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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历史纪录片《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

PBS video: ASIAN AMERICANS Preview – Asian Americans is a five-hour film series that will chronicle the contributions, and challenges of Asian Americans, the fastest-growing ethnic group in America. Personal histories and new academic research will cast a fresh lens on U.S. history and the role Asian Americans have played in it.

金像奖委员/金马奖得主钱孝贞女士监制,即将在美国公视播出。钱女士说,希望这部纪录片影集能带给下一代一些历史的见​​证。在台湾的朋友可以先看看预告片,如下 Taiwan https://youtu.be/hi41R1OQrn0

在美国的朋友们,敬请关注,也麻烦广为宣传。感谢大家。 美国公共电视台(PBS)预定在5月11-12日播出大型历史纪录片《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该片以勇敢而独特的视角审视美国历史,系统讲述亚裔美国人对美国各个方面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影片共分五集,it has 5 Chapter, each 1 hour long每集一个小时:

1)破土
2)忠诚的问题
3)好样的美国人
4)崛起的一代
5)突破
預告片PBS Preview:https://www.pbs.org/video/asian-americans-preview/

美国公共电视台(PBS)预定播出时间:
05/11/20Monday星期一晚8pm-10pm第一、二集 (Episode 1&2)
05/12/29 Tuesday星期二晚8pm-10pm第三、四集 (Episode 3&4)
10pm-11pm第五集 (Episode 5)
更多播放時間:
https://www.thirteen.org/schedule/?program=43002&all=1

战狼劫国的代价:八国联军起兵始末

作者:二大爷2018

原载《二大爷Alex》微信公众号

 

全文14100字。阅读需35分钟。建议保存后再阅读。如与你所知历史不同,请自行对比思考。

在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列强绵绵不绝的仇恨中,有两个历史事件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例证,成为诸多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历史心结。这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庚子之役——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并不清楚两者是不同的事件。前者我已经写过《糊涂的国耻:谁毁了圆明园》说明,但对于后者,由于战败后赔款之巨,受创之深,很多中国人在倍感耻辱的同时,几乎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国耻起因为何。这个在西方史书中称之为“中国解救远征”的事件,是无端受辱还是挑衅挨揍,厘清事实恐怕更有助于我们今天反思战狼劫国的代价。

一、义和团的崛起

说到八国联军就不能不提义和团。这个在教科书中一度成为人民群众“爱国反帝”旗帜的组织,是怎么从一个地方性的民间团体成为引发国际战争的罪魁的呢?

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黄埔条约》《天津条约》,西方获得了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权,大批传教士开始进入内地建教堂、发展信众。由于列强认为满清的司法体系野蛮落后不公正,导致传教士屡屡被杀,所以这些传教士还拥有“治外法权”——就是不接受满清的司法管辖。“治外法权”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传教士人身安全,但由于列强的强势,随后教会将用途扩大,教会在地方冲突中往往利用这个外交特权袒护教民,所以教民亦籍此获得特权。

在官民关系中一直处于绝对弱势的普通民众,信了洋教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庇护,大家自然趋之若鹜。这种差异,既让负责治理的地方官员、士绅感到受到威胁,也让仇视洋教的民众不满。特别是洋教带来的“不拜祖宗、不缠足、不纳妾、兴西医、重教育”等新思想,对于尚未开化的社会环境而言,冲击尤大,引发了诸多利益上的冲突,史称“教案”。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有愈演愈烈之势[1]。底层民众因为宗教信仰带来的利益差别,势同水火。

而对基督教的一知半解和妖魔化,导致仇外、排外的心态逐渐蔓延。比如号称中国第一本睁眼看世界的书籍——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地理知识介绍一塌糊涂、错漏百出,而且完全没有摆脱“上邦大国”看蛮夷的心态,把传教士描述成妖术惑众的恶魔,入教需要吞药试术,有病不治,专门挖中国人的眼睛来炼银等等。这本书因为官方加持,在鸦片战争后流传甚广,可以说不仅没有开阔国人眼界,反而让误会更深。

倒是另外一本非常客观、准确的书籍,由曾经主持厦门、福州两口通商通行事宜的徐继畬撰写的《瀛寰志略》,开创性的用平等的眼光看各国,率先突破根深蒂固的上邦意识和华夷观念,对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持有正面认知。特别是徐继畬关于美国国父华盛顿的评价——“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现代人的眼光,至今被镌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但正因为《瀛寰志略》太超前,导致国人很难接受,骂声一片。满清官员甚至以“夸张外夷”“汉奸”等罪名弹劾徐继畬……

这种情况,放在今天是不是很熟悉?你不说中国牛逼就算了,居然还说洋人比我们牛逼。妥妥的美分、洋奴、带路党、慕洋犬……

正是这种愚昧导致的仇恨,使得一些底层打着排外旗号的秘密社团趁势崛起。1894年,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兴起了一个民间武术组织,其成员练武时喜欢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故名“大刀会”。主要练习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金钟罩”硬气功。夹杂吞符念咒等巫术,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

大刀会本来是充当官府的打手,干一些官府不愿出面的脏活,以此获得生存的默许。在教案冲突中,大刀会开始集中火力反对洋教,并公开演变成专门针对教民的烧杀掳掠。在德国和法国公使的压力下,山东巡抚李秉衡被迫于1896年7月擒杀了大刀会首领。大刀会就此沉寂,但它点燃的仇外排外的风潮,却在民间的愈演愈烈——1897年11月,山东曹州两名德国神父被杀,导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李秉衡随即被革职。

在内外交困下,山东地方官员觉得洋人比小毛贼对清朝统治的威胁更为严重,所以下定决心利用民间的力量来达到与洋人抗衡的目的。面对大刀会后遍地开花的民间组织,山东巡抚张汝梅曾在1898年6月写给清廷的奏章中,提出了“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2],将拳民编入乡团,得到了清廷的默许。在官方的鼓动下,1898年10月,山东冠县的一个拳師赵三多把自己的门派“梅花拳”改名“义和拳”,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带领手下攻打基督宗教教堂,杀死教民。

在山东当局的刻意纵容下,对于此类暴乱只是抓为首的装装样子,导致迅速蔓延,山东各地有样学样,迅速兴起了一种称之为“神拳”的拳场,“神拳”分别借用大刀会的“金钟罩”、“降神附体”,义和拳“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理念,在首领朱红灯和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团体,声势浩大。朱红灯学习赵三多,随后将“神拳”更名为“义和拳”。

在随后的劫掠中,义和拳屡屡使用义和团的称号。义和团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二、袁世凯围剿义和团

如果义和团仅仅困于山东一地,历史就会完全改写。但是1898年开始的天灾和袁世凯的打压恰逢其时的为义和团的蔓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1898年黄河洪水泛滥,洪灾过后,山东、直隶连续3年大旱,还伴随虫灾。天灾不仅造就了大批衣食无着流民,同时也让迷信的民众迁怒与基督教徒和教会,以为是洋教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借势在流民中壮大势力,开始北上进入直隶、天津等地。他们在反教传单中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并扬言“扫平洋人,自然得雨”。[3]

1899年秋天,朱红灯带领义和团开始全面出击,打着“神助灭洋义和团”的旗帜,在山东全境展开对教会和教民的无差别攻击。他们洗劫教会和教民财产,并用绑架的方式勒索教民赎“跟从洋教罪”,还要求教民写下“背教文约”,对于不从的牧师和教民,一律砍头甚至活活烧死。甚至面对前去阻拦他们的清军也照打不误。

时任山东巡抚毓贤本身是个极端仇洋的人,面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义和团失控的危险,不仅毫无忧虑,反而将派兵抵抗义和团的地方官革职查办。义和团大受鼓舞,竖起了代表官方“毓”字黄旗,奉旨抢劫,势更嚣张。

山东的教会求救地方无望,就开始向列强驻北京公使求救。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处毓贤以“擅杀之罪”。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终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已经声名鹊起的袁世凯接替。

袁世凯不愧是一世枭雄,眼光和毓贤完全不同。他认为降神附体的玩意实为邪术,认定打家劫舍的义和团是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一到任就下令解散义和团。同时,还找来笔杆子,写了一本《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指斥义和团为白莲教余孽,从教义根基上摧垮义和团。

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对装神弄鬼、打家劫舍的义和团的本质可谓一针见血:“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掠教民亦掠及平民……直与盗匪无异。” [4]

为防止义和团作乱,袁世凯调动兵力,对山东各地的义和团进行分割。在袁世凯的强力围剿下,义和团余部在山东已经无法立足,只能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在袁世凯的劝说下,也准备大力围剿义和团,但此时慈禧的一道诏书,彻底拯救了义和团。

1900年1月11日,慈禧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这份上谕承认义和团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5]慈禧不是不知道义和团的所作所为,此时却发出这样的信号,是为了什么呢?

三、慈禧的权力经

因为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们的血,慈禧在教科书中已经被定格为顽固守旧派。其和光绪的权力斗争也成为新与旧的决裂。但事实不是这样。

在把光绪帝软禁、重新夺回所有权力后,慈禧在自己的最后十年,几乎逐步颁行了光绪过往的变法思路,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多数中国人还认为照相会丢失魂魄的时代,她已经乐此不疲的玩各种角色扮演,成为中国摄影cosplay的鼻祖。所以她有权术没见识是事实,但并不是不接受新东西。她和光绪之争,不是新与旧,而就是权力之争。这个辛苦几十年巩固了自己权位的老女人,最珍视的是来之不易的权力,哪怕是面对自己的亲人。说白了,变法不是不可以,得我说了算。这种冷酷宫廷权力斗争,一直都是陈旧的课题。

本来对义和团并无好感的慈禧因为不得人心的“己亥建储”的闹剧,彻底改变了对列强的态度,也间接葬送了满清最后的国运。

在扑灭戊戌变法把和自己抢权力的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后,慈禧太后动了换人的心思,她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生育,命令光绪的堂兄端亲王载漪的儿子,15岁的溥俊过继为光绪之子,称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满清从雍正之后为了避免权力争斗,一直采用秘密建储的方式,公开建储这目的太明显了。

这个昭然若揭的心思立马引发了中外一致的反对。光绪帝的变法虽然失败,但其敢于革新的有为之君的形象已经树立起来,对内是维新派的希望,对外,列强亦认为光绪的现代化变革有利于各国在华的利益,所以也一致力挺这位傀儡皇帝。

按照当时的惯例,君主立储,各界均要入贺。但是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章炳麟、蔡元培、黄炎培等一千多人发表《布告各省公启》,公然反对,并威胁“罢市集议”[6]。各国驻京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形势稳定,不仅拒绝入贺,还联名提出警告。这让好面子的慈禧下不来台,对列强怨恨加深。

而端亲王载漪眼看自己的儿子就要当皇帝了,却被列强阻挡,更加愤恨。载漪联络了一众皇族,利用慈禧对洋人又恨又怕的心态,给慈禧吹风,指斥光绪帝是“二毛子”,挟洋自重,而义和团不是什么邪术,而是民心可用,用来制衡帝党和洋人正是时候。

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也看出了清廷对义和团明剿暗扶,遂于1900年1月、3月、4月连续三次发出联合照会,明确要求慈禧取缔义和团。本来就在因为立储被反对而愤愤不已的慈禧,看到照会后大怒。明面上通知各地方大员注意控制,但暗地里不仅拒绝公开取缔,还重新启用扶持义和团的毓贤,任命为山西巡抚。义和团随之蔓延至山西。毓贤不仅纵容义和团残杀教民,连自己的卫队都使用义和团。

慈禧的这种态度,实际标志着义和团的合法化,同时也激怒了西方列强。列强纷纷调动海军,以防不测。天津大沽口外已有外国军舰24艘,计俄国9艘、英德日各3艘、法美意各2艘。[7]

四、失控的战狼

由于直隶一直对义和团不加查禁,义和团发展迅速,进入1900年5月各地的拳民势力已连成汪洋大海,他们不仅到处攻击教会和教民,凡是和洋人有关的东西,一律反对,毁铁路、拔电线杆,甚至洋火、洋钉皆在毁坏之列。而此时的地方官府面对这些来势汹汹、又有上层暗地支持的“战狼”,已经无法控制。只要查拿某个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会纷纷前来支援,逐渐失控。

随着保定清苑教案、涞水教案的爆发,大量教堂被毁,教民被杀。5月27日,义和团聚众5万,向北京进发。此时的少量的清军布防部队已经无法控制义和团,他们连阻拦的清军一样杀。有些看出了慈禧心思的满清地方官甚至给义和团发放口粮。

6月5日,慈禧派出大臣考察义和团所谓的“神功”,深体圣意的礼部尚书刚毅明知道义和团那套巫术是假的,却回报说“神功可恃”。慈禧未必不知道这是谎言,但是利令智昏的时候,就是需要谎言。6月6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下定决心依靠义和团“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之计。”6月7日,在慈禧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京。受此鼓舞,各地义和团陆续进入北京,总数超过10万。

义和团一到北京就到处焚烧教堂和屠杀无辜基督教徒,并年代焚毁今前门大街外的大栅栏地区,“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他们所杀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同胞。杀人的手段也极为凶残,“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8]连已经死了几百年的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等历史上知名的外国人也被掘坟剖尸。

在排外的狂潮中,北京的洋人和教民纷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聚集自保。列强并不是傻子,早就看出了清廷对义和团的纵容,所以未雨绸缪,在5月底就开始向停泊在天津大沽附近的各国海军发出求援。于是一支由八国海军部队組成的联军432人(法国75人,俄国79人,英国79人,美国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国51人、奧匈32人),于6月1日抵达北京,守卫各国使馆。[9]

在这样的乱局中,在京洋人人人自危。从6月9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被团团围困,对外通讯断绝。6月10日,与使馆失去联络的列强经过协商,决定紧急增兵2千,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准备增援。但是义和团破坏了铁路,西摩尔的部队只能改道,结果在廊坊又被清军伏击,损失惨重。清廷打了一个胜仗,信心大增,继续作死。

6月10日,慈禧派一直怂恿对洋人开战的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也就是外交部长。载漪刚刚上任,6月11日,清军董福祥部队就在永定门内把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射杀,而且开腹剖心,同时马蹄踏尸,残忍至极。这样的举动还受到载漪的嘉奖。

