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二大爷2018
原载《二大爷Alex》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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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列强绵绵不绝的仇恨中，有两个历史事件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例证，成为诸多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历史心结。这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庚子之役——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并不清楚两者是不同的事件。前者我已经写过《糊涂的国耻：谁毁了圆明园》说明，但对于后者，由于战败后赔款之巨，受创之深，很多中国人在倍感耻辱的同时，几乎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国耻起因为何。这个在西方史书中称之为“中国解救远征”的事件，是无端受辱还是挑衅挨揍，厘清事实恐怕更有助于我们今天反思战狼劫国的代价。
一、义和团的崛起
说到八国联军就不能不提义和团。这个在教科书中一度成为人民群众“爱国反帝”旗帜的组织，是怎么从一个地方性的民间团体成为引发国际战争的罪魁的呢？
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黄埔条约》《天津条约》，西方获得了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权，大批传教士开始进入内地建教堂、发展信众。由于列强认为满清的司法体系野蛮落后不公正，导致传教士屡屡被杀，所以这些传教士还拥有“治外法权”——就是不接受满清的司法管辖。“治外法权”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传教士人身安全，但由于列强的强势，随后教会将用途扩大，教会在地方冲突中往往利用这个外交特权袒护教民，所以教民亦籍此获得特权。
在官民关系中一直处于绝对弱势的普通民众，信了洋教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庇护，大家自然趋之若鹜。这种差异，既让负责治理的地方官员、士绅感到受到威胁，也让仇视洋教的民众不满。特别是洋教带来的“不拜祖宗、不缠足、不纳妾、兴西医、重教育”等新思想，对于尚未开化的社会环境而言，冲击尤大，引发了诸多利益上的冲突，史称“教案”。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有愈演愈烈之势[1]。底层民众因为宗教信仰带来的利益差别，势同水火。
而对基督教的一知半解和妖魔化，导致仇外、排外的心态逐渐蔓延。比如号称中国第一本睁眼看世界的书籍——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地理知识介绍一塌糊涂、错漏百出，而且完全没有摆脱“上邦大国”看蛮夷的心态，把传教士描述成妖术惑众的恶魔，入教需要吞药试术，有病不治，专门挖中国人的眼睛来炼银等等。这本书因为官方加持，在鸦片战争后流传甚广，可以说不仅没有开阔国人眼界，反而让误会更深。
倒是另外一本非常客观、准确的书籍，由曾经主持厦门、福州两口通商通行事宜的徐继畬撰写的《瀛寰志略》，开创性的用平等的眼光看各国，率先突破根深蒂固的上邦意识和华夷观念，对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持有正面认知。特别是徐继畬关于美国国父华盛顿的评价——“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现代人的眼光，至今被镌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但正因为《瀛寰志略》太超前，导致国人很难接受，骂声一片。满清官员甚至以“夸张外夷”“汉奸”等罪名弹劾徐继畬……
这种情况，放在今天是不是很熟悉？你不说中国牛逼就算了，居然还说洋人比我们牛逼。妥妥的美分、洋奴、带路党、慕洋犬……
正是这种愚昧导致的仇恨，使得一些底层打着排外旗号的秘密社团趁势崛起。1894年，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兴起了一个民间武术组织，其成员练武时喜欢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故名“大刀会”。主要练习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金钟罩”硬气功。夹杂吞符念咒等巫术，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
大刀会本来是充当官府的打手，干一些官府不愿出面的脏活，以此获得生存的默许。在教案冲突中，大刀会开始集中火力反对洋教，并公开演变成专门针对教民的烧杀掳掠。在德国和法国公使的压力下，山东巡抚李秉衡被迫于1896年7月擒杀了大刀会首领。大刀会就此沉寂，但它点燃的仇外排外的风潮，却在民间的愈演愈烈——1897年11月，山东曹州两名德国神父被杀，导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李秉衡随即被革职。
