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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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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亚生

（原）编者按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多个阶段。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过去40多年里，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

黄亚生教授表示，由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极大地影响中美两国各个层面的交往。

本文由“亚生看G2”首发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分艰难的阶段。两个世界大国在这场全球大流行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没有选择紧密合作，而是选择了两败俱伤的对抗。今天这篇文章谈谈美国在过去40多年的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从1978年到现在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和强调。第一，这里所谓的“共识”指的是美国内部对中美关系相对统一的认识，而不是指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更不是指中国内部对中美关系达成的共识。第二，所谓的“共识”绝不是铁板一块，很多时间在美国内部是有争议的。比如“交往战略”共识在小布什（2001-2009）和奥巴马（2009-2017）时期已经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和质疑。

地缘政治（Geopolitics）共识 （1978-1991）

          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到苏联解体的这十几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稳步的发展。在这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用三点来概括。

第一点是美国选择了接受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现状。1978年12月16日，中美联合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双方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交。与此同时，美国同意结束与台湾政府的正式外交关系。中美的建交表明了美国正式放弃了对大陆的封锁和孤立政策（50-60年代），选择承认和接受中国大陆在世界舞台上有着一席之地。

第二点是美国认为在美苏对抗的大环境下，中国具有平衡地缘政治的重要功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就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内积极推行“联华制苏”的观点。1978年，他撰写了一份名叫《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的报告，强调必须通过“积极大胆地发展美中战略性关系”，还击苏联扩张。布热津斯基这个观点在苏联侵略阿富汗以后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布热津斯基还积极推动对华军售，希望可以“技术扶华”对抗苏联。卡特政府展开了和中国的教育，科技领域的合作。

第三点是美国对“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有一定的期待。除了抗衡苏联，布热津斯基积极推动通过对华军售来“技术扶华”的另一个主要论点就是中国当时正在“告别文革”，对华的技术扶持可以鼓励其继续深化实践改革开放的道路，使其在制度上逐渐贴近西方国家。这个观点形成了下面讨论的“交往战略共识。”

布热津斯基（图左）和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图右） 图片来源：RT News

“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6）

          随着苏联的解体，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虽然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在美国眼中失去了平衡地缘政治的重要功能，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促使美国选择深入与中国的合作交流。在1991年到2016这二十多年里，虽然中美关系也多次出现过波折，但两国关系总体上还是逐步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对于美国来说，支撑这二十多年对华方针的核心是：“交往战略” （Engagement Strategy）。

我在2018年的一篇公众号文章《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中介绍过“交往战略”的含义。“交往战略”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影响中国的经济和体制改革，它和“遏制战略”最本质区别就在于它认为美国不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应该帮助和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崛起过程中。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接受留学生、鼓励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都是基于“交往战略”这个思维模式。多年来，美国政治、知识和商业精英相信通过和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通过允许这些国家参与到更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来，可以推动这些国家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推动市场开放。这个观点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也被小布什用来作为支持持续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论据。

“交往战略”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 图片来源： RT News

对于美国来说，“交往战略”肯定有经济的考虑。但这里有些细节很重要。第一，美国是个多元的社会，虽然政界、商界和学界可以对某个问题达成共识，但是他们达成共识所依据的逻辑可以是不同的。商界考虑比较多的是经济方面的利益，但是政界和学界考虑比较多的是上面提到的“交往战略”对体制演化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 所谓的“商业利益”是有一个具体定义和理解的。在“交往战略”共识形成的初期，人们对“商业利益”的普遍理解是由进入中国市场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通过效率提升—比如降低劳动力的成本—所带来的利益。在经济学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由扩充带来的增长（Extensive margin growth），一个是由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增长（Intensive margin growth）。市场进入对应的是前者，而降低成本对应的是后者。从经济角度，多赚一块钱（市场进入）和节省一块钱（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说是等同的，但是从心理和政治角度，区别非常大。扩充带来的增长的受益者可以是资本也可以是劳工，也可以双方都收益，但是效率的提升主要的受益者是资方和高技能的劳工。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交往的获利主要是从效率的提升中获得的，这成为了日后美国内部质疑和中国经济交往的一个原因。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

             美国国内对华态度一直不是只有一种声音的。“交往战略”这个共识在美国内部的质疑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获利被认为不是双赢的：资方获利是建立在劳方失利的前提下。“交往战略”的这二十几年里，从中国获得的商业利益，主要是由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一个是通过低成本劳动力，还有一个是通过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但不是由市场进入带来的销售扩充。这种提升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加速了美国的贫富不均和锈带制造业的衰退。

          对“交往战略”的另一个质疑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内部并没有发生交往战略所预期的体制改革，而且有向相反方向发展的种种迹象。2014年我和几位学者一道同奥巴马进行过一次交谈，他当时已经对“交往战略”的几个假设提出了各种的质疑。特朗普2016年上台后，美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交往战略”，但是美国商界和学界整体放弃“交往战略”是在2018年上半年，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体制变化。

“交往战略”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 图片来源：RT News

          美国最先改变的是在贸易领域。美国开始转而寻求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要求中国遵守其期望的贸易规则。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决策者不认为中国内生的法制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它加入WTO时做的承诺，而必须靠外部压力。这是贸易战共识的基本假设。我在《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中就谈到，这后面有深层的因素，包括代表美国鹰派崛起的特朗普，但更重要的推动因素是中国自己这几年国内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的发展。美国放弃“交往战略”绝对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交往战略”从来没有排斥中国的经济发展，它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会不会影响经济和体制的发展。“贸易战的共识”的前提就是它否定经济交往会带来任何对中国经济和体制的发展的影响。

          如果把“交往战略”比作是“先交货后交钱”，那么特朗普任下形成的贸易战共识可以被形容为“先交钱后交货”，要求中国先遵守贸易规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

          特朗普对华贸易的强硬做法在美国国内各界，以及两党内都是受到广泛支持的。虽然美国内部对贸易战的这个手段有分歧，但对其的目标、目的是有共识的。比如说，一贯亲华的苹果CEO库克在贸易战期间表示中美过往贸易确实存在需要调整的时候和地方。再比如，华尔街巨鳄黑石集团（Blackstone）创始人苏世民（和中国官方、民间有长期交往）2019年接受电视节目采访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长期被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伤害（不保护知识产权、市场很难让外国自由进入等等）。”贸易战期间，民主党人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表示她并不担心对华关税，并称这应该是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她指出美国应该更有“攻击性的”向中国施压。我在之前参加一个加州学术会议的时候也发现，美国现在很多年轻的智库学者，即使是民主党人，也对华越来越强硬。

在中国问题上，苏世民一直属于华尔街的温和派，但他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也有自己的担忧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虽然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移民政策、退出全球变暖、退出伊朗核协定等举措有强烈分歧，但美国国内目前就对华强硬这一点有广泛的共识，这一点即使是换了一个民主党总统也不会快速扭转。

体制冲突共识 (2020- )

          新冠状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使得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冠状肺炎加强和修正了贸易战共识，也可以说是贸易战共识的加强版。美国国内两党政客目前都认为中国的制度有严重的负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负面外部性指的是“行为主体的活动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个认识动摇了“交往战略”和“贸易战”这两种共识。“交往战略”主要关心的是体制对中国内部发展的影响，而不是它的外部性。贸易战关心的是美国自己能否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如果中国的体制本身不阻碍美国商业利益，它的运行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体制冲突共识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中国的体制本身构成了一个对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威胁。一个后果是中美关系不再处于美国政治、商业和学术精英的完全掌控之中了，美国各界和老百姓都开始影响中美关系。一个例子就是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4月21日，美国密苏里州司法部长向联邦法院提交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指责中国在疫情上“掩盖事实”，需要为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经济影响负责。除此以外，目前国会共和党议员在推动议案，让美国民众可以在联邦法院起诉中国政府。推动这一议案的共和党议员们表示指责中国早期掩盖真相，导致美国人生活被毁，并希望可以成为1976年通过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下的一个特例，让美国民众可以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政府。根据美国哈里斯民调（Harris Poll）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过半数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应该就新冠全球大流行进行赔偿。在法律诉讼外，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还在推动向中国索赔。共和党参议员格林汉姆4月中旬要求美国可以拒绝向中国偿还美元国债作为补偿，并征收“大流行传染病关税”。这个索赔和前面提到的法律诉讼是分别的，索赔是联邦政府的行为。

虽然诉讼和索赔可能不具有法律依据和现实可操作性，但其背后映射的美国政界的态度变化可能是未来十年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有一个可能的影响就是和中国政府密切的企业在国外的资产安全会承受风险。目前特朗普还在要求美国情报部门调查中国和世卫组织（WHO），希望了解两者在早期有没有掩盖信息。

新冠疫情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态度愈发强硬 图片来源：Axios

结语

从短期来看，在体制冲突共识的大背景下，目前特朗普政府有三种可能的对华措施：1）寻求取消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2）取消中国“外国主权赦免”，可以让美国起诉中国政府，但是该选择会有很大合法性麻烦；3）增加新一轮关税。其中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特朗普本人也更倾向于第三种。在前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在被问到是否寻求取消美国国债时表示，“我有其他选择，甚至可以得到更多钱，我只需要施加关税就可以了。”不管特朗普政府做出哪种选择，有一个事实是确定了的，那就是特朗普政府要鼓励企业把制造业供应链撤出中国。美国副国务卿凯斯·克拉奇（Keith Krach）近期表示，“过去几年我们都在减少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依赖，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们必须加速这一进程。”从长期来讲，体制冲突共识将会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态势， 这将会给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业务，中国学者在海外的交流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带来巨大的影响。文明和经济发展都不会带来冲突，但是体制冲突看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了。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人物、历史、新闻、移民

大型历史纪录片《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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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S video: ASIAN AMERICANS Preview – Asian Americans is a five-hour film series that will chronicle the contributions, and challenges of Asian Americans, the fastest-growing ethnic group in America. Personal histories and new academic research will cast a fresh lens on U.S. history and the role Asian Americans have played in it.

