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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长文!中美关系重磅论述

【编者按】转发不代表赞同作者所有观点。
作者: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萧功秦论评(ID:xiaogongqin)

为什么中美关系近年来会走向持续恶化?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守势方的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合理对策?本文提出以柔克刚;淡化意识形态对峙;用博大宽容开明的形象,来消解外部世界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柔中有刚地保持定力。中国在四十年改革中积累的强大国力与文明资源相结合,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与智慧来应对未来挑战。

01. 上篇

中美已进入持续冲突阶段

自2019年9月美国国会以414票对0票之比,通过《台湾保护法案》与《与台湾关系法》以来,在美国许多人心目中,中国已经被错误地理解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二战时的日本是侵略中国并南下侵犯越南的法西斯国家,由此而威胁了美国利益,这才引起美国的反击,现在中国并没有侵略其他国家,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自己的主权,美国有什么理由这样打压中国?

在我看来,三大因素引起了美国对中国的对立。

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对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担忧,许多研究者都持这种看法。这确实是一个因素,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十四亿中国人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没有人有正当理由反对中国经济与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引起美国某些人的潜意识不安,尤其是那些极端反华的保守派,但不可能是众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敌人的正当理由。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在东海、南海、香港、台湾及非洲问题上的强势行动,克里米亚事件以后,中国对处于封锁困境的俄国的大力经济支持,2700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对于俄国是雪中送炭,本是中国近邻的友善的行动,却被西方理解为“邪恶轴心”的出现。此外,中国与被美国认为具有“核弹嫌疑”的伊朗的商务关系,中国对美国所敌视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的合作,中国促成南美洲的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在作为美国后院的该国,租借了被误认为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美国对此作出了过度反应,居然撤回了美国大使)。

这些事叠加在一起,让美国人错误地以为,中国正在对外进行全面的扩张,总是在有意地挑战美国,从而认为,中国已经在全球领域取代了俄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挑战者,这个理由比第一个理由更为重要。

第三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不但在强势崛起,而且是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雄厚实力、以“红色帝国”的姿态,以破坏国际现行秩序的方式强势崛起。

在美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中,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维护主权的行动,例如建立东海识别区,在南海建島,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进程、进一步整治香港动乱等种种维护主权的行动与努力,也被美国理解为“红色帝国”的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行动,从而认定,中国对周边民主地区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文明秩序,构成了威胁。

永兴岛航拍图

在美国政客的煽动下,保守派成功地把这种错误判断,变成主流社会共识。美国两党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发生严重的社会撕裂,但在对中国的这一认知上,现在却保持高度一致。

我们不少国人总是误认为,美国是资本家社会,是唯利是图的民族,美国人想到的只是做生意赚大钱,其实,这是对美国具有强烈基督教传统文化的误解。美国人在逐利的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民族,只不过他们的利益考量,与意识形态考量,一旦重叠在一起时,他们才会采取直接敌对的行动选择。

邓小平当年尽可能地避免美国人以这种方式来判断中国。他总是说,“中国不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他还说要“韬光养晦”,他还总是强调“不问姓社姓资”,从而避免激起美国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解读。这样就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在合作共赢过程中成功地增加了中国的国力,又避免了中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中美矛盾与冲突。

随着中国的经济巨大飞跃,国内高调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提升。近年来为了提升国内政治凝聚力,为了清理权力腐败,中国在国内加强红色基因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宣传教育,对十月革命的隆重纪念等等,在美国却被普遍误解为中国政治向“文革极权主义时代”回归。

中国官方近年来提出的两个“不忘初心”,虽然已经有了十九大国家领导人发表的的权威解释,那就是“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忘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但仍然被美国方面错误地、望文生义地误解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退回到“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上去的革命初心。

此外,中国前些年来为了加强政府与企业联系,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沟通渠道,在一些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建立起了中共党组织,也被误解为“党控一切”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复辟。凡此种种,就使美国公众与政府,在对中国发展产生各种疑虑的同时,增加了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

一年多以前,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已经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贫穷,落后,停滞与专制”,他号召全世界“共同抵制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表明连过去只讲务实经商,不讲政治的美国保守派,也开始讲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政治正确”了。

最近,在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的对华政策讲演中,更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中国已经在我们国境之内,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中国外长王毅

这也确实表明,美国保守决策精英层,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立场,对中国的“红色帝国”的错误定位已经成型。美国的当权者已经把中国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不幸的是,这种态势又在美国得到相当一部分民意的支持。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斯金纳,曾经在去年四月的一场电视中发表谈话,她公然认为,中国作为黄种人,无法接受白种人才具有的人权自由观,而俄国人却是可以接受这一观念的白种人。

她发出的一个明确政治信号是,美国当政者应该发动包括俄国在内的白种人,共同应对中国这样的“专制黄种人”的文化战争。美国政客公开号召俄国人,当年中国与美国联手起来,对付你们这个世界老二,现在,该轮到你们与美国联手起来。共同对付中国这个新的世界老二了。

这样,联手俄国共同对抗中国,不但有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的理由,而且加上了更严重的种族主义的色彩。

虽然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观点,在美国也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美国联俄反华战略的重要选项。

中国与美国之间现在已经进入意识形态冲突的高峰期了。在这种美国意识形态解读下,美国与中国的对立,被认为是“正义国”与“邪恶国”的较量,这就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充满更大风险的阶段。

高调民族主义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误解

美国当前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已经明确地把中国看作是继苏俄之后的美国“头号敌人”,美国精英层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以前,让中国重新回归“闭关锁国”,进入他们所希望的孤岛状态,以此来阻止中国对已经陷入困境的美国的挑战。

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中国国内高调民族主义思潮正在进一步膨胀,从若干年以前主张“持剑经商”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到“厉害了我的国”,可以看到这一思潮逐渐膨胀的轨迹。

中国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士,重新回归“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帝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情绪之间,交相呼应,相互强化。中国高调派在舆论传播上的优势地位,让美国对此产生严重警惕。

这些网络大V们,不断在强化“中国将在不久将来取代美国”,“美国与中国必有一战”之类的高调:

——十年以前已经有人在鼓吹,如果美国干预台湾事务,中国就要把西安以东的地区,划为核战场,与美国决一死战。

——某公众人物最近说,美国若胆敢公然闯入被非法划给越南菲律宾的南海海域,中国将不惜一战,中国哪怕死十亿人,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

——在中国舆论界颇有影响的某学者公然提出,未来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所谓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所谓的合作,就是合计把美国做掉。

——不久前,有一位高调鹰派学者提出,一旦中美发生冲突,美国人最怕死人,炸沉美国两个航母,炸死他一万人,看美国人怕不怕。

——为了表明中国的强硬立场,某位高调派人士公开宣称,由于台湾绝大多数人支持台独,不接受“一国两制”,所以90% 以上的台湾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在最近中美关系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有人还向社会呼吁,要赶快造出1000个原子弹,与美国对着干,中国的发展将把美国“逼回到农业国”去。

中国国内这种高调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却拥有为数巨大的支持者,普通国人在信息与国际知识方面,毕竟是弱势群体,很容易受到煽情与影响。这反过来又成为这些勇猛人士自信的资本,通过不断大言高论,来扩大自己在粉丝中的影响力,随着他们的影响力的扩大,在客观上为美国反华派不断提供攻击中国“红色帝国扩张”的“炮弹”。

另一方面,美国的极端反华势力,为了孤立中国,并从而建立起反华的“神圣同盟”,又把中国妖魔化为“新法西斯主义”与“红色帝国”的结合物。

这样,在中美之间,在强强互动的恶性循环中,彼此推波助澜,水涨船高。众所周知,历史上许多战争冲突,往往就是在这种文化误判与利益争端的恶性互动中不经意地发生的。

虽然这些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但由于中美之间的误解与猜忌本来已经很深,美国方面会作出这样的错误判断:能进行这样高调发言的人,在中国国内如鱼得水,可以通行无阻,那么他们肯定代表中国官方某种没有言明的意向。因而他们由此进一步认定,中国已经变为“要直接与美国为敌”的第二个德国与日本。不幸的是,近年来,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已经在美国普通人中变得十分广泛而深入。

美中之间正在形成强势互动

为什么中国在国力有所发展以后,会出现强势的高调民族主义思潮?其实,并不难解释,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并在国力稍有发展时,就迅速极度膨胀,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的。

中华民族幅员广大,文化悠久,在历史上备受屈辱,承受了深重的苦难,而又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强大起来了,这就会在相当一部分国民中,产生一种想通过高亢激昂的方式,把长期压抑的屈辱感予以发抒的群体无意识,这样,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高调、张扬、亢奋的民族主义。二十世纪历史上,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凡是大国,受过欺辱,突然而迅速强大起来,就会有这种悲情后的膨胀心态。

其实,在几年以前,在国内先后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就代表了这种虚骄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不高兴》鼓吹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我们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等等。该书在短时期内发行了数百万册,受到相当一部分读者的追捧。

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由于中国人百年来受列强欺侮。一直憋着一股气,既没有办法维护国家尊严,也没有办法宣泄不平之气,这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年了。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自由地充分自由地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这种社会心态,在这些民族主义看来,处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生存法则,不是和谐相处,而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它把和谐社会,和平共处,均看作是“书生之谈”与“误国之论”,书中强调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式的马基维雅里主义,为达到主体自以为“崇高”目标,可以采取不择手段的一切办法。

美国反华的极端保守势力,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与中国的高调派相比,其实高度同构的,他们的反华敌对情绪,与中国国内虚骄派之间,正好形成彼此强化的恶性互动。

从古老智慧中获启示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

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让世界瞩目的巨大国力,古老的民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但必须坦率承认,现实的中国如同一个刚刚发育,长了肌肉,充满活力但却在国际交往经验与知识方面仍然不足的少年,在如何融入世界这个问题上,中国还处于不断学习的阶段。

说实在话,在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文明中,在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挑战的方略中,以及在中国的革命文化中,都缺少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文化经验。

无论是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朝贡体制”与“天下秩序”,还是革命时代以来浪漫的“世界革命论”,或从西方国家舶来的、对外扩张主义的“海权论”,都不能作为中国人现成的认知与处理与世界关系的文化框架。

自秦汉以来,在大一统中央帝国中生活了几十代的中国人,没有与世界打交道的经验?这一论断许多人听上去很不能接受。但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是因为,自秦汉大一统以后,中国就是自认为是天下中心,中国的天下观念中,没有竞争的国际意识。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只有处于天下中心的华夏与天下边缘的夷狄的区分,在这样一种文化习惯思维中,中国人是无法培养起在国际社会中处理复杂利益关系的集体经验与能力的。

马戛尔尼跪在乾隆皇帝面前呈送“贡品”的讽刺画。
( COURTESY OF THE LEWIS WALPOLE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面对新的外部挑战,只能用“阴谋论思维”与“洋人唯利益论”思维来判断对方,这只能体现出一个缺乏对外经验的民族的精英们的思维力的贫乏。一旦发生矛盾,用中华的优越文化资源来战而胜之,或者用吾人的更优质“阴谋论”即“三十六计”来与之周旋,自近代以来,受挫折后的中国人从来就是这样思考国际问题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清代总理衙门的官员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当代某些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一百多年以前并无太大区别。

不久前,一位名嘴是这样谈论某个外国的:“这么一个小国家,资源不卖给中国,都过不下去了,还跟着别的国家对中国不好,该给点颜色了。”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中国学者不自觉的天下观念,与鸦片战争以前的道光皇帝几乎没有区别。

一年多以前,作者参观了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遗址,展厅中陈列的考古出土的一座铜鼎中,铭刻着的几句话。让作者印象深刻,这是中山国王临终前留给太子的遗言: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

临终的中山国王告诉太子,国家大了,就会不顾一切地任意而行;国家富了,就会骄横自满;国家人口众多了,就会喧嚣张狂,失去谦和的态度。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位古代国王,反而能比此后郡县制中央帝国的古人,更能总结出让我们这些处于国际社会的后人受益的深刻的警言?

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多元林立,这是一个众多国家同时并存的、竞争性的环境,相当于古代世界的国际社会,外部诸国并存的多元压力,不断地让竞争危机中的人们激发出警醒意识,这12个字就是理性的警惧意识的表现。

然而到了大一统的郡县制时代,在只有天下,而没有诸国并存的封闭环境中,普天之下,已是王土,率土之滨,尽是王臣,国际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已经不再存在,在大一统的封闭世界里,大必肆,富必骄,众必嚣,就会成为王朝精英与百姓共同的普遍思维习惯与文化心态。这就是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与文化基因。

中山国王的临终遗言,他说的十二个字,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金玉良言。

02.中篇

美国如何选择敌人:实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价值叠加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当中国人不得不进入与美国人对峙的博弈大格局之中,就必须对美国的战略文化有所认识。

所谓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就是当一个国家一旦把对手视为战略博弈对象,这个国家为应对这个对手而显示出来的的思维方式与反应方式。这种战略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相对稳定的。特定的战略文化,就会不自觉地支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影响着他们所作出的重要历史性判断与选择。

根据我的研究与观察,美国人的战略文化具有 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美国确定战略敌人的标准,是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更具体地说,只要一个国家具备了美国认定的两个条件,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上的敌对国家。

第一个条件是,美国认为自己的霸权地位与核心利益受到了对方的挑战。

第二个条件是,美国人认为对方在意识形态上是所谓的“违反人权”、“专制主义”、“法西斯”、“反人类的暴君”之类的“邪恶者”。面对这样的敌人,美国就要“替天行道”,行使上帝的使命。美国人有强烈的传教士式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因为,美国是新教移民组成的国家,他们的宗教化的理想主义,远比我们想像得强烈得多。

二十多年前的1998年,我访问过美国民主党竞选总部,记得一位女工作人员曾激动地指着世界地图对我说,“上帝对美国太好了,我们不能单独享受上帝的恩惠,我们一定要把上帝的恩惠带给全世界苦难中的人民。”她说的这些话,就是受这种“传教士理想主义”的驱使。

概括地说,美国人在选择敌人时,会是实利主义动机与与“传教士式的理想主义”动机的叠加。只要美国人把对方国家看作是挑战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时,它就在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

一般而言,共和党的保守派更多地是强调第一条件,民主党与左派更多地强调第二条件。一个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成为它的敌人;要成为它的敌人,必须具有上述的“双条件性”。即使如此,对方还必须有足够的体量,体量太小,战略影响力不大,即使美国看不顺眼,美国也不会认真对待,例如爱沙尼亚,黑山共和国,都被认为“配不上”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

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与日本的互动过程来看,美国正是认定日本符合了这两个条件,所以就把日本视为必须打垮的敌人。

1940年7月以前,美国虽然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当时的日本只符合美国人认为的道义上的侵略者这一条件,美日经济关系仍然基本良好,美国仍然每年以大量废钢铁卖给日本,并把日本所需要的海外石油的90% 源源不断地供给日本。

然而,日本在此后犯了两个战略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加入了德意同盟,成为邪恶轴心的一员。日本的第二个错误是,日本海军在1941年年中进驻了越南金兰湾,客观上对美国殖民地菲律宾构成威胁,日本的这两个举动,被美国认定是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于是把日本视为直接的敌人。

一旦两种价值重叠在一起,就会进一步引发这两个动机之间的彼此强化效应,更具体地说,明明是美国利益至上而产生的敌对,被附丽上“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道德光环。后者掩盖了前者的自私动机,美国在打击对方时,自己看上去也成了人道主义的“卫士”与“英雄”,新教传教士般的替天行道的使命感,与美国人自我中心的利益至上主义,两相结合,从而可以在美国国内形成广泛的政治动员力与同仇敌忾的号召力。

这两种价值叠加在一起,以至于连美国人自己到后来也搞不清楚,自己发动一场战争,到底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还是出于它的“自由理想主义”的使命感。美伊战争就是一个例子。

为什么美国出手没有分寸感

美国战略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当美国把某国视为敌国,美国一旦出手,往往十分凶猛,且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日常理性应有的分寸感。

例如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旦准备对日本下手,就会向对方提出很高的要价,1941年11月,美国发出了《赫尔备忘录》作为最后通牒:如果日本不满足美国提出来的从中国全境撤军的要求,美国将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日本在美国巨大的施压下,发动了妄图死中求生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其实,当美国总统下达极端施压的最后通牒时,美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出手实在太重,远远超过谈判对手日本的承受力,更何况当时的美国全国都又并没有做好对日战争的准备。当时日本可以动员近五百万军队,而美国只有二、三十万从来没有打过仗、甚至从来没有整师演习过的的军队,美国军人数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只是第十九位。现有的历史档案资料证明,罗斯福事先完全意料不到日本会发动珍珠港偷袭。

1941.12.7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为什么要么不出手,一旦出手往往出手太猛,没有分寸感?甚至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就对日本极限施压?这与美国战略文化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有关。

首先,美国决策层总是习惯于认为,自己作出任何选择,都有着强大的国力支撑。众所周知,太平洋战争以前,美国国力与军工生产力是日本的十三倍以上。这就是美国决策层自认为的底气。国力强大,使美国人认为不必为任何失策付出代价。

其次,美国认为自己对付挑战者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失败过,自美国建国以来到现在,他们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英国、德国、日本与苏联这五大挑战者,他们自认为有充分自信,也并不担心由此会产生的后果与代价。

第三,美国强势的外交文化,与美国的基督教伦理有关,一旦把对方视为自己的“邪恶对手”,认定自己是受“上帝拯救苦难生灵的神圣使命”所召唤。本国的实利主义、自由民主理想主义、宗教意识形态使命意识的叠加,会让这个民族在国力的支持下,使他们的精英,完全可以不考虑由于对外部实情了解的缺失所造成的决策疏忽。

他们后来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也很少去反思以往分寸感缺失产生的经验教训。美国大众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远不如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了解,也造成美国决策思维的背景知识缺陷。

美国两党已经把中国视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三年以前,一位对华友好的美国历史学教授,就深怀忧虑地对我说,美国对华友好的情绪正在发生逆转,一旦转过去,就基本上不可能转变过来了。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疫情的全球蔓延,由于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种种低级错误还在不断发生,美国已经有数百万新冠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上一种怪罪中国的非理性的情绪也民众中蔓延。美国民粹主义政客向中国“甩锅”,把责任推向中国,就会极大地迎合美国民间对华的非理性情绪。从而获得选票。

特朗普因疫情处理不力,对其选情极为不利,出于对2020年11月大选前的特殊政治需要,使这位具有冒险性格的另类总统认定,那怕冒一点风险,强化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对他的选情是有利的。美国太需要一个敌人了。即使爆发一场有限的战争,趁机宣布中美之间进入战时状态,都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项。

千万不要小视一个民族非理性心态在特定条件下对历史选择的影响力,新冠疫情在美国引起社会人群对中国不满情绪,包含着许多无法言明的非理性因素。它将在一定的情况下,极度膨胀发酵,一定要防止这种“负能量”心态被美国反华派利用,引发的仇华心理在美国社会的蔓延。

众所周知,罗斯福连任四任总统,不都是每次大选选出来的,而是由于宪法赋予总统在战争时期有自然连任的特权。中美关系不但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正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而正在急剧增加。

自今年以来,中美关系正在进入1941年9月太平洋战争以前几个月那种状态。令人忧虑的是,目前还看不出有任何强大的因素,在扭转这种趋势。

就在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密苏里军舰上发表演说,称“美国对世界的承诺如同1941年,美国将随时准备与任何敌人作战。并捍卫任何朋友。”“当今需要以实力求和平,”“自由国家不能坐视法西斯夺权”。

美国当权者的这些高调言论,强烈的暗示着美国那边已经把中国视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美国国防部并于2020年9月1日公布中国军力报告,美国副助理防长表示,美军随时做好准备,听命美国总统指挥。摆出了一副马上要与对手打仗的样子。

按照中美关系中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发展速度,有人说,中美之间的战争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流血事件了,一旦出现流血冲突,中美之间出现断交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双方高度不信任条件下要防止陷入两国直接战争

自从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顿使馆以来,当下美国保守的当政者已经处于主动找事的进攻阶段。

一般人都认为,中美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确实是按照常理来判断,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人类的决策理性经常会犯不自觉的错误,而在双方高度敌对的条件下,这种决策理性错误还会因对方反应的过度而进一步叠加,最后在谁也控制不了的情况下双方被迫进入战争。

历史上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双方都原以为战争打不起来,但却由于双方决策过程中出现的恶性互动而意外地发生的。作者不久前新发布的公众号《太平洋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就是分析这样一个典型战争个案。

在中美之间,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位为“威胁美国利益与安全”的“红色帝国化”的危险国家的前提下,由于双方控制不当,而从局部冲突爆发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千万不能低估。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从美国掌权精英的背景来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务次卿布拉托,国务院参谋参赞布雷克布,国防部长埃斯珀,几乎都是青一色的“西点军校派”出身。美国最重要的国务院与国防系统,已经都换上了超级大鹰派人物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概率正在进一步增加。这一点一定要引起严重关注与警惕。

恰恰正是这几年,国内“战狼式”的公共话语变本加厉,大行其道。中国那些高调派名嘴,并不是洞悉国际复杂问题的战略家,他们只是同仇敌忾的宣传家,鼓动家。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高调派名嘴对时局的判断是十分浅薄的,有是非常可笑的。

然而,高调派在美国保守派最需要与中国决裂的时候,为后者源源不断地提供授人以柄的“炮弹”。美国反华保守派可以更坚决地认为,把中国看作自己的“头号敌人”是做对了。

另一方面,美国保守派由此做出的强烈反弹,对中国的不断干扰与施压,又会不断在中国民间大众中,激发起受迫害的历史悲情,普通朴素的老百姓毕竟信息与知识有限,纷纷成为高调派的铁杆支持者,而受广大“民意”支持的优势,又不断被高调派用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何等鲜明正确。为获得更多的粉丝,甚至置国家政策于不顾,煽动民粹情绪,让中美对立水涨船高。

高调派正在做的事,正是美国致力于中美“脱钩”的保守派希望中国做的。美国保守派的漫天要价与打压,又进一步让高调派在民间如鱼如水。明智理性温和的的声音,都在国内被视为“亲美派”而被边缘化。中美之间在近年来已经陷入如此恶性循环。这种双方强强互动,温和理性派被边缘化的情况,与太平洋战争前的日美两国互动的情况已经相当接近。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最危险的,还不是台湾问题,而是南海问题。如果应对不慎,在局势发生进一步突然恶化的条件下,美国有可能会就南海问题向中国进一步发起挑衅。

要警惕美国极端鹰派可能在美国大选前采取一些极端举措。例如,美国直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要求中国从南海岛礁上撤离所有的军事设备,否则对其进行清除。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以海牙法庭的“仲裁”为依据。并以此拉拢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对付中国。

一旦美国悍然炸毁我们扩建的南海岛礁,中国可不可以通过以牙还牙的强势反应,来解决问题?中国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极限施压”来反制美国的“极限施压”?

