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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路在何方?

转载自《哲学新观察》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验证,回过头去看自己曾经的判断会更有意思。我的公众号写了我个人的一些判断,这次危机包括2月的“生化危机”,3月的“大危机2020”,4月没法再吓唬人了,光说危机没用,想想怎么办吧。

我试图用一种重复的思维方式来推演未来的解决方案。

要搞清楚未来之前我们要搞清楚两件事:

第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这次要说的更直接明了些,不绕弯子怕得罪人心了。

第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用批判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因为好的文化就在我们身上,谁也夺不去,有瑕疵的地方要放大镜下看看脸上的雀斑,宁可放大点,看清楚了对未来的进步有好处。

在分析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时候,会发现和美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沟通时可能存在的文化屏障。

然后是未来演变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和而富”,一个“分而穷”。一条路是1949到1979的孤立模式,一条路是1989到2019的世贸模式。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

新中国1949年成立的,当年出生的人现在71岁,也就是现在70岁以上的人非常清楚中国人过去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的变化。如果从中美关系上,我们可以划分为1949到1979的隔离期,1979到2001年的友好期,2001年到2018年的高潮期,这两年是动荡期,边斗争边合作。

2020年是一赌国运的关键时刻。

中国的发展契机有两个里程碑,一个是1979年中美建交,一个是2001年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1979年我们有多穷?农村里找不到一张白纸,穿衣服靠家里的织布机织粗布,除了农具的铁器外,村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产品,没有见过塑料袋长什么样子,当然了,那时候穷的没有环保问题,白天蓝天白云,夜里漫天的繁星。

到1995年的时候,我看到了汽车,但还是很穷,在洛阳唯一的涉外宾馆洛阳牡丹大酒店的门口,我第一次看到旋转的玻璃门,我恍惚了,我觉得那个三星级酒店里面是一个高档的我从未触及过的世界,是梦幻般的繁华。

在深圳的天桥上,我看到一个饭店里面有父亲带着年轻的孩子吃饭,我感到震惊,这是该多么富裕的家庭啊,什么婚丧嫁娶的大事没有,竟然去饭店里吃饭。那时内地平均工资大概只有300块,洛阳石化月薪800块,在河南是令人羡慕的大央企的工资。

2000年的时候,入WTO前夕,中国的企业还没有进入世界贸易的圈子,经济发展还是很有限的。当时外企的工资还是很有优越感的,去上海买房子,60万预算的房子可选择的是外环的康桥半岛别墅一套,或者是内环内的徐家汇花园一套三房,或者是陆家嘴花园大三房,买房子还送上海市蓝印户口。

可以看出来,先是经过了1979年中美建交后试探性的了解和谈判,一直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在这之后中国人富起来了。

加入WTO后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数据说话,从1949年到2001年这五十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累计是1352亿美元。2001年到2019年这入世贸19年间,中国的累计贸易顺差是4.65万亿美金,其中201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959亿美元,全球贸易顺差4217亿美金。

什么概念?中国仅2019年从对美国贸易挣来的外汇是1949年到2001年五十年中国累计赚到外汇的两倍多。有了这笔每年对美贸易盈余的3000亿美金,中国才有稳定的汇率,中国人才能出国旅游买买买。

你可以说你爱国你永远不出国,但不等于汇率和你无关,有了这些外汇盈余,我们才有钱进口大量的粮食,如果外汇飞涨,不要说猪肉吃不起,馒头你也吃不起。你可以爱国不吃饭,但你没资格让别人一起饿肚子。

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讲的很清楚,合作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伊朗是一面镜子

有人认为我们已经是GDP世界第二了,我们就要超越美国了,中美之间必须要通过斗争来获取世界领导权。那么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下伊朗的情况,我们对美国会有更多的认知。

在19世纪70年代,仅有两千万人口的伊朗GDP世界第九,人均收入亚洲第一。伊朗那时每年的石油收入是200亿美金,那么70年代的中国呢?国家外汇储备才一亿多美金。下图是豆丁网提供的数据

我遇到的伊朗最著名的德黑兰大学的双硕士毕业生毕业了N年后的工作是到中餐馆教波斯语,我遇到的另一个伊朗重点大学毕业的学霸,毕业十年后的工作是临时翻译。德黑兰北部AVA中心的咖啡馆服务员都是大学毕业,他们的梦想是逃到欧洲当难民。

2019年年末伊朗国家石油部在NPC召开全国的项目报告会,参会的12个重点项目,停工率是100%,一群伊朗最聪明的光头大脑袋企业家和博士们坐满房间出谋划策,大家只能摊摊手—-没钱,没技术,等中国人帮我们?

2019年末撤出伊朗市场的中国国有企业近乎100%,我知道的所有大企业都离开了伊朗,中国远洋,中航,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烟草。。。

这一切只是因为2018年11月美国财政部的一张制裁令。我无法想象,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个国家的部门如何做到制裁伊朗的,但我不得不接受现实,一个零外资石化项目的伊朗,一个第三国也无法提供技术和设备过去的伊朗,一个嘴巴依然很强大的伊朗。

伊朗过去四十年间也有几次试探修复和美国的关系,总统鲁哈尼最近仍然想以疫情为理由让美国放弃对伊朗的制裁。在没有得到美国回应后,另一个主角哈美内伊在3月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明美国人想帮助伊朗,但被他拒绝了。强硬的反美立场再次收获了伊朗爱国群众的掌声。

舌战美国及英国,德国,丹麦等诸多西方“列强”,不是能不能赢,敢不敢战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发展经济和发展民生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用舌战打败中国,同样,用汉语饶舌也动不了西方国家的分毫。看也看不懂,翻译后看懂了也只是加深敌意,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舌战伤的自己人的心,团结的是外国人的心,引来的是狭隘和隔离主义者的实践。

那也不一定,我想未来取决于各国之间是否能跨过文化屏障进行有效沟通。

中国文化的劣根性

今天看到朋友圈转的一个文章,前上海家化的董事长葛文耀退出了老朋友的群,详见下面的截图。

这是一个代表事件,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群体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被老红卫兵们彻底打倒了!

