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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历史纪录片《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

PBS video: ASIAN AMERICANS Preview – Asian Americans is a five-hour film series that will chronicle the contributions, and challenges of Asian Americans, the fastest-growing ethnic group in America. Personal histories and new academic research will cast a fresh lens on U.S. history and the role Asian Americans have played in it.

金像奖委员/金马奖得主钱孝贞女士监制,即将在美国公视播出。钱女士说,希望这部纪录片影集能带给下一代一些历史的见​​证。在台湾的朋友可以先看看预告片,如下 Taiwan https://youtu.be/hi41R1OQrn0

在美国的朋友们,敬请关注,也麻烦广为宣传。感谢大家。 美国公共电视台(PBS)预定在5月11-12日播出大型历史纪录片《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该片以勇敢而独特的视角审视美国历史,系统讲述亚裔美国人对美国各个方面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影片共分五集,it has 5 Chapter, each 1 hour long每集一个小时:

1)破土
2)忠诚的问题
3)好样的美国人
4)崛起的一代
5)突破
預告片PBS Preview:https://www.pbs.org/video/asian-americans-preview/

美国公共电视台(PBS)预定播出时间:
05/11/20Monday星期一晚8pm-10pm第一、二集 (Episode 1&2)
05/12/29 Tuesday星期二晚8pm-10pm第三、四集 (Episode 3&4)
10pm-11pm第五集 (Episode 5)
更多播放時間:
https://www.thirteen.org/schedule/?program=43002&all=1

战狼劫国的代价:八国联军起兵始末

作者:二大爷2018

原载《二大爷Alex》微信公众号

 

全文14100字。阅读需35分钟。建议保存后再阅读。如与你所知历史不同,请自行对比思考。

在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列强绵绵不绝的仇恨中,有两个历史事件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例证,成为诸多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历史心结。这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庚子之役——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并不清楚两者是不同的事件。前者我已经写过《糊涂的国耻:谁毁了圆明园》说明,但对于后者,由于战败后赔款之巨,受创之深,很多中国人在倍感耻辱的同时,几乎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国耻起因为何。这个在西方史书中称之为“中国解救远征”的事件,是无端受辱还是挑衅挨揍,厘清事实恐怕更有助于我们今天反思战狼劫国的代价。

一、义和团的崛起

说到八国联军就不能不提义和团。这个在教科书中一度成为人民群众“爱国反帝”旗帜的组织,是怎么从一个地方性的民间团体成为引发国际战争的罪魁的呢?

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黄埔条约》《天津条约》,西方获得了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权,大批传教士开始进入内地建教堂、发展信众。由于列强认为满清的司法体系野蛮落后不公正,导致传教士屡屡被杀,所以这些传教士还拥有“治外法权”——就是不接受满清的司法管辖。“治外法权”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传教士人身安全,但由于列强的强势,随后教会将用途扩大,教会在地方冲突中往往利用这个外交特权袒护教民,所以教民亦籍此获得特权。

在官民关系中一直处于绝对弱势的普通民众,信了洋教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庇护,大家自然趋之若鹜。这种差异,既让负责治理的地方官员、士绅感到受到威胁,也让仇视洋教的民众不满。特别是洋教带来的“不拜祖宗、不缠足、不纳妾、兴西医、重教育”等新思想,对于尚未开化的社会环境而言,冲击尤大,引发了诸多利益上的冲突,史称“教案”。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有愈演愈烈之势[1]。底层民众因为宗教信仰带来的利益差别,势同水火。

而对基督教的一知半解和妖魔化,导致仇外、排外的心态逐渐蔓延。比如号称中国第一本睁眼看世界的书籍——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地理知识介绍一塌糊涂、错漏百出,而且完全没有摆脱“上邦大国”看蛮夷的心态,把传教士描述成妖术惑众的恶魔,入教需要吞药试术,有病不治,专门挖中国人的眼睛来炼银等等。这本书因为官方加持,在鸦片战争后流传甚广,可以说不仅没有开阔国人眼界,反而让误会更深。

倒是另外一本非常客观、准确的书籍,由曾经主持厦门、福州两口通商通行事宜的徐继畬撰写的《瀛寰志略》,开创性的用平等的眼光看各国,率先突破根深蒂固的上邦意识和华夷观念,对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持有正面认知。特别是徐继畬关于美国国父华盛顿的评价——“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现代人的眼光,至今被镌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但正因为《瀛寰志略》太超前,导致国人很难接受,骂声一片。满清官员甚至以“夸张外夷”“汉奸”等罪名弹劾徐继畬……

这种情况,放在今天是不是很熟悉?你不说中国牛逼就算了,居然还说洋人比我们牛逼。妥妥的美分、洋奴、带路党、慕洋犬……

正是这种愚昧导致的仇恨,使得一些底层打着排外旗号的秘密社团趁势崛起。1894年,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兴起了一个民间武术组织,其成员练武时喜欢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故名“大刀会”。主要练习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金钟罩”硬气功。夹杂吞符念咒等巫术,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

大刀会本来是充当官府的打手,干一些官府不愿出面的脏活,以此获得生存的默许。在教案冲突中,大刀会开始集中火力反对洋教,并公开演变成专门针对教民的烧杀掳掠。在德国和法国公使的压力下,山东巡抚李秉衡被迫于1896年7月擒杀了大刀会首领。大刀会就此沉寂,但它点燃的仇外排外的风潮,却在民间的愈演愈烈——1897年11月,山东曹州两名德国神父被杀,导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李秉衡随即被革职。

在内外交困下,山东地方官员觉得洋人比小毛贼对清朝统治的威胁更为严重,所以下定决心利用民间的力量来达到与洋人抗衡的目的。面对大刀会后遍地开花的民间组织,山东巡抚张汝梅曾在1898年6月写给清廷的奏章中,提出了“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2],将拳民编入乡团,得到了清廷的默许。在官方的鼓动下,1898年10月,山东冠县的一个拳師赵三多把自己的门派“梅花拳”改名“义和拳”,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带领手下攻打基督宗教教堂,杀死教民。

在山东当局的刻意纵容下,对于此类暴乱只是抓为首的装装样子,导致迅速蔓延,山东各地有样学样,迅速兴起了一种称之为“神拳”的拳场,“神拳”分别借用大刀会的“金钟罩”、“降神附体”,义和拳“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理念,在首领朱红灯和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团体,声势浩大。朱红灯学习赵三多,随后将“神拳”更名为“义和拳”。

在随后的劫掠中,义和拳屡屡使用义和团的称号。义和团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二、袁世凯围剿义和团

如果义和团仅仅困于山东一地,历史就会完全改写。但是1898年开始的天灾和袁世凯的打压恰逢其时的为义和团的蔓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1898年黄河洪水泛滥,洪灾过后,山东、直隶连续3年大旱,还伴随虫灾。天灾不仅造就了大批衣食无着流民,同时也让迷信的民众迁怒与基督教徒和教会,以为是洋教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借势在流民中壮大势力,开始北上进入直隶、天津等地。他们在反教传单中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并扬言“扫平洋人,自然得雨”。[3]

1899年秋天,朱红灯带领义和团开始全面出击,打着“神助灭洋义和团”的旗帜,在山东全境展开对教会和教民的无差别攻击。他们洗劫教会和教民财产,并用绑架的方式勒索教民赎“跟从洋教罪”,还要求教民写下“背教文约”,对于不从的牧师和教民,一律砍头甚至活活烧死。甚至面对前去阻拦他们的清军也照打不误。

时任山东巡抚毓贤本身是个极端仇洋的人,面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义和团失控的危险,不仅毫无忧虑,反而将派兵抵抗义和团的地方官革职查办。义和团大受鼓舞,竖起了代表官方“毓”字黄旗,奉旨抢劫,势更嚣张。

山东的教会求救地方无望,就开始向列强驻北京公使求救。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处毓贤以“擅杀之罪”。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终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已经声名鹊起的袁世凯接替。

袁世凯不愧是一世枭雄,眼光和毓贤完全不同。他认为降神附体的玩意实为邪术,认定打家劫舍的义和团是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一到任就下令解散义和团。同时,还找来笔杆子,写了一本《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指斥义和团为白莲教余孽,从教义根基上摧垮义和团。

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对装神弄鬼、打家劫舍的义和团的本质可谓一针见血:“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掠教民亦掠及平民……直与盗匪无异。” [4]

为防止义和团作乱,袁世凯调动兵力,对山东各地的义和团进行分割。在袁世凯的强力围剿下,义和团余部在山东已经无法立足,只能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在袁世凯的劝说下,也准备大力围剿义和团,但此时慈禧的一道诏书,彻底拯救了义和团。

1900年1月11日,慈禧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这份上谕承认义和团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5]慈禧不是不知道义和团的所作所为,此时却发出这样的信号,是为了什么呢?

三、慈禧的权力经

因为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们的血,慈禧在教科书中已经被定格为顽固守旧派。其和光绪的权力斗争也成为新与旧的决裂。但事实不是这样。

在把光绪帝软禁、重新夺回所有权力后,慈禧在自己的最后十年,几乎逐步颁行了光绪过往的变法思路,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多数中国人还认为照相会丢失魂魄的时代,她已经乐此不疲的玩各种角色扮演,成为中国摄影cosplay的鼻祖。所以她有权术没见识是事实,但并不是不接受新东西。她和光绪之争,不是新与旧,而就是权力之争。这个辛苦几十年巩固了自己权位的老女人,最珍视的是来之不易的权力,哪怕是面对自己的亲人。说白了,变法不是不可以,得我说了算。这种冷酷宫廷权力斗争,一直都是陈旧的课题。

本来对义和团并无好感的慈禧因为不得人心的“己亥建储”的闹剧,彻底改变了对列强的态度,也间接葬送了满清最后的国运。

在扑灭戊戌变法把和自己抢权力的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后,慈禧太后动了换人的心思,她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生育,命令光绪的堂兄端亲王载漪的儿子,15岁的溥俊过继为光绪之子,称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满清从雍正之后为了避免权力争斗,一直采用秘密建储的方式,公开建储这目的太明显了。

这个昭然若揭的心思立马引发了中外一致的反对。光绪帝的变法虽然失败,但其敢于革新的有为之君的形象已经树立起来,对内是维新派的希望,对外,列强亦认为光绪的现代化变革有利于各国在华的利益,所以也一致力挺这位傀儡皇帝。

按照当时的惯例,君主立储,各界均要入贺。但是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章炳麟、蔡元培、黄炎培等一千多人发表《布告各省公启》,公然反对,并威胁“罢市集议”[6]。各国驻京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形势稳定,不仅拒绝入贺,还联名提出警告。这让好面子的慈禧下不来台,对列强怨恨加深。

而端亲王载漪眼看自己的儿子就要当皇帝了,却被列强阻挡,更加愤恨。载漪联络了一众皇族,利用慈禧对洋人又恨又怕的心态,给慈禧吹风,指斥光绪帝是“二毛子”,挟洋自重,而义和团不是什么邪术,而是民心可用,用来制衡帝党和洋人正是时候。

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也看出了清廷对义和团明剿暗扶,遂于1900年1月、3月、4月连续三次发出联合照会,明确要求慈禧取缔义和团。本来就在因为立储被反对而愤愤不已的慈禧,看到照会后大怒。明面上通知各地方大员注意控制,但暗地里不仅拒绝公开取缔,还重新启用扶持义和团的毓贤,任命为山西巡抚。义和团随之蔓延至山西。毓贤不仅纵容义和团残杀教民,连自己的卫队都使用义和团。

慈禧的这种态度,实际标志着义和团的合法化,同时也激怒了西方列强。列强纷纷调动海军,以防不测。天津大沽口外已有外国军舰24艘,计俄国9艘、英德日各3艘、法美意各2艘。[7]

四、失控的战狼

由于直隶一直对义和团不加查禁,义和团发展迅速,进入1900年5月各地的拳民势力已连成汪洋大海,他们不仅到处攻击教会和教民,凡是和洋人有关的东西,一律反对,毁铁路、拔电线杆,甚至洋火、洋钉皆在毁坏之列。而此时的地方官府面对这些来势汹汹、又有上层暗地支持的“战狼”,已经无法控制。只要查拿某个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会纷纷前来支援,逐渐失控。

随着保定清苑教案、涞水教案的爆发,大量教堂被毁,教民被杀。5月27日,义和团聚众5万,向北京进发。此时的少量的清军布防部队已经无法控制义和团,他们连阻拦的清军一样杀。有些看出了慈禧心思的满清地方官甚至给义和团发放口粮。

6月5日,慈禧派出大臣考察义和团所谓的“神功”,深体圣意的礼部尚书刚毅明知道义和团那套巫术是假的,却回报说“神功可恃”。慈禧未必不知道这是谎言,但是利令智昏的时候,就是需要谎言。6月6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下定决心依靠义和团“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之计。”6月7日,在慈禧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京。受此鼓舞,各地义和团陆续进入北京,总数超过10万。

义和团一到北京就到处焚烧教堂和屠杀无辜基督教徒,并年代焚毁今前门大街外的大栅栏地区,“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他们所杀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同胞。杀人的手段也极为凶残,“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8]连已经死了几百年的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等历史上知名的外国人也被掘坟剖尸。

在排外的狂潮中,北京的洋人和教民纷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聚集自保。列强并不是傻子,早就看出了清廷对义和团的纵容,所以未雨绸缪,在5月底就开始向停泊在天津大沽附近的各国海军发出求援。于是一支由八国海军部队組成的联军432人(法国75人,俄国79人,英国79人,美国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国51人、奧匈32人),于6月1日抵达北京,守卫各国使馆。[9]

在这样的乱局中,在京洋人人人自危。从6月9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被团团围困,对外通讯断绝。6月10日,与使馆失去联络的列强经过协商,决定紧急增兵2千,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准备增援。但是义和团破坏了铁路,西摩尔的部队只能改道,结果在廊坊又被清军伏击,损失惨重。清廷打了一个胜仗,信心大增,继续作死。

6月10日,慈禧派一直怂恿对洋人开战的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也就是外交部长。载漪刚刚上任,6月11日,清军董福祥部队就在永定门内把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射杀,而且开腹剖心,同时马蹄踏尸,残忍至极。这样的举动还受到载漪的嘉奖。

清廷中少数清醒的大臣已经看出再这么放任下去,必然引发列强反击,许景澄、徐用仪、袁昶等人上奏要求缉查义和团,不可挑衅列强。但是慈禧此时和各国开战的心思已经发端,对少数派的建议置之不理。

西摩尔部队被袭后,列强震怒,遂决定直接海上增兵,于16日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出扼守天津的大沽炮台。大沽炮台号称固若金汤,在洋务运动后大规模改建,配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堡垒炮。而且,还配置了4门德国制造的鱼雷舰。但在联军的攻击下,6小时即告失守。

五、向世界宣战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先后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刚毅、载漪等人纷纷表示“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怂恿开战。但在大沽炮台陷落后,慈禧畏惧洋人,原本已经准备解散义和团求和。但是这个节骨眼上,江苏粮道罗嘉杰在主战派的授意下,送给慈禧一份要命的假情报:他说洋人提出要慈禧归政。前面说过,权力的把持才是慈禧真正在意的东西,什么国家利益、民众福祉都不能威胁到这个根本利益。这正是中国历史最让人悲恸之处——多少生灵涂炭,皆是因为个人权柄得失。

所以,慈禧放弃了求和之心,遂决定对列强开战,命令清军攻击使馆区。许景澄冒死劝谏:“攻杀使臣,实背公法。”慈禧大怒,许景澄后被定罪“任意妄奏、语多离间”。[10]开会也在场的光绪帝仰天长叹,和许景澄抱头痛哭。

6月19日,清廷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勒令一天内离京。但是使馆都被围了,你让人家怎么撤?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仅仅带着一个翻译,前往满清总理衙门交涉,要求宽限撤离时限。结果在总理大臣载漪的授意下,清军神机营士兵恩海将克林德射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闻讯大怒,决意报复,当即决定派遣远征军出征。只是这只军队还没达到中国,满清就已经被打趴下了。但是日后《辛丑条约》的第一条,就是为克林德建碑纪念。这是后话。

杀了使节,已无退路的慈禧于6月21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向有驻京使节的英、美、法、德、意、日、俄、荷兰、奥匈、西班牙、比利时11国发布《宣战诏书》,扬言“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一个连新兴的日本都打不过,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还历历在目的朝廷,居然敢向包括日本在内的额11国宣战!什么样的鸡血,能打出这样愚昧的胆魄?

清廷同时还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作为犒赏,并发出悬赏通告“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11]鼓励屠杀妇女儿童的通告,即便是在中国血淋淋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奇怪的是,这份宣战诏书并没有按照外交渠道正式递交11国使节,而是对内宣布的。所以从国际法上,这是场没有名分的搞笑战争。遵循当时的国际惯例,由于没有收到宣战诏书,列强始终没有向中国宣战,中国也始终没有对列强宣战,双方甚至一直都没有断交……慈禧最后的胆怯,在这个搞笑的细节上,展露无疑。她也知道狠劲那都是给充当炮灰的战狼们看的,对洋人不管用。

面对只有432个士兵守卫的使馆区,满清就能如愿吗?

六、丢人的战争

实际上最早于6月14日,义和团2千人就已经对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展开了攻击。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中国人,洋人男性400余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使馆数百守军由英国公使窦纳乐指挥抵抗。[12]

但义和团这些只有装神弄鬼在行的战狼,根本打不过守军。丢下40具尸体后就跑了。此后,围攻使馆的换成了清军主力董福祥部队。董福祥部是慈禧亲自点名进京的正规军,号称“武卫军”。和义和团不同,装备精良,配备了德国克虏伯大炮,编有3营3500余人。这只来自甘肃的军团经历过甘陕回乱、收复新疆等战役,以凶悍著称,“以鲜血染红顶子”这句名言便是出自董福祥之口。可以说是当时清军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12]

从6月20日到8月14日,清军展开了长达55天的围攻,期间主战派的载漪、刚毅等甚至亲自督战。而守卫使馆区的八国部队432人由于出发仓促,只有3支机关枪及4门小火炮,整个战斗期间使用的唯一的重型火炮还是从清军处缴获的。就是这样悬殊的兵力和装备,号称清军最能打的董福祥也没有攻下小小的东交民巷。“兵团合攻月余,……死四统领,亡士卒过千。用炮弹三千五百包,枪弹八百万颗,拳匪尸骸塞道,臭秽闻十余里,卒不能克。” [13]

当然,未能攻克使馆区其实也和慈禧首鼠两端的心思也有关。慈禧原本只想把使馆区的洋人当做人质威胁列强,所以并不敢赶尽杀绝,总是在关键时刻留后路,围攻期间还曾经让自己的亲信荣禄带着蔬果食物等往使馆慰问……手底下的将领也猜透了她的心思,比如指挥炮兵的将领张怀芝就故意命令瞄不准或者放空炮。所以总是打得热闹,却毫无进展。[14]

在另一边,为了打下教民集中躲藏的西什库教堂,义和团还发布了一条搞笑的布告:“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 [15]

久攻不下,清军就使用人盾战术——让义和团团民充当炮灰先行冲锋,清军在后架枪威胁,若有后退的,一律当场射杀。多个坛口的义和团轮番上阵,惨烈无比。这些高喊“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底层肉弹,算是求仁得仁。

很多后世的教科书认为清军是装备不如八国联军,这完全不是事实。前面说到的准备增援北京的联军西摩尔部队2千人,在被清军伏击重创之后,又接着与包围他的清军聂士成部恶战,并夺取了清军的西沽武器库, 结果发现除了武器库中有精良的德国克虏伯野战炮,这种炮由于造价高昂,连德国人自己都没有装备!还有大量最新式的曼利彻式卡宾枪、数以百万计的子弹,连同数百万斤大米和充足的医疗用品。[16]西摩尔后来跟英国公使写信说,单靠这批武器就足以武装八国联军!他也就是靠清军这些装备成功坚持到了援军到来。

6月23日,1800名联军(主要是俄、英部队)在俄国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率领下,从大沽口登陆,解了西摩尔之围。两军回头进攻天津。当时义和团和清军正在城内围攻租界。尽管清军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据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数千联军依然毫无还手之力。在战斗中,清军聂士成部同样使用肉盾战术,把义和团驱赶在前,“拳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枪击死。故是夕拳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 [17]很多义和团的成员,诸如“红灯照”之类的坛口,其实都是由未成年的少女组成的,这些人冲锋死在洋人手里,后退被清军射杀,一天就阵亡2千人,尸山血海,惨不忍睹。

7月9日,清军主将聂士成于天津城南战死。14日,联军占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至此,北京门户大开,无险可守。

七、七国联军攻陷北京

即便时局已经糜烂至此,清廷并未醒悟。7月28日,慈禧下诏将反对开战的许景澄、袁昶斩首。

8月2日,联军得到日军增援,增兵至1.8万,开始向北京进攻。其实所谓的八国联军当时只有七国,德国人因为大部队还在海上,实际上并未参战。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杂牌军”——因为欧美远隔重洋,无法在短时间从本土调动军队,所以只有跟中国相邻的俄国和日本来得及抽调正规军,人数也较多;法国军队是从越南抽调的殖民地军队,英军部队则是从印度、尼泊尔等地抽调的皇协军,甚至还包括纯中国人组成的威海卫华勇营,根本没几个英国人;美军虽是正规军,也是来自菲律宾殖民地的占领军。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纯粹就是重在参与,派出几十个人装样子。[18]这支联军的具体组成如下:

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匈帝国58人、意大利军53人。总共18811人。[19]

这只 “七国杂牌军”群龙无首,因为列强之间都想争夺指挥权,平衡争端的结果就是让军衔最高的德军元帅瓦德西当总指挥,但是开战的时候瓦德西还在德国没出发呢,等他9月25日到中国仗其实已经打完了。所以联军向北京出发的时候是各自为战的状态——这其实是兵家大忌,因为容易被各个击破。

但即便对手人数少、正规军不多、指挥分散,浑身都是破绽,但满清还是打不过!满清正规军当时在北京周边有:荣禄和董福祥的武卫军共25营10万、宋庆左军1.2万、聂士成前军20营1.6万、奕劻的神机营1万、载漪的虎神营1万,此外,尚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合计兵力多达16万,是联军的8.5倍![20]如果再加上十余万助阵的义和团,可以说在人数上是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前面已经说了,经过洋务运动,清军的装备和建制都已经完全现代化,并不比联军差,重型武器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8月4日,联军分两路沿京杭大运河进逼北京,沿途密密麻麻、占据主场、人数、武器优势的驻防清军和义和团望风而溃、一战即降。慈禧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主和派动摇军心,8月11日,又下诏将主张取缔义和团的徐用仪、立山、联元3大臣斩首。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联军兵不血刃,于8月14日先后抵达北京城下。为了争夺头功,各国部队争先恐后进攻。俄军先头部队于14日凌晨开始炮轰东便门,美军随后使用云梯强攻,仅仅付出1人阵亡、9人受伤的代价,便率先在东便门升起美国国旗。其后各国军队跟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景:大批北京百姓围观联军进城,甚至主动为联军架云梯。满清人心丧尽可见一斑。

除了俄军、日军遇到清军抵抗,有100多人阵亡外,英军入城毫无抵抗,唯一死亡是因为中暑!到14日下午,坚守了55天的使馆区被联军解围。被围期间使馆区的洋人阵亡仅66人。倒是被围困在西什库教堂的中国教民因为缺乏食物,被饿死400余人。[15]

美军在攻入北京后一马当先,8月15日仅仅以7人阵亡的代价,攻占北京最后的堡垒——紫禁城。当日慈禧、光绪、隆裕等在美军攻入前逃离,十几万清军在巷战中装装样子后作鸟兽散。至此北京陷落。

八、“见死不救”的地方大员

其实在慈禧宣战后,光绪帝为了挽救危局,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他背着慈禧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拍电报,请求麦金利从中调和。[21]为什么找美帝呢?因为美帝出兵后,于7月3日专门给各国发照会,强调出兵是保护门户开放政策,保护各国公民财产,同时“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这是联军中唯一让清廷听得暖心的声明。麦金利也答应光绪帝,只要保证外国人安全,他会帮忙。

但是显然,光绪这个傀儡,说也是白说。太后、皇帝在北京火烧眉毛,满清的地方大员都干什么去了?