不久前,作者在影响很大的某视频上,就看到一位颇具权威的军事学教授公开表示,如果美国悍然轰炸我南海新建岛,我们可以直接轰炸关岛美国军事基地,作为对等性报复。

如果这真的成为中国的选择,那么,让我们通沙盘推演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中国一旦轰炸关岛,那就是中美之间直接进入战争状态,这正是美国正在执政的反华保守派求之不得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轰炸关岛基地,必将刺激整个美国民意,美国政府就会像当年珍珠港事件后一样,或者像小布什当年攻打伊拉克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国会高票通过对华战争授权。

由于如前所分析的,美国人一旦把某个国家视为敌国,它所作出的反应,从来就是没有分寸感的,他如何出手,决不能根据我们一般的“对等反应”的常识推论来判断。正因为如此,下一步,美国极有可能不顾代价地把中国现有的航空母舰与主力战舰直接作为攻击对象。并妄图一举把中国海军力量在短时期里打垮。

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这势必激发中国人百年以来的民族主义的悲情与义愤,中国必须作出最强烈的反应,才能满足社会大众在民族危机时代对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中国的国力也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支持这种民族心理。中国此后作出的任何强烈反应都是可以想像的。

如果美国进一步攻击我们,我们该怎么办?这位视频上的军事学教授在视频里表示,我们将趁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去准备武统台湾。一举实现中国的大一统。

如果我们开始全面准备武统台湾这一步,美国极有可能采取以下极端措施:趁机撕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直接建立外交关系。甚至故意煽动台湾独立,刺激中国进一步对台湾动武。

如果我军进入台湾岛,下一步的可能性是什么?美国方面会出兵与中国直接打仗吗?

在这种情况发生时,美国最大的可能是,它本身并不参战,但却利用美图的高科技优势,有限封锁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用无人机控制的水雷,阻断中国与中东地区的石油通道。以迫使已经登陆的我军退出台湾。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70% 左右的石油必须从中东输入,一旦供给中断,后果堪忧。根据美国现在的科技能力,美军无人机完全具有自动识别中国油轮的能力,用自动识别器制导的水雷攻击中国商船与油轮,不炸其他国家通行船只,在技术上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中国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是否可以用原子弹去炸美国本土?中国有600枚呢。然而现实情况是,美国至少有6000枚。比中国多十倍。

再下一步呢?可以调侃说,再下一步就是双方需要用石头和木棍了。不过是可能在50万年以后。

这种赌国运的前景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

这位军事学专家不知是不是想到过这些问题。但愿这位专家仅仅代表他个人不成熟的意见。

有人说,美国连朝鲜这样的有核小国家都不敢碰,他们怎么可能与中国发生战争呢,其实这又是错误的判断。过去几年里一些高调派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的。

实际情况是,朝鲜国力太弱,根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对美国的自认为的霸权地位与实际利益构成真正意义的挑战。

其实,美国对于朝鲜的存在,实际上是无感的。正如一个哪怕疲惫的大象,对于有刺的蜜蜂,也不会有多大兴趣一样。

中国则不同,中国被认为是一个 “刚断奶的战狼”,却不自觉地唤醒了一只“沉睡的老虎”, 在美国看来,中国有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的野心,威胁现行世界秩序,虽然这只“老虎”早已经没有过去的年轻态。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看来,在真正强大起来以前的中国,才是它必须对付的敌人。

还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从这次疫情来看,美国社会内部分裂得很严重,一旦与中国开战,美国社会内就会分成主战派与主和派,像美国这样一个分裂的多元社会,是无法形成统一的战争意志的。

这又是对美国战略文化的不了解,珍珠港事变后的美国就是明证,一旦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中国是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红色帝国”这样一种社会偏见,一旦进入中美战争状态,美国所具有的内部聚结力与战争动员力也会异常发挥,这是值得警惕的。正如当年“珍珠港事变”以后的美日太平洋战争一样。美国战争鼓动者正需要一场战争来重振美国经济,正如1929年经济危机后,认为太平洋战争重振了一次大战以后的美国经济一样。

柔性冷战也并非好的选择

直接军事对抗对于双方来说,都充满风险与巨大的成本代价,大型战争对抗的概率,如果有意识地控制,毕竟较低,那么,轻度的软对抗将会如何?

这种冷战式的软对抗,将在军备竞赛中极大地消耗中国的财力与物力,苏联就是在冷战时代的长期软对抗过程中被拖垮的。

这种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实施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目的。也恰恰正是美国反华保守派通过低成本遏制中国发展所希望的。

另外,美国还可以在“软对抗”过程中借刀杀人,例如鼓动印度充当马前卒,与中国进行边境上的的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印度是大国,其国力在近十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与印度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与冲突,由于双方都有巨大的战略纵深、资源与人口,双方都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那种战争将是持续许多年的,甚至没完没了的。中印战争是美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甚至可以通过中印之间持续多年的消耗国力的战争,来不断削弱中国力量,印度一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吃亏,由于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军优势,美国还有可能鼓动印度对中东地区的霍尔姆兹海峡到印度洋的中国石油船只进行封锁与威胁,美国将由此渔翁得利。

美国还有可能利用它的资源,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曾经有过的矛盾,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包围。除了印度以外,俄罗斯、朝鲜、蒙古、越南、日本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拉拢对象。实际上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

成熟的中国面对挑战要有足够的定力

在上篇中,作者分析了中美恶性互动的各种原因,本文是中篇,作者旨在于对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进行解析,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博弈对象的特点与反应方式,在本文里,作者还指出,直接发生中美硬碰硬战争与全面冷战,都不是合理的选择。

所有这些分析,都是为下篇中提供的建议,作一些分析准备,在下篇中,作者将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提出一些个人建议。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中国是一个久经苦难并坚忍不拔的民族,我们爱好和平,珍惜二百年来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这四十年来的长足发展的国运,四十年来的发展,也让中国不再是一个弱国,我们完全有理由保持充分的自信与足够的定力,来迎接未来的挑战。

03.下篇

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的上篇里,我分析了美国误把中国视为正在崛起的“红色帝国”,从而美国与中国之间正在形成恶性互动。

在中篇里,我指出,根据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美国在判断战略敌人时,是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本位主义”与“基督教道德理想主义”两种动机的叠加,只要对方体量足够大,被美国人视为挑战了该国的重大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符合“两条件论”,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对于战略敌人,美国人一旦出手,往往是没有分寸的。

中篇还指出,无论是直接发生中美战争,还是中美之间陷入长期柔性冷战,对双方都不是合理的选择。中国与美国不能赌国运,我们必须理性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基于以上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本篇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就是要如何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避免中国的比较劣势。在我看来,中国人必须考虑到处理中美关系的五个大的原则。本文并不涉及具体策略问题。仅就这些比较大的原则,提出一些个人初浅的看法。

理性地对待美强中弱的客观态势

在审视中美博弈大格局时,要先立其大。也就是要从力量对比的大局出发来看问题,这个先立其大,包括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美强中弱。第二个要点是,美国不是铁块一块。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四十年以前,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仅300美元的、几乎处于完全闭关锁国状态的后发展国家,中国的起步基础就是很薄弱的,虽然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取得很大的历史性进步,中国与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在国力上的差距已经缩短,但在中美博弈中,无论从基本国力,高科技力,文化力(话语力)、资源动员能力、军事力、国际统筹力等诸多方面,对方都是强势方,我们是弱势方。

对这种强弱对比的认识,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础。任何有点常识的人,只要不被亢奋的浪漫激情所支配,而是尊重客观事实的,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万不可让虚骄民族主义与“厉害了国”的浅薄的大言高论,来模糊了这一基本认识。这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本点。

第二个要点是,应该看到,美国内部并不是铁块一块的。这就让中国在审时度势的前提下,有相当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从高层层面来看,美国虽然有极端反华的超级鹰派,并且现在正执掌了一些关键部门的权力,有着看上去十分强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总统与极端强硬派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特朗普对于极端保守派军方,仍然有意识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就在不久前(2020年9月),特朗普就在白宫公开发表言论说,“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可能并不喜欢我,军队高官只想发动战争,让军火商谋利”。“他们满脑子只想打仗,让那此制造炸弹飞机的公司都保持快乐。”

特朗普说这些话决非偶然,因为特朗普并不希望被军方的好战派绑架,他作为一个务实的商人政治家,与固执于保守意识形态的军方并不完全一致,他也多少意识到中美极端恶性互动与两败具伤,会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只是他在极端施压时,不愿意让对方知道这一点。

其次,虽然美国反华派确实想孤立并斗垮中国,但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美中在四十年合作中,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与各自的比较优势的不同,具有极大的经济合作的互补效应。双方在经济合作中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美国有着为数众多的由高科技精英、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构成的对华理性温和派。

就以美国芯片产业而论,中国是美国芯片业的最大的买家,如果失去了中国这样的大用户,以高投入为特点的芯片产业就得不到高回报,这一产业就难以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美国高科技产业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度是很高的。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的彼此嵌入程度也很高,四十多年来,中美贸易增加了250多倍,支撑了美国260万个就业机会。7万多家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在赢利。中美经济不可分的密切利益与互补关系,这是美国对华温和派希望与中国关系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这些都是支撑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积极因素。

虽然,在目前的情势下,在美国现在的反华气氛中,这些理性温和派不便站出来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客观理性的言论,因为他们感到麦卡锡主义的威胁。二年前,我参加一个中美双方学者都参加的讨论会,一位美国朋友当时就告诉我,本来美国有许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都答应参加这次会议的,但后来都取消了行程,原因是,他们担心会在美国被视为亲中国的“美奸”。这种现象表明中美关系恶化的程度。

然而,只要中国持之以恒地保持理性的克制态度,随着时局的变化,一旦中美关系有缓和的气氛,经过一段时期的良性互动,他们就有出来讲话的意愿。并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从而有效地制衡极端保守的反华派。

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希望中美友好的广泛阶层,这是中国在博弈中的一个有利条件,但这个有利条件必须在中国不被认为是“红色帝国”的前提下,在双方并非剑拔弩张的气氛,并保持足够缓和的状态时,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相反,一旦在意识形态上双方进入硬碰硬恶性互动,在美国“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就会使美国内部的务实温和派,不得不受到极端派压制,这种有利于中美良性关系的美国多元性的制衡力量就会失去其影响力。

基于同样的道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政治家,在意识形态政治淡出的情况下,会按商人的逻辑,在商言商,就事论事地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与协商,解决彼此的矛盾分歧,正如几年前那样,他甚至会超越美国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称赞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但在意识形态冲突强化的条件下,他会摇身一变,扮演成反对“红色帝国”的美国“英雄”,两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已经表明他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格。

中国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中美经济与文化、社会合作的加深,美中两国都有着巨大受益群体,中美之间具有结构性的矛盾一面,也有结构性的融合的一面,正确的做法,是促进、鼓励、加强结构性的融合,以此来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

以柔克则,以静制动发挥"水"的柔性智慧

基于对中美博弈大局中,美强中弱与美国多元性的判断,中国方面合理的对策,只能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理性内敛,而不是以牙还牙的硬碰硬对决。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在强弱双方的对峙处于白热化的危机状态下,弱势方以柔克刚的好处是,在保护本民族利益的同时,避免过度刺激对方,引起强势对方作出缺乏分寸感的过度反应。

原因很简单,强者一旦作出强烈反弹,由于它掌握更强大的资源与动员能量,足以利用其优势,产生对弱势方不利的效果。重则伤国本,轻则不得不被对方拖着走,中了对方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圈套。

在这种情势下,弱势方的中国,尤其是要避免擦枪走火的流血事件,因为这会为对方反华派提供强烈的、无分寸的反弹的借口。

当然,以柔克刚,决不是放弃斗争,而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基础上,坚持原则,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关于这一点,本文后面还会谈到。

所谓以静制动,就是要忍辱负重,知其雄,守其雌,低调稳健,据理力争,对于对方的挑衅,不必事事作出对等性反弹。

因为对等性反弹,反而会落入对方强迫中国与世界“脱钩”的陷阱。“养锋锐以和平,戢嚣张于坚定”,争取在时机成熟时,来促使局势峰回路转。

从目前大趋势来看,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很大,一旦特朗普继续连任,选票因素不再存在,通过制造紧张局势,通过刺激美国国内“爱国主义”的方式,来挣取选票的政治手腕就不再有用,而通过与中国合作来振兴美国经济,对于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来说,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中美关系仍然有着转圜的机会。但关键条件是,此前没有发生重大的、不可逆转恶性事件。

在美国大选以前的这段时间内,是中美关系充满危机的时期,一定要用我们的理性与智慧,以博大坚毅的襟怀,防止高度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

淡化意识形态对峙就事论事,用常识说话

正如上篇与中篇所分析的,中美恶性互动的根本原因,是从奥巴马后期到特朗普执政期,美国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判,触动了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主义,形成这两大动机之间的相互强化效应。

正因为如此,解决矛盾的一个关键是,我们中国人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不要把中美矛盾简单地上纲到“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对峙与冲突。要就事论事,“在商言商”,用常识说话,避免用高调的意识形态思维,来处理复杂错综的具体矛盾。不可让对方借此强化“中国是红色帝国”的刻板印象,不要用“革命”意识形态来对抗“反革命”意识形态。

其次,用传统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中美冲突,从逻辑上说,那就一定会让一些人顺理成章地要在国内找“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找国内的“第五纵队”与“亲美派”。

文革时代的极左民粹主义,就会在社会上被重新激活,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华侨、留学生,有海外亲属者,都会成为被打击对象与“亲美嫌疑”,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与连锁反应,将会导致全社会政治生态失序与社会失控,反改革开放的极左民粹主义思潮,就会乘势如虎添翼地恶性膨胀。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文革式的的历史倒退。

如果我们沿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来解读中美博弈,美国则会认定中国是在动员全世界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国际帝国主义”,这样的双方恶性互动,会变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美国保守反华派则如鱼得水,会以此来“证明”中国是“复活了的红色帝国。”

即使从博弈论的从成本与效益核算出发,这样做的“性价比”也实在太低,是很不值得的。

正因为如此,处理中美关系的方法原则,就只能是尊重多元,尊重常识,如果双方都能用常识理性来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能在常识领域,找到彼此的同类项与公约数,就会发现通过彼此的妥协,实现合作共赢,才是最有利的选择。

只有晓之以情,喻之以理,在面对分歧时,双方都要尽量避免使用骂街式的、恶化彼此情绪的攻击性语言。中国人只有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才能化解畛域,争取到广大美国人民的理解与同情。

此外,特别重要的是,在中美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要警惕在受到比较大的压力时,本能地陷入“刺猬式的自我退缩性的反应”。

所谓“自我退缩性反应”,就是在外部强大压力下,弱势一方本能地因紧张而退缩,如刺猬一样,进入封闭的状态,以此来获得自我安全感。

更具体地说,就是在美国的对抗压力下,中国采取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重新全面自我封闭,并强化左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宣传,以此来作为自我防御的手段与对策。

“自我退缩性的防御反应”所导致的自我封闭,以及由此造成在中国的全面“脱钩”,正好是美国反华保守派所希望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层对此都有明确的清醒的认识,中国决策层提出,“要用高层次的开放,来促进深层次的改革。”中国领导层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是十分正确与有远见的智慧之举。只有高屋建瓴,阔视远想,才能击败反华派迫使中国世界脱钩的图谋。

用新的政治话语来消解西方“红色帝国论”的误解向世界展示中国博大宽容与开明的形象

中美关系恶化的关键,是美国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定中国正在走向“红色帝国化”,要消除西方对中国是“红色帝国”的误解,可以通过使用西方人能理解的新的政治话语。

这种政治话语,一方面,要表达中国与世界文明相互融合,中国并不是西方某些人想像的世界文明的“异类”,中国与世界各国追求并共享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另一方面,要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本民族追求现代化与人民幸福目标的重要性。

应该明确指出,中国决不是西方人误以为的“红色帝国”,所谓的红色帝国,在西方人的语境中,指的是这样一种体制,即通过世界革命、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统制经济的方式,以暴力革命方式,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目标的革命体制。

然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的中国,通过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对外开放,以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并拥抱全球化,在意识形态上,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取代了过时的教条主义。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中,创造未来,中国根本不是某些西方人心目中的冷战时代的“红色帝国”了。

中国决非西方人误解的“红色帝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共领导人的重大理论表述中看到。在2018年5月“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篇由政治局全体委员出席的隆重大会讲话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执政党人对世界的看法。

这篇讲话充满了新时代的精神,在整篇讲话中,超越了“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超越了“唯暴力革命论”与浪漫的“世界革命论”。

讲话中还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述,还论述了中国与世界融合的大趋势不可阻挡,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交往的世界性,各国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里,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这是何等鲜明的新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新表述,都充分表达了中国人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决心与意志。

我们应该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处理意识形态与外交与国际事务的关系,化解国外对中国正在以“红色帝国的方式”崛起”的误解与担忧,为重塑中美关系,提供指导思路。

西方人最大的误解是,把中国的一党领导下的体制,视为“极权体制”(Totalitarian regime),这个概念把列宁主义、斯大林、法西斯主义,都用“一党政治”来概括,并将它们混同为同一类体制,从世界政治学领域来看,西方保守派人士的知识谱系中,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党领导体制,都被理解为“极权体制”。这种观念在西方政治学与意识形态中是一种主流观念。必须对此有中国人的回应。

如何化解西方人对中国现行体制的误解?可以向全世界说明,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改革以前的旧体制,转变为一种“发展型体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需要政府具有强大的权威,以保证转变时代的政治稳定与经济进步,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邓小平以来,通过执政党的铁腕,通过解决八九风波与邓小平南方讲话,先后让体制内的极左派与社会上的极端自由派思潮,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并迎来了经济改革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国的成功,正是这种“发展型体制”的成功,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种体制是中国人改革开放鲜活实践的产物,却在国际政治学中,尚没有予以充分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会一步一步在自己的经验摸索中,找到符合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中国将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将来的中国也决不会变得和西方一样,中国这样一个如此体量的、有着厚重的本国文明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它的社会主义民主形态,当然有着本国的特色。其中也包含着革命时代积淀下来的新文化特质。

至于未来中国民主采取什么形态,这是中国人在探索过程中集体经验的结晶,这一切还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还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描述,但肯定包含着人类的共同经验与本国经验的结合。

更具体地说,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行体制,就是一种在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中摸索出来的、尊重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多元的、用常识理性为基础的“发展型体制”。(在中国民间,也有学者包括作者本人,称之为新权威主义。)

当中国人用“发展型体制”的话语,而不是用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话语,来应对西方挑战,并处理中美关系时,就会有几个显著的优势。

——首先,它强调政府保持强大集中性权威,是为了超大型国家经济整合与社会发展稳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浪漫的“世界革命”的组织需要。这种权威是一种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旨在于引导与整合资源的权威。

这种话语思路比较能够得到西方社会大众的理解,让他们摆脱反华保守派意识形态的煽动。几年前,一位西方记者在电话采访作者本人时,作者提到新权威主义的这一优势,这位记者说,你这样说,我们美国人就能听懂了。这表明这种论述,在西方社会是可以被理解与可接受的。

—— 其次,它保持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治理的方向感,而这种民主方向,并不以西方式的民主为归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西方简单的一人一票大选式的民主,很难避免广场民粹主义,中国的民主,是一种旨在于集思益中形成的集体经验。

这样,中国就不是世界是的异类,而是人类文明殊途同归的兄弟。中国民主的发展也将为世界处于西方民主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物。

