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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一切政治困境,都逃不出这四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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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蚂蚁过冬

有句话说,“不关心政治的人,不值得深交”,因为关心政治,不仅是关心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更是关心社会的公平正义。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则更深刻地道出了理解政治的意义:“为了我的孩子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与哲学,为了他们的孩子能够自由地享受文学和艺术,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

所以说,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所有热爱自由之人的副业。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因为缺少问题意识和重要性感受,使得对政治的关心走向极端、琐碎:

有的人陷入抽象概念,离真实世界越来越远。比如某些喜欢宏大叙事、自我陶醉的文人,他们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诉求”视而不见,对“政治秩序的走向和风险”也漠不关心。

有的人被信息茧房束缚,陷入了情绪的宣泄、意识形态的对立。比如社交媒体上争吵最激烈的话题,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敌我势力、贫富差距、性别对立、海外战争……

因此,从人类政治秩序的演化进程中,提炼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并形成一套最简约的分析框架,是正确关心政治的第一步。

在千百万年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一切的政治困境,其实都可以聚焦于四个连贯的重大问题。并且,它们恰好对应了四位大思想家的追问和解答。

1.霍布斯问题:人类为何需要国家?

在国家诞生之前,或是任何无政府的社会,人们既不能抵挡外来侵略,也无力惩罚暴力犯罪,所有人都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这就是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的“自然状态”,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社会充斥着“猜疑、掠夺、欺诈、凌辱和谋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孤独、贫困、卑污、残忍且短寿”。

政治学者包刚升在《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洞见:“国王是安全的保护者,法律的执行者和秩序的提供者。国王所代表的有效国家出现之日,才是人类政治文明奠基之时”。

这就是所谓的“霍布斯问题”:没有国家,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权,也就不会有任何公平正义、市场分工和科学人文

每当国家转型陷入危局,或是社会变得混乱无序,政治家、思想家的讨论,都绕不开“霍布斯问题”。

霍布斯
霍布斯

 

2.阿克顿问题:为何必须限制权力?

 

没有权威可怕,权威的膨胀同样可怕。“自然状态”的难题被解决后,新的难题也随之产生
当君主的权力不受约束、被随意滥用,民众就会活在生杀予夺的悲惨境遇中。君主则是深陷滥施暴力、信任危机的恶性循环。国家就这样堕入了统治成本高昂、“安危系于一人”的陷阱中。
东西方的各大帝国,都曾因为权力膨胀和滥用,导致了民不聊生、血流成河、国家败亡的惨烈后果。
中国古人对专制的危害最有切肤之痛,发出过“硕鼠硕鼠”,“苛政猛于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哀叹。从古罗马帝国,到近现代的拿破仑、希特勒,专制暴君都是以绝对权力,将国民拖入血腥的内外战争。
正如英国思想家爱德华·阿克顿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任何人都不该对权力怀有“绝对美好”的期望,去无限制地美化、壮大权力。
包刚升在《抵达》一书中指出,所谓“阿克顿问题”,就是对“人类为何要限制权力”的追问和解答:人类需要国家,但是国家权力越强大,其危害就越大;越是受困于强大统治的地方,就越绕不开“阿克顿问题”。
阿克顿
阿克顿

 

3.洛克问题:如何有效地限制权力?

 

“阿克顿问题”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必须限制权力”。于是,“如何有效地限制权力(如何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就成了人类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首次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构想:以宪法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特别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无论是限制公权还是保障私权,其核心都是以“分权制衡”施行法治。
“限政法治”意味着,政府的权力(power)必须是有边界的、受法律约束的,“法无许可皆禁止”。相对的,公民的权利(rights)则应该是“法无禁止皆许可”。
但是,当我们面对的是垄断了军队、警察、经济、司法、宣传、教育的国家,任何质疑、分化绝对权力的言行,都可能是危险的、徒劳的。
正如包刚升在《抵达》中回顾的:在“如何限制权力”的古老命题上,人类流血牺牲最多,过程也最为艰难曲折。
英国在建立有限政府之前,历经了内战、独裁、复辟等多次血腥的动荡。美国则是经过战争、分裂、制宪、党争等危机之后,其限政法治才逐渐落地。
除了英美,各国限政转型的过程更加艰险。文化传统、国际局势、偶然事件等等都可能使其夭折。
法国在大革命后经历了恐怖、混乱、软弱的两个世纪。德国、日本则是经历了惨烈的战败,才勉强实现了有限政府。东欧、拉美各国更是普遍从“半法治”的路上,退回了强人政治。中国从清末开始,100多年过去,有限政府的进程也一言难尽……
所谓“洛克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国家权力”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有了分权制衡的方案,但很多国家要实现有限政府,前路依旧漫长。并且,越是法治传统薄弱的地方,“洛克问题”就越突出。
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
4.托克维尔问题:如何防范民主的弊端?

约束权力的“政治发明”,除了限政,还有民主。
19世纪法国思想家亚历克西·托克维尔,以《论美国的民主》塑造了“民主”在现代人心中的正面形象:民主可以通过公平选举、市民社团和舆论监督等方式,有效地制约公权力;民主将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并扩散到全世界。
但是正如包刚升在《抵达》一书中指出的,现代人太热爱民主,以至于常常忽略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警告
“一人一票、毫无门槛”的民主看似诱人,却天然具备仇视精英、享乐主义、政治对立、社会原子化等弊端;民主最大的危险是,当“多数派”变成绝对权威,民主很容易被寡头操弄,走向“多数人的暴政”。
古希腊公民大会、法国大革命时期,都曾以“民主表决”的方式滥杀无辜、剥夺人&权,这就是“多数人暴政扼杀少数人权利的前车之鉴。
在当代,民主导致了西方的福利主义、种族政治、政党极化、道德虚无,还有纵容恐怖主义和专制扩张。而专制国家则是以“民主”之名,行“1984”之实。
包刚升指出,以上种种,就是现代人最大的政治危机——当“有效约束国家”的难题解决之后,由民主带来的“约束国家误区”就会产生。
因此,所谓“托克维尔问题”就是:既然无法阻挡民主,那么如何才能防范民主的弊端?
托克维尔的回答是:民主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权力无论如何产生,归多少人掌控,都是危险的,都应该竭力限制越是在民主神话的时代、极&权谎言盛行的国家,就越绕不开“托克维尔问题”。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
这四大问题,恰好为“如何实现良善政治”这一人类最重要的命题,提供了统一性、创造性的解释。读懂了四位大师的追问和解答,也就读懂了人类政治的现实、本质和未来。
上文所述的“人类四大政治问题”,来自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包刚升老师的新书《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一书。

又一位华裔女性成为美国主要城市市长:走进Lily Wu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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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硅谷维立 
2021年,华裔女性Michelle Wu创造历史,成为波士顿第一位民选的女市长和少数族裔市长。华人社区引以为荣,奔走相告。
两年后的今天,另一位华裔女性也创造了历史,当选为一个主要城市的第一位亚裔市长。
与Michelle Wu不同的是,她的选区位于保守的美国心脏地带。这里没有大量少数族裔,华裔选民更是难得见到。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该市人口72%是白人,非裔和西裔各占10%左右,亚裔不到5%。
另一方面,之前我们听说的亚裔政治人物以民主党居多。比如Michelle Wu,旧金山曾经的市长李孟贤,奥克兰曾经的华裔市长Jean Quan,现任苗裔市长Sheng Thao,无一例外是民主党人,而这位华裔女性是独立无党派人士。
这个华裔女性是谁?她有什么样的背景?毕业于那间名校?11月中旬,趁APEC在旧金山召开, 美国公民领导力(Civic Leadership USA)和亚太联盟(API Coalition)两大组织在旧金山举办了第一届全美亚太裔民选官员峰会。好友Michelle创办的愉园社是峰会协办组织。她邀请我一起参加了峰会。
峰会上群星闪烁,各种大腕做主题演讲,酒会期间随便跟人攀谈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最大的收获,还是结识了前面提到的这位创造历史的华裔女性Lily Wu。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39岁的Lily是第一代移民。她父母来自中国大陆,1983年移民中美洲的危地马拉,Lily在危地马拉出生。
1993年,她父母带着只会讲广东话和西班牙语的九岁的她和弟弟移民美国,定居在位于美国正中心的威奇塔(Wichita)。
(地图中红点是威奇塔,地图最下方是危地马拉)
(地图中红点是威奇塔,地图最下方是危地马拉)

 

中西部人口不如东西两岸稠密,除了芝加哥、底特律几个大都市外,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城市寥寥可数,威奇塔有四十万人口,是堪萨斯州第一大城市。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Lily的父亲是厨师,妈妈是发型师,都没上过大学。Lily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她从威奇塔州立大学毕业后,又获得奖学金在香港大学完成了新闻硕士学位,然后在ABC和CBS电视台做了12年主播和记者。今年四月,在她来到威奇塔整整三十年那天,她从电视台辞职,宣布竞选市长。
Lily跟选民说,职业政客给我们留下了创纪录的赤字和警力的不足,而且热衷于玩政治游戏。我是一个局外人,我将带来新的视角,确保市政厅为所有威奇塔人服务。
她竞选纲领的三大支柱是:确保公共安全、加强经济,恢复民众对市政府的信任。
选举结果,Lily以16个百分点的优势(58.4%对41.6%)击败现任市长,大获全胜。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作为一颗闪亮的政治新星,Lily是峰会上的明星,也是讨论会嘉宾之一。讨论会一结束,她就被一帮人包围起来,有要采访她的,有要照相的。我幸运地得到主办单位引荐,事先有约,才不受干扰地跟她谈了一个多小时。
Lily不喜欢用politician(翻译得好听是政治家,翻译得不好听是政客)这个词来称呼自己。我问她为什么要从记者转换跑道到politician,她纠正说她更愿意称自己为“公仆”(public servant)。
竞选公职前,她就在社区担任志愿者多年。我们谈到是否应该鼓励更多亚裔从政时,她也说与其鼓励更多亚裔美国人竞选公职,不如鼓励他们活跃于非营利组织中,以志愿者的方式为社区做贡献。有了这种回馈社区、服务他人的心态,更多的领袖人物自然会出现。
事实上,Lily强调说,每个人,无论是哪个种族,都应该更多地参与公民活动,关注当地政治。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Lily曾经注册为共和党人,现在的选民注册的党派登记为自由党(Libertarian)。但我从媒体上读到,自由党并不认可她的竞选。比如她竞选纲领的第一大支柱,增加警察来维护城市安全,就被以小政府为圭臬的自由党批评。但威奇塔市长的位置是非党派的,候选人不需要获得党派提名,也不必受党派意识形态的限制。Lily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回归根本,回归常识,解决民生问题,为市民提供核心服务。
城市街道上的坑坑洼洼有党派吗?她问我。当然没有,也不应该有。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Lily重视社区和家庭。她记忆中的童年的威奇塔是一个对家庭友好、对移民包容的地方。她也非常喜欢我们亚裔尊重长者、重视家庭的传统。
“我有很深的感恩之心。我每天醒来都充满感激。我很庆幸我活着,我生活在美国,我和我父母住在同一个社区,我每天可以看到我的家人。”
她有一个对自己影响深远的导师,她的“第二个妈妈”,她上中学时学校的心理辅导员。老师本人是心理学家,丈夫是律师。她和丈夫都受过良好教育,在Lily的生活起到了她的家人不能起的作用。她教Lily吃西餐时怎样用刀叉,付钱给她上游泳课,为她打开了很多扇门,展示了很多她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机会。
这位心理老师收了三名女学生到自己羽翼下,现在三人都很有成就: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药剂师,而Lily直到今年初都是一名记者。
当Lily考虑要选市长时,她第一个就去问这位导师。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吗?导师告诉她她能行。“如果她告诉我不要参选,我不会在这里。”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幸亏导师的支持和鼓励,明年一月Lily就要成为威奇塔市长了。据峰会介绍,现在美国有超过一千名亚太裔民选官员,而50年前民选官员中几乎完全看不到亚太裔面孔。
但亚太裔参政虽然进步很大,民选官员的比例还是相当低。本来亚裔在美国就是少数民族,出头露面的社会精英中身影又更少。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注意到自己与社会主流有所不同,又没有太多榜样可以学习效仿,其他种族的人也容易对亚裔视而不见。
所以这次峰会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有自己的代表很重要“(representation matters)。坦白地说,美国社会是相当公平开放的。经过近几十年的苦干,在法律层面各族裔的平等基本得到了保障。但要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让各个族裔消除隔阂,相互了解,和谐共处,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亚太裔积极参政竞选公职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而且正如Lily所说,从政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服务。我们既然选择在这里安居乐业,就应该把自己当主人。既然是主人,就应该主动站出来端茶送水为社区服务。
所以她站了出来。从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移民小女孩,变成一个专门用英语讲述社区故事的记者,又从一个工薪阶层家庭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和政坛新人,在一个几乎没有亚裔的地区当选为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亚裔市长,Lily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启发他人,让他们看到一切皆有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
(转载自硅谷生活家)

从Burlingame到Filoli —拜习会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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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转自网络)

值此中美复婚,  亚太共荣的大喜之日, 习拜大婚在加州硅谷美丽的FiLoLi庄园举行。FiLoLi 的名字固然有点讲究( Fight for a just cause; Love your fellow man; Live a good life 为正义而战; 爱你的同胞; 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其终究不过是个百年前的美国富商曾经的后花园, 说不上有什么人文价值。 以双方高调示爱的用心,却选择此处举办复婚典礼,  不免感叹婚庆团队对新郎新娘过往历史之了解的匮乏和想象力的缺失。

拜习会, 2023年11月15日于美国加州FiLoLi Estate
拜习会, 2023年11月15日于美国加州FiLoLi Estate

 

FiLoLi庄园
FiLoLi庄园

 

这是因为,近在咫尺毗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以Anson Burlingame 命名的小镇Burlingame,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成为举办这场破镜重圆的婚宴的理想所在。

Burlingame 公共图书馆
Burlingame 公共图书馆

 

Anson Burlingame, 1820年生于纽约。对于粗通本国历史的美国人来说, Burlingame是位生活在两个世纪前的政治家,共和党创始人之一,林肯总统的亲密战友,废奴平权急先锋。而对国际关系史有所涉猎的人们可能知道, Burlingame曾于1861-1867年获林肯选派,担任首任美国驻华大使。

位于Burlingame图书馆内的Burlingame雕像
位于Burlingame图书馆内的Burlingame雕像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有个很传统的中国名字”蒲安臣”的美国外交官,因为在华期间不遗余力地推行对华合作的外交政策而获得中国政府高度信任。即将卸任回国的蒲安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被中国政府礼聘为近代中国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欧美,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争取和平发展的空间全力奋斗。也就是说,蒲安臣同时是今天出席大婚的伯恩斯和谢峰这两位伴郎伴娘的祖师爷。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1868年蒲安臣中国代表团出访的第一站,正是今天婚宴所在的旧金山。在旧金山期间他购买了一片土地,计划退休后来此居住,即是今天Burlingame市所在地。在代表中国出访欧洲期间,蒲安臣成功说服当时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公开承诺不以武力相逼,不施加压力,转而实施友好合作的对华政策。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

蒲安臣使团
蒲安臣使团

 

而转访欧洲之前,蒲安臣在华盛顿代表中国政府与自己的母国代表,前领导西华德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平等互利的友好条约: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条约声明,美国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支持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改革开放和以自己选择的速度完成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条约规定,中美两国可向对方各大城市互派领事,中国外交使团享受英法俄等列强的外交使团的待遇。条约承诺,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移民并在对方的国度享受该国公民的教育及其他相关权利及福利。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的条款之一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的条款之一

 

因为这份条约,从四年后的1872年起,在国家主席慈禧和国务院总理奕䜣的亲自批示下,在封疆大吏曾国藩,丁日昌主持下,在耶鲁大学第一位华人毕业生容闳的积极操办运作下,中国分四批向美国派遣了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近十年,从此开启了此后一百多年中国人留学海外的风潮。这些来美时不足14岁的幼童,全部分散寄宿在美国东北部爱好和平的普通美国人家庭中,在当地知名中小学接受教育;之后有五十多位进入了包括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在内的世界名校继续深造。归国后这批留学生大多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就有:第一次实现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推动庚款留学计划的驻美大使梁诚;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

。。。

在一个焦裕禄和白求恩故事是全体公民必修课的国度,却几乎无人知道蒲安臣在这次代表中国出访途中积劳成疾,倒在了冰天雪地的圣彼得堡。就是那个给蒲安臣各种使绊,拒不追随英美对华实行友好外交政策的罗刹国首都。客死他乡的蒲安臣,享年不足50岁。病逝前有感于工作的艰难和自己的健康状况,蒲安臣在从巴黎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我希望我已为中国争取到了与西方列强公平竞争的环境。。。有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撑不到这次出访结束。压力实在太大了。世界只看到我每天觥筹交错,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手头的工作让我感到痛苦和焦虑。那些所谓的荣誉,不过是死海之果,每个人都想得到,但没人想真地品尝。“

(I hope I have secured for China fair play from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England has left the old Palmerstonian policy and has met my wishes most fully. The other nations will do the same. I sometimes think that I shall not live through this mission. The stress is too great upon me. The world only sees the splendid side. I see the work and feel the pain and anxiety. What dead sea fruit all these honors are, and though sought by all they are enjoyed by none.)