应该说,经过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已经开了眼界、深感危机的满清地方大员和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清醒了不少。早在5月3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拍电报给朝廷,骂义和团“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并预言各国肯定会出兵,“大局将难收拾。”两江总督刘坤一则认为义和团“名为忠义,实为叛逆”。在知悉慈禧准备宣战后,两人还联合多省督抚通电反对,要求慈禧三思:“从古无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他们说的话其实全部应验。[22]

慈禧的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也让地方大员们失去了信心。在6月15日准备开战前,慈禧令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但两个权臣根本不听,李鸿章甚至直接回电怼慈禧:“此乱命也,粤不奉诏”。6月20日,清廷发布勤王通知,称朝廷已经陷入困境,要求各省督抚接济京师,结果还是没人响应。

当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时,铁路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劝大家抗命。刘坤一、张之洞牵头,湖广、两江、山东、闽浙、两广各省联合,于6月26日,以上海道道员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条约》九条。双方约定守土安民,不相互敌对,相安无事。

地方官员背着中央朝廷,和外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在整个世界的外交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些地方大员甚至背地里密约,如果清廷倒台,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总统”以主持大局。[23]

慈禧和满清朝廷的威信扫地,只剩光杆。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义和团这个底层民众纠合成的战狼团体,为朝廷抛头颅洒热血,最终既没有“扶清”更不能“灭洋”,自始至终都是可怜的棋子、悲催的炮灰。9月7日,慈禧发布上谕,彻底甩锅义和团,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和团,并指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向各国乞和。

九、生灵涂炭

在战争中,无论是清廷和义和团的“灭洋”,还是联军的反击,血腥之余,铺垫的都是普通人,尤其是大量中国人的尸骨。

1900年7月9日,山西巡抚毓贤“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亲自带兵擒拿,在巡抚衙门附近一次杀害意大利主教艾士杰等洋人51名和教民17名。第二天,毓贤又抓了法天主教堂童女两百余人(都是中国人),迫令背教,因为不从而全部杀死;7月14日,毓贤一次杀害教民41人,其中不仅有81岁的老者,更有未满周岁的婴孩……[24]义和团在北京更是极端:“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 [25]

这场由清廷纵容参与、义和团煽动执行的仇外狂潮,波及面极大。仅山西一省,就有教徒5700余人被杀;蒙古地区教徒被杀3200人;奉天省 “教民人命1400余”,其中有400人被关在教堂活活烧死;“而直隶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被波及,“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26]据不完全的统计,此次动乱中,全国被杀害的基督教教徒共有2.3万(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遇害的有名可查的外国人241名,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儿童53人)。[27]

洋人和教民的血,还是由普通民众来偿。联军攻占北京后,七国部队对北京进行了分区占领。联军以搜捕义和团之名,展开报复。除了美军和日军外,从8月16日开始,其他国家 “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刚刚经历过义和团洗劫的北京再遭劫难。而终于翻身的基督徒也对普通市民展开了报复,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就发布通告,允许教徒劫掠8天,劫掠50两以下不必上缴。已经预感将遭到报复的部分官员和义和团有牵连的八旗,大批自杀。许多旗人选择服毒自尽或举火自焚。大学士徐桐更是满门自杀,其中妇女18人,包括婴儿。

在占领北京期间,列强又陆续增兵,等到9月底联军名义上的统帅瓦德西带领德国主力3万人抵达的时候,联军已经多达10万余人,遍布华北。[28]报复也不仅仅限于北京一地,其中沙俄最为凶狠,沙俄本来就图谋东北,借机调兵17万分六路入侵,于7月16日制造了著名的“庚子俄难”,将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屠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日至21日,俄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这就是今天某些中国人崇拜的所谓“战斗民族”。德军为了报复公使克林德被杀,扬言“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大举入侵,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各地义和团在联军和满清的双重围剿下,从此覆灭。

八国联军中军纪较好的是美军和日军。美、日军队入京后,立刻在占领区内严明纪律,甚至还组建了专门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清理废墟,恢复秩序,并在街上巡逻。日本在此次行动中,之所以出兵最多,最积极,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要抬升自己在国际上地位。所以和二战时候穷凶极恶的作风不同,日军入京后给占领区的百姓发了很多小太阳旗,凡挂旗者可免受滋扰,当时北京城内挂得最多的就是太阳旗。

为了自保,津京一带排洋、仇洋的风气瞬间大变,天津百姓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商铺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时人记载:“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娟敌,载道口碑”。[29]虽然说得不堪,但这就是乱世下的中国人。

十、羞辱的赔款

1900年12月22日,已经把满清彻底打趴下的联军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12月24日清政府全盘接受。李鸿章是个聪明人,把祸乱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并抓住慈禧的宣战诏书没有正式送达这一点,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所以赔钱但不割地。

1901年1月15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并接受了列强要求严惩的各级排外官员,共达142人之多。其中要求处死的12人,包括前文所述的疯狂排外的载漪、毓贤、刚毅、李秉衡等人;到4月,派醇亲王载沣等人任专使,就杀害外交人员事件分别赴德、日谢罪;同时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和11个国家正式签订《辛丑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条约。列强要求赔款4.5亿两,当时中国人口4.5亿,用意就是1人1两。这笔赔款根据各国出兵比例分割,俄国获得28.97%、德国与奥地利的获20.91%、美国的7.32%……由于满清没钱,就用关税和盐水扣缴,分39年付清,还要加利息,实际上连本带利39年要赔付8.5亿两,条约还规定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之间的炮台一律拆毁,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而且凡是涉及外国人被杀的地方一律要求停止科考五年,山西省太原、河南南阳、浙江衢州、北京顺天、江西鄱阳……45個城市被波及。

可以这么说,从满清被迫打开国门以来,这一巴掌是最后也最重的。它不仅全方位的羞辱、削弱了满清,而且切切实实让每个中国人都付出了代价。

和俄、德、日等国意图瓜分中国、赶尽杀绝不同,美国只求“门户开放”,反而担心过分削弱中国会导致局面失控,所以国务卿海约翰带头游说,使得美国国会两次同意减免美国所获的约1千万两白银赔款,但明确退款主要教育,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是战胜国,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所以都紧跟美国的腳步,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联亦在1924年宣布放弃 。

到1927年,各国几乎完全撤销了中国对赔款的支付,并将款项用于中国国内,最后一笔赔偿于1938年结束。即便如此,中国几十年间连本带利,实际上合计赔款高达6亿5千万两,代价不可谓不惨痛。

本来列强深知慈禧才是义和团事件的罪魁,德国甚至提出要把惩办慈禧作为议和的首要条件。但是李鸿章极力为慈禧推责,并暗示列强如果慈禧倒台,中国生变,他们也没好处。列强这才放弃了对慈禧的追责。

对慈禧而言,辛丑条约由于免除了她作为战争祸首的责任,保全了她的权力,所以丧权辱国,赔钱认罪都不算什么了。她不仅把自己培养的战狼载漪、毓贤、刚毅送上断头台,甚至还不惜打自己的脸,表彰了抗命不救的地方大员,赞扬他们的“东南互保”是“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25]

这个醉心权力、误国至深的老太太,并不知道自己为满清的棺材板盯上了最后的钉子。

十一、何以反思

近代史给中国人最大的反馈就是,只记得屈辱,不记得缘由,更不会反思。

众所周知,火烧圆明园其实就是因为满清乱杀外国使节引起。在付出惨重代价几十年后,居然又枪杀使节、围攻使馆引发八国联军。两次北京陷落的过程都是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为人不齿的大坑,满清跳进去两次。不长记性并不是因为脑子生锈,而在于封建王朝垂死的制度,这种制度内在的野蛮必定会和外来文明产生冲突,注定了用战狼式的思维劫持国家,与世界为敌,挨打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多的战争失败,那么多的屈辱条约,一次次打痛了封建王朝,但却没有一次真正打醒。

义和团这样低级、愚昧、癫狂的仇外、排外民粹,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能引发世界性的反击,把国家拖入如此巨大的灾难,它是空前的,然未必绝后。义和团的坐大,更多的还是在于清廷居心不良的包庇和纵容。煽动民粹,甩锅海外固然能轻而易举的转移国内矛盾,但是缺乏理性,不讲公义的民粹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容易,失控也容易。一个国家如果想利用非理性的民粹来鼓吹忠君爱国、获取利益,挨打是迟早的事。

对于满清而言,借力义和团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国际上丢尽颜面、备受羞辱的同时,也彻底丧失了朝廷的权威。特别是在“东南互保”之后,汉族地方权臣看透了满清的颟顸,开始不听号令,据土自保,武昌起义之后,北洋部队不听号令,各省纷纷独立对帝国毫无眷恋就是明证。而东北的被占,引来了后来的日俄相争以及日本窥视,可以说埋下大炸弹。说满清灭亡的大幕,实际上开始于八国联军庚子之役,实不为过。

对于最终被绞杀的义和团而言,更是无从说起的悲剧。那些底层衣食无着的乌合之众,在正常的统治秩序中被漠视、被践踏,但在在群体性的癫狂中却可以轻易找到存在感和使命感,特别是在“扶清灭洋”这么崇高的口号之下。所有的打家劫舍、残杀无辜、装神弄鬼因为有了爱国和排外的加持,便可轻而易举越过道德的界限,变成理直气壮的正义。法国大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得势、纳粹德国的崛起等,无一不是利用这种民粹心理的结果。但是无一例外,所有的民粹,最终都是以本民族的尸骨作为代价落幕。

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中国之人,上诈下愚”。其实诈和愚作为孪生德行,是并行互害的。它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粗鄙化、野蛮化,身处其中,人人受害。

2020又是一个庚子年。距离1900年那场闹剧,正好两个甲子轮回。我们今天追问历史真相,并不是为了怀古猎奇,更不是重新咀嚼仇恨,而是要反思症结。经历了三十年洋务运动,引进了列强各种先进技术和装备的满清,为什么还是一辱再辱?中国与列强的差距是科技,还是制度?屡屡被唾弃的是失败,还是野蛮?今天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比120年前更清醒?

结尾,请诸君牢记:落后不一定会挨打,但是又蠢又坏、背离文明一定会挨打。

2020/4/16-20

史料索引:

1.《清末教案》第四册,中华书局

2.《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

3. 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

4.袁伟时:《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5.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6.《己亥立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第21卷

7.《清史编年》卷12

8.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9.《晚清七十年》第4册,香港远流出版公司

10. 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

11. 《国门口两种制度文化的碰撞》,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12. 林华国:《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

13. 《义和团(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4. 《春冰室野乘》,山西古籍出版社

15. 戴海斌:《庚子围攻西什库教堂(北堂)史实再考》

16. 《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

17. 《遇难日记》,《义和团资料》第二册,

1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

19. 《晚清七十年》第4册

20.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1. 北明:《澄清历史真相—中美外交关系史》

22. 《张文襄公全集》,卷80

23. 张社生:《绝版李鸿章》,文汇出版社

24.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

25. 仲芳氏:《庚子记事》

26.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

27. 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

28.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2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世界隔离中国绝非危言耸听

作者:平正和

随着世界疫情加剧和“战狼”外交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抗疫问题上的矛盾愈演愈烈。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疫情过后,隔离中国、去中国化、与中国脱钩,绝不是一种虚拟的假设,而是残酷的现实。

(一)排斥中国渐成主流意识

公开地、直接地批评我们的国家在持续增加,批评的层级也在明显提升。此前只有美国,后来加入了巴西。接下来,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德国等都加入进来。最近,连一向相对友好的法国也站出来公开批评。起初,批评我们的主要是各国媒体和议员。如今,不少国家的政要都直言不讳地点名批评,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自不必说了,法国总统、外长,英国外交大臣,巴西总统、部长,德国外长等,都用毫不隐讳的话语直接批评。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宣称,他们“处理疫情存在‘灰色地带’。西方不要过分幼稚。”,“不可能把信息自由的国家与信息不自由的国家拿来比较”。马克龙还表示,“我尊重他们,但也不要幼稚地以为他们很厉害,疫情处理得更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德国外长马斯于4月17日表示,我们看到武汉的数字再次得到修改,这当然令人担忧。就起因研究和疫苗开发而言,得知病毒的来源和病毒产生过程非常重要,希望他们改变文化习惯,发挥建设性作用。
国外的批评和排斥,刚开始只是停留在嘴炮上,最近逐步在往实质行动上靠拢。比如,追责、索赔,已经从民间行为上升到议员和政府行为,美国国会已经提出多项法案;企业搬离中国已经从建议、倡导、鼓励,到政府拨出专项经费给予搬迁补贴。
迹象表明,疫情的发酵可能正在促使与中国脱钩变得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澳大利亚前外长唐纳称:“新冠疫情对他们的国际声望是一次巨大打击。持负面态度的人不仅是欧美的决策者和精英,更是普通的民众。疫情过后,他们与西方在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会进一步加剧。”英国前外交政策顾问伍德认为:“在美国和英国,甚至可能在更大范围的西方社会,这种反感有成为主流的风险。”
西方国家是选举政治,民众看法、主流意识对外交政策影响巨大。病毒肆虐已经被西方舆论成功转化成对我们的仇恨。这种仇恨,最终将转化为与中国脱钩的政策。

(二)中国被排斥的原因分析

1.疫情处理受到质疑。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主要对我们在疫情处理的公开度、透明度方面持有很大怀疑。财新网几篇溯源文章、李医生事件、卫健委1月3日的文件以及网民曝出的一些信息,加剧了国外对疫情前期处理的怀疑。官方通报的病例数、死亡数,以及后来对病例数、死亡数的修正,特别是这两天对武汉死亡数的修正(正好增加50%,四舍五入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猜疑。

2.病毒起源之争点燃战火。赵立坚的推特点燃了病源之争的战火,此后官方和科学家关于病毒并非或不一定源于武汉的或明或暗的表示,使战火继续延烧。这股烈火重新烧出了国外关于病毒源于武汉病毒所科研泄露的质疑,逆转了此前印度科学家论文广受批评的风向。美英成立包括政府、军队、情报机构和科研机构在内的专门小组展开全方位调查,一些科学家也从基因测序和比对的角度发表相关论文。虽然美英政府高层在公开讲话时尚未提出这一指控,但话里话外已经作出某种暗示。

3.战狼外交火上浇油。先是赵立坚的推特,其后是中美两位女发言人隔空推特大战,接着是巴西使馆与巴西总统、总统之子的纠纷,接着是驻法使馆那篇莫名其妙并招致法外长紧急召见驻法大使的文章。期间,发言人们在宣传抗疫经验、要求世界感谢中国、遣责他国抗疫不力、对不合格医疗物资的辩护(比如不合格你别用)等方面犀利、强势的怼怼怼,进一步激化了国外的不满。

4.制度输出引起警惕。官员、官媒、外交官以及小粉红在国内自媒体和国外推特上关于中国抗疫成功彰显制度优势的言论,特别是大国抗疫策略、要求别国抄作业和指责别国抄不好作业等新鲜提法,引起一些国家和官员认为我们试图借助抗疫向国外输出制度的疑虑。

5.医疗援助引发反思。向国外捐赠、销售医疗物资和开展医疗救治中的一些做法,特别是长篇累牍的宣传,被国外一些人认为我们在利用疫情搞慷慨政治,利用医疗救助加强战略影响力。而对出口医疗物资的行政管控和过低的审批、通关效率,也广受诟病,并引发了美国、日本、欧盟对过度依赖我国供应链的反思,以致准备采取将制造业搬回国内的策略。

6.民粹主义助推反感。主流媒体对国外疫情和抗疫的选择性报道、指责性报道,小粉红们在网络上的幸灾乐祸、推销作业、自我吹嘘,特别是约翰逊住院后的几万个点赞和对方方日记的围剿,让国外舆论极其反感,也引起国外政治精英对我国今后道路走向、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忧虑。

综观当今世界局势,我们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业已存在的5G、华为、网络安全、南海、台海、贸易战等问题,虽然在疫情期间显得不那么突出,但这些问题不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相反,由于疫情导致世界对我们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的国际声望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损失,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变得更加棘手。更重要的是,新的问题和挑战呼之欲出,西方去中国化的态势业已形成,我们将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国际形势,甚至比30年前那波制裁要严峻得多。

面对这个局势,从高层到民间,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及早筹划因应和化解的措施,切莫再夜郎自大、自以为是,仍然认为世界离不开我们,谁和我们脱钩谁就失去机会。

(三)防止被法律脱钩

病毒源头是一个科学的、严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以西方国家当前的医学科技水平、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并根据此前我国公布的和世卫组织掌握的病毒资料特别是基因测序、病毒特征等资料,他们想查清病毒来源,至少查清病毒是来自于自然界还是人工合成的,完全有可能做到。因为病毒的传播和进化是有记忆的,是会留下“证据”和“轨迹”的。此时此刻,把水搅浑并非聪明之举,再浑的水也阻碍不了渔夫捕鱼。

西方国家盯着病毒源头不放,主要是他们高度怀疑病毒与武汉病毒所的关系,如果证实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我们将为此承担严重的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我们也将被世界“法律脱钩”。英国外交大臣拉布4月16日公开表示,“对新冠病毒是如何发生,他们不得不回答有关的‘难题’,绝对需要以科学为本,进行非常深入的事后反省,包括病毒如何爆发。”西方磨刀霍霍,都是奔着这个问题来的。

从世界上多数科学家的研究分析结果来看,病毒源自中国,源自野生动物,是普遍的共识。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集中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搞清病毒的真正来源,并主动向世界公布相关的科学证据。在这个问题上,藏着掖着没有意义,把脑袋插进沙子解决不了问题。主动寻找并公布证据,就能有效驳斥人工合成和源自病毒所的阴谋论,避免出现最糟糕的局面。同时,我们可以放低姿态,坦诚地与世界对话,因为中国也是病毒的受害者。只要排除人为因素,就完全可以避免遭到各国的经济和法律制裁,毕竟此前的任何一场全球性瘟疫,都没有哪个主权国家遭到索赔和制裁。

当然,如果经过调查论证,证实病毒不是源自中国,那就更好了。
总之,这时候嘴炮没有任何意义,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才是硬道理。

(四)防止被政治脱钩

近几年,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有人把交恶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强大了,西方要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许有这方面的因素,但绝不是主要原因。从外交上讲,挑战国际秩序,争夺国际领导权,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态,特别是以市场和国家财力为武器,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迫使有关国家服从我们的战略需求,恐怕是造成今日被动的重要原因。从内政来讲,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以及极左的泛滥,也让西方感到害怕。而战狼式外交,则把内政外交中最让西方忌惮和反感的东西完美地融合起来,全方位展示给世界。这不可能不挑起世界的戒心。

原来就已经恶化的中美关系,在疫后时代将更加困难。美国停止对世卫组织的资助,表面上是美国对世卫的发难,其实子弹还是打在我国身上。调查我国处理疫情的表现和追究我国的责任,已经成为美国两党高度共识,国会已经提出多项提案。美国在第二阶段中美经贸谈判中,必然提出更为严苛的要价。台湾牌、香港牌、南海牌将在疫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本也出现问题的中欧关系,由于新冠肺炎的出现,加速了恶化的趋势和进程。英国情报机构表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平息后,英国需要重新评估与我国的关系,并考虑是否需要对高科技和其他战略行业实施更严格的控制。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表示,英国在疫情结束后必须重新检讨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更多地与其他自由国家合作。英国外交大臣明确表示中英关系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毫无疑问,一切都不可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继续。”而欧盟已经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加现实的战略,他们认为“十二三年前关于欧中可能存在共识和互信的幻觉消失了。”他们认定中国是欧盟的“系统对手”及“战略竞争者”。

中美俄三角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特朗普的通俄门已经过去,对俄友好的压力已经解除。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必须拉住俄罗斯。而乌克兰事件后受到西方严厉制裁俄罗斯也急于改善与美欧的关系。此时此刻,双方都有捐弃前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动力。而新冠疫情,则为普特搭建了桥梁。日前,普特通话已经互递橄榄枝。疫后时代,普京出于改善俄美关系的需要,一定会与美国走近;虽然普京不至于公开站到中国的对立面,但出工不出力、光打雷不下雨一定是俄罗斯对华的策略。

新冠大流行极可能终结中国与非洲的蜜月。前一段时间非洲的广泛抗议就是一个糟糕的苗头。非洲疫情大规模爆发后,必然要求中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援助他们。这些靠金钱维护关系的国家,一旦你做得不尽人意,或者做得没有其他国家好,反水是必然的。非洲国家要求中国豁免债务的呼声已经甚嚣尘上,法国等西方国家也在煽风点火。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豁免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巨额债务吗?

