗体都是阳性。河南省驻马店、开封、商丘、周口、信阳和南阳等地的不少村庄都有许多农民全家死于艾滋病。河南政府对外只说上蔡县的文楼村,60% 以上的人在卖血后感染了HIV病毒。很多人已告别了这个世界,留下孤儿和老人。

高耀洁说,“艾滋病传染是一场人类灾难。我认为这次的艾滋病危机跟恐怖袭击和世界大战属于同一级别。”她在一次CNN采访中这样说。从一开始,她就认为这样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如果及时采取了措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专家们曾希望中国政府高层可以发出紧急命令,作出反应。世界知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何大一博士解释:“中国的系统是典型的自上而下,”他说,“除非得到了高层的指示,否则他们都会消极对待。但是对于这样一场公众的健康危机,不作为无疑意味着将死很多人。”日积月累,尽管艾滋病受害者的人数不断增加,那些政府官员还是熟视无睹。

高耀洁去找河南省的地方官员,告诉他们她收集到的惊人讯息,希望政府可以立即行动。官员试图让她闭嘴,“以后不要再说了,河南艾滋病问题解决了。”当时,血液贩子和当局都不愿泄露真相。2006年,一个熟悉血液采集站的中国分析家说:“这些血液采集站都是国企,部分由公共健康系统下的公司资助。它们与医院处于同一系统中,卫生系统的高层管理人员有特殊动机去隐藏问题。”

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高耀洁决定公开揭发。她说:“我是个医生,个人的职责是引起更多的人对艾滋病的关注,竭尽全力将这场灾难下降到最低程度。”高耀洁说,现在这种情况是贪婪的本地官员和商人从事血液生意的后果。这些缺德的医务人员在黑血站老板的掩护下,从事血液买卖的活动。高耀洁在一次《时代杂志》采访中告诉记者,“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因为卖淫或者吸毒。因为当地腐败官员捂盖事实真相,他们担心艾滋病疫情一旦曝光,他们参与此类勾当的罪过也会受到惩罚。”

地方政府官员切断了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通道:面对问题。他们隐藏问题,并借着大众宣传媒体,误导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说是来自于性乱与吸毒。多年来,农村人得到的都是错误消息。根据一项对一万名人的调查,不到15% 的人能正确的说出HIV传播的方式或者如何保护自己。他们并不知道艾滋病病毒可以通过血液感染而传播。“输血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并非像他们声称的是性接触传染,”高耀洁在一次路透社的采访中说,“这是真实的,尤其是在河南、安徽、四川和广西省贫穷的偏远地区。”

自费研究宣传防艾知识

高耀洁意识到应该全力以赴开展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她从1996年开始写作并自费发放艾滋病预防资料和书籍,让广大群众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这个贡献比我做本职工作更大,我看门诊一天最多只能诊治几十个病人,但我积极宣传预防艾滋病工作,每天都能教导成百上千的人,让他们掌握防艾知识,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高耀洁用自己的退休金,以及河南省文史研究馆和宋庆龄基金会的捐款,印发了800份“艾滋病预防常识”宣传单,在199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文史研究馆出车,2位工作人员陪同高耀洁,他们一起坐车到河南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发放宣传单。她请人们将宣传单带给他们同村的人阅读。人们争相索取宣传资料。高耀洁自费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并免费发放30万册,支出40多万元。她还编写了《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等小报,发放120多万份。自2000年开始她还向全国各地个人、学校、图书馆等赠送自己的著作。除写作、印刷和出版,高耀洁还走访很多农村、大学(北京五所, 上海六所,南京八所, 长沙、天津、西安、济南等多所名校),举办讲座,宣传艾滋病疫情及防治方法,同时发放艾滋病书籍和宣传材料。[12]2006年底,她在新浪网开通了自己的网络日志,其中发表了她掌握的病例,以及收到的艾滋病患者来信。从1999年至2009年,她发了超过一百二十八万份宣传单。她一共编写了七册有关艾滋病书籍,其中一本名为《艾滋病预防和性传播疾病》的小书,发给了医院、学校、工厂和农场。该书总计印刷了超过三十八万多册。

2001年,她将“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她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的奖金两万美元全用来加印《艾滋病性病的防治》。[13]

高耀洁对河南省人口稠密地区的艾滋病现状进行调查,记录艾滋病疫情,并拍了患者照片,编写存档。她揭露这个被官方隐藏的艾滋病情况,最终估测:河南省1亿人口中,约有2%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病人。

“血祸”之灾及其后遗症(2001-2007)

揭露血祸真相

高耀洁认为,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采血和输血。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尤其无辜。2006年10月24日,她在自己的网络日志中表达了对中国血液安全问题的担忧:首先,在单采、有偿献血已被禁止,无偿献血又无法满足临床需要的情况下,采血已经转入地下。其次,国家对血液污染事故的查处不彻底。最后,司法部门对待艾滋病患者不公正。[14]

她反对官方宣传“艾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和吸毒传播”的观点,她认为中国农村并没有多少同性恋人口,贫穷的农民也无力购买毒品。此外,经武汉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在河南驻马店调查500多艾滋病病人, 夫妻同居时间在5年以上, 对方感染爱滋病病毒者,40多人,证实艾滋病性传播的机率不到10%, 因中国的艾滋病病毒类型与外国不同, 过分强调官方的观点助长了人们对于艾滋病患者的偏见。人们认为,既然吸毒或性滥交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那么得艾滋病的人必定大多从事这类活动,进而称艾滋病为“脏病”。艾滋病患者也因而受到歧视甚至侮辱,并殃及家人。

“社会对艾滋病人不理解。人们认为:这病是“脏病”。…… 其实,中原地区人感染艾滋病,大都不是因为性乱,而是卖血。”[15]

她还认为地方政府时常掩盖艾滋病血液传播的严重性,另外,许多“有知识的人”也在“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 特别是假药, 危害了更多人的生命。[16]2003年12月,高耀洁在同吴仪会面时,否定了“吸毒和性是中国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的说法,并直言告诉吴仪:“他们在骗你”。此外,高耀洁还认为,强调性传播艾滋病的目的是为了掩盖政府的失职。[17]

高耀洁认为,中国国内的艾滋病宣传,过分强调避孕套的作用。这对艾滋病的预防有很大负面影响。她的理由是,既然安全套在用来避孕时都有破裂、失效导致避孕失败的危险,它就不能用来预防更加危险的艾滋病。过分宣传避孕套的防艾效果,导致人们对艾滋病放松了戒备,再隐瞒艾滋病病人的真实姓名….. 更加重了艾滋病蔓延。至于有效的方法,高耀洁的回答是:“洁身自爱,才是保护自身、家庭、社会健康,防御艾滋病的最好办法。”[18]

高耀洁也强调,卖血、卖血传染艾滋病不仅限于河南,而是普遍存于中国境内,是全国性的问题。[19][20]

备受误解阻扰

高耀洁的调查和推动工作并没有获得官方的称赞,反而受到监视。她很快成了地方政府官员恐吓和威胁的目标,因为高耀洁的工作可能暴露他们的丑闻,断了他们的财路。官员们窃听她的电话,拆开她的来往信件,没收她的照片,取消她在大学的讲座,并阻止她与记者见面。他们甚至给她贴上了“被反华势力所利用”的标签。高耀洁激动地说:“他们指责我破坏了河南省的形象,但是他们就是那些黑血站的后台!也是这场血难的罪魁祸首。”

高耀洁经常被别人误解,她试着去帮助一些人,但因为艾滋病的传播不为人民所理解,甚至已经出现社会的偏见,有时人们看见她就像看见瘟疫一样。有一次,她和两个文史研究馆馆员一起去一家夜总会发放预防艾滋病的资料。“那些小姐躲起来不见面,就像一个可怕的怪物来了一样。”高耀洁回忆,“有的女人看到这些预防艾滋病资料就撕碎扔进垃圾桶,并说,‘你们赶快滚出去!顾客要是看到,就没人敢来这了。他们肯定误认为我们全都害有艾滋病!’夜总会经理气势汹汹地跑过来,将我们赶了出去。”高耀洁去娱乐场所、商店,政府机关、工厂和企业发放宣传资料,人家也不欢迎。有一次,他们到一家大花店发放宣传资料,两个艾滋病女孤儿一起去,她们向一位青年人鞠躬,说,“叔叔,艾滋病是国难,请你看看这些资料。”那位青年说:“国难关我啥事?”

高耀洁发现了更惊人的是人们对于艾滋病的共同误解。2001年5月,她在公开信中写道:“这里面有很多误解。大部分人认为‘我不去嫖妓,也不卖淫,所以我不可能得艾滋病。’”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认为是艾滋病患者就有性混乱行为,说“艾滋病是脏病,好人不会得。”他们甚至说“艾滋病预防教育资料是可耻的。”在过去几年里,高耀洁捐赠一万多元,来自她的稿费和奖金。她印刷资料和书籍,资助上百个艾滋孤儿。当她知道在农村艾滋病感染者比城市更多,由于官方的掩盖,这些人们对病毒一无所知。她和同伴们开始行动,在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发放艾滋病预防资料,3天分发了800份;后来在火车车厢里向旅客发放资料。她亲自艰苦跋涉,走乡串户,在河南农村将防艾小宣传册散发到那些对艾滋病毫无了解的农村和山区。

她给那些被艾滋病沉重打击的村民带来安慰,给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食物、衣服、药品和现金。她为那些已故艾滋病患者的孩子提供帮助,让他们上学,甚至将一些孩子带到她自己家。

高耀洁做艾滋病关怀的时候,引起家人意见分歧。最令她心碎的是家人对自己的误解。丈夫郭明久曾问她为什么做这项工作。“我们在家安度晚年岂不更好?”高耀洁告诉老伴说:“作为医生,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人死而不伸出援助之手。”由于当局的逼迫,她的孩子们因此吃了很多苦头。高耀洁的小女儿失去在河南省职工医院的工作,导致母女关系严重不和。小女儿最终离开中国去了加拿大。如今还有个坏人在挑拨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高耀洁说:“小女儿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太痛心了。”她的小女儿被广东江门的一个无赖蒙蔽利用了。这个无赖是国保的帮手,是替政府“黑社会”做破坏工作的,他通过挑拨、收买高耀洁的亲人,收集情报,达到追踪控制高耀洁的目的。因此母女的关系极差。

高耀洁的孩子们不同意母亲带艾滋病孩子回家,生怕艾滋病传染。2002年春节,高耀洁把3个艾滋病孤儿带到家里过节,可把儿子吓坏了。她儿子说:“妈妈,你把这么多农村小孩带到家里来,万一传染艾滋病怎么办?让我送他们回去吧?”高耀洁解释说他们都是艾滋病孤儿,需要一个避难所继续生活。“他主要是害怕被传染艾滋病。”

为了方便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她和丈夫在狭窄且不能供暖的家里建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她通过讲座和写文章积攒额外资金,并尽力节约家庭预算,每月开支限制在200元左右。2001年,高耀洁获得3万美元的人权奖,她立刻用这笔奖金印发了3万7千多份《艾滋病性病防治》小册子,一百二十多万份防艾资料。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她通过基层医务人员、计划生育诊所、妇女团体、艾滋病患者的亲戚们,在公交车站、火车、媒体上宣传防艾知识。

高耀洁在河南的大规模防艾宣传工作,遭到了某些人的不断攻击。当地官员和那些发艾滋病不义之财的人对她恨之入骨。当她曝光有关艾滋病蔓延的真相被传开时,当地政府官员对她的指责与日俱增,他们不顾一切地掩盖事件的真相和自己的罪行。不但如此,他们还指责高耀洁制造谣言。甚至有人坚持说河南省“不是唯一”发现艾滋病人的地方,河南政府对艾滋病病人照顾得很好,他们树立上蔡县文楼村的典型,让人们去参观。当局对其它地区的艾滋病疫情尽力捂盖,试图强迫高耀洁对媒体讲话时也要按照官员的意思。但高耀洁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诚实和坦率,只要一发现腐败现象存在,她就要谴责。当局某些官员取消了高耀洁在各地大学的艾滋病教育讲座,禁止她发放免费药品和小册子,并指责她被海外反华势力所利用。

高耀洁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有些人曾为他们工作,并且说一些日本人希望听到的话。这些人的做法伤害了国人的心。今天说谎的那些人和那些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高耀洁说:“那些鼓励血液交易的官员们应该坐牢,甚至处死,你看,我们的输血法颁布已有十年了!这些当权的吸血鬼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还活着呢?”