蒲安臣病逝后,蒲夫人在从欧洲写回的家信里写道: “(先生说过) ‘我个人没什么可恐惧的。但我真希望自己能多坚持一段时间,这样可以完成剩下的出访列强的工作,就死而无憾了’ “。。。

[Anson said] whatever comes, I do not fear personally. I am as ready to go as I should be ten years hence. But I would liked to be spared to visit the other powers. Then my work would be completed.

“相比我个人失去先生的悲痛,我很难不想到那些(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他曾用尽全部心力为之奔走奋斗只至献身的亿万穷苦人们(因为他的离世而)蒙受的损失。“

I try not to be selfish in my grief, but to think of the loss to those poor people for whom he was working with all his heart and mind and in whose cause he died…

蒲安臣及夫人遗物
蒲安臣及夫人遗物

 

蒲安臣没能在自己计划退休之地享过一天清福,而是倒在了为几万万不同肤色的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权而斗争的路上。在寒冷的圣彼得堡,他的遗体躺在鲜花翠柏之中,身上覆盖着黄龙旗。病逝之后他被中国政府追授为副国级领导人。而在他的祖国,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仅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就多达三个,其中就包括这片他计划的退休之地。

蒲安臣墓地,位于麻省剑桥的Mount Auburn公墓
蒲安臣墓地,位于麻省剑桥的Mount Auburn公墓

 

 

此后的150年, 持续上演了中美两国相爱相杀的好戏。今天,在豪华的专机呼啸而来,浩荡的车队前呼后拥地去FiLoLi庄园做秀的时候,却没有人指出,最恰如其分的秀场,其实就在离他们专机停机坪不足一英里的地方。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这样完美的错过,勾勒的或许不仅仅是政客们的无知,掩盖的更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长期刻意埋葬的历史。而这样的无视,何尝不是当今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对自己及对方的历史了解程度的真实的写照呢?只有当那些聚集在280号公路两旁手捧塑料花摇旗呐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们,那些生活在硅谷已经或正在实现美国梦却从未想过在Burlingame驻足的人们,以及生活在太平洋两岸的17亿的普通百姓们都对 Burlingame和蒲安臣以及他所代表的致力于两国真正和平与友好事业的人们过去200年的努力都有所了解的时候,这样的复婚才不会一再上演。而即便上演,婚庆之处的选择也会更有诚意。

位于Burlingame高中旁的蒲安臣纪念公园
Burlingame

Burlingame画像
Burlingame画像

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同根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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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军宁

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文明与文明只可能摩擦。在当今,一种文明,如果称得上是文明,它首先必须“文明”,即它必须恪守一切文明所具有的道德底线。

 

▐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对恐怖袭击的最流行的解释之一就是“文明冲突说”。按照这种说法,红色极权主义在冷战中坍塌之后,伊斯兰教国家(甚至一定程度上包括儒教国家)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成了当代国际政治的主题。恐怖分子与西方的冲突,是这种文明的冲突的集中体现。

不过,这种解释很是令人生疑。如果真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这些恐怖分子为什么不炸梵蒂冈这个西方宗教的首都?为什么不去炸美国和英国的那么多教堂?而是去炸世贸大厦,炸地铁、火车、公共汽车、炸体育馆,炸伊斯兰国家如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旅游圣地?

恐怖分子用炸弹袭击平民,这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文明?这与当年德国用潜艇袭击商船和邮轮有什么区别?这种用野蛮的手段袭击平民也算是文明的冲突的话,那么,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可以算是文明的冲突了。

所以,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恐怖主义的无端袭击,并不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而是恐怖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如果认为恐怖主义代表的是一种文明,那就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否则,就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

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文明与文明只可能摩擦。在当今,一种文明,如果称得上是文明,它首先必须“文明”,即它必须恪守一切文明所具有的道德底线,其中包括,不以无辜平民为重要袭击目标。不认可这一底线的行径,就是不文明的行径。

文明是善,野蛮是恶。善与善是不会冲突的,只会摩擦。只有善与恶才会冲突。既然是善与恶的冲突,那就不是文明的冲突。

恐怖主义兴起的背后的确有某种文明差异在里面。但这不是关键所在。

文明的多样性是基于普世价值基础之上的多样性,是指实现普世价值的方式的多样性,不是指普世价值和毁灭性价值的多样性。文明的使命是对野蛮的告别,但是恐怖主义却要告别文明,拥抱野蛮。这样的行径,不是“文明的冲突”几个字就能解释的。

▐ 为恐怖主义开脱的种种借口

关于恐怖主义的根源,已经有了不少说法。上面的“文明冲突说”,就是其中的一种。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恐怖分子发动恐怖袭击是因为他们痛恨世界上的财富两极分化,富国愈来愈富,穷国愈来愈穷,发动恐怖袭击,是为了执行“分配性正义”。

像布莱尔这样的左派政治家还开出了增加对穷国援助作为反恐的验方,并发起了有非洲马歇尔计划之称的“非洲委员会”。非洲委员会公报的墨迹未干,恐怖分子用炸弹在伦敦和埃及对“贫困说”作出了“澄清”。

其实,贫困不是造成恐怖主义的原因。一些恐怖主义者非常富裕,一些产生恐怖主义的国家也非常富裕,甚至跻身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最富裕国家之列。第三世界的贫困是另一个问题,一个与恐怖主义无关的问题。

他们发动恐怖袭击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的国家更加富裕,而为了让这些国家远离富裕。拉登并没有用他的巨额财产来为他的国家或其他贫穷的国家建电站、搞扶贫工程。

如果他们要的是富裕,他们应该致力于引进外资。即使希望摆脱贫困,也不能用恐怖袭击作为脱贫的手段。

有人说,恐怖分子发动恐怖袭击是一时头脑发热,神经失常,丧失理性。恐怖袭击真是这些人歇斯底里的瞬间性发作吗?不是,在各大洲的这些一连串恐怖袭击,都是他们经过精心策划的,都是运用了很高的理性和智力,与醉后撒酒疯之类的行为根本不同。

还有人说,恐怖分子的举动是为了崇高理想,毫无利己之心,是无私献身的壮举!相反,在我看来,恐怖主义是极端自私的,不是什么利他的英雄主义壮举,也不是常被描述成的“意识形态狂热”。恐怖主义者有自利动机吗?当然有。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夺权。这是最大的私利。

对此,下文中后有进一步的说明。自私的人并非没有献身精神,这一点中国人应该领悟最深。越是需要不择手段才能实现的理想,越是低俗、有害的思想,不论把它说得多么高尚。

恐怖主义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他们有着清晰无比的“商业模式”,他们用别人的鲜血和生命来换取经费和赏金。默默无闻的青年人突然变得世界知名,没有911,谁知道拉登;不入侵科威特,谁记住萨达姆?

他们像尼禄一样,放把火烧罗马,看着人们惊慌失措,夺路逃命有多好玩。他们用暴行把自己变成全世界注意力的焦点。

恐怖主义就是极权主义驱动恐怖主义者屠杀无辜的野蛮行径不是因为贫困,也不是因为疯狂,而是受到了某种观念的驱使,某种残忍的、极端自私的观念的驱使。

这些观念一定是仇视财富、仇视生命,仇视自由的观念。依我看,恐怖主义在本质上是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传人。

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一个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恐怖主义,另一个是以团伙为单位的恐怖主义。

他们笃信暴力是实现理想的根本途径,认定权力出自枪杆,炸弹成就梦想。这只不过是极权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在当代的翻版。恐怖组织所进行的恐怖袭击与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和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平民、红色高棉屠杀本国人都是出自类似的逻辑。

希特勒把世界分为亚利安人与非亚利安人,波尔布特把世界分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恐怖分子把世界分为信真主者和不信者。两者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与驱动极权主义的一样,驱动恐怖主义的是自私,绝对的自私,恐怖主义团伙内部的集体自私。他们有着明确的非宗教的俗世的追求。

他们追求集体的权势。他们断定,恐怖袭击是取得权势和影响力的最有效的办法。用这样的暴行,成本更低,效果更好。

他们的行动没有超越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的法则。采用常规手段,影响政治的成本太高,效果很差。恐怖主义的暴行成了政治寻租的最佳手段。他们用无辜者的生命和鲜血来换取政治租金。

911恐怖袭击
911恐怖袭击

 

使用暴力,意味着他们不愿意使用常规的手段参与政治。用暴力手段介入政治常常意味着,死亡或监禁。

恐怖分子觉得他们愿意承受这样的代价,因为他们心中对成功极端渴望。这样的情形是二十世纪主张暴力的政党史中非常常见的。

恐怖袭击不是恐怖主义者依据其宗教信仰的独特发明。人们常常用恐怖主义的舆论口径给其暴行定性,说他们是为了事业,是为了复仇,摆脱西方的压迫。

恐怖主义并非没有理想,这个理想就是高度政教合一的专制神权政治。这不是崇高的理想,而是野蛮的专制的理想。

这种理想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理想。这样的理想在扩展过程中遇到了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的阻挡时,恐怖主义者便把枪口对准了现代文明。

追求权势,无可厚非,关键是恐怖分子用的是野蛮残忍的办法,文明社会不能接受的手段。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是通过毁灭来攫取权力。先给一些东西贴上反动腐朽堕落的标签,然后把他们作为发泄暴力的对象。

他们追求权力的无限集中,追求以真主和真理的名义进行绝对的统治。他们追求政治乌托邦,崇尚强权,滥用信众的虔诚,并把暴力作为实现手段。恐怖主义不仅追求政治权力,而且攫取经济控制。

说到底,恐怖主义无非是一种获取政权的暴力手段!让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最为愤怒和不能容忍的是,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像世贸大厦里的地主资本和腐朽堕落分子居然活得很好。所以,他们要毁灭的不是基督教,而是现代文明。

像历史上的极权主义运动一样,恐怖主义也以英美为最主要的敌人,都以无辜平民为目标。与以往的极权主义一样,他们致力于展现和挑动人性中最恶、最丑陋的一面,泯灭人性善良、阳光、向上的一面。

恐怖主义者不觊觎他人的财富,他们毁掉别人的财富;他们不尊重别人的性命,他们毁掉别人的性命;他们不追求自由,他们毁掉别人的自由;他们不想与人类的大家庭一起共餐,而是要掀翻餐桌;他们不追求更好的生活,他们崇尚死亡。

恐怖主义者的目标是伊斯兰的敌人吗?表面上,的确如此。恐怖组织什么人都杀。杀得最多的还是他们自己的穆斯林同胞。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同根同源。

据研究表明,恐怖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极权主义运动,其精神领袖,通常都对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极权主义心向往之,许多甚至到法国负籍求学,拼命吸取卢梭的思想及其德国传人为极权主义提供的思想养分。

 

霍梅尼式的“伟大领袖”
霍梅尼式的“伟大领袖”

他们对旨在颠覆现代文明的“后现代理论”爱不释手。后现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现代的同义词。他们以各种好听说法把世界拉回到贴着后现代商标的前现代社会。

恐怖主义不是文盲的运动,而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甚至长期生活在西方的哲学家们缔造的。这些恐怖主义精神领袖深受西方反主流文明的思想的启发,如纳粹主义的精神教父海德戈尔、诅咒西方文明的施本格勒。

他们捧读左翼极权主义的当代传人,如法国的西马哲学家、存在主义者法农的《地球上的不幸者》。该书煽动第三世界的“有为之士”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西方的霸权;

如出自同一传统的法国哲学家福科,他把现代文明看作是权力的面罩,他对霍梅尼的原教旨主义复辟击欢喜若狂,认为它是对西方主流文明的一次精神胜利。

与极权主义祖宗一样,恐怖主义把个人看成是实现终极理想的工具,极端滥用其信众的虔诚,滥用他们的肉体和生命、自由与尊严,它要求个体的生命价值服从领袖的理想的需要,把个人当作其暴力机器上的螺丝钉。

与极权主义一样,完全无视生命的价值,不论是己方成员的生命价值,还是无辜平民的生命价值。他们都完全不承认现代文明的基本底线: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

现代文明通过民主保障个人的自由,通过市场经济促进富裕和繁荣。在现代文明的价值序列中,生命和自由是最高的。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并不是专门针对西方的文明,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文明。他们所痛恨的是一样的:自由自主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

恐怖极权主义不承认生命权、自由权、个人主义、宪政民主等现代文明的价值支柱和制度支柱。恐怖主义并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只是对自由文明和普世价值的虚无主义。他们所挑战的是普遍实行的自由民 主政体和世俗的意识形态。

恐怖主义是小团体化的极权主义。恐怖主义取代由国家集团组成的极权主义,这标志着,反对现代文明的力量,难以以国家联盟的形式存在了。

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或政权敢于公开站在恐怖主义的一边,敢于公开与之结盟。

恐怖主义的出现,说明以自由为本位的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全占了上风。自由阵营与极权阵营的对峙已经蜕变为了文明国家与恐怖主义团体的战争。

恐怖主义再也无力像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那样集结若干国家的力量来抗衡文明国家,而只能像鼠辈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伺机出动。所以他们要尝试新的手段来颠覆人类的文明。

表面上看,这些恐怖主义者与人类文明在历史上遭遇到的其他敌人,很不相同。他们有很强的宗教色彩,而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通常是以反宗教的面目出现的。宗教的油彩,掩盖不了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共同本质。

以往,极权与反极权阵营分明,而许多恐怖分子则寄生在他们发誓要毁灭的国家。恐怖主义是涂着宗教和种族油彩的极权主义,是极权的兄弟、文明的敌人。

有幸的是,人类历史上两次最大的极权主义运动都以彻底的失败告终。极权主义没有做到的事情,恐怖主义肯定也做不到。极权主义撼动不了的,恐怖主义也决无得逞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如果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一脉相承,那么,战胜极权主义的方法,也就是战胜恐怖主义的方法。

文章作于2005年

2023新年悼词:从未活在当下,早已死于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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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五四

总要说点什么,才觉得自己像个人,在大家都不会说人话的时候,那就说点人话,没有什么新年献词,只有悼词。

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又惹人嫌弃了,话不好好说,不敢好好说,却又很想说点什么,以此维系自己当年社会脊梁的形象,哪有什么脊梁,都是软肋而已,最后只能输出一篇拧巴无比的浆糊文章。南方周末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南方周末了,即便当年的南方周末,也就那么回事,所以现在我们不必苛求或者期盼什么,南周自己也该歇了,割都割了,没必要每年都硬上这么一回青楼,总想撩拨起众人的情欲,可当兰花指翘起来时,挺尴尬的。你们最好的献词,就是给自己写一篇悼词,宣告死亡,不要总以为自己还活在当下,其实早已死于昨天。

真不如学习一下克里姆林宫对外宣传的主要喉舌“今日俄罗斯通讯社”,它的新年献词是向所有俄罗斯官员发出呼吁,希望俄联邦各地的官员无论官职高低,都应在2023年停止撒谎。这才是真的喉舌,喉舌的作用不是让你堵住老百姓的喉舌,不是让你扣帽子吓唬老百姓,不是只会说取悦领导却又让人民群众一眼识破的谎言……,但现在却有很多喉舌干着这样的事,这些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管领导的无能,是为了掩盖这种无能,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私利和私欲,反而损害了集体的利益和上层的权威性。一个合格的喉舌是要引导舆论,缓冲社会情绪,建立舆论和社会情绪的减压阀和减速带,而不是让你封住谁的嘴,不是搞成社会情绪的高压锅,不是让你自说自话自我表扬,“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毛泽东的话你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实施。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些同志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这话非常适合某些地方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学习,比如在疫情这件事上,在对专家的专业能力这件事上,群众是有很多不满和质疑,那是因为防疫工作和专家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群众指出来并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怎么就被你们定义成撕裂和对立了呢?你们这种行为本身才是制造撕裂和对立。