至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东欧国家,自然站在美国一边。

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仍然是当前外交工作的主轴。战狼外交绝对是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毒药,也是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毒药。

外交工作只有回归到理性平和的轨道上来,才能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回归正常。因此,对之前的战狼外交和老王卖瓜式的对外宣传,应该进行全面消毒;逞一时口舌之快、要了面子丢了里子、逮谁咬谁的套路必须全面叫停,即使是驳斥西方的故意责难和抹黑,也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

要根据自身的力量,从人道的角度,低调做好对外医疗援助工作,摒弃“世界感激中国”、“中国体制优越”等论调,停止推销抗疫“兵法”,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只要真诚地帮助别人,而不是把这种帮助当成外交武器,或者拿这种帮助来吹嘘炫耀自己,反而会得到受助者的尊重、信任和感激。

改善对外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放弃一些急功近利的利益诉求,避免去挑战主流国际社会公认的秩序和规则,避免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渴望获得与之相适应的话语权、领导权和战略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其牵头制定的游戏规则,在主流国际社会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当前,我们无疑没有实力去挑战和改变这些规则。当你无力去制定规则,又想从这个规则所规范的秩序中得到利益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尊重和服从规则。试想,在现实生活中,谁愿意和一个不守规则的人打交道。在现有规则框架内闷声发大财,等到你有足够实力时再去改写规则,这才是明智之举。

当然,改善对外关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从来没有独立于内政的外交。只有在内政上隔离极左病毒,增加透明度,激发社会活力,捍卫改革开放成果,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外交才能走上正轨。

(五)防止被经济脱钩

疫情让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供应链方面的依赖。在欧美的决策圈和精英圈,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与中国“脱钩”。英国前任外交大臣黑格称:“我认为,这场危机进一步证明了有必要为西方对华政策建立两个主要支柱。第一,因为中国不会遵守我们的规则,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许多方面从战略上依赖中国,包括技术。另一个支柱是,我们必须在战略上独立于中国,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种与中国合作的方式。”美国官员和议员,包括特朗普本人,已经多次呼吁美国要摆脱对中国医疗设备和物资的依赖,要让供应链,特别是医药供应链回归美国。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建议,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应该找到协调一致的方法来应对中国。

事实上,与中国脱钩的已经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呼吁,而是开始落实到行动上。

几天前,英国议会出面干预,致使中国投资者被迫放弃了控制英国一家高科技公司ImaginationTechnologies的计划。
4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拨款22亿美元,协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或转移至其它国家,以恢复中断的供应链。
4月8日,德国联邦内阁决定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旨在阻止遭受武汉肺炎疫情打击的德国企业被外资趁机收购。该法规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实际上是直接针对中国的。
4月9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电视节目中说,美国政府应该为希望撤离中国的美国企业提供全部的“搬家”费用。
4月9日,美国司法部要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撤销对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的运营授权,禁止其在美国的国际通信服务。
……
显然,这场疫情加剧了中、西之间的不信任,导致西方国家扩大在本国的生产,并试图形成一套独立于中国的生产体系和供应链,这将使中国的制造业和创新科技落后甚至与西方脱钩。

当然,我们的一些官员、御用学者此时有十分自信地跑出来壮胆,说什么中国有一流的交通、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庞大熟练工人、工程师队伍,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是世界离不开中国,不是中国离不开世界;说中国有广大的市场,和中国脱钩就是丧失挣钱的机会;说企业搬迁成本巨大,资本都是逐利的,在中国建厂的企业最终会选择留下来;说全世界都被疫情包围着,只有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世界的资本只能往中国这个安全港流,不可能流向疫情国家。

冷静想想,上面的基本观点是站不住的。

其一,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早就被东南亚国家取代,西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工程师队伍并不比我们差。西方国家推动的制造业回归,是从产业安全、国家安全、防止对中国过度依赖的战略高度出发的,他们将把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事实上已经这么做了),把核心产业转移到本土。

其二,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这一轮全球化,中国对外贸易持续上升,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产品最大供应商,特别是长期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去年,中国的外贸总额占到GDP的31%以上,可以说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已经很高(美国不到20%)。一旦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其灾难可想而知。

其三,西方国家如果真的与中国脱钩,他们必然抱团取暖,构建一个自成一体的半全球化,唯独把中国排除在外。届时,我们制造业中很多由西方国家掌握的核心部件,将丧失供应来源,中国的制造业将一蹶不振。

第四,中国虽然有广大的市场,但中国一旦与西方国家脱钩,其结果必然是经济下行,失业增加,收入下降,请问届时购买力在哪呢?

其五,虽然外企搬离中国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但如果西方国家给本国企业报销搬迁成本,那么这些企业也会拒绝本国政府的要求吗?

其六,当前虽然中国的疫情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但一年以后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世界疫情得到控制了,这个优势还存在吗?再说了,目前虽然国内病例少,但外国人是不让进来的,这种优势只是假设的优势。

其七,世界创新的中心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一旦脱钩,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无疑会一落千丈。

其八,当前国内经济法制倒退,税负居高不下,国企高歌猛进,行政干预加剧,企业财产安全和经营安全面临更大不确定性,贸易战使外贸企业成本增加,这些也是外国企业撤离中国的动因。

综上,我们的优势不足以让世界离不开中国,也不足以阻止世界隔离中国。

中美脱钩、中西脱钩,虽然各有损害,但对中国的损害最大,40年改革红利将丧失殆尽,届时全民真要勒紧库腰带过日子。
当然,西方真要去中国化,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而且现在毕竟只是开了一个头,还没有全方位实施。那么,接下来留给决策者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经济上阻止世界去中国化了。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我们缺乏的只是疫苗?

作者:刘宁荣教授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商业学院暨企业研究院创院院长

又一次的开学典礼付诸东流,这一次春天的典礼是因为新冠肺炎,上一次冬天的典礼是因为香港动荡。不少朋友问我怎么没有看到我在新冠肺炎下的演讲、观点和文章?近两个月里,好文何止上百上千?有多少从疫情中央发出的令人潸然泪下的亲身经历?有多少发自内心的自省和思考?有多少对国家未来的焦虑和期许?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在同一个时刻、为同一个人、为同一件事发出我们谦卑的声音,吹起我们的口哨声?而这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希望类似的悲剧可以再少些;希望我们无需生活在不必要的恐惧之中;希望这个民族无论何时都是被人敬重的。

这当然是一场灾难。庚子鼠年以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开始了这一场天灾,但这也是一场人祸。根据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如果武汉提前三个星期开始狙击这一病毒,仅中国受感染的数目就可以减少95%。当然这只是一项研究,而现实与数字模型之间存在的距离有时可以是如此之大!如果武汉封城之后欧美各国不会如此傲慢,而是积极合作应对,今天的欧洲和美国或许就不会面对这样的人道危机!在全球面临这样的大灾难面前,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自私与自大、嘲讽与指责、恐惧与推卸,甚至阴谋论甚嚣尘上,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和应有的反思。面对这样的世纪疫情大流行的恐惧,我们缺乏的远非控制疫情的疫苗!

我们缺乏常识;我们缺乏见识;我们缺乏透明度;我们缺乏同理心;我们缺乏担当;我们缺乏反思……

我们缺乏常识

在这场疫情席卷全球时,新冠肺炎也成了阴谋论的温床。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有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外漏的“泄毒之说”,有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留下八个可疑生化毒物箱的“种毒之说”,有美国参议员柯顿指控毒源来自大陆生化实验室的“放毒之说”,有武汉军运会期间美国兵“播毒之说”,莫衷一是。我从一开始就对阴谋论存疑,我总觉得人性虽恶,但人类的恶行还不至于如此匪夷所思。有些指控,稍微求证,就知道是胡言乱语。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位于武汉新世界国贸大楼第47楼,后院在哪里?生化毒物箱又如何埋在地下1.5公尺处?谎言哗众取宠,但信者众!如果病毒来自中国的生物基因作战实验室,对病毒的认识和控制还会那么难吗?这样低水准的阴谋论竟然畅行全球!其实只要有基本常识,反智的阴谋论就不可能大行其道。

我们缺乏常识也因为我们常常以偏盖全,信息不对称。意大利专家雷穆齐(Giuseppe Remuzzi)表示早在去年11月份,意大利北部就有人染上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不明肺炎。中国的一些媒体第一时间就报道了意大利是源头的说法,让不少中国人信以为真。中国的记者还纷纷打电话去采访,他对自己早先的采访被断章取义非常不满,并指出这是教科书式的“宣传手段”。但之后他纠正中国媒体的说法,并没有被广泛报道。他还在另一个场合表示,武汉可能早已出现新冠肺炎感染,期间有大量中国人从武汉来到意大利,令意大利出现了疑似案例,由于一切来自中国的信息都不透明,才令疫情失去控制的黄金时机。其实意大利北部温州的人很多,而一月的时候,除了武汉,温州疫情也很严重。在中国就有专家因看到浙江有人感染之后,强烈建议武汉必须封城。

疫情刚爆发时,有不少人总在那里质问,美国每年季节性流感死了成千上万人,无人恐慌,世界各国没有切断和美国的联系,但美国为何要切掉和中国的联系?这是否过度反应?是否歧视中国?是否违反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但季节性流感有疫苗,死亡率只有新冠肺炎的十分之一,这样的事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如今看到疫情蔓延全球,纽约成为另一个武汉,大家应该可以明白每年在美国发生的季节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的根本不同。

我们缺乏常识是因为我们受制于我们有限的知识和见识,无法认识事物的真相;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面对恐惧而惊慌失措,无法理性地看待自媒体时代所获得的虚假资讯;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的立场和偏见挡住了自己的视线,无法走出原有的认知。

我们缺乏见识

同样在欧美各国,不少人还真的将新冠肺炎和季节性流感等同起来,根本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酿成今日欧美各国沦陷的惨痛教训。在发生新冠肺炎这样的全球公共医疗危机时,不要说普通人,即便全球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对病毒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束手无策,无法预见其发展方向,至多只能依靠模型做出推算,但最终和现实也可能相距甚远。在疫情初期,不要说西方的专家,即便内地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都不认为这次疫情比“非典”严重。因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大学的专家学者敢于发声,袁国勇教授早在1月3日就警告香港政府,这次疫情极为严重,香港特区政府早在1月7日就宣布把“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列为须呈报的疾病,卫生部门有权强制隔离怀疑患者。管轶教授是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最早发出疫情将失控的警告。

香港因2003年受“非典”的沉重打击,大家记忆犹新,不少香港人对新冠肺炎都非常恐惧,也出现了抢购潮。但在香港的西方人对此的反应就大为不同,包括香港大学中的白人学者也觉得这是类似流感的病毒,只不过传染率和死亡率高而已。这种判断一度让我觉得香港是否过度恐慌了,特别是香港医务人员以罢工逼迫政府封关的举动过激,违背了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伦理底线。疫情初期在香港街上也基本看不到有多少西方人戴口罩,所以在西方的华人因为担心感染病毒戴口罩也被视为怪物,不被理解还算次要,还受到白眼和歧视,甚至遭人毒打。因为在西方的文化里,只有得病的人才戴口罩,而你得病了就不该出现在公众的地方。其实西方人这样的行为也是因认知受限,而诉诸暴力的不法之徒更是蔑视人权。

这次疫情在欧美的迅速蔓延终于让西方意识到新冠病毒不只属于亚洲人,他们原先冷眼旁观,以为白种人可以刀枪不入。甚至欧美的不少医学专家初期都低估了这个疫情的风险,从意大利大意失荆州,到英国的“群体免疫”,再到美国的全线沦陷,在一定程度上都和他们对这个病毒的有限认知有关,说难听点就是无知。因此政府不敢与普通民众的认知相左,轻易做出封城的决定。医学界本身也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直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专家尼尔·弗格森团队的研究报告做出了令人恐惧的预测之后,英美两国政府才改变被动的应对策略。这份研究报告警告,如果英美两国不积极应对,英国将会有超过50万的人死亡,而美国将有220万人死亡。即便如此,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此之后还是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新冠病毒在英国已经传播了一个多月,大约一半人口已经获得了实质的群体免疫能力。

全球在应对这个新型病毒的侵袭时,因为知识不足,做出了不少错误的判断。在疫情初期,对病毒的严重性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获得人传人的证据之后才被迫做出武汉封城的决定。但同时也因为认知不足,人的见识有限,影响了我们应对病毒的策略。东亚地区有“非典”的惨重教训就极为重视,西方民众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则不同,完全放任。

我们的见识常常受限于我们的生活经历和环境,但我们不可能亲临其境去认知每一件事物,因此获取全面的信息就变得至关重要。不幸的是我们因防火墙无法获得客观的信息,因处在同温层里拒绝不同的信息,更不要说我们因缺乏透明度难以接收真实的信息。

我们缺乏透明度

回首往事,不少人都低估了疫情的危害!但是,在疫情还没有开始蔓延时,如果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如果吹哨人不被劝诫、警告、和惩罚,或许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历史会改写。许多在武汉不该发生的事一定不会发生,武汉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中国百姓的牺牲也就不会这么大。

从中国最早处理新冠肺炎的不当做法,到世界卫生组织迟迟未对全球发出最高级别的警告,到欧美各国的迟缓应对行动,都和缺乏透明度有关联。这次疫情如此迅猛扩散的第一责任人当然是武汉当局、湖北当局,他们对公众隐瞒信息甚至掩盖真相,引发了民众的不信任,国际社会不少人甚至怀疑中国的死亡率造假。中国最为受伤的就是因封锁和隐瞒信息,导致疫情的控制受到延误,遭到国际社会诟病、排斥和指责。武汉封城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受到重创的举措和牺牲也因此大打折扣,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其实刚刚浮现。

美国政客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刻,颇有隔岸观火的看客心态。特朗普为了选举,为了股市不下跌,不影响经济,就是不愿承认疫情迟早会冲击美国。他本以为关闭了来往中国的航线,切断了来自中国的人流就万事大吉了。他还不让邮轮上受感染的游客在美国下船,就是要制造美国本土病毒感染者很低的假象。但这样的做法和一切以稳定为首要的考虑有何区别呢?在疫情终于席卷美国之后,他也是不断大事化小,尽量降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甚至在感染人数还在不断攀升时竟然表示美国的经济活动在复活节就可以恢复正常!所幸美国有独立的媒体,在白宫可以直接和总统公开叫板,不让政府传播的不实消息当道。在白宫记者会上,美国媒体公开质疑特朗普的抗疫政策不当,当场质问总统为何不停地使用“中国病毒”这样的歧视性字眼。

早在1月20日,当我确认这将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时,我就第一时间在我的朋友圈里转发了管轶教授对疫情的“悲观”看法。但他的科学分析在内地被视为耸人听闻,有人甚至借他的“逃跑说”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但正是这样客观的信息才有助于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了解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已经去到了多么危险的境地!其实在发生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危机时,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要阻止谣言,信息的透明就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刻意隐瞒信息,还有虚假资讯泛滥。全球数百名科学家2月上旬出席日内瓦“世卫论坛”,讨论新型冠肺炎疫情,学者就感叹他们不得不面对两条战线作战,除了应付病毒大流行,还要应付虚假资讯大泛滥 ,而应对虚假资讯泛滥比抗疫本身还艰难。网上流传最广最快的往往就是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和渲染成见的看法,这些不实的信息,有恶意造谣,有断章取义,导致非理性的反应和恐慌,甚至制造混乱和分化。世卫顾问隆基尼(Ira Longini)和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曾提及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但网上的信息都忽略了“如果传播未加抑制”的假设,特意将最坏的可能性无限放大,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在任何一场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是不可能靠屏蔽信息来阻止危机的蔓延。恰恰相反,这只会造成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即便在上个世纪的苏联时代,对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的隐瞒最终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世纪大灾难,更何况我们已经身处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

面对全球疫情大流行,信息披露和信息对称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地域,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应对策略和措施。不管是对疫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疫情的方法,各国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相互之间不仅不该嘲笑,反而应该借鉴。我们因条件限制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但至少可以换位思考,从他者的角度看问题,避免幸灾乐祸的看客心理。

我们缺乏同理心

疫情爆发之后,各国不仅有不同的认知过程,而且在获得相同的认知之后所采取的应对也并不相同。武汉封城的消息传出之后,西方的反应也是两极,有称这样的举措是流行病专家的天堂,而这只有在威权国家才能实现,民主国家只能羡慕。但也有一些西方国家看到中国面临的困境,在疫情刚刚爆发时,也带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幸灾乐祸看笑话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抗疫,还把病毒与中国的国民性和低劣文化相联系。各国抗疫的做法离不开其体制、文化、历史等因素。在中国,一声令下,举国体制立马见效,整个国家有如一部机器,全力抗灾,所有其它事情都要靠边站,甚至做出牺牲,包括在“准战争”状态下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其它病人可否受到正常的医疗救助,都不是最重要的考虑。事实证明,这样的牺牲确实巨大,但这一抗疫历史上未曾经历过的举措,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被封城两个月的战略最终是奏效的。中国的牺牲阻止了疫情蔓延,可歌可泣。即便如此,可圈可点之处也多如牛毛,野蛮作业的现象也并非个别。中国人不喜欢美国指手画脚,那别的国家难道就喜欢中国这么做?一些自媒体对别国状况一知半解,充满无知、偏见和轻蔑,非要说人家不会抄作业。看看东邻日本,和韩国的做法也不同,连大面积的检测也没做,情况也不算太坏!日本的人口密度还超过中国!但日本人平时的生活和卫生习惯,你又了解多少?其实就是华人社会的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处理方式都不同,当中新加坡的所谓“佛系”防疫措施相当成功让不少人大跌眼镜。新加坡从“重灾区”到“模范生”,表面上看去似乎选择了“佛系”的抗疫策略,曾引来不少怀疑、甚至嘲笑。新加坡防疫成功是有原因的,其策略可以概括为:最快反应、最早防范、最有系统、最严惩罚、最少折腾、最缺恐慌。新加坡一度是仅次于中国病例第二高的国家,同时人口稠密,还是国际交通枢纽。但新加坡政府反应迅速且效率高,最早限制来自中国的人流,并实施了对不同人群的休假令和居家隔离令。“非典”之后建立起来的疫情警报系统立即派上用场。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集先进的检测、治疗与实验研究为一体,马上研发并合作生产了快速病毒检试剂,有健全的检测体系,保证了疑似患者尽快得到治疗,避免了疫情的传播,加强了民众的信心。新加坡缺乏口罩生产能力,不鼓励大家戴口罩,但政府还是快速购买了五百万个口罩派发到每家每户,安抚民众。新加坡有充足的医疗资源,类似于中国的发热门诊就有873个,相当于北京发热门诊的11倍。我很早在朋友圈里就转发相关的信息看好新加坡的做法,甚至比香港还成功,没有发生香港排长队争口罩、抢厕纸的“奇观”。但话说回来,香港的恐慌是基于香港曾在2003年“非典”时曾遭重创的惨痛历史,以及香港和内地每天有大量的人员来往这一事实。

韩国这次的抗疫模式在西方更是受到肯定,法国总统和瑞典首相等多国政要甚至致电韩国讨教。但韩国对疫情的控制到底有何魅力?为何西方愿意到韩国取经和复制韩国模式呢?韩国也曾面对与中国相同的困境,但两国在大范围发生疫情之后,采取了类似的抗疫战略,新增病例曲线迅速被压平。但西方在看韩国的经验时,特别看重韩国没有因疫情出现压制言论和信息受阻的现象,没有因禁令影响民众的行动和自由,国家的经济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韩国的经验可以归结为:早干预、早准备、早检测、早跟踪、早隔离、早观察。韩国的企业早就判断病毒迟早会扩散到韩国,第一时间就研发出检测试剂盒,获得政府的紧急审批投放市场,检测过程只需十分钟,几小时内可以出结果,准确率超过98%。韩国单日可检测近两万人,检测率全球之冠,已有120多个国家争相从韩国进口测试盒。韩国政府还迅速修订法律,网站和手机都可以追踪病发者,一旦有新病例,就可以获得信息和警报。

好的经验当然可以抄,可以借鉴,但不必过分地显耀自己的成功,这只会让人反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中国不准外国人入境,这是因为中国不能再冒第二次疫情失控的风险,于情于理都不是自私自利。同样,疫情爆发初期,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美国等地对中国人封关、撤侨也是同理,人家也同样不愿意看到疫情蔓延,为何那时就可以攻击别人是恶意制造恐慌,是对中国背后插上一刀呢?美国在欧洲疫情严重之后也禁止欧洲人前往美国,最后连英国这个小兄弟也进了入境限制名单。日本现在对包括中国、韩国、美国、欧洲在内的国民入境都采取十四日隔离的政策。疫情初期,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曾经被我们骂得一无是处的大和民族似乎对中国很友好、很善良,向中国捐赠各类物资,而对美国政府的表现极为不满。其实抛开美国民间和企业的资助不提,为何一定就要期待和中国正在打贸易战的特朗普政府对你友好呢?而对中国最早锁国的是朝鲜、俄罗斯、越南等国!

