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时政

战狼劫国的代价:八国联军起兵始末

作者:二大爷2018

原载《二大爷Alex》微信公众号

 

全文14100字。阅读需35分钟。建议保存后再阅读。如与你所知历史不同,请自行对比思考。

在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列强绵绵不绝的仇恨中,有两个历史事件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例证,成为诸多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历史心结。这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庚子之役——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并不清楚两者是不同的事件。前者我已经写过《糊涂的国耻:谁毁了圆明园》说明,但对于后者,由于战败后赔款之巨,受创之深,很多中国人在倍感耻辱的同时,几乎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国耻起因为何。这个在西方史书中称之为“中国解救远征”的事件,是无端受辱还是挑衅挨揍,厘清事实恐怕更有助于我们今天反思战狼劫国的代价。

一、义和团的崛起

说到八国联军就不能不提义和团。这个在教科书中一度成为人民群众“爱国反帝”旗帜的组织,是怎么从一个地方性的民间团体成为引发国际战争的罪魁的呢?

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黄埔条约》《天津条约》,西方获得了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权,大批传教士开始进入内地建教堂、发展信众。由于列强认为满清的司法体系野蛮落后不公正,导致传教士屡屡被杀,所以这些传教士还拥有“治外法权”——就是不接受满清的司法管辖。“治外法权”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传教士人身安全,但由于列强的强势,随后教会将用途扩大,教会在地方冲突中往往利用这个外交特权袒护教民,所以教民亦籍此获得特权。

在官民关系中一直处于绝对弱势的普通民众,信了洋教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庇护,大家自然趋之若鹜。这种差异,既让负责治理的地方官员、士绅感到受到威胁,也让仇视洋教的民众不满。特别是洋教带来的“不拜祖宗、不缠足、不纳妾、兴西医、重教育”等新思想,对于尚未开化的社会环境而言,冲击尤大,引发了诸多利益上的冲突,史称“教案”。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有愈演愈烈之势[1]。底层民众因为宗教信仰带来的利益差别,势同水火。

而对基督教的一知半解和妖魔化,导致仇外、排外的心态逐渐蔓延。比如号称中国第一本睁眼看世界的书籍——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地理知识介绍一塌糊涂、错漏百出,而且完全没有摆脱“上邦大国”看蛮夷的心态,把传教士描述成妖术惑众的恶魔,入教需要吞药试术,有病不治,专门挖中国人的眼睛来炼银等等。这本书因为官方加持,在鸦片战争后流传甚广,可以说不仅没有开阔国人眼界,反而让误会更深。

倒是另外一本非常客观、准确的书籍,由曾经主持厦门、福州两口通商通行事宜的徐继畬撰写的《瀛寰志略》,开创性的用平等的眼光看各国,率先突破根深蒂固的上邦意识和华夷观念,对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持有正面认知。特别是徐继畬关于美国国父华盛顿的评价——“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现代人的眼光,至今被镌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但正因为《瀛寰志略》太超前,导致国人很难接受,骂声一片。满清官员甚至以“夸张外夷”“汉奸”等罪名弹劾徐继畬……

这种情况,放在今天是不是很熟悉?你不说中国牛逼就算了,居然还说洋人比我们牛逼。妥妥的美分、洋奴、带路党、慕洋犬……

正是这种愚昧导致的仇恨,使得一些底层打着排外旗号的秘密社团趁势崛起。1894年,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兴起了一个民间武术组织,其成员练武时喜欢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故名“大刀会”。主要练习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金钟罩”硬气功。夹杂吞符念咒等巫术,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

大刀会本来是充当官府的打手,干一些官府不愿出面的脏活,以此获得生存的默许。在教案冲突中,大刀会开始集中火力反对洋教,并公开演变成专门针对教民的烧杀掳掠。在德国和法国公使的压力下,山东巡抚李秉衡被迫于1896年7月擒杀了大刀会首领。大刀会就此沉寂,但它点燃的仇外排外的风潮,却在民间的愈演愈烈——1897年11月,山东曹州两名德国神父被杀,导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李秉衡随即被革职。

在内外交困下,山东地方官员觉得洋人比小毛贼对清朝统治的威胁更为严重,所以下定决心利用民间的力量来达到与洋人抗衡的目的。面对大刀会后遍地开花的民间组织,山东巡抚张汝梅曾在1898年6月写给清廷的奏章中,提出了“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2],将拳民编入乡团,得到了清廷的默许。在官方的鼓动下,1898年10月,山东冠县的一个拳師赵三多把自己的门派“梅花拳”改名“义和拳”,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带领手下攻打基督宗教教堂,杀死教民。

在山东当局的刻意纵容下,对于此类暴乱只是抓为首的装装样子,导致迅速蔓延,山东各地有样学样,迅速兴起了一种称之为“神拳”的拳场,“神拳”分别借用大刀会的“金钟罩”、“降神附体”,义和拳“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理念,在首领朱红灯和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团体,声势浩大。朱红灯学习赵三多,随后将“神拳”更名为“义和拳”。

在随后的劫掠中,义和拳屡屡使用义和团的称号。义和团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二、袁世凯围剿义和团

如果义和团仅仅困于山东一地,历史就会完全改写。但是1898年开始的天灾和袁世凯的打压恰逢其时的为义和团的蔓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1898年黄河洪水泛滥,洪灾过后,山东、直隶连续3年大旱,还伴随虫灾。天灾不仅造就了大批衣食无着流民,同时也让迷信的民众迁怒与基督教徒和教会,以为是洋教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借势在流民中壮大势力,开始北上进入直隶、天津等地。他们在反教传单中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并扬言“扫平洋人,自然得雨”。[3]

1899年秋天,朱红灯带领义和团开始全面出击,打着“神助灭洋义和团”的旗帜,在山东全境展开对教会和教民的无差别攻击。他们洗劫教会和教民财产,并用绑架的方式勒索教民赎“跟从洋教罪”,还要求教民写下“背教文约”,对于不从的牧师和教民,一律砍头甚至活活烧死。甚至面对前去阻拦他们的清军也照打不误。

时任山东巡抚毓贤本身是个极端仇洋的人,面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义和团失控的危险,不仅毫无忧虑,反而将派兵抵抗义和团的地方官革职查办。义和团大受鼓舞,竖起了代表官方“毓”字黄旗,奉旨抢劫,势更嚣张。

山东的教会求救地方无望,就开始向列强驻北京公使求救。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处毓贤以“擅杀之罪”。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终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已经声名鹊起的袁世凯接替。

袁世凯不愧是一世枭雄,眼光和毓贤完全不同。他认为降神附体的玩意实为邪术,认定打家劫舍的义和团是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一到任就下令解散义和团。同时,还找来笔杆子,写了一本《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指斥义和团为白莲教余孽,从教义根基上摧垮义和团。

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对装神弄鬼、打家劫舍的义和团的本质可谓一针见血:“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掠教民亦掠及平民……直与盗匪无异。” [4]

为防止义和团作乱,袁世凯调动兵力,对山东各地的义和团进行分割。在袁世凯的强力围剿下,义和团余部在山东已经无法立足,只能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在袁世凯的劝说下,也准备大力围剿义和团,但此时慈禧的一道诏书,彻底拯救了义和团。

1900年1月11日,慈禧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这份上谕承认义和团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5]慈禧不是不知道义和团的所作所为,此时却发出这样的信号,是为了什么呢?

三、慈禧的权力经

因为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们的血,慈禧在教科书中已经被定格为顽固守旧派。其和光绪的权力斗争也成为新与旧的决裂。但事实不是这样。

在把光绪帝软禁、重新夺回所有权力后,慈禧在自己的最后十年,几乎逐步颁行了光绪过往的变法思路,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多数中国人还认为照相会丢失魂魄的时代,她已经乐此不疲的玩各种角色扮演,成为中国摄影cosplay的鼻祖。所以她有权术没见识是事实,但并不是不接受新东西。她和光绪之争,不是新与旧,而就是权力之争。这个辛苦几十年巩固了自己权位的老女人,最珍视的是来之不易的权力,哪怕是面对自己的亲人。说白了,变法不是不可以,得我说了算。这种冷酷宫廷权力斗争,一直都是陈旧的课题。

本来对义和团并无好感的慈禧因为不得人心的“己亥建储”的闹剧,彻底改变了对列强的态度,也间接葬送了满清最后的国运。

在扑灭戊戌变法把和自己抢权力的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后,慈禧太后动了换人的心思,她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生育,命令光绪的堂兄端亲王载漪的儿子,15岁的溥俊过继为光绪之子,称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满清从雍正之后为了避免权力争斗,一直采用秘密建储的方式,公开建储这目的太明显了。

这个昭然若揭的心思立马引发了中外一致的反对。光绪帝的变法虽然失败,但其敢于革新的有为之君的形象已经树立起来,对内是维新派的希望,对外,列强亦认为光绪的现代化变革有利于各国在华的利益,所以也一致力挺这位傀儡皇帝。

按照当时的惯例,君主立储,各界均要入贺。但是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章炳麟、蔡元培、黄炎培等一千多人发表《布告各省公启》,公然反对,并威胁“罢市集议”[6]。各国驻京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形势稳定,不仅拒绝入贺,还联名提出警告。这让好面子的慈禧下不来台,对列强怨恨加深。

而端亲王载漪眼看自己的儿子就要当皇帝了,却被列强阻挡,更加愤恨。载漪联络了一众皇族,利用慈禧对洋人又恨又怕的心态,给慈禧吹风,指斥光绪帝是“二毛子”,挟洋自重,而义和团不是什么邪术,而是民心可用,用来制衡帝党和洋人正是时候。

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也看出了清廷对义和团明剿暗扶,遂于1900年1月、3月、4月连续三次发出联合照会,明确要求慈禧取缔义和团。本来就在因为立储被反对而愤愤不已的慈禧,看到照会后大怒。明面上通知各地方大员注意控制,但暗地里不仅拒绝公开取缔,还重新启用扶持义和团的毓贤,任命为山西巡抚。义和团随之蔓延至山西。毓贤不仅纵容义和团残杀教民,连自己的卫队都使用义和团。

慈禧的这种态度,实际标志着义和团的合法化,同时也激怒了西方列强。列强纷纷调动海军,以防不测。天津大沽口外已有外国军舰24艘,计俄国9艘、英德日各3艘、法美意各2艘。[7]

四、失控的战狼

由于直隶一直对义和团不加查禁,义和团发展迅速,进入1900年5月各地的拳民势力已连成汪洋大海,他们不仅到处攻击教会和教民,凡是和洋人有关的东西,一律反对,毁铁路、拔电线杆,甚至洋火、洋钉皆在毁坏之列。而此时的地方官府面对这些来势汹汹、又有上层暗地支持的“战狼”,已经无法控制。只要查拿某个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会纷纷前来支援,逐渐失控。

随着保定清苑教案、涞水教案的爆发,大量教堂被毁,教民被杀。5月27日,义和团聚众5万,向北京进发。此时的少量的清军布防部队已经无法控制义和团,他们连阻拦的清军一样杀。有些看出了慈禧心思的满清地方官甚至给义和团发放口粮。

6月5日,慈禧派出大臣考察义和团所谓的“神功”,深体圣意的礼部尚书刚毅明知道义和团那套巫术是假的,却回报说“神功可恃”。慈禧未必不知道这是谎言,但是利令智昏的时候,就是需要谎言。6月6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下定决心依靠义和团“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之计。”6月7日,在慈禧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京。受此鼓舞,各地义和团陆续进入北京,总数超过10万。

义和团一到北京就到处焚烧教堂和屠杀无辜基督教徒,并年代焚毁今前门大街外的大栅栏地区,“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他们所杀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同胞。杀人的手段也极为凶残,“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8]连已经死了几百年的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等历史上知名的外国人也被掘坟剖尸。

在排外的狂潮中,北京的洋人和教民纷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聚集自保。列强并不是傻子,早就看出了清廷对义和团的纵容,所以未雨绸缪,在5月底就开始向停泊在天津大沽附近的各国海军发出求援。于是一支由八国海军部队組成的联军432人(法国75人,俄国79人,英国79人,美国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国51人、奧匈32人),于6月1日抵达北京,守卫各国使馆。[9]

在这样的乱局中,在京洋人人人自危。从6月9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被团团围困,对外通讯断绝。6月10日,与使馆失去联络的列强经过协商,决定紧急增兵2千,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准备增援。但是义和团破坏了铁路,西摩尔的部队只能改道,结果在廊坊又被清军伏击,损失惨重。清廷打了一个胜仗,信心大增,继续作死。

6月10日,慈禧派一直怂恿对洋人开战的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也就是外交部长。载漪刚刚上任,6月11日,清军董福祥部队就在永定门内把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射杀,而且开腹剖心,同时马蹄踏尸,残忍至极。这样的举动还受到载漪的嘉奖。

清廷中少数清醒的大臣已经看出再这么放任下去,必然引发列强反击,许景澄、徐用仪、袁昶等人上奏要求缉查义和团,不可挑衅列强。但是慈禧此时和各国开战的心思已经发端,对少数派的建议置之不理。

西摩尔部队被袭后,列强震怒,遂决定直接海上增兵,于16日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出扼守天津的大沽炮台。大沽炮台号称固若金汤,在洋务运动后大规模改建,配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堡垒炮。而且,还配置了4门德国制造的鱼雷舰。但在联军的攻击下,6小时即告失守。

五、向世界宣战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先后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刚毅、载漪等人纷纷表示“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怂恿开战。但在大沽炮台陷落后,慈禧畏惧洋人,原本已经准备解散义和团求和。但是这个节骨眼上,江苏粮道罗嘉杰在主战派的授意下,送给慈禧一份要命的假情报:他说洋人提出要慈禧归政。前面说过,权力的把持才是慈禧真正在意的东西,什么国家利益、民众福祉都不能威胁到这个根本利益。这正是中国历史最让人悲恸之处——多少生灵涂炭,皆是因为个人权柄得失。

所以,慈禧放弃了求和之心,遂决定对列强开战,命令清军攻击使馆区。许景澄冒死劝谏:“攻杀使臣,实背公法。”慈禧大怒,许景澄后被定罪“任意妄奏、语多离间”。[10]开会也在场的光绪帝仰天长叹,和许景澄抱头痛哭。

6月19日,清廷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勒令一天内离京。但是使馆都被围了,你让人家怎么撤?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仅仅带着一个翻译,前往满清总理衙门交涉,要求宽限撤离时限。结果在总理大臣载漪的授意下,清军神机营士兵恩海将克林德射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闻讯大怒,决意报复,当即决定派遣远征军出征。只是这只军队还没达到中国,满清就已经被打趴下了。但是日后《辛丑条约》的第一条,就是为克林德建碑纪念。这是后话。

杀了使节,已无退路的慈禧于6月21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向有驻京使节的英、美、法、德、意、日、俄、荷兰、奥匈、西班牙、比利时11国发布《宣战诏书》,扬言“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一个连新兴的日本都打不过,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还历历在目的朝廷,居然敢向包括日本在内的额11国宣战!什么样的鸡血,能打出这样愚昧的胆魄?

清廷同时还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作为犒赏,并发出悬赏通告“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11]鼓励屠杀妇女儿童的通告,即便是在中国血淋淋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奇怪的是,这份宣战诏书并没有按照外交渠道正式递交11国使节,而是对内宣布的。所以从国际法上,这是场没有名分的搞笑战争。遵循当时的国际惯例,由于没有收到宣战诏书,列强始终没有向中国宣战,中国也始终没有对列强宣战,双方甚至一直都没有断交……慈禧最后的胆怯,在这个搞笑的细节上,展露无疑。她也知道狠劲那都是给充当炮灰的战狼们看的,对洋人不管用。

面对只有432个士兵守卫的使馆区,满清就能如愿吗?