在上述那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说,“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放眼当下,到处都是抓辫子的,戴帽子的,打棍子的,而且是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带头抓戴打,吓人程度直逼马保国大师的接化发闪电五连鞭。比如“而国内一些公知大V以西方言论为圭臬,围绕药物、疫苗、就医等民生关注热点,添油加醋炒作,无非就是趁着国内大规模感染,在焦虑的民众中挑起对政府的不满、愤怒情绪。”关注民生这件事肯定是没问题的,大家以前不关注,后来发现不关注不行,都快民不聊生了。再一个,不要一上来就制造对立,什么西方言论东方言论,说的是人话就行,而且大部分群众虽然羡慕西方极乐世界,但依然心系家乡东土大唐,或者你们把释伽牟尼佛封了,把《阿弥陀经》焚了,是他在这本经书里介绍了极乐世界位于西方,还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据西方有十万亿佛土之遥,这简直是西方势力的代言人。

你们也知道民众焦虑,他们为什么焦虑?不满和愤怒的确是可以人为挑拨的,但身处困境中的人民群众难道不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遭遇吗?还需要外人挑拨吗?说的群众像个傻子一样,正是因为你们这样的认知,你们这样的内容输出,你们这样的扣帽子打棍子,才更容易激起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以上,请胡锡进老师共勉。

昨天和今天,网易的新年献词在朋友圈刷屏了,“活在当下”“致敬每一个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内容就是盘点2022那些事,一幕幕场景再现,让人泪目,这种泪目的内容不需要多么精心打造巧妙设计,只是还原现实就可以,也没有所谓的感动中国式的内容,大家之所以落泪,与感动无关,只是触摸到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无处诉说的委屈和沉重。跟南周的献媚之词比起来,网易的内容更像是献给普通人的,大家疯狂的转发,我明白是人群太饥饿了太委屈了。严格来说,它不是多么闪光的内容,它不是琼浆玉液,但是人们太需要了,干涸的心灵太需要了,网易扛住了生活的压力,只不过,腾讯注定要在网易的软肋上插两刀,删帖、禁言。网易号的愿景写着“让每一位创作者被看见”,那我想腾讯的愿景大概就是“让每一位创作者不被看见”,千万别说什么腾讯顶着压力,别说什么多不容易,别说什么理解,谁没压力,谁容易,我们也想理解,但理解来理解去,付出的一方总是我们,退让的一方总是我们,好像错都在我们身上,直到退无可退,最终连理解的资格都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网易视频里“那些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是不值得致敬的,他们不是凡人,连正常人都不是,他们哪里是扛住了生活,他们是被抓住了软肋的人,跪在地上苟活在当下,他们活过了2022,却未必能活过2023,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概率,生的计划,死的随机,一群可怜又可悲的人,谈何致敬,只是我们的生活太糟糕了,沉沦的太久了,所有的标准和底线一降再降,连活着,甚至苟活着,都要致敬了。人们总是想挖掘人性的光辉,而且是在他人身上挖掘,只不过找到了这光辉,却不是用来照亮前路继续前行的,人们只是想用这光辉来取暖,把他人点燃,自己在熊熊烈火旁,载歌载舞,像极了春晚。

对于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生存、如何活着,我是没有任何要求的,更不想做人生导师,只是内心有个很低很低的对同类的期盼,咱们可以活得很惨,但不要活得太蠢,文艺点表达就是,“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可是蛆虫实在太多,而且都还幻想着以后自己会变成蝴蝶。

正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不堪的人和事的对比,所以普通成了优秀,正常成了卓越,常识成了真理,活着也成了勇气,所以致敬平凡人,讴歌正常人,从情感上我能够理解,大家抱抱团取取暖,特别是在当下的状态中。但千万别入戏太深,太深就成了“伟大抗疫精神及其弘扬机制研究”,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内生力量”,就和那帮专家学者没有什么区别了,也有区别,区别是他们有学术经费可以拿,何怀宏老师说,“一个读书人只有不靠学术吃饭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学者”,这么说其实那些人也是真正的学者,他们不是靠学术吃饭的,他们是靠不学无术吃饭的。

网易2022年的盘点,是有温度的内容,是给人心带来抚慰的内容,每个人都需要,但又不能给的太多或者说只给这样的内容是不健康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旦全身心投入到这种温暖而又安全的共情里,人们就会忘记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问几个为什么。这些年,很多普通人包括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等等,都不同程度的付出了牺牲了,苦难当然是需要铭记的,但比铭记更为重要的难道不是反思吗?不是要问一下为什么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吗?这些牺牲是不是必须付出,有没有可能不必这么沉重呢?这些都属于老生常谈了,但现如今还不得不谈。很多问题我们得问,即便没有任何回应,我们也要记下这些问题,不能一句简单的“辞旧迎新”,一句简单的“祝大家新年快乐”,所有的事情就过去了,就翻篇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每一年都是这样,每一年都是需要平凡人扛住的一年,就看你能扛几年。

疫情当然是令人不安甚至感到恐惧的,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但更令人不安和感到恐慌的是人,是那些借疫情防控之名放大了那种不确定性的专家和官员,但有一点又是很确定的,这些人的确实实在在增强了灾难性的后果。孔子见了都会曰:“人祸猛于天灾也!”柳宗元见了也会说,“孰知防疫之毒,有甚是病毒乎!”我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感受,因为专家的无能和长期胡说八道,本不应该也不需要成为专业人士的全国人民,正在逐步成长为专家,再这样发展下去,如果还有下一次疫情,相信全国人民都可以独立自主完成抗疫大业了。不要随便拿你的兴趣爱好挑战别人的饭碗,不然你真可能会把别人的饭碗砸了。

2022年我有点沉迷于抖音,因为上面有太多拙劣的表演,但正是这样的表演,很多人赚的盆满钵满,有些有操守的骗子,骗完钱跑路后还不忘开个抖音教育你,告诉你为什么上当,告诉你如何才不会再次被骗,甚至还有人说你再交点钱,他教你如何再把钱赚回来。刷一段时间抖音,你很快会明白,当大家的目标只有赚钱这一件事后,很多事情就变得简单了,面目也变得清晰了,当你知道别人的目标只有赚你的钱这一件事后,你的很多问题和疑惑也就迎刃而解了。比如说你不明白一个国士无双的专家,在抗疫这么重大而又严肃的关头,在救黎民百姓于水火的危难时刻,为何说出那么多大失专业水准的话,做出那么多不负责任的事,当你把他看成一个连花清瘟的头部带货主播,一个金牌传销讲师后,我相信你不再会有疑惑。

疫情期间,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等院士,还有以岭药业董事长吴以岭的女婿贾振华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中药连花清瘟胶囊在新冠病人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一个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这篇论文给出了有利于连花清瘟的结论,但试验本身并未采取国际公认的双盲测试方法,而且作者们也承认:“这个试验设计有缺陷。”论文中说:“由于疫情暴发的紧迫性且患者需要及时治疗,团队没有进行双盲试验,即研究者和受试者都知道真实的给药情况。此外出于人道考虑,研究也没有设置安慰剂对照试验”。看得出来,不论是这篇论文还是连花清瘟胶囊本身,都有很多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赚翻了赚麻了。赚点钱其实没什么,我想指出的是,几位专家的立场不够坚定,不够文化自信,他们大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双盲试验是西方制定的标准,我们中药不搞西方那一套,对于双盲试验我们有自己的理解。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

中国有两种神药可以医治百病,一种叫连花清瘟,一种叫热水。连花清瘟的药效一直无法确定,主要难点在于它的服用方式,毕竟吃它的时候都要喝热水,所以专家会怀疑它只是热水伴侣,蹭了热水的疗效。有人说连花清瘟可造成肝损伤肝衰竭,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注意度就好,就像另外一种神药热水,你不注意度,也会烫嘴。良药不仅苦口利于病,良药烫嘴也利于病。

现实生活正在迅速抖音化,有些时候我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在刷抖音的商业骗局,还是在刷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了,或者线上线下早已打通,抖音只不过是集中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龌龊和丑陋。当刘强东怒斥他的高管是只会写PPT的骗子时,我觉得大强子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意思了,会写PPT的骗子都是有专业素养的,抖音上的骗子不仅没有PPT,连脚本也懒得原创了,最近到年底了,千篇一律的都是“我准备拿出几百个w,交几十个朋友,帮助他们还清债务”,连身后的劳斯莱斯都是租的同一辆。这跟十几年前的富婆重金求子相比,仅仅只是把作为背景和传播平台的电线杆子,换成了租来的劳斯莱斯和抖音了,工具都互联网化和资本化了,思想还是没跟上时代的发展。我都想劝各地包机去美欧日招商的政府部门了,别浪费那个机票了,你们去抖音上交几个朋友,加入几个私董会就行了,他们带你们发财致富。而且刚抵制完人家又去招商,天朝颜面何存,特别是苏州,怎么好意思去日本招商,在苏州日本风情街被粗暴对待的穿和服的女孩,恐怕还没走出阴影吧。

疫情防控放开后,我想最累的就是中国人民和历史了,卫健委一开新闻发布会,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交给中国人民和历史回答。针对中国疫情防控是否放开太快,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调整的快慢问题,我想历史会证明这一点。”其实不仅历史可以证明,病毒都可以证明,这样毫无征兆的放开,把病毒都闪了一下。前不久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国家的疫情防控策略政策符合我国国情,科学有效,得到了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看完总有一种“卫健委严肃约谈人民和历史,二者彻夜未眠做证明题”的感觉。

我们总说三年疫情如何如何,说的好像疫情已经结束了,其实并没有结束,虽然我们内心总有种辞旧迎新的盼望,但病毒并不会随着新的一年到来而自动消失,人们内心没有以往迎接新年亲朋团聚的喜悦,多的是一种兵荒马乱的焦虑不安,甚至有一些人已经失去了至亲至爱。一切都会过去的,这就是时间的疗效,但是怕的是一切还会重来,这也是时间的功效。这片土地上永远不缺言说者,不缺吹哨的人,不缺指出皇帝新装的小男孩,不缺孤勇者,可这些人被砍了一茬又一茬,同样的悲剧却从未减少过,甚至愈演愈烈越来越荒诞,而这些人总有被砍光的时候,虽然勇气的种子依然在,可这片土地早已不会发芽了,种子种在当下,但它早已死于昨天。

2022年12月17日,由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冠中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伟大抗疫精神及其弘扬机制研究”开题论证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对于别的事,我是不担心这些专家具备搞成的学术能力,但不学无术的事,他们还真有希望做成。我很担心他们的学术成果会被应用于下一次天灾而酿成人祸。这种事情以前我们当个笑话看看就行,现在却很有可能变成现实,就像1970年云南海通大地震后发生的事。那个年代,大地震发生后,灾区人民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于是各地源源不断地送来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领袖像章。这当然不是什么灾民的主动要求,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的领导拍脑袋做出的决定。当时云南的官方还发出通知,不搞捐赠活动,已捐赠的东西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的精神救灾结果可想而知,直到1982年,官方才首度公布了死亡人数:15621人。震级7.7级。

2022年发生了很多大事,网易尽力一一列举了,有种鸟雀仓惶、秋蝉悲鸣的感觉,或许他们也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2023就要来了,日子并不会变好,面对突如其来的离去,我们都要学会告别,“我们该怎么告别呢?”“像当初见面时那样。”再见,朋友们。

【解读】从文化角度分析为何印度裔能在欧美国家混得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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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随水
原载: 随水文存

最近有许多人来问我关于印度裔当选英国首相的事情,顺带就提到了那个经典问题——为什么那些顶尖跨国公司里面有那么多印度裔高管?在与一些印企工作的朋友交流之后,我把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终于想明白了,所以决定来谈一谈。

许多中国人一说到印度裔在欧美职场的春风得意,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酸——为啥是印度阿三而不是我们龙的传人?内心深处我们肯定不愿承认自己还不如印度人,但现实又摆在那里难以辩驳——海外的印度裔在客观上确实混得比华裔要更好。按照美国的数据显示,平均每百万南亚裔中有2.82位CEO,白人只有1.92位,东亚裔只有0.59位。于是就有人辩称说:这是因为中国最顶级的精英都回国内发展了,留在海外的都只是想混吃等死;而印度精英全都一窝蜂跑去了美国,咱们是在用下等马跟人家的上等马比……我只能说,精神胜利法嘛,只要您自己开心就好!

网上有过不少文章从各个角度分析海外印度裔能够成功的原因,大部分说得都没错——诸如印度人的抱团、自信、敢言等。但那些分析往往都只是说出了现象,未能解释这些现象的成因。我这个人吧,喜欢追根究底——一切现象在根本上都源于社会文化,把握住了文化的根源,才能揭示出现象背后的本质。

推特的CEO最近刚被伊隆·马斯克炒了鱿鱼

虽然我之前写印度的时候经常吐槽,但客观来讲,我真的是非常痴迷印度的文化,否则的话也不会娶印度太太。即便被印度移民局在集中营里关了三个月,我依然对印度那片神奇的土地魂牵梦萦——印度虐我千百遍,我待印度如初恋。大家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凡事都有两面性——某些事物或者某种现象,假如能够长期存在,显然不可能全部由负面组成,必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印度吠陀文化产生的年代甚至要早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印度教为代表的吠陀宗教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主要宗教,南亚历史上无数次遭遇外族入侵,当地的文化和宗教却能够长盛不衰活跃至今必有其合理性——中国人民总是喜闻乐见于印度奇葩荒诞的那一面,却很少思考其文化优势性的方面。所以这次我准备当一回“印吹”,会主要从正面的角度来分析印度传统文化所是如何让海外印度裔具备了在商界乃至政坛脱颖而出的根本优势。

印度裔的优势大致可以从两方面说起,一是精神控制力,二是思想自由度

关于精神控制

先来说精神控制力,这种精神控制力源于种姓制度。

好多人都觉得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既罪恶又愚昧,但我越琢磨越觉得这玩意儿对古代统治者而言简直是一种天才的设计,一举解决了“秩序”与“合法性”问题。首先,我要就种姓制度进行几点说明:

1. 种姓打一开始就是雅利安人为了对被征服的印度土著进行精神控制而设计出来的——基于吠陀宗教的轮回世界观,根据神制定的秩序,我们是高等的,你们是低等的,我们永世为主,你们永世为奴
2. 种姓的内在逻辑基于一个比喻:婆罗门是神的头脑口舌,刹帝利是神的双手,吠舍是神的双腿,首陀罗是神的双脚——就好像不同器官的重要性和作用不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才是世界真理,追求平等乃是大逆不道,手脚怎么做得了口舌的工作呢?只有各司其职才能保证社会和谐
3. 印度目前只是在法律上禁止了基于种姓的歧视行为,但种姓观念本身是不可动摇的,将在印度社会长期存在,因为这是印度教世界观的基础,跟轮回观相绑定——要是印度没有了种姓,那么印度教的宗教秩序将随之崩塌。种姓不再成对世俗生活中每个人身份进行限制,但宗教生活的秩序并没有变;低种姓可以当上总统总理亿万富翁,却永远不可能当上祭司
4.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种姓早就不再是按肤色种族(Varna)划分的了,而是按照职业(Jati);整个社会数千种职业种姓对应知识分子阶级(婆罗门)、管理阶级(刹帝利)、农工商阶级(吠舍)、无产阶级(首陀罗)、奴隶阶级(贱民)。

这最后一点正是种姓的牛逼之处,它在过去事无巨细地规定好了全社会每个人乃至每个族群的终身职业,不存在绩效考核、竞争内卷、升迁谪贬,每个人只需要做好自己本职范围内的工作,就能让整个社会运作起来。站在现代人角度,我们会批评这样的制度导致阶级固化;可如果站在古代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样固化的阶级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和谐社会状态吗?在莫卧儿王朝时期,来自波斯的统治者信奉的是“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伊斯兰教,可他们非但没有去打破种姓这种不平等的制度,甚至还把这种“具有优越性的制度”吸纳进了南亚的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内部也搞出了种姓制度来——架不住这玩意儿太实用啊!(参见《开局一个神,故事全靠编——起底世界三大文化圈》)

