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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最新对话全文:10内年算力将提高100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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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钛媒体APP

英伟达CEO黄仁勋(图片来源:斯坦福大学SIEPR)
英伟达CEO黄仁勋(图片来源:斯坦福大学SIEPR)

2024年3月初,NVIDIA英伟达CEO黄仁勋(Jensen Huang)回到了他的母校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了斯坦福商学院SIEPR经济峰会以及View From The Top 系列活动。

在两场已公开的对话视频中,黄仁勋详细谈到英伟达的市场价值定位、AGI(通用人工智能)发展、AI 算力的增长,以及如何通过人类反馈将 AI 根植于人类价值观话题,而且他也回应对于“皮衣黄”来历等。

黄仁勋坦言,AI 技术缩小了人类的技术差距。

他称,目前大约有1000万人因为知道如何编程而有工作,这让其他80亿人“落后”,而接下来,如果生成式 AI 逐渐取代编程的话,编程技术将可能变得不那么有价值了。

“未来,我们都可以编程计算机。你只需要看看YouTube,看看所有使用提示工程(prompt)的人,所有孩子正在用它(AI)做出惊人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如何编程,但只是和ChatGPT交谈就反馈到正确的编程手段做这个、做那个。所以,AI 和未来与人交流没有什么不同。这是计算机科学行业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我们缩小了技术差距。”黄仁勋表示。

黄仁勋强调,未来五年内,AGI将通过人类测试。包括律师考试、胃肠病学等专业测试中,AGI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不过他也承认,AGI可能还很遥远,因为目前专家们对于描述人类思维如何运作方面仍然存在分歧。

谈及 AI 算力,黄仁勋强调,在未来的10年里,英伟达将会把深度学习的计算能力再提高100万倍,从而让 AI 计算机不断训练、推理、学习、应用,并持续改进,未来不断将超级 AI 转变为现实。

“因此,我们会做更多的计算。我们会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黄仁勋表示。

谈到地缘政治风险,黄仁勋回应称,英伟达几乎就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典型例子,原因在于公司制造了一种非常重要的 AI 工具。

他认为,AI 将是这个时代的“界定技术”。过去6-9个月时间里,他已经发现,未来 AI 将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即一个国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数字智能,必须致力于控制你的 AI 主权。

“美国完全有权决定这种工具在它认为应该限制的国家。美国有这个权利,并且行使了这个权利。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我们必须理解这些政策,我们必须保持敏捷,以便我们能够遵守这些政策。一方面,它限制了我们在某些地方的机会,另一方面,它在其他地方打开了机会。”黄仁勋称。

黄仁勋也回应了“皮衣黄”来历。他坦言,这套皮衣是妻子给他买的,他自己几乎不购物。黄仁勋笑着说,这件皮衣已经足够好了,如果不喜欢这件可以去再买一件,不然他可以一直穿皮衣。

“我储备了一大堆黑色皮夹克。”黄仁勋表示。

而在另一场斯坦福对话当中,黄仁勋谈及创办英伟达并获得资金的前后过程,并指出“我们正处于计算的世界”。他认为,未来人类处理信息的方式将从 AI 上发生根本改变,这就是英伟达制造芯片和系统的根本原因。而生成式 AI 将从一个信息“种子”出发,计算的未来将高度依赖生成而非检索。

面对英伟达暴跌80%时的“低谷期”,黄仁勋坦言当时希望公司要回到事情的“核心”——坚持我所相信的,然后什么都不改变、继续前进。

黄仁勋还认为,液冷技术将成为 AI 算力的下一个趋势性领域。

黄仁勋强调,未来十年,英伟达最大的挑战来自技术和市场,其他的挑战还来自工业、地缘政治和社会层面。他希望所执掌的英伟达能通过坚持不懈地去做擅长且热爱的事,被历史以“改变了一切”而闻名。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ChatGPT、林志佳,编辑|林志佳)

以下是黄仁勋在斯坦福大学的两场访谈对话全文,仅供参考:

第一个对话信息来自黄仁勋与MBA ’24Shantam Jain的对话,翻译部分自@美国攻略,并由钛媒体编辑进行人工整理和修正。

主持人:Jensen,非常荣幸能邀请到您,谢谢。

黄仁勋:能来这里我很高兴,谢谢。

主持人:为了庆祝您回到斯坦福,我想先聊聊您离开斯坦福的那段经历。当时您加入了 LSI Logic(美国逻辑芯片公司),那是当时最棒的公司之一。您也跟很多人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但却决定离开去创业。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样的决定?