—— 第三,这样的表述,淡化了意识形态对峙。对消除西方人的“红色帝国”的迷思(Myth),具有积极意义。

这种中国特色的发展型体制,强调了民主、自由,法治、公平的精神是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同时,又强调了集中统一领导在在实现民族富强的现代化目标这一阶段的历史必要性,这就一方面赋予中国“发展型体制”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保持本国政治的特色的同时,又满足了全世界对中国未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期待。中国将被世界更好的理解。

中国决不是世界政治的孤岛,中国将被全世界更加友善的理解,它所造成的双方理解,也会以成为中美重塑新关系的桥梁。

要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真心维护者,中美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中美之间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通过坦诚谦和的方式,而不是彼此骂街式的对抗,与美国与世界各国对话,持之以理,感以至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能够化解轸域,别开生面。重塑中美之间的新关系。

退而言之,这样的话语表述,并不意味着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会由此消失,但至少这种利益冲突不再与意识形态冲突叠加在一起,而火上加油。这种对立的剧烈性将大为减弱。

柔中有刚,保持定力

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既不能高调,也不应自我妄自菲薄。首先,中国已经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以前的那个老大弱国,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国力与社会凝聚力,来应对外来挑战。中国入选全球500强的公司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中国国力已经可以与美国相比,而在于,中国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

只要中国不要因战争而中断自己的进步趋势,中国的比较优势将持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间在中国一边。

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个有望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具有世界上唯一齐全的产业门类,中国经济实力,中国的社会动员力量,政府的组织力量与军事力量,都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让世界印象深刻。这些都是中国的综合国力的体现。

其次,如果已经成为敌对方。一旦向美国示弱,一味退让,反而会让美国人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反华派也会更没有分寸感。这将与事无补。

第三,美国本身也有其严重的内部矛盾与困境。美国的民主也确实陷入到保守的民粹主义与激进的平等主义之间的严重价值冲突危机之中,美国社会的撕裂状态,是前几十年所没有的。

其次,大选前的美国正面临一场宪政危机,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说,特朗普一旦败选后,将会拒绝交权,拜登则表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将运用军队把特朗普送出白宫。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有多高是个未知数,但美国本身的危机也使这个国家并不如我们看上去那么强大。这与当年罗斯福总统应对日本帝国时的美国内部团结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美国的极端反华派竭力想与中国脱钩,但在中美利益相互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下,脱钩主义是两败俱伤之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所需要的工业品大部分来自中国,美国的农产品与高科技产品也无法卖给中国,高科技的高投入性质得不到高回报,也无法支撑。这些不利因素也是致命的。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必须必须有足够的自信,沉着应对,柔中有刚,不主动刺激对方,又在对方主动出击时,表现出自信与勇气。

西方有一句俗语,“刺刀碰到石头,也会缩一缩”。在双方博弈中,处于暂时的弱势方,也应具有这样的态度。

以柔克刚,体现的是水的智慧,水的智慧并不在其柔弱,而在于水滴石穿中体现的持续的“时间优势”。

以柔克刚,与柔中有刚,如何刚柔并济,两者如何统一,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写在书写历史的时刻:保持信心,走向美好的未来

有朋友问我,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的回答是,总结两千年帝制文明史,两百年近代中西文明碰撞史,与四十年改革开放史,中国应该走低调的、务实的、开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导向的发展之路。更具体地说,那就是尊重社会多元,尊重常识理性,摆脱陈旧意识形态干扰,超越文革式的极左老路,超越西式极右的邯郸学步之路,超越高调的、好大喜功的虚骄的民族主义。通过中道理性,出走中国富强之路。

这样的路,相信能够凝聚中国社会最广大的社会共识,避免社会分造成的意识形态分歧为基础的社会撕裂。

尊重常识,尊重多元,理性中道,超越极端,在尊重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海。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应该是我们铭记在心的古老的中国智慧。

中国作为一个超级规模的后进大国,在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之后,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融合世界,确实还处于漫长的学习阶段。

中国人爱好和平,勤劳刻苦,通情达理,有足够智慧的民族,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在世界各文明的合作共生中,合作共赢。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勇气,走向美好的未来。

中唐诗坛:三大门派恩仇录

作者:少年怒马

电影《东邪西毒》

01

805年春天,长安。

一个叫牛僧孺的年轻人,来到一个大宅门前。门口停满了宝马香车,人来人往,牛僧孺整整身上那件掉色长袍,递上名片:

你好,我预约了刘大人,前来拜访。

保安一看台头是个白身,诺,门口接待室等着吧。

牛同学从上午等到下午,长安城暮鼓敲响,还没看见刘大人的影子。他摸摸背包里的诗文,一气之下夺门而去。

等刘大人忙完,才想起今天还约了这个小伙子,再去寻找,早已没了人影。刘大人哈哈一笑,并没有当回事。

这个刘大人,是当时的御史中丞,名叫刘禹锡。

02

在唐代,御史中丞往往是宰相的预备人选,当时的刘禹锡才32岁,为什么能做这个高位?有必要交代一下。

御史台是中央行政检查机关,对皇帝负责,权力非常大,可以罢免任用官员。御史台员工层叫监察御史,一把手叫御史大夫,二把手就是御史中丞。

但在中唐,御史大夫往往空缺,这二把手,就是实际的一把手。

刘禹锡刚进御史台,还是一个职场菜鸟,但他运气实在太好。当时正赶上皇帝换届,刘禹锡就进入了太子李诵的政治集团,李诵即位,庙号唐顺宗。

可是,唐顺宗一点也不顺,刚一上位就瘫痪在床,国家大事全交给原来的太子侍读王叔文。

王叔文很欣赏刘禹锡,一通操作,让他做了御史中丞。

从一个小小的县尉(类似现在的县公安局局长)到御史中丞,刘禹锡只用了四年,这是火箭速度。

从他后半生长达23年的贬谪生涯看,他一生的好运,全用在这几年了。

在他的团队里,还有个叫柳宗元的好兄弟,他们春风得意,风头无二。中唐第一个门派闪亮登场,江湖人称“刘柳”。

此时的刘柳一定不会想到,他们现在对牛僧孺的爱答不理,日后将变成高攀不起。

“小牛同学,我看好你!

说话的是一个38岁的中年男子,身材稍胖,短胡子,不怒而威,正是大唐文坛的又一掌门人,名叫韩愈。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二大门派——“韩门”。

03

韩愈这样的大咖,为什么要把一个穷小子拉进他的朋友圈?除了小牛同学有才华,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让我们回到两年前。

彼时,韩愈是大唐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教授,他正在掀起一场古文运动,一篇《师说》,一篇《论天旱人饥状》,让他坐上大唐第一名师宝座,在上进无门的年轻人群体里,韩愈是名副其实的KOL。

那篇揭露社会阴暗面、让朝廷减税的《论天旱人饥状》,为韩老师赢得了一片叫好,和朝廷汹汹的怒气。

一道圣旨劈下来,把他贬到广东阳山,韩愈南下务工,职位是阳山县令。

韩大掌门与刘柳双雄的嫌隙,由此开始。

贬谪途中,韩愈越想越不对劲:虽然文章是我写的,可是去关中旱区做市场调研,是你刘禹锡柳宗元提的议,为啥我这么惨,而你俩不降反升?于是提笔写道:

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

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

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否?

……

一年后,韩愈表现不错,朝廷开恩,让他去做江陵最高法院院长。可是上任途中,又遭到一位湖南观察使的阻挠,这个官有多大呢?大概比现在的副省长略低一点,他的名字叫杨凭。

杨副省长是怎么阻挠韩愈的,历史记载比较含糊,只知道他确实阻挠了。

有趣的是,杨副省长很快也在斗争中下放,惨兮兮写诗:

云月孤鸿晚,关山几路愁。

年年不得意,零落对沧洲。

不过,这时的杨副省长也没想到,“零落对沧州”的不止是他,还有他的女婿——柳宗元。

故事到这里,韩愈与“刘柳”的嫌隙进一步加深。

他在《永贞行》写道:

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

……

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

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

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

……

太上皇的棺材板还没钉上,这帮小人就篡权了。他们夜里密谋勾结,第二天就能当大官。白天公然大肆受贿,珍珠堆满金盘,我们这些正直的人,能做什么呢?

从后来韩愈与刘柳的伟大友谊来看,这里的“小人”不包括刘柳,但矛头对准的,确实是刘柳的队友。

请注诗名里的“永贞”二字,这是唐顺宗的年号。王叔文掌权后,带领“刘柳”一帮人,开展了一系列革新运动,就称作“永贞革新”。

今天来看,这场半路夭折的革新运动,对朝廷并没有什么贡献,却暴露出这帮人幼稚的政治水平。在夺权的阴影下,他们用人没有把关,演变成一个争权夺利的小帮派。

植物人唐顺宗很快让位、死去,新皇帝唐宪宗上位:革新?革个毛新,还是革你们的命、革你们的职吧。

小帮派两大头目王叔文、王伾被杀,其他八个人,贬到蛮荒之地做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后面的事大家比较熟悉。刘禹锡被贬到朗州(今常德)作司马,唱着“论成败,人生豪迈”,开始了他的诗豪生涯。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在那个“千山鸟飞绝”的地方“独钓寒江雪”。

晚唐罗隐有一句诗,写诸葛亮壮志未酬的,我觉得简直为“刘柳”量身定制,叫做“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他们有才华、有胆量、有改革的决心,可惜运气实在太差。

刘柳下课了,韩老师门前,却敲响了上课铃。

04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课堂的向往。穿过幽暗的岁月,来到国子监的讲堂。

熬过贬谪生涯,韩愈回到长安,大开门庭,全面扩招。

对待被刘禹锡忽视的那个牛僧孺,韩老师放下身架,亲自登门拜访。还策划了一场事件营销,在牛僧孺门口写上几个大字:韩愈来访牛僧孺,不遇。

这太给面子了,牛僧孺从一介白身一夜爆红,登上大唐头条。

苦吟派大当家前来拜师,用“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敲开了韩老师的大门,他叫贾岛。

韩老师未及关门,一阵阴风吹来,门外立一人,正是鬼才李贺,他带着雁门关的杀气,使出一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穷瞎子”张籍来了,一见面,就亮出“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那是名镇江湖的杜甫心法。韩老师激动不已,来来来,话筒给你。

还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孟郊,也来了,韩老师赶紧擦擦椅子,轻轻推过去——这是第二把交椅。从此,韩门弟子多了另一个称号,叫“韩孟”。

不过,当时的政坛波诡云谲,人事交错,韩门弟子并非固若金汤。

那一天,韩老师正在点名,一个个都答了到,他又点出一个同学:

“李绅”

没人说话。韩老师瞅着一个空座位:

“李绅呢?”

张籍从椅子上站起来:

“报告老师,李绅转校了。”

“转哪儿了?”

“白居易刚办的新乐府补习班。”

韩老师眼睛一瞪:

“把他给我找回来。”

张籍支支吾吾:

“韩老师……我也想转”

没错,这个李绅,就是“锄禾日当午”那位,因为这首诗太过出名,我们印象中的李绅,总是一个苦哈哈的老农形象,然而都是假象,后面会说。

李绅逃离韩门,促进了另一门派的崛起——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新乐府门派。

05

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李绅是逃离韩门?

这要从韩愈写《师说》的前一年说起。

那一年,李绅作为一个落榜生在长安游荡,睡网吧,吃泡面,经常在青楼大道吟诵他的诗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好诗!”

一个叫吕温的人说道:“我帮你推广。”

吕温这么说,也这么做了,在大唐御史台诗友群里,他每天都用这首诗刷屏,还给他站台:我看这个人啊,以后必做卿相。

原话是:“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

刘禹锡:嗯,不错。

柳宗元:牛掰!@老韩,你觉得呢?

韩愈沉思良久,发来一句话:

我已经给他报名科考了。

都是爱才之人啊。

这一年,韩愈向主考官推荐了十个优秀青年,六人中榜,其中一个就是李绅。

加入元白补习班,当然要备上见面礼。

这不难,不就是写诗嘛,刷刷刷,李绅出手就是20首,装订成册,名叫《乐府新题》。

如今李绅的《乐府新题》20首早已遗失,不过从他《悯农》里“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一句,不难猜出大概风格。

一下子来20首,元稹太高兴了,马上响应,写下《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白居易更激动,丢过来厚厚一沓:《新乐府》50首。

这里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

有“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的《杜陵叟》;

有“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的《红线毯》;

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秦中吟》。

中唐诗坛,一个强大的门派缓缓崛起,他们用古乐府诗的形式,针砭时弊,反映现实,校门口是白掌门亲手题的牌匾,叫“新乐府”。

前面说,张籍也要转学。韩老师是什么心情,我们不能乱猜。但扒扒韩愈和白居易的诗集,发现三首小诗,很有意思。

某个春天,韩愈约张籍、白居易在长安曲江见面。张籍来了,白居易却放了鸽子。

事后,韩老师赋诗一首,题目叫《与张籍游曲江,寄白居易》(原题太复杂我简化了)诗是这样写的: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重点在后两句:

曲江景色这么好,老白你忙啥呢不过来?

白居易回信,题目叫《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

韩侍郎即韩愈,张博士即张籍

我院子里樱花开了,在家玩呢。曲江人挤人,路况不好,我才不去凑热闹。

韩愈:……

很久之后,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白居易主动向韩愈示好,题目叫《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寄之》:

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

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

老韩啊,你不鸟我,我是知道的。你是大咖,是干大事写大文章的,哪看得上我写小诗的。

韩愈:……

以上这些,如果算是文人之间的小摩擦、小玩笑,正如白居易所说是“戏言”,那也无伤大雅。

可是后面发生的事,对刘柳、元白、韩孟来说,就是真正的考验。

06

这一年,淮西叛乱,朝廷大军讨伐。

行军大元帅,是一个叫裴度的人。这个人很少写诗,大家可能不熟悉,只要记住他是个大牛人就行了,当时人们对他有个称号:“郭子仪再世”。

中晚唐有名的大诗人,很多都受过他的影响。

韩愈就是其中一位。

去淮西平乱,裴度让韩愈做行军司马。韩老师不负众望,出谋划策。那一丈打的猛如虎,淮西很快平定。

朝廷终于在藩镇面前扬眉吐气一把,唐宪宗龙颜大悦:升职,加薪。

裴度,搬进了宰相办公室。韩愈,换了吏部侍郎的名片。

众所周知,韩老师为人又刚又硬,他要是只想当官,就不会是文坛大宗师了。

吏部侍郎的椅子还没坐热,就发生了迎佛骨事件,简单说,就是唐宪宗佞佛,求长寿,劳民伤财大搞佛事,韩愈用一篇《论佛骨表》,把唐宪宗骂得狗血淋头。

真是吃完一堑,还有一堑。

这篇文章,给韩老师赢得一张开往潮州的船票,更苦的贬谪生涯,即刻启程。

他在给侄子的告别信里写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不过请放心,这一年,韩大掌门的这把老骨头还硬朗,收骨的人是刘禹锡。

几乎是同时,刘禹锡的老母亲去世,在扶棺返乡的路上,又得到柳宗元去世的噩耗。

刘柳派一生一死,韩门大当家流放潮州,这时的孟郊也已去世好几年。

两大门派,寂寥萧条。

与之对应的,是“元白”门派再创巅峰。

在这两年里,白居易如愿以偿调往杭州,一边风花雪月,一边勤政为民,现在西湖里的白堤,就是他的杰作。

元稹和李绅双双担任翰林大学士,与李德裕一起谈笑风生,人称“三俊”。

还记得开头那个叫牛僧孺的年轻人吗?现在,该他出场了。影响中晚唐所有诗人命运的“牛李党争”即将开始。

07

“牛李党争”背景非常复杂,牵涉人物众多,持续长达40年,很难在短篇里讲全面,可它确实事关诗人们的命运。有必要简单聊几句:

在唐代,门户出身还很重要,一个人能不能做官,才华倒是其次,重要的是拼爹、拼爷、拼家谱。李白为什么没有参加科举的资格?因为他是商人家庭。

到了中唐,人们越来越发现这个风气的弊端,阶层都固化了,还奋斗个毛线。黄巢为什么造反?不造反不行啊,出身不好,一身才华没处用。

怎么打破固化的阶层呢?科举改革。改革的目标就一个:打破豪门垄断,公平竞争。韩愈一辈子都在忙这个事。

这样一来,科举就变成了门阀贵族与新兴庶族之间权利斗争的工具。

公元821年,矛盾终于激化。

这一年抓科举工作的两个人,一个叫钱徽,一个叫李宗闵。考试结果出来,中榜的考生刚要开香槟,一道圣旨下来:重考。

上书要求重考的,是元稹、李绅和李德裕,他们一口咬定这次科举有猫腻。你是不是有个疑问,李绅不是庶族代表吗?

事实是你想多了,李绅是货真价实的贵族后代,祖上是跟唐高宗李治混的。他可以为劳苦大众说话,但并不代表他会为此放弃政治资本。

有趣的是,这次重考,主考官是白居易。重考的结果是,钱徽、李宗闵确实徇私枉法,上榜的都是他们这一派的亲戚,这是实锤黑幕,二人都被贬谪。

元稹、李绅,属于是李德裕战队,李宗闵属于牛僧孺战队,“牛李党争”的第一枪正式打响。

请注意,历史上大多党派斗争,都不能简单粗暴地划分好人坏人,那是脑残影视剧里才干的事。

就像王安石变法。新党王安石、旧党司马光,不新不旧苏东坡,谁好谁坏呢?

大老板宋江站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下,说我们只杀贪官,不扰民,可他管不住李逵的大板斧。

牛李两党也是这样,都有君子,也都有小人,还有人既是君子也是小人。

连后来的唐文宗也抓狂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这是牛李党争的开局,李党胜出。

李德裕晋升为御史中丞——就是刘禹锡风光时的岗位。李绅获赐紫金鱼袋,任中书省舍人,元稹晋升副宰相。

连白居易也跟着沾光,调往长安,走马上任中书省。

紧接着,是两党的白热化斗争。

元稹指着裴度的豪华办公室,先喊出他的小目标:宰相,我要当正的。

李绅紧随其后,指着韩愈义正严辞:韩书记要给我汇报工作!

是的,此时的韩愈也已调回朝廷,任京兆尹,类似长安市委书记。

眼看双方就要砸电脑掀桌子了,一个阴险的声音传来:

都别争了,谁当宰相,我说了算。

说话的人叫李逢吉,他的身后,站着一个更大的势力——官宦集团。

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宦官干政一直是晚唐的毒药,他们权势熏天,连当时的皇帝唐穆宗就是宦官扶持上位的。

但宦官再厉害,也不能当宰相呀,这不合礼法。

咋整?

很简单,扶持听话的上位。

李逢吉不是宦官,但他跟宦官是战略合作伙伴。为了抑制势头正盛的李党,由李逢吉出面,扶持牛党。

这个牛党宰相不是别人,正是牛僧孺。

这一局牛党胜,李德裕、李绅、元稹、裴度,统统下课。

这次冲击没有波及韩愈,因为他刚刚去世。几年前,孟郊、李贺先后去世。几年后,元稹也在贬谪途中暴毙,享年50岁。

文坛三大门派,风雨残烛。

08

可是牛李党争还在继续。

在此后的40多年里,它跟王安石变法一样,这局你赢,下局我赢,此消彼长,直到夕阳近黄昏。

十年后的一天,刘禹锡还在各地辗转颠沛,路过扬州,遇见身为宰相兼淮南节度使的牛僧孺。

酒过三巡,在尴尬的气氛里,牛僧孺赋诗一首。这首诗才气一般,但很有内涵,各位认真看:

粉署为郎四十春,今来名辈更无人。

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樽前见在身。

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

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

“粉署”是尚书省别称,大概意思是:

老夫混尚书省四十年,当时的牛人还剩几个。

别再说浮浮沉沉那些事了,喝酒喝酒。

把功名利禄当作一口痰,才能欣赏大好河山。

老刘啊,我这是醉话,说得直,你别介意哈。毕竟,我当初拿着文章到你府上求见,也吃了你不少土。

一滴大汗从刘禹锡花白的鬓角落下:你牛,你牛。

他也回诗一首,叫《酬淮南牛相公述旧》,这首诗对于喜欢刘禹锡的人来说,简直不忍卒读,他写道:

少年曾忝汉庭臣,晚岁空馀老病身。

初见相如成赋日,寻为丞相扫门人。

追思往事咨嗟久,喜奉清光笑语频。

犹有登朝旧冠冕,待公三入拂埃尘。

他把牛僧孺比做汉代的大文豪司马相如。“忝”是羞愧,诗意大致是:

当时我作重臣时太年轻,惭愧呀,现在只剩一身病。

第一次看你的文章,司马相如再世啊,就知道你会做宰相,我愿做你的扫门人。

往事不堪回首,我们还是把酒言欢吧。

回头我穿上旧朝服,为你轻轻擦掉座椅上的尘土。

读完什么感觉?

这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刘禹锡吗?是“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的诗豪吗?