金像奖委员/金马奖得主钱孝贞女士监制，即将在美国公视播出。钱女士说，希望这部纪录片影集能带给下一代一些历史的见​​证。在台湾的朋友可以先看看预告片，如下 Taiwan https://youtu.be/hi41R1OQrn0

在美国的朋友们，敬请关注，也麻烦广为宣传。感谢大家。 美国公共电视台(PBS)预定在5月11-12日播出大型历史纪录片《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该片以勇敢而独特的视角审视美国历史，系统讲述亚裔美国人对美国各个方面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影片共分五集，it has 5 Chapter, each 1 hour long每集一个小时：

1）破土
2）忠诚的问题
3）好样的美国人
4）崛起的一代
5）突破
預告片PBS Preview：https://www.pbs.org/video/asian-americans-preview/

美国公共电视台(PBS)预定播出时间：
05/11/20Monday星期一晚8pm-10pm第一、二集 (Episode 1&2)
05/12/29 Tuesday星期二晚8pm-10pm第三、四集 (Episode 3&4)
10pm-11pm第五集 (Episode 5)
更多播放時間：
https://www.thirteen.org/schedule/?program=43002&all=1

人物、健康、新闻、时政、生活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我们缺乏的只是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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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宁荣教授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商业学院暨企业研究院创院院长

又一次的开学典礼付诸东流，这一次春天的典礼是因为新冠肺炎，上一次冬天的典礼是因为香港动荡。不少朋友问我怎么没有看到我在新冠肺炎下的演讲、观点和文章？近两个月里，好文何止上百上千？有多少从疫情中央发出的令人潸然泪下的亲身经历？有多少发自内心的自省和思考？有多少对国家未来的焦虑和期许？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在同一个时刻、为同一个人、为同一件事发出我们谦卑的声音，吹起我们的口哨声？而这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希望类似的悲剧可以再少些；希望我们无需生活在不必要的恐惧之中；希望这个民族无论何时都是被人敬重的。

这当然是一场灾难。庚子鼠年以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开始了这一场天灾，但这也是一场人祸。根据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如果武汉提前三个星期开始狙击这一病毒，仅中国受感染的数目就可以减少95%。当然这只是一项研究，而现实与数字模型之间存在的距离有时可以是如此之大！如果武汉封城之后欧美各国不会如此傲慢，而是积极合作应对，今天的欧洲和美国或许就不会面对这样的人道危机！在全球面临这样的大灾难面前，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自私与自大、嘲讽与指责、恐惧与推卸，甚至阴谋论甚嚣尘上，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和应有的反思。面对这样的世纪疫情大流行的恐惧，我们缺乏的远非控制疫情的疫苗！

我们缺乏常识；我们缺乏见识；我们缺乏透明度；我们缺乏同理心；我们缺乏担当；我们缺乏反思……

我们缺乏常识

在这场疫情席卷全球时，新冠肺炎也成了阴谋论的温床。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有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外漏的“泄毒之说”，有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留下八个可疑生化毒物箱的“种毒之说”，有美国参议员柯顿指控毒源来自大陆生化实验室的“放毒之说”，有武汉军运会期间美国兵“播毒之说”，莫衷一是。我从一开始就对阴谋论存疑，我总觉得人性虽恶，但人类的恶行还不至于如此匪夷所思。有些指控，稍微求证，就知道是胡言乱语。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位于武汉新世界国贸大楼第47楼，后院在哪里？生化毒物箱又如何埋在地下1.5公尺处？谎言哗众取宠，但信者众！如果病毒来自中国的生物基因作战实验室，对病毒的认识和控制还会那么难吗？这样低水准的阴谋论竟然畅行全球！其实只要有基本常识，反智的阴谋论就不可能大行其道。

我们缺乏常识也因为我们常常以偏盖全，信息不对称。意大利专家雷穆齐（Giuseppe Remuzzi）表示早在去年11月份，意大利北部就有人染上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不明肺炎。中国的一些媒体第一时间就报道了意大利是源头的说法，让不少中国人信以为真。中国的记者还纷纷打电话去采访，他对自己早先的采访被断章取义非常不满，并指出这是教科书式的“宣传手段”。但之后他纠正中国媒体的说法，并没有被广泛报道。他还在另一个场合表示，武汉可能早已出现新冠肺炎感染，期间有大量中国人从武汉来到意大利，令意大利出现了疑似案例，由于一切来自中国的信息都不透明，才令疫情失去控制的黄金时机。其实意大利北部温州的人很多，而一月的时候，除了武汉，温州疫情也很严重。在中国就有专家因看到浙江有人感染之后，强烈建议武汉必须封城。

疫情刚爆发时，有不少人总在那里质问，美国每年季节性流感死了成千上万人，无人恐慌，世界各国没有切断和美国的联系，但美国为何要切掉和中国的联系？这是否过度反应？是否歧视中国？是否违反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但季节性流感有疫苗，死亡率只有新冠肺炎的十分之一，这样的事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如今看到疫情蔓延全球，纽约成为另一个武汉，大家应该可以明白每年在美国发生的季节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的根本不同。

我们缺乏常识是因为我们受制于我们有限的知识和见识，无法认识事物的真相；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面对恐惧而惊慌失措，无法理性地看待自媒体时代所获得的虚假资讯；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的立场和偏见挡住了自己的视线，无法走出原有的认知。

我们缺乏见识

同样在欧美各国，不少人还真的将新冠肺炎和季节性流感等同起来，根本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酿成今日欧美各国沦陷的惨痛教训。在发生新冠肺炎这样的全球公共医疗危机时，不要说普通人，即便全球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对病毒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束手无策，无法预见其发展方向，至多只能依靠模型做出推算，但最终和现实也可能相距甚远。在疫情初期，不要说西方的专家，即便内地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都不认为这次疫情比“非典”严重。因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大学的专家学者敢于发声，袁国勇教授早在1月3日就警告香港政府，这次疫情极为严重，香港特区政府早在1月7日就宣布把“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列为须呈报的疾病，卫生部门有权强制隔离怀疑患者。管轶教授是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最早发出疫情将失控的警告。

香港因2003年受“非典”的沉重打击，大家记忆犹新，不少香港人对新冠肺炎都非常恐惧，也出现了抢购潮。但在香港的西方人对此的反应就大为不同，包括香港大学中的白人学者也觉得这是类似流感的病毒，只不过传染率和死亡率高而已。这种判断一度让我觉得香港是否过度恐慌了，特别是香港医务人员以罢工逼迫政府封关的举动过激，违背了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伦理底线。疫情初期在香港街上也基本看不到有多少西方人戴口罩，所以在西方的华人因为担心感染病毒戴口罩也被视为怪物，不被理解还算次要，还受到白眼和歧视，甚至遭人毒打。因为在西方的文化里，只有得病的人才戴口罩，而你得病了就不该出现在公众的地方。其实西方人这样的行为也是因认知受限，而诉诸暴力的不法之徒更是蔑视人权。

这次疫情在欧美的迅速蔓延终于让西方意识到新冠病毒不只属于亚洲人，他们原先冷眼旁观，以为白种人可以刀枪不入。甚至欧美的不少医学专家初期都低估了这个疫情的风险，从意大利大意失荆州，到英国的“群体免疫”，再到美国的全线沦陷，在一定程度上都和他们对这个病毒的有限认知有关，说难听点就是无知。因此政府不敢与普通民众的认知相左，轻易做出封城的决定。医学界本身也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直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专家尼尔·弗格森团队的研究报告做出了令人恐惧的预测之后，英美两国政府才改变被动的应对策略。这份研究报告警告，如果英美两国不积极应对，英国将会有超过50万的人死亡，而美国将有220万人死亡。即便如此，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此之后还是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新冠病毒在英国已经传播了一个多月，大约一半人口已经获得了实质的群体免疫能力。

全球在应对这个新型病毒的侵袭时，因为知识不足，做出了不少错误的判断。在疫情初期，对病毒的严重性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获得人传人的证据之后才被迫做出武汉封城的决定。但同时也因为认知不足，人的见识有限，影响了我们应对病毒的策略。东亚地区有“非典”的惨重教训就极为重视，西方民众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则不同，完全放任。

我们的见识常常受限于我们的生活经历和环境，但我们不可能亲临其境去认知每一件事物，因此获取全面的信息就变得至关重要。不幸的是我们因防火墙无法获得客观的信息，因处在同温层里拒绝不同的信息，更不要说我们因缺乏透明度难以接收真实的信息。

我们缺乏透明度

回首往事，不少人都低估了疫情的危害！但是，在疫情还没有开始蔓延时，如果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如果吹哨人不被劝诫、警告、和惩罚，或许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历史会改写。许多在武汉不该发生的事一定不会发生，武汉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中国百姓的牺牲也就不会这么大。

从中国最早处理新冠肺炎的不当做法，到世界卫生组织迟迟未对全球发出最高级别的警告，到欧美各国的迟缓应对行动，都和缺乏透明度有关联。这次疫情如此迅猛扩散的第一责任人当然是武汉当局、湖北当局，他们对公众隐瞒信息甚至掩盖真相，引发了民众的不信任，国际社会不少人甚至怀疑中国的死亡率造假。中国最为受伤的就是因封锁和隐瞒信息，导致疫情的控制受到延误，遭到国际社会诟病、排斥和指责。武汉封城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受到重创的举措和牺牲也因此大打折扣，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其实刚刚浮现。

美国政客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刻，颇有隔岸观火的看客心态。特朗普为了选举，为了股市不下跌，不影响经济，就是不愿承认疫情迟早会冲击美国。他本以为关闭了来往中国的航线，切断了来自中国的人流就万事大吉了。他还不让邮轮上受感染的游客在美国下船，就是要制造美国本土病毒感染者很低的假象。但这样的做法和一切以稳定为首要的考虑有何区别呢？在疫情终于席卷美国之后，他也是不断大事化小，尽量降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甚至在感染人数还在不断攀升时竟然表示美国的经济活动在复活节就可以恢复正常！所幸美国有独立的媒体，在白宫可以直接和总统公开叫板，不让政府传播的不实消息当道。在白宫记者会上，美国媒体公开质疑特朗普的抗疫政策不当，当场质问总统为何不停地使用“中国病毒”这样的歧视性字眼。

早在1月20日，当我确认这将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时，我就第一时间在我的朋友圈里转发了管轶教授对疫情的“悲观”看法。但他的科学分析在内地被视为耸人听闻，有人甚至借他的“逃跑说”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但正是这样客观的信息才有助于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了解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已经去到了多么危险的境地！其实在发生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危机时，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要阻止谣言，信息的透明就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刻意隐瞒信息，还有虚假资讯泛滥。全球数百名科学家2月上旬出席日内瓦“世卫论坛”，讨论新型冠肺炎疫情，学者就感叹他们不得不面对两条战线作战，除了应付病毒大流行，还要应付虚假资讯大泛滥 ，而应对虚假资讯泛滥比抗疫本身还艰难。网上流传最广最快的往往就是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和渲染成见的看法，这些不实的信息，有恶意造谣，有断章取义，导致非理性的反应和恐慌，甚至制造混乱和分化。世卫顾问隆基尼（Ira Longini）和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曾提及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但网上的信息都忽略了“如果传播未加抑制”的假设，特意将最坏的可能性无限放大，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在任何一场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是不可能靠屏蔽信息来阻止危机的蔓延。恰恰相反，这只会造成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即便在上个世纪的苏联时代，对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的隐瞒最终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世纪大灾难，更何况我们已经身处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

