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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新年悼词:从未活在当下,早已死于昨天

作者: 王五四

总要说点什么,才觉得自己像个人,在大家都不会说人话的时候,那就说点人话,没有什么新年献词,只有悼词。

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又惹人嫌弃了,话不好好说,不敢好好说,却又很想说点什么,以此维系自己当年社会脊梁的形象,哪有什么脊梁,都是软肋而已,最后只能输出一篇拧巴无比的浆糊文章。南方周末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南方周末了,即便当年的南方周末,也就那么回事,所以现在我们不必苛求或者期盼什么,南周自己也该歇了,割都割了,没必要每年都硬上这么一回青楼,总想撩拨起众人的情欲,可当兰花指翘起来时,挺尴尬的。你们最好的献词,就是给自己写一篇悼词,宣告死亡,不要总以为自己还活在当下,其实早已死于昨天。

真不如学习一下克里姆林宫对外宣传的主要喉舌“今日俄罗斯通讯社”,它的新年献词是向所有俄罗斯官员发出呼吁,希望俄联邦各地的官员无论官职高低,都应在2023年停止撒谎。这才是真的喉舌,喉舌的作用不是让你堵住老百姓的喉舌,不是让你扣帽子吓唬老百姓,不是只会说取悦领导却又让人民群众一眼识破的谎言……,但现在却有很多喉舌干着这样的事,这些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管领导的无能,是为了掩盖这种无能,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私利和私欲,反而损害了集体的利益和上层的权威性。一个合格的喉舌是要引导舆论,缓冲社会情绪,建立舆论和社会情绪的减压阀和减速带,而不是让你封住谁的嘴,不是搞成社会情绪的高压锅,不是让你自说自话自我表扬,“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毛泽东的话你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实施。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些同志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这话非常适合某些地方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学习,比如在疫情这件事上,在对专家的专业能力这件事上,群众是有很多不满和质疑,那是因为防疫工作和专家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群众指出来并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怎么就被你们定义成撕裂和对立了呢?你们这种行为本身才是制造撕裂和对立。

在上述那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说,“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放眼当下,到处都是抓辫子的,戴帽子的,打棍子的,而且是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带头抓戴打,吓人程度直逼马保国大师的接化发闪电五连鞭。比如“而国内一些公知大V以西方言论为圭臬,围绕药物、疫苗、就医等民生关注热点,添油加醋炒作,无非就是趁着国内大规模感染,在焦虑的民众中挑起对政府的不满、愤怒情绪。”关注民生这件事肯定是没问题的,大家以前不关注,后来发现不关注不行,都快民不聊生了。再一个,不要一上来就制造对立,什么西方言论东方言论,说的是人话就行,而且大部分群众虽然羡慕西方极乐世界,但依然心系家乡东土大唐,或者你们把释伽牟尼佛封了,把《阿弥陀经》焚了,是他在这本经书里介绍了极乐世界位于西方,还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据西方有十万亿佛土之遥,这简直是西方势力的代言人。

你们也知道民众焦虑,他们为什么焦虑?不满和愤怒的确是可以人为挑拨的,但身处困境中的人民群众难道不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遭遇吗?还需要外人挑拨吗?说的群众像个傻子一样,正是因为你们这样的认知,你们这样的内容输出,你们这样的扣帽子打棍子,才更容易激起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以上,请胡锡进老师共勉。

昨天和今天,网易的新年献词在朋友圈刷屏了,“活在当下”“致敬每一个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内容就是盘点2022那些事,一幕幕场景再现,让人泪目,这种泪目的内容不需要多么精心打造巧妙设计,只是还原现实就可以,也没有所谓的感动中国式的内容,大家之所以落泪,与感动无关,只是触摸到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无处诉说的委屈和沉重。跟南周的献媚之词比起来,网易的内容更像是献给普通人的,大家疯狂的转发,我明白是人群太饥饿了太委屈了。严格来说,它不是多么闪光的内容,它不是琼浆玉液,但是人们太需要了,干涸的心灵太需要了,网易扛住了生活的压力,只不过,腾讯注定要在网易的软肋上插两刀,删帖、禁言。网易号的愿景写着“让每一位创作者被看见”,那我想腾讯的愿景大概就是“让每一位创作者不被看见”,千万别说什么腾讯顶着压力,别说什么多不容易,别说什么理解,谁没压力,谁容易,我们也想理解,但理解来理解去,付出的一方总是我们,退让的一方总是我们,好像错都在我们身上,直到退无可退,最终连理解的资格都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网易视频里“那些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是不值得致敬的,他们不是凡人,连正常人都不是,他们哪里是扛住了生活,他们是被抓住了软肋的人,跪在地上苟活在当下,他们活过了2022,却未必能活过2023,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概率,生的计划,死的随机,一群可怜又可悲的人,谈何致敬,只是我们的生活太糟糕了,沉沦的太久了,所有的标准和底线一降再降,连活着,甚至苟活着,都要致敬了。人们总是想挖掘人性的光辉,而且是在他人身上挖掘,只不过找到了这光辉,却不是用来照亮前路继续前行的,人们只是想用这光辉来取暖,把他人点燃,自己在熊熊烈火旁,载歌载舞,像极了春晚。

对于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生存、如何活着,我是没有任何要求的,更不想做人生导师,只是内心有个很低很低的对同类的期盼,咱们可以活得很惨,但不要活得太蠢,文艺点表达就是,“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可是蛆虫实在太多,而且都还幻想着以后自己会变成蝴蝶。

正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不堪的人和事的对比,所以普通成了优秀,正常成了卓越,常识成了真理,活着也成了勇气,所以致敬平凡人,讴歌正常人,从情感上我能够理解,大家抱抱团取取暖,特别是在当下的状态中。但千万别入戏太深,太深就成了“伟大抗疫精神及其弘扬机制研究”,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内生力量”,就和那帮专家学者没有什么区别了,也有区别,区别是他们有学术经费可以拿,何怀宏老师说,“一个读书人只有不靠学术吃饭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学者”,这么说其实那些人也是真正的学者,他们不是靠学术吃饭的,他们是靠不学无术吃饭的。

网易2022年的盘点,是有温度的内容,是给人心带来抚慰的内容,每个人都需要,但又不能给的太多或者说只给这样的内容是不健康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旦全身心投入到这种温暖而又安全的共情里,人们就会忘记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问几个为什么。这些年,很多普通人包括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等等,都不同程度的付出了牺牲了,苦难当然是需要铭记的,但比铭记更为重要的难道不是反思吗?不是要问一下为什么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吗?这些牺牲是不是必须付出,有没有可能不必这么沉重呢?这些都属于老生常谈了,但现如今还不得不谈。很多问题我们得问,即便没有任何回应,我们也要记下这些问题,不能一句简单的“辞旧迎新”,一句简单的“祝大家新年快乐”,所有的事情就过去了,就翻篇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每一年都是这样,每一年都是需要平凡人扛住的一年,就看你能扛几年。

疫情当然是令人不安甚至感到恐惧的,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但更令人不安和感到恐慌的是人,是那些借疫情防控之名放大了那种不确定性的专家和官员,但有一点又是很确定的,这些人的确实实在在增强了灾难性的后果。孔子见了都会曰:“人祸猛于天灾也!”柳宗元见了也会说,“孰知防疫之毒,有甚是病毒乎!”我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感受,因为专家的无能和长期胡说八道,本不应该也不需要成为专业人士的全国人民,正在逐步成长为专家,再这样发展下去,如果还有下一次疫情,相信全国人民都可以独立自主完成抗疫大业了。不要随便拿你的兴趣爱好挑战别人的饭碗,不然你真可能会把别人的饭碗砸了。

2022年我有点沉迷于抖音,因为上面有太多拙劣的表演,但正是这样的表演,很多人赚的盆满钵满,有些有操守的骗子,骗完钱跑路后还不忘开个抖音教育你,告诉你为什么上当,告诉你如何才不会再次被骗,甚至还有人说你再交点钱,他教你如何再把钱赚回来。刷一段时间抖音,你很快会明白,当大家的目标只有赚钱这一件事后,很多事情就变得简单了,面目也变得清晰了,当你知道别人的目标只有赚你的钱这一件事后,你的很多问题和疑惑也就迎刃而解了。比如说你不明白一个国士无双的专家,在抗疫这么重大而又严肃的关头,在救黎民百姓于水火的危难时刻,为何说出那么多大失专业水准的话,做出那么多不负责任的事,当你把他看成一个连花清瘟的头部带货主播,一个金牌传销讲师后,我相信你不再会有疑惑。

疫情期间,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等院士,还有以岭药业董事长吴以岭的女婿贾振华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中药连花清瘟胶囊在新冠病人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一个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这篇论文给出了有利于连花清瘟的结论,但试验本身并未采取国际公认的双盲测试方法,而且作者们也承认:“这个试验设计有缺陷。”论文中说:“由于疫情暴发的紧迫性且患者需要及时治疗,团队没有进行双盲试验,即研究者和受试者都知道真实的给药情况。此外出于人道考虑,研究也没有设置安慰剂对照试验”。看得出来,不论是这篇论文还是连花清瘟胶囊本身,都有很多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赚翻了赚麻了。赚点钱其实没什么,我想指出的是,几位专家的立场不够坚定,不够文化自信,他们大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双盲试验是西方制定的标准,我们中药不搞西方那一套,对于双盲试验我们有自己的理解。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

中国有两种神药可以医治百病,一种叫连花清瘟,一种叫热水。连花清瘟的药效一直无法确定,主要难点在于它的服用方式,毕竟吃它的时候都要喝热水,所以专家会怀疑它只是热水伴侣,蹭了热水的疗效。有人说连花清瘟可造成肝损伤肝衰竭,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注意度就好,就像另外一种神药热水,你不注意度,也会烫嘴。良药不仅苦口利于病,良药烫嘴也利于病。

现实生活正在迅速抖音化,有些时候我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在刷抖音的商业骗局,还是在刷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了,或者线上线下早已打通,抖音只不过是集中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龌龊和丑陋。当刘强东怒斥他的高管是只会写PPT的骗子时,我觉得大强子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意思了,会写PPT的骗子都是有专业素养的,抖音上的骗子不仅没有PPT,连脚本也懒得原创了,最近到年底了,千篇一律的都是“我准备拿出几百个w,交几十个朋友,帮助他们还清债务”,连身后的劳斯莱斯都是租的同一辆。这跟十几年前的富婆重金求子相比,仅仅只是把作为背景和传播平台的电线杆子,换成了租来的劳斯莱斯和抖音了,工具都互联网化和资本化了,思想还是没跟上时代的发展。我都想劝各地包机去美欧日招商的政府部门了,别浪费那个机票了,你们去抖音上交几个朋友,加入几个私董会就行了,他们带你们发财致富。而且刚抵制完人家又去招商,天朝颜面何存,特别是苏州,怎么好意思去日本招商,在苏州日本风情街被粗暴对待的穿和服的女孩,恐怕还没走出阴影吧。

疫情防控放开后,我想最累的就是中国人民和历史了,卫健委一开新闻发布会,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交给中国人民和历史回答。针对中国疫情防控是否放开太快,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调整的快慢问题,我想历史会证明这一点。”其实不仅历史可以证明,病毒都可以证明,这样毫无征兆的放开,把病毒都闪了一下。前不久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国家的疫情防控策略政策符合我国国情,科学有效,得到了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看完总有一种“卫健委严肃约谈人民和历史,二者彻夜未眠做证明题”的感觉。

我们总说三年疫情如何如何,说的好像疫情已经结束了,其实并没有结束,虽然我们内心总有种辞旧迎新的盼望,但病毒并不会随着新的一年到来而自动消失,人们内心没有以往迎接新年亲朋团聚的喜悦,多的是一种兵荒马乱的焦虑不安,甚至有一些人已经失去了至亲至爱。一切都会过去的,这就是时间的疗效,但是怕的是一切还会重来,这也是时间的功效。这片土地上永远不缺言说者,不缺吹哨的人,不缺指出皇帝新装的小男孩,不缺孤勇者,可这些人被砍了一茬又一茬,同样的悲剧却从未减少过,甚至愈演愈烈越来越荒诞,而这些人总有被砍光的时候,虽然勇气的种子依然在,可这片土地早已不会发芽了,种子种在当下,但它早已死于昨天。

2022年12月17日,由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冠中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伟大抗疫精神及其弘扬机制研究”开题论证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对于别的事,我是不担心这些专家具备搞成的学术能力,但不学无术的事,他们还真有希望做成。我很担心他们的学术成果会被应用于下一次天灾而酿成人祸。这种事情以前我们当个笑话看看就行,现在却很有可能变成现实,就像1970年云南海通大地震后发生的事。那个年代,大地震发生后,灾区人民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于是各地源源不断地送来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领袖像章。这当然不是什么灾民的主动要求,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的领导拍脑袋做出的决定。当时云南的官方还发出通知,不搞捐赠活动,已捐赠的东西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的精神救灾结果可想而知,直到1982年,官方才首度公布了死亡人数:15621人。震级7.7级。

2022年发生了很多大事,网易尽力一一列举了,有种鸟雀仓惶、秋蝉悲鸣的感觉,或许他们也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2023就要来了,日子并不会变好,面对突如其来的离去,我们都要学会告别,“我们该怎么告别呢?”“像当初见面时那样。”再见,朋友们。

【解读】从文化角度分析为何印度裔能在欧美国家混得风生水起

作者:随水
原载: 随水文存

最近有许多人来问我关于印度裔当选英国首相的事情,顺带就提到了那个经典问题——为什么那些顶尖跨国公司里面有那么多印度裔高管?在与一些印企工作的朋友交流之后,我把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终于想明白了,所以决定来谈一谈。

许多中国人一说到印度裔在欧美职场的春风得意,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酸——为啥是印度阿三而不是我们龙的传人?内心深处我们肯定不愿承认自己还不如印度人,但现实又摆在那里难以辩驳——海外的印度裔在客观上确实混得比华裔要更好。按照美国的数据显示,平均每百万南亚裔中有2.82位CEO,白人只有1.92位,东亚裔只有0.59位。于是就有人辩称说:这是因为中国最顶级的精英都回国内发展了,留在海外的都只是想混吃等死;而印度精英全都一窝蜂跑去了美国,咱们是在用下等马跟人家的上等马比……我只能说,精神胜利法嘛,只要您自己开心就好!