六、丢人的战争

实际上最早于6月14日,义和团2千人就已经对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展开了攻击。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中国人,洋人男性400余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使馆数百守军由英国公使窦纳乐指挥抵抗。[12]

但义和团这些只有装神弄鬼在行的战狼,根本打不过守军。丢下40具尸体后就跑了。此后,围攻使馆的换成了清军主力董福祥部队。董福祥部是慈禧亲自点名进京的正规军,号称“武卫军”。和义和团不同,装备精良,配备了德国克虏伯大炮,编有3营3500余人。这只来自甘肃的军团经历过甘陕回乱、收复新疆等战役,以凶悍著称,“以鲜血染红顶子”这句名言便是出自董福祥之口。可以说是当时清军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12]

从6月20日到8月14日,清军展开了长达55天的围攻,期间主战派的载漪、刚毅等甚至亲自督战。而守卫使馆区的八国部队432人由于出发仓促,只有3支机关枪及4门小火炮,整个战斗期间使用的唯一的重型火炮还是从清军处缴获的。就是这样悬殊的兵力和装备,号称清军最能打的董福祥也没有攻下小小的东交民巷。“兵团合攻月余,……死四统领,亡士卒过千。用炮弹三千五百包,枪弹八百万颗,拳匪尸骸塞道,臭秽闻十余里,卒不能克。” [13]

当然,未能攻克使馆区其实也和慈禧首鼠两端的心思也有关。慈禧原本只想把使馆区的洋人当做人质威胁列强,所以并不敢赶尽杀绝,总是在关键时刻留后路,围攻期间还曾经让自己的亲信荣禄带着蔬果食物等往使馆慰问……手底下的将领也猜透了她的心思,比如指挥炮兵的将领张怀芝就故意命令瞄不准或者放空炮。所以总是打得热闹,却毫无进展。[14]

在另一边,为了打下教民集中躲藏的西什库教堂,义和团还发布了一条搞笑的布告:“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 [15]

久攻不下,清军就使用人盾战术——让义和团团民充当炮灰先行冲锋,清军在后架枪威胁,若有后退的,一律当场射杀。多个坛口的义和团轮番上阵,惨烈无比。这些高喊“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底层肉弹,算是求仁得仁。

很多后世的教科书认为清军是装备不如八国联军,这完全不是事实。前面说到的准备增援北京的联军西摩尔部队2千人,在被清军伏击重创之后,又接着与包围他的清军聂士成部恶战,并夺取了清军的西沽武器库, 结果发现除了武器库中有精良的德国克虏伯野战炮,这种炮由于造价高昂,连德国人自己都没有装备!还有大量最新式的曼利彻式卡宾枪、数以百万计的子弹,连同数百万斤大米和充足的医疗用品。[16]西摩尔后来跟英国公使写信说,单靠这批武器就足以武装八国联军!他也就是靠清军这些装备成功坚持到了援军到来。

6月23日,1800名联军(主要是俄、英部队)在俄国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率领下,从大沽口登陆,解了西摩尔之围。两军回头进攻天津。当时义和团和清军正在城内围攻租界。尽管清军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据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数千联军依然毫无还手之力。在战斗中,清军聂士成部同样使用肉盾战术,把义和团驱赶在前,“拳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枪击死。故是夕拳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 [17]很多义和团的成员,诸如“红灯照”之类的坛口,其实都是由未成年的少女组成的,这些人冲锋死在洋人手里,后退被清军射杀,一天就阵亡2千人,尸山血海,惨不忍睹。

7月9日,清军主将聂士成于天津城南战死。14日,联军占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至此,北京门户大开,无险可守。

七、七国联军攻陷北京

即便时局已经糜烂至此,清廷并未醒悟。7月28日,慈禧下诏将反对开战的许景澄、袁昶斩首。

8月2日,联军得到日军增援,增兵至1.8万,开始向北京进攻。其实所谓的八国联军当时只有七国,德国人因为大部队还在海上,实际上并未参战。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杂牌军”——因为欧美远隔重洋,无法在短时间从本土调动军队,所以只有跟中国相邻的俄国和日本来得及抽调正规军,人数也较多;法国军队是从越南抽调的殖民地军队,英军部队则是从印度、尼泊尔等地抽调的皇协军,甚至还包括纯中国人组成的威海卫华勇营,根本没几个英国人;美军虽是正规军,也是来自菲律宾殖民地的占领军。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纯粹就是重在参与,派出几十个人装样子。[18]这支联军的具体组成如下:

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匈帝国58人、意大利军53人。总共18811人。[19]

这只 “七国杂牌军”群龙无首,因为列强之间都想争夺指挥权,平衡争端的结果就是让军衔最高的德军元帅瓦德西当总指挥,但是开战的时候瓦德西还在德国没出发呢,等他9月25日到中国仗其实已经打完了。所以联军向北京出发的时候是各自为战的状态——这其实是兵家大忌,因为容易被各个击破。

但即便对手人数少、正规军不多、指挥分散,浑身都是破绽,但满清还是打不过!满清正规军当时在北京周边有:荣禄和董福祥的武卫军共25营10万、宋庆左军1.2万、聂士成前军20营1.6万、奕劻的神机营1万、载漪的虎神营1万,此外,尚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合计兵力多达16万,是联军的8.5倍![20]如果再加上十余万助阵的义和团,可以说在人数上是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前面已经说了,经过洋务运动,清军的装备和建制都已经完全现代化,并不比联军差,重型武器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8月4日,联军分两路沿京杭大运河进逼北京,沿途密密麻麻、占据主场、人数、武器优势的驻防清军和义和团望风而溃、一战即降。慈禧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主和派动摇军心,8月11日,又下诏将主张取缔义和团的徐用仪、立山、联元3大臣斩首。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联军兵不血刃,于8月14日先后抵达北京城下。为了争夺头功,各国部队争先恐后进攻。俄军先头部队于14日凌晨开始炮轰东便门,美军随后使用云梯强攻,仅仅付出1人阵亡、9人受伤的代价,便率先在东便门升起美国国旗。其后各国军队跟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景:大批北京百姓围观联军进城,甚至主动为联军架云梯。满清人心丧尽可见一斑。

除了俄军、日军遇到清军抵抗,有100多人阵亡外,英军入城毫无抵抗,唯一死亡是因为中暑!到14日下午,坚守了55天的使馆区被联军解围。被围期间使馆区的洋人阵亡仅66人。倒是被围困在西什库教堂的中国教民因为缺乏食物,被饿死400余人。[15]

美军在攻入北京后一马当先,8月15日仅仅以7人阵亡的代价,攻占北京最后的堡垒——紫禁城。当日慈禧、光绪、隆裕等在美军攻入前逃离,十几万清军在巷战中装装样子后作鸟兽散。至此北京陷落。

八、“见死不救”的地方大员

其实在慈禧宣战后,光绪帝为了挽救危局,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他背着慈禧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拍电报,请求麦金利从中调和。[21]为什么找美帝呢?因为美帝出兵后,于7月3日专门给各国发照会,强调出兵是保护门户开放政策,保护各国公民财产,同时“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这是联军中唯一让清廷听得暖心的声明。麦金利也答应光绪帝,只要保证外国人安全,他会帮忙。

但是显然,光绪这个傀儡,说也是白说。太后、皇帝在北京火烧眉毛,满清的地方大员都干什么去了?

应该说,经过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已经开了眼界、深感危机的满清地方大员和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清醒了不少。早在5月3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拍电报给朝廷,骂义和团“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并预言各国肯定会出兵,“大局将难收拾。”两江总督刘坤一则认为义和团“名为忠义,实为叛逆”。在知悉慈禧准备宣战后,两人还联合多省督抚通电反对,要求慈禧三思:“从古无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他们说的话其实全部应验。[22]

慈禧的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也让地方大员们失去了信心。在6月15日准备开战前,慈禧令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但两个权臣根本不听,李鸿章甚至直接回电怼慈禧:“此乱命也,粤不奉诏”。6月20日,清廷发布勤王通知,称朝廷已经陷入困境,要求各省督抚接济京师,结果还是没人响应。

当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时,铁路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劝大家抗命。刘坤一、张之洞牵头,湖广、两江、山东、闽浙、两广各省联合,于6月26日,以上海道道员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条约》九条。双方约定守土安民,不相互敌对,相安无事。

地方官员背着中央朝廷,和外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在整个世界的外交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些地方大员甚至背地里密约,如果清廷倒台,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总统”以主持大局。[23]

慈禧和满清朝廷的威信扫地,只剩光杆。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义和团这个底层民众纠合成的战狼团体,为朝廷抛头颅洒热血,最终既没有“扶清”更不能“灭洋”,自始至终都是可怜的棋子、悲催的炮灰。9月7日,慈禧发布上谕,彻底甩锅义和团,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和团,并指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向各国乞和。

九、生灵涂炭

在战争中,无论是清廷和义和团的“灭洋”,还是联军的反击,血腥之余,铺垫的都是普通人,尤其是大量中国人的尸骨。

1900年7月9日,山西巡抚毓贤“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亲自带兵擒拿,在巡抚衙门附近一次杀害意大利主教艾士杰等洋人51名和教民17名。第二天,毓贤又抓了法天主教堂童女两百余人(都是中国人),迫令背教,因为不从而全部杀死;7月14日,毓贤一次杀害教民41人,其中不仅有81岁的老者,更有未满周岁的婴孩……[24]义和团在北京更是极端:“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 [25]

这场由清廷纵容参与、义和团煽动执行的仇外狂潮,波及面极大。仅山西一省,就有教徒5700余人被杀;蒙古地区教徒被杀3200人;奉天省 “教民人命1400余”,其中有400人被关在教堂活活烧死;“而直隶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被波及,“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26]据不完全的统计,此次动乱中,全国被杀害的基督教教徒共有2.3万(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遇害的有名可查的外国人241名,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儿童53人)。[27]

洋人和教民的血,还是由普通民众来偿。联军攻占北京后,七国部队对北京进行了分区占领。联军以搜捕义和团之名,展开报复。除了美军和日军外,从8月16日开始,其他国家 “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刚刚经历过义和团洗劫的北京再遭劫难。而终于翻身的基督徒也对普通市民展开了报复,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就发布通告,允许教徒劫掠8天,劫掠50两以下不必上缴。已经预感将遭到报复的部分官员和义和团有牵连的八旗,大批自杀。许多旗人选择服毒自尽或举火自焚。大学士徐桐更是满门自杀,其中妇女18人,包括婴儿。

在占领北京期间,列强又陆续增兵,等到9月底联军名义上的统帅瓦德西带领德国主力3万人抵达的时候,联军已经多达10万余人,遍布华北。[28]报复也不仅仅限于北京一地,其中沙俄最为凶狠,沙俄本来就图谋东北,借机调兵17万分六路入侵,于7月16日制造了著名的“庚子俄难”,将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屠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日至21日,俄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这就是今天某些中国人崇拜的所谓“战斗民族”。德军为了报复公使克林德被杀,扬言“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大举入侵,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各地义和团在联军和满清的双重围剿下,从此覆灭。

八国联军中军纪较好的是美军和日军。美、日军队入京后,立刻在占领区内严明纪律,甚至还组建了专门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清理废墟,恢复秩序,并在街上巡逻。日本在此次行动中,之所以出兵最多,最积极,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要抬升自己在国际上地位。所以和二战时候穷凶极恶的作风不同,日军入京后给占领区的百姓发了很多小太阳旗,凡挂旗者可免受滋扰,当时北京城内挂得最多的就是太阳旗。

为了自保,津京一带排洋、仇洋的风气瞬间大变,天津百姓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商铺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时人记载:“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娟敌,载道口碑”。[29]虽然说得不堪,但这就是乱世下的中国人。

十、羞辱的赔款

1900年12月22日,已经把满清彻底打趴下的联军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12月24日清政府全盘接受。李鸿章是个聪明人,把祸乱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并抓住慈禧的宣战诏书没有正式送达这一点,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所以赔钱但不割地。

1901年1月15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并接受了列强要求严惩的各级排外官员,共达142人之多。其中要求处死的12人,包括前文所述的疯狂排外的载漪、毓贤、刚毅、李秉衡等人;到4月,派醇亲王载沣等人任专使,就杀害外交人员事件分别赴德、日谢罪;同时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和11个国家正式签订《辛丑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条约。列强要求赔款4.5亿两,当时中国人口4.5亿,用意就是1人1两。这笔赔款根据各国出兵比例分割,俄国获得28.97%、德国与奥地利的获20.91%、美国的7.32%……由于满清没钱,就用关税和盐水扣缴,分39年付清,还要加利息,实际上连本带利39年要赔付8.5亿两,条约还规定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之间的炮台一律拆毁,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而且凡是涉及外国人被杀的地方一律要求停止科考五年,山西省太原、河南南阳、浙江衢州、北京顺天、江西鄱阳……45個城市被波及。

可以这么说,从满清被迫打开国门以来,这一巴掌是最后也最重的。它不仅全方位的羞辱、削弱了满清,而且切切实实让每个中国人都付出了代价。

和俄、德、日等国意图瓜分中国、赶尽杀绝不同,美国只求“门户开放”,反而担心过分削弱中国会导致局面失控,所以国务卿海约翰带头游说,使得美国国会两次同意减免美国所获的约1千万两白银赔款,但明确退款主要教育,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是战胜国,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所以都紧跟美国的腳步,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联亦在1924年宣布放弃 。

到1927年,各国几乎完全撤销了中国对赔款的支付,并将款项用于中国国内,最后一笔赔偿于1938年结束。即便如此,中国几十年间连本带利,实际上合计赔款高达6亿5千万两,代价不可谓不惨痛。

本来列强深知慈禧才是义和团事件的罪魁,德国甚至提出要把惩办慈禧作为议和的首要条件。但是李鸿章极力为慈禧推责,并暗示列强如果慈禧倒台,中国生变,他们也没好处。列强这才放弃了对慈禧的追责。

对慈禧而言,辛丑条约由于免除了她作为战争祸首的责任,保全了她的权力,所以丧权辱国,赔钱认罪都不算什么了。她不仅把自己培养的战狼载漪、毓贤、刚毅送上断头台,甚至还不惜打自己的脸,表彰了抗命不救的地方大员,赞扬他们的“东南互保”是“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25]

这个醉心权力、误国至深的老太太,并不知道自己为满清的棺材板盯上了最后的钉子。

十一、何以反思

近代史给中国人最大的反馈就是,只记得屈辱,不记得缘由,更不会反思。

众所周知,火烧圆明园其实就是因为满清乱杀外国使节引起。在付出惨重代价几十年后,居然又枪杀使节、围攻使馆引发八国联军。两次北京陷落的过程都是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为人不齿的大坑,满清跳进去两次。不长记性并不是因为脑子生锈,而在于封建王朝垂死的制度,这种制度内在的野蛮必定会和外来文明产生冲突,注定了用战狼式的思维劫持国家,与世界为敌,挨打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多的战争失败,那么多的屈辱条约,一次次打痛了封建王朝,但却没有一次真正打醒。

义和团这样低级、愚昧、癫狂的仇外、排外民粹,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能引发世界性的反击,把国家拖入如此巨大的灾难,它是空前的,然未必绝后。义和团的坐大,更多的还是在于清廷居心不良的包庇和纵容。煽动民粹,甩锅海外固然能轻而易举的转移国内矛盾,但是缺乏理性,不讲公义的民粹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容易,失控也容易。一个国家如果想利用非理性的民粹来鼓吹忠君爱国、获取利益,挨打是迟早的事。

对于满清而言,借力义和团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国际上丢尽颜面、备受羞辱的同时,也彻底丧失了朝廷的权威。特别是在“东南互保”之后,汉族地方权臣看透了满清的颟顸,开始不听号令,据土自保,武昌起义之后,北洋部队不听号令,各省纷纷独立对帝国毫无眷恋就是明证。而东北的被占,引来了后来的日俄相争以及日本窥视,可以说埋下大炸弹。说满清灭亡的大幕,实际上开始于八国联军庚子之役,实不为过。

对于最终被绞杀的义和团而言,更是无从说起的悲剧。那些底层衣食无着的乌合之众,在正常的统治秩序中被漠视、被践踏,但在在群体性的癫狂中却可以轻易找到存在感和使命感,特别是在“扶清灭洋”这么崇高的口号之下。所有的打家劫舍、残杀无辜、装神弄鬼因为有了爱国和排外的加持,便可轻而易举越过道德的界限,变成理直气壮的正义。法国大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得势、纳粹德国的崛起等,无一不是利用这种民粹心理的结果。但是无一例外,所有的民粹,最终都是以本民族的尸骨作为代价落幕。

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中国之人,上诈下愚”。其实诈和愚作为孪生德行,是并行互害的。它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粗鄙化、野蛮化,身处其中,人人受害。

2020又是一个庚子年。距离1900年那场闹剧,正好两个甲子轮回。我们今天追问历史真相,并不是为了怀古猎奇,更不是重新咀嚼仇恨,而是要反思症结。经历了三十年洋务运动,引进了列强各种先进技术和装备的满清,为什么还是一辱再辱?中国与列强的差距是科技,还是制度?屡屡被唾弃的是失败,还是野蛮?今天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比120年前更清醒?