在内外交困下，山东地方官员觉得洋人比小毛贼对清朝统治的威胁更为严重，所以下定决心利用民间的力量来达到与洋人抗衡的目的。面对大刀会后遍地开花的民间组织，山东巡抚张汝梅曾在1898年6月写给清廷的奏章中，提出了“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2]，将拳民编入乡团，得到了清廷的默许。在官方的鼓动下，1898年10月，山东冠县的一个拳師赵三多把自己的门派“梅花拳”改名“义和拳”，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带领手下攻打基督宗教教堂，杀死教民。
在山东当局的刻意纵容下，对于此类暴乱只是抓为首的装装样子，导致迅速蔓延，山东各地有样学样，迅速兴起了一种称之为“神拳”的拳场，“神拳”分别借用大刀会的“金钟罩”、“降神附体”，义和拳“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理念，在首领朱红灯和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团体，声势浩大。朱红灯学习赵三多，随后将“神拳”更名为“义和拳”。
在随后的劫掠中，义和拳屡屡使用义和团的称号。义和团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二、袁世凯围剿义和团
如果义和团仅仅困于山东一地，历史就会完全改写。但是1898年开始的天灾和袁世凯的打压恰逢其时的为义和团的蔓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1898年黄河洪水泛滥，洪灾过后，山东、直隶连续3年大旱，还伴随虫灾。天灾不仅造就了大批衣食无着流民，同时也让迷信的民众迁怒与基督教徒和教会，以为是洋教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借势在流民中壮大势力，开始北上进入直隶、天津等地。他们在反教传单中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并扬言“扫平洋人，自然得雨”。[3]
1899年秋天，朱红灯带领义和团开始全面出击，打着“神助灭洋义和团”的旗帜，在山东全境展开对教会和教民的无差别攻击。他们洗劫教会和教民财产，并用绑架的方式勒索教民赎“跟从洋教罪”，还要求教民写下“背教文约”，对于不从的牧师和教民，一律砍头甚至活活烧死。甚至面对前去阻拦他们的清军也照打不误。
时任山东巡抚毓贤本身是个极端仇洋的人，面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义和团失控的危险，不仅毫无忧虑，反而将派兵抵抗义和团的地方官革职查办。义和团大受鼓舞，竖起了代表官方“毓”字黄旗，奉旨抢劫，势更嚣张。
山东的教会求救地方无望，就开始向列强驻北京公使求救。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处毓贤以“擅杀之罪”。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终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已经声名鹊起的袁世凯接替。
袁世凯不愧是一世枭雄，眼光和毓贤完全不同。他认为降神附体的玩意实为邪术，认定打家劫舍的义和团是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一到任就下令解散义和团。同时，还找来笔杆子，写了一本《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指斥义和团为白莲教余孽，从教义根基上摧垮义和团。
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对装神弄鬼、打家劫舍的义和团的本质可谓一针见血：“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掠教民亦掠及平民……直与盗匪无异。” [4]
为防止义和团作乱，袁世凯调动兵力，对山东各地的义和团进行分割。在袁世凯的强力围剿下，义和团余部在山东已经无法立足，只能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在袁世凯的劝说下，也准备大力围剿义和团，但此时慈禧的一道诏书，彻底拯救了义和团。
1900年1月11日，慈禧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这份上谕承认义和团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5]慈禧不是不知道义和团的所作所为，此时却发出这样的信号，是为了什么呢？
三、慈禧的权力经
因为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们的血，慈禧在教科书中已经被定格为顽固守旧派。其和光绪的权力斗争也成为新与旧的决裂。但事实不是这样。
在把光绪帝软禁、重新夺回所有权力后，慈禧在自己的最后十年，几乎逐步颁行了光绪过往的变法思路，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多数中国人还认为照相会丢失魂魄的时代，她已经乐此不疲的玩各种角色扮演，成为中国摄影cosplay的鼻祖。所以她有权术没见识是事实，但并不是不接受新东西。她和光绪之争，不是新与旧，而就是权力之争。这个辛苦几十年巩固了自己权位的老女人，最珍视的是来之不易的权力，哪怕是面对自己的亲人。说白了，变法不是不可以，得我说了算。这种冷酷宫廷权力斗争，一直都是陈旧的课题。
本来对义和团并无好感的慈禧因为不得人心的“己亥建储”的闹剧，彻底改变了对列强的态度，也间接葬送了满清最后的国运。
在扑灭戊戌变法把和自己抢权力的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后，慈禧太后动了换人的心思，她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生育，命令光绪的堂兄端亲王载漪的儿子，15岁的溥俊过继为光绪之子，称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满清从雍正之后为了避免权力争斗，一直采用秘密建储的方式，公开建储这目的太明显了。