清廷中少数清醒的大臣已经看出再这么放任下去,必然引发列强反击,许景澄、徐用仪、袁昶等人上奏要求缉查义和团,不可挑衅列强。但是慈禧此时和各国开战的心思已经发端,对少数派的建议置之不理。

西摩尔部队被袭后,列强震怒,遂决定直接海上增兵,于16日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出扼守天津的大沽炮台。大沽炮台号称固若金汤,在洋务运动后大规模改建,配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堡垒炮。而且,还配置了4门德国制造的鱼雷舰。但在联军的攻击下,6小时即告失守。

五、向世界宣战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先后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刚毅、载漪等人纷纷表示“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怂恿开战。但在大沽炮台陷落后,慈禧畏惧洋人,原本已经准备解散义和团求和。但是这个节骨眼上,江苏粮道罗嘉杰在主战派的授意下,送给慈禧一份要命的假情报:他说洋人提出要慈禧归政。前面说过,权力的把持才是慈禧真正在意的东西,什么国家利益、民众福祉都不能威胁到这个根本利益。这正是中国历史最让人悲恸之处——多少生灵涂炭,皆是因为个人权柄得失。

所以,慈禧放弃了求和之心,遂决定对列强开战,命令清军攻击使馆区。许景澄冒死劝谏:“攻杀使臣,实背公法。”慈禧大怒,许景澄后被定罪“任意妄奏、语多离间”。[10]开会也在场的光绪帝仰天长叹,和许景澄抱头痛哭。

6月19日,清廷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勒令一天内离京。但是使馆都被围了,你让人家怎么撤?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仅仅带着一个翻译,前往满清总理衙门交涉,要求宽限撤离时限。结果在总理大臣载漪的授意下,清军神机营士兵恩海将克林德射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闻讯大怒,决意报复,当即决定派遣远征军出征。只是这只军队还没达到中国,满清就已经被打趴下了。但是日后《辛丑条约》的第一条,就是为克林德建碑纪念。这是后话。

杀了使节,已无退路的慈禧于6月21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向有驻京使节的英、美、法、德、意、日、俄、荷兰、奥匈、西班牙、比利时11国发布《宣战诏书》,扬言“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一个连新兴的日本都打不过,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还历历在目的朝廷,居然敢向包括日本在内的额11国宣战!什么样的鸡血,能打出这样愚昧的胆魄?

清廷同时还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作为犒赏,并发出悬赏通告“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11]鼓励屠杀妇女儿童的通告,即便是在中国血淋淋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奇怪的是,这份宣战诏书并没有按照外交渠道正式递交11国使节,而是对内宣布的。所以从国际法上,这是场没有名分的搞笑战争。遵循当时的国际惯例,由于没有收到宣战诏书,列强始终没有向中国宣战,中国也始终没有对列强宣战,双方甚至一直都没有断交……慈禧最后的胆怯,在这个搞笑的细节上,展露无疑。她也知道狠劲那都是给充当炮灰的战狼们看的,对洋人不管用。

面对只有432个士兵守卫的使馆区,满清就能如愿吗?

六、丢人的战争

实际上最早于6月14日,义和团2千人就已经对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展开了攻击。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中国人,洋人男性400余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使馆数百守军由英国公使窦纳乐指挥抵抗。[12]

但义和团这些只有装神弄鬼在行的战狼,根本打不过守军。丢下40具尸体后就跑了。此后,围攻使馆的换成了清军主力董福祥部队。董福祥部是慈禧亲自点名进京的正规军,号称“武卫军”。和义和团不同,装备精良,配备了德国克虏伯大炮,编有3营3500余人。这只来自甘肃的军团经历过甘陕回乱、收复新疆等战役,以凶悍著称,“以鲜血染红顶子”这句名言便是出自董福祥之口。可以说是当时清军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12]

从6月20日到8月14日,清军展开了长达55天的围攻,期间主战派的载漪、刚毅等甚至亲自督战。而守卫使馆区的八国部队432人由于出发仓促,只有3支机关枪及4门小火炮,整个战斗期间使用的唯一的重型火炮还是从清军处缴获的。就是这样悬殊的兵力和装备,号称清军最能打的董福祥也没有攻下小小的东交民巷。“兵团合攻月余,……死四统领,亡士卒过千。用炮弹三千五百包,枪弹八百万颗,拳匪尸骸塞道,臭秽闻十余里,卒不能克。” [13]

当然,未能攻克使馆区其实也和慈禧首鼠两端的心思也有关。慈禧原本只想把使馆区的洋人当做人质威胁列强,所以并不敢赶尽杀绝,总是在关键时刻留后路,围攻期间还曾经让自己的亲信荣禄带着蔬果食物等往使馆慰问……手底下的将领也猜透了她的心思,比如指挥炮兵的将领张怀芝就故意命令瞄不准或者放空炮。所以总是打得热闹,却毫无进展。[14]

在另一边,为了打下教民集中躲藏的西什库教堂,义和团还发布了一条搞笑的布告:“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 [15]

久攻不下,清军就使用人盾战术——让义和团团民充当炮灰先行冲锋,清军在后架枪威胁,若有后退的,一律当场射杀。多个坛口的义和团轮番上阵,惨烈无比。这些高喊“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底层肉弹,算是求仁得仁。

很多后世的教科书认为清军是装备不如八国联军,这完全不是事实。前面说到的准备增援北京的联军西摩尔部队2千人,在被清军伏击重创之后,又接着与包围他的清军聂士成部恶战,并夺取了清军的西沽武器库, 结果发现除了武器库中有精良的德国克虏伯野战炮,这种炮由于造价高昂,连德国人自己都没有装备!还有大量最新式的曼利彻式卡宾枪、数以百万计的子弹,连同数百万斤大米和充足的医疗用品。[16]西摩尔后来跟英国公使写信说,单靠这批武器就足以武装八国联军!他也就是靠清军这些装备成功坚持到了援军到来。

6月23日,1800名联军(主要是俄、英部队)在俄国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率领下,从大沽口登陆,解了西摩尔之围。两军回头进攻天津。当时义和团和清军正在城内围攻租界。尽管清军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据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数千联军依然毫无还手之力。在战斗中,清军聂士成部同样使用肉盾战术,把义和团驱赶在前,“拳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枪击死。故是夕拳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 [17]很多义和团的成员,诸如“红灯照”之类的坛口,其实都是由未成年的少女组成的,这些人冲锋死在洋人手里,后退被清军射杀,一天就阵亡2千人,尸山血海,惨不忍睹。

7月9日,清军主将聂士成于天津城南战死。14日,联军占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至此,北京门户大开,无险可守。

七、七国联军攻陷北京

即便时局已经糜烂至此,清廷并未醒悟。7月28日,慈禧下诏将反对开战的许景澄、袁昶斩首。

8月2日,联军得到日军增援,增兵至1.8万,开始向北京进攻。其实所谓的八国联军当时只有七国,德国人因为大部队还在海上,实际上并未参战。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杂牌军”——因为欧美远隔重洋,无法在短时间从本土调动军队,所以只有跟中国相邻的俄国和日本来得及抽调正规军,人数也较多;法国军队是从越南抽调的殖民地军队,英军部队则是从印度、尼泊尔等地抽调的皇协军,甚至还包括纯中国人组成的威海卫华勇营,根本没几个英国人;美军虽是正规军,也是来自菲律宾殖民地的占领军。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纯粹就是重在参与,派出几十个人装样子。[18]这支联军的具体组成如下:

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匈帝国58人、意大利军53人。总共18811人。[19]

这只 “七国杂牌军”群龙无首,因为列强之间都想争夺指挥权,平衡争端的结果就是让军衔最高的德军元帅瓦德西当总指挥,但是开战的时候瓦德西还在德国没出发呢,等他9月25日到中国仗其实已经打完了。所以联军向北京出发的时候是各自为战的状态——这其实是兵家大忌,因为容易被各个击破。

但即便对手人数少、正规军不多、指挥分散,浑身都是破绽,但满清还是打不过!满清正规军当时在北京周边有:荣禄和董福祥的武卫军共25营10万、宋庆左军1.2万、聂士成前军20营1.6万、奕劻的神机营1万、载漪的虎神营1万,此外,尚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合计兵力多达16万,是联军的8.5倍![20]如果再加上十余万助阵的义和团,可以说在人数上是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前面已经说了,经过洋务运动,清军的装备和建制都已经完全现代化,并不比联军差,重型武器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8月4日,联军分两路沿京杭大运河进逼北京,沿途密密麻麻、占据主场、人数、武器优势的驻防清军和义和团望风而溃、一战即降。慈禧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主和派动摇军心,8月11日,又下诏将主张取缔义和团的徐用仪、立山、联元3大臣斩首。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联军兵不血刃,于8月14日先后抵达北京城下。为了争夺头功,各国部队争先恐后进攻。俄军先头部队于14日凌晨开始炮轰东便门,美军随后使用云梯强攻,仅仅付出1人阵亡、9人受伤的代价,便率先在东便门升起美国国旗。其后各国军队跟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景:大批北京百姓围观联军进城,甚至主动为联军架云梯。满清人心丧尽可见一斑。

除了俄军、日军遇到清军抵抗,有100多人阵亡外,英军入城毫无抵抗,唯一死亡是因为中暑!到14日下午,坚守了55天的使馆区被联军解围。被围期间使馆区的洋人阵亡仅66人。倒是被围困在西什库教堂的中国教民因为缺乏食物,被饿死400余人。[15]

美军在攻入北京后一马当先,8月15日仅仅以7人阵亡的代价,攻占北京最后的堡垒——紫禁城。当日慈禧、光绪、隆裕等在美军攻入前逃离,十几万清军在巷战中装装样子后作鸟兽散。至此北京陷落。

八、“见死不救”的地方大员

其实在慈禧宣战后,光绪帝为了挽救危局,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他背着慈禧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拍电报,请求麦金利从中调和。[21]为什么找美帝呢?因为美帝出兵后,于7月3日专门给各国发照会,强调出兵是保护门户开放政策,保护各国公民财产,同时“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这是联军中唯一让清廷听得暖心的声明。麦金利也答应光绪帝,只要保证外国人安全,他会帮忙。

但是显然,光绪这个傀儡,说也是白说。太后、皇帝在北京火烧眉毛,满清的地方大员都干什么去了?

应该说,经过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已经开了眼界、深感危机的满清地方大员和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清醒了不少。早在5月3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拍电报给朝廷,骂义和团“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并预言各国肯定会出兵,“大局将难收拾。”两江总督刘坤一则认为义和团“名为忠义,实为叛逆”。在知悉慈禧准备宣战后,两人还联合多省督抚通电反对,要求慈禧三思:“从古无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他们说的话其实全部应验。[22]

慈禧的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也让地方大员们失去了信心。在6月15日准备开战前,慈禧令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但两个权臣根本不听,李鸿章甚至直接回电怼慈禧:“此乱命也,粤不奉诏”。6月20日,清廷发布勤王通知,称朝廷已经陷入困境,要求各省督抚接济京师,结果还是没人响应。

当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时,铁路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劝大家抗命。刘坤一、张之洞牵头,湖广、两江、山东、闽浙、两广各省联合,于6月26日,以上海道道员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条约》九条。双方约定守土安民,不相互敌对,相安无事。

地方官员背着中央朝廷,和外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在整个世界的外交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些地方大员甚至背地里密约,如果清廷倒台,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总统”以主持大局。[23]

慈禧和满清朝廷的威信扫地,只剩光杆。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义和团这个底层民众纠合成的战狼团体,为朝廷抛头颅洒热血,最终既没有“扶清”更不能“灭洋”,自始至终都是可怜的棋子、悲催的炮灰。9月7日,慈禧发布上谕,彻底甩锅义和团,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和团,并指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向各国乞和。

九、生灵涂炭

在战争中,无论是清廷和义和团的“灭洋”,还是联军的反击,血腥之余,铺垫的都是普通人,尤其是大量中国人的尸骨。

1900年7月9日,山西巡抚毓贤“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亲自带兵擒拿,在巡抚衙门附近一次杀害意大利主教艾士杰等洋人51名和教民17名。第二天,毓贤又抓了法天主教堂童女两百余人(都是中国人),迫令背教,因为不从而全部杀死;7月14日,毓贤一次杀害教民41人,其中不仅有81岁的老者,更有未满周岁的婴孩……[24]义和团在北京更是极端:“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 [25]

这场由清廷纵容参与、义和团煽动执行的仇外狂潮,波及面极大。仅山西一省,就有教徒5700余人被杀;蒙古地区教徒被杀3200人;奉天省 “教民人命1400余”,其中有400人被关在教堂活活烧死;“而直隶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被波及,“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26]据不完全的统计,此次动乱中,全国被杀害的基督教教徒共有2.3万(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遇害的有名可查的外国人241名,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儿童53人)。[27]

洋人和教民的血,还是由普通民众来偿。联军攻占北京后,七国部队对北京进行了分区占领。联军以搜捕义和团之名,展开报复。除了美军和日军外,从8月16日开始,其他国家 “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刚刚经历过义和团洗劫的北京再遭劫难。而终于翻身的基督徒也对普通市民展开了报复,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就发布通告,允许教徒劫掠8天,劫掠50两以下不必上缴。已经预感将遭到报复的部分官员和义和团有牵连的八旗,大批自杀。许多旗人选择服毒自尽或举火自焚。大学士徐桐更是满门自杀,其中妇女18人,包括婴儿。

在占领北京期间,列强又陆续增兵,等到9月底联军名义上的统帅瓦德西带领德国主力3万人抵达的时候,联军已经多达10万余人,遍布华北。[28]报复也不仅仅限于北京一地,其中沙俄最为凶狠,沙俄本来就图谋东北,借机调兵17万分六路入侵,于7月16日制造了著名的“庚子俄难”,将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屠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日至21日,俄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这就是今天某些中国人崇拜的所谓“战斗民族”。德军为了报复公使克林德被杀,扬言“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大举入侵,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各地义和团在联军和满清的双重围剿下,从此覆灭。

八国联军中军纪较好的是美军和日军。美、日军队入京后,立刻在占领区内严明纪律,甚至还组建了专门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清理废墟,恢复秩序,并在街上巡逻。日本在此次行动中,之所以出兵最多,最积极,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要抬升自己在国际上地位。所以和二战时候穷凶极恶的作风不同,日军入京后给占领区的百姓发了很多小太阳旗,凡挂旗者可免受滋扰,当时北京城内挂得最多的就是太阳旗。

