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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4/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4. 留美科学家归国后的命运

留学生回国后,一般被安排到科学院、高等院校,极个别被安排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或者工厂。这批人有的有所作为,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

4.1 “十二年规划” 和 “两弹一星”

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制定 “十二年规划” 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规划中提出四大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参与计算机规划的有华罗庚;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马大猷和罗沛霖;参与半导体规划的有王守武;参与自动化规划的有钱伟长、罗沛霖、疏松桂。

四大紧急任务除了做规划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若干跟四大紧急任务有关的研究所,包括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机所和自动化所。”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守武] 各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系,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计算技术系。一批学数学的高年级的学生被调往计算技术系。除了北大高年级学生外,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共抽出30人集中训练、集中学习,发给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这批学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计算机的大学生。

“两弹一星”实际上是在十二年规划的前一年(1955年)启动的,在十二年规划中也将原子弹和导弹作为两项保密的紧急措施被列入规划。

当时原子弹的研究处在高度保密过程中,科学家参与此事大部分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北大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工程物理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科学家进入原子弹研制的核心部门是由于苏联撕毁协议、停止了对原子弹研制的支持才开始的。1960年,当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的科学家才有机会更深入的参与此事,当时二机部拟定了一个由中央组织部批准的105人名单。许多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的。

1960年疏松桂从中科院调到二机部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我去二机部工作是中央点名的。当时挑选了105个人,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但是留学回来的并不多。陈能宽、邓稼先、朱光亚等人,在这105个人中,他们是留学回来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不在这105人名单中,他们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学院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人。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包括四个部门,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理论部主任是邓稼先,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搞爆轰试验的,属于物理性质的;设计部主任是龙文光,主要负责整体设计、结构设计;设计部后来分为两个部分,疏松桂主要负责自动引爆控制系统,担任自动控制室主任。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疏松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 “两弹一星”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

邓稼先 屠守锷 钱学森 郭永怀 杨嘉墀 陈能宽 吴自良 任新民 朱光亚 王希季
留美归国且获得“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科学家

4.2 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留美归国的科学家虽然认为这些运动纯粹是在耽误时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运动的无情压力正在加剧。

沈善炯曾在美国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回国前,他就知道国内已经开始批判遗传学的孟德尔学派,只能搞李森科的遗传学,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国农业大学由于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转到美国。所以他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时绝口不谈遗传学。他暗暗想,回国后只搞生物化学,不搞遗传学。[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42-56页] 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科学家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思想改造?什么是学术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 “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他们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19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因为刚刚回国,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当然有极个别人挨整了。陈荣悌说:“思想改造期间,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点神经不正常。”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刘珺珺采访陈荣悌]

徐璋本(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徐璋本时所摄,1988年)

徐璋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成右派。王明贞说,“徐璋本也是右派。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个大的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因为都是我们教研组的人。当时徐璋本要组成一个党,自己起名叫劳动党,还动员我们参加这个党。……徐璋本又贴小字报,争取会员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他被抓起来了。”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后来,徐璋本被投入监狱,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1979年才出狱。

申葆诚兄弟姐妹四个,有三个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内。申葆诚说:“那时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没有告诉我。其实他们告诉我了,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时根本不知道反右运动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还以为是普通的运动。看到他们戴着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小心处事。”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注: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

申葆诚和他在文革期间揪斗时胸前挂的牌子

1957年反右运动,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晋见毛泽东,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让他去中央书记处谈。邓小平是总书记,主管反右斗争。张劲夫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张劲夫找到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余志华主编 2009,117-118页]

4.3 文革浩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 “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 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的。[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257页] 1976年5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杀的。[王友琴 2004,119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王友琴 2004,94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

周华章 董铁宝 林鸿荪 程世祜 陈天池 萧光琰 陈绍澧
文革中自杀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

文革期间被正式关进监狱的科学家也很多。我们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来清理被关押科学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谢毓章、高联佩夫妇、王明贞夫妇、王振通夫妇都被正式关进监狱了。1968年谢毓章被抓进监狱,蹲了四年,1972年获释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谢毓章]。1968年1月,高联佩和许健生被抓进牛棚,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零四个月后才获释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327-330页]。1968年3月,王明贞和俞启忠被拘捕。王明贞被关了五年,1973年11月获释。俞启忠被关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释放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89-94页]。清华大学的王振通也进监狱了,被关了三年多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补充

1950年代早期回国的严东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是上海陶瓷界的第一权威,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0年回国时工资254元。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工资停发,一个月只发15块钱生活费。平反后,一次补发工资七千余元,加上家庭存款,交了一万元党费。(由此可算出至少停发工资30个月。还好他是在科学院系统,要是在大学里遭遇更惨。)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1958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周建人批判文章。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 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与化学,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

1957年9月,姚桐斌博士和夫人从英国回国,1968年6月8日,从国外归来的姚桐斌就被批判和批斗。据其夫人彭洁清回忆,1968年6月8日,是个星期六,她急急忙忙离开学校回家。当她刚上楼,家门就打开了,保姆告诉她一个噩耗:姚桐斌被打死了。她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将她拉进了家门,并哭成了一团。

这时她看到姚桐斌“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此惨烈的场景,让她肝胆欲裂。

原来,当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姚桐斌家,先是打了他一顿耳光,接着将他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进行毒打。“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姚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嚎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这群暴徒并未甘休,继续将其拖到他们的 “总部”。待他们发现人已不行,又赶快送回了其家楼前的人行道上。

姚桐斌的邻居和保姆赶快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却被拒绝医治。邻居和保姆只得将其抬回了家。由于他头部几处受重伤,最终惨死在家中,时年46岁。据悉,操纵这起恶性事件的当权派们并未受到追究。

1969年2月3日,被批斗为 “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 的熊庆来,白天还在写 “检讨”,其中有“鞠躬尽瘁”四个字,夜晚,随着一声喊叫,他在家里去世了。华罗庚在八宝山见到熊庆来遗体时,失声痛哭。

蔡恒胜和柳怀祖是在中关村特级专家楼里长大的第二代,蔡永胜的父亲是昆虫学家、教育家蔡邦华,柳怀祖的父亲是物理化学家柳大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住进了中关村。2008年,两人组织特楼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写回忆文章,出版了怀念父辈的书《中关村回忆》。

“文革”中,中关村特级专家楼被认为是特权,成为重灾区,中关村的福利楼上贴着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中,邓稼先及其家人同样没能避免厄运。邓稼先的夫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许鹿希,先是被打成彭真、刘仁“黑市委”的“黑帮分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几乎崩溃。当时邓稼先不见妻子回家,就到北京医学院寻找。当他看到妻子被批斗后的惨景,心都快碎了。

其后,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1971年,文革狂风侵袭九院,邓稼先、于敏、赵九章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许鹿希说,那时 “四人帮” 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当时有个口号: “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其后,因杨振宁从美国来访,中共将邓稼先放回了北京。- 周陆军

蔡恒胜写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我家楼上的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 ,“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1968年,半年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失去了三位留学归来的学者。1968年10月23日,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在造反派的批斗中,50岁的结构力学家程世祜自尽身亡;12月5日,郭永怀在从清海试验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享年59岁;12月15日,流体力学家林鸿荪漂浮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的小湖湖面上,年仅43岁。

统计资料显示,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中有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审查,全院迫害至死科技人员达229位。蔡恒胜写道:“他们的遭遇都被记录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哀痛的笔下”,在《竺可桢日记》里记录的受迫害者有: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第周……

在国内没有宽松的、自由的生活环境,但是真正说后悔的人很少。在我采访的这些人中,只有谢毓章说回国后很后悔。而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王作跃和我一样,认为参加“两弹一星”的人在这批回来的人中发挥的作用较大。这批人确实不后悔,因为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有展示自己的舞台。比如朱光亚就不后悔,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回国的科学家是否后悔,跟访谈的时间有关系。如果是文革时期去采访,他们出过国,使得子女不能上大学,家庭受到了伤害,他们肯定会后悔。因为那些科学家非常看重对子女的教育。然而,当他们后来被评为院士,或者生活条件变好了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采访,他们的思想可能会产生改变。

实际上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第二点也是很明显的:凡是涉及到“两弹一星”的学科,如直接的核物理,间接的燃料、材料等等,这方面的归国学者在大跃进/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明显比其他学科要小得多,而且最后能够“青史留名”的概率也大得多。(只是说整体情况,看个体的话,比如姚桐斌在参加“两弹一星”工作后仍然被迫害致死)- 王德禄

4.4尾声

改革开放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除了作为一般知识分子经历了面上的落实政策外,还另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大约28位1954-1955年回国的科学家联合专门给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为他们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长方毅召集这批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方毅在会上讲话,说他是受邓小平的委托来开这个座谈会的,对这批科学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说,不仅要为他们平反,还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87-88页]。

与会者在会上讲述了文革期间董铁宝、周寿宪、程世祜等人自杀的悲惨经历。中科院化学所的张斌由于带手铐,手都被磨破了。当她说到自己的经历时,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会场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诉苦申冤的会议。

1979年之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的时间较少,更多的时间呆在国外。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严东生就是发挥“余热”的模范之一。

这批留美归国科学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的,拥有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

严东生有一儿一女都是在国内出生,女儿在上海交大工作,儿子据说在国外工作。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3/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3.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二波归国高潮

1953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被禁止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总理周恩来,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信。这些努力终于使中美日内瓦谈判议程上增加了扣留中国留学生事宜。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关于留学生的谈判使美国政府解除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又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回国。

3.1留美科学家争取回国自由

在日内瓦谈判之前,他们已经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 炒得沸沸洋洋。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治压力逐渐减小。中国留学生又可以聚会在一起,他们开始给各方人士写信。

那些准备回国的留学生尽管受到了阻碍,但是他们回国的心情日益迫切。他们决定给国内写信,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有一次,李恒德在费城邀请了二十多位来自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的朋友。他们共同起草了给周总理的信。1953年5月3日,李恒德、周寿宪等15人在信上签名。据说,这是递交到中国政府手里的最早的一封签名信。1953年12月21日,李恒德等留学生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费城、波士顿和芝加哥三地的15人参与了签名。

中国留学生为了将美国扣留他们的事情公开化,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撤销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第一封公开信是梁晓天执笔的,1954年3月份开始起草。1954年8月5日,他们征集了26人签名。并把公开信发给总统、48个州的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艾森豪威尔在此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但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艾森豪威尔由于准备不足,说话吞吞吐吐,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为了进一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1954年9月2日,美国中西部的中国留学生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封信是王祖耆带头起草的,有9人参与了签名。

1954年11月,中国留学生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出了公开信,张兴钤、张斌、陈荣耀、周坚、虞俊等30人在信上签名。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进一步公开化。