黄仁勋:是 Chris 和 Curtis(两位英伟达联合创始人、黄仁勋的好友)。当时我在 LSI 做工程师,他们在 Sun 工作。我当时跟 CS 领域最聪明的人共事,制造各种工作站包括图形工作站。有一天 Chris 和 Curtis 说,他们想离开 Sun 。他们想让我帮忙想想做什么好。我的工作很棒,但他们坚持要我加入他们一起思考如何创立一家公司。他们过来时,我们就在 Denny’s 聚会,那几乎算是我最初效力的公司。我成为 CEO 之前的第一份工作是洗碗工,那份工作我做得很出色。总之,我们经常聚会,而那段时期正值微处理器革命。

那是在 1992 到 1993 年期间,PC 革命才刚开始。革命性的 Windows 95 还没上市,奔腾处理器甚至还没发布。这一切都发生在 PC 革命爆发之前,显而易见,微处理器会非常重要。于是我们想,为什么不创立一家公司解决通用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呢?这便成了公司使命:制造特殊的计算机解决普通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一直专注于此。

看看这些我们开拓的市场以及市场中的各种问题,比如计算机药物设计、天气模拟,材料设计。这些都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东西。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以及人工智能的自主软件。随后我们不断地推动着技术进步,最终计算成本接近于零。这促成了一个全新的软件开发方式,计算机自己编写软件,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人工智能。就是这样。

主持人:这就是整个历程,感谢大家的光临(玩笑)。嗯,如今我们都在思考这些应用。那时,LSI 的 CEO 说服了他的最大投资者 Don Valentine 与您会面。就是红杉资本的创始人。我可以看到很多创始人都满怀期待地向前倾着身子。但您是如何说服硅谷最炙手可热的投资者为您投资的呢?您的团队是初创者,产品是面向尚不存在的市场。

黄仁勋:我不知道如何写商业计划书,所以我去了家书店。那时候还有书店呢。商业书籍区,有这本书,作者我认识,Gordon Bell 。这本书我应该再去把它找出来,不过它非常厚。书名叫《如何写商业计划书》。

对于一个很小众的市场来说,它的书名相当具体了。感觉像是他特意为十几个人写的,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买了这本书,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个坏主意,因为 Gordon 非常聪明,聪明的人总有很多话想说。

我很确定 Gordon 想从头到尾教我怎么写商业计划书,所以我拿起这本书,大概有 450 页后,好吧,我从没读完过,根本读不完。我随便翻了几页,然后想:算了。等我读完它的时候,公司估计都倒闭了,钱也花光了。

Laurie和我当时银行里只有六个月左右的生活费,我们已经有了 Spencer 和 Madison,还有一条狗,所以我们一家五口只能靠手头这点存款生活。因此我时间不多,我没有写商业计划书,而是直接去找了 Wilf Corrigan 。

他曾经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嘿,您离开公司了,您都没告诉我您干嘛去了,我希望您能回来给我讲讲。」我回去给 Wilf 做了详细的介绍。Wilf 听完我的介绍后说:「我完全不明白您在说什么。」「这是我听过最烂的创业推销之一。」

随后他拿起电话打给 Don Valentine,他打电话给 Don 说:「Don,我要给您送个小伙子过去,我希望您能给他投资。他是我在 LSI 最棒的员工之一。」

我学到的教训是:你可以忽悠一个精彩的面试,你也可能会把面试搞砸,但你无法逃避自己的过去,所以要把自己的「过去」做好。从很多方面来说,我说我是个好洗碗工是认真的,我可能是 Denny’s 餐馆史上最好的洗碗工。我有规划,注重组织有序,我准备工作很用心,然后全力以赴地清洗盘子,之后我被提拔为服务员,我是 Denny’s 最好的服务员。

我从不空手离开工作区,也不空手回来,我效率很高。总之,我最终成为了 CEO,但我仍在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 CEO 。

主持人:您曾说要做最好的,要成为后来获得投资、做同样事情的 89 家公司中最优秀的。当公司的资金仅够维持 6 到 9 个月时,您意识到最初的愿景行不通。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您如何决定下一步来挽救公司呢?