然后看到评论文章,大意是不少大佬都选择了沉默,一般人更要对小人和恶人退避三舍,任他们去。

但是,如果对谬误连争辩的机会都放弃了,如果对小人每次都选择逃避,都去选择明智的如佛,那么中国孩子的未来在哪?

假如这个事件背后的文化继续蔓延,那么这事儿不小,对中国文革有所了解的中国人都会感到害怕!所谓的“爱国”民意最终会形成洪流,再次以文革为名颠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生态。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像上海家化董事长这样的企业家,科学家,还有改革家都可能会因为“通敌”或“剥削”被“爱国爱民族的红卫兵战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立场之争的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平衡的心理基础,加上民族文化中被移植进去的劣根性,在一致对外的借口中慢慢发酵。

什么是中国文化

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在历史的迷雾里

这么大的话题我不敢谈,各位尊敬的读者可以找到一些书籍去了解下。我个人的粗浅理解是文化是一个国家人民评判是非的价值观,做事的习惯,各种仪式和习俗,是各种著名的作品里的角色和英雄模范人物对社会带来的象征意义。

历史文化总归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发展的,传承需要一个稳定的载体,那么如果看中国自宋以来的历史,因为朝代更迭,因为巨大的民族冲突甚至杀戮,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伴随着一次次颠覆和灭绝式的打击,已经丢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中国的文化基因到底是什么?哪些是需要传承的优秀中国文化?哪些是特殊时期被移植进来的劣等文化?这本身就是在迷雾中,因为历史书是活着的人写的,是根据胜利者的意志改写的,中国的老话说叫“成者王侯败者贼”

我们在引用民族文化为自己打气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慎重的进行独立思考,否则很容易迷失。比如为什么有时候是“大丈夫顶天立地”,隔天就成了“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们曾尊孔子为圣人,我们也曾认为孔子庙是旧事物,要彻底砸烂旧事物,批斗孔老二。同一个人,同一个事,某日的评价是睿智而英明,隔日的评价是独断而贪婪。

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需要甄别出来,稳定地传承。如果我们以历史阶段来跟踪中国文化的传承的话,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散到了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地区。受战乱干扰的越少的地方,文化的传承越稳定。

在杭州附近的江南,在广东福建的客家族,甚至在日本,可能有更多唐宋文化的基因。

黄河以北,可能更多是元明清三代,北方民族和中原民族混合之后的文化基因。

现代中国的文化的基因包括1979年之前近百年斗争的文化基因和之后改革开发注重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

自我认知和真实自我之间的鸿沟

我想中国人自我认知的文化应该都不反对4个词“勤劳,聪明,勇敢,善良”。

对于中国人这个强烈的共识敢于挑战它的人,自鲁迅先生之后鲜有闻矣。鲁迅先生的精神之所以可以存在,不仅因为他揭开了中国人的民族劣根伤疤去直面,呐喊着提醒国人去改进,而且因为他和他那个时代都死了,我们需要否定那个时代,需要一个榜样去否定它。

今天我们应该是光明而伟大的,我们应该是不吃人血馒头治疗肺病的中国人了,我们喝吃连花清瘟胶囊抗击CORONA,离科学应该是接近了一步。可是,每个人,敢不敢对着镜子用事实和逻辑分析下自己的真实表现,恐怕是和自我认可的文化大相径庭了。

我们勤劳吗?

中国人真的很勤劳,全世界无人能及,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历史上只要中国持续和平发展超过50年,必定是盛世,必定是GDP世界第一,都是因为我们是最勤劳的民族。

斗争我们很喜欢,但不是我们民族的优势,历史上只要是内战或外战,都是血流成河民不聊生,中国人民多数都是过的非常凄惨。

我们文化的根中,生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后代。中国人不停的劳作,不停的攒钱,不停买房子,像蜗牛一样慢慢爬,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后代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我们的孩子可以靠祖辈的财富吃利息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为了这个“未来”,我们中国人不惜牺牲自己的一生去劳动,更不要说什么周末,假日了。

在西班牙,我记得周末开张的超市一定是华人的超市,当地人宁可选择破产,也不在周末工作,大部分人到了周五中午就开始周末生活了。中国人勤劳的竞争力气的外国人牙根发痒,骂几句反华的话,也正常了,随便他。

最近一个朋友给我吐槽骂她的经理缺德,我说经理怎么缺德了,答案是“经理不给我安排周末上班,我想加班挣钱啊”。很多国家的文化不是这样的,夸张的非洲据说按周发工资,工人们领完工资就自动解散了,不来上班了,等把这笔钱花完了,没钱时候再来工作。对很多民族来说,今天自己过得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难以置信我们因为勤劳而成为有些国家反华的理由,但它存在了,我们需要理解这就是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性。

我们聪明吗?

我们有小聪明,这包括温州的发廊,义务的小商品,我们迅速找到了降低成本的办法,包括不惜手段仿制和造假。虽然整个行业的形象被拉低了,但先造假者的小聪明获得了大实惠。

我们还有精致的聪明,一路从幼儿园精致地学习到名牌大学,考试,加分,补课,一样不少。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最优秀的,培养孩子择校从高中逆行到初中,到小学,到幼儿园,到胎教,据说现在富人要从找对象时就测对方的基因,从遗传基因上都不能落后。

长大后我们成了北大的精英,清华的教授,人生的赢家。如上篇文章里的冯教授,他精致地迎合了社会的期望,预测出了2020年二季度中国GDP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精彩篇章。

可是我们做为一个民族做为群体的时候一点也不聪明,学习时期精英荟萃的成绩和工作后的科技成果不成比例,确定性地讲,许多领域的科技能力远不如紧邻日本。

我们勇敢吗?