网上有过不少文章从各个角度分析海外印度裔能够成功的原因,大部分说得都没错——诸如印度人的抱团、自信、敢言等。但那些分析往往都只是说出了现象,未能解释这些现象的成因。我这个人吧,喜欢追根究底——一切现象在根本上都源于社会文化,把握住了文化的根源,才能揭示出现象背后的本质。

推特的CEO最近刚被伊隆·马斯克炒了鱿鱼

虽然我之前写印度的时候经常吐槽,但客观来讲,我真的是非常痴迷印度的文化,否则的话也不会娶印度太太。即便被印度移民局在集中营里关了三个月,我依然对印度那片神奇的土地魂牵梦萦——印度虐我千百遍,我待印度如初恋。大家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凡事都有两面性——某些事物或者某种现象,假如能够长期存在,显然不可能全部由负面组成,必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印度吠陀文化产生的年代甚至要早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印度教为代表的吠陀宗教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主要宗教,南亚历史上无数次遭遇外族入侵,当地的文化和宗教却能够长盛不衰活跃至今必有其合理性——中国人民总是喜闻乐见于印度奇葩荒诞的那一面,却很少思考其文化优势性的方面。所以这次我准备当一回“印吹”,会主要从正面的角度来分析印度传统文化所是如何让海外印度裔具备了在商界乃至政坛脱颖而出的根本优势。

印度裔的优势大致可以从两方面说起,一是精神控制力,二是思想自由度

关于精神控制

先来说精神控制力,这种精神控制力源于种姓制度。

好多人都觉得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既罪恶又愚昧,但我越琢磨越觉得这玩意儿对古代统治者而言简直是一种天才的设计,一举解决了“秩序”与“合法性”问题。首先,我要就种姓制度进行几点说明:

1. 种姓打一开始就是雅利安人为了对被征服的印度土著进行精神控制而设计出来的——基于吠陀宗教的轮回世界观,根据神制定的秩序,我们是高等的,你们是低等的,我们永世为主,你们永世为奴
2. 种姓的内在逻辑基于一个比喻:婆罗门是神的头脑口舌,刹帝利是神的双手,吠舍是神的双腿,首陀罗是神的双脚——就好像不同器官的重要性和作用不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才是世界真理,追求平等乃是大逆不道,手脚怎么做得了口舌的工作呢?只有各司其职才能保证社会和谐
3. 印度目前只是在法律上禁止了基于种姓的歧视行为,但种姓观念本身是不可动摇的,将在印度社会长期存在,因为这是印度教世界观的基础,跟轮回观相绑定——要是印度没有了种姓,那么印度教的宗教秩序将随之崩塌。种姓不再成对世俗生活中每个人身份进行限制,但宗教生活的秩序并没有变;低种姓可以当上总统总理亿万富翁,却永远不可能当上祭司
4.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种姓早就不再是按肤色种族(Varna)划分的了,而是按照职业(Jati);整个社会数千种职业种姓对应知识分子阶级(婆罗门)、管理阶级(刹帝利)、农工商阶级(吠舍)、无产阶级(首陀罗)、奴隶阶级(贱民)。

这最后一点正是种姓的牛逼之处,它在过去事无巨细地规定好了全社会每个人乃至每个族群的终身职业,不存在绩效考核、竞争内卷、升迁谪贬,每个人只需要做好自己本职范围内的工作,就能让整个社会运作起来。站在现代人角度,我们会批评这样的制度导致阶级固化;可如果站在古代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样固化的阶级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和谐社会状态吗?在莫卧儿王朝时期,来自波斯的统治者信奉的是“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伊斯兰教,可他们非但没有去打破种姓这种不平等的制度,甚至还把这种“具有优越性的制度”吸纳进了南亚的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内部也搞出了种姓制度来——架不住这玩意儿太实用啊!(参见《开局一个神,故事全靠编——起底世界三大文化圈》)

种姓制度让人很自然地接受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观点

在种姓制度下,“小偷的儿子永远是小偷,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社会秩序坚如磐石。印度有些婆罗门种姓的血统,能追溯到神话传说里的“仙人”,几千年来过的都是上等人生活;反之那些贱民也一样,做了几千年实质上的奴隶阶级。期间不少种姓也有过起起落落,但总体而言相当稳定——最关键一点在于,种姓制度的秩序稳定性并不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暴力机器维系,而是基于宗教世界观,具有自我维持的内驱力。农民起义这种事儿在印度历史上闻所未闻,有记载的暴动几乎都是因为宗教方面的冲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古代印度人难道不是天才的管理者吗?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他们让一群奴隶心甘情愿地做牛做马、毫无怨言地接受极不公正的待遇,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可说是一个奇迹。要是当年罗马人搞的是种姓而不是议会元老院制度,说不定其文明能延续至今——斯巴达克斯们会觉得自己是上辈子做了坏事儿才会这辈子沦为奴隶,唯有好好接受改造、勇敢地战死在竞技场里,下辈子才能投个好胎成为罗马公民。
种姓制度的稳定并不意味着低种姓的印度教徒顺从,他们虽然不明着反抗,也不会有觊觎上层人地位的野心,但他们有自己阳奉阴违偷奸耍滑的技巧——或者说“生存哲学”。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生来就已注定,可人的天性是自私利己的,在种姓这种缺乏激励的制度下,低种姓劳动者一方面在宗教世界观的洗脑下心甘情愿认命,另一方面也会出于动物本能想方设法磨洋工混吃等死。他们绝不会去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以外的事,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印度有钱人请佣人通常都得要请一堆,分别管不同的事情——带孩子的不管做饭,做饭的不管扫地,扫地的不管洗衣服……种姓制度下的社会尽管稳定性很高,效率却也很低。
相对应的,印度教的那些高种姓统治阶级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如何对下面那些低种姓刁民进行恩威并施的精神控制,让他们在有限的激励条件下最大程度发挥主观能动性

宗教这玩意儿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说白了都是基于精神控制。我们一说精神控制可能就想到基督教的牧师、伊斯兰教的阿訇在宗教场所的宣讲,通过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让信徒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然而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建立在古代吠陀文明思想框架下的印度宗教,却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因此印度教跟其他宗教有个很大的区别——其他宗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通常是分开的,但印度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往往融为一体;其他宗教的精神控制活动大都只在宗教场所开展,印度教的精神控制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吠陀宗教,都有一个终极目标——解脱(Moksha)。从理论上来讲,印度教徒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指向这一终极目标;在实际的生活中,则被分解成了四个方面——(Dharma,道德及智性上的追求)、利益事(Artha,物质收入与种种利益)、欲乐(Kama,对世间物质的爱好)、解脱(Moksha,获得心灵的自由),这四方面都有具体的道德准则、义务和责任。

举例来讲,印度教徒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有着大量宗教禁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时候吃、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不小心碰到了该怎么办……印度教在家和出家的界线相对模糊,理论上讲属于前三种姓(再生族)的每个男性印度教徒在25岁之前都要经历清净持戒的“梵行期”(Brahmacaryā,对应佛教的沙门);对于虔诚修行的印度教徒来说,平日里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得想想有没有相关的宗教规定,宗教对其的精神控制可谓无孔不入且深入骨髓。

于是乎,种姓制度下的职业,也从来都不仅仅是世俗的谋生方式,被赋予了大量宗教义务的色彩——如何督促各种姓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乃是印度教中最重要的一项精神控制任务。

这样的精神控制真的有吗?——不但有!而且还写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PUA宝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薄伽梵歌》这个名头大家多多少少应该都听过,它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话说《摩诃摩罗多》里头有个绝世高手叫阿周那(Arjuna),历来被印度人视为战神,印度自己研发的那个阿琼坦克,就是用了他的名字。阿周那是般度族的五个王子之一,被称为般度五子,般度五子为了争夺王位爆发了“俱卢之战”。不料阿周那在临阵之际陷入了道德危机——身为武士阶级的刹帝利,在战场上杀敌是他的种姓职责;可这次在战场上面对的却都是他的兄弟、族人、老师,他感觉下不去这手,决定要退出战斗

这时印度教大神奎师那(Krishna)化身为他的车夫,开始给阿周那PUA洗脑,这部分洗脑内容后来就成了《薄伽梵歌》。奎师那跟他讲了一堆宗教行为准则的重要性,鼓励他认清自己的种姓职责——在战场上杀人没毛病,关键是你要本着对宗教的虔诚之心和奉献精神去杀人,不要执泥于自己杀了人这个结果;只要你杀人的时候有着维护宗教秩序的虔诚发心,就是对众生有利的,反而能够更容易得到解脱……然后又说了一堆如何通过虔诚之心获得解脱的大道理。最后阿周那被奎师那说服,将弓箭射向了自己的兄弟族人……

奎师那与阿周那在战场上的对话

《薄伽梵歌》在印度乃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地位就跟咱们的《论语》一样,直接指导着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内容的经典对印度人民的三观塑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薄伽梵歌》精神相一致的是,印度教正是将不同种姓的职责定义为人生中的“利益事”,鼓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能够通过生产食物和财富维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乃是一大功德……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理论刚好站在现代经济学对立面上。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名言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我们不能藉着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的我们必须诉诸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于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于他们的自私。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诸我们的处境为何,相反的我们会诉诸于他们的获利。”

我想说的是,由于种姓制度与宗教义务相绑定,缺乏市场经济机制的调节作用,需要用道德驱动替代利益驱动,印度自古以来为了让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需要连哄带骗加洗脑。精神控制在印度属于一种日常生活技能,你想让你家里佣人好好替你干活,就得懂精神控制这一套;你要是公司企业主,更是要把精神控制当作一门艺术来践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精神控制绝不是简单地要求别人服从——仅仅要求服从的话通过威逼利诱也能做到——而是要让对方自发地遵从社会固有秩序、追求人生使命,以实现自我的终极解脱……

我们许多人想象的不同的是,终极的精神控制其实会让人产生幸福感。一个人幸福与否,跟“拥有多少”没关系,只跟“想要多少”有关;长期被宗教洗脑的印度人,更能够心甘情愿地接纳命运的不公正,幸福感自然比较高,身心也更健康。我去过中国最贫困的大凉山地区,也去过印度的许多贫民窟——虽然他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精神面貌却完全不同。大凉山无论男女老少,大都死气沉沉郁郁寡欢;而印度贫民窟里却多是欢声笑语,见到外人热情而自信,对自己的境况十分坦然。他们虽然身处社会底层,却并不会觉得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神”的安排;只要遵从安排,下辈子自然能够苦尽甘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心态的

我行走在印度各地时也发现,印度人普遍身心健康、性格开朗自信,个个都是“社交牛逼症”;即便印度社会是如此不公,也很少会有怨天尤人。在普遍性层面上,印度人的情商相当高、口才相当好,擅长讨价还价和处理人际关系,能够审时度势进行变通,不像一些西方人那么轴。下层的印度人特别能够忍辱负重,对各种不公平的现象忍受阈值极高,懂得察言观色,在表面上十分顺从,但事实上会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捞好处;与此同时,上层的印度人大都思维敏捷言语健谈,特别会扯犊子、画大饼,由于他们展示出来的充分自信,即便他们是在夸夸其谈,也会让你觉得可以充分信赖他们的“真诚”,堪称天生的PUA大师……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同社会等级的印度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不断磨练出来的——被管理的人越来越刁,管理的人越来越精——此乃精神控制与反精神控制的“军备竞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互之间斗智斗勇的必然结果。

印度人的刁钻精明绝非我一家之言,但凡跟印度人做过生意都必然有类似的体会,这种刁钻甚至曾经让英国殖民者都犯难。大家别看英国殖民了印度那么久,他们虽然能够征服印度,却并没有能力直接管理那些印度人。英国人当时如此评价典型印度人——做事被动、愚昧、奇葩,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背地里诡计多端。(as passive, ignorant, irrational, outwardly submissive but inwardly guileful.)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对典型印度教徒的直接管理,一方面,他们找非典型印度族群进行合作,比如跟帕西人在商业上合作,跟锡克人、廓尔喀人在军事上合作;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代理人制度对殖民地进行管理。大家都知道英殖民时期的印度由数量众多的土邦构成,土邦制度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莫卧儿帝国封建制的继承,只要土邦主不反抗英国,他们就能高枕无忧地继续当自己的土皇帝。英国对不同土邦的控制程度差异很大,有的土邦如海得拉巴,享有近乎完整的独立君主待遇;有的土邦则名存实亡,土邦主的权利被削减架空,或者索性因为绝嗣、违约等原因被英国收编为了“省”。但即便如此,英国人也只会派遣接受过英国教育、懂英语的印度人进行直接管理,英国官员所要做的则是管理这些受过英国教育的印度人。

就我的体会而言,别说是从前那个土邦林立的英属印度了,哪怕是现在这个联邦制的印度共和国,管理起来都是一个噩梦——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印度人才知道怎么管理印度人,这是经由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培养出来的默契,只有印度人自己最熟悉印度社会的运作方式

我在印度期间发现印度官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猫鼠游戏”层出不穷,那些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往往能够准确地对老百姓偷奸耍滑的行为做出各种预判,提前堵住一些漏洞,而老百姓也往往很快就能破解……由于印度人民深谙各种变通之道来应对政策,时常令连最老辣的管理者都束手无策。一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上来、老奸巨猾的莫迪,在印度人民偷鸡摸狗的智慧面前,有时候也不得不败下阵来。比如说2016年莫迪为了整治黑钱颁布了“废钞令”,他费尽心机想要暗渡陈仓给黑钱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最后还是有多达99%的现金得以兑换洗白,“废钞令”事实上以失败告终。

政府被逼得没办法了,有时候甚至不惜用违法的方式来执法。印度的司法黑暗乃是著名的社会现象,印度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栽赃嫁祸可谓司空见惯。有时候这勉强算是法外执法的“正义之举”,比如警方明知某些黑帮杀手身背数条人命,却没有证据将其绳之以法,于是通过在街头“偶遇”将其直接击毙,然后伪造现场统一口径指控其主动袭警,反正也是死无对证;有时候这种做法却会造成不负责任地栽赃构陷,警察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一口咬定某嫌疑人是罪犯,会通过伪造证据逼迫其认罪。譬如我在印度集中营里的墨西哥籍狱友马丁,根据他的自述,他的前妻在印度遇害后,他被警方视为第一嫌疑人,警方为了结案伪造了他到过抛尸现场的证据,令他身陷囹圄,至今还在不断上诉……(参见《集中营六记(四)逸闻记奇》)

由于官僚体系臃肿、变通之道繁多,长期以往便造成了印度的一个奇葩现象——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普遍性违法——一些法律禁令由于矫枉过正的不合理性变得形同虚设,老百姓违法行为普遍存在。执法人员和管理人员自己本身其实也是老百姓,对老百姓的欺瞒做法心知肚明,根据你是否“进贡”来决定是否“纠正”你;碰到贪心一点的官员,就算你没问题也会编造点问题出来,以作为索贿的借口……不夸张地讲,印度社会的各种“潜规则”比我们中国还复杂,正因如此行政效率才会如此低下。

说这些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管理的恐怕就是印度人,因为这是一个游戏规则高度复杂的人情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精神控制传统的宗教社会。在印度文化下成长起来的管理者都是极品人精,有着超高的情商,老于人情世故,精于精神控制,个个都是让你感到可以充分信任的PUA大师……当他们走上世界舞台,会发现自己早已见识过了最黑的黑暗,从地狱难度来到了新手村……

关于思想自由

有人肯定要说,这有啥?我们中国对管理者的选拔不也是大浪淘沙吗?我们中国不也是关系复杂的人情社会吗?我们的管理精英怎么就不如印度人了呢?

须知,印度人在管理的过程中并不会用权力来压制你,不会要求你绝对服从,更不会不许你发表观点;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依然能保持思想活力和自由

再怎么不喜欢印度的人,都无法否认印度社会文化的多元和思想的丰富;我们中国无疑在很多方面都比印度强,但宝莱坞电影绝对可以甩我们中国电影几十条马路,这就是思想开放所带来的文化繁荣。之所以印度的思想可以这么丰富,首先是因为印度教本身上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不需要通过严密的组织或者对政治的参与就能够通过社会运作自发地维持,对于思想抱有开放的态度与宗教本身的存续并不冲突

相比之下古代中国虽然有三纲五常等社会伦理,也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传统民间信仰,但没有类似印度教种姓制度那样绝对不可触碰的最高秩序,也没有印度教那样世俗与宗教相统一的、全民实践的世界观体系。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世界上最牛逼的存在是“天”,但没人能说清楚“天”究竟是啥;人间的最高权威皇帝只是“天”在民间的代言人,德不配位老百姓能够“替天行道”颠覆皇权,并不会绝对盲目地服从——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可以说是最高秩序的缺失,需要通过思想管理来维持秩序。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类的宗教社会虽然有“唯一真神”这个最高秩序,却也特别害怕“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因为一来“全知全能全善的唯一真神”这个设定存在许多逻辑上的漏洞,二来这个“唯一真神”需要竞争上岗,上帝跟真主究竟谁才是唯一得先互相掐一架再说……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搞起思想管理毫不手软,一言不合就大搞宗教迫害,比方说烧死了主张泛神论和日心说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

说白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行“思想管理”的宗教迫害,其实技术含量很低,靠的是暴力机器维系自己的绝对权威,把“异端”都送上火刑架就完事儿了,十分简单低级粗暴;跟印度教那种高技术含量的PUA精神控制大师完全没得比

肯定有人要问“精神控制”和“思想管理”的区别——精神控制就好像你甜言蜜语哄女朋友,那姑娘明明有许多的选择,却偏偏对你死心塌地;思想管理则好比你不许自己的女朋友有任何其他男性朋友,她的生活中只许有你一个男人。两者孰高孰低可见一斑。

印度教之所以发展出强大的精神控制力,除了印度教本身的特点之外,一大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从未能够实现思想管理,把所有的技能点都铆足了劲儿点在了精神控制的技能树上。思想自由开放的环境会迫使精神控制力不断提高——就好像你女朋友有很多追求者,可你又没本事把这些追求者都赶走,于是只好努力提升自己哄骗女朋友的本领。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有两种宗教思想,一种不允许你有任何质疑,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它都是唯一真理;而另一种思想在大家的讨论、质疑中不断补充发展自己的学说理论,显然后者的生命力更强,更能够蛊惑人心。像佛教、印度教这种吠陀宗教,都是在众多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才发展起来的,非常注重“因明学”(Hetuvidyā)——也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能言善辩”乃是其基本功,不但嘴皮子功夫了得,而且擅长批判性思维。当年玄奘法师印度求法期间,在曲女城无遮大会上凭着天下无敌的论辩术名震天竺,所运用的正是因明学。