这个昭然若揭的心思立马引发了中外一致的反对。光绪帝的变法虽然失败，但其敢于革新的有为之君的形象已经树立起来，对内是维新派的希望，对外，列强亦认为光绪的现代化变革有利于各国在华的利益，所以也一致力挺这位傀儡皇帝。
按照当时的惯例，君主立储，各界均要入贺。但是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章炳麟、蔡元培、黄炎培等一千多人发表《布告各省公启》，公然反对，并威胁“罢市集议”[6]。各国驻京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形势稳定，不仅拒绝入贺，还联名提出警告。这让好面子的慈禧下不来台，对列强怨恨加深。
而端亲王载漪眼看自己的儿子就要当皇帝了，却被列强阻挡，更加愤恨。载漪联络了一众皇族，利用慈禧对洋人又恨又怕的心态，给慈禧吹风，指斥光绪帝是“二毛子”，挟洋自重，而义和团不是什么邪术，而是民心可用，用来制衡帝党和洋人正是时候。
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也看出了清廷对义和团明剿暗扶，遂于1900年1月、3月、4月连续三次发出联合照会，明确要求慈禧取缔义和团。本来就在因为立储被反对而愤愤不已的慈禧，看到照会后大怒。明面上通知各地方大员注意控制，但暗地里不仅拒绝公开取缔，还重新启用扶持义和团的毓贤，任命为山西巡抚。义和团随之蔓延至山西。毓贤不仅纵容义和团残杀教民，连自己的卫队都使用义和团。
慈禧的这种态度，实际标志着义和团的合法化，同时也激怒了西方列强。列强纷纷调动海军，以防不测。天津大沽口外已有外国军舰24艘，计俄国9艘、英德日各3艘、法美意各2艘。[7]
四、失控的战狼
由于直隶一直对义和团不加查禁，义和团发展迅速，进入1900年5月各地的拳民势力已连成汪洋大海，他们不仅到处攻击教会和教民，凡是和洋人有关的东西，一律反对，毁铁路、拔电线杆，甚至洋火、洋钉皆在毁坏之列。而此时的地方官府面对这些来势汹汹、又有上层暗地支持的“战狼”，已经无法控制。只要查拿某个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会纷纷前来支援，逐渐失控。
随着保定清苑教案、涞水教案的爆发，大量教堂被毁，教民被杀。5月27日，义和团聚众5万，向北京进发。此时的少量的清军布防部队已经无法控制义和团，他们连阻拦的清军一样杀。有些看出了慈禧心思的满清地方官甚至给义和团发放口粮。
6月5日，慈禧派出大臣考察义和团所谓的“神功”，深体圣意的礼部尚书刚毅明知道义和团那套巫术是假的，却回报说“神功可恃”。慈禧未必不知道这是谎言，但是利令智昏的时候，就是需要谎言。6月6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下定决心依靠义和团“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之计。”6月7日，在慈禧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京。受此鼓舞，各地义和团陆续进入北京，总数超过10万。
义和团一到北京就到处焚烧教堂和屠杀无辜基督教徒，并年代焚毁今前门大街外的大栅栏地区，“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他们所杀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同胞。杀人的手段也极为凶残，“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8]连已经死了几百年的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等历史上知名的外国人也被掘坟剖尸。
在排外的狂潮中，北京的洋人和教民纷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聚集自保。列强并不是傻子，早就看出了清廷对义和团的纵容，所以未雨绸缪，在5月底就开始向停泊在天津大沽附近的各国海军发出求援。于是一支由八国海军部队組成的联军432人（法国75人，俄国79人，英国79人，美国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国51人、奧匈32人），于6月1日抵达北京，守卫各国使馆。[9]
在这样的乱局中，在京洋人人人自危。从6月9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被团团围困，对外通讯断绝。6月10日，与使馆失去联络的列强经过协商，决定紧急增兵2千，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准备增援。但是义和团破坏了铁路，西摩尔的部队只能改道，结果在廊坊又被清军伏击，损失惨重。清廷打了一个胜仗，信心大增，继续作死。
6月10日，慈禧派一直怂恿对洋人开战的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也就是外交部长。载漪刚刚上任，6月11日，清军董福祥部队就在永定门内把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射杀，而且开腹剖心，同时马蹄踏尸，残忍至极。这样的举动还受到载漪的嘉奖。
清廷中少数清醒的大臣已经看出再这么放任下去，必然引发列强反击，许景澄、徐用仪、袁昶等人上奏要求缉查义和团，不可挑衅列强。但是慈禧此时和各国开战的心思已经发端，对少数派的建议置之不理。
