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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华人对世界和美国民权运动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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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州亚太联盟

(原)编者按:从早期反抗对华人的歧视到参与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从推动出生公民权到缔结世界人权宣言,华人为世界和美国民权运动做出了非常特殊的贡献。希望本文可以帮助大家了解历史上华人对争取民权的贡献,让我们更自信地参与反对种族歧视的抗争。

从殖民年代开始的种族觉醒到当今世界广泛公认的人人平等,用了三百年,从独立宣言提出人生而平等到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用了一百年,但真正确认各种族平等民权是在第十四修正案写入宪法后又一个一百年之后。种族平等依赖的不仅仅是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保证,更是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的全世界范围强调各种族民族平等的现代世界人权体系。而华人是现代人权体系构建的主要贡献者。

世界人权宣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的华人都为抵抗日本法西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为此,中国成为战后世界新秩序中唯一一个非白人的国家。194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建立,华人张彭春任唯一副主席,他为人权问题加入了非西方视野。为了人类的文明进步,为了积贫积弱的祖国和亿万同胞的尊严和权益,他大声疾呼人权的普遍性,而且把仁爱,忠恕,善政,和谐世界,包容,和而不同等中国文化思想融入宣言,打破了西方文明对世界人权的阐释和主宰。

新人权体系确立了不分人种、国家、信仰的平等观,是6万万中国同胞抗日牺牲贡献的结果。《世界人权宣言》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48个国家的签署,使美国少数族裔的民权斗争具有了牢固的支撑,新的起点和公认的法理来源。《世界人权宣言》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根本。

扩展阅读:梁文道谈<世界人权宣言>: 这个中国人,让冷冰冰的理性多了一点温度 https://www.sohu.com/a/281326759_206804

在美国,即使在被法律明确歧视的年代,华人作为少数族裔也一直在为平等民权努力,并且惠及其他少数族裔。

益和诉霍普金斯案

南北战争胜利后,美国通过了三条宪法修正案来保护胜利果实。其中第十四修正案被称为平等保护条款,规定各州在其保护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与任何人法律的平等保护。但是此后的许多年里,美国最高法院都非常狭隘的解释这一修正案。结果,地方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可以很大程度地侵害少数族裔的自由和权利。

1886年, 旧金山被美国白人打压的一位华裔洗衣店老板被旧金山警官抓捕。当时在加州仅仅有不到5万华人,而官方性质的排华让华人任何抗争都难上加难。但是我们的先辈们团结一致,以巨大的努力把案件一直诉讼到高法。此案在美国最高法院得到了开先例的裁决,彻底改变了对第十四修正案的传统解释。在这个判决中,美国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写下“原告人的权力。。。并不因为他们是异族或中国国民而减少”。

益和诉霍普金斯案的判决作为美国宪法史最重要的25个判决之一,在半个多世纪后成为20世纪中期美国关于平等保护法律的一个主要基石,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推翻南方几个州及城市企图限制黑人的政治权利的立法违宪的根据。在1950年代华伦担任主大法官(the Warren Court)任内,被引用至少150次。

扩展阅读:益和诉霍普金斯案:华人诉讼与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 https://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Db=news&Gid=a17ef0d5dd1c5a4ebdfb&keyword=&EncodingName=big5&Search_Mode=accurate&Search_IsTitle=0

郭湖安诉美国案

在大名鼎鼎的益和诉霍普金斯案之前,有另外一个华人打赢的宪法官司:郭湖安诉美国案。此案由在美华人发起,诉讼得到的判决中明确确立了美国宪法的原则: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适用于美国公民,同样也适用于非公民。可以说,广大在美未入籍的移民,其权利保障之始就是这一诉讼。

出生公民权

美国公民权之认定,兼采属地与属人主义,即承认出生于美国的、及父或母是美国公民的子女的公民权。这一原则的法律依据来自1895年华人黄金德一直打到美国高法的官司的判决。正是黄金德案的判决明确并巩固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属地主义原则”。美国非裔人口一半以上来自二战后移民美国的非洲人。这些人的子女所以能获得美国国籍都源于黄金德对抗美国政府诉讼案的判决。而不是“正是因为非裔美国人反对种族主义归化法,亚裔美国人才获得了公民身份”。

扩展阅读:美国“出生公民权”与华裔“黄金德案” https://dy.163.com/article/E0IQ5AEP051482PU.html

在一百多年前美国全面排华的大环境下,人单势孤财乏的在美华人进行法律诉讼,其压力即使不能说比一百年后的非裔民权斗士们更大,也绝对是同等难度的。除了这些成功的诉讼,还有很多没有成功的。而这些努力的结果,构成了60年代实力可观的民权运动的前提。我们的先辈说是民权运动的先驱丝毫不为过。

华人参与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

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主体是非裔,但是华人一直都是民权运动的参与者,不是旁观者。

1968年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的亚裔学生团体主导了要求校方公开入学申请标准以及成立“种族研究系”的罢课,是民权运动中时间最长(五个月)的学生罢学活动。今天各个大学里的种族研究专业都来自于此。

扩展阅读: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

https://blogs.cornell.edu/asianammedia/2018/12/07/third-world-liberation-front-twlf/

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中国元素

黑人争取平等权利从南北战争开始算,坚持奋斗了一百多年,并不是到上世纪60年代才突然开始的。但为什么民权运动在60年代能够成功?除了二战后新的世界秩序因为中国的参与不再是白人的独舞,世界人权宣言下新的世界观的发展让种族平等的要求唤醒了美国的进步人士,非裔种族问题也是美苏中对抗形势下中苏宣传的重点,这些大的国家环境,使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与中国相关。

美国民权运动史很少论及中国与美国民权运动的关系。事实上,当时中国不仅仅在国际上宣传并支持美国非裔的民权运动,甚至对美国民权运动中黑人权力运动等激进运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毛泽东对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赫的支持,对黑人激进组织革命行动运动组织、黑豹党产生的直接影响。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宣传美国对非裔歧视压迫来批判美国宣传的民主自由是种族歧视的自由白人的民主,引起了国际社会巨大的反响。而中国在60年代开始向非洲输出革命的同时坚决支持美国的黑人运动,包括黑豹党等敢于正面对抗白人政府等黑人运动。

相对于黑豹运动路线,马丁路德金牧师的非暴力抗争就成了一个美国政府和社会可以接受的选择。没有这些因素,60年代等黑人的民权运动很大可能会如同另一位杰出的非裔领袖杜波依斯领导的尼亚加拉运动一样成为一朵浪花,而不是马德路德金博士掀起的海啸。

扩展阅读:美国民权运动中的中国因素 https://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22218

纵观历史,在争取民权的早期斗争中,在无比艰难的情况下,在美华人先辈坚持打赢了几项关键的宪法诉讼,为美国包括非裔在内的各个少数族裔在美国扎根并合法合理的争取宪法赋予的民权提供了主要法律基础;包括美国华人在内的全世界华人在二战中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让种族平等成为一个普世公认的基本原则;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对美国种族歧视的批判以及对民权运动的支持为民权运动提供了可以获得胜利的大环境;民权运动中,作为一个超少数族裔的社群,华人踊跃参加了民权运动,并建立了之后半个多世纪反对种族歧视最关键的阵地之一的大学校园的种族研究新专业。

有意无意之中,这些华人对民权运动的贡献,对美国各界(包括华人和黑人在内)来说都鲜为人知,甚至华人被误解成搭便车。被别的社区误解,还可以说是宣传不足,但华裔自己不去了解自己历史而产生的误解,就是盲目了。

希望本文可以帮助大家了解历史上华人对争取民权的贡献,让我们更自信地去参与反对种族歧视的抗争。

注:本文图片均来自扩展阅读文章
编辑: Joy Guo

美国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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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亚生

(原)编者按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多个阶段。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过去40多年里,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

黄亚生教授表示,由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极大地影响中美两国各个层面的交往。

本文由“亚生看G2”首发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分艰难的阶段。两个世界大国在这场全球大流行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没有选择紧密合作,而是选择了两败俱伤的对抗。今天这篇文章谈谈美国在过去40多年的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从1978年到现在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和强调。第一,这里所谓的“共识”指的是美国内部对中美关系相对统一的认识,而不是指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更不是指中国内部对中美关系达成的共识。第二,所谓的“共识”绝不是铁板一块,很多时间在美国内部是有争议的。比如“交往战略”共识在小布什(2001-2009)和奥巴马(2009-2017)时期已经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和质疑。

地缘政治(Geopolitics)共识 (1978-1991)

          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到苏联解体的这十几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稳步的发展。在这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用三点来概括。

第一点是美国选择了接受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现状。1978年12月16日,中美联合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双方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交。与此同时,美国同意结束与台湾政府的正式外交关系。中美的建交表明了美国正式放弃了对大陆的封锁和孤立政策(50-60年代),选择承认和接受中国大陆在世界舞台上有着一席之地。

第二点是美国认为在美苏对抗的大环境下,中国具有平衡地缘政治的重要功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就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内积极推行“联华制苏”的观点。1978年,他撰写了一份名叫《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的报告,强调必须通过“积极大胆地发展美中战略性关系”,还击苏联扩张。布热津斯基这个观点在苏联侵略阿富汗以后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布热津斯基还积极推动对华军售,希望可以“技术扶华”对抗苏联。卡特政府展开了和中国的教育,科技领域的合作。

第三点是美国对“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有一定的期待。除了抗衡苏联,布热津斯基积极推动通过对华军售来“技术扶华”的另一个主要论点就是中国当时正在“告别文革”,对华的技术扶持可以鼓励其继续深化实践改革开放的道路,使其在制度上逐渐贴近西方国家。这个观点形成了下面讨论的“交往战略共识。”

布热津斯基(图左)和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图右) 图片来源:RT News

“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6)

          随着苏联的解体,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虽然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在美国眼中失去了平衡地缘政治的重要功能,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促使美国选择深入与中国的合作交流。在1991年到2016这二十多年里,虽然中美关系也多次出现过波折,但两国关系总体上还是逐步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对于美国来说,支撑这二十多年对华方针的核心是:“交往战略” (Engagement Strategy)。

我在2018年的一篇公众号文章《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中介绍过“交往战略”的含义。“交往战略”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影响中国的经济和体制改革,它和“遏制战略”最本质区别就在于它认为美国不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应该帮助和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崛起过程中。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接受留学生、鼓励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都是基于“交往战略”这个思维模式。多年来,美国政治、知识和商业精英相信通过和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通过允许这些国家参与到更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来,可以推动这些国家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推动市场开放。这个观点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也被小布什用来作为支持持续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论据。

“交往战略”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 图片来源: RT News

对于美国来说,“交往战略”肯定有经济的考虑。但这里有些细节很重要。第一,美国是个多元的社会,虽然政界、商界和学界可以对某个问题达成共识,但是他们达成共识所依据的逻辑可以是不同的。商界考虑比较多的是经济方面的利益,但是政界和学界考虑比较多的是上面提到的“交往战略”对体制演化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 所谓的“商业利益”是有一个具体定义和理解的。在“交往战略”共识形成的初期,人们对“商业利益”的普遍理解是由进入中国市场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通过效率提升—比如降低劳动力的成本—所带来的利益。在经济学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由扩充带来的增长(Extensive margin growth),一个是由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增长(Intensive margin growth)。市场进入对应的是前者,而降低成本对应的是后者。从经济角度,多赚一块钱(市场进入)和节省一块钱(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说是等同的,但是从心理和政治角度,区别非常大。扩充带来的增长的受益者可以是资本也可以是劳工,也可以双方都收益,但是效率的提升主要的受益者是资方和高技能的劳工。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交往的获利主要是从效率的提升中获得的,这成为了日后美国内部质疑和中国经济交往的一个原因。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

             美国国内对华态度一直不是只有一种声音的。“交往战略”这个共识在美国内部的质疑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获利被认为不是双赢的:资方获利是建立在劳方失利的前提下。“交往战略”的这二十几年里,从中国获得的商业利益,主要是由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一个是通过低成本劳动力,还有一个是通过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但不是由市场进入带来的销售扩充。这种提升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加速了美国的贫富不均和锈带制造业的衰退。

          对“交往战略”的另一个质疑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内部并没有发生交往战略所预期的体制改革,而且有向相反方向发展的种种迹象。2014年我和几位学者一道同奥巴马进行过一次交谈,他当时已经对“交往战略”的几个假设提出了各种的质疑。特朗普2016年上台后,美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交往战略”,但是美国商界和学界整体放弃“交往战略”是在2018年上半年,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体制变化。

“交往战略”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 图片来源:RT News

          美国最先改变的是在贸易领域。美国开始转而寻求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要求中国遵守其期望的贸易规则。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决策者不认为中国内生的法制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它加入WTO时做的承诺,而必须靠外部压力。这是贸易战共识的基本假设。我在《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中就谈到,这后面有深层的因素,包括代表美国鹰派崛起的特朗普,但更重要的推动因素是中国自己这几年国内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的发展。美国放弃“交往战略”绝对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交往战略”从来没有排斥中国的经济发展,它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会不会影响经济和体制的发展。“贸易战的共识”的前提就是它否定经济交往会带来任何对中国经济和体制的发展的影响。

          如果把“交往战略”比作是“先交货后交钱”,那么特朗普任下形成的贸易战共识可以被形容为“先交钱后交货”,要求中国先遵守贸易规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

          特朗普对华贸易的强硬做法在美国国内各界,以及两党内都是受到广泛支持的。虽然美国内部对贸易战的这个手段有分歧,但对其的目标、目的是有共识的。比如说,一贯亲华的苹果CEO库克在贸易战期间表示中美过往贸易确实存在需要调整的时候和地方。再比如,华尔街巨鳄黑石集团(Blackstone)创始人苏世民(和中国官方、民间有长期交往)2019年接受电视节目采访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长期被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伤害(不保护知识产权、市场很难让外国自由进入等等)。”贸易战期间,民主党人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表示她并不担心对华关税,并称这应该是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她指出美国应该更有“攻击性的”向中国施压。我在之前参加一个加州学术会议的时候也发现,美国现在很多年轻的智库学者,即使是民主党人,也对华越来越强硬。

在中国问题上,苏世民一直属于华尔街的温和派,但他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也有自己的担忧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虽然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移民政策、退出全球变暖、退出伊朗核协定等举措有强烈分歧,但美国国内目前就对华强硬这一点有广泛的共识,这一点即使是换了一个民主党总统也不会快速扭转。

体制冲突共识 (2020- )

          新冠状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使得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冠状肺炎加强和修正了贸易战共识,也可以说是贸易战共识的加强版。美国国内两党政客目前都认为中国的制度有严重的负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负面外部性指的是“行为主体的活动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个认识动摇了“交往战略”和“贸易战”这两种共识。“交往战略”主要关心的是体制对中国内部发展的影响,而不是它的外部性。贸易战关心的是美国自己能否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如果中国的体制本身不阻碍美国商业利益,它的运行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体制冲突共识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中国的体制本身构成了一个对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威胁。一个后果是中美关系不再处于美国政治、商业和学术精英的完全掌控之中了,美国各界和老百姓都开始影响中美关系。一个例子就是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4月21日,美国密苏里州司法部长向联邦法院提交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指责中国在疫情上“掩盖事实”,需要为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经济影响负责。除此以外,目前国会共和党议员在推动议案,让美国民众可以在联邦法院起诉中国政府。推动这一议案的共和党议员们表示指责中国早期掩盖真相,导致美国人生活被毁,并希望可以成为1976年通过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下的一个特例,让美国民众可以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政府。根据美国哈里斯民调(Harris Poll)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过半数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应该就新冠全球大流行进行赔偿。在法律诉讼外,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还在推动向中国索赔。共和党参议员格林汉姆4月中旬要求美国可以拒绝向中国偿还美元国债作为补偿,并征收“大流行传染病关税”。这个索赔和前面提到的法律诉讼是分别的,索赔是联邦政府的行为。