种姓制度让人很自然地接受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观点

在种姓制度下,“小偷的儿子永远是小偷,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社会秩序坚如磐石。印度有些婆罗门种姓的血统,能追溯到神话传说里的“仙人”,几千年来过的都是上等人生活;反之那些贱民也一样,做了几千年实质上的奴隶阶级。期间不少种姓也有过起起落落,但总体而言相当稳定——最关键一点在于,种姓制度的秩序稳定性并不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暴力机器维系,而是基于宗教世界观,具有自我维持的内驱力。农民起义这种事儿在印度历史上闻所未闻,有记载的暴动几乎都是因为宗教方面的冲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古代印度人难道不是天才的管理者吗?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他们让一群奴隶心甘情愿地做牛做马、毫无怨言地接受极不公正的待遇,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可说是一个奇迹。要是当年罗马人搞的是种姓而不是议会元老院制度,说不定其文明能延续至今——斯巴达克斯们会觉得自己是上辈子做了坏事儿才会这辈子沦为奴隶,唯有好好接受改造、勇敢地战死在竞技场里,下辈子才能投个好胎成为罗马公民。
种姓制度的稳定并不意味着低种姓的印度教徒顺从,他们虽然不明着反抗,也不会有觊觎上层人地位的野心,但他们有自己阳奉阴违偷奸耍滑的技巧——或者说“生存哲学”。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生来就已注定,可人的天性是自私利己的,在种姓这种缺乏激励的制度下,低种姓劳动者一方面在宗教世界观的洗脑下心甘情愿认命,另一方面也会出于动物本能想方设法磨洋工混吃等死。他们绝不会去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以外的事,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印度有钱人请佣人通常都得要请一堆,分别管不同的事情——带孩子的不管做饭,做饭的不管扫地,扫地的不管洗衣服……种姓制度下的社会尽管稳定性很高,效率却也很低。
相对应的,印度教的那些高种姓统治阶级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如何对下面那些低种姓刁民进行恩威并施的精神控制,让他们在有限的激励条件下最大程度发挥主观能动性

宗教这玩意儿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说白了都是基于精神控制。我们一说精神控制可能就想到基督教的牧师、伊斯兰教的阿訇在宗教场所的宣讲,通过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让信徒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然而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建立在古代吠陀文明思想框架下的印度宗教,却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因此印度教跟其他宗教有个很大的区别——其他宗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通常是分开的,但印度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往往融为一体;其他宗教的精神控制活动大都只在宗教场所开展,印度教的精神控制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吠陀宗教,都有一个终极目标——解脱(Moksha)。从理论上来讲,印度教徒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指向这一终极目标;在实际的生活中,则被分解成了四个方面——(Dharma,道德及智性上的追求)、利益事(Artha,物质收入与种种利益)、欲乐(Kama,对世间物质的爱好)、解脱(Moksha,获得心灵的自由),这四方面都有具体的道德准则、义务和责任。

举例来讲,印度教徒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有着大量宗教禁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时候吃、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不小心碰到了该怎么办……印度教在家和出家的界线相对模糊,理论上讲属于前三种姓(再生族)的每个男性印度教徒在25岁之前都要经历清净持戒的“梵行期”(Brahmacaryā,对应佛教的沙门);对于虔诚修行的印度教徒来说,平日里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得想想有没有相关的宗教规定,宗教对其的精神控制可谓无孔不入且深入骨髓。

于是乎,种姓制度下的职业,也从来都不仅仅是世俗的谋生方式,被赋予了大量宗教义务的色彩——如何督促各种姓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乃是印度教中最重要的一项精神控制任务。

这样的精神控制真的有吗?——不但有!而且还写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PUA宝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薄伽梵歌》这个名头大家多多少少应该都听过,它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话说《摩诃摩罗多》里头有个绝世高手叫阿周那(Arjuna),历来被印度人视为战神,印度自己研发的那个阿琼坦克,就是用了他的名字。阿周那是般度族的五个王子之一,被称为般度五子,般度五子为了争夺王位爆发了“俱卢之战”。不料阿周那在临阵之际陷入了道德危机——身为武士阶级的刹帝利,在战场上杀敌是他的种姓职责;可这次在战场上面对的却都是他的兄弟、族人、老师,他感觉下不去这手,决定要退出战斗

这时印度教大神奎师那(Krishna)化身为他的车夫,开始给阿周那PUA洗脑,这部分洗脑内容后来就成了《薄伽梵歌》。奎师那跟他讲了一堆宗教行为准则的重要性,鼓励他认清自己的种姓职责——在战场上杀人没毛病,关键是你要本着对宗教的虔诚之心和奉献精神去杀人,不要执泥于自己杀了人这个结果;只要你杀人的时候有着维护宗教秩序的虔诚发心,就是对众生有利的,反而能够更容易得到解脱……然后又说了一堆如何通过虔诚之心获得解脱的大道理。最后阿周那被奎师那说服,将弓箭射向了自己的兄弟族人……

奎师那与阿周那在战场上的对话

《薄伽梵歌》在印度乃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地位就跟咱们的《论语》一样,直接指导着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内容的经典对印度人民的三观塑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薄伽梵歌》精神相一致的是,印度教正是将不同种姓的职责定义为人生中的“利益事”,鼓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能够通过生产食物和财富维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乃是一大功德……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理论刚好站在现代经济学对立面上。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名言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我们不能藉着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的我们必须诉诸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于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于他们的自私。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诸我们的处境为何,相反的我们会诉诸于他们的获利。”

我想说的是,由于种姓制度与宗教义务相绑定,缺乏市场经济机制的调节作用,需要用道德驱动替代利益驱动,印度自古以来为了让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需要连哄带骗加洗脑。精神控制在印度属于一种日常生活技能,你想让你家里佣人好好替你干活,就得懂精神控制这一套;你要是公司企业主,更是要把精神控制当作一门艺术来践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精神控制绝不是简单地要求别人服从——仅仅要求服从的话通过威逼利诱也能做到——而是要让对方自发地遵从社会固有秩序、追求人生使命,以实现自我的终极解脱……

我们许多人想象的不同的是,终极的精神控制其实会让人产生幸福感。一个人幸福与否,跟“拥有多少”没关系,只跟“想要多少”有关;长期被宗教洗脑的印度人,更能够心甘情愿地接纳命运的不公正,幸福感自然比较高,身心也更健康。我去过中国最贫困的大凉山地区,也去过印度的许多贫民窟——虽然他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精神面貌却完全不同。大凉山无论男女老少,大都死气沉沉郁郁寡欢;而印度贫民窟里却多是欢声笑语,见到外人热情而自信,对自己的境况十分坦然。他们虽然身处社会底层,却并不会觉得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神”的安排;只要遵从安排,下辈子自然能够苦尽甘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心态的

我行走在印度各地时也发现,印度人普遍身心健康、性格开朗自信,个个都是“社交牛逼症”;即便印度社会是如此不公,也很少会有怨天尤人。在普遍性层面上,印度人的情商相当高、口才相当好,擅长讨价还价和处理人际关系,能够审时度势进行变通,不像一些西方人那么轴。下层的印度人特别能够忍辱负重,对各种不公平的现象忍受阈值极高,懂得察言观色,在表面上十分顺从,但事实上会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捞好处;与此同时,上层的印度人大都思维敏捷言语健谈,特别会扯犊子、画大饼,由于他们展示出来的充分自信,即便他们是在夸夸其谈,也会让你觉得可以充分信赖他们的“真诚”,堪称天生的PUA大师……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同社会等级的印度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不断磨练出来的——被管理的人越来越刁,管理的人越来越精——此乃精神控制与反精神控制的“军备竞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互之间斗智斗勇的必然结果。

印度人的刁钻精明绝非我一家之言,但凡跟印度人做过生意都必然有类似的体会,这种刁钻甚至曾经让英国殖民者都犯难。大家别看英国殖民了印度那么久,他们虽然能够征服印度,却并没有能力直接管理那些印度人。英国人当时如此评价典型印度人——做事被动、愚昧、奇葩,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背地里诡计多端。(as passive, ignorant, irrational, outwardly submissive but inwardly guileful.)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对典型印度教徒的直接管理,一方面,他们找非典型印度族群进行合作,比如跟帕西人在商业上合作,跟锡克人、廓尔喀人在军事上合作;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代理人制度对殖民地进行管理。大家都知道英殖民时期的印度由数量众多的土邦构成,土邦制度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莫卧儿帝国封建制的继承,只要土邦主不反抗英国,他们就能高枕无忧地继续当自己的土皇帝。英国对不同土邦的控制程度差异很大,有的土邦如海得拉巴,享有近乎完整的独立君主待遇;有的土邦则名存实亡,土邦主的权利被削减架空,或者索性因为绝嗣、违约等原因被英国收编为了“省”。但即便如此,英国人也只会派遣接受过英国教育、懂英语的印度人进行直接管理,英国官员所要做的则是管理这些受过英国教育的印度人。

就我的体会而言,别说是从前那个土邦林立的英属印度了,哪怕是现在这个联邦制的印度共和国,管理起来都是一个噩梦——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印度人才知道怎么管理印度人,这是经由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培养出来的默契,只有印度人自己最熟悉印度社会的运作方式

我在印度期间发现印度官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猫鼠游戏”层出不穷,那些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往往能够准确地对老百姓偷奸耍滑的行为做出各种预判,提前堵住一些漏洞,而老百姓也往往很快就能破解……由于印度人民深谙各种变通之道来应对政策,时常令连最老辣的管理者都束手无策。一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上来、老奸巨猾的莫迪,在印度人民偷鸡摸狗的智慧面前,有时候也不得不败下阵来。比如说2016年莫迪为了整治黑钱颁布了“废钞令”,他费尽心机想要暗渡陈仓给黑钱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最后还是有多达99%的现金得以兑换洗白,“废钞令”事实上以失败告终。

政府被逼得没办法了,有时候甚至不惜用违法的方式来执法。印度的司法黑暗乃是著名的社会现象,印度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栽赃嫁祸可谓司空见惯。有时候这勉强算是法外执法的“正义之举”,比如警方明知某些黑帮杀手身背数条人命,却没有证据将其绳之以法,于是通过在街头“偶遇”将其直接击毙,然后伪造现场统一口径指控其主动袭警,反正也是死无对证;有时候这种做法却会造成不负责任地栽赃构陷,警察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一口咬定某嫌疑人是罪犯,会通过伪造证据逼迫其认罪。譬如我在印度集中营里的墨西哥籍狱友马丁,根据他的自述,他的前妻在印度遇害后,他被警方视为第一嫌疑人,警方为了结案伪造了他到过抛尸现场的证据,令他身陷囹圄,至今还在不断上诉……(参见《集中营六记(四)逸闻记奇》)

由于官僚体系臃肿、变通之道繁多,长期以往便造成了印度的一个奇葩现象——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普遍性违法——一些法律禁令由于矫枉过正的不合理性变得形同虚设,老百姓违法行为普遍存在。执法人员和管理人员自己本身其实也是老百姓,对老百姓的欺瞒做法心知肚明,根据你是否“进贡”来决定是否“纠正”你;碰到贪心一点的官员,就算你没问题也会编造点问题出来,以作为索贿的借口……不夸张地讲,印度社会的各种“潜规则”比我们中国还复杂,正因如此行政效率才会如此低下。

说这些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管理的恐怕就是印度人,因为这是一个游戏规则高度复杂的人情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精神控制传统的宗教社会。在印度文化下成长起来的管理者都是极品人精,有着超高的情商,老于人情世故,精于精神控制,个个都是让你感到可以充分信任的PUA大师……当他们走上世界舞台,会发现自己早已见识过了最黑的黑暗,从地狱难度来到了新手村……

关于思想自由

有人肯定要说,这有啥?我们中国对管理者的选拔不也是大浪淘沙吗?我们中国不也是关系复杂的人情社会吗?我们的管理精英怎么就不如印度人了呢?

须知,印度人在管理的过程中并不会用权力来压制你,不会要求你绝对服从,更不会不许你发表观点;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依然能保持思想活力和自由

再怎么不喜欢印度的人,都无法否认印度社会文化的多元和思想的丰富;我们中国无疑在很多方面都比印度强,但宝莱坞电影绝对可以甩我们中国电影几十条马路,这就是思想开放所带来的文化繁荣。之所以印度的思想可以这么丰富,首先是因为印度教本身上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不需要通过严密的组织或者对政治的参与就能够通过社会运作自发地维持,对于思想抱有开放的态度与宗教本身的存续并不冲突

相比之下古代中国虽然有三纲五常等社会伦理,也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传统民间信仰,但没有类似印度教种姓制度那样绝对不可触碰的最高秩序,也没有印度教那样世俗与宗教相统一的、全民实践的世界观体系。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世界上最牛逼的存在是“天”,但没人能说清楚“天”究竟是啥;人间的最高权威皇帝只是“天”在民间的代言人,德不配位老百姓能够“替天行道”颠覆皇权,并不会绝对盲目地服从——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可以说是最高秩序的缺失,需要通过思想管理来维持秩序。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类的宗教社会虽然有“唯一真神”这个最高秩序,却也特别害怕“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因为一来“全知全能全善的唯一真神”这个设定存在许多逻辑上的漏洞,二来这个“唯一真神”需要竞争上岗,上帝跟真主究竟谁才是唯一得先互相掐一架再说……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搞起思想管理毫不手软,一言不合就大搞宗教迫害,比方说烧死了主张泛神论和日心说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

说白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行“思想管理”的宗教迫害,其实技术含量很低,靠的是暴力机器维系自己的绝对权威,把“异端”都送上火刑架就完事儿了,十分简单低级粗暴;跟印度教那种高技术含量的PUA精神控制大师完全没得比

肯定有人要问“精神控制”和“思想管理”的区别——精神控制就好像你甜言蜜语哄女朋友,那姑娘明明有许多的选择,却偏偏对你死心塌地;思想管理则好比你不许自己的女朋友有任何其他男性朋友,她的生活中只许有你一个男人。两者孰高孰低可见一斑。

印度教之所以发展出强大的精神控制力,除了印度教本身的特点之外,一大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从未能够实现思想管理,把所有的技能点都铆足了劲儿点在了精神控制的技能树上。思想自由开放的环境会迫使精神控制力不断提高——就好像你女朋友有很多追求者,可你又没本事把这些追求者都赶走,于是只好努力提升自己哄骗女朋友的本领。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有两种宗教思想,一种不允许你有任何质疑,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它都是唯一真理;而另一种思想在大家的讨论、质疑中不断补充发展自己的学说理论,显然后者的生命力更强,更能够蛊惑人心。像佛教、印度教这种吠陀宗教,都是在众多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才发展起来的,非常注重“因明学”(Hetuvidyā)——也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能言善辩”乃是其基本功,不但嘴皮子功夫了得,而且擅长批判性思维。当年玄奘法师印度求法期间,在曲女城无遮大会上凭着天下无敌的论辩术名震天竺,所运用的正是因明学。

由于南亚地区的邦国林立高度散装,自古以来都没有机会对思想进行统一,这就使得印度成为了各种思想流派的摇篮,正可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印度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差别其实比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差别还大,却彼此相安无事。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印度教和佛教之间也有过互相穿小鞋的教派竞争,但都属于局部地区的小打小闹,远远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当时佛教、印度教更像是吠陀文明体系下的两个不同思想流派,参见《被重新发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这跟南亚思想的自由开放分不开——只进行精神控制,却没有配套搞思想管理,放眼望去古代历史上似乎只有南亚独此一家。

越是散装的地方,对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就越高。只要对印度历史稍加了解就会发现,古代印度次大陆统一程度最高的两个时代,恰好就是思想最不自由的时代——其一是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时期,由于阿育王独尊佛教,让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阿育王统治前期相当专制,对“外道”进行过屠杀,后期才容许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存在;其二是奥朗则布统治下的莫卧儿王朝,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对其它宗教的包容度急转直下。归根结底,排他性的“思想管理”几乎是“大一统”的必然特征,所幸这些“大一统”都有如昙花一现,印度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才保留了下来。