由于南亚地区的邦国林立高度散装,自古以来都没有机会对思想进行统一,这就使得印度成为了各种思想流派的摇篮,正可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印度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差别其实比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差别还大,却彼此相安无事。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印度教和佛教之间也有过互相穿小鞋的教派竞争,但都属于局部地区的小打小闹,远远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当时佛教、印度教更像是吠陀文明体系下的两个不同思想流派,参见《被重新发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这跟南亚思想的自由开放分不开——只进行精神控制,却没有配套搞思想管理,放眼望去古代历史上似乎只有南亚独此一家。

越是散装的地方,对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就越高。只要对印度历史稍加了解就会发现,古代印度次大陆统一程度最高的两个时代,恰好就是思想最不自由的时代——其一是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时期,由于阿育王独尊佛教,让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阿育王统治前期相当专制,对“外道”进行过屠杀,后期才容许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存在;其二是奥朗则布统治下的莫卧儿王朝,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对其它宗教的包容度急转直下。归根结底,排他性的“思想管理”几乎是“大一统”的必然特征,所幸这些“大一统”都有如昙花一现,印度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才保留了下来。

包括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在内的南亚地区不同流派的吠陀宗教,长期以来都在相互竞争中持续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在质疑的过程中不断自我修正完善,所以才会在15世纪的时候还能够创立出融合印度教虔信派(Bhakti)和伊斯兰教苏菲派思想的锡克教,并发展为当今世界的第六大宗教。宗教归根结底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法,吠陀宗教用于解释世界的核心观点立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虚幻的”,这个观点不但无法证实或证伪,可能产生的逻辑漏洞也要远少于一神教所主张的“全能全知全善的唯一真神”再加上吠陀宗教不是靠禁止其他思想流派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而是通过自我的调整和重组来保持竞争力。正因如此,不管世界怎么发展,吠陀宗教都能进行逻辑自洽的调整和适应,诸如轮回转世、因缘果报这些古老的世界观,即便在当今社会依然能够焕发活力。

在秦朝开启大一统之前,中国的思想也很多元。春秋战国时代为啥能百家争鸣?不就是因为散装嘛!你的学说在这个国家不被接受,可以去别处碰运气,很多春秋战国的思想家都是这样到处游说到处碰壁百折不挠才最终得到认可的。孔子早年曾在齐国受到排挤,齐国的大夫甚至想要加害孔子,亏得他有鲁国这条退路,否则咱们历史上可能就没孔子这号人了。大一统之后,这退路就没了——说错一句话轻则仕途不保、重则脑袋不保……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智慧就是“明哲保身”,在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都非常谨慎,整个社会环境也不鼓励你太有想法

南亚地区思想开放的传统,一方面保持了思想的活力,使得印度人非常擅长批判性思维,在表达观点时毫无顾虑;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自信。

我们经常会觉得印度人有种“蜜汁自信”,非常傲慢自大,这正是源于他们对印度文化的自信。思想开放必然伴随文化自信,只有自信的人才愿意接纳不同的观点,才敢于面对各自各方的质疑印度人虽然在物质上十分崇洋媚外,但似乎在文化上确实不鸟西方那一套,有着自己的坚守——至少明面上不鸟(潜移默化受影响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你会发现印度裔妇女即便移居别国,还是会在日常生活中身穿自己的民族服饰。有了自信能够大大提升精神控制力——只有自信的人,才更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就像我前面说的——哪怕我明知一个印度人在满口跑火车,可他那副言之凿凿的模样,就是让你觉得可以相信他。

说起印度的文化自信,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就是辨喜(Svāmi Vivekānanda,斯瓦米·维韦卡南达,1863-1902年)。对内,他借鉴了基督教的社区服务概念,赋予了印度教徒宗教使命感;对外,他在19世纪末将经过改良、用西方价值观重新包装过的“新吠檀多”灵性文化输出到了欧美,在欧美国家获得了强烈的反响,现在许多欧美人民痴迷于灵修、冥想、瑜伽,追根溯源都是当时辨喜种下的因。

辨喜成功对外输出印度文化的壮举,对于彼时迷失在殖民文化中的印度人民仿佛一盏指路明灯;他让印度人民看到——印度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有能力影响和改变世界。这使得印度人民对自己的文化突然间自信爆棚,间接促进了他们对独立的追求。(参见《是什么让莫迪成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简史》)

辨喜带来的这种文化自信影响了后来的每一个印度人,几乎就跟孔子对中国后世的影响一样,并极大推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由于长期受宗教洗脑,印度人本来就够自信开朗了,文化上的自信再一叠加,对整个印度国族产生了逆天改命的效果。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提出过一个“世界导师”(Vishwa Guru)的口号——而“世界导师”指的正是辨喜。现在这个口号被莫迪当做了长期战略,其野心是要让印度立于世界之巅,将印度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输出

印度的野心是成为“世界导师”

印度自古以来在思想上的自由开放,在如今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延续。西方社会所主张的民主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跟古代南亚的吠陀宗教是一样的——虽然在精神上控制你,却不在思想上限制你。西方民主社会也给人洗脑,但无论如何对不同的观点有极大的包容性。

客观来讲,印度的民主制度非常拉胯,既劣质又低效,并且随着莫迪政府对集权的日益收紧,印度式民主的槽点也越来越多。但我们无法否认民主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得当代印度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这点我被关在印度集中营里的时候深有感触——虽然集中营里面发生着各种荒唐的事情,但我们仍然拥有基本人权,给我们留了一扇可以将这些事情曝光出来的窗。集中营里的人们能通过示威抗议让外界知道他们处境,同时新闻媒体也会跟进报道,利用舆论来对政府部门施压,迫使政府做出相应的改变……印度确实存在许多的黑暗,但基本的民主原则让这种黑暗不至于令人绝望——宝莱坞电影至少敢把这些黑暗拍出来并展现在世人面前,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这亦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因为“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不怕扬自己家丑、揭自己短,把问题暴露出来才能加以纠正。

我承认,民主制度下的决策者有时候会被民意绑架,使得一些在长远上对国家有利的政策无法实行,比如说莫迪政府最终失败的农业改革就是一个例子;民主制度的效率在很多时候也非常低下,由于缺乏一锤定音的决策者,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不断拉锯扯皮……但对于有能力的个体发展而言,在思想开放的民主社会环境中,选择和机会一定会更多。就好像战国时代那些思想家一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你的能力实实在在,有其他阵营会接纳你。如果你想要从政,执政党不喜欢你,可以投奔在野党、反对党;如果你有独到的想法,这个公司老板不赏识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公司,总有你发光发热的机会……在这种机制下,尽管未必能保证社会和企业内部的效率最大化,然而一定能保证个体思想的活力最大化

有自己的想法只是第一步,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也很重要。表达虽然是人的天性,却并非人人都懂得如何表达。首先要有组织语言的能力,其次要有敢于吐露的勇气——这两点印度人都不缺,他们不仅会说,而且敢说。这从一些印度男人追求女生的风格就能看出来,他们看到漂亮妹子就会去搭讪,貌似从来不担心表白被拒尴尬丢人,也完全不存在“社死”这个问题——只要表白的人次足够多,总能碰到瞎了眼的女生看上自己;但你要是连开口都不敢,那就什么机会都没了。另外或许是由于印度社会浮夸成风,对于“信口开河”的包容度也很高,印度人普遍存在“轻诺必寡信”的问题——承诺的时候一口一个“No Problem”拍着胸脯让你放心,等到兑现的时候却两手一摊挠挠头。

作为我们中国人无疑会觉得他们不靠谱,因为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文化里,非但话不能说得太满,甚至很多话都不能说得太直接。“直言不讳”等同于“口无遮拦”,常被视为愣头青的特征,会觉得这样的人缺乏社会经验、没有被社会毒打过;懂得“沉默是金”才是成熟稳重的表现。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正是因为“祸从口出”在中国实在是太普遍,说错话、说大话的成本很高

但欧美社会的文化其实更加接近于印度文化,虽然不至于像印度人这么不靠谱,但他们也是允许说话有水分的。这可能是因为在这种老百姓投票选领导人的民主国家,政客得要敢于自我营销自我吹捧,才能获得选民的青睐;你要是一开始不敢把话撂出来,别人甚至都不会多看你一眼。在欧美跨国公司里头升迁的逻辑,也跟政客搞竞选有点像——工作成绩自然是必须的,但在成绩之外,光会埋头干实事的人未必能得到提拔,那些大胆、敢于创新、敢于表达自己、敢于做决策、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更加容易得到赏识和器重——不怕你说错话,就怕你什么话都不敢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谦逊”的美德、“谨言慎行”的风格,在西方社会是个纯粹的劣势,人家根本看不懂这一套。按照他们的思维,你先得要敢吹你自己有多牛,别人才会觉得你牛;你要是谦虚地说自己不行,别人就真以为你不行了……因此惯于循规蹈矩、闷头苦干的中国人,即便专业能力再怎么优秀也很难得到升迁。中国人缺乏竞争力的同时,一些欧美国家的人也有自己的缺点——他们有时在个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太缺乏等级社会、人情社会的意识——具体表现就是 “不会做人”,很多时候脑子轴不会变通。在这种环境下,精于各种潜规则、人情世故,擅长精神控制,同时又思维活跃能说敢说的印度裔,自然当仁不让地脱颖而出。

中国几千年来思想上的大一统,间接影响到了中国企业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以及企业文化。相当一部分企业就好像传统官场的缩影,不鼓励个体太有个性和思想,直言不讳者在职场上很难生存,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管理者的绝对权威和员工的绝对顺从被视为效率的保障,整体而言容错率低,那些有能力但低调而顺从的人更容易得到提拔。所以中国社会想要鼓励创新就很难——你不可能指望既要搞创新又要不犯错。假如想要在大厂通过按部就班的晋升,最后能够幸存下来的通常都变成了老油条。打个比方来讲吧,中国人在不断往上爬的过程中,大部分人性格和思想上外露的棱角都会被磨掉;但印度社会只会磨掉性格的棱角,思想的棱角不但得以保留,还能茁壮成长。

包括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由于长期受中国影响,或多或少也都有跟中国一样的问题,在文化上偏于内敛保守。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企业里东亚裔的管理者偏少——说白了还是因为文化意识形态不匹配。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中国文化中被传为佳话,然而诸葛亮这样的人要是生在美国文化的环境中,那估计一辈子都只能“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印度文化不仅和美国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更有自己人情社会的独到优势,印度裔能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关于抱团

关于海外印度裔,还有一个很多人提到的特点是抱团,这一点也能通过社会文化来解释。

首先,印度人出海是有同乡会的,跟咱们中国浙江福建一些地方很像,一个人在外头闯出名堂了,会带着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出来求富贵。而且不同地区的印度人出海的方向也略有区别,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一窝蜂往美国跑,比方说喀拉拉邦的马拉雅利人爱去中东,泰米尔人爱去东南亚(泰米尔语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在传统上是那种对人际关系高度依赖的农业社会,社区关系非常密切;种姓社会内部的固有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卷内斗的消耗。中国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中国内部的恶性竞争几乎是一种传统,“老乡见老乡,背后是一枪”,熟人之间常会因为利益反目成仇。这可说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个副作用——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做得,我自然也做得——连一个孙猴子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坐玉帝的位子,没什么不可逾越的底线。但在印度传统种姓观念里,有些事情“只有我做得,你却做不得”。印度教徒一生下来,自带种姓社会的等级烙印,族群内部的固有秩序,使得不同个体的职责界线明晰,避免了相互倾轧。在没有外敌的时候,印度人内部也撕,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之间很分裂;可他们在面对外部竞争的时候立马能够相互合作,抱团起来一致对外。族群内部固有秩序使得他们更容易安排分工,也更容易推选出一个让所有人信服的领导来,就好像在狗的社会里,互相闻一下尿里头化学物质的气味,就知道谁是老大,避免了无谓的内部厮杀。

其次,这种能够抱团的传统,并不是印度人去了海外才有的,而是英国人教出来的。古代的印度被外族入侵的时候,那些小邦国并不知道要抱团起来抵抗,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英国人殖民印度次大陆之后,试图对不同族群“分而治之”以实现相互制衡——除了不同邦国、民族之外,他们还画蛇添足地对不同宗教群体也进行了分化,通过宗教识别分割了孟加拉省(参见《南亚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漫谈》)……没想到这一做法导致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觉醒,整个印度抱团起来把英国人赶走了;更没想到的是,当英国人这个外力消失之后,驱动印度人抱团的宗教民族主义反噬了印度,造成了印巴分治。如今的印度人,虽然平时看起来松松散散,但只要一有外力出现就会抱团。比方说假设有几个南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但在面对北印度人的时候,就团结成了泰米尔人;又假设有几个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分别是比哈尔人、拉其普特人、孟加拉人,但在面对穆斯林的时候,他们就团结成了印度教徒。

最后,中国人在职场上多少还有点习惯上要避嫌的心理。无论是中国的官场还是职场文化,拉帮结派、发展自己的小团体都是上头特别忌讳的事;还有些人则会有“内举避亲”的心态,觉得把职场上的机会和资源明目张胆地留给自己人,会显得自己不够公正无私。但印度人完全没有这个心理负担或者道德负担,他们觉得大家一起出来混,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帮自己人一把无可指摘;尤其在海外,大家都是背井离乡的印度老乡,上下级和同事之间互相包庇根本不算个事儿。伊隆·马斯克买下推特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印度裔高管提拔的小团队给炒了,因为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影响到了公司内部的公平和效率。当然,你永远不要尝试去跟印度人谈公平问题,因为印度的社会文化中“不公平”才是天经地义。我们眼中的“不公平”,在印度人看来那是神的旨意、业力的安排。

除了以上谈到的印度社会文化对印度裔优势的塑造外,还有几项“利好”也推动了印度裔在国际舞台上的崭露头角。

第一,是印度人对管理的渴望

首先,在种姓制度的价值观中,管理者属于刹帝利阶层,是高人一等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会对淡泊名利的清高之士赞赏有加,另一方面由于官场是非多、伴君如伴虎,在渴望权力的同时,人们对权力的反噬心存顾忌;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人对于进入管理层的渴望也并不特别强烈,因为社会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对不同工种的劳动者都能给予同样的收入、尊重和社会地位。但印度就不一样了,“劳心”与“劳力”乃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社会阶层,只有前者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社会地位(参见《印度人民三观之下的“八荣八耻”》)。这不仅造成了印度服务业的畸形发展,也使得印度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要跻身管理层,极为热衷报考MBA工商管理学。印度大学生考MBA的热情就跟有段时间咱们中国大学生考雅思考托福差不多——考雅思考托福的人不一定就真会出国,考MBA也不一定真的就去当管理层,但有道是“技多不压身”,当机会真的降临时,拥有MBA文凭的印度裔就是那个“有准备的人”。

第二,印度裔在欧美社会被接受的程度更高。

由于长期的政治博弈,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对俄罗斯、中国在商业上的防范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华裔恐怕很难在欧美大企业获得充分的信任;而印度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政治制度和教育体系都与英国一脉相承,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尽管印度跟俄罗斯关系密切,却依然能够获得美国的信任。首先,英语是印度最主要的官方语言其次,北印度人在人种分类上属于白种人;第三,印度本身是英联邦国家——因此从文化、血缘、政治各方面,欧美社会都会觉得印度裔比华裔、日裔、韩裔要更为亲近。尤其是在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印度裔就跟爱尔兰裔、西班牙裔一样,区别只不过在于先来后到。印度裔无论是当选美国副总统还是英国首相,其违和感都并不会显得特别强烈。

第三,印度本土的恶劣生存发展环境所迫。

印度人会成群结队去海外发展,最重要原因还是国内发展条件不好,那些能够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印度裔,在印度国内则未必能成功。印度本土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于被传统财阀所垄断,印度最知名的企业家、管理者几乎都来自于财阀集团,很少有像张一鸣、刘强东那样白手起家的互联网新贵。财阀集团同时拥有资本和政府关系,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起像Jio公司这样的通讯巨头,将印度国内的那些老牌电信企业打得左支右绌。不妨这样说吧,印度这样的国家,无论创业还是个人发展都缺乏一个公平开放的环境,自然导致了人才大量外流。对有才华有抱负却又无权无势的印度人而言,去海外反而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并且一旦出国就会千方百计扎根留下来,免得回到印度地狱般的环境。

结语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一千万印度人移民到了海外,这些人大部分都属于印度最优秀最富裕的阶层。可说印度培养出来的大量顶尖人才,都给西方发达国家送人头去了,这种人才流失是印度难以言说的痛。尽管移居海外的印度人给印度挣了不少外汇,印度裔当上不少跨国公司的CEO,官居美国副总统、英国首相更是“为国争光”挣足了面子……可印度本土却依然还有许多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