NO , 我们是最怂的中国人。经常可以看到报道欺凌学生,欺凌家人,欺凌弱者或者半夜偷袭仇人。很少看到公开挑战比自己更有权力,更有力量的人。

虽然转发文章时杀声震天,义愤填膺,还真没听说有人拦住外国人质问的。如果走出国门,落了单,那我们中国人更是会改变立场,对外国人表现出自己高度的国际化和友好态度。在纽约地铁里看到强壮的黑人在地铁座位上躺着,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指责他,让他让出座位,但在我们的公交车上红卫兵老流氓掌掴小朋友逼人让座的事情倒有过报道。

本来我们觉得中国的年轻人成长在和平年代,应该爱好和平,远离涙气的。但电子游戏让年轻人觉得打打杀杀很爽,很解气,很给力。他不知道宽容和道歉才是勇者的表现。

在金钱和权力面前,我们怂的一地鸡毛。为了利益,我们可以一辈子不说一句真话,为了升官,我们可以跪下来给领导擦皮鞋。

媒体被流量绑架,点击量背后是广告,是估值,是钱,所有的电子媒体被流量绑架的死死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吸引眼球。所以标题比内容重要,内容比文化重要。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必须媚俗,必须煽动情绪,必须像游戏一样无知狂妄,或毫无道德底线。

自北宋以来,一千年的时间,战争频发,朝代更迭。对外战争中,中国始终占据着人口和经济的优势,但战争结果是败多胜少。们都是蛮夷,他们都是列强,他们都是鬼子,他们每次都是战争的发动者。面对外国的“敌人”,我们太需要胜利了,所以对精神胜利迷恋到不能自拔。

我们善良吗?

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善良。

有时候真的很善良,比如被欺负的时候,真能忍受,真的有胸怀。我们对不需要自己付出的事情也很善良,比如疫情初期,网上流传意大利华人的一封信,要中国派医疗队去,派专机去,因为他们是华侨,同学群里有人说“好可怜,我感动的想哭”。我们对需要自己付出的弱者也是善良的,比如网络上的滴水筹。比如那个靠红十字会骗了不少钱的女网红。

一旦有利害关系,需要站队时,我很难说中国人是善良的。

近代史,中国人在对内的斗争和杀戮中乐此不彼,比如太平天国各路人马的互杀;比如民国初期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对弱者和失败者在古代中国的成语里有独特的文化含义,狠毒的令人不寒而栗,比如“斩草除根”“株连九族”以及莫须有。没有正义之争,没有标准之辩,也不管能力大小,只看你是属于哪个派系的来决定生或死。

文革中被红卫兵破害死的政治家,军事家不计其数,哪怕是人畜无害的文学家老舍,翻译家傅雷也难逃被折磨到自杀的命运。一切黑暗的发生都是以爱国爱民族爱主义的红色的名义。

这次疫情我们舆论也在不停的划线,不停的找对批斗的对象,不停的为自己的胜利欢呼。开始分武汉人,湖北人,湖北外的中国人,依次提防。疫情初期是划出想离开武汉的外国人,想离开中国的中国人,疫情后半段划出想回中国免费治病的华侨,再划出海外华人中的留学生。一次次千夫所指,一次次义愤填膺,基于被网络加工的抓眼球的报道。

很有意思的是网上的评价方向,重要的不是对错,重要的是站到人多的队伍里。比如反美的帖子里,清一色的咒骂美国,不同意意见的都被打击为跪舔美帝的汉奸。比如格隆研究里文章的观点是中国经济不能和美国脱钩,下面又是清一色的支持言论,不同意见被定义为脑残废材。

我们从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在演变为不敢去独立思考。

呼唤哲学思考

中国需要现代哲学和现代价值观体系的建立,把我们从疯狂的自相矛盾的逻辑中解救出来。我们需要为实现中华民族发展向上而负责的严肃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而不仅仅是快手的大咖和带货的网红。

过去四十年,我们的国家建设的非常好,我们的人民做的非常好,我们的经济和民生都非常有希望了。我们不需要文人和名人讲假话来粉饰什么,我们需要讲真话,让行动和认知更加统一,我们的国家就能发展的更好。

我们再也不要给中国人划线了,中国人斗中国人,以任何名义在任何时代都是错误的,都是低级的选择,都是愚昧的决定。我们都是一母同胞的中国人,有任何不能理解的方面,要多包涵,要耐心沟通,而不是轻易的就定义为阶级敌人。如果中国人斗中国人被鼓励,今天倒下的是他,明天倒下的可能就是你的亲生孩子,请不要。。。砍下去。

我们也不要怒气冲冲去否定西方了,正如我们坚决不接受西方强加价值观到中国人身上一样,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选择。我们很多人不了解西方的文明如何灿烂,正如个别西方政客不了解中华文明的坚韧和友好。不了解没关系,但不能跳着脚去骂战自己并不了解的文明,我们弱的时候没有被瓜分掉,我们强的时候也没有去入侵别国,那么为什么要因为假设敌人而去骂战呢?

集体骂战的可怕之处是,假设敌人会被培养成真正的敌人,文明冲突一旦开始,死的人比冠状肺炎要多无数倍,尸骨累累中倒下的是你的后代和那个你根本不认识的另一个异国家庭的孩子,杀死他们的就是“不服来战”者的嘴巴。

我们需要认真的去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文明,宗教和文化。按照100年前,500年前,1000年前去了解,去对比中国的文明。也许在航海时代来临之间各大陆之间的文明缺乏沟通,也许历史上的文明也是多地开花,各有异彩。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文化是鼓励人们去侵略他国的。

人类不可能彻底消灭病毒,病毒也无法征服人类。在不同的生物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我们要接受这个并行的世界。我不能假定自己是唯一的伟大,那么不同的伟大之间需要尊重和理解。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交好的历史以及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冲突的问题,战争之前文明的冲突是怎么酝酿发酵的。我们需要思考是否有的战争可以避免。

我们需要思考清朝末年北京城居民恩海刺杀德国公使,我需要思考八国联军进北京前慈溪宣布和十一国开战,和鼓励义和团杀传教士的那段历史,假如这些事情没有发生,那历史会怎样。

我们需要研究现代互联网传媒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因为互联网的存在,一个偶然的事件,局部的事件,会迅速被在网上被放大传播,引发各国愤青的个别政治家的兴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国际关系需要冷静和深远的考虑,需要国家代表去沟通谈判,而不要被破碎的信息掀起广泛的民意敌对,进一步裹挟了国家意志的对抗。