虽然诉讼和索赔可能不具有法律依据和现实可操作性,但其背后映射的美国政界的态度变化可能是未来十年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有一个可能的影响就是和中国政府密切的企业在国外的资产安全会承受风险。目前特朗普还在要求美国情报部门调查中国和世卫组织(WHO),希望了解两者在早期有没有掩盖信息。

新冠疫情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态度愈发强硬 图片来源:Axios

结语

从短期来看,在体制冲突共识的大背景下,目前特朗普政府有三种可能的对华措施:1)寻求取消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2)取消中国“外国主权赦免”,可以让美国起诉中国政府,但是该选择会有很大合法性麻烦;3)增加新一轮关税。其中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特朗普本人也更倾向于第三种。在前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在被问到是否寻求取消美国国债时表示,“我有其他选择,甚至可以得到更多钱,我只需要施加关税就可以了。”不管特朗普政府做出哪种选择,有一个事实是确定了的,那就是特朗普政府要鼓励企业把制造业供应链撤出中国。美国副国务卿凯斯·克拉奇(Keith Krach)近期表示,“过去几年我们都在减少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依赖,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们必须加速这一进程。”从长期来讲,体制冲突共识将会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态势, 这将会给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业务,中国学者在海外的交流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带来巨大的影响。文明和经济发展都不会带来冲突,但是体制冲突看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了。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曼德拉是如何毁掉南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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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静夜思民

 因为曼德拉,如今,南非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区,是全世界谋杀案、抢劫案、强奸案发案率最高的国家,也是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没有之一。

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1918年7月18日—2013年12月5日),出生于南非特兰斯凯,先后获南非大学文学士和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律师资格。

曾任非国大青年联盟全国书记、主席,于1994年至1999年间任南非总统,是首位黑人总统,被尊称为“南非国父”。

40年来曼德拉获得了超过一百项奖项,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2004年,其被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

而国人对曼德拉的了解(或说海外君对曼德拉的了解),要始于beyond的这首歌《光辉岁月》——

“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
在他生命里,
彷佛带点唏嘘。
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
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

随着时间流逝,beyond的歌已成经典,永远铭刻在了海外君的成长记忆里,但对纳尔逊·曼德拉这个人的评价,不管是海外君还是其他人,则经历了一个经典的抛物线式的滑落。

时至今日,对曼德拉最公允的评价是:他是全世界的圣人,自己国家的罪人。

一、他是全世界的圣人

说他是全世界的圣人,是因为他个人的巨大成功。

他年轻的时候,南非在布尔人的统治之下,尤其是1958年南非当局推出的《班图斯坦法案》,强制将1000万黑人限制在占南非领土12%的土地里,实行种族隔离制度。

曼德拉毅然投身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成为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袖,后来被南非当局以颠覆国家罪关押27年。

曼德拉由此成为伟人,获得了巨大的荣誉。

他获得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100多个奖项,得到包括美俄中朝、阿拉伯国家的认同,得到包括北大、哈弗、剑桥等全世界名校的荣誉博士。总之,曼德拉得到了跨意识形态、种族、宗教、文化的认同,成为21世纪初名副其实的伟人。

曼德拉在南非,有一系列无以复加的称号:南非国父、非国大主席、南非第一个黑人总统、民族和解缔造者、南非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是与甘地、马丁·路德金齐名的世界伟人。

但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主要是指他的精神永存。伟人是用来引领的,他可以当一盏灯,照耀世人。甚至成为耶稣,把关于他的传说变成圣迹,鼓舞人心。

但伟人是不能世俗化的。

二、他是南非的罪人

让我们一条一条盘点一下他的“政绩”。

1.关于弃核

南非原来是一个发达国家,属于西方阵营。但由于长期关押曼德拉和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成了西方社会里最孤立的国家。

为此,前南非政府就像今天的朝鲜一样,花费巨资打造了核武器,成为核大国以图突破美俄的封锁。

为了让南非弃核,美国和前苏联以及俄罗斯可以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十年里,制裁、封锁、拉拢、诱惑,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就差没动武了,但一直不奏效。

曼德拉上台几个月时间,宣布南非弃核,无条件将核武器交给联合国。既没有要求国际社会给予补偿,也没有顾及国家以前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和南非前政府的感受。

此举令美俄欣喜若狂!

这等于不费一兵一卒,没有任何成本,完成了几代人的夙愿。真正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但南非的国家利益呢?

要知道,曼德拉已经是一个南非总统了,而不是被关在监狱里的囚犯。作为一个囚犯你可以高尚,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但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你就必须时刻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一点上,曼德拉远不如昂山素季。

2.关于非法移民

南非弃核后,国际社会一片欢腾。有西方记者采访曼德拉问,“您打算怎么处理滞留在南非的非洲国家的非法移民?”曼德拉不假思索地说,“人生而追求自由,自由的国家不会不欢迎追求自由的人民。”

于是,前南非政府死都不肯松口的非法移民一夜之间变成了合法的南非公民。

不仅如此,由于此项政策没有限制地区和时效,非洲最烂的国家里的最烂的人蜂拥而至,瞬间挤爆了南非,都顺理成章地成了南非公民。

如今,南非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区,是全世界谋杀案、抢劫案、强奸案发案率最高的国家,也是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没有之一。

2005年,联合国宣布,南非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新的基地。

要知道,前南非政府治下的南非可是非洲最安全的地区,也是全世界治安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

3.关于贸易壁垒

曼德拉上台后,深受欧美贸易自由化的蛊惑,把前南非政府铸就的贸易壁垒一夜之间拆除,宣布南非成为自由贸易国家。

这样一来,最大的受惠者就是美英日这样的制造业大国。

国外产品大举进入南非,顷刻间就击溃了南非的制造业。南非的国有企业的估值被严重低估,大量的资产被外国资本低价收购。

贸易壁垒的确妨碍贸易自由化,但拆除贸易壁垒这事则要好好掂量一下。

国际上一般没有贸易壁垒的地区都是巴拿马香港这样的城邦国家或地区。像南非这样的传统制造业大国,一夜之间拆除贸易壁垒,还没有任何过渡和补偿,等于自掘坟墓。

4.关于去工业化

大家都知道,南非是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凭借强大的工业和金融业,南非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曼德拉上台后,对此毫不在意。

国际极端环保主义者见到有利可图,鼓动曼德拉搞环保。对南非这样已经把环保搞得与欧洲差不多的国家来说,环保已经没什么可搞了,再搞就得去工业化了。

什么是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就是放弃制造业立国的基本国策,取消所有对制造业的优惠,甚至加税。这种问题连普通百姓都知道干不得,因为要顾及下岗工人,要顾及就业率。

但曼德拉真就干了。不仅干了,还干的义无反顾,极其彻底。加上贸易壁垒已经被拆除,南非的制造业受到毁灭性打击,短短几年,南非的市场已经被外国完全占领。

于是,南非的制造业纷纷远走高飞,移居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南亚。昔日引以为傲的辉煌,南非企业家上百年的努力和积累,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5.关于开放金融

地球人都知道,前南非引以工业和金融业立国。开普敦曾是非洲最大的金融中心。曼德拉毁掉了南非的工业以后,又对金融业下手了。

金融业事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可是曼德拉在美国英国的鼓动下,盲目开放了金融业,竟然允许外国资本控股本国的金融企业。

于是几年时间,南非的银行和金融企业就被外国资本控制。

2017年,南非的主权评级已经跌到了垃圾级。

20年前还是发达国家,是“金砖五国”之一,现在竟与博茨瓦纳莫桑比克这样的国家为伍。

6.关于黑人管理国家

曼德拉上台后,首先是打压白人,以前白人优先、限制黑人准入的就业政策当然全部废除。

尤其是制造业出逃后,南非黑人失业率居高不下。曼德拉要求不仅是私营企业要招收黑人,连政府、学校、医院、军队、警察都要大举招收黑人。

于是,一大批学历很低甚至文盲黑人被充实到政府机关和学校医院军队警察部门。

不仅如此,黑人知识分子吐槽,以前白人政权对黑人的行业准入太严格,要求降低门槛。曼德拉当然要顺应民情,就这样,南非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会计师资格标准等一降再降,现在南非黑人稍努力一下就能拿到这些过去难如登天的执业资格。

行业准入标准降低之后,使得南非的医疗行业和会计师行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白人南非政府治下,南非拥有世界一流的医疗水平。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就诞生在南非。如今,连中国人都不敢在南非看病,有个感冒发烧的赶紧回国,生怕南非的医院发错了药。

从前蜚声国际的南非的证券行业如今基本垮掉,证券市场转移到澳大利亚,南非国内证券行业的从业人员素质低下,营私舞弊严重。

南非从前傲视天下的服务业也灰飞烟灭。

南非的军队警察等纪律部队迅速沦陷,玩忽职守,贪污腐败蔓延。由于警察素质低下,遇到恶性案件一愁莫展。加上周边垃圾国家的大量移民,南非的社会治安已经无药可救了。

三、结束语

曼德拉这个人,只适合当伟人,不能治国。

伟人可以提供思想,提供一些常人所不能及的极端行为作为示范。但他的思想和观念大多是普世的,不见得适合一个国家和民族。一旦伟人把自己普世思想用于治国,就意味着灾难要来了……

为了个人荣辱得失,甚至为了博取好名声,完全不顾西方极端左派势力的圈套,把一个发达国家生生搞成了一个垃圾国家……

称帝的总统,背叛的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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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5 月 7 日,克里姆林宫外的特工们紧张地盯着每一个过往的行人。此时,在庄严肃穆的礼堂里,普京在前任总统叶利钦的注视下,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第二任总统。

而在数月前的总统大选现场,普京曾万丈豪情,泪洒红场:

给我 20 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在台下的数万民众高声欢呼,这位强硬铁血的候选人,似乎让这些还没从苏联解体缓过神的俄罗斯人看到了希望。

所以似乎也没人去关心,按照宪法,即使当选也最多只能做 8 年总统。所以说,普京的野心,从还未上任,就已经宣告世界了。

而在南边的中国,也经历了历史性的一刻。

2001 年 11 月 11 日,在多哈喜来登饭店的马佳利斯大厅里灯火辉煌,用中英文写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字仪式”的横幅格外显眼。

当石广生部长走进会场,庄重地在议定书文本最后一页上署名后,历经 15 年的艰难谈判,中国终于入世了。

由此,亚欧大陆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命运走上了分岔路,这也为日后普京的“背叛”埋下了伏笔。

之前,普京在接受水均益的采访时说,退休后可能不会去演电影,而是打冰球。

但显然,2008 年,56 岁的普京在做满两届总统后,还不想去打冰球。但按照宪法,他已经不能再参加竞选了。于是,普京将一直为自己鞍前马后的梅德韦杰夫推向前台。

在强硬派辈出的俄罗斯政坛,梅德韦杰夫无疑是幸运的。作为圣彼得堡老乡,又是列宁格勒法学院校友,他很早就结识并成为了尚任圣彼得堡副市长普京的亲信。

2008 年俄罗斯大选,普京将梅德韦杰夫顺利推上了总统宝座,而他也投桃报李,提名普京做了总理。就这样,左手倒右手,普京继续掌握着俄罗斯的实权。

梅德韦杰夫之所以能成为普京的亲信,是因为他领悟了普京竞选时的那句名言。于是,在上任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签署了宪法修正案,将总统的任期由四年延长至六年,从下一届开始。

在战战兢兢站了一班岗后,2012 年的总统换届选举,梅德韦杰夫甚至都没有继续参选。而结果也不出意料,普京再度当选,至于当初修改宪法中的总统任期是谁的主意,就很清楚了。

当然,普京也不能让梅德韦杰夫受委屈,随即提名他做了总理,双方角色互换,大权仍旧在普京的手上,堪称完美。其实这个把戏,明眼人都看得出,但普京表示: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还打不过我的样子。

至于俄罗斯宪法,那可能是部分人的宪法。当然这种事情,也不光人家俄罗斯有。

正当所有人以为梅普二人转这场政坛表演要一直进行下去的时候,梅德韦杰夫出事了。

其实俄罗斯国内对梅德韦杰夫的执政能力是持怀疑态度的,比如在其就任总统期间对于叙利亚战争的滞后反应,再比如下令炮轰中国商船致使中俄关系一度紧张等。

但这一次,似乎是实锤了。据说这位浪漫的总理斥 5000 万美元巨资为爱妻添置了一架小型商务飞机,但资金却来源不明。虽然对于俄罗斯高层的腐败民众早已司空见惯,但民众绝不希望将国家未来交到这样的人手中。

特别是,当此前被问及退休金太低,梅德韦杰夫曾对俄罗斯老人说“没有钱,你们先挺住”的报道被翻出,民众彻底炸锅了。

虽然普京对俄罗斯政坛有绝对的掌控力,但民意激愤难平,同时也为了维护自己廉政的形象,壮士断腕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2020 年 1 月 15 日,梅德韦杰夫宣布政府辞职。而历来对于贪腐雷霆手段的普京,却放过了他,还提名他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尽管普京仍然没有放弃梅德韦杰夫,但显然他的行为让普京开始担忧,如果 2024 年,他无法担任中间过渡的角色,那大权就要旁落了,显然这绝非是想要终身制的普京所希望看到的。

于是,普京只能靠自己了。

2020 年 3 月 14 日,普京签署了自己提出的俄联邦宪法修正案,使其可再竞选两任总统,突破目前遭到的宪法任期限制,而这一修正案在 7 月 1 日的公投中得到通过。至于为什么把公投日期改到 6 月 24 日的红场阅兵后,除了疫情,可能还有一些什么原因。

对权力的痴迷也好,维护政局稳定也罢,普京大帝这个称呼现在基本可以坐实了。如果不出意外,2024 年的总统选举,72 岁的普京应该还是会参加,再干满两届的话,这个男人把持俄罗斯政局就将达 36 年,超过沙俄彼得大帝,成为这片土地上,统治时间最长的人。

当然,如果你以为普京“称帝”仅仅是俄罗斯自己的事,那就错了,因为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

本世纪初,中国的 GDP 刚突破 1 万亿美元,而美国已经跃过 10 万亿大关,还没从解体缓过来的俄罗斯,只交出了 2600 亿美元的成绩。

经济、军事、外交上的全面压制,以及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使得中俄喘不过气来。特别是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更是成了美国的眼中钉。可以说,中俄在世纪初交好,有历史的渊源,但更多的是抱团取暖。

而这一幕,好像在哪里见过。

彼时的美国,犹如三国时的曹操,虎视眈眈地盯着孙权和刘备。杯酒论英雄也好,生子当如孙仲谋也罢,抛去这些表面文章,曹操想要的,是一统天下。

当 20 万大军挥师南下,想要活命的孙刘只能联合,反而在赤壁大败曹操。后来,刘备迎娶东吴公主孙尚香,借得荆州立足,吴蜀联盟,一时传为嘉话。

普京一直标榜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而我们也认这个好朋友。

2001 年,普京上台后,双方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0 年,两国确认 ”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十几年间,双方领导人频繁互访,中俄外交关系“亲密无间”。

同时,双方也不断加强经贸合作,中国已经连续 9 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2018 年,双方贸易突破 1000 亿美元,