西摩尔部队被袭后，列强震怒，遂决定直接海上增兵，于16日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出扼守天津的大沽炮台。大沽炮台号称固若金汤，在洋务运动后大规模改建，配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堡垒炮。而且，还配置了4门德国制造的鱼雷舰。但在联军的攻击下，6小时即告失守。
五、向世界宣战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先后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刚毅、载漪等人纷纷表示“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怂恿开战。但在大沽炮台陷落后，慈禧畏惧洋人，原本已经准备解散义和团求和。但是这个节骨眼上，江苏粮道罗嘉杰在主战派的授意下，送给慈禧一份要命的假情报：他说洋人提出要慈禧归政。前面说过，权力的把持才是慈禧真正在意的东西，什么国家利益、民众福祉都不能威胁到这个根本利益。这正是中国历史最让人悲恸之处——多少生灵涂炭，皆是因为个人权柄得失。
所以，慈禧放弃了求和之心，遂决定对列强开战，命令清军攻击使馆区。许景澄冒死劝谏：“攻杀使臣，实背公法。”慈禧大怒，许景澄后被定罪“任意妄奏、语多离间”。[10]开会也在场的光绪帝仰天长叹，和许景澄抱头痛哭。
6月19日，清廷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勒令一天内离京。但是使馆都被围了，你让人家怎么撤？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仅仅带着一个翻译，前往满清总理衙门交涉，要求宽限撤离时限。结果在总理大臣载漪的授意下，清军神机营士兵恩海将克林德射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闻讯大怒，决意报复，当即决定派遣远征军出征。只是这只军队还没达到中国，满清就已经被打趴下了。但是日后《辛丑条约》的第一条，就是为克林德建碑纪念。这是后话。
杀了使节，已无退路的慈禧于6月21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向有驻京使节的英、美、法、德、意、日、俄、荷兰、奥匈、西班牙、比利时11国发布《宣战诏书》，扬言“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一个连新兴的日本都打不过，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还历历在目的朝廷，居然敢向包括日本在内的额11国宣战！什么样的鸡血，能打出这样愚昧的胆魄？
清廷同时还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作为犒赏，并发出悬赏通告“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11]鼓励屠杀妇女儿童的通告，即便是在中国血淋淋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奇怪的是，这份宣战诏书并没有按照外交渠道正式递交11国使节，而是对内宣布的。所以从国际法上，这是场没有名分的搞笑战争。遵循当时的国际惯例，由于没有收到宣战诏书，列强始终没有向中国宣战，中国也始终没有对列强宣战，双方甚至一直都没有断交……慈禧最后的胆怯，在这个搞笑的细节上，展露无疑。她也知道狠劲那都是给充当炮灰的战狼们看的，对洋人不管用。
面对只有432个士兵守卫的使馆区，满清就能如愿吗？
六、丢人的战争
实际上最早于6月14日，义和团2千人就已经对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展开了攻击。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中国人，洋人男性400余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使馆数百守军由英国公使窦纳乐指挥抵抗。[12]
但义和团这些只有装神弄鬼在行的战狼，根本打不过守军。丢下40具尸体后就跑了。此后，围攻使馆的换成了清军主力董福祥部队。董福祥部是慈禧亲自点名进京的正规军，号称“武卫军”。和义和团不同，装备精良，配备了德国克虏伯大炮，编有3营3500余人。这只来自甘肃的军团经历过甘陕回乱、收复新疆等战役，以凶悍著称，“以鲜血染红顶子”这句名言便是出自董福祥之口。可以说是当时清军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12]
从6月20日到8月14日，清军展开了长达55天的围攻，期间主战派的载漪、刚毅等甚至亲自督战。而守卫使馆区的八国部队432人由于出发仓促，只有3支机关枪及4门小火炮，整个战斗期间使用的唯一的重型火炮还是从清军处缴获的。就是这样悬殊的兵力和装备，号称清军最能打的董福祥也没有攻下小小的东交民巷。“兵团合攻月余，……死四统领，亡士卒过千。用炮弹三千五百包，枪弹八百万颗，拳匪尸骸塞道，臭秽闻十余里，卒不能克。” [13]
当然，未能攻克使馆区其实也和慈禧首鼠两端的心思也有关。慈禧原本只想把使馆区的洋人当做人质威胁列强，所以并不敢赶尽杀绝，总是在关键时刻留后路，围攻期间还曾经让自己的亲信荣禄带着蔬果食物等往使馆慰问……手底下的将领也猜透了她的心思，比如指挥炮兵的将领张怀芝就故意命令瞄不准或者放空炮。所以总是打得热闹，却毫无进展。[14]
在另一边，为了打下教民集中躲藏的西什库教堂，义和团还发布了一条搞笑的布告：“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 [15]
久攻不下，清军就使用人盾战术——让义和团团民充当炮灰先行冲锋，清军在后架枪威胁，若有后退的，一律当场射杀。多个坛口的义和团轮番上阵，惨烈无比。这些高喊“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底层肉弹，算是求仁得仁。