在疫情袭击的恐惧中,我们更不可以幸灾乐祸地嘲笑别人的行为,透过渲染别国的疫情失控来展现自己的英明和伟大,而忘记了自己并没有走出险境。美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讣告,看去令人悲伤和沉重,恰恰彰显了人性的一面。中国不少媒体将意大利和美国医院中的尸体的照片无限渲染,而失去亲人的武汉人前去领取骨灰盒,为了正常的悼念发出的哀思和照片却消失了。我们当中总有人不愿正视自己的创伤,不可忍受将苦难、悲剧和丑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人,将读者高达五千万的“日记”视为恶毒、无耻,却又如此钟情地展示“纽约医院尸满为患”、“纽约穷人疫情之下被迫乘坐地铁上班”、“英国政府勒令医生封口”这样的文字和照片。广东一个企业老板竟然建议厂家做假测温枪卖给美国,让感染者越来越多,辽宁有餐厅门外贴出横幅祝贺美日疫情扩散,就不单单是没有同理心了,而是无知的反人类言论。

如果我们可以同样毫无顾虑地拷问自己,犹如如此心安理得地对他人提出质疑,我们的心智就一定不会萎缩,我们兴许也就有了希望。如今,我们甚至无法正常地伸出舌头,道出自己的甜酸苦辣,又何必如此居高临下,带着幸灾乐祸的病态,刻意营造似是而非的场景,来彰显那虚幻的优越感?!但我总是固执地坚信,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勇于承担起苦难中的责任,最终一定是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赞许的。

我们缺乏担当

在这次疫情中最常听到的一个字就是甩锅,这场“甩锅大战”从武汉封城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断上演,从当地的医疗机构,到各级政府官员,到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大家都在问,疫情失控和蔓延的责任在谁?中国在“非典”之后耗资11亿,搭建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过去15年间持续监测39种法定传染病。这个全球最快速的疫情上报系统,可以在短短两小时内将疫情上达北京,中国最高的疾病防疫专家在2019年曾经表示中国绝不会重演“非典”悲剧。但话音刚落,这个耗费巨资的系统并没有在这次病毒蔓延中发挥功效。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但有一点很清楚,专业判断在明哲保身、没有承担的官僚系统中被冷冻了,生命的价值也同样在个人权力的棋盘上被抛之脑后。这场疫情最大的讽刺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面对这场世界公共卫生大危机时,竟然上演了一出极为相似的闹剧。几乎每天陪同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美国传染病首席专家福西不谄媚权贵,不介意道出与他旁边的总统立场不同的看法,其独立的专业精神不受政治的左右,但他的专业判断也同样被美国总统束之高阁。疫情在中国蔓延恶化之时,美国的科学家就发出警告,但美国疾病防疫中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似乎都没有看到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更何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了。特朗普向来蔑视科学和专业的意见,联邦政府被一群科学怀疑论者把持。而特朗普就喜欢看极右的福克斯电视台,曾与中国同行舌战的女主播Trish Regan就鼓吹疫情是民主党的阴谋,而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个阴谋论者。他同样不信任主流媒体,不停地和主流媒体在白宫记者会上唇枪舌剑,甚至当众侮辱记者。特朗普也不重视来自情报机关的报告,警告疫情的严重性被中国低估和隐瞒,以及疫情将会蔓延全球。此外,特朗普对玩政治的兴趣多过抗疫,为了竞选就是不愿承认疫情迟早会冲击美国,他对疫情轻描淡写的原因也是因为民主党主政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受到重创,但共和党的红州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纽约时报在3月28日刊登万字文,以“美国错失的一个月”为题,分析了美国因检测技术落后,法规不配套,白宫领导无方,政府官僚作风,导致美国失去了疫情防控的黄金30天。美国的科技和医疗发达,美国的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最高,达到了近18%,但美国至今的表现为何令人大跌眼镜?无法早期进行检测是疫情蔓延的元凶,美国疾病防控中心也不是不作为,但为何会发生这样灾难性的失误呢?这和欧美社会对新冠肺炎的轻视有相当大的关联。中国在修正了前期隐瞒疫情的错误之后,武汉封城的快速行动,为整个国际社会控制疫情争取了难得的宝贵时间。随后东亚各国和地区也纷纷采取行动,大体上都取得一定的成效,制止了新冠病毒的蔓延。遗憾的是,由于对疫情的认知存在极大的偏差,欧美国家都没有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欧洲和美国先后演变成疫情的重灾区。此次疫情的另一个中心意大利,也只不过停飞了前往中国的航班。而美国早在1月3日就获得了中国的通报, 但美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一样一直心态超然,觉得自己远隔重洋,“非典”只在东亚流行,便以为此次新冠肺炎也同样会局限在东亚地区。

而疫情在美国开始蔓延后,这场“甩锅”大战竟然也蔓延到国际社会,中美两国爆发了令人捧腹的唇枪舌战。中国外交部的新任发言人在推特上怀疑美军在武汉播毒,特朗普亲自上阵,恶意地称新冠肺炎为“中国病毒”。病毒起源地的争论凸显了各方意图透过“甩锅”来推卸应有的责任,其实起源地何罪之有?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特朗普改口之后,还坚持要将武汉病毒写进七大工业国外长的公报里,而被其它国家拒绝。美国自己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疫情失控,特朗普却只会将矛头转移,掩盖自己抗疫能力的失误!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病毒”经过他的大嘴巴,在推特里一天又一天地在说,传遍全球,造成了美国等地歧视亚裔人的犯罪上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项全新研究,警告全美针对亚裔人的仇恨犯罪案件数目,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而飙升,危及美国的亚裔社群。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的时候,不仅感慨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战疫的能力,而且惊叹这两个世界大国竟然可以如此低水平地进行“口水战”。

从亚洲到欧洲到美洲,昔日繁忙的大都会因这场疫情,生活已经停顿。这场疫情不仅暴露了我们制度的缺陷、系统的脆弱、和人性的罪恶,全球已经跌入新一轮的金融市场大动荡和全球经济大衰退,但不幸的是,我们不仅没有进行反思,却依旧在那里自我陶醉和自我撕裂!

我们缺乏反思

一场史无前例的病毒大流行正向全球各个角落冲撞,死亡笼罩着这个星球。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其中多少人祸是可以避免的呢?封口vs封城:围绕着这场人道危机的争论焦点从一开始就从这里展开。如果没有发生“封口”事件,新冠肺炎的蔓延是否会有另一个结局?我们无法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至少不会如此惨烈。问题在于一个经济如此发达的国度,为何依旧无法实现一个开放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一个自信的社会为何难以拉响危机来临的警报声。而这并非个别和单一现象,这有如隐藏在我们社会中的毒瘤和顽疾,总是如此粗暴地压制善意的提醒和批评。在危机抵达临界点之后义无反顾的“封城”行动,尽管惨烈,却也是迫不得已的孤注一掷,但我们并非事事都一定要以牺牲个体的代价来实现宏大的目标,文明是体现在对每一个生命的关怀上的。“封口”可以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全球失去信用和信任,即便在“封城”的巨大牺牲之后,受感染和死亡的官方的数据还是被质疑。扪心自问,为何中国常常成为这类被怀疑的目标与对象?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和一个透明度高的社会,一定可以勇敢地面对真相并向大众提供真相。所幸,在疫情重击下,中国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媒体松绑现象。另一方面,西方也常常从固有的认知出发,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在这场抗疫中,与东亚各地在武汉“封城”之后迅速进入作战状态完全不同,欧美各国不仅负面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而且没有从中国的“封城”行动中嗅出危机的严重程度。

傲慢vs自大:这让我们再次活生生地看到了傲慢与无知,欧美各国普遍将最初在武汉出现的新病毒归结为黄种人的病。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2月份曾在G20财长的一次会议上主动表示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却自讨没趣,欧洲国家非常不屑。意大利副总理后来在G7财政会议上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这是黄种人才会得的病,和他们西方人没有关系。无怪乎,意大利一度成为中国之外感染者最多的国家。特朗普的傲慢与自大终于在疫情横扫美国之后,被迫承认美国将面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惨重的死亡。

然而与西方的傲慢相对应的则是在中国自媒体的世界里无时不在的自大,在那里你只有看到中国成了全球抗疫的英雄和救世主,所有的悲剧都活脱脱地变成了赞歌的素材,而忘记了病毒是从武汉开始向全国和全球蔓延的。这样的自大在中国抗疫初现曙光之后,更是变成了对他国肆无忌惮的嘲笑。而最新的对象就是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美国,却忘记了美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发达的医疗体系,仅ICU(重症监护室)的床位数量就远远超过中国。而“傲慢”与“自大”这对孪生兄弟却拥有一个共同点:偏见。

吃野味vs戴口罩:在有关病毒源头的吃野味文化,以及防止病毒扩散的戴口罩文化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偏见。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人的确没有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及时关闭野味市场,不少人因而将此次病毒的爆发与中国人喜爱吃野味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中国人是时候改变吃野味的生活习俗。有趣的是,中国网民反而找出了纽约上流社会吃野味的视频,一时之间在朋友圈中疯传,证明美国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这几年比较严重的传染病,包括中东呼吸综合症和甲型H1N1流感病毒并非源自中国。

另一方面,亚洲人戴口罩以防止病毒扩散基本是共识。但西方人,即便是生活在亚洲的西方人也不喜欢戴口罩。在西方,视口罩为病人标志的观念还带来了对亚裔人的歧视。在欧美各国生活的亚裔人处在戴口罩被歧视,不带口罩怕染上病毒的天人交战中。但在这次疫情重击欧美之后,戴口罩抵抗病毒的认知终于慢慢开始在欧美被接受了。

自媒体vs主流媒体(赞美vs批评):在疫情的报道上,中国的主力军是自媒体,不管是赞歌,还是批评,自媒体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情绪性。而在许多其它地方,报道疫情的主力是主流媒体,力求客观。特别是美国媒体,其角色是监督政府,且喜欢监督全世界的政府,多数又是自由主义倾向,所以特朗普也反感美国主流媒体。但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CBS记者胆敢在白宫怒怼总统为何要使用歧视性的“中国病毒”;NBC的记者质问特朗普吹捧效果未经证实的抗疫药物是否给美国人虚假的希望,并指美国数百万人活于恐惧中;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张彦(Ian Johnson )的“观点”文章,指出中国为美国赢得了时间却被美国白白浪费了;纽约时报的社论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言词加剧了对亚裔的种族仇恨。

中国自媒体里那个发自纽约的抗疫日记,作者声称其素材全部取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而非道听途说,语带双关。的确,当纽约成为美国的武汉时,我每天在美国电视新闻上看到的几乎全是“负面”消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离开人世时的凄惨故事;病人因缺乏医疗设备无法获得及时医治的悲剧;医务人员面对死亡威胁战斗在第一线几乎崩溃的场面;停留在街边装满尸体的冰冻车和医院走廊里运尸袋的场景;质问白宫何时可以确保医疗设备运抵现场的愤怒;受到病毒感染威胁下美国海军官兵的呼吁;失去工作的普通人无法交付房贷的忧虑。在这里你看到的是恐惧,是担忧,是悲伤,在这里你听不到任何赞歌。

威权vs民主:这次全球抗疫的叙事已经成为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之争,甚至上升到威权还是民主体制在抗疫中哪个更有成效的争论,但不少人却忘记了无论何种体制都有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在欧洲成为重灾区之后,德国的死亡率却一直很低,这或许与日耳曼民族的自律有关。在亚洲处于恐慌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跟随中国封城、没有跟随韩国大面积检测,但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失控,这或许与大和民族的自律和生活习惯有关。如果将抗疫简单地看成是中国体制的胜利,那么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又是何种体制?无疑,中国自上而下的动员力量,让全球看到了中国体制战胜疫情的超强能力,但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应变和调整能力在纽约成为疫情重灾区之后,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纽约在中央公园、体育场迅速建起方舟医院,并加快对受感染疑似人员的检测。来自全美的六万多名医务人员主动报名成为自愿者,自发前往纽约支援人手不足的医院,“捷蓝”航空免费载送这些医护人员“上战场”,酒店免费提供住宿,企业慷慨捐赠急需的防护用品和医疗设备,但没有企业对这些行动发稿、做公关、高调宣传。即便美国总统面对新冠肺炎的反应丑态百出,但这个国家所幸不是一个人说的算,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都不理睬他的狂言妄语。而美国的体制也决定了联邦政府对州一级政府的事务不可干涉,即便特朗普想对纽约和临近的两个州“封城”,但纽约州州长公开反对,使得特朗普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特朗普随心所欲,疫情还未控制,就要求复活节恢复经济运作,但疾病专家和媒体则公开和他唱对台戏。因此,应对病毒需要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里,民众敢于承担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在全球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时,我们需要理性地思考人类的失误和失败,而非指责和推卸。这场大灾难离落幕之日还有漫漫长路,但这场天灾与人祸也给人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机会。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或许全球终将明白这不是“中国病毒”,是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世界病毒”,病毒恰恰因我们人类的傲慢、自大、和自私而四处肆虐。在这个全球化被污名化的时代,尽管国与国的界线依旧分明,但病毒绝不会只在一国的边境线内停留。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全球的视野和全球的胸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合作去共同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庚子年常常是灾难之年,但或许也是转折之年。在新冠病毒横扫全球之后,这不应该是我们重拾孤立的时刻,而是通向一个不一样的全球化新时代的新起点。

疫情将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

作者:张伦/马国川     来源:钝角网 (有删节)

张伦: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从师社会学大师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获博士学位。

马国川:目前国内很关注其他国家的疫情,但是信息很混乱。作为一个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法国教授,据您了解,目前欧美国家的真实疫情怎么样?

张伦:中国民众关心其他国家的疫情,显示出对世界的关怀,当然是好事,不过由于身处特殊的信息空间,国内对于外界发生的情况多少都有一些认识偏差。现在欧美的疫情确实比较严峻,但是并没有达到中国人认定的那种程度。确实,这些国家的公众、媒体和反对党对政府有批评和不满,不过批评政府本来就是这些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永远都会有。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一定会有很多批评声音,更不要说这些国家的应对之策确实有值得检讨之处。

但同时要看到,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遵守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即使带来一些不便。政府本就是批评的对象,该批评就批评,但它既然又是公民授权的合法政府,因此还是要遵守它做出的决定。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公民文化。所以基本上看不到除与防疫相关之外的什么社会紧张。当然,我也只是就我的个人观察所及。

马国川:为什么美国股市会数次熔断?是否说明确实有社会恐慌情绪?

张伦:其实很多人(包括华尔街的)早已看到,美国股市泡沫已经比较严重。股市下泻一方面和疫情造成的恐慌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股市内在的回归调整趋势有关。我想,只要防控措施进入轨道,随着人们的情绪逐渐平复,股市也会回归理性。

马国川:目前法国和美国病例都在极速上升,为什么法国如此大意,特朗普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张伦:据我所知,法国早就按照惯例准备了非常详尽的计划,但是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前所未有,有些措手不及,根据以往的经验所做出的防疫安排与此次病毒诡异又疾猛的传播状况可能也有些不适应。由此造成的医疗资源的某些短缺也很难在短期间改善,尤其是前期一些资源如口罩等产地多在中国又有很多库存的都支援、汇集到中国去了,调度起来就更困难。法国准备了5000张重症病床,现在有2500左右已经用上,还有一半备用,但鉴于疫情的发展,依然在动用军队紧急设立新的临时医院增加床位。还有,一些急需的医疗设施比如吸氧机,只有一家生产,加班加点,一个月也只能生产出所需的轻重两类型的相关机器1600台。而从此方面生产能力更强的德国进口也不可能,因为也都在加班加点为德国政府的订单赶货。法国的公共医疗系统公认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但2003年夏,因夏季凉爽家里一般不装冷气设施,猝不及防的持续高温炎热还是夺去一万多高龄老人的生命。打个比方,这波疫情攻击,“敌人”力量甚为猛烈且狡猾,遭受损失也就难免。

至于美国,刚开始做得对了一些事情,如提早中断与中国的航飞,但因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方面,没想到欧洲和中东的感染者入境,“马奇诺防线”从背后被突破。此外美国政府对病毒的传播认识可能也有个过程,加之特朗普或因担心民心波动影响股市、经济状况这他引以为傲的成就,在大选年对其不利,处置上有些忽略。还有就是,这些国家和平日久,自由惯了的人民适应起来也要有一个过程。

这也牵扯到民主国家政府处理这类问题时的悖论:尽管知道问题可能严峻,但是在疫情还没有大的发展,人们还不认可的时候,如果采取一些过激政策会引起反弹,反而达不到效果。所以,怎么把握分寸很关键。就像“二战”,美国某些精英很清楚早晚恐怕要介入,但是只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才宣战。这次的麻烦在于,新冠肺炎病毒一旦传播起来迅猛异常,而行政运作、生活方式、文化宗教活动等要在几天、半个月内忽然发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改变(比如戴口罩,且不讲是否具备,西方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戴过一次),适应起来确实不易

马国川:意大利疫情严重,死亡率尤其高,有人因此说,民主制度确实存在效率问题。你对于这种观点作何评论?

张伦: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一定不能很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那么就没有办法解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什么防疫成功?即使同为民主体制,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应对之策,效果也不一样。例如,意大利的死亡率为什么那么高?除了医疗资源不足,感染面积过大之外,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特别是与人口的老化结构也有很大关系。意大利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22%以上,死亡者中很多都是7、80岁以上老人。法国85% 的死亡者为七十岁以上的长者。日本、南韩、中国台湾地区人口老化也相对严重,为什么问题没有这么严重?可能就是与其处置方式、文化因素等相关。除这些国家和地区行政部门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外,人们的卫生习惯,团队、自律精神相信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评价各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的措施与效果,涉及国家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医疗资源等各方面,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变量来解释。更不能老是盯着人家一时的问题,为自己寻找一些心理满足。我们要看人家的长处,少看人家的短处,千万不能过度地自满,一自满就会有问题。我们身处大变革时代,只有多了解一些事实、多一些看问题的角度,才能不会失之偏颇。

马国川:中国解决公共卫生危机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举国体制”受到了国内许多民众的追捧,在解决这种突发危机的时候也确实见效。

张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时效果我不否认,但好多人或许没有想清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要有条件的。在中国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体量因素,不是其他所有国家都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将资源全部集中投放武汉防疫,但如果同时出现五、六个武汉,即便我们集中力量恐怕也是很难收一时之效的。意大利的状况如此困难就与此有关。让疫情扩散了的意大利集中力量办大事又是怎样能做到?其次,我们不能只看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也要看它的成本和次生后果有时候更严重。比如,现在武汉疫情得到控制,当然是好事,但现在的聚光灯都聚焦在防控新冠病毒的成效上,由于医疗资源集中而造成得不到及时治疗的其他病人有多少?其他次生伤害有多大?这些或许我们都尚未有个更明晰全面的评估。

传统上中国就是个“量”的帝国,可以靠集中力量办很多巨大的工程,但一旦出现危机,因为缺乏地方自主和有效的平衡机制,灾难的传递效果、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在现代世界,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过分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其王牌,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变动不居、充满风险,随时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和不可预测的危机,一切都等着一个决策中心,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隐藏着各种各样重大的隐患。

马国川:欧美国家的应对办法尽管各有不同,但是普遍被中国网民批评手段太软,应该“抄作业”,学习中国。您怎么评价这些舆论?

张伦:大疫来袭,西方国家很难强迫把国民像监狱一样地关在家里,而是依靠唤醒每个人的自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硬”的方式,对所谓“软”的方式不理解,这反映出中外的制度差别、文化差别和价值标准差别。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国家制度的基本哲学是什么?是以效率为所有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基础,还是以道义和自由权利为合法性基础?不能说这些因素与效率相互之间完全不匹配,但是它们有的时候确是有矛盾和冲突的。最后要有个制度价值目标的选择。到底要什么?因此带来的一些制度条件也完全不一样。国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类街道管理体制,能够在警方之外还有如此强制性的限制居民行动的手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制度有其“软”的一面,其实也有“硬”的时候。一旦按照法律程序进入“紧急状态”,政府获得相应权力后,不见得就比威权的效率差国家应该追求长治久安,效率是需要,但局限于一时的效率、一时的经济发展,都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表现。长远的效率与短期的效率,自由与秩序之间应尽可能找到合理的平衡。

马国川:经常有人辩解说,人类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制度,所有的制度都可能犯错误。

张伦: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制度让错误可能性小一些,犯了错误之后容易纠正,对错误有人负责。

自由民主制度当然不是绝对完美的制度,但它是一个少犯错误的制度。民主制度下为什么有些人会下台,会被选民换掉呢?就是因为执政个人或集团他们犯错误,引起民众不满。民主制度的哲学前提,就是假设人会犯错误。一个认定自己永远不会犯错的人和制度犯错误的概率大呢?还是承认自己会犯错、允许追责的人与制度犯错误的概率大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承认可能犯错误,同时又能够更好地让人们对此加以警惕的制度呢?

马国川:就像这次大疫,各国家处理方式不同,也都会犯错误,关键是什么错误不该犯,什么错误不能犯?是否有人为错误承担责任?

张伦:对。隐瞒疫情不仅是错误,也是犯罪,绝对不允许;信息掌握不足、决策迟缓失误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不管是哪种,都要有人承担责任。也许某一个时间点上,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比集权制度还要糟糕。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自由民主制度犯错误要少得多。因为这个制度允许犯错误,允许批评,允许追责。责任政治是现代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如果没完没了地犯错误,却无人承担责任,一个社会就会缺乏正义基础,早晚就会出大问题。

马国川:不容否认,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成就很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张伦: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人赞美苏联,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也在赞美之列。有相当一段时间,北韩经济增长率也比南韩要高。所以,不能用一时的成果和效率的单一变量来看待这些问题。看问题既要考虑具体的情境,也要有历史视角和文明视角。如果仅仅从效率讲,现代国家很少二战时纳粹德国那么富有效率。但二战前期在欧洲战场上的所向披靡却并不能确保其长久的强势。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否认,但是各方面代价之大也许要很久才能修补上来。缺乏平衡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很多。这几十年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满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标准去衡量一切,缺乏价值追求。今后要在制度上做调整,让公民有参与空间,有价值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在面临着重新寻找平衡、重建文明的任务。我们又到了要解决中国现代性构建方向与标准的问题的时候了。

从长远角度讲,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是重建中国文明、构建中国未来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幸福与尊严的制度基础?我们要寻找一些超越性的价值作为制度基础,作为文明转型和制度转型的坐标。
马国川: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应对大疫的措施整体评价如何?