此外,中国留美学生曾向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寻求帮助,也向美国朋友寻求帮助。虞俊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他自己已经被怀疑是共产党了,不方便替中国留美学生讲话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48-63页]。

1954年8月,致美国总统公开信发表以后,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其中《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中国留学生进行采访,并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学生因美国政府禁令不能回国的报道,张兴钤与师昌绪、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传遍全世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7-258页]。

3.2日内瓦谈判

1954年3月梅祖彦到了巴黎。不久,他去了中国驻瑞士的大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中国官员,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5月,代表团又请他和柴俊吉去了一趟瑞士,向他们询问了很多美国方面的事情。梅祖彦和柴俊吉是日内瓦谈判时仅有的两位到瑞士与中国代表团见面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提供的信息对中国代表团的谈判十分有用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日内瓦谈判会议上释放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成为主要议题。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提出中方应该允许被扣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包含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从中国自由离境。中国提出美国应该允许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离境。

1954年6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约翰逊进行了第一次接触。6月10日,他们进行第二次谈判,中美双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数目一事达成共识,中方提出有5000人滞留在美国,但美国人对这一数字不予认可。美方只承认申请回国而不予批准的120人。

1954年6月21日,约翰逊和王炳南会谈。当时约翰逊把15位根据美国法律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的名单交给了王炳南。当王炳南提出要120人的名单时,约翰逊拒绝了。约翰逊说只要批准了,就会把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国政府。

后来,美国移民局通过调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国留学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决定给他们发放离境许可证,分批批准,每批10-15人。美国政府表示,会将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供给中国政府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64-83页]。

梁晓天说:“……美国报纸宣布放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从我收到的一封信中得知我是其中之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2页] 梁晓天实际上是第一批被批准的10人之一。在这10人中,参加留美科协并积极要求回国的除了梁晓天之外,还有宋振玉、范新弼。这10人中除了他们三人,其他的人没有被提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6页]。

李恒德曾这样回忆:“1954年的7、8月份,美国放了10个人,10月份又放了22个人,这其中有我。” [李恒德口述、王文乐整理, 神州学人,2009年8月14日] 10月份被批准的22人中还有汪闻韶、蒋士騛、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管士宾等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刘有成也回忆说:“我们同一批由美国回国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汪闻韶和李恒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3页] 这22人的名单不全,也可能有人被批准了,但是没有回国。

第三批被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是1955年4月宣布的,共76人,师昌绪就是那一批被允许回国的。师昌绪说:“之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共有76个人,包括我。他们通知了个人,这些允许回国人员的数目在报纸上刊登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有76个人。他们4月宣布的名单,我6月份就离开了美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命令。陈荣耀回忆说,他是1955年4月禁令解除后,第一批回国的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但是,钱学森仍然处于被软禁状态。他专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写了求救信,通过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寄给陈叔通。他在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深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凄凄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 钱学森的信很快转到周恩来的手中。在日内瓦谈判中,王炳南出示了钱学森的信。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宣布释放美国12名飞行员。同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妻子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张纯如著 1996,315页]。

3.3 禁令解除之后

1954年10月,梁晓天、宋振玉、范新弼3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美国驶往九龙的海轮回到国内。这是日内瓦谈判开始后,第一次坐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中国留学生的第二波回国高潮拉开了帷幕。

1954年11月29日, 从美国驶往香港的 “威尔逊总统号” 成为解禁后中国留学生回国乘坐的第二条船。这条船上有汪闻韶、李恒德、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据刘有成回忆说:“我们乘的轮船快到檀香山时,通知我们回中国的留学生到船上一间办公室集合,美国移民局的人和我们谈话,他说轮船现在快要到美国西部国境线最后一个口岸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想回美国去?如果想回去就在夏威夷下船。我们十几个人都不作声。”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1页]

1955年4月初,黄葆同(冯之榴)夫妇、王仁、张家桦、吕家鸿、谢心正、沈心立、骆振黄、郭明达、蔡君陆一起乘船回国。据王仁回忆,他们回国途中听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彻底解除了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45页]。

1955年5月初,陈荣耀(沙逸仙)夫妇、王明贞(俞启忠)夫妇、徐璋本、陆裕朴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乘船回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

1955年6月从旧金山起锚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20多位中国留学生,比如童诗白(郑敏)夫妇、钱宁、焦瑞身、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杜连耀、周同慧、刘铸晋。他们从旧金山上船,7月抵达香港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63页]。

1955年7月初,谢家麟乘坐 “威尔逊总统号”,经过二十多天到达香港。

1955年9月15日,从旧金山起航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是第二波回国高潮中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乘坐这条船回国的有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许国志(蒋丽金)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何国柱(刘豫麒)夫妇、洪用林(张发慧)夫妇、胡聿贤(戴月棣)夫妇、肖伦(萧蓉春)夫妇、陈炳兆、许顺生、疏松桂、陆孝颐、张士铎、冯启德、刘尔雄、刘骊生,以及钱学森、李正武、何国柱、胡聿贤的6个子女共计30个中国人。据许国志回忆,这是美国解禁后回国人数最多的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许国志]。因为钱学森在这条船上,很多记者纷纷想采访钱学森,所以这条船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1955年11月25日,陈能宽、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李荫远、胡日恒、郑林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1956年2月,黄茂光回国;侯虞钧回国;9月,张文裕(王承书)夫妇、郭永怀(李佩)夫妇乘坐 “克利夫兰总统号” 回国。[侯艺兵、彭继超,神州学人,2009年10月20日]

1957年1月,林兰英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2月,谢毓章回国。

3.4 政治运动阻断了留学生归国之路

1956年2月20日晚,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近期和解放后从欧美日等国家回国的700多名留学生。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重点应放在美国。” [金冲及主编 2008,1092页] 留美归国的科学家经常提到,有一个周恩来审定的争取留学生回国的800人名单。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留学生归国几乎停止了,留学生招待所几乎也撤销了,之后回国的人成为个别现象。梅祖彦说:“那时候有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在美国大概有5000个中国留学生,真正想回国的可能不到500人。而我们知道,在那2-3年里,实际上回国的只有200多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几乎没有人回来,只有个别人回来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 可以说,国内的政治运动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关闭,也关闭了留学生回国之路。

申葆诚的解释较为可信:“1956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基本上没有人回国。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热情很高,1952年回国的人多一些。1952-1958年,大家慢慢的了解到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回国的人越来越少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申葆诚] 1958-1965年,仅有申葆诚、黄敞、王天眷、谈镐生等人回国。

在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知识分子工作安排小组提交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留学生回国人数,报告说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 [金冲及主编 2008,1077页] 这个报告统计了两次回国高潮的人数,只是当时仍处在第二次回国高潮过程中,所以统计不是很全面。有一种说法是1954-1956年共回国200人。我们认为,1950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应约为1200人,其中第一批约1000人,第二批约200人。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2/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2.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1950年代初,恰是二战后留美热潮期间出国的留学生学成之时,学成归国是那个时候留学生们的当然选择,再加上留美科协的动员工作,1950年代初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到了中国。

2.1 留美科协及其影响

科协系列是世界左翼科学家的群众组织。留美科协也是在这样一种思潮下成立的。但是留美科协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多直接的影响和领导。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留美及回国事宜[彭亚新主编 2009,334-346页]。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留美高潮中,很多左翼人士甚至中共地下党员到了美国,其中有侯祥麟、顾以健、计苏华、刘静宜、罗沛霖、丁儆。这些人的赴美为留美科协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的主要的学生组织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CSCA),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随着中国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的成立提到议程。1948年年底,全国科联在美国的一些会员开始酝酿在美国成立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甚至葛庭燧、侯祥麟、丁儆、顾以健、涂光炽等人聚在一起讨论过此事。但是考虑到在美国成立一个中国全国科联的分会会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就取名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留美科协以 “响应解放,准备回国” 为主要宗旨。

950年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召开年会时集体合影

1949年1月29日,20余人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美中区”;3月17日成立了留美科协耶鲁区会,有11个会员;3月19日留美科协费城区会成立;4月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留美科协纽约区会,有35名会员;5月13日在华罗庚家中成立了留美科协伊利诺伊大学区会,会员15人。在这段时间里还有衣阿华区会、普度大学区会、俄亥俄区会、西雅图区会、印第安纳区会等多个区会。美国各地区的区会纷纷成立。到5月底,东自纽约西至西雅图已成立了13个区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从20多人发展到340人。

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50多位来自各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949年8月,全美已有留美科协地区分会19个,会员410人;到1950年3月,地区分会增至32个,学术小组达20个,会员达718人。[冯季, 神州学人, 1987年第2期56-57页、1987年第3期54-55页、1988年第1期49-50页]

《留美科协通讯》是留美科协的刊物。1949年为双月刊,1950年为单月刊,发行量最多时上千份。李恒德等三人曾负责费城区会的编辑工作。李恒德说:“留美科协成立后出版了一个刊物《留美科协通讯》,我负责编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留美科协改成在芝加哥附近开会,编辑工作转交给别人。此后,这个刊物再也没有出版。我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杂志。《留美科协通讯》的存在使得留美科协的整个经历更加明朗。”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对美国的舆论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非美活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经留美科协干事会表决,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李恒德, 纵横, 1984年第2期44-55页]

2.2 50年代初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中国学生去欧美留学,很少有人能够留在所在国。在1950年代初的归国潮中,中国留学生都怀有学成归国的心理状态。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是专门乘坐APL(American President Lines)轮船公司在太平洋往返的“克里夫兰总统号”、“戈登将军号”、“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

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于1950年8月31日离开旧金山回国时在船尾的合影

1949年9月的 “克里夫兰总统号” 上有梁思礼、陈利生、严仁英等20几位中国留学生。1949年11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葛庭燧、陆星垣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唐敖庆、陈椿庭等18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3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引用的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感染力很强,成为在留学生中广为传颂的佳句;朱光亚在回国之前就联合52位准备回国的留学生署名,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春的 “威尔逊总统号” 上有严东升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6月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罗沛霖等34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8月31日的 “威尔逊总统号” 是1950年代初留学生回国途中发生故事比较多的一条船。这条船上,留学生人数最多,共有128位。采访余国琮时,他说:“当时乘坐我们这条船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最多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们预感到美国要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大家纷纷动身回国;二是,留美科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一些人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三是,那时候学校都放了暑假,我们回国比较方便。”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余国琮] 在美国洛杉矶发生了几乎全部扣留赵忠尧携带的书籍、笔记本事件,在日本横滨发生了拘留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3位中国留学生事件,在菲律宾发生了鲍文奎被拘留未遂事件。这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预示着中国留学生回国之路将不再平坦。乘坐这条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还有邓稼先、涂光炽、叶笃正、余国琮、傅鹰、庄逢甘等人 [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58-78页]。