除此之外,2017 年 7 月,中俄两国海军在波罗的海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018 年 9 月,中国又首次参加了俄罗斯代号“东方 2018”的年度军事演习。

2018 年,普京获得中国领导人颁赠的友谊勋章,也是史上第一位拥有此勋章的外国元首。

无论是庙堂上,还是江湖间,中国都将普京这个亲密的战友当成了朋友,甚至称为兄弟都不为过。

但对于一个穷人来说,富豪请客吃的大餐,远不如和另一个穷光蛋一起啃窝窝头来的快乐,特别是,这个富豪之前和自己一样穷,甚至还不如自己。

公元 219 年,关羽北攻樊城,孙权忌惮关羽势力强大,十月,暗通曹操表示愿意联合。陆逊写信麻痹关羽,诱使关羽调动更多守军北伐。随后,吕蒙 “白衣渡江”,在背后给了关二爷致命一刀,致使其兵败麦城。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上演,六十多年前,尚处强大的苏联突然撤回了对新中国的技术支援,并让处在困境的中国还债,变相加剧了三年困难时期。甚至一度陈兵边境,扬言动用核武器,当年的“深挖洞,广积粮”就是这么来的。

苏联人对待中国的手段,秉承大民族主义的普京学得炉火纯青。有共同敌人可以联手,但你想偷摸发展壮大,那就对不住了。

中国高速发展惊艳了世界,却也惊吓了普京。于是,这位老朋友动刀子捅我们了,前段时间的中印边境冲突,就能看到血淋淋的现实和真相。

谁都知道,印度基本没有军事研发能力,几十年前掌握的核技术还是美苏为了制衡中国白给的。现如今,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俄罗斯是其主要的武器批发市场。

当然,即使是朋友,也不能要求普京拒绝提供武器给印度,毕竟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对于经济本就不行的俄罗斯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但问题就出在,当中印边境冲突升级后,俄罗斯高调宣布将向印度提供 1000 台俄产最先进主战坦克,除此之外,还将加速提供导弹防御系统,使印度有能力抵御中国最先进的中短程导弹,中国对印度最大的军事优势瞬间化为乌有。

有了美国的默许,俄罗斯的支持,以及敌视中国势力的声援,印度挺直了腰杆咄咄逼人,甚至扬言放弃不开火的约定。

特朗普一度想作冲突的调停者,却惨遭拒绝;而自诩为双方好朋友的普京,却坐享渔翁之利。

克林姆宫发言人一方面表示,中印都是俄罗斯的朋友,俄罗斯相信他们双方有能力避免冲突激化,并时刻准备帮助两国调解冲突。

另一方面,普京却私下会见了早已身在莫斯科的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具体谈了什么不知道,但很快,双方就达成了价值 7.8 亿美元的军事订单,包括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和 33 架俄制战斗机等即战力武器紧急运往印度。

当初,克里米亚危机后,中国在欧美国家提出的制裁俄罗斯议案投了反对票,得罪了全世界。

现如今,为了缓和冲突,即使是欧美也对印度购买武器的请求不予回应时,捅了中国一刀的,居然是俄罗斯,是以中国朋友自居的普京。

这样的事情,这个国家不是第一次干了。

62 年中印那场战争,赫鲁晓夫满嘴中立与和平,飞机坦克也没少往印度运;79 年越南在中国边境挑起事端,背后站着的,也是苏俄。

这样的事情,普京也没少干。

南海问题上,普京“支持”中国的南海立场,但同时深化与越南最重要的“盟友”关系,向其提供先进的军事装备,使得越南有底气敢于在边境制造摩擦。

一周前,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一条微博庆祝海参崴建城 160 周年纪念日,读过那段历史的,都知道当年沙俄是用如何血腥和残忍的手段,将海参崴从中国割去,并取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

在中国现在如此糟糕的外交环境下,驻华大使背后的普京,究竟想要通过这个表达什么,挑衅?还是嘲笑?

其实,普京和俄罗斯担心中国强大,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强大可以欺负弱小,特别是对于生病的邻居,可以痛下毒手,这些还都是他们告诉我们的。

老枪曾写过一篇《中俄边境血泪史》,细数了近代史以来苏俄在边境的侵略和屠杀,但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被删了。

17 世纪到 19 世纪,短短 200 年间,俄国人逐步蚕食了中国超 40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领土为 960 万平方公里,将近一半。

而且,鲜有人知道,这位北方的邻居,曾经制定过一个“黄俄罗斯计划”,计划将中国东北划入俄国境内,与中国的边界向南推进到中国长城,以新疆的乔戈里峰直到海参崴的直线为两国边界。

除此之外,趁彼时中国无暇顾及,1945 年,苏联指使外蒙古举行所谓公民投票,民国政府“被迫“承认外蒙古独立。同年,苏联又趁机占领了中国伊犁以西的广大地区。

一点不夸张的说,近代以来,侵略中国获益最多的国家,苏俄是头一号。

不得不说,普京是一个拥有雄才壮志的领导者,但这样的领导者出现在别的国家,特别是出现在邻国,其实并非什么好事,而且这个人还能维持长期政策稳定。

中国古人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细思极恐,特别是这种有着黑历史的民族和国家。

自上任以来,普京看似奉行亲华外交,实际上是一方面因为双方面临着共同的威胁,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使双方抱团取暖;另一方面,对于俄罗斯来说,改变其在与西方关系中的位置的最好选择,就是让另一个大国取代其目前的处境,以便淡化西方的敌意。

而中国就是普京亲手选的替罪羊。就在欧美开始忌惮中国崛起的时候,普京开始不遗余力地“捧杀”中国,力挺人民币贬低美元,到头来却表态俄罗斯目前不会放弃使用美元。将美国的目光吸引到中国的身上,暗示“中国威胁论”。

强大的经济实力,再加上边境摩擦展现的军事肌肉,使得中国逐渐面临被亚洲乃至世界孤立的境地。而这,正是普京想要看到的,一方面中国可以作为挡箭牌,吸引世界仇恨目光;另一方面,缓和俄罗斯因为克里米亚、乌克兰等问题,与欧美产生的隔阂。

而中国受到美国和亚洲孤立的必然结果,是对俄罗斯更加依赖通过这层关系,俄罗斯可以笼络住中国,毕竟中国是其最重要的钱袋子,关键领域的投融资、庞大的农产品市场、最主要的能源出口国 ……

所以说,普京是个高明的外交博弈手。

尽管俄罗斯国际处境困难,而且经济对中国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但在对华外交上却并未处下风,反而掌握着主动权。尤其是在中国关切的重要问题上,既表现出合作的意愿,同时又进行紧密的牵制。

比如南海问题,一如 40 年前那场中越边境冲突,也一如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印边境冲突。

很难说,在中国替代俄罗斯逐渐成为美国主要战略对手的过程中,俄罗斯和普京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但毫无疑问,现如今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面临的严峻外交形势下,俄罗斯和普京政府是重要受益者。

有了中国这么个挡箭牌和钱袋子,再给普京 20 年,说不准还真可以扭转俄罗斯的经济颓势,再加上本就强大的军事实力,普京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或许还真可以重出江湖,称霸武林。

中国到那个时候,可能比他还强大,当然也有可能又要被蹂躏了。

2016 年,普京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电视直播的地理知识颁奖活动。

在活动中获奖的是,5 岁的季莫费和 9 岁的米罗斯拉夫。

普京问米罗斯拉夫,“俄罗斯的边界到那里为止?”

米罗斯拉夫回答说,“俄罗斯和美国的边界到白令海峡为止。”

普京说,“俄罗斯的边界没有止境。”

而后,普京在一片欢呼和笑语中说,“这是一个玩笑”。

可这真的是一个玩笑吗?

两年前,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乌克兰的人民可不觉得这是一个玩笑。

如果这个笑里藏刀的男人“称帝”,再干 20 年,历史会不会再重演呢?

别忘了,这是一个几十年前差点对我们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所以,拜托了普京,去打你的冰球吧。

参考资料:

1.《玩笑开大了!普京称“俄罗斯边界没有止境”》 作者:BBC

2.《普京传:不可替代的俄罗斯硬汉》 作者 : 【美】菲欧娜·希尔【美】克利福德·加迪

3.《普京总统的第二任期》作者:(俄) 罗伊·麦德维夫

4.《走出列宁格勒–普京的 35 个人生瞬间》作者 (俄) 奥列格·布洛茨基著

5.《普京对华真实态度意味着什么?》 作者:丁咚

6.《普京内心最痛的那根刺》作者:血钻故事

 

回国杂谈 (2) — 对疫情,我忧虑,但不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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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美国生日。窗外传来断断续续的烟花声。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国庆。

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似乎又无话可说。

终究还是要写几句,全当记录此刻的心情。

一早老父亲从大洋彼岸打来一个微信电话,没有接着。他留了言,大意是说现在美国新冠病毒每天新增几万病例,让他十分不放心,叫我们想办法回(中)国去。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国”肯定是回不去了!

就算我想回去,现在也很难买到机票。昨天一个留学毕业的亲戚终于踏上了回国的征途。没有直达,需要从韩国首尔转机。天公作美,顺利登机。他来留学之前就已经决定,毕业后就离开美国,只是新冠病毒让他滞留了几个月。航班仍然十分紧张,很多留学生仍然被迫滞留海外。机票价格也不菲,若是一家出行,是笔不小的数目。再说一路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这个时候往回赶路的,各有各的理由;留下来的,都是相似的:“没有选择”!

我可能把老婆孩子留在美国,自己回去吗?

我可能带着全家回去,重新开始,等着疫情过后,再回美国吗?

就算我想回(中国)去,我能入境吗?会不会有很多国人觉得我是给祖国“添乱”来了?

关键是,我并不想因为害怕新冠病毒而逃离美国!

新冠病毒确实仍然在“噬虐”美国。美国各级政府和其曾经引以为傲的医疗系统,在这次疫情面前的表现确实让人大跌眼镜。美国民众被政治意识形态割裂着,不能有效地合作对抗病毒,更是让这次疫情雪上加霜。虽然我心中确实有深深的忧虑,却没有恐惧和害怕。

我不恐惧,因为我相信人类很快就会战胜这个病毒!现在躲在家里更加安全!

我不恐惧,因为我至少看到了真相。人们对未知世界更加恐惧。人们对被掩盖的真相,更加恐惧!

我不恐惧,因为人类每天要面临各种威胁和死亡,我不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不恐惧,因为我可以放心地批评每个民选官员,批评各级政府。批评他们渎职、批评他们不做为、批评他们的错误和没有效率!批评未必马上管用,但是如果大家都能批评,那就一定会有用!

我不恐惧,因为我仍然相信民主社会可以自我纠错。虽然现在,美国民主之中确实出现了极端的、病态的两党之争。民众被撕裂。意识形态取代了常识。没有系统的、统一的抗疫战略战术。我忧虑,但是不恐惧。我相信“有常识的大多数”,将会让社会回归常识。民众至少还可以用“选票”说话。“选票”不是万能,但”选票“不能的,没有“选票”更不可能。

我不恐惧,因为大多数人都有选择的自由,这个社会仍然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虽然某些人的选择,可能在某些时候让困难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如果民众没有选择的权利,世界必然一片黑暗。

我不恐惧,因为美国社会仍然能够容忍不同的声音。不可否认,过度的“政治正确”压制了部分人的声音,但是没有国家机器对异议者的迫害。人们仍然可以大声批评错误和谴责不公。

我虽不恐惧,虽然不想,也不会逃离美国,但是确实”回“不了国了!

曾经打算每年看看双方老人的愿望,被新冠病毒打断了;

曾经打算每年带着老父亲看看祖国的锦绣河山的计划,搁浅了;

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自己可以逃过“新冠”这一劫难。只能继续在家里“猫”着,以不变应万变。

“国”是回不了了,但是“心”却常常在大洋两岸穿梭。祈祷亲朋好友,各人安康。

2020年,我们见证了美国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劫难。这是我的选择,或将在此度过余生的国家。她生日这天,我在这里。不离不弃。

附:前篇《回国杂谈》

俄罗斯是中国的朋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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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克牆   冷知识和热知识

今天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通过新浪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庆祝符拉迪乌斯托克建城160周年。发布该文的时候,俄方格外体贴中国人民俄文水平不好,特别强调符拉迪乌斯托克的意思是统治东方

所有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俄关系史就是一部中国的屈辱史。从1858-1900年之间,俄罗斯通过欺骗和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还不算被分裂的蒙古144万平方公里。其中的海生崴就是通过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取得的,之后俄国改名为符拉迪乌斯托克

如今的海生崴

其中特别需要一提的是,俄国在1900年的庚子俄难中,炮制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64屯惨案,对这两地的中国居民进行大肆屠戮,使整个黑龙江“浮尸蔽江、江水为之殷红”。与此同时,俄还将尼布楚、伯力、海生崴等原属中国土地上的中国进行大肆屠戮,根据《盛京副都统晋昌折》称,在这次中国人清洗行动中,死亡的中国人在20万以上(数字是否可靠,请读者自行求证)。之后俄军出兵占领东北,一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再次在东北进行大肆劫掠,把日军留在东三省的工业设施和大量财富都劫掠一空。

关于海兰泡惨案的油画

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在1940年的卡廷惨案中,苏联秘密杀害了波兰2万多官兵,然后栽赃给德国纳粹。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1968年俄罗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苏联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拉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将阿富汗从70年代一个开放现代的国家,变成了恐怖主义的发源地,让该地的文明程度倒退了100年都不止。就连很少吃亏的日本,也被俄罗斯抢去了诸多岛屿。

苏军杀害芬兰儿童

大型历史纪录片《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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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S video: ASIAN AMERICANS Preview – Asian Americans is a five-hour film series that will chronicle the contributions, and challenges of Asian Americans, the fastest-growing ethnic group in America. Personal histories and new academic research will cast a fresh lens on U.S. history and the role Asian Americans have played in it.

金像奖委员/金马奖得主钱孝贞女士监制,即将在美国公视播出。钱女士说,希望这部纪录片影集能带给下一代一些历史的见​​证。在台湾的朋友可以先看看预告片,如下 Taiwan https://youtu.be/hi41R1OQrn0

在美国的朋友们,敬请关注,也麻烦广为宣传。感谢大家。 美国公共电视台(PBS)预定在5月11-12日播出大型历史纪录片《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该片以勇敢而独特的视角审视美国历史,系统讲述亚裔美国人对美国各个方面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影片共分五集,it has 5 Chapter, each 1 hour long每集一个小时:

1)破土
2)忠诚的问题
3)好样的美国人
4)崛起的一代
5)突破
預告片PBS Preview:https://www.pbs.org/video/asian-americans-preview/

美国公共电视台(PBS)预定播出时间:
05/11/20Monday星期一晚8pm-10pm第一、二集 (Episode 1&2)
05/12/29 Tuesday星期二晚8pm-10pm第三、四集 (Episode 3&4)
10pm-11pm第五集 (Episode 5)
更多播放時間:
https://www.thirteen.org/schedule/?program=43002&all=1

战狼劫国的代价:八国联军起兵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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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二大爷2018

原载《二大爷Alex》微信公众号

 

全文14100字。阅读需35分钟。建议保存后再阅读。如与你所知历史不同,请自行对比思考。

在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列强绵绵不绝的仇恨中,有两个历史事件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例证,成为诸多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历史心结。这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庚子之役——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并不清楚两者是不同的事件。前者我已经写过《糊涂的国耻:谁毁了圆明园》说明,但对于后者,由于战败后赔款之巨,受创之深,很多中国人在倍感耻辱的同时,几乎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国耻起因为何。这个在西方史书中称之为“中国解救远征”的事件,是无端受辱还是挑衅挨揍,厘清事实恐怕更有助于我们今天反思战狼劫国的代价。

一、义和团的崛起

说到八国联军就不能不提义和团。这个在教科书中一度成为人民群众“爱国反帝”旗帜的组织,是怎么从一个地方性的民间团体成为引发国际战争的罪魁的呢?