黄仁勋:我们创立了「加速计算」(NVIDIA)公司。问题是,它用来做什么?它的杀手级应用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也是红杉投资的项目。我们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首个重点应用领域是 3D 图形。技术将是 3D 图形,而具体应用程序将是电子游戏。

当时,廉价的 3D 图形技术是不可能做到的。硅谷图形芯片产品要上百万美元,做廉价版本很难。而电子游戏市场当时的价值是零美元、不存在。你有一项难以商品化的技术,瞄准了一个尚未存在的市场。这个交集就是我们公司的创立点。

我还记得当我完成展示后,Don 说了句话,当时很有道理,今天听来也是:「初创公司不该投资初创公司或者跟初创公司合作。」他的观点是,为了让 NVIDIA 成功,我们需要另一家初创公司也取得成功,就是 Electronic Arts 。那家公司的 CTO 只有 14 岁,得由他妈妈开车送他上班。他想提醒我,这就是我要依靠的人。他说:「你要是赔了我的钱,我杀了你。」这就是我对第一次会议的回忆。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创造了点东西。接下来几年我们着手去开拓市场,为 PC 创造游戏市场。这花了很多时间,我们直到今天还在耕耘这块领域。

我们意识到,为了把百万美元的计算机图形技术商品化,使其适配进入售价 300 美元、 400 美元、 500 美元范围的电脑,你不仅要创造新技术,还得发明新的计算图形处理方式。同时你还需要去开拓全新的市场。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创造新技术、新市场。这种「创造技术、开拓市场」的理念定义了我们公司。我们做的几乎每件事情都是创造技术、创造市场。这就是人们说的「生态链」的本质。过去 30 年里, NVIDIA 的核心领悟就在于:为了让别人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必须亲手开拓这个新市场。

这就是为何我们很早就开始布局自动驾驶、深度学习,以及在很多领域都处于前沿,包括计算药物设计和发现。我们在创造技术的同时致力于开拓所有这些不同领域的市场。

接下来我们步入正轨,然后微软推出了 Direct 3D 的标准。这催生了成百上千家公司。几年后我们发现自己在跟几乎所有人竞争。我们赖以创立公司、开拓消费级 3D 图形的那项发明技术,居然跟 Direct 3D 标准不兼容。

我们创立公司,想把百万美元的发明技术商品化,但很快发现与新的标准不兼容。我们不得不更改赛道,否则就只能倒闭。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按照微软的方式来构建它。

我还记得那次会议上的讨论:我们现在有 89 个竞争对手,我们知道之前的方式不对,但我们不知道正确的方式是什么。

幸运的是我又看到一家书店 Fries Electronics 。我不知道它现在还在不在。有个周末我带女儿 Madison 去书店,然后就看到了这本书 OpenGL 手册,定义了硅谷图形的计算机图形处理方式。一本 68 美元,我带了几百块钱,买了三本。

我把书带回办公室,对大家说:「我找到了咱们的未来。」我把三本书分发下去传阅,中间有大幅的折叠插页,这个插页就是 OpenGL 流水线计算机图形处理流水线。我把它交给了与我共同创办公司的那些天才手中。

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实现了 OpenGL 流水线,构建出了世界从未见过的东西。其中有很多经验教训。对我们公司来说,那一刻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即使对所做的事情一无所知,也能成功创造出未来。

现在这就是我对任何事情的态度。当有人跟我说我没听过的事情,或者听说过但不懂原理,我的想法总是:能有多难呢?可能看本书就搞定了,可能找一篇论文就能搞清楚原理。

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阅读论文,这是真的。当然,你不能照搬别人的做法,指望会有不同的结果。但你可以了解某件事情的实现原理,然后回归问题的本质,扪心自问:基于现有的条件、动机、手段和工具,以及一切如今的变革,我会怎么去重做这件事?我会如何重新发明它?我会如何设计它?