当敌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是否需要思考如何减少敌意。

未来的格局演变

和的格局

和的格局就是疫情之后,中西方在共同对付另一种生物-病毒的过程中找到了关于生命价值观的共鸣,减弱了之前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在疫情结束后,中国和世界各国更加紧密的发生经济往来,继续全球化的发展。

这种和的结局对中国是最好。中国已经有的超级产能会继续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以后会形成中国的定价权优势。制造业利润的提升会推动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制造业的升级在逐步的推进。制造业升级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活动空间,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巨大改善,中国的独立自主发展民生消除贫困获取了更大的成功,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中国。

和的战略我们应该了解下日本的国际战略。我们放了那么多抗日神剧,日本也没有天天谴责抗议中国人,他们选择和。美国扔了俩原子弹到日本,太平洋战争塞班岛之战日军伤亡殆尽,老百姓最后选择跳海而亡,也不投降美军。然而战后的日本选择了“和”。

国际关系的战略我们应该了解下以色列。据说以色列在美的企业家有强大的游说力量,每次伊朗试图和美国交好,以色列人就用1979年德黑兰绑架美国人质的事件去说服美国不要和伊朗交好。

外交是交往的交,交好的交,不是交锋的交,交锋的事交给国防部。

谴责和斗嘴之后,我们要想想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做什么。

分的格局

疫情之中全面陷入口水战的汪洋大海中,对西方列强无比气愤,气愤于他们的羸弱,嘲笑他们的无知,骄傲我们的强大。西方质疑中国的对病毒的连带责任,同样气愤,嘲笑中国。这种情绪在自媒体和官媒中被选择性放大,对立的情绪从少数人变为大多数,中西方互相感染,从网络的牢骚成为国家的意志。

国际关系上我们面临有两个非常危险的因素,一个是之前的三国杀是美苏争霸,那么中国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被双方争取。现在是俄罗斯已经弱的没资格去争霸了,反过来俄罗斯处于一个被美中拉拢的位置。第二是目前的友好国家多数是处于利益的考虑,或者是在考虑如何增加自己和美国谈判的筹码,比如伊,俄,鲜等,都在待价而沽,随时会选择弃这个投那个。

疫情之后,(会很快,病毒的感染很可能来去如潮水,有可能五月中就会消失),西方发达国家重组织供应链,各种政策后疏远中国。这种玩法,国际贸易的主要采购方增加了采购成本,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会欢呼雀跃地接受制造业的订单,比如越南,印尼,印度,菲律宾等。

中国回到了相对隔离的状态,未来参考伊朗。

对中国而言,和则大受益,分则大损害,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表达,如何去沟通。

文化强,则中国强,产生于中原内地的文化,要警醒如何破解对外交流的难题。

每个中国人的言行组成了中国文化的国家符号,未来变局看每个人如何选择。

疫情将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

作者:张伦/马国川     来源:钝角网 (有删节)

张伦: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从师社会学大师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获博士学位。

马国川:目前国内很关注其他国家的疫情,但是信息很混乱。作为一个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法国教授,据您了解,目前欧美国家的真实疫情怎么样?

张伦:中国民众关心其他国家的疫情,显示出对世界的关怀,当然是好事,不过由于身处特殊的信息空间,国内对于外界发生的情况多少都有一些认识偏差。现在欧美的疫情确实比较严峻,但是并没有达到中国人认定的那种程度。确实,这些国家的公众、媒体和反对党对政府有批评和不满,不过批评政府本来就是这些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永远都会有。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一定会有很多批评声音,更不要说这些国家的应对之策确实有值得检讨之处。

但同时要看到,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遵守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即使带来一些不便。政府本就是批评的对象,该批评就批评,但它既然又是公民授权的合法政府,因此还是要遵守它做出的决定。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公民文化。所以基本上看不到除与防疫相关之外的什么社会紧张。当然,我也只是就我的个人观察所及。

马国川:为什么美国股市会数次熔断?是否说明确实有社会恐慌情绪?

张伦:其实很多人(包括华尔街的)早已看到,美国股市泡沫已经比较严重。股市下泻一方面和疫情造成的恐慌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股市内在的回归调整趋势有关。我想,只要防控措施进入轨道,随着人们的情绪逐渐平复,股市也会回归理性。

马国川:目前法国和美国病例都在极速上升,为什么法国如此大意,特朗普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张伦:据我所知,法国早就按照惯例准备了非常详尽的计划,但是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前所未有,有些措手不及,根据以往的经验所做出的防疫安排与此次病毒诡异又疾猛的传播状况可能也有些不适应。由此造成的医疗资源的某些短缺也很难在短期间改善,尤其是前期一些资源如口罩等产地多在中国又有很多库存的都支援、汇集到中国去了,调度起来就更困难。法国准备了5000张重症病床,现在有2500左右已经用上,还有一半备用,但鉴于疫情的发展,依然在动用军队紧急设立新的临时医院增加床位。还有,一些急需的医疗设施比如吸氧机,只有一家生产,加班加点,一个月也只能生产出所需的轻重两类型的相关机器1600台。而从此方面生产能力更强的德国进口也不可能,因为也都在加班加点为德国政府的订单赶货。法国的公共医疗系统公认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但2003年夏,因夏季凉爽家里一般不装冷气设施,猝不及防的持续高温炎热还是夺去一万多高龄老人的生命。打个比方,这波疫情攻击,“敌人”力量甚为猛烈且狡猾,遭受损失也就难免。

至于美国,刚开始做得对了一些事情,如提早中断与中国的航飞,但因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方面,没想到欧洲和中东的感染者入境,“马奇诺防线”从背后被突破。此外美国政府对病毒的传播认识可能也有个过程,加之特朗普或因担心民心波动影响股市、经济状况这他引以为傲的成就,在大选年对其不利,处置上有些忽略。还有就是,这些国家和平日久,自由惯了的人民适应起来也要有一个过程。

这也牵扯到民主国家政府处理这类问题时的悖论:尽管知道问题可能严峻,但是在疫情还没有大的发展,人们还不认可的时候,如果采取一些过激政策会引起反弹,反而达不到效果。所以,怎么把握分寸很关键。就像“二战”,美国某些精英很清楚早晚恐怕要介入,但是只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才宣战。这次的麻烦在于,新冠肺炎病毒一旦传播起来迅猛异常,而行政运作、生活方式、文化宗教活动等要在几天、半个月内忽然发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改变(比如戴口罩,且不讲是否具备,西方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戴过一次),适应起来确实不易

马国川:意大利疫情严重,死亡率尤其高,有人因此说,民主制度确实存在效率问题。你对于这种观点作何评论?