张伦:近代以来可能和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结构崩塌有关系,中国人对于外界的态度极其敏感,特别喜欢人家说自己的好话,过度解释人家说的好话;也讨厌,过度解释人家的批评。同时津津乐道于人家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批评,不明了其实这恰恰可能不是其真的软弱衰败的象征,反之,是他们能不断调整发展的关键所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百年前一战后中国知识界盲信那时在西方流行的所谓“西方沉沦论”。中国的国民心态在自卑和自傲中不断地徘徊,这可能是中国在将来发展中需要处理好的问题。

就这次疫情来说,首先,大部分国际舆论对中国应对措施的评价比较客观,认为一些措施有效,但是在他们的国家没办法实行。谁有我们上面提及的中国的街道制度?没有,也就没法“抄作业”。即使这些西方国家也说“封城”,禁止日常外出,根本上还是基于民众的认可与自律。这和中国的“封城”不一样。其次,也对中国有批评。赞美者习惯看效果,批评者在意其中发生的侵害公民权益行为。这些都不脱平常我们听到的对中国的两种基本看法。

马国川:许多人士担心,这次大疫会不会增加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任

张伦:这是一个新型病毒,传染力极强,在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和不足,别人都是能理解和原谅的。现在的问题是,该承担的责任要不要承担,该认的错要不要认?不能因为所谓的“面子”,该承认的责任也不承认,该认的错也不认。这种情况下,人家对中国就会不信任,甚至中国普通人的形象也会很负面,搞不好将来就是灾难性的。

这些年,一些中国人在海外的不文明举止、暴发户心态、对他人缺乏尊重、自以为是、强词夺理等做法,让我越来越忧虑。十几年前,有欧洲华人商库被烧时,我就预感将来搞不好在国际上会出现排斥华人的潮流。我非常担心这次疫情会增加世界对中国人的不信任,造成严重后果。作为向世界传达信息的主体,如果中国官方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强化这种趋势,引发更糟糕的局面。

马国川:现在看,国内有少数民众夸耀中国的抗疫成绩,对于其他国家的疫情幸灾乐祸。

张伦: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从中国疫情爆发以来,从欧洲到美国,也许有,但至少我个人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什么人对中国幸灾乐祸。虽然有些人士可能对中国应对疫情的做法有一些批评和怀疑,但是对普通中国人的命运没有幸灾乐祸,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关怀。

有些中国人对其他国家有幸灾乐祸的心态,和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暴力、不人道、不人性对待本质上是相类似的,其实质都是缺乏对人的尊重,对他人生命的关怀。这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将来最难恢复、最难建设的问题。我希望,从灾难中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认识能够更深刻一些,能够对文明、对生命的认识有所提升。不论在中国还是身处世界各处,都应该对正义、人的权利与尊严有些普遍性的关心与追求,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自己群体的权利与利益。

马国川:可惜没有,反而出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张伦: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从来不是把一个民族推向文明的动力。近代的历史表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反而会导致灾难。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毫无异议的,但是能不能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之上有一些更超越、更深广的价值?这可能是决定中国未来文明走向的关键。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依然一切以国家、民族来界定,恐怕是会给中国、世界的发展造成伤害和灾难。

马国川:文明转型是长期的,在短期里制度转型更重要,因为如果制度不转型,那么文明转型也无法启动。

张伦:这是互动的关系,现代文明价值的不确立,会对体制的弊端更多宽容和认可;体制不允许健康的理想声音传递,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向狭隘。这就是灾难性逻辑。所幸的是,每次灾难,都会有一些人觉醒,破除灾难逻辑。“文革”就是这样,于是才有了改革开放。
马国川: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次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危机会不会进一步催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张伦:这次的公共卫生危机肯定会强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浪潮。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崛起,2008年经济危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之前趋势就有了,恐怖主义就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折射着一些相关问题。美国出现“銹带”,法国爆发“黄马甲”,英国“脱欧”,都是这种趋势的强化。我基本的判断是,以这次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为标志,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特别是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一波全球化前些年就受到重创,现在彻底地结束了。

马国川:在您看来,这一波全球化结束是不可避免的?

张伦:就像第一波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直到一战爆发结束,这期间世界发展突飞猛进,被称为“美丽时代”。引发“一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当时任何一个细节如果不出现,很可能一战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但是还是有些结构性的趋势性、必然性的东西,比如国家间内部与国际间发展的不平衡、新兴力量崛起之后对既有世界格局的挑战、新兴国家信奉的原则与现存价值系统的冲突等。一战那个时代英国、法国除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批评德国之外,意识形态上就是视德国为不民主国家。同样,这一波全球化也有些结构性问题,导致这一波全球化走向终结的因素不断累积,未得到及时恰当的调整。当然,我并不认为全球化就此彻底终结。怎么样重新定义全球化?怎么样协调管理全球化?未来将有激烈争论。可以基本确认的是,通过对这一轮全球化的反思,比较浪漫的全球化会遭到批评,民族国家的角色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得到强化,象一战后那样,一些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张在某些国家或群体里会有所泛滥,强调国家至上,敌视外界。与此相反, 一种主张新的世界主义,更积极的国际合作的立场也会得到发展。在如何处理人类共同的挑战及各国内部的问题上,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博弈将普遍长期存在,成为基调。未来世界如何发展?可能要召唤世界各国领袖的眼光。

马国川:这次危机不但会彻底冲击全球化,也会冲击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就遭到质疑。

张伦:本来,二战奠定的世界格局已经被全球化、中国崛起和大国博弈冲击得摇摇欲坠了,这次疫情将造成进一步的冲击。为人类的未来着想,应该保留这些国际机构,不过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革。

马国川:现在知识界最担心的是,这次危机不但会冲击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崩塌,而且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张伦:完全有可能。在我看来,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但是牵扯这么多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从波及人群、遭受损失、国家动员、社会心理等方面看,这完全是一种战争的状态。而且各国动用的处置办法基本都是和战争性质有关的,因此以战争做类比并不为过。这是一场非传统性的世界大战,跟恐怖袭击一样,是对国家、个人安全的新型的重大威胁。

从人和病毒的大战,连带造成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上的后果,进而引发人和人的战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造成经济资源萎缩,会引发各地社会冲突,甚至包括没受过疫情影响的地区,可能也会因次生的经济问题带来局部冲突。就像二次大战一样,有些国家没有参战,但事实上大战对其的影响深远,也都没逃得掉。总之,它会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旧时代已经崩塌了,从此人类历史会分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

马国川: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挑战,比如中美关系将经受严峻考验。

张伦:如果中美双方处理不好,互不信任,或者一方做出某些选择,中美渐行渐远的趋势就不可逆了。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应该推动更深刻的制度转型,实现法治国家。

像历次人类经历的大灾难后一样,“2020年之后”的人们会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历史上许多狂欢节、节日就是这么诞生的。此次疫情也一定会引发世界范围内某些重大的思想讨论,有关公共健康与政府角色,市场的地位,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运作的逻辑,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塑,也或许会引发些有关现代文明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人与自然界,动物的关系,如何看待财富、环境与发展,据说从威尼斯到中国,各地的空气、水都前所未有地清洁,让人印象深刻,那么重新开工后人们会怎样来寻回这境地呢?灾难会改变人类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展现出来的东西,会勾起人们的一些记忆、激发新的想法。这次危机也在考验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有没有反思性,到底有没有思考和检讨的能力?我希望,在制度转型之外,国人能够在价值方面做出更深层的调整,加快文明转型。当代的中国人要以怎样的文明形象展示给世界?中国人也需要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了。

 

不恐慌但高度重视,则抗新冠疫情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谢党赐  陈雄鹰  林艳丰     原载:《美华医师》微信公众号

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简称“新冠”)疫情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到了118个国家。至3月15日,美国己确诊3045例,死亡60人。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11日终于宣布疫情全球大流行。日前,已有不少学校、诊所、老人院等等机构被迫关闭。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前几天就发出郑重警告: 建议老年人尽量居家,减少外出和旅游。美国的NBA也将所有的赛事暂停。特朗普总统于3月11日晚间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疫情的严重性和应对措施,其中包括停止除英国以外所有的欧洲航班一个月。3月13日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真是“山雨欲来”令“人人自危”!在此严峻的形势下,美国如何发挥优势、克服短板,从而在这次抗疫中取得胜利?新冠肺炎仅仅是一个重流感吗?为什么民众对新冠必须进一步高度重视?普通民众如何采取实用的步骤预防感染?本文将介绍新冠疫情的最新进展,讨论CDC目前对新冠的看法和推荐,以及现实存在的问题等等,以飨读者。

一、人类以往的几次大疫情

人与微生物的斗争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这些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常常引发人类传染病。当这些病源的传染力极强,同时造成大范围的致病或死亡时,就成为我们常说的“瘟疫”。瘟疫是一种由一些强烈的致病微生物,如细菌、病毒等引起的恶性传染病。纵观古今,人类历史上遭遇了无数次的瘟疫,其中有些大瘟疫,对人类后代的发展影响深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瘟疫(大流行病)的定义,大流行病应符合下列条件:1. 一种新病原体在人群中出现;2. 病原体感染人后引起严重疾病;3.病原体易传染,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广泛传播。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十大瘟疫,即天花、流感、肺结核、鼠疫、霍乱、疟疾、斑疹伤寒、黄热病、艾滋病、SARS流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1919年的世界性流感大爆发(西班牙流感)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那时H1N1亚型流感病毒做为一个新型人类病毒引起史上最严重的流感爆发,传播范围遍及全球,估计造成当时全世界17亿人口中的5亿人感染,死亡人数高达5千万至1亿人。

二、世界各地及美国新冠疫情最新进展

近几天,中国除了8万多已经确诊的新冠病例以外,新增病例开始下降,但是其他多国新冠肺炎感染者数量开始持续攀升,目前, 海外118个国家累计确诊病例77648,累计死亡 2747人。意大利确诊21270例,死亡1441人;伊朗确诊13938例,死亡724人;韩国确诊8162例,死亡 75人;西班牙确诊6393例,死亡 195例;法国确诊 4500例,死亡91人;德国确诊5142例, 死亡 9例;日本确诊817例,死亡24例。根据意大利卫生部一个对8342例病人的研究发现,所有人群都易感,1.4% 的病人是19岁以下,22% 是19-50岁,37.4% 是51到70岁,39.2%是70岁以上,人群感染年龄的中位数是65岁,其中6.9%的被感染者是医护人员,19%的病人是重症,56.6%的死亡病人是80岁以上,而其中的三分之二是至少伴有3个慢性疾病的患者。

美国确诊病例目前已升至3045例,死亡60人,全美49个州都已有确诊病例。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1 日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了一系列的抗疫举措,包括:1)在已有的83亿美元抗疫专项资金的基础上,申请国会通过更多的抗疫资金; 2)宣布让医疗保险公司为新冠检测和治疗付费;3)建议全美取消所有的大型集会; 4)希望民众注意个人卫生;5)政府重点关照老人院;6)政府给受影响的企业贷款等等。3月13日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更是对新冠病毒的直接宣战,这样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资源就有可能被调动,从而帮助美国各州全面抗疫。

三、新冠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个重流感?

即使在新冠疫情肆虐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医生和政府官员,还是认为新冠只是一个“大号的流感”。可事实上,新冠完全不同于流感,两者的主要区别是:1)人们对新冠病毒无任何免疫力,而人们对流感有一定的免疫力;2)新冠的传染性非常强,而且病死率非常高,比流感高10-50倍;3)最关键的是新冠不像流感,目前既没有疫苗,也没有治疗药物。新冠感染病人病情发展是否良好,完全看病人的抵抗力,基础疾病状况和运气。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先列举一些基本数据。根据美国CDC的估计,到目前为止,这个流感季节至少有2900万流感感染者,其中28万例需要住院治疗,住院率1.5% 左右。其中大约有1万6千例流感死亡。住院率最高的是65岁或以上的成年人(每10万人中有116.7人),其次是 5岁以下的儿童(每10万人中有72.5人),再其次是50至64岁的成人 (每10万人中有61.5人),然后是18至49岁的成人(每10万人中有26.3人)和 5岁以上儿童至17岁的青少年(每10万人中有19.2人)。虽然患流感者很多,但美国每年的流感感染人数和流感死亡人数在过去的多年基本恒定,而且一直远低于0.1%。中国正常年份死于流感的人数在8万人左右。如果按流感死亡的百分比来算,中国的数据和世界平均数基本持平(万分之0.63左右),而美国的数据为世界平均数的一半(万分之0.3)。

就致病机理而言,这个在中国武汉发现的重度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 2(SARS-CoV-2,也就是COVID-19)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病毒在人体内的结合受体ACE2主要存在于下呼吸道,而流感病毒受体主要存在于上呼吸道。«自然»杂志报道新冠病毒与ACE2的结合能力比SARS病毒要高出10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流感多是引起上呼吸道感染,虽然有可能继发细菌感染而引起肺炎,但直接导致肺炎的病例不多,极少直接导致死亡;如果患者不幸死亡,基本上是流感合并细菌感染,或加重本已严重的基础病变,流感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新冠病毒是感染下呼吸道,可直接导致肺炎、脓毒血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RDS)等, 还可以影响多个其他器官的功能。所以住院率高,有15-20% 重症率,5%的病人需要重症监护。死者基本上都是死于病毒本身引起的呼吸衰竭以及其他脏器衰竭,病情进展非常迅速。这就是为什么新冠死者中仅30%左右有慢性基础疾病如慢性肺病、慢性肾病、高血压、糖尿病或心脏病变,其他多数是既往健康者。新冠和流感两种病毒的传染性和致病性有极大的不同,新冠患者的带毒时间比较长,传染效率也高,治愈后复阳性率也高(14%),病死率也比流感高。所以我们不要被流感造成每年上万人死亡的表面数据所迷惑。一旦新冠传染到更多的人,最终死亡人数会比流感死亡人数高数十倍。

还有人喜欢拿新冠和2009年全球发生的H1N1流感大爆发做比较,那个时候我们3人都在临床第一线,病房每日工作不过是戴普通口罩和穿普通防护衣,而门诊基本无人戴口罩,大家都没有给当时的流感足够的重视。当年急诊科确实一大半都是流惑病人,但基本上都是由医生宣教病人几句,只要病人没有严重的并发症,就让病人回家了。那一年具体的情况是,2009年3月17日墨西哥出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人,后来传入美国,4月1日奥巴马总统发表新闻简报,表示全力抗疫,但是后来全球爆发,6月11日WHO宣布H1N1流感为全球大流行病,一年以后,截至2010年3月中旬,CDC估计美国有5千9百万人被感染, 26万人住院,1万2千人死亡, 病死率小于0.02%,其影响程度和往年的流感很类似。

此外,根据发表的文献报道,在最初发现新冠的中国武汉,约有41%的感染发生在医院内,所以新冠不仅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同时也很容易造成医护人员的感染。中国湖北省有3000多名医护人员被新冠感染,有30多位医生殉职,就充分证明这点。而2009年的H1N1流感大流行时,很少听到有医生同事被感染,更极少听到有医生为此不幸献身。虽然流感大爆发,可没有造成多个国家需要采取封城的手段来控制疫情,更没有出现世界多国需要采取停航的极端手段来阻止疫情的传播。当时也没有听说过一家人都感染病毒去世的。这些都间接说明2009年的那次流感疫情,实在不是很严重。但是,看看这次的新冠疫情,有多少个家庭是全家感染,又有多少个感染家庭中多个成员因为新冠而去世。所以, 这次的新冠疫情绝不是一次重流感,我们也绝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四、为何普通民众必须对新冠病毒给予进一步的重视?

如上所述,首先,新冠病毒感染后病情发展迅速、险恶,死亡率比流感高很多;第二,目前没有可以预防新冠的疫苗,也没有治疗新冠的特效药;第三,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异常强大,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在社区里快速传播,造成一个地区大量人群的感染。所以防疫的准备非常困难,防疫也不容易成功。中国武汉家庭内的互相感染,社区一栋楼住户之间的交叉感染等等就很难避免。目前的研究发现,所有人群都是新冠病毒易感对象,接触后都有可能染病,尽管儿童以及青年人染病后的严重程度稍低。

因为绝大多数人对病毒无自然免疫力,所以很难做到自然阻断病毒传播,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人工干涉来阻断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人工干预也有随之而来的问题,当短时间内在一个地区出现大量感染的病人时,此地区医疗系统所能承受的负担就可能超负荷。比如中国武汉疫情的早期和意大利目前的严峻状况,就是大量病人在短期内涌入急诊科和医院,不仅增加了医护的感染率,同时也减少患者能够得到的应有的照护(比如护士与病人的比例失衡等等)。纽约州也因为疫情严重, 不得不派遣国民卫队去协助其中的一个镇抗疫。当政府最后被迫釆用极端手段,取消大型聚会,取消各种文体活动,同时大量进行公共环境的卫生处理,甚至封城时,难免会引起民众的恐慌,从而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所以, 只有全国上下都能在瘟疫的早期对病毒的危害以及疫情的严峻给予极度重视, 并严阵以待,充分做好准备,甚至作出一些牺牲,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瘟疫的危害。华盛顿州已经宣布取消一切大型的公众聚集活动和停学几周,肯塔基州也劝告民众这个周末不要去教堂。其他很多州也取消了下面几个星期学校的课程。

五、美国民众如何帮助政府进一步控制疫情?

目前,美国已经有40多个州出现社区传播的现象,全美国陷入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如何减缓疫情的扩散,政府除了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抗疫,还需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比如切断所有不必要的国际航空交通,减少国内非必须的航空交通,取消所有的大型集会,鼓励民众居家等等。很多大学目前已经取消教室上课而改为网上授课,医院也开始取消所有择期手术,推迟所有可以推迟的医疗活动。一般民众如何做出相应的牺牲和努力?我们的具体建议如下:注意个人卫生,经常洗手,取消各种规模的聚会,尽量不去公共场所和医院,让医院成为救治急性病人以及治疗新冠的地方,取消所有美国国内的旅游等等。

六、美国CDC对家庭预防新冠的建议

为了做好个人防护并防止疫病的传播,美国CDC建议家庭目前可以开始做这七件事情:

  1. 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下疫情爆发的对策和大家的需求,集思广益。
  2. 对那些感染风险比较高的人(老弱病残),做好他们健康需求的计划和出现问题时的应对方案。
  3. 加入邻居们的各种社交媒体群,保持社区信息及时更新,建立互相协作的关系。
  4. 开始收集生活范围内能提供帮助的社会团体的信息,包括:心理健康、健康咨询、食物以及其它物品的供应。
  5. 创建一个紧急联系人列表,包括但不限于:家人、朋友、邻居、拼车司机(carpool driver)、医疗机构,比如家庭医生、本地的亚急诊部(urgent care)、医院等、老师、雇主、本地公卫部门和其它社区资源。
  6. 储备一些应急的物资,比如肥皂、洗手液、卫生纸、一次性口罩等。这些物资有的已经供不应求。
  7. 在家里选择一个区域作为隔离区,用于隔离家庭中的新冠患者和健康家庭成员。尽量让隔离区包含一个独立的卫生间让患者单独使用,隔离区每天都要打扫消毒。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旦疫情爆发,居住地的中心医院一般都是比较危险的地点,医生和护士都有被传染的风险,非紧急情况,应该尽量避免去这些地方(大医院、亚急诊部、或医生诊所等)。

CDC倡导的一些个人防护措施

  1. 如果生病了,请待在家里。当疫情爆发之后,如果你家里的成员有人确诊,你也一样需要留在家里。
  2. 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掩住口鼻。之后迅速扔掉纸巾,马上洗手。
  3. 经常用肥皂和水洗手,时间至少20秒。如果没有洗手液或者肥皂,请用含浓度至少60%以上酒精的手部消毒水(hand sanitizer)进行手部消毒。在触摸眼睛、鼻子和嘴之前更应该洗手。
  4. 经常触碰的物体,包括但不限于:门把手、栏杆、键盘、电话、玩具和书桌的表面要经常清洗和消毒,可用肥皂、漂白剂或者EPA认可的消毒剂。

七、美国CDC对COVID-19的测试人群目前仍然严格,具体指征如下:

  1. 既往14天与实验室确诊COVID-19的患者有密切接触,同时有发烧或下呼吸道疾病的体征/症状(咳嗽,呼吸急促)。
  2. 既往14天来自中国湖北省的旅行者,同时有发烧和下呼吸道疾病的体征/症状(咳嗽,呼吸急促)。
  3. 既住14天来自中国大陆的旅行者,同时有严重下呼吸道疾病的发烧和下呼吸道体征/症状且必须住院治疗。

为了加快检测,最新CDC指南加上了一线临床医生可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是否符合疑似病例的标准,作出是否应该检测的决定。因为检查要送到当地的公共卫生部门去做, 所以医院或医生诊所如果发现疑似病例, 必须按传染病上报当地公卫局,并联系检测。首先优先检查的是住院病人,符合CDC疑似标准的病人(发烧、咳嗽、胸闷气短)。其次是老年人,尤其是65岁以上,并且患有其他基础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在目前新冠已经在社区传染的情况下, 依据这个严格的标准,漏检的危险是存在的。CDC 建议医生和民众经常访问CDC的官方网页查看最新政策。我们也希望政府能生产更多的检测盒并发给各地使用,同时鼓励私营企业生产和提供检测盒。现在美国多数急诊科可以取样后把标本直接送到Quest 检测。CDC的新冠检测政策也在每天不停的变化中,希望未来几天全美各地更多的检测中心能开放(包括开车快检中心),同时新冠检测盒不足的情况能得到极大的改善。

八、COVID19迅速蔓延,美国的临床一线医生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在疫苗以及有效的药物出现之前,目前还没有办法能完全预防新冠病毒的感染。此病毒不仅能被无症状患者携带,而且发病的潜伏期长(10%的患者潜伏期长于14天),检测方法的假阴性率高。美国卫生部部长以及美国副总统近日一直许诺大量的试剂盒会马上到位,而实际上却还没有到位,有的州至今只有80个检测盒。如果没有足够的检测盒,很多病人就有可能漏诊。如果漏诊的病人继续传染他人,疫情将更难以控制。中国武汉当时有5百万人去往中国及世界各地,这些可能的传染源仍在四处流动, 所以现在即使全世界各国都封疆也只能延缓,而不能杜绝病毒的传播。目前,美国疫区已遍及40多个州,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尤其是美国各地诊所和亚急诊门诊的华人医生将首当其冲。因此, 医生在接诊时应该戴上口罩,看门诊普通无症状的患者时医生应戴普通口罩,如果患者有新冠常见症状之一,如咳漱、呼吸困难或者气促等,门诊医生在接诊近距离接触时应该戴N95口罩。而且一定要持之以恒, 不能放松。在医院工作的医生接诊疑似病人的时候,要戴口罩,戴护目镜,穿防护衣等常规操作以及遵守CDC的各项推荐。还需要经常洗手。