结尾,请诸君牢记:落后不一定会挨打,但是又蠢又坏、背离文明一定会挨打。

2020/4/16-20

史料索引:

1.《清末教案》第四册,中华书局

2.《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

3. 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

4.袁伟时:《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5.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6.《己亥立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第21卷

7.《清史编年》卷12

8.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9.《晚清七十年》第4册,香港远流出版公司

10. 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

11. 《国门口两种制度文化的碰撞》,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12. 林华国:《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

13. 《义和团(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4. 《春冰室野乘》,山西古籍出版社

15. 戴海斌:《庚子围攻西什库教堂(北堂)史实再考》

16. 《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

17. 《遇难日记》,《义和团资料》第二册,

1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

19. 《晚清七十年》第4册

20.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1. 北明:《澄清历史真相—中美外交关系史》

22. 《张文襄公全集》,卷80

23. 张社生:《绝版李鸿章》,文汇出版社

24.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

25. 仲芳氏:《庚子记事》

26.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

27. 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

28.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2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没有美国,这世界究竟该多美好!

转载于《乾坤朗朗》

全世界反美反帝的人们,常常在网络感叹,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美国,该是多么和平美好!

今天,我们不谈空洞的概念,只来客观展示事实:我们生活中,那些东西来自于美国人的创造?如果真的没有了美国,我们的世界、我们现在的生活,会缺少啥?会是啥样。

就从我们手里的手机说起,从它所涉及的、通讯方面的科技发展脉络谈起:

自古以来,人们的通讯,靠嗓门喊,靠信鸽传书。即便回去100多年,如果你说可以和千里万里外的人通话,会有人相信吗?

改变这样原始状态,是从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开始。

我们的中学教材,这样描述:初三《历史与社会》第75页,关于“19世纪的科技与文化”中:“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通讯方式。”

在贝尔的基础上,人类继续在通讯技术上推进。下一步,是摆脱电话线的束缚。1906年,美国人菲雷士特,对二极管加以改进,研制出三极管,别小看这看似小小的一步,却是人类在打开电子时代大门中最重要的事件,无线通信成为了可能。美国人菲雷士特,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无线电之父”;

1948年,美国工程师项农,发表“通信的数学理论”学术论文,系统地理清了通信的基本理论问题,由此奠定了信息论的基础;(当然,大多数低维不学习人群,捧着手机也弄不明白这些理论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一天也离不开的手机,最早,是由美国贝尔实验室,于1940年发明的战地移动电话发展而来;1973年,美国摩托罗拉工程师马丁·库颇,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商业化手机;第一代智能手机iPhone,于2007年由美国苹果公司发明推出。

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所有通讯手段,从理论到实际产品,都发明自美国,没有美国,我们根本就没有在手机上咒骂他的机会。

环顾我们家中,那些天天都离不开的电器,美国人发明了哪些?

美国人发明了:

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微波炉,洗衣机,空调,冰箱。。。。。一句话来说:你家里的所有电器,很难找到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大部分基本都来自美国人发明。

如果你足够口舌伶俐,你可以尝试,一口气念出下面这一段美国人的发明:

第一个交通红绿灯、彩色电影、首次成功地进行玉米杂交、立体声技术、橡皮膏、推土机、收音机调频、电唱机、烤面包器、彩色胶片、袖珍书、原子弹、发现钚、大型计算机、同步加速器、电子、全景电影、宽银幕影片、发明环境学、超导现象、互联网、电脑、手机、电灯、电话、电报机、留声机、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发电机、飞机、洗衣机、空调、汽车、剃须刀、电影、蒸汽机、雷达、电唱机、彩色胶片、可的松、尼龙、牙刷、凝固汽油、微波炉、隐形眼镜、信用卡、抗麻疹疫苗、口服避孕药、脊髓灰质炎疫苗、彩色录像带、盒式录象带、抗肝炎苗、三角形滑翔翼、彩色复印机、创立基因工程学、防滑轮胎、首例输血、建成第一座摩天大楼、家用电冰箱、首例基因手术、哈勃太空望远镜、真空电子管、收音机、心脏起博器、激光、工业机器人、夸克模型、板块构造学说、智能机器人、通用微处理器、第一个光纤通信实验系统、第一台小型电子游戏机、第一代无绳电话系统、美国五角大楼首创因特网、电视电话、世界上第一颗试验性气象卫星、世界上第一颗氢弹、生命遗传的基因物质——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数字式电视机由美国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多媒体电脑、建立在因特网基础上的环球网(万维网)、复印机、塑料、无线电广播、。。。

远的不说,就算这100年吧,我们看看这100年,美国怎么样象母鸡下蛋一样,不断发明创造出这个世界本来不存在的新事物,为人类进步、为世界文明,究竟贡献了些啥。

当然,更远也没多少,美国可没有悠久的历史可以炫耀,它存在在地球,就不过200多年。

1901年:我们的爱国英雄义和团,在扒铁路砍电线杆时美国芝加哥人费希尔,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动洗衣机。全世界的妇女,终于从洗衣的繁重家务中解脱出来;

同年,美国企业家和发明家金.吉列,发明保险剃须刀。今天的男性,都还在使用,天天离不了;

1902年:美国开利博士为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家印刷厂,设计出了一套空调系统。人类终于拥有了夏季调节气温的能力,不然,你的夏天,会那么惬意?

同年,美国纽约建成世界第一座摩天大楼。想不到吧,我们今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现代化标志,米帝在义和团时,就开始玩了;

1903年,美国赖特兄弟,驾驶着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飞上了天空,这是人类航空史上,首次实现了自主操纵飞行;人类亿万年象鸟儿一样自由飞翔的梦想,实现了;

1906年,美国人李福里斯特 (Lee de Forest)发明真空电子管,成为真空管收音机的始祖;

同年,美国人富珊登发明了无线电广播。第一次从马萨诸塞州海岸发送出无线电波信号,现在众所周知的无线电广播,就这样诞生。谁想到,这东西,后来成了希特勒、三鑫们愚弄屁民的洗脑工具;

同年,美国人库奇力,发明钨丝灯。

同年,美国开设SOS无线电紧急呼救信号;

1907年:美国人克莱尔,成功地进行了首例医学输血;人类的生命,多了一重保障;

这一年,世界上最早的照相复印机,在美国纽约发明出现;

1908年:美国人费尔士通,发明防滑轮胎。

1909年:美国人L·贝克蓝,发明酚醛塑料的制作方法,在之前,世界根本不存在塑料,而今天,它已成了我们这个世界不可缺失的东西。

1911年:美国人埃力驾驶的“科帝斯”号飞机,首次成功降落在一艘装甲舰上。改变人类战争形态的航母,成为了可能;

这一年,中国满清王朝完蛋,我们开始剪辫子了;同年,开始实行禁吸鸦片法;又一次开始禁烟了,可惜,实际还是没禁住瘾君子们;

1913年,美国汽车巨头亨利·福特,正式启用他的汽车组装流水线,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使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了这个世纪拥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件大事。同时,开启了工业生产的流水线时代;

同年,美国人在芝加哥生产的首台家用电冰箱,问世。

1913年:钨丝取得了专利,电灯在爱迪生的基础上,终于实现了使用寿命的突破,走进千家万户,开始改变人类照明方式。

1914年:在美国克利夫兰,发明出现第一个交通红绿灯。改变了人类城市交通的效率;

1917年:美国人卡尔玛士,发明彩色电影。人类的娱乐方式、文化生活,迎来新时代;

同年,首张爵士乐唱片在纽约发明出现。

同年,振动刀片式电动剃须刀由美国人西科发明;

1918年:美国人唐纳德.琼士,首次成功地进行玉米杂交。原来,粮食作物的杂交实践,这么早就开始啦;

1920年,美国发明信用卡。信用卡的出现,是自货币出现后的最大革命。

1920年,美国人塞缪尔.沃特斯,发明立体声技术。

同年,美国市场上出现胸罩,胸衣逐渐消失。这可是改变女性健康与时尚的大事;

1921年;美国人德鲁,发明了橡皮膏。

1922年:美国人泰勒和扬,发明雷达。

同年,美国人福罗斯特,在一辆福特汽车上安装了第一个汽车收音机。

1923年:美国发明推土机。

1925年:美国人阿姆斯士特朗,发明收音机调频;

同年,美国出现电唱机。

1926年:美国人耿斯巴赫造出“科幻”一词。同年,美国发明烤面包器。迪斯尼公司的米老鼠卡通形象问世,动画从此风靡世界;

1927年:伦敦和纽约之间,第一次实现电话通话。

1929年:美国科学家伊夫斯,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播送50行的彩色电视图像,发明了彩色电视机。

1933年,兹沃力金研制成功可供电视摄像用的摄像管和显像管。完成了使电视摄像与显像完全电子化的过程。至此,现代电视系统基本成型。今天电视摄影机和电视接收的成像原理与器具,都是根据他的发明,改进而来。

1932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有效的心脏起博器,这一发明,使很多心脏病人得以起死回生;如果你带着起搏器,在手机上反美,会不会。。。。

1934年:美国出现非人力的机械洗衣店。

1935年:美国柯达公司发明克罗姆彩色胶片。

1936年:美国人肯得尔发现可的松。

1937年:美国人邓普提发明超市手推车;想不到,这么简单的东西,还是要美国人来发明;

1938年:美国发明尼龙材料,制造出第一种产品,牙刷由此问世。不然,今天的我们,还会有刷牙的可能吗;

1939年;美国西蒙和苏斯特出版社,在纽约出版袖珍书。

1940年:美国制定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美国人塞堡和麦克米伦,发现钚。

1942年:美国发明凝固汽油。

1944年: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开始生产大型计算机。啊,我听到计算机这个名词,都是在50年后了!?

1945年—美国人斯潘赛,发明微波炉。

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爆炸;——这个嘛,还是没发明好些;

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成第一个同步加速器,使用世界上第一个电子。

1946年2月15日: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多用途电子数字电脑,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

1946年,核磁共振现象被科学家发现,70年代以来,核磁共振技术与图象重建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核磁共振成像技术;

接下来的1947年,全世界许多地方忙着内战杀戮的时候,美国人的发明却不少。

194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家弗兰克·利必,首次用反射性同位素碳14,准确测定了曾经有过生命的有机体的年代。碳14测年法的发明,对于考古学、海洋学和地球科学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1947年:美国人徒伊,发明隐形眼镜。

1947年:美国雷声公司发明微波炉,并商业化;

1947年,第一个半导体电子增幅器——晶体管问世,成为人类微电子革命的先声;

1950年:信用卡在美国普及,“一卡走天下”的时代到来;

1951年,美国的克罗斯公司,研制出第一台实用的磁带录像机;

1952年,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试爆成功了世界上第一颗氢弹;

1953年,生物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生命遗传的基因物质——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

1954年,美国设计制造的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进行处女航,宣告了核潜艇时代的到来;

1954年发明避孕药,美国医师格雷戈里·平卡斯发明了避孕药,它是由两种抑制女性排卵的激素组成的混合物。避孕药之所以被列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原因就在于它把妇女从被动的生育中解放出来从此妇女们可以自主地控制生育,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要小孩,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何时怀孕。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禁锢妇女性自由的枷锁,使她们有权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工作,最终扩大妇女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1958年,美国人发现激光,两年后的1960年,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诞生;

1959年,美国工程师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

1960年4月1日,美国发射世界上第一颗试验性气象卫星;

1962年,美国物理学家首次提出夸克模型,并预言这种非凡的粒子不仅存在,而且正是这种粒子构成了其他一切粒子;

1964年,美国IBM公司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个采用集成电路的通用

1968年,美国和法国的科学家提出板块构造学说;

1968年8月11日,一艘名叫“格格玛·挑战者”号的科学考察船开始处女航,目的是深海钻探。经过15年的航行,不仅验证了大陆漂移说、板块构造说,而且还有许多重大科学发现;

1968年,美国斯坦福研究所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智能机器人;这是人类AI时代的先声。

1969年,美国五角大楼首创因特网;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不然,哪有你我今天使用网络的时髦和方便。

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飞船发射升空。21日11时56分,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踏足月球,他的一小步,标志着人类的一大步

1971年,世界上第一个通用微处理器问世,被称为第一代微处理器,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诞生;

1973年,世界上第一个光纤通信实验系统,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建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今天便捷的互联网,奠定了基石;

1975年,美国人威廉·米勒,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小型电子游戏机;

1976年,美国第一代无绳电话系统投入实际使用,移动电话逐渐成为现代“顺风耳”;

1977年,美国研制出了中子弹,并开始投入生产和装备部队;

1981年4月12日,美国耗资100亿美元,第一次把“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发射上天,它的特别在于,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一次性火箭,而是自由往返于天地间的航天器;你可以想象,比一次性的省多少钱。

1983年,数字式电视机由美国研制成功;

1984年,美国苹果公司推出世界上第一台多媒体电脑;__网络愤青,是不是该谢绝使用电脑了?

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人体“生命之书”掀开第一页;

1991年,建立在因特网基础上的环球网(万维网)正式露脸,这张无形之网使人们相互传递信息犹如在网中穿梭,十分便捷;

1993年,在与世隔绝的“生物圈2号”中生活了两年之久的8位科学家,平安地走出这一人造小世界,标志着美国“生物圈2号”计划首次试验结束;

1993年,美国将信息高速公路列入政府建设计划,一时间,信息高速公路在全世界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1995年6月,美国“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与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对接成功,标志着人类在空间活动中的国际合作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1997年,美国探路者号火星探测飞船成功地在火星着陆,开启了人类登上火星的梦想;

1997年5月11日,在历时9天的比赛中,IBM超级计算机“深蓝”以两胜、三平、一负的成绩,战胜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这次人机大战,开启了人类AI时代的新里程;

1998年6月3日,北京时间清晨6时06分,探索宇宙本源的人类第一个高能物理实验“阿尔法磁谱仪”搭载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顺利升空,几千年来,人类第一次直接观测宇宙空间的带电粒子;

。。。。。。。。

后面这20多年,没功夫找资料了,见谅。其中,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的美国创造,就是现在手里的智能手机。

水平有限,条件有限,不可能全面,科技方面的大神,尽可以补充。

有10多亿人口的非洲、17亿人口的幕斯林、13亿人口的印度,牛皮哄哄的俄大国,全世界近200个的落后三世界国家,同期,产生了什么重大发明,为人类文明贡献了多少智慧成果,有识之士,公正的人儿,不妨列举出来,为亚非拉正义的人民争个脸。成天呼吁人与人平等,国与国等的理想主义者,要不要呼吁财富创造、文明的贡献,也要平等?

其实,谁都明白,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财富与文明创造能力,是不可能一样的,不是每个人都挑得起200斤的担子的;这不难理解,也没人如此要求,毕竟人的智商和体力,天生就是不平等的;但是,贡献能力低的人群,对高贡献者心存感恩、对他们创造的文明成果,心怀感激,应该是生而为人的起码道德要求吧?

奇怪的是,今天的世界,却是完全没有文明贡献能力的人群,一方面在平等口号下,心安理得地享受高素质人群创造的文明成果;一方面,却是对文明创造者满怀切齿痛恨,以反文明、反创造为时髦。低能落后者,往往成了正义的化身;创造文明者,却成了邪恶反动的代名词!

人类文明的逻辑,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有人类基本良知、基本思维能力的人士,不妨闭上眼睛,想一想,没有这些伟大的发明,我们今天的现代生活,会是什么样?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我们缺乏的只是疫苗?

作者:刘宁荣教授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商业学院暨企业研究院创院院长

又一次的开学典礼付诸东流,这一次春天的典礼是因为新冠肺炎,上一次冬天的典礼是因为香港动荡。不少朋友问我怎么没有看到我在新冠肺炎下的演讲、观点和文章?近两个月里,好文何止上百上千?有多少从疫情中央发出的令人潸然泪下的亲身经历?有多少发自内心的自省和思考?有多少对国家未来的焦虑和期许?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在同一个时刻、为同一个人、为同一件事发出我们谦卑的声音,吹起我们的口哨声?而这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希望类似的悲剧可以再少些;希望我们无需生活在不必要的恐惧之中;希望这个民族无论何时都是被人敬重的。

这当然是一场灾难。庚子鼠年以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开始了这一场天灾,但这也是一场人祸。根据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如果武汉提前三个星期开始狙击这一病毒,仅中国受感染的数目就可以减少95%。当然这只是一项研究,而现实与数字模型之间存在的距离有时可以是如此之大!如果武汉封城之后欧美各国不会如此傲慢,而是积极合作应对,今天的欧洲和美国或许就不会面对这样的人道危机!在全球面临这样的大灾难面前,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自私与自大、嘲讽与指责、恐惧与推卸,甚至阴谋论甚嚣尘上,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和应有的反思。面对这样的世纪疫情大流行的恐惧,我们缺乏的远非控制疫情的疫苗!