为了自保,津京一带排洋、仇洋的风气瞬间大变,天津百姓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商铺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时人记载:“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娟敌,载道口碑”。[29]虽然说得不堪,但这就是乱世下的中国人。

十、羞辱的赔款

1900年12月22日,已经把满清彻底打趴下的联军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12月24日清政府全盘接受。李鸿章是个聪明人,把祸乱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并抓住慈禧的宣战诏书没有正式送达这一点,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所以赔钱但不割地。

1901年1月15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并接受了列强要求严惩的各级排外官员,共达142人之多。其中要求处死的12人,包括前文所述的疯狂排外的载漪、毓贤、刚毅、李秉衡等人;到4月,派醇亲王载沣等人任专使,就杀害外交人员事件分别赴德、日谢罪;同时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和11个国家正式签订《辛丑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条约。列强要求赔款4.5亿两,当时中国人口4.5亿,用意就是1人1两。这笔赔款根据各国出兵比例分割,俄国获得28.97%、德国与奥地利的获20.91%、美国的7.32%……由于满清没钱,就用关税和盐水扣缴,分39年付清,还要加利息,实际上连本带利39年要赔付8.5亿两,条约还规定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之间的炮台一律拆毁,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而且凡是涉及外国人被杀的地方一律要求停止科考五年,山西省太原、河南南阳、浙江衢州、北京顺天、江西鄱阳……45個城市被波及。

可以这么说,从满清被迫打开国门以来,这一巴掌是最后也最重的。它不仅全方位的羞辱、削弱了满清,而且切切实实让每个中国人都付出了代价。

和俄、德、日等国意图瓜分中国、赶尽杀绝不同,美国只求“门户开放”,反而担心过分削弱中国会导致局面失控,所以国务卿海约翰带头游说,使得美国国会两次同意减免美国所获的约1千万两白银赔款,但明确退款主要教育,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是战胜国,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所以都紧跟美国的腳步,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联亦在1924年宣布放弃 。

到1927年,各国几乎完全撤销了中国对赔款的支付,并将款项用于中国国内,最后一笔赔偿于1938年结束。即便如此,中国几十年间连本带利,实际上合计赔款高达6亿5千万两,代价不可谓不惨痛。

本来列强深知慈禧才是义和团事件的罪魁,德国甚至提出要把惩办慈禧作为议和的首要条件。但是李鸿章极力为慈禧推责,并暗示列强如果慈禧倒台,中国生变,他们也没好处。列强这才放弃了对慈禧的追责。

对慈禧而言,辛丑条约由于免除了她作为战争祸首的责任,保全了她的权力,所以丧权辱国,赔钱认罪都不算什么了。她不仅把自己培养的战狼载漪、毓贤、刚毅送上断头台,甚至还不惜打自己的脸,表彰了抗命不救的地方大员,赞扬他们的“东南互保”是“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25]

这个醉心权力、误国至深的老太太,并不知道自己为满清的棺材板盯上了最后的钉子。

十一、何以反思

近代史给中国人最大的反馈就是,只记得屈辱,不记得缘由,更不会反思。

众所周知,火烧圆明园其实就是因为满清乱杀外国使节引起。在付出惨重代价几十年后,居然又枪杀使节、围攻使馆引发八国联军。两次北京陷落的过程都是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为人不齿的大坑,满清跳进去两次。不长记性并不是因为脑子生锈,而在于封建王朝垂死的制度,这种制度内在的野蛮必定会和外来文明产生冲突,注定了用战狼式的思维劫持国家,与世界为敌,挨打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多的战争失败,那么多的屈辱条约,一次次打痛了封建王朝,但却没有一次真正打醒。

义和团这样低级、愚昧、癫狂的仇外、排外民粹,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能引发世界性的反击,把国家拖入如此巨大的灾难,它是空前的,然未必绝后。义和团的坐大,更多的还是在于清廷居心不良的包庇和纵容。煽动民粹,甩锅海外固然能轻而易举的转移国内矛盾,但是缺乏理性,不讲公义的民粹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容易,失控也容易。一个国家如果想利用非理性的民粹来鼓吹忠君爱国、获取利益,挨打是迟早的事。

对于满清而言,借力义和团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国际上丢尽颜面、备受羞辱的同时,也彻底丧失了朝廷的权威。特别是在“东南互保”之后,汉族地方权臣看透了满清的颟顸,开始不听号令,据土自保,武昌起义之后,北洋部队不听号令,各省纷纷独立对帝国毫无眷恋就是明证。而东北的被占,引来了后来的日俄相争以及日本窥视,可以说埋下大炸弹。说满清灭亡的大幕,实际上开始于八国联军庚子之役,实不为过。

对于最终被绞杀的义和团而言,更是无从说起的悲剧。那些底层衣食无着的乌合之众,在正常的统治秩序中被漠视、被践踏,但在在群体性的癫狂中却可以轻易找到存在感和使命感,特别是在“扶清灭洋”这么崇高的口号之下。所有的打家劫舍、残杀无辜、装神弄鬼因为有了爱国和排外的加持,便可轻而易举越过道德的界限,变成理直气壮的正义。法国大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得势、纳粹德国的崛起等,无一不是利用这种民粹心理的结果。但是无一例外,所有的民粹,最终都是以本民族的尸骨作为代价落幕。

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中国之人,上诈下愚”。其实诈和愚作为孪生德行,是并行互害的。它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粗鄙化、野蛮化,身处其中,人人受害。

2020又是一个庚子年。距离1900年那场闹剧,正好两个甲子轮回。我们今天追问历史真相,并不是为了怀古猎奇,更不是重新咀嚼仇恨,而是要反思症结。经历了三十年洋务运动,引进了列强各种先进技术和装备的满清,为什么还是一辱再辱?中国与列强的差距是科技,还是制度?屡屡被唾弃的是失败,还是野蛮?今天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比120年前更清醒?

结尾,请诸君牢记:落后不一定会挨打,但是又蠢又坏、背离文明一定会挨打。

2020/4/16-20

史料索引:

1.《清末教案》第四册,中华书局

2.《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

3. 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

4.袁伟时:《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5.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6.《己亥立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第21卷

7.《清史编年》卷12

8.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9.《晚清七十年》第4册,香港远流出版公司

10. 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

11. 《国门口两种制度文化的碰撞》,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12. 林华国:《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

13. 《义和团(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4. 《春冰室野乘》,山西古籍出版社

15. 戴海斌:《庚子围攻西什库教堂(北堂)史实再考》

16. 《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

17. 《遇难日记》,《义和团资料》第二册,

1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

19. 《晚清七十年》第4册

20.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1. 北明:《澄清历史真相—中美外交关系史》

22. 《张文襄公全集》,卷80

23. 张社生:《绝版李鸿章》,文汇出版社

24.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

25. 仲芳氏:《庚子记事》

26.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

27. 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

28.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2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世界隔离中国绝非危言耸听

作者:平正和

随着世界疫情加剧和“战狼”外交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抗疫问题上的矛盾愈演愈烈。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疫情过后,隔离中国、去中国化、与中国脱钩,绝不是一种虚拟的假设,而是残酷的现实。

(一)排斥中国渐成主流意识

公开地、直接地批评我们的国家在持续增加,批评的层级也在明显提升。此前只有美国,后来加入了巴西。接下来,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德国等都加入进来。最近,连一向相对友好的法国也站出来公开批评。起初,批评我们的主要是各国媒体和议员。如今,不少国家的政要都直言不讳地点名批评,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自不必说了,法国总统、外长,英国外交大臣,巴西总统、部长,德国外长等,都用毫不隐讳的话语直接批评。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宣称,他们“处理疫情存在‘灰色地带’。西方不要过分幼稚。”,“不可能把信息自由的国家与信息不自由的国家拿来比较”。马克龙还表示,“我尊重他们,但也不要幼稚地以为他们很厉害,疫情处理得更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德国外长马斯于4月17日表示,我们看到武汉的数字再次得到修改,这当然令人担忧。就起因研究和疫苗开发而言,得知病毒的来源和病毒产生过程非常重要,希望他们改变文化习惯,发挥建设性作用。
国外的批评和排斥,刚开始只是停留在嘴炮上,最近逐步在往实质行动上靠拢。比如,追责、索赔,已经从民间行为上升到议员和政府行为,美国国会已经提出多项法案;企业搬离中国已经从建议、倡导、鼓励,到政府拨出专项经费给予搬迁补贴。
迹象表明,疫情的发酵可能正在促使与中国脱钩变得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澳大利亚前外长唐纳称:“新冠疫情对他们的国际声望是一次巨大打击。持负面态度的人不仅是欧美的决策者和精英,更是普通的民众。疫情过后,他们与西方在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会进一步加剧。”英国前外交政策顾问伍德认为:“在美国和英国,甚至可能在更大范围的西方社会,这种反感有成为主流的风险。”
西方国家是选举政治,民众看法、主流意识对外交政策影响巨大。病毒肆虐已经被西方舆论成功转化成对我们的仇恨。这种仇恨,最终将转化为与中国脱钩的政策。

(二)中国被排斥的原因分析

1.疫情处理受到质疑。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主要对我们在疫情处理的公开度、透明度方面持有很大怀疑。财新网几篇溯源文章、李医生事件、卫健委1月3日的文件以及网民曝出的一些信息,加剧了国外对疫情前期处理的怀疑。官方通报的病例数、死亡数,以及后来对病例数、死亡数的修正,特别是这两天对武汉死亡数的修正(正好增加50%,四舍五入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猜疑。

2.病毒起源之争点燃战火。赵立坚的推特点燃了病源之争的战火,此后官方和科学家关于病毒并非或不一定源于武汉的或明或暗的表示,使战火继续延烧。这股烈火重新烧出了国外关于病毒源于武汉病毒所科研泄露的质疑,逆转了此前印度科学家论文广受批评的风向。美英成立包括政府、军队、情报机构和科研机构在内的专门小组展开全方位调查,一些科学家也从基因测序和比对的角度发表相关论文。虽然美英政府高层在公开讲话时尚未提出这一指控,但话里话外已经作出某种暗示。

3.战狼外交火上浇油。先是赵立坚的推特,其后是中美两位女发言人隔空推特大战,接着是巴西使馆与巴西总统、总统之子的纠纷,接着是驻法使馆那篇莫名其妙并招致法外长紧急召见驻法大使的文章。期间,发言人们在宣传抗疫经验、要求世界感谢中国、遣责他国抗疫不力、对不合格医疗物资的辩护(比如不合格你别用)等方面犀利、强势的怼怼怼,进一步激化了国外的不满。

4.制度输出引起警惕。官员、官媒、外交官以及小粉红在国内自媒体和国外推特上关于中国抗疫成功彰显制度优势的言论,特别是大国抗疫策略、要求别国抄作业和指责别国抄不好作业等新鲜提法,引起一些国家和官员认为我们试图借助抗疫向国外输出制度的疑虑。

5.医疗援助引发反思。向国外捐赠、销售医疗物资和开展医疗救治中的一些做法,特别是长篇累牍的宣传,被国外一些人认为我们在利用疫情搞慷慨政治,利用医疗救助加强战略影响力。而对出口医疗物资的行政管控和过低的审批、通关效率,也广受诟病,并引发了美国、日本、欧盟对过度依赖我国供应链的反思,以致准备采取将制造业搬回国内的策略。

6.民粹主义助推反感。主流媒体对国外疫情和抗疫的选择性报道、指责性报道,小粉红们在网络上的幸灾乐祸、推销作业、自我吹嘘,特别是约翰逊住院后的几万个点赞和对方方日记的围剿,让国外舆论极其反感,也引起国外政治精英对我国今后道路走向、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忧虑。

综观当今世界局势,我们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业已存在的5G、华为、网络安全、南海、台海、贸易战等问题,虽然在疫情期间显得不那么突出,但这些问题不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相反,由于疫情导致世界对我们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的国际声望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损失,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变得更加棘手。更重要的是,新的问题和挑战呼之欲出,西方去中国化的态势业已形成,我们将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国际形势,甚至比30年前那波制裁要严峻得多。

面对这个局势,从高层到民间,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及早筹划因应和化解的措施,切莫再夜郎自大、自以为是,仍然认为世界离不开我们,谁和我们脱钩谁就失去机会。

(三)防止被法律脱钩

病毒源头是一个科学的、严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以西方国家当前的医学科技水平、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并根据此前我国公布的和世卫组织掌握的病毒资料特别是基因测序、病毒特征等资料,他们想查清病毒来源,至少查清病毒是来自于自然界还是人工合成的,完全有可能做到。因为病毒的传播和进化是有记忆的,是会留下“证据”和“轨迹”的。此时此刻,把水搅浑并非聪明之举,再浑的水也阻碍不了渔夫捕鱼。

西方国家盯着病毒源头不放,主要是他们高度怀疑病毒与武汉病毒所的关系,如果证实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我们将为此承担严重的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我们也将被世界“法律脱钩”。英国外交大臣拉布4月16日公开表示,“对新冠病毒是如何发生,他们不得不回答有关的‘难题’,绝对需要以科学为本,进行非常深入的事后反省,包括病毒如何爆发。”西方磨刀霍霍,都是奔着这个问题来的。

从世界上多数科学家的研究分析结果来看,病毒源自中国,源自野生动物,是普遍的共识。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集中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搞清病毒的真正来源,并主动向世界公布相关的科学证据。在这个问题上,藏着掖着没有意义,把脑袋插进沙子解决不了问题。主动寻找并公布证据,就能有效驳斥人工合成和源自病毒所的阴谋论,避免出现最糟糕的局面。同时,我们可以放低姿态,坦诚地与世界对话,因为中国也是病毒的受害者。只要排除人为因素,就完全可以避免遭到各国的经济和法律制裁,毕竟此前的任何一场全球性瘟疫,都没有哪个主权国家遭到索赔和制裁。

当然,如果经过调查论证,证实病毒不是源自中国,那就更好了。
总之,这时候嘴炮没有任何意义,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才是硬道理。

(四)防止被政治脱钩

近几年,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有人把交恶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强大了,西方要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许有这方面的因素,但绝不是主要原因。从外交上讲,挑战国际秩序,争夺国际领导权,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态,特别是以市场和国家财力为武器,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迫使有关国家服从我们的战略需求,恐怕是造成今日被动的重要原因。从内政来讲,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以及极左的泛滥,也让西方感到害怕。而战狼式外交,则把内政外交中最让西方忌惮和反感的东西完美地融合起来,全方位展示给世界。这不可能不挑起世界的戒心。