美人迟暮,英雄末路。

诗人老了。

没过多久,牛僧孺也遭贬谪,召回长安,很快去世;

李德裕更悲催,贬到海南崖州,客死他乡。时人有诗:“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没错,豪门贵族出身的李德裕,也提拔过众多孤寒之士。

牛李党争落下帷幕,没有赢家。

09

诗人们像是突然认清了一个现实:什么牛党李党,都干不过阉党。我们练的是诗文章法,阉党练的是葵花宝典。

算了,把大唐交给年轻人,交给命运,大家养老去吧。

于是,这群文坛老前辈、老干部扎堆洛阳,拿出养老金,盖大宅,喝小酒,在白居易的豪华府邸里,裴度来了,刘禹锡来了,张籍、令狐楚也来了。

他们享受着难得的诗酒年华,在无限好的夕阳里,等待黄昏降临。

刘柳、元白、韩孟,三大门派风格不同、体裁不同,所在的政治团体也不同,但他们的内核是一样的,都是直言上书,针砭时弊,为了让那个时代更好。

韩愈在《论天旱人饥状》里揭露时弊,要求朝廷减税,柳宗元就在《捕蛇者说》里大喊“苛政猛于虎”。李绅写“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白居易就声援“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他们,都践行着白居易的信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他们,其实是一类人。

就连他们崇拜的宗师,也都是那个痛哭的人——杜甫。

韩愈写“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白居易就在李杜诗集后写“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元稹更厉害,给杜甫写了墓志铭,并用违反广告法的语言推广杜甫:“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刘柳、元白、韩孟这三大CP,又相互配对,自由组合。

韩愈柳宗元尽释前嫌,惺惺相惜,他们的组合叫“韩柳”,刘禹锡、白居易又亲如兄弟,叫“刘白”。

君子和而不同,莫过于此。

千人计划的台前和幕后

德州大梨

美国有关中国千人计划的台前活动,多年前已有报道,2015年5月,郗小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家中被捕,郗小星出生于中国,在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来到美国从事科学研究,被捕前是美国大学的物理系教授兼代理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教授(兼职)、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客座教授。随后,美国地方法院以“间谍罪”起诉郗小星,起诉书称,郗小星大约在2002年加入中国政府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作为交换,郗小星反复寻求在中国获得一些“名利双收的职位”。美国法院经过数月的调查,2015年9月以证据不足为理由,放弃起诉,成了一桩乌龙案。郗小星回到学校继续任教,但是,因为受案件牵连,失去了竞聘系主任的机会。

下面的例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现年48岁的张以恒来自中国,达特茅斯大学博士后。他从2005年起担任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任教,2011年归化为美国公民。张以恒主持开展糖制氢、纤维素制淀粉、生物燃料电池等多项前瞻性科研项目,备受校方器重,一路升到终身教授,直至2017年9月被捕。2019年2月,美国联邦法官裁定,千人计划华裔科学家、前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终身教授张五项罪名成立,他被控骗取美国联邦政府科研经费,从事他已在中国大陆完成的科研项目。5项罪名包括:一项阴谋欺骗联邦政府罪;三项伪证罪;一项妨碍司法罪。

这位叫李晓江,前Emory大学神经学家,2019年11月被美国政府指控欺骗政府,2011年,李担任中科院遗传所一个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承诺用两年的时间建立研究团队,从2014年起,每年用9个月时间为此工作。美国政府指控李欺骗了$34,888的工资和额外的福利。2020年5月,李和法院达成认罪协议,向国税局归还$35,089,一年刑期缓刑。去年,李被Emory大学解雇。

千人计划起源于2008年,下面是2015年中国人才网相关的文字:

千人计划的目的是利用海外的高级人才缩短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出发点是正确的。然而,它忽略了海外第一代海外华人生存环境中的一个难题,也就是在住国(美国)国家和国民对第一代移民的国家忠诚度的认知问题,像我入美国籍时,绿卡后住满五年,填一堆表,回答几个问题(好像有,第一个美国总统是谁?),交几百块钱,在一个体育馆,一大帮人乱哄哄地宣誓,国歌还唱不全呢,我就成了美国公民了。所以,美国政府有关第一代移民对美国的忠诚度是否存疑?这是一个复杂和敏感的问题。

其次,它忽略了种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不少的第一代华人移民,没有几年,英文还说不利索呢,竟然在大公司当上了工程师,在名牌大学当上了教授,对于其他的种族来说,除了羡慕,是不是有恨呢?

第三,忽略了海外华人一盘散沙的特点,就是内部不团结,政治参与度低,向华人开刀,政治成本很低。

第四,它也忽略了海外的法律,职业操守和行业利益冲突的问题。一味的用各种待遇吸引,使得不少本来已经衣食无忧的高端人才,在个人利益面前,失去了方寸,造成了在海外被调查或被起诉的后果。

第五,有一点儿搞笑了,据说,FBI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千人计划名单,一个一个地查,结果真查出了不少问题,而且省了很多时间

第六,现在的这些案例,对未来华人在美国学习,就业和生活将会造成恶劣的深远影响

第七,为西方反华政客污名化中国,提供了口实

所以说,千人计划的制定,推出和执行的幕后,反映了当年中国政府的某些人,急功近利,对海外情况缺乏了解,自以为聪明,造成了如今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教训是惨痛的。对这些猪一样的队友,是否应该恢复杖责呢?

加州已毁!高票通过向黑人赔款法,70万人搬家,这是用法律在抢钱!

编者按:

加州的左派,把加州搞得自己都受不了了,成群结队搬到德州、亚利桑那等传统保守右派的州。那是搬家呢,还是接着去祸害其他州?

加州华人那么多,要么不投票,要么就投民主党。不仅自作自受,而且给全美其它州带了个坏榜样。

极左横行的美国,怎么拯救?!

加州彻底毁了,真的要没法呆了!向美国非裔赔偿法案《African American Reparation Bill》8月29日在加州参议院以33-3投票通过。此前该法案在参院以56:5的票数。

曾经的加州富可敌国,是无数人追求“美国梦”的开始的地方,如今加州高达543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加上天灾人祸不断,加州已经成了无数人想要逃离的“噩梦”。

根据美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显示,仅2018年一年,就有大约70万人从加州移居到美国另一个州。从表格来看加州已经有连续7年,人口连续在流失,且每年的流失量都在持续增长。

德州(Texas)是加州人出走的第一个大州,仅仅2018年就有超过8.6万名加州人选择搬去德州,而亚利桑那州成为了第二个加州人移民的地区。

今年Prop 16法案高票通过等待11月投票立法后,很多华人家长对此强烈不满。加州Prop 16提案旨在废除1996年加州全民公投通过的《209号法案》,要在公立大学招生、政府工作应聘以及合同审批时,将种族、性别作为考量因素,”被伪装起来的种族配额”。

不少华人家庭称,想搬走!

即便这里有更多高科技就业,也有不错的气候,但是政策太左,让保守传统的华人家庭无法接受。

事实上,在民调中,46%人离开的理由是因为加州的政治气,让他们难以接受。

虽然民主党已经执政加州几十年,但川普的上台,似乎突现了加州的“左”,从教育、医保、税收、等民生问题上,以及对于非法移民的态度上,采取左派激进的作法。

诸如Prop 16这样的提案一再突破不少人的心理底线,让许多保守派的居民感到绝望并设法离开

近日,圣地亚哥的民主党黑人女议员韦伯(Shirley Weber)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提案。

《African American Reparation Bill》(美国黑人赔偿法案)于本周六(8月29日)在加州参议院以33-3投票通过。此前该法案在参院以56:5的票数。

该法案目将由州长纽森签署成为法律,随后会组成由八名具有种族司法改革背景人员负责研究谁有资格获得赔偿以及如何获得赔偿。

说的再直白简单点就是:这个小组决定给谁赔钱,赔多少钱!

当然为了说明小组会认真对待,严苛审查,小组规定会向立法机制建议补偿形式和补偿资格,而且保证他们会前期做充分调查,预计3年时间交出最终版本。

在投票席上,支持者大打“卖惨”席位,讲述了非裔群体在加州,乃至整个美国受到的不公对待。

在疫情之下,非裔无家可归,失业,刑事司法,被滥杀,比别的族裔更容易患病,孩子更得不到学习保障….

说了一堆又开始“忆苦思甜”,讲到在加州建立时,非裔过得如何凄惨。

但问题是,加州1850年成为第31个州加入美国的时候,本来就是自由州,没有奴隶制度。

加州的建设是无数廉价华工参与的,首条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太平洋铁路,那是我们无数华工尸骨之上建立的。

不过这位非裔议员说:有关研究表示加州在加入美国之前,也有参与奴隶制度的历史。过去的歧视做法在今天加州人的日常生活仍能有回音。

据悉,一旦法律开始实施,加州希望赔偿可以采取发放现金,住房援助,降低学费,免掉学生贷款,工作培训或社区投资等多种形式帮助弱势群体–非裔。

不过543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这钱谁出?

作为勤勤恳恳的工作一族:

你们看我们孩子学习好,整了个学习平权,让他们学习好也不能上更好的大学;

你们看到我们银行的存款多,就整个赔偿,让我们交的税收作为你的所得;

你们看到我们的生意好,就整个打砸抢烧,把多年的辛苦打拼烧为一片废墟;

你们看到我们的房子好,就将我们的社区变成游民区的围墙,甚至就是他们的“厕所”;

就连你们看到我们的疫情控制的好,都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原罪”;

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怎么就成了罪不可赦,还成了任人宰割?!

奇幻的加州!让人不解!

但你以为这只是加州吗?

看看年轻人在疫情下轻狂的态度

看看人们对于BLM敢怒不敢言的态度

很多人说美国现在无比分裂

小编觉得这么说不够准确

不是美国国今天开始分裂!

而是沉默的人终于开始回应!

如果美国今天只有一种声音! 

那么未来我们将没有声音!

【转载自 华人生活网

美国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

作者 黄亚生

(原)编者按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多个阶段。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过去40多年里,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

黄亚生教授表示,由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极大地影响中美两国各个层面的交往。

本文由“亚生看G2”首发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分艰难的阶段。两个世界大国在这场全球大流行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没有选择紧密合作,而是选择了两败俱伤的对抗。今天这篇文章谈谈美国在过去40多年的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从1978年到现在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和强调。第一,这里所谓的“共识”指的是美国内部对中美关系相对统一的认识,而不是指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更不是指中国内部对中美关系达成的共识。第二,所谓的“共识”绝不是铁板一块,很多时间在美国内部是有争议的。比如“交往战略”共识在小布什(2001-2009)和奥巴马(2009-2017)时期已经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和质疑。

地缘政治(Geopolitics)共识 (1978-1991)

          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到苏联解体的这十几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稳步的发展。在这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用三点来概括。

第一点是美国选择了接受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现状。1978年12月16日,中美联合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双方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交。与此同时,美国同意结束与台湾政府的正式外交关系。中美的建交表明了美国正式放弃了对大陆的封锁和孤立政策(50-60年代),选择承认和接受中国大陆在世界舞台上有着一席之地。

第二点是美国认为在美苏对抗的大环境下,中国具有平衡地缘政治的重要功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就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内积极推行“联华制苏”的观点。1978年,他撰写了一份名叫《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的报告,强调必须通过“积极大胆地发展美中战略性关系”,还击苏联扩张。布热津斯基这个观点在苏联侵略阿富汗以后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布热津斯基还积极推动对华军售,希望可以“技术扶华”对抗苏联。卡特政府展开了和中国的教育,科技领域的合作。

第三点是美国对“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有一定的期待。除了抗衡苏联,布热津斯基积极推动通过对华军售来“技术扶华”的另一个主要论点就是中国当时正在“告别文革”,对华的技术扶持可以鼓励其继续深化实践改革开放的道路,使其在制度上逐渐贴近西方国家。这个观点形成了下面讨论的“交往战略共识。”

布热津斯基(图左)和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图右) 图片来源:RT News

“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6)

          随着苏联的解体,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虽然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在美国眼中失去了平衡地缘政治的重要功能,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促使美国选择深入与中国的合作交流。在1991年到2016这二十多年里,虽然中美关系也多次出现过波折,但两国关系总体上还是逐步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对于美国来说,支撑这二十多年对华方针的核心是:“交往战略” (Engagement Strategy)。

我在2018年的一篇公众号文章《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中介绍过“交往战略”的含义。“交往战略”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影响中国的经济和体制改革,它和“遏制战略”最本质区别就在于它认为美国不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应该帮助和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崛起过程中。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接受留学生、鼓励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都是基于“交往战略”这个思维模式。多年来,美国政治、知识和商业精英相信通过和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通过允许这些国家参与到更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来,可以推动这些国家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推动市场开放。这个观点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也被小布什用来作为支持持续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论据。

“交往战略”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 图片来源: RT News

对于美国来说,“交往战略”肯定有经济的考虑。但这里有些细节很重要。第一,美国是个多元的社会,虽然政界、商界和学界可以对某个问题达成共识,但是他们达成共识所依据的逻辑可以是不同的。商界考虑比较多的是经济方面的利益,但是政界和学界考虑比较多的是上面提到的“交往战略”对体制演化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 所谓的“商业利益”是有一个具体定义和理解的。在“交往战略”共识形成的初期,人们对“商业利益”的普遍理解是由进入中国市场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通过效率提升—比如降低劳动力的成本—所带来的利益。在经济学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由扩充带来的增长(Extensive margin growth),一个是由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增长(Intensive margin growth)。市场进入对应的是前者,而降低成本对应的是后者。从经济角度,多赚一块钱(市场进入)和节省一块钱(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说是等同的,但是从心理和政治角度,区别非常大。扩充带来的增长的受益者可以是资本也可以是劳工,也可以双方都收益,但是效率的提升主要的受益者是资方和高技能的劳工。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交往的获利主要是从效率的提升中获得的,这成为了日后美国内部质疑和中国经济交往的一个原因。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

             美国国内对华态度一直不是只有一种声音的。“交往战略”这个共识在美国内部的质疑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获利被认为不是双赢的:资方获利是建立在劳方失利的前提下。“交往战略”的这二十几年里,从中国获得的商业利益,主要是由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一个是通过低成本劳动力,还有一个是通过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但不是由市场进入带来的销售扩充。这种提升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加速了美国的贫富不均和锈带制造业的衰退。

          对“交往战略”的另一个质疑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内部并没有发生交往战略所预期的体制改革,而且有向相反方向发展的种种迹象。2014年我和几位学者一道同奥巴马进行过一次交谈,他当时已经对“交往战略”的几个假设提出了各种的质疑。特朗普2016年上台后,美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交往战略”,但是美国商界和学界整体放弃“交往战略”是在2018年上半年,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体制变化。

“交往战略”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 图片来源:RT News

          美国最先改变的是在贸易领域。美国开始转而寻求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要求中国遵守其期望的贸易规则。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决策者不认为中国内生的法制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它加入WTO时做的承诺,而必须靠外部压力。这是贸易战共识的基本假设。我在《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中就谈到,这后面有深层的因素,包括代表美国鹰派崛起的特朗普,但更重要的推动因素是中国自己这几年国内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的发展。美国放弃“交往战略”绝对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交往战略”从来没有排斥中国的经济发展,它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会不会影响经济和体制的发展。“贸易战的共识”的前提就是它否定经济交往会带来任何对中国经济和体制的发展的影响。

          如果把“交往战略”比作是“先交货后交钱”,那么特朗普任下形成的贸易战共识可以被形容为“先交钱后交货”,要求中国先遵守贸易规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

          特朗普对华贸易的强硬做法在美国国内各界,以及两党内都是受到广泛支持的。虽然美国内部对贸易战的这个手段有分歧,但对其的目标、目的是有共识的。比如说,一贯亲华的苹果CEO库克在贸易战期间表示中美过往贸易确实存在需要调整的时候和地方。再比如,华尔街巨鳄黑石集团(Blackstone)创始人苏世民(和中国官方、民间有长期交往)2019年接受电视节目采访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长期被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伤害(不保护知识产权、市场很难让外国自由进入等等)。”贸易战期间,民主党人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表示她并不担心对华关税,并称这应该是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她指出美国应该更有“攻击性的”向中国施压。我在之前参加一个加州学术会议的时候也发现,美国现在很多年轻的智库学者,即使是民主党人,也对华越来越强硬。

在中国问题上,苏世民一直属于华尔街的温和派,但他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也有自己的担忧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虽然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移民政策、退出全球变暖、退出伊朗核协定等举措有强烈分歧,但美国国内目前就对华强硬这一点有广泛的共识,这一点即使是换了一个民主党总统也不会快速扭转。

体制冲突共识 (2020- )

          新冠状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使得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冠状肺炎加强和修正了贸易战共识,也可以说是贸易战共识的加强版。美国国内两党政客目前都认为中国的制度有严重的负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负面外部性指的是“行为主体的活动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个认识动摇了“交往战略”和“贸易战”这两种共识。“交往战略”主要关心的是体制对中国内部发展的影响,而不是它的外部性。贸易战关心的是美国自己能否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如果中国的体制本身不阻碍美国商业利益,它的运行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体制冲突共识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中国的体制本身构成了一个对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威胁。一个后果是中美关系不再处于美国政治、商业和学术精英的完全掌控之中了,美国各界和老百姓都开始影响中美关系。一个例子就是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4月21日,美国密苏里州司法部长向联邦法院提交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指责中国在疫情上“掩盖事实”,需要为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经济影响负责。除此以外,目前国会共和党议员在推动议案,让美国民众可以在联邦法院起诉中国政府。推动这一议案的共和党议员们表示指责中国早期掩盖真相,导致美国人生活被毁,并希望可以成为1976年通过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下的一个特例,让美国民众可以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政府。根据美国哈里斯民调(Harris Poll)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过半数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应该就新冠全球大流行进行赔偿。在法律诉讼外,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还在推动向中国索赔。共和党参议员格林汉姆4月中旬要求美国可以拒绝向中国偿还美元国债作为补偿,并征收“大流行传染病关税”。这个索赔和前面提到的法律诉讼是分别的,索赔是联邦政府的行为。

虽然诉讼和索赔可能不具有法律依据和现实可操作性,但其背后映射的美国政界的态度变化可能是未来十年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有一个可能的影响就是和中国政府密切的企业在国外的资产安全会承受风险。目前特朗普还在要求美国情报部门调查中国和世卫组织(WHO),希望了解两者在早期有没有掩盖信息。

新冠疫情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态度愈发强硬 图片来源:Axios

结语

从短期来看,在体制冲突共识的大背景下,目前特朗普政府有三种可能的对华措施:1)寻求取消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2)取消中国“外国主权赦免”,可以让美国起诉中国政府,但是该选择会有很大合法性麻烦;3)增加新一轮关税。其中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特朗普本人也更倾向于第三种。在前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在被问到是否寻求取消美国国债时表示,“我有其他选择,甚至可以得到更多钱,我只需要施加关税就可以了。”不管特朗普政府做出哪种选择,有一个事实是确定了的,那就是特朗普政府要鼓励企业把制造业供应链撤出中国。美国副国务卿凯斯·克拉奇(Keith Krach)近期表示,“过去几年我们都在减少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依赖,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们必须加速这一进程。”从长期来讲,体制冲突共识将会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态势, 这将会给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业务,中国学者在海外的交流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带来巨大的影响。文明和经济发展都不会带来冲突,但是体制冲突看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了。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泛议微信大逃亡

美华们以前是在微信里面忙乎,最近又多了一件事情,为了“微信”忙乎 — 为之喜、为之愁、为之吵架、为之“割袍断义” … 反正是不亦乐乎。

为什么呢?“据说”美帝要取缔Tiktok (抖音)和微信。

几家欢喜几家愁!不管是喜是愁, 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有“微信钱包”的,开始考虑怎么转移“零钱”, 防止经济损失;

为防失联,大家开始在 Telegram (电报群), Line,  WhatsApp 等社交平台上建立备份群。电报群最近突然有大量海外华人涌入,一点不奇怪。Telegram 有一个有趣的功能,如果你的朋友圈里有人加入了,它会告诉你。鄙人的朋友圈这周加入Telegram 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

加入 Telegram 或者其它海外社交平台,顶多解决海外通信问题。跟(中国)国内的联系怎么办呢?没有了微信,确实会有一些不便。鄙人给一些亲朋发了预警,提醒他们保留电子邮件和电话。跟在其它国家的同学,通过 WhatsApp 等软件进行联系。如果将来有一天,“中美”的通信需要通过第三方进行,那一定是“黑色幽默”的一天,但绝不是值得庆祝的一天。

我们生活在“微信”里面太久了,以至于认为“微信”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 有的人可能潜意识里面认为“微信”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如果某天不刷屏,不刷朋友圈,那天一定是有遗憾的。所以,有的美华开始向白宫请愿不要取缔“微信”…

“微信”在给我们提供方便和娱乐之余,让我们忘记了时间,所以时间悄悄地溜走了,而自己仍然一事无成;让我们忘记了危险,除了手机这巴掌大的地方,这个世界是一片巨大的黑暗,危险或许正在一步步逼近而我们毫无知觉;让我们忘记了隐私安全,你点评某个人、某个党、某个政府的某一句可能与“主旋律”、“正能量”不符,你上了“黑名单”而不自知…

“微信”让人又爱又恨,到底是该禁还是不该?

先说美帝为什么要“禁“微信?