医生们处理非新冠病人时是否应该戴口罩?目前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做法。具体的例子是,如果你工作的医院目前还没有确诊病例,而美国同事又不戴口罩,那么作为医生的你,该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难题。Covid 19能够经过空气和飞沫传播是肯定的,但美国医院的很多人还不知道,或是没有重视这点,所以,大部分医护人员在医院内不戴口罩。如果有医生戴口罩,其他医护人员和病人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认为,自己的健康也关系到病人的健康,以自己的身体为重,不应该顾及他人的感觉。如果,实在是想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我们建议医生和普通民众口袋里备用二三个口罩,可以在某些场合选择性地戴口罩,并做到以下几点:

  1. 身边有人咳嗽时,迅速把口罩戴上;
  2. 尽量不去人多拥挤的地方;
  3. 尽量不去医院、急诊室或是医生诊所等高危的地方;
  4. 医生查房时,面对无明显呼吸道症状的一般患者,只需要带外科口罩,可以对患者和家属说“我戴口罩是为了预防把病菌传给你,请您不要惊慌!”
  5. 医生查房时,遇到有呼吸道症状,包括咳嗽、发烧、呼吸困难的患者,最好戴N95口罩, 如果没有N95口罩, 也要戴外科口罩,可以对患者和家属说“我戴口罩是为了预防把病菌传给你,请您不要惊慌!”
  6. 如果患者有非常严重的咳嗽,除了戴口罩,还要戴上护目镜保护自己;
  7. 医生看可疑病人时,一定要每看一个病人换一个口罩和防护服,而且要把用过的防护设备留在患者房间内,以减少交叉传染的可能。

针对在门诊工作的医务人员

门诊预防Covid-19感染的方法是尽量避免和病毒接触的机会。要确保防护措施到位才能达到此目的。这些措施应在疑似患者到达之前,到达之后以及整个诊疗期间全程实施。如何在门诊工作中预防Covid 19感染,又不影响日常工作,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对疑似患者的处理,应认真仔细考虑以下几点:

  1. 重新安排己预约的非紧急门诊。
  2. 重新安排有COVID-19风险高的患者的预约时间。这些高风险人群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患者,以及可能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并发症风险较高的其他人,例如孕妇。
  3. 确保这些疑似患者有足够的治疗慢性疾病的药物,从而减少他们到诊所的机会。并交代他们生病时通过电话告知医生。
  4. 考虑到可能在未来几周内管理大量COVID-19患者的需求,应计划在短期内加快优先级筛查,以缩短干预需求的时间。
  5. 对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或可能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尽可能通过电话或电邮直接提示他们去急诊室。同时,应礼貌性地通知患者可能去的急诊室的医护人员,以便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准备和使用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和个人防护设备来接待他们。
  6. 如果你的诊所对错过预约的患者设有罚金的规定,可以考虑免除因呼吸系统疾病而错过门诊的患者的罚金。

医生严格遵守预防措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以“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医疗机构中传播的病原体感染” 的假设来遵循标准的预防措施。

医生们还需要进行正确的“穿脱”和处置个人防护设备的培训。所有介入已知或疑似COVID-19患者的医护人员均应遵守最严格的防护标准。对于已知或怀疑有COVID-19的患者,医生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应限制访客进入房间。患者和访客之间交流可选择包括移动设备或平板电脑上的视频通话。

实施工程控制

医院和卫生保健组织还应考虑设计和安装工程控制措施,例如,物理屏障或隔板帮助引导患者通过分诊区。以减少医生、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和非COVID-19患者受到传染的机会。

监控和管理卫生人员

对于有症状或有COVID-19接触史的医生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应在公共卫生当局的指导下做出相应的隔离和监测。在为COVID-19患者提供护理时,医疗保健组织和机构应实施无惩罚,灵活且符合公共卫生指导原则的医护人员病假政策,不鼓励带病坚持工作。

培训和教育卫生专业人员

医院和医疗机构应该为每个医务工作者提供针对特定工作或任务的教育和培训,以防止传染源的传播。对于呼吸器的使用,所有医疗专业人员都必须进行呼吸道防护设备使用的医疗清洁、培训和适合性测试。

总之,Covid19现在已经开始全球大流行, 目前暂时还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感染人数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上升是必然的事情。美国正处于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开始阶段,即使有非常发达的医疗体系,也很难抑制住病毒的快速传播。政府的目标是尽一切可能减缓病毒在美国的传播和蔓延,人们需要避免恐惧,但是重视和警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有民众全力配合防疫和抗疫,效果才会显著。避开政治不讲,中国在武汉和其它各地的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控的做法和教训值得美国吸取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抗疫经验比如澳洲的“新冠诊所(Covid19 Clinic)”以及新加波的发热门诊等等,都值得美国学习。建议美国各地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多设立 “快捷新冠测试门诊(Covid19 drive through clinic)”。这些做法的好处是:1.医务人员集中, 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能方便民众;2. 把患者正确地引导到新冠诊所,大辐度减少“交叉感染”;3. 新冠诊所的专业人士可以缓解大众“非常担心患病”的心理负担,从而大幅度地减少民众恐慌。

我们相信,在美国各州、各大医疗机构的一线医生应该都己收到了所在系统的防控COVID19的有关通知,我们上面提出了一些针对医务人员防护的具体建议供各位参考,医生们应以“不违抗当地医院的规定为准绳,充分利用机会保护自己为目标”。适当地变通釆用合适的方法即救治病人也保护自己。我们祝全美的临床医生在防疫抗疫战争中保持健康,多多保重。我们也祝各位读者高度重视疫情,认真防护,多多保重

白衣天使,最美的逆行者 (音乐)

李欣瑶    词
谷世乐    曲
紫   蘅     唱

是谁在疫情面前主动请战,
誓言书留下鲜红的印记。
是谁在危难时刻义无反顾,
奔赴抗击疫情前线阵地。

是谁在与病魔进行生死较量,
把民众健康鼎力托起。
是谁恪尽职守救死扶伤,
深处危境当中毫不畏惧。

是你 白衣天使,
最美的逆行者。
大爱无声众志成城,
定能共克时艰再书传奇。

编辑: 龙烈生

科学的江湖 (下) — 评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编者按

最近关于 “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争论因为醋醋发表在《醋话集》(微信公众好)的《杨振宁的最后一战》而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微信公众好《知识分子》紧接着发表了一篇《争议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引用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评语。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科学的江湖虽然没有金大侠的江湖那么腥风血雨,但是似乎就从来没有、永远也不会平静。

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地位之争、门派之争,等等,在哪个“江湖”都是类似的。正义与邪恶、自私与无私虽然未必总是黑白分明,但是也未必无迹可寻。

有人希望“江湖事,江湖了”;有人愿意大白于天下。

天下人未必都是傻子!老百姓虽然未必看得懂《葵花宝典》,但是知道要练《葵花宝典》, 就要自宫,这点还是明白的!

《海外华人网》将两篇文章同时转载,以飧读者。


争议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作者: 知识分子

最近,一篇题为“杨振宁的最后一战”的文章(见文末)广为传播,人们再次聚焦中国是否应该百亿/千亿投入建造超级对撞机。《知识分子》是全世界唯一为争论双方都提供过理性辩论的平台。杨振宁先生和王贻芳教授等代表科学家都在《知识分子》阐述过理由。
新出现的网红文章再度引起科学界甚至科学界之外发生激烈争议,其争议程度对超级对撞机的辩论。《知识分子》在此发表收集到的一些评论。
2012年至今,中国科学界,特别是物理学界,激烈争议超级对撞机项目(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它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科学家代表为高能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得到海内外高能物理学界较多支持。但科学界,包括物理学界,都有不同意见。

●   ●   ●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杨昆:

超对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凝聚态中实现,清华大学的姚宏教授在这方面最近有不少文章,我和复旦大学的虞跃教授也曾做过一些早期的工作。可以说超对称和超弦方面的研究为凝聚态物理提供了新思路,并促进了学科间的交流。

南方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李淼:

我不支持超弦理论甚至不支持任何量子引力理论已经很多年了,不等于我认为弦论是错的,我在南科大教授名录里的介绍自己的专业第一个还是超弦,第三才是宇宙学。人们研究量子引力理论的时间有五十年了,五十年来这个市场的行情大抵如大A股,一直在三千点之下偶尔会冲到五千点。这种情况估计会持续几百年。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张雷:

这种标题的文章我向来不看,但看到有几位圈友都转了,觉得自己有责任说一下。

首先声明,讲事实,讲道理的前提下,对科学或社会问题讨论畅所欲言,是好事。我这里只挑我认为几个逻辑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地方。

文章在约十分之一处黑体称:“CEPC周长100公里,需要占下北京五环那么大的地。” 其实,对撞机要在地下100米甚至更深,只在几个出口占地,就像北京二号线一样没有把故宫和广场给占了一样。请参考CERN的周长27公里LHC。

杨先生说高能物理 “party is over” 不是今年才说的,是四十年前说的。如果你认为从80年代到现在高能物理对于人类认识自然所取得的成就没有意义的话,我只能说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

此外,文章一直拿弦论说CEPC的事情,满满的阴谋论感。我参加CEPC研讨会和报告不下十次,包括阅读概念设计报告,CEPC从未将弦论、超对称或某一个特定理论作为主要研究目标。

文中对丁肇中、Maiani 很多未证实(或无法证实)的话加粗加黑,以及对发改委评委表决内幕如此之清楚(评委背景,投了什么票)。我很怀疑作者描述的真实性。

前一阵子讲 “李政道和杨振宁恩怨” 的文章,其中稍微想想就知道,有些事情就连当事人本身都无法说清楚,而作者侃侃而谈,简直似乎比任何人都清楚,很难认为是真实的。

这种自媒体文章最近也见多了,把几篇老文章东抄西拼,加上典型电视剧的情结,配上吸引眼球的标题。这些写手收获的流量和利益不用多谈,读者如果丢掉了理性批判,那确实可悲。

戴瑾,曾从事弦论和高能物理研究工作:

醋醋的文章把一场科学争论写得像宫斗剧。宫斗剧有娱乐性,这应该是这篇文章转发量比较高的原因。但一码归一码,在科学上,这篇文章完全搞错了。

弦论、超对称,和超级加速器是三个非常不同的概念,CEPC超级加速器不但和验证弦论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也不是用来验证超对称理论的,它是用来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的物理性质的。因为刚好有几个弦论物理学家对这个加速器比较热心,就硬是通过超对称,把三个东西绑在一块,那是宫斗剧的分析方法。

超对称这个词虽然很酷,对于行业外人士,很难解释清楚。量子物理中的对称性是很重要的概念,每一种对称性都对应着一些重要的物理现象。自然界的基本粒子有两大类:像光子、希格斯粒子那样自旋是整数的玻色子,和像电子那样自旋为半整数的费米子。超对称理论预测每一个玻色子粒子都有一个费米子超对称伙伴,反之亦然。比如对于光子就应该有一个自旋1/2的光微子,和光子一样参与电磁相互作用,两个粒子除了自旋不同,性质完全一样。但自然界明显不是这样的。于是还有一种叫对称性破缺的理论,它预测当我们把粒子加速到一定能量去碰撞,我们就能发现这些超对称粒子,并且观察到这种对称性。到底这个能量有多高,有不同的可能性。

弦论的基本观点是基本粒子不是像一个点那样的粒子,而是一根弦。这当然和超对称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弦论本身不要求超对称性,但超对称的弦论,简称超弦,更有吸引力。比如说非超对称弦论的世界里,有引力子但没有费米子,还是超对称的弦论更像我们的世界。

因此,一般人只听说过超弦这个词,这个词也更酷。尽管如此,把弦论和超对称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绑在一起,在科学上至少是非常不严谨的。如果自然界在弦论的能量上才有超对称性,任何人类建造的加速器都无法验证,这一点,读过相关科普的人都会知道。

另一方面,希格斯粒子的理论中有一个技术性的困难,超对称理论提供了一种解答。这一度是超对称理论的重要根据。但这种可能性已经基本被现有的加速器排除了。这一点,业内人士都知道,在LHC没有发现超对称的情况下,再建一个新的加速器,发现它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

所以超对称不是建CEPC的理由。

注意,希格斯的超对称性和弦论的超对称性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二者不光能量差别巨大,背后的物理原因也完全不一样。并且,就算新的加速器发现了超对称,也不能证明粒子就是一根弦;如果新的加速器进一步否定了希格斯能量级别的超对称性,也不能排除自然界在弦论的能量上是超对称的,更不能排除粒子是一根弦的可能性。

CEPC建设的原因,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的物理性质,说出来远没有超对称和超弦那样酷。

值不值得花300多亿去做这件事,科学界有争论,也不是所有做高能物理的人都支持,不做这个行业的都反对。这当然也不是一个纯科学问题,社会公众有权参与讨论。但也不应该做低俗的推理和类比,比如把它跟三峡工程相提并论(我看到网上有文章这样类比)。

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三峡工程90年代初起步耗资1800亿,今天的钱也不能和20年前的钱去做直接比较。CEPC的倡导者提出,如果在这个加速器上发现了新的现象,就再花1000多亿建设一个更强的加速器进一步探索它。既然没有超对称,希格斯粒子的那个理论难题仍然存在,对它进行精密测量的时候发现新的现象,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这笔钱即使要花,也是2040年以后的事情,不能把20年以后的钱和20年以前的钱去对比。

还有,加速器是一个周长100公里的环,只需要挖一条深深的隧道,整个加速器是在地下的。醋醋的文章,一开始就误导读者,好像加速器要把环内的整块地都占用,不是这样的。

吴进远,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高级工程师:

这篇网红文刷屏时,有的公号标题说中国高能物理大跃进,有的说三峡大坝。但我感觉十分失望,等了几天,始终没有见到用高铁来与CEPC比较的。

CEPC的造价不是所谓“天量资金”,而是大约相当于200-300公里的高铁。这样数量的高铁对国家的价值是锦上添花,但CEPC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对于国家的价值却是雪中送炭的。

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是罗伯特·威尔逊,他最著名的一个论断,是他在1969年4月答复国会议员质询时说过的一句话。当时议员们关心这个新的实验室以及获得的新知识对国家的安全有哪些帮助,罗伯特·威尔逊回答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关乎国家荣耀,爱国主义的事。这些新知识并不能直接地保卫国家,但却能“使之值得被保卫”。

CEPC的科学目标并不是所谓超弦教,而是作者也承认的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

很多人包括这个作者鄙薄精确测量,可是科学史上太多的发现是精确测量带来的。别的不说,要不是当年化学家们忍受着铵化合物带来的满实验室的尿骚气味,一遍遍精确测量和比较铵化合物分解氮气与空气氮气重量的微小差异,人们要晚很多年才能发现氩气。我们的钨丝灯泡就会比现在更容易坏,我们留给子孙的钨矿资源就会少很多。

回顾争议超大对撞机

2016年9月4日
杨振宁: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 独家

2016年9月5日
王贻芳: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 | 独家

2016年9月7日
答王贻芳所长:高能所更该做什么?| 对撞机的对话3

2016年9月8日
大科学工程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 | 对撞机的对话4

2016年9月9日
人民日报评论:期待更多科学“对撞”

2016年10月2日
32位在美物理学者联名:中国建造希格斯工厂的黄金机遇

2016年10月22日
王贻芳再谈大型对撞机: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一项政治决定

2017年1月25日
何祚庥:对中国建大型对撞机的意见

2017年1月31日
何小刚:评何祚庥院士对中国建设大型对撞机的意见

2017年7月13日
中国超级对撞机与人均负担 | 争鸣

2018年7月1日
杨振宁坚持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历史原因

关于CEPC

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是中国粒子物理学界发起建造Higgs粒子工厂和国际大科学装置,其主要用于对希格斯粒子进行精确测量和探测新物理。第一阶段将首先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第二阶段进行质子对撞机的建设。

王贻芳在今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CEPC的隧道有100公里长,第一阶段建设预算约360亿元。

2018年11月,CEPC团队正式发布了概念设计报告,后进入设计优化和关键技术预研究阶段。

科学的江湖 (上) —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科学的江湖 (上) —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编者按

最近关于 “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争论因为醋醋发表在《醋话集》(微信公众好)的《杨振宁的最后一战》而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微信公众好《知识分子》紧接着发表了一篇《争议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引用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评语。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科学的江湖虽然没有金大侠的江湖那么腥风血雨,但是似乎就从来没有、永远也不会平静。

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地位之争、门派之争,等等,在哪个“江湖”都是类似的。正义与邪恶、自私与无私虽然未必总是黑白分明,但是也未必无迹可寻。

有人希望“江湖事,江湖了”;有人愿意大白于天下。

天下人未必都是傻子!老百姓虽然未必看得懂《葵花宝典》,但是知道要练《葵花宝典》,就要自宫,这点还是明白的!

《海外华人网》将两篇文章同时转载,以飧读者。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作者:醋醋

The party is over。

杨振宁张开左手向上抬起微微摇了摇,加重语气补充翻译:

什么意思?盛宴已过。

虽然97岁高龄,杨振宁也只需一根拐杖就能走路,他坐在沙发上,拐杖斜放在腿边。

台下,坐满了年轻大学生,一位男生站起来发问,脸上挂着愤懑、委屈与不解。

这是2019年4月29日,在北京雁栖湖畔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新礼堂发生的一幕。

男生读研一,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未来即将从事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预研工作。

4年前,针对CEPC该不该建,杨振宁与男生老师,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

从事高能物理研究的人,都指望这个项目上马,不然他们在剩下的岁月中将无事可干。

前一阵子,任正非呼吁,要加强基础教育,砸钱砸不出来科学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代最基础的理论物理,恰恰把希望寄托在砸钱上面。

作为一个超级费钱的项目,CEPC环形周长100公里,保守估计就得400亿。第二期SppC(环形强子对撞机)耗资更是超千亿。

北京五环路全长98.58公里,这意味着,隧道可将整个北京主城区包在其中。

醋醋的朋友房师说,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园,做梦都不敢奢望拿下这么大一块土地。

CEPC-SppC,这简直就是物理学的三峡工程,高能所只是冲在前台的马前卒,背后强力推手,是国际超弦界。

从2014年开始,国际超弦界就组团来中国游说超级对撞机项目,不幸的是,2016年他们遭到杨振宁的强势阻击,当年发改委十三五项目审批,CEPC只差一票未能通过。

这位高能所研一男生,从室友那听到小道消息,现在杨振宁不反对建CEPC了,于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抢到了一张杨振宁的国科大讲座门票,想当面求证一下。

杨振宁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看法没有变,迎头泼了他一盆凉水。

他不仅一如既往反对建超大对撞机,还劝这位男生尽早转行,高能物理盛宴已过。

人的一生呐,不能只看个人的奋斗,有时候也要看一看历史的进程。

不仅高能物理的盛宴已过,当代物理学的前沿,也是一片无际的黑暗。

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有多辉煌,当代物理学就有多黯淡。

2017年的引力波,2019年的黑洞照片喧嚣一时,那也只是验证了100年前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2018年霍金去世,引发社会纪念热潮,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霍金身残志坚,是科普畅销书籍《时间简史》的作者。

霍金的科学最高成就黑洞辐射理论,知道的人并不多。杨振宁科学成就比霍金更高,但人们热衷他的晚年生活。

人们一提到牛顿就会想到万有引力,提到爱因斯坦就会想到相对论。

人们关心霍金、杨振宁的生活而不是科学,不能怪大众猎奇,当年牛顿与爱因斯坦的那些事儿更生猛。

只能说,当代物理理论不如前辈,普通人不懂相对论,总知道原子弹,不懂量子力学,电脑互联网总玩过吧。

当代物理又发现创造了什么?

这是杨振宁的最后一战,他拯救不了当代物理,而是遏制危机爆发后的疯狂。

1

11月3日,第7届腾迅WE大会现场,布赖恩·格林(Brian Greene)在台上拨动“宇宙的琴弦”。

作为世界最负盛名的超弦传教士,格林是多本科普畅销书的作者:《宇宙的琴弦》,《宇宙的结构》,《隐藏的现实》……孜孜不倦从事超弦理论的公众普及。

面向台下听众,格林再次舌绽莲花,讲解超弦理论及其衍生品多重宇宙。

随后,王贻芳上台,从中微子实验讲到超大对撞机。

国际超弦界与中国高能所,还在坚持不懈。

自2014年造势,于2016年十三五规划遇挫后,他们期望在十四五规划上通过项目。

2021-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CEPC-SppC造势,要提前两年开始,2019年很关键。

纵观全世界的对撞机,LHC已是强弩之末,不会有新的发现了,别的对撞机能级太小,更加指望不上,全世界物理学家唯一的希望,都押在中国的CEPC-SppC的身上。

这是人类世界中最靠近窗户的一群人,看窗外,漫漫长夜。

禁闭在一间密室的人,找遍钥匙无果,就会竭斯底里用力撞门,哪怕那么一丝可能。

不甘、愤懑、呐喊、无奈、绝望……这是物理学家的痛苦,普通人根本就感受不到这间密室。

事实上,就算CEPC-SppC顺利获批,要全部建成,也得2040年以后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看不到那一天,不过是留一个念想。

2016年,霍金艰难地打出226个字力挺对撞机。2018年,霍金阖然长逝。

想到这里,醋醋也不禁黯然神伤。

王贻芳坦诚,推动我国建设CEPC,是他在现在的科学岗位上的最后一桩心愿。

如果我没有提,是没尽到责任。

支撑王贻芳的情怀,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希望,首期360亿二期超千亿的天量资金,仅仅只有两个字——

幸运。

CEPC唯一确定的科学目标,就是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即所谓的上帝粒子,如果不能保证超越现有物理框架标准模型,那就跟测量牛顿引力常数的意义差不多,但是谁又能保证呢?