1950年9月开出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冀朝铸、王曾壮、张元一、张庆年等90多位中国留学生。后来又有几条船搭载部分留学生回到了中国。比如1951年2月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颜鸣皋、刘恢先(洪晶)夫妇等100多位留学生;1951年4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徐光宪、高小霞夫妇。

2.3 中国留学生尴尬的处境

1951年9月20日启程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的谢家麟、董彦曾(宋娟娟)夫妇、孙以实、方琳、张权等8位中国留学生正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然而10月9日发布的禁令波及到了他们。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夏威夷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登船,专门与这8个人谈话,出示了正式的司法文件,将他们押下轮船,不久送回旧金山 [谢家麟 2008,43-46页]。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因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美国朋友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政府就指控钱学森也是共产党员。[张纯如著 1996,253页]美国政府的指控让钱学森做出了回国的决定。1950年8月,当钱学森一家买好船票准备回国,登船前被扣留,9月7日被美国政府拘捕,并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15天后交保金获释。此后钱学森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FBI的监视中,直至回国。

1951年10月,当李恒德买好了船票准备回国的时候,宾夕法尼亚移民局把他找去,进行审问。移民局没有抓住把柄,后来将李恒德释放出来,并没收了他的护照,禁止他离开美国。移民局还让他每个月给移民局报到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1950年10月颜鸣皋在耶鲁大学已经买好了回国的船票,开船两周前突然被捕,被关在纽约的埃利斯岛,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才被释放。之后美国将其遣送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颜鸣皋]。

1951年5月25日,黄葆同办理回国手续时,美国当局以 “居留证过期” 为借口,将其逮捕,关押在埃利斯岛。1951年9月17日,黄葆同被关押11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获释。移民局要求他每周一到移民局报到一次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30-235页]。

1951年,毛汉礼被旧金山移民局逮捕。保释出狱后,他花了三年时间与美国联邦政府就无理阻挠其回国事宜打官司。直至1954年毛汉礼才得以回国。

1951年10月从纽约传来朱廷儒被捕的消息。1951年朱廷儒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硕士学位。他申请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局和归化局审问,遭到一顿毒打,并被拘禁一个星期,交保释金后获释,1955年才得以回国。

1952年1月中旬,美国宾州传来杜连耀被逮捕的消息。杜连耀在实验室赶做博士论文时,美国移民局以 “非法留居” 为罪名将其从实验室抓走,把他关在宾州移民局所在地匹兹堡。三天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帮他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被释放出来后,杜连耀把宾州移民局上告到美国移民总局。官司打了将近半年。后来移民总局说杜连耀的情况特殊,可以回国,但必须在两个月内离开美国,否则要驱逐出境。当他去办手续时,美国政府说中美现在处于敌对状态,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美国,也不许去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去了或者企图去了,就会收到巨额罚款单。杜连耀1955年6月才得以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到的难题较为严重的是被捕入狱。发生的这几个案例大部分都在旧金山、纽约等美国的大城市。这些人大部分在留美科协活动中都比较活跃。同时,钱学森的案子在其中较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案子具有很大的麦卡锡时代的特点。从这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冷战使美国整个社会充满了怀疑和不安定。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本文聚焦于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这批科学家的命运体现在对政治与科学、去国与归国、个人与国家等相互交织的多重选择之中。他们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通过国民党政府组织的留学考试出国留学的。1950年代他们中很多人想回国为新成立的共和国服务,美国政府禁止他们回中国大陆,他们却想方设法,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中国。这些科学家在新学科的建制、科学人才的培养以及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其中有些科学家尤其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和 “两弹一星” 的研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科学家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中受了很多冲击,有人被关入监狱,甚至有人自杀。在这批科学家身上能够见证科学与政治复杂的关系,能够见证冷战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1. 在中美与国共复杂关系中的中国留学生问题

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中国百年留学潮中是特殊的一批。二战使中国成为同盟国的一员,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又使中国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前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中国出现了留美高潮;后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进入敌对状态。中国留学生首当其冲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中国留学生经历了这些复杂的关系带来的波折。中国国民党政府是二战后留美高潮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共产党政府又明确鼓励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到中国。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是矛盾的,从鼓励他们回国到限制他们回国,经历了政策的演变。

1.1 二战后的留美热潮

受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留学教育几乎停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成为同盟国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国民政府开始将战后建设人才的培养提到议程。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指出战后建设需才孔亟。4月28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门“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为要”。1943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制定了《五年留学教育计划》、《1943年度派遣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和《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经济部制定了《选派国外工矿实习人员办法》,交通部制定了《派遣国外实习生办法》,此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连续多年,出现了新的赴美留学的大潮。教育部在1944春天举行了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之后,交通部、经济部都开展了选送留学生出国留学工作。[刘真主编 1980,2082-2118页]

1943年12月,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7人,被录取人员于1944年秋陆续赴美。之后,清华大学举行第六届公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人。1944年12月,教育部举办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共录取209人。1946年7月,教育部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等九地各设考点,同时举行公费留学考试。是年7月,第二届自费留学生考试与公费生考试同时举行。共录取自费生1900人,其中赴美留学者至1947年10月已逾千人。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以外汇支绌为由,宣布暂停留学考试 [李喜所、刘集林等著 2000,122-128页]。

民国32年(1943年)9月2日,中国第二届自费留学生乘戈登将军号邮轮去美国,在邮轮上的合影。

在技术发展领域,国民政府考虑派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1946年俞大维找到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委托他们三位帮助选派一批青年去美国学习如何制造原子弹。后来,他们选派了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王瑞駪于1946年5月从上海启程去了美国 [何学良、李疏松、[美]何思谦 2007,13页]。

同时,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认同和平建国之道路。中共也开始考虑战后成立联合政府,暗中选拔并资助了一些地下党员,让他们通过国民党组织的考试后出国留学。罗沛霖、张大奇和王天眷都是共产党支持并派到美国去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罗沛霖、杨敏茹]

这样就形成了二战后的留美高潮。这一时期,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人约占80%。

1.2 中美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演变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内政权后为进行战后建设,急需懂科学技术的人才。此时也是留美科学家学成之时,中国政府要全力争取、动员他们回国参加建设。

中国政府曾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48年,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共产党员杨刚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留学生的情况。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1949年夏,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周恩来明确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于杰 2010,5页] 同年9月,徐鸣再次赴美,把动员留美科技人员回国作为中心任务。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 “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招待及介绍工作、学习,以及对在外留学生的调查、宣传、接济等工作,高教部专门在北京西单的旧刑部街10号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作为归国留学生安排工作过渡期间的专用招待所。后来,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 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而此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却充满了矛盾,摇摆不定。美国政府受到日益加深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从大的方面讲,以美国移民局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当中国的内战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经济来源时,美国政府给中国留学生提供资助;当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时,美国政府出钱给中国留学生买船票。然而,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的日益加深,美国政府鼓励甚至下令驱逐一部分中国留学生。随着冷战的加剧和国共内战,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尴尬,他们手里仅有的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被没收了,各地相继出现逮捕中国留学生的事件。后来,美国政府下决心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

美国政府政策的摇摆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内政治诸多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由于国共内战,使向中国留学生汇款的渠道被切断了。中国学生面临着经济来源的问题。1948年美国国务院拨款8000美元,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又拨款50万美元,1949年10月美国国会同意从原来准备给国民党政府援助资金里拨出400万美元,用于救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1950年6月,美国国会又专门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China Area Aid Act of 1950),允许政府拨款600万美元,用于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救济工作,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55年,总计花费800万美元左右。这些资金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解决了暂时的经济困难。比如师昌绪就曾拿了半年的资助,“美国移民局说,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有什么困难,美国国务院给提供生活费。当时我就领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费。那些钱是当地的州政府给提供的。”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钱学森被扣留以后,美国国务院召集了十个大学的校长,开会问他们如何对待那些被扣下来的中国科学家,采取什么政策?因为像钱学森这样的都想回去。一般情况下,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都要回国,美国不允许他们留在美国工作。美国总统想知道,是只扣留钱学森,不让他回国,还是把其他人一起扣下来?这十个大学的校长说,绝对不能让这些人回去,尤其是学理工的。”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何国柱.] 在钱学森之后陆续有一些科学家被美国政府拘留。中国留学生不能接触保密的项目,个别人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仅吊销了他们的护照,还禁止他们回中国。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态度逐渐明确,这就是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慢慢地,学理、工、农、医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回国,学社会科学的随时可以走。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人被关起来,有人被搜查。有时候尽管找不出毛病,就是不允许回国。直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开始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他们开始给申请归国的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出示正式的司法文书说,“根据1918年5月22号通过的法律第225款和美国总统颁布的2523号通告,你离开美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我们命令你,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将处你以不超过五年监禁或不超过5000元的罚款,或二者兼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 46-47页]

1950年,国会通过 “中国地区援助法案” 修正案,允许中国留学生就学期间和毕业以后在美国工作。1953年8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 “难民解救法案”(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 允许至少一部分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从学生身份转为永久居民。 这也是百年留学史上,美国第一次让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工作。

海归博士如何讨好国内各大学的学霸和学阀 —— 一个老海归转战国内三所著名大学的惨痛教训

作者:京都静源教授/文学博士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海外留学的人越来越多,相应的,回国工作的海归也越来越多了!根据笔者在教育部和一些重点大学工作的朋友们的内部准确消息:国内重点大学一个讲师或者助理教授的职位,就会有来自中国以外的世界著名学府的220-360名海归博士应聘!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职位,就会有来自全世界(含中国)著名学府的在职正教授30-50名应聘!!如今,在北京、上海具有海外各个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海归人数远远超过了北京、上海各自未婚大女(设定30-40岁)人数!

——现实很残酷!

——海归就业前景很残酷!

——海归工资待遇年年下降很残酷!