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黄埔条约》《天津条约》,西方获得了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权,大批传教士开始进入内地建教堂、发展信众。由于列强认为满清的司法体系野蛮落后不公正,导致传教士屡屡被杀,所以这些传教士还拥有“治外法权”——就是不接受满清的司法管辖。“治外法权”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传教士人身安全,但由于列强的强势,随后教会将用途扩大,教会在地方冲突中往往利用这个外交特权袒护教民,所以教民亦籍此获得特权。

在官民关系中一直处于绝对弱势的普通民众,信了洋教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庇护,大家自然趋之若鹜。这种差异,既让负责治理的地方官员、士绅感到受到威胁,也让仇视洋教的民众不满。特别是洋教带来的“不拜祖宗、不缠足、不纳妾、兴西医、重教育”等新思想,对于尚未开化的社会环境而言,冲击尤大,引发了诸多利益上的冲突,史称“教案”。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有愈演愈烈之势[1]。底层民众因为宗教信仰带来的利益差别,势同水火。

而对基督教的一知半解和妖魔化,导致仇外、排外的心态逐渐蔓延。比如号称中国第一本睁眼看世界的书籍——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地理知识介绍一塌糊涂、错漏百出,而且完全没有摆脱“上邦大国”看蛮夷的心态,把传教士描述成妖术惑众的恶魔,入教需要吞药试术,有病不治,专门挖中国人的眼睛来炼银等等。这本书因为官方加持,在鸦片战争后流传甚广,可以说不仅没有开阔国人眼界,反而让误会更深。

倒是另外一本非常客观、准确的书籍,由曾经主持厦门、福州两口通商通行事宜的徐继畬撰写的《瀛寰志略》,开创性的用平等的眼光看各国,率先突破根深蒂固的上邦意识和华夷观念,对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持有正面认知。特别是徐继畬关于美国国父华盛顿的评价——“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现代人的眼光,至今被镌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但正因为《瀛寰志略》太超前,导致国人很难接受,骂声一片。满清官员甚至以“夸张外夷”“汉奸”等罪名弹劾徐继畬……

这种情况,放在今天是不是很熟悉?你不说中国牛逼就算了,居然还说洋人比我们牛逼。妥妥的美分、洋奴、带路党、慕洋犬……

正是这种愚昧导致的仇恨,使得一些底层打着排外旗号的秘密社团趁势崛起。1894年,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兴起了一个民间武术组织,其成员练武时喜欢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故名“大刀会”。主要练习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金钟罩”硬气功。夹杂吞符念咒等巫术,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

大刀会本来是充当官府的打手,干一些官府不愿出面的脏活,以此获得生存的默许。在教案冲突中,大刀会开始集中火力反对洋教,并公开演变成专门针对教民的烧杀掳掠。在德国和法国公使的压力下,山东巡抚李秉衡被迫于1896年7月擒杀了大刀会首领。大刀会就此沉寂,但它点燃的仇外排外的风潮,却在民间的愈演愈烈——1897年11月,山东曹州两名德国神父被杀,导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李秉衡随即被革职。

在内外交困下,山东地方官员觉得洋人比小毛贼对清朝统治的威胁更为严重,所以下定决心利用民间的力量来达到与洋人抗衡的目的。面对大刀会后遍地开花的民间组织,山东巡抚张汝梅曾在1898年6月写给清廷的奏章中,提出了“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2],将拳民编入乡团,得到了清廷的默许。在官方的鼓动下,1898年10月,山东冠县的一个拳師赵三多把自己的门派“梅花拳”改名“义和拳”,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带领手下攻打基督宗教教堂,杀死教民。

在山东当局的刻意纵容下,对于此类暴乱只是抓为首的装装样子,导致迅速蔓延,山东各地有样学样,迅速兴起了一种称之为“神拳”的拳场,“神拳”分别借用大刀会的“金钟罩”、“降神附体”,义和拳“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理念,在首领朱红灯和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团体,声势浩大。朱红灯学习赵三多,随后将“神拳”更名为“义和拳”。

在随后的劫掠中,义和拳屡屡使用义和团的称号。义和团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二、袁世凯围剿义和团

如果义和团仅仅困于山东一地,历史就会完全改写。但是1898年开始的天灾和袁世凯的打压恰逢其时的为义和团的蔓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1898年黄河洪水泛滥,洪灾过后,山东、直隶连续3年大旱,还伴随虫灾。天灾不仅造就了大批衣食无着流民,同时也让迷信的民众迁怒与基督教徒和教会,以为是洋教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借势在流民中壮大势力,开始北上进入直隶、天津等地。他们在反教传单中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并扬言“扫平洋人,自然得雨”。[3]

1899年秋天,朱红灯带领义和团开始全面出击,打着“神助灭洋义和团”的旗帜,在山东全境展开对教会和教民的无差别攻击。他们洗劫教会和教民财产,并用绑架的方式勒索教民赎“跟从洋教罪”,还要求教民写下“背教文约”,对于不从的牧师和教民,一律砍头甚至活活烧死。甚至面对前去阻拦他们的清军也照打不误。

时任山东巡抚毓贤本身是个极端仇洋的人,面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义和团失控的危险,不仅毫无忧虑,反而将派兵抵抗义和团的地方官革职查办。义和团大受鼓舞,竖起了代表官方“毓”字黄旗,奉旨抢劫,势更嚣张。

山东的教会求救地方无望,就开始向列强驻北京公使求救。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处毓贤以“擅杀之罪”。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终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已经声名鹊起的袁世凯接替。

袁世凯不愧是一世枭雄,眼光和毓贤完全不同。他认为降神附体的玩意实为邪术,认定打家劫舍的义和团是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一到任就下令解散义和团。同时,还找来笔杆子,写了一本《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指斥义和团为白莲教余孽,从教义根基上摧垮义和团。

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对装神弄鬼、打家劫舍的义和团的本质可谓一针见血:“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掠教民亦掠及平民……直与盗匪无异。” [4]

为防止义和团作乱,袁世凯调动兵力,对山东各地的义和团进行分割。在袁世凯的强力围剿下,义和团余部在山东已经无法立足,只能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在袁世凯的劝说下,也准备大力围剿义和团,但此时慈禧的一道诏书,彻底拯救了义和团。

1900年1月11日,慈禧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这份上谕承认义和团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5]慈禧不是不知道义和团的所作所为,此时却发出这样的信号,是为了什么呢?

三、慈禧的权力经

因为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们的血,慈禧在教科书中已经被定格为顽固守旧派。其和光绪的权力斗争也成为新与旧的决裂。但事实不是这样。

在把光绪帝软禁、重新夺回所有权力后,慈禧在自己的最后十年,几乎逐步颁行了光绪过往的变法思路,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多数中国人还认为照相会丢失魂魄的时代,她已经乐此不疲的玩各种角色扮演,成为中国摄影cosplay的鼻祖。所以她有权术没见识是事实,但并不是不接受新东西。她和光绪之争,不是新与旧,而就是权力之争。这个辛苦几十年巩固了自己权位的老女人,最珍视的是来之不易的权力,哪怕是面对自己的亲人。说白了,变法不是不可以,得我说了算。这种冷酷宫廷权力斗争,一直都是陈旧的课题。

本来对义和团并无好感的慈禧因为不得人心的“己亥建储”的闹剧,彻底改变了对列强的态度,也间接葬送了满清最后的国运。

在扑灭戊戌变法把和自己抢权力的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后,慈禧太后动了换人的心思,她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生育,命令光绪的堂兄端亲王载漪的儿子,15岁的溥俊过继为光绪之子,称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满清从雍正之后为了避免权力争斗,一直采用秘密建储的方式,公开建储这目的太明显了。

这个昭然若揭的心思立马引发了中外一致的反对。光绪帝的变法虽然失败,但其敢于革新的有为之君的形象已经树立起来,对内是维新派的希望,对外,列强亦认为光绪的现代化变革有利于各国在华的利益,所以也一致力挺这位傀儡皇帝。

按照当时的惯例,君主立储,各界均要入贺。但是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章炳麟、蔡元培、黄炎培等一千多人发表《布告各省公启》,公然反对,并威胁“罢市集议”[6]。各国驻京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形势稳定,不仅拒绝入贺,还联名提出警告。这让好面子的慈禧下不来台,对列强怨恨加深。

而端亲王载漪眼看自己的儿子就要当皇帝了,却被列强阻挡,更加愤恨。载漪联络了一众皇族,利用慈禧对洋人又恨又怕的心态,给慈禧吹风,指斥光绪帝是“二毛子”,挟洋自重,而义和团不是什么邪术,而是民心可用,用来制衡帝党和洋人正是时候。

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也看出了清廷对义和团明剿暗扶,遂于1900年1月、3月、4月连续三次发出联合照会,明确要求慈禧取缔义和团。本来就在因为立储被反对而愤愤不已的慈禧,看到照会后大怒。明面上通知各地方大员注意控制,但暗地里不仅拒绝公开取缔,还重新启用扶持义和团的毓贤,任命为山西巡抚。义和团随之蔓延至山西。毓贤不仅纵容义和团残杀教民,连自己的卫队都使用义和团。

慈禧的这种态度,实际标志着义和团的合法化,同时也激怒了西方列强。列强纷纷调动海军,以防不测。天津大沽口外已有外国军舰24艘,计俄国9艘、英德日各3艘、法美意各2艘。[7]

四、失控的战狼

由于直隶一直对义和团不加查禁,义和团发展迅速,进入1900年5月各地的拳民势力已连成汪洋大海,他们不仅到处攻击教会和教民,凡是和洋人有关的东西,一律反对,毁铁路、拔电线杆,甚至洋火、洋钉皆在毁坏之列。而此时的地方官府面对这些来势汹汹、又有上层暗地支持的“战狼”,已经无法控制。只要查拿某个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会纷纷前来支援,逐渐失控。

随着保定清苑教案、涞水教案的爆发,大量教堂被毁,教民被杀。5月27日,义和团聚众5万,向北京进发。此时的少量的清军布防部队已经无法控制义和团,他们连阻拦的清军一样杀。有些看出了慈禧心思的满清地方官甚至给义和团发放口粮。

6月5日,慈禧派出大臣考察义和团所谓的“神功”,深体圣意的礼部尚书刚毅明知道义和团那套巫术是假的,却回报说“神功可恃”。慈禧未必不知道这是谎言,但是利令智昏的时候,就是需要谎言。6月6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下定决心依靠义和团“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之计。”6月7日,在慈禧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京。受此鼓舞,各地义和团陆续进入北京,总数超过10万。

义和团一到北京就到处焚烧教堂和屠杀无辜基督教徒,并年代焚毁今前门大街外的大栅栏地区,“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他们所杀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同胞。杀人的手段也极为凶残,“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8]连已经死了几百年的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等历史上知名的外国人也被掘坟剖尸。

在排外的狂潮中,北京的洋人和教民纷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聚集自保。列强并不是傻子,早就看出了清廷对义和团的纵容,所以未雨绸缪,在5月底就开始向停泊在天津大沽附近的各国海军发出求援。于是一支由八国海军部队組成的联军432人(法国75人,俄国79人,英国79人,美国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国51人、奧匈32人),于6月1日抵达北京,守卫各国使馆。[9]

在这样的乱局中,在京洋人人人自危。从6月9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被团团围困,对外通讯断绝。6月10日,与使馆失去联络的列强经过协商,决定紧急增兵2千,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准备增援。但是义和团破坏了铁路,西摩尔的部队只能改道,结果在廊坊又被清军伏击,损失惨重。清廷打了一个胜仗,信心大增,继续作死。

6月10日,慈禧派一直怂恿对洋人开战的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也就是外交部长。载漪刚刚上任,6月11日,清军董福祥部队就在永定门内把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射杀,而且开腹剖心,同时马蹄踏尸,残忍至极。这样的举动还受到载漪的嘉奖。

清廷中少数清醒的大臣已经看出再这么放任下去,必然引发列强反击,许景澄、徐用仪、袁昶等人上奏要求缉查义和团,不可挑衅列强。但是慈禧此时和各国开战的心思已经发端,对少数派的建议置之不理。

西摩尔部队被袭后,列强震怒,遂决定直接海上增兵,于16日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出扼守天津的大沽炮台。大沽炮台号称固若金汤,在洋务运动后大规模改建,配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堡垒炮。而且,还配置了4门德国制造的鱼雷舰。但在联军的攻击下,6小时即告失守。

五、向世界宣战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先后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刚毅、载漪等人纷纷表示“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怂恿开战。但在大沽炮台陷落后,慈禧畏惧洋人,原本已经准备解散义和团求和。但是这个节骨眼上,江苏粮道罗嘉杰在主战派的授意下,送给慈禧一份要命的假情报:他说洋人提出要慈禧归政。前面说过,权力的把持才是慈禧真正在意的东西,什么国家利益、民众福祉都不能威胁到这个根本利益。这正是中国历史最让人悲恸之处——多少生灵涂炭,皆是因为个人权柄得失。

所以,慈禧放弃了求和之心,遂决定对列强开战,命令清军攻击使馆区。许景澄冒死劝谏:“攻杀使臣,实背公法。”慈禧大怒,许景澄后被定罪“任意妄奏、语多离间”。[10]开会也在场的光绪帝仰天长叹,和许景澄抱头痛哭。

6月19日,清廷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勒令一天内离京。但是使馆都被围了,你让人家怎么撤?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仅仅带着一个翻译,前往满清总理衙门交涉,要求宽限撤离时限。结果在总理大臣载漪的授意下,清军神机营士兵恩海将克林德射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闻讯大怒,决意报复,当即决定派遣远征军出征。只是这只军队还没达到中国,满清就已经被打趴下了。但是日后《辛丑条约》的第一条,就是为克林德建碑纪念。这是后话。

杀了使节,已无退路的慈禧于6月21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向有驻京使节的英、美、法、德、意、日、俄、荷兰、奥匈、西班牙、比利时11国发布《宣战诏书》,扬言“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一个连新兴的日本都打不过,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还历历在目的朝廷,居然敢向包括日本在内的额11国宣战!什么样的鸡血,能打出这样愚昧的胆魄?

清廷同时还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作为犒赏,并发出悬赏通告“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11]鼓励屠杀妇女儿童的通告,即便是在中国血淋淋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奇怪的是,这份宣战诏书并没有按照外交渠道正式递交11国使节,而是对内宣布的。所以从国际法上,这是场没有名分的搞笑战争。遵循当时的国际惯例,由于没有收到宣战诏书,列强始终没有向中国宣战,中国也始终没有对列强宣战,双方甚至一直都没有断交……慈禧最后的胆怯,在这个搞笑的细节上,展露无疑。她也知道狠劲那都是给充当炮灰的战狼们看的,对洋人不管用。

面对只有432个士兵守卫的使馆区,满清就能如愿吗?