如果今天造一辆车,我会沿用过去的方式吗?如果今天让我创造一台计算机,我会采用怎样的方式?如果今天让我来编写软件呢?

这么想有道理吗?即使是今天的公司,我也经常回归本质,从头思考。这是因为世界已经变了。过去编写软件的方式是单一的,是为超级计算机设计的,但现在软件架构已经解耦等等。我们今天思考软件、计算机的方式一直在改变。经常促使公司和自己回归问题本质,会创造出大量的机会。

主持人:而当您运用这种技术时,结果可能是革命性的。公司上市之后您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四年里营收增长了九倍。但您却因为一通化学教授的电话转变了 NVIDIA 的创新方向。能讲讲吗?您是如何把谈话与 NVIDIA 的未来联系起来的?

黄仁勋:记住,公司本质上是在开创一种全新的计算方式。计算机图形是第一个应用领域,但我们一直知道会有其他应用。陆续有图像处理、粒子物理、流体等领域开始使用我们的技术。还有很多我们想做、觉得会很有趣的应用领域。

我们努力让处理器更具编程性,从而可以表达出更多样的算法。后来我们发明了可编程着色器,让成像和计算机图形的各部分都具备了可编程性。这是一次重大突破。我们试图找到可以充分利用我们处理器(它和 CPU 有很大区别)来计算更复杂算法的方式。

大概是 2003 年,我们创造了 CG 。C for GPUs 的简写。它比 CUDA 早了大约三年。编写那本曾挽救公司的教科书的作者,Mark Kilgard,他也编写了关于 CG 的教科书。

CG 非常酷,我们还出了教科书。我们开始教人们如何使用它,也开发了一些相应的工具。后来有好几位研究人员发现了 CG,斯坦福大学的很多研究人员和学生都有在用它。很多后来成为 NVIDIA 工程师的人当时也在捣鼓这个。

马萨诸塞有几位医生开始使用 CG 进行 CT 图像重建。我飞过去见了他们,问他们拿这个工具在干什么。他们告诉了我他们的工作。然后一位量子化学家也用它来表达他的算法。

我意识到有迹象表明人们可能真的开始有需求使用它。这让我们逐步确信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发展这块领域。这个计算领域、这种计算形式能解决普通计算机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也强化了我们的信念,让我们继续前行。

主持人:每次听到新的应用方式时,您都觉得很惊喜。这似乎贯穿了您在 NVIDIA 领导生涯中的一个主题,就像您在技术拐点出现之前就做出了赌注。当苹果终于从树上掉下时,您正穿黑色皮夹克在等着接住它。您是如何做到如此确信的?

黄仁勋:这总是感觉像是一个飞身接球,就像在飞身接球。你的行动源自于核心的信念。我们坚信可以创造出一种计算机能解决一般计算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相信 CPU 的能力是有极限的,通用计算的能力也有极限。同时我们也知道能去解决一些有趣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只是有趣吗?还是能扩展成有趣的市场?只有当它们成为市场时才能保证可持续性。

NVIDIA 有十年的时间在投资未来,但市场并不存在。当时只存在一个市场:计算机图形。十几年的时间,推动我们今天发展壮大的市场根本不存在。那么,你该如何继续带领身边的所有人:公司、管理团队、优秀的工程师、股东、董事会、合作伙伴?你带着所有人上路,但根本没有市场存在的证据。这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具有挑战性。

我们的技术可以解决问题,有研究论文为证,这些都很有意思,但你得寻找市场。在市场出现之前,你仍然需要看到未来成功的早期指标。公司里有一句行话叫关键绩效指标 KPI 。不幸的是,KPI 很难理解,我觉得 KPI 很难理解。

什么是好的 KPI 呢?当我们看 KPI 时,很多人都会说「毛利率」,但那不是 KPI,那是结果。你应该寻找未来成功的早期指标,而且越早越好。原因是你想尽早看到自己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我们有个短语叫 EIOFS「未来成功早期指标」的缩写。我常使用这个词,它能帮助人们、给予公司希望。看,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市场尚不存在,但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公司的意义所在。我们希望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有市场在某个时刻出现。

但是,你要把结果与你正在做正确的事情的证据脱钩。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投资某个非常遥远的事情,还得有信念坚持下去。办法就是尽早找出你做的事情是否正确的那些指标。最开始得有一个核心信念,除非有什么改变了你的想法,否则你就要继续相信它,并且寻找未来成功的早期指标。

主持人:NVIDIA 的产品团队使用过哪些早期指标呢?