“There are a number of …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who are looking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risk as it relates to TikTok, WeChat and other apps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for national security exposure, specifically as it relates to the gathering of information on American citizens by a foreign adversary,”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Mark Meadows told reporters en route to Washington from Georgia.

美国政府认为微信(和抖音等APP)作为外国对手, 在收集美国公民的信息,所以“微信”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但是很多美华却偏偏不信这个!

有人说

中国限制脸书、推特,谷歌等自由信息交流的通讯产品进入中国,所以美国也要相应对等限制,不准微信在美国继续工作。

有人说

真正的偷听者,还一会儿说这个不安全,那个有泄露个人隐私隐患。其实,微信和抖音,也就咱华人用得欢。而海外华人群呢,要么专业不涉政治,要么就是中国党和政府(以及民众)的批斗场,站在美国安全和宣传角度看,都没有封杀的动因。

有人说

Tiktok 如果火了、壮大了,成了大公司, 会对美国其它公司构成威胁

虽然都是生活在美国,大家显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

谷歌 2010年就被迫离开中国大陆,脸书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美帝反应太慢了,居然等了这么多年才想起来报复?难道是学会了中华文化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美帝说“微信”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比某国认为谷歌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你更信哪一个?窃以为,你的答案取决于你的屁股在哪里 — 人身安全比答案正确更重要。

美华中对国家安全担心的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微信限制了言论自由,封贴、封号、屏蔽,什么招数都能使得出来。热爱自由的人们,早就对微信不满了。已经有一些组织和个人在微信里面宣传对微信检举和起诉。这点其实满有意思。

所有热爱言论自由的人们,应该非常欢迎美帝的措施。但是,先也别高兴得太早。”取缔微信“真的符合”言论自由“的精神吗?开了这个头,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法治社会是不是应该以法律,代替行政命令?虽然封杀“对言论自由的封杀”极有必要,怎么操作很有学问。在保护国家安全和言论自由之间,如何取舍,这个需要考验决策者的智慧。

除了言论自由被限制外,那些在微信里面谈论政治的或者国事的,应该会时常感到一种忧虑,甚至危险。国内的,“妄议中央”的帽子或许突然从哪个角落里飞过来;国外的,“反华”的帽子,那不是白给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因为”微信“佩有生杀与夺的“尚方宝剑”,她决定你说的是对还是错,决定该对你采取什么惩罚措施。她还发动群众,鼓励互相揭发。她是一个充满优越感的法官、至高无上的君王。

可是,华人在微信群里面生活的有滋有味。太多的人只看见了眼前的方便, 太多的人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或者助纣为虐 … 弱弱地问一句,这是一种文化基因吗?

那些认为美华们只是在微信群里面批评一下中国政府,所以美国没有道理取缔微信的人们,估计是既不相信,也不在乎,自己和别人的隐私和安全。如果一个人,即使身在海外,也永远跟着“主旋律”, 永远充满“正能量”,那祝贺你,你是安全的,将来说不定还能获奖。

现在微信太流行,如果你不用微信,你早就Out 了。美帝如果真的取缔“微信”,那些对隐私和安全关心的人们,将可以有一个自慰式的理由离开微信。

从取缔微信看中美关系

如果有人说美帝很久以前就认为微信、抖音构成国家安全威胁,那一点不奇怪。为什么等到现在?因为中美关系到了近40年的最低点。

从中兴,到华为,到抖音,到微信,每个事件都有自己背景,但是又不是孤立存在的。

中美关系好的时候,那些在中美两地做生意的,可能获益良多,对大多说美华来说,不过是平静无忧的生活罢了;可是,中美关系的恶化,大多数美华们都将受到负面影响。

有人说

中国“厉害了”,所以美国“害怕了”

是不是再加半句:

美华们“夹着尾巴了“

美华们在取缔微信这件事上,大概应该“夹着尾巴”,要不卑不亢,顺其自然。

你能反对吗?背后有”国家安全“、”言论自由“、”个人隐私“的考量,你能因为使用方便,省电话费而反对?

你该赞成吗?如果没有一个稳妥的、合法的“取缔”方法,“取缔”微信对美国的言论自由会有什么伤害?

最好的办法,不是改变自由世界,而是改变微信本身。

一个人、一个机构、一个政党、一个政府,需要不自信到什么程度,才会不让别人说话?才会要求统一思想和言行?

解铃还须系铃人!微信,谁是你的“解铃人“?!

回国杂谈 (2) — 对疫情,我忧虑,但不恐惧

今天是美国生日。窗外传来断断续续的烟花声。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国庆。

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似乎又无话可说。

终究还是要写几句,全当记录此刻的心情。

一早老父亲从大洋彼岸打来一个微信电话,没有接着。他留了言,大意是说现在美国新冠病毒每天新增几万病例,让他十分不放心,叫我们想办法回(中)国去。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国”肯定是回不去了!

就算我想回去,现在也很难买到机票。昨天一个留学毕业的亲戚终于踏上了回国的征途。没有直达,需要从韩国首尔转机。天公作美,顺利登机。他来留学之前就已经决定,毕业后就离开美国,只是新冠病毒让他滞留了几个月。航班仍然十分紧张,很多留学生仍然被迫滞留海外。机票价格也不菲,若是一家出行,是笔不小的数目。再说一路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这个时候往回赶路的,各有各的理由;留下来的,都是相似的:“没有选择”!

我可能把老婆孩子留在美国,自己回去吗?

我可能带着全家回去,重新开始,等着疫情过后,再回美国吗?

就算我想回(中国)去,我能入境吗?会不会有很多国人觉得我是给祖国“添乱”来了?

关键是,我并不想因为害怕新冠病毒而逃离美国!

新冠病毒确实仍然在“噬虐”美国。美国各级政府和其曾经引以为傲的医疗系统,在这次疫情面前的表现确实让人大跌眼镜。美国民众被政治意识形态割裂着,不能有效地合作对抗病毒,更是让这次疫情雪上加霜。虽然我心中确实有深深的忧虑,却没有恐惧和害怕。

我不恐惧,因为我相信人类很快就会战胜这个病毒!现在躲在家里更加安全!

我不恐惧,因为我至少看到了真相。人们对未知世界更加恐惧。人们对被掩盖的真相,更加恐惧!

我不恐惧,因为人类每天要面临各种威胁和死亡,我不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不恐惧,因为我可以放心地批评每个民选官员,批评各级政府。批评他们渎职、批评他们不做为、批评他们的错误和没有效率!批评未必马上管用,但是如果大家都能批评,那就一定会有用!

我不恐惧,因为我仍然相信民主社会可以自我纠错。虽然现在,美国民主之中确实出现了极端的、病态的两党之争。民众被撕裂。意识形态取代了常识。没有系统的、统一的抗疫战略战术。我忧虑,但是不恐惧。我相信“有常识的大多数”,将会让社会回归常识。民众至少还可以用“选票”说话。“选票”不是万能,但”选票“不能的,没有“选票”更不可能。

我不恐惧,因为大多数人都有选择的自由,这个社会仍然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虽然某些人的选择,可能在某些时候让困难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如果民众没有选择的权利,世界必然一片黑暗。

我不恐惧,因为美国社会仍然能够容忍不同的声音。不可否认,过度的“政治正确”压制了部分人的声音,但是没有国家机器对异议者的迫害。人们仍然可以大声批评错误和谴责不公。

我虽不恐惧,虽然不想,也不会逃离美国,但是确实”回“不了国了!

曾经打算每年看看双方老人的愿望,被新冠病毒打断了;

曾经打算每年带着老父亲看看祖国的锦绣河山的计划,搁浅了;

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自己可以逃过“新冠”这一劫难。只能继续在家里“猫”着,以不变应万变。

“国”是回不了了,但是“心”却常常在大洋两岸穿梭。祈祷亲朋好友,各人安康。

2020年,我们见证了美国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劫难。这是我的选择,或将在此度过余生的国家。她生日这天,我在这里。不离不弃。

附:前篇《回国杂谈》

战狼劫国的代价:八国联军起兵始末

作者:二大爷2018

原载《二大爷Alex》微信公众号

 

全文14100字。阅读需35分钟。建议保存后再阅读。如与你所知历史不同,请自行对比思考。

在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列强绵绵不绝的仇恨中,有两个历史事件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例证,成为诸多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历史心结。这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庚子之役——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并不清楚两者是不同的事件。前者我已经写过《糊涂的国耻:谁毁了圆明园》说明,但对于后者,由于战败后赔款之巨,受创之深,很多中国人在倍感耻辱的同时,几乎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国耻起因为何。这个在西方史书中称之为“中国解救远征”的事件,是无端受辱还是挑衅挨揍,厘清事实恐怕更有助于我们今天反思战狼劫国的代价。

一、义和团的崛起

说到八国联军就不能不提义和团。这个在教科书中一度成为人民群众“爱国反帝”旗帜的组织,是怎么从一个地方性的民间团体成为引发国际战争的罪魁的呢?

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黄埔条约》《天津条约》,西方获得了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权,大批传教士开始进入内地建教堂、发展信众。由于列强认为满清的司法体系野蛮落后不公正,导致传教士屡屡被杀,所以这些传教士还拥有“治外法权”——就是不接受满清的司法管辖。“治外法权”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传教士人身安全,但由于列强的强势,随后教会将用途扩大,教会在地方冲突中往往利用这个外交特权袒护教民,所以教民亦籍此获得特权。

在官民关系中一直处于绝对弱势的普通民众,信了洋教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庇护,大家自然趋之若鹜。这种差异,既让负责治理的地方官员、士绅感到受到威胁,也让仇视洋教的民众不满。特别是洋教带来的“不拜祖宗、不缠足、不纳妾、兴西医、重教育”等新思想,对于尚未开化的社会环境而言,冲击尤大,引发了诸多利益上的冲突,史称“教案”。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有愈演愈烈之势[1]。底层民众因为宗教信仰带来的利益差别,势同水火。

而对基督教的一知半解和妖魔化,导致仇外、排外的心态逐渐蔓延。比如号称中国第一本睁眼看世界的书籍——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地理知识介绍一塌糊涂、错漏百出,而且完全没有摆脱“上邦大国”看蛮夷的心态,把传教士描述成妖术惑众的恶魔,入教需要吞药试术,有病不治,专门挖中国人的眼睛来炼银等等。这本书因为官方加持,在鸦片战争后流传甚广,可以说不仅没有开阔国人眼界,反而让误会更深。

倒是另外一本非常客观、准确的书籍,由曾经主持厦门、福州两口通商通行事宜的徐继畬撰写的《瀛寰志略》,开创性的用平等的眼光看各国,率先突破根深蒂固的上邦意识和华夷观念,对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持有正面认知。特别是徐继畬关于美国国父华盛顿的评价——“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现代人的眼光,至今被镌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但正因为《瀛寰志略》太超前,导致国人很难接受,骂声一片。满清官员甚至以“夸张外夷”“汉奸”等罪名弹劾徐继畬……

这种情况,放在今天是不是很熟悉?你不说中国牛逼就算了,居然还说洋人比我们牛逼。妥妥的美分、洋奴、带路党、慕洋犬……

正是这种愚昧导致的仇恨,使得一些底层打着排外旗号的秘密社团趁势崛起。1894年,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兴起了一个民间武术组织,其成员练武时喜欢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故名“大刀会”。主要练习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金钟罩”硬气功。夹杂吞符念咒等巫术,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

大刀会本来是充当官府的打手,干一些官府不愿出面的脏活,以此获得生存的默许。在教案冲突中,大刀会开始集中火力反对洋教,并公开演变成专门针对教民的烧杀掳掠。在德国和法国公使的压力下,山东巡抚李秉衡被迫于1896年7月擒杀了大刀会首领。大刀会就此沉寂,但它点燃的仇外排外的风潮,却在民间的愈演愈烈——1897年11月,山东曹州两名德国神父被杀,导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李秉衡随即被革职。

在内外交困下,山东地方官员觉得洋人比小毛贼对清朝统治的威胁更为严重,所以下定决心利用民间的力量来达到与洋人抗衡的目的。面对大刀会后遍地开花的民间组织,山东巡抚张汝梅曾在1898年6月写给清廷的奏章中,提出了“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2],将拳民编入乡团,得到了清廷的默许。在官方的鼓动下,1898年10月,山东冠县的一个拳師赵三多把自己的门派“梅花拳”改名“义和拳”,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带领手下攻打基督宗教教堂,杀死教民。

在山东当局的刻意纵容下,对于此类暴乱只是抓为首的装装样子,导致迅速蔓延,山东各地有样学样,迅速兴起了一种称之为“神拳”的拳场,“神拳”分别借用大刀会的“金钟罩”、“降神附体”,义和拳“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理念,在首领朱红灯和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团体,声势浩大。朱红灯学习赵三多,随后将“神拳”更名为“义和拳”。

在随后的劫掠中,义和拳屡屡使用义和团的称号。义和团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二、袁世凯围剿义和团

如果义和团仅仅困于山东一地,历史就会完全改写。但是1898年开始的天灾和袁世凯的打压恰逢其时的为义和团的蔓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1898年黄河洪水泛滥,洪灾过后,山东、直隶连续3年大旱,还伴随虫灾。天灾不仅造就了大批衣食无着流民,同时也让迷信的民众迁怒与基督教徒和教会,以为是洋教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借势在流民中壮大势力,开始北上进入直隶、天津等地。他们在反教传单中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并扬言“扫平洋人,自然得雨”。[3]

1899年秋天,朱红灯带领义和团开始全面出击,打着“神助灭洋义和团”的旗帜,在山东全境展开对教会和教民的无差别攻击。他们洗劫教会和教民财产,并用绑架的方式勒索教民赎“跟从洋教罪”,还要求教民写下“背教文约”,对于不从的牧师和教民,一律砍头甚至活活烧死。甚至面对前去阻拦他们的清军也照打不误。

时任山东巡抚毓贤本身是个极端仇洋的人,面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义和团失控的危险,不仅毫无忧虑,反而将派兵抵抗义和团的地方官革职查办。义和团大受鼓舞,竖起了代表官方“毓”字黄旗,奉旨抢劫,势更嚣张。

山东的教会求救地方无望,就开始向列强驻北京公使求救。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处毓贤以“擅杀之罪”。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终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已经声名鹊起的袁世凯接替。

袁世凯不愧是一世枭雄,眼光和毓贤完全不同。他认为降神附体的玩意实为邪术,认定打家劫舍的义和团是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一到任就下令解散义和团。同时,还找来笔杆子,写了一本《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指斥义和团为白莲教余孽,从教义根基上摧垮义和团。

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对装神弄鬼、打家劫舍的义和团的本质可谓一针见血:“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掠教民亦掠及平民……直与盗匪无异。” [4]

为防止义和团作乱,袁世凯调动兵力,对山东各地的义和团进行分割。在袁世凯的强力围剿下,义和团余部在山东已经无法立足,只能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在袁世凯的劝说下,也准备大力围剿义和团,但此时慈禧的一道诏书,彻底拯救了义和团。

1900年1月11日,慈禧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这份上谕承认义和团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5]慈禧不是不知道义和团的所作所为,此时却发出这样的信号,是为了什么呢?

三、慈禧的权力经

因为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们的血,慈禧在教科书中已经被定格为顽固守旧派。其和光绪的权力斗争也成为新与旧的决裂。但事实不是这样。

在把光绪帝软禁、重新夺回所有权力后,慈禧在自己的最后十年,几乎逐步颁行了光绪过往的变法思路,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多数中国人还认为照相会丢失魂魄的时代,她已经乐此不疲的玩各种角色扮演,成为中国摄影cosplay的鼻祖。所以她有权术没见识是事实,但并不是不接受新东西。她和光绪之争,不是新与旧,而就是权力之争。这个辛苦几十年巩固了自己权位的老女人,最珍视的是来之不易的权力,哪怕是面对自己的亲人。说白了,变法不是不可以,得我说了算。这种冷酷宫廷权力斗争,一直都是陈旧的课题。

本来对义和团并无好感的慈禧因为不得人心的“己亥建储”的闹剧,彻底改变了对列强的态度,也间接葬送了满清最后的国运。

在扑灭戊戌变法把和自己抢权力的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后,慈禧太后动了换人的心思,她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生育,命令光绪的堂兄端亲王载漪的儿子,15岁的溥俊过继为光绪之子,称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满清从雍正之后为了避免权力争斗,一直采用秘密建储的方式,公开建储这目的太明显了。

这个昭然若揭的心思立马引发了中外一致的反对。光绪帝的变法虽然失败,但其敢于革新的有为之君的形象已经树立起来,对内是维新派的希望,对外,列强亦认为光绪的现代化变革有利于各国在华的利益,所以也一致力挺这位傀儡皇帝。

按照当时的惯例,君主立储,各界均要入贺。但是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章炳麟、蔡元培、黄炎培等一千多人发表《布告各省公启》,公然反对,并威胁“罢市集议”[6]。各国驻京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形势稳定,不仅拒绝入贺,还联名提出警告。这让好面子的慈禧下不来台,对列强怨恨加深。

而端亲王载漪眼看自己的儿子就要当皇帝了,却被列强阻挡,更加愤恨。载漪联络了一众皇族,利用慈禧对洋人又恨又怕的心态,给慈禧吹风,指斥光绪帝是“二毛子”,挟洋自重,而义和团不是什么邪术,而是民心可用,用来制衡帝党和洋人正是时候。

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也看出了清廷对义和团明剿暗扶,遂于1900年1月、3月、4月连续三次发出联合照会,明确要求慈禧取缔义和团。本来就在因为立储被反对而愤愤不已的慈禧,看到照会后大怒。明面上通知各地方大员注意控制,但暗地里不仅拒绝公开取缔,还重新启用扶持义和团的毓贤,任命为山西巡抚。义和团随之蔓延至山西。毓贤不仅纵容义和团残杀教民,连自己的卫队都使用义和团。

慈禧的这种态度,实际标志着义和团的合法化,同时也激怒了西方列强。列强纷纷调动海军,以防不测。天津大沽口外已有外国军舰24艘,计俄国9艘、英德日各3艘、法美意各2艘。[7]

四、失控的战狼

由于直隶一直对义和团不加查禁,义和团发展迅速,进入1900年5月各地的拳民势力已连成汪洋大海,他们不仅到处攻击教会和教民,凡是和洋人有关的东西,一律反对,毁铁路、拔电线杆,甚至洋火、洋钉皆在毁坏之列。而此时的地方官府面对这些来势汹汹、又有上层暗地支持的“战狼”,已经无法控制。只要查拿某个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会纷纷前来支援,逐渐失控。

随着保定清苑教案、涞水教案的爆发,大量教堂被毁,教民被杀。5月27日,义和团聚众5万,向北京进发。此时的少量的清军布防部队已经无法控制义和团,他们连阻拦的清军一样杀。有些看出了慈禧心思的满清地方官甚至给义和团发放口粮。

6月5日,慈禧派出大臣考察义和团所谓的“神功”,深体圣意的礼部尚书刚毅明知道义和团那套巫术是假的,却回报说“神功可恃”。慈禧未必不知道这是谎言,但是利令智昏的时候,就是需要谎言。6月6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下定决心依靠义和团“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之计。”6月7日,在慈禧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京。受此鼓舞,各地义和团陆续进入北京,总数超过10万。

义和团一到北京就到处焚烧教堂和屠杀无辜基督教徒,并年代焚毁今前门大街外的大栅栏地区,“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他们所杀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同胞。杀人的手段也极为凶残,“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8]连已经死了几百年的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等历史上知名的外国人也被掘坟剖尸。

在排外的狂潮中,北京的洋人和教民纷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聚集自保。列强并不是傻子,早就看出了清廷对义和团的纵容,所以未雨绸缪,在5月底就开始向停泊在天津大沽附近的各国海军发出求援。于是一支由八国海军部队組成的联军432人(法国75人,俄国79人,英国79人,美国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国51人、奧匈32人),于6月1日抵达北京,守卫各国使馆。[9]

在这样的乱局中,在京洋人人人自危。从6月9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被团团围困,对外通讯断绝。6月10日,与使馆失去联络的列强经过协商,决定紧急增兵2千,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准备增援。但是义和团破坏了铁路,西摩尔的部队只能改道,结果在廊坊又被清军伏击,损失惨重。清廷打了一个胜仗,信心大增,继续作死。

6月10日,慈禧派一直怂恿对洋人开战的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也就是外交部长。载漪刚刚上任,6月11日,清军董福祥部队就在永定门内把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射杀,而且开腹剖心,同时马蹄踏尸,残忍至极。这样的举动还受到载漪的嘉奖。

清廷中少数清醒的大臣已经看出再这么放任下去,必然引发列强反击,许景澄、徐用仪、袁昶等人上奏要求缉查义和团,不可挑衅列强。但是慈禧此时和各国开战的心思已经发端,对少数派的建议置之不理。

西摩尔部队被袭后,列强震怒,遂决定直接海上增兵,于16日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出扼守天津的大沽炮台。大沽炮台号称固若金汤,在洋务运动后大规模改建,配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堡垒炮。而且,还配置了4门德国制造的鱼雷舰。但在联军的攻击下,6小时即告失守。

五、向世界宣战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先后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刚毅、载漪等人纷纷表示“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怂恿开战。但在大沽炮台陷落后,慈禧畏惧洋人,原本已经准备解散义和团求和。但是这个节骨眼上,江苏粮道罗嘉杰在主战派的授意下,送给慈禧一份要命的假情报:他说洋人提出要慈禧归政。前面说过,权力的把持才是慈禧真正在意的东西,什么国家利益、民众福祉都不能威胁到这个根本利益。这正是中国历史最让人悲恸之处——多少生灵涂炭,皆是因为个人权柄得失。

所以,慈禧放弃了求和之心,遂决定对列强开战,命令清军攻击使馆区。许景澄冒死劝谏:“攻杀使臣,实背公法。”慈禧大怒,许景澄后被定罪“任意妄奏、语多离间”。[10]开会也在场的光绪帝仰天长叹,和许景澄抱头痛哭。

6月19日,清廷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勒令一天内离京。但是使馆都被围了,你让人家怎么撤?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仅仅带着一个翻译,前往满清总理衙门交涉,要求宽限撤离时限。结果在总理大臣载漪的授意下,清军神机营士兵恩海将克林德射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闻讯大怒,决意报复,当即决定派遣远征军出征。只是这只军队还没达到中国,满清就已经被打趴下了。但是日后《辛丑条约》的第一条,就是为克林德建碑纪念。这是后话。

杀了使节,已无退路的慈禧于6月21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向有驻京使节的英、美、法、德、意、日、俄、荷兰、奥匈、西班牙、比利时11国发布《宣战诏书》,扬言“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一个连新兴的日本都打不过,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还历历在目的朝廷,居然敢向包括日本在内的额11国宣战!什么样的鸡血,能打出这样愚昧的胆魄?