张伦: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一定不能很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那么就没有办法解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什么防疫成功?即使同为民主体制,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应对之策,效果也不一样。例如,意大利的死亡率为什么那么高?除了医疗资源不足,感染面积过大之外,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特别是与人口的老化结构也有很大关系。意大利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22%以上,死亡者中很多都是7、80岁以上老人。法国85% 的死亡者为七十岁以上的长者。日本、南韩、中国台湾地区人口老化也相对严重,为什么问题没有这么严重?可能就是与其处置方式、文化因素等相关。除这些国家和地区行政部门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外,人们的卫生习惯,团队、自律精神相信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评价各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的措施与效果,涉及国家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医疗资源等各方面,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变量来解释。更不能老是盯着人家一时的问题,为自己寻找一些心理满足。我们要看人家的长处,少看人家的短处,千万不能过度地自满,一自满就会有问题。我们身处大变革时代,只有多了解一些事实、多一些看问题的角度,才能不会失之偏颇。

马国川:中国解决公共卫生危机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举国体制”受到了国内许多民众的追捧,在解决这种突发危机的时候也确实见效。

张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时效果我不否认,但好多人或许没有想清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要有条件的。在中国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体量因素,不是其他所有国家都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将资源全部集中投放武汉防疫,但如果同时出现五、六个武汉,即便我们集中力量恐怕也是很难收一时之效的。意大利的状况如此困难就与此有关。让疫情扩散了的意大利集中力量办大事又是怎样能做到?其次,我们不能只看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也要看它的成本和次生后果有时候更严重。比如,现在武汉疫情得到控制,当然是好事,但现在的聚光灯都聚焦在防控新冠病毒的成效上,由于医疗资源集中而造成得不到及时治疗的其他病人有多少?其他次生伤害有多大?这些或许我们都尚未有个更明晰全面的评估。

传统上中国就是个“量”的帝国,可以靠集中力量办很多巨大的工程,但一旦出现危机,因为缺乏地方自主和有效的平衡机制,灾难的传递效果、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在现代世界,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过分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其王牌,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变动不居、充满风险,随时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和不可预测的危机,一切都等着一个决策中心,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隐藏着各种各样重大的隐患。

马国川:欧美国家的应对办法尽管各有不同,但是普遍被中国网民批评手段太软,应该“抄作业”,学习中国。您怎么评价这些舆论?

张伦:大疫来袭,西方国家很难强迫把国民像监狱一样地关在家里,而是依靠唤醒每个人的自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硬”的方式,对所谓“软”的方式不理解,这反映出中外的制度差别、文化差别和价值标准差别。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国家制度的基本哲学是什么?是以效率为所有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基础,还是以道义和自由权利为合法性基础?不能说这些因素与效率相互之间完全不匹配,但是它们有的时候确是有矛盾和冲突的。最后要有个制度价值目标的选择。到底要什么?因此带来的一些制度条件也完全不一样。国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类街道管理体制,能够在警方之外还有如此强制性的限制居民行动的手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制度有其“软”的一面,其实也有“硬”的时候。一旦按照法律程序进入“紧急状态”,政府获得相应权力后,不见得就比威权的效率差国家应该追求长治久安,效率是需要,但局限于一时的效率、一时的经济发展,都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表现。长远的效率与短期的效率,自由与秩序之间应尽可能找到合理的平衡。

马国川:经常有人辩解说,人类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制度,所有的制度都可能犯错误。

张伦: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制度让错误可能性小一些,犯了错误之后容易纠正,对错误有人负责。

自由民主制度当然不是绝对完美的制度,但它是一个少犯错误的制度。民主制度下为什么有些人会下台,会被选民换掉呢?就是因为执政个人或集团他们犯错误,引起民众不满。民主制度的哲学前提,就是假设人会犯错误。一个认定自己永远不会犯错的人和制度犯错误的概率大呢?还是承认自己会犯错、允许追责的人与制度犯错误的概率大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承认可能犯错误,同时又能够更好地让人们对此加以警惕的制度呢?

马国川:就像这次大疫,各国家处理方式不同,也都会犯错误,关键是什么错误不该犯,什么错误不能犯?是否有人为错误承担责任?

张伦:对。隐瞒疫情不仅是错误,也是犯罪,绝对不允许;信息掌握不足、决策迟缓失误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不管是哪种,都要有人承担责任。也许某一个时间点上,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比集权制度还要糟糕。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自由民主制度犯错误要少得多。因为这个制度允许犯错误,允许批评,允许追责。责任政治是现代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如果没完没了地犯错误,却无人承担责任,一个社会就会缺乏正义基础,早晚就会出大问题。

马国川:不容否认,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成就很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张伦: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人赞美苏联,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也在赞美之列。有相当一段时间,北韩经济增长率也比南韩要高。所以,不能用一时的成果和效率的单一变量来看待这些问题。看问题既要考虑具体的情境,也要有历史视角和文明视角。如果仅仅从效率讲,现代国家很少二战时纳粹德国那么富有效率。但二战前期在欧洲战场上的所向披靡却并不能确保其长久的强势。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否认,但是各方面代价之大也许要很久才能修补上来。缺乏平衡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很多。这几十年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满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标准去衡量一切,缺乏价值追求。今后要在制度上做调整,让公民有参与空间,有价值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在面临着重新寻找平衡、重建文明的任务。我们又到了要解决中国现代性构建方向与标准的问题的时候了。

从长远角度讲,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是重建中国文明、构建中国未来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幸福与尊严的制度基础?我们要寻找一些超越性的价值作为制度基础,作为文明转型和制度转型的坐标。
马国川: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应对大疫的措施整体评价如何?