因此不少中国人听闻印度裔担任英国首相的新闻后,颇有些不以为然,有的人认为正因为首相自己是印度裔,所以为了“避嫌”可能反而会对印度不利;也有人觉得这些海外印度裔的成功并不能帮助到印度老百姓……

我觉得吧,只要这些新闻能够增强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那么对印度整个国家就有极大的助益。正如同我们中国人不会去纠结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是否中国籍、这个诺贝尔对中国有没有实际的好处,或者奥运健儿摘金夺银是否会让我们的收入增加;印度人显然也不会在乎那些印度裔成功人士跟印度的联系究竟有多密切。海外印度裔有了出息,其意义在于光宗耀祖,由此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能够实实在在地让印度人民构建起更为牢固的国族认同和更为强烈的文化自信——从长远来讲,这些东西对国家产生的效益远大于单纯的经济利益。

同时,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2022年以来的国际形势对印度更是一片大好,印度在接下去几年应该将会迎来一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一些海外印度裔已然嗅到了回国创业的历史机遇,他们印度海外公民的身份、以及对印度社会潜规则的熟悉将会是个极大的优势。我个人认为今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由于印度社会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弊病,印度的人才会继续往海外流失;另一方面,在印度政府出台的鼓励政策下,在海外积累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的印度裔会纷纷回国开发印度这个大市场,为印度的经济和文化注入大量新鲜血液,实现对印度的反哺。从最近两年印度独角兽企业的爆发式增长来看(目前印度已经有超过100家独角兽企业),这种洄游式的循环似乎已经开始了。印度对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只要其政治环境能够保持稳定,其前途相当可观。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国际形势依然存在着非常多的变量,一切还未可定论;本文从文化和制度上所进行的分析,只是对整体的大趋势做出的可能性判断。

客观来讲,文化和制度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而是需要有其适应的时代和土壤。某种文化制度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优势,未必能在大环境大形势发生变化之后继续保持下去。与此同时,也没有哪一种文化和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在需要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的领域,中国固然不如印度;但要论进行社会改革、集中力量办大事,印度却也是困难重重前路茫茫……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让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输出中心;而印度文化在培养管理人才上的独特优势,则很可能会使得印度成为世界管理人才的输出中心……“世界导师”的口号,或许并不那么荒诞。

这一切只能说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的文化制度有着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优势要保持,劣势要正视;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可妄自尊大——吠陀文明固然源远流长,我们中华文明又何尝不是呢?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作者: 秩序的根基

赵祯(1010-1063),宋仁宗,北宋第四位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中国历史上的24个王朝,完成全国性统一的王朝有11个,存活过百年的只有6个。

这其中有四个朝代,先不提北宋,西汉、唐、清在统治稳定之后,都有至少一个在位超40年的皇帝:汉武帝,唐玄宗,康熙和乾隆。

其共同特点是:存在感非常强,一提到某王朝,大家会自然而然想到他们;在其治下,王朝走到强悍之巅,称之为名震寰宇也不为过。

北宋同样拥有一位在位超40年的皇帝。您第一时间会想起谁?

是“一根棍棒打下四百军州”的宋太祖赵匡胤,是“烛影斧声、弑兄夺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还是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宗?

都不是。这个人叫赵祯,庙号“宋仁宗”让人“意外”的是,宋仁宗迥异于其他朝代那几位皇帝:他既没有历史上的“存在感”,也没有世人口中的“丰功伟绩”。

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民间闲谈,说到他,都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比较注重休养生息,一个老好人,很有人情味,好像,还有点儿傻……

这不是宋仁宗的悲哀,尽管,他是中国第一个“仁宗”。

事实上,皇帝堆儿里,庙号仁宗的都跟伟大扯不上关系。国人崇拜雄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开疆裂土的强人,是国人心目中最好的皇帝。

提起这些人,很多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那是自己的“带头大哥”,为自己谋得了千般富贵、万世太平。

于是,我们记得几乎所有的“太祖”“太宗”,连发动玄武门之变,同室操戈的李世民,也被赞为千秋“大义”。

 

但是,谁也无法否定,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现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

人文、科技、金融,这三项现代人最重视的软实力,竟然如此钟情宋仁宗,那些光耀千秋的巨擘,全然汇集于他在位的四十年,使那个看起来缺乏大事件的朝代,竟是那么的令人向往!

穿越两千年风烟,想找出一个比仁宗朝更好的时代,恐怕相当难。

被历史选择性埋没的宋仁宗,因何成就了两千年的最高峰?

宽    厚

嘉佑六年(1057年),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愤然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这基本上是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如此“恶毒攻击”他将要效力的皇帝,简直“大逆不道”。考官们自然共同撇嘴。这时,仁宗却发话了:

“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

最终,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举人。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左苏轼,右苏辙

某次,包拯联合其他谏官,合力弹劾三司使张尧佐,指责他平庸无能,言辞十分激烈,并要求罢免他。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依着张贵妃的恩宠任此要职,包拯这么一闹,仁宗感到很难办。

见拗不过包拯等人,仁宗想退一步再说,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放外去当节度使。谁料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词壮声高,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

仁宗也有些动气:“你们这是在声讨张尧佐吗?节度使是个粗官,值得这样争吵吗?”

包拯旁边的谏官唐介立马接着说:“太祖、太宗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节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仁宗气得干瞪眼,外放的事只得作罢。

回到后宫,憋了一肚子怨气的仁宗,把闷火撒在张贵妃头上,他对张贵妃吼道:“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当时同时任命四职)!你哪里知道,现在是包拯当御史呢!”

口含天宪的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狈,千古无有!反过来说,倘使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的千古盛名?

宋仁宗一直在学习唐太宗,唐太宗节俭爱民,宋仁宗就把节俭做到极致。

唐太宗有一个好老婆,宋仁宗就硬着头皮接受了非常讨厌的曹皇后;唐太宗写了《贞观政要》,宋仁宗就写了《洪范政鉴》。

唐太宗擅长飞白,宋仁宗就苦练飞白;唐太宗沉迷丹药,宋仁宗没有。

唐太宗也曾有杀掉魏征的念头“杀此田舍汉”,宋仁宗除了回到后宫对妃子发点牢骚,可是真没动过此念,“台谏之言,岂敢不行”!

如果这还仅仅涉及一些所谓的“面子”,下面这件事似乎触动了“骨子”。

四川一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么?

 

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仁宗却道:“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怎能治罪呢?

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

奠定了大宋朝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人士的基础。仁宗一朝,将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称羡的高度。

并且,不仅是对知识分子。饥荒年间,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道:“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

审   慎

仁宗朝,三冗问题已积重难返,宰相文彦博提出裁兵6万,仁宗犹豫不决—他担心,裁兵一时爽,兵变火葬场,多出来的6万人如何处置?

相比较,明末崇祯帝精简驿站时,一次裁掉8万员工,为朝廷省下大量白银,是不是很英明、很果敢?

但稍具历史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他裁掉的8万员工中,有一位叫做李自成。

宋仁宗反复与文彦博探讨,直到文彦博详细给他列出裁员条例和后续措施,并立下军令状,保证不会发生兵变,仁宗才最终拍板。

何况,宋仁宗清楚,之前王则起义(仁宗朝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就是文彦博轻松平掉的,这是宋仁宗拍板的底气之一。

最终,裁员任务顺利完成。

宋夏战争之初,西夏联辽攻宋,但满腹小算盘的辽国把军队开到宋辽边境,意欲先敲诈一笔。

与此同时,半自治的广西壮族人民不堪交趾国的压迫,希望归顺宋朝以图大宋的庇护。

这本是好事,但此时答应,无异于宣布同交趾为敌。若换成国人所膜拜的秦皇汉武,那肯定就是西夏、辽、交趾三线开战,先打他娘再说。

宋仁宗不敢冒险。他第一时间派富弼去和大辽谈判,自愿被敲诈。

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辽被争取到自己这边,辽主甚至御驾亲征帮助宋朝攻打西夏。

西南这边,暂且放弃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撑不下去,投降了交趾,并帮助交趾攻宋,这就是所谓的侬智高起义。

不过他起义时,宋夏正好打完,仁宗让西军将领狄青去平侬智高,很快顺利解决。三个威胁全部解除。

“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这是宋仁宗常说的话。什么人喜欢战争?想靠战争获利的人,吃饱了没事干的人。

在宋仁宗眼里,战争是什么?“将以利物,不以害物;将以救之,非以危之。”

战争是为了拯救,而不是为了带来灾难,“总而言之,帝王兴师,必本仁义。”

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想法,实属可贵,但有多少人会认为他了不起?“岁币”一直被视为宋仁宗妥协大辽的屈辱。

但是,假如宋仁宗宁愿背负屈辱也要践行他的理念,这样的人古今有多少?民间有俗语,爷们汉唐娘们宋,意即大宋阉割了民族的血性。

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国家主义者在歌颂开疆拓土、虽远必诛的秦皇汉武,仍有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在赞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

然而,如果所谓的血性,就是让更多老百姓成为无谓的炮灰,究竟有多少人会力挺这种血性呢?

 

克  制

某日早朝,一大臣发现仁宗脸色难看,问何故。仁宗道:我不太舒服。

大臣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是昨晚贪图美色用力过猛了,就婉劝皇上别那么玩命。

仁宗哈哈一笑:哪有此事!我是昨晚饿的。本来想吃口烧羊肉,但没现成的,就忍了一宿。

大臣们众口一词:何不传御膳房?

仁宗道:唉,我当时考虑,老祖宗的法度中,也没有夜供烧羊的先例啊!

要是开了这个头,后世子孙就有可能一辈一辈传下去,这今后不知夜里要杀多少只羊啊!还是拉倒吧!

不要以为仁宗真的简单是因为“祖制”而节欲。仁宗清楚,放纵自己的欲望,便意味着朝廷权力的扩张,同时意味着民间权利的退缩与失守。

某日深夜,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之声,问何处在作乐?宫人说:这是民间那些酒楼在玩耍。

仁宗哦了一声不再过问,宫人却忍不住接着道:庶民都如此快活,咱这皇宫却如此冷落,这哪成啊!

这时,宋仁宗说出一句如此牛逼的话:正因为咱这里冷落,他们才有了这种快活;我要是想那么快活,冷落的就是他们了!

仁宗有一些妃嫔,服侍多年一直未晋升,提出升名位,仁宗说:“无此先例,恐行不通。再说我答应了,朝廷恐怕也通不过。”

众妃嫔都不信:“皇上所言即为圣旨,谁敢违抗圣旨呢?”仁宗笑道:“你们不信?好吧,我现在就为你们写一道圣旨。”结果,朝廷中枢果真否决了圣旨。

不久,又有妃嫔要求给她们晋升封官,仁宗这次不废话,取来彩笺,上书某人某官,众妃嫔称谢而去。

发薪时,她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加薪,管理部门却不认这个帐,将御书全部退回。

妃嫔们来告御状,看到仁宗“为难”的样子,当着仁宗面撕了御书,边撕边说:“原来这个真不管用的。”

事实上,历代帝王揽权,常用方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手诏。

仁宗并非没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他性子软,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

“雷人”之处在于,仁宗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总是事先给宰相打好招呼:

凡我所下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

王权大不过制度。做不到不私发手诏,却明言其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要亲审一起案件,被法官们断然拒绝。

詹姆士大怒:我是国王,和你们一样具有理性,由我进行审判是合理的。大法官柯克反驳道: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

詹姆士更加生气:你们还要不要国王的领导了? 大法官答: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08年,对应大明万历36年。但是,让我们看看比詹姆士一世要早500多年的宋仁宗。

宋仁宗也曾要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当时的风俗是,“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准备直接给近臣判罪。

“近臣”为皇帝身边的内侍,属于皇室家奴,以家法私自处置理论上并无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

王贽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

假如“一切出于圣断”,难免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差异裁决,闹出笑话。况且,君主当法官,叫专业法官往哪里摆?因此,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宋仁宗是怎么回应的?“许之”

两个故事相似,但结局大不同。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祈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

随后被免职。宋仁宗却最终采纳了王贽的意见。很显然,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

宋仁宗时期画作

晚清的立宪派一直想说服清廷“虚君立宪”,终究失败,如果将满清转换成宋仁宗时代,“虚君立宪”的转型,又将是一副何等气象?

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实事求是地说,宋仁宗的确谈不上雄才大略,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根本算不得杰出。

但他节俭、谨慎、宽容,他有私德、不折腾,仁宗时期的中国或许不是“大国”,彼时的宋朝人却最接近“大国公民”的表征,这,也许才是文明的真正内涵。

然而,我们不得不抛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一个皇帝,为何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被大书特书?更加遗憾的是,为何这种更符合人性的国家治理方式,没有流传到后世?

事实上,大多数朝代创建之初,基本上都是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当国力渐渐恢复,基于专制统治的独占性本质,皇权与无为而治思想无法兼容,朝代之初的治理理念必然被碾压。

因此,历史上数百位皇帝中,也仅仅有汉文帝、宋仁宗等极少数几位将这种道家思想贯彻到底。

同理,尽管在宋朝这样一个拥有宽松环境的时代,宋仁宗的出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传统制度的“人治”本质,必然导致再好的治理模式也将无法常继。

这种“无为而治”思想,就这样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着微弱的火花,但恰恰是这微弱的火花,与保守主义思想提倡的消极政治观不谋而合。

实际上作为现代文明中不可或缺的思想——“保守主义”,除了宽容、克制等观点,它更反对激进,反对盲目折腾、尊重人性、尊重个人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防范权力带来的危害。。。。与其说它是一种思想,不如说它是一种智慧。

从五·四运动到60、70年代,我们经历了激进带来的灾难,却一直与保守主义擦肩而过。到了今天,保守主义的处境依然艰难,经常被许多人误解成固执、不思进取、冥顽不灵,阻挠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顽固派。

但,幸运的是“保守主义已在中国登场。这一时刻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思想决定未来,我们每个人可以了解保守主义思想,有可能就改变我们每个人的走向,包括这个国家的走向。在此特推荐:“保守主义经典译丛”,这是一套经典的保守主义作品,作者包括柏克、柯克、托克维尔等保守主义思想大家,带领我们深入、细微地了解保守主义的深刻内涵。

创造历史!华裔女子黄柳霜即将登上2022年25美分硬币! A面华盛顿 B面黄柳霜!

作者:  华裔人物早餐会    (转载)

美国铸币局公布了五位美国女性先驱的完整名单,从Maya Angelon到黄柳霜,这些女性先锋今年起将出现在美国25美分硬币上,她们将成为“美国女性铸币计划”的首轮展现面孔,黄柳霜Anna May Wong是目前入选该计划的唯一一位华裔,同时也是首位被刻上美国硬币的华人女性。

今年起,华人黄柳霜将和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总统并列在25美分硬币上,开创历史。
一个变卖全部家当,支持中国抗战的传奇女性之珍贵历史影像,从误解到理解,需要近百年的时间来佐证。

01

华裔登上美元第一人

据华裔人物早餐会了解,今年起,上述5位杰出女性的头像将首先出现在美国25美分硬币的背面,(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将继续保留在硬币正面。)这些女性曾被他们从事的职业拒之门外,也曾经被误解,歪曲,但她们的优秀,坚韧,让他们成为那个职业的代表,个中故事虽有辛酸和波折,但不妨碍她们波澜壮阔,开拓进取的人生讲述,在这其中,一个华人的故事更显得弥足珍贵,成为我们缅怀的前辈。“美国女性铸币系列”是从2022年至2025年发行的一套25美分的硬币系列,以纪念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生效一百周年。该系列硬币的正面为美国国父兼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头像,硬币背面将纪念一名杰出美国女性。被表彰的女性需在选举权、民权、废奴、政府、人文、科学、太空、艺术等领域中对美国作出卓越贡献,并来自不同的种族和地域背景。黄柳霜是唯一中的唯一。

 

她背负争议,行走于东西方的无间道上,她出演过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双色胶片电影,但是在100年前那个保守时代,父母曾反对说,每拍一部电影,就会掉一次魂儿,她突破政治、种族和性别的藩篱,在排华风潮及国人质疑声中成为引人瞩目的国际明星,在群星闪耀的影史黄金时代留下一道别致的东方魅影。

 

她去世后,好莱坞的华人女演员有一段时期的空白,随后才有了卢燕、陈冲等。即使在今天,能晋身好莱坞担纲的华裔演员仍是屈指可数。但在电影才发明了十几年时,黄柳霜却敢冲破桎梏投身好莱坞,大胆前卫。她也是无声电影时代好莱坞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华裔女星。有关她生平的两部纪录片和英文传记也相继问世。她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果敢和坚强的品质,成为开天辟地的好莱坞华裔女星。

美国历史学教授格理汉·何杰说:“如今,再找不到一位华裔女星的成就,足可与黄柳霜媲美。”

02

黄柳霜是谁?