原来就已经恶化的中美关系,在疫后时代将更加困难。美国停止对世卫组织的资助,表面上是美国对世卫的发难,其实子弹还是打在我国身上。调查我国处理疫情的表现和追究我国的责任,已经成为美国两党高度共识,国会已经提出多项提案。美国在第二阶段中美经贸谈判中,必然提出更为严苛的要价。台湾牌、香港牌、南海牌将在疫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本也出现问题的中欧关系,由于新冠肺炎的出现,加速了恶化的趋势和进程。英国情报机构表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平息后,英国需要重新评估与我国的关系,并考虑是否需要对高科技和其他战略行业实施更严格的控制。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表示,英国在疫情结束后必须重新检讨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更多地与其他自由国家合作。英国外交大臣明确表示中英关系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毫无疑问,一切都不可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继续。”而欧盟已经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加现实的战略,他们认为“十二三年前关于欧中可能存在共识和互信的幻觉消失了。”他们认定中国是欧盟的“系统对手”及“战略竞争者”。

中美俄三角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特朗普的通俄门已经过去,对俄友好的压力已经解除。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必须拉住俄罗斯。而乌克兰事件后受到西方严厉制裁俄罗斯也急于改善与美欧的关系。此时此刻,双方都有捐弃前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动力。而新冠疫情,则为普特搭建了桥梁。日前,普特通话已经互递橄榄枝。疫后时代,普京出于改善俄美关系的需要,一定会与美国走近;虽然普京不至于公开站到中国的对立面,但出工不出力、光打雷不下雨一定是俄罗斯对华的策略。

新冠大流行极可能终结中国与非洲的蜜月。前一段时间非洲的广泛抗议就是一个糟糕的苗头。非洲疫情大规模爆发后,必然要求中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援助他们。这些靠金钱维护关系的国家,一旦你做得不尽人意,或者做得没有其他国家好,反水是必然的。非洲国家要求中国豁免债务的呼声已经甚嚣尘上,法国等西方国家也在煽风点火。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豁免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巨额债务吗?

至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东欧国家,自然站在美国一边。

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仍然是当前外交工作的主轴。战狼外交绝对是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毒药,也是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毒药。

外交工作只有回归到理性平和的轨道上来,才能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回归正常。因此,对之前的战狼外交和老王卖瓜式的对外宣传,应该进行全面消毒;逞一时口舌之快、要了面子丢了里子、逮谁咬谁的套路必须全面叫停,即使是驳斥西方的故意责难和抹黑,也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

要根据自身的力量,从人道的角度,低调做好对外医疗援助工作,摒弃“世界感激中国”、“中国体制优越”等论调,停止推销抗疫“兵法”,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只要真诚地帮助别人,而不是把这种帮助当成外交武器,或者拿这种帮助来吹嘘炫耀自己,反而会得到受助者的尊重、信任和感激。

改善对外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放弃一些急功近利的利益诉求,避免去挑战主流国际社会公认的秩序和规则,避免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渴望获得与之相适应的话语权、领导权和战略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其牵头制定的游戏规则,在主流国际社会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当前,我们无疑没有实力去挑战和改变这些规则。当你无力去制定规则,又想从这个规则所规范的秩序中得到利益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尊重和服从规则。试想,在现实生活中,谁愿意和一个不守规则的人打交道。在现有规则框架内闷声发大财,等到你有足够实力时再去改写规则,这才是明智之举。

当然,改善对外关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从来没有独立于内政的外交。只有在内政上隔离极左病毒,增加透明度,激发社会活力,捍卫改革开放成果,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外交才能走上正轨。

(五)防止被经济脱钩

疫情让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供应链方面的依赖。在欧美的决策圈和精英圈,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与中国“脱钩”。英国前任外交大臣黑格称:“我认为,这场危机进一步证明了有必要为西方对华政策建立两个主要支柱。第一,因为中国不会遵守我们的规则,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许多方面从战略上依赖中国,包括技术。另一个支柱是,我们必须在战略上独立于中国,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种与中国合作的方式。”美国官员和议员,包括特朗普本人,已经多次呼吁美国要摆脱对中国医疗设备和物资的依赖,要让供应链,特别是医药供应链回归美国。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建议,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应该找到协调一致的方法来应对中国。

事实上,与中国脱钩的已经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呼吁,而是开始落实到行动上。

几天前,英国议会出面干预,致使中国投资者被迫放弃了控制英国一家高科技公司ImaginationTechnologies的计划。
4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拨款22亿美元,协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或转移至其它国家,以恢复中断的供应链。
4月8日,德国联邦内阁决定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旨在阻止遭受武汉肺炎疫情打击的德国企业被外资趁机收购。该法规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实际上是直接针对中国的。
4月9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电视节目中说,美国政府应该为希望撤离中国的美国企业提供全部的“搬家”费用。
4月9日,美国司法部要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撤销对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的运营授权,禁止其在美国的国际通信服务。
……
显然,这场疫情加剧了中、西之间的不信任,导致西方国家扩大在本国的生产,并试图形成一套独立于中国的生产体系和供应链,这将使中国的制造业和创新科技落后甚至与西方脱钩。

当然,我们的一些官员、御用学者此时有十分自信地跑出来壮胆,说什么中国有一流的交通、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庞大熟练工人、工程师队伍,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是世界离不开中国,不是中国离不开世界;说中国有广大的市场,和中国脱钩就是丧失挣钱的机会;说企业搬迁成本巨大,资本都是逐利的,在中国建厂的企业最终会选择留下来;说全世界都被疫情包围着,只有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世界的资本只能往中国这个安全港流,不可能流向疫情国家。

冷静想想,上面的基本观点是站不住的。

其一,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早就被东南亚国家取代,西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工程师队伍并不比我们差。西方国家推动的制造业回归,是从产业安全、国家安全、防止对中国过度依赖的战略高度出发的,他们将把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事实上已经这么做了),把核心产业转移到本土。

其二,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这一轮全球化,中国对外贸易持续上升,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产品最大供应商,特别是长期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去年,中国的外贸总额占到GDP的31%以上,可以说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已经很高(美国不到20%)。一旦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其灾难可想而知。

其三,西方国家如果真的与中国脱钩,他们必然抱团取暖,构建一个自成一体的半全球化,唯独把中国排除在外。届时,我们制造业中很多由西方国家掌握的核心部件,将丧失供应来源,中国的制造业将一蹶不振。

第四,中国虽然有广大的市场,但中国一旦与西方国家脱钩,其结果必然是经济下行,失业增加,收入下降,请问届时购买力在哪呢?

其五,虽然外企搬离中国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但如果西方国家给本国企业报销搬迁成本,那么这些企业也会拒绝本国政府的要求吗?

其六,当前虽然中国的疫情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但一年以后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世界疫情得到控制了,这个优势还存在吗?再说了,目前虽然国内病例少,但外国人是不让进来的,这种优势只是假设的优势。

其七,世界创新的中心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一旦脱钩,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无疑会一落千丈。

其八,当前国内经济法制倒退,税负居高不下,国企高歌猛进,行政干预加剧,企业财产安全和经营安全面临更大不确定性,贸易战使外贸企业成本增加,这些也是外国企业撤离中国的动因。

综上,我们的优势不足以让世界离不开中国,也不足以阻止世界隔离中国。

中美脱钩、中西脱钩,虽然各有损害,但对中国的损害最大,40年改革红利将丧失殆尽,届时全民真要勒紧库腰带过日子。
当然,西方真要去中国化,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而且现在毕竟只是开了一个头,还没有全方位实施。那么,接下来留给决策者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经济上阻止世界去中国化了。

未来路在何方?

转载自《哲学新观察》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验证,回过头去看自己曾经的判断会更有意思。我的公众号写了我个人的一些判断,这次危机包括2月的“生化危机”,3月的“大危机2020”,4月没法再吓唬人了,光说危机没用,想想怎么办吧。

我试图用一种重复的思维方式来推演未来的解决方案。

要搞清楚未来之前我们要搞清楚两件事:

第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这次要说的更直接明了些,不绕弯子怕得罪人心了。

第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用批判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因为好的文化就在我们身上,谁也夺不去,有瑕疵的地方要放大镜下看看脸上的雀斑,宁可放大点,看清楚了对未来的进步有好处。

在分析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时候,会发现和美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沟通时可能存在的文化屏障。

然后是未来演变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和而富”,一个“分而穷”。一条路是1949到1979的孤立模式,一条路是1989到2019的世贸模式。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

新中国1949年成立的,当年出生的人现在71岁,也就是现在70岁以上的人非常清楚中国人过去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的变化。如果从中美关系上,我们可以划分为1949到1979的隔离期,1979到2001年的友好期,2001年到2018年的高潮期,这两年是动荡期,边斗争边合作。

2020年是一赌国运的关键时刻。

中国的发展契机有两个里程碑,一个是1979年中美建交,一个是2001年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1979年我们有多穷?农村里找不到一张白纸,穿衣服靠家里的织布机织粗布,除了农具的铁器外,村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产品,没有见过塑料袋长什么样子,当然了,那时候穷的没有环保问题,白天蓝天白云,夜里漫天的繁星。

到1995年的时候,我看到了汽车,但还是很穷,在洛阳唯一的涉外宾馆洛阳牡丹大酒店的门口,我第一次看到旋转的玻璃门,我恍惚了,我觉得那个三星级酒店里面是一个高档的我从未触及过的世界,是梦幻般的繁华。

在深圳的天桥上,我看到一个饭店里面有父亲带着年轻的孩子吃饭,我感到震惊,这是该多么富裕的家庭啊,什么婚丧嫁娶的大事没有,竟然去饭店里吃饭。那时内地平均工资大概只有300块,洛阳石化月薪800块,在河南是令人羡慕的大央企的工资。

2000年的时候,入WTO前夕,中国的企业还没有进入世界贸易的圈子,经济发展还是很有限的。当时外企的工资还是很有优越感的,去上海买房子,60万预算的房子可选择的是外环的康桥半岛别墅一套,或者是内环内的徐家汇花园一套三房,或者是陆家嘴花园大三房,买房子还送上海市蓝印户口。

可以看出来,先是经过了1979年中美建交后试探性的了解和谈判,一直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在这之后中国人富起来了。

加入WTO后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数据说话,从1949年到2001年这五十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累计是1352亿美元。2001年到2019年这入世贸19年间,中国的累计贸易顺差是4.65万亿美金,其中201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959亿美元,全球贸易顺差4217亿美金。

什么概念?中国仅2019年从对美国贸易挣来的外汇是1949年到2001年五十年中国累计赚到外汇的两倍多。有了这笔每年对美贸易盈余的3000亿美金,中国才有稳定的汇率,中国人才能出国旅游买买买。

你可以说你爱国你永远不出国,但不等于汇率和你无关,有了这些外汇盈余,我们才有钱进口大量的粮食,如果外汇飞涨,不要说猪肉吃不起,馒头你也吃不起。你可以爱国不吃饭,但你没资格让别人一起饿肚子。

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讲的很清楚,合作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伊朗是一面镜子

有人认为我们已经是GDP世界第二了,我们就要超越美国了,中美之间必须要通过斗争来获取世界领导权。那么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下伊朗的情况,我们对美国会有更多的认知。

在19世纪70年代,仅有两千万人口的伊朗GDP世界第九,人均收入亚洲第一。伊朗那时每年的石油收入是200亿美金,那么70年代的中国呢?国家外汇储备才一亿多美金。下图是豆丁网提供的数据

我遇到的伊朗最著名的德黑兰大学的双硕士毕业生毕业了N年后的工作是到中餐馆教波斯语,我遇到的另一个伊朗重点大学毕业的学霸,毕业十年后的工作是临时翻译。德黑兰北部AVA中心的咖啡馆服务员都是大学毕业,他们的梦想是逃到欧洲当难民。

2019年年末伊朗国家石油部在NPC召开全国的项目报告会,参会的12个重点项目,停工率是100%,一群伊朗最聪明的光头大脑袋企业家和博士们坐满房间出谋划策,大家只能摊摊手—-没钱,没技术,等中国人帮我们?

2019年末撤出伊朗市场的中国国有企业近乎100%,我知道的所有大企业都离开了伊朗,中国远洋,中航,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烟草。。。

这一切只是因为2018年11月美国财政部的一张制裁令。我无法想象,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个国家的部门如何做到制裁伊朗的,但我不得不接受现实,一个零外资石化项目的伊朗,一个第三国也无法提供技术和设备过去的伊朗,一个嘴巴依然很强大的伊朗。

伊朗过去四十年间也有几次试探修复和美国的关系,总统鲁哈尼最近仍然想以疫情为理由让美国放弃对伊朗的制裁。在没有得到美国回应后,另一个主角哈美内伊在3月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明美国人想帮助伊朗,但被他拒绝了。强硬的反美立场再次收获了伊朗爱国群众的掌声。

舌战美国及英国,德国,丹麦等诸多西方“列强”,不是能不能赢,敢不敢战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发展经济和发展民生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用舌战打败中国,同样,用汉语饶舌也动不了西方国家的分毫。看也看不懂,翻译后看懂了也只是加深敌意,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舌战伤的自己人的心,团结的是外国人的心,引来的是狭隘和隔离主义者的实践。

那也不一定,我想未来取决于各国之间是否能跨过文化屏障进行有效沟通。

中国文化的劣根性

今天看到朋友圈转的一个文章,前上海家化的董事长葛文耀退出了老朋友的群,详见下面的截图。

这是一个代表事件,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群体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被老红卫兵们彻底打倒了!

然后看到评论文章,大意是不少大佬都选择了沉默,一般人更要对小人和恶人退避三舍,任他们去。

但是,如果对谬误连争辩的机会都放弃了,如果对小人每次都选择逃避,都去选择明智的如佛,那么中国孩子的未来在哪?