2000年8月,《中国周刊》发表了一份对高耀洁的详细采访,其内容是关于河南省的艾滋病情况 (后来被许多其它报纸和杂志转载) ,当地官员怒斥她未经批准把艾滋病消息发布给记者,此事损毁了河南省的形象。官方通知她不要再与媒体联系。虽然中国的新闻记者一直排队采访她,但是不久他们就受到了政府的恐吓威胁。那些坚持采访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记者们因害怕而不敢写关于艾滋病信息的新闻报道。有关高耀洁和她工作的报道从此销声匿迹了。

1999年12月,伊丽莎白?罗森塔尔放弃医生工作成为一名记者,在纽约时报驻北京处工作。她几次想采访高耀洁,但河南省外事办在这一年内三次告诉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站:“高耀洁教授有病不能接见”。2000年9月,罗森塔尔下决心亲自前往郑州拜访高耀洁。罗森塔尔在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办公室问高耀洁的住址。

罗森塔尔直接找到高耀洁家并敲门。高耀洁开门见到站在她面前的美国人时,她笑了。罗森塔尔脱口而出,“你看起来很健康!”“我三次没有找到您,这是第四次,找您比找诸葛亮还难。”两人谈了一个中午,罗森塔尔获得了有关资料。这篇采访报道很快就在世界各媒体传来,河南省的官员震怒了。罗森塔尔因着这次冒险采访,获得“克林顿优秀采访奖”,成了名记者。

当地政府没有使用法律手段来惩罚高耀洁,而是加剧了对她的身心骚扰。他们派警察在她住的小区门外站岗,监视她的行动,与试图拜访她的人搭话。有时,高耀洁的家庭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来电信号被阻断或窃听。

2004年,高耀洁获得2003年度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奖”。河南省宣传部的高官三次赴北京,要求除去高耀洁的名字,另换其他人,未能得逞。这个高官恼羞成怒,下令河南省所有媒体不准报道高耀洁。从此高耀洁的事迹逐渐销声匿迹了。

中国中央政府与河南省政府的意见并不一致。2003年11月10日,高耀洁被邀请去清华大学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关于艾滋病的演说,河南官员完全无视中央政府的意愿,命中医学院医院党委副书记sj、老干科科长jzp赴北京堵截高耀洁。他们追踪到会场,大会门卫说:“你们再胡闹,我叫保卫处处理你!”他们无奈地走了。

高耀洁的努力工作和持之以恒最终迫使政府承认艾滋病存在的问题。2003年,中国政府承认中国有艾滋病,承诺提供资金预防和控制该疾病。2004年,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发布一份报告,到2006年中国有85万到150万成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2007年中国卫生部官员估计只有75万成年人被感染,而其它消息来源估计大约有150万中国人被感染。 2007年10月,中国官方已经记录18万3千7百33个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包括1万2千4百64已死病例。但是很多人未经检测仍然处境危险,一些人由于耻辱而不愿暴露自己的病情,一些专家担心这个数字会更高。

2005年,复旦大学gyn教授发表一篇有关艾滋病与“血祸”的综述《血殇》,文中叙述参与艾滋病调查报道者共217人,613人次。2005年以后,由于当局的压力,这些报道逐渐销声匿迹。

高耀洁继续深入新的村落,将那里的艾滋病传播情况全部记录在案,提供给防艾志愿者, 为这些地区的村民们提供帮助。高耀洁把自己比喻成打击“黑洞”的一把钳子。这些地方可以获得许多艾滋病的信息,也可以见到许多病人和艾滋病孤儿。

八十岁以后,2006年,与她一起生活50多年的丈夫去世,给她带来了莫大的痛苦。有关当局想方设法堵住高耀洁继续外出为艾滋病病人服务的路子,但她依然有信心,有智慧地从事著书立说。高耀洁告诉人们,她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只要她还活着,她就尽可能纪录所得的素材,留作历史资料。高耀洁说:“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地下)卖血站,有许多卖血者每两天到这类站点卖血一次,输污染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感染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对抗艾滋骗局

高耀洁花费了大量精力揭露“防艾”名义下的行骗。据高耀洁自己介绍,到1998年时,她收到的信件中声称包治艾滋病的信占了总数的10%。[21]同时她还说:

“防艾圈太大、太乱了。”“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太多了,这些年艾滋病问题上,多少人说了多少假话呀。”[22]

2003年,因为在一篇题为《你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不感到可耻吗?》的文章中攻击江湖骗子,高耀洁被告上了法庭。原告李德敏认为,尽管高耀洁并没有点名,文中提到的骗子就是他,并认为高耀洁侵犯了他的名誉权。2003年9月16日,经法院审理,高耀洁被认定无罪。[23]为了保护身后名誉,防止他人借“高耀洁”之名行骗,她于2005年10月1日发表了遗嘱,要求“不留骨灰”,“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搞行骗或闹剧,让那些“能人”获利,危害他人……”,并进行了公证。[24]

照顾艾滋孤儿

“艾滋孤儿”是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孩子们。高耀洁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们。高耀洁把艾滋遗孤的问题总结为三点: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心理问题。[25]尤其遗孤的心理问题,对社会有潜在的威胁。

“艾滋孤儿的问题,将来是个社会动乱的根子……他少吃无喝的,他又没有知识,他又不懂法律,你想想他会对社会造成什么东西,现在已经出现艾滋病人杀人了。”[26]

为了打破与艾滋病毒有关的社会偏见,高耀洁将艾滋感染孤儿抱在怀中,以向村民证明正常接触并没有危险。她在高中、大学发表演讲,鼓励学生参与防止艾滋病传播的斗争,但遭到地方当局的阻扰。

高耀洁曾说过,孤儿是艾滋病危机中最可怜的受害者,因为每个艾滋病死者都会留下1到2个以上孤儿。他们的父母死于艾滋病之后,孤儿在村子里和外界都会被看不起。农村人很迷信,认为这些孤儿是“妨人”(克星),把他们的父母都“妨”死了。这些孩子经常因为太饿,到地里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吃青麦粒,拉肚子。高耀洁把孤儿安排到老家原籍,请无子女的家庭收养。这些孩子离开时都想见见亲人,他们的亲人会说,“你们走到哪里就妨到哪里。”或者干脆不理睬他们,有时候连头都不抬。

高耀洁曾经访问河南一个村落。当她走过一条狭窄小巷时,听到一个孩子哭喊母亲的声音。“当我走进这间屋子,我看见那两岁孩子的母亲上吊自杀了,死者的身体已经僵硬了。这个小孩还不知道母亲早已死了,他拉着母亲的脚,用他的小嘴啃着妈妈的脚后跟,不停地呼唤‘妈妈下来’。

高耀洁得知孩子的母亲是艾滋病患者,丈夫已经死于艾滋病,这个孤儿也是艾滋病患者。家中的积蓄已经被庸医骗走,如今家徒四壁,已无任何生存余地。高耀洁一行3人目睹此景,相对而泣,一天吃不下饭。高耀洁说:“这类艾滋病病人自杀事件,在河南的农村随处可见。”

在另一个村庄,她一日之内碰见六个因害艾滋病的死者正在下葬。这个村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大门上贴着白纸,表示近年死过人。

高耀洁通过调查发现,她给孤儿们的汇款,他们常常被监护人扣留、剥夺,只有很少用在了孩子身上。所以她认为,正常人家庭分散领养孤儿是解决“艾滋孤儿”问题的最佳办法。因为孤儿们可以在正常的家庭、社会环境下成长。2001年,她将六名孤儿送到山东省曹县的农村家庭分散抚养。2000-2004年,她花费八万多人民币,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孤儿”。[27]据估计中国现在有几十万的艾滋孤儿。多年来,高耀洁帮助的艾滋孤儿有的在新家、在学校生活得很快乐,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也有些艾滋病孤儿厌学,一心想外出打工挣大钱。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听到高耀洁的介绍也很伤心。杜聪领他们外出旅游散心,去山东菏泽牡丹园游玩,希望恢复孩子的正常心理,激发他们努力向上。高耀洁离开中国后把艾滋孤儿照顾的工作交给了杜聪先生。

受打压被迫出走异国(2007-)

近年来河南省有数以万计的人被艾滋病摧残,但未曾有一名官员为此负责。[28]高耀洁勇于曝光事实,而地方政府则希望掩盖因工作失误、失职以造成的艾滋病蔓延。所以当高耀洁到农村探访艾滋病患者时,常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他们常以维护地方形象或保护国家机密为借口驱逐高耀洁。向政府报告高耀洁行踪的农民可以接受大约500元人民币的报酬。[29]所以她尽量选择便宜的寄宿,因为那里的人们不会经常向政府报告她的行踪。[30]她撰写的关于“艾滋村”的书籍在河南省也被禁止。[31]她相信自己的电话遭到窃听,甚至怀疑有人可能试图刺杀她。[32]

她的女儿郭炎光,因为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受到地方政府和工作单位的敌视和压制,最终失去工作,不得不于2000年底移民加拿大,母女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33][34]

一些村民也憎恨她的工作。正如高耀洁当初所想的那样,很多人认为艾滋病只能通过与妓女性交传播。另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外国病,不会感染中国人。有些人羞于阅读她汇编的教育读物。还有一些人担心,宣传艾滋病的蔓延会对生活和工作在河南的人带来坏影响。这是实际情况,随着河南艾滋病广泛传播消息的传开,河南人开始在全国受到排挤。政府怪罪“不道德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企图掩盖自己参与“血祸”丑闻的罪行。但高耀洁毅然为受害者辩护:“中国的农民现在很穷,他们甚至没钱吃饭,怎么可能有钱去嫖娼或吸毒呢?”“现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穷人濒临死亡边缘,而富人为他们的财富而窒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艾滋病患者是通过卖血或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我非常反对这种宣传。”