面对全球疫情大流行，信息披露和信息对称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地域，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应对策略和措施。不管是对疫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疫情的方法，各国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相互之间不仅不该嘲笑，反而应该借鉴。我们因条件限制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但至少可以换位思考，从他者的角度看问题，避免幸灾乐祸的看客心理。

我们缺乏同理心

疫情爆发之后，各国不仅有不同的认知过程，而且在获得相同的认知之后所采取的应对也并不相同。武汉封城的消息传出之后，西方的反应也是两极，有称这样的举措是流行病专家的天堂，而这只有在威权国家才能实现，民主国家只能羡慕。但也有一些西方国家看到中国面临的困境，在疫情刚刚爆发时，也带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幸灾乐祸看笑话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抗疫，还把病毒与中国的国民性和低劣文化相联系。各国抗疫的做法离不开其体制、文化、历史等因素。在中国，一声令下，举国体制立马见效，整个国家有如一部机器，全力抗灾，所有其它事情都要靠边站，甚至做出牺牲，包括在“准战争”状态下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其它病人可否受到正常的医疗救助，都不是最重要的考虑。事实证明，这样的牺牲确实巨大，但这一抗疫历史上未曾经历过的举措，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被封城两个月的战略最终是奏效的。中国的牺牲阻止了疫情蔓延，可歌可泣。即便如此，可圈可点之处也多如牛毛，野蛮作业的现象也并非个别。中国人不喜欢美国指手画脚，那别的国家难道就喜欢中国这么做？一些自媒体对别国状况一知半解，充满无知、偏见和轻蔑，非要说人家不会抄作业。看看东邻日本，和韩国的做法也不同，连大面积的检测也没做，情况也不算太坏！日本的人口密度还超过中国！但日本人平时的生活和卫生习惯，你又了解多少？其实就是华人社会的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处理方式都不同，当中新加坡的所谓“佛系”防疫措施相当成功让不少人大跌眼镜。新加坡从“重灾区”到“模范生”，表面上看去似乎选择了“佛系”的抗疫策略，曾引来不少怀疑、甚至嘲笑。新加坡防疫成功是有原因的，其策略可以概括为：最快反应、最早防范、最有系统、最严惩罚、最少折腾、最缺恐慌。新加坡一度是仅次于中国病例第二高的国家，同时人口稠密，还是国际交通枢纽。但新加坡政府反应迅速且效率高，最早限制来自中国的人流，并实施了对不同人群的休假令和居家隔离令。“非典”之后建立起来的疫情警报系统立即派上用场。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集先进的检测、治疗与实验研究为一体，马上研发并合作生产了快速病毒检试剂，有健全的检测体系，保证了疑似患者尽快得到治疗，避免了疫情的传播，加强了民众的信心。新加坡缺乏口罩生产能力，不鼓励大家戴口罩，但政府还是快速购买了五百万个口罩派发到每家每户，安抚民众。新加坡有充足的医疗资源，类似于中国的发热门诊就有873个，相当于北京发热门诊的11倍。我很早在朋友圈里就转发相关的信息看好新加坡的做法，甚至比香港还成功，没有发生香港排长队争口罩、抢厕纸的“奇观”。但话说回来，香港的恐慌是基于香港曾在2003年“非典”时曾遭重创的惨痛历史，以及香港和内地每天有大量的人员来往这一事实。

韩国这次的抗疫模式在西方更是受到肯定，法国总统和瑞典首相等多国政要甚至致电韩国讨教。但韩国对疫情的控制到底有何魅力？为何西方愿意到韩国取经和复制韩国模式呢？韩国也曾面对与中国相同的困境，但两国在大范围发生疫情之后，采取了类似的抗疫战略，新增病例曲线迅速被压平。但西方在看韩国的经验时，特别看重韩国没有因疫情出现压制言论和信息受阻的现象，没有因禁令影响民众的行动和自由，国家的经济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韩国的经验可以归结为：早干预、早准备、早检测、早跟踪、早隔离、早观察。韩国的企业早就判断病毒迟早会扩散到韩国，第一时间就研发出检测试剂盒，获得政府的紧急审批投放市场，检测过程只需十分钟，几小时内可以出结果，准确率超过98%。韩国单日可检测近两万人，检测率全球之冠，已有120多个国家争相从韩国进口测试盒。韩国政府还迅速修订法律，网站和手机都可以追踪病发者，一旦有新病例，就可以获得信息和警报。

好的经验当然可以抄，可以借鉴，但不必过分地显耀自己的成功，这只会让人反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中国不准外国人入境，这是因为中国不能再冒第二次疫情失控的风险，于情于理都不是自私自利。同样，疫情爆发初期，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美国等地对中国人封关、撤侨也是同理，人家也同样不愿意看到疫情蔓延，为何那时就可以攻击别人是恶意制造恐慌，是对中国背后插上一刀呢？美国在欧洲疫情严重之后也禁止欧洲人前往美国，最后连英国这个小兄弟也进了入境限制名单。日本现在对包括中国、韩国、美国、欧洲在内的国民入境都采取十四日隔离的政策。疫情初期，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曾经被我们骂得一无是处的大和民族似乎对中国很友好、很善良，向中国捐赠各类物资，而对美国政府的表现极为不满。其实抛开美国民间和企业的资助不提，为何一定就要期待和中国正在打贸易战的特朗普政府对你友好呢？而对中国最早锁国的是朝鲜、俄罗斯、越南等国！

在疫情袭击的恐惧中，我们更不可以幸灾乐祸地嘲笑别人的行为，透过渲染别国的疫情失控来展现自己的英明和伟大，而忘记了自己并没有走出险境。美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讣告，看去令人悲伤和沉重，恰恰彰显了人性的一面。中国不少媒体将意大利和美国医院中的尸体的照片无限渲染，而失去亲人的武汉人前去领取骨灰盒，为了正常的悼念发出的哀思和照片却消失了。我们当中总有人不愿正视自己的创伤，不可忍受将苦难、悲剧和丑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人，将读者高达五千万的“日记”视为恶毒、无耻，却又如此钟情地展示“纽约医院尸满为患”、“纽约穷人疫情之下被迫乘坐地铁上班”、“英国政府勒令医生封口”这样的文字和照片。广东一个企业老板竟然建议厂家做假测温枪卖给美国，让感染者越来越多，辽宁有餐厅门外贴出横幅祝贺美日疫情扩散，就不单单是没有同理心了，而是无知的反人类言论。

如果我们可以同样毫无顾虑地拷问自己，犹如如此心安理得地对他人提出质疑，我们的心智就一定不会萎缩，我们兴许也就有了希望。如今，我们甚至无法正常地伸出舌头，道出自己的甜酸苦辣，又何必如此居高临下，带着幸灾乐祸的病态，刻意营造似是而非的场景，来彰显那虚幻的优越感？！但我总是固执地坚信，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勇于承担起苦难中的责任，最终一定是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赞许的。

我们缺乏担当

在这次疫情中最常听到的一个字就是甩锅，这场“甩锅大战”从武汉封城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断上演，从当地的医疗机构，到各级政府官员，到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大家都在问，疫情失控和蔓延的责任在谁？中国在“非典”之后耗资11亿，搭建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过去15年间持续监测39种法定传染病。这个全球最快速的疫情上报系统，可以在短短两小时内将疫情上达北京，中国最高的疾病防疫专家在2019年曾经表示中国绝不会重演“非典”悲剧。但话音刚落，这个耗费巨资的系统并没有在这次病毒蔓延中发挥功效。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但有一点很清楚，专业判断在明哲保身、没有承担的官僚系统中被冷冻了，生命的价值也同样在个人权力的棋盘上被抛之脑后。这场疫情最大的讽刺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面对这场世界公共卫生大危机时，竟然上演了一出极为相似的闹剧。几乎每天陪同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美国传染病首席专家福西不谄媚权贵，不介意道出与他旁边的总统立场不同的看法，其独立的专业精神不受政治的左右，但他的专业判断也同样被美国总统束之高阁。疫情在中国蔓延恶化之时，美国的科学家就发出警告，但美国疾病防疫中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似乎都没有看到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更何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了。特朗普向来蔑视科学和专业的意见，联邦政府被一群科学怀疑论者把持。而特朗普就喜欢看极右的福克斯电视台，曾与中国同行舌战的女主播Trish Regan就鼓吹疫情是民主党的阴谋，而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个阴谋论者。他同样不信任主流媒体，不停地和主流媒体在白宫记者会上唇枪舌剑，甚至当众侮辱记者。特朗普也不重视来自情报机关的报告，警告疫情的严重性被中国低估和隐瞒，以及疫情将会蔓延全球。此外，特朗普对玩政治的兴趣多过抗疫，为了竞选就是不愿承认疫情迟早会冲击美国，他对疫情轻描淡写的原因也是因为民主党主政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受到重创，但共和党的红州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纽约时报在3月28日刊登万字文，以“美国错失的一个月”为题，分析了美国因检测技术落后，法规不配套，白宫领导无方，政府官僚作风，导致美国失去了疫情防控的黄金30天。美国的科技和医疗发达，美国的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最高，达到了近18%，但美国至今的表现为何令人大跌眼镜？无法早期进行检测是疫情蔓延的元凶，美国疾病防控中心也不是不作为，但为何会发生这样灾难性的失误呢？这和欧美社会对新冠肺炎的轻视有相当大的关联。中国在修正了前期隐瞒疫情的错误之后，武汉封城的快速行动，为整个国际社会控制疫情争取了难得的宝贵时间。随后东亚各国和地区也纷纷采取行动，大体上都取得一定的成效，制止了新冠病毒的蔓延。遗憾的是，由于对疫情的认知存在极大的偏差，欧美国家都没有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欧洲和美国先后演变成疫情的重灾区。此次疫情的另一个中心意大利，也只不过停飞了前往中国的航班。而美国早在1月3日就获得了中国的通报， 但美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一样一直心态超然，觉得自己远隔重洋，“非典”只在东亚流行，便以为此次新冠肺炎也同样会局限在东亚地区。

而疫情在美国开始蔓延后，这场“甩锅”大战竟然也蔓延到国际社会，中美两国爆发了令人捧腹的唇枪舌战。中国外交部的新任发言人在推特上怀疑美军在武汉播毒，特朗普亲自上阵，恶意地称新冠肺炎为“中国病毒”。病毒起源地的争论凸显了各方意图透过“甩锅”来推卸应有的责任，其实起源地何罪之有？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特朗普改口之后，还坚持要将武汉病毒写进七大工业国外长的公报里，而被其它国家拒绝。美国自己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疫情失控，特朗普却只会将矛头转移，掩盖自己抗疫能力的失误！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病毒”经过他的大嘴巴，在推特里一天又一天地在说，传遍全球，造成了美国等地歧视亚裔人的犯罪上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项全新研究，警告全美针对亚裔人的仇恨犯罪案件数目，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而飙升，危及美国的亚裔社群。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的时候，不仅感慨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战疫的能力，而且惊叹这两个世界大国竟然可以如此低水平地进行“口水战”。