包括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在内的南亚地区不同流派的吠陀宗教,长期以来都在相互竞争中持续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在质疑的过程中不断自我修正完善,所以才会在15世纪的时候还能够创立出融合印度教虔信派(Bhakti)和伊斯兰教苏菲派思想的锡克教,并发展为当今世界的第六大宗教。宗教归根结底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法,吠陀宗教用于解释世界的核心观点立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虚幻的”,这个观点不但无法证实或证伪,可能产生的逻辑漏洞也要远少于一神教所主张的“全能全知全善的唯一真神”再加上吠陀宗教不是靠禁止其他思想流派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而是通过自我的调整和重组来保持竞争力。正因如此,不管世界怎么发展,吠陀宗教都能进行逻辑自洽的调整和适应,诸如轮回转世、因缘果报这些古老的世界观,即便在当今社会依然能够焕发活力。

在秦朝开启大一统之前,中国的思想也很多元。春秋战国时代为啥能百家争鸣?不就是因为散装嘛!你的学说在这个国家不被接受,可以去别处碰运气,很多春秋战国的思想家都是这样到处游说到处碰壁百折不挠才最终得到认可的。孔子早年曾在齐国受到排挤,齐国的大夫甚至想要加害孔子,亏得他有鲁国这条退路,否则咱们历史上可能就没孔子这号人了。大一统之后,这退路就没了——说错一句话轻则仕途不保、重则脑袋不保……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智慧就是“明哲保身”,在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都非常谨慎,整个社会环境也不鼓励你太有想法

南亚地区思想开放的传统,一方面保持了思想的活力,使得印度人非常擅长批判性思维,在表达观点时毫无顾虑;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自信。

我们经常会觉得印度人有种“蜜汁自信”,非常傲慢自大,这正是源于他们对印度文化的自信。思想开放必然伴随文化自信,只有自信的人才愿意接纳不同的观点,才敢于面对各自各方的质疑印度人虽然在物质上十分崇洋媚外,但似乎在文化上确实不鸟西方那一套,有着自己的坚守——至少明面上不鸟(潜移默化受影响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你会发现印度裔妇女即便移居别国,还是会在日常生活中身穿自己的民族服饰。有了自信能够大大提升精神控制力——只有自信的人,才更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就像我前面说的——哪怕我明知一个印度人在满口跑火车,可他那副言之凿凿的模样,就是让你觉得可以相信他。

说起印度的文化自信,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就是辨喜(Svāmi Vivekānanda,斯瓦米·维韦卡南达,1863-1902年)。对内,他借鉴了基督教的社区服务概念,赋予了印度教徒宗教使命感;对外,他在19世纪末将经过改良、用西方价值观重新包装过的“新吠檀多”灵性文化输出到了欧美,在欧美国家获得了强烈的反响,现在许多欧美人民痴迷于灵修、冥想、瑜伽,追根溯源都是当时辨喜种下的因。

辨喜成功对外输出印度文化的壮举,对于彼时迷失在殖民文化中的印度人民仿佛一盏指路明灯;他让印度人民看到——印度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有能力影响和改变世界。这使得印度人民对自己的文化突然间自信爆棚,间接促进了他们对独立的追求。(参见《是什么让莫迪成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简史》)

辨喜带来的这种文化自信影响了后来的每一个印度人,几乎就跟孔子对中国后世的影响一样,并极大推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由于长期受宗教洗脑,印度人本来就够自信开朗了,文化上的自信再一叠加,对整个印度国族产生了逆天改命的效果。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提出过一个“世界导师”(Vishwa Guru)的口号——而“世界导师”指的正是辨喜。现在这个口号被莫迪当做了长期战略,其野心是要让印度立于世界之巅,将印度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输出

印度的野心是成为“世界导师”

印度自古以来在思想上的自由开放,在如今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延续。西方社会所主张的民主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跟古代南亚的吠陀宗教是一样的——虽然在精神上控制你,却不在思想上限制你。西方民主社会也给人洗脑,但无论如何对不同的观点有极大的包容性。

客观来讲,印度的民主制度非常拉胯,既劣质又低效,并且随着莫迪政府对集权的日益收紧,印度式民主的槽点也越来越多。但我们无法否认民主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得当代印度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这点我被关在印度集中营里的时候深有感触——虽然集中营里面发生着各种荒唐的事情,但我们仍然拥有基本人权,给我们留了一扇可以将这些事情曝光出来的窗。集中营里的人们能通过示威抗议让外界知道他们处境,同时新闻媒体也会跟进报道,利用舆论来对政府部门施压,迫使政府做出相应的改变……印度确实存在许多的黑暗,但基本的民主原则让这种黑暗不至于令人绝望——宝莱坞电影至少敢把这些黑暗拍出来并展现在世人面前,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这亦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因为“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不怕扬自己家丑、揭自己短,把问题暴露出来才能加以纠正。

我承认,民主制度下的决策者有时候会被民意绑架,使得一些在长远上对国家有利的政策无法实行,比如说莫迪政府最终失败的农业改革就是一个例子;民主制度的效率在很多时候也非常低下,由于缺乏一锤定音的决策者,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不断拉锯扯皮……但对于有能力的个体发展而言,在思想开放的民主社会环境中,选择和机会一定会更多。就好像战国时代那些思想家一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你的能力实实在在,有其他阵营会接纳你。如果你想要从政,执政党不喜欢你,可以投奔在野党、反对党;如果你有独到的想法,这个公司老板不赏识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公司,总有你发光发热的机会……在这种机制下,尽管未必能保证社会和企业内部的效率最大化,然而一定能保证个体思想的活力最大化

有自己的想法只是第一步,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也很重要。表达虽然是人的天性,却并非人人都懂得如何表达。首先要有组织语言的能力,其次要有敢于吐露的勇气——这两点印度人都不缺,他们不仅会说,而且敢说。这从一些印度男人追求女生的风格就能看出来,他们看到漂亮妹子就会去搭讪,貌似从来不担心表白被拒尴尬丢人,也完全不存在“社死”这个问题——只要表白的人次足够多,总能碰到瞎了眼的女生看上自己;但你要是连开口都不敢,那就什么机会都没了。另外或许是由于印度社会浮夸成风,对于“信口开河”的包容度也很高,印度人普遍存在“轻诺必寡信”的问题——承诺的时候一口一个“No Problem”拍着胸脯让你放心,等到兑现的时候却两手一摊挠挠头。

作为我们中国人无疑会觉得他们不靠谱,因为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文化里,非但话不能说得太满,甚至很多话都不能说得太直接。“直言不讳”等同于“口无遮拦”,常被视为愣头青的特征,会觉得这样的人缺乏社会经验、没有被社会毒打过;懂得“沉默是金”才是成熟稳重的表现。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正是因为“祸从口出”在中国实在是太普遍,说错话、说大话的成本很高

但欧美社会的文化其实更加接近于印度文化,虽然不至于像印度人这么不靠谱,但他们也是允许说话有水分的。这可能是因为在这种老百姓投票选领导人的民主国家,政客得要敢于自我营销自我吹捧,才能获得选民的青睐;你要是一开始不敢把话撂出来,别人甚至都不会多看你一眼。在欧美跨国公司里头升迁的逻辑,也跟政客搞竞选有点像——工作成绩自然是必须的,但在成绩之外,光会埋头干实事的人未必能得到提拔,那些大胆、敢于创新、敢于表达自己、敢于做决策、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更加容易得到赏识和器重——不怕你说错话,就怕你什么话都不敢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谦逊”的美德、“谨言慎行”的风格,在西方社会是个纯粹的劣势,人家根本看不懂这一套。按照他们的思维,你先得要敢吹你自己有多牛,别人才会觉得你牛;你要是谦虚地说自己不行,别人就真以为你不行了……因此惯于循规蹈矩、闷头苦干的中国人,即便专业能力再怎么优秀也很难得到升迁。中国人缺乏竞争力的同时,一些欧美国家的人也有自己的缺点——他们有时在个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太缺乏等级社会、人情社会的意识——具体表现就是 “不会做人”,很多时候脑子轴不会变通。在这种环境下,精于各种潜规则、人情世故,擅长精神控制,同时又思维活跃能说敢说的印度裔,自然当仁不让地脱颖而出。

中国几千年来思想上的大一统,间接影响到了中国企业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以及企业文化。相当一部分企业就好像传统官场的缩影,不鼓励个体太有个性和思想,直言不讳者在职场上很难生存,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管理者的绝对权威和员工的绝对顺从被视为效率的保障,整体而言容错率低,那些有能力但低调而顺从的人更容易得到提拔。所以中国社会想要鼓励创新就很难——你不可能指望既要搞创新又要不犯错。假如想要在大厂通过按部就班的晋升,最后能够幸存下来的通常都变成了老油条。打个比方来讲吧,中国人在不断往上爬的过程中,大部分人性格和思想上外露的棱角都会被磨掉;但印度社会只会磨掉性格的棱角,思想的棱角不但得以保留,还能茁壮成长。

包括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由于长期受中国影响,或多或少也都有跟中国一样的问题,在文化上偏于内敛保守。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企业里东亚裔的管理者偏少——说白了还是因为文化意识形态不匹配。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中国文化中被传为佳话,然而诸葛亮这样的人要是生在美国文化的环境中,那估计一辈子都只能“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印度文化不仅和美国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更有自己人情社会的独到优势,印度裔能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关于抱团

关于海外印度裔,还有一个很多人提到的特点是抱团,这一点也能通过社会文化来解释。

首先,印度人出海是有同乡会的,跟咱们中国浙江福建一些地方很像,一个人在外头闯出名堂了,会带着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出来求富贵。而且不同地区的印度人出海的方向也略有区别,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一窝蜂往美国跑,比方说喀拉拉邦的马拉雅利人爱去中东,泰米尔人爱去东南亚(泰米尔语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在传统上是那种对人际关系高度依赖的农业社会,社区关系非常密切;种姓社会内部的固有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卷内斗的消耗。中国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中国内部的恶性竞争几乎是一种传统,“老乡见老乡,背后是一枪”,熟人之间常会因为利益反目成仇。这可说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个副作用——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做得,我自然也做得——连一个孙猴子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坐玉帝的位子,没什么不可逾越的底线。但在印度传统种姓观念里,有些事情“只有我做得,你却做不得”。印度教徒一生下来,自带种姓社会的等级烙印,族群内部的固有秩序,使得不同个体的职责界线明晰,避免了相互倾轧。在没有外敌的时候,印度人内部也撕,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之间很分裂;可他们在面对外部竞争的时候立马能够相互合作,抱团起来一致对外。族群内部固有秩序使得他们更容易安排分工,也更容易推选出一个让所有人信服的领导来,就好像在狗的社会里,互相闻一下尿里头化学物质的气味,就知道谁是老大,避免了无谓的内部厮杀。

其次,这种能够抱团的传统,并不是印度人去了海外才有的,而是英国人教出来的。古代的印度被外族入侵的时候,那些小邦国并不知道要抱团起来抵抗,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英国人殖民印度次大陆之后,试图对不同族群“分而治之”以实现相互制衡——除了不同邦国、民族之外,他们还画蛇添足地对不同宗教群体也进行了分化,通过宗教识别分割了孟加拉省(参见《南亚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漫谈》)……没想到这一做法导致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觉醒,整个印度抱团起来把英国人赶走了;更没想到的是,当英国人这个外力消失之后,驱动印度人抱团的宗教民族主义反噬了印度,造成了印巴分治。如今的印度人,虽然平时看起来松松散散,但只要一有外力出现就会抱团。比方说假设有几个南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但在面对北印度人的时候,就团结成了泰米尔人;又假设有几个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分别是比哈尔人、拉其普特人、孟加拉人,但在面对穆斯林的时候,他们就团结成了印度教徒。

最后,中国人在职场上多少还有点习惯上要避嫌的心理。无论是中国的官场还是职场文化,拉帮结派、发展自己的小团体都是上头特别忌讳的事;还有些人则会有“内举避亲”的心态,觉得把职场上的机会和资源明目张胆地留给自己人,会显得自己不够公正无私。但印度人完全没有这个心理负担或者道德负担,他们觉得大家一起出来混,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帮自己人一把无可指摘;尤其在海外,大家都是背井离乡的印度老乡,上下级和同事之间互相包庇根本不算个事儿。伊隆·马斯克买下推特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印度裔高管提拔的小团队给炒了,因为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影响到了公司内部的公平和效率。当然,你永远不要尝试去跟印度人谈公平问题,因为印度的社会文化中“不公平”才是天经地义。我们眼中的“不公平”,在印度人看来那是神的旨意、业力的安排。

除了以上谈到的印度社会文化对印度裔优势的塑造外,还有几项“利好”也推动了印度裔在国际舞台上的崭露头角。

第一,是印度人对管理的渴望

首先,在种姓制度的价值观中,管理者属于刹帝利阶层,是高人一等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会对淡泊名利的清高之士赞赏有加,另一方面由于官场是非多、伴君如伴虎,在渴望权力的同时,人们对权力的反噬心存顾忌;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人对于进入管理层的渴望也并不特别强烈,因为社会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对不同工种的劳动者都能给予同样的收入、尊重和社会地位。但印度就不一样了,“劳心”与“劳力”乃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社会阶层,只有前者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社会地位(参见《印度人民三观之下的“八荣八耻”》)。这不仅造成了印度服务业的畸形发展,也使得印度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要跻身管理层,极为热衷报考MBA工商管理学。印度大学生考MBA的热情就跟有段时间咱们中国大学生考雅思考托福差不多——考雅思考托福的人不一定就真会出国,考MBA也不一定真的就去当管理层,但有道是“技多不压身”,当机会真的降临时,拥有MBA文凭的印度裔就是那个“有准备的人”。

第二,印度裔在欧美社会被接受的程度更高。

由于长期的政治博弈,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对俄罗斯、中国在商业上的防范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华裔恐怕很难在欧美大企业获得充分的信任;而印度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政治制度和教育体系都与英国一脉相承,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尽管印度跟俄罗斯关系密切,却依然能够获得美国的信任。首先,英语是印度最主要的官方语言其次,北印度人在人种分类上属于白种人;第三,印度本身是英联邦国家——因此从文化、血缘、政治各方面,欧美社会都会觉得印度裔比华裔、日裔、韩裔要更为亲近。尤其是在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印度裔就跟爱尔兰裔、西班牙裔一样,区别只不过在于先来后到。印度裔无论是当选美国副总统还是英国首相,其违和感都并不会显得特别强烈。

第三,印度本土的恶劣生存发展环境所迫。

印度人会成群结队去海外发展,最重要原因还是国内发展条件不好,那些能够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印度裔,在印度国内则未必能成功。印度本土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于被传统财阀所垄断,印度最知名的企业家、管理者几乎都来自于财阀集团,很少有像张一鸣、刘强东那样白手起家的互联网新贵。财阀集团同时拥有资本和政府关系,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起像Jio公司这样的通讯巨头,将印度国内的那些老牌电信企业打得左支右绌。不妨这样说吧,印度这样的国家,无论创业还是个人发展都缺乏一个公平开放的环境,自然导致了人才大量外流。对有才华有抱负却又无权无势的印度人而言,去海外反而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并且一旦出国就会千方百计扎根留下来,免得回到印度地狱般的环境。

结语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一千万印度人移民到了海外,这些人大部分都属于印度最优秀最富裕的阶层。可说印度培养出来的大量顶尖人才,都给西方发达国家送人头去了,这种人才流失是印度难以言说的痛。尽管移居海外的印度人给印度挣了不少外汇,印度裔当上不少跨国公司的CEO,官居美国副总统、英国首相更是“为国争光”挣足了面子……可印度本土却依然还有许多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

因此不少中国人听闻印度裔担任英国首相的新闻后,颇有些不以为然,有的人认为正因为首相自己是印度裔,所以为了“避嫌”可能反而会对印度不利;也有人觉得这些海外印度裔的成功并不能帮助到印度老百姓……

我觉得吧,只要这些新闻能够增强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那么对印度整个国家就有极大的助益。正如同我们中国人不会去纠结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是否中国籍、这个诺贝尔对中国有没有实际的好处,或者奥运健儿摘金夺银是否会让我们的收入增加;印度人显然也不会在乎那些印度裔成功人士跟印度的联系究竟有多密切。海外印度裔有了出息,其意义在于光宗耀祖,由此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能够实实在在地让印度人民构建起更为牢固的国族认同和更为强烈的文化自信——从长远来讲,这些东西对国家产生的效益远大于单纯的经济利益。

同时,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2022年以来的国际形势对印度更是一片大好,印度在接下去几年应该将会迎来一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一些海外印度裔已然嗅到了回国创业的历史机遇,他们印度海外公民的身份、以及对印度社会潜规则的熟悉将会是个极大的优势。我个人认为今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由于印度社会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弊病,印度的人才会继续往海外流失;另一方面,在印度政府出台的鼓励政策下,在海外积累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的印度裔会纷纷回国开发印度这个大市场,为印度的经济和文化注入大量新鲜血液,实现对印度的反哺。从最近两年印度独角兽企业的爆发式增长来看(目前印度已经有超过100家独角兽企业),这种洄游式的循环似乎已经开始了。印度对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只要其政治环境能够保持稳定,其前途相当可观。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国际形势依然存在着非常多的变量,一切还未可定论;本文从文化和制度上所进行的分析,只是对整体的大趋势做出的可能性判断。

客观来讲,文化和制度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而是需要有其适应的时代和土壤。某种文化制度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优势,未必能在大环境大形势发生变化之后继续保持下去。与此同时,也没有哪一种文化和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在需要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的领域,中国固然不如印度;但要论进行社会改革、集中力量办大事,印度却也是困难重重前路茫茫……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让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输出中心;而印度文化在培养管理人才上的独特优势,则很可能会使得印度成为世界管理人才的输出中心……“世界导师”的口号,或许并不那么荒诞。

这一切只能说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的文化制度有着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优势要保持,劣势要正视;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可妄自尊大——吠陀文明固然源远流长,我们中华文明又何尝不是呢?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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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秩序的根基

赵祯(1010-1063),宋仁宗,北宋第四位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中国历史上的24个王朝,完成全国性统一的王朝有11个,存活过百年的只有6个。

这其中有四个朝代,先不提北宋,西汉、唐、清在统治稳定之后,都有至少一个在位超40年的皇帝:汉武帝,唐玄宗,康熙和乾隆。

其共同特点是:存在感非常强,一提到某王朝,大家会自然而然想到他们;在其治下,王朝走到强悍之巅,称之为名震寰宇也不为过。

北宋同样拥有一位在位超40年的皇帝。您第一时间会想起谁?