2001年,“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高耀洁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中国政府禁止她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典礼,她以前的工作单位拒绝给她办理护照。他们害怕她会告诉全世界:在中国艾滋病主要是血液传播,不像政府所宣传的通过性接触或静脉吸毒传播。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出席了“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颁奖典礼。安南说:“高医师未能出席今天的颁奖仪式,我深表遗憾。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2002年,她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称号,2003年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称号,并在同年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她准备出席马尼拉颁奖典礼,再次遭到当局拒绝。[35]

高耀洁获得了几个国际社会的奖项后,中国政府才准许她访问美国,但在出国之前,河南当局还是动用许多警察将她软禁在家中半个月。2007年2月6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高耀洁女士在家中受到软禁,不能出境,只允许她的子女前往探望。[36][37]软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她赴美国领取“生命之声”组织颁发的奖项。[38]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以私人身份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引起了事态向积极的方向转折。2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批准高耀洁前往美国接受颁奖。河南当局却另出一招,他们迫使高耀洁的儿子参与拦阻母亲出国领奖。2月18日,高耀洁的儿子跪在母亲面前,一连磕了三个响头,求她不要去美国领奖。“当时我的心就像碎了一样,”高耀洁描述道,“我儿子说‘就说你病了,不能去美国’。但是你怎么能对整个世界撒谎?我不愿意像这黑暗社会中的许多人那样撒谎。”高耀洁心志已定,即使儿子劝阻,她也不愿意放弃。高耀洁于2月16日接获通知能出境赴美领奖,2月26日,高耀洁抵达纽约。2007年3月14日,高耀洁在美国首府华盛顿接受“生命之音”2007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

14日下午,希拉里在她的办公室单独接见了高耀洁。这是早就安排好的议程,,她在致胡锦涛和吴仪的信中就说过,“我期待着能有机会与高医生见面.”。高耀洁刚出电梯,希拉里的女幕僚就迎上来。她告诉高耀洁,听到她被软禁的消息之后,希拉里非常着急,命令她赶紧起草信件,二月初那几天,她先后起草了十几封信,送希拉里签字后一一发出。直到北京有了肯定的答复,她们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准备迎接高耀洁的到来。

高耀洁向她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说:“我能够出来领奖,也不说明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的进步吗?”她点头称是。她引高耀洁走进希拉里的办公室。希拉里笑嘻嘻地出来迎接。她把高耀洁请到里间,坐在沙发上,开始拉家常。她先问高耀洁现在的工作情况,又问她来美国生活习不习惯。说话间,她一直上下打量着高耀洁,目光不时地扫过她的黑底白花衣服和那双穿着自制布鞋的小脚,脸上露出好奇的微笑。高耀洁告诉希拉里,这小脚是中国妇女千百年来苦难的缩影,现在已经不多了,她是最后一批了。希拉里很礼貌的把话题转到艾滋病问题上,高耀洁介绍了中国艾滋病的情况,她表示同意高耀洁的防艾主张,还提出要提倡性道德,鼓励人们洁身自好,等等。言谈中高耀洁发现,她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情况相当了解。

在盛会期间,高耀洁先后见了前总统执行长菲奥莉娜;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办公室主任麦克拉蒂;布什总统关系密切和共和党德州的凯?巴利;2008年总统侯选人的共和党阿拉斯加州参议院哈格尔;有线电视网(CNN)The Situation Room的节目主持人沃尔夫-布利哲;CNN的伊拉克战地者克里蒂亚尼?阿曼普尔;以及NBC的资深记者安德里亚-米切尔(格林斯潘的夫人)等知名人士。足见此行受到美国各界的高度重视。

特约颁奖嘉宾资深女记者朱莉•伍德若芙向全体与会者讲述了高耀洁十多年来为调查艾滋病疫情,救助艾滋病受难者和艾滋孤儿,和以极大的勇气揭露艾滋病“血祸”真相所做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就。全场来宾深受感动,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献给了缓缓走上颁奖台的高耀洁。

高耀洁在美国的亲友也受到大会的盛情邀请。她的妹妹高明凤夫妇,小女儿郭炎光,王淑萍医生等。那一刻,高耀洁的眼眶充满了泪水。这一时期,高耀洁的生活并不平静。她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在中国人员监控之下。每天半夜之后,都有人向国内汇报情况,直到下半夜2点多。同时,封闭了高耀洁来往的消息。此事把曾金燕气哭了。

有一件事令高耀洁终生难忘:大会后的酒宴上,有人领着一位老年女士走到她面前。翻译介绍说,这位女士自费买机票,乘了4个小时的飞机,来到华盛顿。又花了300美元买了张门票,目的只有一个:亲眼看一看高耀洁,并合影留念。那位女士说:“你是个善良的人,救了很多人,你的工作很不容易,比德兰莎修女的工作条件还要困难,你是英雄。”

2007年3月下旬, 河南当局就吵着说:“高耀洁去美国不回来了”。4月8日高耀洁从美国返回,二弟赴上海接她。飞机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住在一个朋友家。前一天有关当局打电话追问那家主人“高耀洁是否住在你那里?”4月中旬高耀洁先到开封,住她小弟的家,4月下旬回郑州家中,这伙人一直追控着她的行踪。

2007年5月他们在高耀洁住室前后安装了四个摄像头,并依然对她的子女施加压力。有一次高耀洁感冒了,去厕所、厨房时都要扶住墙走,。她去开封小弟家住几天,国保人员把她接回来。

2007年4月20日,国际天文台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河南封闭了这一消息。直至2008年9月,在中央《科学导报》发表之后,12月高耀洁才知道这一消息。

2009年2月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克林顿 (Hillary.Clinton) 访华,她通过外交部要求见高耀洁,中国政府同意了。2月19日高耀洁抵达北京,20日河南官方派高耀洁原工作学院已退休的党委副书记赵芬莉赴北京去拦截她,并通过北京警方说“高耀洁有政治问题,不能见希拉里。”赵芬莉乘飞机到北京之后,没有找到高耀洁,故未能达到目的。此后当局对高耀洁的电话与一切活动监控加紧。

2007年6月2日至8月27日,高耀洁先后往全国县级公安局邮寄防艾书籍《鲜为人知的故事》(2004年曾获优秀图书奖),2719包,三个月后毫无音讯。她到邮局查寻,他们说:你在邮局寄东西十多年了,这么多的邮件不会不发,问题出在总局。高耀洁估计:可能是当局害怕人们知道艾滋病真情,把这批书扣了。

2008年底至2009年初, 高耀洁向全国收集书籍杂志, 寄给无钱买书的学生,受到很多有志之士的支持。诗人张立凡先生在网络上号召大家帮忙,先后受到全国各地寄来《读者》、《南风窗》、《人物周刊》、《中国青年》、《新闻周刊》和《生活周刊》等十多种,几十万册,《南方都市报》一次寄百余公斤。她的转寄,第一批、第二批,证明杂志到达了,第三、四、五批均石沉大海。2009年4月,家中还存有几千余册,不敢再邮寄。

2009年5月6日,高耀洁发现气氛不对,电话又出故障。出现了2007年她赴美国领奖前夕之势,比上次的形势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午饭未来得及吃,假牙也未来得及带,匆匆离开了家。此时,三辆警车已停在我小区门外待命。高耀洁离家之后,本想躲过法国颁奖期就回家了,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少遭很多麻烦。

6月中旬,高耀洁在开封,若回家,地方当局不会善罢甘休。若不回去,郑州的孩子与其他亲属会受到不可想象的打压。想来想去,高耀洁不知哭了多少次,最后想到很可能给她定个莫须有的罪名置之于死地,孩子们落个犯属之名,孰轻,孰重呢?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 不会只身出走在外,这次盲目外出, 不知所从, 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 留给后人,苍苍大地, 茫茫人海, 何处是我的归宿。”

最后她决定出走。她托香港的朋友帮她联络,请他往国外给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她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 需要出国。7月中旬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有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 请他们派人来接她。

“离开国内时有大学生送行,临上飞机前,其中一位大学生送我到机场入口处,交给我一个字条,他说:奶奶,你到飞机上再看,以资留念。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 住在他们家里, 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 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我这个穷光蛋, 来美国之后深深体会到,来美国的华人, 多么富有, 多么会花钱, 多么狡诈,一切一切, 真一言难尽,我只好‘自我封闭’。

2010年3月, 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 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深居简出,我要尽心尽力,把书稿修改好。

我离开家后,在国内外辗转多处,最后到纽约,幸遇慈善机构和善心人,把我的生活安排的很好,解除了我的后顾忧虑,世界上还有很多朋友和陌生人关心我。”

个人语录

“我从未想过成为一名英雄,但是谁给我送来第一批艾滋病患者呢?从那时开始,我走上了一段不归路。”

“作为个人,我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希望我的努力会激励全社会来密切关注艾滋病。”

“在我看来,一个人不应仅仅为自己而活着,还要为他人着想。猫头鹰天生吃老鼠,蜻蜓天生吃蚊子。人也应该生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奉献社会,而不是损人利己。” —-谈到公民责任感问题

高耀洁说尽管她的诚实自己和家人带来了痛苦,但她从小就被教育说真话:“这样的教育让我受到磨练,也让我陷入麻烦。….我不会说谎。我认为叫我撒谎是最大的侮辱。”

“国外华人很多, 多数人很有钱, 各式各样, 形形色色, 把国内人的俗气也带出来了, 宗派斗争, 金钱至上, 令人生畏,而本人年老多病,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耳聋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体力均不支,所以我不去参与他们的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

“我已年逾八十,在世上来日无多。想想在浩瀚的夜空中,在灿烂的群星里,有一颗并不明亮的小星星,上面留着我的名字。我不知道这颗小行星有多大,亮度是几级,肉眼是否能看见..也许它只是围绕着太阳旋转的一块大石头把。我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即使我的生命结束了,我的躯体化成尘埃以后,这颗小星星还要高高地在太空中注视着地球,注视着艾滋病这场世纪灾难的结局,注视着造成这场血祸的罪人们走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一切我是看不见了,但是它能看得见!”

“我只能对故国家园的孩子们说:但愿你们不会重蹈苦难的老路,因为世界正在前进呀但愿你们能看见我们还没见到过的曙光,因为太阳总要升起的呀但愿你们能走上光明的坦途,因为中华民族已经付足了代价,该到收获的季节啦但愿你们终生留住美好的梦想,因为没有梦的星星就会变成地上的一块黑石头了孩子们,请记住一个老人的祝福吧。即使我走了,那颗名叫‘高耀洁’的小星星也会在夜空中看着你们啊。”

他人评价

杜聪:“多年来,我和高教授去过无数次华中地区的乡下,访问不为人知的艾滋病感染村庄。她把这个称之为‘敲击黑洞’。一旦发现黑洞,我马上对孩子们进行支持,帮助他们上学,给他们提供物质供给。”杜聪的灵感来源于高耀洁:“我很钦佩她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不知疲倦工作的勇气。她教我如何帮助那些艾滋病儿童,如何与地方当局打交道等。她还鼓励我要勇敢,不要放弃或妥协,总是讲真话,她把她救助的孩子也交给我抚养了。”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署长Peter Pilot:“艾滋病的历史和抗击艾滋病的历史是由那些无名英雄们、那些与社会主流抗争的人、以及那些真正敲响警钟的人用自己的行动谱写的。她就是其中一位。”

Harri Holkeri, president of the 55th UNGeneral Assembly, once complimented Gao Yaojie before the worldwide media.”Knowledge is the best vaccine for AIDS,” he said. “In China’sHenan, there is a volunteer dedicated to AIDS prevention education. Her storiesare touching, and her spirit is admirable.”