张伦:近代以来可能和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结构崩塌有关系,中国人对于外界的态度极其敏感,特别喜欢人家说自己的好话,过度解释人家说的好话;也讨厌,过度解释人家的批评。同时津津乐道于人家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批评,不明了其实这恰恰可能不是其真的软弱衰败的象征,反之,是他们能不断调整发展的关键所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百年前一战后中国知识界盲信那时在西方流行的所谓“西方沉沦论”。中国的国民心态在自卑和自傲中不断地徘徊,这可能是中国在将来发展中需要处理好的问题。

就这次疫情来说,首先,大部分国际舆论对中国应对措施的评价比较客观,认为一些措施有效,但是在他们的国家没办法实行。谁有我们上面提及的中国的街道制度?没有,也就没法“抄作业”。即使这些西方国家也说“封城”,禁止日常外出,根本上还是基于民众的认可与自律。这和中国的“封城”不一样。其次,也对中国有批评。赞美者习惯看效果,批评者在意其中发生的侵害公民权益行为。这些都不脱平常我们听到的对中国的两种基本看法。

马国川:许多人士担心,这次大疫会不会增加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任

张伦:这是一个新型病毒,传染力极强,在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和不足,别人都是能理解和原谅的。现在的问题是,该承担的责任要不要承担,该认的错要不要认?不能因为所谓的“面子”,该承认的责任也不承认,该认的错也不认。这种情况下,人家对中国就会不信任,甚至中国普通人的形象也会很负面,搞不好将来就是灾难性的。

这些年,一些中国人在海外的不文明举止、暴发户心态、对他人缺乏尊重、自以为是、强词夺理等做法,让我越来越忧虑。十几年前,有欧洲华人商库被烧时,我就预感将来搞不好在国际上会出现排斥华人的潮流。我非常担心这次疫情会增加世界对中国人的不信任,造成严重后果。作为向世界传达信息的主体,如果中国官方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强化这种趋势,引发更糟糕的局面。

马国川:现在看,国内有少数民众夸耀中国的抗疫成绩,对于其他国家的疫情幸灾乐祸。

张伦: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从中国疫情爆发以来,从欧洲到美国,也许有,但至少我个人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什么人对中国幸灾乐祸。虽然有些人士可能对中国应对疫情的做法有一些批评和怀疑,但是对普通中国人的命运没有幸灾乐祸,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关怀。

有些中国人对其他国家有幸灾乐祸的心态,和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暴力、不人道、不人性对待本质上是相类似的,其实质都是缺乏对人的尊重,对他人生命的关怀。这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将来最难恢复、最难建设的问题。我希望,从灾难中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认识能够更深刻一些,能够对文明、对生命的认识有所提升。不论在中国还是身处世界各处,都应该对正义、人的权利与尊严有些普遍性的关心与追求,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自己群体的权利与利益。

马国川:可惜没有,反而出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张伦: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从来不是把一个民族推向文明的动力。近代的历史表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反而会导致灾难。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毫无异议的,但是能不能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之上有一些更超越、更深广的价值?这可能是决定中国未来文明走向的关键。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依然一切以国家、民族来界定,恐怕是会给中国、世界的发展造成伤害和灾难。

马国川:文明转型是长期的,在短期里制度转型更重要,因为如果制度不转型,那么文明转型也无法启动。

张伦:这是互动的关系,现代文明价值的不确立,会对体制的弊端更多宽容和认可;体制不允许健康的理想声音传递,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向狭隘。这就是灾难性逻辑。所幸的是,每次灾难,都会有一些人觉醒,破除灾难逻辑。“文革”就是这样,于是才有了改革开放。
马国川: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次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危机会不会进一步催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张伦:这次的公共卫生危机肯定会强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浪潮。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崛起,2008年经济危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之前趋势就有了,恐怖主义就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折射着一些相关问题。美国出现“銹带”,法国爆发“黄马甲”,英国“脱欧”,都是这种趋势的强化。我基本的判断是,以这次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为标志,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特别是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一波全球化前些年就受到重创,现在彻底地结束了。

马国川:在您看来,这一波全球化结束是不可避免的?

张伦:就像第一波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直到一战爆发结束,这期间世界发展突飞猛进,被称为“美丽时代”。引发“一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当时任何一个细节如果不出现,很可能一战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但是还是有些结构性的趋势性、必然性的东西,比如国家间内部与国际间发展的不平衡、新兴力量崛起之后对既有世界格局的挑战、新兴国家信奉的原则与现存价值系统的冲突等。一战那个时代英国、法国除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批评德国之外,意识形态上就是视德国为不民主国家。同样,这一波全球化也有些结构性问题,导致这一波全球化走向终结的因素不断累积,未得到及时恰当的调整。当然,我并不认为全球化就此彻底终结。怎么样重新定义全球化?怎么样协调管理全球化?未来将有激烈争论。可以基本确认的是,通过对这一轮全球化的反思,比较浪漫的全球化会遭到批评,民族国家的角色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得到强化,象一战后那样,一些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张在某些国家或群体里会有所泛滥,强调国家至上,敌视外界。与此相反, 一种主张新的世界主义,更积极的国际合作的立场也会得到发展。在如何处理人类共同的挑战及各国内部的问题上,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博弈将普遍长期存在,成为基调。未来世界如何发展?可能要召唤世界各国领袖的眼光。

马国川:这次危机不但会彻底冲击全球化,也会冲击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就遭到质疑。

张伦:本来,二战奠定的世界格局已经被全球化、中国崛起和大国博弈冲击得摇摇欲坠了,这次疫情将造成进一步的冲击。为人类的未来着想,应该保留这些国际机构,不过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革。