我们缺乏常识;我们缺乏见识;我们缺乏透明度;我们缺乏同理心;我们缺乏担当;我们缺乏反思……

我们缺乏常识

在这场疫情席卷全球时,新冠肺炎也成了阴谋论的温床。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有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外漏的“泄毒之说”,有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留下八个可疑生化毒物箱的“种毒之说”,有美国参议员柯顿指控毒源来自大陆生化实验室的“放毒之说”,有武汉军运会期间美国兵“播毒之说”,莫衷一是。我从一开始就对阴谋论存疑,我总觉得人性虽恶,但人类的恶行还不至于如此匪夷所思。有些指控,稍微求证,就知道是胡言乱语。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位于武汉新世界国贸大楼第47楼,后院在哪里?生化毒物箱又如何埋在地下1.5公尺处?谎言哗众取宠,但信者众!如果病毒来自中国的生物基因作战实验室,对病毒的认识和控制还会那么难吗?这样低水准的阴谋论竟然畅行全球!其实只要有基本常识,反智的阴谋论就不可能大行其道。

我们缺乏常识也因为我们常常以偏盖全,信息不对称。意大利专家雷穆齐(Giuseppe Remuzzi)表示早在去年11月份,意大利北部就有人染上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不明肺炎。中国的一些媒体第一时间就报道了意大利是源头的说法,让不少中国人信以为真。中国的记者还纷纷打电话去采访,他对自己早先的采访被断章取义非常不满,并指出这是教科书式的“宣传手段”。但之后他纠正中国媒体的说法,并没有被广泛报道。他还在另一个场合表示,武汉可能早已出现新冠肺炎感染,期间有大量中国人从武汉来到意大利,令意大利出现了疑似案例,由于一切来自中国的信息都不透明,才令疫情失去控制的黄金时机。其实意大利北部温州的人很多,而一月的时候,除了武汉,温州疫情也很严重。在中国就有专家因看到浙江有人感染之后,强烈建议武汉必须封城。

疫情刚爆发时,有不少人总在那里质问,美国每年季节性流感死了成千上万人,无人恐慌,世界各国没有切断和美国的联系,但美国为何要切掉和中国的联系?这是否过度反应?是否歧视中国?是否违反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但季节性流感有疫苗,死亡率只有新冠肺炎的十分之一,这样的事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如今看到疫情蔓延全球,纽约成为另一个武汉,大家应该可以明白每年在美国发生的季节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的根本不同。

我们缺乏常识是因为我们受制于我们有限的知识和见识,无法认识事物的真相;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面对恐惧而惊慌失措,无法理性地看待自媒体时代所获得的虚假资讯;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的立场和偏见挡住了自己的视线,无法走出原有的认知。

我们缺乏见识

同样在欧美各国,不少人还真的将新冠肺炎和季节性流感等同起来,根本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酿成今日欧美各国沦陷的惨痛教训。在发生新冠肺炎这样的全球公共医疗危机时,不要说普通人,即便全球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对病毒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束手无策,无法预见其发展方向,至多只能依靠模型做出推算,但最终和现实也可能相距甚远。在疫情初期,不要说西方的专家,即便内地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都不认为这次疫情比“非典”严重。因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大学的专家学者敢于发声,袁国勇教授早在1月3日就警告香港政府,这次疫情极为严重,香港特区政府早在1月7日就宣布把“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列为须呈报的疾病,卫生部门有权强制隔离怀疑患者。管轶教授是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最早发出疫情将失控的警告。

香港因2003年受“非典”的沉重打击,大家记忆犹新,不少香港人对新冠肺炎都非常恐惧,也出现了抢购潮。但在香港的西方人对此的反应就大为不同,包括香港大学中的白人学者也觉得这是类似流感的病毒,只不过传染率和死亡率高而已。这种判断一度让我觉得香港是否过度恐慌了,特别是香港医务人员以罢工逼迫政府封关的举动过激,违背了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伦理底线。疫情初期在香港街上也基本看不到有多少西方人戴口罩,所以在西方的华人因为担心感染病毒戴口罩也被视为怪物,不被理解还算次要,还受到白眼和歧视,甚至遭人毒打。因为在西方的文化里,只有得病的人才戴口罩,而你得病了就不该出现在公众的地方。其实西方人这样的行为也是因认知受限,而诉诸暴力的不法之徒更是蔑视人权。

这次疫情在欧美的迅速蔓延终于让西方意识到新冠病毒不只属于亚洲人,他们原先冷眼旁观,以为白种人可以刀枪不入。甚至欧美的不少医学专家初期都低估了这个疫情的风险,从意大利大意失荆州,到英国的“群体免疫”,再到美国的全线沦陷,在一定程度上都和他们对这个病毒的有限认知有关,说难听点就是无知。因此政府不敢与普通民众的认知相左,轻易做出封城的决定。医学界本身也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直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专家尼尔·弗格森团队的研究报告做出了令人恐惧的预测之后,英美两国政府才改变被动的应对策略。这份研究报告警告,如果英美两国不积极应对,英国将会有超过50万的人死亡,而美国将有220万人死亡。即便如此,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此之后还是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新冠病毒在英国已经传播了一个多月,大约一半人口已经获得了实质的群体免疫能力。

全球在应对这个新型病毒的侵袭时,因为知识不足,做出了不少错误的判断。在疫情初期,对病毒的严重性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获得人传人的证据之后才被迫做出武汉封城的决定。但同时也因为认知不足,人的见识有限,影响了我们应对病毒的策略。东亚地区有“非典”的惨重教训就极为重视,西方民众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则不同,完全放任。

我们的见识常常受限于我们的生活经历和环境,但我们不可能亲临其境去认知每一件事物,因此获取全面的信息就变得至关重要。不幸的是我们因防火墙无法获得客观的信息,因处在同温层里拒绝不同的信息,更不要说我们因缺乏透明度难以接收真实的信息。

我们缺乏透明度

回首往事,不少人都低估了疫情的危害!但是,在疫情还没有开始蔓延时,如果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如果吹哨人不被劝诫、警告、和惩罚,或许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历史会改写。许多在武汉不该发生的事一定不会发生,武汉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中国百姓的牺牲也就不会这么大。

从中国最早处理新冠肺炎的不当做法,到世界卫生组织迟迟未对全球发出最高级别的警告,到欧美各国的迟缓应对行动,都和缺乏透明度有关联。这次疫情如此迅猛扩散的第一责任人当然是武汉当局、湖北当局,他们对公众隐瞒信息甚至掩盖真相,引发了民众的不信任,国际社会不少人甚至怀疑中国的死亡率造假。中国最为受伤的就是因封锁和隐瞒信息,导致疫情的控制受到延误,遭到国际社会诟病、排斥和指责。武汉封城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受到重创的举措和牺牲也因此大打折扣,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其实刚刚浮现。

美国政客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刻,颇有隔岸观火的看客心态。特朗普为了选举,为了股市不下跌,不影响经济,就是不愿承认疫情迟早会冲击美国。他本以为关闭了来往中国的航线,切断了来自中国的人流就万事大吉了。他还不让邮轮上受感染的游客在美国下船,就是要制造美国本土病毒感染者很低的假象。但这样的做法和一切以稳定为首要的考虑有何区别呢?在疫情终于席卷美国之后,他也是不断大事化小,尽量降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甚至在感染人数还在不断攀升时竟然表示美国的经济活动在复活节就可以恢复正常!所幸美国有独立的媒体,在白宫可以直接和总统公开叫板,不让政府传播的不实消息当道。在白宫记者会上,美国媒体公开质疑特朗普的抗疫政策不当,当场质问总统为何不停地使用“中国病毒”这样的歧视性字眼。

早在1月20日,当我确认这将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时,我就第一时间在我的朋友圈里转发了管轶教授对疫情的“悲观”看法。但他的科学分析在内地被视为耸人听闻,有人甚至借他的“逃跑说”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但正是这样客观的信息才有助于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了解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已经去到了多么危险的境地!其实在发生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危机时,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要阻止谣言,信息的透明就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刻意隐瞒信息,还有虚假资讯泛滥。全球数百名科学家2月上旬出席日内瓦“世卫论坛”,讨论新型冠肺炎疫情,学者就感叹他们不得不面对两条战线作战,除了应付病毒大流行,还要应付虚假资讯大泛滥 ,而应对虚假资讯泛滥比抗疫本身还艰难。网上流传最广最快的往往就是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和渲染成见的看法,这些不实的信息,有恶意造谣,有断章取义,导致非理性的反应和恐慌,甚至制造混乱和分化。世卫顾问隆基尼(Ira Longini)和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曾提及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但网上的信息都忽略了“如果传播未加抑制”的假设,特意将最坏的可能性无限放大,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在任何一场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是不可能靠屏蔽信息来阻止危机的蔓延。恰恰相反,这只会造成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即便在上个世纪的苏联时代,对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的隐瞒最终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世纪大灾难,更何况我们已经身处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

面对全球疫情大流行,信息披露和信息对称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地域,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应对策略和措施。不管是对疫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疫情的方法,各国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相互之间不仅不该嘲笑,反而应该借鉴。我们因条件限制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但至少可以换位思考,从他者的角度看问题,避免幸灾乐祸的看客心理。

我们缺乏同理心

疫情爆发之后,各国不仅有不同的认知过程,而且在获得相同的认知之后所采取的应对也并不相同。武汉封城的消息传出之后,西方的反应也是两极,有称这样的举措是流行病专家的天堂,而这只有在威权国家才能实现,民主国家只能羡慕。但也有一些西方国家看到中国面临的困境,在疫情刚刚爆发时,也带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幸灾乐祸看笑话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抗疫,还把病毒与中国的国民性和低劣文化相联系。各国抗疫的做法离不开其体制、文化、历史等因素。在中国,一声令下,举国体制立马见效,整个国家有如一部机器,全力抗灾,所有其它事情都要靠边站,甚至做出牺牲,包括在“准战争”状态下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其它病人可否受到正常的医疗救助,都不是最重要的考虑。事实证明,这样的牺牲确实巨大,但这一抗疫历史上未曾经历过的举措,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被封城两个月的战略最终是奏效的。中国的牺牲阻止了疫情蔓延,可歌可泣。即便如此,可圈可点之处也多如牛毛,野蛮作业的现象也并非个别。中国人不喜欢美国指手画脚,那别的国家难道就喜欢中国这么做?一些自媒体对别国状况一知半解,充满无知、偏见和轻蔑,非要说人家不会抄作业。看看东邻日本,和韩国的做法也不同,连大面积的检测也没做,情况也不算太坏!日本的人口密度还超过中国!但日本人平时的生活和卫生习惯,你又了解多少?其实就是华人社会的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处理方式都不同,当中新加坡的所谓“佛系”防疫措施相当成功让不少人大跌眼镜。新加坡从“重灾区”到“模范生”,表面上看去似乎选择了“佛系”的抗疫策略,曾引来不少怀疑、甚至嘲笑。新加坡防疫成功是有原因的,其策略可以概括为:最快反应、最早防范、最有系统、最严惩罚、最少折腾、最缺恐慌。新加坡一度是仅次于中国病例第二高的国家,同时人口稠密,还是国际交通枢纽。但新加坡政府反应迅速且效率高,最早限制来自中国的人流,并实施了对不同人群的休假令和居家隔离令。“非典”之后建立起来的疫情警报系统立即派上用场。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集先进的检测、治疗与实验研究为一体,马上研发并合作生产了快速病毒检试剂,有健全的检测体系,保证了疑似患者尽快得到治疗,避免了疫情的传播,加强了民众的信心。新加坡缺乏口罩生产能力,不鼓励大家戴口罩,但政府还是快速购买了五百万个口罩派发到每家每户,安抚民众。新加坡有充足的医疗资源,类似于中国的发热门诊就有873个,相当于北京发热门诊的11倍。我很早在朋友圈里就转发相关的信息看好新加坡的做法,甚至比香港还成功,没有发生香港排长队争口罩、抢厕纸的“奇观”。但话说回来,香港的恐慌是基于香港曾在2003年“非典”时曾遭重创的惨痛历史,以及香港和内地每天有大量的人员来往这一事实。

韩国这次的抗疫模式在西方更是受到肯定,法国总统和瑞典首相等多国政要甚至致电韩国讨教。但韩国对疫情的控制到底有何魅力?为何西方愿意到韩国取经和复制韩国模式呢?韩国也曾面对与中国相同的困境,但两国在大范围发生疫情之后,采取了类似的抗疫战略,新增病例曲线迅速被压平。但西方在看韩国的经验时,特别看重韩国没有因疫情出现压制言论和信息受阻的现象,没有因禁令影响民众的行动和自由,国家的经济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韩国的经验可以归结为:早干预、早准备、早检测、早跟踪、早隔离、早观察。韩国的企业早就判断病毒迟早会扩散到韩国,第一时间就研发出检测试剂盒,获得政府的紧急审批投放市场,检测过程只需十分钟,几小时内可以出结果,准确率超过98%。韩国单日可检测近两万人,检测率全球之冠,已有120多个国家争相从韩国进口测试盒。韩国政府还迅速修订法律,网站和手机都可以追踪病发者,一旦有新病例,就可以获得信息和警报。

好的经验当然可以抄,可以借鉴,但不必过分地显耀自己的成功,这只会让人反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中国不准外国人入境,这是因为中国不能再冒第二次疫情失控的风险,于情于理都不是自私自利。同样,疫情爆发初期,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美国等地对中国人封关、撤侨也是同理,人家也同样不愿意看到疫情蔓延,为何那时就可以攻击别人是恶意制造恐慌,是对中国背后插上一刀呢?美国在欧洲疫情严重之后也禁止欧洲人前往美国,最后连英国这个小兄弟也进了入境限制名单。日本现在对包括中国、韩国、美国、欧洲在内的国民入境都采取十四日隔离的政策。疫情初期,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曾经被我们骂得一无是处的大和民族似乎对中国很友好、很善良,向中国捐赠各类物资,而对美国政府的表现极为不满。其实抛开美国民间和企业的资助不提,为何一定就要期待和中国正在打贸易战的特朗普政府对你友好呢?而对中国最早锁国的是朝鲜、俄罗斯、越南等国!