假如这个事件背后的文化继续蔓延,那么这事儿不小,对中国文革有所了解的中国人都会感到害怕!所谓的“爱国”民意最终会形成洪流,再次以文革为名颠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生态。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像上海家化董事长这样的企业家,科学家,还有改革家都可能会因为“通敌”或“剥削”被“爱国爱民族的红卫兵战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立场之争的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平衡的心理基础,加上民族文化中被移植进去的劣根性,在一致对外的借口中慢慢发酵。

什么是中国文化

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在历史的迷雾里

这么大的话题我不敢谈,各位尊敬的读者可以找到一些书籍去了解下。我个人的粗浅理解是文化是一个国家人民评判是非的价值观,做事的习惯,各种仪式和习俗,是各种著名的作品里的角色和英雄模范人物对社会带来的象征意义。

历史文化总归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发展的,传承需要一个稳定的载体,那么如果看中国自宋以来的历史,因为朝代更迭,因为巨大的民族冲突甚至杀戮,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伴随着一次次颠覆和灭绝式的打击,已经丢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中国的文化基因到底是什么?哪些是需要传承的优秀中国文化?哪些是特殊时期被移植进来的劣等文化?这本身就是在迷雾中,因为历史书是活着的人写的,是根据胜利者的意志改写的,中国的老话说叫“成者王侯败者贼”

我们在引用民族文化为自己打气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慎重的进行独立思考,否则很容易迷失。比如为什么有时候是“大丈夫顶天立地”,隔天就成了“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们曾尊孔子为圣人,我们也曾认为孔子庙是旧事物,要彻底砸烂旧事物,批斗孔老二。同一个人,同一个事,某日的评价是睿智而英明,隔日的评价是独断而贪婪。

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需要甄别出来,稳定地传承。如果我们以历史阶段来跟踪中国文化的传承的话,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散到了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地区。受战乱干扰的越少的地方,文化的传承越稳定。

在杭州附近的江南,在广东福建的客家族,甚至在日本,可能有更多唐宋文化的基因。

黄河以北,可能更多是元明清三代,北方民族和中原民族混合之后的文化基因。

现代中国的文化的基因包括1979年之前近百年斗争的文化基因和之后改革开发注重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

自我认知和真实自我之间的鸿沟

我想中国人自我认知的文化应该都不反对4个词“勤劳,聪明,勇敢,善良”。

对于中国人这个强烈的共识敢于挑战它的人,自鲁迅先生之后鲜有闻矣。鲁迅先生的精神之所以可以存在,不仅因为他揭开了中国人的民族劣根伤疤去直面,呐喊着提醒国人去改进,而且因为他和他那个时代都死了,我们需要否定那个时代,需要一个榜样去否定它。

今天我们应该是光明而伟大的,我们应该是不吃人血馒头治疗肺病的中国人了,我们喝吃连花清瘟胶囊抗击CORONA,离科学应该是接近了一步。可是,每个人,敢不敢对着镜子用事实和逻辑分析下自己的真实表现,恐怕是和自我认可的文化大相径庭了。

我们勤劳吗?

中国人真的很勤劳,全世界无人能及,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历史上只要中国持续和平发展超过50年,必定是盛世,必定是GDP世界第一,都是因为我们是最勤劳的民族。

斗争我们很喜欢,但不是我们民族的优势,历史上只要是内战或外战,都是血流成河民不聊生,中国人民多数都是过的非常凄惨。

我们文化的根中,生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后代。中国人不停的劳作,不停的攒钱,不停买房子,像蜗牛一样慢慢爬,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后代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我们的孩子可以靠祖辈的财富吃利息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为了这个“未来”,我们中国人不惜牺牲自己的一生去劳动,更不要说什么周末,假日了。

在西班牙,我记得周末开张的超市一定是华人的超市,当地人宁可选择破产,也不在周末工作,大部分人到了周五中午就开始周末生活了。中国人勤劳的竞争力气的外国人牙根发痒,骂几句反华的话,也正常了,随便他。

最近一个朋友给我吐槽骂她的经理缺德,我说经理怎么缺德了,答案是“经理不给我安排周末上班,我想加班挣钱啊”。很多国家的文化不是这样的,夸张的非洲据说按周发工资,工人们领完工资就自动解散了,不来上班了,等把这笔钱花完了,没钱时候再来工作。对很多民族来说,今天自己过得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难以置信我们因为勤劳而成为有些国家反华的理由,但它存在了,我们需要理解这就是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性。

我们聪明吗?

我们有小聪明,这包括温州的发廊,义务的小商品,我们迅速找到了降低成本的办法,包括不惜手段仿制和造假。虽然整个行业的形象被拉低了,但先造假者的小聪明获得了大实惠。

我们还有精致的聪明,一路从幼儿园精致地学习到名牌大学,考试,加分,补课,一样不少。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最优秀的,培养孩子择校从高中逆行到初中,到小学,到幼儿园,到胎教,据说现在富人要从找对象时就测对方的基因,从遗传基因上都不能落后。

长大后我们成了北大的精英,清华的教授,人生的赢家。如上篇文章里的冯教授,他精致地迎合了社会的期望,预测出了2020年二季度中国GDP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精彩篇章。

可是我们做为一个民族做为群体的时候一点也不聪明,学习时期精英荟萃的成绩和工作后的科技成果不成比例,确定性地讲,许多领域的科技能力远不如紧邻日本。

我们勇敢吗?

NO , 我们是最怂的中国人。经常可以看到报道欺凌学生,欺凌家人,欺凌弱者或者半夜偷袭仇人。很少看到公开挑战比自己更有权力,更有力量的人。

虽然转发文章时杀声震天,义愤填膺,还真没听说有人拦住外国人质问的。如果走出国门,落了单,那我们中国人更是会改变立场,对外国人表现出自己高度的国际化和友好态度。在纽约地铁里看到强壮的黑人在地铁座位上躺着,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指责他,让他让出座位,但在我们的公交车上红卫兵老流氓掌掴小朋友逼人让座的事情倒有过报道。

本来我们觉得中国的年轻人成长在和平年代,应该爱好和平,远离涙气的。但电子游戏让年轻人觉得打打杀杀很爽,很解气,很给力。他不知道宽容和道歉才是勇者的表现。

在金钱和权力面前,我们怂的一地鸡毛。为了利益,我们可以一辈子不说一句真话,为了升官,我们可以跪下来给领导擦皮鞋。

媒体被流量绑架,点击量背后是广告,是估值,是钱,所有的电子媒体被流量绑架的死死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吸引眼球。所以标题比内容重要,内容比文化重要。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必须媚俗,必须煽动情绪,必须像游戏一样无知狂妄,或毫无道德底线。

自北宋以来,一千年的时间,战争频发,朝代更迭。对外战争中,中国始终占据着人口和经济的优势,但战争结果是败多胜少。们都是蛮夷,他们都是列强,他们都是鬼子,他们每次都是战争的发动者。面对外国的“敌人”,我们太需要胜利了,所以对精神胜利迷恋到不能自拔。

我们善良吗?

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善良。

有时候真的很善良,比如被欺负的时候,真能忍受,真的有胸怀。我们对不需要自己付出的事情也很善良,比如疫情初期,网上流传意大利华人的一封信,要中国派医疗队去,派专机去,因为他们是华侨,同学群里有人说“好可怜,我感动的想哭”。我们对需要自己付出的弱者也是善良的,比如网络上的滴水筹。比如那个靠红十字会骗了不少钱的女网红。

一旦有利害关系,需要站队时,我很难说中国人是善良的。

近代史,中国人在对内的斗争和杀戮中乐此不彼,比如太平天国各路人马的互杀;比如民国初期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对弱者和失败者在古代中国的成语里有独特的文化含义,狠毒的令人不寒而栗,比如“斩草除根”“株连九族”以及莫须有。没有正义之争,没有标准之辩,也不管能力大小,只看你是属于哪个派系的来决定生或死。

文革中被红卫兵破害死的政治家,军事家不计其数,哪怕是人畜无害的文学家老舍,翻译家傅雷也难逃被折磨到自杀的命运。一切黑暗的发生都是以爱国爱民族爱主义的红色的名义。

这次疫情我们舆论也在不停的划线,不停的找对批斗的对象,不停的为自己的胜利欢呼。开始分武汉人,湖北人,湖北外的中国人,依次提防。疫情初期是划出想离开武汉的外国人,想离开中国的中国人,疫情后半段划出想回中国免费治病的华侨,再划出海外华人中的留学生。一次次千夫所指,一次次义愤填膺,基于被网络加工的抓眼球的报道。

很有意思的是网上的评价方向,重要的不是对错,重要的是站到人多的队伍里。比如反美的帖子里,清一色的咒骂美国,不同意意见的都被打击为跪舔美帝的汉奸。比如格隆研究里文章的观点是中国经济不能和美国脱钩,下面又是清一色的支持言论,不同意见被定义为脑残废材。

我们从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在演变为不敢去独立思考。

呼唤哲学思考

中国需要现代哲学和现代价值观体系的建立,把我们从疯狂的自相矛盾的逻辑中解救出来。我们需要为实现中华民族发展向上而负责的严肃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而不仅仅是快手的大咖和带货的网红。

过去四十年,我们的国家建设的非常好,我们的人民做的非常好,我们的经济和民生都非常有希望了。我们不需要文人和名人讲假话来粉饰什么,我们需要讲真话,让行动和认知更加统一,我们的国家就能发展的更好。

我们再也不要给中国人划线了,中国人斗中国人,以任何名义在任何时代都是错误的,都是低级的选择,都是愚昧的决定。我们都是一母同胞的中国人,有任何不能理解的方面,要多包涵,要耐心沟通,而不是轻易的就定义为阶级敌人。如果中国人斗中国人被鼓励,今天倒下的是他,明天倒下的可能就是你的亲生孩子,请不要。。。砍下去。

我们也不要怒气冲冲去否定西方了,正如我们坚决不接受西方强加价值观到中国人身上一样,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选择。我们很多人不了解西方的文明如何灿烂,正如个别西方政客不了解中华文明的坚韧和友好。不了解没关系,但不能跳着脚去骂战自己并不了解的文明,我们弱的时候没有被瓜分掉,我们强的时候也没有去入侵别国,那么为什么要因为假设敌人而去骂战呢?

集体骂战的可怕之处是,假设敌人会被培养成真正的敌人,文明冲突一旦开始,死的人比冠状肺炎要多无数倍,尸骨累累中倒下的是你的后代和那个你根本不认识的另一个异国家庭的孩子,杀死他们的就是“不服来战”者的嘴巴。

我们需要认真的去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文明,宗教和文化。按照100年前,500年前,1000年前去了解,去对比中国的文明。也许在航海时代来临之间各大陆之间的文明缺乏沟通,也许历史上的文明也是多地开花,各有异彩。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文化是鼓励人们去侵略他国的。

人类不可能彻底消灭病毒,病毒也无法征服人类。在不同的生物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我们要接受这个并行的世界。我不能假定自己是唯一的伟大,那么不同的伟大之间需要尊重和理解。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交好的历史以及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冲突的问题,战争之前文明的冲突是怎么酝酿发酵的。我们需要思考是否有的战争可以避免。

我们需要思考清朝末年北京城居民恩海刺杀德国公使,我需要思考八国联军进北京前慈溪宣布和十一国开战,和鼓励义和团杀传教士的那段历史,假如这些事情没有发生,那历史会怎样。

我们需要研究现代互联网传媒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因为互联网的存在,一个偶然的事件,局部的事件,会迅速被在网上被放大传播,引发各国愤青的个别政治家的兴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国际关系需要冷静和深远的考虑,需要国家代表去沟通谈判,而不要被破碎的信息掀起广泛的民意敌对,进一步裹挟了国家意志的对抗。

当敌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是否需要思考如何减少敌意。

未来的格局演变

和的格局

和的格局就是疫情之后,中西方在共同对付另一种生物-病毒的过程中找到了关于生命价值观的共鸣,减弱了之前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在疫情结束后,中国和世界各国更加紧密的发生经济往来,继续全球化的发展。

这种和的结局对中国是最好。中国已经有的超级产能会继续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以后会形成中国的定价权优势。制造业利润的提升会推动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制造业的升级在逐步的推进。制造业升级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活动空间,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巨大改善,中国的独立自主发展民生消除贫困获取了更大的成功,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中国。

和的战略我们应该了解下日本的国际战略。我们放了那么多抗日神剧,日本也没有天天谴责抗议中国人,他们选择和。美国扔了俩原子弹到日本,太平洋战争塞班岛之战日军伤亡殆尽,老百姓最后选择跳海而亡,也不投降美军。然而战后的日本选择了“和”。

国际关系的战略我们应该了解下以色列。据说以色列在美的企业家有强大的游说力量,每次伊朗试图和美国交好,以色列人就用1979年德黑兰绑架美国人质的事件去说服美国不要和伊朗交好。

外交是交往的交,交好的交,不是交锋的交,交锋的事交给国防部。

谴责和斗嘴之后,我们要想想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做什么。

分的格局

疫情之中全面陷入口水战的汪洋大海中,对西方列强无比气愤,气愤于他们的羸弱,嘲笑他们的无知,骄傲我们的强大。西方质疑中国的对病毒的连带责任,同样气愤,嘲笑中国。这种情绪在自媒体和官媒中被选择性放大,对立的情绪从少数人变为大多数,中西方互相感染,从网络的牢骚成为国家的意志。

国际关系上我们面临有两个非常危险的因素,一个是之前的三国杀是美苏争霸,那么中国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被双方争取。现在是俄罗斯已经弱的没资格去争霸了,反过来俄罗斯处于一个被美中拉拢的位置。第二是目前的友好国家多数是处于利益的考虑,或者是在考虑如何增加自己和美国谈判的筹码,比如伊,俄,鲜等,都在待价而沽,随时会选择弃这个投那个。

疫情之后,(会很快,病毒的感染很可能来去如潮水,有可能五月中就会消失),西方发达国家重组织供应链,各种政策后疏远中国。这种玩法,国际贸易的主要采购方增加了采购成本,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会欢呼雀跃地接受制造业的订单,比如越南,印尼,印度,菲律宾等。

中国回到了相对隔离的状态,未来参考伊朗。

对中国而言,和则大受益,分则大损害,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表达,如何去沟通。

文化强,则中国强,产生于中原内地的文化,要警醒如何破解对外交流的难题。

每个中国人的言行组成了中国文化的国家符号,未来变局看每个人如何选择。

疫情之下,与投资相关的三个焦点问题

作者:格隆     原载《格隆》微信公众号

(原标题:《十一张图,回答与投资相关的三个焦点问题》)

问题一、全球疫情怎么看?