很多后世的教科书认为清军是装备不如八国联军，这完全不是事实。前面说到的准备增援北京的联军西摩尔部队2千人，在被清军伏击重创之后，又接着与包围他的清军聂士成部恶战，并夺取了清军的西沽武器库， 结果发现除了武器库中有精良的德国克虏伯野战炮，这种炮由于造价高昂，连德国人自己都没有装备！还有大量最新式的曼利彻式卡宾枪、数以百万计的子弹，连同数百万斤大米和充足的医疗用品。[16]西摩尔后来跟英国公使写信说，单靠这批武器就足以武装八国联军！他也就是靠清军这些装备成功坚持到了援军到来。
6月23日，1800名联军（主要是俄、英部队）在俄国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率领下，从大沽口登陆，解了西摩尔之围。两军回头进攻天津。当时义和团和清军正在城内围攻租界。尽管清军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据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数千联军依然毫无还手之力。在战斗中，清军聂士成部同样使用肉盾战术，把义和团驱赶在前，“拳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枪击死。故是夕拳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 [17]很多义和团的成员，诸如“红灯照”之类的坛口，其实都是由未成年的少女组成的，这些人冲锋死在洋人手里，后退被清军射杀，一天就阵亡2千人，尸山血海，惨不忍睹。
7月9日，清军主将聂士成于天津城南战死。14日，联军占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至此，北京门户大开，无险可守。
七、七国联军攻陷北京
即便时局已经糜烂至此，清廷并未醒悟。7月28日，慈禧下诏将反对开战的许景澄、袁昶斩首。
8月2日，联军得到日军增援，增兵至1.8万，开始向北京进攻。其实所谓的八国联军当时只有七国，德国人因为大部队还在海上，实际上并未参战。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杂牌军”——因为欧美远隔重洋，无法在短时间从本土调动军队，所以只有跟中国相邻的俄国和日本来得及抽调正规军，人数也较多；法国军队是从越南抽调的殖民地军队，英军部队则是从印度、尼泊尔等地抽调的皇协军，甚至还包括纯中国人组成的威海卫华勇营，根本没几个英国人；美军虽是正规军，也是来自菲律宾殖民地的占领军。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纯粹就是重在参与，派出几十个人装样子。[18]这支联军的具体组成如下：
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匈帝国58人、意大利军53人。总共18811人。[19]
这只 “七国杂牌军”群龙无首，因为列强之间都想争夺指挥权，平衡争端的结果就是让军衔最高的德军元帅瓦德西当总指挥，但是开战的时候瓦德西还在德国没出发呢，等他9月25日到中国仗其实已经打完了。所以联军向北京出发的时候是各自为战的状态——这其实是兵家大忌，因为容易被各个击破。
但即便对手人数少、正规军不多、指挥分散，浑身都是破绽，但满清还是打不过！满清正规军当时在北京周边有：荣禄和董福祥的武卫军共25营10万、宋庆左军1.2万、聂士成前军20营1.6万、奕劻的神机营1万、载漪的虎神营1万，此外，尚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合计兵力多达16万，是联军的8.5倍！[20]如果再加上十余万助阵的义和团，可以说在人数上是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前面已经说了，经过洋务运动，清军的装备和建制都已经完全现代化，并不比联军差，重型武器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8月4日，联军分两路沿京杭大运河进逼北京，沿途密密麻麻、占据主场、人数、武器优势的驻防清军和义和团望风而溃、一战即降。慈禧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主和派动摇军心，8月11日，又下诏将主张取缔义和团的徐用仪、立山、联元3大臣斩首。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联军兵不血刃，于8月14日先后抵达北京城下。为了争夺头功，各国部队争先恐后进攻。俄军先头部队于14日凌晨开始炮轰东便门，美军随后使用云梯强攻，仅仅付出1人阵亡、9人受伤的代价，便率先在东便门升起美国国旗。其后各国军队跟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景：大批北京百姓围观联军进城，甚至主动为联军架云梯。满清人心丧尽可见一斑。
除了俄军、日军遇到清军抵抗，有100多人阵亡外，英军入城毫无抵抗，唯一死亡是因为中暑！到14日下午，坚守了55天的使馆区被联军解围。被围期间使馆区的洋人阵亡仅66人。倒是被围困在西什库教堂的中国教民因为缺乏食物，被饿死400余人。[15]
美军在攻入北京后一马当先，8月15日仅仅以7人阵亡的代价，攻占北京最后的堡垒——紫禁城。当日慈禧、光绪、隆裕等在美军攻入前逃离，十几万清军在巷战中装装样子后作鸟兽散。至此北京陷落。
八、“见死不救”的地方大员
其实在慈禧宣战后，光绪帝为了挽救危局，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他背着慈禧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拍电报，请求麦金利从中调和。[21]为什么找美帝呢？因为美帝出兵后，于7月3日专门给各国发照会，强调出兵是保护门户开放政策，保护各国公民财产，同时“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这是联军中唯一让清廷听得暖心的声明。麦金利也答应光绪帝，只要保证外国人安全，他会帮忙。