荣誉与奖励

1999年,她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39]

2001年,她获得了全球卫生理事会(GobalHealth Council)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40]但因为地方政府拒绝签发护照而未能亲自领奖。[41][42]

2002年,她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43]同年7月,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于人民大会堂颁奖,颁奖者为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44][45]

2003年,她获得了由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Ramon Magsaysay Award for Public Service),[46][47]马尼拉市市长赠送了她金钥匙,并授予她荣誉市民称号。但高耀洁未能亲自领奖。[48]《南方周末》2003年度人物题名。[49]

2004年,她被评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11月2日,获得“内滕国际育儿奖”,颁奖于人民大会堂。[50]《南方人物周刊》将她列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之一。[51]《鲜为人知的故事》获得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2005年,她编著的《一万封信》获得了由《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举办的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52]的“2004年度图书大奖”。[53]

2007年,她获得由美国援助发展中国家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妇女领导者奖”。颁奖仪式于当地时间3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54]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莉·克林顿出席了颁奖仪式,并表示“很高兴在这里见到高耀洁”。[55]

2007年,38980号小行星以“高耀洁”来命名。

2007年9月20日,与蒋彦永同时获得纽约科学院2007年度科学家人权奖。[56]她的妹妹和女儿代为领奖。

2007年9月29日,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当年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发给高耀洁。

著作

《实用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专著,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省科技出版社,1990年4月,ISBN:7-5349-0598-2

《妇产科误诊误治病案鉴析》专著,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省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8月,ISBN:7-80538-561-0

《女人之友》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省海燕出版社,1994年2月,ISBN: 7-5350-0979-4

《女科疾病防治全书》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年8月,ISBN:7-80739-733-5(此书内有“人工流产十大罪状”, 见出修订版本271—-273页),多年来全中国畅销,多次印刷,直至2010年1月又出修订版本,ISBN:7807397330, 9787807397335,

《实用女科全集,女性常见疾病防治》,高耀洁总主编 ; 李慧敏,王建凯主编,郑州,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年,ISBN:7-81048-325-0

《艾滋病与性病防治》,高耀洁著,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ISBN:7-5349-2008-6

《鲜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众读本》,高耀洁、尚慧彬、郭明久著,中原农民出版社,2003年,ISBN:7-80641-606-4

《现代保个建》内,外, 妇, 儿, 性病共五册,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9月,ISBN:7-80538-736-2/R·79

《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高耀洁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ISBN:7-5004-4601-2

但由于出版在中国受到阻挠,后于香港出版了《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增补版本:《血灾:10000封信──中国愛滋病泛滥实录》。

《中国艾滋病调查》,高耀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ISBN: 978-7-5633-5317-0

《中国艾滋病祸》(原名《艾滋殇》)高耀洁总主编,香港,天地出版社,2008年3月,ISBN:978-988-211-797-6

《血灾:10000封信──中国愛滋病泛滥实录》,高耀洁著,开放杂志社,2009年,ISBN:978-962-7934-27-1

《揭开中国爱滋疫情真面目》,高耀洁著,博大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10年,ISBN9789868520943/9868520940

《高洁的灵魂–高耀洁的回忆录(增订版)》,高耀洁著,明报出版社,2010年,ISBN978-962-8993-14-7

《我的防艾路》(原名《十年防艾路》)高耀洁著,广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ISBN:978-7-218-07107-7

《疫症病案一百例》,高耀洁著,明报出版社,2011年,ISBN978-988-8081-99-8

The Soul of GaoYaojie: A Memoir, written by Gao Yaojie, Ming Pao Publications Limited,2011, ISBN978-988-8134-33-5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zh.wikipedia.org/wiki/高耀洁)(有删节)

人类的一切政治困境,都逃不出这四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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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蚂蚁过冬

有句话说,“不关心政治的人,不值得深交”,因为关心政治,不仅是关心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更是关心社会的公平正义。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则更深刻地道出了理解政治的意义:“为了我的孩子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与哲学,为了他们的孩子能够自由地享受文学和艺术,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

所以说,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所有热爱自由之人的副业。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因为缺少问题意识和重要性感受,使得对政治的关心走向极端、琐碎:

有的人陷入抽象概念,离真实世界越来越远。比如某些喜欢宏大叙事、自我陶醉的文人,他们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诉求”视而不见,对“政治秩序的走向和风险”也漠不关心。

有的人被信息茧房束缚,陷入了情绪的宣泄、意识形态的对立。比如社交媒体上争吵最激烈的话题,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敌我势力、贫富差距、性别对立、海外战争……

因此,从人类政治秩序的演化进程中,提炼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并形成一套最简约的分析框架,是正确关心政治的第一步。

在千百万年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一切的政治困境,其实都可以聚焦于四个连贯的重大问题。并且,它们恰好对应了四位大思想家的追问和解答。

1.霍布斯问题:人类为何需要国家?

在国家诞生之前,或是任何无政府的社会,人们既不能抵挡外来侵略,也无力惩罚暴力犯罪,所有人都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这就是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的“自然状态”,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社会充斥着“猜疑、掠夺、欺诈、凌辱和谋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孤独、贫困、卑污、残忍且短寿”。

政治学者包刚升在《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洞见:“国王是安全的保护者,法律的执行者和秩序的提供者。国王所代表的有效国家出现之日,才是人类政治文明奠基之时”。

这就是所谓的“霍布斯问题”:没有国家,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权,也就不会有任何公平正义、市场分工和科学人文

每当国家转型陷入危局,或是社会变得混乱无序,政治家、思想家的讨论,都绕不开“霍布斯问题”。

霍布斯
霍布斯

 

2.阿克顿问题:为何必须限制权力?

 

没有权威可怕,权威的膨胀同样可怕。“自然状态”的难题被解决后,新的难题也随之产生
当君主的权力不受约束、被随意滥用,民众就会活在生杀予夺的悲惨境遇中。君主则是深陷滥施暴力、信任危机的恶性循环。国家就这样堕入了统治成本高昂、“安危系于一人”的陷阱中。
东西方的各大帝国,都曾因为权力膨胀和滥用,导致了民不聊生、血流成河、国家败亡的惨烈后果。
中国古人对专制的危害最有切肤之痛,发出过“硕鼠硕鼠”,“苛政猛于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哀叹。从古罗马帝国,到近现代的拿破仑、希特勒,专制暴君都是以绝对权力,将国民拖入血腥的内外战争。
正如英国思想家爱德华·阿克顿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任何人都不该对权力怀有“绝对美好”的期望,去无限制地美化、壮大权力。
包刚升在《抵达》一书中指出,所谓“阿克顿问题”,就是对“人类为何要限制权力”的追问和解答:人类需要国家,但是国家权力越强大,其危害就越大;越是受困于强大统治的地方,就越绕不开“阿克顿问题”。
阿克顿
阿克顿

 

3.洛克问题:如何有效地限制权力?

 

“阿克顿问题”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必须限制权力”。于是,“如何有效地限制权力(如何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就成了人类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首次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构想:以宪法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特别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无论是限制公权还是保障私权,其核心都是以“分权制衡”施行法治。
“限政法治”意味着,政府的权力(power)必须是有边界的、受法律约束的,“法无许可皆禁止”。相对的,公民的权利(rights)则应该是“法无禁止皆许可”。
但是,当我们面对的是垄断了军队、警察、经济、司法、宣传、教育的国家,任何质疑、分化绝对权力的言行,都可能是危险的、徒劳的。
正如包刚升在《抵达》中回顾的:在“如何限制权力”的古老命题上,人类流血牺牲最多,过程也最为艰难曲折。
英国在建立有限政府之前,历经了内战、独裁、复辟等多次血腥的动荡。美国则是经过战争、分裂、制宪、党争等危机之后,其限政法治才逐渐落地。
除了英美,各国限政转型的过程更加艰险。文化传统、国际局势、偶然事件等等都可能使其夭折。
法国在大革命后经历了恐怖、混乱、软弱的两个世纪。德国、日本则是经历了惨烈的战败,才勉强实现了有限政府。东欧、拉美各国更是普遍从“半法治”的路上,退回了强人政治。中国从清末开始,100多年过去,有限政府的进程也一言难尽……
所谓“洛克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国家权力”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有了分权制衡的方案,但很多国家要实现有限政府,前路依旧漫长。并且,越是法治传统薄弱的地方,“洛克问题”就越突出。
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
4.托克维尔问题:如何防范民主的弊端?

约束权力的“政治发明”,除了限政,还有民主。
19世纪法国思想家亚历克西·托克维尔,以《论美国的民主》塑造了“民主”在现代人心中的正面形象:民主可以通过公平选举、市民社团和舆论监督等方式,有效地制约公权力;民主将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并扩散到全世界。
但是正如包刚升在《抵达》一书中指出的,现代人太热爱民主,以至于常常忽略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警告
“一人一票、毫无门槛”的民主看似诱人,却天然具备仇视精英、享乐主义、政治对立、社会原子化等弊端;民主最大的危险是,当“多数派”变成绝对权威,民主很容易被寡头操弄,走向“多数人的暴政”。
古希腊公民大会、法国大革命时期,都曾以“民主表决”的方式滥杀无辜、剥夺人&权,这就是“多数人暴政扼杀少数人权利的前车之鉴。
在当代,民主导致了西方的福利主义、种族政治、政党极化、道德虚无,还有纵容恐怖主义和专制扩张。而专制国家则是以“民主”之名,行“1984”之实。
包刚升指出,以上种种,就是现代人最大的政治危机——当“有效约束国家”的难题解决之后,由民主带来的“约束国家误区”就会产生。
因此,所谓“托克维尔问题”就是:既然无法阻挡民主,那么如何才能防范民主的弊端?
托克维尔的回答是:民主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权力无论如何产生,归多少人掌控,都是危险的,都应该竭力限制越是在民主神话的时代、极&权谎言盛行的国家,就越绕不开“托克维尔问题”。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
这四大问题,恰好为“如何实现良善政治”这一人类最重要的命题,提供了统一性、创造性的解释。读懂了四位大师的追问和解答,也就读懂了人类政治的现实、本质和未来。
上文所述的“人类四大政治问题”,来自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包刚升老师的新书《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一书。