她是首位美国好莱坞的华裔明星,是侨居外国华人中最早的小明星。1919年仅14岁的黄柳霜就在美国好莱坞电影《红灯笼》一片里登上银幕。1921年,参演的美国电影《人生》上映,她在片中饰演男演员Lon Chaney, Sr.的妻子;1922年,出演美国电影《海逝》。1924年她在美国大明星范朋克主演的《巴格达窃贼》中扮演蒙古女孩而出名,该影片在中国上映后,她的名字遂为国人所知。

1929年黄柳霜离开好莱坞,在德国与英国合拍的《歌曲》片中饰演主角,由于能歌善舞,加上精湛的演技,遂在欧洲走红。随后她漫游欧陆数载,又频繁来往于好莱坞与欧洲,拍摄了《应卡迪利大街》、《爱情的火焰》、《中华儿女》等片。1932年她返好莱坞加入派拉蒙公司主演了《龙女》一片,在国内声誉大振。

在西方公众眼中,黄柳霜是一位跨时代的传奇华裔女性,她从默片时代崛起,经历了好莱坞电影的黄金时代,是许多人心目中“20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裔影星”,完美地展现了“中国女性之美”。

很多人不知的是,三十年代,她也曾经毅然回到祖国,变卖自己珠宝家当,全然支持抗战,一个弱女子,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罕见。

鉴于黄柳霜作为首位闯荡好莱坞并且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名的华裔女演员,她还与朵乐丝·德里奥、多萝西·丹德里奇、梅·韦斯特及玛丽莲·梦露成为“好莱坞银铸四淑女眺望台”的雕像人物。

 

从百度到维基百科这样介绍她:黄柳霜(1905年1月3日 – 1961年2月3日),职业姓名为安娜·梅·王,是一名美国女演员,也被认为是第一位华裔好莱坞电影明星,第一位获得国际名声的华裔女演员。她的职业生涯横跨无声电影、有声电影、电视、舞台表演和广播。可以说,她实际上是第一个红遍好莱坞的华人女星。

黄柳霜祖籍广东台山,是移民美国的第三代华人,其家族赴美的第一代是黄柳霜的祖父,是最早一代到美国加州淘金的华工。黄柳霜的父亲黄善兴,当时在洛杉矶唐人街附近开了一家名叫山姆·基的洗衣店维持生计。母亲则主要帮助父亲照顾家人。

据相关资料介绍,黄柳霜家里兄弟姐妹八人,她排行老二,黄柳霜由于喜爱表演,很早进入片场,成名后仍与家人住在一起,八兄弟姐妹除了她以外,其他七人都受过较好的高等教育,而她则负担了手足的教育费用。

 

1929年,主演英国电影《唐人街繁华梦》;凭借在该剧中的演出,获邀出席英国王室宴会;

 

1932年,与玛琳·黛德丽合作主演美国电影《上海快车》,该影片在美国取得了370万美元的首映票房;

 

1936年,首次抵达中国开启为期九个月的寻根之旅,并拍摄纪录片;
1951年,主演美国电视剧《柳霜夫人的画廊》,她在剧中以本名出演;
1937年,主演电影《上海女儿(Daughter of Shanghai)》
黄柳霜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在有一颗星星的华人女演员大名在刻,黄柳霜(Anna May Wong)无疑是第一个,1960年,作为首位华人在美国好莱坞星光大道留星;除此以外还有李小龙、成龙、陆锡麟、刘玉玲,那是后话了。

 

1961年2月2日56岁的黄柳霜在公寓因心脏病发作病逝,死后被安葬在母亲的墓旁,墓碑上无任何表明她身份和人生轨迹的文字。这位风华绝代的华裔女明星,这位曾经惊艳西方世界的东方美女,就这样消失在时代了浪潮中。

 

2020年,谷歌的首页换成了她的经典形象,以此纪念这位华人女性,这位开拓者。
无论100年前民国时期的《良友》《北洋画报》,还是同时期的欧美画刊,令人感慨的发现,黄柳霜无疑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封面人物。

客观讲,她是民国时期成就最大的女演员,二十世纪时尚界的风向标杆,传统华人的家庭教育,塑造了她骨子里也是一个身怀家国情怀的奇女子。

但在中国,她却备受冷遇和排挤,甚至去世后仍长期遭到误解。1942年,作为蒋介石特使的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受到了整个美国的欢迎。按照行程,接下来她要参加一个由好莱坞组织的明星茶话会,但宋美龄却特意托人转告主办方,点名不希望黄柳霜出现在现场。

 

03

人生故事再检索

1905年1月3日,洛杉矶唐人街,一户开洗衣店的贫穷家庭迎来了一个女儿,她就是黄柳霜。

幼年时黄柳霜被母亲抱在怀里

黄柳霜的父亲有两房夫人,生了8个孩子,黄柳霜排名第二。父亲是个思想传统的华人,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去读书,黄柳霜小学的那段时间,是好莱坞电影方兴未艾之时,看电影成了时髦。九岁时,黄柳霜收到了洗衣店一位慷慨顾客的小费,于是她拿着小费去看了人生的第一场电影。

从那时起萌生的明星梦,改变了她的一生。

电影镜头五彩斑斓的鲜丽故事,成为年少的黄柳霜内心最向往的世界,她最喜欢做的事除了看电影,就是独自排练电影里的桥段,经常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甚至嚎啕大哭。

当时在默片时代的好莱坞,常常拿挖苦东方人或丑化华人的故事作为拍片的题材,因而也时常到唐人街出外景,就地取材招用华裔做临时演员。

年少的黄柳霜没事就跑去看热闹,在片场工作人员面前混了个脸熟。终于在她14岁那年,有了首次上镜的机会,在一部名叫《红灯笼》的影片中饰演一个无名的小角色。从此便在1919年,踏入星光之路。比起后来闯荡好莱坞的刘玉玲,黄柳霜的长相其实更符合大众审美。她的脸庞丰满圆润,眼神闪烁灵动,好莱坞很快看上了她,称她为漂亮的“中国娃娃”。1921年,当时还在洛杉矶念书的黄柳霜决心为了梦想放弃学业,专心做一名演员。年仅16岁,她就在电影《人生》中饰演女主角,与当时的好莱坞大牌男演员 Lon Chaney Srt 合作。

17岁的黄柳霜迎来了好莱坞首部彩色电影《海逝》,也是世界上首部彩色默片。
《海逝》里黄柳霜真情入戏的表演,为她迎来了好莱坞的认可。

在这部影片中,她饰演了一位名叫莲花的少女,她与一位白人男子相爱并生下一子,不想惨遭抛弃,最后只能无奈跳海自尽。

默片《海逝》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双色胶片电影,由于胶片损毁直到1985年修复,才得以重见天日。

黄柳霜生动细腻的表演让这部影片大获成功,接下来片约不断。但很快她发现,自己出演的角色开始趋同,那些悲惨低贱的角色命运,和好莱坞眼中华人女性的刻板形象如出一辙。

1924年,黄柳霜在《巴格达窃贼》中出演一位香艳的蒙古女奴,震惊四座。

直垂眉心的厚重刘海,一对黑亮的单眼皮大眼睛,入鬓细眉、艳丽红唇,还有一条毒蛇舔舐着她的大腿,这样充满异域风情的性感形象令观众过目难忘,这部影片也由此成为当年好莱坞最卖座的风韵片之一。
然而,那个性感魅惑的蒙古女奴就像是一个序曲,让黄柳霜再难逃离这样的人物设定。在当时种族歧视氛围严重的美国社会,她只能扮演受人轻视的苦命妓女、邪恶化身的龙女,大多数时候,这些妖艳邪恶、低贱卑微的女性角色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唯唯诺诺地屈从于命运和男人的淫威。

这种片面理解东方的的表演,让一些华人们对她集体反感,在那个年代,就连她的家人都公开表示:她每拍一部电影,就会掉一次魂儿。黄的父亲认为当时华人地位这么低,没钱又没背景,根本不可能出头,可黄柳霜不听老爸的,书不肯读,家里给她安排相亲也不去,她就是一心想拍电影。为此,她跟家里关系闹得很僵,这也成了她一辈子的心结。

1928年,黄柳霜厌倦了总是在影片中担任千篇一律的同角色,不愿再为华人女性形象蒙上黑纱,她决心离开好莱坞,去欧洲闯荡。

离开好莱坞,她先是在德国以主角身份出演影片《歌》(Song),从英国到荷兰、从西班牙到意大利、从匈牙利到罗马尼亚等,各国媒体不厌其烦地用大篇幅报道她。

黄柳霜的写真集刊登在法国发行全球的《名利场》杂志

1929年,她主演的《唐人街繁华梦》继续轰动世界,堪称默片时代英国电影经典之一。

短直发、高颊骨、红嘴唇,她的形象一度被视为东方情调的现代女性代表,妆发技巧也被英国少女们争相模仿。

接下来,她又陆续主演了《爱比刀更利》、《爱之火》等有声电影,同时录了法语、英语、德语三个版本的台词。

在欧洲广受好评的黄柳霜再度进入了美国派拉蒙影业的视线,这趟歌舞升平的欧洲之旅也使得她在美国的地位有所提升,之后她参加了百老汇舞台剧《On the Spot》的演出,颇受好评。

《纽约时报》称她为“不可思议的纯情玉女”

每次登台未启幕之前,她都会说几句声明:“无论我扮演的角色怎样,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全体,希望各位在座不要误会。”

随后,黄柳霜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然而,黄柳霜的如日中天,在当时并不代表她被好莱坞纳入完全主流。

她很早就看中了赛珍珠写的诺贝尔文学奖巨著《大地》,希望饰演里面的中国农民妇女阿兰,这是第一次在大荧幕中展现中国人的正面形象,因此她费尽心思、百般争取,可结果,米高梅公司选择了一位白人演员出演。拒绝她的理由是:“你太「东方」了。”

德国女演员露易丝·雷娜凭借在《大地》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第十届奥斯卡影后。如果历史有假设,是不是黄柳霜已经为华人创造了奥斯卡影后的奇迹?

在好莱坞保守排挤和歧视,心灰意冷的她决定回到中国寻根。她说:“虽然像父母一样在美国出生,但是我却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

然而,当她乘坐的邮轮穿过太平洋时,国内的批评和非议已经如尖刀利刃般涌来。因为她饰演的角色衣着大胆暴露、扮演角色的身份低贱,在当时的中国被贴上了“辱华”的标签,“给中国抹黑的傀儡”。

《大公报》甚至批判她:羞为华人并且专辱华人的黄柳霜,因为惯演作践华人的片子,亦出了名。

黄柳霜无奈地解释说:“那些角色即使我不演,也会有别的白人来演,与其让他们演,还不如我演,那只是一个戏剧。” 而我会失去仅有的那一点‘中国人演中国人’的机会,反而更没有机会维护华人起码的形象”

她个人的世界里,实际上一直不断试图扭转外界对于东方形象的误解,然而她只身闯荡好莱坞,所能做到的实属杯水车薪。1924年,她曾经筹集了40万美金,交给投资人,去投资一系列展示“中国传奇”的电影。可是投资人转手将这些钱投入进股市,电影计划随之泡汤。

这个东方美人的背后,深藏者无奈的家国情怀。无人知晓的时代环境。但是,她的勇气和果敢,她传递的东方气质,时至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近100年前,她已经收获“最美丽的中国女孩”“全球最佳着装女性”“20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裔影星”等称号,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范冰冰李冰冰的时尚造型。
1980年创立的国际彩妆品牌安娜苏Anna Sui,几年前的时装秀淘T台上,灵感也来源于黄柳霜100年前的造型。

04

回到祖国支持抗战

黄柳霜对祖国怀有极深的感情,抗战爆发后,她不仅积极投身拍摄反法西斯电影,而且到处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她除了主持参加义演外,还公开拍卖自己的珠宝、首饰、服装,将钱款全部汇往国内。她的义举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著名老报人张恨水、戈公振及邹韬奋等,多次撰文赞扬她的爱国之举。

回到上海,外滩留影

1936年,作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三代,她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虽然来自各界的批判声很多,但她还是受到了影后胡蝶、京剧大师梅兰芳等社会名流的热烈欢迎。她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写道:“虽然中国对我来讲是个陌生的国度。不过,我终于回家了。”

这趟寻根之旅,也让她深深爱上了中国,她穿起地道的中国旗袍,举止端庄优雅,无时无刻不展露着迷人的东方风情。

抗日争爆发之后,她在美国多地发起抗日演讲,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并将自己在中国选购的众多珠宝首饰拿出来义卖,所得义款一分不留,于1939年汇回中国支持抗战。

在整个抗战期间,她淡出演艺圈,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留给了支持抗战,并积极投身拍摄反法西斯电影。

1937年,黄柳霜参与拍摄了《上海女儿》,在剧中出演了一位有智有谋的女英雄。随后的1942年,她又连续主演了《重庆来的夫人》、《轰炸缅甸》两部抗战片,分别饰演领导人和情报人员。

她努力维护中国人的形象,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塑造成一个真正、善良、胸怀宽广的华人女性。
和胞妹在一起

05

命运多舛

黄柳霜在事业和生活上不断的努力,并没能获得外界的认可,伴随的是误解,偏见。父母秉承着“好女不唱戏”的古板思想,并不能理解她的选择。而在情感上,同样没有一个愿意爱她、接纳她的人出现她的初恋对象是电影制片人米奇·尼兰,但对方却以“加州法律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为借口弃她而去。她也想过嫁给在美国定居的华人,但他们大多介意黄柳霜的演员身份,不敢把这样招摇的女子娶回家。

她在荧屏中诠释过许多爱情,却终其一生也没能找到幸福的归宿。她无奈:“中国男人嫌我是戏子,白人又不能与华人通婚。

1950年之后,事业的冷遇和感情生活的不顺让黄柳霜心情抑郁,不断酗酒。然而,烟酒伤害了她的健康,也损毁了她的容貌,早些年投资的房地产,成为她晚年孤独生活的唯一保障。

1960年,55岁的黄柳霜出演了最后一部彩色电影《黑色肖像》

次年2月2日,她因心脏病发作意外在家中病逝,和新年的烟火一同逝去,如同她短暂而闪耀的一生,绽放时风华绝代、惊艳世界;消逝时寂寂无声,淹没在时代的浪潮中。

她去世后被安葬在母亲的墓旁,偎依在母亲身边,墓碑上除了名字外没有任何表明她身份和人生轨迹的文字。

从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的一代传奇,作为一个生于美国、活于美国、演于美国的新女性,黄柳霜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来自族裔同胞的误解和东西方不同文化环境的排斥。

作为第一个勇闯好莱坞的华裔女性,她的出现,开启了美国亚裔演员短暂的黄金时代。

然而,站在美国排华风潮的风口浪尖,她只身面对着社会体制和普通民众的重重敌意,深切渴望回归自己的祖国,却难进难退,抱憾离世。

当我们再次凝望她的人生故事,从一个出身卑微的洗衣工女儿蜕变为好莱坞传奇,批评她“辱华”,似乎并不客观。

可能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100年前这样一位传奇的中国美人如何用独特的东方情调轰动好莱坞,以及这份美丽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助的抗争和背水一战的执着。

美丽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助的抗争和背水一战的执着。
几十年来,类似黄柳霜的个人传记介绍,中英版本已经再版多次。

只能说,在这悲剧性的一生中,她已然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记得中国有位政治人物说过一句颇为著名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华裔人物早餐会,致敬每一个认真执着的华人,当我们透过时代的偏见,在拥有独立价值观的基础上,跨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藩篱,不经意间豁然发现,很多委婉美丽,动听悦耳的人生乐章就在耳边,看你怎么发现,怎么看待,怎么理解,人生不易,发现美丽。100年后,让我们尊敬并记住黄柳霜。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4/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4. 留美科学家归国后的命运

留学生回国后,一般被安排到科学院、高等院校,极个别被安排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或者工厂。这批人有的有所作为,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

4.1 “十二年规划” 和 “两弹一星”