六、丢人的战争

实际上最早于6月14日,义和团2千人就已经对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展开了攻击。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中国人,洋人男性400余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使馆数百守军由英国公使窦纳乐指挥抵抗。[12]

但义和团这些只有装神弄鬼在行的战狼,根本打不过守军。丢下40具尸体后就跑了。此后,围攻使馆的换成了清军主力董福祥部队。董福祥部是慈禧亲自点名进京的正规军,号称“武卫军”。和义和团不同,装备精良,配备了德国克虏伯大炮,编有3营3500余人。这只来自甘肃的军团经历过甘陕回乱、收复新疆等战役,以凶悍著称,“以鲜血染红顶子”这句名言便是出自董福祥之口。可以说是当时清军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12]

从6月20日到8月14日,清军展开了长达55天的围攻,期间主战派的载漪、刚毅等甚至亲自督战。而守卫使馆区的八国部队432人由于出发仓促,只有3支机关枪及4门小火炮,整个战斗期间使用的唯一的重型火炮还是从清军处缴获的。就是这样悬殊的兵力和装备,号称清军最能打的董福祥也没有攻下小小的东交民巷。“兵团合攻月余,……死四统领,亡士卒过千。用炮弹三千五百包,枪弹八百万颗,拳匪尸骸塞道,臭秽闻十余里,卒不能克。” [13]

当然,未能攻克使馆区其实也和慈禧首鼠两端的心思也有关。慈禧原本只想把使馆区的洋人当做人质威胁列强,所以并不敢赶尽杀绝,总是在关键时刻留后路,围攻期间还曾经让自己的亲信荣禄带着蔬果食物等往使馆慰问……手底下的将领也猜透了她的心思,比如指挥炮兵的将领张怀芝就故意命令瞄不准或者放空炮。所以总是打得热闹,却毫无进展。[14]

在另一边,为了打下教民集中躲藏的西什库教堂,义和团还发布了一条搞笑的布告:“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 [15]

久攻不下,清军就使用人盾战术——让义和团团民充当炮灰先行冲锋,清军在后架枪威胁,若有后退的,一律当场射杀。多个坛口的义和团轮番上阵,惨烈无比。这些高喊“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底层肉弹,算是求仁得仁。

很多后世的教科书认为清军是装备不如八国联军,这完全不是事实。前面说到的准备增援北京的联军西摩尔部队2千人,在被清军伏击重创之后,又接着与包围他的清军聂士成部恶战,并夺取了清军的西沽武器库, 结果发现除了武器库中有精良的德国克虏伯野战炮,这种炮由于造价高昂,连德国人自己都没有装备!还有大量最新式的曼利彻式卡宾枪、数以百万计的子弹,连同数百万斤大米和充足的医疗用品。[16]西摩尔后来跟英国公使写信说,单靠这批武器就足以武装八国联军!他也就是靠清军这些装备成功坚持到了援军到来。

6月23日,1800名联军(主要是俄、英部队)在俄国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率领下,从大沽口登陆,解了西摩尔之围。两军回头进攻天津。当时义和团和清军正在城内围攻租界。尽管清军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据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数千联军依然毫无还手之力。在战斗中,清军聂士成部同样使用肉盾战术,把义和团驱赶在前,“拳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枪击死。故是夕拳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 [17]很多义和团的成员,诸如“红灯照”之类的坛口,其实都是由未成年的少女组成的,这些人冲锋死在洋人手里,后退被清军射杀,一天就阵亡2千人,尸山血海,惨不忍睹。

7月9日,清军主将聂士成于天津城南战死。14日,联军占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至此,北京门户大开,无险可守。

七、七国联军攻陷北京

即便时局已经糜烂至此,清廷并未醒悟。7月28日,慈禧下诏将反对开战的许景澄、袁昶斩首。

8月2日,联军得到日军增援,增兵至1.8万,开始向北京进攻。其实所谓的八国联军当时只有七国,德国人因为大部队还在海上,实际上并未参战。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杂牌军”——因为欧美远隔重洋,无法在短时间从本土调动军队,所以只有跟中国相邻的俄国和日本来得及抽调正规军,人数也较多;法国军队是从越南抽调的殖民地军队,英军部队则是从印度、尼泊尔等地抽调的皇协军,甚至还包括纯中国人组成的威海卫华勇营,根本没几个英国人;美军虽是正规军,也是来自菲律宾殖民地的占领军。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纯粹就是重在参与,派出几十个人装样子。[18]这支联军的具体组成如下:

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匈帝国58人、意大利军53人。总共18811人。[19]

这只 “七国杂牌军”群龙无首,因为列强之间都想争夺指挥权,平衡争端的结果就是让军衔最高的德军元帅瓦德西当总指挥,但是开战的时候瓦德西还在德国没出发呢,等他9月25日到中国仗其实已经打完了。所以联军向北京出发的时候是各自为战的状态——这其实是兵家大忌,因为容易被各个击破。

但即便对手人数少、正规军不多、指挥分散,浑身都是破绽,但满清还是打不过!满清正规军当时在北京周边有:荣禄和董福祥的武卫军共25营10万、宋庆左军1.2万、聂士成前军20营1.6万、奕劻的神机营1万、载漪的虎神营1万,此外,尚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合计兵力多达16万,是联军的8.5倍![20]如果再加上十余万助阵的义和团,可以说在人数上是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前面已经说了,经过洋务运动,清军的装备和建制都已经完全现代化,并不比联军差,重型武器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8月4日,联军分两路沿京杭大运河进逼北京,沿途密密麻麻、占据主场、人数、武器优势的驻防清军和义和团望风而溃、一战即降。慈禧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主和派动摇军心,8月11日,又下诏将主张取缔义和团的徐用仪、立山、联元3大臣斩首。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联军兵不血刃,于8月14日先后抵达北京城下。为了争夺头功,各国部队争先恐后进攻。俄军先头部队于14日凌晨开始炮轰东便门,美军随后使用云梯强攻,仅仅付出1人阵亡、9人受伤的代价,便率先在东便门升起美国国旗。其后各国军队跟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景:大批北京百姓围观联军进城,甚至主动为联军架云梯。满清人心丧尽可见一斑。

除了俄军、日军遇到清军抵抗,有100多人阵亡外,英军入城毫无抵抗,唯一死亡是因为中暑!到14日下午,坚守了55天的使馆区被联军解围。被围期间使馆区的洋人阵亡仅66人。倒是被围困在西什库教堂的中国教民因为缺乏食物,被饿死400余人。[15]

美军在攻入北京后一马当先,8月15日仅仅以7人阵亡的代价,攻占北京最后的堡垒——紫禁城。当日慈禧、光绪、隆裕等在美军攻入前逃离,十几万清军在巷战中装装样子后作鸟兽散。至此北京陷落。

八、“见死不救”的地方大员

其实在慈禧宣战后,光绪帝为了挽救危局,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他背着慈禧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拍电报,请求麦金利从中调和。[21]为什么找美帝呢?因为美帝出兵后,于7月3日专门给各国发照会,强调出兵是保护门户开放政策,保护各国公民财产,同时“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这是联军中唯一让清廷听得暖心的声明。麦金利也答应光绪帝,只要保证外国人安全,他会帮忙。

但是显然,光绪这个傀儡,说也是白说。太后、皇帝在北京火烧眉毛,满清的地方大员都干什么去了?

应该说,经过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已经开了眼界、深感危机的满清地方大员和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清醒了不少。早在5月3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拍电报给朝廷,骂义和团“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并预言各国肯定会出兵,“大局将难收拾。”两江总督刘坤一则认为义和团“名为忠义,实为叛逆”。在知悉慈禧准备宣战后,两人还联合多省督抚通电反对,要求慈禧三思:“从古无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他们说的话其实全部应验。[22]

慈禧的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也让地方大员们失去了信心。在6月15日准备开战前,慈禧令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但两个权臣根本不听,李鸿章甚至直接回电怼慈禧:“此乱命也,粤不奉诏”。6月20日,清廷发布勤王通知,称朝廷已经陷入困境,要求各省督抚接济京师,结果还是没人响应。

当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时,铁路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劝大家抗命。刘坤一、张之洞牵头,湖广、两江、山东、闽浙、两广各省联合,于6月26日,以上海道道员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条约》九条。双方约定守土安民,不相互敌对,相安无事。

地方官员背着中央朝廷,和外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在整个世界的外交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些地方大员甚至背地里密约,如果清廷倒台,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总统”以主持大局。[23]

慈禧和满清朝廷的威信扫地,只剩光杆。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义和团这个底层民众纠合成的战狼团体,为朝廷抛头颅洒热血,最终既没有“扶清”更不能“灭洋”,自始至终都是可怜的棋子、悲催的炮灰。9月7日,慈禧发布上谕,彻底甩锅义和团,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和团,并指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向各国乞和。

九、生灵涂炭

在战争中,无论是清廷和义和团的“灭洋”,还是联军的反击,血腥之余,铺垫的都是普通人,尤其是大量中国人的尸骨。

1900年7月9日,山西巡抚毓贤“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亲自带兵擒拿,在巡抚衙门附近一次杀害意大利主教艾士杰等洋人51名和教民17名。第二天,毓贤又抓了法天主教堂童女两百余人(都是中国人),迫令背教,因为不从而全部杀死;7月14日,毓贤一次杀害教民41人,其中不仅有81岁的老者,更有未满周岁的婴孩……[24]义和团在北京更是极端:“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 [25]

这场由清廷纵容参与、义和团煽动执行的仇外狂潮,波及面极大。仅山西一省,就有教徒5700余人被杀;蒙古地区教徒被杀3200人;奉天省 “教民人命1400余”,其中有400人被关在教堂活活烧死;“而直隶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被波及,“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26]据不完全的统计,此次动乱中,全国被杀害的基督教教徒共有2.3万(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遇害的有名可查的外国人241名,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儿童53人)。[27]

洋人和教民的血,还是由普通民众来偿。联军攻占北京后,七国部队对北京进行了分区占领。联军以搜捕义和团之名,展开报复。除了美军和日军外,从8月16日开始,其他国家 “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刚刚经历过义和团洗劫的北京再遭劫难。而终于翻身的基督徒也对普通市民展开了报复,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就发布通告,允许教徒劫掠8天,劫掠50两以下不必上缴。已经预感将遭到报复的部分官员和义和团有牵连的八旗,大批自杀。许多旗人选择服毒自尽或举火自焚。大学士徐桐更是满门自杀,其中妇女18人,包括婴儿。

在占领北京期间,列强又陆续增兵,等到9月底联军名义上的统帅瓦德西带领德国主力3万人抵达的时候,联军已经多达10万余人,遍布华北。[28]报复也不仅仅限于北京一地,其中沙俄最为凶狠,沙俄本来就图谋东北,借机调兵17万分六路入侵,于7月16日制造了著名的“庚子俄难”,将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屠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日至21日,俄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这就是今天某些中国人崇拜的所谓“战斗民族”。德军为了报复公使克林德被杀,扬言“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大举入侵,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各地义和团在联军和满清的双重围剿下,从此覆灭。

八国联军中军纪较好的是美军和日军。美、日军队入京后,立刻在占领区内严明纪律,甚至还组建了专门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清理废墟,恢复秩序,并在街上巡逻。日本在此次行动中,之所以出兵最多,最积极,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要抬升自己在国际上地位。所以和二战时候穷凶极恶的作风不同,日军入京后给占领区的百姓发了很多小太阳旗,凡挂旗者可免受滋扰,当时北京城内挂得最多的就是太阳旗。

为了自保,津京一带排洋、仇洋的风气瞬间大变,天津百姓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商铺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时人记载:“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娟敌,载道口碑”。[29]虽然说得不堪,但这就是乱世下的中国人。

十、羞辱的赔款

1900年12月22日,已经把满清彻底打趴下的联军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12月24日清政府全盘接受。李鸿章是个聪明人,把祸乱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并抓住慈禧的宣战诏书没有正式送达这一点,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所以赔钱但不割地。

1901年1月15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并接受了列强要求严惩的各级排外官员,共达142人之多。其中要求处死的12人,包括前文所述的疯狂排外的载漪、毓贤、刚毅、李秉衡等人;到4月,派醇亲王载沣等人任专使,就杀害外交人员事件分别赴德、日谢罪;同时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和11个国家正式签订《辛丑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条约。列强要求赔款4.5亿两,当时中国人口4.5亿,用意就是1人1两。这笔赔款根据各国出兵比例分割,俄国获得28.97%、德国与奥地利的获20.91%、美国的7.32%……由于满清没钱,就用关税和盐水扣缴,分39年付清,还要加利息,实际上连本带利39年要赔付8.5亿两,条约还规定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之间的炮台一律拆毁,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而且凡是涉及外国人被杀的地方一律要求停止科考五年,山西省太原、河南南阳、浙江衢州、北京顺天、江西鄱阳……45個城市被波及。

可以这么说,从满清被迫打开国门以来,这一巴掌是最后也最重的。它不仅全方位的羞辱、削弱了满清,而且切切实实让每个中国人都付出了代价。

和俄、德、日等国意图瓜分中国、赶尽杀绝不同,美国只求“门户开放”,反而担心过分削弱中国会导致局面失控,所以国务卿海约翰带头游说,使得美国国会两次同意减免美国所获的约1千万两白银赔款,但明确退款主要教育,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是战胜国,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所以都紧跟美国的腳步,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联亦在1924年宣布放弃 。

到1927年,各国几乎完全撤销了中国对赔款的支付,并将款项用于中国国内,最后一笔赔偿于1938年结束。即便如此,中国几十年间连本带利,实际上合计赔款高达6亿5千万两,代价不可谓不惨痛。

本来列强深知慈禧才是义和团事件的罪魁,德国甚至提出要把惩办慈禧作为议和的首要条件。但是李鸿章极力为慈禧推责,并暗示列强如果慈禧倒台,中国生变,他们也没好处。列强这才放弃了对慈禧的追责。

对慈禧而言,辛丑条约由于免除了她作为战争祸首的责任,保全了她的权力,所以丧权辱国,赔钱认罪都不算什么了。她不仅把自己培养的战狼载漪、毓贤、刚毅送上断头台,甚至还不惜打自己的脸,表彰了抗命不救的地方大员,赞扬他们的“东南互保”是“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25]

这个醉心权力、误国至深的老太太,并不知道自己为满清的棺材板盯上了最后的钉子。

十一、何以反思

近代史给中国人最大的反馈就是,只记得屈辱,不记得缘由,更不会反思。

众所周知,火烧圆明园其实就是因为满清乱杀外国使节引起。在付出惨重代价几十年后,居然又枪杀使节、围攻使馆引发八国联军。两次北京陷落的过程都是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为人不齿的大坑,满清跳进去两次。不长记性并不是因为脑子生锈,而在于封建王朝垂死的制度,这种制度内在的野蛮必定会和外来文明产生冲突,注定了用战狼式的思维劫持国家,与世界为敌,挨打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多的战争失败,那么多的屈辱条约,一次次打痛了封建王朝,但却没有一次真正打醒。

义和团这样低级、愚昧、癫狂的仇外、排外民粹,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能引发世界性的反击,把国家拖入如此巨大的灾难,它是空前的,然未必绝后。义和团的坐大,更多的还是在于清廷居心不良的包庇和纵容。煽动民粹,甩锅海外固然能轻而易举的转移国内矛盾,但是缺乏理性,不讲公义的民粹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容易,失控也容易。一个国家如果想利用非理性的民粹来鼓吹忠君爱国、获取利益,挨打是迟早的事。

对于满清而言,借力义和团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国际上丢尽颜面、备受羞辱的同时,也彻底丧失了朝廷的权威。特别是在“东南互保”之后,汉族地方权臣看透了满清的颟顸,开始不听号令,据土自保,武昌起义之后,北洋部队不听号令,各省纷纷独立对帝国毫无眷恋就是明证。而东北的被占,引来了后来的日俄相争以及日本窥视,可以说埋下大炸弹。说满清灭亡的大幕,实际上开始于八国联军庚子之役,实不为过。

对于最终被绞杀的义和团而言,更是无从说起的悲剧。那些底层衣食无着的乌合之众,在正常的统治秩序中被漠视、被践踏,但在在群体性的癫狂中却可以轻易找到存在感和使命感,特别是在“扶清灭洋”这么崇高的口号之下。所有的打家劫舍、残杀无辜、装神弄鬼因为有了爱国和排外的加持,便可轻而易举越过道德的界限,变成理直气壮的正义。法国大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得势、纳粹德国的崛起等,无一不是利用这种民粹心理的结果。但是无一例外,所有的民粹,最终都是以本民族的尸骨作为代价落幕。

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中国之人,上诈下愚”。其实诈和愚作为孪生德行,是并行互害的。它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粗鄙化、野蛮化,身处其中,人人受害。

2020又是一个庚子年。距离1900年那场闹剧,正好两个甲子轮回。我们今天追问历史真相,并不是为了怀古猎奇,更不是重新咀嚼仇恨,而是要反思症结。经历了三十年洋务运动,引进了列强各种先进技术和装备的满清,为什么还是一辱再辱?中国与列强的差距是科技,还是制度?屡屡被唾弃的是失败,还是野蛮?今天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比120年前更清醒?