又一位华裔女性成为美国主要城市市长:走进Lily Wu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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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硅谷维立 
2021年,华裔女性Michelle Wu创造历史,成为波士顿第一位民选的女市长和少数族裔市长。华人社区引以为荣,奔走相告。
两年后的今天,另一位华裔女性也创造了历史,当选为一个主要城市的第一位亚裔市长。
与Michelle Wu不同的是,她的选区位于保守的美国心脏地带。这里没有大量少数族裔,华裔选民更是难得见到。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该市人口72%是白人,非裔和西裔各占10%左右,亚裔不到5%。
另一方面,之前我们听说的亚裔政治人物以民主党居多。比如Michelle Wu,旧金山曾经的市长李孟贤,奥克兰曾经的华裔市长Jean Quan,现任苗裔市长Sheng Thao,无一例外是民主党人,而这位华裔女性是独立无党派人士。
这个华裔女性是谁?她有什么样的背景?毕业于那间名校?11月中旬,趁APEC在旧金山召开, 美国公民领导力(Civic Leadership USA)和亚太联盟(API Coalition)两大组织在旧金山举办了第一届全美亚太裔民选官员峰会。好友Michelle创办的愉园社是峰会协办组织。她邀请我一起参加了峰会。
峰会上群星闪烁,各种大腕做主题演讲,酒会期间随便跟人攀谈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最大的收获,还是结识了前面提到的这位创造历史的华裔女性Lily Wu。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39岁的Lily是第一代移民。她父母来自中国大陆,1983年移民中美洲的危地马拉,Lily在危地马拉出生。
1993年,她父母带着只会讲广东话和西班牙语的九岁的她和弟弟移民美国,定居在位于美国正中心的威奇塔(Wichita)。
(地图中红点是威奇塔,地图最下方是危地马拉)
(地图中红点是威奇塔,地图最下方是危地马拉)

 

中西部人口不如东西两岸稠密,除了芝加哥、底特律几个大都市外,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城市寥寥可数,威奇塔有四十万人口,是堪萨斯州第一大城市。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Lily的父亲是厨师,妈妈是发型师,都没上过大学。Lily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她从威奇塔州立大学毕业后,又获得奖学金在香港大学完成了新闻硕士学位,然后在ABC和CBS电视台做了12年主播和记者。今年四月,在她来到威奇塔整整三十年那天,她从电视台辞职,宣布竞选市长。
Lily跟选民说,职业政客给我们留下了创纪录的赤字和警力的不足,而且热衷于玩政治游戏。我是一个局外人,我将带来新的视角,确保市政厅为所有威奇塔人服务。
她竞选纲领的三大支柱是:确保公共安全、加强经济,恢复民众对市政府的信任。
选举结果,Lily以16个百分点的优势(58.4%对41.6%)击败现任市长,大获全胜。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作为一颗闪亮的政治新星,Lily是峰会上的明星,也是讨论会嘉宾之一。讨论会一结束,她就被一帮人包围起来,有要采访她的,有要照相的。我幸运地得到主办单位引荐,事先有约,才不受干扰地跟她谈了一个多小时。
Lily不喜欢用politician(翻译得好听是政治家,翻译得不好听是政客)这个词来称呼自己。我问她为什么要从记者转换跑道到politician,她纠正说她更愿意称自己为“公仆”(public servant)。
竞选公职前,她就在社区担任志愿者多年。我们谈到是否应该鼓励更多亚裔从政时,她也说与其鼓励更多亚裔美国人竞选公职,不如鼓励他们活跃于非营利组织中,以志愿者的方式为社区做贡献。有了这种回馈社区、服务他人的心态,更多的领袖人物自然会出现。
事实上,Lily强调说,每个人,无论是哪个种族,都应该更多地参与公民活动,关注当地政治。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Lily曾经注册为共和党人,现在的选民注册的党派登记为自由党(Libertarian)。但我从媒体上读到,自由党并不认可她的竞选。比如她竞选纲领的第一大支柱,增加警察来维护城市安全,就被以小政府为圭臬的自由党批评。但威奇塔市长的位置是非党派的,候选人不需要获得党派提名,也不必受党派意识形态的限制。Lily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回归根本,回归常识,解决民生问题,为市民提供核心服务。
城市街道上的坑坑洼洼有党派吗?她问我。当然没有,也不应该有。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Lily重视社区和家庭。她记忆中的童年的威奇塔是一个对家庭友好、对移民包容的地方。她也非常喜欢我们亚裔尊重长者、重视家庭的传统。
“我有很深的感恩之心。我每天醒来都充满感激。我很庆幸我活着,我生活在美国,我和我父母住在同一个社区,我每天可以看到我的家人。”
她有一个对自己影响深远的导师,她的“第二个妈妈”,她上中学时学校的心理辅导员。老师本人是心理学家,丈夫是律师。她和丈夫都受过良好教育,在Lily的生活起到了她的家人不能起的作用。她教Lily吃西餐时怎样用刀叉,付钱给她上游泳课,为她打开了很多扇门,展示了很多她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机会。
这位心理老师收了三名女学生到自己羽翼下,现在三人都很有成就: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药剂师,而Lily直到今年初都是一名记者。
当Lily考虑要选市长时,她第一个就去问这位导师。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吗?导师告诉她她能行。“如果她告诉我不要参选,我不会在这里。”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幸亏导师的支持和鼓励,明年一月Lily就要成为威奇塔市长了。据峰会介绍,现在美国有超过一千名亚太裔民选官员,而50年前民选官员中几乎完全看不到亚太裔面孔。
但亚太裔参政虽然进步很大,民选官员的比例还是相当低。本来亚裔在美国就是少数民族,出头露面的社会精英中身影又更少。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注意到自己与社会主流有所不同,又没有太多榜样可以学习效仿,其他种族的人也容易对亚裔视而不见。
所以这次峰会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有自己的代表很重要“(representation matters)。坦白地说,美国社会是相当公平开放的。经过近几十年的苦干,在法律层面各族裔的平等基本得到了保障。但要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让各个族裔消除隔阂,相互了解,和谐共处,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亚太裔积极参政竞选公职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而且正如Lily所说,从政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服务。我们既然选择在这里安居乐业,就应该把自己当主人。既然是主人,就应该主动站出来端茶送水为社区服务。
所以她站了出来。从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移民小女孩,变成一个专门用英语讲述社区故事的记者,又从一个工薪阶层家庭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和政坛新人,在一个几乎没有亚裔的地区当选为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亚裔市长,Lily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启发他人,让他们看到一切皆有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
(转载自硅谷生活家)

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同根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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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军宁

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文明与文明只可能摩擦。在当今,一种文明,如果称得上是文明,它首先必须“文明”,即它必须恪守一切文明所具有的道德底线。

 

▐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对恐怖袭击的最流行的解释之一就是“文明冲突说”。按照这种说法,红色极权主义在冷战中坍塌之后,伊斯兰教国家(甚至一定程度上包括儒教国家)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成了当代国际政治的主题。恐怖分子与西方的冲突,是这种文明的冲突的集中体现。

不过,这种解释很是令人生疑。如果真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这些恐怖分子为什么不炸梵蒂冈这个西方宗教的首都?为什么不去炸美国和英国的那么多教堂?而是去炸世贸大厦,炸地铁、火车、公共汽车、炸体育馆,炸伊斯兰国家如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旅游圣地?

恐怖分子用炸弹袭击平民,这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文明?这与当年德国用潜艇袭击商船和邮轮有什么区别?这种用野蛮的手段袭击平民也算是文明的冲突的话,那么,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可以算是文明的冲突了。

所以,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恐怖主义的无端袭击,并不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而是恐怖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如果认为恐怖主义代表的是一种文明,那就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否则,就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

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文明与文明只可能摩擦。在当今,一种文明,如果称得上是文明,它首先必须“文明”,即它必须恪守一切文明所具有的道德底线,其中包括,不以无辜平民为重要袭击目标。不认可这一底线的行径,就是不文明的行径。

文明是善,野蛮是恶。善与善是不会冲突的,只会摩擦。只有善与恶才会冲突。既然是善与恶的冲突,那就不是文明的冲突。

恐怖主义兴起的背后的确有某种文明差异在里面。但这不是关键所在。

文明的多样性是基于普世价值基础之上的多样性,是指实现普世价值的方式的多样性,不是指普世价值和毁灭性价值的多样性。文明的使命是对野蛮的告别,但是恐怖主义却要告别文明,拥抱野蛮。这样的行径,不是“文明的冲突”几个字就能解释的。

▐ 为恐怖主义开脱的种种借口

关于恐怖主义的根源,已经有了不少说法。上面的“文明冲突说”,就是其中的一种。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恐怖分子发动恐怖袭击是因为他们痛恨世界上的财富两极分化,富国愈来愈富,穷国愈来愈穷,发动恐怖袭击,是为了执行“分配性正义”。

像布莱尔这样的左派政治家还开出了增加对穷国援助作为反恐的验方,并发起了有非洲马歇尔计划之称的“非洲委员会”。非洲委员会公报的墨迹未干,恐怖分子用炸弹在伦敦和埃及对“贫困说”作出了“澄清”。

其实,贫困不是造成恐怖主义的原因。一些恐怖主义者非常富裕,一些产生恐怖主义的国家也非常富裕,甚至跻身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最富裕国家之列。第三世界的贫困是另一个问题,一个与恐怖主义无关的问题。

他们发动恐怖袭击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的国家更加富裕,而为了让这些国家远离富裕。拉登并没有用他的巨额财产来为他的国家或其他贫穷的国家建电站、搞扶贫工程。

如果他们要的是富裕,他们应该致力于引进外资。即使希望摆脱贫困,也不能用恐怖袭击作为脱贫的手段。

有人说,恐怖分子发动恐怖袭击是一时头脑发热,神经失常,丧失理性。恐怖袭击真是这些人歇斯底里的瞬间性发作吗?不是,在各大洲的这些一连串恐怖袭击,都是他们经过精心策划的,都是运用了很高的理性和智力,与醉后撒酒疯之类的行为根本不同。

还有人说,恐怖分子的举动是为了崇高理想,毫无利己之心,是无私献身的壮举!相反,在我看来,恐怖主义是极端自私的,不是什么利他的英雄主义壮举,也不是常被描述成的“意识形态狂热”。恐怖主义者有自利动机吗?当然有。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夺权。这是最大的私利。

对此,下文中后有进一步的说明。自私的人并非没有献身精神,这一点中国人应该领悟最深。越是需要不择手段才能实现的理想,越是低俗、有害的思想,不论把它说得多么高尚。

恐怖主义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他们有着清晰无比的“商业模式”,他们用别人的鲜血和生命来换取经费和赏金。默默无闻的青年人突然变得世界知名,没有911,谁知道拉登;不入侵科威特,谁记住萨达姆?