在疫情袭击的恐惧中,我们更不可以幸灾乐祸地嘲笑别人的行为,透过渲染别国的疫情失控来展现自己的英明和伟大,而忘记了自己并没有走出险境。美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讣告,看去令人悲伤和沉重,恰恰彰显了人性的一面。中国不少媒体将意大利和美国医院中的尸体的照片无限渲染,而失去亲人的武汉人前去领取骨灰盒,为了正常的悼念发出的哀思和照片却消失了。我们当中总有人不愿正视自己的创伤,不可忍受将苦难、悲剧和丑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人,将读者高达五千万的“日记”视为恶毒、无耻,却又如此钟情地展示“纽约医院尸满为患”、“纽约穷人疫情之下被迫乘坐地铁上班”、“英国政府勒令医生封口”这样的文字和照片。广东一个企业老板竟然建议厂家做假测温枪卖给美国,让感染者越来越多,辽宁有餐厅门外贴出横幅祝贺美日疫情扩散,就不单单是没有同理心了,而是无知的反人类言论。

如果我们可以同样毫无顾虑地拷问自己,犹如如此心安理得地对他人提出质疑,我们的心智就一定不会萎缩,我们兴许也就有了希望。如今,我们甚至无法正常地伸出舌头,道出自己的甜酸苦辣,又何必如此居高临下,带着幸灾乐祸的病态,刻意营造似是而非的场景,来彰显那虚幻的优越感?!但我总是固执地坚信,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勇于承担起苦难中的责任,最终一定是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赞许的。

我们缺乏担当

在这次疫情中最常听到的一个字就是甩锅,这场“甩锅大战”从武汉封城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断上演,从当地的医疗机构,到各级政府官员,到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大家都在问,疫情失控和蔓延的责任在谁?中国在“非典”之后耗资11亿,搭建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过去15年间持续监测39种法定传染病。这个全球最快速的疫情上报系统,可以在短短两小时内将疫情上达北京,中国最高的疾病防疫专家在2019年曾经表示中国绝不会重演“非典”悲剧。但话音刚落,这个耗费巨资的系统并没有在这次病毒蔓延中发挥功效。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但有一点很清楚,专业判断在明哲保身、没有承担的官僚系统中被冷冻了,生命的价值也同样在个人权力的棋盘上被抛之脑后。这场疫情最大的讽刺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面对这场世界公共卫生大危机时,竟然上演了一出极为相似的闹剧。几乎每天陪同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美国传染病首席专家福西不谄媚权贵,不介意道出与他旁边的总统立场不同的看法,其独立的专业精神不受政治的左右,但他的专业判断也同样被美国总统束之高阁。疫情在中国蔓延恶化之时,美国的科学家就发出警告,但美国疾病防疫中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似乎都没有看到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更何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了。特朗普向来蔑视科学和专业的意见,联邦政府被一群科学怀疑论者把持。而特朗普就喜欢看极右的福克斯电视台,曾与中国同行舌战的女主播Trish Regan就鼓吹疫情是民主党的阴谋,而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个阴谋论者。他同样不信任主流媒体,不停地和主流媒体在白宫记者会上唇枪舌剑,甚至当众侮辱记者。特朗普也不重视来自情报机关的报告,警告疫情的严重性被中国低估和隐瞒,以及疫情将会蔓延全球。此外,特朗普对玩政治的兴趣多过抗疫,为了竞选就是不愿承认疫情迟早会冲击美国,他对疫情轻描淡写的原因也是因为民主党主政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受到重创,但共和党的红州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纽约时报在3月28日刊登万字文,以“美国错失的一个月”为题,分析了美国因检测技术落后,法规不配套,白宫领导无方,政府官僚作风,导致美国失去了疫情防控的黄金30天。美国的科技和医疗发达,美国的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最高,达到了近18%,但美国至今的表现为何令人大跌眼镜?无法早期进行检测是疫情蔓延的元凶,美国疾病防控中心也不是不作为,但为何会发生这样灾难性的失误呢?这和欧美社会对新冠肺炎的轻视有相当大的关联。中国在修正了前期隐瞒疫情的错误之后,武汉封城的快速行动,为整个国际社会控制疫情争取了难得的宝贵时间。随后东亚各国和地区也纷纷采取行动,大体上都取得一定的成效,制止了新冠病毒的蔓延。遗憾的是,由于对疫情的认知存在极大的偏差,欧美国家都没有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欧洲和美国先后演变成疫情的重灾区。此次疫情的另一个中心意大利,也只不过停飞了前往中国的航班。而美国早在1月3日就获得了中国的通报, 但美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一样一直心态超然,觉得自己远隔重洋,“非典”只在东亚流行,便以为此次新冠肺炎也同样会局限在东亚地区。

而疫情在美国开始蔓延后,这场“甩锅”大战竟然也蔓延到国际社会,中美两国爆发了令人捧腹的唇枪舌战。中国外交部的新任发言人在推特上怀疑美军在武汉播毒,特朗普亲自上阵,恶意地称新冠肺炎为“中国病毒”。病毒起源地的争论凸显了各方意图透过“甩锅”来推卸应有的责任,其实起源地何罪之有?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特朗普改口之后,还坚持要将武汉病毒写进七大工业国外长的公报里,而被其它国家拒绝。美国自己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疫情失控,特朗普却只会将矛头转移,掩盖自己抗疫能力的失误!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病毒”经过他的大嘴巴,在推特里一天又一天地在说,传遍全球,造成了美国等地歧视亚裔人的犯罪上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项全新研究,警告全美针对亚裔人的仇恨犯罪案件数目,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而飙升,危及美国的亚裔社群。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的时候,不仅感慨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战疫的能力,而且惊叹这两个世界大国竟然可以如此低水平地进行“口水战”。

从亚洲到欧洲到美洲,昔日繁忙的大都会因这场疫情,生活已经停顿。这场疫情不仅暴露了我们制度的缺陷、系统的脆弱、和人性的罪恶,全球已经跌入新一轮的金融市场大动荡和全球经济大衰退,但不幸的是,我们不仅没有进行反思,却依旧在那里自我陶醉和自我撕裂!

我们缺乏反思

一场史无前例的病毒大流行正向全球各个角落冲撞,死亡笼罩着这个星球。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其中多少人祸是可以避免的呢?封口vs封城:围绕着这场人道危机的争论焦点从一开始就从这里展开。如果没有发生“封口”事件,新冠肺炎的蔓延是否会有另一个结局?我们无法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至少不会如此惨烈。问题在于一个经济如此发达的国度,为何依旧无法实现一个开放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一个自信的社会为何难以拉响危机来临的警报声。而这并非个别和单一现象,这有如隐藏在我们社会中的毒瘤和顽疾,总是如此粗暴地压制善意的提醒和批评。在危机抵达临界点之后义无反顾的“封城”行动,尽管惨烈,却也是迫不得已的孤注一掷,但我们并非事事都一定要以牺牲个体的代价来实现宏大的目标,文明是体现在对每一个生命的关怀上的。“封口”可以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全球失去信用和信任,即便在“封城”的巨大牺牲之后,受感染和死亡的官方的数据还是被质疑。扪心自问,为何中国常常成为这类被怀疑的目标与对象?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和一个透明度高的社会,一定可以勇敢地面对真相并向大众提供真相。所幸,在疫情重击下,中国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媒体松绑现象。另一方面,西方也常常从固有的认知出发,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在这场抗疫中,与东亚各地在武汉“封城”之后迅速进入作战状态完全不同,欧美各国不仅负面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而且没有从中国的“封城”行动中嗅出危机的严重程度。

傲慢vs自大:这让我们再次活生生地看到了傲慢与无知,欧美各国普遍将最初在武汉出现的新病毒归结为黄种人的病。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2月份曾在G20财长的一次会议上主动表示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却自讨没趣,欧洲国家非常不屑。意大利副总理后来在G7财政会议上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这是黄种人才会得的病,和他们西方人没有关系。无怪乎,意大利一度成为中国之外感染者最多的国家。特朗普的傲慢与自大终于在疫情横扫美国之后,被迫承认美国将面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惨重的死亡。

然而与西方的傲慢相对应的则是在中国自媒体的世界里无时不在的自大,在那里你只有看到中国成了全球抗疫的英雄和救世主,所有的悲剧都活脱脱地变成了赞歌的素材,而忘记了病毒是从武汉开始向全国和全球蔓延的。这样的自大在中国抗疫初现曙光之后,更是变成了对他国肆无忌惮的嘲笑。而最新的对象就是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美国,却忘记了美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发达的医疗体系,仅ICU(重症监护室)的床位数量就远远超过中国。而“傲慢”与“自大”这对孪生兄弟却拥有一个共同点:偏见。

吃野味vs戴口罩:在有关病毒源头的吃野味文化,以及防止病毒扩散的戴口罩文化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偏见。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人的确没有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及时关闭野味市场,不少人因而将此次病毒的爆发与中国人喜爱吃野味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中国人是时候改变吃野味的生活习俗。有趣的是,中国网民反而找出了纽约上流社会吃野味的视频,一时之间在朋友圈中疯传,证明美国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这几年比较严重的传染病,包括中东呼吸综合症和甲型H1N1流感病毒并非源自中国。

另一方面,亚洲人戴口罩以防止病毒扩散基本是共识。但西方人,即便是生活在亚洲的西方人也不喜欢戴口罩。在西方,视口罩为病人标志的观念还带来了对亚裔人的歧视。在欧美各国生活的亚裔人处在戴口罩被歧视,不带口罩怕染上病毒的天人交战中。但在这次疫情重击欧美之后,戴口罩抵抗病毒的认知终于慢慢开始在欧美被接受了。

自媒体vs主流媒体(赞美vs批评):在疫情的报道上,中国的主力军是自媒体,不管是赞歌,还是批评,自媒体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情绪性。而在许多其它地方,报道疫情的主力是主流媒体,力求客观。特别是美国媒体,其角色是监督政府,且喜欢监督全世界的政府,多数又是自由主义倾向,所以特朗普也反感美国主流媒体。但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CBS记者胆敢在白宫怒怼总统为何要使用歧视性的“中国病毒”;NBC的记者质问特朗普吹捧效果未经证实的抗疫药物是否给美国人虚假的希望,并指美国数百万人活于恐惧中;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张彦(Ian Johnson )的“观点”文章,指出中国为美国赢得了时间却被美国白白浪费了;纽约时报的社论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言词加剧了对亚裔的种族仇恨。

中国自媒体里那个发自纽约的抗疫日记,作者声称其素材全部取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而非道听途说,语带双关。的确,当纽约成为美国的武汉时,我每天在美国电视新闻上看到的几乎全是“负面”消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离开人世时的凄惨故事;病人因缺乏医疗设备无法获得及时医治的悲剧;医务人员面对死亡威胁战斗在第一线几乎崩溃的场面;停留在街边装满尸体的冰冻车和医院走廊里运尸袋的场景;质问白宫何时可以确保医疗设备运抵现场的愤怒;受到病毒感染威胁下美国海军官兵的呼吁;失去工作的普通人无法交付房贷的忧虑。在这里你看到的是恐惧,是担忧,是悲伤,在这里你听不到任何赞歌。

威权vs民主:这次全球抗疫的叙事已经成为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之争,甚至上升到威权还是民主体制在抗疫中哪个更有成效的争论,但不少人却忘记了无论何种体制都有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在欧洲成为重灾区之后,德国的死亡率却一直很低,这或许与日耳曼民族的自律有关。在亚洲处于恐慌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跟随中国封城、没有跟随韩国大面积检测,但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失控,这或许与大和民族的自律和生活习惯有关。如果将抗疫简单地看成是中国体制的胜利,那么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又是何种体制?无疑,中国自上而下的动员力量,让全球看到了中国体制战胜疫情的超强能力,但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应变和调整能力在纽约成为疫情重灾区之后,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纽约在中央公园、体育场迅速建起方舟医院,并加快对受感染疑似人员的检测。来自全美的六万多名医务人员主动报名成为自愿者,自发前往纽约支援人手不足的医院,“捷蓝”航空免费载送这些医护人员“上战场”,酒店免费提供住宿,企业慷慨捐赠急需的防护用品和医疗设备,但没有企业对这些行动发稿、做公关、高调宣传。即便美国总统面对新冠肺炎的反应丑态百出,但这个国家所幸不是一个人说的算,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都不理睬他的狂言妄语。而美国的体制也决定了联邦政府对州一级政府的事务不可干涉,即便特朗普想对纽约和临近的两个州“封城”,但纽约州州长公开反对,使得特朗普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特朗普随心所欲,疫情还未控制,就要求复活节恢复经济运作,但疾病专家和媒体则公开和他唱对台戏。因此,应对病毒需要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里,民众敢于承担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在全球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时,我们需要理性地思考人类的失误和失败,而非指责和推卸。这场大灾难离落幕之日还有漫漫长路,但这场天灾与人祸也给人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机会。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或许全球终将明白这不是“中国病毒”,是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世界病毒”,病毒恰恰因我们人类的傲慢、自大、和自私而四处肆虐。在这个全球化被污名化的时代,尽管国与国的界线依旧分明,但病毒绝不会只在一国的边境线内停留。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全球的视野和全球的胸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合作去共同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庚子年常常是灾难之年,但或许也是转折之年。在新冠病毒横扫全球之后,这不应该是我们重拾孤立的时刻,而是通向一个不一样的全球化新时代的新起点。

疫情之下,与投资相关的三个焦点问题

作者:格隆     原载《格隆》微信公众号

(原标题:《十一张图,回答与投资相关的三个焦点问题》)

问题一、全球疫情怎么看?

直接说结论。

1、美国是全球经济火车头,但很不幸,它成了全球疫情风暴眼。美国昨天一夜新增19468例,累积121117例,牢牢捍卫了感染数的榜首位置。美国的疫情增速超乎想象。3月25日时,我说它大概率1—2天内超越意大利,一周内超越中国。

结果它只用了2天就超过了中国。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沮丧的消息。截至目前,美国疫情没有看到任何统计学意义上的拐点。疫情蔓延已导致美国出现历史上第一次初请失业金人数破百万(高达328.3万):

美国的感染数,无论绝对数,还是相对增速,都堪称恐怖,令人绝望。我相信这个速度不会一直持续,也不能一直持续。没有国家能扛得住这种冲击。不出意外,美国会很快会封州(除了阿拉斯加以外的所有的州)封国。

从现在开始,美国经济会静止两个月,或以上。这对全球经济都是噩耗。美国经济玩完,全球也基本玩完。我知道在中国,很多没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那种苦日子的年轻人理解不了这句话。没关系,以后慢慢你会理解的。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全球所有的顺差,几乎就来自美国一个国家。按美国这个趋势,三月份中国出口增速大概率会大幅度下落到—25%或更低,超过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考虑到欧美真正开始某种低限度的“闭关锁国”是从3月才开始,我们4月的出口只会更糟,大概率同比负增长30%以上:

这意味着,外贸相关的约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也就是超过2000万的人,可能会失业。按我们宏观模型,仅出口,就至少拉低GDP3个点以上,中国上半年GDP大幅负增长已基本成为定数。

环球同此凉热,这句话里的环球,对中国而言,实际主要就是指的美国。

那么多人对美国幸灾乐祸,实在无法理解。没有一个生意人会天天祈祷自己最大的采购商和生意伙伴死掉,除非脑子进水。我们很快会感受到美国需求消失的痛楚。经济最糟糕的时候,还根本没到来。

还是我前面说过的,我们多数股市投资者的宏观模型,太浅太窄了,浅到哪怕下个季度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

2、欧洲疫情,要盯的是德国与西班牙。

德国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25日数据一度遽升,一夜新增近8000例(7776),攀升斜率堪称恐怖,增速为全球之冠,这令很多人吓出了一身冷汗。欧洲这架马车本就羸弱,搭便车的很多,拉车的本就寥寥无几。08年危机,伤的是南欧那些坐车的,如果这次疫情重创北欧拉车的,这会伤及欧洲根本。好在,25日之后德国数据迅速拐头,一路下行。尽管这不太符合统计学规律,或许是拜日耳曼人的严谨、执行力与德国丰厚的家底支撑所赐?

西班牙的疫情明显存在某种程度的失控。这个只有4600万人口的国家,每天新增感染持续维持在7000以上的高位。全球应该给予这个国家更大的关注与支持。它不是一个偏远国家,它处在欧洲中心。我很担心西班牙在欧洲扮演08年金融危机里希腊的角色,拽着整个欧洲一起下沉;

3、未来疫情形势,要担心三个问题:

1)俄罗斯这种习惯性掩盖数据的人口大国,以及印度,印尼这种不够富裕,人口众多的南亚人口大国,以及非洲,会不会一棒接一棒地薪火相传?尤其俄罗斯,今天刚刚过千,堪堪到挪威、瑞典的四分之一,与芬兰这种同纬度,但人口才500万冒头的北欧富裕国家一个水平。但俄罗斯的人口,贫穷及近乎独裁的体制,与北欧那些富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这完全不符合常识。病毒没有理由对他们另眼相待的;
2)中国迫于经济休克的压力而放松人口流动管制,会不会导致疫情二次卷土重来?3月25日起,湖北解封。4月8日起,武汉解封。以中国多数外出打工者的交通与住宿条件,这是一个令人捏把汗的决定。湖北总人口才5900万,更科学更经济的做法,无疑是给每个湖北家庭直接发放一定数额的误工补贴,让他们今年内继续留在本地。这笔账并不难算。即使所有湖北人,无论老幼,人均发放一万元,大数也就6000亿,不到去年税收收入的3.8%。这笔钱,我们完全付得起。但,如果疫情二次反复,我们一年的损失,或许超过6万亿;
3)在疫苗研制成功前,就算夏天疫情压制,这个冬天,疫情会不会在全球重来?

有一个结论是相对确定的:这波疫情,大概率会令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归零,甚至更糟。

很多人提议,直接忽略2020,将2021年称为2020PLUS,这个提议,不无道理。

问题二、我们究竟要不要去美国化?