直接说结论。

1、美国是全球经济火车头,但很不幸,它成了全球疫情风暴眼。美国昨天一夜新增19468例,累积121117例,牢牢捍卫了感染数的榜首位置。美国的疫情增速超乎想象。3月25日时,我说它大概率1—2天内超越意大利,一周内超越中国。

结果它只用了2天就超过了中国。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沮丧的消息。截至目前,美国疫情没有看到任何统计学意义上的拐点。疫情蔓延已导致美国出现历史上第一次初请失业金人数破百万(高达328.3万):

美国的感染数,无论绝对数,还是相对增速,都堪称恐怖,令人绝望。我相信这个速度不会一直持续,也不能一直持续。没有国家能扛得住这种冲击。不出意外,美国会很快会封州(除了阿拉斯加以外的所有的州)封国。

从现在开始,美国经济会静止两个月,或以上。这对全球经济都是噩耗。美国经济玩完,全球也基本玩完。我知道在中国,很多没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那种苦日子的年轻人理解不了这句话。没关系,以后慢慢你会理解的。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全球所有的顺差,几乎就来自美国一个国家。按美国这个趋势,三月份中国出口增速大概率会大幅度下落到—25%或更低,超过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考虑到欧美真正开始某种低限度的“闭关锁国”是从3月才开始,我们4月的出口只会更糟,大概率同比负增长30%以上:

这意味着,外贸相关的约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也就是超过2000万的人,可能会失业。按我们宏观模型,仅出口,就至少拉低GDP3个点以上,中国上半年GDP大幅负增长已基本成为定数。

环球同此凉热,这句话里的环球,对中国而言,实际主要就是指的美国。

那么多人对美国幸灾乐祸,实在无法理解。没有一个生意人会天天祈祷自己最大的采购商和生意伙伴死掉,除非脑子进水。我们很快会感受到美国需求消失的痛楚。经济最糟糕的时候,还根本没到来。

还是我前面说过的,我们多数股市投资者的宏观模型,太浅太窄了,浅到哪怕下个季度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

2、欧洲疫情,要盯的是德国与西班牙。

德国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25日数据一度遽升,一夜新增近8000例(7776),攀升斜率堪称恐怖,增速为全球之冠,这令很多人吓出了一身冷汗。欧洲这架马车本就羸弱,搭便车的很多,拉车的本就寥寥无几。08年危机,伤的是南欧那些坐车的,如果这次疫情重创北欧拉车的,这会伤及欧洲根本。好在,25日之后德国数据迅速拐头,一路下行。尽管这不太符合统计学规律,或许是拜日耳曼人的严谨、执行力与德国丰厚的家底支撑所赐?

西班牙的疫情明显存在某种程度的失控。这个只有4600万人口的国家,每天新增感染持续维持在7000以上的高位。全球应该给予这个国家更大的关注与支持。它不是一个偏远国家,它处在欧洲中心。我很担心西班牙在欧洲扮演08年金融危机里希腊的角色,拽着整个欧洲一起下沉;

3、未来疫情形势,要担心三个问题:

1)俄罗斯这种习惯性掩盖数据的人口大国,以及印度,印尼这种不够富裕,人口众多的南亚人口大国,以及非洲,会不会一棒接一棒地薪火相传?尤其俄罗斯,今天刚刚过千,堪堪到挪威、瑞典的四分之一,与芬兰这种同纬度,但人口才500万冒头的北欧富裕国家一个水平。但俄罗斯的人口,贫穷及近乎独裁的体制,与北欧那些富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这完全不符合常识。病毒没有理由对他们另眼相待的;
2)中国迫于经济休克的压力而放松人口流动管制,会不会导致疫情二次卷土重来?3月25日起,湖北解封。4月8日起,武汉解封。以中国多数外出打工者的交通与住宿条件,这是一个令人捏把汗的决定。湖北总人口才5900万,更科学更经济的做法,无疑是给每个湖北家庭直接发放一定数额的误工补贴,让他们今年内继续留在本地。这笔账并不难算。即使所有湖北人,无论老幼,人均发放一万元,大数也就6000亿,不到去年税收收入的3.8%。这笔钱,我们完全付得起。但,如果疫情二次反复,我们一年的损失,或许超过6万亿;
3)在疫苗研制成功前,就算夏天疫情压制,这个冬天,疫情会不会在全球重来?

有一个结论是相对确定的:这波疫情,大概率会令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归零,甚至更糟。

很多人提议,直接忽略2020,将2021年称为2020PLUS,这个提议,不无道理。

问题二、我们究竟要不要去美国化?

只要账算得过来,不要说去美国化,我们把地球上剩下的其他194个主权国家通通拉黑,都不是个什么事

问题在于,多数呈口舌之快,喊不服来战的人,可能根本没算过账,也算不来。

现代史上有两次下注中国国运的机会。第一次出现在1979年,中美建交。这是中国拥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体系。第二次出现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是中国拥抱全球。无论哪一次国运的跃迁,充分必要条件,都是放弃封闭,拥抱并融入外部世界。

以2001年加入WTO为分水岭从1949年到2001年,50年时间,我们的贸易顺差总额仅1352亿美元。2001年到2019年,19年时间,我们的贸易顺差总额4.65万亿美元,年均2447亿美元——这个年均数,超过了新中国前50年的总和(下图):

加入WTO之后,美国一直是中国绝对的第一贸易伙伴国,远超第二名的日本与香港

入世1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总额3.41万亿美元,占中国对全球贸易顺差总额4,65万亿的73%,超过了中国外汇储备总额(3.1万亿)

入世19年,我们年均对美贸易顺差1795亿美元,这个年均数,超过了新中国建国前50年的贸易顺差总和,也比2019年这个地球上四分之三的主权国家的年进出口总额还要多

 

在很多年份,我们对美顺差额,超过了我们对全球的顺差额。即使在贸易战有显著影响的2018年,当年中国92%的贸易顺差,依然来自美国一个国家。

即使在我们非常努力调整经济增长结构的当下,我们的出口附加值依然占到了GDP的13%。

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究竟要不要拉黑美国?

七十年前(1950年6月韩战爆发),我们和对方干了一仗。对那场战争的定性我们不予置评,但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战后我们基本被排斥在了世界主流体系之外,沦为一个封闭式的,几乎自给自足的经济体。那样的日子过了三十年。到底有多苦,相信经历的人都记忆犹新。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我们的GDP只占全球的1.8%,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

如果我们再退回去,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这种情形,不要说我们这代人没见过,我们的上一代人也没见过。我们再次变穷,或许连20年都不用。

看到网络上那么多喊打喊杀,全天下老子谁也不欠的市井无赖嘴脸,真的是无语凝噎。这批人充满了仇恨,会在自己需要的时候,随时向任何人恶语相向:今天可能是美国人,明天可能是韩国人,后天可能是日本人,再往后,可能是同胞,台湾人,香港人,乃至东北人,湖北人,甚至是赴海外留学,想回国避难的,如假包换的中国血统、中国人的孩子……

如果这些人只是所谓的水军,有组织地在刻意混淆视听,那相对还好一点,毕竟国民根基未腐。如果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那说明因无知而无畏而猥琐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浓度确实很高,那就真令人有些绝望了。

充满仇恨的人,不可能有多善良;

充满仇恨的国家,也难有多文明!

大刀砍向同胞的第一步,是对异族的仇恨。

美国并不是一个难打交道的流氓国家。说我们强大到了威胁美国霸主地位,所以美国打压根本无可避免的言论,与说落后就要挨打一样,根本不值一驳。

就全球纵横捭阖的大智慧,我们不妨重温一下40年前邓小平复出后访美的那段话

或者,20年前,朱镕基总理访美时说的那段话

三、会不会去全球化?

definitely will。

这次疫情正在迅速,甚至在可预见时间内不可逆地改变全球政经运行规则

生命的尊严,以及口罩都生产不了并被嘲讽的经历,会刺激和提醒所有欧美企业与政府走向收敛。企业将会缩小规模,牺牲利润来换取供应链的多国布局与弹性。政府则会严肃考虑对经贸对手的调整,以及对战略行业的干预、计划与储备。

2020年,极大概率,会从人类经济的编年史里消失。

这也是为何美债TOP20国家,有18家(包括中国)不约而同,齐刷刷增持美债:

并把美国国债收益率压低到近乎零的原因:

各国都明白: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

这些年,中国一直都试图以“有形的手”(比如各种定向降准、定向降息等)来压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但收效如何,不得而知。相反,美国是用债券市场的供需,来压低整体利率,更显从容。这是金融领域一个根本性的“中美差异”。而政府融资成本的走低,也会为政府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提供更多的空间。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出台针对国民和中小企业的专项补贴和救助计划——不是鼓励你去消费或者给你降息那种,而是直接发钱。这种底气,很大程度正是来自于政府债务的低成本——全球政府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补贴美国人民和企业,帮助他们走出新冠疫情的冲击

这或许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去全球化,反而帮助全球资金更加涌向美元核心资产。

当然,这有点题外话。

简而言之,COVID-19将大幅度降低全球的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我们将走向一个更加贫乏、吝啬和狭小的世界( a poorer, meaner, and smaller world)。过去越受益全球化的国家,未来的生存会越逼仄。

这于世界而言,是去全球化。于一度为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枢纽我们而言,则是某种程度的去中国化——这并不是一个受人待见的研究课题,所以我不做任何展开。

无论如何,昨天的那个世界,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至于投资,那是另一回事。

疫情一定会过去。世界的纷乱,对长期价值投资者,是件好事

这也是我为何如此钟情于投资这个职业的原因——在忧伤逆流成河的时候,你总能用比预期低得多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长期资产。

在最黑暗的时候
人们会看到星星
它们一直都在
只是
你要记得抬起头
往上看

辛可:如果皇上错了怎么办?

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面对一个头疼的问题,奴才或奴隶错了,可以随便收拾,甚至干掉大头或小头,如果皇上错了,怎么办?

依常识,错了就该批评,就应悔过。有人也尝试这么干,结果如何呢?韩退之被贬谪、海刚峰下死牢、雒于仁险些丢掉小命。这就是批评皇上的下场。

他们之所以走狗屎运,大概是没有活明白。尽管皇上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不包括朕;皇上要求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不包括孤;皇上宣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不包括寡人……。老子受命于天,在一切社会规则之上! 

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悖论是:人都会犯错,皇上也是人,但皇上不会犯错,他永远是光荣伟大正确的。

千年国史就基于这一逻辑,绵延不绝,至今而然。我的老师胡戟先生以为,晚清以降不过是后皇帝时代,秦珲老师讲告别帝制,亦复如是。

在历史系混了四年,一无所获,但明白这句话足够了,可以保证自己不管碰见何种型号的影帝,都不至于变成傻X。近现代中国之所以弄成四不像,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当皇上,所不同者,换个马甲罢了。

既然都在玩伪共和、真皇帝的把戏,自然也符合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加微信号tydhl2为好友,朋友圈文章更有种、有料。)混账逻辑,皇帝或者首长怎么可能有错呢?

故宫养心殿有一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雍正御笔,唐张蕴古原创。前一句确是事实,后一句纯属扯淡。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讲这种屁话,岂非掩耳盗铃?

考察历代财政开支,绝大部分用于皇室挥霍和维稳,有几分钱花在百姓身上?难道黔首布衣把裤头贡献出来,才算得上“奉一人”吗?洋洋洒洒二十八史,顺着看也好,倒着读也罢,不过如此,如此而已。

也有人不买账,比如唐甄讲“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黄宗羲怒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为一姓富贵劫掠天下,还号称爱民如子。难道中国人都是自虐狂,非要认贼作父不可?

类似《甄嬛传》等龌龊玩意,有人品得津津有味,我则恶心得要死。一群没有牛牛的男女围着一个有牛牛的男人斗得你死我活,这跟养猪场有何区别(一头种猪,一群母猪,其他公猪全被阉了)?中华帝国之中枢,大概就是模仿养猪场构建的。

然而,以中国人的逻辑,这一切理所应当。阉人者恶毒,皇帝随便阉别人,皇帝是正确的;劫掠民财者无耻,皇帝随便劫掠民财,皇帝是正确的;乱搞女人者下流,皇帝随便乱搞女人,皇帝是正确的……如此等等。

如果有起码的良知且心理脆弱,研究中国史非精神错乱不可。旧书读多了,午夜梦回,弄死自己的心都有。好在时下的所谓学者,大多情商很高,竟然能从臭狗屎里咀嚼出玫瑰的味道。

可问题依然摆在那里,既然惟以一人治天下,凡事皇帝说了算,他又必须是正确的,弄到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的地步,到底谁来付这个责任?

好在我的担心有点多余,千百年来,奴才特别是有文化的奴才,在这方面累积了足够的智慧,看似完美地解决了这个无厘头的问题。

依他们高见,如果弄到国将不国,只有三种可能:要么是奴才的错;要么是民众的错;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挖坑,皇帝也是受害者。

“奴才有罪、皇上万岁”的口号,类似女人的叫床声,抑扬顿挫、性感撩人,几千年绵延不绝。脸蛋涂抹成何种颜色并不重要,只要城头飘着大王旗,皇帝还是一样的皇帝,奴才还是一样的奴才,换身行头,玩的还是一样的把戏。

以明为例,各朝大略如此。明英宗成了阶下囚,错在王振;明武宗胡闹,错在刘瑾;万历皇帝不上班,错在申时行;明熹宗搞得天怒人怨,错在魏公公;等等。崇祯上吊时,口袋里有个小纸条:皆诸臣之误朕也。这大概也是所有皇帝的心声:朕没错,只是奴才们太坏了!

所以在中国,时常会上演“清君侧”的闹剧。明明是痛得难受或痒得不行,起来造皇帝的反,却扬言是为民请命,帮皇帝清除小人,如此天下太平矣。可“清君侧”演到最后,被清除的多是皇帝,奴才们倒安然无恙,踩在旧主子尸体上,继续为新主子大唱赞歌。

事实上皇帝作为帝国主宰,无论钱袋子、刀把子、官帽子,大小权力一把抓,凡事莫不秉承他的意旨,没有他的支持或默许,哪个奴才敢随意乱来?谁心里都清楚,皇帝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但依据中国式的悖论,皇帝必须永远伟大正确,所以责任只能由奴才来负。

宋仁宗说自己“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可谓诛心之论。中国的帝王都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不是太蠢,而是太坏。我的评价是八个字:治国无能、整人有术。奴才们被玩于股掌之中,何敢跟主子作对?魏公公之所以为所欲为,读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便明白了。独裁者根本不信任官僚集团,利用心腹奴才打击官僚集团罢了。

要杀岳飞的是宋高宗,能杀岳飞的是宋高宗,下令杀了岳飞的是宋高宗,但宋高宗没有错,做孽的是马仔秦桧,甚至包括他老婆。这就是中国人的是非观与混账逻辑!