从亚洲到欧洲到美洲，昔日繁忙的大都会因这场疫情，生活已经停顿。这场疫情不仅暴露了我们制度的缺陷、系统的脆弱、和人性的罪恶，全球已经跌入新一轮的金融市场大动荡和全球经济大衰退，但不幸的是，我们不仅没有进行反思，却依旧在那里自我陶醉和自我撕裂！

我们缺乏反思

一场史无前例的病毒大流行正向全球各个角落冲撞，死亡笼罩着这个星球。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其中多少人祸是可以避免的呢？封口vs封城：围绕着这场人道危机的争论焦点从一开始就从这里展开。如果没有发生“封口”事件，新冠肺炎的蔓延是否会有另一个结局？我们无法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至少不会如此惨烈。问题在于一个经济如此发达的国度，为何依旧无法实现一个开放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一个自信的社会为何难以拉响危机来临的警报声。而这并非个别和单一现象，这有如隐藏在我们社会中的毒瘤和顽疾，总是如此粗暴地压制善意的提醒和批评。在危机抵达临界点之后义无反顾的“封城”行动，尽管惨烈，却也是迫不得已的孤注一掷，但我们并非事事都一定要以牺牲个体的代价来实现宏大的目标，文明是体现在对每一个生命的关怀上的。“封口”可以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全球失去信用和信任，即便在“封城”的巨大牺牲之后，受感染和死亡的官方的数据还是被质疑。扪心自问，为何中国常常成为这类被怀疑的目标与对象？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和一个透明度高的社会，一定可以勇敢地面对真相并向大众提供真相。所幸，在疫情重击下，中国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媒体松绑现象。另一方面，西方也常常从固有的认知出发，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在这场抗疫中，与东亚各地在武汉“封城”之后迅速进入作战状态完全不同，欧美各国不仅负面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而且没有从中国的“封城”行动中嗅出危机的严重程度。

傲慢vs自大：这让我们再次活生生地看到了傲慢与无知，欧美各国普遍将最初在武汉出现的新病毒归结为黄种人的病。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2月份曾在G20财长的一次会议上主动表示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却自讨没趣，欧洲国家非常不屑。意大利副总理后来在G7财政会议上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这是黄种人才会得的病，和他们西方人没有关系。无怪乎，意大利一度成为中国之外感染者最多的国家。特朗普的傲慢与自大终于在疫情横扫美国之后，被迫承认美国将面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惨重的死亡。

然而与西方的傲慢相对应的则是在中国自媒体的世界里无时不在的自大，在那里你只有看到中国成了全球抗疫的英雄和救世主，所有的悲剧都活脱脱地变成了赞歌的素材，而忘记了病毒是从武汉开始向全国和全球蔓延的。这样的自大在中国抗疫初现曙光之后，更是变成了对他国肆无忌惮的嘲笑。而最新的对象就是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美国，却忘记了美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发达的医疗体系，仅ICU（重症监护室）的床位数量就远远超过中国。而“傲慢”与“自大”这对孪生兄弟却拥有一个共同点：偏见。

吃野味vs戴口罩：在有关病毒源头的吃野味文化，以及防止病毒扩散的戴口罩文化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偏见。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人的确没有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及时关闭野味市场，不少人因而将此次病毒的爆发与中国人喜爱吃野味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中国人是时候改变吃野味的生活习俗。有趣的是，中国网民反而找出了纽约上流社会吃野味的视频，一时之间在朋友圈中疯传，证明美国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这几年比较严重的传染病，包括中东呼吸综合症和甲型H1N1流感病毒并非源自中国。

另一方面，亚洲人戴口罩以防止病毒扩散基本是共识。但西方人，即便是生活在亚洲的西方人也不喜欢戴口罩。在西方，视口罩为病人标志的观念还带来了对亚裔人的歧视。在欧美各国生活的亚裔人处在戴口罩被歧视，不带口罩怕染上病毒的天人交战中。但在这次疫情重击欧美之后，戴口罩抵抗病毒的认知终于慢慢开始在欧美被接受了。

自媒体vs主流媒体（赞美vs批评）：在疫情的报道上，中国的主力军是自媒体，不管是赞歌，还是批评，自媒体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情绪性。而在许多其它地方，报道疫情的主力是主流媒体，力求客观。特别是美国媒体，其角色是监督政府，且喜欢监督全世界的政府，多数又是自由主义倾向，所以特朗普也反感美国主流媒体。但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CBS记者胆敢在白宫怒怼总统为何要使用歧视性的“中国病毒”；NBC的记者质问特朗普吹捧效果未经证实的抗疫药物是否给美国人虚假的希望，并指美国数百万人活于恐惧中；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张彦（Ian Johnson ）的“观点”文章，指出中国为美国赢得了时间却被美国白白浪费了；纽约时报的社论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言词加剧了对亚裔的种族仇恨。

中国自媒体里那个发自纽约的抗疫日记，作者声称其素材全部取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而非道听途说，语带双关。的确，当纽约成为美国的武汉时，我每天在美国电视新闻上看到的几乎全是“负面”消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离开人世时的凄惨故事；病人因缺乏医疗设备无法获得及时医治的悲剧；医务人员面对死亡威胁战斗在第一线几乎崩溃的场面；停留在街边装满尸体的冰冻车和医院走廊里运尸袋的场景；质问白宫何时可以确保医疗设备运抵现场的愤怒；受到病毒感染威胁下美国海军官兵的呼吁；失去工作的普通人无法交付房贷的忧虑。在这里你看到的是恐惧，是担忧，是悲伤，在这里你听不到任何赞歌。

威权vs民主：这次全球抗疫的叙事已经成为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之争，甚至上升到威权还是民主体制在抗疫中哪个更有成效的争论，但不少人却忘记了无论何种体制都有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在欧洲成为重灾区之后，德国的死亡率却一直很低，这或许与日耳曼民族的自律有关。在亚洲处于恐慌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跟随中国封城、没有跟随韩国大面积检测，但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失控，这或许与大和民族的自律和生活习惯有关。如果将抗疫简单地看成是中国体制的胜利，那么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又是何种体制？无疑，中国自上而下的动员力量，让全球看到了中国体制战胜疫情的超强能力，但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应变和调整能力在纽约成为疫情重灾区之后，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纽约在中央公园、体育场迅速建起方舟医院，并加快对受感染疑似人员的检测。来自全美的六万多名医务人员主动报名成为自愿者，自发前往纽约支援人手不足的医院，“捷蓝”航空免费载送这些医护人员“上战场”，酒店免费提供住宿，企业慷慨捐赠急需的防护用品和医疗设备，但没有企业对这些行动发稿、做公关、高调宣传。即便美国总统面对新冠肺炎的反应丑态百出，但这个国家所幸不是一个人说的算，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都不理睬他的狂言妄语。而美国的体制也决定了联邦政府对州一级政府的事务不可干涉，即便特朗普想对纽约和临近的两个州“封城”，但纽约州州长公开反对，使得特朗普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特朗普随心所欲，疫情还未控制，就要求复活节恢复经济运作，但疾病专家和媒体则公开和他唱对台戏。因此，应对病毒需要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里，民众敢于承担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在全球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时，我们需要理性地思考人类的失误和失败，而非指责和推卸。这场大灾难离落幕之日还有漫漫长路，但这场天灾与人祸也给人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机会。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或许全球终将明白这不是“中国病毒”，是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世界病毒”，病毒恰恰因我们人类的傲慢、自大、和自私而四处肆虐。在这个全球化被污名化的时代，尽管国与国的界线依旧分明，但病毒绝不会只在一国的边境线内停留。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全球的视野和全球的胸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合作去共同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庚子年常常是灾难之年，但或许也是转折之年。在新冠病毒横扫全球之后，这不应该是我们重拾孤立的时刻，而是通向一个不一样的全球化新时代的新起点。

新闻、时政、移民

美参议院发布中国人才计划审查报告，并提出“反制建议”

一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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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作者：肖尧 刘霏霏 刘发鹏 高越 （IITE战略部）

2019年11月19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举办有关中国人才招募计划（以“千人计划”为代表）的听证会，并在会后发布《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报告，强调包括“千人计划”在内的200多个中国人才招募计划已对美国造成巨大威胁，而美国政府、研究机构和联邦调查局目前缺乏统一的应对策略。相关内容值得我高度关注。

一、报告简介

报告概述了中国在过去20年内，通过招募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进行知识与研究成果转移的常用做法，例如建立“影子实验室”和人才“双聘”等；梳理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能源部（DOE）、美国国务院签证服务部、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联邦调查局（FBI）和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七个联邦机构现存的威胁，包括威胁认知不足、招募外国人才标准不一、签证和出口审查不严等问题；并提出14条应对威胁的建议，提议制定“打击非法转移美国智力资本”的全面战略。此外，报告发布两份附件：一是其搜集的有关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国家外国专家局等学术机构引进人才的原始合同；二是九例中国人才招聘的具体实例。

二、对策建议

1.联邦机构必须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以打击美国智力资本的非法和法外（即超出法律权限、不受法律制裁）转移。中国使用非法和法外机制来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研究和敏感技术。联邦机构应与美国研究界合作，以平衡开展国际合作的需要，同时确保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的安全。

2.联邦机构应解密并披露有关外国人才招聘计划的更多信息。来自美国情报界、联邦执法机构，以及联邦资助机构的更多信息将有助于确定相关问题的范围和所涉及的规模，以便美国研究机构采取措施，有效减轻外国人才招聘计划所带来的的相关风险。

3.在采取措施更好地保护研究和知识产权的同时，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应重申在美外籍学生/研究人员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开展国际研究合作的重要性。国会应为联邦机构赞助的科学研究提供稳定、持续的资金，并支持旨在将科学家及其成果留在美国的项目。

4.联邦执法机构和情报界成员必须更好地调整与美国研究界的接触，以确保相关威胁信息的可及性和可操作性。联邦调查局应制定一项有凝聚力的战略，以确保其总部和56个外部办事处的联系是有效、一致和及时的。

5.美国资助机构应统一资助申请程序，规范报告要求，按要求披露所有外国利益冲突、承诺冲突以及所有外部和外国支持的情况。程序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将减轻研究机构申请联邦研究经费的行政负担，并促进整个美国研究界的数据共享。一个适用于整个政府范围的标准应当要求所有文件都是机器可读的，以促进利用自动化方式帮助识别资助欺诈。