只要账算得过来,不要说去美国化,我们把地球上剩下的其他194个主权国家通通拉黑,都不是个什么事

问题在于,多数呈口舌之快,喊不服来战的人,可能根本没算过账,也算不来。

现代史上有两次下注中国国运的机会。第一次出现在1979年,中美建交。这是中国拥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体系。第二次出现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是中国拥抱全球。无论哪一次国运的跃迁,充分必要条件,都是放弃封闭,拥抱并融入外部世界。

以2001年加入WTO为分水岭从1949年到2001年,50年时间,我们的贸易顺差总额仅1352亿美元。2001年到2019年,19年时间,我们的贸易顺差总额4.65万亿美元,年均2447亿美元——这个年均数,超过了新中国前50年的总和(下图):

加入WTO之后,美国一直是中国绝对的第一贸易伙伴国,远超第二名的日本与香港

入世1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总额3.41万亿美元,占中国对全球贸易顺差总额4,65万亿的73%,超过了中国外汇储备总额(3.1万亿)

入世19年,我们年均对美贸易顺差1795亿美元,这个年均数,超过了新中国建国前50年的贸易顺差总和,也比2019年这个地球上四分之三的主权国家的年进出口总额还要多

 

在很多年份,我们对美顺差额,超过了我们对全球的顺差额。即使在贸易战有显著影响的2018年,当年中国92%的贸易顺差,依然来自美国一个国家。

即使在我们非常努力调整经济增长结构的当下,我们的出口附加值依然占到了GDP的13%。

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究竟要不要拉黑美国?

七十年前(1950年6月韩战爆发),我们和对方干了一仗。对那场战争的定性我们不予置评,但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战后我们基本被排斥在了世界主流体系之外,沦为一个封闭式的,几乎自给自足的经济体。那样的日子过了三十年。到底有多苦,相信经历的人都记忆犹新。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我们的GDP只占全球的1.8%,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

如果我们再退回去,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这种情形,不要说我们这代人没见过,我们的上一代人也没见过。我们再次变穷,或许连20年都不用。

看到网络上那么多喊打喊杀,全天下老子谁也不欠的市井无赖嘴脸,真的是无语凝噎。这批人充满了仇恨,会在自己需要的时候,随时向任何人恶语相向:今天可能是美国人,明天可能是韩国人,后天可能是日本人,再往后,可能是同胞,台湾人,香港人,乃至东北人,湖北人,甚至是赴海外留学,想回国避难的,如假包换的中国血统、中国人的孩子……

如果这些人只是所谓的水军,有组织地在刻意混淆视听,那相对还好一点,毕竟国民根基未腐。如果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那说明因无知而无畏而猥琐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浓度确实很高,那就真令人有些绝望了。

充满仇恨的人,不可能有多善良;

充满仇恨的国家,也难有多文明!

大刀砍向同胞的第一步,是对异族的仇恨。

美国并不是一个难打交道的流氓国家。说我们强大到了威胁美国霸主地位,所以美国打压根本无可避免的言论,与说落后就要挨打一样,根本不值一驳。

就全球纵横捭阖的大智慧,我们不妨重温一下40年前邓小平复出后访美的那段话

或者,20年前,朱镕基总理访美时说的那段话

三、会不会去全球化?

definitely will。

这次疫情正在迅速,甚至在可预见时间内不可逆地改变全球政经运行规则

生命的尊严,以及口罩都生产不了并被嘲讽的经历,会刺激和提醒所有欧美企业与政府走向收敛。企业将会缩小规模,牺牲利润来换取供应链的多国布局与弹性。政府则会严肃考虑对经贸对手的调整,以及对战略行业的干预、计划与储备。

2020年,极大概率,会从人类经济的编年史里消失。

这也是为何美债TOP20国家,有18家(包括中国)不约而同,齐刷刷增持美债:

并把美国国债收益率压低到近乎零的原因:

各国都明白: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

这些年,中国一直都试图以“有形的手”(比如各种定向降准、定向降息等)来压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但收效如何,不得而知。相反,美国是用债券市场的供需,来压低整体利率,更显从容。这是金融领域一个根本性的“中美差异”。而政府融资成本的走低,也会为政府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提供更多的空间。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出台针对国民和中小企业的专项补贴和救助计划——不是鼓励你去消费或者给你降息那种,而是直接发钱。这种底气,很大程度正是来自于政府债务的低成本——全球政府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补贴美国人民和企业,帮助他们走出新冠疫情的冲击

这或许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去全球化,反而帮助全球资金更加涌向美元核心资产。

当然,这有点题外话。

简而言之,COVID-19将大幅度降低全球的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我们将走向一个更加贫乏、吝啬和狭小的世界( a poorer, meaner, and smaller world)。过去越受益全球化的国家,未来的生存会越逼仄。

这于世界而言,是去全球化。于一度为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枢纽我们而言,则是某种程度的去中国化——这并不是一个受人待见的研究课题,所以我不做任何展开。

无论如何,昨天的那个世界,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至于投资,那是另一回事。

疫情一定会过去。世界的纷乱,对长期价值投资者,是件好事

这也是我为何如此钟情于投资这个职业的原因——在忧伤逆流成河的时候,你总能用比预期低得多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长期资产。

在最黑暗的时候
人们会看到星星
它们一直都在
只是
你要记得抬起头
往上看

疫情将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

作者:张伦/马国川     来源:钝角网 (有删节)

张伦: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从师社会学大师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获博士学位。

马国川:目前国内很关注其他国家的疫情,但是信息很混乱。作为一个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法国教授,据您了解,目前欧美国家的真实疫情怎么样?

张伦:中国民众关心其他国家的疫情,显示出对世界的关怀,当然是好事,不过由于身处特殊的信息空间,国内对于外界发生的情况多少都有一些认识偏差。现在欧美的疫情确实比较严峻,但是并没有达到中国人认定的那种程度。确实,这些国家的公众、媒体和反对党对政府有批评和不满,不过批评政府本来就是这些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永远都会有。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一定会有很多批评声音,更不要说这些国家的应对之策确实有值得检讨之处。

但同时要看到,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遵守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即使带来一些不便。政府本就是批评的对象,该批评就批评,但它既然又是公民授权的合法政府,因此还是要遵守它做出的决定。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公民文化。所以基本上看不到除与防疫相关之外的什么社会紧张。当然,我也只是就我的个人观察所及。

马国川:为什么美国股市会数次熔断?是否说明确实有社会恐慌情绪?

张伦:其实很多人(包括华尔街的)早已看到,美国股市泡沫已经比较严重。股市下泻一方面和疫情造成的恐慌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股市内在的回归调整趋势有关。我想,只要防控措施进入轨道,随着人们的情绪逐渐平复,股市也会回归理性。

马国川:目前法国和美国病例都在极速上升,为什么法国如此大意,特朗普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张伦:据我所知,法国早就按照惯例准备了非常详尽的计划,但是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前所未有,有些措手不及,根据以往的经验所做出的防疫安排与此次病毒诡异又疾猛的传播状况可能也有些不适应。由此造成的医疗资源的某些短缺也很难在短期间改善,尤其是前期一些资源如口罩等产地多在中国又有很多库存的都支援、汇集到中国去了,调度起来就更困难。法国准备了5000张重症病床,现在有2500左右已经用上,还有一半备用,但鉴于疫情的发展,依然在动用军队紧急设立新的临时医院增加床位。还有,一些急需的医疗设施比如吸氧机,只有一家生产,加班加点,一个月也只能生产出所需的轻重两类型的相关机器1600台。而从此方面生产能力更强的德国进口也不可能,因为也都在加班加点为德国政府的订单赶货。法国的公共医疗系统公认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但2003年夏,因夏季凉爽家里一般不装冷气设施,猝不及防的持续高温炎热还是夺去一万多高龄老人的生命。打个比方,这波疫情攻击,“敌人”力量甚为猛烈且狡猾,遭受损失也就难免。

至于美国,刚开始做得对了一些事情,如提早中断与中国的航飞,但因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方面,没想到欧洲和中东的感染者入境,“马奇诺防线”从背后被突破。此外美国政府对病毒的传播认识可能也有个过程,加之特朗普或因担心民心波动影响股市、经济状况这他引以为傲的成就,在大选年对其不利,处置上有些忽略。还有就是,这些国家和平日久,自由惯了的人民适应起来也要有一个过程。

这也牵扯到民主国家政府处理这类问题时的悖论:尽管知道问题可能严峻,但是在疫情还没有大的发展,人们还不认可的时候,如果采取一些过激政策会引起反弹,反而达不到效果。所以,怎么把握分寸很关键。就像“二战”,美国某些精英很清楚早晚恐怕要介入,但是只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才宣战。这次的麻烦在于,新冠肺炎病毒一旦传播起来迅猛异常,而行政运作、生活方式、文化宗教活动等要在几天、半个月内忽然发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改变(比如戴口罩,且不讲是否具备,西方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戴过一次),适应起来确实不易

马国川:意大利疫情严重,死亡率尤其高,有人因此说,民主制度确实存在效率问题。你对于这种观点作何评论?

张伦: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一定不能很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那么就没有办法解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什么防疫成功?即使同为民主体制,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应对之策,效果也不一样。例如,意大利的死亡率为什么那么高?除了医疗资源不足,感染面积过大之外,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特别是与人口的老化结构也有很大关系。意大利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22%以上,死亡者中很多都是7、80岁以上老人。法国85% 的死亡者为七十岁以上的长者。日本、南韩、中国台湾地区人口老化也相对严重,为什么问题没有这么严重?可能就是与其处置方式、文化因素等相关。除这些国家和地区行政部门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外,人们的卫生习惯,团队、自律精神相信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评价各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的措施与效果,涉及国家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医疗资源等各方面,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变量来解释。更不能老是盯着人家一时的问题,为自己寻找一些心理满足。我们要看人家的长处,少看人家的短处,千万不能过度地自满,一自满就会有问题。我们身处大变革时代,只有多了解一些事实、多一些看问题的角度,才能不会失之偏颇。

马国川:中国解决公共卫生危机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举国体制”受到了国内许多民众的追捧,在解决这种突发危机的时候也确实见效。

张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时效果我不否认,但好多人或许没有想清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要有条件的。在中国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体量因素,不是其他所有国家都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将资源全部集中投放武汉防疫,但如果同时出现五、六个武汉,即便我们集中力量恐怕也是很难收一时之效的。意大利的状况如此困难就与此有关。让疫情扩散了的意大利集中力量办大事又是怎样能做到?其次,我们不能只看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也要看它的成本和次生后果有时候更严重。比如,现在武汉疫情得到控制,当然是好事,但现在的聚光灯都聚焦在防控新冠病毒的成效上,由于医疗资源集中而造成得不到及时治疗的其他病人有多少?其他次生伤害有多大?这些或许我们都尚未有个更明晰全面的评估。

传统上中国就是个“量”的帝国,可以靠集中力量办很多巨大的工程,但一旦出现危机,因为缺乏地方自主和有效的平衡机制,灾难的传递效果、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在现代世界,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过分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其王牌,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变动不居、充满风险,随时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和不可预测的危机,一切都等着一个决策中心,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隐藏着各种各样重大的隐患。

马国川:欧美国家的应对办法尽管各有不同,但是普遍被中国网民批评手段太软,应该“抄作业”,学习中国。您怎么评价这些舆论?

张伦:大疫来袭,西方国家很难强迫把国民像监狱一样地关在家里,而是依靠唤醒每个人的自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硬”的方式,对所谓“软”的方式不理解,这反映出中外的制度差别、文化差别和价值标准差别。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国家制度的基本哲学是什么?是以效率为所有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基础,还是以道义和自由权利为合法性基础?不能说这些因素与效率相互之间完全不匹配,但是它们有的时候确是有矛盾和冲突的。最后要有个制度价值目标的选择。到底要什么?因此带来的一些制度条件也完全不一样。国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类街道管理体制,能够在警方之外还有如此强制性的限制居民行动的手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制度有其“软”的一面,其实也有“硬”的时候。一旦按照法律程序进入“紧急状态”,政府获得相应权力后,不见得就比威权的效率差国家应该追求长治久安,效率是需要,但局限于一时的效率、一时的经济发展,都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表现。长远的效率与短期的效率,自由与秩序之间应尽可能找到合理的平衡。

马国川:经常有人辩解说,人类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制度,所有的制度都可能犯错误。

张伦: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制度让错误可能性小一些,犯了错误之后容易纠正,对错误有人负责。

自由民主制度当然不是绝对完美的制度,但它是一个少犯错误的制度。民主制度下为什么有些人会下台,会被选民换掉呢?就是因为执政个人或集团他们犯错误,引起民众不满。民主制度的哲学前提,就是假设人会犯错误。一个认定自己永远不会犯错的人和制度犯错误的概率大呢?还是承认自己会犯错、允许追责的人与制度犯错误的概率大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承认可能犯错误,同时又能够更好地让人们对此加以警惕的制度呢?

马国川:就像这次大疫,各国家处理方式不同,也都会犯错误,关键是什么错误不该犯,什么错误不能犯?是否有人为错误承担责任?

张伦:对。隐瞒疫情不仅是错误,也是犯罪,绝对不允许;信息掌握不足、决策迟缓失误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不管是哪种,都要有人承担责任。也许某一个时间点上,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比集权制度还要糟糕。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自由民主制度犯错误要少得多。因为这个制度允许犯错误,允许批评,允许追责。责任政治是现代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如果没完没了地犯错误,却无人承担责任,一个社会就会缺乏正义基础,早晚就会出大问题。

马国川:不容否认,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成就很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张伦: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人赞美苏联,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也在赞美之列。有相当一段时间,北韩经济增长率也比南韩要高。所以,不能用一时的成果和效率的单一变量来看待这些问题。看问题既要考虑具体的情境,也要有历史视角和文明视角。如果仅仅从效率讲,现代国家很少二战时纳粹德国那么富有效率。但二战前期在欧洲战场上的所向披靡却并不能确保其长久的强势。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否认,但是各方面代价之大也许要很久才能修补上来。缺乏平衡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很多。这几十年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满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标准去衡量一切,缺乏价值追求。今后要在制度上做调整,让公民有参与空间,有价值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在面临着重新寻找平衡、重建文明的任务。我们又到了要解决中国现代性构建方向与标准的问题的时候了。

从长远角度讲,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是重建中国文明、构建中国未来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幸福与尊严的制度基础?我们要寻找一些超越性的价值作为制度基础,作为文明转型和制度转型的坐标。
马国川: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应对大疫的措施整体评价如何?

张伦:近代以来可能和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结构崩塌有关系,中国人对于外界的态度极其敏感,特别喜欢人家说自己的好话,过度解释人家说的好话;也讨厌,过度解释人家的批评。同时津津乐道于人家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批评,不明了其实这恰恰可能不是其真的软弱衰败的象征,反之,是他们能不断调整发展的关键所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百年前一战后中国知识界盲信那时在西方流行的所谓“西方沉沦论”。中国的国民心态在自卑和自傲中不断地徘徊,这可能是中国在将来发展中需要处理好的问题。

就这次疫情来说,首先,大部分国际舆论对中国应对措施的评价比较客观,认为一些措施有效,但是在他们的国家没办法实行。谁有我们上面提及的中国的街道制度?没有,也就没法“抄作业”。即使这些西方国家也说“封城”,禁止日常外出,根本上还是基于民众的认可与自律。这和中国的“封城”不一样。其次,也对中国有批评。赞美者习惯看效果,批评者在意其中发生的侵害公民权益行为。这些都不脱平常我们听到的对中国的两种基本看法。

马国川:许多人士担心,这次大疫会不会增加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任

张伦:这是一个新型病毒,传染力极强,在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和不足,别人都是能理解和原谅的。现在的问题是,该承担的责任要不要承担,该认的错要不要认?不能因为所谓的“面子”,该承认的责任也不承认,该认的错也不认。这种情况下,人家对中国就会不信任,甚至中国普通人的形象也会很负面,搞不好将来就是灾难性的。

这些年,一些中国人在海外的不文明举止、暴发户心态、对他人缺乏尊重、自以为是、强词夺理等做法,让我越来越忧虑。十几年前,有欧洲华人商库被烧时,我就预感将来搞不好在国际上会出现排斥华人的潮流。我非常担心这次疫情会增加世界对中国人的不信任,造成严重后果。作为向世界传达信息的主体,如果中国官方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强化这种趋势,引发更糟糕的局面。

马国川:现在看,国内有少数民众夸耀中国的抗疫成绩,对于其他国家的疫情幸灾乐祸。

张伦: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从中国疫情爆发以来,从欧洲到美国,也许有,但至少我个人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什么人对中国幸灾乐祸。虽然有些人士可能对中国应对疫情的做法有一些批评和怀疑,但是对普通中国人的命运没有幸灾乐祸,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关怀。

有些中国人对其他国家有幸灾乐祸的心态,和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暴力、不人道、不人性对待本质上是相类似的,其实质都是缺乏对人的尊重,对他人生命的关怀。这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将来最难恢复、最难建设的问题。我希望,从灾难中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认识能够更深刻一些,能够对文明、对生命的认识有所提升。不论在中国还是身处世界各处,都应该对正义、人的权利与尊严有些普遍性的关心与追求,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自己群体的权利与利益。

马国川:可惜没有,反而出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张伦: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从来不是把一个民族推向文明的动力。近代的历史表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反而会导致灾难。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毫无异议的,但是能不能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之上有一些更超越、更深广的价值?这可能是决定中国未来文明走向的关键。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依然一切以国家、民族来界定,恐怕是会给中国、世界的发展造成伤害和灾难。

马国川:文明转型是长期的,在短期里制度转型更重要,因为如果制度不转型,那么文明转型也无法启动。

张伦:这是互动的关系,现代文明价值的不确立,会对体制的弊端更多宽容和认可;体制不允许健康的理想声音传递,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向狭隘。这就是灾难性逻辑。所幸的是,每次灾难,都会有一些人觉醒,破除灾难逻辑。“文革”就是这样,于是才有了改革开放。
马国川: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次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危机会不会进一步催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张伦:这次的公共卫生危机肯定会强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浪潮。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崛起,2008年经济危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之前趋势就有了,恐怖主义就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折射着一些相关问题。美国出现“銹带”,法国爆发“黄马甲”,英国“脱欧”,都是这种趋势的强化。我基本的判断是,以这次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为标志,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特别是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一波全球化前些年就受到重创,现在彻底地结束了。

马国川:在您看来,这一波全球化结束是不可避免的?