马国川:现在知识界最担心的是,这次危机不但会冲击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崩塌,而且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张伦:完全有可能。在我看来,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但是牵扯这么多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从波及人群、遭受损失、国家动员、社会心理等方面看,这完全是一种战争的状态。而且各国动用的处置办法基本都是和战争性质有关的,因此以战争做类比并不为过。这是一场非传统性的世界大战,跟恐怖袭击一样,是对国家、个人安全的新型的重大威胁。

从人和病毒的大战,连带造成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上的后果,进而引发人和人的战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造成经济资源萎缩,会引发各地社会冲突,甚至包括没受过疫情影响的地区,可能也会因次生的经济问题带来局部冲突。就像二次大战一样,有些国家没有参战,但事实上大战对其的影响深远,也都没逃得掉。总之,它会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旧时代已经崩塌了,从此人类历史会分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

马国川: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挑战,比如中美关系将经受严峻考验。

张伦:如果中美双方处理不好,互不信任,或者一方做出某些选择,中美渐行渐远的趋势就不可逆了。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应该推动更深刻的制度转型,实现法治国家。

像历次人类经历的大灾难后一样,“2020年之后”的人们会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历史上许多狂欢节、节日就是这么诞生的。此次疫情也一定会引发世界范围内某些重大的思想讨论,有关公共健康与政府角色,市场的地位,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运作的逻辑,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塑,也或许会引发些有关现代文明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人与自然界,动物的关系,如何看待财富、环境与发展,据说从威尼斯到中国,各地的空气、水都前所未有地清洁,让人印象深刻,那么重新开工后人们会怎样来寻回这境地呢?灾难会改变人类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展现出来的东西,会勾起人们的一些记忆、激发新的想法。这次危机也在考验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有没有反思性,到底有没有思考和检讨的能力?我希望,在制度转型之外,国人能够在价值方面做出更深层的调整,加快文明转型。当代的中国人要以怎样的文明形象展示给世界?中国人也需要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了。

 

白衣天使,最美的逆行者 (音乐)

李欣瑶    词
谷世乐    曲
紫   蘅     唱

是谁在疫情面前主动请战,
誓言书留下鲜红的印记。
是谁在危难时刻义无反顾,
奔赴抗击疫情前线阵地。

是谁在与病魔进行生死较量,
把民众健康鼎力托起。
是谁恪尽职守救死扶伤,
深处危境当中毫不畏惧。

是你 白衣天使,
最美的逆行者。
大爱无声众志成城,
定能共克时艰再书传奇。

编辑: 龙烈生

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作者: 朱学勤

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

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文 | 朱学勤

01

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近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学来的。

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了一个叫Academy的东西,柏拉图的Academy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与其他思想不同,尤其与中国人注重直觉与感性思维不同。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五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

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
欧洲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鸟瞰

02

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否则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结果,今天中国人都默认,说的东西往往不能做,做的东西往往不能说;闷声发大财。

但是西方学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是些什么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把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会少了一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有没有肚脐眼。

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可笑透顶,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它确立了一个信念: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寻找、可以证明、可以争出来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学就开始干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所以,西方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d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拉斐尔:《雅典学园》

03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

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

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腊历史上经过几次反复,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总是几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这个原因。

后来多利亚人崛起,当这块土地提供的粮食接近危险的极限时,他们受了腓尼基人贸易活动的影响,不再靠土地上的收获直接养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业、还有手工业,与外部的生产分工和相互贸易来实现生活的供给。他们的山上能够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这两种作物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酿成葡萄酒,榨出橄榄油,而他们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条件。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拿去跟别人换,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与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总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人情关系,通过道德,最后通过权力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如出一辙,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和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古希腊雕塑

04

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 Academy 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一点钱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

有一个故事,一个晚上泰勒斯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要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西方大学与中国大学有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拉斐尔的《典雅学派》与《孔子讲学图》做对比,看出两种大学的区别。

《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

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 Academy ,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当时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一位最有远见的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洪堡大学

05

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

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

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

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

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以色列这么牛?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再看看日本。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福泽谕吉

06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国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

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

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多久,只有几年时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新政权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

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07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

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本文来源:财经小报告 微信号: cjxiaobaogao

永远的春江花月夜

作者:谷世乐

  《春江花月夜》是中国古典名曲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典雅、端庄、祥和的神韵深受人们的喜爱。乐曲以委婉古朴的旋律,流畅多变的节奏,巧妙细腻的配器,丝丝入扣的演奏,形象的描绘了月夜春江的迷人景象,赞颂了江南水乡的美丽风光。全曲就像一幅工笔精细、色彩柔和、清丽淡雅的山水长卷,引人入胜,回味无穷。

   《春江花月夜》原是一首琵琶曲,名为《夕阳箫鼓》。此外还有《夕阳箫歌》、《浔阳琵琶》、《浔阳夜月》、《浔阳曲》等称呼。浔阳是今天江西九江的古称,白居易在他的名作《琵琶行》中留有“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的诗句。使浔阳这个古地名很有些名气。1895年这首名曲首次被李芳园编入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一书中。大约在1925 年。上海同乐会的柳尧章和郑觐文首次将这首歌曲改编成民族管弦乐曲,定名为 《春江花月夜》。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多次整理改变,更臻完善。民族管弦乐曲《春江花月夜》 全曲共分十段,除第十段尾声外前九段都有一个很富于诗意的标题,依次是:江 楼钟鼓、月上东山、风回曲水、花影层台、水云深际、渔歌唱晚、回澜拍岸、桡声远濑、欸乃归舟。

中华大地壮丽多姿的山河,自古以来激发了无数音乐家们的创作激情,他们凝山水于丝竹管弦之中,以一首首优美的旋律抒发出对祖国母亲的深切热爱和赞美之情。不知您是否注意到这么一种现象,中国保留下来的古典名曲中,像《春江花月夜》、《阳关三叠》、《流水》、《梅花三弄》、《阳春白雪》等情绪意境大多以静为主,像《十面埋伏》那样描写激烈冲突的曲目是不多见
的,这与我们的民族特点有关,与儒家的中庸学说提倡的中正、平和的修身养性之道有关,也与道家倡导的“返璞归真”“清净自然”的主旨有关。看过明代小说《三国演义》的人们都知道,罗贯中笔下的隆中草堂正中有一个条幅上面写到“淡泊以明智,宁静而致远”表现了诸葛亮远大的报负胸怀和高洁的人品,同时也是封建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的座右铭。这种淡泊宁静的心态和人生追求,与《春江花月夜》一类作品的意境刻画,正是相吻合的。一直到现在人们所喜爱的也大多是那种歌唱性、抒情性强优美平缓的音乐,而节奏强烈的重金属、快摇滚的作品,听众范围并不广。