6.美国研究界应建立“了解您的合作者”文化。美国研究机构应当在监控与外国人的科研合作、审查此类合作是否符合美国的科研价值观（特别是是否符合科研诚信）方面建立一种最佳实践。美国的研究机构也应该对未披露利益冲突、违背承诺或与其他外部支持相关的指控进行调查和裁决。

7.美国的资助机构应实施合规性审查程序和相关审计程序，确保受资助者准确报告利益冲突和承诺冲突。国会应提供足够的资源来支持机构的合规审查计划和审查人员。

8.开展研究或对美国政府研究进行资助的美国资助机构应当对受资助者如何获取美国资助，以及如何得以使用研究基础设施的信息进行共享。应酌情提供这些信息以促进科学合作，并由资助机构用来评估研究人员的资格。

9.美国商务部应确保其针对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的跨部门审查程序的有效（包括对基础研究的审查）。商务部应在适当和必要的时候在其出口管制清单中增加基础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域。

10.国务院应确定任何其他必要机构（共同参与），以拒绝涉嫌从事非法、法外转让技术、知识产权和基础研究的个人非移民签证。国务院还应关注其他安全相关问题，以检测外国政府对在美国进行的研究的赞助，以及签证申请人是否打算通过签证申请合法或非法地将研究和技术转移回本国。国务院应使对非法转让技术、知识产权和基础研究的签证申请人的安全审查自动化。

11.政府应该考虑更新NSDD-189，并对美国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实施额外的、有限的限制。NSDD-189于1985年发布，确立了尽可能不限制基础研究产品的国家政策。联邦机构不仅要打击受控或机密研究的非法转移，还要评估公开共享某些类型的基础研究是否符合国家利益。

12.联邦执法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应确定位于美国的实体，这些实体可能充当招聘网络，平台或外国政府代理，以协助或代理国家资助进行人才招聘。需要对外国在美国进行人才招聘的相关行为对美国的影响进行更多的调查。联邦执法部门和其他相关机构应审查私营部门在引进外国人才方面的活动，包括风险投资竞赛和创业项目。

13.美国资助机构应与研究机构合作，以确保它们具备必要的网络安全措施，以减少研究数据被盗用的风险。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获得联邦研究经费的机构应定期证明自己遵守网络安全的最佳实践。

14.如果没有充分披露任何人才招聘计划成员条款和条件，美国的资助机构不应将美国的资金授予参与外国人才招聘计划的人员。

 

英文原文:  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新闻、时政、生活、移民

生活在美国：如果不被媒体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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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彩烟游士

人性有个特点，就是想听顺耳的话。在选择看新闻的时候，也是如此。正因为这个原因，每一个媒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观众群、听众群或者读者群。

美国的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自媒体、主流媒体和另类媒体。

自媒体就是推特、博文和油管之类的。在美国，谁都可以弄一个自媒体，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自媒体多半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般老百姓的自媒体没有什么人看，影响力极小。名人的自媒体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譬如说，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有6千5百万人关注。川普的每一条推文都有可能影响股市和世界局势。最有影响力的名人包括娱乐明星、体育明星和政客。

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是收看人数最多的媒体，大部分人的信息都是从主流媒体得到的。大家最熟悉的主流媒体包括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C）和后起之秀狐狸新闻网（Fox News）。美国的主流媒体以左倾的为多，如CNN, NBC, ABC和CBC都属于左倾媒体。右倾的主流媒体较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右倾主流媒体是狐狸台（Fox News）。

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是少数人创办，为少数人服务的媒体。另类媒体也分极左和极右，但本质很相似，很多都是关于阴谋论的假媒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假新闻（fake news）。美国的天然新闻（Natural News）是极左的另类媒体，信息战争（Infowars）则是极右的另类媒体。天然新闻散布的阴谋论包括疫苗和转基因。信息战争的阴谋论更是滑稽。譬如说，信息战争宣称911恐怖袭击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美国中小学的枪击案都是假的，电视上接受采访的老师和家长其实都是演员假扮的。

这三类媒体中，自媒体是追星族很重要的媒体。粉丝们整天眼巴巴地等着偶像发布新的信息和照片。另类媒体呢，偶尔看看倒也无妨，但如果相信其中的阴谋论，那慢慢地被洗脑了。在现实生活中，我还真遇见过特别相信阴谋论的熟人，其中一个男的相信艾滋病毒是美国政府培养的，专门用来感染黑人，企图将黑人种族灭绝。还有一个女的则对我说过好几次，希拉里杀死的人，已经有好几十个了，而且这些被希拉里谋杀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

主流媒体应该是获得新闻的主要渠道。如果光看左倾或者右倾的媒体，也很快就被洗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看的主要是CNN，后来发现CNN很多地方不可信啊！我发现被洗脑了！FOX 成立之后，我就不看CNN了，只看FOX。刚从CNN转到FOX的时候，我觉得FOX给人一种很清新的感觉，特别喜欢。又过了一段时间，发现FOX和CNN一样，也经常撒谎啊！我这才发现自己又被洗脑了！

我被骗了几次之后，就学乖了。阴谋论我是不相信的，自媒体的王婆卖瓜我也不太信任。看新闻，还是要看主流媒体，但不盯着一家媒体看。看新闻，特别是政治新闻，我是CNN和FOX都进去看一下。

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能遇见一些已被洗脑但尚不自知的人。这一个多月以来，主导美国新闻媒体的事件就是众议院展开弹劾川普的调查。我所在的几个政论微信群讨论最多的也是这事，川粉川黑吵成一团，飞沙走石，日月无光。虽说大家政见不同，但多数人都以事实为依据。其中一个自称不看主流媒体只看狐狸台的群友（他不知道狐狸台也是主流媒体），是个讨论的积极分子。他这两个星期一直在说，众议院的三个委员会进行的弹劾调查是非法的，因为没有经过全体众议员的投票表决。他还很自信地说，弹劾调查是民主党关起门来秘密举行，不允许共和党的众议员参与。群里其他温和的群友友好地指出：你错了，众议院对总统的弹劾调查，是宪法授予的权力，不需要经过全体众议员投票表决的。如果几个委员会发现足够的证据证明总统违法了，再由议长召集全体众议员，投票表决是否弹劾总统。另外，三个委员会举行“秘密”调查，这里的“秘密”，指的是不对公众开放，而不是禁止三个委员会里的共和党议员参加。事实是，司法、情报和外交三个委员会里的共和党众议员一直参与弹劾调查的听证会的。可是呢，这位群友就是不信，还不停地反问：既然弹劾调查过程中共和党是一直参加的，那他们为什么在10月23日要集体冲击众议院地下室的“密室”呢？显然，这位群友已经被狐狸台洗脑了。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主持人问一位共和党议员：你既然一直参与弹劾调查的，那为什么要冲击“密室”呢？这位众议员是这样回答的：我是参加听证会的。我冲击“密室”，是为其他共和党众议员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这位众议员没有告诉观众的事实是，不在三个委员会里的共和党议员是没有资格参与听证会的。不在三个委员会里的民主党议员，也同样没有资格参与听证会的。所以说，20几位共和党众议员集体冲击众议院地下室的“密室”，实际上就是一场闹剧，一场旨在误导美国人民的闹剧。

生活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有可能被洗脑。生活在新闻相对自由的美国，也有可能被洗脑。如果不想被洗脑，或者被洗脑的程度轻一点，那就要既看左倾媒体，也看右倾媒体。事情的真相，往往不在极左，也不在极右，而是在极左和极右的中间。

原载：文学城

新闻、时政、维权

信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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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龙烈生

2019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中美贸易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加关系自去年入冬后尚未复苏、香港骚乱全无停止的迹象、台湾海峡更是波诡云谲 … 这些影响整个华人世界的事件，牵动着每个华人的心弦的同时，也在把华人世界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撇开所有利益集团的角力、外力的干扰，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信任缺失”四个字。

8/1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川普宣布9/1日起对来自中国的3000亿美元的货物加收10%的关税。届时所有来自中国的货物都将被征收额外的关税。世界一片哗然，股市应声从上涨300多点，到下跌200多点，星期五继续下跌。用中文媒体的说法是“断崖式”下跌。

我这里说“毫无征兆”，是指一般老百姓，包括大部分在股市中刀口添血的、走钢丝的、做韭菜的，毫无知觉。川普的理由是中国没有落实6月份他和习总达成的口头协议。没有多少媒体真正关注川普的理由，中外媒体跟往常一样对川普一致“讨伐”。中文媒体谴责川普“毫无诚信”；美国媒体批评川普的加税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其它西方媒体抱怨川普扰乱了世界经济秩序…一个川普，让世界好不热闹！

鄙人既不敢像其他媒体人那样觉得自己比川普团队更懂贸易战，或者更懂经济，也无法像土豪那样对股市损失无动于衷，只想以这篇小文表达一下对信任缺失的忧虑。鄙人甚至担心现在世界正式进入一个“信任危机”时代。

中美问题的核心，现在不再是贸易逆差问题，也不是华为问题，甚至不再是“中国制造2025”问题，而是“信任”问题。互相都在指责对方不诚信，互相都在不断改变策略、试探底线。“互信”正在变成互相猜忌。如果谈判越多，互信越少，中美必将渐行渐远，科技冷战不是没有可能。那将非常让人不安，尤其让美华们心生焦虑。

 

现在香港的乱象，其实归根到底也是一个“信任”问题。

 

航拍图下的香港6⋅16游行 (来自网路）

“逃犯条例”在字面上虽然未必无懈可击，但是“看起来”确实已经相当合理。为什么港人如此强烈反对，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就是“信任”问题。参与抗议的香港人既不信任大陆的司法系统，也不信任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人担心香港变成大陆其它城市一样的城市。自6/9日大规模游行抗议以来，已经有不少所谓学者或者知名人士站出来，表示反正香港在2048年将会变成像大陆其它城市一样的城市，还不如现在开始适应。大陆人的自豪感是显而易见的，认为让香港变成大陆其它城市一样的城市，其实是对香港的恩赐，可是，港人未必受用。鄙人不太相信这种与“一国两制”并不和谐的声音出于官方授意，但是可以肯定这些言论在增加港人对大陆的信任方面，毫无帮助，只会火上浇油。

另一方面，难道大陆人就信任香港人吗？

大陆这些年经济快速腾飞，香港的经济逐渐衰落，此消彼长，区别是明显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高高在上的“东方明珠”跌落尘埃。现在，很多“扬眉吐气”的大陆人开始高高在上地表示，香港的乱象是港人不满现在经济衰退的结果。如果说香港的游行跟香港目前的经济状况毫无关系，肯定会被人骂胡说八道。但是，很多大陆人似乎既不理解、也不相信港人对经济之外的追求。这些大陆人已经习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思想，也认可”稳定压倒一切“，所以认定港人的游行要么是出于对现在的经济状态的不满，要么是外国势力干预，企图分离香港。不可否认，年轻人确实容易冲动，而且其中小部分人的暴力行为和”反中复英“行为，也给大部分其他人的合法诉求蒙上了阴影。在任何一个社会，对违法的暴力事件，该抓就得抓。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容忍分裂行为。但是，如果总是用一小部分人的行为来定性一个重要的群体事件，难免显得简单粗暴。