张伦:就像第一波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直到一战爆发结束,这期间世界发展突飞猛进,被称为“美丽时代”。引发“一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当时任何一个细节如果不出现,很可能一战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但是还是有些结构性的趋势性、必然性的东西,比如国家间内部与国际间发展的不平衡、新兴力量崛起之后对既有世界格局的挑战、新兴国家信奉的原则与现存价值系统的冲突等。一战那个时代英国、法国除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批评德国之外,意识形态上就是视德国为不民主国家。同样,这一波全球化也有些结构性问题,导致这一波全球化走向终结的因素不断累积,未得到及时恰当的调整。当然,我并不认为全球化就此彻底终结。怎么样重新定义全球化?怎么样协调管理全球化?未来将有激烈争论。可以基本确认的是,通过对这一轮全球化的反思,比较浪漫的全球化会遭到批评,民族国家的角色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得到强化,象一战后那样,一些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张在某些国家或群体里会有所泛滥,强调国家至上,敌视外界。与此相反, 一种主张新的世界主义,更积极的国际合作的立场也会得到发展。在如何处理人类共同的挑战及各国内部的问题上,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博弈将普遍长期存在,成为基调。未来世界如何发展?可能要召唤世界各国领袖的眼光。

马国川:这次危机不但会彻底冲击全球化,也会冲击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就遭到质疑。

张伦:本来,二战奠定的世界格局已经被全球化、中国崛起和大国博弈冲击得摇摇欲坠了,这次疫情将造成进一步的冲击。为人类的未来着想,应该保留这些国际机构,不过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革。

马国川:现在知识界最担心的是,这次危机不但会冲击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崩塌,而且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张伦:完全有可能。在我看来,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但是牵扯这么多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从波及人群、遭受损失、国家动员、社会心理等方面看,这完全是一种战争的状态。而且各国动用的处置办法基本都是和战争性质有关的,因此以战争做类比并不为过。这是一场非传统性的世界大战,跟恐怖袭击一样,是对国家、个人安全的新型的重大威胁。

从人和病毒的大战,连带造成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上的后果,进而引发人和人的战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造成经济资源萎缩,会引发各地社会冲突,甚至包括没受过疫情影响的地区,可能也会因次生的经济问题带来局部冲突。就像二次大战一样,有些国家没有参战,但事实上大战对其的影响深远,也都没逃得掉。总之,它会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旧时代已经崩塌了,从此人类历史会分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

马国川: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挑战,比如中美关系将经受严峻考验。

张伦:如果中美双方处理不好,互不信任,或者一方做出某些选择,中美渐行渐远的趋势就不可逆了。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应该推动更深刻的制度转型,实现法治国家。

像历次人类经历的大灾难后一样,“2020年之后”的人们会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历史上许多狂欢节、节日就是这么诞生的。此次疫情也一定会引发世界范围内某些重大的思想讨论,有关公共健康与政府角色,市场的地位,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运作的逻辑,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塑,也或许会引发些有关现代文明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人与自然界,动物的关系,如何看待财富、环境与发展,据说从威尼斯到中国,各地的空气、水都前所未有地清洁,让人印象深刻,那么重新开工后人们会怎样来寻回这境地呢?灾难会改变人类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展现出来的东西,会勾起人们的一些记忆、激发新的想法。这次危机也在考验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有没有反思性,到底有没有思考和检讨的能力?我希望,在制度转型之外,国人能够在价值方面做出更深层的调整,加快文明转型。当代的中国人要以怎样的文明形象展示给世界?中国人也需要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了。

 

美参议院发布中国人才计划审查报告,并提出“反制建议”

中文译作者:肖尧 刘霏霏 刘发鹏 高越 (IITE战略部)

2019年11月19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举办有关中国人才招募计划(以“千人计划”为代表)的听证会,并在会后发布《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报告,强调包括“千人计划”在内的200多个中国人才招募计划已对美国造成巨大威胁,而美国政府、研究机构和联邦调查局目前缺乏统一的应对策略。相关内容值得我高度关注。

一、报告简介

报告概述了中国在过去20年内,通过招募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进行知识与研究成果转移的常用做法,例如建立“影子实验室”和人才“双聘”等;梳理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能源部(DOE)、美国国务院签证服务部、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联邦调查局(FBI)和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七个联邦机构现存的威胁,包括威胁认知不足、招募外国人才标准不一、签证和出口审查不严等问题;并提出14条应对威胁的建议,提议制定“打击非法转移美国智力资本”的全面战略。此外,报告发布两份附件:一是其搜集的有关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国家外国专家局等学术机构引进人才的原始合同;二是九例中国人才招聘的具体实例。

二、对策建议

1.联邦机构必须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以打击美国智力资本的非法和法外(即超出法律权限、不受法律制裁)转移。中国使用非法和法外机制来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研究和敏感技术。联邦机构应与美国研究界合作,以平衡开展国际合作的需要,同时确保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的安全。

2.联邦机构应解密并披露有关外国人才招聘计划的更多信息。来自美国情报界、联邦执法机构,以及联邦资助机构的更多信息将有助于确定相关问题的范围和所涉及的规模,以便美国研究机构采取措施,有效减轻外国人才招聘计划所带来的的相关风险。

3.在采取措施更好地保护研究和知识产权的同时,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应重申在美外籍学生/研究人员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开展国际研究合作的重要性。国会应为联邦机构赞助的科学研究提供稳定、持续的资金,并支持旨在将科学家及其成果留在美国的项目。

4.联邦执法机构和情报界成员必须更好地调整与美国研究界的接触,以确保相关威胁信息的可及性和可操作性。联邦调查局应制定一项有凝聚力的战略,以确保其总部和56个外部办事处的联系是有效、一致和及时的。

5.美国资助机构应统一资助申请程序,规范报告要求,按要求披露所有外国利益冲突、承诺冲突以及所有外部和外国支持的情况。程序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将减轻研究机构申请联邦研究经费的行政负担,并促进整个美国研究界的数据共享。一个适用于整个政府范围的标准应当要求所有文件都是机器可读的,以促进利用自动化方式帮助识别资助欺诈。

6.美国研究界应建立“了解您的合作者”文化。美国研究机构应当在监控与外国人的科研合作、审查此类合作是否符合美国的科研价值观(特别是是否符合科研诚信)方面建立一种最佳实践。美国的研究机构也应该对未披露利益冲突、违背承诺或与其他外部支持相关的指控进行调查和裁决。

7.美国的资助机构应实施合规性审查程序和相关审计程序,确保受资助者准确报告利益冲突和承诺冲突。国会应提供足够的资源来支持机构的合规审查计划和审查人员。

8.开展研究或对美国政府研究进行资助的美国资助机构应当对受资助者如何获取美国资助,以及如何得以使用研究基础设施的信息进行共享。应酌情提供这些信息以促进科学合作,并由资助机构用来评估研究人员的资格。

9.美国商务部应确保其针对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的跨部门审查程序的有效(包括对基础研究的审查)。商务部应在适当和必要的时候在其出口管制清单中增加基础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域。

10.国务院应确定任何其他必要机构(共同参与),以拒绝涉嫌从事非法、法外转让技术、知识产权和基础研究的个人非移民签证。国务院还应关注其他安全相关问题,以检测外国政府对在美国进行的研究的赞助,以及签证申请人是否打算通过签证申请合法或非法地将研究和技术转移回本国。国务院应使对非法转让技术、知识产权和基础研究的签证申请人的安全审查自动化。

11.政府应该考虑更新NSDD-189,并对美国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实施额外的、有限的限制。NSDD-189于1985年发布,确立了尽可能不限制基础研究产品的国家政策。联邦机构不仅要打击受控或机密研究的非法转移,还要评估公开共享某些类型的基础研究是否符合国家利益。

12.联邦执法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应确定位于美国的实体,这些实体可能充当招聘网络,平台或外国政府代理,以协助或代理国家资助进行人才招聘。需要对外国在美国进行人才招聘的相关行为对美国的影响进行更多的调查。联邦执法部门和其他相关机构应审查私营部门在引进外国人才方面的活动,包括风险投资竞赛和创业项目。

13.美国资助机构应与研究机构合作,以确保它们具备必要的网络安全措施,以减少研究数据被盗用的风险。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获得联邦研究经费的机构应定期证明自己遵守网络安全的最佳实践。

14.如果没有充分披露任何人才招聘计划成员条款和条件,美国的资助机构不应将美国的资金授予参与外国人才招聘计划的人员。

 

英文原文:  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生活在美国:如果不被媒体洗脑?

作者:彩烟游士

人性有个特点,就是想听顺耳的话。在选择看新闻的时候,也是如此。正因为这个原因,每一个媒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观众群、听众群或者读者群。

美国的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自媒体、主流媒体和另类媒体。

自媒体就是推特、博文和油管之类的。在美国,谁都可以弄一个自媒体,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自媒体多半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般老百姓的自媒体没有什么人看,影响力极小。名人的自媒体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譬如说,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有6千5百万人关注。川普的每一条推文都有可能影响股市和世界局势。最有影响力的名人包括娱乐明星、体育明星和政客。

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是收看人数最多的媒体,大部分人的信息都是从主流媒体得到的。大家最熟悉的主流媒体包括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C)和后起之秀狐狸新闻网(Fox News)。美国的主流媒体以左倾的为多,如CNN, NBC, ABC和CBC都属于左倾媒体。右倾的主流媒体较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右倾主流媒体是狐狸台(Fox News)。

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是少数人创办,为少数人服务的媒体。另类媒体也分极左和极右,但本质很相似,很多都是关于阴谋论的假媒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假新闻(fake news)。美国的天然新闻(Natural News)是极左的另类媒体,信息战争(Infowars)则是极右的另类媒体。天然新闻散布的阴谋论包括疫苗和转基因。信息战争的阴谋论更是滑稽。譬如说,信息战争宣称911恐怖袭击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美国中小学的枪击案都是假的,电视上接受采访的老师和家长其实都是演员假扮的。

这三类媒体中,自媒体是追星族很重要的媒体。粉丝们整天眼巴巴地等着偶像发布新的信息和照片。另类媒体呢,偶尔看看倒也无妨,但如果相信其中的阴谋论,那慢慢地被洗脑了。在现实生活中,我还真遇见过特别相信阴谋论的熟人,其中一个男的相信艾滋病毒是美国政府培养的,专门用来感染黑人,企图将黑人种族灭绝。还有一个女的则对我说过好几次,希拉里杀死的人,已经有好几十个了,而且这些被希拉里谋杀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

主流媒体应该是获得新闻的主要渠道。如果光看左倾或者右倾的媒体,也很快就被洗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看的主要是CNN,后来发现CNN很多地方不可信啊!我发现被洗脑了!FOX 成立之后,我就不看CNN了,只看FOX。刚从CNN转到FOX的时候,我觉得FOX给人一种很清新的感觉,特别喜欢。又过了一段时间,发现FOX和CNN一样,也经常撒谎啊!我这才发现自己又被洗脑了!

我被骗了几次之后,就学乖了。阴谋论我是不相信的,自媒体的王婆卖瓜我也不太信任。看新闻,还是要看主流媒体,但不盯着一家媒体看。看新闻,特别是政治新闻,我是CNN和FOX都进去看一下。

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能遇见一些已被洗脑但尚不自知的人。这一个多月以来,主导美国新闻媒体的事件就是众议院展开弹劾川普的调查。我所在的几个政论微信群讨论最多的也是这事,川粉川黑吵成一团,飞沙走石,日月无光。虽说大家政见不同,但多数人都以事实为依据。其中一个自称不看主流媒体只看狐狸台的群友(他不知道狐狸台也是主流媒体),是个讨论的积极分子。他这两个星期一直在说,众议院的三个委员会进行的弹劾调查是非法的,因为没有经过全体众议员的投票表决。他还很自信地说,弹劾调查是民主党关起门来秘密举行,不允许共和党的众议员参与。群里其他温和的群友友好地指出:你错了,众议院对总统的弹劾调查,是宪法授予的权力,不需要经过全体众议员投票表决的。如果几个委员会发现足够的证据证明总统违法了,再由议长召集全体众议员,投票表决是否弹劾总统。另外,三个委员会举行“秘密”调查,这里的“秘密”,指的是不对公众开放,而不是禁止三个委员会里的共和党议员参加。事实是,司法、情报和外交三个委员会里的共和党众议员一直参与弹劾调查的听证会的。可是呢,这位群友就是不信,还不停地反问:既然弹劾调查过程中共和党是一直参加的,那他们为什么在10月23日要集体冲击众议院地下室的“密室”呢?显然,这位群友已经被狐狸台洗脑了。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主持人问一位共和党议员:你既然一直参与弹劾调查的,那为什么要冲击“密室”呢?这位众议员是这样回答的:我是参加听证会的。我冲击“密室”,是为其他共和党众议员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这位众议员没有告诉观众的事实是,不在三个委员会里的共和党议员是没有资格参与听证会的。不在三个委员会里的民主党议员,也同样没有资格参与听证会的。所以说,20几位共和党众议员集体冲击众议院地下室的“密室”,实际上就是一场闹剧,一场旨在误导美国人民的闹剧。

生活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有可能被洗脑。生活在新闻相对自由的美国,也有可能被洗脑。如果不想被洗脑,或者被洗脑的程度轻一点,那就要既看左倾媒体,也看右倾媒体。事情的真相,往往不在极左,也不在极右,而是在极左和极右的中间。

原载:文学城

信任的危机

作者: 龙烈生

2019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中美贸易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加关系自去年入冬后尚未复苏、香港骚乱全无停止的迹象、台湾海峡更是波诡云谲 … 这些影响整个华人世界的事件,牵动着每个华人的心弦的同时,也在把华人世界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撇开所有利益集团的角力、外力的干扰,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信任缺失”四个字。

8/1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川普宣布9/1日起对来自中国的3000亿美元的货物加收10%的关税。届时所有来自中国的货物都将被征收额外的关税。世界一片哗然,股市应声从上涨300多点,到下跌200多点,星期五继续下跌。用中文媒体的说法是“断崖式”下跌。

我这里说“毫无征兆”,是指一般老百姓,包括大部分在股市中刀口添血的、走钢丝的、做韭菜的,毫无知觉。川普的理由是中国没有落实6月份他和习总达成的口头协议。没有多少媒体真正关注川普的理由,中外媒体跟往常一样对川普一致“讨伐”。中文媒体谴责川普“毫无诚信”;美国媒体批评川普的加税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其它西方媒体抱怨川普扰乱了世界经济秩序…一个川普,让世界好不热闹!