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制定 “十二年规划” 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规划中提出四大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参与计算机规划的有华罗庚;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马大猷和罗沛霖;参与半导体规划的有王守武;参与自动化规划的有钱伟长、罗沛霖、疏松桂。

四大紧急任务除了做规划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若干跟四大紧急任务有关的研究所,包括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机所和自动化所。”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守武] 各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系,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计算技术系。一批学数学的高年级的学生被调往计算技术系。除了北大高年级学生外,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共抽出30人集中训练、集中学习,发给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这批学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计算机的大学生。

“两弹一星”实际上是在十二年规划的前一年(1955年)启动的,在十二年规划中也将原子弹和导弹作为两项保密的紧急措施被列入规划。

当时原子弹的研究处在高度保密过程中,科学家参与此事大部分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北大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工程物理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科学家进入原子弹研制的核心部门是由于苏联撕毁协议、停止了对原子弹研制的支持才开始的。1960年,当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的科学家才有机会更深入的参与此事,当时二机部拟定了一个由中央组织部批准的105人名单。许多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的。

1960年疏松桂从中科院调到二机部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我去二机部工作是中央点名的。当时挑选了105个人,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但是留学回来的并不多。陈能宽、邓稼先、朱光亚等人,在这105个人中,他们是留学回来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不在这105人名单中,他们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学院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人。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包括四个部门,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理论部主任是邓稼先,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搞爆轰试验的,属于物理性质的;设计部主任是龙文光,主要负责整体设计、结构设计;设计部后来分为两个部分,疏松桂主要负责自动引爆控制系统,担任自动控制室主任。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疏松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 “两弹一星”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

邓稼先 屠守锷 钱学森 郭永怀 杨嘉墀 陈能宽 吴自良 任新民 朱光亚 王希季
留美归国且获得“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科学家

4.2 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留美归国的科学家虽然认为这些运动纯粹是在耽误时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运动的无情压力正在加剧。

沈善炯曾在美国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回国前,他就知道国内已经开始批判遗传学的孟德尔学派,只能搞李森科的遗传学,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国农业大学由于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转到美国。所以他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时绝口不谈遗传学。他暗暗想,回国后只搞生物化学,不搞遗传学。[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42-56页] 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科学家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思想改造?什么是学术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 “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他们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19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因为刚刚回国,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当然有极个别人挨整了。陈荣悌说:“思想改造期间,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点神经不正常。”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刘珺珺采访陈荣悌]

徐璋本(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徐璋本时所摄,1988年)

徐璋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成右派。王明贞说,“徐璋本也是右派。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个大的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因为都是我们教研组的人。当时徐璋本要组成一个党,自己起名叫劳动党,还动员我们参加这个党。……徐璋本又贴小字报,争取会员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他被抓起来了。”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后来,徐璋本被投入监狱,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1979年才出狱。

申葆诚兄弟姐妹四个,有三个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内。申葆诚说:“那时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没有告诉我。其实他们告诉我了,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时根本不知道反右运动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还以为是普通的运动。看到他们戴着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小心处事。”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注: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

申葆诚和他在文革期间揪斗时胸前挂的牌子

1957年反右运动,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晋见毛泽东,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让他去中央书记处谈。邓小平是总书记,主管反右斗争。张劲夫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张劲夫找到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余志华主编 2009,117-118页]

4.3 文革浩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 “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 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的。[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257页] 1976年5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杀的。[王友琴 2004,119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王友琴 2004,94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

周华章 董铁宝 林鸿荪 程世祜 陈天池 萧光琰 陈绍澧
文革中自杀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

文革期间被正式关进监狱的科学家也很多。我们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来清理被关押科学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谢毓章、高联佩夫妇、王明贞夫妇、王振通夫妇都被正式关进监狱了。1968年谢毓章被抓进监狱,蹲了四年,1972年获释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谢毓章]。1968年1月,高联佩和许健生被抓进牛棚,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零四个月后才获释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327-330页]。1968年3月,王明贞和俞启忠被拘捕。王明贞被关了五年,1973年11月获释。俞启忠被关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释放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89-94页]。清华大学的王振通也进监狱了,被关了三年多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补充

1950年代早期回国的严东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是上海陶瓷界的第一权威,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0年回国时工资254元。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工资停发,一个月只发15块钱生活费。平反后,一次补发工资七千余元,加上家庭存款,交了一万元党费。(由此可算出至少停发工资30个月。还好他是在科学院系统,要是在大学里遭遇更惨。)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1958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周建人批判文章。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 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与化学,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

1957年9月,姚桐斌博士和夫人从英国回国,1968年6月8日,从国外归来的姚桐斌就被批判和批斗。据其夫人彭洁清回忆,1968年6月8日,是个星期六,她急急忙忙离开学校回家。当她刚上楼,家门就打开了,保姆告诉她一个噩耗:姚桐斌被打死了。她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将她拉进了家门,并哭成了一团。

这时她看到姚桐斌“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此惨烈的场景,让她肝胆欲裂。

原来,当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姚桐斌家,先是打了他一顿耳光,接着将他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进行毒打。“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姚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嚎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这群暴徒并未甘休,继续将其拖到他们的 “总部”。待他们发现人已不行,又赶快送回了其家楼前的人行道上。

姚桐斌的邻居和保姆赶快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却被拒绝医治。邻居和保姆只得将其抬回了家。由于他头部几处受重伤,最终惨死在家中,时年46岁。据悉,操纵这起恶性事件的当权派们并未受到追究。

1969年2月3日,被批斗为 “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 的熊庆来,白天还在写 “检讨”,其中有“鞠躬尽瘁”四个字,夜晚,随着一声喊叫,他在家里去世了。华罗庚在八宝山见到熊庆来遗体时,失声痛哭。

蔡恒胜和柳怀祖是在中关村特级专家楼里长大的第二代,蔡永胜的父亲是昆虫学家、教育家蔡邦华,柳怀祖的父亲是物理化学家柳大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住进了中关村。2008年,两人组织特楼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写回忆文章,出版了怀念父辈的书《中关村回忆》。

“文革”中,中关村特级专家楼被认为是特权,成为重灾区,中关村的福利楼上贴着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中,邓稼先及其家人同样没能避免厄运。邓稼先的夫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许鹿希,先是被打成彭真、刘仁“黑市委”的“黑帮分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几乎崩溃。当时邓稼先不见妻子回家,就到北京医学院寻找。当他看到妻子被批斗后的惨景,心都快碎了。

其后,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1971年,文革狂风侵袭九院,邓稼先、于敏、赵九章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许鹿希说,那时 “四人帮” 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当时有个口号: “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其后,因杨振宁从美国来访,中共将邓稼先放回了北京。- 周陆军

蔡恒胜写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我家楼上的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 ,“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1968年,半年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失去了三位留学归来的学者。1968年10月23日,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在造反派的批斗中,50岁的结构力学家程世祜自尽身亡;12月5日,郭永怀在从清海试验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享年59岁;12月15日,流体力学家林鸿荪漂浮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的小湖湖面上,年仅43岁。

统计资料显示,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中有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审查,全院迫害至死科技人员达229位。蔡恒胜写道:“他们的遭遇都被记录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哀痛的笔下”,在《竺可桢日记》里记录的受迫害者有: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第周……

在国内没有宽松的、自由的生活环境,但是真正说后悔的人很少。在我采访的这些人中,只有谢毓章说回国后很后悔。而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王作跃和我一样,认为参加“两弹一星”的人在这批回来的人中发挥的作用较大。这批人确实不后悔,因为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有展示自己的舞台。比如朱光亚就不后悔,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回国的科学家是否后悔,跟访谈的时间有关系。如果是文革时期去采访,他们出过国,使得子女不能上大学,家庭受到了伤害,他们肯定会后悔。因为那些科学家非常看重对子女的教育。然而,当他们后来被评为院士,或者生活条件变好了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采访,他们的思想可能会产生改变。

实际上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第二点也是很明显的:凡是涉及到“两弹一星”的学科,如直接的核物理,间接的燃料、材料等等,这方面的归国学者在大跃进/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明显比其他学科要小得多,而且最后能够“青史留名”的概率也大得多。(只是说整体情况,看个体的话,比如姚桐斌在参加“两弹一星”工作后仍然被迫害致死)- 王德禄

4.4尾声

改革开放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除了作为一般知识分子经历了面上的落实政策外,还另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大约28位1954-1955年回国的科学家联合专门给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为他们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长方毅召集这批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方毅在会上讲话,说他是受邓小平的委托来开这个座谈会的,对这批科学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说,不仅要为他们平反,还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87-88页]。

与会者在会上讲述了文革期间董铁宝、周寿宪、程世祜等人自杀的悲惨经历。中科院化学所的张斌由于带手铐,手都被磨破了。当她说到自己的经历时,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会场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诉苦申冤的会议。

1979年之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的时间较少,更多的时间呆在国外。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严东生就是发挥“余热”的模范之一。

这批留美归国科学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的,拥有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

严东生有一儿一女都是在国内出生,女儿在上海交大工作,儿子据说在国外工作。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3/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3.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二波归国高潮

1953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被禁止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总理周恩来,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信。这些努力终于使中美日内瓦谈判议程上增加了扣留中国留学生事宜。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关于留学生的谈判使美国政府解除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又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回国。

3.1留美科学家争取回国自由

在日内瓦谈判之前,他们已经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 炒得沸沸洋洋。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治压力逐渐减小。中国留学生又可以聚会在一起,他们开始给各方人士写信。

那些准备回国的留学生尽管受到了阻碍,但是他们回国的心情日益迫切。他们决定给国内写信,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有一次,李恒德在费城邀请了二十多位来自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的朋友。他们共同起草了给周总理的信。1953年5月3日,李恒德、周寿宪等15人在信上签名。据说,这是递交到中国政府手里的最早的一封签名信。1953年12月21日,李恒德等留学生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费城、波士顿和芝加哥三地的15人参与了签名。

中国留学生为了将美国扣留他们的事情公开化,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撤销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第一封公开信是梁晓天执笔的,1954年3月份开始起草。1954年8月5日,他们征集了26人签名。并把公开信发给总统、48个州的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艾森豪威尔在此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但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艾森豪威尔由于准备不足,说话吞吞吐吐,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为了进一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1954年9月2日,美国中西部的中国留学生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封信是王祖耆带头起草的,有9人参与了签名。

1954年11月,中国留学生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出了公开信,张兴钤、张斌、陈荣耀、周坚、虞俊等30人在信上签名。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进一步公开化。

此外,中国留美学生曾向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寻求帮助,也向美国朋友寻求帮助。虞俊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他自己已经被怀疑是共产党了,不方便替中国留美学生讲话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48-63页]。

1954年8月,致美国总统公开信发表以后,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其中《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中国留学生进行采访,并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学生因美国政府禁令不能回国的报道,张兴钤与师昌绪、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传遍全世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7-258页]。

3.2日内瓦谈判

1954年3月梅祖彦到了巴黎。不久,他去了中国驻瑞士的大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中国官员,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5月,代表团又请他和柴俊吉去了一趟瑞士,向他们询问了很多美国方面的事情。梅祖彦和柴俊吉是日内瓦谈判时仅有的两位到瑞士与中国代表团见面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提供的信息对中国代表团的谈判十分有用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日内瓦谈判会议上释放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成为主要议题。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提出中方应该允许被扣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包含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从中国自由离境。中国提出美国应该允许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离境。

1954年6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约翰逊进行了第一次接触。6月10日,他们进行第二次谈判,中美双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数目一事达成共识,中方提出有5000人滞留在美国,但美国人对这一数字不予认可。美方只承认申请回国而不予批准的120人。

1954年6月21日,约翰逊和王炳南会谈。当时约翰逊把15位根据美国法律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的名单交给了王炳南。当王炳南提出要120人的名单时,约翰逊拒绝了。约翰逊说只要批准了,就会把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国政府。

后来,美国移民局通过调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国留学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决定给他们发放离境许可证,分批批准,每批10-15人。美国政府表示,会将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供给中国政府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64-83页]。

梁晓天说:“……美国报纸宣布放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从我收到的一封信中得知我是其中之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2页] 梁晓天实际上是第一批被批准的10人之一。在这10人中,参加留美科协并积极要求回国的除了梁晓天之外,还有宋振玉、范新弼。这10人中除了他们三人,其他的人没有被提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6页]。

李恒德曾这样回忆:“1954年的7、8月份,美国放了10个人,10月份又放了22个人,这其中有我。” [李恒德口述、王文乐整理, 神州学人,2009年8月14日] 10月份被批准的22人中还有汪闻韶、蒋士騛、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管士宾等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刘有成也回忆说:“我们同一批由美国回国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汪闻韶和李恒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3页] 这22人的名单不全,也可能有人被批准了,但是没有回国。

第三批被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是1955年4月宣布的,共76人,师昌绪就是那一批被允许回国的。师昌绪说:“之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共有76个人,包括我。他们通知了个人,这些允许回国人员的数目在报纸上刊登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有76个人。他们4月宣布的名单,我6月份就离开了美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命令。陈荣耀回忆说,他是1955年4月禁令解除后,第一批回国的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但是,钱学森仍然处于被软禁状态。他专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写了求救信,通过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寄给陈叔通。他在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深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凄凄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 钱学森的信很快转到周恩来的手中。在日内瓦谈判中,王炳南出示了钱学森的信。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宣布释放美国12名飞行员。同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妻子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张纯如著 1996,315页]。

3.3 禁令解除之后

1954年10月,梁晓天、宋振玉、范新弼3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美国驶往九龙的海轮回到国内。这是日内瓦谈判开始后,第一次坐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中国留学生的第二波回国高潮拉开了帷幕。

1954年11月29日, 从美国驶往香港的 “威尔逊总统号” 成为解禁后中国留学生回国乘坐的第二条船。这条船上有汪闻韶、李恒德、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据刘有成回忆说:“我们乘的轮船快到檀香山时,通知我们回中国的留学生到船上一间办公室集合,美国移民局的人和我们谈话,他说轮船现在快要到美国西部国境线最后一个口岸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想回美国去?如果想回去就在夏威夷下船。我们十几个人都不作声。”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1页]

1955年4月初,黄葆同(冯之榴)夫妇、王仁、张家桦、吕家鸿、谢心正、沈心立、骆振黄、郭明达、蔡君陆一起乘船回国。据王仁回忆,他们回国途中听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彻底解除了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45页]。

1955年5月初,陈荣耀(沙逸仙)夫妇、王明贞(俞启忠)夫妇、徐璋本、陆裕朴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乘船回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

1955年6月从旧金山起锚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20多位中国留学生,比如童诗白(郑敏)夫妇、钱宁、焦瑞身、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杜连耀、周同慧、刘铸晋。他们从旧金山上船,7月抵达香港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63页]。

1955年7月初,谢家麟乘坐 “威尔逊总统号”,经过二十多天到达香港。

1955年9月15日,从旧金山起航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是第二波回国高潮中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乘坐这条船回国的有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许国志(蒋丽金)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何国柱(刘豫麒)夫妇、洪用林(张发慧)夫妇、胡聿贤(戴月棣)夫妇、肖伦(萧蓉春)夫妇、陈炳兆、许顺生、疏松桂、陆孝颐、张士铎、冯启德、刘尔雄、刘骊生,以及钱学森、李正武、何国柱、胡聿贤的6个子女共计30个中国人。据许国志回忆,这是美国解禁后回国人数最多的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许国志]。因为钱学森在这条船上,很多记者纷纷想采访钱学森,所以这条船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1955年11月25日,陈能宽、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李荫远、胡日恒、郑林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1956年2月,黄茂光回国;侯虞钧回国;9月,张文裕(王承书)夫妇、郭永怀(李佩)夫妇乘坐 “克利夫兰总统号” 回国。[侯艺兵、彭继超,神州学人,2009年10月20日]

1957年1月,林兰英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2月,谢毓章回国。

3.4 政治运动阻断了留学生归国之路

1956年2月20日晚,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近期和解放后从欧美日等国家回国的700多名留学生。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重点应放在美国。” [金冲及主编 2008,1092页] 留美归国的科学家经常提到,有一个周恩来审定的争取留学生回国的800人名单。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留学生归国几乎停止了,留学生招待所几乎也撤销了,之后回国的人成为个别现象。梅祖彦说:“那时候有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在美国大概有5000个中国留学生,真正想回国的可能不到500人。而我们知道,在那2-3年里,实际上回国的只有200多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几乎没有人回来,只有个别人回来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 可以说,国内的政治运动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关闭,也关闭了留学生回国之路。