另有一些大陆人觉得港人贪得无厌 —- 已经拥有殖民时代都没有的自由、民主和自治，却还要索求更多；既拥有资本主义的各种政治自由，又享受“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福利，居然还不“安份”。这种厌恶，含有一些嫉妒；嫉妒，通常会产生更多的厌恶和不信任。

有人曾问，作为海外华人，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香港？

我们自然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

香港曾经是大陆人的避难所，也为大陆规避出口配额和进口限制提供过极大的方便。说香港对大陆的发展有恩也不为过。虽说香港曾经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受惠于大陆改革开放后剧增的转口贸易，但是如果没有香港这个窗口，大陆的发展到底会如何，那就很难说了。没错，香港回归后在很多方面享受着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但是不可否认这也是大陆政治的需要。

没有人可以清楚地预知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如何发展，一个自由的、繁荣的、缓冲的香港，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平地、不流血地解决香港问题，必是所有善良的华人的共同愿望。

其实邓大人早就说的很清楚：第一，主权不容质疑，“一国两制”，“一国”是基础，是核心；第二，“一国两制”五十不变, 五十年后也没有必要变。大陆如果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获得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但香港会自然依附，连台湾回归，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如果谁要强行改变，就要好好思量后果了。

港人的政治诉求虽然是宪法赋予的合法权利，但是连续的大规模游行，未必是最佳政治解决方案。长期的交通瘫痪，必然会使香港的经济雪上加霜。大规模的游行，总会有鱼龙混杂，坏人乘机作恶和捣乱，必定会给政治对手以攻击的口实。政治未必只有游行一种方式，对话尤其重要。

鄙人没有什么政治大智慧，只是觉得中美之间、港陆之间问题很多，只有重建互信，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高压，或者拖延，终非良策。

 

 

 

 

 

 

人物、健康、教育、新闻、生活、移民

美国亚裔学生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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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龙烈生      清风

最近，一个朋友的儿子走了。我们满怀忧伤写下这篇文章。

那个原本阳光灿烂、热爱家庭生活、喜欢做菜、陪伴父母，热爱家庭旅游的大男孩，走了…

留下的是父母、亲人、朋友无穷的哀痛。

不必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除了震惊，还是震惊。

震惊之余，也了解到近年光本地区方圆几英里内，就有好几位年轻华裔选择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留在最绚丽多彩的瞬间，对更加美好的未来不再奢求。更加震惊。

除了哀伤，还是哀伤。

哀伤之余，让我们擦干眼泪，更加关切华人下一代整体的健康成长。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青少年精神健康的总体情况：

据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报告，自杀是青少年第二大死因，光2016年就有超过6100位青少年 （10-24 岁）死于自杀：

（图片来自美国卫生部下的国际精神健康研究所 NIMH 网站）

非营利机构“美国精神健康” （Mental Health America) 2001 年发表一个研究报告《保护学生、预防自杀》。该报告虽然有些年头了，但是仍然具有参考价值。本文摘要翻译如下(下载完整报告）:

1.  大学生的自杀和精神疾病概况：

      • 在20 至 24 年龄段， 自杀是第二大死亡原因
      • 20 至 24 年龄段是自杀高峰期
      • 青少年自杀死亡人数超过所有医疗疾病死亡的总和
      • 美国大学生中每12人中就有1人有过自杀计划
      • 抑郁症始于青春期
      • 大部分患有抑郁症的成年人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有的甚至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2.  大学生的自杀比例：

在17-19 和20-24这两个年龄段的大学生，每10万人就分别有3.4和7.1人自杀，比例非常高。

3. 校园主要自杀倾向：

 50% 的大学生感到伤感，33%觉得无助，22%觉得已经非常抑郁无法正常活动。9.5%的人认真地 考虑过自杀，1.5%试过自杀。

4.  有自杀倾向的高危人群：

      • 有精神疾病史的学生
      • 大学期间得了精神疾病的学生
      • 21 岁以下的男性
      • 亚裔和西裔
      • 正在接受治疗的学生

亚裔社区精神健康的现状：

亚裔做为一个整体，其自杀率最低，比白人和西裔要低很多，这点值得欣慰:

 

 

 

 

（图片来自美国卫生部下的国际精神健康研究所 NIMH 网站）

成年亚裔责任重大，上有老下有小，估计更认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古训。

可是在亚裔学生中，自杀比例却高不少。根据前述《保护学生、预防自杀》报告，虽然白人大学生中患抑郁症的比例比亚裔大学生要高，但是亚裔学生中认真考虑过自杀的却要比白人学生比例高。

据统计：

康奈尔大学1996年至2006年间21起校园自杀事件中，有13起涉及亚裔学生, 约占61%。

自2000年以来，全国平均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7.5人死亡。

麻省理工学院(MIT)校园在过去15年里，有19人自杀身亡，其中有8人是亚裔学生， 约占42%。麻省理工学院校园的总自杀率为每10万名学生中有11.2人死亡,  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多。可是每10万亚裔美国学生中有29.1人自杀死亡，远远超出全美平均水平及该校平均水平。

其它精英大学估计也差不多。

亚裔学生到底怎么了？

亚裔学生的精神健康也只是最近这些年才逐渐引起美国一些研究机构的重视。我们亚裔自身不妨也主动找找原因。本文抛砖引玉，希望亚裔社区和家长对下一代的精神健康更加关注：

1. 留学生的困境：

有相当一部分亚裔学生是留学生。2018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超过36万。这么多的留学生并不都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家境殷实，但是还有很多家庭不过是小康之家。这样的家庭倾尽全力支持孩子出国留学，给家庭和学生本身的压力都是十分巨大的。

留学生的年龄也越来越偏小。这些留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一代。 那就是曾经的“小皇帝”一代。他们没有吃过什么苦，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更缺少处理复杂的问题的经验。而且他们中很多人一直是同辈中佼佼者，无论是家庭，还是他们自己，都寄予极大的期望。一旦现实和梦想脱节，哪怕是暂时的，都容易导致崩溃。

对大多数人来说，留学生涯仍然是艰苦的。艰苦的地方，主要不再是物质上的。现在的留学生在物质上可能比老一辈留学生富足很多。通讯和交通已经极其发达，新一代留学生不用再忍受对亲人的相思之苦。留学生也基本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跟前辈们的节衣缩食，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老一辈留学生只要踏上美利坚的土地，那就是“新生”，前面就是“充满荆棘的阳光大道”。 很少听说有人走不过去。因为看得见“阳光”，所以可以不在乎那遍地的“荆棘”。 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那种百折不饶的意志，是现在的留学生所缺少的。现在的留学生，在学业上和找工作上，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他们面临的签证的烦恼也比老一辈更多更频繁。抬头望天，却看不见前辈眼中的“灿烂阳光”，有时反而是一些如影随形的“雾霾”。

2.  ABC 对身份的困惑:

听说有的孩子可能因为父母是移民，或者英语口音重，而自卑。虽然这种现象应该很少，但是不可否认，第一代移民的生活状态对其下一代有着直接、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ABC 里面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并不很特别看重其华裔身份，更别说以此为荣。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不过可以归纳成如下几点：

2.1. ABC 离自己的中国“根”太远，即使每年短暂去中国旅行，对中国文化和现在中国的美好一面接触得仍然不够，但是不经意听到的和看到的丑陋现象却印象深刻，所以感情上难以对接

2.2. 美国有的社区有的人仍然避免不了戴有色眼镜看人，亚裔学生有时仍然可能会受到言语甚至身体上的攻击，也可能会被各个小团体排斥。亚裔学生在学校遇到“霸凌”(Bully) 的时候，是否会因为父母是新移民而忍气吞声？ 特别是那些父母移民身份有问题的家庭，孩子们是不是更加不敢发声？在孩子们有更深的辨别是非、分析问题的能力之前，他们或许会迁怒到自己的亚裔身份

2.3. 青春期的ABC对独立和自由的渴望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要广。华人文化中，家长常常以为了孩子好的理由，试图控制和影响孩子的方方面面

2.4. ABC 自身有着跟其他人“一样”的愿望，ABC 一方面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跟其他人一样的美国人，另一方面，无论是自己的家庭，还是学校和社会，都在提醒他们，他们是亚裔，跟白人黑人老墨不一样。如果家庭不能很好地引导，这些孩子就可能有身份认知的困惑。这种困惑如果长期存在，可能影响其它思想、情感和行为。这个领域应该多做研究。

3. “爬藤”的困局:

感觉很多华人家长的人生目标就是让孩子“爬藤”。孩子的一切活动都以“爬藤”为目标，各种才艺班、技能班、数学班、SAT 班、各种 Club, 义务劳动等等，都是以升学，特别是进入藤校，为目标。

华裔爱藤校，可是藤校不爱华裔。

从已经获取的信息来看，今年藤校对华裔的录取率更是创纪录的低。整个华裔社区都在为藤校纠结。在很多华人眼里，藤校对华裔无疑存在歧视和偏见。无论我们想不想上藤校，我们固然要坚决反对藤校的这种歧视。但是，为了进藤校，我们准备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的B-计划是什么？

我们华人社区出现了很多“虎爸虎妈”，也出现了很多“牛娃”。如果你家“牛娃”根本不用你“推”，就直接把所有藤校都拿下。那自然，你想去哪去哪。

华裔孩子虽然都很聪明，但是在藤校这件事情上，因为隐形的名额限制，主要还是亚裔/华裔之间互相竞争。不是你的孩子不够优秀，而是还有更优秀、更努力的亚裔孩子。

华人文化中习惯给孩子设立一个很高的目标，一旦不能实现，孩子的挫折感和负疚感，一定十分强烈。我们的文化对错误不够宽容，对试错也不够鼓励。我们更在乎那些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成绩为“A”。任何成绩低于“A”就是“F”！

“爬藤”的三个极端的后果就是：1）孩子经过12分的努力，仍然没有进入自己理想的学校，思想疙瘩无法解开；2）孩子被逼进了自己不想去的“藤校”而错过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感觉生无可恋；3）经过千辛万苦，孩子终于被“推”着进了“藤校”，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多更加优秀同学。除了压力，还是压力。