结尾,请诸君牢记:落后不一定会挨打,但是又蠢又坏、背离文明一定会挨打。

2020/4/16-20

史料索引:

1.《清末教案》第四册,中华书局

2.《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

3. 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

4.袁伟时:《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5.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6.《己亥立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第21卷

7.《清史编年》卷12

8.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9.《晚清七十年》第4册,香港远流出版公司

10. 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

11. 《国门口两种制度文化的碰撞》,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12. 林华国:《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

13. 《义和团(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4. 《春冰室野乘》,山西古籍出版社

15. 戴海斌:《庚子围攻西什库教堂(北堂)史实再考》

16. 《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

17. 《遇难日记》,《义和团资料》第二册,

1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

19. 《晚清七十年》第4册

20.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1. 北明:《澄清历史真相—中美外交关系史》

22. 《张文襄公全集》,卷80

23. 张社生:《绝版李鸿章》,文汇出版社

24.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

25. 仲芳氏:《庚子记事》

26.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

27. 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

28.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2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世界隔离中国绝非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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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正和

随着世界疫情加剧和“战狼”外交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抗疫问题上的矛盾愈演愈烈。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疫情过后,隔离中国、去中国化、与中国脱钩,绝不是一种虚拟的假设,而是残酷的现实。

(一)排斥中国渐成主流意识

公开地、直接地批评我们的国家在持续增加,批评的层级也在明显提升。此前只有美国,后来加入了巴西。接下来,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德国等都加入进来。最近,连一向相对友好的法国也站出来公开批评。起初,批评我们的主要是各国媒体和议员。如今,不少国家的政要都直言不讳地点名批评,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自不必说了,法国总统、外长,英国外交大臣,巴西总统、部长,德国外长等,都用毫不隐讳的话语直接批评。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宣称,他们“处理疫情存在‘灰色地带’。西方不要过分幼稚。”,“不可能把信息自由的国家与信息不自由的国家拿来比较”。马克龙还表示,“我尊重他们,但也不要幼稚地以为他们很厉害,疫情处理得更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德国外长马斯于4月17日表示,我们看到武汉的数字再次得到修改,这当然令人担忧。就起因研究和疫苗开发而言,得知病毒的来源和病毒产生过程非常重要,希望他们改变文化习惯,发挥建设性作用。
国外的批评和排斥,刚开始只是停留在嘴炮上,最近逐步在往实质行动上靠拢。比如,追责、索赔,已经从民间行为上升到议员和政府行为,美国国会已经提出多项法案;企业搬离中国已经从建议、倡导、鼓励,到政府拨出专项经费给予搬迁补贴。
迹象表明,疫情的发酵可能正在促使与中国脱钩变得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澳大利亚前外长唐纳称:“新冠疫情对他们的国际声望是一次巨大打击。持负面态度的人不仅是欧美的决策者和精英,更是普通的民众。疫情过后,他们与西方在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会进一步加剧。”英国前外交政策顾问伍德认为:“在美国和英国,甚至可能在更大范围的西方社会,这种反感有成为主流的风险。”
西方国家是选举政治,民众看法、主流意识对外交政策影响巨大。病毒肆虐已经被西方舆论成功转化成对我们的仇恨。这种仇恨,最终将转化为与中国脱钩的政策。

(二)中国被排斥的原因分析

1.疫情处理受到质疑。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主要对我们在疫情处理的公开度、透明度方面持有很大怀疑。财新网几篇溯源文章、李医生事件、卫健委1月3日的文件以及网民曝出的一些信息,加剧了国外对疫情前期处理的怀疑。官方通报的病例数、死亡数,以及后来对病例数、死亡数的修正,特别是这两天对武汉死亡数的修正(正好增加50%,四舍五入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猜疑。

2.病毒起源之争点燃战火。赵立坚的推特点燃了病源之争的战火,此后官方和科学家关于病毒并非或不一定源于武汉的或明或暗的表示,使战火继续延烧。这股烈火重新烧出了国外关于病毒源于武汉病毒所科研泄露的质疑,逆转了此前印度科学家论文广受批评的风向。美英成立包括政府、军队、情报机构和科研机构在内的专门小组展开全方位调查,一些科学家也从基因测序和比对的角度发表相关论文。虽然美英政府高层在公开讲话时尚未提出这一指控,但话里话外已经作出某种暗示。

3.战狼外交火上浇油。先是赵立坚的推特,其后是中美两位女发言人隔空推特大战,接着是巴西使馆与巴西总统、总统之子的纠纷,接着是驻法使馆那篇莫名其妙并招致法外长紧急召见驻法大使的文章。期间,发言人们在宣传抗疫经验、要求世界感谢中国、遣责他国抗疫不力、对不合格医疗物资的辩护(比如不合格你别用)等方面犀利、强势的怼怼怼,进一步激化了国外的不满。

4.制度输出引起警惕。官员、官媒、外交官以及小粉红在国内自媒体和国外推特上关于中国抗疫成功彰显制度优势的言论,特别是大国抗疫策略、要求别国抄作业和指责别国抄不好作业等新鲜提法,引起一些国家和官员认为我们试图借助抗疫向国外输出制度的疑虑。

5.医疗援助引发反思。向国外捐赠、销售医疗物资和开展医疗救治中的一些做法,特别是长篇累牍的宣传,被国外一些人认为我们在利用疫情搞慷慨政治,利用医疗救助加强战略影响力。而对出口医疗物资的行政管控和过低的审批、通关效率,也广受诟病,并引发了美国、日本、欧盟对过度依赖我国供应链的反思,以致准备采取将制造业搬回国内的策略。

6.民粹主义助推反感。主流媒体对国外疫情和抗疫的选择性报道、指责性报道,小粉红们在网络上的幸灾乐祸、推销作业、自我吹嘘,特别是约翰逊住院后的几万个点赞和对方方日记的围剿,让国外舆论极其反感,也引起国外政治精英对我国今后道路走向、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忧虑。

综观当今世界局势,我们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业已存在的5G、华为、网络安全、南海、台海、贸易战等问题,虽然在疫情期间显得不那么突出,但这些问题不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相反,由于疫情导致世界对我们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的国际声望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损失,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变得更加棘手。更重要的是,新的问题和挑战呼之欲出,西方去中国化的态势业已形成,我们将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国际形势,甚至比30年前那波制裁要严峻得多。

面对这个局势,从高层到民间,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及早筹划因应和化解的措施,切莫再夜郎自大、自以为是,仍然认为世界离不开我们,谁和我们脱钩谁就失去机会。

(三)防止被法律脱钩

病毒源头是一个科学的、严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以西方国家当前的医学科技水平、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并根据此前我国公布的和世卫组织掌握的病毒资料特别是基因测序、病毒特征等资料,他们想查清病毒来源,至少查清病毒是来自于自然界还是人工合成的,完全有可能做到。因为病毒的传播和进化是有记忆的,是会留下“证据”和“轨迹”的。此时此刻,把水搅浑并非聪明之举,再浑的水也阻碍不了渔夫捕鱼。

西方国家盯着病毒源头不放,主要是他们高度怀疑病毒与武汉病毒所的关系,如果证实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我们将为此承担严重的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我们也将被世界“法律脱钩”。英国外交大臣拉布4月16日公开表示,“对新冠病毒是如何发生,他们不得不回答有关的‘难题’,绝对需要以科学为本,进行非常深入的事后反省,包括病毒如何爆发。”西方磨刀霍霍,都是奔着这个问题来的。

从世界上多数科学家的研究分析结果来看,病毒源自中国,源自野生动物,是普遍的共识。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集中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搞清病毒的真正来源,并主动向世界公布相关的科学证据。在这个问题上,藏着掖着没有意义,把脑袋插进沙子解决不了问题。主动寻找并公布证据,就能有效驳斥人工合成和源自病毒所的阴谋论,避免出现最糟糕的局面。同时,我们可以放低姿态,坦诚地与世界对话,因为中国也是病毒的受害者。只要排除人为因素,就完全可以避免遭到各国的经济和法律制裁,毕竟此前的任何一场全球性瘟疫,都没有哪个主权国家遭到索赔和制裁。

当然,如果经过调查论证,证实病毒不是源自中国,那就更好了。
总之,这时候嘴炮没有任何意义,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才是硬道理。

(四)防止被政治脱钩

近几年,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有人把交恶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强大了,西方要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许有这方面的因素,但绝不是主要原因。从外交上讲,挑战国际秩序,争夺国际领导权,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态,特别是以市场和国家财力为武器,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迫使有关国家服从我们的战略需求,恐怕是造成今日被动的重要原因。从内政来讲,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以及极左的泛滥,也让西方感到害怕。而战狼式外交,则把内政外交中最让西方忌惮和反感的东西完美地融合起来,全方位展示给世界。这不可能不挑起世界的戒心。

原来就已经恶化的中美关系,在疫后时代将更加困难。美国停止对世卫组织的资助,表面上是美国对世卫的发难,其实子弹还是打在我国身上。调查我国处理疫情的表现和追究我国的责任,已经成为美国两党高度共识,国会已经提出多项提案。美国在第二阶段中美经贸谈判中,必然提出更为严苛的要价。台湾牌、香港牌、南海牌将在疫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本也出现问题的中欧关系,由于新冠肺炎的出现,加速了恶化的趋势和进程。英国情报机构表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平息后,英国需要重新评估与我国的关系,并考虑是否需要对高科技和其他战略行业实施更严格的控制。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表示,英国在疫情结束后必须重新检讨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更多地与其他自由国家合作。英国外交大臣明确表示中英关系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毫无疑问,一切都不可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继续。”而欧盟已经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加现实的战略,他们认为“十二三年前关于欧中可能存在共识和互信的幻觉消失了。”他们认定中国是欧盟的“系统对手”及“战略竞争者”。

中美俄三角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特朗普的通俄门已经过去,对俄友好的压力已经解除。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必须拉住俄罗斯。而乌克兰事件后受到西方严厉制裁俄罗斯也急于改善与美欧的关系。此时此刻,双方都有捐弃前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动力。而新冠疫情,则为普特搭建了桥梁。日前,普特通话已经互递橄榄枝。疫后时代,普京出于改善俄美关系的需要,一定会与美国走近;虽然普京不至于公开站到中国的对立面,但出工不出力、光打雷不下雨一定是俄罗斯对华的策略。

新冠大流行极可能终结中国与非洲的蜜月。前一段时间非洲的广泛抗议就是一个糟糕的苗头。非洲疫情大规模爆发后,必然要求中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援助他们。这些靠金钱维护关系的国家,一旦你做得不尽人意,或者做得没有其他国家好,反水是必然的。非洲国家要求中国豁免债务的呼声已经甚嚣尘上,法国等西方国家也在煽风点火。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豁免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巨额债务吗?

至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东欧国家,自然站在美国一边。

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仍然是当前外交工作的主轴。战狼外交绝对是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毒药,也是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毒药。

外交工作只有回归到理性平和的轨道上来,才能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回归正常。因此,对之前的战狼外交和老王卖瓜式的对外宣传,应该进行全面消毒;逞一时口舌之快、要了面子丢了里子、逮谁咬谁的套路必须全面叫停,即使是驳斥西方的故意责难和抹黑,也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

要根据自身的力量,从人道的角度,低调做好对外医疗援助工作,摒弃“世界感激中国”、“中国体制优越”等论调,停止推销抗疫“兵法”,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只要真诚地帮助别人,而不是把这种帮助当成外交武器,或者拿这种帮助来吹嘘炫耀自己,反而会得到受助者的尊重、信任和感激。

改善对外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放弃一些急功近利的利益诉求,避免去挑战主流国际社会公认的秩序和规则,避免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渴望获得与之相适应的话语权、领导权和战略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其牵头制定的游戏规则,在主流国际社会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当前,我们无疑没有实力去挑战和改变这些规则。当你无力去制定规则,又想从这个规则所规范的秩序中得到利益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尊重和服从规则。试想,在现实生活中,谁愿意和一个不守规则的人打交道。在现有规则框架内闷声发大财,等到你有足够实力时再去改写规则,这才是明智之举。

当然,改善对外关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从来没有独立于内政的外交。只有在内政上隔离极左病毒,增加透明度,激发社会活力,捍卫改革开放成果,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外交才能走上正轨。

(五)防止被经济脱钩

疫情让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供应链方面的依赖。在欧美的决策圈和精英圈,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与中国“脱钩”。英国前任外交大臣黑格称:“我认为,这场危机进一步证明了有必要为西方对华政策建立两个主要支柱。第一,因为中国不会遵守我们的规则,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许多方面从战略上依赖中国,包括技术。另一个支柱是,我们必须在战略上独立于中国,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种与中国合作的方式。”美国官员和议员,包括特朗普本人,已经多次呼吁美国要摆脱对中国医疗设备和物资的依赖,要让供应链,特别是医药供应链回归美国。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建议,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应该找到协调一致的方法来应对中国。

事实上,与中国脱钩的已经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呼吁,而是开始落实到行动上。

几天前,英国议会出面干预,致使中国投资者被迫放弃了控制英国一家高科技公司ImaginationTechnologies的计划。
4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拨款22亿美元,协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或转移至其它国家,以恢复中断的供应链。
4月8日,德国联邦内阁决定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旨在阻止遭受武汉肺炎疫情打击的德国企业被外资趁机收购。该法规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实际上是直接针对中国的。
4月9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电视节目中说,美国政府应该为希望撤离中国的美国企业提供全部的“搬家”费用。
4月9日,美国司法部要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撤销对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的运营授权,禁止其在美国的国际通信服务。
……
显然,这场疫情加剧了中、西之间的不信任,导致西方国家扩大在本国的生产,并试图形成一套独立于中国的生产体系和供应链,这将使中国的制造业和创新科技落后甚至与西方脱钩。

当然,我们的一些官员、御用学者此时有十分自信地跑出来壮胆,说什么中国有一流的交通、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庞大熟练工人、工程师队伍,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是世界离不开中国,不是中国离不开世界;说中国有广大的市场,和中国脱钩就是丧失挣钱的机会;说企业搬迁成本巨大,资本都是逐利的,在中国建厂的企业最终会选择留下来;说全世界都被疫情包围着,只有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世界的资本只能往中国这个安全港流,不可能流向疫情国家。

冷静想想,上面的基本观点是站不住的。

其一,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早就被东南亚国家取代,西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工程师队伍并不比我们差。西方国家推动的制造业回归,是从产业安全、国家安全、防止对中国过度依赖的战略高度出发的,他们将把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事实上已经这么做了),把核心产业转移到本土。

其二,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这一轮全球化,中国对外贸易持续上升,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产品最大供应商,特别是长期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去年,中国的外贸总额占到GDP的31%以上,可以说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已经很高(美国不到20%)。一旦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其灾难可想而知。

其三,西方国家如果真的与中国脱钩,他们必然抱团取暖,构建一个自成一体的半全球化,唯独把中国排除在外。届时,我们制造业中很多由西方国家掌握的核心部件,将丧失供应来源,中国的制造业将一蹶不振。

第四,中国虽然有广大的市场,但中国一旦与西方国家脱钩,其结果必然是经济下行,失业增加,收入下降,请问届时购买力在哪呢?