由此可见,做奴才并不容易,除了听主子的话,替主子干坏事,还要时刻准备着,万一搞臭了,站出来为主子背黑锅。哪一个成功的佞臣后边,不站着一个为非作歹的皇帝?

既然皇上不会犯错,如果搞得灰头土脸、天怒人怨,又不想让心腹奴才背黑锅,怎么办?阴谋论、挖坑论便横空而来了。也就是说,坏事不是皇帝和心腹奴才干的,而是政治敌人栽赃陷害。翻开中国的史书,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这样不但可以替皇帝或心腹奴才开脱,而且能一石双鸟,抹黑或打击自己的政治敌人。

事实上,皇上以及心腹奴才很清楚,别人之所以这么干,不过是秉承或揣摩上意罢了。舔对了,舒服的是皇上,舔出麻烦,就是别人故意使坏。皇上不可能有问题,只是被蒙蔽,也是受害者。问题是皇上爪牙遍地、耳目众多,连蹬三轮的都知道有人给皇上挖坑,他却不知道,这可能吗?

我时常见有人替袁世凯翻案,逻辑大概如此。可史实如铁,袁老四处心积虑搞垮共和,不就是要做皇帝嘛!隆裕死后,袁纵容满清遗老穿着旧官服满街跑,任由复辟谬论甚嚣尘上,岂非投石问路?此何年何月哉,袁老四已痒得不行了。

后来杨度他们搞筹安会,梁士诒之流搞大劝进等等,哪一项未得袁的支持或默许?本就自导自演,何来挖坑?奴才们只是投其所好罢了。杨度“旷世奇才”的高帽子,不就是舔出来的吗?既如此,袁临死也玩那一套:孤被小人们暗算了!

梁任公警告过,你不听啊。北洋的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不买账,你视而不见啊。自做孽不可活,沦落为独夫民贼、政治流氓,与别人何干?最可笑者,有人说,如果孙先生不闹,袁也许会搞出新中国。呜呼,一个妻妾成群、就知道玩弄帝王术的老官僚,会搞民主自由,这可能吗,还有没有起码的常识?

简言之,所谓阴谋论、挖坑论,不过是糊弄民众的手段。没有谁给皇上挖坑,也没有谁敢给皇上挖坑,一切罪恶勾当不过是秉承上意罢了。要么是玩砸了找人背黑锅,要么就是打击政治敌人的手段。可见跟普通的流氓相比,很多皇上的贼格也高不到哪里去。

退一步讲,就算阴谋论、挖坑论成立,皇上作为决策者,也要付首要的责任,不能祭出阴谋论、挖坑论,就可以堂而皇之伟大正确了。至于有些人确以为然,整天鼓噪这玩意,不过是无知或自作多情罢了。

如果皇上和心腹奴才必须正确,又找不出合适的政治敌人背黑锅,大家沆瀣一气,应该讲大局、讲团结,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当然就是老百姓的错了!皇上英明神武,奴才个个正直能干,但玩砸了、傻逼了,无他,都是老百姓素质太低。

在皇上及奴才们看来:兴,皇上英明;亡,百姓傻逼。这就是他们的强盗逻辑。晚清以降,洋务运动烂尾了,是老百姓素质低;维新变法玩砸了,是老百姓愚昧;民主共和搞成四不像,是老百姓根本不配。如此等等。

民国初年,梁启超鼓吹旧权威主义,今天某些人叫嚣新权威主义,不管成色如何,都基于这一谬论:中国的老百姓素质低,不配拥有广泛的、真正的民主,否则会天下大乱、国将不国,所以必须集权力于某人或某团伙,惟其如此,天下方可大治矣。

可悲的是,梁启超帮袁老四搞垮共和,集权到无以复加,但袁并没有带着大家奔小康,而是沐猴而冠,帝制自为了。就算新权威主义贩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最终只会弄出一个个更不入流的袁老四,所不同者,只是马甲的款式与脸蛋的颜色而已。

我不认为人民总是对的,或中国人有多高的素质,但这跟他们配不配拥有民主自由毫无干系。事实上英美诸邦在建立民主国家时,民众素质比我们高不到哪里去。最可叹者,普通民众完全被边缘化,有何可能或资格为历史负责?作恶的永远是皇上和大小奴才,也只能是皇上和大小奴才!

对于贩卖素质论的这帮人,我同样有八字相赠:名为国士、实为国贼披着为生民立命的外衣,自以为是、傲慢无知,做着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勾当。新权威主义鼓吹者,跟康梁师徒乃一丘之貉,不过是中国进步的绊脚石、搅屎棍罢了。

为维护主子的光荣正确形象,奴才们机关算尽,主子确实爽了,奴才们也藉此飞黄腾达,可对国家或民族而言,这绝非济世之良药,而是祸国殃民的毒药或春药。横行在大地上的罪恶,莫不是拜此混账逻辑所赐。

有人以为,之所以搞砸了,是因为品种不好,如果换个品种好的皇帝,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千百年来,换了多少皇帝,品种不可谓不丰富,基因不可谓不纯正,效果如何呢?最终都在玩一样的把戏,个个无法无天,任由罪恶在大地上轮回。

历史已雄辩地证明,没有监督或无法监督的权力必然堕落只有孙先生开出的药方是恰当的、有效的。那就是中国要进步,成为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必须彻底终结旧制度,废除皇帝以及类似的各种玩意!惟其如此,国家才能正常发展,人民的基本权利才会得到保障。

因为几千年皇权政治之流弊,在中国,连英日等国的君主立宪游戏,我们也不能玩。在这片浸润着专制文化的大地上,假皇帝很容易变成真皇帝,换个行头荼毒天下。晚清以降各种型号的统治者,何尝不是如此?无皇帝之名有皇帝之实,甚至比皇权时代的独裁者更坏更无耻。

我们要真正当家作主,过上自由幸福的日子,只能把一切统治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他们不敢也不能为所欲为。一旦赋予他们太多的权力,且无法有效监督,他们必然会作恶。不要天真地以为,集权才能干大事,事实上集权更容易作恶,政客的承诺是靠不住的。

读了不少书,走过太多的弯路,我开始坚信,我们绝不能寄希望于任何型号的圣明天子,或者对旧制度修修补补,而应彻底终结旧制度,把一切真假皇帝、野心家送进历史坟墓,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欲打达此目的,必然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时间终将证明,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转载自《大衍广告印刷》微信公众号)

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作者: 朱学勤

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

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文 | 朱学勤

01

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近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学来的。

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了一个叫Academy的东西,柏拉图的Academy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与其他思想不同,尤其与中国人注重直觉与感性思维不同。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五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

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
欧洲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鸟瞰

02

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否则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结果,今天中国人都默认,说的东西往往不能做,做的东西往往不能说;闷声发大财。

但是西方学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是些什么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把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会少了一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有没有肚脐眼。

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可笑透顶,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它确立了一个信念: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寻找、可以证明、可以争出来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学就开始干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所以,西方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d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拉斐尔:《雅典学园》

03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

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

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腊历史上经过几次反复,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总是几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这个原因。

后来多利亚人崛起,当这块土地提供的粮食接近危险的极限时,他们受了腓尼基人贸易活动的影响,不再靠土地上的收获直接养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业、还有手工业,与外部的生产分工和相互贸易来实现生活的供给。他们的山上能够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这两种作物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酿成葡萄酒,榨出橄榄油,而他们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条件。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拿去跟别人换,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与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总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人情关系,通过道德,最后通过权力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如出一辙,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和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古希腊雕塑

04

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 Academy 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一点钱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

有一个故事,一个晚上泰勒斯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要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西方大学与中国大学有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拉斐尔的《典雅学派》与《孔子讲学图》做对比,看出两种大学的区别。

《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

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 Academy ,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当时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一位最有远见的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洪堡大学

05

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

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

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

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

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以色列这么牛?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再看看日本。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福泽谕吉

06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国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

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

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多久,只有几年时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新政权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

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07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

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本文来源:财经小报告 微信号: cjxiaobaogao

重走白求恩路(9.13-9.28 2019)

作者: xlu

河北站

享利.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中国家喻户晓,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是一名加拿大人,著名的胸外科医生,国际友人,为了帮助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曾带领加拿大医疗队服务于西班牙,于1938年3月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抗日战争前线和后方医院救治护理中国军队的伤病员,1939年11月不幸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享年49岁。虽然在中国只有一年零八个月,但他在这短短的时间创建了第一个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延续至今的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石家庄),战地培训了大批医护卫生人员;第一次建立中国军队战地外科流动输血,在医学上具有极为重要意义,并以他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无数个伤病员和他们的生命。
当年白求恩大夫被埋葬在唐县,1949年他的遗体又被迁至河北省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并刻有汉白玉墓碑,塑有全身雕像,以供中国民众祭拜瞻仰。他是被中国政府树立雕像的第一位外国人,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后篇入中学课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白求恩大夫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一个小镇的牧师家庭,离多伦多市大约两小时车程。1976年中加建交后这栋房屋被加拿大政府买下作为国家历史文物和景区,供民众参观,拜访和游览,也是无数中国人到多伦多旅游的必去景点。

白求恩大夫出生在这座房子

创建加拿大白求恩协会
2007年由谷世安大夫创建的加拿大白求恩协会,Bethune Bai qiuen Canada Alliance(BBCA)至今已有十二年了,这是一个非营利的民间专业人士组织。这个协会的宗旨是传承诺尔曼.白求恩精神,促进中加两国的友谊,初衷是“重走白求恩路”,服务于需要帮助的地区和人们。现任会长约翰.杜克斯,加拿大心脏科专家,创会会长谷世安,加拿大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带领这个团队十几年来每年在加拿大不同城市组织各种筹款活动,带着爱心,医疗器械,简单药品和筹得的款项,走白求恩曾经走过的路,足迹已遍布了中国14个省包括白求恩大夫曾经工作过的河北山西陕西,以及多个贫困边远地区和那里的百姓,被他们的精神和善举所感动,今年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协会。

创会会长谷世安医生(右一)和会长约翰.杜克斯医生(右二)

加拿大温哥华的筹款活动


9月14日,来自加拿大温哥华,温尼伯,多伦多的部分会员在中国北京机场第三航站楼的九龙壁前会合,一行十一人开始了第十一次“重走白求恩路”的第一站_河北行。

河北省唐县曾是白求恩在1938年至1939年间在晋察冀边区的后方医院工作过的.也是他逝世的地方,加拿大白求恩协会会员曾数次来到这里,参观祭拜这位国际友人。
9月15日,协会成员首先参观了唐县白求恩纪念医院,在任26年的吴立国院长带团队成员参观了口腔科,妇产科等优质服务科室,又与各科骨干座谈,并相互交换了合作交流意向。

唐县白求恩纪念医院

杜克斯会长和吴立国院长

随后我们参观了在唐县的白求恩墓园和白求恩纪念馆…对他在战区和后方艰苦的条件下忘我的工作,呕心沥血,在一次救治伤员的手术中不慎割破自己的手指,感染至败血症而不幸逝世,我们深表缅怀和敬意。

 

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是革命老区,是中国第一块敌后抗日核心区域,也是中央政府进京成立新中国前的根据地,聂荣臻元帅当年领导晋察冀居民在这里长达十年之久。
抗日战争时期的“八一”小学是为中国军队前线指挥员留在后方的孩子们所建的,城南庄的八一小学也是为纪念聂荣臻元帅起名的。
9月I6日协会成员来到这里参观了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和纪念馆,并为八一小学和城南庄中心卫生院做了捐赠。

加拿大白求恩协会捐赠给八一小学的学习用品

城南庄卫生院用协会捐赠的善款购置了四台急诊病人所需用的高浓度制氧机

在中心卫生院交流座谈

今年是白求恩大夫逝世80周年,加拿大白求恩协会成员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和石家庄白求恩医士学校的师生一起参观瞻仰了白求恩墓和雕像并献了花圈,对他表示我们的敬佩。

 

四川站

四川省是中国第五大省,为多民族聚居地,最大的彝族聚居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语言为彝语。协会此行的主要义诊捐赠地_凉山州美姑县。
美姑县位于四川西南,凉山彝族自治州东北部的大凉山腹心地,境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最高海拔4000多米,全县彝族人口占98%以上,农村人口占100%,属典型的彝族聚居地和国家扶贫重点县。

9月19-20日,协会成员从石家庄经重庆飞往四川西昌,再从西昌坐四小时中巴进入凉山深处。沿途的凉山,道路曲曲弯弯,颠颠簸簸,山恋重岩叠嶂,这个季节经常是云雾缭绕,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道路泥泞甚至可见泥石滑坡,早晚温差很大。
义诊的第一天是在大凉山深处的哈洛乡,参观乡卫生院,中心学校并与卫生院医务人员及村医交流。

在中心校搭建了临时预诊,分诊及诊室,前来查体看病的村民排起了长长的队,几乎所有村民听不懂国语或四川话,需要乡医的配合和翻泽。

登记填表,记录主诉个人史

测量血压,脉膊,血氧饱和度,然后做分诊

杜克斯医生主要负责心血管疑难问题兼顾指导卫生院大夫

谷医生负责全科检查诊断和指导乡医

团队中最年轻的全科医生,加拿大安大略省第二年的住院医,谷会长的女儿谷芮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飞来四川,她也是第一次参加“重走白求恩路”的中国行,在父辈们的影响下磨炼自己的人生。

彝村义诊的第二个乡是典补乡,我们的行程中安排在这里举行两乡的教育卫生捐赠仪式。
宁莉(温哥华)女士的家乡是四川,为了帮扶自己家乡的贫困地区,仅她个人捐款2.5万元,大家为她的善举表示赞赏。
最后学生代表用标准的普通话讲话“感谢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不远万里来到典补乡,哈洛乡,爱心捐赠义诊,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希捷”援建的希望小学,墙上醒目的大字“只有走过书山,才能走出大山”激励着这些孩子们。

捐赠给两乡学校的学习用品及参考教材

捐赠给两乡卫生院的计算机,病床及用品

典补乡的村民听说来了外地医疗队,还有“洋医生”,无数人涌至乡医院排队等候。典补乡离美姑县城只有十五里路,有的村民生活了几十年至今都没有进过县城,也就更没有可能出过大凉山了。据乡医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就没有查过体看过病,多数人还是信奉彝族古老的“毕摩”文化。

9日24日,协会成员前往洒库乡处火千村,参观四川乐山市对口扶贫援建的新彝村,也是美姑县的脱贫村。过去凉山的彝族人,散落在大山深处,过着人畜同居的生活,两层简易木屋下层住牛羊,上层人居,类似原始人的生活。如今住进了视野开阔的两层小楼,家家楼顶有太阳能用于洗澡和用水,前后小院种着蔬菜花卉(高原上的格桑花),统一的锅灶家具柜子都是政府,对口企业捐赠的,村民们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天大的变化!