无论哪一个后果，家长和孩子都不希望发生，我们都要提前预防。很多家庭在高一，甚至初中时就为“爬藤”开始准备了。在准备各种藤校要求的各个方面的同时，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理解孩子的追求，帮助孩子在心理方面做好接受任何一种结果的准备？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孩子成为一个有健全的人格，健康快乐、对社会有用的人。爬藤与否，顺其自然。

家庭的角色：

我们做家长的，要跟孩子一起成长，要关注孩子在每个阶段身体、思想、情绪的变化。

孩子的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在孩子身上的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看到父母的影子。

孩子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特定的挑战、问题和烦恼。

青春期的孩子，因为荷尔蒙分泌的变化，情绪变化会很大，身体对营养的需要也会跟着变化。家长不能刻舟求剑，需要根据不同的情绪变化，采用不同的心理疏导和陪伴方式。同时，根据身体不同的成长阶段、不同的情绪状态，补充不同的营养素。营养不在多，而在恰到好处。

孩子们的成长需要家庭的关爱和朋友的友情。家庭之爱有如阳光，朋友之情有如雨露。青春期的孩子需要一定的发言权、选择权和决策权，家长应该适当下放权力。家庭应该是孩子感觉最安全的地方，每个孩子都应该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需求。独裁必定导致压抑和反抗，对国家如此，对家庭同样如此。

华人为了孩子的教育，什么都可以牺牲。“孟母三迁”的故事在美国华人社区每天都在上演。多少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想尽办法搬到更好的学区。只是不知其中有多少家庭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尊重过孩子的选择？诚然，孩子通常看不到搬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家长是不是也常常忽略了孩子的情感，而且高估了孩子的适应能力？孩子们一般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朋友圈进入一个全新的、陌生的圈子。特别是美国的高中里面圈子也很严重，这些圈子很多在初中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后来者不一定能很快进入既定的圈子。当然，这个也因人而异，家长需要根据自己孩子的性格和适应能力做出判断。失去朋友圈的孩子，容易变得孤独无助，最终在思想上和行为上走向极端。青少年的朋友圈跟家庭一样重要。 “三迁”之前，应该“三思”。“三迁”之后，需要随时观察孩子思想、情绪和行为的变化，多交流，少指示，根据情况引导。

家庭的作用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我们发现，父母的说教适得其反。父母可以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为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结交正确的朋友。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家长也不要急着责骂和惩罚孩子。心平气和地跟孩子好好沟通，搞明白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商量如何处理，以及以后如何避免。父母在帮助孩子处理一些问题的同时，孩子也在学习怎么处理问题。初为父母的我们，有时候对一些突发事件，也缺乏处理经验，这个时候跟孩子一起讨论处理方法，不丢脸，对大家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如何尽早发现自杀倾向？

自杀的主要原因似乎是抑郁症。抑郁症的早期迹象并不明显，但有一些常见的警告信号：

      • 有困难集中注意力、记住细节、做出决定
      • 有负罪感，觉得无用、无助
      • 觉得空虚、无聊、悲观、绝望
      • 失眠或者嗜睡
      • 对以前的爱好失去兴趣
      • 易怒或烦躁，感到焦虑、不安，反应过度，甚至有暴力倾向
      • 食欲或体重变化，一个月内体重变化超过5％
      • 容易感到疲惫、呆滞、沉重，效率低下
      • 强烈嫌弃自我，无法面对错误
      • 做出逃避现实的行为，如滥用药物、强迫性赌博、危险驾驶或危险运动。
      • 不明原因的持续的疼痛、抽筋和不适，如头痛、背痛、肌肉酸痛和胃痛

亚裔如何寻求帮助？

如果有人出现上述症状，或者表现出明显的自杀倾向和企图，一定要尽快：

1.  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和治疗

2. 拨打全国预防自杀生命热线 1-800-273-8255 (TALK)
它提供 150 多种语言， 24/7小时全国自杀预防热线。

中心将联系到距离拨号人最近的危急中心，安排即时咨询和心理健康转诊。

网站： https://suicidepreventionlifeline.org/

3.  拨打亚洲LifeNet热线 1-877-990-8585

它提供广东话、普通话、日语、韩语、福建话, 24/7 提供服务。

4. 浏览亚裔自杀预防与教育英文网站 www.aaspe.net 以了解更多信息

人物、新闻、时政、移民

中美或联手营救囚于伊朗的华裔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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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博士生王夕越(王夕越妻子提供)

据报道北京转变立场，德黑兰囚禁千日的美籍华裔学者，普林斯顿博士生王夕越，有望回家。

王夕越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2016年赴伊朗从事学术研究期间，同年7月被德黑兰当局逮捕，以“间谍罪”判刑十年。王博士的妻子曲桦三年来一直为营救丈夫而奔走呼号。这个妻子非常不易，也挺有智慧的，尽量不要去碰政治，强调从“人道主义”方面营救。

2010年12月1日，中国新闻周刊以“我和塔利班面对面：北京80后只身深入阿富汗”为题，发表介绍王夕越的专题。(网上截图)

美帝在世界面前还是很在乎自己的人民，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软弱”而被要挟。只是，美帝这几十年来对伊朗扣留人质的流氓行经，好像一直无能无力。各种招数使尽，效果甚微。从里根到奥巴马，伊朗总是能以人质要挟美帝。美国政府有时会冒着被国会调查跟伊朗作交易的风险以换取人质的安全返回。据报道1981年里根为了”52 位阶级兄弟“，不惜与伊朗进行以武器换人质。当年可是一个”大丑闻“啊。习惯了”草菅人命“的政府的人们，估计很吃惊啊。

王博士因为被控进行“间谍”活动，营救起来自然更麻烦。不管其是否因为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还是因为美伊关系被捕，美帝都责无旁贷。不知美帝在营救王博士上下了多少功夫。不过应该可以肯定，中国政府愿意改变立场，出手相救，美帝一定是放下了身段，“恳求”了中国。

中美双方如果能够合力营救这位美籍华人，那确实是一段佳话。也让旅居美国的华人感到一丝温暖。以前中国政府为了避免外交麻烦，即使对海外的中国公民的关照也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更不要说已经取得外国国籍的华人。王博士出事后，中国一直以中国不承认双层国籍为由拒绝介入，不知为何改变主意了。不管怎样，海外华人应该欢迎中国介入营救。

可是，这个王博士肯定不是一个让家人省心的人。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个丈夫当初轻率地进入跟美国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如果不是读书读傻了，那就很让人猜测其目的。如果身负“间谍”重任，那也是太高估自己了。

不过，置妻儿于不顾，毅然决然深入险境，要么是大英雄，要么是大笨蛋，反正不是一般人，也不是正常人。
新闻、时政

枪口下的美国： 左派的迷思和右派的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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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烈生

(图片来自网路)

美国西雅图3月27日周三下午4点左右发生了一起恐怖的随机扫射枪击案，导致2死2重伤.

https://media2.s-nbcnews.com/j/newscms/2019_13/2801551/190327-bus-shooting-seattle-ac-938p_aa9241b793eb57fa9a451bcc007001b0.fit-2000w.jpg

仅仅在5个月前发生的另一起恶性案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也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

10月27日, 星期六，美东时间上午10点左右，美东时间星期六上午10点左右，坐标：美国宾州西部的匹兹堡市内名为“生命之树”的犹太教堂，血洗的枪声充斥该教堂。17人不幸中弹，至少8人死亡。该犹太教堂成立于150多年前，案发时教堂里有大概60到100名信徒。匹兹堡是宾州的第二大城市，传统钢铁之都，现在已经衰落。市内有世界闻名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因为突发的枪击案，校园临时关闭。 多名警察受伤，凶案嫌疑人 Robert Bowers, 46 岁，也受伤被送往医院。【这里吐槽一下：美国警察的水平有时真的让人无语，面对假想中的平民的威胁时，通常能够把对方一击毙命，却让真正的罪犯活着，继续浪费纳税人的钱】

匹兹堡的地理位置，图片来自网路

出事的犹太教教堂，图片来自网路

这显然是针对犹太人的一起“仇杀”。

“仇杀”成了美国社会解决问题的直接的、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

枪支，让“仇杀”变得更加容易和普遍。扣动扳机，解决问题。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两年美国影响比较大的枪击案，不可谓不触目惊心：

1. 2018年10月27日， 宾州匹兹堡市犹太教堂， 死亡：8+， 受伤：9+； 原因：仇恨犹太人，认为川普政府被犹太人控制

2. 2018年06月28日， 马里兰州的《首府公报》报社， 死亡：5+， 受伤：2+； 原因：报社披露凶手骚女性的真相细节

3. 2018年05月18日德克萨斯州的Santa Fe High高中，死亡：10+， 受伤：14+； 原因：对校园欺凌的报复

4. 2018年02月14日，佛罗里达州的 Stoneman Douglas 高中，死亡：17+， 受伤：17+； 原因：凶手为问题少年

5. 2017年11月05日，德克萨斯州Sutherland Springs 教堂，死亡：27+， 受伤：20+； 原因：家庭纠纷

6. 2017年10月01日，内华达州赌城音乐会，死亡：59+， 受伤：851+； 原因：凶手精神病 （据说）

（参考了 维基百科数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ss_shootings_in_the_United_States）

我们再来看看几组统计数据。 美国平均每100位居民持有120.5 件武器，居世界第一，是其它发达国家的4倍以上：

（数据来源于Small Arms Survey）

在15个发达工业国家犯罪率与枪支的关系，美国3倍于其它国家，毫无悬念地排第一：

再看看每百万人口持枪犯罪的次数，美国妥妥地又是第一，是最接近的瑞士的近4倍，是澳大利亚那个被称为罪犯后代的国家的近20倍：

这样的“第一”， 美国不需要！

作为“灯塔国”的美国，为什么会这样？鄙人试着总结如下：

  1. 枪支泛滥：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平均枪支拥有率极高；
  2. 精神疾病：缺乏治疗，或者药物的副作用。很多凶手有精神疾病，不过枪击案增长高过精神病人的增长；
  3. 文化、宗教、种族冲突；
  4. 报复：对长期受到的欺凌的报复；
  5. 出名；成为网红；
  6. 效仿；
  7. 政府失职：没有做好背景调查，或者犯罪数据库没有及时更新，不准确；
  8. 个人主义;

美国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病入膏肓，精神上和身体上到处充满病态。社会道德每况愈下、仇恨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有各种心理和精神疾病，泛滥的枪支以及枪支法律的各种漏洞让罪犯可以从容地准备。枪击案只是“美国病”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最能体现美国“左”、“右”两派只顾自己争论，自说自话，不能或者不愿面对现实。今天我就冒着得罪左、右两派的风险，试图剖析一下目前枪支泛滥的历史和现状。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给与美国居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这种权利目的在于保护个体于来自多数的暴政 (“tyranny of the majority”)。美国人的这种权利，是从英国法律那里继承过来的，确实比美国本身还要久远。问题是，现在这种权利是否得到了很好的管理？有没有被滥用？