《春江花月夜》古朴典雅的旋律富于歌唱性,它将春、江、花、月、夜五种自然美景集于一身的细致传神的描绘启迪了很多后世词作家的创作灵感,先后有多种填词版本问世,使乐曲变成为可演唱的歌曲,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这首名曲更广泛的流传。下面就请欣赏由王健填词、彭丽媛演唱的歌曲《春江花月夜》。

(江楼上独凭栏,听钟鼓声传,袅袅娜娜散入落霞斑斓。一江春水缓缓流,四野悄无人,惟有那淡淡袭来薄雾轻烟。看,月上东山,天宇云开雾散,光辉照山川。千点万点洒在江面上,恰似银鳞闪闪。惊起江畔一只宿雁,扑楞楞飞过了江面的杨柳岸。听,清风吹来竹枝摇,摇得花影零乱,幽香飘散。何人吹弄,笛声箫声箫声笛声,和着渔歌自在悠然,欸乃韵远,飘向那水云深处,芦荻岸边。唯有那渔火点点,伴着人儿安眠。春江花月夜,怎不叫流连。)

由王健填词彭丽媛演唱的这首《春江花月夜》清丽委婉,音乐处理上依然是以静为主。而下面这首由张鼎盛填词,彭修文编曲,朱桦演唱的独唱、伴唱版本在意境上特别突出了静中求动,以展现月夜中一江春水浩荡奔流和生机勃勃的春天到来的景象,听来别有一番风味。

(江上明月升,江畔花如锦,江水浩荡,花影婆娑,明月照恋人,。白帆片片,渔火点点,春江景色多么迷人。啊,月圆花好,夜空宁静,江水奔腾波光 潋滟,江天一色,万里无纤尘。远山倒影,奇峰巉 岩,绰绰影影,好一派人间仙境。听!江涛呜呜,水鸟咕咕,春风呼呼。这声音就像那急流湍湍。花影疏疏,真叫人浮想联翩,徘徊踯躅。看,皎洁的月亮,稀疏的星星,在那纤云中穿行,碧空深邃无垠,破碎的月亮,回旋的涡流,江上的月亮多么迷人!圆月、春花、江潮、云影。构成如画美景,幽雅清新,悦目赏心,真叫人心旷神怡触景生情。)

“春江花月夜”最早作为一个篇目名称,相传最早起始于南北朝后期陈后主(即陈叔宝)的词作名,后来到隋唐时代有很多文人都有同名之作,而流传于后世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唐代张若虚创作的长诗。

“春江潮水连海平, 江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全诗共 36句252字,充满诗情画意。

作为音乐作品的《春江花月夜》与文学作品的《春江花月夜》,虽然名称相同而实际在创作上并不存在相关联的因果关系,但在内容和意境上却有异曲 同工之妙。在韵味和品位上共同闪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精品的光辉。

由上海作曲家徐景新编曲的女高音独唱《春江花月夜》,作品的意境令人想到朱门玉户灯火楼台的贵族之家,一位贵妇人眼望月色江天发出了心中的咏叹。

(啊!江上明月升,江畔花如锦,春潮随波千万里,夜色沁人心。) 十九世纪末叶,西方的音乐艺术和音乐理论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家们将这种外来的艺术与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在不停的探索中创作出很多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作品。《春江花月夜》也先后被改编成木管五重奏和钢琴独奏 等形式。请欣赏黎英海编曲的钢琴曲《夕阳萧鼓》。

作曲家陈培勋以原曲为素材,原曲意境为基础创作了交响音画《春江花月夜》,管弦乐队细致入微的表现力和丰富多彩的音响为这首名曲增添了新的韵 味。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犹如一条长河,从远古走来,又向未来奔去,一路上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又接纳百川而兼容并蓄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这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动态观念,既在继承又在不断发展改变和丰富自己。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来自遥远的过去,更在于它总是在使自己适应新的发展。《春江花月夜》以及中国为数众多的民间乐曲,一方面本身是一件活的文物、一件精
美的艺术品,同时又是极难得的创作素材,在各种不同的音乐形式中显现出千姿百态。这正如一位美丽的姑娘,因不同的妆扮而仪态万方。雍容华贵也好。 清新明丽也好,质朴自然也好,素雅端庄也好,活泼矫健也好,它的本色不改,它的神韵依然,它将永远在人们的心头驻留,永远的光灿夺目。啊,永远动人的《春江花月夜》。

(同名音乐专题节目《永远的春江花月夜》由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荣获1996年中国广播文艺政府奖三等奖, 1996年天津广播文艺节目评选一等奖。 撰稿:谷世乐  ,编辑:谷世乐、闫璞,播音:路芳,录制:高雪松,监制:王大方、郑永志)

编者附:

《春江花月夜》歌词:

江楼上独凭栏,
听钟鼓声传,
袅袅娜娜散入那落霞斑斓,
一江春水缓缓流,
四野悄无人,
惟有淡淡袭来薄雾轻烟。

看……
月上东山,
天宇云开雾散,
云开雾散,
光辉照山川,
千点万点,
千点万点撒在江面,
恰似银鳞闪闪,
惊起了江滩一只宿雁,
呼楞楞飞过了对面的杨柳岸。

听……
清风吹来竹枝摇,
摇得花影零乱,
幽香飘散,
何人吹弄笛声萧声?
萧声笛声,
和着渔歌,
自在悠然。
艾乃韵远。
漂向那水云深处,
芦荻岸边,
惟有渔火点点,
伴着人儿安眠。
春江花月夜,
怎不叫人流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