是“一根棍棒打下四百军州”的宋太祖赵匡胤,是“烛影斧声、弑兄夺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还是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宗?

都不是。这个人叫赵祯,庙号“宋仁宗”让人“意外”的是,宋仁宗迥异于其他朝代那几位皇帝:他既没有历史上的“存在感”,也没有世人口中的“丰功伟绩”。

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民间闲谈,说到他,都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比较注重休养生息,一个老好人,很有人情味,好像,还有点儿傻……

这不是宋仁宗的悲哀,尽管,他是中国第一个“仁宗”。

事实上,皇帝堆儿里,庙号仁宗的都跟伟大扯不上关系。国人崇拜雄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开疆裂土的强人,是国人心目中最好的皇帝。

提起这些人,很多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那是自己的“带头大哥”,为自己谋得了千般富贵、万世太平。

于是,我们记得几乎所有的“太祖”“太宗”,连发动玄武门之变,同室操戈的李世民,也被赞为千秋“大义”。

 

但是,谁也无法否定,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现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

人文、科技、金融,这三项现代人最重视的软实力,竟然如此钟情宋仁宗,那些光耀千秋的巨擘,全然汇集于他在位的四十年,使那个看起来缺乏大事件的朝代,竟是那么的令人向往!

穿越两千年风烟,想找出一个比仁宗朝更好的时代,恐怕相当难。

被历史选择性埋没的宋仁宗,因何成就了两千年的最高峰?

宽    厚

嘉佑六年(1057年),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愤然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这基本上是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如此“恶毒攻击”他将要效力的皇帝,简直“大逆不道”。考官们自然共同撇嘴。这时,仁宗却发话了:

“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

最终,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举人。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左苏轼,右苏辙

某次,包拯联合其他谏官,合力弹劾三司使张尧佐,指责他平庸无能,言辞十分激烈,并要求罢免他。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依着张贵妃的恩宠任此要职,包拯这么一闹,仁宗感到很难办。

见拗不过包拯等人,仁宗想退一步再说,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放外去当节度使。谁料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词壮声高,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

仁宗也有些动气:“你们这是在声讨张尧佐吗?节度使是个粗官,值得这样争吵吗?”

包拯旁边的谏官唐介立马接着说:“太祖、太宗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节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仁宗气得干瞪眼,外放的事只得作罢。

回到后宫,憋了一肚子怨气的仁宗,把闷火撒在张贵妃头上,他对张贵妃吼道:“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当时同时任命四职)!你哪里知道,现在是包拯当御史呢!”

口含天宪的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狈,千古无有!反过来说,倘使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的千古盛名?

宋仁宗一直在学习唐太宗,唐太宗节俭爱民,宋仁宗就把节俭做到极致。

唐太宗有一个好老婆,宋仁宗就硬着头皮接受了非常讨厌的曹皇后;唐太宗写了《贞观政要》,宋仁宗就写了《洪范政鉴》。

唐太宗擅长飞白,宋仁宗就苦练飞白;唐太宗沉迷丹药,宋仁宗没有。

唐太宗也曾有杀掉魏征的念头“杀此田舍汉”,宋仁宗除了回到后宫对妃子发点牢骚,可是真没动过此念,“台谏之言,岂敢不行”!

如果这还仅仅涉及一些所谓的“面子”,下面这件事似乎触动了“骨子”。

四川一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么?

 

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仁宗却道:“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怎能治罪呢?

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

奠定了大宋朝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人士的基础。仁宗一朝,将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称羡的高度。

并且,不仅是对知识分子。饥荒年间,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道:“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

审   慎

仁宗朝,三冗问题已积重难返,宰相文彦博提出裁兵6万,仁宗犹豫不决—他担心,裁兵一时爽,兵变火葬场,多出来的6万人如何处置?

相比较,明末崇祯帝精简驿站时,一次裁掉8万员工,为朝廷省下大量白银,是不是很英明、很果敢?

但稍具历史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他裁掉的8万员工中,有一位叫做李自成。

宋仁宗反复与文彦博探讨,直到文彦博详细给他列出裁员条例和后续措施,并立下军令状,保证不会发生兵变,仁宗才最终拍板。

何况,宋仁宗清楚,之前王则起义(仁宗朝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就是文彦博轻松平掉的,这是宋仁宗拍板的底气之一。

最终,裁员任务顺利完成。

宋夏战争之初,西夏联辽攻宋,但满腹小算盘的辽国把军队开到宋辽边境,意欲先敲诈一笔。

与此同时,半自治的广西壮族人民不堪交趾国的压迫,希望归顺宋朝以图大宋的庇护。

这本是好事,但此时答应,无异于宣布同交趾为敌。若换成国人所膜拜的秦皇汉武,那肯定就是西夏、辽、交趾三线开战,先打他娘再说。

宋仁宗不敢冒险。他第一时间派富弼去和大辽谈判,自愿被敲诈。

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辽被争取到自己这边,辽主甚至御驾亲征帮助宋朝攻打西夏。

西南这边,暂且放弃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撑不下去,投降了交趾,并帮助交趾攻宋,这就是所谓的侬智高起义。

不过他起义时,宋夏正好打完,仁宗让西军将领狄青去平侬智高,很快顺利解决。三个威胁全部解除。

“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这是宋仁宗常说的话。什么人喜欢战争?想靠战争获利的人,吃饱了没事干的人。

在宋仁宗眼里,战争是什么?“将以利物,不以害物;将以救之,非以危之。”

战争是为了拯救,而不是为了带来灾难,“总而言之,帝王兴师,必本仁义。”

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想法,实属可贵,但有多少人会认为他了不起?“岁币”一直被视为宋仁宗妥协大辽的屈辱。

但是,假如宋仁宗宁愿背负屈辱也要践行他的理念,这样的人古今有多少?民间有俗语,爷们汉唐娘们宋,意即大宋阉割了民族的血性。

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国家主义者在歌颂开疆拓土、虽远必诛的秦皇汉武,仍有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在赞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

然而,如果所谓的血性,就是让更多老百姓成为无谓的炮灰,究竟有多少人会力挺这种血性呢?

 

克  制

某日早朝,一大臣发现仁宗脸色难看,问何故。仁宗道:我不太舒服。

大臣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是昨晚贪图美色用力过猛了,就婉劝皇上别那么玩命。

仁宗哈哈一笑:哪有此事!我是昨晚饿的。本来想吃口烧羊肉,但没现成的,就忍了一宿。

大臣们众口一词:何不传御膳房?

仁宗道:唉,我当时考虑,老祖宗的法度中,也没有夜供烧羊的先例啊!

要是开了这个头,后世子孙就有可能一辈一辈传下去,这今后不知夜里要杀多少只羊啊!还是拉倒吧!

不要以为仁宗真的简单是因为“祖制”而节欲。仁宗清楚,放纵自己的欲望,便意味着朝廷权力的扩张,同时意味着民间权利的退缩与失守。

某日深夜,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之声,问何处在作乐?宫人说:这是民间那些酒楼在玩耍。

仁宗哦了一声不再过问,宫人却忍不住接着道:庶民都如此快活,咱这皇宫却如此冷落,这哪成啊!

这时,宋仁宗说出一句如此牛逼的话:正因为咱这里冷落,他们才有了这种快活;我要是想那么快活,冷落的就是他们了!

仁宗有一些妃嫔,服侍多年一直未晋升,提出升名位,仁宗说:“无此先例,恐行不通。再说我答应了,朝廷恐怕也通不过。”

众妃嫔都不信:“皇上所言即为圣旨,谁敢违抗圣旨呢?”仁宗笑道:“你们不信?好吧,我现在就为你们写一道圣旨。”结果,朝廷中枢果真否决了圣旨。

不久,又有妃嫔要求给她们晋升封官,仁宗这次不废话,取来彩笺,上书某人某官,众妃嫔称谢而去。

发薪时,她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加薪,管理部门却不认这个帐,将御书全部退回。

妃嫔们来告御状,看到仁宗“为难”的样子,当着仁宗面撕了御书,边撕边说:“原来这个真不管用的。”

事实上,历代帝王揽权,常用方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手诏。

仁宗并非没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他性子软,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

“雷人”之处在于,仁宗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总是事先给宰相打好招呼:

凡我所下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

王权大不过制度。做不到不私发手诏,却明言其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要亲审一起案件,被法官们断然拒绝。

詹姆士大怒:我是国王,和你们一样具有理性,由我进行审判是合理的。大法官柯克反驳道: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

詹姆士更加生气:你们还要不要国王的领导了? 大法官答: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08年,对应大明万历36年。但是,让我们看看比詹姆士一世要早500多年的宋仁宗。

宋仁宗也曾要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当时的风俗是,“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准备直接给近臣判罪。

“近臣”为皇帝身边的内侍,属于皇室家奴,以家法私自处置理论上并无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

王贽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

假如“一切出于圣断”,难免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差异裁决,闹出笑话。况且,君主当法官,叫专业法官往哪里摆?因此,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宋仁宗是怎么回应的?“许之”

两个故事相似,但结局大不同。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祈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

随后被免职。宋仁宗却最终采纳了王贽的意见。很显然,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

宋仁宗时期画作

晚清的立宪派一直想说服清廷“虚君立宪”,终究失败,如果将满清转换成宋仁宗时代,“虚君立宪”的转型,又将是一副何等气象?

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实事求是地说,宋仁宗的确谈不上雄才大略,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根本算不得杰出。

但他节俭、谨慎、宽容,他有私德、不折腾,仁宗时期的中国或许不是“大国”,彼时的宋朝人却最接近“大国公民”的表征,这,也许才是文明的真正内涵。

然而,我们不得不抛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一个皇帝,为何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被大书特书?更加遗憾的是,为何这种更符合人性的国家治理方式,没有流传到后世?

事实上,大多数朝代创建之初,基本上都是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当国力渐渐恢复,基于专制统治的独占性本质,皇权与无为而治思想无法兼容,朝代之初的治理理念必然被碾压。

因此,历史上数百位皇帝中,也仅仅有汉文帝、宋仁宗等极少数几位将这种道家思想贯彻到底。

同理,尽管在宋朝这样一个拥有宽松环境的时代,宋仁宗的出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传统制度的“人治”本质,必然导致再好的治理模式也将无法常继。

这种“无为而治”思想,就这样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着微弱的火花,但恰恰是这微弱的火花,与保守主义思想提倡的消极政治观不谋而合。

实际上作为现代文明中不可或缺的思想——“保守主义”,除了宽容、克制等观点,它更反对激进,反对盲目折腾、尊重人性、尊重个人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防范权力带来的危害。。。。与其说它是一种思想,不如说它是一种智慧。

从五·四运动到60、70年代,我们经历了激进带来的灾难,却一直与保守主义擦肩而过。到了今天,保守主义的处境依然艰难,经常被许多人误解成固执、不思进取、冥顽不灵,阻挠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顽固派。

但,幸运的是“保守主义已在中国登场。这一时刻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思想决定未来,我们每个人可以了解保守主义思想,有可能就改变我们每个人的走向,包括这个国家的走向。在此特推荐:“保守主义经典译丛”,这是一套经典的保守主义作品,作者包括柏克、柯克、托克维尔等保守主义思想大家,带领我们深入、细微地了解保守主义的深刻内涵。

创造历史!华裔女子黄柳霜即将登上2022年25美分硬币! A面华盛顿 B面黄柳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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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华裔人物早餐会    (转载)

美国铸币局公布了五位美国女性先驱的完整名单,从Maya Angelon到黄柳霜,这些女性先锋今年起将出现在美国25美分硬币上,她们将成为“美国女性铸币计划”的首轮展现面孔,黄柳霜Anna May Wong是目前入选该计划的唯一一位华裔,同时也是首位被刻上美国硬币的华人女性。

今年起,华人黄柳霜将和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总统并列在25美分硬币上,开创历史。
一个变卖全部家当,支持中国抗战的传奇女性之珍贵历史影像,从误解到理解,需要近百年的时间来佐证。

01

华裔登上美元第一人

据华裔人物早餐会了解,今年起,上述5位杰出女性的头像将首先出现在美国25美分硬币的背面,(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将继续保留在硬币正面。)这些女性曾被他们从事的职业拒之门外,也曾经被误解,歪曲,但她们的优秀,坚韧,让他们成为那个职业的代表,个中故事虽有辛酸和波折,但不妨碍她们波澜壮阔,开拓进取的人生讲述,在这其中,一个华人的故事更显得弥足珍贵,成为我们缅怀的前辈。“美国女性铸币系列”是从2022年至2025年发行的一套25美分的硬币系列,以纪念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生效一百周年。该系列硬币的正面为美国国父兼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头像,硬币背面将纪念一名杰出美国女性。被表彰的女性需在选举权、民权、废奴、政府、人文、科学、太空、艺术等领域中对美国作出卓越贡献,并来自不同的种族和地域背景。黄柳霜是唯一中的唯一。

 

她背负争议,行走于东西方的无间道上,她出演过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双色胶片电影,但是在100年前那个保守时代,父母曾反对说,每拍一部电影,就会掉一次魂儿,她突破政治、种族和性别的藩篱,在排华风潮及国人质疑声中成为引人瞩目的国际明星,在群星闪耀的影史黄金时代留下一道别致的东方魅影。

 

她去世后,好莱坞的华人女演员有一段时期的空白,随后才有了卢燕、陈冲等。即使在今天,能晋身好莱坞担纲的华裔演员仍是屈指可数。但在电影才发明了十几年时,黄柳霜却敢冲破桎梏投身好莱坞,大胆前卫。她也是无声电影时代好莱坞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华裔女星。有关她生平的两部纪录片和英文传记也相继问世。她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果敢和坚强的品质,成为开天辟地的好莱坞华裔女星。

美国历史学教授格理汉·何杰说:“如今,再找不到一位华裔女星的成就,足可与黄柳霜媲美。”

02

黄柳霜是谁?