在“禁枪” 或者 “限枪” 这些议题上，美国社会争论不休， “左”、“右”互相指责。

左派的“迷思”：

“左派”无视美国社会到处存在的心理和精神疾病，特别是美国主流文化中病态的的“政治正确”，久而久之，很多人就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 —- 很多美国人对社会的认知，不再是基于简单的对错逻辑和道德判断， 而是基于对自己是否有利。

左派对“政治正确”的“病态”追求，也导致了很多存在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自己不知有病，或者拒绝知道，因而得不到及时治疗。“政治正确”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美国社会的 ”鸵鸟现象“ —- 掩盖或者粉饰真正的问题，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这些人居然能够通过背景调查而拥有枪支；

左派打着保护少数团体的利益的旗号，肆无忌惮地践踏多数人的权益，造成了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恶化，冲突加剧。因此绑架社会道德和良心的情况越来越多。一方面，“绑架者”一旦不能如愿，就诉诸武力；另一方面，在政治正确的“白色恐怖”之下，主流媒体被把持，“被绑架者”如果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发泄或者缓解，就极有可能诉诸武力。

左派只会指责美国的拥枪制度，不提或者不知美国人均枪击案最高。枪击案的根源在人，而不是枪。

右派的“固执”：

一些右派对枪的痴迷，对一些有效的枪支管理改革，积极性并不高。虽然说“枪击案的根源在人，而不是枪“， 但是枪毕竟比刀更有杀伤力。如果拥有枪支不是现在这么容易，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个心怀仇恨的人，很可能只会拿起破坏力和杀伤力低得多的武器。很多人在杀人的冲动消失后，不会再考虑杀人。太容易得到枪支，让这种可能性变小很多。

一些右派此时肯定会说，如果公司、学校、教堂、报社当时有持枪的勇士，估计伤亡会低很多。不久前在沃尔玛发生的勇士击毙歹徒的事件，“拥枪右派”就津津乐道。现在“持枪”的审查并不苛刻，有多大的概率，我们能保证持枪歹徒出现的时候我们有勇士在场？我们是不是要全民24小时持枪吃饭、上街、上班、做爱，甚至睡觉？

路在何方？

每次枪击案发生后，政客们都会说几句谴责的话，表示一下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同情或者哀悼；有的或许还会流下几滴真诚的、或者表演的眼泪；而民众照例是点上蜡烛，献上鲜花，送上那似乎万能的祈祷。然后…基本上就没有然后了。“亲人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是美国社会的新常态。

这就是美国！难道这就是我们不辞千辛万苦、不远万里、飘洋过海寻找的繁衍生息的地方？是时候了，美国朝野从内斗中解脱出来，做点实事。

政治上，我们需要支持法律和秩序；经济上，我们要求政府提高效率和增加就业；个人权利上，我们要支持宪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在言论最自由的美国，也不是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难道“拥枪自由“的自由度居然可以超过“言论自由”的自由度？是时候，“左”、“右”的选民，督促当权者为了这个美丽的国家，做几件实事：放弃粉饰太平的“政治正确“，拯救病态的美国社会和严格加强“枪支管理”！

逝者安息！生者可曾安心？！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费城废话》，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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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阴影下的美国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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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烈生

据路透社报道，上周四（3/21日）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指控前华裔员工曹光植（Guangzhi Cao）剽窃自动驾驶技术原始码，并于今年1月加入中国对手公司中国小鹏汽车。据报道，曹复制了超过30万个自动驾驶的源码文件。

（英文报道：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tesla-lawsuit/tesla-sues-former-employees-for-allegedly-stealing-data-autopilot-source-code-idUSKCN1R21P9）

曹光植自今年1月以来已经为小鹏汽车公司服务。领英 https://www.linkedin.com/in/guangzhi-cao-a667574/

路透社还报道，在此之前的去年7月份，另一位华人工程师（Xiaolang

Zhang）被控从苹果公司窃取商业机密，包括软硬件，然后跳槽到中国小鹏汽车。（https://ca.reuters.com/article/technologyNews/idCAKBN1K02RR-OCATC）

这样类似的报道还有一些。虽然有一部分是捕风作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不少案例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我们固然不能在法庭宣判之前就认定这些被告有罪， 但是这些有名、有姓、有料的实锤指控，无疑把北美华人放到了火上煎烤。

北美华人移民经过100多年的努力，从铁路枕木下的“孤魂野鬼”，到西部“淘金潮”里的苦工，再到中餐馆里“不见天日”的火薰火燎，终于，我们有很多华裔能够在北美从事教书育人、科学研究、高科技、工程建设、医疗、财务金融等高薪的白领行业。现在的我可以坐在家里的电脑面前码字，而不是在餐馆唰盘子。

这些巨大的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因为祖国强大了，而自然得到的。

那么，这些变化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这首先要归功于近半个世纪来美国社会的变迁，尤其是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民权运动，为各族人们争取平等的机会，铺平了道路。虽然现在的“黑命贵”运动（BLM，
Black Lives Matter)
已经越来越偏离金博士的民权运动的方向，但是华人仍然要感谢金博士，不然光靠华人微弱的力量、胆小怕事的个性和一盘散沙的文化，
是不可能有目前的成就的。

其次是华人本身对教育的重视，使得更多的华N代终于能够（在职业和经济上）脱离其父辈赖以生存的阶层，跻身到白领中产阶层。

再有就是开放的美加移民政策，以及“全球化”的战略，使得更多受过很好的基础教育的国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到北美从事高科技研究和工程方面的工作。（题外话：在中国35岁就可能被歧视，甚至被淘汰的技术人员，在美加正是备受欢迎的群体）

然而，过去十年来，这些正在一点点地变化。往坏的方向走…

不仅美国主流媒体时不时就有报道指责中国或者华裔的间谍行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主任
Wray 还曾经在国会作证，说几乎在美国每个有FBI
区域办公室的地方，就有中国的学者学生在从事“非传统的”信息搜集工作（英文报道：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8/02/15/fbi-director-testifies-chinese-students-and-intelligence-threats）。Wray
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明白。

最近有一个同事在移民局面试，就被直接问到是不是“间谍”！

我们在谴责美国某些人在把间谍问题扩大化的同时，有没有好好反思：

美华怎么了？

美帝怎么了？

要深刻理解美华目前的处境，一定要把它放在“中美关系”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最近几年，美国有关方面不断指责中国对美国政府和公司进行间谍活动。当然，中国也会指责美国在中国的间谍活动。其实，世界各国都在互相进行间谍活动，只是手段、方式方法和规模不同而已。

我等“一介草民”，自然对哪个国家的情报收集战略都一无所知。根据常识理解，来自某个国家的情报收集工作，应该既有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的统筹安排，也会有企业和公司对竞争对手的商业和技术机密的觊觎，更有见利忘义的个人为了名利而铤而走险。

不管间谍的背景如何不同，有一点是一样的：美国华人深受其害！

中美之间以前难道没有间谍吗？互相开放国门，就必然会有“苍蝇”和“蚊子”一起飞进来了。容鄙人大胆猜测，以前美帝对天朝的间谍活动，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军事上；而天朝对美帝的间谍活动，在数量上和深度上，应该对美帝不构成任何威胁，不足为惧，所以基本上相安无事。

自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实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经济实力的提升直接促进了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大量的留学生涌入美国，2018年就有363，341 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

（数据图片来自：https://www.statista.com）

一方面，中美之间的距离在缩小，美帝对天朝的提防越来越强。海量的留学生中难免会有极小极小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试图获取自己不应该获取的信息，甚至机密。有理由相信在总数上超过了若干年前的水平。

另一方面，这些年，美帝穷兵黩武，国力消耗显著，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投入明显减少，甚至有些力不从心。此消彼长，美帝再也没有以前的自信和慷慨大度。

要是天朝还是20年前的科技水平，自动驾驶技术拿到中国公司也没有用，估计曹光植（Guangzhi Cao）会安心在特斯拉做一个工程师，慢慢往上爬。像他这样的工程师，也不会被人盯着。谁会去盯着来自索马里的工程师呢？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华人似乎应该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终于被人“重视”了。只是这点“自豪”，有点“酸楚”。

对很多美国华人来说，这是一种堪比五味杂陈的感受。祖国发展了，父老乡亲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自然是非常值得高兴的；高铁牛逼了，回国探亲访友快捷方便了，省时省力，海外华人也欣然。可是，当“故乡的云”飘向远方，生活中的“苟且”要远远多于“诗”，美国华人到底该何以自处？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要“报效祖国”。先不说“祖国”的定义是什么。半个多世纪前，钱学森、邓稼轩等人千辛万苦回到中国，我相信他们报效祖国的赤字之心。但是，他们回得潇洒，“轻轻的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我不想辩论，不想钻牛角尖，他们到底有没有带走一片纸片的机密的东西。应该都装在了脑袋里了。你要是没有那样的脑袋，却鬼鬼祟祟地复制各种机密文件，那只能说是给“祖国”丢脸了。

现在确实有一小部分海外华人，打着“报效祖国”的旗号，招摇撞骗，偷鸡摸狗。给祖国抹黑的事情，我是没有资格管，也管不了。可是这些人给整个海外华人群体抹黑了，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多少有点说话的资格。

类似曹光植的案子，我基本上相信与中国官方扯不上关系，也与“报效祖国”鸟关系没有。更多的是当事人和相关机构私欲膨胀的结果。美国公司之间也有互相挖角和窃取机密。

美国白人竞争对手之间互相挖角、跳槽、窃取机密，没有人会说白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一旦那个伸出“黑手”的是华人，一些白人和媒体一定会把他/她跟华人社区或者甚至亚裔社区联系起来。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谴责在一些白人中仍然存在的种族歧视。只是，我们在谴责白人的种族歧视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擦干净自己的嘴巴和屁股？

美国华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本来就比较狭小。一旦被这些“害群之马”牵连，必将受到进一步的挤压。我们这一代正在老去，可能已经无所谓了。可是，我们下一代还将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一条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铺就，却只需几个人的破坏，就再也不能通行。

在美的华人工程师远比现在流行的电视剧《都挺好》里面的硅谷工程师过得体面、有尊严。不要因为自己的贪婪，把这些都毁了。即使没有中美的竞争和冲突，每个从业人员是否都应该自律？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何况现在中美关系微妙，“科技冷战”有一簇激发之势，自律亦是自保。

美帝和天朝，犹如两堵高大的墙，美国华人穿行其中，只能根据阴影的长度来推算太阳的高度。

有人或问：“何不归去？”

君不知“年深外境犹吾境, 日久他乡即故乡”？

此文原载《费城废话》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