他们像尼禄一样,放把火烧罗马,看着人们惊慌失措,夺路逃命有多好玩。他们用暴行把自己变成全世界注意力的焦点。

恐怖主义就是极权主义驱动恐怖主义者屠杀无辜的野蛮行径不是因为贫困,也不是因为疯狂,而是受到了某种观念的驱使,某种残忍的、极端自私的观念的驱使。

这些观念一定是仇视财富、仇视生命,仇视自由的观念。依我看,恐怖主义在本质上是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传人。

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一个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恐怖主义,另一个是以团伙为单位的恐怖主义。

他们笃信暴力是实现理想的根本途径,认定权力出自枪杆,炸弹成就梦想。这只不过是极权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在当代的翻版。恐怖组织所进行的恐怖袭击与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和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平民、红色高棉屠杀本国人都是出自类似的逻辑。

希特勒把世界分为亚利安人与非亚利安人,波尔布特把世界分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恐怖分子把世界分为信真主者和不信者。两者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与驱动极权主义的一样,驱动恐怖主义的是自私,绝对的自私,恐怖主义团伙内部的集体自私。他们有着明确的非宗教的俗世的追求。

他们追求集体的权势。他们断定,恐怖袭击是取得权势和影响力的最有效的办法。用这样的暴行,成本更低,效果更好。

他们的行动没有超越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的法则。采用常规手段,影响政治的成本太高,效果很差。恐怖主义的暴行成了政治寻租的最佳手段。他们用无辜者的生命和鲜血来换取政治租金。

911恐怖袭击
911恐怖袭击

 

使用暴力,意味着他们不愿意使用常规的手段参与政治。用暴力手段介入政治常常意味着,死亡或监禁。

恐怖分子觉得他们愿意承受这样的代价,因为他们心中对成功极端渴望。这样的情形是二十世纪主张暴力的政党史中非常常见的。

恐怖袭击不是恐怖主义者依据其宗教信仰的独特发明。人们常常用恐怖主义的舆论口径给其暴行定性,说他们是为了事业,是为了复仇,摆脱西方的压迫。

恐怖主义并非没有理想,这个理想就是高度政教合一的专制神权政治。这不是崇高的理想,而是野蛮的专制的理想。

这种理想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理想。这样的理想在扩展过程中遇到了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的阻挡时,恐怖主义者便把枪口对准了现代文明。

追求权势,无可厚非,关键是恐怖分子用的是野蛮残忍的办法,文明社会不能接受的手段。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是通过毁灭来攫取权力。先给一些东西贴上反动腐朽堕落的标签,然后把他们作为发泄暴力的对象。

他们追求权力的无限集中,追求以真主和真理的名义进行绝对的统治。他们追求政治乌托邦,崇尚强权,滥用信众的虔诚,并把暴力作为实现手段。恐怖主义不仅追求政治权力,而且攫取经济控制。

说到底,恐怖主义无非是一种获取政权的暴力手段!让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最为愤怒和不能容忍的是,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像世贸大厦里的地主资本和腐朽堕落分子居然活得很好。所以,他们要毁灭的不是基督教,而是现代文明。

像历史上的极权主义运动一样,恐怖主义也以英美为最主要的敌人,都以无辜平民为目标。与以往的极权主义一样,他们致力于展现和挑动人性中最恶、最丑陋的一面,泯灭人性善良、阳光、向上的一面。

恐怖主义者不觊觎他人的财富,他们毁掉别人的财富;他们不尊重别人的性命,他们毁掉别人的性命;他们不追求自由,他们毁掉别人的自由;他们不想与人类的大家庭一起共餐,而是要掀翻餐桌;他们不追求更好的生活,他们崇尚死亡。

恐怖主义者的目标是伊斯兰的敌人吗?表面上,的确如此。恐怖组织什么人都杀。杀得最多的还是他们自己的穆斯林同胞。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同根同源。

据研究表明,恐怖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极权主义运动,其精神领袖,通常都对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极权主义心向往之,许多甚至到法国负籍求学,拼命吸取卢梭的思想及其德国传人为极权主义提供的思想养分。

 

霍梅尼式的“伟大领袖”
霍梅尼式的“伟大领袖”

他们对旨在颠覆现代文明的“后现代理论”爱不释手。后现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现代的同义词。他们以各种好听说法把世界拉回到贴着后现代商标的前现代社会。

恐怖主义不是文盲的运动,而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甚至长期生活在西方的哲学家们缔造的。这些恐怖主义精神领袖深受西方反主流文明的思想的启发,如纳粹主义的精神教父海德戈尔、诅咒西方文明的施本格勒。

他们捧读左翼极权主义的当代传人,如法国的西马哲学家、存在主义者法农的《地球上的不幸者》。该书煽动第三世界的“有为之士”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西方的霸权;

如出自同一传统的法国哲学家福科,他把现代文明看作是权力的面罩,他对霍梅尼的原教旨主义复辟击欢喜若狂,认为它是对西方主流文明的一次精神胜利。

与极权主义祖宗一样,恐怖主义把个人看成是实现终极理想的工具,极端滥用其信众的虔诚,滥用他们的肉体和生命、自由与尊严,它要求个体的生命价值服从领袖的理想的需要,把个人当作其暴力机器上的螺丝钉。

与极权主义一样,完全无视生命的价值,不论是己方成员的生命价值,还是无辜平民的生命价值。他们都完全不承认现代文明的基本底线: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

现代文明通过民主保障个人的自由,通过市场经济促进富裕和繁荣。在现代文明的价值序列中,生命和自由是最高的。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并不是专门针对西方的文明,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文明。他们所痛恨的是一样的:自由自主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

恐怖极权主义不承认生命权、自由权、个人主义、宪政民主等现代文明的价值支柱和制度支柱。恐怖主义并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只是对自由文明和普世价值的虚无主义。他们所挑战的是普遍实行的自由民 主政体和世俗的意识形态。

恐怖主义是小团体化的极权主义。恐怖主义取代由国家集团组成的极权主义,这标志着,反对现代文明的力量,难以以国家联盟的形式存在了。

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或政权敢于公开站在恐怖主义的一边,敢于公开与之结盟。

恐怖主义的出现,说明以自由为本位的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全占了上风。自由阵营与极权阵营的对峙已经蜕变为了文明国家与恐怖主义团体的战争。

恐怖主义再也无力像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那样集结若干国家的力量来抗衡文明国家,而只能像鼠辈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伺机出动。所以他们要尝试新的手段来颠覆人类的文明。

表面上看,这些恐怖主义者与人类文明在历史上遭遇到的其他敌人,很不相同。他们有很强的宗教色彩,而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通常是以反宗教的面目出现的。宗教的油彩,掩盖不了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共同本质。

以往,极权与反极权阵营分明,而许多恐怖分子则寄生在他们发誓要毁灭的国家。恐怖主义是涂着宗教和种族油彩的极权主义,是极权的兄弟、文明的敌人。

有幸的是,人类历史上两次最大的极权主义运动都以彻底的失败告终。极权主义没有做到的事情,恐怖主义肯定也做不到。极权主义撼动不了的,恐怖主义也决无得逞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如果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一脉相承,那么,战胜极权主义的方法,也就是战胜恐怖主义的方法。

文章作于2005年

女博士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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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又普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高喊男女平等,但实际上是很难平等的,在我周围的朋友圈里,高学历者众多,但女博士的比率却很低,屈指可数,杨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人。大约在1958年前后,杨女士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干部家庭,从小聪明伶俐,智力超群,很有语言天才,身为湖南人,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没有一点地方口音。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中国的学校被关闭,但杨女士没有停止学习,她在家庭的影响下,努力学习英语,进步神速,很快就成了当地一所学校的英语老师。1976年毛泽东去世,次年恢复大学入学考试,12年的毕业生云集一堂,全中国共有570万人参加了高考,但只录取了27.5万人,大概可以说是1949年之后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吧。那一年,杨女士考取了东北某大学的东语系,攻读日本语专业。日本统治东北14年,所以那里的日语水平比较高。杨女士的大学同学们几乎全都来自东北,几乎全都在入学前就有很好的日语基础,只有南方学生杨女士一人连日语字母都没有学过。然而依靠她出众的天才与努力,很快就鹤立鸡群,傲视全班。

1981年秋季,在我们77级毕业前夕,中国进行了一次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大约有20万人左右参加了此次考试,共有9,363人获得了国内研究生的入学资格。接着,国家教委又从中选拔了900人作为出国留学研究生,这些人,一半左右被派往美国,149人被派往日本,其余的人则被派往欧洲、加拿大、澳洲等地。杨女士就是”首期留日研究生”149人当中的一人,是她们学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国派留学生的毕业生。1982年3月至9月,在大连外语学院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出国留学培训,与我同班,因而相识。到达日本后,我们又一起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再次同学三年,相互间更为熟悉与了解。

在那个时代的留学生里,共产党员人数很多,有个别人高调做人,逢人便炫耀自己是个党员,更有甚者,每个星期都给驻日使馆打电话,汇报留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弄得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见了那种党员就躲得远远的。然而杨女士却是一位谦虚谨慎、低调做人的人,一直到我们分别十几年之后,我才听说她不到二十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杨女士与一位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谈恋爱,使她在留学生中名声大噪,并引起驻日使馆的干涉与反对。1988年3月,我们博士毕业,按规定应该回国效力,然而那时我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回国。大使馆派来三位领事来到筑波大学,召集我们开会,责令我们回国。并对我们威胁道:今后不再为我们延期护照,这样一来,一年之后,我们大家就会成非法居留者。至于党员同学,不回国者一律开除党籍。那时,我们大家手中都是中国护照,无可选择,身不由己,大家吓得鸦雀无声。这时,只有杨女士一个人挺身而出,指出:拒发护照的做法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且一个人的人生应该由自己来决定,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如果认为我们花了政府的钱,我们可以连本带利退还。这种“拿钱买自由”的方法是当时东南亚各国的普遍现象,然而使馆官员们好像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方法,深感意外,并当场严词拒绝。不过一年多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国派留学生如果不愿意回国,还钱就可以了,并且还规定,以后出国的人,出国之前就要立下日后还钱的字据。我相信,杨女士是第一位向中国政府提出“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的人。当时,面对杨女士的慷慨陈词,使馆官员喝令我们大家退场,只留下杨女士一人与之舌战。当我离开会议室的大门时,回头看了一眼,杨女士以一敌三,已经泪流满面了。

拒发护照这种做法是驻日使馆的土政策,不仅违反了中国法律,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中国驻美大使馆就反对这一做法,因为这就成了申请政治避难的最有力的证据。那时为了获得合法护照、滞留海外,众留日学生们真是做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约有以下几种方法:
(1)先暂时回国,避避风头,待稳定下来之后,再重新申请护照,二次出国。
(2)设法到美国去出差,向中国驻美使馆申请护照。
(3)设法与驻日使馆的一些官员相识,私下里送一些贿赂,即可合法延期护照。
(4)设法移民加拿大、美国、或其他国家,申请其他国家的护照。
(5)其他一些聪明睿智、妙不可言的方法,这里不便于详细介绍。