黄仁勋:各种各样的都有。我看到过这样一篇论文,在此之前很久我遇到了需要我在「深度学习」领域提供帮助的人。那时,我甚至不知道深度学习是什么。

他们需要我们创建一个领域特定的编程语言,这样他们所有的算法都能在我们的处理器上轻松实现。我们创造了这个叫做 KU-DNN 的东西。它本质上是在深度学习领域的 SQL(数据库语言)。而 SQL 则应用在存储计算方面。

我们为深度学习创造了一门编程语言,就像是该领域的 OpenGL 。他们需要我们做这个,这样他们才能表达他们的数学计算。他们不懂 CUDA,但他们懂深度学习。我们在中间给他们创造了这个工具。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即使当时市场规模是零……这些研究员身无分文,即使看不到财务回报、遥遥无期,只要你相信,公司也愿意去做。

这是我们公司的伟大能力之一。我们会问自己,这项工作是否有价值?它是否能在某个重要的领域推动科学的发展?注意,这是我从一开始就在强调的事情。从创立之初,我们就一直是注重工作的重要性而非市场规模。因为工作的重要性是未来市场存在的早期指标。

没有人需要做商业分析报告,没有人需要给我看损益表、或财务预测。唯一的问题是,这项工作重要吗?如果我们不来做的话,这些事还会不会发生?如果我们不做、事情也会自然发展,我其实特别高兴。因为你想想,你什么都不用做,世界却变得更好了。这是终极「懒人」的定义。从很多方面来说,你需要养成这种习惯。公司应该对别人总能做好的事情保持「懒惰」态度。

如果别人能做,那就让他们去做吧。我们应该去做那些「如果我们不做就会出问题」的事情。

你必须说服自己:如果我不做,这件事就做不成。这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工作,它会赋予你使命感。我们公司一直在选择这样的项目,深度学习只是其中之一。其早期成功的迹象是吴恩达的人工智能识别猫。Alex 检测出了猫,虽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但至少能证明这条道路可能有所发展。

我们分析了深度学习的结构,我们是计算机科学家,我们理解事物运行的原理。我们说服自己这个技术能改变一切。无论如何,这就是一个例子。

主持人:您的这些选择取得了巨大的回报,字面、及比喻意义上都是。但金融危机期间,华尔街不相信您押注机器学习。公司市值蒸发 80%,您带领公司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在那种情况下,您是如何掌控局势、让员工专注目标?

黄仁勋:我在那段时间的反应和过去一周的反应完全一样。之前你问我本周的事我的反应没有任何变化。本周与上周、或前一周毫无不同。当然,股价跌了 80% 确实有点难堪。你只想穿一件「不是我的错」的 T 恤出门。更糟的是你不想起床,不想出门。这些都很真实,但随后你还是得投入工作。

我在同一时间醒来,用同样的方式规划我的一天。我回归初心:我相信什么?你必须始终牢记核心,你相信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一项项确认。这样做有帮助。家人爱我吗?是的,很好。你就得逐条确认。再回到你的工作核心,继续工作。然后每一次对话都回到工作核心,让公司的注意力集中在核心上。你坚信吗?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股价变了但还有其他东西变了吗?物理定律变了?万有引力变了?那些促使我们做出决定的事情,那些假设、那些信念有变化吗?