那么,究竟什么人才可以成为在中国大学里如鱼得水、混得衣食无忧的成功海归博士呢?我总结了那些成功的海归博士的几点成功要素,提供在此,请各位海归在决定回国之前,自我核对一下,您回国后是龙是虎,还是虫是猫,就可以预测了:

第一,你必须和接收你来工作的这个大学的具体院系有直接的师承关系。最好是本科你就毕业于这个大学和院系,你只是在海外取得硕士博士学位而已。或者你硕士学位毕业于这个大学,你当年的导师健在,如果这个导师又是这个院系的学霸学阀,再好不过了。你肯定可以脱颖而出,快速晋升为教授和学科带头人、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副主任。符合这一要素的成功海归博士,比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海归博士司佳。

我回国第一个接收我的大学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我和这个大学没有任何关系,我选择来武汉大学,只是因为晚清重臣张之洞在湖北多年,他和我高祖是同科同年的举人和进士、并且是一生的好友和上下级官僚。带着我对高祖和高祖友人张之洞的敬重,北京人的我来到了武汉大学。

第二,如果你不属于第一点,那么第二个要素也很重要。就是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导师或者你家的关系网在接收你来工作的这个大学的具体院系有直接的人际关系,从校长到教研室主任、院系学霸学阀,关系越多越好。符合这一要素的成功海归博士,比如,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海归博士、石某(说起来是我同门师弟,我取得博士学位、他刚本科毕业考入硕士研究生)。

我回国后接收我工作的第二个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我几十年交情的老友,他的同学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个部门的副院长,而他的父亲又是开国将军、北京军区的大领导,家住毛家湾,和开国元帅林总的家是邻居。我这个老友在中国人民大学上上下下有不少关系,靠着他和他同学的一手操办,我仅用了两周就离开武汉大学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了。

第三,如果你不属于第二点,那么第三个要素才是你的科研,你必须是某个领域的绝对大牛!并且没有和接收你来工作的大学的院系学霸和学阀产生学术观点对立。而证明你是科研大牛的条件是你至少是海外大学的助理教授或者博士后研究员。而不是你在海外著名学术刊物发表多少论文。请注意:因为在你没有正式报到之前,你在海外著名学术刊物发表多少论文并不重要,和你要去工作的大学没任何申报关系和奖励关系。如果你只是刚毕业的博士,那么最好有个海外的学界大牛可以带着你。符合这一要素的成功海归博士,比如北京大学杜维明和他带来的海归杨煦生博士、清华大学施一公和他带来的海归颜宁博士。

第四,以上三点都和你无关的话,那么你就需要费尽心思了解究竟哪个大学可以一步到位给你正教授或副教授的职称,不要考虑是否是大城市。哪里给的待遇好就去哪里。等你晋升为正教授、又拿下了国家科研项目之后,再展开边走边跳的自救运动。你绝对可以走进你理想中大大学。符合这一要素的成功海归博士是曹峰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的博士直接就去山东大学报到去了。几年后直飞成为清华大学教授,然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下一步成为一级教授(院士级)也指日可待。

也有的海归博士离开北京或上海,不再跳了。比如海归博士、北京人祁晓春,至少现在一直在广东美术学院当教授,我本来以来他会跳入中央美术学院或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至少也可以回到母校,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

接下来要说就是:如何讨好国内各个大学的学霸和学阀(或者说你该如何递出投名状)。

第五,必须满足院系领导的国际旅游和出名需求。

你每天工作接触到的具体的人员就是院系领导。简单来说就是院系书记和院长系主任。这是你的顶头上司。你必须在你到岗后的一年内安排他们到你的留学所在国和大学去参加学术会议。你当然要陪同当翻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必须主动把院长和书记的一篇论文翻译成外文发表。至于旅费和食宿费,你根本不用考虑。院系领导自己会给你解决的。不懂这点结果被非升即走的制度被驱离复旦的海归博士,比如该大学某研究院的S副教授。

如果你能把你毕业的海外的大学和国内接收你工作的大学牵线搭桥,建立成相互办学单位,那则是你一生衣食无忧的基础。哪里管你毕业的大学是该国第几流的大学?在中国大学和院系领导来看,都是外国的大学。在他们眼里,东京大学和爱知大学都是日本的大学,哈佛大学和密苏里县立学院也都是美国的大学,没啥区别。符合这一要素的成功海归博士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的林某,捣鼓着中国第一流的中国人民大学和日本不知道该属于第几流的私立爱知大学成了联合办学单位。如此地位级别不对等却相互倒贴N多年。

第六,必须主动给院系的学霸和学阀打工。

比如加盟对方的科研团队,帮助翻译论文和主动写书评,向外国介绍你现在的工作院系学霸和学阀的科研成果。请注意:绝对不可以得罪学霸和学阀的弟子!因为无论你怎么卖身投靠,学霸和学阀最信赖的还是自己的弟子。你在他心目中是什么?是他的弟子走向教授和接班之前的桥梁、垫脚石或者是陪衬。仅此而已。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某学院院长兼研究中心主任,把几个海归博士整天当秘书使,却从不给予实质性的职务和待遇。他们从到机场接人到撰写工作汇报等等,给学霸和学阀打工多年。终于,院长他自己的弟子留下来好几个,可以不再使用这几个海归博士了。最后,这几个海归博士不得不另立机构“某研究院”,离开了这个学院和研究中心。

因此,在你成为正教授前,绝对不可以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团队和科研中心。无论你报到前校级和院系领导怎么和你面对面交心忽悠你,你都不要相信!校长和院系领导最得意的行政手法就是忽悠和放大科研青椒和韭菜们的个人野心!我就是没有把持住几次都被忽悠晕了,最后被人死死抓住这个把柄,成了想树立山头、另搞一套的典型。

第七,无论是你自己在海外多么清高或者反动,要想在国内大学长期待下去,必须在报到的当月开始,立刻撰写入党申请书,参加各类党组织领导的公私活动,每月一次请党组织领导吃饭,加强私人感情,他们会把这看成是你在进行“思想汇报”。你要知道每年的教师考察和职称晋升,党委书记是具有一票否决权的!你得罪了基层党组织,就等于你不想晋升、不想续聘、不想活出人样了。这是中国特色和国情,是你绝对不可以触碰的底线!否则,你得不到晋升和续聘还是小事,领导一不高兴把你打成间谍也是有可能的。永远不要忘记,你是海归,你是外国势力范围培养的人。

第八,国内各个大学院系非常重视论文和科研项目,而发表论文和拿下科研项目,是你所在的院系学霸和学阀们的强项!他们几乎垄断了各个专业刊物的编委资格和各个科研项目的评审资格,你再有本事也不可能自己独揽一切!你有求于他们的地方很多!你不给他们打工,他们也不会审核通过刊发你的论文、审核通过你的科研立项。强龙不压地头蛇,绝对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最后,无论你科研多出色、论著有多少、声誉有多大,记住一个真理:“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不服不行。”只要你想继续在国内大学工作,如果不想的话,又当别论。除非你是颜宁、许晨阳之类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当我明白这些真理,已经是60岁的我在美国家中的人生总结了。我现在把它写出来,提供给新一代海归们,希望你们人生的路一帆风顺、科研成就多多,职位步步高升!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各个大学,大环境是官越大的人学问越大。

328大游行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作者:糖脖虎
原载: 费城生活攻略

2021年3月28日,阴霾的天空下着阵雨。一批一批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涌入市中心。费城的华人在2016年挺梁大游行后再次集结。华人们在一起为3月20日在亚特兰大枪击案中逝去的生命默哀,也对越来越差的治安表达不满。从去年以来,各大城市治安越来越混乱,很多暴力行为都针对着一个族群—亚裔。

我们的店被砸,我们的财产被劫,我们的钱包被抢,我们的生命都在受着威胁。

大雨滂沱,悲怆而激烈,呼号中的泪水和雨水打成了一片。在集会讲话和游行后, 留下更多的是思考。作为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生活?我们该如何在美国社会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想了想,还是用直白的方式来引入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游行?

先用大白话来做个场景描述:

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上,各个族裔的乘客挤在一起,空间只有这么多。车启动了,隔壁黑大哥一下子压到你脚了。

你心里嘀咕:我这是要和他说呐还是不要和他说呐?他看着又高又壮,我和他说了会不会被他暴打?再说,我指责了他会不会有人说我借着机会拍边上白大哥马屁,借着机会埋汰少数族裔呢?算了,作为模范少数族裔,咱还是忍了吧。

过了一会,一个急刹车,边上白大哥没拉住把手,一下子失去重心,重重的撞在你身上。

你被撞了个头晕目眩,身上鼓起俩青包。心里又犯起了嘀咕:我这是要说他吗?他不单身高体壮而且周边的乘客大部分都是白人,我说他了会不会被群殴?还有啊,我说了他,会不会被他们白人说成是想要团结黑人少数族裔一起要造反呢?算了,咱当好人,还是认了吧。

又过了一会,车辆到站了。你发现你无论如何都挤不到出口。边上的各路大哥大姐无论是白的、黑的或者拉丁裔都视你为无物。肘击、脚踩、推搡,你好不容易最后一个下了车却发现自己钱包被偷,丢了一只鞋,身上多了五个青包,眼角开裂,鼻血直流…

当然,这个情景假设有一些夸张。但是我们华裔在美国很多年来的处境不就是这样吗?我们辛勤工作、谨小慎微,我们严于律己、奉公守法。我们有很多的家训祖训来背书我们这种做法:“怒上心头,一忍最高。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们给人家留下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一类人。在受到欺负的时候,我们不是想着发声而是先计算得失,考虑各种情景假设,照顾他人想法。到最后,讨好了所有人,惹恼了自己。

你在公交车上被黑白大哥欺负了又不敢做声的样子,大家嘴上不说,眼睛都看着呐。碰到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无论怎么虐你你都是那个打死了都不开口的老好人,那就成全了你,给你发个好人卡吧。反正大家都需要资源。在都满足了资源配给达到需求之后,再来想到社会公益道德形象或者政府公关。

那我再来问你一遍:我们要不要游行?

这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发声?应该向着哪一边?

这个问题争议很多。当前的美国社会族群撕裂,经济停滞。国际上面临中国崛起,各路政客相互拆台,一大堆该做的事没有做但是彼此间的吵架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们能不能用更朴实的语言来诠释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是想搞清楚:我们该怎么说话?我们该认谁做大哥?

从朴实的话语,我们就发现问题本身就已经把自己放在小弟的地位了。大哥们彼此不爽,我们作为小弟应该跟哪一边走?我们应该是跟着当打手还是做吐槽的,应该能分到骨头还是喝到汤?我们应该怎样来预防失败或者说把损失最小化?

美国社会这些年来的分裂,简单一点说就是支持Black life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和支持Law and order(法律与秩序)的两大观念的冲突。一般来说,民主党支持Black life matter;共和党支持Law and order。民主党支持者来自大城市,共和党支持者来自郊区。民主党支持者来自各个阶层,共和党支持者是白人中产。民主党自称Liberal自由派;共和党自称Conservative保守派。民主党认为现有的法律和秩序对少数族裔不公,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大政府来纠正很多做法;共和党认为现有的法律和秩序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社会生活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作出社会秩序修改的时候必须小心。

Black life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更公平的兼顾各族群权益的清平世界。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从来没有也不应该说出Only Black life matter(只有黑人的命是命)。要达到Black life matter所要求的社会生态的改变,只有依靠Law and order(法律与秩序)。如果没有法律没有秩序,我们将生活在蛮荒时代。法律并不完美,所以我们要修订法律。但是一旦有了法律,我们要遵守它,执行它。Black life matter和Law and order这两者一个是目标,一个是手段,并不是彼此对立非黑即白的选择!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有些政客拉起虎皮煽动族群对立,用一个拉帮结伙群殴的状态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样,如果自动就把自己归位到任何一方给别人当小弟,也就是看矮了自己,最后,让自己成为那个谁都可以上来踩一脚的老好人。

我们反对歧视和暴力,尤其是要反对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只要有这些歧视和暴力的存在,无论始作俑者是谁,都是我们反对的目标。公交车上别人压了我脚了,我就得说出来。无论你是谁。用老美的那句话来说,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见到啥事就得说出来). 如果再有人问你Who do you support?你支持谁?Do you support Black life matter是否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或者Do you support Law and order是否支持法律与秩序?你能不能响亮的回答:We don’t want to be marginalized 我们不愿意被边缘化!We don’t want to be forced topick a side! 我们不愿意被迫选边站!What can you do for us?你能为我们做什么?What can you do to secure our safety?你如何来保障我们的安全?