2017年6月,微信群把我们这批人重新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当年的149人除12人情况不详外,137人直接或间接地取得了联系,占总数的92%。在这137人当中,有65人陆续返回了中国,有72人定居海外,回国率占47%。这个回国率与当时“首期留学北美研究生”的回国率相比,算是比较高的,这与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可能有关,并且与驻日使馆拒发护照也可能有关。在八十年代,外国留学生想要留在日本,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想要绕过驻日使馆的阻挠,合法延期中国护照,也是很难的。我相信,当年杨博士的挺身而出、舌战驻日使馆官员,为日后提高移居海外的比率,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杨女士博士毕业后,与台湾男友结婚,两人都获得了日本某大学终生教授的职务,数十年后,其夫君成了系主任级别的资深教授。杨女士婚后幸福美满,夫妻恩爱,不久就怀上一对双胞胎。杨女士身材娇小,肚子里的两个儿子却茁壮成长,体积很大,导致难产。杨女士拼尽了人生最后的一点力气,勉强生下了两位宝宝,自己却陷入深度昏迷之中,数小时之后,杨女士死于产后心力衰竭。日本是个医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产妇死亡率几乎是零,然而这个小概率事件就落到了杨女士的身上,我相信,她的去世对日本医学界都有一些影响,此后,身材娇小的女性生孩子时,刨腹产的比率可能有所增加。

杨女士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抛弃自己的共产党党籍,不惜抛弃自己的中国国籍,舌战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为众留学生日后获得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她所提议的“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一年多之后被中国政府采纳,成为后来公费出国留学的国策,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小段文章。谨以此文回忆历史,纪念杨博士短暂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衷心祝愿她冥福。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5月13日)

资料链接:
大连外语学院:https://www.dlufl.edu.cn/
筑波大学:https://www.tsukuba.ac.jp/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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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秩序的根基

赵祯(1010-1063),宋仁宗,北宋第四位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中国历史上的24个王朝,完成全国性统一的王朝有11个,存活过百年的只有6个。

这其中有四个朝代,先不提北宋,西汉、唐、清在统治稳定之后,都有至少一个在位超40年的皇帝:汉武帝,唐玄宗,康熙和乾隆。

其共同特点是:存在感非常强,一提到某王朝,大家会自然而然想到他们;在其治下,王朝走到强悍之巅,称之为名震寰宇也不为过。

北宋同样拥有一位在位超40年的皇帝。您第一时间会想起谁?

是“一根棍棒打下四百军州”的宋太祖赵匡胤,是“烛影斧声、弑兄夺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还是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宗?

都不是。这个人叫赵祯,庙号“宋仁宗”让人“意外”的是,宋仁宗迥异于其他朝代那几位皇帝:他既没有历史上的“存在感”,也没有世人口中的“丰功伟绩”。

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民间闲谈,说到他,都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比较注重休养生息,一个老好人,很有人情味,好像,还有点儿傻……

这不是宋仁宗的悲哀,尽管,他是中国第一个“仁宗”。

事实上,皇帝堆儿里,庙号仁宗的都跟伟大扯不上关系。国人崇拜雄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开疆裂土的强人,是国人心目中最好的皇帝。

提起这些人,很多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那是自己的“带头大哥”,为自己谋得了千般富贵、万世太平。

于是,我们记得几乎所有的“太祖”“太宗”,连发动玄武门之变,同室操戈的李世民,也被赞为千秋“大义”。

 

但是,谁也无法否定,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现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

人文、科技、金融,这三项现代人最重视的软实力,竟然如此钟情宋仁宗,那些光耀千秋的巨擘,全然汇集于他在位的四十年,使那个看起来缺乏大事件的朝代,竟是那么的令人向往!

穿越两千年风烟,想找出一个比仁宗朝更好的时代,恐怕相当难。

被历史选择性埋没的宋仁宗,因何成就了两千年的最高峰?

宽    厚

嘉佑六年(1057年),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愤然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这基本上是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如此“恶毒攻击”他将要效力的皇帝,简直“大逆不道”。考官们自然共同撇嘴。这时,仁宗却发话了:

“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

最终,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举人。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左苏轼,右苏辙

某次,包拯联合其他谏官,合力弹劾三司使张尧佐,指责他平庸无能,言辞十分激烈,并要求罢免他。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依着张贵妃的恩宠任此要职,包拯这么一闹,仁宗感到很难办。

见拗不过包拯等人,仁宗想退一步再说,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放外去当节度使。谁料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词壮声高,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

仁宗也有些动气:“你们这是在声讨张尧佐吗?节度使是个粗官,值得这样争吵吗?”

包拯旁边的谏官唐介立马接着说:“太祖、太宗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节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仁宗气得干瞪眼,外放的事只得作罢。

回到后宫,憋了一肚子怨气的仁宗,把闷火撒在张贵妃头上,他对张贵妃吼道:“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当时同时任命四职)!你哪里知道,现在是包拯当御史呢!”

口含天宪的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狈,千古无有!反过来说,倘使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的千古盛名?

宋仁宗一直在学习唐太宗,唐太宗节俭爱民,宋仁宗就把节俭做到极致。

唐太宗有一个好老婆,宋仁宗就硬着头皮接受了非常讨厌的曹皇后;唐太宗写了《贞观政要》,宋仁宗就写了《洪范政鉴》。

唐太宗擅长飞白,宋仁宗就苦练飞白;唐太宗沉迷丹药,宋仁宗没有。

唐太宗也曾有杀掉魏征的念头“杀此田舍汉”,宋仁宗除了回到后宫对妃子发点牢骚,可是真没动过此念,“台谏之言,岂敢不行”!

如果这还仅仅涉及一些所谓的“面子”,下面这件事似乎触动了“骨子”。

四川一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么?

 

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仁宗却道:“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怎能治罪呢?

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

奠定了大宋朝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人士的基础。仁宗一朝,将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称羡的高度。

并且,不仅是对知识分子。饥荒年间,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道:“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

审   慎

仁宗朝,三冗问题已积重难返,宰相文彦博提出裁兵6万,仁宗犹豫不决—他担心,裁兵一时爽,兵变火葬场,多出来的6万人如何处置?

相比较,明末崇祯帝精简驿站时,一次裁掉8万员工,为朝廷省下大量白银,是不是很英明、很果敢?

但稍具历史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他裁掉的8万员工中,有一位叫做李自成。

宋仁宗反复与文彦博探讨,直到文彦博详细给他列出裁员条例和后续措施,并立下军令状,保证不会发生兵变,仁宗才最终拍板。

何况,宋仁宗清楚,之前王则起义(仁宗朝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就是文彦博轻松平掉的,这是宋仁宗拍板的底气之一。

最终,裁员任务顺利完成。

宋夏战争之初,西夏联辽攻宋,但满腹小算盘的辽国把军队开到宋辽边境,意欲先敲诈一笔。

与此同时,半自治的广西壮族人民不堪交趾国的压迫,希望归顺宋朝以图大宋的庇护。

这本是好事,但此时答应,无异于宣布同交趾为敌。若换成国人所膜拜的秦皇汉武,那肯定就是西夏、辽、交趾三线开战,先打他娘再说。

宋仁宗不敢冒险。他第一时间派富弼去和大辽谈判,自愿被敲诈。

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辽被争取到自己这边,辽主甚至御驾亲征帮助宋朝攻打西夏。

西南这边,暂且放弃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撑不下去,投降了交趾,并帮助交趾攻宋,这就是所谓的侬智高起义。

不过他起义时,宋夏正好打完,仁宗让西军将领狄青去平侬智高,很快顺利解决。三个威胁全部解除。

“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这是宋仁宗常说的话。什么人喜欢战争?想靠战争获利的人,吃饱了没事干的人。

在宋仁宗眼里,战争是什么?“将以利物,不以害物;将以救之,非以危之。”

战争是为了拯救,而不是为了带来灾难,“总而言之,帝王兴师,必本仁义。”

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想法,实属可贵,但有多少人会认为他了不起?“岁币”一直被视为宋仁宗妥协大辽的屈辱。

但是,假如宋仁宗宁愿背负屈辱也要践行他的理念,这样的人古今有多少?民间有俗语,爷们汉唐娘们宋,意即大宋阉割了民族的血性。

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国家主义者在歌颂开疆拓土、虽远必诛的秦皇汉武,仍有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在赞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

然而,如果所谓的血性,就是让更多老百姓成为无谓的炮灰,究竟有多少人会力挺这种血性呢?

 

克  制

某日早朝,一大臣发现仁宗脸色难看,问何故。仁宗道:我不太舒服。

大臣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是昨晚贪图美色用力过猛了,就婉劝皇上别那么玩命。

仁宗哈哈一笑:哪有此事!我是昨晚饿的。本来想吃口烧羊肉,但没现成的,就忍了一宿。

大臣们众口一词:何不传御膳房?

仁宗道:唉,我当时考虑,老祖宗的法度中,也没有夜供烧羊的先例啊!

要是开了这个头,后世子孙就有可能一辈一辈传下去,这今后不知夜里要杀多少只羊啊!还是拉倒吧!

不要以为仁宗真的简单是因为“祖制”而节欲。仁宗清楚,放纵自己的欲望,便意味着朝廷权力的扩张,同时意味着民间权利的退缩与失守。

某日深夜,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之声,问何处在作乐?宫人说:这是民间那些酒楼在玩耍。

仁宗哦了一声不再过问,宫人却忍不住接着道:庶民都如此快活,咱这皇宫却如此冷落,这哪成啊!

这时,宋仁宗说出一句如此牛逼的话:正因为咱这里冷落,他们才有了这种快活;我要是想那么快活,冷落的就是他们了!

仁宗有一些妃嫔,服侍多年一直未晋升,提出升名位,仁宗说:“无此先例,恐行不通。再说我答应了,朝廷恐怕也通不过。”

众妃嫔都不信:“皇上所言即为圣旨,谁敢违抗圣旨呢?”仁宗笑道:“你们不信?好吧,我现在就为你们写一道圣旨。”结果,朝廷中枢果真否决了圣旨。

不久,又有妃嫔要求给她们晋升封官,仁宗这次不废话,取来彩笺,上书某人某官,众妃嫔称谢而去。

发薪时,她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加薪,管理部门却不认这个帐,将御书全部退回。

妃嫔们来告御状,看到仁宗“为难”的样子,当着仁宗面撕了御书,边撕边说:“原来这个真不管用的。”

事实上,历代帝王揽权,常用方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手诏。

仁宗并非没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他性子软,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

“雷人”之处在于,仁宗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总是事先给宰相打好招呼:

凡我所下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

王权大不过制度。做不到不私发手诏,却明言其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要亲审一起案件,被法官们断然拒绝。

詹姆士大怒:我是国王,和你们一样具有理性,由我进行审判是合理的。大法官柯克反驳道: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

詹姆士更加生气:你们还要不要国王的领导了? 大法官答: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08年,对应大明万历36年。但是,让我们看看比詹姆士一世要早500多年的宋仁宗。

宋仁宗也曾要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当时的风俗是,“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准备直接给近臣判罪。

“近臣”为皇帝身边的内侍,属于皇室家奴,以家法私自处置理论上并无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

王贽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

假如“一切出于圣断”,难免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差异裁决,闹出笑话。况且,君主当法官,叫专业法官往哪里摆?因此,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宋仁宗是怎么回应的?“许之”

两个故事相似,但结局大不同。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祈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

随后被免职。宋仁宗却最终采纳了王贽的意见。很显然,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

宋仁宗时期画作

晚清的立宪派一直想说服清廷“虚君立宪”,终究失败,如果将满清转换成宋仁宗时代,“虚君立宪”的转型,又将是一副何等气象?

