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4. 留美科学家归国后的命运
留学生回国后，一般被安排到科学院、高等院校，极个别被安排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或者工厂。这批人有的有所作为，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
4.1 “十二年规划” 和 “两弹一星”
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制定 “十二年规划” 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规划中提出四大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参与计算机规划的有华罗庚；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马大猷和罗沛霖；参与半导体规划的有王守武；参与自动化规划的有钱伟长、罗沛霖、疏松桂。
四大紧急任务除了做规划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若干跟四大紧急任务有关的研究所，包括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机所和自动化所。”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守武] 各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系，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计算技术系。一批学数学的高年级的学生被调往计算技术系。除了北大高年级学生外，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共抽出30人集中训练、集中学习，发给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这批学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计算机的大学生。
“两弹一星”实际上是在十二年规划的前一年（1955年）启动的，在十二年规划中也将原子弹和导弹作为两项保密的紧急措施被列入规划。
当时原子弹的研究处在高度保密过程中，科学家参与此事大部分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北大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工程物理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科学家进入原子弹研制的核心部门是由于苏联撕毁协议、停止了对原子弹研制的支持才开始的。1960年，当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的科学家才有机会更深入的参与此事，当时二机部拟定了一个由中央组织部批准的105人名单。许多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的。
1960年疏松桂从中科院调到二机部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我去二机部工作是中央点名的。当时挑选了105个人，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但是留学回来的并不多。陈能宽、邓稼先、朱光亚等人，在这105个人中，他们是留学回来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不在这105人名单中，他们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学院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人。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包括四个部门，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理论部主任是邓稼先，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搞爆轰试验的，属于物理性质的；设计部主任是龙文光，主要负责整体设计、结构设计；设计部后来分为两个部分，疏松桂主要负责自动引爆控制系统，担任自动控制室主任。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疏松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 “两弹一星”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
留美归国且获得“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科学家
4.2 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留美归国的科学家虽然认为这些运动纯粹是在耽误时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运动的无情压力正在加剧。
沈善炯曾在美国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回国前，他就知道国内已经开始批判遗传学的孟德尔学派，只能搞李森科的遗传学，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国农业大学由于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转到美国。所以他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时绝口不谈遗传学。他暗暗想，回国后只搞生物化学，不搞遗传学。[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42-56页] 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科学家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思想改造？什么是学术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 “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他们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19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因为刚刚回国，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当然有极个别人挨整了。陈荣悌说：“思想改造期间，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点神经不正常。”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刘珺珺采访陈荣悌]
徐璋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成右派。王明贞说，“徐璋本也是右派。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个大的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因为都是我们教研组的人。当时徐璋本要组成一个党，自己起名叫劳动党，还动员我们参加这个党。……徐璋本又贴小字报，争取会员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他被抓起来了。”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后来，徐璋本被投入监狱，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1979年才出狱。
申葆诚兄弟姐妹四个，有三个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内。申葆诚说：“那时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没有告诉我。其实他们告诉我了，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时根本不知道反右运动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还以为是普通的运动。看到他们戴着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小心处事。”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注：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
1957年反右运动，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晋见毛泽东，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让他去中央书记处谈。邓小平是总书记，主管反右斗争。张劲夫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张劲夫找到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余志华主编 2009，117-118页]
4.3 文革浩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 “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 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的。[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257页] 1976年5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杀的。[王友琴 2004，119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王友琴 2004，94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
文革中自杀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