但是显然，光绪这个傀儡，说也是白说。太后、皇帝在北京火烧眉毛，满清的地方大员都干什么去了？
应该说，经过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已经开了眼界、深感危机的满清地方大员和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清醒了不少。早在5月3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拍电报给朝廷，骂义和团“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并预言各国肯定会出兵，“大局将难收拾。”两江总督刘坤一则认为义和团“名为忠义，实为叛逆”。在知悉慈禧准备宣战后，两人还联合多省督抚通电反对，要求慈禧三思：“从古无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他们说的话其实全部应验。[22]
慈禧的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也让地方大员们失去了信心。在6月15日准备开战前，慈禧令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但两个权臣根本不听，李鸿章甚至直接回电怼慈禧：“此乱命也，粤不奉诏”。6月20日，清廷发布勤王通知，称朝廷已经陷入困境，要求各省督抚接济京师，结果还是没人响应。
当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时，铁路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劝大家抗命。刘坤一、张之洞牵头，湖广、两江、山东、闽浙、两广各省联合，于6月26日，以上海道道员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条约》九条。双方约定守土安民，不相互敌对，相安无事。
地方官员背着中央朝廷，和外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在整个世界的外交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些地方大员甚至背地里密约，如果清廷倒台，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总统”以主持大局。[23]
慈禧和满清朝廷的威信扫地，只剩光杆。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义和团这个底层民众纠合成的战狼团体，为朝廷抛头颅洒热血，最终既没有“扶清”更不能“灭洋”，自始至终都是可怜的棋子、悲催的炮灰。9月7日，慈禧发布上谕，彻底甩锅义和团，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和团，并指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向各国乞和。
九、生灵涂炭
在战争中，无论是清廷和义和团的“灭洋”，还是联军的反击，血腥之余，铺垫的都是普通人，尤其是大量中国人的尸骨。
1900年7月9日，山西巡抚毓贤“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亲自带兵擒拿，在巡抚衙门附近一次杀害意大利主教艾士杰等洋人51名和教民17名。第二天，毓贤又抓了法天主教堂童女两百余人（都是中国人），迫令背教，因为不从而全部杀死；7月14日，毓贤一次杀害教民41人，其中不仅有81岁的老者，更有未满周岁的婴孩……[24]义和团在北京更是极端：“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 [25]
这场由清廷纵容参与、义和团煽动执行的仇外狂潮，波及面极大。仅山西一省，就有教徒5700余人被杀；蒙古地区教徒被杀3200人；奉天省 “教民人命1400余”，其中有400人被关在教堂活活烧死；“而直隶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被波及，“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26]据不完全的统计，此次动乱中，全国被杀害的基督教教徒共有2.3万（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遇害的有名可查的外国人241名，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儿童53人）。[27]
洋人和教民的血，还是由普通民众来偿。联军攻占北京后，七国部队对北京进行了分区占领。联军以搜捕义和团之名，展开报复。除了美军和日军外，从8月16日开始，其他国家 “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刚刚经历过义和团洗劫的北京再遭劫难。而终于翻身的基督徒也对普通市民展开了报复，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就发布通告，允许教徒劫掠8天，劫掠50两以下不必上缴。已经预感将遭到报复的部分官员和义和团有牵连的八旗，大批自杀。许多旗人选择服毒自尽或举火自焚。大学士徐桐更是满门自杀，其中妇女18人，包括婴儿。