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实事求是地说,宋仁宗的确谈不上雄才大略,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根本算不得杰出。

但他节俭、谨慎、宽容,他有私德、不折腾,仁宗时期的中国或许不是“大国”,彼时的宋朝人却最接近“大国公民”的表征,这,也许才是文明的真正内涵。

然而,我们不得不抛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一个皇帝,为何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被大书特书?更加遗憾的是,为何这种更符合人性的国家治理方式,没有流传到后世?

事实上,大多数朝代创建之初,基本上都是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当国力渐渐恢复,基于专制统治的独占性本质,皇权与无为而治思想无法兼容,朝代之初的治理理念必然被碾压。

因此,历史上数百位皇帝中,也仅仅有汉文帝、宋仁宗等极少数几位将这种道家思想贯彻到底。

同理,尽管在宋朝这样一个拥有宽松环境的时代,宋仁宗的出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传统制度的“人治”本质,必然导致再好的治理模式也将无法常继。

这种“无为而治”思想,就这样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着微弱的火花,但恰恰是这微弱的火花,与保守主义思想提倡的消极政治观不谋而合。

实际上作为现代文明中不可或缺的思想——“保守主义”,除了宽容、克制等观点,它更反对激进,反对盲目折腾、尊重人性、尊重个人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防范权力带来的危害。。。。与其说它是一种思想,不如说它是一种智慧。

从五·四运动到60、70年代,我们经历了激进带来的灾难,却一直与保守主义擦肩而过。到了今天,保守主义的处境依然艰难,经常被许多人误解成固执、不思进取、冥顽不灵,阻挠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顽固派。

但,幸运的是“保守主义已在中国登场。这一时刻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思想决定未来,我们每个人可以了解保守主义思想,有可能就改变我们每个人的走向,包括这个国家的走向。在此特推荐:“保守主义经典译丛”,这是一套经典的保守主义作品,作者包括柏克、柯克、托克维尔等保守主义思想大家,带领我们深入、细微地了解保守主义的深刻内涵。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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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4. 留美科学家归国后的命运

留学生回国后,一般被安排到科学院、高等院校,极个别被安排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或者工厂。这批人有的有所作为,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

4.1 “十二年规划” 和 “两弹一星”

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制定 “十二年规划” 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规划中提出四大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参与计算机规划的有华罗庚;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马大猷和罗沛霖;参与半导体规划的有王守武;参与自动化规划的有钱伟长、罗沛霖、疏松桂。

四大紧急任务除了做规划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若干跟四大紧急任务有关的研究所,包括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机所和自动化所。”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守武] 各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系,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计算技术系。一批学数学的高年级的学生被调往计算技术系。除了北大高年级学生外,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共抽出30人集中训练、集中学习,发给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这批学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计算机的大学生。

“两弹一星”实际上是在十二年规划的前一年(1955年)启动的,在十二年规划中也将原子弹和导弹作为两项保密的紧急措施被列入规划。

当时原子弹的研究处在高度保密过程中,科学家参与此事大部分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北大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工程物理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科学家进入原子弹研制的核心部门是由于苏联撕毁协议、停止了对原子弹研制的支持才开始的。1960年,当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的科学家才有机会更深入的参与此事,当时二机部拟定了一个由中央组织部批准的105人名单。许多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的。

1960年疏松桂从中科院调到二机部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我去二机部工作是中央点名的。当时挑选了105个人,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但是留学回来的并不多。陈能宽、邓稼先、朱光亚等人,在这105个人中,他们是留学回来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不在这105人名单中,他们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学院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人。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包括四个部门,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理论部主任是邓稼先,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搞爆轰试验的,属于物理性质的;设计部主任是龙文光,主要负责整体设计、结构设计;设计部后来分为两个部分,疏松桂主要负责自动引爆控制系统,担任自动控制室主任。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疏松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 “两弹一星”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

邓稼先 屠守锷 钱学森 郭永怀 杨嘉墀 陈能宽 吴自良 任新民 朱光亚 王希季
留美归国且获得“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科学家

4.2 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留美归国的科学家虽然认为这些运动纯粹是在耽误时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运动的无情压力正在加剧。

沈善炯曾在美国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回国前,他就知道国内已经开始批判遗传学的孟德尔学派,只能搞李森科的遗传学,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国农业大学由于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转到美国。所以他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时绝口不谈遗传学。他暗暗想,回国后只搞生物化学,不搞遗传学。[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42-56页] 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科学家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思想改造?什么是学术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 “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他们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19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因为刚刚回国,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当然有极个别人挨整了。陈荣悌说:“思想改造期间,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点神经不正常。”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刘珺珺采访陈荣悌]

徐璋本(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徐璋本时所摄,1988年)

徐璋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成右派。王明贞说,“徐璋本也是右派。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个大的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因为都是我们教研组的人。当时徐璋本要组成一个党,自己起名叫劳动党,还动员我们参加这个党。……徐璋本又贴小字报,争取会员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他被抓起来了。”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后来,徐璋本被投入监狱,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1979年才出狱。

申葆诚兄弟姐妹四个,有三个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内。申葆诚说:“那时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没有告诉我。其实他们告诉我了,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时根本不知道反右运动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还以为是普通的运动。看到他们戴着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小心处事。”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注: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

申葆诚和他在文革期间揪斗时胸前挂的牌子

1957年反右运动,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晋见毛泽东,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让他去中央书记处谈。邓小平是总书记,主管反右斗争。张劲夫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张劲夫找到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余志华主编 2009,117-118页]

4.3 文革浩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 “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 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的。[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257页] 1976年5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杀的。[王友琴 2004,119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王友琴 2004,94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

周华章 董铁宝 林鸿荪 程世祜 陈天池 萧光琰 陈绍澧
文革中自杀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

文革期间被正式关进监狱的科学家也很多。我们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来清理被关押科学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谢毓章、高联佩夫妇、王明贞夫妇、王振通夫妇都被正式关进监狱了。1968年谢毓章被抓进监狱,蹲了四年,1972年获释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谢毓章]。1968年1月,高联佩和许健生被抓进牛棚,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零四个月后才获释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327-330页]。1968年3月,王明贞和俞启忠被拘捕。王明贞被关了五年,1973年11月获释。俞启忠被关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释放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89-94页]。清华大学的王振通也进监狱了,被关了三年多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补充

1950年代早期回国的严东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是上海陶瓷界的第一权威,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0年回国时工资254元。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工资停发,一个月只发15块钱生活费。平反后,一次补发工资七千余元,加上家庭存款,交了一万元党费。(由此可算出至少停发工资30个月。还好他是在科学院系统,要是在大学里遭遇更惨。)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1958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周建人批判文章。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 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与化学,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

1957年9月,姚桐斌博士和夫人从英国回国,1968年6月8日,从国外归来的姚桐斌就被批判和批斗。据其夫人彭洁清回忆,1968年6月8日,是个星期六,她急急忙忙离开学校回家。当她刚上楼,家门就打开了,保姆告诉她一个噩耗:姚桐斌被打死了。她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将她拉进了家门,并哭成了一团。

这时她看到姚桐斌“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此惨烈的场景,让她肝胆欲裂。

原来,当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姚桐斌家,先是打了他一顿耳光,接着将他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进行毒打。“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姚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嚎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这群暴徒并未甘休,继续将其拖到他们的 “总部”。待他们发现人已不行,又赶快送回了其家楼前的人行道上。

姚桐斌的邻居和保姆赶快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却被拒绝医治。邻居和保姆只得将其抬回了家。由于他头部几处受重伤,最终惨死在家中,时年46岁。据悉,操纵这起恶性事件的当权派们并未受到追究。

1969年2月3日,被批斗为 “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 的熊庆来,白天还在写 “检讨”,其中有“鞠躬尽瘁”四个字,夜晚,随着一声喊叫,他在家里去世了。华罗庚在八宝山见到熊庆来遗体时,失声痛哭。

蔡恒胜和柳怀祖是在中关村特级专家楼里长大的第二代,蔡永胜的父亲是昆虫学家、教育家蔡邦华,柳怀祖的父亲是物理化学家柳大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住进了中关村。2008年,两人组织特楼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写回忆文章,出版了怀念父辈的书《中关村回忆》。

“文革”中,中关村特级专家楼被认为是特权,成为重灾区,中关村的福利楼上贴着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中,邓稼先及其家人同样没能避免厄运。邓稼先的夫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许鹿希,先是被打成彭真、刘仁“黑市委”的“黑帮分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几乎崩溃。当时邓稼先不见妻子回家,就到北京医学院寻找。当他看到妻子被批斗后的惨景,心都快碎了。

其后,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1971年,文革狂风侵袭九院,邓稼先、于敏、赵九章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许鹿希说,那时 “四人帮” 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当时有个口号: “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其后,因杨振宁从美国来访,中共将邓稼先放回了北京。- 周陆军

蔡恒胜写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我家楼上的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 ,“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1968年,半年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失去了三位留学归来的学者。1968年10月23日,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在造反派的批斗中,50岁的结构力学家程世祜自尽身亡;12月5日,郭永怀在从清海试验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享年59岁;12月15日,流体力学家林鸿荪漂浮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的小湖湖面上,年仅43岁。

统计资料显示,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中有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审查,全院迫害至死科技人员达229位。蔡恒胜写道:“他们的遭遇都被记录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哀痛的笔下”,在《竺可桢日记》里记录的受迫害者有: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第周……

在国内没有宽松的、自由的生活环境,但是真正说后悔的人很少。在我采访的这些人中,只有谢毓章说回国后很后悔。而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王作跃和我一样,认为参加“两弹一星”的人在这批回来的人中发挥的作用较大。这批人确实不后悔,因为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有展示自己的舞台。比如朱光亚就不后悔,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回国的科学家是否后悔,跟访谈的时间有关系。如果是文革时期去采访,他们出过国,使得子女不能上大学,家庭受到了伤害,他们肯定会后悔。因为那些科学家非常看重对子女的教育。然而,当他们后来被评为院士,或者生活条件变好了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采访,他们的思想可能会产生改变。

实际上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第二点也是很明显的:凡是涉及到“两弹一星”的学科,如直接的核物理,间接的燃料、材料等等,这方面的归国学者在大跃进/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明显比其他学科要小得多,而且最后能够“青史留名”的概率也大得多。(只是说整体情况,看个体的话,比如姚桐斌在参加“两弹一星”工作后仍然被迫害致死)- 王德禄

4.4尾声

改革开放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除了作为一般知识分子经历了面上的落实政策外,还另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大约28位1954-1955年回国的科学家联合专门给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为他们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长方毅召集这批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方毅在会上讲话,说他是受邓小平的委托来开这个座谈会的,对这批科学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说,不仅要为他们平反,还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87-88页]。

与会者在会上讲述了文革期间董铁宝、周寿宪、程世祜等人自杀的悲惨经历。中科院化学所的张斌由于带手铐,手都被磨破了。当她说到自己的经历时,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会场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诉苦申冤的会议。

1979年之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的时间较少,更多的时间呆在国外。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严东生就是发挥“余热”的模范之一。

这批留美归国科学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的,拥有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

严东生有一儿一女都是在国内出生,女儿在上海交大工作,儿子据说在国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