申葆诚的解释较为可信:“1956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基本上没有人回国。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热情很高,1952年回国的人多一些。1952-1958年,大家慢慢的了解到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回国的人越来越少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申葆诚] 1958-1965年,仅有申葆诚、黄敞、王天眷、谈镐生等人回国。

在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知识分子工作安排小组提交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留学生回国人数,报告说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 [金冲及主编 2008,1077页] 这个报告统计了两次回国高潮的人数,只是当时仍处在第二次回国高潮过程中,所以统计不是很全面。有一种说法是1954-1956年共回国200人。我们认为,1950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应约为1200人,其中第一批约1000人,第二批约200人。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2/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2.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1950年代初,恰是二战后留美热潮期间出国的留学生学成之时,学成归国是那个时候留学生们的当然选择,再加上留美科协的动员工作,1950年代初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到了中国。

2.1 留美科协及其影响

科协系列是世界左翼科学家的群众组织。留美科协也是在这样一种思潮下成立的。但是留美科协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多直接的影响和领导。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留美及回国事宜[彭亚新主编 2009,334-346页]。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留美高潮中,很多左翼人士甚至中共地下党员到了美国,其中有侯祥麟、顾以健、计苏华、刘静宜、罗沛霖、丁儆。这些人的赴美为留美科协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的主要的学生组织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CSCA),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随着中国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的成立提到议程。1948年年底,全国科联在美国的一些会员开始酝酿在美国成立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甚至葛庭燧、侯祥麟、丁儆、顾以健、涂光炽等人聚在一起讨论过此事。但是考虑到在美国成立一个中国全国科联的分会会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就取名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留美科协以 “响应解放,准备回国” 为主要宗旨。

950年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召开年会时集体合影

1949年1月29日,20余人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美中区”;3月17日成立了留美科协耶鲁区会,有11个会员;3月19日留美科协费城区会成立;4月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留美科协纽约区会,有35名会员;5月13日在华罗庚家中成立了留美科协伊利诺伊大学区会,会员15人。在这段时间里还有衣阿华区会、普度大学区会、俄亥俄区会、西雅图区会、印第安纳区会等多个区会。美国各地区的区会纷纷成立。到5月底,东自纽约西至西雅图已成立了13个区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从20多人发展到340人。

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50多位来自各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949年8月,全美已有留美科协地区分会19个,会员410人;到1950年3月,地区分会增至32个,学术小组达20个,会员达718人。[冯季, 神州学人, 1987年第2期56-57页、1987年第3期54-55页、1988年第1期49-50页]

《留美科协通讯》是留美科协的刊物。1949年为双月刊,1950年为单月刊,发行量最多时上千份。李恒德等三人曾负责费城区会的编辑工作。李恒德说:“留美科协成立后出版了一个刊物《留美科协通讯》,我负责编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留美科协改成在芝加哥附近开会,编辑工作转交给别人。此后,这个刊物再也没有出版。我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杂志。《留美科协通讯》的存在使得留美科协的整个经历更加明朗。”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对美国的舆论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非美活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经留美科协干事会表决,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李恒德, 纵横, 1984年第2期44-55页]

2.2 50年代初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中国学生去欧美留学,很少有人能够留在所在国。在1950年代初的归国潮中,中国留学生都怀有学成归国的心理状态。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是专门乘坐APL(American President Lines)轮船公司在太平洋往返的“克里夫兰总统号”、“戈登将军号”、“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

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于1950年8月31日离开旧金山回国时在船尾的合影

1949年9月的 “克里夫兰总统号” 上有梁思礼、陈利生、严仁英等20几位中国留学生。1949年11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葛庭燧、陆星垣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唐敖庆、陈椿庭等18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3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引用的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感染力很强,成为在留学生中广为传颂的佳句;朱光亚在回国之前就联合52位准备回国的留学生署名,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春的 “威尔逊总统号” 上有严东升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6月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罗沛霖等34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8月31日的 “威尔逊总统号” 是1950年代初留学生回国途中发生故事比较多的一条船。这条船上,留学生人数最多,共有128位。采访余国琮时,他说:“当时乘坐我们这条船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最多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们预感到美国要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大家纷纷动身回国;二是,留美科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一些人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三是,那时候学校都放了暑假,我们回国比较方便。”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余国琮] 在美国洛杉矶发生了几乎全部扣留赵忠尧携带的书籍、笔记本事件,在日本横滨发生了拘留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3位中国留学生事件,在菲律宾发生了鲍文奎被拘留未遂事件。这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预示着中国留学生回国之路将不再平坦。乘坐这条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还有邓稼先、涂光炽、叶笃正、余国琮、傅鹰、庄逢甘等人 [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58-78页]。

1950年9月开出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冀朝铸、王曾壮、张元一、张庆年等90多位中国留学生。后来又有几条船搭载部分留学生回到了中国。比如1951年2月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颜鸣皋、刘恢先(洪晶)夫妇等100多位留学生;1951年4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徐光宪、高小霞夫妇。

2.3 中国留学生尴尬的处境

1951年9月20日启程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的谢家麟、董彦曾(宋娟娟)夫妇、孙以实、方琳、张权等8位中国留学生正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然而10月9日发布的禁令波及到了他们。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夏威夷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登船,专门与这8个人谈话,出示了正式的司法文件,将他们押下轮船,不久送回旧金山 [谢家麟 2008,43-46页]。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因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美国朋友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政府就指控钱学森也是共产党员。[张纯如著 1996,253页]美国政府的指控让钱学森做出了回国的决定。1950年8月,当钱学森一家买好船票准备回国,登船前被扣留,9月7日被美国政府拘捕,并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15天后交保金获释。此后钱学森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FBI的监视中,直至回国。

1951年10月,当李恒德买好了船票准备回国的时候,宾夕法尼亚移民局把他找去,进行审问。移民局没有抓住把柄,后来将李恒德释放出来,并没收了他的护照,禁止他离开美国。移民局还让他每个月给移民局报到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1950年10月颜鸣皋在耶鲁大学已经买好了回国的船票,开船两周前突然被捕,被关在纽约的埃利斯岛,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才被释放。之后美国将其遣送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颜鸣皋]。

1951年5月25日,黄葆同办理回国手续时,美国当局以 “居留证过期” 为借口,将其逮捕,关押在埃利斯岛。1951年9月17日,黄葆同被关押11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获释。移民局要求他每周一到移民局报到一次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30-235页]。

1951年,毛汉礼被旧金山移民局逮捕。保释出狱后,他花了三年时间与美国联邦政府就无理阻挠其回国事宜打官司。直至1954年毛汉礼才得以回国。

1951年10月从纽约传来朱廷儒被捕的消息。1951年朱廷儒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硕士学位。他申请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局和归化局审问,遭到一顿毒打,并被拘禁一个星期,交保释金后获释,1955年才得以回国。

1952年1月中旬,美国宾州传来杜连耀被逮捕的消息。杜连耀在实验室赶做博士论文时,美国移民局以 “非法留居” 为罪名将其从实验室抓走,把他关在宾州移民局所在地匹兹堡。三天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帮他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被释放出来后,杜连耀把宾州移民局上告到美国移民总局。官司打了将近半年。后来移民总局说杜连耀的情况特殊,可以回国,但必须在两个月内离开美国,否则要驱逐出境。当他去办手续时,美国政府说中美现在处于敌对状态,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美国,也不许去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去了或者企图去了,就会收到巨额罚款单。杜连耀1955年6月才得以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到的难题较为严重的是被捕入狱。发生的这几个案例大部分都在旧金山、纽约等美国的大城市。这些人大部分在留美科协活动中都比较活跃。同时,钱学森的案子在其中较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案子具有很大的麦卡锡时代的特点。从这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冷战使美国整个社会充满了怀疑和不安定。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本文聚焦于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这批科学家的命运体现在对政治与科学、去国与归国、个人与国家等相互交织的多重选择之中。他们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通过国民党政府组织的留学考试出国留学的。1950年代他们中很多人想回国为新成立的共和国服务,美国政府禁止他们回中国大陆,他们却想方设法,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中国。这些科学家在新学科的建制、科学人才的培养以及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其中有些科学家尤其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和 “两弹一星” 的研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科学家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中受了很多冲击,有人被关入监狱,甚至有人自杀。在这批科学家身上能够见证科学与政治复杂的关系,能够见证冷战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1. 在中美与国共复杂关系中的中国留学生问题

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中国百年留学潮中是特殊的一批。二战使中国成为同盟国的一员,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又使中国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前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中国出现了留美高潮;后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进入敌对状态。中国留学生首当其冲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中国留学生经历了这些复杂的关系带来的波折。中国国民党政府是二战后留美高潮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共产党政府又明确鼓励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到中国。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是矛盾的,从鼓励他们回国到限制他们回国,经历了政策的演变。

1.1 二战后的留美热潮

受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留学教育几乎停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成为同盟国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国民政府开始将战后建设人才的培养提到议程。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指出战后建设需才孔亟。4月28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门“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为要”。1943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制定了《五年留学教育计划》、《1943年度派遣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和《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经济部制定了《选派国外工矿实习人员办法》,交通部制定了《派遣国外实习生办法》,此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连续多年,出现了新的赴美留学的大潮。教育部在1944春天举行了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之后,交通部、经济部都开展了选送留学生出国留学工作。[刘真主编 1980,2082-2118页]

1943年12月,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7人,被录取人员于1944年秋陆续赴美。之后,清华大学举行第六届公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人。1944年12月,教育部举办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共录取209人。1946年7月,教育部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等九地各设考点,同时举行公费留学考试。是年7月,第二届自费留学生考试与公费生考试同时举行。共录取自费生1900人,其中赴美留学者至1947年10月已逾千人。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以外汇支绌为由,宣布暂停留学考试 [李喜所、刘集林等著 2000,122-128页]。

民国32年(1943年)9月2日,中国第二届自费留学生乘戈登将军号邮轮去美国,在邮轮上的合影。

在技术发展领域,国民政府考虑派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1946年俞大维找到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委托他们三位帮助选派一批青年去美国学习如何制造原子弹。后来,他们选派了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王瑞駪于1946年5月从上海启程去了美国 [何学良、李疏松、[美]何思谦 2007,13页]。

同时,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认同和平建国之道路。中共也开始考虑战后成立联合政府,暗中选拔并资助了一些地下党员,让他们通过国民党组织的考试后出国留学。罗沛霖、张大奇和王天眷都是共产党支持并派到美国去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罗沛霖、杨敏茹]

这样就形成了二战后的留美高潮。这一时期,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人约占80%。

1.2 中美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演变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内政权后为进行战后建设,急需懂科学技术的人才。此时也是留美科学家学成之时,中国政府要全力争取、动员他们回国参加建设。

中国政府曾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48年,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共产党员杨刚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留学生的情况。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1949年夏,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周恩来明确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于杰 2010,5页] 同年9月,徐鸣再次赴美,把动员留美科技人员回国作为中心任务。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 “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招待及介绍工作、学习,以及对在外留学生的调查、宣传、接济等工作,高教部专门在北京西单的旧刑部街10号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作为归国留学生安排工作过渡期间的专用招待所。后来,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 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而此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却充满了矛盾,摇摆不定。美国政府受到日益加深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从大的方面讲,以美国移民局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当中国的内战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经济来源时,美国政府给中国留学生提供资助;当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时,美国政府出钱给中国留学生买船票。然而,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的日益加深,美国政府鼓励甚至下令驱逐一部分中国留学生。随着冷战的加剧和国共内战,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尴尬,他们手里仅有的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被没收了,各地相继出现逮捕中国留学生的事件。后来,美国政府下决心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

美国政府政策的摇摆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内政治诸多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由于国共内战,使向中国留学生汇款的渠道被切断了。中国学生面临着经济来源的问题。1948年美国国务院拨款8000美元,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又拨款50万美元,1949年10月美国国会同意从原来准备给国民党政府援助资金里拨出400万美元,用于救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1950年6月,美国国会又专门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China Area Aid Act of 1950),允许政府拨款600万美元,用于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救济工作,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55年,总计花费800万美元左右。这些资金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解决了暂时的经济困难。比如师昌绪就曾拿了半年的资助,“美国移民局说,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有什么困难,美国国务院给提供生活费。当时我就领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费。那些钱是当地的州政府给提供的。”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钱学森被扣留以后,美国国务院召集了十个大学的校长,开会问他们如何对待那些被扣下来的中国科学家,采取什么政策?因为像钱学森这样的都想回去。一般情况下,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都要回国,美国不允许他们留在美国工作。美国总统想知道,是只扣留钱学森,不让他回国,还是把其他人一起扣下来?这十个大学的校长说,绝对不能让这些人回去,尤其是学理工的。”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何国柱.] 在钱学森之后陆续有一些科学家被美国政府拘留。中国留学生不能接触保密的项目,个别人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仅吊销了他们的护照,还禁止他们回中国。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态度逐渐明确,这就是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慢慢地,学理、工、农、医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回国,学社会科学的随时可以走。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人被关起来,有人被搜查。有时候尽管找不出毛病,就是不允许回国。直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开始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他们开始给申请归国的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出示正式的司法文书说,“根据1918年5月22号通过的法律第225款和美国总统颁布的2523号通告,你离开美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我们命令你,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将处你以不超过五年监禁或不超过5000元的罚款,或二者兼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 46-47页]

1950年,国会通过 “中国地区援助法案” 修正案,允许中国留学生就学期间和毕业以后在美国工作。1953年8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 “难民解救法案”(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 允许至少一部分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从学生身份转为永久居民。 这也是百年留学史上,美国第一次让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工作。

去吧,成为张无忌! ——给2021届同学的毕业致辞

编者按:转自网络

作者: 刘复生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

人文传播学院众弟子:

你们即将离开冰火岛,踏入江湖,临别之际,为师只有一语相赠,去吧,成为张无忌!

成为张无忌,首先要仁。仁,就是推己及人,能与人通感与共情。不通即不仁,所以气血阻滞,肢体无觉就叫麻木不仁。“没有同情,没有热”,即为不仁。

但成为张无忌,重要的却不在其仁,而在其力量。

做个有力量的仁者。此前我一直在教你善良,此刻我要教你去拥有力量。

人文学院的同学往往迷恋讲道理,但这个世界真正重要的,却是让道理去拥有剑,更快的剑。其实就算讲道理,纪晓芙也从来没赢过丁敏君。批判的武器永远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真正的强大在于,长剑在手,明明可以不必和你讲道理,却偏偏要和你讲道理。

去拥有剑,那些物质性的保证,那些让你摆脱必然性的束缚,获得施展空间的自由;那些支持你改变世界的资源。

要抗住这一过程的腐蚀。倚天剑是双刃的,它也会伤了自己,多少人在屠龙的过程中自己慢慢堕落为恶龙。如果内力不足,勉强运用乾坤大挪移,往往会危及自身。

所以,成为张无忌,真正的要害在于,神功练就,初志不改。身怀利刃,杀心不起。

无忌所受的伤害何其多,他后来的伤害力又何其强。但他没有走谢逊的道路,睚眦必报,不问青红;也没有重复杨过的路线,以高冷和孤傲与世界为敌。张无忌始终没有被仇恨所扭曲,一直保持着仁的清明理性,没有被情绪绑架,没有被私利蒙住双眼。面对死
死纠缠的圆音,天下无敌的张无忌本可以轻而易举将其毙于掌下,但是,他却克制了胸中怒气,将其轻轻放下。

这一放,才真正成就了张无忌,无比强大的张无忌。

屠龙刀是用来对付成昆的,更是对付自己的。人一阔,脸就变,变化会有的,只是你不觉得,这种毒,仿佛十香软筋散无色无臭,甚至还带着醉仙灵芙的香气。听惯了表扬你会有天纵神明的幻觉,你会觉得社会优势地位理所应当,种种待遇是对你努力的回报和
天赋的奖赏。而其实,你小小的辉煌履历不过是一份结构性剥夺的野蛮记录罢了。

这是一切油腻的根源。正如西华子们,明明很普通却偏偏很自信。请记住,门派、师承、辈份、学位、财富、职阶,都不能让你变得更聪明,却足以使你变得更愚蠢。

时时勤拂拭,以人为鉴,在你成长过程中,经常观察同辈人在酒桌上的嘴脸吧。

记住金庸宇宙的一条定律,武功越高,对店小二越客气,而一进店就大呼小叫的,很快就领盒饭。

把你的骄傲和强烈的自尊留给那些自以为是、趾高气扬的江湖精英吧,比如,一出场必让研究生捧剑端琴的昆仑学者何太冲,或混进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丐帮长老陈友谅。

真正强大的力量是独立的,独立于任何的PC,独立于流行的声浪。只有这样,张无忌才能站立在光明顶上排难解纷。不必有狭隘的门户之见,立场划线,预定正邪之分。六大门派,多有奸邪之徒,头号大反派成昆,混进了北清的少林派;985华山派鲜于通,堪
称完美的渣男;武二代杰青宋青书,不过是个腐败了的学生会主席。相反,魔教却不乏磊落之士,常遇春、彭莹玉,都是好汉子,逍遥二仙,小节不拘而大节不亏,即使青翼蝠王,不得已吸人血也决不先讲大道理背伟人语录。

不必效法唯我正义的灭绝师太,你没有权力将好生活强加于人。我就不喜欢别人给我夹菜!