公认可以突破标准模型的实验,一是邻近核反应堆的中微子振荡,王贻芳在大亚湾核电站做出了突破性贡献;二是远离核反应堆不受中微子干扰的暗物质探测,世界最深的实验室——四川锦屏山暗物质实验室正在努力。

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突破标准模型,希格斯本人还健在,奇怪的是,醋醋在任何公开报道中都没有看到他站出来发表一下期待。

王贻芳也只是说如果有所发现,就启动第二期工程SppC,把正负电子对撞换成质子对撞,这还是奔着物理界期待了40多年的超对称粒子而去。

预言该粒子的超对称理论,最有可能突破标准模型,也是另一个野心更大的万有终极理论候选者——超弦的超的来源。

在数学框架上,超弦有望统一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它认为世间万物都由一根振动的弦组成。

从最小的基本粒子,到最大的宇宙天体,无论是黑洞的本质,还是宇宙的起源,都要匍匐在超弦脚下。

但是为了满足数学自洽,人类付出的代价是颠覆我们的宇宙观。

在超弦的设定中,我们的宇宙其实是一个11维时空,我们只能感受到三维空间与一维时间,另外7个空间维度不见了,超弦给出的解释是被紧化了,空间就像一张膜,紧化就是将其卷起来了, 卷到了极小不能被看到的尺度。

一共有10^500种紧化方式,每一种都对应一个宇宙,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是多重宇宙的由来。

10^500这个数字有多大?想象一下1后面排500个0,什么亿啊兆啊都是毛毛雨,我们的宇宙原子总数也就10^80个,相比隐藏的宇宙数量,连九牛一毛都不如。

最近知名美剧《生活大爆炸》全剧终,回顾第4季20集中,格林亲自扮演自己,向主人公谢耳朵推销他的新书《隐藏的现实》。

有人认为谢耳朵的原型就是格林,其实恰恰相反,谢耳朵的原型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奠基人之一谢尔登·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超弦的铁杆反对者。

没有什么现实可以被隐藏,编剧显然参考了现实原型,尽管有格林的推销,谢耳朵后来还是放弃了超弦理论的研究。

格拉肖的高中同学,标准模型的另一位奠基人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抵挡不住终极理论的诱惑,选择臣服超弦,成了白袍巫师萨鲁曼。

标准模型走在量子力学的最前沿,也是当今理论物理的最高成就,标准模型的后继者是超弦。

根据超弦的理论设定,要想撞出弦来统一四种力,需要环银河系长度的对撞机,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温伯格选择“曲线救国”,致力于验证超弦的”超”,也就是超对称理论,它能将物质与力统一起来。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质量与能量统一起来,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物质与力统一了,那不晓得搞出什么吓人东西。

超对称理论预言的超对称粒子没有超弦那么变态,理论上在TeV(万亿电子伏特)的能区就能撞出来,LHC的最大能级是13TeV。

虽然这是地球人可以做到的,但必须建立巨型对撞机,需要成百上千亿的经费,LHC前前后后就花了100亿美元。超弦与高能物理联手,意味着玄奥的思想与庞大的利益结盟。

这是一个很妙的组合,超弦永远无法被证伪,但如果局部证实,就能够屹立不倒。这就跟宗教一样,上帝的仁慈永远触摸不到,但是教会能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关爱,当然还有连绵千年的香火钱。

超弦与其说是一个学派,还不如说是一个教派。

这可不是醋醋说的,超弦界自己戏称扛把子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为Pope,也就是教皇的意思。

2

1987年,温伯格主导美国SSC(超级超导对撞机)建设,希望撞出超对称粒子,验证超对称理沦。

时值美苏争霸,美国力求在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碾压苏联,对登月、“星球大战”这样的鸡血项目来者不拒,SSC号称能帮助人类解决宇宙起源问题,完成物理终极理论的梦想,里根二话没说就批准了立项。

当年温伯格报出的预算不多,只有区区44亿美元。

转眼到了1993年,美国总统换了两茬,里根走了布什上,布什走了又来了克林顿。美国人搞工程费时还费钱,6年时间他们连安放对撞机的隧道都没挖好,就花了近20亿美元,而总体预算更是飙升到近百亿美元。

这个时候苏联已经解体,美国人独孤求败,社会上下对鸡血项目不是很感兴趣。克林顿作为平民总统,更加关注提振美国经济,天天盯着政府不让大手脚花钱的国会不干了,几轮听证会后硬是叫停了SSC。

美国超弦教一片哀嚎,所幸当时欧洲搞了个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LEP),隧道是现成的,只要把正负电子对撞机换成强子对撞机就好。

超弦教找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时任总干事卢埃林·史密斯( Llewellyn Smith ),向他分析物理界天下大势,美国佬不干了,执牛耳者唯有欧洲。

双方一拍即合,1994年圣诞节前夕,CERN批准了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立项。对于超弦教来说,就算LHC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也只是个迷你版的SSC,其环形周长27公里,不到SSC的1/3,但有总比没好,而且根据理论推测,LHC的能级可以撞出超对称粒子,足以满足超弦教的需求。

格林很兴奋,在2004年出版的《宇宙的结构》,他断言LHC开机运行后能发现超对称粒子。

由于选错了焊接工艺,2008年9月LHC开机后9天,超导电磁铁的电路就烧坏了。其后用了一年多才修好,但是只能以原设计能量14TeV的一半7TeV运行,这一阶段维持到2013年。

即便如此,超对称理论的原始参数空间已经有99.9%被否定掉了。

2015年6月3日,LHC将能量提升到接近设计峰值的13TeV,仍未发现超对称粒子的迹象,99.999%的超对称理论原始参数空间荡然无存。

超弦教只好改口,称预估的能级,是超对称理论与标准模型“自然结合”后的计算结果,没有撞出来超对称粒子,它们的结合方式可能并非“自然”,需要更大能级的对撞机才能发现超对称粒子。

尼马-阿卡尼-哈麦德(Nima Arkani-Hamed),发扬了多重宇宙学说,是超弦教的后起新秀,2013年12月来华担任高能所前沿研究中心主任,做了国际超弦教的中国内线,负责联络组织各种活动。

他在20多年前就说过,1TeV就能看到超对称粒子,后来被实验打脸,又改口称得100TeV才行,这差不多就是CEPC的升级版SppC的能量峰值。

这等说辞,连我等普通人都听得出来在耍流氓。

没有理论预测,或者随意调整预测,谁知道多大能级才撞得出来,花费成百上千亿建造大型对撞机,只有0.001%的胜率,这还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结果。

科学项目其实跟创业项目一样,你至少要画一个PPT说服投资人出钱,张口就说我要做马云,你投我一块钱,我还你一亿元,我信你个鬼哦。

国科大讲座上,面对高能所研一男生的不满,杨振宁吐露肺腑之言。

“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这个机器不能再做下去了,要造更大的对撞机,需要花更多的钱,至少要200亿美元。”杨振宁说,“别的国家没钱,大家说中国有钱。

“我知道我的同行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反对)是要把他们这行给关闭掉。可是这个对撞机要花中国200亿美元,我没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杨振宁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宏大理想,但是对于实现什么样的科学目标可是一清二楚,李政道与丁肇中等华裔诺贝尔科学家也来积极推动这件事。

而这一次,他们保持了沉默,丁肇中还是王贻芳的老师,高能物理界的大师级人物。

2016年,据研究理论物理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透露,丁肇中问及王贻芳最近忙啥,何说他想把SSC搬到中国来,丁肇中立马就说,”一点意思都没有“。

撞不出超对称粒子,超弦教在物理界的地位岌岌可危,从众星捧月到千夫所指,有重蹈当年以太说覆辙的风险。

超弦教埋怨LHC太小了,如果按照SSC的规模,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们把目光瞄向中国。

当今只有中国,才有这么大的财力与抢占基础科学制高点的渴望,才有可能上马这个超千亿的物理学三峡工程。

SSC复活的希望,在中国。

3

2014年,国际超弦教与高能物理研究所联手造势,组团来中国游说。

当年2月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希格斯粒子发现之后,基础物理学向何处发展?”的讲座,超弦教主威滕、教主导师戴维·格罗斯(David Gross),以及其他几位超弦干将悉数到场,王贻芳在会上发言。

格罗斯曾经提出“渐近自由”理论解释强力,获得2004年诺贝尔物理奖,该理论是标准模型的支柱之一。威滕是他教出来的最得意的弟子,两人都是犹太籍物理学家。

1999-2003年在任的CERN总干事鲁加诺·玛亚尼(Luciano Maiani)也在会场,有人问他,欧洲的加速器是怎么做到让各国都掏钱的?玛亚尼回答很干脆:

忽悠啊,我们说这是为了与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加速器竞争。

正如其所言,有亲历者回顾,那天本以为是高端物理学科普讲座,好不容易早去抢了个座位,结果听了一会发现这是个电视购物栏目….各种推销。

推销员很多,商品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版超级对撞机,超弦教负责讲解宇宙起源等科学意义,以及对中国一片大好的国际形势,王贻芳负责说明具体实施。

一虚一实的组团差不多就此定型,以后凡有超弦教来华,必有王贻芳的身影。

2015年,格罗斯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中国的科学大跃进》,力挺中国超大对撞机计划,生怕他的文章中国人看不到,他还特意让人翻译成中文。

醋醋忍不住多说一句,格罗斯如果懂得中国多一些,就会知道大跃进在中国并不是什么好词。

2016年8月1日,国际弦理论大会(Strings 2016)在清华大学举行,还是那拨人马,还是那套说辞。

世界物理中心将转移到中国,天下英才尽入彀中,溢出效应将让中国人受益无穷。

CERN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的万维网WWW,是证明粒子对撞机溢出效应最常用的例子。

万维网1980年就开始设计部署,1991年对外开放,最初是为了方便CERN内部协作,不关粒子对撞机啥事,与1994年立项2008年开机的LHC更没有一毛钱关系。

群体合作总会产生偶发不可预期的溢出效应,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

炼丹也有溢出效应,那就是火药。

一个多月后,一场关于中国该不该建超大对撞机的争论成为公众话题,继而引爆全球。

2016年9月4日,杨振宁授权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署名发表他的文章《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刷刷刷连出七剑,剑剑穿心。

杨振宁列举的7条反对理由,涵盖了项目预算超支、影响民生经济、挤压其他科研经费、不能实现预期科学目标、即便有发现也无法实用、中国为欧美作嫁衣裳,以及展望物理学未来两个发展方向。

当天王贻芳就奋笔疾书,洋洋洒洒6000言,一一反驳杨振宁的反对理由,第2天也通过“知识分子”发了出来。

如果高能所有一个成熟的公关团队,一定会拦住老王“stop!”利益所在,怎么说都是错,说得越多错得越多。

超弦教只能在心里骂猪队友。

而后更多科学家卷入争论,遍布国内外,除了奋战在第一线的新锐,还惊动了很多已成为江湖传奇的耆硕。

这其中就有当时还在世的霍金。

然而论学术成就,霍金也是这帮人中的小字辈。因为他们纷纷出来表态,不少人惊呼,教科书上那一串名字居然还活着。

虽然场面火爆,公众看到的其实都是马后炮,早在之前来自科学界的争议,就让王贻芳的超级对撞机计划遭遇挫折。

2016年6月16日,王贻芳的团队得到科技部3600万人民币资助,用于CEPC的预研。

但在当年7月,发改委十三五项目评审,CEPC仅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下一轮8亿人民币的资助请求。

醋醋获得的消息是,5票赞成,6票反对。赞成的全是高能领域,反对票里5票是非高能领域的专家,1票是政府方的代表。

除了屁股决定脑袋的支持,其他无论是从科学还是政经角度考虑,都投出了反对票。

王贻芳完败。

4

一般情况下,科学家茬架,都在科学共同体内找场子摆平,极少以菜场大妈的方式在大众媒体上吵个面红脖子粗。

当然这些科学话题大众也听不懂。

这次有关对撞机的争论,能够在2016年形成一场物理学的世界大战,余波传到2019年,为我等酱油党的日常八卦添加佐料,一是因为对撞机耗资相当于一座三峡大坝,已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科学研究,而是涉及广泛的社会工程。

二来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代物理学产生了深刻的裂痕,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科学共同体内,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的争议,往往就会扩散到大众层面。就如英国脱欧,保守党与工党谁也搞不定谁,干脆全民公投。

这个裂痕还得从爱因斯坦说起,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不相容,爱因斯坦晚年致力于统一场理论,试图将量子力学的电磁力与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合二为一,无果而终。

这不能怪爱因斯坦太贪心,引力与电磁力的方程,几乎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一对不在一起简直没天理,初中生见了都想撮合它们。


引力方程


电磁力方程

后来人们敲开原子核,发现量子力学除了电磁力,还有龟缩在原子核里面的强力与弱力,本来是一对力变成了四种力,都可以凑一桌麻将了。

这个时候杨振宁站出来,说咱们别管引力,先把电磁力、弱力与强力吉祥三宝给统一了,为此摸索出一套基于对称性与群论的数学框架,叫做杨-米尔斯规范场论。

杨就是杨振宁,米尔斯是与他一个办公室的研究生。

诺贝尔奖往往代表一位科学家的最高成就,极少例外,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杨振宁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它们都是框架理论(framework),很难被实验全部证实,而与诺贝尔奖无缘。


这些科学家,往往是天才中的天才,巅峰上的巅峰。

在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框架之上,物理学家们建立起了一套基本粒子的标准模型,并实现了电磁力与弱力的统一,姑且将他们称之为标模派。

标模派个个都是西部老牛仔,手提粒子对撞机左轮枪,对准他们预言的61个粒子,有如树起的61个靶子,枪枪命中,几乎个个十环。

由于是杨振宁提供的弹道机制,标模派每命中一枪,他的头上都会多一圈光环,其在物理学界中的地位,也愈加稳固和上升。

1994年,规范场理论发表40周年,美国富兰克林学会颁给杨振宁鲍尔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指出:

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可与牛顿的引力、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

但标模派的成功很憋屈,其创立之初就先天不足,没有把引力纳入其中,后来又发现了暗物质与暗能量存在,我们可感知的61个粒子构成的物质只占宇宙4.9%。

另外,由于标准模型预言的大多数粒子都是高能状态下的粒子,无法独立存在于自然界,基本上不能实用,这也是杨振宁不看好对撞机发现的一大原因。

标准模型就像是一个金鸟笼,把人类禁锢在笼中。

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家更希望找出理论的破绽,胜过证明理论的渴望。

然而讽刺的是,验证标准模型的实验数据与理论的预测,也是有史以来最匹配的,标准模型几乎牢不可破。

这就好比玩密室逃脱,科学家们明知室外有室,他们疯狂地找齐61件物品之后,还是没有打开大门的钥匙,其失望可想而知。

这个时候,作为物理学的超哥,超弦教站出来说,我能把引力囊括进来,我带你们去找钥匙。

超弦教凭借的是一本数学葵花宝典。

“葵花在手,江山我有。日出东方,唯我不败!”

超弦教一班人马,手提数学葵花剑,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好不威风。

他们有一个难以启齿的难言之隐。

众所周知,要练就葵花宝典,须得满足八字真言,“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凡踏入超弦教,此生就得与实验验证的硬气彻底无缘,而实验才是物理学以及所有科学扬名立万的长枪短炮。

当初杨振宁提出杨-米尔斯数学框架,由于没有物理意义,被冰封了十几年,后来结合物理模型并被重整化(可精确计算),才成为神兵利器帮助对撞机瞄准射击扬名立万。

科学终究是热兵器的江湖,超弦教光凭一把葵花剑虚张声势,是走不出黑木崖的。

超弦教教主威滕,拿遍了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大奖,甚至连号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都拿过,就是独缺一个诺贝尔奖。

标模派是痛苦的枪手,超弦教是不甘的剑客。

2012年超弦教找到俄罗斯互联网投资家尤里·米尔纳,搞了一个基础物理突破奖,奖金300万美元是诺贝尔奖的三倍,堪称科学界“第一巨奖”。

由于评委会主席就是威滕,所以每年获奖者大多是超弦研究者或其盟友,如王贻芳就得过,今年的基础物理突破奖给了研究超引力的科学家,充分展示了什么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

后来谷歌公司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及其夫人、中国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等互联网大佬也陆续加入,还分设了生命科学突破奖、数学突破奖等奖项。

今年的腾讯WE大会,有格林与王贻芳参加,或许与此有关。

这系列突破奖无需实验验证也能获奖,摆明了就是叫板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只颁给经实验验证的科学理论,它不奖励聪明或成功,而是奖励正确。

成功只是暂时的,正确才能长久,所以突破奖搞了7年多,主要还是超弦教自嗨,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拉赞助的本事一流。

基础物理突破奖拿再多,也顶不了一个诺贝尔奖,而唯一可能通过实验间接验证超弦的,就是超对称理论。

超弦教做梦都想拥有一杆枪,就是超级大型对撞机,当标准模型的预言被一一验证之后,还能鼓捣世界各国政府把天量的经费投入到高能物理中,超弦许诺超越标准模型,通往终极理论的梦想立下汗马功劳。

这就是为什么超弦教拼命游说中国搞超大对撞机的背景。

5

在科学界,最早实名反对中国超大对撞机的不是杨振宁,而是一个叫王孟源的人。

2015年1月与12月,王孟源写了两篇文章,《高能物理的绝唱》(一)(二),指责CEPC将大笔钱财当闪电,将快要死透的高能物理这具尸体转化成Frankenstein(弗兰肯斯坦)式的科学怪人,以行尸走肉式的存在撑到教授群的退休期。

王孟源的文章发表在台湾的个人博客上,大陆没有梯子看不到,前后两篇文章发表了一年多时间,乏人问津。

但王孟源的身份不简单,他是哈佛大学高能物理学博士出身,亲历过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兴建与夭折,对高能物理圈与对撞机知根知底。

文章点名批评了丘成桐积极参与这个骗钱的把戏,他在2015年10月份与人合作出版了科普书《从长城到大对撞机》鼓吹CEPC。

丘成桐是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该奖号称数学中的诺贝尔奖。

超弦理论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做卡拉比-丘空间,这里的丘就是丘成桐。前面超弦告诉我们,宇宙有7个维度被紧致化了看不见,如何紧致化的,它们跑去了卡拉比-丘空间。

如果要说超弦教在中国有代言人,则非丘成桐莫属。超弦教组团来华的活动,都是丘成桐操办主持。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搞数学的,痴迷物理学装置,就是没有搞清楚丘成桐与超弦的关系,以及对撞机之于超弦的重要性。

而将超大对撞机争论从科学界内部引向公众的始作俑者,也是丘成桐。

2016年8月7日,丘成桐接受新华社专访,希望在长城入海处建设下一代巨型对撞机,这是CEPC首次大范围内向公众公开。

新华社文章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中国版大对撞机一时成为新闻热点,媒体自然不会错过这个选题。

有记者挖出王孟源的文章,一看是专业出身亲历第一线,猛料十足,还涉及丘成桐,就找到后者希望他能有所评论。

丘成桐应该是仔细看了这篇文章,2016年8月29日,他在微信公号“老顾谈几何”发表意见,详述自己扒出王孟源老底的过程。

如果爆料不痛不痒,丘成桐岂会care王孟源的背景身份。就如郭德纲说的,我正眼看你一眼都是输。

作为哈佛大学兼任数学系与物理系的双料教授,丘成桐很意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王孟源的名字。

几经求证,丘成桐在哈佛大学的教授朋友们终于找到了王孟源的导师,原来是一个没有系中升职的助理教授,难怪哈佛资深高能物理学家不认识王孟源。

丘成桐更是指出,王孟源博士毕业以后,就没有什么学术上的论文成就,而是转行做了几十年的生意。

言下之意,王孟源没有资格在对撞机上面说三道四。

这种论资排辈的人身攻击,一般人都会不爽。科学讲究客观实证,向来尊重事实,不看出身,想当年爱因斯坦还只是一个小小专利员。何况王孟源的哈佛大学高能物理博士学位并不假。

而且丘成桐当时还不知道的是,王孟源的导师是格拉肖的关门弟子,格拉肖想把超弦挡在哈佛门外无效,愤而离职,王孟源的导师也无法获得升职。

研究基础物理学发表论文,必须在数学上自洽,只能走超弦这条路。大学没有论文,地位就会下降,哈佛扛了一年扛不住,还是把超弦引进来了。

哈佛大学理论物理的主流教职,逐渐被丘成桐等超弦教占领。

当然丘成桐也是货真价实的顶级科学家,不可能不知道贬人身份落了下乘,醋醋倒是觉着,王孟源点到了要害,面对记者的采访,丘成桐只好通过这个损招,来降低其文章的影响。

只是千不该万不该,丘成桐提到了杨振宁,他不相信杨振宁会反对建对撞机,因为在他看来,对撞机的每一次发现,都会巩固杨振宁在科学界的地位。

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杨振宁借势公开发表文章反对中国建大型对撞机,原本在科学界的争论瞬间变成大众茶余后的谈资。

这逼得王贻芳不顾利益相关人身份,亲自上场肉搏,估计心里也在骂猪队友。

杨振宁为何不惜与科学界同行撕破脸皮,一点面子都不给丘成桐,这又与物理学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撕裂有关。

6

弦理论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创,蛰伏十多年后第一次革命爆发,升级为超弦后独霸理论物理界,却始终无法被实验验证,叠床架屋的论文堆砌,以及长期霸占各种学术资源,引来不少物理界同行的反感。

2006 年, 超弦理论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公关挑战, 两部 “反弦” 著作相继出版, 其中一本是圈量子引力论阵营的李·斯莫林(Lee Smolin)所写的, 书名是《物理学的困惑》,另一本则是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助教彼得·沃特(Peter Woit)所写的, 书名更不客气, 叫做《甚至都不配称为错误》。

两本书的副标题很直白,一个是“弦理论的兴起,科学的衰落”,另一个是“弦理论的失败与物理定律的统一”,前者明示弦论的崛起是物理学的堕落, 后者暗示弦论的完蛋是新生活的开始。

这种“反弦”情绪在2015年达到顶峰,LHC基本排除了超对称理论的存在,物理学界多年来的期盼成了一场空。

2015年,除了王孟源在中国开炮,还有另一群科学家聚首德国慕尼黑大学,于当年12月7日至9日召开了一场物理学界的“扩大会议”,群情激昂,声讨超弦与多重宇宙理论长期以来无法证伪,破坏了科学方法的整体性以及科学在公众中的声誉。

超弦教德高望重的教主导师格罗斯参会迎战。面对诘难,格罗斯舍车保帅,承认多重宇宙就算在理论上也无法观测,但仍坚持超弦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尤其是这么多年来,在通往终极理论的道路上,没有其他理论可以与之竞争。

你们嚷什么嚷,光破还得有立啊!

杨振宁对于超弦又是什么态度呢?

早在1986年超弦第一次革命成为物理界的显学之际,杨振宁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第五次谈话就讲得很明白:

杨振宁

我很难相信这个理论最后是对的,超弦没有经过与实验的答辩阶段,它很可能是一个空中楼阁。如果你问我,我要不要去做超弦,我的回答是我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去搞这种东西。

我一定会去做纯粹数学,在纯粹数学中妙的东西很多。我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时间和能力去做对数学有真正发展的工作,而去做既非物理又没有长久数学价值的东西呢?