无论跟着哪个大哥,你能分到的都只能是骨头和汤。

第三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来面对政府?

很多年前,在某中文报纸上曾经有过这样一则报道:华埠社团领袖宴请市长,赠送了一块匾额,上面写了四个大字:爱民如子。

我晕了半晌,不明白这样的清宫剧是怎样穿越时空来到北美政坛的。我也不清楚应该怎样通过文化背景的描述来向美国人翻译这四个字的意思。传统文化中的皇上圣明?官场上的青天大老爷?还是杨乃武小白菜中的民要告官先已有罪的要滚钉板的桥段?

来美的华一代,身上浸透的是儒家文化的血液,这种君臣父子的阶层之分已经根植在我们身体里,使得我们在面对各级官员的时候只会点头哈腰甚至于曲意逢迎。亚裔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传统让我们一次次的在美利坚的土地上碰壁!

我们真的错了!

美国三权分立的政府架构是各管各事:你开车闯红灯吃了罚单。给你罚单的部门属于执行部门,它认为你违法了,你必需付罚单或者向交通法庭呈述理由。交通法庭属于司法仲裁,它可以听取你的理由,作出裁决。你如果觉得在这个路口架设红绿灯不合理,你应该向当地的立法部门呈情,告诉他们这个红绿灯给你造成了多少不便以及如何改进。立法部门的官员属于民选官员,他们有责任回应民众的诉求。警察属于执法部门,在发现违法行为的时候只管执法。所以,不要和执法官员对抗,配合他们执法。但在面对民选官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诉求表达出来。

那是不是美国有民主,民主就能解决问题?选票是最大的力量呢?

这样的回答也不全对。

民选官员都有渠道接触到各类数据。比如:我的辖区内有多少人吸过毒;或者,我的辖区内有多少人是高收入。知道了这些数据之后,他们往往会根据大部分人的胃口设计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如果我辖区内大部分人都吸毒,我就会说毒品可以合法化。如果我这里的居民大多高收入,我就应该支持给富人减税。换句话说,我只关注我能否赢得选举。至于政策的延续性、有效性、可操作性,是否会造成新的长期的问题,这都不是我所关心的。如果有必要,我还可以挑动族群对立和身份政治。只要你是亚裔非裔,你就一定得支持少数族裔和LGBT和我们一起去挑战白人社会。只要你一讲法律与秩序,你就肯定反对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这种做法,只能造成一些地区越来越差。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更加剧了社会的对立。民主是有可能造成烂政府和无能官员的!

那应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不这么简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的民主不是靠我们当小弟,做顺民做出来的。美国民主的有效性是靠你我呛声、呼喊、打拼出来的。如果认为别人做的不对,你就指出来;哪怕这个人是某一级别的官员。这种勇敢不单单是一份勇气,更是一份社会责任。我们这次走出来就是承担了一份社会责任。如果你不出来,你就是把话语权让给了别人。

我们也不应该担心自己成为两派中哪边都不投靠的那一批人。相反,我们的少数族裔地位正好给了我们和别人不一样的长相和文化背景。与其投靠别人,我们还不如坚持自己的理念,让自己成为两边都来拉拢争相讨好的有价值的人!

回到第三个问题:我们怎样来面对政府?

面对执法官员:我们尊重他们的执法,我们检视他们的行为。我们要熟知我们的权利。如果我们发现他们的执法存在问题,我们应该留记录以备用。

面对民选官员:我们要记住他们不是我们的老爹。既然是民选的,就必需代表我们的权益。民选官员的行为必需有益于所在辖区的长期发展。他们必需务实,必需促进族群团结,必需发展经济,必需创造就业。他们的职责是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制造出更多的争议,不是鼓励大家沉浸于街头政治,更不是寻找机会拉一派打一派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政治资本。所以,好的民选官员真的不是容易做到的。

整理一下思路。

我们应该学习法律。要知道,加强自身合法自卫能力与促进社会族群和谐并不矛盾。合法的游行示威也和改善社区治安目标一致。我们参与政府,不是简单地顺从政府。我们自身就是政府的一份子,而不是安于被管理被统治的棋子。

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游行是为了引起媒体关注,让更多人的听到我们的声音。游行是我们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但是在游行之后,我们非但要把我们的要求逐条罗列、整理,而且要寻求适当的途径来实现它。游行之后,我们有更多,更复杂的工作要做。我们必需要有自己的组织,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有强大的公关团队,更要有一颗奔腾向前的心。

这次游行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度已经远远高于2016年的挺梁。

现在华人的境遇和经济地位也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全力溶入,不当弃子!

2020年3月31日,费城

回顾328大游行

华人社区的悲哀:种族歧视、偏见和阴谋

美国时间 3月16日,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发生针对亚裔的惨案,八死一伤,死者有六人为亚裔。这是一个令亚裔社区悲伤和悲哀的日子。

悲伤,是因为同胞惨遭不测;

悲伤,是因为这种不测可能在任何时候都降临到任何亚裔身上;

悲哀,是因为在美国民间,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仍然有那么多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行为;

悲哀,是因为我们是如此弱小,如此无所做为。

然而,更让人悲哀的是华人社区本身。

本周六(3/18日), 全美各地都有声援亚裔的游行示威活动。因为2016年挺梁运动,本人是费城的组织者之一,一大早就有朋友问我,费城是否有游行示威?

我不知道费城是否有人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费城周边有一些自发的、零星的纪念活动。那些纪念活动,对死者或者生者,都是一种安慰。但是,像2016年那样规模的游行 — 有5000 多人,估计很难再组织起来了。连是否有游行的必要,估计都很难达成共识。

五年来,华人参政议政的热情和活动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这本是好事。但是,华人社区的撕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华人现在不是更团结了,而是更分裂了。这次乔治亚亚城惨案,又一次让伤痕累累的华人社区鲜血淋漓。

首先让人寒心的是,在警方没有调查结果之前,华人社区就开始对受害者预设立场。警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得很清楚,没有证据显示,被害者在从事非法活动,更不愿意去 victim blaming/shaming。可是华人社区总是有人在暗示受害者是性工作者。退一万步说, 即使受害者是从事那方面的职业,难道就该毙命吗?有些华人的道德洁癖,可能不仅超过了对法律和秩序的支持,甚至超越了对生命的尊重。令人失望的是,这些人中有的是自称支持 Law & Order的。 对那些完全无视法律和秩序的凶残行为,居然不是谴责凶手,而是非议受害者,华人社区到底病在哪里

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无疑在以令人惊心的速度增加。

如果施暴者是民主党刻意庇护的“天使“群体,无论怎么恶劣,似乎都显得无声无息。这次亚城惨案,嫌疑人是白人。无论是CNN之类的左媒还是拜登的白宫,反应无比迅速。虽然警方转述嫌疑人的话说,不是种族歧视。但是,白宫和媒体似乎已经定性。这样的反应速度,让不少人怀疑其背后的政治动机。更明白地说是觉得民主党又在搞嫁祸于“共和党”的把戏,给嫌疑人扣上“白人至上”的帽子。

这里有没有阴谋我不知道。这些年左媒和民主党的黑历史,确实就是掀起种族仇视和互斗的历史。民主党也确实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为了把事情搞大,可以为了一个臭名昭着的人渣下跪,自然可以干任何事情。这些,我这样的小人物都无从得知。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华人社区的“死结”:是党派利益高于社区利益,还是社区利益高于党派利益

有的人以党派利益来衡量一切,声称任由民主党(共和党)为所欲为,(美国)将国将不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真的的是党派利益受损,尚可以理解。但是,很多时候,只是某些人的臆测而已。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件旧案。2016年9-10月之间,正当选举如火如荼之际,据说鼓吹抢劫华人的歌曲 Meet the Flockers 的作者和演唱者 YG 要在10月15日到费城演出, 费城华人社区一些活跃人士决定要在10月15日举行“反暴力、要安全”维权大游行。这是一件于华人社区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本人决定参与组织活动。当时这个决定在全美华人共和党人中算是炸开了锅,一些人不仅全力声讨本人,也想办法阻止游行进行。主要理由就是:那是民主党人的阴谋,其目的就是要破坏和抹黑川普的竞选活动。

事实证明,所谓的阴谋纯属子虚乌有。

民主党的无耻与卑鄙固然常常让人恶心,有的共和党人的狭隘与偏见也确实令人震惊。

我没有说这次全美的游行没有阴谋。我只是不知道有没有阴谋。但是,我们华人社区,做为一个整体,岂能因噎废食?如果民主党阴谋无处不在,华人社区的共和党人就束手就擒、无所事事吗?

这次亚城惨案,到底有没有种族歧视的因素?这个问题有那么复杂吗?难道只有亚裔开按摩店?不然,为何只是针对亚裔开的按摩店?难道因为其中死了两个白人,就不算针对亚裔?

华人社区,难道应该因为民主党奥巴马之流,一贯挑起种族争端,而无视证据确凿的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吗?

华人社区,难道应该因为民主党之流,包庇天使群体对亚裔的暴行,而无视白人针对亚裔的同样的暴力行为吗?

我们有的人被政治偏见蒙蔽了双眼,完全不顾事实。同胞的苦难和鲜血,比起自己的政治理念,那算得了什么?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的政治,仍然会充满谎言、欺骗和阴谋;美国社会,仍然会有种族歧视。

华人社区到底如何抉择?

身为警方发言人的Jay Baker,  不仅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为杀人嫌犯开脱的嫌疑,而且被挖出种族歧视的历史,确实让人震惊。可笑的是有的华人还在为他洗地。看看这个视频15:30 处。他说枪手“was a really bad day … this is what he did”。八条生命,如此轻描淡写!