在占领北京期间，列强又陆续增兵，等到9月底联军名义上的统帅瓦德西带领德国主力3万人抵达的时候，联军已经多达10万余人，遍布华北。[28]报复也不仅仅限于北京一地，其中沙俄最为凶狠，沙俄本来就图谋东北，借机调兵17万分六路入侵，于7月16日制造了著名的“庚子俄难”，将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屠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日至21日，俄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这就是今天某些中国人崇拜的所谓“战斗民族”。德军为了报复公使克林德被杀，扬言“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大举入侵，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各地义和团在联军和满清的双重围剿下，从此覆灭。
八国联军中军纪较好的是美军和日军。美、日军队入京后，立刻在占领区内严明纪律，甚至还组建了专门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清理废墟，恢复秩序，并在街上巡逻。日本在此次行动中，之所以出兵最多，最积极，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要抬升自己在国际上地位。所以和二战时候穷凶极恶的作风不同，日军入京后给占领区的百姓发了很多小太阳旗，凡挂旗者可免受滋扰，当时北京城内挂得最多的就是太阳旗。
为了自保，津京一带排洋、仇洋的风气瞬间大变，天津百姓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商铺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时人记载：“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娟敌，载道口碑”。[29]虽然说得不堪，但这就是乱世下的中国人。
十、羞辱的赔款
1900年12月22日，已经把满清彻底打趴下的联军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12月24日清政府全盘接受。李鸿章是个聪明人，把祸乱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并抓住慈禧的宣战诏书没有正式送达这一点，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所以赔钱但不割地。
1901年1月15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并接受了列强要求严惩的各级排外官员，共达142人之多。其中要求处死的12人，包括前文所述的疯狂排外的载漪、毓贤、刚毅、李秉衡等人；到4月，派醇亲王载沣等人任专使，就杀害外交人员事件分别赴德、日谢罪；同时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和11个国家正式签订《辛丑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条约。列强要求赔款4.5亿两，当时中国人口4.5亿，用意就是1人1两。这笔赔款根据各国出兵比例分割，俄国获得28.97%、德国与奥地利的获20.91%、美国的7.32%……由于满清没钱，就用关税和盐水扣缴，分39年付清，还要加利息，实际上连本带利39年要赔付8.5亿两，条约还规定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之间的炮台一律拆毁，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而且凡是涉及外国人被杀的地方一律要求停止科考五年，山西省太原、河南南阳、浙江衢州、北京顺天、江西鄱阳……45個城市被波及。
可以这么说，从满清被迫打开国门以来，这一巴掌是最后也最重的。它不仅全方位的羞辱、削弱了满清，而且切切实实让每个中国人都付出了代价。
和俄、德、日等国意图瓜分中国、赶尽杀绝不同，美国只求“门户开放”，反而担心过分削弱中国会导致局面失控，所以国务卿海约翰带头游说，使得美国国会两次同意减免美国所获的约1千万两白银赔款，但明确退款主要教育，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是战胜国，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所以都紧跟美国的腳步，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联亦在1924年宣布放弃 。
到1927年，各国几乎完全撤销了中国对赔款的支付，并将款项用于中国国内，最后一笔赔偿于1938年结束。即便如此，中国几十年间连本带利，实际上合计赔款高达6亿5千万两，代价不可谓不惨痛。
本来列强深知慈禧才是义和团事件的罪魁，德国甚至提出要把惩办慈禧作为议和的首要条件。但是李鸿章极力为慈禧推责，并暗示列强如果慈禧倒台，中国生变，他们也没好处。列强这才放弃了对慈禧的追责。
对慈禧而言，辛丑条约由于免除了她作为战争祸首的责任，保全了她的权力，所以丧权辱国，赔钱认罪都不算什么了。她不仅把自己培养的战狼载漪、毓贤、刚毅送上断头台，甚至还不惜打自己的脸，表彰了抗命不救的地方大员，赞扬他们的“东南互保”是“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25]
这个醉心权力、误国至深的老太太，并不知道自己为满清的棺材板盯上了最后的钉子。
十一、何以反思
近代史给中国人最大的反馈就是，只记得屈辱，不记得缘由，更不会反思。