登高远眺山涧处另一个脱贫的新村寨,政府为他们规定了住房标准,两口人50平米,三口人70平米,四口人90平米,五口人110平米,脱贫标准人均收入3000元以上。美姑县的硬任务要在2020年底前全县脱贫。可以体会到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压力很大,他她们确实为这里的百姓做了实事。

年轻的洒库乡彝族副乡长(左)已在基层工作了近十年,她们所管辖的乡有10个自然村,每天上山下寨,做着教育村民,监督管理和修建美化新彝村的工作,确实是一件即辛苦又不容易的事。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望着凉山层层山峦,郁郁葱葱,风景很美,资源是有的,教育农民勤劳致富,任重道远啊!

这次是杜克斯医生第十四次来中国,参观了村容村貌,入户和村民交谈,感觉中国的变化很大,农村的变化亦是如此。几位加拿大人克服了种种困难包括环境,尤其是美姑县住宿的卫生间(蹲便),饮食和生病等。记得在典补乡如厕时,难以忍受的气味让人作呕,杜克斯医生却诙谐地说“哈哈,我的肺里有了不同的气味”,他她们的这种精神令人钦佩!

走进乐山市对口扶贫援建的村小学。幼儿班老师用标准的普通话教孩子们童谣,朗朗的童声牵动着人心。“彻底改变贫穷落后,提高教育,提高人的素质还得从教育儿童做起”,这是村小学校长所讲。是啊,扶贫的重要内容还得要扶智!经商量决定为该校幼儿班就地进行现金捐赠,该款项专门用于购置幼儿玩具及益智器材。

观摩一年级算术课,老师的板书变成了明亮的屏幕电教和可移动平板(黑板)。老师头戴麦克风,腰佩扩音器教授,吸粉末,费时间,费嗓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现代化授课走进了乡村课堂。

9月25曰,协会成员来到美姑县医院,参加内外科医护查房和义诊,并针对住院大夫在病例书写,体征检查方面给予了明确指导,同时帮助纠正了两例诊断治疗方面模糊的病例。

 

在完成了美姑县的行程后,团队成员返程到西昌,与凉山州第一医院医护人员座谈交流后,我们接着参观了医院心脏导管操作室,高端现代化仪器和心脏急诊病人的抢救时间和治疗措施得到了杜克斯医生的赞同。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四川省唯一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也是集医疗,教学,科研综合实力较强的医院。副院长介绍了医院发展包括中西医药的发展,医护比例,服务规模和服务人群,在提倡发展传统医学的今天尤为重要。

座谈交流中,双方介绍了两国在医疗,科研方面的共同和不同之处,相互探讨了医疗科研领域的新进展,新技术等。

最后,朱重璠秘书长小结:(后排左一)
协会2019重走白求恩路活动历时十五天,累计义诊人数396人,医学交流8场次,累计文教及医疗卫生用品捐赠155000元。感谢中国友协,河北友协,重庆友协,四川省友协,凉山州友协等的大力协助和支持,愿白求恩精神能更加发扬光大,祝愿中加友谊长青!

美籍华人:大国博弈的替罪羊?

 

 

 

 

作者:董洁林(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原载:《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    原责编: 陈晓雪

《海外华人网》编者按:

“转载”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本文试图阐述美籍华人在中美大国博弈这样的大背景下所面临的困境,可以结合本网站3/24的《帝国阴影下的美国华人》一起阅读。但是,希望读者明白,作者作为中国智库的研究员,其思想和视野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身在体制内,有些观点也未必能够公开发表。另外,本文的有些观点和所谓“事实”,未必经得起推敲,甚至可能误导。略举几例:

其一,文中所说“直到二战期间这些不合情理的限制条款被逐渐取消前,华人一直被隔离居住在所谓的“中国城”里自生自灭。” 华人从来没有被(美国)强迫隔离居住在“中国城”。恰恰相反,“中国城”这样的国中之国的存在,恰恰是美国伟大和包容的证明 (《THE STORY OF CHINATOWN》)。老一辈华人选择居住在“中国城”内,更多的是因为自身语言和文化的因素。

其二,毫无疑问,美国的《排华法案》玷污了美国的伟大和包容。美国参、众两院虽然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通过了表示对《排华法案》的“遗憾” (regret) 的“决议案” (resolution), 但是无论美国国会,还是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就《排华法案》正式道歉,更别说赔偿了。

其三,绝大多数华人在美国是安份守己的,是“模范种族”中的一员, 但是确实有极少数的“害群之马”。在美国虽然诉讼遍地,但是美国法律的基石是”Assumption of Innocence” ,政府想要坐实“间谍罪”并不容易。有些华人被告自身并非完全清白,甚至未必完全无辜/无错。美国的种族主义虽然仍然若隐若现,但是不是每个个案都是因为种族因素。


 

      

目前,中美关系面临一个转折点。过去四十多年无数人千辛万苦构建起来的两国之间的桥梁不时传来嘎嘎的断裂声。中美矛盾从贸易之争和知识产权之争,现已拓展到对科技和教育领域交流的限制。在这场争斗中,最为不安的莫过于美籍华人了。许多原本全球化时代的正常行为,瞬间就变得政治不正确甚至不合法规了。而来自官方的压力和民间的冷嘲热讽让很多人噤若寒蝉、甚至不堪重负。

历史上,华人在美国遭受过严重的种族歧视和排斥,直到二战后处境才有所好转,并为中美两国的交流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种族主义并未销声匿迹,中美摩擦加剧之时,其显示出强大的黑暗力量。

本文回顾了华人在美国的历史和现状,意在对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表达严重关切,也希望为打破部分人对穿梭于中美之间的美籍华人的偏见提供些许背景。

打开美国排华尘封的历史

1849年,两名中国男子在海上飘了几个月后,来到了传说中遍地黄金的美国港口三藩市。他们是最早到达美国的华人。当时,全世界的淘金者蜂拥至三藩淘金。而一些美洲白人在亚洲招募劳工,半蒙半诱地将许多中国人弄上了驶向美州的船。

这些中国人被称为“苦力”(Coolie)。

来到美国的华人淘金者,有的可能找到了黄金,但大多数人一无所获。

随后,美国开始修建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人们转而成为铁路工人,更多的华人陆续来到美国。这条铁路主要由两家公司负责建设,联合太平洋公司负责东部铁路的修建,劳工主要是来自爱尔兰的新移民。而西部铁路段由加州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该公司的第一任老总是老斯坦福,雇佣的劳工中约80%是华人。

西部这段路多山,经常需要穿山打隧道。当时用的都是手工工具加炸药,工程难度很大、也很危险。这些刚从中国农田里走出来的农民工们,肯吃苦耐劳,很快就学会使用新工具。修铁路的日子虽然辛苦,但工钱还算公道,华工们还是快乐的,他们的劳动能力和美德也在美国得到认可和肯定。

1869年铁路完工,美国经济不景气。同时,大批从战场上退伍的军人、获得自由的南方黑奴、修完铁路的工人一下子都涌入了劳工市场,就业竞争非常激烈。此时,旅美华工已接近10万人。由于华工们劳动名声好、对工作条件和工资要求也较低,很多资本家更愿意聘用华工。特别是当爱尔兰劳工罢工的时候,华工常常被资本家招为替代工人。华工在劳动人民之间的竞争中展现出来的“优势”,招致其他族裔工人们的怨恨,于是一些人寻找各种借口欺负华人,暴力事件频发。

“排华”最早是从华人聚集的加州开始的,后很快蔓延到全国。除了种族之间文化隔膜的原因,排华的主要理由是勤劳节俭的华人占了其他人的工作,这个理由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格外有煽动性。

1882年,旅美华人的噩梦正式开始了——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该法案不仅限制新移民来美国,已经在美国的华人也不能和妻儿来此团聚,更不能在这里结婚生子。如果这些华人离开美国,能不能再回到美国就难说了,而留在美国也基本上不能成为美国公民,甚至不能成为法庭证人。1924年,美国国会扩展了“排华法案”,将这些限制强加给所有亚裔种族。直到二战期间这些不合情理的限制条款被逐渐取消前,华人一直被隔离居住在所谓的“中国城”里自生自灭。

值得一提的是,在排华最为狂热的19世纪晚期,良知仍然存在于美国社会。1882年,麻州参议员George Frisbie Hoar认为“排华法案”“将种族歧视赤裸裸地合法化”。1893年,麻州众议员Elijah Morse说,“第52届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Geary Bill),我认为是不人道和不公正的”。从1870到1890年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是这段历史的目击证人,他用善良和公正的笔不断为华人的不公平遭遇呼吁。

麻州众议员William Everett在1893年国会就“排华法案”的听证会上的发言是这么说的:

“让我告诉你们,那一天总会到来的,也许是两百五十年之后,那时,太平洋海岸边(加州)的先生们的子孙将悔恨今天你们对中国人的做法,他们将更愿意和我们麻州人一起,而不是像加州人一样,公平地对待中国人。”

2009年7月,加州政府终于为那段对中国人歧视的历史正式道歉。2011年和2012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就历史上的排华法案正式向美籍华人道歉。这比William Everett先生预期的要早了许多年。这些故事说明良知可以跨越种族的隔阂、穿透国家的界限,在历史长河中折射出温暖的光芒。

回首美籍华人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还可以发现先辈们经由了一个从小事失语到大事失权、从个别冤案到最后整体被迫害的一个过程。今天美国已经比“排华法案”的时代进步了很多,美籍华人也增长到了四百多万,但是,无论是总人数还是政治参与度,在美华人目前都还是弱势群体。另外,不公正的种子永远都会存在于人类某个阴暗的角落,随时在寻求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再次生长,危害今天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和他们的子孙。

美国第一条横穿东西的铁路通车时,参加这条铁路修筑的中国劳工在欢呼庆贺。图源:”B&H”, illustrator; sketch by Joesph Becker.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8401929)

美国华人人口统计。图源:The Rocky Road to Liberty: A Documente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and Exclusion. 胡声、董洁林编

“修昔底德陷阱”边缘的两个大国

中美于1979年建交后,两国的交流在很多人的努力下慢慢建立起来。穿梭于中美之间的美籍华人,对修建两国之间的交流“桥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两国的经济繁荣与和平相处对整个世界都是福祉,也是全球化非常重要的部分。可以说,四百多万美籍华人对于中国和美国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事实上,如果把亲华的美国人和亲美的中国人都清干净了,两边阵垒分明,那么桥梁断了就无人修补了。

我从2010年就开始关注两国就海外华人进行惩处的一些案例。虽然每一个群体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过分贪婪、以身试法的人,但政府放大实情甚至迫害无辜者的情况也时常发生。例如,美国物理学家郗小星教授案和美国气象局专家陈霞芬案,都是明确无误的冤案。

前几年大都是零零散散的个案,最近一年,美中关系直转急下,美国政府频频出招,一会儿要求能源部严防死守,一会儿下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清理门户,一会儿又敦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严格把关。本来国际合作非常活跃的科研领域,大有逐渐走向封闭的迹象。

显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有部分人无视移民的贡献,指责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到“好处”或给对手送去“好处”。每次美国方面传来某个华人被整肃的消息,中国和美国都会有人在兴奋地叫嚣:活该!活该!甚至有人把中美摩擦归因于个别美籍华人的行为不端。

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需要万千蜜蜂采集花粉才能酿得佳蜜,它们是采蜜的功臣。当狂风暴雨来临,百花凋零,无论是辛勤的蜂、或是懒惰和违法乱纪的蜂,都是无辜的。蜜蜂岂能左右世间风雨?

中国过去40年的快速崛起,让世界震惊。很多人担忧这个大国将给世界带来难以承受的冲击。作为构建目前世界秩序、并领导了世界七八十年的美国,自然会对未来谁来领导世界、以及美国的前途等问题格外关注和警惕。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能力遏制中国崛起,但我可以确信,美国不愿意再帮助中国进一步发展了。可以理解,谁会支持竞争对手来打败自己呢?

有人说,今天中美两国已走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边缘,四周冷风强劲地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一个新崛起大国必须以战争方式挑战守成大国方能成为新霸主的历史现象。只是,大国之间是战还是和,根本不是美国华人能左右的。拿美国华人撒气,让他们成为两国矛盾激化的替罪羊,既不明智、也不公平。

也许有人会问,个别美籍华人行为不当会不会成为触发两国摩擦升级的事件呢?如果各位去看看历史就会自己得到答案。印尼屠杀华侨、越南排华等事件,祖国什么时候卷入过?可以想象面对强大太多的美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在美华人只能自求多福。触发两国踏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是朝鲜、也可能是台湾、南海的某个岛国,但不可能是美籍华人。

我也要强调,美籍华人需要加强法律意识、合规行事,更不要做伤害雇主和所属国的事情。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对服务多国的科学家们保持善意,他们不仅没有错,反而是人类科学创造和传播的功臣。无论他们的科研资助来自哪个国家、以哪所大学和机构的名义发表科学成果,最后这些成就都属于全人类。在对人类科技创新历史进行了大量研究后,我知道,科学家的个人所获(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得)、相对于其对人类的贡献来说,都只是沧海一粟。如果有人由于国家之间的摩擦、或自己的偏见去中伤他们,既伤害了无辜的科学家,也将伤害造福人类的科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