Change.org上,让Jay Baker辞职的请愿,已经有近7万人签字。如果你不认可 Baker 的言行,请签字:

https://www.change.org/p/resignation-of-jay-baker

(案发后亚城政府、警方和FBI联合新闻发布会)

美国何时完蛋?一名华裔30年的回忆与思考

作者:解滨

本文作者解滨上世纪80年代末移民美国,见证美国社会30年的发展与变迁,他的叙述从移民视角切入,也许比我看闹腾腾的不同立场的媒体与自媒体的群魔乱舞更有参考价值。——猪

美国何时完蛋?—— 30年的回忆与思考

文丨解滨

美国不行了,什么时候完蛋?这是我二十几年前就想过的问题。记得刚来美国的那些日子里我十分郁闷。我一开始落脚的地方是德克萨斯州的拉伯克,一个产棉区的小town。那里除了一所大学啥都没有了。周末跟中国同学开车四处瞎逛路过一个更小的小town,只有几十户人家,马路上的照明灯居然还是日光灯管,比当时的中国还要落后。有时可以看到年轻牛仔身穿格子衣服骑马赶牛,倒也挺新鲜,不过还是没劲,原始的畜牧业。美国跟我原来想象中的美国大相径庭。那时我想着赶紧毕业拿文凭,结束洋插队,回国建設四个现代化去!

毕业后我没敢如期回国建设四个现代化,因为我参加了那年六月的示威游行,还接受了采访,铁证如山。国内亲友说回去怕要坐牢。我只好硬着头皮在美国找工作。我学的专业不好,工程物理,没啥工作机会。好在我修过一些电脑课程,想碰碰运气找个程序猿饭碗。我运气还不算特别糟糕,第一次面试就被录用了,而且人家答应帮我办绿卡。雇主是当年美国公立学校中最大款的堪萨斯城(密苏里)学区 Kansas City, Missouri School District。我被告知我是打小工的,干的是建机房,拉网络,调试软件,码工,安装服务器这一类杂活,瞎忙。新学年一开学我傻眼了,原来那是个黑人学区,所有学校里都是清一色的黑孩子,有点吃惊。美国的大中城市学区基本上都是黑人学区。按理说黑人学区房价普遍偏低,税收不会很充足,那个学区哪里搞来的那么多闲钱又是建新校舍又是购置昂贵的电脑中心又是添置钢琴甚至建室内温水游泳池呢?原来那是赶上了“反种族隔离”的政治运动。一场历经十年的诉讼结果,法院判决整个密苏里州都要为堪萨斯城学区出资雇佣好的教师,添置最好的设备,建盖最好的校舍,让穷学区一夜暴富,这样一来就可以吸引白人的孩子去读书,解决了种族隔离的问题。想的很美哈。

虽然这么美,但当年的一件事让我开始看出美国快要完蛋了, 这就是那个学区的一所高中 —— Westport High School。那是一所学生成绩很糟糕的高中,坐落于市区正当中,白人和亚裔学生加起来不到10%,问题比较严重。大楼很老旧但很坚固,硬件设施也很先进,每个教室里都有好几台电脑,大屏幕电视,学校还有跟电视台一样先进的全套电视广播节目制中心,这就是所谓的”magnet school”。但大楼入口处设有飞机场那样的金属探测器,哈!明白了吗?至于学生的学业,我就不说了,不好意思。有一天我听说有一位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就是那所高中毕业的,我激动了,特地找了个借口去那里找到档案室老师,把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泛黄的year book统统调出来翻了一遍,果真找到了埃德加斯诺的高中照片,还挺帅。我翻拍了十几张照片,打算写一个报道在国内发表,标题是《走访埃德加斯诺的母校》。为了这篇文章我采访了那个学校的几位老教师讨教校史,结果让我十分惊诧。原来那所学校在上个世纪初期和中期一直是堪萨斯城最好的学校,每年都向常春藤输送几十名毕业生。他们说埃德加斯诺并非知名校友,他们拿来一本本year book 告诉我某某是某个大公司的CEO,某某是派驻某国的大使,某某是世界冠军,某某是大学校长。我眼界大开,感慨万千。原来堪萨斯城这所名校也有过辉煌的历史。抚今追昔,这所学校就连毕业生也越来越少,快完蛋了,堪萨斯城快完蛋了。至于美国,有过辉煌的过去,有过非凡的经历,但我看也快完蛋了。我决定不写那篇报道了,心太闷,写不下去。

1991年克林顿和老布什争抢总统宝座,互相抹黑。我记得老布什屁股比较干净,但克林顿却丑闻连连。报纸上说他年轻的时候吸过毒,克林顿承认了,他那句“I did not inhale”成了历史名句。然后呢,克林顿跟一位名叫Jennifer Flowers的记者劈腿这件事在媒体上闹的沸沸扬扬。克林顿夫妇赶紧在媒体上秀恩爱,美国人民才放了他一马。抚今追昔,当年克林顿那点桃色新闻跟今天拜登家族的丑事相比,那算个屁啊!今天拜登家族的丑事,放在当年肯定是要被起诉的,还敢竞选总统?监狱里好好呆着吧。现在这么大的丑事媒体居然争先恐后藏着掖着蒙着盖着,唉!

在我当年那个环境中工作,最大的问题是人身安全。警察去学校抓人是家常便饭。几乎每一所学校里都雇佣专职的security guard,以防学生打架出人命。虽然教师都是从全国各地高薪雇来的经验教师,但学生成绩实在哈哈。高中毕业率如果能够达到60% 就算冒尖了。

尽管如此,当年还是有不少亮点的。还是那所斯诺母校,六十年代的一位校友名叫 Ewing Marion Kauffman,开制药公司赚了大钱。看到母校一天天衰败,决定出资帮一把。他设立了奖学金:凡是那所学校的毕业生,他提供四年的大学学费。尽管如此,那所高中每年毕业并能够坚持读完大学的还是寥寥。而那寥寥的靠Kauffman Foundation Scholarship读完四年大学的,大多是越南裔学生。他们的家庭是靠难民身份留在美国的,住在政府提供的简陋的公寓里。

有一天我去那个学校的机房做网络升级,看见一位黑人女生学习很认真努力,我夸她:你毕业后一定能够拿到Kauffman Scholarship上大学。她说她不靠那个,她老爸在GM上班,当车间主任,算管理人员,GM不但提供子女上大学的学费,就连生活费也给一些。

这就是当年的GM。今天GM还敢有这样的员工福利吗?

克林顿当总统后开始吹互联网泡沫,经济很快就有了起色,我打工挣了几个钱就买房了,在郊区平地建起的崭新的四卧一厅一厨一车库single house,院子很大。那是我来美后的第六年。搬进新屋那天我心潮澎湃,心里不再犯疑“美国哪天完蛋”了,因为我实现了美国梦,嘿嘿。回想起六年前我手提两个行李兜揣两百美元来美国闯天下,心里翻江倒海。

那个学区当年为了反对种族隔离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为了吸引白人孩子前来上学,学区居然不惜使用出租车每天把白人学生从市郊送过来,可想这个成本是多么昂贵。当别的学区就连维修校舍的资金都不足的时候,那个学区居然有钱建造奥林匹克等级的室内温水游泳池,每个月光电费就是天价。别的学校的学生field trip 不过就是去当地的工厂农村随便转转,那个学区的学生field trip 是去欧洲亚洲随便转转。当年密苏里州整个州的中小学教育经费有44% 都花费在这一个并不算大的学区,每年平均每年每个学生的经费支出达到一万一,这在当年是全美第一。但这些瞎折腾并没有解决种族隔离的问题,问题反而更严重。我整天心里犯嘀咕:这样烧钱能长久吗?果然,1995年,州政府忍无可忍了,当年的州检察长 Jay Nixon (民主党,此人后来担任过两届州长)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控告堪萨斯城学区胡闹。最高法院判决这个学区违宪,叫停了那些荒唐事, 于是一夜之间那个学区被打回了原形。好在那时互联网热的冒烟,我跳槽跑到一个互联网公司去干网管了。那个学区后来每况愈下,那个斯诺母校早就散伙了。

今年民主党的初选辩论中,Harris (贺经理)严厉指控拜登当年是反对bussing 的,种族歧视。所谓bussing, 就是使用校车强行把郊区白人小孩拉到市区读书或反过来把市区黑人小孩拉到郊区白人学校读书,以结束种族隔离。 当年圣路易斯学区就是这样做的。那种做法也是扯淡,不过就是逼迫郊区的居民搬到更远的乡下去,并不解决问题,所以后来被各地废止了。拜登当年反对bussing没啥错。而且并不是拜登一个人反对bussing, 民主党很多政客都反对。贺经理调情很有一套,撒谎也很内行,问题是她把调情术滥用到煽情上去了,信口开河,就连民主党自己的历史她都不顾了。

当年克林顿上台后许多州发起了严打犯罪的各种措施,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三进宫”法(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克林顿政府表示坚决支持。当年那些严打州包括加州,科罗拉多州,马里兰州,康州,威斯康星州等若干蓝州,也有红州例如德州、北卡、堪萨斯州等。今天在美國谁还敢提“严打犯罪”?

克林顿时期的经济很好,以至于他跟莱文斯基小姐的那段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不雅恋情都被美国选民忽略不计了。弹劾他是因为他撒谎。虽然被弹劾,他的两个任期还是做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事情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改革美国的福利,逼迫美国那些代代相传的welfare mom去工作。我对此特别赞成。美国所有的大中城市的学区之所以很滥,既不是因为种族隔离也不是因为经费不足,更不是因为教师不好好教书,而是因为学生不好好学习。黑人孩子很多是单亲家庭, 母亲为了拿政府福利就拼命生孩子,但孩子却不能有父亲,否则福利就会大打折扣。一家七八个孩子没有父亲,母亲根本管不过来,小孩子怎么安心好好学习?克林顿的福利改革做对了!今天民主党里谁敢提改革福利?

有一年西雅图有位退休的四星将军,黑人,John Stanford, 当选了西雅图学区教育局长。他一不索取更多的教育经费,二不去反种族隔离,而是每天亲自去各学校检查出勤率。有的学生不交作业不上学他甚至亲自打电话催促家长并当面训斥学生。他去黑人社区督促家长监督孩子做作业。他打破陈规,逼迫各个学校加大家庭作业量,提高学业要求,完成教学大纲的各项指标。不到三年,教师叫苦连天,甚至有教师抱怨将军不懂教育瞎指挥,但学生成绩彻底改观,毕业率大大提高,当地工商业兴高采烈。1996年民主党召开全国大会,他前去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不幸的是那位退休将军于1998年病故。今天民主党内有谁还敢这样的勇于打破陈规大刀阔斧改革?