清廷同时还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作为犒赏,并发出悬赏通告“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11]鼓励屠杀妇女儿童的通告,即便是在中国血淋淋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奇怪的是,这份宣战诏书并没有按照外交渠道正式递交11国使节,而是对内宣布的。所以从国际法上,这是场没有名分的搞笑战争。遵循当时的国际惯例,由于没有收到宣战诏书,列强始终没有向中国宣战,中国也始终没有对列强宣战,双方甚至一直都没有断交……慈禧最后的胆怯,在这个搞笑的细节上,展露无疑。她也知道狠劲那都是给充当炮灰的战狼们看的,对洋人不管用。

面对只有432个士兵守卫的使馆区,满清就能如愿吗?

六、丢人的战争

实际上最早于6月14日,义和团2千人就已经对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展开了攻击。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中国人,洋人男性400余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使馆数百守军由英国公使窦纳乐指挥抵抗。[12]

但义和团这些只有装神弄鬼在行的战狼,根本打不过守军。丢下40具尸体后就跑了。此后,围攻使馆的换成了清军主力董福祥部队。董福祥部是慈禧亲自点名进京的正规军,号称“武卫军”。和义和团不同,装备精良,配备了德国克虏伯大炮,编有3营3500余人。这只来自甘肃的军团经历过甘陕回乱、收复新疆等战役,以凶悍著称,“以鲜血染红顶子”这句名言便是出自董福祥之口。可以说是当时清军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12]

从6月20日到8月14日,清军展开了长达55天的围攻,期间主战派的载漪、刚毅等甚至亲自督战。而守卫使馆区的八国部队432人由于出发仓促,只有3支机关枪及4门小火炮,整个战斗期间使用的唯一的重型火炮还是从清军处缴获的。就是这样悬殊的兵力和装备,号称清军最能打的董福祥也没有攻下小小的东交民巷。“兵团合攻月余,……死四统领,亡士卒过千。用炮弹三千五百包,枪弹八百万颗,拳匪尸骸塞道,臭秽闻十余里,卒不能克。” [13]

当然,未能攻克使馆区其实也和慈禧首鼠两端的心思也有关。慈禧原本只想把使馆区的洋人当做人质威胁列强,所以并不敢赶尽杀绝,总是在关键时刻留后路,围攻期间还曾经让自己的亲信荣禄带着蔬果食物等往使馆慰问……手底下的将领也猜透了她的心思,比如指挥炮兵的将领张怀芝就故意命令瞄不准或者放空炮。所以总是打得热闹,却毫无进展。[14]

在另一边,为了打下教民集中躲藏的西什库教堂,义和团还发布了一条搞笑的布告:“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 [15]

久攻不下,清军就使用人盾战术——让义和团团民充当炮灰先行冲锋,清军在后架枪威胁,若有后退的,一律当场射杀。多个坛口的义和团轮番上阵,惨烈无比。这些高喊“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底层肉弹,算是求仁得仁。

很多后世的教科书认为清军是装备不如八国联军,这完全不是事实。前面说到的准备增援北京的联军西摩尔部队2千人,在被清军伏击重创之后,又接着与包围他的清军聂士成部恶战,并夺取了清军的西沽武器库, 结果发现除了武器库中有精良的德国克虏伯野战炮,这种炮由于造价高昂,连德国人自己都没有装备!还有大量最新式的曼利彻式卡宾枪、数以百万计的子弹,连同数百万斤大米和充足的医疗用品。[16]西摩尔后来跟英国公使写信说,单靠这批武器就足以武装八国联军!他也就是靠清军这些装备成功坚持到了援军到来。

6月23日,1800名联军(主要是俄、英部队)在俄国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率领下,从大沽口登陆,解了西摩尔之围。两军回头进攻天津。当时义和团和清军正在城内围攻租界。尽管清军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据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数千联军依然毫无还手之力。在战斗中,清军聂士成部同样使用肉盾战术,把义和团驱赶在前,“拳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枪击死。故是夕拳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 [17]很多义和团的成员,诸如“红灯照”之类的坛口,其实都是由未成年的少女组成的,这些人冲锋死在洋人手里,后退被清军射杀,一天就阵亡2千人,尸山血海,惨不忍睹。

7月9日,清军主将聂士成于天津城南战死。14日,联军占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至此,北京门户大开,无险可守。

七、七国联军攻陷北京

即便时局已经糜烂至此,清廷并未醒悟。7月28日,慈禧下诏将反对开战的许景澄、袁昶斩首。

8月2日,联军得到日军增援,增兵至1.8万,开始向北京进攻。其实所谓的八国联军当时只有七国,德国人因为大部队还在海上,实际上并未参战。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杂牌军”——因为欧美远隔重洋,无法在短时间从本土调动军队,所以只有跟中国相邻的俄国和日本来得及抽调正规军,人数也较多;法国军队是从越南抽调的殖民地军队,英军部队则是从印度、尼泊尔等地抽调的皇协军,甚至还包括纯中国人组成的威海卫华勇营,根本没几个英国人;美军虽是正规军,也是来自菲律宾殖民地的占领军。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纯粹就是重在参与,派出几十个人装样子。[18]这支联军的具体组成如下:

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匈帝国58人、意大利军53人。总共18811人。[19]

这只 “七国杂牌军”群龙无首,因为列强之间都想争夺指挥权,平衡争端的结果就是让军衔最高的德军元帅瓦德西当总指挥,但是开战的时候瓦德西还在德国没出发呢,等他9月25日到中国仗其实已经打完了。所以联军向北京出发的时候是各自为战的状态——这其实是兵家大忌,因为容易被各个击破。

但即便对手人数少、正规军不多、指挥分散,浑身都是破绽,但满清还是打不过!满清正规军当时在北京周边有:荣禄和董福祥的武卫军共25营10万、宋庆左军1.2万、聂士成前军20营1.6万、奕劻的神机营1万、载漪的虎神营1万,此外,尚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合计兵力多达16万,是联军的8.5倍![20]如果再加上十余万助阵的义和团,可以说在人数上是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前面已经说了,经过洋务运动,清军的装备和建制都已经完全现代化,并不比联军差,重型武器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8月4日,联军分两路沿京杭大运河进逼北京,沿途密密麻麻、占据主场、人数、武器优势的驻防清军和义和团望风而溃、一战即降。慈禧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主和派动摇军心,8月11日,又下诏将主张取缔义和团的徐用仪、立山、联元3大臣斩首。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联军兵不血刃,于8月14日先后抵达北京城下。为了争夺头功,各国部队争先恐后进攻。俄军先头部队于14日凌晨开始炮轰东便门,美军随后使用云梯强攻,仅仅付出1人阵亡、9人受伤的代价,便率先在东便门升起美国国旗。其后各国军队跟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景:大批北京百姓围观联军进城,甚至主动为联军架云梯。满清人心丧尽可见一斑。

除了俄军、日军遇到清军抵抗,有100多人阵亡外,英军入城毫无抵抗,唯一死亡是因为中暑!到14日下午,坚守了55天的使馆区被联军解围。被围期间使馆区的洋人阵亡仅66人。倒是被围困在西什库教堂的中国教民因为缺乏食物,被饿死400余人。[15]

美军在攻入北京后一马当先,8月15日仅仅以7人阵亡的代价,攻占北京最后的堡垒——紫禁城。当日慈禧、光绪、隆裕等在美军攻入前逃离,十几万清军在巷战中装装样子后作鸟兽散。至此北京陷落。

八、“见死不救”的地方大员

其实在慈禧宣战后,光绪帝为了挽救危局,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他背着慈禧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拍电报,请求麦金利从中调和。[21]为什么找美帝呢?因为美帝出兵后,于7月3日专门给各国发照会,强调出兵是保护门户开放政策,保护各国公民财产,同时“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这是联军中唯一让清廷听得暖心的声明。麦金利也答应光绪帝,只要保证外国人安全,他会帮忙。

但是显然,光绪这个傀儡,说也是白说。太后、皇帝在北京火烧眉毛,满清的地方大员都干什么去了?

应该说,经过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已经开了眼界、深感危机的满清地方大员和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清醒了不少。早在5月3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拍电报给朝廷,骂义和团“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并预言各国肯定会出兵,“大局将难收拾。”两江总督刘坤一则认为义和团“名为忠义,实为叛逆”。在知悉慈禧准备宣战后,两人还联合多省督抚通电反对,要求慈禧三思:“从古无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他们说的话其实全部应验。[22]

慈禧的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也让地方大员们失去了信心。在6月15日准备开战前,慈禧令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但两个权臣根本不听,李鸿章甚至直接回电怼慈禧:“此乱命也,粤不奉诏”。6月20日,清廷发布勤王通知,称朝廷已经陷入困境,要求各省督抚接济京师,结果还是没人响应。

当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时,铁路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劝大家抗命。刘坤一、张之洞牵头,湖广、两江、山东、闽浙、两广各省联合,于6月26日,以上海道道员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条约》九条。双方约定守土安民,不相互敌对,相安无事。

地方官员背着中央朝廷,和外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在整个世界的外交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些地方大员甚至背地里密约,如果清廷倒台,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总统”以主持大局。[23]

慈禧和满清朝廷的威信扫地,只剩光杆。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义和团这个底层民众纠合成的战狼团体,为朝廷抛头颅洒热血,最终既没有“扶清”更不能“灭洋”,自始至终都是可怜的棋子、悲催的炮灰。9月7日,慈禧发布上谕,彻底甩锅义和团,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和团,并指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向各国乞和。

九、生灵涂炭

在战争中,无论是清廷和义和团的“灭洋”,还是联军的反击,血腥之余,铺垫的都是普通人,尤其是大量中国人的尸骨。

1900年7月9日,山西巡抚毓贤“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亲自带兵擒拿,在巡抚衙门附近一次杀害意大利主教艾士杰等洋人51名和教民17名。第二天,毓贤又抓了法天主教堂童女两百余人(都是中国人),迫令背教,因为不从而全部杀死;7月14日,毓贤一次杀害教民41人,其中不仅有81岁的老者,更有未满周岁的婴孩……[24]义和团在北京更是极端:“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 [25]

这场由清廷纵容参与、义和团煽动执行的仇外狂潮,波及面极大。仅山西一省,就有教徒5700余人被杀;蒙古地区教徒被杀3200人;奉天省 “教民人命1400余”,其中有400人被关在教堂活活烧死;“而直隶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被波及,“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26]据不完全的统计,此次动乱中,全国被杀害的基督教教徒共有2.3万(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遇害的有名可查的外国人241名,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儿童53人)。[27]

洋人和教民的血,还是由普通民众来偿。联军攻占北京后,七国部队对北京进行了分区占领。联军以搜捕义和团之名,展开报复。除了美军和日军外,从8月16日开始,其他国家 “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刚刚经历过义和团洗劫的北京再遭劫难。而终于翻身的基督徒也对普通市民展开了报复,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就发布通告,允许教徒劫掠8天,劫掠50两以下不必上缴。已经预感将遭到报复的部分官员和义和团有牵连的八旗,大批自杀。许多旗人选择服毒自尽或举火自焚。大学士徐桐更是满门自杀,其中妇女18人,包括婴儿。

在占领北京期间,列强又陆续增兵,等到9月底联军名义上的统帅瓦德西带领德国主力3万人抵达的时候,联军已经多达10万余人,遍布华北。[28]报复也不仅仅限于北京一地,其中沙俄最为凶狠,沙俄本来就图谋东北,借机调兵17万分六路入侵,于7月16日制造了著名的“庚子俄难”,将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屠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日至21日,俄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这就是今天某些中国人崇拜的所谓“战斗民族”。德军为了报复公使克林德被杀,扬言“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大举入侵,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各地义和团在联军和满清的双重围剿下,从此覆灭。

八国联军中军纪较好的是美军和日军。美、日军队入京后,立刻在占领区内严明纪律,甚至还组建了专门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清理废墟,恢复秩序,并在街上巡逻。日本在此次行动中,之所以出兵最多,最积极,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要抬升自己在国际上地位。所以和二战时候穷凶极恶的作风不同,日军入京后给占领区的百姓发了很多小太阳旗,凡挂旗者可免受滋扰,当时北京城内挂得最多的就是太阳旗。

为了自保,津京一带排洋、仇洋的风气瞬间大变,天津百姓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商铺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时人记载:“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娟敌,载道口碑”。[29]虽然说得不堪,但这就是乱世下的中国人。

十、羞辱的赔款

1900年12月22日,已经把满清彻底打趴下的联军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12月24日清政府全盘接受。李鸿章是个聪明人,把祸乱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并抓住慈禧的宣战诏书没有正式送达这一点,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所以赔钱但不割地。

1901年1月15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并接受了列强要求严惩的各级排外官员,共达142人之多。其中要求处死的12人,包括前文所述的疯狂排外的载漪、毓贤、刚毅、李秉衡等人;到4月,派醇亲王载沣等人任专使,就杀害外交人员事件分别赴德、日谢罪;同时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和11个国家正式签订《辛丑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条约。列强要求赔款4.5亿两,当时中国人口4.5亿,用意就是1人1两。这笔赔款根据各国出兵比例分割,俄国获得28.97%、德国与奥地利的获20.91%、美国的7.32%……由于满清没钱,就用关税和盐水扣缴,分39年付清,还要加利息,实际上连本带利39年要赔付8.5亿两,条约还规定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之间的炮台一律拆毁,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而且凡是涉及外国人被杀的地方一律要求停止科考五年,山西省太原、河南南阳、浙江衢州、北京顺天、江西鄱阳……45個城市被波及。

可以这么说,从满清被迫打开国门以来,这一巴掌是最后也最重的。它不仅全方位的羞辱、削弱了满清,而且切切实实让每个中国人都付出了代价。

和俄、德、日等国意图瓜分中国、赶尽杀绝不同,美国只求“门户开放”,反而担心过分削弱中国会导致局面失控,所以国务卿海约翰带头游说,使得美国国会两次同意减免美国所获的约1千万两白银赔款,但明确退款主要教育,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是战胜国,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所以都紧跟美国的腳步,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联亦在1924年宣布放弃 。

到1927年,各国几乎完全撤销了中国对赔款的支付,并将款项用于中国国内,最后一笔赔偿于1938年结束。即便如此,中国几十年间连本带利,实际上合计赔款高达6亿5千万两,代价不可谓不惨痛。

本来列强深知慈禧才是义和团事件的罪魁,德国甚至提出要把惩办慈禧作为议和的首要条件。但是李鸿章极力为慈禧推责,并暗示列强如果慈禧倒台,中国生变,他们也没好处。列强这才放弃了对慈禧的追责。

对慈禧而言,辛丑条约由于免除了她作为战争祸首的责任,保全了她的权力,所以丧权辱国,赔钱认罪都不算什么了。她不仅把自己培养的战狼载漪、毓贤、刚毅送上断头台,甚至还不惜打自己的脸,表彰了抗命不救的地方大员,赞扬他们的“东南互保”是“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25]

这个醉心权力、误国至深的老太太,并不知道自己为满清的棺材板盯上了最后的钉子。

十一、何以反思

近代史给中国人最大的反馈就是,只记得屈辱,不记得缘由,更不会反思。

众所周知,火烧圆明园其实就是因为满清乱杀外国使节引起。在付出惨重代价几十年后,居然又枪杀使节、围攻使馆引发八国联军。两次北京陷落的过程都是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为人不齿的大坑,满清跳进去两次。不长记性并不是因为脑子生锈,而在于封建王朝垂死的制度,这种制度内在的野蛮必定会和外来文明产生冲突,注定了用战狼式的思维劫持国家,与世界为敌,挨打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多的战争失败,那么多的屈辱条约,一次次打痛了封建王朝,但却没有一次真正打醒。

义和团这样低级、愚昧、癫狂的仇外、排外民粹,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能引发世界性的反击,把国家拖入如此巨大的灾难,它是空前的,然未必绝后。义和团的坐大,更多的还是在于清廷居心不良的包庇和纵容。煽动民粹,甩锅海外固然能轻而易举的转移国内矛盾,但是缺乏理性,不讲公义的民粹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容易,失控也容易。一个国家如果想利用非理性的民粹来鼓吹忠君爱国、获取利益,挨打是迟早的事。

对于满清而言,借力义和团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国际上丢尽颜面、备受羞辱的同时,也彻底丧失了朝廷的权威。特别是在“东南互保”之后,汉族地方权臣看透了满清的颟顸,开始不听号令,据土自保,武昌起义之后,北洋部队不听号令,各省纷纷独立对帝国毫无眷恋就是明证。而东北的被占,引来了后来的日俄相争以及日本窥视,可以说埋下大炸弹。说满清灭亡的大幕,实际上开始于八国联军庚子之役,实不为过。

对于最终被绞杀的义和团而言,更是无从说起的悲剧。那些底层衣食无着的乌合之众,在正常的统治秩序中被漠视、被践踏,但在在群体性的癫狂中却可以轻易找到存在感和使命感,特别是在“扶清灭洋”这么崇高的口号之下。所有的打家劫舍、残杀无辜、装神弄鬼因为有了爱国和排外的加持,便可轻而易举越过道德的界限,变成理直气壮的正义。法国大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得势、纳粹德国的崛起等,无一不是利用这种民粹心理的结果。但是无一例外,所有的民粹,最终都是以本民族的尸骨作为代价落幕。

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中国之人,上诈下愚”。其实诈和愚作为孪生德行,是并行互害的。它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粗鄙化、野蛮化,身处其中,人人受害。

2020又是一个庚子年。距离1900年那场闹剧,正好两个甲子轮回。我们今天追问历史真相,并不是为了怀古猎奇,更不是重新咀嚼仇恨,而是要反思症结。经历了三十年洋务运动,引进了列强各种先进技术和装备的满清,为什么还是一辱再辱?中国与列强的差距是科技,还是制度?屡屡被唾弃的是失败,还是野蛮?今天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比120年前更清醒?

结尾,请诸君牢记:落后不一定会挨打,但是又蠢又坏、背离文明一定会挨打。

2020/4/16-20

史料索引:

1.《清末教案》第四册,中华书局

2.《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

3. 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

4.袁伟时:《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5.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6.《己亥立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第21卷

7.《清史编年》卷12

8.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9.《晚清七十年》第4册,香港远流出版公司

10. 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

11. 《国门口两种制度文化的碰撞》,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12. 林华国:《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

13. 《义和团(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4. 《春冰室野乘》,山西古籍出版社

15. 戴海斌:《庚子围攻西什库教堂(北堂)史实再考》

16. 《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

17. 《遇难日记》,《义和团资料》第二册,

1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

19. 《晚清七十年》第4册

20.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1. 北明:《澄清历史真相—中美外交关系史》

22. 《张文襄公全集》,卷80

23. 张社生:《绝版李鸿章》,文汇出版社

24.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

25. 仲芳氏:《庚子记事》

26.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

27. 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

28.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2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没有美国,这世界究竟该多美好!

转载于《乾坤朗朗》

全世界反美反帝的人们,常常在网络感叹,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美国,该是多么和平美好!

今天,我们不谈空洞的概念,只来客观展示事实:我们生活中,那些东西来自于美国人的创造?如果真的没有了美国,我们的世界、我们现在的生活,会缺少啥?会是啥样。

就从我们手里的手机说起,从它所涉及的、通讯方面的科技发展脉络谈起:

自古以来,人们的通讯,靠嗓门喊,靠信鸽传书。即便回去100多年,如果你说可以和千里万里外的人通话,会有人相信吗?