文革期间被正式关进监狱的科学家也很多。我们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来清理被关押科学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谢毓章、高联佩夫妇、王明贞夫妇、王振通夫妇都被正式关进监狱了。1968年谢毓章被抓进监狱，蹲了四年，1972年获释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谢毓章]。1968年1月，高联佩和许健生被抓进牛棚，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零四个月后才获释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327-330页]。1968年3月，王明贞和俞启忠被拘捕。王明贞被关了五年，1973年11月获释。俞启忠被关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释放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89-94页]。清华大学的王振通也进监狱了，被关了三年多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补充
1950年代早期回国的严东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是上海陶瓷界的第一权威，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0年回国时工资254元。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工资停发，一个月只发15块钱生活费。平反后，一次补发工资七千余元，加上家庭存款，交了一万元党费。（由此可算出至少停发工资30个月。还好他是在科学院系统，要是在大学里遭遇更惨。）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1958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周建人批判文章。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 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与化学，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
1957年9月，姚桐斌博士和夫人从英国回国，1968年6月8日，从国外归来的姚桐斌就被批判和批斗。据其夫人彭洁清回忆，1968年6月8日，是个星期六，她急急忙忙离开学校回家。当她刚上楼，家门就打开了，保姆告诉她一个噩耗：姚桐斌被打死了。她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将她拉进了家门，并哭成了一团。
这时她看到姚桐斌“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此惨烈的场景，让她肝胆欲裂。
原来，当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姚桐斌家，先是打了他一顿耳光，接着将他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进行毒打。“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姚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嚎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这群暴徒并未甘休，继续将其拖到他们的 “总部”。待他们发现人已不行，又赶快送回了其家楼前的人行道上。
姚桐斌的邻居和保姆赶快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却被拒绝医治。邻居和保姆只得将其抬回了家。由于他头部几处受重伤，最终惨死在家中，时年46岁。据悉，操纵这起恶性事件的当权派们并未受到追究。
1969年2月3日，被批斗为 “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 的熊庆来，白天还在写 “检讨”，其中有“鞠躬尽瘁”四个字，夜晚，随着一声喊叫，他在家里去世了。华罗庚在八宝山见到熊庆来遗体时，失声痛哭。
蔡恒胜和柳怀祖是在中关村特级专家楼里长大的第二代，蔡永胜的父亲是昆虫学家、教育家蔡邦华，柳怀祖的父亲是物理化学家柳大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住进了中关村。2008年，两人组织特楼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写回忆文章，出版了怀念父辈的书《中关村回忆》。
“文革”中，中关村特级专家楼被认为是特权，成为重灾区，中关村的福利楼上贴着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中，邓稼先及其家人同样没能避免厄运。邓稼先的夫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许鹿希，先是被打成彭真、刘仁“黑市委”的“黑帮分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几乎崩溃。当时邓稼先不见妻子回家，就到北京医学院寻找。当他看到妻子被批斗后的惨景，心都快碎了。
其后，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1971年，文革狂风侵袭九院，邓稼先、于敏、赵九章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许鹿希说，那时 “四人帮” 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当时有个口号： “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其后，因杨振宁从美国来访，中共将邓稼先放回了北京。- 周陆军
蔡恒胜写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我家楼上的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 ，“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1968年，半年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失去了三位留学归来的学者。1968年10月23日，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在造反派的批斗中，50岁的结构力学家程世祜自尽身亡；12月5日，郭永怀在从清海试验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享年59岁；12月15日，流体力学家林鸿荪漂浮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的小湖湖面上，年仅43岁。
统计资料显示，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中有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审查，全院迫害至死科技人员达229位。蔡恒胜写道：“他们的遭遇都被记录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哀痛的笔下”，在《竺可桢日记》里记录的受迫害者有：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第周……
在国内没有宽松的、自由的生活环境，但是真正说后悔的人很少。在我采访的这些人中，只有谢毓章说回国后很后悔。而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王作跃和我一样，认为参加“两弹一星”的人在这批回来的人中发挥的作用较大。这批人确实不后悔，因为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有展示自己的舞台。比如朱光亚就不后悔，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回国的科学家是否后悔，跟访谈的时间有关系。如果是文革时期去采访，他们出过国，使得子女不能上大学，家庭受到了伤害，他们肯定会后悔。因为那些科学家非常看重对子女的教育。然而，当他们后来被评为院士，或者生活条件变好了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采访，他们的思想可能会产生改变。
实际上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第二点也是很明显的：凡是涉及到“两弹一星”的学科，如直接的核物理，间接的燃料、材料等等，这方面的归国学者在大跃进/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明显比其他学科要小得多，而且最后能够“青史留名”的概率也大得多。（只是说整体情况，看个体的话，比如姚桐斌在参加“两弹一星”工作后仍然被迫害致死）- 王德禄
4.4尾声
改革开放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除了作为一般知识分子经历了面上的落实政策外，还另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大约28位1954-1955年回国的科学家联合专门给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为他们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长方毅召集这批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方毅在会上讲话，说他是受邓小平的委托来开这个座谈会的，对这批科学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说，不仅要为他们平反，还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87-88页]。
与会者在会上讲述了文革期间董铁宝、周寿宪、程世祜等人自杀的悲惨经历。中科院化学所的张斌由于带手铐，手都被磨破了。当她说到自己的经历时，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会场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诉苦申冤的会议。
1979年之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的时间较少，更多的时间呆在国外。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严东生就是发挥“余热”的模范之一。
这批留美归国科学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的，拥有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
严东生有一儿一女都是在国内出生，女儿在上海交大工作，儿子据说在国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