7

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有一个统一大业,将物质与规律尽可能还原成最基本的存在。

就如围棋一样,千变万化的棋局背后都是一个统一的规则,以及黑白两子与棋盘。

人类有个梦想,只要统一了物质的基本结构、物质的相互作用和运动转化规律,就会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到时候宅男只要打个响指,就能变出个林志玲带回家。

在这条统一的大路上,走着几个高大的背影,在伽利略统一了运动与静止之后,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把天上和地上的现象统一起来,打开通往机械工业革命的大门。

麦克斯韦紧跟其后,琢磨出一个方程组,统一了电、磁、光,各种宏观上的弹力、摩擦力都可以归结为微观上的电磁力,人类从此进入电气时代。

爱因斯坦叼着烟斗走来了,他先用狭义相对论劝和了麦克斯韦方程组与牛顿力学,统一了低速与高速,时间与空间,再反手甩出E=MC^2,一个简单的质能方程引爆了原子弹。

就在这时,高歌猛进的统一大业突然卡壳了,狭义相对论好说歹说,牛顿引力就是不听劝,爱因斯坦一怒之下,将引力赶出了物理王国,流放到几何空间,安置在广义相对论中。原来星球之间有引力,并不是它们吃了大力丸,而是吨位太重,将时空压弯了,引力是一种几何现象的呈现。

在爱因斯坦忙着收拾引力的时候,一群科学家排成方队踢着正步走远了,这里面有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量子力学山头上一堆大王,广义相对论山头上只有爱因斯坦一个光杆司令。

爱因斯坦一看这还了得,天无二日,国无二君,量子力学岂能不服王化,他打磨统一场论,要收服这帮散兵游勇,可惜终其一生也未能北定中原。

这个时候就轮到杨振宁上场了,他从口袋里面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说我搞了一套数学框架理论,有望统一电磁力、弱力与强力,咱们量子力学内部好说好商量,枪口一致对外,再去干引力。

这个数学框架就是前面提到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当年杨振宁是硬着头皮站出来的,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可以理解,1954年发表论文的时候,他还没有拿诺贝尔奖,更要命的是,理论要求传播强力与弱力的规范玻色子没有质量,这与其短程力的物理现象矛盾。

发现泡利不相容现象的泡利,也想过类似的办法,但是他一看这个矛盾就打退堂鼓了,对于杨振宁毫无顾忌发表论文,本来就是一副坏脾气的他更加火冒三丈,当场就把杨振宁怼得下不了台。

其实这个问题杨振宁也心知肚明,为什么他敢于跨出这一步,泡利却不能呢?

这涉及到当代物理学研究范式的一个重大转折。

8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这句《哈姆雷特》的台词成为家喻户晓的永恒经典,莎士比亚道出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纠结——我该如何抉择?

当代物理学也很纠结一个问题——撞还是不撞。

一位伟大的厚黑学政治家曾经揭晓了所有重大斗争背后的秘密:

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

围绕中国超大对撞机的争论,背后其实还是科学权力之争,超弦与凝聚态物理的角力,其焦点又集中在各自的基本思想。

杨振宁成名粒子物理学,但在后来转向凝聚态物理。

这场物理学的世界大战从美国打到欧洲,胜负1:1,现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胜负难分。

美国那场仗打输了,经费超支并非主要原因,据温伯格透露,来自国际空间站的竞争扼杀了SSC。

这个项目经费高达25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SSC的费用,说明SSC被裁还是因为科学价值不够硬。

在美国众议院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议上,美国凝聚态物理大佬菲利普·沃伦·安德森(Philip Warren Anderson)陈述四大科学理由,给了SSC致命一击。

其中一条是安德森的核心理由——与日常相关的科学也同样基础。

很多人心中的基础科学,要么是研究远小于基本粒子的普朗克尺度,要么是放眼宇宙尺度研究黑洞这样的天体,但是研究雪花的形成、人的思维、经济规律这些日常行为也同样基础。

它们听起来没有那么牛逼,但是更加实用。

安德森是197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开创了凝聚态物理一系。2006年何塞·索勒的一份分析统计比较了论文参考文献与引用数,指出安德森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物理学家。

凝聚态物理的前身固体物理学,催生了半导体,是PC、手机、电视机、照相机、互联网、硬盘、处理器、闪存等电子产品的共性,成为IT浪潮的奠基石。

格拉肖称当今全球GDP有2/3来自量子力学的贡献,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来自量子力学的分支固体物理学,加入液相后固体物理升级为凝聚态物理,80年代还发现了高温超导材料。

从超导体出发,安德森建议粒子物理学家寻找产生粒子质量的机制,启发了后来的希格斯机制。

由于杨振宁的努力推动,中国的凝聚态物理欣欣向荣。当年安德森陈述就不无酸意地指出,美国的超导研究已经落后于中国。

针对超弦的目标“Theory of Everything”(万有理论),安德森写了一篇杀气腾腾的檄文《More is different》(多则异,量变引发质变)。

安德森:

将万事万物还原成简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从这些规律出发重建宇宙的能力,不能依据少数粒子的性质简单外推出多粒子复杂集聚体的行为,相反在复杂体系的每一个层次会呈现全新的性质。研究理解此类新行为,就其基础性而言,与其他研究相比毫不逊色。

换言之,我们不能从一些最简单的基本定律去推出各个尺度各个复杂度下的物理,因为物理学在从基本走向非基本,从基本粒子走向多体时,并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而是会产生1之外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属于这些所谓的“外延性学科”的特有属性和现象,并不是由微观的基本定律可以直接推导出来的。

这其实就是当年亚里斯多德反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现代科学翻版。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柏拉图相信有个完美的普遍理念,投影出不完美的世界,而亚里斯多德认为普遍是寓于具体事物之中。

柏拉图认为这个普遍的理念存在于几何之中,柏拉图学院大门上写着醒目的一行“不懂几何者严禁入内”,这何尝又不是当今以超弦为代表的理论物理的写照。

亚里斯多德出生医学世家,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医学训练,这种医学训练培养了亚里斯多德特别重视经验事实的思维方式。所以亚里斯多德认为理论知识不能脱离经验事实,他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就指出:

倘有理论而无经验,认识普遍事理而不知其中所含个别事物,这样的医师常是治不好病的。

柏拉图代表了还原的本体论,亚里斯多德代表了涌现的实体论。(醋醋认为两种概念,是比唯心与唯物更基本的哲学对立,唯心唯物还是还原论的体现,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展开了)

这两师徒的缠斗从古希腊哲学一直打到中世纪神学,近现代科学还能时常看到他们刀来剑往。

9

杨振宁本来是柏拉图的传人,1954年他明知理论上有物理的缺陷,还是坚持发表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就是因为他对数学的信心胜过了对物理的怀疑。

一来强力弱力很复杂,有可能是应用层面上出了问题,而非错误;二来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对称性非常棒,杨振宁深信这么优美的数学理论不会错,而且当时它和两个已经有稳固实验基础的理论结构有密切关系,它们是同位旋守恒和麦克斯韦方程。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华罗庚尊崇的数学大家,深受家庭熏陶,杨振宁是物理界的数学战斗机,但在物理直觉与实验上稍逊一筹,尤其是实验,同事揶揄,“哪里有杨,哪里就有爆炸”。

幸好杨振宁赌对了。后来盖尔曼的“夸克模型”、格罗斯的“渐近自由”、格拉肖、温伯格与萨拉姆的“弱电统一”、霍夫特的“重整化”帮助完善了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物理与数学框架,最终成就了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

这颠覆了过去的科学研究范式——在实践中总结理论再予以验证。先有物理框架,再有数学描述。

杨振宁是立足于数学的对称性搞出理论,再与物理模型结合得到实验验证。先有数学框架,再有物理描述。

杨振宁警告不要被数学的价值观念所吸引,并因而丧失了自己的物理直觉。他曾把数学和物理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一对树叶,它们只在基部有很小的共有部分,而其余大部分是分开的。

所以杨振宁敢于跨出那一步,而泡利不敢越雷池半步。

世界不过是数学的投影。如果说柏拉图是这个理念的始作俑者,那么爱因斯坦就是将其付诸实践的开山祖师。

当年爱因斯坦以一己之力,通过黎曼几何搞出广义相对论,至今还是科学史上的神话。

1919年,英国物理学家爱丁顿在日食时观测到太阳引力让星光产生弯曲,这是首次对广义相对论的实验验证。有人问爱因斯坦,万一实验结果和理论不符合该怎么办呢?爱因斯坦如是回答:

那么我将为上帝感到遗憾——我的理论肯定是正确的。

在爱因斯坦心中,数学上这么美的理论,怎么可能错呢?

久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后来爱因斯坦再用这套方法研究统一场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1947年,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怀着崇敬的心情找到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斯(Helen Dukas),请求爱因斯坦见他。会见前一天,他开始担心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能与伟人讨论。于是,他从杜卡斯小姐那儿拿回爱因斯坦最近的科学论文,都是关于爱因斯坦构造统一场论的。当晚,戴森读了那些文章,觉得都是些垃圾。

科学家不是商人,不习惯曲意逢迎,又不好当面指出偶像的问题,第二天戴森不得不找了个理由放了爱因斯坦的鸽子。

后来,戴森为量子电动力学(QED)的建立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QED是一种规范场理论,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量子化。

杨振宁就是受到QED的启发,在量子场理论中引入了规范场,来描述强力与弱力。

爱因斯坦晚年与小他年龄一半的哥德尔成了忘年交,奇怪的是,表现出倾慕之情的是年长的巨星,爱因斯坦公开表白自己“去上班不过是为了和哥德尔一起走路回家。”两个人散步的背影曾是普林斯顿的一道风景。

爱因斯坦不喜欢迪斯尼的动画片,他讨厌一切中产阶级的东西,有一天哥德尔打电话说想去看一场,爱因斯坦披上大衣出门就去了电影院。

他们之间到底为啥这么好,两人在世都守口如瓶,所以至今也无人知晓。

从思想上来看,哥德尔在数学领域中提出了不完备性定理,证明了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只要包括了简单的初等数论描述,而且是自洽的,它必定包含某些系统内所允许的方法既不能证明真也不能证伪的命题。

也就是说,“无矛盾”和“完备”是不能同时满足的,既完美又统一是不存在的!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让希尔伯特的数学大一统梦想变成了令人沮丧的噩梦。

这是不是也适用于物理学上的统一场论呢?或许哥德尔就是这样击中了爱因斯坦的心灵。

在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来纸和笔,最后一遍徒劳地验算统一场论。

自然不欣赏我们的神话。

爱因斯坦幽幽地说出这句话,与发表广义相对论的豪情壮志判若两人。

10

2012年3月,在“北京弦理论国际会议”上,霍金演讲《哥德尔和M理论》,直面了这个问题。

作为统一场论的继承者,超弦的最高形式M理论恐怕也是一场空想。霍金说,他的这一推测基于数学领域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在物理学领域,很可能存在类似的规律,因此建立一个简一的描述宇宙的大统一理论是不太可能的。

霍金人在椅中,神游天外,他发现黑洞不黑,黑洞不是饕餮只进不出,仍有信息逃逸出来,由此得出霍金辐射,被认为是多年来理论物理学最重要的进展。

1996年,库姆伦·瓦法(Cumrun Vafa)和安德鲁·斯特罗明格(Andrew Strominger)关于量子黑洞的研究,成功地利用弦理论和统计力学,通过计算黑洞的微观量子态,导出了黑洞的贝肯斯坦-霍金(Bekerstein-Hawking)熵公式,这一结果提示弦理论也许能最终解决霍金提出的黑洞信息丢失疑难。

自那以后,霍金开始对超弦产生兴趣,不过2012年的演讲证明,或许霍金认同超弦的某些应用,但是不看好其大统一的目的。

这并非贬低科学史上那些辉煌的统一成就,还原论思维结合数学工具,是人类从纷繁芜杂的现象总结简洁优美规律的高效手段,但手段并不等于目的,事实上每一次统一之后,就会产生意外的发现,指向新的方向。

为统一而统一,超弦不惜为了数学自洽引进超越现实的额外空间维度,反而发散成了几乎无穷大数量的宇宙,成为了吓唬公众的玄学。

物理的真,数学的美。避开繁琐的现象归纳总结,通过发现数学的美来反推物理的真,这是一条捷径,但不要忘了,再美的数学也需要得到验证,最终指向物理的真,否则有可能你迷上的是白骨精。

如何分辨呢?很简单,数学的美能够产生物理上的预言,可以被实验证实或证伪,就是范冰冰,而不是白骨精。

最经典的例子还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发表之初就预言了三个物理现象:星光弯曲、黑洞天体、引力波,都一一得到验证。

如果爱因斯坦说不出物理预言,或者只给出了引力波这种遥遥无期的观测,他在科学上的地位可能就要打一个折扣。

反观超弦与超对称理论,就不满足这个条件,有如皇帝的新衣,你们看不到额外维与多重宇宙?那是不够聪明。不能预言有效的物理现象,超弦终归是一场数学游戏。

当年LHC上马,好歹还有希格斯粒子保底,CEPC有什么?实验依据不足,目的不明,再加上天量巨资,作为一个有责任的科学家,杨振宁能不反对吗?他给出两个方向建议,进一步研究加速器原理,或专注弦论美妙的几何结构。

其实就是在暗示王贻芳与丘成桐,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就不要在一起瞎搅和了好吗。

前不久,物理学家马塞洛·格莱塞(Marcelo Gleiser)获得了150万美元的2019年邓普顿奖,该奖为奖励“精神进步”而设立,与基础物理突破奖性质差不多。

反思过去几十年来痴迷统一与超弦,他在2008年回答著名的“第三文化”的论坛“缘”(www.edge.org)的年度问题说得很实在:

格莱塞

几年前,也许因为我更深刻认识了形成科学思想的历史和文化过程,事情突然变了。我开始怀疑统一,觉得它不过是实在的一神论在科学的翻版,是在方程里寻找神的存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粒子加速器没有,冷暗物质探测器也没有,没找到磁单极,没看到质子衰变,过去几十年预言的所有统一的迹象,都没有……

思想决定你的人生,那是哲学;上帝决定你的信仰,那是神学;方程决定你的逻辑,那是数学;事实决定你的认知,才是科学。

11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杨振宁很喜欢用高适《答侯少府》这两句诗来描述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其极度浓缩性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或如布雷克的名诗:

一粒砂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杨振宁曾比较狄拉克与海森堡,前者横空出世的狄拉克方程,是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的第一次融合,没有任何渣滓,直达宇宙的奥秘,似乎已把一切都发展到了尽头;

后者成名绝技不确定性原理,像是在雾里摸索,显得朦胧、绕弯,没有做干净,还要发展下去。

海森堡坚持只能从一些直接可以被实验观察和检验的东西出发,而不是想象一些图像来作为理论的基础。他并非不重视数学,需要的时候顺便发明了矩阵。

狄拉克的灵感则来自他对数学美的直觉欣赏,他在1963年曾经明确表示:“在我看来,一个方程拥有美感,比它符合实验结果更为重要。”

这又何尝不是杨振宁走过的路子,他曾经表示,“从我个人来讲,我是更欣赏狄拉克的风格”,但是他又在后面加了一句,“很多人认为海森堡的贡献比狄拉克还要更高一筹。”

《道德经》有言:”大成若缺“。

若世界有太多的对称,就不再有意外出现的可能性了,这将是一个稳定但僵化的世界。

巴赫的音乐以和谐著称,有数学与宗教之美。贝多芬的音乐引入人的情感,打破均衡,通过沉默与爆发展现了音乐力量性的一面。

艺术至美就在于对称性与不对称性之间的张力。

杨振宁基于数学的对称性推出杨-米尔斯方程,却又与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证明世界并非对称获得诺贝尔奖。

通观杨振宁的每一个抉择,你不得不佩服,他几乎每一步都踏对了节奏,无论是科学还是人生。

坚持自己很难,超越自我更难。

杨振宁也有没想到的地方,他反对建超大对撞机,产生了一个溢出效应:

当年被他得罪过的中国男人,都黑转粉了。

12

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任何实验支持。

当醋醋问及超弦前景,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如是说。

1984年,第一次超弦革命席卷物理学界,李淼还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天体物理,超弦描绘的宏大图景,吸引他投身这股热潮,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研究超弦的科学家。

此后有15年时间,李淼都在海外求学,足迹遍布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哥本哈根大学波尔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美国布朗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

在世界顶尖科学氛围的熏陶下,加上自身努力,李淼在超弦理论、量子场论、宇宙学等领域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1999年,李淼作为中科院“百人计划”的入选者回到国内,成为国内超弦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

彼时,威滕掀起的第二次超弦革命如火如荼,5个超弦理论被统一成一个M理论。

威滕曾经梦想当一名记者,大学主修历史学,辅修语言学,毕业后成为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的幕僚,帮助其竞选总统。

麦戈文惜败于尼克松后,威滕失去了社会政治领域的兴趣,重返大学致力学术研究,不过这一次他选择理科方向,专攻物理学与数学。

弦理论是21世纪的物理学,却偶然地落到了20世纪。

这句超弦最有名的公关slogen就出自威滕之手。

当威滕在1995年找到统一5个超弦理论的方法时,因为理论模糊粗糙,还不够精准完备,他的公关天赋再一次被激发,M理论的命名堪称科学史上一次绝妙的标题党行为。

威滕解释,这个M可以理解为魔力(magic)、神秘(mystery)、母亲(Mother),也可理解成假想的物质基本结构膜(membrane),超弦创始人之一施瓦茨受到启发,还将矩阵(matrix)加到M的解释中。引入中国后,M理论甚至与汉字谜(mi)、秘(mi)产生了联系。

如今距离第二次超弦革命已有24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弦论突破需要的时间,一直没有重大进展,第三次超弦革命遥遥无期。

在超弦界颇有建树,并出版了一本《超弦史话》的李淼,也于2015年受邀南下,担任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领衔探测引力波的“天琴计划”。

引力波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的物理现象,其在2016年得到观测证实,李淼此举,意味着他回到了传统物理理论研究。

种种迹象反映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M理论的M,有可能是物理学史上最大的错误(mistake),最令人痛心的失落(miss),最长久的迷梦(mi、meng)。

超弦的弦,也快成了玄学的玄。

《三体》小说中,外星人发射智子到地球,锁死了LHC的发现,以致人类不能发现更加底层的粒子结构,导致现代科学踯躅不前。

而李淼对醋醋表示,实验没有问题,是超对称理论错了。

那么这是否表明,李淼研究了30余年的超弦理论,已经实质上破产?

李淼对此保持了长久的沉默。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科学的江湖 (下) — 评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在没有父母的老屋,我只是故乡的客人

作者:孙道荣

老家亲戚的孩子结婚,邀请他去喝喜酒。他欣然应允。

回到了故乡,从车站走出来,他却有点恍惚了,喜宴是明天,他不知道是直奔亲戚家好,还是该先找个酒店住下,明天再赶过去?

这是母亲过世后,他第一次返乡。父亲早年就过世了,3年前,母亲也走了。

办完母亲的丧事,他在县城的妹妹家小住了几日。临别时,妹妹对他说:“哥,以后回来你就上我家住吧。”当时他点点头。

但是,当他再次回来,站在熟悉却又陌生的车站出口,他忽然发觉,自己不知道该往哪去了。

以前当然不是这样。

父母在时,每次回来,不管多晚,他都不担心,他会打个车,直奔县城20里外的家,那个他从小长大的乡村。

有时候,他会提前告诉父母他要回来;有时,他也会忽然就出现在了家门口,让父母又惊又喜,嗔怪他搞突然袭击。

也有时候,他并不急于回家,先到县城的妹妹家歇个脚,然后,再和妹妹全家,一大帮子人,浩浩荡荡地回乡。

一到村头,就看见了手搭额头眺望的老母亲,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脚,天知道她从几点就站在村口了,一定是妹妹提前告诉了老母亲。

每次这样兴师动众地回来,陈旧的老宅,忽然被人声塞满,兴奋得吱吱作响。老宅只在他们回来时,才再一次呈现出欢乐、饱满的样子。

这才是他熟悉的老宅的味道,家的味道。

但这一次,他恍然不知去处。

他自然还可以像以往那样,先到妹妹家去。他和妹妹很亲,妹妹的儿女也和他这个舅舅很亲,但是,那终归是妹妹的家。

以前落个脚,甚至小住几日,都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有自己的家的——父母在家里等着他,他随时可以回家。

现在,再去妹妹家,就只能住那儿了,而不是中转一下,他真正成了一个借居的客人。想到这里,他突然提不起兴致去妹妹家。还是先回老屋看看吧。

他在心里,用了老屋这个词,而不是家。父母不在了,那里也不是家了。

他叫了辆车,回到老屋,对司机说,你在路边等等我,我还要回城的。老屋的一个墙角,已经坍塌。母亲去世后,他和妹妹们将母亲的遗物整理好,锁上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绕着老屋转了几圈,残破的老屋,和心中那个家,一起坍塌一地。

在村口,他遇见一位邻居。邻居说:“回……”话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变成了邀请:“要不,上我家坐坐吧。”

他谢了乡邻,那一刻,他意识到,对这个从小长大的村庄来说,他是客了。

他乘车回了城,入住一家酒店。

犹豫了一下,他还是给妹妹打了电话,告诉她,他在县城,住在某某酒店。妹妹嗔怪说:“住什么酒店,咋不来家里住?”他讪笑无语。妹妹又说,“那你过来吃晚饭吧”。他答应了。

在妹妹家楼下,遇见了买菜回来的妹妹。邻居看看他,对妹妹说:“家里来客了?”妹妹立即说:“什么客,我哥!”

妹妹的话,让他感动,可是,他知道,那个邻居说的没错。

在妹妹家,他是客;在故乡,他也是客。

那天晚上,他喝了不少。回到酒店,迷迷糊糊接到儿子的电话,儿子问:“爸,你明天在家吗?我们回家来哦。”他告诉儿子:“我回老家了,但是,你妈在家呢。”

放下电话,他泪流满面。

在家乡,他已是客了。但是,只要他在,妻子在,远方的家就还是儿子的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