90年代中期有一天我跟一位老美同事唠嗑,我问他:美国今天还能造啥?他想了半天,十分认真地回答:we still make cookies (我们还能生产点心)。 我笑了,苦笑。 那些年我看到了一个制造业衰微破败,城市破旧老化,吸毒者越来越多,大公司一个个破产的衰败落后的美国,我确实感觉过美国快要完蛋了。但后来我又看到一个欣欣向荣不断进取的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消失了,但波音崛起了。希尔斯(Sears) 在享受了半个多世纪的零售链霸主地位后倒闭了,但沃尔玛横空出世了。王安电脑在垄断美国办公室自动化的市场十年后被苹果电脑和IBM PC取代了。莫特罗拉衰败了但英特尔后来居上。IBM 的半个世纪独霸地位被微软和英特尔取代。AOL曾独霸美国的上网服务但很快就被高速上网打得一败涂地。都说苹果不行了,被微软歼灭了,但苹果公司鲤鱼翻身,从iMac 到 iPOD 到iPhone,颠覆了世人的想象力,称雄世界至今。今天的亚马逊、谷歌、脸书都是我来美国后横空出世的。今天世界上最富有创造力和挑战能力的SpaceX 在上个世纪甚至还没有诞生。这不像一个快要完蛋的美国哈。

美国就像一颗根深叶茂的大树,有的树枝枯萎了,但新的树枝又长了出来。你如果只看到枯枝落叶,会以为美国老矣。你要是看远点,就会发现美国仍然长青不老。这是因为前人栽的这颗树栽的好。这棵树的树根就是美国宪法和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基础上的美国传统价值观。这棵树的树干就是美国的法治、民主、三权分立。有很多人一直想推到这颗顶天立地的参天大树,没有成功。但这棵树确实被撼动了,就在今年,就在今天。

90年代末我宣誓入了公民。那以后我可以投票了。一直到2015年我多半是投民主党,我自认为是民主党员。为什么我投民主党呢?因为那些年我对他们有好印象。当年民主党的州检察长打官司結束了堪萨斯城的荒唐的反种族隔离烧钱运动。当年堪萨斯城一个黑人市长 Emanuel Cleaver(民主党,牧师)看见黑人因为一个毒贩被打死而上街暴乱后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制止。今天谁敢?克林顿打击犯罪改革福利,有骨气!奥巴马竞选总统的那一年我参加民主党初选,投希拉里的票,大选投的是奥巴马的票。2015年我还在为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参选人拉票。但在那之前我已经对民主党开始抱怨了。不知哪一年开始,过圣诞节不可以在同事之间说圣诞快乐了,电视新闻里不再允许说“非法移民”了,大学招生要搞种族配额了,没人再敢说打击犯罪了,walfare mom 们又回家吃福利去了,后来就连高科技企业招程序猿也要种族搭配了,最忍无可忍的是男厕所女厕所居然快要可以通用了。这个民主党跟我以前认识的民主党不是一个党了,完全变味了。

这些年让我对民主党感觉最不安的是他们总喜欢动不动指责别人种族歧视,什么事情都跟种族挂钩,打种族牌:电视上某个族裔的脸面不够多这是种族歧视,好莱坞发奖没有某个族裔获奖这也是种族歧视,董事会里没有某个族裔的董事这更算种族歧视。好吧,俺认了,不敢吱声。但大学招生也要搞种族平衡,这过分了吧?你敢乘坐一个靠种族平衡招聘的飞行员开的客机吗?你敢让一位靠肤色被招聘的外科医生给你开刀吗? 你敢说这就是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梦吗?马博士说的,根本就不是种族平衡,而是刚刚相反:color blind society!

前些日子我还看见有人说目前对美国危害最大的是白人至上,是3K党。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看法。你要是去问问华人民主党,他们多半也会拿出弗洛伊德的照片跟你这么说。而且他们会一口气从陈果仁说到李文和说到陈霞芬,证明美国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天堂是亚裔的地狱,然后还要提醒你:要不了多久华人就要被关集中营了,你赶紧去给杨安泽捐款,给拜登、贺经理投票吧!投拜登,得解放!但我就奇怪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亚洲人还一个劲没命地要移民美国?我们都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到底更愿意在哪些区买房?我们送小孩子上学,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哪些学区上学? 我们到底是不是每天一上班就被白人老板没完没了地歧视? 你真觉得3K党,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危害吗?那些东西早就有了,并非今天才冒出来。那些东西跟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并不相融。据我的观察,过去几十年中,那些东西从来没有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如果美国真的是个白人种族主义的天下,那奥巴马怎么可能当总统?如果华人在美国的一切成功都是平权运动的功劳,那么如何解释杨振宁丁肇中远在平权运动之前就获得诺贝尔奖?

我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否认,对美国宪法和法律的肆意践踏,以及对美国本身的诋毁。现在住在市区的家庭,有几户人家还敢在家门口挂一面美国国旗?现在美国的警察看见罪犯危害老百姓的性命的时候有谁还敢开枪?现在有几家中餐馆的老板和员工可以毫无担忧地每天去打工? 现在大学的教授们谁还敢在课堂上无忧无虑地讲真心话?三十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就连二十多年前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克林顿总统时期还严打罪犯,当时各地出台了“三进宫” 的严打政策,现在美国谁还敢严打犯罪? 奥巴马第一个任期还大力驱赶非法移民,现在非法移民都可以光明正大领福利甚至可以投票可以当民选官员了。贺经理当加州检察长的时候还把1500个吸大麻的关进监狱,现在吸大麻的都成了光荣的消费者、守法的纳税人了。 如今在自己车上插一面美国国旗需要勇气和冒险精神。如今你要是去推特公司门口举牌抗议删帖先要担心一下自己的大门牙会不会被安踢法打掉。如今你租出去的房子要是收不到房租就先要好好想想房客会不会把你给赶出你自己的家。如今你要是忍不住举报了民主党的黑官首先要想想自己怎样才能不被灭口。如今你去推特发帖你需要跟在微信里发帖一样小心翼翼,最好多多使用错别字以防止被删帖。 如今你看见一群暴徒在你家门口耀武扬威你要是持枪保护自己就要想一想你会不会进监狱。 美国的法治在哪里?民主在哪里?自由在哪里?我们老百姓的安全在哪里?宪法保障的一切又在哪里?这还是美国吗?这都是白人至上的错吗?这就是所谓的progressive movement吗?

什么是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多年前就有学者总结出来了,大致就是这些方面“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elf-Reliance

Equal Opportunity and Competition

The American Dream and Hard Work

看了这几条有何感想?如今Individual Freedom恐怕只是留给极左派了,Self-Reliance 快要变成 Government-Reliance了,Equal Opportunity 在滑向 Equality of Income, Gain, and Outcome 了。Competition???你这是种族主义吧!现在就连学数学, STEM, 都是种族主义了,懂吗? American Dream?哼哼!Hard Work? 这太原始了吧!政府大包大揽了,谁还想Hard Work?

美国有进有退不要紧,美国有平静有骚乱也不要紧,美国有左派也有右派更不要紧。如果美国丢失了传统价值,那美国就真的完蛋了。一个国家只许左派打砸抢烧,政府开始包揽人民的一切,平均主义大锅饭,懒人成堆,这样的国家还想繁荣?这样的国家的人民还想过好日子?三年前我去游览过纽约、旧金山。今天您去看看纽约和旧金山那些曾经繁华的大街吧!

今天美国的哪一个党哪些人在竭力捣毁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在拼命摧毁美国的传统价值,这还不清楚吗?

俺不会等闲视之,因为俺的后代都要生活在这个美好的国家。美国何时完蛋?估计那是一些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肯定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因为有很多人不想让这个国家完蛋。白人、黑人、拉丁裔、亚裔里面,很多人在努力让这个国家更加伟大!

MIT的陈刚院士到底冤不冤

这几天麻省理工学院(MIT)的56岁的陈刚教授被抓的新闻再度引发震动,不断有读者留言希望我们说说这事。

其实也可笑,就在一年前,我们报道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被抓,因“千人计划”涉嫌向国防部和NIH作伪证。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大可能或许是因为“千人计划”是敏感词,导致文章被封。我们也学习到,这种“危险题材”用微信公号来评说,除了通稿文样就别指望能有不统一口径的讨论。

当然这个事件本身确实非常值得全面客观地关注一下,我们就用墙外的平台电报来发布此文,省得微信爆雷。

本案发生在中美关系从合作走向竞争对抗的大时代背景下,近些年已经有数十起类似的案例发生。落马的基本都存在没有如实向美方汇报从中国高校拿到的研究经费之类的问题。其中大多被定罪,但也有部分冤假错案,虽然涉案对象被无罪释放,不过经过这么折腾一下,对于个人声誉和事业进程毫无疑问都是莫大重创。

由于涉及的大多是高校和大公司的科研技术人员,有的还是一个领域的闻名全美乃至世界的高级专家,每次相关新闻都带来不同程度的震动。

具体到陈刚这个事情,如果最终只是被小题大做,那么这就是一起一位成功实现美国梦的美籍华人被“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的事件。这绝对相当于对华人形象的污名化,华人义不容辞最应该抗议发声。

但是如果陈刚真的罪有应得,那么他代表了哪门子在美华人的利益?事情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为了自己的名利,影响冲击整个华人社区的名节。那我们唾弃还来不及,还有人呼吁凑过去给他维权,这不是把自己社区自甘变成为替脚踏两只船的人甚至间谍洗地的Trojan horse社区的愚蠢之举吗。

所以,在事件处于发展过程中,不应该做出太多定论和站位。

首选可以是综合了解来自各个不同立场的势力对此事的报道和看法。笔者先把美国FBI和司法部(DOJ)对于该事件的公示,左中右媒体的报道,在美华人的看法和国内的说法,全部总结一下。

各方对案情的报道和说法

1. FBI新闻发布

FBI波士顿处在逮捕陈刚的新闻发布会上称,“陈刚涉嫌未能将与中共政府实体部门的任命和合同向美国能源部披露的问题”。

“FBI的调查发现,自2012年以来,陈刚一直以牺牲美国利益作为交换,与中共政府进行各种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受害者是您-纳税人-我们发现他有意并故意欺骗了1900万美元的联邦研究经费,以出卖我们系统的形式帮助加强中国在纳米技术方面的研究。”
“在申请这些经费期间,陈刚向美国隐瞒了他通过中国驻纽约大使馆牵线,被中国政府任命为海外科技专家,以换取经济和奖励的情况。”
“通过全面的调查,我们发现陈刚共计接受了大约2,900万美元的外国资金,其中主要来自与中共政府有联系的实体机构。并通过各种中国人才计划,获得了至少35.5万美元的专业咨询服务费;但是,他从未向麻省理工学院或联邦政府透露过这笔的钱。”
“同时我们还发现,他有税务欺诈问题。陈刚在中国开设了银行账户,里面至少有25,000美元的余额。而这些钱都是各种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不同实体部门支付给他的。”
“此外,在陈刚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系主任并担任海外顾问期间,他甚至推荐了几个学生参加中国的一些人才计划。 在担任中国奖学金委员会顾问的同时,他推荐了几位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外国留学生杰出奖’。”
FBI波士顿发言人还指出,中共政府跟美国在学术诚信和自由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

https://bit.ly/35LeQDe

2. 司法部

而司法部对陈刚的具体刑事指控为三项:

涉嫌电汇欺诈,即未能向美国能源部披露从中国多个机构获得的合同、任命和奖项;

未提交外国银行和金融帐户报告(FBAR);

在纳税申报中作假。

该文件公示中指出,陈刚从2013年开始,累积获得海外研究经费2900万美元,仅从南方科技大学得到资金就高达1900万美元。

司法部还贴出来陈刚在2016年2月份,用MIT的邮箱发给自己的一个邮件:

“1.促进与中国的合作
2.中国把创新(科学)作为关键和核心,不是时尚(原文如此),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无论是从历史趋势还是从现状
3.我们的经济是全球第二,但从技术(经济结构)和人均资源看,远没有达到第二
4.我们正在为发展付出不可持续的巨大的环境代价,以及人力成本的代价
5.环境保护与发展同步,重视环境甚至更重要,清洁能源如果成本更高,减少钢材,水泥。 我们必须依靠技术,不能像过去那样发展
6.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确立科学创新为核心。 我们不仅要有自主创新,还需要意识到,进行国际化合作以计划和促进。闭门创新是行不通的;创新是动力”
https://bit.ly/3bMxfmY

司法部的文件还指出:

“至少从2017年到2019年,当陈刚担任多个中国和中国有关实体机构的咨询职务时,也同时申请并获得了美国能源部(DOE)的研究经费,以资助他在MIT的部分研究。 陈在这样做时,没有按照美国能源部的要求透露其与中国的长期关系。”
https://bit.ly/3bMxfmY

这里面提到的中国任职具体包括五项,南方科技大学顾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评审专家”、中关村发展集团“海外战略科学家”、中国留学生基金会顾问和中国政府第四届“海外专家顾问”。

从时间上看,这个阶段已经是川普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发生了诸多变化,陈刚似乎也并没有因为大环境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

其实类比一下,就像两个行业大腕的公司在竞争研发一项产品,A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同时拿到B公司的经费和职务,但是在向A公司申请经费的时候却不披露这些情况。这自然是为了便于从A公司顺利获得援助。科学家都是很聪明的人,如果披露不会造成差别,自己还会有意漏掉这些职务申报吗。

对于陈刚面临的各种指控,司法部提供的量刑参考是:

“电汇欺诈罪的最高刑罚为监禁20年,监督释放三年和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报税作假的指控可判处最高五年徒刑,三年监督释放和罚款25万美元。
未能提交海外银行存款的指控将被判处最高五年徒刑,三年监督释放和罚款25万美元。”

3. MIT校方

MIT对此事件快速做出了反应,校方的申明中首先声称:

“麻省理工学院认为,学术研究的诚信属于基本操守,我们也严肃对待美国研究中受到的不当影响”。
“受到政府指控的陈刚教授,是一位在学术界备受推崇的资深成员,情况让人深感痛心。”
“MIT目前无法就该案做更多的评论。”
https://bit.ly/3bIo4UG

4. 美国媒体

美国的左中右媒体都有对此事件的报道,内容也相对一致,基本是基于司法部的文件和FBI的新闻发布会做出的总结报道。

保守派立场的《国家评论》,提到了知名的《自然》杂志在2019年对陈刚教授的一次采访,陈在那次采访中批评了美国政府在学术圈与中国合作上制造了不必要的恐慌和压力,并披露自己为了避嫌被指控泄露知识产权,取消了学术休假年(sabbatical)去南方科技大学做科研交流的计划。

https://bit.ly/3bPafE2

左派立场的NBC新闻波士顿台的报道中也强调,“陈先生申请并获得了美国能源部的研究经费以资助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部分研究,同时在中国担任多个咨询职务。他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透露关于他与中国的长期联系的信息。负责此案的麻省检察官莱林(Andrew Lelling)说:‘问题不在于与海外合作的本身。问题在于撒谎隐瞒情况’。”

报道中还有提及,陈刚拿着来自美国纳税人的1900万美元的经费做着对中国纳米技术发展有利的事情。并且没有透露与中国的关系。

https://bit.ly/3oSfXss

《华尔街日报》的有关报道点到了一个环节,陈刚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掩盖与中国的联系,包括要求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同事从一份文件中删除他在中国成立的一家热能公司的信息中,任何提及他作为中国人才计划参与者的角色。

https://on.wsj.com/2XOU55d

波士顿当地的新闻媒体还提到,有亚裔组织给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致信,敦促他结束司法部的所谓的“中国计划”。 这些组织表示,该倡议“极大地增加了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标签和偏见,特别是从事科研和技术工作的华裔科学家”。

https://bit.ly/2XMeNmg

包括一些中东的媒体都有对该事件的报道。

5. 国内反应

这个事件在国内自然也是被密切关注,最为代表性的就是北大教授饶毅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谴责美国政府,并要求MIT出面帮陈刚。众所周知,饶毅是个铁杆反川人士,因此立场站位鲜明,认为川普是个种族主义者,因此在川普执政期间发生的任何此类案例,都是川普政府的政治迫害。

饶毅在信中完全否定了司法部对陈刚“在申请美国能源部经费时候,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透露关于他与中国的长期联系的信息“这一指控。

由于跟美方的说法差别迥异,这恰好验证了FBI此案发言人的那句话,“中国跟美国在学术诚信和自由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

怎么看陈刚被抓?

陈刚作为美国工程学院的院士,他涉案一事,起码有四大类不同心理的切入点。

从中国国内爱国人士的角度看,这个教授虽然入了美国籍,但是思维方式跟中国以“我们”相称,这属于中国人喜欢的那种不忘本的“民族英雄”了。

但是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FBI、司法部角度看到他那封信的措辞,就相当刺眼睛了。这些部门的人都是专门训练的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人员,怎么可能指望他们看到跟中国以“我们”相称、还提到“共产党的十八大”的时候,不皱眉头。毕竟,这两个国家之间并不承认双重国籍。

还有一对对立的心态,挺陈刚的认为,这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向科技强大,尤其又是自己的故土,名正言顺。颇代表了近些年大力扶植中国科教兴国的部分海外人士的一种想法。不能完全排除他们中间有一些确实是出于好意,认为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中国会走向更多的开放与自由。

譬如以饶毅为代表的一些反川教授们的指控就很有代表性,认为该事件是麦卡锡主义复辟。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美国虽然会因为总统的风格而对各种部门有不同影响,但是美国的司法部和FBI整体上与行政部门白宫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是中央集权国家那样一把抓,一人就可以完全发号施令各个政府部门分支。

饶毅等教授们在他们的表态中,拿帮助以色列、英国、意大利的科学家也存在作为借口,控诉这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种族主义。但是他们也显然回避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同是民主国家,往往还是在各自所在的地域抵挡周边专制独裁势力的硬汉形象,跟明着叫板与自由世界要搞不同一套体制的性质截然不同。

如果饶毅等中外科技高知们,平常除了闷头发展科技同时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改良多做进言,这个时候针对美国政府发难,会有更多底气而不是被人觉得只是一种挑软柿子捏的习惯。

与之相对的第四种心态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毕竟是与自由世界不同的集权体系,任何强大最后都帮助中共有更多能量去推广它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共并未随着国力的上涨有明显向自由世界体制变化靠近的想法。尤其以2018年修改宪法、处理香港问题和新疆穆斯林宗教冲突等做派,都踩了自由世界的红线。因此对中国的广泛帮助只是培养了一个美国的强敌,甚至最后会倒过来成为包抄自由世界的明显威胁。

帮助美国盟友与扶植美国竞争对手,承担的风险和带来的结果自然很不一样。

确实没有人能绝对预测中国的崛起到底能带给世界什么样子的未来,这种帮助发展可能带来了一个古国的脱胎换骨,也可能把世界国力第一交给一个集权国家等于削弱自由世界的实力和影响力。而实际上过去十年来的种种迹象,让人无法摆脱对后一种可能性的担忧。

本质上这是一个美国人被抓,中国首先一片喊冤的事。这个现象本身就信息量巨大。但是陈刚在向美国申请经费时候是否如实透露了与中方的关系,并且在拿到经费之后是否做出了对中国有利的研究,这些属于非常敏感的地带,需要更多的调查披露和真相曝光。此外,也需要MIT公开对于此类事情的管理准则,透露校方是否清楚陈刚与中国政府关系的细节和清楚是什么程度。

要求调查过程公平公正透明、避免冤假错案是必要的,但是在没有以上这些关键信息公布的时候,做有罪无罪的站队,未免操之过急。

MIT知名华人教授陈刚被捕

1月14日,美国司法部官网消息显示,美国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陈刚因未能向美国能源部披露其在中国的工作和获得的奖励而被起诉和逮捕。

56岁的陈刚被控欺诈、未提交外国银行账户报告以及在纳税申报单中虚假陈述。他于当天在地方法官Donald L。 Cabell面前首次出庭。

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陈刚教授(图片来源:MIT网站)

据美国司法部网站披露的信息,美国对电汇欺诈的指控,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3年的监督释放,以及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对虚假陈述的指控规定,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3年监督释放,以及罚款25万美元。对未提交外国银行账户报告的指控,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3年监管释放,以及25万美元的罚款。判决将由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根据美国量刑指南和其他法定因素作出。

根据指控文件,陈刚是美籍华人(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担任MIT帕帕拉多微纳米工程实验室主任和固态太阳能热能转换中心主任。大约从2013年开始,他在MIT的研究已经获得了美国联邦机构授予的1900多万美元的资助。

美国司法部文件显示,自2012年以来,陈刚在中国担任了多项职务,目的是通过提供建议和专业知识,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并获得经济补偿。自2013年以来,他据称接受了大约2900万美元的外国资金,包括来自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1900万美元。

甚至,美国方面检查了陈刚的电子邮件。司法部文件强调了他为促进中国科学和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并披露了诸多细节:

1。促进与中国的合作;

2。建议中国把创新(科学)作为关键和核心;

3。中国经济排名第二,但技术和人力资源远远落后这一位置;

4。 我们正在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不可持续的代价,以及劳动力成本;

5。 对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我们必须依靠技术,不能像过去那样发展;

6。 科学创新成为核心,我们意识到不仅仅是自主创新,还需要国际化来规划和促进。闭门造车的创新是行不通的,创新也是驱动力。

美国司法部文件还显示,至少从2017年到2019年,陈刚在中国担任多个顾问职务,他还申请并获得了美国能源部的拨款,以资助他在MIT的部分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按照能源部的要求披露他与中国的关系。

此外,陈刚在2018年的纳税申报单中没有向美国国税局披露,他2018年在中国有一个超过1万美元的银行账户。

 


MIT校长L。 Rafael Reif给学校师生员工发送邮件,对此表示震惊,并称陈刚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学者和教员,他的被捕是令人惊讶、深感痛苦和难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