其五,虽然外企搬离中国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但如果西方国家给本国企业报销搬迁成本,那么这些企业也会拒绝本国政府的要求吗?

其六,当前虽然中国的疫情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但一年以后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世界疫情得到控制了,这个优势还存在吗?再说了,目前虽然国内病例少,但外国人是不让进来的,这种优势只是假设的优势。

其七,世界创新的中心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一旦脱钩,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无疑会一落千丈。

其八,当前国内经济法制倒退,税负居高不下,国企高歌猛进,行政干预加剧,企业财产安全和经营安全面临更大不确定性,贸易战使外贸企业成本增加,这些也是外国企业撤离中国的动因。

综上,我们的优势不足以让世界离不开中国,也不足以阻止世界隔离中国。

中美脱钩、中西脱钩,虽然各有损害,但对中国的损害最大,40年改革红利将丧失殆尽,届时全民真要勒紧库腰带过日子。
当然,西方真要去中国化,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而且现在毕竟只是开了一个头,还没有全方位实施。那么,接下来留给决策者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经济上阻止世界去中国化了。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我们缺乏的只是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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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宁荣教授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商业学院暨企业研究院创院院长

又一次的开学典礼付诸东流,这一次春天的典礼是因为新冠肺炎,上一次冬天的典礼是因为香港动荡。不少朋友问我怎么没有看到我在新冠肺炎下的演讲、观点和文章?近两个月里,好文何止上百上千?有多少从疫情中央发出的令人潸然泪下的亲身经历?有多少发自内心的自省和思考?有多少对国家未来的焦虑和期许?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在同一个时刻、为同一个人、为同一件事发出我们谦卑的声音,吹起我们的口哨声?而这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希望类似的悲剧可以再少些;希望我们无需生活在不必要的恐惧之中;希望这个民族无论何时都是被人敬重的。

这当然是一场灾难。庚子鼠年以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开始了这一场天灾,但这也是一场人祸。根据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如果武汉提前三个星期开始狙击这一病毒,仅中国受感染的数目就可以减少95%。当然这只是一项研究,而现实与数字模型之间存在的距离有时可以是如此之大!如果武汉封城之后欧美各国不会如此傲慢,而是积极合作应对,今天的欧洲和美国或许就不会面对这样的人道危机!在全球面临这样的大灾难面前,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自私与自大、嘲讽与指责、恐惧与推卸,甚至阴谋论甚嚣尘上,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和应有的反思。面对这样的世纪疫情大流行的恐惧,我们缺乏的远非控制疫情的疫苗!

我们缺乏常识;我们缺乏见识;我们缺乏透明度;我们缺乏同理心;我们缺乏担当;我们缺乏反思……

我们缺乏常识

在这场疫情席卷全球时,新冠肺炎也成了阴谋论的温床。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有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外漏的“泄毒之说”,有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留下八个可疑生化毒物箱的“种毒之说”,有美国参议员柯顿指控毒源来自大陆生化实验室的“放毒之说”,有武汉军运会期间美国兵“播毒之说”,莫衷一是。我从一开始就对阴谋论存疑,我总觉得人性虽恶,但人类的恶行还不至于如此匪夷所思。有些指控,稍微求证,就知道是胡言乱语。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位于武汉新世界国贸大楼第47楼,后院在哪里?生化毒物箱又如何埋在地下1.5公尺处?谎言哗众取宠,但信者众!如果病毒来自中国的生物基因作战实验室,对病毒的认识和控制还会那么难吗?这样低水准的阴谋论竟然畅行全球!其实只要有基本常识,反智的阴谋论就不可能大行其道。

我们缺乏常识也因为我们常常以偏盖全,信息不对称。意大利专家雷穆齐(Giuseppe Remuzzi)表示早在去年11月份,意大利北部就有人染上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不明肺炎。中国的一些媒体第一时间就报道了意大利是源头的说法,让不少中国人信以为真。中国的记者还纷纷打电话去采访,他对自己早先的采访被断章取义非常不满,并指出这是教科书式的“宣传手段”。但之后他纠正中国媒体的说法,并没有被广泛报道。他还在另一个场合表示,武汉可能早已出现新冠肺炎感染,期间有大量中国人从武汉来到意大利,令意大利出现了疑似案例,由于一切来自中国的信息都不透明,才令疫情失去控制的黄金时机。其实意大利北部温州的人很多,而一月的时候,除了武汉,温州疫情也很严重。在中国就有专家因看到浙江有人感染之后,强烈建议武汉必须封城。

疫情刚爆发时,有不少人总在那里质问,美国每年季节性流感死了成千上万人,无人恐慌,世界各国没有切断和美国的联系,但美国为何要切掉和中国的联系?这是否过度反应?是否歧视中国?是否违反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但季节性流感有疫苗,死亡率只有新冠肺炎的十分之一,这样的事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如今看到疫情蔓延全球,纽约成为另一个武汉,大家应该可以明白每年在美国发生的季节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的根本不同。

我们缺乏常识是因为我们受制于我们有限的知识和见识,无法认识事物的真相;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面对恐惧而惊慌失措,无法理性地看待自媒体时代所获得的虚假资讯;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的立场和偏见挡住了自己的视线,无法走出原有的认知。

我们缺乏见识

同样在欧美各国,不少人还真的将新冠肺炎和季节性流感等同起来,根本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酿成今日欧美各国沦陷的惨痛教训。在发生新冠肺炎这样的全球公共医疗危机时,不要说普通人,即便全球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对病毒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束手无策,无法预见其发展方向,至多只能依靠模型做出推算,但最终和现实也可能相距甚远。在疫情初期,不要说西方的专家,即便内地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都不认为这次疫情比“非典”严重。因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大学的专家学者敢于发声,袁国勇教授早在1月3日就警告香港政府,这次疫情极为严重,香港特区政府早在1月7日就宣布把“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列为须呈报的疾病,卫生部门有权强制隔离怀疑患者。管轶教授是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最早发出疫情将失控的警告。

香港因2003年受“非典”的沉重打击,大家记忆犹新,不少香港人对新冠肺炎都非常恐惧,也出现了抢购潮。但在香港的西方人对此的反应就大为不同,包括香港大学中的白人学者也觉得这是类似流感的病毒,只不过传染率和死亡率高而已。这种判断一度让我觉得香港是否过度恐慌了,特别是香港医务人员以罢工逼迫政府封关的举动过激,违背了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伦理底线。疫情初期在香港街上也基本看不到有多少西方人戴口罩,所以在西方的华人因为担心感染病毒戴口罩也被视为怪物,不被理解还算次要,还受到白眼和歧视,甚至遭人毒打。因为在西方的文化里,只有得病的人才戴口罩,而你得病了就不该出现在公众的地方。其实西方人这样的行为也是因认知受限,而诉诸暴力的不法之徒更是蔑视人权。

这次疫情在欧美的迅速蔓延终于让西方意识到新冠病毒不只属于亚洲人,他们原先冷眼旁观,以为白种人可以刀枪不入。甚至欧美的不少医学专家初期都低估了这个疫情的风险,从意大利大意失荆州,到英国的“群体免疫”,再到美国的全线沦陷,在一定程度上都和他们对这个病毒的有限认知有关,说难听点就是无知。因此政府不敢与普通民众的认知相左,轻易做出封城的决定。医学界本身也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直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专家尼尔·弗格森团队的研究报告做出了令人恐惧的预测之后,英美两国政府才改变被动的应对策略。这份研究报告警告,如果英美两国不积极应对,英国将会有超过50万的人死亡,而美国将有220万人死亡。即便如此,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此之后还是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新冠病毒在英国已经传播了一个多月,大约一半人口已经获得了实质的群体免疫能力。

全球在应对这个新型病毒的侵袭时,因为知识不足,做出了不少错误的判断。在疫情初期,对病毒的严重性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获得人传人的证据之后才被迫做出武汉封城的决定。但同时也因为认知不足,人的见识有限,影响了我们应对病毒的策略。东亚地区有“非典”的惨重教训就极为重视,西方民众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则不同,完全放任。

我们的见识常常受限于我们的生活经历和环境,但我们不可能亲临其境去认知每一件事物,因此获取全面的信息就变得至关重要。不幸的是我们因防火墙无法获得客观的信息,因处在同温层里拒绝不同的信息,更不要说我们因缺乏透明度难以接收真实的信息。

我们缺乏透明度

回首往事,不少人都低估了疫情的危害!但是,在疫情还没有开始蔓延时,如果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如果吹哨人不被劝诫、警告、和惩罚,或许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历史会改写。许多在武汉不该发生的事一定不会发生,武汉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中国百姓的牺牲也就不会这么大。

从中国最早处理新冠肺炎的不当做法,到世界卫生组织迟迟未对全球发出最高级别的警告,到欧美各国的迟缓应对行动,都和缺乏透明度有关联。这次疫情如此迅猛扩散的第一责任人当然是武汉当局、湖北当局,他们对公众隐瞒信息甚至掩盖真相,引发了民众的不信任,国际社会不少人甚至怀疑中国的死亡率造假。中国最为受伤的就是因封锁和隐瞒信息,导致疫情的控制受到延误,遭到国际社会诟病、排斥和指责。武汉封城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受到重创的举措和牺牲也因此大打折扣,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其实刚刚浮现。

美国政客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刻,颇有隔岸观火的看客心态。特朗普为了选举,为了股市不下跌,不影响经济,就是不愿承认疫情迟早会冲击美国。他本以为关闭了来往中国的航线,切断了来自中国的人流就万事大吉了。他还不让邮轮上受感染的游客在美国下船,就是要制造美国本土病毒感染者很低的假象。但这样的做法和一切以稳定为首要的考虑有何区别呢?在疫情终于席卷美国之后,他也是不断大事化小,尽量降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甚至在感染人数还在不断攀升时竟然表示美国的经济活动在复活节就可以恢复正常!所幸美国有独立的媒体,在白宫可以直接和总统公开叫板,不让政府传播的不实消息当道。在白宫记者会上,美国媒体公开质疑特朗普的抗疫政策不当,当场质问总统为何不停地使用“中国病毒”这样的歧视性字眼。

早在1月20日,当我确认这将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时,我就第一时间在我的朋友圈里转发了管轶教授对疫情的“悲观”看法。但他的科学分析在内地被视为耸人听闻,有人甚至借他的“逃跑说”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但正是这样客观的信息才有助于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了解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已经去到了多么危险的境地!其实在发生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危机时,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要阻止谣言,信息的透明就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刻意隐瞒信息,还有虚假资讯泛滥。全球数百名科学家2月上旬出席日内瓦“世卫论坛”,讨论新型冠肺炎疫情,学者就感叹他们不得不面对两条战线作战,除了应付病毒大流行,还要应付虚假资讯大泛滥 ,而应对虚假资讯泛滥比抗疫本身还艰难。网上流传最广最快的往往就是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和渲染成见的看法,这些不实的信息,有恶意造谣,有断章取义,导致非理性的反应和恐慌,甚至制造混乱和分化。世卫顾问隆基尼(Ira Longini)和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曾提及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但网上的信息都忽略了“如果传播未加抑制”的假设,特意将最坏的可能性无限放大,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在任何一场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是不可能靠屏蔽信息来阻止危机的蔓延。恰恰相反,这只会造成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即便在上个世纪的苏联时代,对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的隐瞒最终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世纪大灾难,更何况我们已经身处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

面对全球疫情大流行,信息披露和信息对称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地域,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应对策略和措施。不管是对疫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疫情的方法,各国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相互之间不仅不该嘲笑,反而应该借鉴。我们因条件限制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但至少可以换位思考,从他者的角度看问题,避免幸灾乐祸的看客心理。

我们缺乏同理心

疫情爆发之后,各国不仅有不同的认知过程,而且在获得相同的认知之后所采取的应对也并不相同。武汉封城的消息传出之后,西方的反应也是两极,有称这样的举措是流行病专家的天堂,而这只有在威权国家才能实现,民主国家只能羡慕。但也有一些西方国家看到中国面临的困境,在疫情刚刚爆发时,也带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幸灾乐祸看笑话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抗疫,还把病毒与中国的国民性和低劣文化相联系。各国抗疫的做法离不开其体制、文化、历史等因素。在中国,一声令下,举国体制立马见效,整个国家有如一部机器,全力抗灾,所有其它事情都要靠边站,甚至做出牺牲,包括在“准战争”状态下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其它病人可否受到正常的医疗救助,都不是最重要的考虑。事实证明,这样的牺牲确实巨大,但这一抗疫历史上未曾经历过的举措,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被封城两个月的战略最终是奏效的。中国的牺牲阻止了疫情蔓延,可歌可泣。即便如此,可圈可点之处也多如牛毛,野蛮作业的现象也并非个别。中国人不喜欢美国指手画脚,那别的国家难道就喜欢中国这么做?一些自媒体对别国状况一知半解,充满无知、偏见和轻蔑,非要说人家不会抄作业。看看东邻日本,和韩国的做法也不同,连大面积的检测也没做,情况也不算太坏!日本的人口密度还超过中国!但日本人平时的生活和卫生习惯,你又了解多少?其实就是华人社会的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处理方式都不同,当中新加坡的所谓“佛系”防疫措施相当成功让不少人大跌眼镜。新加坡从“重灾区”到“模范生”,表面上看去似乎选择了“佛系”的抗疫策略,曾引来不少怀疑、甚至嘲笑。新加坡防疫成功是有原因的,其策略可以概括为:最快反应、最早防范、最有系统、最严惩罚、最少折腾、最缺恐慌。新加坡一度是仅次于中国病例第二高的国家,同时人口稠密,还是国际交通枢纽。但新加坡政府反应迅速且效率高,最早限制来自中国的人流,并实施了对不同人群的休假令和居家隔离令。“非典”之后建立起来的疫情警报系统立即派上用场。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集先进的检测、治疗与实验研究为一体,马上研发并合作生产了快速病毒检试剂,有健全的检测体系,保证了疑似患者尽快得到治疗,避免了疫情的传播,加强了民众的信心。新加坡缺乏口罩生产能力,不鼓励大家戴口罩,但政府还是快速购买了五百万个口罩派发到每家每户,安抚民众。新加坡有充足的医疗资源,类似于中国的发热门诊就有873个,相当于北京发热门诊的11倍。我很早在朋友圈里就转发相关的信息看好新加坡的做法,甚至比香港还成功,没有发生香港排长队争口罩、抢厕纸的“奇观”。但话说回来,香港的恐慌是基于香港曾在2003年“非典”时曾遭重创的惨痛历史,以及香港和内地每天有大量的人员来往这一事实。

韩国这次的抗疫模式在西方更是受到肯定,法国总统和瑞典首相等多国政要甚至致电韩国讨教。但韩国对疫情的控制到底有何魅力?为何西方愿意到韩国取经和复制韩国模式呢?韩国也曾面对与中国相同的困境,但两国在大范围发生疫情之后,采取了类似的抗疫战略,新增病例曲线迅速被压平。但西方在看韩国的经验时,特别看重韩国没有因疫情出现压制言论和信息受阻的现象,没有因禁令影响民众的行动和自由,国家的经济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韩国的经验可以归结为:早干预、早准备、早检测、早跟踪、早隔离、早观察。韩国的企业早就判断病毒迟早会扩散到韩国,第一时间就研发出检测试剂盒,获得政府的紧急审批投放市场,检测过程只需十分钟,几小时内可以出结果,准确率超过98%。韩国单日可检测近两万人,检测率全球之冠,已有120多个国家争相从韩国进口测试盒。韩国政府还迅速修订法律,网站和手机都可以追踪病发者,一旦有新病例,就可以获得信息和警报。

好的经验当然可以抄,可以借鉴,但不必过分地显耀自己的成功,这只会让人反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中国不准外国人入境,这是因为中国不能再冒第二次疫情失控的风险,于情于理都不是自私自利。同样,疫情爆发初期,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美国等地对中国人封关、撤侨也是同理,人家也同样不愿意看到疫情蔓延,为何那时就可以攻击别人是恶意制造恐慌,是对中国背后插上一刀呢?美国在欧洲疫情严重之后也禁止欧洲人前往美国,最后连英国这个小兄弟也进了入境限制名单。日本现在对包括中国、韩国、美国、欧洲在内的国民入境都采取十四日隔离的政策。疫情初期,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曾经被我们骂得一无是处的大和民族似乎对中国很友好、很善良,向中国捐赠各类物资,而对美国政府的表现极为不满。其实抛开美国民间和企业的资助不提,为何一定就要期待和中国正在打贸易战的特朗普政府对你友好呢?而对中国最早锁国的是朝鲜、俄罗斯、越南等国!