众所周知，火烧圆明园其实就是因为满清乱杀外国使节引起。在付出惨重代价几十年后，居然又枪杀使节、围攻使馆引发八国联军。两次北京陷落的过程都是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为人不齿的大坑，满清跳进去两次。不长记性并不是因为脑子生锈，而在于封建王朝垂死的制度，这种制度内在的野蛮必定会和外来文明产生冲突，注定了用战狼式的思维劫持国家，与世界为敌，挨打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多的战争失败，那么多的屈辱条约，一次次打痛了封建王朝，但却没有一次真正打醒。
义和团这样低级、愚昧、癫狂的仇外、排外民粹，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能引发世界性的反击，把国家拖入如此巨大的灾难，它是空前的，然未必绝后。义和团的坐大，更多的还是在于清廷居心不良的包庇和纵容。煽动民粹，甩锅海外固然能轻而易举的转移国内矛盾，但是缺乏理性，不讲公义的民粹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容易，失控也容易。一个国家如果想利用非理性的民粹来鼓吹忠君爱国、获取利益，挨打是迟早的事。
对于满清而言，借力义和团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国际上丢尽颜面、备受羞辱的同时，也彻底丧失了朝廷的权威。特别是在“东南互保”之后，汉族地方权臣看透了满清的颟顸，开始不听号令，据土自保，武昌起义之后，北洋部队不听号令，各省纷纷独立对帝国毫无眷恋就是明证。而东北的被占，引来了后来的日俄相争以及日本窥视，可以说埋下大炸弹。说满清灭亡的大幕，实际上开始于八国联军庚子之役，实不为过。
对于最终被绞杀的义和团而言，更是无从说起的悲剧。那些底层衣食无着的乌合之众，在正常的统治秩序中被漠视、被践踏，但在在群体性的癫狂中却可以轻易找到存在感和使命感，特别是在“扶清灭洋”这么崇高的口号之下。所有的打家劫舍、残杀无辜、装神弄鬼因为有了爱国和排外的加持，便可轻而易举越过道德的界限，变成理直气壮的正义。法国大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得势、纳粹德国的崛起等，无一不是利用这种民粹心理的结果。但是无一例外，所有的民粹，最终都是以本民族的尸骨作为代价落幕。
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中国之人，上诈下愚”。其实诈和愚作为孪生德行，是并行互害的。它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粗鄙化、野蛮化，身处其中，人人受害。
2020又是一个庚子年。距离1900年那场闹剧，正好两个甲子轮回。我们今天追问历史真相，并不是为了怀古猎奇，更不是重新咀嚼仇恨，而是要反思症结。经历了三十年洋务运动，引进了列强各种先进技术和装备的满清，为什么还是一辱再辱？中国与列强的差距是科技，还是制度？屡屡被唾弃的是失败，还是野蛮？今天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比120年前更清醒？
结尾，请诸君牢记：落后不一定会挨打，但是又蠢又坏、背离文明一定会挨打。
2020/4/16-20
史料索引：
1.《清末教案》第四册，中华书局
2.《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
3. 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
4.袁伟时：《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5.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6.《己亥立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第21卷
7.《清史编年》卷12
8.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9.《晚清七十年》第4册，香港远流出版公司
10. 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
11. 《国门口两种制度文化的碰撞》，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12. 林华国：《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
13. 《义和团（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4. 《春冰室野乘》，山西古籍出版社
15. 戴海斌：《庚子围攻西什库教堂（北堂）史实再考》
16. 《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
17. 《遇难日记》，《义和团资料》第二册，
1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
19. 《晚清七十年》第4册
20.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1. 北明：《澄清历史真相—中美外交关系史》
22. 《张文襄公全集》，卷80
23. 张社生：《绝版李鸿章》，文汇出版社
24.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
25. 仲芳氏：《庚子记事》
26.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
27. 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
28.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2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