改变这样原始状态,是从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开始。

我们的中学教材,这样描述:初三《历史与社会》第75页,关于“19世纪的科技与文化”中:“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通讯方式。”

在贝尔的基础上,人类继续在通讯技术上推进。下一步,是摆脱电话线的束缚。1906年,美国人菲雷士特,对二极管加以改进,研制出三极管,别小看这看似小小的一步,却是人类在打开电子时代大门中最重要的事件,无线通信成为了可能。美国人菲雷士特,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无线电之父”;

1948年,美国工程师项农,发表“通信的数学理论”学术论文,系统地理清了通信的基本理论问题,由此奠定了信息论的基础;(当然,大多数低维不学习人群,捧着手机也弄不明白这些理论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一天也离不开的手机,最早,是由美国贝尔实验室,于1940年发明的战地移动电话发展而来;1973年,美国摩托罗拉工程师马丁·库颇,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商业化手机;第一代智能手机iPhone,于2007年由美国苹果公司发明推出。

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所有通讯手段,从理论到实际产品,都发明自美国,没有美国,我们根本就没有在手机上咒骂他的机会。

环顾我们家中,那些天天都离不开的电器,美国人发明了哪些?

美国人发明了:

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微波炉,洗衣机,空调,冰箱。。。。。一句话来说:你家里的所有电器,很难找到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大部分基本都来自美国人发明。

如果你足够口舌伶俐,你可以尝试,一口气念出下面这一段美国人的发明:

第一个交通红绿灯、彩色电影、首次成功地进行玉米杂交、立体声技术、橡皮膏、推土机、收音机调频、电唱机、烤面包器、彩色胶片、袖珍书、原子弹、发现钚、大型计算机、同步加速器、电子、全景电影、宽银幕影片、发明环境学、超导现象、互联网、电脑、手机、电灯、电话、电报机、留声机、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发电机、飞机、洗衣机、空调、汽车、剃须刀、电影、蒸汽机、雷达、电唱机、彩色胶片、可的松、尼龙、牙刷、凝固汽油、微波炉、隐形眼镜、信用卡、抗麻疹疫苗、口服避孕药、脊髓灰质炎疫苗、彩色录像带、盒式录象带、抗肝炎苗、三角形滑翔翼、彩色复印机、创立基因工程学、防滑轮胎、首例输血、建成第一座摩天大楼、家用电冰箱、首例基因手术、哈勃太空望远镜、真空电子管、收音机、心脏起博器、激光、工业机器人、夸克模型、板块构造学说、智能机器人、通用微处理器、第一个光纤通信实验系统、第一台小型电子游戏机、第一代无绳电话系统、美国五角大楼首创因特网、电视电话、世界上第一颗试验性气象卫星、世界上第一颗氢弹、生命遗传的基因物质——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数字式电视机由美国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多媒体电脑、建立在因特网基础上的环球网(万维网)、复印机、塑料、无线电广播、。。。

远的不说,就算这100年吧,我们看看这100年,美国怎么样象母鸡下蛋一样,不断发明创造出这个世界本来不存在的新事物,为人类进步、为世界文明,究竟贡献了些啥。

当然,更远也没多少,美国可没有悠久的历史可以炫耀,它存在在地球,就不过200多年。

1901年:我们的爱国英雄义和团,在扒铁路砍电线杆时美国芝加哥人费希尔,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动洗衣机。全世界的妇女,终于从洗衣的繁重家务中解脱出来;

同年,美国企业家和发明家金.吉列,发明保险剃须刀。今天的男性,都还在使用,天天离不了;

1902年:美国开利博士为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家印刷厂,设计出了一套空调系统。人类终于拥有了夏季调节气温的能力,不然,你的夏天,会那么惬意?

同年,美国纽约建成世界第一座摩天大楼。想不到吧,我们今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现代化标志,米帝在义和团时,就开始玩了;

1903年,美国赖特兄弟,驾驶着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飞上了天空,这是人类航空史上,首次实现了自主操纵飞行;人类亿万年象鸟儿一样自由飞翔的梦想,实现了;

1906年,美国人李福里斯特 (Lee de Forest)发明真空电子管,成为真空管收音机的始祖;

同年,美国人富珊登发明了无线电广播。第一次从马萨诸塞州海岸发送出无线电波信号,现在众所周知的无线电广播,就这样诞生。谁想到,这东西,后来成了希特勒、三鑫们愚弄屁民的洗脑工具;

同年,美国人库奇力,发明钨丝灯。

同年,美国开设SOS无线电紧急呼救信号;

1907年:美国人克莱尔,成功地进行了首例医学输血;人类的生命,多了一重保障;

这一年,世界上最早的照相复印机,在美国纽约发明出现;

1908年:美国人费尔士通,发明防滑轮胎。

1909年:美国人L·贝克蓝,发明酚醛塑料的制作方法,在之前,世界根本不存在塑料,而今天,它已成了我们这个世界不可缺失的东西。

1911年:美国人埃力驾驶的“科帝斯”号飞机,首次成功降落在一艘装甲舰上。改变人类战争形态的航母,成为了可能;

这一年,中国满清王朝完蛋,我们开始剪辫子了;同年,开始实行禁吸鸦片法;又一次开始禁烟了,可惜,实际还是没禁住瘾君子们;

1913年,美国汽车巨头亨利·福特,正式启用他的汽车组装流水线,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使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了这个世纪拥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件大事。同时,开启了工业生产的流水线时代;

同年,美国人在芝加哥生产的首台家用电冰箱,问世。

1913年:钨丝取得了专利,电灯在爱迪生的基础上,终于实现了使用寿命的突破,走进千家万户,开始改变人类照明方式。

1914年:在美国克利夫兰,发明出现第一个交通红绿灯。改变了人类城市交通的效率;

1917年:美国人卡尔玛士,发明彩色电影。人类的娱乐方式、文化生活,迎来新时代;

同年,首张爵士乐唱片在纽约发明出现。

同年,振动刀片式电动剃须刀由美国人西科发明;

1918年:美国人唐纳德.琼士,首次成功地进行玉米杂交。原来,粮食作物的杂交实践,这么早就开始啦;

1920年,美国发明信用卡。信用卡的出现,是自货币出现后的最大革命。

1920年,美国人塞缪尔.沃特斯,发明立体声技术。

同年,美国市场上出现胸罩,胸衣逐渐消失。这可是改变女性健康与时尚的大事;

1921年;美国人德鲁,发明了橡皮膏。

1922年:美国人泰勒和扬,发明雷达。

同年,美国人福罗斯特,在一辆福特汽车上安装了第一个汽车收音机。

1923年:美国发明推土机。

1925年:美国人阿姆斯士特朗,发明收音机调频;

同年,美国出现电唱机。

1926年:美国人耿斯巴赫造出“科幻”一词。同年,美国发明烤面包器。迪斯尼公司的米老鼠卡通形象问世,动画从此风靡世界;

1927年:伦敦和纽约之间,第一次实现电话通话。

1929年:美国科学家伊夫斯,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播送50行的彩色电视图像,发明了彩色电视机。

1933年,兹沃力金研制成功可供电视摄像用的摄像管和显像管。完成了使电视摄像与显像完全电子化的过程。至此,现代电视系统基本成型。今天电视摄影机和电视接收的成像原理与器具,都是根据他的发明,改进而来。

1932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有效的心脏起博器,这一发明,使很多心脏病人得以起死回生;如果你带着起搏器,在手机上反美,会不会。。。。

1934年:美国出现非人力的机械洗衣店。

1935年:美国柯达公司发明克罗姆彩色胶片。

1936年:美国人肯得尔发现可的松。

1937年:美国人邓普提发明超市手推车;想不到,这么简单的东西,还是要美国人来发明;

1938年:美国发明尼龙材料,制造出第一种产品,牙刷由此问世。不然,今天的我们,还会有刷牙的可能吗;

1939年;美国西蒙和苏斯特出版社,在纽约出版袖珍书。

1940年:美国制定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美国人塞堡和麦克米伦,发现钚。

1942年:美国发明凝固汽油。

1944年: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开始生产大型计算机。啊,我听到计算机这个名词,都是在50年后了!?

1945年—美国人斯潘赛,发明微波炉。

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爆炸;——这个嘛,还是没发明好些;

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成第一个同步加速器,使用世界上第一个电子。

1946年2月15日: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多用途电子数字电脑,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

1946年,核磁共振现象被科学家发现,70年代以来,核磁共振技术与图象重建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核磁共振成像技术;

接下来的1947年,全世界许多地方忙着内战杀戮的时候,美国人的发明却不少。

194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家弗兰克·利必,首次用反射性同位素碳14,准确测定了曾经有过生命的有机体的年代。碳14测年法的发明,对于考古学、海洋学和地球科学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1947年:美国人徒伊,发明隐形眼镜。

1947年:美国雷声公司发明微波炉,并商业化;

1947年,第一个半导体电子增幅器——晶体管问世,成为人类微电子革命的先声;

1950年:信用卡在美国普及,“一卡走天下”的时代到来;

1951年,美国的克罗斯公司,研制出第一台实用的磁带录像机;

1952年,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试爆成功了世界上第一颗氢弹;

1953年,生物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生命遗传的基因物质——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

1954年,美国设计制造的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进行处女航,宣告了核潜艇时代的到来;

1954年发明避孕药,美国医师格雷戈里·平卡斯发明了避孕药,它是由两种抑制女性排卵的激素组成的混合物。避孕药之所以被列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原因就在于它把妇女从被动的生育中解放出来从此妇女们可以自主地控制生育,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要小孩,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何时怀孕。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禁锢妇女性自由的枷锁,使她们有权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工作,最终扩大妇女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1958年,美国人发现激光,两年后的1960年,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诞生;

1959年,美国工程师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

1960年4月1日,美国发射世界上第一颗试验性气象卫星;

1962年,美国物理学家首次提出夸克模型,并预言这种非凡的粒子不仅存在,而且正是这种粒子构成了其他一切粒子;

1964年,美国IBM公司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个采用集成电路的通用

1968年,美国和法国的科学家提出板块构造学说;

1968年8月11日,一艘名叫“格格玛·挑战者”号的科学考察船开始处女航,目的是深海钻探。经过15年的航行,不仅验证了大陆漂移说、板块构造说,而且还有许多重大科学发现;

1968年,美国斯坦福研究所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智能机器人;这是人类AI时代的先声。

1969年,美国五角大楼首创因特网;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不然,哪有你我今天使用网络的时髦和方便。

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飞船发射升空。21日11时56分,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踏足月球,他的一小步,标志着人类的一大步

1971年,世界上第一个通用微处理器问世,被称为第一代微处理器,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诞生;

1973年,世界上第一个光纤通信实验系统,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建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今天便捷的互联网,奠定了基石;

1975年,美国人威廉·米勒,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小型电子游戏机;

1976年,美国第一代无绳电话系统投入实际使用,移动电话逐渐成为现代“顺风耳”;

1977年,美国研制出了中子弹,并开始投入生产和装备部队;

1981年4月12日,美国耗资100亿美元,第一次把“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发射上天,它的特别在于,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一次性火箭,而是自由往返于天地间的航天器;你可以想象,比一次性的省多少钱。

1983年,数字式电视机由美国研制成功;

1984年,美国苹果公司推出世界上第一台多媒体电脑;__网络愤青,是不是该谢绝使用电脑了?

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人体“生命之书”掀开第一页;

1991年,建立在因特网基础上的环球网(万维网)正式露脸,这张无形之网使人们相互传递信息犹如在网中穿梭,十分便捷;

1993年,在与世隔绝的“生物圈2号”中生活了两年之久的8位科学家,平安地走出这一人造小世界,标志着美国“生物圈2号”计划首次试验结束;

1993年,美国将信息高速公路列入政府建设计划,一时间,信息高速公路在全世界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1995年6月,美国“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与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对接成功,标志着人类在空间活动中的国际合作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1997年,美国探路者号火星探测飞船成功地在火星着陆,开启了人类登上火星的梦想;

1997年5月11日,在历时9天的比赛中,IBM超级计算机“深蓝”以两胜、三平、一负的成绩,战胜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这次人机大战,开启了人类AI时代的新里程;

1998年6月3日,北京时间清晨6时06分,探索宇宙本源的人类第一个高能物理实验“阿尔法磁谱仪”搭载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顺利升空,几千年来,人类第一次直接观测宇宙空间的带电粒子;

。。。。。。。。

后面这20多年,没功夫找资料了,见谅。其中,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的美国创造,就是现在手里的智能手机。

水平有限,条件有限,不可能全面,科技方面的大神,尽可以补充。

有10多亿人口的非洲、17亿人口的幕斯林、13亿人口的印度,牛皮哄哄的俄大国,全世界近200个的落后三世界国家,同期,产生了什么重大发明,为人类文明贡献了多少智慧成果,有识之士,公正的人儿,不妨列举出来,为亚非拉正义的人民争个脸。成天呼吁人与人平等,国与国等的理想主义者,要不要呼吁财富创造、文明的贡献,也要平等?

其实,谁都明白,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财富与文明创造能力,是不可能一样的,不是每个人都挑得起200斤的担子的;这不难理解,也没人如此要求,毕竟人的智商和体力,天生就是不平等的;但是,贡献能力低的人群,对高贡献者心存感恩、对他们创造的文明成果,心怀感激,应该是生而为人的起码道德要求吧?

奇怪的是,今天的世界,却是完全没有文明贡献能力的人群,一方面在平等口号下,心安理得地享受高素质人群创造的文明成果;一方面,却是对文明创造者满怀切齿痛恨,以反文明、反创造为时髦。低能落后者,往往成了正义的化身;创造文明者,却成了邪恶反动的代名词!

人类文明的逻辑,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有人类基本良知、基本思维能力的人士,不妨闭上眼睛,想一想,没有这些伟大的发明,我们今天的现代生活,会是什么样?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我们缺乏的只是疫苗?

作者:刘宁荣教授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商业学院暨企业研究院创院院长

又一次的开学典礼付诸东流,这一次春天的典礼是因为新冠肺炎,上一次冬天的典礼是因为香港动荡。不少朋友问我怎么没有看到我在新冠肺炎下的演讲、观点和文章?近两个月里,好文何止上百上千?有多少从疫情中央发出的令人潸然泪下的亲身经历?有多少发自内心的自省和思考?有多少对国家未来的焦虑和期许?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在同一个时刻、为同一个人、为同一件事发出我们谦卑的声音,吹起我们的口哨声?而这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希望类似的悲剧可以再少些;希望我们无需生活在不必要的恐惧之中;希望这个民族无论何时都是被人敬重的。

这当然是一场灾难。庚子鼠年以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开始了这一场天灾,但这也是一场人祸。根据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如果武汉提前三个星期开始狙击这一病毒,仅中国受感染的数目就可以减少95%。当然这只是一项研究,而现实与数字模型之间存在的距离有时可以是如此之大!如果武汉封城之后欧美各国不会如此傲慢,而是积极合作应对,今天的欧洲和美国或许就不会面对这样的人道危机!在全球面临这样的大灾难面前,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自私与自大、嘲讽与指责、恐惧与推卸,甚至阴谋论甚嚣尘上,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和应有的反思。面对这样的世纪疫情大流行的恐惧,我们缺乏的远非控制疫情的疫苗!

我们缺乏常识;我们缺乏见识;我们缺乏透明度;我们缺乏同理心;我们缺乏担当;我们缺乏反思……

我们缺乏常识

在这场疫情席卷全球时,新冠肺炎也成了阴谋论的温床。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有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外漏的“泄毒之说”,有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留下八个可疑生化毒物箱的“种毒之说”,有美国参议员柯顿指控毒源来自大陆生化实验室的“放毒之说”,有武汉军运会期间美国兵“播毒之说”,莫衷一是。我从一开始就对阴谋论存疑,我总觉得人性虽恶,但人类的恶行还不至于如此匪夷所思。有些指控,稍微求证,就知道是胡言乱语。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位于武汉新世界国贸大楼第47楼,后院在哪里?生化毒物箱又如何埋在地下1.5公尺处?谎言哗众取宠,但信者众!如果病毒来自中国的生物基因作战实验室,对病毒的认识和控制还会那么难吗?这样低水准的阴谋论竟然畅行全球!其实只要有基本常识,反智的阴谋论就不可能大行其道。

我们缺乏常识也因为我们常常以偏盖全,信息不对称。意大利专家雷穆齐(Giuseppe Remuzzi)表示早在去年11月份,意大利北部就有人染上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不明肺炎。中国的一些媒体第一时间就报道了意大利是源头的说法,让不少中国人信以为真。中国的记者还纷纷打电话去采访,他对自己早先的采访被断章取义非常不满,并指出这是教科书式的“宣传手段”。但之后他纠正中国媒体的说法,并没有被广泛报道。他还在另一个场合表示,武汉可能早已出现新冠肺炎感染,期间有大量中国人从武汉来到意大利,令意大利出现了疑似案例,由于一切来自中国的信息都不透明,才令疫情失去控制的黄金时机。其实意大利北部温州的人很多,而一月的时候,除了武汉,温州疫情也很严重。在中国就有专家因看到浙江有人感染之后,强烈建议武汉必须封城。

疫情刚爆发时,有不少人总在那里质问,美国每年季节性流感死了成千上万人,无人恐慌,世界各国没有切断和美国的联系,但美国为何要切掉和中国的联系?这是否过度反应?是否歧视中国?是否违反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但季节性流感有疫苗,死亡率只有新冠肺炎的十分之一,这样的事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如今看到疫情蔓延全球,纽约成为另一个武汉,大家应该可以明白每年在美国发生的季节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的根本不同。

我们缺乏常识是因为我们受制于我们有限的知识和见识,无法认识事物的真相;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面对恐惧而惊慌失措,无法理性地看待自媒体时代所获得的虚假资讯;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的立场和偏见挡住了自己的视线,无法走出原有的认知。

我们缺乏见识

同样在欧美各国,不少人还真的将新冠肺炎和季节性流感等同起来,根本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酿成今日欧美各国沦陷的惨痛教训。在发生新冠肺炎这样的全球公共医疗危机时,不要说普通人,即便全球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对病毒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束手无策,无法预见其发展方向,至多只能依靠模型做出推算,但最终和现实也可能相距甚远。在疫情初期,不要说西方的专家,即便内地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都不认为这次疫情比“非典”严重。因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大学的专家学者敢于发声,袁国勇教授早在1月3日就警告香港政府,这次疫情极为严重,香港特区政府早在1月7日就宣布把“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列为须呈报的疾病,卫生部门有权强制隔离怀疑患者。管轶教授是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最早发出疫情将失控的警告。

香港因2003年受“非典”的沉重打击,大家记忆犹新,不少香港人对新冠肺炎都非常恐惧,也出现了抢购潮。但在香港的西方人对此的反应就大为不同,包括香港大学中的白人学者也觉得这是类似流感的病毒,只不过传染率和死亡率高而已。这种判断一度让我觉得香港是否过度恐慌了,特别是香港医务人员以罢工逼迫政府封关的举动过激,违背了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伦理底线。疫情初期在香港街上也基本看不到有多少西方人戴口罩,所以在西方的华人因为担心感染病毒戴口罩也被视为怪物,不被理解还算次要,还受到白眼和歧视,甚至遭人毒打。因为在西方的文化里,只有得病的人才戴口罩,而你得病了就不该出现在公众的地方。其实西方人这样的行为也是因认知受限,而诉诸暴力的不法之徒更是蔑视人权。

这次疫情在欧美的迅速蔓延终于让西方意识到新冠病毒不只属于亚洲人,他们原先冷眼旁观,以为白种人可以刀枪不入。甚至欧美的不少医学专家初期都低估了这个疫情的风险,从意大利大意失荆州,到英国的“群体免疫”,再到美国的全线沦陷,在一定程度上都和他们对这个病毒的有限认知有关,说难听点就是无知。因此政府不敢与普通民众的认知相左,轻易做出封城的决定。医学界本身也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直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专家尼尔·弗格森团队的研究报告做出了令人恐惧的预测之后,英美两国政府才改变被动的应对策略。这份研究报告警告,如果英美两国不积极应对,英国将会有超过50万的人死亡,而美国将有220万人死亡。即便如此,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此之后还是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新冠病毒在英国已经传播了一个多月,大约一半人口已经获得了实质的群体免疫能力。

全球在应对这个新型病毒的侵袭时,因为知识不足,做出了不少错误的判断。在疫情初期,对病毒的严重性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获得人传人的证据之后才被迫做出武汉封城的决定。但同时也因为认知不足,人的见识有限,影响了我们应对病毒的策略。东亚地区有“非典”的惨重教训就极为重视,西方民众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则不同,完全放任。

我们的见识常常受限于我们的生活经历和环境,但我们不可能亲临其境去认知每一件事物,因此获取全面的信息就变得至关重要。不幸的是我们因防火墙无法获得客观的信息,因处在同温层里拒绝不同的信息,更不要说我们因缺乏透明度难以接收真实的信息。

我们缺乏透明度

回首往事,不少人都低估了疫情的危害!但是,在疫情还没有开始蔓延时,如果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如果吹哨人不被劝诫、警告、和惩罚,或许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历史会改写。许多在武汉不该发生的事一定不会发生,武汉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中国百姓的牺牲也就不会这么大。