在疫情袭击的恐惧中,我们更不可以幸灾乐祸地嘲笑别人的行为,透过渲染别国的疫情失控来展现自己的英明和伟大,而忘记了自己并没有走出险境。美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讣告,看去令人悲伤和沉重,恰恰彰显了人性的一面。中国不少媒体将意大利和美国医院中的尸体的照片无限渲染,而失去亲人的武汉人前去领取骨灰盒,为了正常的悼念发出的哀思和照片却消失了。我们当中总有人不愿正视自己的创伤,不可忍受将苦难、悲剧和丑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人,将读者高达五千万的“日记”视为恶毒、无耻,却又如此钟情地展示“纽约医院尸满为患”、“纽约穷人疫情之下被迫乘坐地铁上班”、“英国政府勒令医生封口”这样的文字和照片。广东一个企业老板竟然建议厂家做假测温枪卖给美国,让感染者越来越多,辽宁有餐厅门外贴出横幅祝贺美日疫情扩散,就不单单是没有同理心了,而是无知的反人类言论。

如果我们可以同样毫无顾虑地拷问自己,犹如如此心安理得地对他人提出质疑,我们的心智就一定不会萎缩,我们兴许也就有了希望。如今,我们甚至无法正常地伸出舌头,道出自己的甜酸苦辣,又何必如此居高临下,带着幸灾乐祸的病态,刻意营造似是而非的场景,来彰显那虚幻的优越感?!但我总是固执地坚信,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勇于承担起苦难中的责任,最终一定是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赞许的。

我们缺乏担当

在这次疫情中最常听到的一个字就是甩锅,这场“甩锅大战”从武汉封城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断上演,从当地的医疗机构,到各级政府官员,到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大家都在问,疫情失控和蔓延的责任在谁?中国在“非典”之后耗资11亿,搭建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过去15年间持续监测39种法定传染病。这个全球最快速的疫情上报系统,可以在短短两小时内将疫情上达北京,中国最高的疾病防疫专家在2019年曾经表示中国绝不会重演“非典”悲剧。但话音刚落,这个耗费巨资的系统并没有在这次病毒蔓延中发挥功效。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但有一点很清楚,专业判断在明哲保身、没有承担的官僚系统中被冷冻了,生命的价值也同样在个人权力的棋盘上被抛之脑后。这场疫情最大的讽刺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面对这场世界公共卫生大危机时,竟然上演了一出极为相似的闹剧。几乎每天陪同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美国传染病首席专家福西不谄媚权贵,不介意道出与他旁边的总统立场不同的看法,其独立的专业精神不受政治的左右,但他的专业判断也同样被美国总统束之高阁。疫情在中国蔓延恶化之时,美国的科学家就发出警告,但美国疾病防疫中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似乎都没有看到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更何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了。特朗普向来蔑视科学和专业的意见,联邦政府被一群科学怀疑论者把持。而特朗普就喜欢看极右的福克斯电视台,曾与中国同行舌战的女主播Trish Regan就鼓吹疫情是民主党的阴谋,而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个阴谋论者。他同样不信任主流媒体,不停地和主流媒体在白宫记者会上唇枪舌剑,甚至当众侮辱记者。特朗普也不重视来自情报机关的报告,警告疫情的严重性被中国低估和隐瞒,以及疫情将会蔓延全球。此外,特朗普对玩政治的兴趣多过抗疫,为了竞选就是不愿承认疫情迟早会冲击美国,他对疫情轻描淡写的原因也是因为民主党主政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受到重创,但共和党的红州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纽约时报在3月28日刊登万字文,以“美国错失的一个月”为题,分析了美国因检测技术落后,法规不配套,白宫领导无方,政府官僚作风,导致美国失去了疫情防控的黄金30天。美国的科技和医疗发达,美国的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最高,达到了近18%,但美国至今的表现为何令人大跌眼镜?无法早期进行检测是疫情蔓延的元凶,美国疾病防控中心也不是不作为,但为何会发生这样灾难性的失误呢?这和欧美社会对新冠肺炎的轻视有相当大的关联。中国在修正了前期隐瞒疫情的错误之后,武汉封城的快速行动,为整个国际社会控制疫情争取了难得的宝贵时间。随后东亚各国和地区也纷纷采取行动,大体上都取得一定的成效,制止了新冠病毒的蔓延。遗憾的是,由于对疫情的认知存在极大的偏差,欧美国家都没有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欧洲和美国先后演变成疫情的重灾区。此次疫情的另一个中心意大利,也只不过停飞了前往中国的航班。而美国早在1月3日就获得了中国的通报, 但美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一样一直心态超然,觉得自己远隔重洋,“非典”只在东亚流行,便以为此次新冠肺炎也同样会局限在东亚地区。

而疫情在美国开始蔓延后,这场“甩锅”大战竟然也蔓延到国际社会,中美两国爆发了令人捧腹的唇枪舌战。中国外交部的新任发言人在推特上怀疑美军在武汉播毒,特朗普亲自上阵,恶意地称新冠肺炎为“中国病毒”。病毒起源地的争论凸显了各方意图透过“甩锅”来推卸应有的责任,其实起源地何罪之有?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特朗普改口之后,还坚持要将武汉病毒写进七大工业国外长的公报里,而被其它国家拒绝。美国自己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疫情失控,特朗普却只会将矛头转移,掩盖自己抗疫能力的失误!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病毒”经过他的大嘴巴,在推特里一天又一天地在说,传遍全球,造成了美国等地歧视亚裔人的犯罪上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项全新研究,警告全美针对亚裔人的仇恨犯罪案件数目,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而飙升,危及美国的亚裔社群。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的时候,不仅感慨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战疫的能力,而且惊叹这两个世界大国竟然可以如此低水平地进行“口水战”。

从亚洲到欧洲到美洲,昔日繁忙的大都会因这场疫情,生活已经停顿。这场疫情不仅暴露了我们制度的缺陷、系统的脆弱、和人性的罪恶,全球已经跌入新一轮的金融市场大动荡和全球经济大衰退,但不幸的是,我们不仅没有进行反思,却依旧在那里自我陶醉和自我撕裂!

我们缺乏反思

一场史无前例的病毒大流行正向全球各个角落冲撞,死亡笼罩着这个星球。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其中多少人祸是可以避免的呢?封口vs封城:围绕着这场人道危机的争论焦点从一开始就从这里展开。如果没有发生“封口”事件,新冠肺炎的蔓延是否会有另一个结局?我们无法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至少不会如此惨烈。问题在于一个经济如此发达的国度,为何依旧无法实现一个开放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一个自信的社会为何难以拉响危机来临的警报声。而这并非个别和单一现象,这有如隐藏在我们社会中的毒瘤和顽疾,总是如此粗暴地压制善意的提醒和批评。在危机抵达临界点之后义无反顾的“封城”行动,尽管惨烈,却也是迫不得已的孤注一掷,但我们并非事事都一定要以牺牲个体的代价来实现宏大的目标,文明是体现在对每一个生命的关怀上的。“封口”可以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全球失去信用和信任,即便在“封城”的巨大牺牲之后,受感染和死亡的官方的数据还是被质疑。扪心自问,为何中国常常成为这类被怀疑的目标与对象?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和一个透明度高的社会,一定可以勇敢地面对真相并向大众提供真相。所幸,在疫情重击下,中国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媒体松绑现象。另一方面,西方也常常从固有的认知出发,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在这场抗疫中,与东亚各地在武汉“封城”之后迅速进入作战状态完全不同,欧美各国不仅负面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而且没有从中国的“封城”行动中嗅出危机的严重程度。

傲慢vs自大:这让我们再次活生生地看到了傲慢与无知,欧美各国普遍将最初在武汉出现的新病毒归结为黄种人的病。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2月份曾在G20财长的一次会议上主动表示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却自讨没趣,欧洲国家非常不屑。意大利副总理后来在G7财政会议上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这是黄种人才会得的病,和他们西方人没有关系。无怪乎,意大利一度成为中国之外感染者最多的国家。特朗普的傲慢与自大终于在疫情横扫美国之后,被迫承认美国将面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惨重的死亡。

然而与西方的傲慢相对应的则是在中国自媒体的世界里无时不在的自大,在那里你只有看到中国成了全球抗疫的英雄和救世主,所有的悲剧都活脱脱地变成了赞歌的素材,而忘记了病毒是从武汉开始向全国和全球蔓延的。这样的自大在中国抗疫初现曙光之后,更是变成了对他国肆无忌惮的嘲笑。而最新的对象就是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美国,却忘记了美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发达的医疗体系,仅ICU(重症监护室)的床位数量就远远超过中国。而“傲慢”与“自大”这对孪生兄弟却拥有一个共同点:偏见。

吃野味vs戴口罩:在有关病毒源头的吃野味文化,以及防止病毒扩散的戴口罩文化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偏见。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人的确没有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及时关闭野味市场,不少人因而将此次病毒的爆发与中国人喜爱吃野味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中国人是时候改变吃野味的生活习俗。有趣的是,中国网民反而找出了纽约上流社会吃野味的视频,一时之间在朋友圈中疯传,证明美国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这几年比较严重的传染病,包括中东呼吸综合症和甲型H1N1流感病毒并非源自中国。

另一方面,亚洲人戴口罩以防止病毒扩散基本是共识。但西方人,即便是生活在亚洲的西方人也不喜欢戴口罩。在西方,视口罩为病人标志的观念还带来了对亚裔人的歧视。在欧美各国生活的亚裔人处在戴口罩被歧视,不带口罩怕染上病毒的天人交战中。但在这次疫情重击欧美之后,戴口罩抵抗病毒的认知终于慢慢开始在欧美被接受了。

自媒体vs主流媒体(赞美vs批评):在疫情的报道上,中国的主力军是自媒体,不管是赞歌,还是批评,自媒体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情绪性。而在许多其它地方,报道疫情的主力是主流媒体,力求客观。特别是美国媒体,其角色是监督政府,且喜欢监督全世界的政府,多数又是自由主义倾向,所以特朗普也反感美国主流媒体。但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CBS记者胆敢在白宫怒怼总统为何要使用歧视性的“中国病毒”;NBC的记者质问特朗普吹捧效果未经证实的抗疫药物是否给美国人虚假的希望,并指美国数百万人活于恐惧中;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张彦(Ian Johnson )的“观点”文章,指出中国为美国赢得了时间却被美国白白浪费了;纽约时报的社论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言词加剧了对亚裔的种族仇恨。

中国自媒体里那个发自纽约的抗疫日记,作者声称其素材全部取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而非道听途说,语带双关。的确,当纽约成为美国的武汉时,我每天在美国电视新闻上看到的几乎全是“负面”消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离开人世时的凄惨故事;病人因缺乏医疗设备无法获得及时医治的悲剧;医务人员面对死亡威胁战斗在第一线几乎崩溃的场面;停留在街边装满尸体的冰冻车和医院走廊里运尸袋的场景;质问白宫何时可以确保医疗设备运抵现场的愤怒;受到病毒感染威胁下美国海军官兵的呼吁;失去工作的普通人无法交付房贷的忧虑。在这里你看到的是恐惧,是担忧,是悲伤,在这里你听不到任何赞歌。

威权vs民主:这次全球抗疫的叙事已经成为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之争,甚至上升到威权还是民主体制在抗疫中哪个更有成效的争论,但不少人却忘记了无论何种体制都有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在欧洲成为重灾区之后,德国的死亡率却一直很低,这或许与日耳曼民族的自律有关。在亚洲处于恐慌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跟随中国封城、没有跟随韩国大面积检测,但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失控,这或许与大和民族的自律和生活习惯有关。如果将抗疫简单地看成是中国体制的胜利,那么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又是何种体制?无疑,中国自上而下的动员力量,让全球看到了中国体制战胜疫情的超强能力,但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应变和调整能力在纽约成为疫情重灾区之后,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纽约在中央公园、体育场迅速建起方舟医院,并加快对受感染疑似人员的检测。来自全美的六万多名医务人员主动报名成为自愿者,自发前往纽约支援人手不足的医院,“捷蓝”航空免费载送这些医护人员“上战场”,酒店免费提供住宿,企业慷慨捐赠急需的防护用品和医疗设备,但没有企业对这些行动发稿、做公关、高调宣传。即便美国总统面对新冠肺炎的反应丑态百出,但这个国家所幸不是一个人说的算,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都不理睬他的狂言妄语。而美国的体制也决定了联邦政府对州一级政府的事务不可干涉,即便特朗普想对纽约和临近的两个州“封城”,但纽约州州长公开反对,使得特朗普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特朗普随心所欲,疫情还未控制,就要求复活节恢复经济运作,但疾病专家和媒体则公开和他唱对台戏。因此,应对病毒需要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里,民众敢于承担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在全球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时,我们需要理性地思考人类的失误和失败,而非指责和推卸。这场大灾难离落幕之日还有漫漫长路,但这场天灾与人祸也给人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机会。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或许全球终将明白这不是“中国病毒”,是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世界病毒”,病毒恰恰因我们人类的傲慢、自大、和自私而四处肆虐。在这个全球化被污名化的时代,尽管国与国的界线依旧分明,但病毒绝不会只在一国的边境线内停留。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全球的视野和全球的胸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合作去共同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庚子年常常是灾难之年,但或许也是转折之年。在新冠病毒横扫全球之后,这不应该是我们重拾孤立的时刻,而是通向一个不一样的全球化新时代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