侠的成长,一般要弑父,但射雕三部曲的三个主角,却都是失去父亲的孩子。如果说郭靖一直活得像父亲,杨过则一直在寻找父亲,而张无忌却始终拒绝成为父亲。郭靖与杨过,从儒至道,再到张无忌,算是接近了释家的境界。拯救与逍遥,如果说郭靖只活在
集体中,那么杨过则只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在侠之大者和快意恩仇两端之间,只有张无忌允执其中。以佛家的心胸,道家的态度,做儒家的事业。时有纠结又甘愿承当,他是放不开的杨过和个体意识觉醒的郭靖。

张无忌的道路,就是将明教理想与华夏文明相结合的道路。做民族的事业,却怀着一颗世界的心。统战六大派和明教搞民族统一战线,穿插着谈谈一带一路的恋爱,和蒙古的郡主敏敏特穆尔或波斯湾的秘书长小昭说走就走。独立自主搞实践,对摩尼international的号令有所不受,终使圣火令花落中土。

相对于古墓朋克的神雕大侠酷帅风格,无忌从来不背偶像派包袱,一直保持着邻家小哥的简约主义;相对于圣火熊熊的弥赛亚精神,他从来不失世俗的人间烟火气;相对于驱除鞑虏的种族革命,他又胸怀天下,兼爱非攻,怜世人忧患实多。他长怀不忍之心,放
不下责任,却又享受悠长的独处,懂得珍惜细小的善意。他的缺点,都是优点超过限度造成的。

我太理解,我院弟子都想做杨过,但请不要这么任性。不要随便把江湖让给朱重八。

张无忌,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善决断,对此女生意见最大。唯二的缺点是有点讨好型人格,有时无原则讲恕道。对玄冥二老下手太轻,真对不起自己。禁不住周芷若三句忽悠,活该你被各种PUA。

仁者要避免好心办坏事。在极端情境中,唯有霹雳手段,方是菩萨心肠,这才是真正的仁。我院诸君,如果你们中间真的出现了掌千万人生死,担共同体存续之大责任的VIP,希望你跨越张无忌陷阱,做好船长。

但我还是请你不要仅仅成为冷峻的prince\princess。希望你仍保留着张无忌的温和柔软。温而厉,威而不猛。即使成了张教主还会像无忌哥哥那样和杨不悔说话。

我不希望你以伟大责任的名义,心安理得地牺牲少数和无辜者,我希望你永远像张无忌一样保持犹疑与纠结。请你不要把他人转化为数字,也请你自己不要变成新闻里的符号,我要你永远不屏蔽班级的朋友圈,听听我们吐槽的声音。

你可能并不愿意承担这一切,也好,不必勉强去做大大小小的张教主,那就成为普普通通的阿牛哥吧,甚至早早上了灵蛇岛,与阿离厮守一生。但即使这样,也请别忘了:生活不妨佛系,胸中却不可彻底丢了佛心。如果你自顾不睱,那就全力关心粮食和蔬菜吧
。他日相逢,不必愧于做了自了汉,更不必羞于没有豪宅珍馐,只须给我们,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无力改变更多,至少可以像贝锦仪,在丁敏君欺负纪晓芙时,劝解几句;在落井下石的奚落声中,默不作声,然后给落泪的纪姑娘以安慰。在灭绝师太和丁敏君要对幼女杨不悔斩草锄根时,想办法放她一条生路。

我之所以让你们做张无忌,不是因为他工于社会学的梯云纵,而是因为他有平常心,不论顺逆,积极争取,对结果坦然承受。不要因为普遍的内卷和一时的挫折而轻易躺平,一躺下可能就再也没有力量站起。有一种幸福叫做奋斗之后的疲倦,无论成败。永忆江
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即使两手空空,只要追求过,明白了机运和天赋的限度,年华就算不曾虚度,面对大河无须羞愧。

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三要让别人生存和发展。先安顿好自己的生活,积攒力量,再和同道们一起去改变规则。想想范遥。

爱惜你的生命与健康。只有首先爱自己,才会爱别人,才有能力爱别人。像无忌一样学习医理,多识毒物,不要说你没遇到蝶谷军事医学研究所所长胡青牛,人家无忌基本靠资料室自学加摸索式实践——虽然实习造成三级医疗事故,治坏了常遇春。文科生也要
了解现代医理,至少要看明白体检报告上面数值的科学意义;不妨研究研究高级的传统养生哲学,好好读读《黄帝内经》,不要迷信特殊形状和颜色的食物,更不必在意长辈转发的题目带感叹号的文章。其实你们也不必刻意养生——少年人肯定要挥霍一下,只
要不透支青春、花样作死就行了:酗酒,闯红灯,驾驶改装摩托飙车,甚至三合一,酒驾飙车闯红灯;或者狂吃垃圾食品,彻夜打游戏,甚至抱着全家桶“开封菜”,通宵吃鸡打农药。如果因为这些原因挂了,我一点都不心疼你。我只是有点心疼我自己,可惜了我点灯熬油给你批作业改论文。

还有因为失恋而想不开的,真是窝囊废!你看看人家郭襄,恋爱失败就开创了峨嵋派;再看看林朝英,情场失意干脆创立了古墓派。自暴自弃、消沉沦丧,只不过是证明了自己是废物点心,印证了男(女)友离开你的正确性。把自己活得像个人,自然会有人来
爱你。别听抖音快手在恋爱攻略上瞎嘚嘚,张无忌从没主动追过谁。宋青书倒是挺会撩,却活成人人唾弃的舔狗,最后连自己的天灵盖都没保住。

少做无益身心之事,无助于武功升级的纯消遣尽量克制一下。打牌下棋可以,低级玩法就不要沉溺了:斗地主、跑得快、拖拉机、掼蛋、够级,以及牌九和搓麻……,还是适可而止。玩也要认真点,要像无忌自学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那样,看书研习,循序渐进,象棋围棋要打谱,桥牌要约些正经牌友。体育爱好当然更好,推荐你打羽毛球,不过请认真规范地练一练,不要老说我只为出出汗;跑步也很好,但是别瞎跑,装备和技术讲究点,别小肚子没减下来,先把小腿肚子跑变形,刚坚持半个月,就伤了半月板。如果去健身房要对自己狠一点,不要只为发个圈,更不要以为办了卡就算是练了,只到老板卷款跑了才发现还没开始。

临别不知所言。还有些话暂时说不得,说不得也。将来私聊。

我所说的这些,于实战可能并无用处,正如谢逊在冰火岛上让张无忌背诵的心法,它的用途在未来。我劝你,不要听那些江湖的速成口诀,七伤拳练不得,千蛛万毒手不能碰,九阴真经须慎看。江湖从来不只是黑暗森林的剑快刀沉,还有隐形的道义法则。那些
无处不在的同类的眼神的确认,才是决定你运气的基础。张无忌的心性决定了他一生风口,猴子都会帮他。短线和局部看,仁者会输给套路,但长线和总体看,仁者大概率开挂。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让我们一起修炼吧!终生修炼。

从今以后,你要学会判断真知并善于学习,还要学会遗忘,忘掉那些教条的知识和知识的教条!不要成为数据库王语嫣,快点练就挥洒自如的银钩铁划。过几年你或许会明白,要练成太极神功,不取决于还记住多少,而取决于已忘掉多少。

赵敏,离开冰火岛,踏入江湖,迎接你的首先是病毒的袭击,无忌,你会生几场大病才能形成免疫力,你甚至还会遭受玄冥神掌的暴击。你也会遭逢成功人士何太冲、班淑娴们的轻蔑白眼,见识基层暴徒简捷、薛公远们的饥饿绿眼;你还会闻到绿柳山庄的香气,目睹万安寺的火焰。而且,如果运气好的话,你的初恋可能还会是白富美朱九真。当然,你也会遇到殷梨亭、纪晓芙、常遇春、小昭和赵敏,会经历脱胎换骨的成长,以不断增长的力气,推开一扇扇石门……

不管怎样,你终将踏入中原,去吧,妈宝师宝辅导员宝的时代永远终结了。你可能会陷入彷徨无依的黑暗地穴一筹莫展,旁边还有赵敏的刁难;当然也会不断迎来欣悦的波峰,高兴得恰如骑车过校园减速带,禁不住跳了起来。

波急浪险,风疾云高,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终须你自己去体会。

经历这一切,你才能,长啸深谷,振衣高冈,目送飞鸿,濯足长流。

登高壮观天地间,跃身人海,在人间众生的关联之中,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塑造你和你的世界。这样,你才能成为你,张——无——忌。

理解社会,改变世界。

江湖再见!

大清朝廷宁死不肯融入世界,到底怕的是什么?

作者:大鱼说小事

(一)

1776年是大清朝达到巅峰的时期。

这一年,历经5年血战后大清部队取得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叛乱的胜利,维护了大清西南边疆的稳定。大清为此共投入兵力60万,帑币7000万,也在乾隆的“十全武功”中位列第二,使得当地土司制度瓦解,一举奠定朝廷在西南的稳固地位。

这一年,乾隆命令对明朝的贤臣、忠将进行表彰,认为他们志节凛然,义烈可嘉,为国捐躯,成仁取义,不可湮没于世。这些忠义之人包括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敢于犯颜直谏的文臣,也包括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等守城殉国的武将。

乾隆这一手段,明显高出鸟尽弓藏、诋毁前朝的君主一筹,对前朝功臣名士抚恤,无非是为笼络明朝遗民的人心。

这一年,乾隆开始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的文化战略:就是对前朝遗留下来的书籍进行整理,有利于大清治理天下的内容,命人整理成册,以广流传;对那些于本朝不利的诋毁、妄议之书一律予以查抄、销毁;对那些名气较大的作品一律予以重新编撰、誊抄,其实就是篡改。所以在研究历史时,乾隆的《四库全书》等只能做为参考,不能当成信史。

欲亡其国,先亡其史;欲亡其史,先亡其文字。

终大清近300年历史,先后进行大大小小数十次文字狱运动。整个清朝,书生提笔写字时,先要注意不要犯忌讳;为了躲过查抄,还曾经故意使用大清官员不认识的少数民族地方文字,貌似天书,实是隐蔽手段。后来这种方式广为流传。

这一年,大国历史上有名的贪官和珅26岁,他此前就任御前侍卫、管库大臣,身兼中办主任、财政部长两大要职。因为履职精明,深得乾隆赏识。

1776年是和珅飞黄腾达的一年。乾隆正月提拔他任户部右侍郎,三月任军机大臣,四月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任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任国史馆副总裁,赏一品朝冠;十二月,任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

以后直到倒台的23年里,和珅在乾隆提携下,权倾朝野。有资料介绍说,查抄和珅财产所得,相当于当时朝廷15年的收入之和。

(二)

1776年,在欧洲,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赫尔巴特出生;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去世。

1776年是美国诞生的年份。在太平洋彼岸的北美,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美国正式宣布独立,每年的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一年,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继问世。这两本书,前者促动了《独立宣言》的发表,后者标志着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创立。

这样从理论制度到经济体系上,架构了一个基本的美国轮廓。基本上可以用下面这段话来描述,就是: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做顶层设计的时候,担心选民会选出一个坏蛋,于是设立了限制总统权力的两院。担心两院的议员会被收买,于是设立了大法官来用法律制约。担心大法官也靠不住,于是不仅把“盐论柿油”赋予了媒体,而且禁止官方办报。担心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于是,人民便有了持枪权。

算来美国成立244年了。也正是在这种顶层设计下,美国从无到有、成为世界至今不可撼动的第一强国。

(三)

1776年的美国还不在大清的视野中。大清是后来在和欧美的交集中灭亡的。

声势浩大的太平军总共造成人口损失过亿,但并没能撼动大清的根基。反倒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进退失据,无法阻挡西化的浪潮。

早在乾隆后期的1793年,英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马戛尔尼率领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抵达中国,欲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最终无功而返。

在乾隆当时使用的地图上,对欧洲大陆只有一个模糊的描画,主要依据的是元明两朝遗留下的旧地图,由欧洲传教士加以有限的补充。所以乾隆能看到的英国不过是一个稍大一点的海岛。他觉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些蕞尔小邦不过是来朝贡天朝,讨点封赏,打打秋风之类的。

显然乾隆误判了形势,不了解英国已经成为过去一两百年大航海时代最大赢家,拥有的殖民地正向日不落帝国迈进,刚刚独立的美国不过是英国下的一个蛋。

马戛尔尼使团受到了朝廷的欢迎和款待,但没能达成通商协议。当时没有什么保密意识,他带来了英国最先进的武器和科学仪器,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中广泛使用的滑膛枪。这些都被乾隆当成奇技淫巧,一直到鸦片战争时还堆放在仓库里,从来没使用过。

按大清礼仪,马戛尔尼要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但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乾隆很不高兴,草草打发他离去。

此后大清对欧美的接触不多,仅仅限于民间通商。但大清的皇上们开始隐约知道外界还有强大的帝国威胁到大清,不止一个沙俄。日本则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看出大清的羸弱,开始明治维新,脱亚入欧。

英国把鸦片战争叫做中英通商战争,其实就是为了争夺开放的大国市场。把当时的条约拿来看看,如果和今天比起来丝毫不过分。

到底大清朝廷怕欧美的是什么呢?

这些皇族权贵和满朝大臣并不真心愚蠢,其实他们怕的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怕的是英国的《权利法案》,怕的是什么都敢写的泰晤士报,怕的是老百姓家里随便可以藏有几杆枪,怕的是他们的议会对王权的限制,怕的是朝廷账务支出要公开,怕的是他们的大法官什么人都可以审判,怕的是美国民兵并不归属于美国朝廷管理,怕的是官员不能由朝廷任命而是由公众推选,怕的是与公众平等后他们就失去高高在上的特权……

这就是慈禧明知不敌,1894年对日本惨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情况下,短短的6年后即1900年还敢一口气对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同时宣战的原因。骨子里她是宁肯把祖宗们抢来的财富和特权带进棺材,也不肯拿出来交给她眼中的奴才们共享。

慈禧曾对清室的铁帽子王们说:你们当我守旧、落后,我还不知道欧洲、美国这些洋人还有小日本子的方略能让国家强大?你们没有想一想,他们强大了,限制王权,等于咱们拱手相送祖宗的基业,咱们也都成了花瓶摆设;咱们老祖宗进关时没少杀人,这些年你们哪个手上又没有血债?搞洋人的那一套,变天以后还能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为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不丢,慈禧太后在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的推动下实行改革。改革之初,慈禧太后首先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这“四个不能变”把改革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能在体制上越雷池一步。于是中国只能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

洋务运动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成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此时大清腐朽的体制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内外交困,每况愈下。当权的顽固分子固然保住了眼前的既得利益,却坐失改革良机。

这样腐败的朝廷,上贪下愚,颟顸自大,自然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大清倒台与武器无关,除了前面讲到乾隆时就已经有了滑膛枪,中日海战时的北洋舰队也是全球数一数二的武力存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缴获的武器中竟然有大批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马克沁机枪,要知道这款强大的武器十多年后的一战时才真正大展身手。

(四)

大清后期的大洋彼岸,美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成世界强国。

年轻的合众国成立之初并不完美,直到今天缺点也还不少。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黑人还受到制度性歧视,一黑人妇女因为在公共汽车上拒绝给一名白人乘客让座,遭到逮捕。

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讲《我有一个梦想》,5年后遇刺身亡。在那次演讲中他说: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梦想必须实现。

今天,美国的黑人一部分成了打砸抢烧、零元购的黑命贵,一部分走上街头保卫他们的国家体制。

美国在1月20日新总统宣誓日前,谁也不能断言哪一个会胜出,但美国顶层设计上有着超强的纠错制度,美国人的主体信仰并未崩塌,最终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如果他们用两年学会说话,用一生学会闭嘴,那还是美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