她是首位美国好莱坞的华裔明星,是侨居外国华人中最早的小明星。1919年仅14岁的黄柳霜就在美国好莱坞电影《红灯笼》一片里登上银幕。1921年,参演的美国电影《人生》上映,她在片中饰演男演员Lon Chaney, Sr.的妻子;1922年,出演美国电影《海逝》。1924年她在美国大明星范朋克主演的《巴格达窃贼》中扮演蒙古女孩而出名,该影片在中国上映后,她的名字遂为国人所知。

1929年黄柳霜离开好莱坞,在德国与英国合拍的《歌曲》片中饰演主角,由于能歌善舞,加上精湛的演技,遂在欧洲走红。随后她漫游欧陆数载,又频繁来往于好莱坞与欧洲,拍摄了《应卡迪利大街》、《爱情的火焰》、《中华儿女》等片。1932年她返好莱坞加入派拉蒙公司主演了《龙女》一片,在国内声誉大振。

在西方公众眼中,黄柳霜是一位跨时代的传奇华裔女性,她从默片时代崛起,经历了好莱坞电影的黄金时代,是许多人心目中“20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裔影星”,完美地展现了“中国女性之美”。

很多人不知的是,三十年代,她也曾经毅然回到祖国,变卖自己珠宝家当,全然支持抗战,一个弱女子,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罕见。

鉴于黄柳霜作为首位闯荡好莱坞并且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名的华裔女演员,她还与朵乐丝·德里奥、多萝西·丹德里奇、梅·韦斯特及玛丽莲·梦露成为“好莱坞银铸四淑女眺望台”的雕像人物。

 

从百度到维基百科这样介绍她:黄柳霜(1905年1月3日 – 1961年2月3日),职业姓名为安娜·梅·王,是一名美国女演员,也被认为是第一位华裔好莱坞电影明星,第一位获得国际名声的华裔女演员。她的职业生涯横跨无声电影、有声电影、电视、舞台表演和广播。可以说,她实际上是第一个红遍好莱坞的华人女星。

黄柳霜祖籍广东台山,是移民美国的第三代华人,其家族赴美的第一代是黄柳霜的祖父,是最早一代到美国加州淘金的华工。黄柳霜的父亲黄善兴,当时在洛杉矶唐人街附近开了一家名叫山姆·基的洗衣店维持生计。母亲则主要帮助父亲照顾家人。

据相关资料介绍,黄柳霜家里兄弟姐妹八人,她排行老二,黄柳霜由于喜爱表演,很早进入片场,成名后仍与家人住在一起,八兄弟姐妹除了她以外,其他七人都受过较好的高等教育,而她则负担了手足的教育费用。

 

1929年,主演英国电影《唐人街繁华梦》;凭借在该剧中的演出,获邀出席英国王室宴会;

 

1932年,与玛琳·黛德丽合作主演美国电影《上海快车》,该影片在美国取得了370万美元的首映票房;

 

1936年,首次抵达中国开启为期九个月的寻根之旅,并拍摄纪录片;
1951年,主演美国电视剧《柳霜夫人的画廊》,她在剧中以本名出演;
1937年,主演电影《上海女儿(Daughter of Shanghai)》
黄柳霜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在有一颗星星的华人女演员大名在刻,黄柳霜(Anna May Wong)无疑是第一个,1960年,作为首位华人在美国好莱坞星光大道留星;除此以外还有李小龙、成龙、陆锡麟、刘玉玲,那是后话了。

 

1961年2月2日56岁的黄柳霜在公寓因心脏病发作病逝,死后被安葬在母亲的墓旁,墓碑上无任何表明她身份和人生轨迹的文字。这位风华绝代的华裔女明星,这位曾经惊艳西方世界的东方美女,就这样消失在时代了浪潮中。

 

2020年,谷歌的首页换成了她的经典形象,以此纪念这位华人女性,这位开拓者。
无论100年前民国时期的《良友》《北洋画报》,还是同时期的欧美画刊,令人感慨的发现,黄柳霜无疑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封面人物。

客观讲,她是民国时期成就最大的女演员,二十世纪时尚界的风向标杆,传统华人的家庭教育,塑造了她骨子里也是一个身怀家国情怀的奇女子。

但在中国,她却备受冷遇和排挤,甚至去世后仍长期遭到误解。1942年,作为蒋介石特使的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受到了整个美国的欢迎。按照行程,接下来她要参加一个由好莱坞组织的明星茶话会,但宋美龄却特意托人转告主办方,点名不希望黄柳霜出现在现场。

 

03

人生故事再检索

1905年1月3日,洛杉矶唐人街,一户开洗衣店的贫穷家庭迎来了一个女儿,她就是黄柳霜。

幼年时黄柳霜被母亲抱在怀里

黄柳霜的父亲有两房夫人,生了8个孩子,黄柳霜排名第二。父亲是个思想传统的华人,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去读书,黄柳霜小学的那段时间,是好莱坞电影方兴未艾之时,看电影成了时髦。九岁时,黄柳霜收到了洗衣店一位慷慨顾客的小费,于是她拿着小费去看了人生的第一场电影。

从那时起萌生的明星梦,改变了她的一生。

电影镜头五彩斑斓的鲜丽故事,成为年少的黄柳霜内心最向往的世界,她最喜欢做的事除了看电影,就是独自排练电影里的桥段,经常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甚至嚎啕大哭。

当时在默片时代的好莱坞,常常拿挖苦东方人或丑化华人的故事作为拍片的题材,因而也时常到唐人街出外景,就地取材招用华裔做临时演员。

年少的黄柳霜没事就跑去看热闹,在片场工作人员面前混了个脸熟。终于在她14岁那年,有了首次上镜的机会,在一部名叫《红灯笼》的影片中饰演一个无名的小角色。从此便在1919年,踏入星光之路。比起后来闯荡好莱坞的刘玉玲,黄柳霜的长相其实更符合大众审美。她的脸庞丰满圆润,眼神闪烁灵动,好莱坞很快看上了她,称她为漂亮的“中国娃娃”。1921年,当时还在洛杉矶念书的黄柳霜决心为了梦想放弃学业,专心做一名演员。年仅16岁,她就在电影《人生》中饰演女主角,与当时的好莱坞大牌男演员 Lon Chaney Srt 合作。

17岁的黄柳霜迎来了好莱坞首部彩色电影《海逝》,也是世界上首部彩色默片。
《海逝》里黄柳霜真情入戏的表演,为她迎来了好莱坞的认可。

在这部影片中,她饰演了一位名叫莲花的少女,她与一位白人男子相爱并生下一子,不想惨遭抛弃,最后只能无奈跳海自尽。

默片《海逝》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双色胶片电影,由于胶片损毁直到1985年修复,才得以重见天日。

黄柳霜生动细腻的表演让这部影片大获成功,接下来片约不断。但很快她发现,自己出演的角色开始趋同,那些悲惨低贱的角色命运,和好莱坞眼中华人女性的刻板形象如出一辙。

1924年,黄柳霜在《巴格达窃贼》中出演一位香艳的蒙古女奴,震惊四座。

直垂眉心的厚重刘海,一对黑亮的单眼皮大眼睛,入鬓细眉、艳丽红唇,还有一条毒蛇舔舐着她的大腿,这样充满异域风情的性感形象令观众过目难忘,这部影片也由此成为当年好莱坞最卖座的风韵片之一。
然而,那个性感魅惑的蒙古女奴就像是一个序曲,让黄柳霜再难逃离这样的人物设定。在当时种族歧视氛围严重的美国社会,她只能扮演受人轻视的苦命妓女、邪恶化身的龙女,大多数时候,这些妖艳邪恶、低贱卑微的女性角色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唯唯诺诺地屈从于命运和男人的淫威。

这种片面理解东方的的表演,让一些华人们对她集体反感,在那个年代,就连她的家人都公开表示:她每拍一部电影,就会掉一次魂儿。黄的父亲认为当时华人地位这么低,没钱又没背景,根本不可能出头,可黄柳霜不听老爸的,书不肯读,家里给她安排相亲也不去,她就是一心想拍电影。为此,她跟家里关系闹得很僵,这也成了她一辈子的心结。

1928年,黄柳霜厌倦了总是在影片中担任千篇一律的同角色,不愿再为华人女性形象蒙上黑纱,她决心离开好莱坞,去欧洲闯荡。

离开好莱坞,她先是在德国以主角身份出演影片《歌》(Song),从英国到荷兰、从西班牙到意大利、从匈牙利到罗马尼亚等,各国媒体不厌其烦地用大篇幅报道她。

黄柳霜的写真集刊登在法国发行全球的《名利场》杂志

1929年,她主演的《唐人街繁华梦》继续轰动世界,堪称默片时代英国电影经典之一。

短直发、高颊骨、红嘴唇,她的形象一度被视为东方情调的现代女性代表,妆发技巧也被英国少女们争相模仿。

接下来,她又陆续主演了《爱比刀更利》、《爱之火》等有声电影,同时录了法语、英语、德语三个版本的台词。

在欧洲广受好评的黄柳霜再度进入了美国派拉蒙影业的视线,这趟歌舞升平的欧洲之旅也使得她在美国的地位有所提升,之后她参加了百老汇舞台剧《On the Spot》的演出,颇受好评。

《纽约时报》称她为“不可思议的纯情玉女”

每次登台未启幕之前,她都会说几句声明:“无论我扮演的角色怎样,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全体,希望各位在座不要误会。”

随后,黄柳霜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然而,黄柳霜的如日中天,在当时并不代表她被好莱坞纳入完全主流。

她很早就看中了赛珍珠写的诺贝尔文学奖巨著《大地》,希望饰演里面的中国农民妇女阿兰,这是第一次在大荧幕中展现中国人的正面形象,因此她费尽心思、百般争取,可结果,米高梅公司选择了一位白人演员出演。拒绝她的理由是:“你太「东方」了。”

德国女演员露易丝·雷娜凭借在《大地》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第十届奥斯卡影后。如果历史有假设,是不是黄柳霜已经为华人创造了奥斯卡影后的奇迹?

在好莱坞保守排挤和歧视,心灰意冷的她决定回到中国寻根。她说:“虽然像父母一样在美国出生,但是我却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

然而,当她乘坐的邮轮穿过太平洋时,国内的批评和非议已经如尖刀利刃般涌来。因为她饰演的角色衣着大胆暴露、扮演角色的身份低贱,在当时的中国被贴上了“辱华”的标签,“给中国抹黑的傀儡”。

《大公报》甚至批判她:羞为华人并且专辱华人的黄柳霜,因为惯演作践华人的片子,亦出了名。

黄柳霜无奈地解释说:“那些角色即使我不演,也会有别的白人来演,与其让他们演,还不如我演,那只是一个戏剧。” 而我会失去仅有的那一点‘中国人演中国人’的机会,反而更没有机会维护华人起码的形象”

她个人的世界里,实际上一直不断试图扭转外界对于东方形象的误解,然而她只身闯荡好莱坞,所能做到的实属杯水车薪。1924年,她曾经筹集了40万美金,交给投资人,去投资一系列展示“中国传奇”的电影。可是投资人转手将这些钱投入进股市,电影计划随之泡汤。

这个东方美人的背后,深藏者无奈的家国情怀。无人知晓的时代环境。但是,她的勇气和果敢,她传递的东方气质,时至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近100年前,她已经收获“最美丽的中国女孩”“全球最佳着装女性”“20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裔影星”等称号,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范冰冰李冰冰的时尚造型。
1980年创立的国际彩妆品牌安娜苏Anna Sui,几年前的时装秀淘T台上,灵感也来源于黄柳霜100年前的造型。

04

回到祖国支持抗战

黄柳霜对祖国怀有极深的感情,抗战爆发后,她不仅积极投身拍摄反法西斯电影,而且到处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她除了主持参加义演外,还公开拍卖自己的珠宝、首饰、服装,将钱款全部汇往国内。她的义举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著名老报人张恨水、戈公振及邹韬奋等,多次撰文赞扬她的爱国之举。

回到上海,外滩留影

1936年,作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三代,她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虽然来自各界的批判声很多,但她还是受到了影后胡蝶、京剧大师梅兰芳等社会名流的热烈欢迎。她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写道:“虽然中国对我来讲是个陌生的国度。不过,我终于回家了。”

这趟寻根之旅,也让她深深爱上了中国,她穿起地道的中国旗袍,举止端庄优雅,无时无刻不展露着迷人的东方风情。

抗日争爆发之后,她在美国多地发起抗日演讲,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并将自己在中国选购的众多珠宝首饰拿出来义卖,所得义款一分不留,于1939年汇回中国支持抗战。

在整个抗战期间,她淡出演艺圈,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留给了支持抗战,并积极投身拍摄反法西斯电影。

1937年,黄柳霜参与拍摄了《上海女儿》,在剧中出演了一位有智有谋的女英雄。随后的1942年,她又连续主演了《重庆来的夫人》、《轰炸缅甸》两部抗战片,分别饰演领导人和情报人员。

她努力维护中国人的形象,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塑造成一个真正、善良、胸怀宽广的华人女性。
和胞妹在一起

05

命运多舛

黄柳霜在事业和生活上不断的努力,并没能获得外界的认可,伴随的是误解,偏见。父母秉承着“好女不唱戏”的古板思想,并不能理解她的选择。而在情感上,同样没有一个愿意爱她、接纳她的人出现她的初恋对象是电影制片人米奇·尼兰,但对方却以“加州法律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为借口弃她而去。她也想过嫁给在美国定居的华人,但他们大多介意黄柳霜的演员身份,不敢把这样招摇的女子娶回家。

她在荧屏中诠释过许多爱情,却终其一生也没能找到幸福的归宿。她无奈:“中国男人嫌我是戏子,白人又不能与华人通婚。

1950年之后,事业的冷遇和感情生活的不顺让黄柳霜心情抑郁,不断酗酒。然而,烟酒伤害了她的健康,也损毁了她的容貌,早些年投资的房地产,成为她晚年孤独生活的唯一保障。

1960年,55岁的黄柳霜出演了最后一部彩色电影《黑色肖像》

次年2月2日,她因心脏病发作意外在家中病逝,和新年的烟火一同逝去,如同她短暂而闪耀的一生,绽放时风华绝代、惊艳世界;消逝时寂寂无声,淹没在时代的浪潮中。

她去世后被安葬在母亲的墓旁,偎依在母亲身边,墓碑上除了名字外没有任何表明她身份和人生轨迹的文字。

从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的一代传奇,作为一个生于美国、活于美国、演于美国的新女性,黄柳霜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来自族裔同胞的误解和东西方不同文化环境的排斥。

作为第一个勇闯好莱坞的华裔女性,她的出现,开启了美国亚裔演员短暂的黄金时代。

然而,站在美国排华风潮的风口浪尖,她只身面对着社会体制和普通民众的重重敌意,深切渴望回归自己的祖国,却难进难退,抱憾离世。

当我们再次凝望她的人生故事,从一个出身卑微的洗衣工女儿蜕变为好莱坞传奇,批评她“辱华”,似乎并不客观。

可能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100年前这样一位传奇的中国美人如何用独特的东方情调轰动好莱坞,以及这份美丽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助的抗争和背水一战的执着。

美丽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助的抗争和背水一战的执着。
几十年来,类似黄柳霜的个人传记介绍,中英版本已经再版多次。

只能说,在这悲剧性的一生中,她已然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记得中国有位政治人物说过一句颇为著名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华裔人物早餐会,致敬每一个认真执着的华人,当我们透过时代的偏见,在拥有独立价值观的基础上,跨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藩篱,不经意间豁然发现,很多委婉美丽,动听悦耳的人生乐章就在耳边,看你怎么发现,怎么看待,怎么理解,人生不易,发现美丽。100年后,让我们尊敬并记住黄柳霜。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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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4. 留美科学家归国后的命运

留学生回国后,一般被安排到科学院、高等院校,极个别被安排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或者工厂。这批人有的有所作为,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

4.1 “十二年规划” 和 “两弹一星”

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制定 “十二年规划” 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规划中提出四大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参与计算机规划的有华罗庚;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马大猷和罗沛霖;参与半导体规划的有王守武;参与自动化规划的有钱伟长、罗沛霖、疏松桂。

四大紧急任务除了做规划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若干跟四大紧急任务有关的研究所,包括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机所和自动化所。”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守武] 各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系,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计算技术系。一批学数学的高年级的学生被调往计算技术系。除了北大高年级学生外,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共抽出30人集中训练、集中学习,发给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这批学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计算机的大学生。

“两弹一星”实际上是在十二年规划的前一年(1955年)启动的,在十二年规划中也将原子弹和导弹作为两项保密的紧急措施被列入规划。

当时原子弹的研究处在高度保密过程中,科学家参与此事大部分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北大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工程物理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科学家进入原子弹研制的核心部门是由于苏联撕毁协议、停止了对原子弹研制的支持才开始的。1960年,当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的科学家才有机会更深入的参与此事,当时二机部拟定了一个由中央组织部批准的105人名单。许多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的。