从中国最早处理新冠肺炎的不当做法,到世界卫生组织迟迟未对全球发出最高级别的警告,到欧美各国的迟缓应对行动,都和缺乏透明度有关联。这次疫情如此迅猛扩散的第一责任人当然是武汉当局、湖北当局,他们对公众隐瞒信息甚至掩盖真相,引发了民众的不信任,国际社会不少人甚至怀疑中国的死亡率造假。中国最为受伤的就是因封锁和隐瞒信息,导致疫情的控制受到延误,遭到国际社会诟病、排斥和指责。武汉封城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受到重创的举措和牺牲也因此大打折扣,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其实刚刚浮现。

美国政客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刻,颇有隔岸观火的看客心态。特朗普为了选举,为了股市不下跌,不影响经济,就是不愿承认疫情迟早会冲击美国。他本以为关闭了来往中国的航线,切断了来自中国的人流就万事大吉了。他还不让邮轮上受感染的游客在美国下船,就是要制造美国本土病毒感染者很低的假象。但这样的做法和一切以稳定为首要的考虑有何区别呢?在疫情终于席卷美国之后,他也是不断大事化小,尽量降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甚至在感染人数还在不断攀升时竟然表示美国的经济活动在复活节就可以恢复正常!所幸美国有独立的媒体,在白宫可以直接和总统公开叫板,不让政府传播的不实消息当道。在白宫记者会上,美国媒体公开质疑特朗普的抗疫政策不当,当场质问总统为何不停地使用“中国病毒”这样的歧视性字眼。

早在1月20日,当我确认这将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时,我就第一时间在我的朋友圈里转发了管轶教授对疫情的“悲观”看法。但他的科学分析在内地被视为耸人听闻,有人甚至借他的“逃跑说”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但正是这样客观的信息才有助于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了解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已经去到了多么危险的境地!其实在发生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危机时,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要阻止谣言,信息的透明就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刻意隐瞒信息,还有虚假资讯泛滥。全球数百名科学家2月上旬出席日内瓦“世卫论坛”,讨论新型冠肺炎疫情,学者就感叹他们不得不面对两条战线作战,除了应付病毒大流行,还要应付虚假资讯大泛滥 ,而应对虚假资讯泛滥比抗疫本身还艰难。网上流传最广最快的往往就是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和渲染成见的看法,这些不实的信息,有恶意造谣,有断章取义,导致非理性的反应和恐慌,甚至制造混乱和分化。世卫顾问隆基尼(Ira Longini)和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曾提及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但网上的信息都忽略了“如果传播未加抑制”的假设,特意将最坏的可能性无限放大,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在任何一场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是不可能靠屏蔽信息来阻止危机的蔓延。恰恰相反,这只会造成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即便在上个世纪的苏联时代,对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的隐瞒最终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世纪大灾难,更何况我们已经身处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

面对全球疫情大流行,信息披露和信息对称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地域,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应对策略和措施。不管是对疫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疫情的方法,各国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相互之间不仅不该嘲笑,反而应该借鉴。我们因条件限制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但至少可以换位思考,从他者的角度看问题,避免幸灾乐祸的看客心理。

我们缺乏同理心

疫情爆发之后,各国不仅有不同的认知过程,而且在获得相同的认知之后所采取的应对也并不相同。武汉封城的消息传出之后,西方的反应也是两极,有称这样的举措是流行病专家的天堂,而这只有在威权国家才能实现,民主国家只能羡慕。但也有一些西方国家看到中国面临的困境,在疫情刚刚爆发时,也带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幸灾乐祸看笑话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抗疫,还把病毒与中国的国民性和低劣文化相联系。各国抗疫的做法离不开其体制、文化、历史等因素。在中国,一声令下,举国体制立马见效,整个国家有如一部机器,全力抗灾,所有其它事情都要靠边站,甚至做出牺牲,包括在“准战争”状态下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其它病人可否受到正常的医疗救助,都不是最重要的考虑。事实证明,这样的牺牲确实巨大,但这一抗疫历史上未曾经历过的举措,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被封城两个月的战略最终是奏效的。中国的牺牲阻止了疫情蔓延,可歌可泣。即便如此,可圈可点之处也多如牛毛,野蛮作业的现象也并非个别。中国人不喜欢美国指手画脚,那别的国家难道就喜欢中国这么做?一些自媒体对别国状况一知半解,充满无知、偏见和轻蔑,非要说人家不会抄作业。看看东邻日本,和韩国的做法也不同,连大面积的检测也没做,情况也不算太坏!日本的人口密度还超过中国!但日本人平时的生活和卫生习惯,你又了解多少?其实就是华人社会的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处理方式都不同,当中新加坡的所谓“佛系”防疫措施相当成功让不少人大跌眼镜。新加坡从“重灾区”到“模范生”,表面上看去似乎选择了“佛系”的抗疫策略,曾引来不少怀疑、甚至嘲笑。新加坡防疫成功是有原因的,其策略可以概括为:最快反应、最早防范、最有系统、最严惩罚、最少折腾、最缺恐慌。新加坡一度是仅次于中国病例第二高的国家,同时人口稠密,还是国际交通枢纽。但新加坡政府反应迅速且效率高,最早限制来自中国的人流,并实施了对不同人群的休假令和居家隔离令。“非典”之后建立起来的疫情警报系统立即派上用场。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集先进的检测、治疗与实验研究为一体,马上研发并合作生产了快速病毒检试剂,有健全的检测体系,保证了疑似患者尽快得到治疗,避免了疫情的传播,加强了民众的信心。新加坡缺乏口罩生产能力,不鼓励大家戴口罩,但政府还是快速购买了五百万个口罩派发到每家每户,安抚民众。新加坡有充足的医疗资源,类似于中国的发热门诊就有873个,相当于北京发热门诊的11倍。我很早在朋友圈里就转发相关的信息看好新加坡的做法,甚至比香港还成功,没有发生香港排长队争口罩、抢厕纸的“奇观”。但话说回来,香港的恐慌是基于香港曾在2003年“非典”时曾遭重创的惨痛历史,以及香港和内地每天有大量的人员来往这一事实。

韩国这次的抗疫模式在西方更是受到肯定,法国总统和瑞典首相等多国政要甚至致电韩国讨教。但韩国对疫情的控制到底有何魅力?为何西方愿意到韩国取经和复制韩国模式呢?韩国也曾面对与中国相同的困境,但两国在大范围发生疫情之后,采取了类似的抗疫战略,新增病例曲线迅速被压平。但西方在看韩国的经验时,特别看重韩国没有因疫情出现压制言论和信息受阻的现象,没有因禁令影响民众的行动和自由,国家的经济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韩国的经验可以归结为:早干预、早准备、早检测、早跟踪、早隔离、早观察。韩国的企业早就判断病毒迟早会扩散到韩国,第一时间就研发出检测试剂盒,获得政府的紧急审批投放市场,检测过程只需十分钟,几小时内可以出结果,准确率超过98%。韩国单日可检测近两万人,检测率全球之冠,已有120多个国家争相从韩国进口测试盒。韩国政府还迅速修订法律,网站和手机都可以追踪病发者,一旦有新病例,就可以获得信息和警报。

好的经验当然可以抄,可以借鉴,但不必过分地显耀自己的成功,这只会让人反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中国不准外国人入境,这是因为中国不能再冒第二次疫情失控的风险,于情于理都不是自私自利。同样,疫情爆发初期,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美国等地对中国人封关、撤侨也是同理,人家也同样不愿意看到疫情蔓延,为何那时就可以攻击别人是恶意制造恐慌,是对中国背后插上一刀呢?美国在欧洲疫情严重之后也禁止欧洲人前往美国,最后连英国这个小兄弟也进了入境限制名单。日本现在对包括中国、韩国、美国、欧洲在内的国民入境都采取十四日隔离的政策。疫情初期,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曾经被我们骂得一无是处的大和民族似乎对中国很友好、很善良,向中国捐赠各类物资,而对美国政府的表现极为不满。其实抛开美国民间和企业的资助不提,为何一定就要期待和中国正在打贸易战的特朗普政府对你友好呢?而对中国最早锁国的是朝鲜、俄罗斯、越南等国!

在疫情袭击的恐惧中,我们更不可以幸灾乐祸地嘲笑别人的行为,透过渲染别国的疫情失控来展现自己的英明和伟大,而忘记了自己并没有走出险境。美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讣告,看去令人悲伤和沉重,恰恰彰显了人性的一面。中国不少媒体将意大利和美国医院中的尸体的照片无限渲染,而失去亲人的武汉人前去领取骨灰盒,为了正常的悼念发出的哀思和照片却消失了。我们当中总有人不愿正视自己的创伤,不可忍受将苦难、悲剧和丑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人,将读者高达五千万的“日记”视为恶毒、无耻,却又如此钟情地展示“纽约医院尸满为患”、“纽约穷人疫情之下被迫乘坐地铁上班”、“英国政府勒令医生封口”这样的文字和照片。广东一个企业老板竟然建议厂家做假测温枪卖给美国,让感染者越来越多,辽宁有餐厅门外贴出横幅祝贺美日疫情扩散,就不单单是没有同理心了,而是无知的反人类言论。

如果我们可以同样毫无顾虑地拷问自己,犹如如此心安理得地对他人提出质疑,我们的心智就一定不会萎缩,我们兴许也就有了希望。如今,我们甚至无法正常地伸出舌头,道出自己的甜酸苦辣,又何必如此居高临下,带着幸灾乐祸的病态,刻意营造似是而非的场景,来彰显那虚幻的优越感?!但我总是固执地坚信,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勇于承担起苦难中的责任,最终一定是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赞许的。

我们缺乏担当

在这次疫情中最常听到的一个字就是甩锅,这场“甩锅大战”从武汉封城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断上演,从当地的医疗机构,到各级政府官员,到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大家都在问,疫情失控和蔓延的责任在谁?中国在“非典”之后耗资11亿,搭建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过去15年间持续监测39种法定传染病。这个全球最快速的疫情上报系统,可以在短短两小时内将疫情上达北京,中国最高的疾病防疫专家在2019年曾经表示中国绝不会重演“非典”悲剧。但话音刚落,这个耗费巨资的系统并没有在这次病毒蔓延中发挥功效。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但有一点很清楚,专业判断在明哲保身、没有承担的官僚系统中被冷冻了,生命的价值也同样在个人权力的棋盘上被抛之脑后。这场疫情最大的讽刺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面对这场世界公共卫生大危机时,竟然上演了一出极为相似的闹剧。几乎每天陪同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美国传染病首席专家福西不谄媚权贵,不介意道出与他旁边的总统立场不同的看法,其独立的专业精神不受政治的左右,但他的专业判断也同样被美国总统束之高阁。疫情在中国蔓延恶化之时,美国的科学家就发出警告,但美国疾病防疫中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似乎都没有看到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更何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了。特朗普向来蔑视科学和专业的意见,联邦政府被一群科学怀疑论者把持。而特朗普就喜欢看极右的福克斯电视台,曾与中国同行舌战的女主播Trish Regan就鼓吹疫情是民主党的阴谋,而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个阴谋论者。他同样不信任主流媒体,不停地和主流媒体在白宫记者会上唇枪舌剑,甚至当众侮辱记者。特朗普也不重视来自情报机关的报告,警告疫情的严重性被中国低估和隐瞒,以及疫情将会蔓延全球。此外,特朗普对玩政治的兴趣多过抗疫,为了竞选就是不愿承认疫情迟早会冲击美国,他对疫情轻描淡写的原因也是因为民主党主政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受到重创,但共和党的红州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纽约时报在3月28日刊登万字文,以“美国错失的一个月”为题,分析了美国因检测技术落后,法规不配套,白宫领导无方,政府官僚作风,导致美国失去了疫情防控的黄金30天。美国的科技和医疗发达,美国的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最高,达到了近18%,但美国至今的表现为何令人大跌眼镜?无法早期进行检测是疫情蔓延的元凶,美国疾病防控中心也不是不作为,但为何会发生这样灾难性的失误呢?这和欧美社会对新冠肺炎的轻视有相当大的关联。中国在修正了前期隐瞒疫情的错误之后,武汉封城的快速行动,为整个国际社会控制疫情争取了难得的宝贵时间。随后东亚各国和地区也纷纷采取行动,大体上都取得一定的成效,制止了新冠病毒的蔓延。遗憾的是,由于对疫情的认知存在极大的偏差,欧美国家都没有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欧洲和美国先后演变成疫情的重灾区。此次疫情的另一个中心意大利,也只不过停飞了前往中国的航班。而美国早在1月3日就获得了中国的通报, 但美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一样一直心态超然,觉得自己远隔重洋,“非典”只在东亚流行,便以为此次新冠肺炎也同样会局限在东亚地区。

而疫情在美国开始蔓延后,这场“甩锅”大战竟然也蔓延到国际社会,中美两国爆发了令人捧腹的唇枪舌战。中国外交部的新任发言人在推特上怀疑美军在武汉播毒,特朗普亲自上阵,恶意地称新冠肺炎为“中国病毒”。病毒起源地的争论凸显了各方意图透过“甩锅”来推卸应有的责任,其实起源地何罪之有?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特朗普改口之后,还坚持要将武汉病毒写进七大工业国外长的公报里,而被其它国家拒绝。美国自己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疫情失控,特朗普却只会将矛头转移,掩盖自己抗疫能力的失误!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病毒”经过他的大嘴巴,在推特里一天又一天地在说,传遍全球,造成了美国等地歧视亚裔人的犯罪上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项全新研究,警告全美针对亚裔人的仇恨犯罪案件数目,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而飙升,危及美国的亚裔社群。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的时候,不仅感慨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战疫的能力,而且惊叹这两个世界大国竟然可以如此低水平地进行“口水战”。

从亚洲到欧洲到美洲,昔日繁忙的大都会因这场疫情,生活已经停顿。这场疫情不仅暴露了我们制度的缺陷、系统的脆弱、和人性的罪恶,全球已经跌入新一轮的金融市场大动荡和全球经济大衰退,但不幸的是,我们不仅没有进行反思,却依旧在那里自我陶醉和自我撕裂!

我们缺乏反思

一场史无前例的病毒大流行正向全球各个角落冲撞,死亡笼罩着这个星球。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其中多少人祸是可以避免的呢?封口vs封城:围绕着这场人道危机的争论焦点从一开始就从这里展开。如果没有发生“封口”事件,新冠肺炎的蔓延是否会有另一个结局?我们无法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至少不会如此惨烈。问题在于一个经济如此发达的国度,为何依旧无法实现一个开放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一个自信的社会为何难以拉响危机来临的警报声。而这并非个别和单一现象,这有如隐藏在我们社会中的毒瘤和顽疾,总是如此粗暴地压制善意的提醒和批评。在危机抵达临界点之后义无反顾的“封城”行动,尽管惨烈,却也是迫不得已的孤注一掷,但我们并非事事都一定要以牺牲个体的代价来实现宏大的目标,文明是体现在对每一个生命的关怀上的。“封口”可以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全球失去信用和信任,即便在“封城”的巨大牺牲之后,受感染和死亡的官方的数据还是被质疑。扪心自问,为何中国常常成为这类被怀疑的目标与对象?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和一个透明度高的社会,一定可以勇敢地面对真相并向大众提供真相。所幸,在疫情重击下,中国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媒体松绑现象。另一方面,西方也常常从固有的认知出发,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在这场抗疫中,与东亚各地在武汉“封城”之后迅速进入作战状态完全不同,欧美各国不仅负面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而且没有从中国的“封城”行动中嗅出危机的严重程度。

傲慢vs自大:这让我们再次活生生地看到了傲慢与无知,欧美各国普遍将最初在武汉出现的新病毒归结为黄种人的病。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2月份曾在G20财长的一次会议上主动表示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却自讨没趣,欧洲国家非常不屑。意大利副总理后来在G7财政会议上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这是黄种人才会得的病,和他们西方人没有关系。无怪乎,意大利一度成为中国之外感染者最多的国家。特朗普的傲慢与自大终于在疫情横扫美国之后,被迫承认美国将面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惨重的死亡。

然而与西方的傲慢相对应的则是在中国自媒体的世界里无时不在的自大,在那里你只有看到中国成了全球抗疫的英雄和救世主,所有的悲剧都活脱脱地变成了赞歌的素材,而忘记了病毒是从武汉开始向全国和全球蔓延的。这样的自大在中国抗疫初现曙光之后,更是变成了对他国肆无忌惮的嘲笑。而最新的对象就是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美国,却忘记了美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发达的医疗体系,仅ICU(重症监护室)的床位数量就远远超过中国。而“傲慢”与“自大”这对孪生兄弟却拥有一个共同点:偏见。

吃野味vs戴口罩:在有关病毒源头的吃野味文化,以及防止病毒扩散的戴口罩文化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偏见。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人的确没有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及时关闭野味市场,不少人因而将此次病毒的爆发与中国人喜爱吃野味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中国人是时候改变吃野味的生活习俗。有趣的是,中国网民反而找出了纽约上流社会吃野味的视频,一时之间在朋友圈中疯传,证明美国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这几年比较严重的传染病,包括中东呼吸综合症和甲型H1N1流感病毒并非源自中国。

另一方面,亚洲人戴口罩以防止病毒扩散基本是共识。但西方人,即便是生活在亚洲的西方人也不喜欢戴口罩。在西方,视口罩为病人标志的观念还带来了对亚裔人的歧视。在欧美各国生活的亚裔人处在戴口罩被歧视,不带口罩怕染上病毒的天人交战中。但在这次疫情重击欧美之后,戴口罩抵抗病毒的认知终于慢慢开始在欧美被接受了。

自媒体vs主流媒体(赞美vs批评):在疫情的报道上,中国的主力军是自媒体,不管是赞歌,还是批评,自媒体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情绪性。而在许多其它地方,报道疫情的主力是主流媒体,力求客观。特别是美国媒体,其角色是监督政府,且喜欢监督全世界的政府,多数又是自由主义倾向,所以特朗普也反感美国主流媒体。但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CBS记者胆敢在白宫怒怼总统为何要使用歧视性的“中国病毒”;NBC的记者质问特朗普吹捧效果未经证实的抗疫药物是否给美国人虚假的希望,并指美国数百万人活于恐惧中;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张彦(Ian Johnson )的“观点”文章,指出中国为美国赢得了时间却被美国白白浪费了;纽约时报的社论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言词加剧了对亚裔的种族仇恨。

中国自媒体里那个发自纽约的抗疫日记,作者声称其素材全部取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而非道听途说,语带双关。的确,当纽约成为美国的武汉时,我每天在美国电视新闻上看到的几乎全是“负面”消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离开人世时的凄惨故事;病人因缺乏医疗设备无法获得及时医治的悲剧;医务人员面对死亡威胁战斗在第一线几乎崩溃的场面;停留在街边装满尸体的冰冻车和医院走廊里运尸袋的场景;质问白宫何时可以确保医疗设备运抵现场的愤怒;受到病毒感染威胁下美国海军官兵的呼吁;失去工作的普通人无法交付房贷的忧虑。在这里你看到的是恐惧,是担忧,是悲伤,在这里你听不到任何赞歌。

威权vs民主:这次全球抗疫的叙事已经成为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之争,甚至上升到威权还是民主体制在抗疫中哪个更有成效的争论,但不少人却忘记了无论何种体制都有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在欧洲成为重灾区之后,德国的死亡率却一直很低,这或许与日耳曼民族的自律有关。在亚洲处于恐慌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跟随中国封城、没有跟随韩国大面积检测,但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失控,这或许与大和民族的自律和生活习惯有关。如果将抗疫简单地看成是中国体制的胜利,那么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又是何种体制?无疑,中国自上而下的动员力量,让全球看到了中国体制战胜疫情的超强能力,但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应变和调整能力在纽约成为疫情重灾区之后,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纽约在中央公园、体育场迅速建起方舟医院,并加快对受感染疑似人员的检测。来自全美的六万多名医务人员主动报名成为自愿者,自发前往纽约支援人手不足的医院,“捷蓝”航空免费载送这些医护人员“上战场”,酒店免费提供住宿,企业慷慨捐赠急需的防护用品和医疗设备,但没有企业对这些行动发稿、做公关、高调宣传。即便美国总统面对新冠肺炎的反应丑态百出,但这个国家所幸不是一个人说的算,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都不理睬他的狂言妄语。而美国的体制也决定了联邦政府对州一级政府的事务不可干涉,即便特朗普想对纽约和临近的两个州“封城”,但纽约州州长公开反对,使得特朗普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特朗普随心所欲,疫情还未控制,就要求复活节恢复经济运作,但疾病专家和媒体则公开和他唱对台戏。因此,应对病毒需要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里,民众敢于承担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在全球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时,我们需要理性地思考人类的失误和失败,而非指责和推卸。这场大灾难离落幕之日还有漫漫长路,但这场天灾与人祸也给人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机会。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或许全球终将明白这不是“中国病毒”,是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世界病毒”,病毒恰恰因我们人类的傲慢、自大、和自私而四处肆虐。在这个全球化被污名化的时代,尽管国与国的界线依旧分明,但病毒绝不会只在一国的边境线内停留。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全球的视野和全球的胸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合作去共同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庚子年常常是灾难之年,但或许也是转折之年。在新冠病毒横扫全球之后,这不应该是我们重拾孤立的时刻,而是通向一个不一样的全球化新时代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