鄙人既不敢像其他媒体人那样觉得自己比川普团队更懂贸易战,或者更懂经济,也无法像土豪那样对股市损失无动于衷,只想以这篇小文表达一下对信任缺失的忧虑。鄙人甚至担心现在世界正式进入一个“信任危机”时代。

中美问题的核心,现在不再是贸易逆差问题,也不是华为问题,甚至不再是“中国制造2025”问题,而是“信任”问题。互相都在指责对方不诚信,互相都在不断改变策略、试探底线。“互信”正在变成互相猜忌。如果谈判越多,互信越少,中美必将渐行渐远,科技冷战不是没有可能。那将非常让人不安,尤其让美华们心生焦虑。

 

现在香港的乱象,其实归根到底也是一个“信任”问题。

 

航拍图下的香港6⋅16游行 (来自网路)

“逃犯条例”在字面上虽然未必无懈可击,但是“看起来”确实已经相当合理。为什么港人如此强烈反对,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就是“信任”问题。参与抗议的香港人既不信任大陆的司法系统,也不信任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人担心香港变成大陆其它城市一样的城市。自6/9日大规模游行抗议以来,已经有不少所谓学者或者知名人士站出来,表示反正香港在2048年将会变成像大陆其它城市一样的城市,还不如现在开始适应。大陆人的自豪感是显而易见的,认为让香港变成大陆其它城市一样的城市,其实是对香港的恩赐,可是,港人未必受用。鄙人不太相信这种与“一国两制”并不和谐的声音出于官方授意,但是可以肯定这些言论在增加港人对大陆的信任方面,毫无帮助,只会火上浇油。

另一方面,难道大陆人就信任香港人吗?

大陆这些年经济快速腾飞,香港的经济逐渐衰落,此消彼长,区别是明显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高高在上的“东方明珠”跌落尘埃。现在,很多“扬眉吐气”的大陆人开始高高在上地表示,香港的乱象是港人不满现在经济衰退的结果。如果说香港的游行跟香港目前的经济状况毫无关系,肯定会被人骂胡说八道。但是,很多大陆人似乎既不理解、也不相信港人对经济之外的追求。这些大陆人已经习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思想,也认可”稳定压倒一切“,所以认定港人的游行要么是出于对现在的经济状态的不满,要么是外国势力干预,企图分离香港。不可否认,年轻人确实容易冲动,而且其中小部分人的暴力行为和”反中复英“行为,也给大部分其他人的合法诉求蒙上了阴影。在任何一个社会,对违法的暴力事件,该抓就得抓。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容忍分裂行为。但是,如果总是用一小部分人的行为来定性一个重要的群体事件,难免显得简单粗暴。

另有一些大陆人觉得港人贪得无厌 —- 已经拥有殖民时代都没有的自由、民主和自治,却还要索求更多;既拥有资本主义的各种政治自由,又享受“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福利,居然还不“安份”。这种厌恶,含有一些嫉妒;嫉妒,通常会产生更多的厌恶和不信任。

有人曾问,作为海外华人,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香港?

我们自然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

香港曾经是大陆人的避难所,也为大陆规避出口配额和进口限制提供过极大的方便。说香港对大陆的发展有恩也不为过。虽说香港曾经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受惠于大陆改革开放后剧增的转口贸易,但是如果没有香港这个窗口,大陆的发展到底会如何,那就很难说了。没错,香港回归后在很多方面享受着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但是不可否认这也是大陆政治的需要。

没有人可以清楚地预知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如何发展,一个自由的、繁荣的、缓冲的香港,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平地、不流血地解决香港问题,必是所有善良的华人的共同愿望。

其实邓大人早就说的很清楚:第一,主权不容质疑,“一国两制”,“一国”是基础,是核心;第二,“一国两制”五十不变, 五十年后也没有必要变。大陆如果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获得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但香港会自然依附,连台湾回归,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如果谁要强行改变,就要好好思量后果了。

港人的政治诉求虽然是宪法赋予的合法权利,但是连续的大规模游行,未必是最佳政治解决方案。长期的交通瘫痪,必然会使香港的经济雪上加霜。大规模的游行,总会有鱼龙混杂,坏人乘机作恶和捣乱,必定会给政治对手以攻击的口实。政治未必只有游行一种方式,对话尤其重要。

鄙人没有什么政治大智慧,只是觉得中美之间、港陆之间问题很多,只有重建互信,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高压,或者拖延,终非良策。

 

 

 

 

 

 

“美华蝙蝠”:夹缝中生存的美国华人

作者:龙烈生

中美贸易战继续升级,普通吃瓜群众的看法是,在变好之前,肯定还会变坏。但是,正如其可能突然某一天就变坏了一样,也可能突然某一天就变好了。两国的老百姓别无选择,最多也只有表达“爱国主义”的自由。

然而,一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华人开始被同胞鄙视了、被讨伐了、被同情了。 而且美华们开始担心出入中美国境的自由。

当然,并不是每个美国华人都已经经历了所有这些。而且,应该首先指出的是,固然不排除含有恶意的“期望”和幸灾乐祸,毕竟很多是来自亲朋好友的善意的关心和“同情”。

这场中美贸易战,不仅会重新定义中美关系,而且对生活在中美两国对峙的阴影下的美国华人的影响,无疑也将是深远的。贸易战无疑会导致两败俱伤。我们都希望中美能尽快恢复协商,达成协议。只是,本文并不想分析贸易战本身,只想“浅谈”美国华人的处境。

如果贸易战继续升级,或者中美擦枪走火,美国华人会被关进集中营吗?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1942年2月19日,美国总统签署第9066号《行政令》,为随后的“日裔集中营”扫清了障碍。二战期间,约有11-12万在美日裔被关进了集中营,占当时在美日裔的绝大多数。

无疑,那是美国历史上极其黑暗的一页。随后而来的“麦肯锡主义”,可以说是针对“红色威胁”的“白色恐怖”。因此,现在在华人微信群里面,华人自身的安全问题时不时就会冒出来。我们会不会被关进集中营?“麦肯锡主义”会不卷土重来?

这些担心不仅引起了国内亲友的关切,更成了一些美华们反对美国对中国强硬的主要理由。

先不说美国对中国强硬是否有道理,是否符合美国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是否有利于世界的发展,是否是“灯塔国”应该做的事情。这些应该都可以、而且必须公开讨论和辩论。最近中国CGTN 的刘欣和美国 Fox 的 Trish Regan 就在这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这场贸易战表明,中美之间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圈禁在美华人绝对不是解决办法。正因为历史上美国对日裔犯了那种可耻的、可笑的、愚蠢的错误,美国不会再对华裔犯同样的错误。在中美关系史上最紧张、最低迷的时刻,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都没有这么干,别说现在只是贸易战和科技战,即使出现绝对不应该出现的区域性热战(老天保佑别发生),美国圈禁华人的可能性也接近于0.

虽然美国不会圈禁华人,但是可以预测,美国社会一定会有比较极端的个人,对华人的敌意肯定会加剧。同样,中国社会对美华的排斥和敌意,也会增加。我一直鼓吹,美国华人不仅要反“极左”, 也要反“极右”。 中国传统文化未必都是糟粕,“中庸之道”非常适合美国华人的政治主张。

美华或被误伤

中国发展了,富裕了,国内的亲朋好友日子过得滋润了,这是绝对的好事。相信绝大多数美华们都很乐意看到。庸俗一点说,回国探亲,吃喝玩乐都方便。境界稍高一点看,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多少会让别人瞧不起海外华人,无论你多么优秀。

但是,但是,一个强势的中国、一个咄咄逼人的中国,一个直接挑战美国霸权的中国,自然会引起美国对华人的提防和警惕。这是否会把美华逼到另一个“墙角”? 我不是说中国现在已经“咄咄逼人”了, 也不是说中国已经在“挑战美国的霸权”, 更不是说中国不能挑战美国霸权。但是,中国的“南海造岛”, “一带一路”和“石油人民币结算”, 在美国政府看来,应该是挑战美国霸权了。这一点,好像中国的很多媒体,包括自媒体,都已经毫不讳言。别跟我说自媒体不代表政府,你懂的。本文中,我只谈这种“挑战”对美华生存状态的影响。

随着中美科技之战的升级,美国开始对“中国人”关上一些高科技的大门。这自然既反映了中国现在足够强大,美国感到了足够的压力,也反映了美国越来越不自信。我们也能理解,这或许是“越来越不自信”的美国一种自保的方式。 只是,这种对“中国人”的“封锁”,在多大程度上将会波及美华们?不管怎样,很多时候,人们只看“脸”。

悲哀的事实是,一个过于羸弱,或者过于强势的中国,都会让美华处境尴尬,甚至陷入困境。

把镜头切换到中国,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亲友们开始提醒美国护照正在逐渐失去其光环,美籍华人不再有优越感,国内人们对美籍华人的感情,将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更有葚者,华人中的川普支持者,在某些国人眼中,或许已经有了“原罪”。

其实美华们本身很少有什么优越感,入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失去了也就失去了,不曾在意的东西,无所谓吧?对美国护照,人们在意的不是其光环,而是其方便和安全吧?(当然,现在美国护照在中东未必安全)。

川普上台有其必然性,华人的支持只是杯水车薪。在2016年因为担心/受够了奥巴马/希拉里的“重返亚洲”战略和TPP, 中国应该是暗中希望川普当选的, 特别是川普扬言要废除TPP。中国或许认为一个政治素人对中国更有利。没有多少人深入地研究过川普的思想。大多数华人支持者,虽然非常希望中美友好,至少关系平稳发展,但是,在2016年选川普时,川普上台是否对中国有利,不是主要因素。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这些人,普遍追求的是法律和秩序、公平和正义。

如果国内人们把对美国政府和川普总统的憎恨,通过某种方式转嫁到美国华人身上,美华们是不是太冤了? 再说,这种情绪化的东西,既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符合我党的政策。

不管怎样,美华被误伤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也直接导致了,很多人干脆变成“沉默的大多数”。

美华们该如何“爱国“?

毫无疑问,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不少的美华们会出现身份认知上的紊乱。美籍华人到底应该爱哪个国家?如何爱国?如果中美冲突,美华们必须站队吗?如何站队?

华人无论身在世界何处,对母国和生养自己的故土,永远都有一片赤子之心。有能力的华人,也极愿意报效故乡。可是,这种感情越来越奢侈。

有人或问,加入美籍是不是要宣誓效忠美国?如果中美发生冲突,是不是就要站在美国一边,对抗中国?这既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大多数华人应该会选择站在公平和正义的一边。如果是美国无理取闹,要相信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熟悉中美两国文化的人群,有能力进行判断。再说,即使一个华人因为对母国的情感而不愿意直接与中国对立,美国社会一定会有足够的宽容和理解。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确确实实,理论上说,美籍华人基本上已经失去爱中国的权力。不仅是因为对美国的效忠,更是因为中国宪法规定,取得外国国籍就意味着中国国籍自动失效。虽然权贵们可能有办法绕过这个法律,但是美华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中国宪法其实在法理上生生地斩断了外籍华人与中国联结的重要纽带。

国人在感情上对美籍华人的“爱国”言行,也只是有选择地接受。即便如此,大多数美华们仍然非常热爱故土的,只是爱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看到的是大城市的霓虹闪烁、歌舞升平,因此更容易加入赞歌的“大合唱”;有的人看到的是残酷的历史、悲凉的农村和禁锢的思想与精神,觉得有义务拿起批评的笔。大多数人只会按照天性选择:接受赞美,拒绝批评。

如果没有批评的自由,赞美将毫无意义。

可是,很多国内朋友就不能接受一个入了外籍的华人的批评,认为中国好坏都不管美籍华人什么事!可以接受洋人的批评,也可以接受国内“自己人”的批评,就是不能接受“美华”的批评。美华们情何以堪!

真的不管美华们什么事吗?可叹的是美华自认还有那么多亲朋好友、父老乡亲生活在中国,所以自认为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都是为了他们好。美华们有时候或许太自作多情了。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从来不把自己放在心里,却装着天下的百姓?

蝙蝠的故事

记得小时候看过《伊索寓言》蝙蝠的故事:

很久以前,鸟类和走兽,因为发生一点争执,就爆发了战争。并且,双方僵持,各不相让。

有一次,双方交战,鸟类战胜了。蝙蝠突然出现在鸟类的堡垒。“各位,恭禧啊!能将那些粗暴的走兽打败,真是英雄啊!我有翅膀又能飞,所以是鸟的伙伴!请大家多多指教!”

这时,鸟类非常需要新伙伴的加入,以增强实力。所以很欢迎蝙蝠的加入。

可使蝙蝠是个胆小鬼,等到战争开始,便不露面,躲在一旁观战。后来,当走兽战胜鸟类时,走兽们高声地唱着胜利的歌。蝙蝠却又突然出现在走兽的营区。“各位恭禧!把鸟类打败!实在太棒了!我是老鼠的同类,也是走兽!敬请大家多多指教!”

走兽们也很乐意的将蝙蝠纳入自己的同伴群中。

于是,每当走兽们胜利,蝙蝠就加入走兽。每当鸟类们打赢,却又成为鸟类们的伙伴。

最后战争结束了,走兽和鸟类言归和好,双方都知道了蝙蝠的行为。当蝙蝠再度出现在鸟类的世界时,鸟类很不客气的对他说:“你不是鸟类!”

被鸟类赶出来的蝙蝠只好来到走兽的世界,走兽们则说:“你不是走兽!”

并赶走了蝙蝠。

最后,蝙蝠只能在黑夜,偷偷的飞着。

美国华人是“蝙蝠”吗?

如果从动机来看,按照寓言故事里面的“希望两边讨好,最后落得哪边都不讨好”来看美国华人,这样的华人其实并不多。更多的美国华人,不管立场如何,估计只是嘴上议论议论,并没有实质性地参与任何中美的直接对抗活动。虽然有的华人科学家被指控“脚踏两边船”,两边都捞,但是那主要是指在科学成果和经济利益方面。美国政府也在指责中国利用华人学者、学生进行大规模的非传统的信息收集工作。除此之外,在贸易战,以及由此升级而引发的科技战和政治战中,鲜见美华的身影。

如果从“两边都不待见”这样的结果来看,美国华人,不管你的观点是什么,基本上成了“蝙蝠”。“美华蝙蝠”或许将伴随美国华人一段岁月。

寓言中的“蝙蝠”只能在夜间飞行。难道“美国华人”从此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鄙人觉得大可不必。美华们基本上靠本事和劳动吃饭,奉公守法,按时交税,那就是堂堂正正的美国公民。美华们对中国的“爱”或者“不爱”,怎么“爱”,都是你的自由。身在美国,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你了。

中美或联手营救囚于伊朗的华裔学者

普林斯顿博士生王夕越(王夕越妻子提供)

据报道北京转变立场,德黑兰囚禁千日的美籍华裔学者,普林斯顿博士生王夕越,有望回家。

王夕越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2016年赴伊朗从事学术研究期间,同年7月被德黑兰当局逮捕,以“间谍罪”判刑十年。王博士的妻子曲桦三年来一直为营救丈夫而奔走呼号。这个妻子非常不易,也挺有智慧的,尽量不要去碰政治,强调从“人道主义”方面营救。

2010年12月1日,中国新闻周刊以“我和塔利班面对面:北京80后只身深入阿富汗”为题,发表介绍王夕越的专题。(网上截图)

美帝在世界面前还是很在乎自己的人民,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软弱”而被要挟。只是,美帝这几十年来对伊朗扣留人质的流氓行经,好像一直无能无力。各种招数使尽,效果甚微。从里根到奥巴马,伊朗总是能以人质要挟美帝。美国政府有时会冒着被国会调查跟伊朗作交易的风险以换取人质的安全返回。据报道1981年里根为了”52 位阶级兄弟“,不惜与伊朗进行以武器换人质。当年可是一个”大丑闻“啊。习惯了”草菅人命“的政府的人们,估计很吃惊啊。

王博士因为被控进行“间谍”活动,营救起来自然更麻烦。不管其是否因为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还是因为美伊关系被捕,美帝都责无旁贷。不知美帝在营救王博士上下了多少功夫。不过应该可以肯定,中国政府愿意改变立场,出手相救,美帝一定是放下了身段,“恳求”了中国。

中美双方如果能够合力营救这位美籍华人,那确实是一段佳话。也让旅居美国的华人感到一丝温暖。以前中国政府为了避免外交麻烦,即使对海外的中国公民的关照也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更不要说已经取得外国国籍的华人。王博士出事后,中国一直以中国不承认双层国籍为由拒绝介入,不知为何改变主意了。不管怎样,海外华人应该欢迎中国介入营救。

可是,这个王博士肯定不是一个让家人省心的人。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个丈夫当初轻率地进入跟美国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如果不是读书读傻了,那就很让人猜测其目的。如果身负“间谍”重任,那也是太高估自己了。

不过,置妻儿于不顾,毅然决然深入险境,要么是大英雄,要么是大笨蛋,反正不是一般人,也不是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