1960年疏松桂从中科院调到二机部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我去二机部工作是中央点名的。当时挑选了105个人,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但是留学回来的并不多。陈能宽、邓稼先、朱光亚等人,在这105个人中,他们是留学回来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不在这105人名单中,他们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学院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人。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包括四个部门,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理论部主任是邓稼先,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搞爆轰试验的,属于物理性质的;设计部主任是龙文光,主要负责整体设计、结构设计;设计部后来分为两个部分,疏松桂主要负责自动引爆控制系统,担任自动控制室主任。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疏松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 “两弹一星”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

邓稼先 屠守锷 钱学森 郭永怀 杨嘉墀 陈能宽 吴自良 任新民 朱光亚 王希季
留美归国且获得“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科学家

4.2 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留美归国的科学家虽然认为这些运动纯粹是在耽误时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运动的无情压力正在加剧。

沈善炯曾在美国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回国前,他就知道国内已经开始批判遗传学的孟德尔学派,只能搞李森科的遗传学,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国农业大学由于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转到美国。所以他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时绝口不谈遗传学。他暗暗想,回国后只搞生物化学,不搞遗传学。[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42-56页] 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科学家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思想改造?什么是学术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 “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他们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19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因为刚刚回国,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当然有极个别人挨整了。陈荣悌说:“思想改造期间,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点神经不正常。”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刘珺珺采访陈荣悌]

徐璋本(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徐璋本时所摄,1988年)

徐璋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成右派。王明贞说,“徐璋本也是右派。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个大的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因为都是我们教研组的人。当时徐璋本要组成一个党,自己起名叫劳动党,还动员我们参加这个党。……徐璋本又贴小字报,争取会员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他被抓起来了。”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后来,徐璋本被投入监狱,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1979年才出狱。

申葆诚兄弟姐妹四个,有三个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内。申葆诚说:“那时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没有告诉我。其实他们告诉我了,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时根本不知道反右运动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还以为是普通的运动。看到他们戴着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小心处事。”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注: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

申葆诚和他在文革期间揪斗时胸前挂的牌子

1957年反右运动,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晋见毛泽东,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让他去中央书记处谈。邓小平是总书记,主管反右斗争。张劲夫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张劲夫找到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余志华主编 2009,117-118页]

4.3 文革浩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 “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 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的。[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257页] 1976年5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杀的。[王友琴 2004,119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王友琴 2004,94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

周华章 董铁宝 林鸿荪 程世祜 陈天池 萧光琰 陈绍澧
文革中自杀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

文革期间被正式关进监狱的科学家也很多。我们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来清理被关押科学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谢毓章、高联佩夫妇、王明贞夫妇、王振通夫妇都被正式关进监狱了。1968年谢毓章被抓进监狱,蹲了四年,1972年获释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谢毓章]。1968年1月,高联佩和许健生被抓进牛棚,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零四个月后才获释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327-330页]。1968年3月,王明贞和俞启忠被拘捕。王明贞被关了五年,1973年11月获释。俞启忠被关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释放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89-94页]。清华大学的王振通也进监狱了,被关了三年多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补充

1950年代早期回国的严东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是上海陶瓷界的第一权威,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0年回国时工资254元。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工资停发,一个月只发15块钱生活费。平反后,一次补发工资七千余元,加上家庭存款,交了一万元党费。(由此可算出至少停发工资30个月。还好他是在科学院系统,要是在大学里遭遇更惨。)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1958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周建人批判文章。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 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与化学,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

1957年9月,姚桐斌博士和夫人从英国回国,1968年6月8日,从国外归来的姚桐斌就被批判和批斗。据其夫人彭洁清回忆,1968年6月8日,是个星期六,她急急忙忙离开学校回家。当她刚上楼,家门就打开了,保姆告诉她一个噩耗:姚桐斌被打死了。她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将她拉进了家门,并哭成了一团。

这时她看到姚桐斌“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此惨烈的场景,让她肝胆欲裂。

原来,当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姚桐斌家,先是打了他一顿耳光,接着将他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进行毒打。“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姚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嚎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这群暴徒并未甘休,继续将其拖到他们的 “总部”。待他们发现人已不行,又赶快送回了其家楼前的人行道上。

姚桐斌的邻居和保姆赶快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却被拒绝医治。邻居和保姆只得将其抬回了家。由于他头部几处受重伤,最终惨死在家中,时年46岁。据悉,操纵这起恶性事件的当权派们并未受到追究。

1969年2月3日,被批斗为 “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 的熊庆来,白天还在写 “检讨”,其中有“鞠躬尽瘁”四个字,夜晚,随着一声喊叫,他在家里去世了。华罗庚在八宝山见到熊庆来遗体时,失声痛哭。

蔡恒胜和柳怀祖是在中关村特级专家楼里长大的第二代,蔡永胜的父亲是昆虫学家、教育家蔡邦华,柳怀祖的父亲是物理化学家柳大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住进了中关村。2008年,两人组织特楼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写回忆文章,出版了怀念父辈的书《中关村回忆》。

“文革”中,中关村特级专家楼被认为是特权,成为重灾区,中关村的福利楼上贴着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中,邓稼先及其家人同样没能避免厄运。邓稼先的夫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许鹿希,先是被打成彭真、刘仁“黑市委”的“黑帮分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几乎崩溃。当时邓稼先不见妻子回家,就到北京医学院寻找。当他看到妻子被批斗后的惨景,心都快碎了。

其后,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1971年,文革狂风侵袭九院,邓稼先、于敏、赵九章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许鹿希说,那时 “四人帮” 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当时有个口号: “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其后,因杨振宁从美国来访,中共将邓稼先放回了北京。- 周陆军

蔡恒胜写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我家楼上的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 ,“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1968年,半年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失去了三位留学归来的学者。1968年10月23日,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在造反派的批斗中,50岁的结构力学家程世祜自尽身亡;12月5日,郭永怀在从清海试验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享年59岁;12月15日,流体力学家林鸿荪漂浮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的小湖湖面上,年仅43岁。

统计资料显示,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中有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审查,全院迫害至死科技人员达229位。蔡恒胜写道:“他们的遭遇都被记录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哀痛的笔下”,在《竺可桢日记》里记录的受迫害者有: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第周……

在国内没有宽松的、自由的生活环境,但是真正说后悔的人很少。在我采访的这些人中,只有谢毓章说回国后很后悔。而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王作跃和我一样,认为参加“两弹一星”的人在这批回来的人中发挥的作用较大。这批人确实不后悔,因为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有展示自己的舞台。比如朱光亚就不后悔,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回国的科学家是否后悔,跟访谈的时间有关系。如果是文革时期去采访,他们出过国,使得子女不能上大学,家庭受到了伤害,他们肯定会后悔。因为那些科学家非常看重对子女的教育。然而,当他们后来被评为院士,或者生活条件变好了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采访,他们的思想可能会产生改变。

实际上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第二点也是很明显的:凡是涉及到“两弹一星”的学科,如直接的核物理,间接的燃料、材料等等,这方面的归国学者在大跃进/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明显比其他学科要小得多,而且最后能够“青史留名”的概率也大得多。(只是说整体情况,看个体的话,比如姚桐斌在参加“两弹一星”工作后仍然被迫害致死)- 王德禄

4.4尾声

改革开放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除了作为一般知识分子经历了面上的落实政策外,还另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大约28位1954-1955年回国的科学家联合专门给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为他们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长方毅召集这批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方毅在会上讲话,说他是受邓小平的委托来开这个座谈会的,对这批科学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说,不仅要为他们平反,还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87-88页]。

与会者在会上讲述了文革期间董铁宝、周寿宪、程世祜等人自杀的悲惨经历。中科院化学所的张斌由于带手铐,手都被磨破了。当她说到自己的经历时,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会场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诉苦申冤的会议。

1979年之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的时间较少,更多的时间呆在国外。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严东生就是发挥“余热”的模范之一。

这批留美归国科学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的,拥有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

严东生有一儿一女都是在国内出生,女儿在上海交大工作,儿子据说在国外工作。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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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3.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二波归国高潮

1953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被禁止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总理周恩来,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信。这些努力终于使中美日内瓦谈判议程上增加了扣留中国留学生事宜。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关于留学生的谈判使美国政府解除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又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回国。

3.1留美科学家争取回国自由

在日内瓦谈判之前,他们已经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 炒得沸沸洋洋。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治压力逐渐减小。中国留学生又可以聚会在一起,他们开始给各方人士写信。

那些准备回国的留学生尽管受到了阻碍,但是他们回国的心情日益迫切。他们决定给国内写信,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有一次,李恒德在费城邀请了二十多位来自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的朋友。他们共同起草了给周总理的信。1953年5月3日,李恒德、周寿宪等15人在信上签名。据说,这是递交到中国政府手里的最早的一封签名信。1953年12月21日,李恒德等留学生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费城、波士顿和芝加哥三地的15人参与了签名。

中国留学生为了将美国扣留他们的事情公开化,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撤销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第一封公开信是梁晓天执笔的,1954年3月份开始起草。1954年8月5日,他们征集了26人签名。并把公开信发给总统、48个州的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艾森豪威尔在此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但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艾森豪威尔由于准备不足,说话吞吞吐吐,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为了进一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1954年9月2日,美国中西部的中国留学生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封信是王祖耆带头起草的,有9人参与了签名。

1954年11月,中国留学生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出了公开信,张兴钤、张斌、陈荣耀、周坚、虞俊等30人在信上签名。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进一步公开化。

此外,中国留美学生曾向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寻求帮助,也向美国朋友寻求帮助。虞俊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他自己已经被怀疑是共产党了,不方便替中国留美学生讲话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48-63页]。

1954年8月,致美国总统公开信发表以后,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其中《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中国留学生进行采访,并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学生因美国政府禁令不能回国的报道,张兴钤与师昌绪、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传遍全世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7-258页]。

3.2日内瓦谈判

1954年3月梅祖彦到了巴黎。不久,他去了中国驻瑞士的大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中国官员,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5月,代表团又请他和柴俊吉去了一趟瑞士,向他们询问了很多美国方面的事情。梅祖彦和柴俊吉是日内瓦谈判时仅有的两位到瑞士与中国代表团见面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提供的信息对中国代表团的谈判十分有用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日内瓦谈判会议上释放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成为主要议题。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提出中方应该允许被扣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包含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从中国自由离境。中国提出美国应该允许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离境。

1954年6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约翰逊进行了第一次接触。6月10日,他们进行第二次谈判,中美双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数目一事达成共识,中方提出有5000人滞留在美国,但美国人对这一数字不予认可。美方只承认申请回国而不予批准的120人。

1954年6月21日,约翰逊和王炳南会谈。当时约翰逊把15位根据美国法律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的名单交给了王炳南。当王炳南提出要120人的名单时,约翰逊拒绝了。约翰逊说只要批准了,就会把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国政府。

后来,美国移民局通过调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国留学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决定给他们发放离境许可证,分批批准,每批10-15人。美国政府表示,会将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供给中国政府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64-83页]。

梁晓天说:“……美国报纸宣布放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从我收到的一封信中得知我是其中之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2页] 梁晓天实际上是第一批被批准的10人之一。在这10人中,参加留美科协并积极要求回国的除了梁晓天之外,还有宋振玉、范新弼。这10人中除了他们三人,其他的人没有被提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6页]。

李恒德曾这样回忆:“1954年的7、8月份,美国放了10个人,10月份又放了22个人,这其中有我。” [李恒德口述、王文乐整理, 神州学人,2009年8月14日] 10月份被批准的22人中还有汪闻韶、蒋士騛、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管士宾等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刘有成也回忆说:“我们同一批由美国回国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汪闻韶和李恒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3页] 这22人的名单不全,也可能有人被批准了,但是没有回国。

第三批被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是1955年4月宣布的,共76人,师昌绪就是那一批被允许回国的。师昌绪说:“之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共有76个人,包括我。他们通知了个人,这些允许回国人员的数目在报纸上刊登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有76个人。他们4月宣布的名单,我6月份就离开了美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命令。陈荣耀回忆说,他是1955年4月禁令解除后,第一批回国的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但是,钱学森仍然处于被软禁状态。他专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写了求救信,通过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寄给陈叔通。他在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深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凄凄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 钱学森的信很快转到周恩来的手中。在日内瓦谈判中,王炳南出示了钱学森的信。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宣布释放美国12名飞行员。同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妻子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张纯如著 1996,315页]。

3.3 禁令解除之后

1954年10月,梁晓天、宋振玉、范新弼3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美国驶往九龙的海轮回到国内。这是日内瓦谈判开始后,第一次坐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中国留学生的第二波回国高潮拉开了帷幕。

1954年11月29日, 从美国驶往香港的 “威尔逊总统号” 成为解禁后中国留学生回国乘坐的第二条船。这条船上有汪闻韶、李恒德、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据刘有成回忆说:“我们乘的轮船快到檀香山时,通知我们回中国的留学生到船上一间办公室集合,美国移民局的人和我们谈话,他说轮船现在快要到美国西部国境线最后一个口岸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想回美国去?如果想回去就在夏威夷下船。我们十几个人都不作声。”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1页]

1955年4月初,黄葆同(冯之榴)夫妇、王仁、张家桦、吕家鸿、谢心正、沈心立、骆振黄、郭明达、蔡君陆一起乘船回国。据王仁回忆,他们回国途中听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彻底解除了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45页]。

1955年5月初,陈荣耀(沙逸仙)夫妇、王明贞(俞启忠)夫妇、徐璋本、陆裕朴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乘船回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

1955年6月从旧金山起锚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20多位中国留学生,比如童诗白(郑敏)夫妇、钱宁、焦瑞身、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杜连耀、周同慧、刘铸晋。他们从旧金山上船,7月抵达香港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63页]。

1955年7月初,谢家麟乘坐 “威尔逊总统号”,经过二十多天到达香港。

1955年9月15日,从旧金山起航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是第二波回国高潮中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乘坐这条船回国的有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许国志(蒋丽金)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何国柱(刘豫麒)夫妇、洪用林(张发慧)夫妇、胡聿贤(戴月棣)夫妇、肖伦(萧蓉春)夫妇、陈炳兆、许顺生、疏松桂、陆孝颐、张士铎、冯启德、刘尔雄、刘骊生,以及钱学森、李正武、何国柱、胡聿贤的6个子女共计30个中国人。据许国志回忆,这是美国解禁后回国人数最多的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许国志]。因为钱学森在这条船上,很多记者纷纷想采访钱学森,所以这条船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1955年11月25日,陈能宽、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李荫远、胡日恒、郑林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1956年2月,黄茂光回国;侯虞钧回国;9月,张文裕(王承书)夫妇、郭永怀(李佩)夫妇乘坐 “克利夫兰总统号” 回国。[侯艺兵、彭继超,神州学人,2009年10月20日]

1957年1月,林兰英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2月,谢毓章回国。

3.4 政治运动阻断了留学生归国之路

1956年2月20日晚,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近期和解放后从欧美日等国家回国的700多名留学生。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重点应放在美国。” [金冲及主编 2008,1092页] 留美归国的科学家经常提到,有一个周恩来审定的争取留学生回国的800人名单。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留学生归国几乎停止了,留学生招待所几乎也撤销了,之后回国的人成为个别现象。梅祖彦说:“那时候有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在美国大概有5000个中国留学生,真正想回国的可能不到500人。而我们知道,在那2-3年里,实际上回国的只有200多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几乎没有人回来,只有个别人回来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 可以说,国内的政治运动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关闭,也关闭了留学生回国之路。

申葆诚的解释较为可信:“1956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基本上没有人回国。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热情很高,1952年回国的人多一些。1952-1958年,大家慢慢的了解到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回国的人越来越少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申葆诚] 1958-1965年,仅有申葆诚、黄敞、王天眷、谈镐生等人回国。

在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知识分子工作安排小组提交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留学生回国人数,报告说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 [金冲及主编 2008,1077页] 这个报告统计了两次回国高潮的人数,只是当时仍处在第二次回国高潮过程中,所以统计不是很全面。有一种说法是1954-1956年共回国200人。我们认为,1950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应约为1200人,其中第一批约1000人,第二批约2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