因为如果这些东西变了,那一切都得变。但如果它们不变,你也什么都不需要改变。继续走下去,这就是坚持的办法。

主持人:和您的员工交流时,他们说您(不想公开露面)。他们说您在领导方面(连员工也不见。开玩笑的)。

黄仁勋:不,不幸的是作为领导者你得让人看到,这才是难的地方。

我是学电气工程的,入学的时候年纪很小。我上大学的时候才 16 岁,很多事情都经历得比较早。我有点内向,很害羞,不喜欢公开演讲。当然今天能来这里很开心……但这不是我的本性。当情况有挑战时,站在你最关心的人面前并不容易。你能想象公司股价下跌 80% 时开会吗?

作为 CEO,我最重要的职责是站出来面对你们,解释情况。有时候你不知道原因,不知道会持续多久、有多糟糕。你对这些一无所知,但仍然必须去解释。面对所有这些人,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完了,有人可能觉得你是个白痴,有人可能在想别的事情。大家可能胡思乱想,你知道,但你还得站在他们面前去做艰苦的工作。

主持人:他们可能那么想,但您领导的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

黄仁勋:他们找不到工作,我一直这么提醒他们。开玩笑的。我身边都是天才,很不可思议。NVIDIA 众所周知拥有全球最出色的管理团队,这是世界上技术最深厚的管理团队。我身边都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天才。商业团队、市场团队、销售团队,都非常出色。工程团队、研究团队简直难以置信。是的。

主持人:您的员工说您的领导风格非常投入。您有 50 个直接下属。您鼓励各级员工向您发送他们认为五件最重要的事情,您不断提醒大家没有任何工作您看不上。能告诉我们您为什么设计这么扁平的组织结构吗?我们该如何思考未来要设计的组织架构?

黄仁勋:没有任何工作我看不上。别忘了我曾经真是个洗碗工。我洗过很多很多厕所,比你们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那些画面挥之不去。我也不知道对你说什么,这就是生活。

你不可能给我一项我做不了的工作。我做事情不是仅仅因为它是否配得上我。如果你给我发东西想要我的意见,如果我能为你提供帮助跟你分享我的思考过程,那我就能有贡献,让你看到我是如何进行推理的。了解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思考方式能赋予你力量。你会想:「天哪,原来你是这么思考这种事情的。」

其复杂程度不如你想象。你会知道原来这么处理模糊不清的事情,你会知道如何处理无法估计的事,你会知道如何处理看似很可怕的事情,你会知道怎么……明白吗?我一直在示范给大家怎么进行推理,战略——如何预测某事如何分解问题。你在不断地赋权众人。我就是这样看待这事的。如果你发东西给我审阅,我会尽力而为,然后让你知道我会怎么做。这个过程中我也从你那里学到了很多,对吧?你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我学到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回报。有时候确实会很耗费精力为了给别人增值,他们本来就很聪明,我身边都是这种人。要想给他们增值,你至少要达到他们的水平。你必须进入他们的思维空间,这真的很难。需要消耗大量的情感和智力能量。在做完这样的事情后,我会感到精疲力竭。我身边很多优秀的人。

CEO 应该拥有最多的直接下属,因为能直接汇报给 CEO 的人需要的管理最少。若 CEO 的下属很少,在我看来毫无道理,除非说, CEO 知道的信息最有价值、最机密。他只能告诉给两三个人,这些人也只能告诉另外几个人。我不认同这种「你掌握的信息就是权力」的文化或环境。

我希望我们都能为公司做贡献,我们在公司中的地位应该取决于我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带领他人取得卓越成就的能力、激发他人灵感的能力、赋能他人和支持他人的能力。这才是管理团队存在的目的——服务其他员工,创造有利条件让优秀人才愿意来为你工作,而不是去其他令人赞叹的高科技公司。他们选择、自愿来为你工作。因此,你应该创造出能让他们从事毕生工作的条件,这就是我的使命。

可能你已经听过我说这件事而我也相信这一点。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要创造你能够做毕生工作的条件。那么我如何做到这一点?这种条件是什么样的呢?

嗯,这种条件会带来很大的自主性。只有当你了解环境时你才会获得这种自主性,对吗?你必须了解所处状况的背景才能想出好点子。我必须创造让你知晓背景情况的环境,你得有知情权。得到知情权的最佳方式是减少信息扭曲的层次。这就是为什么我很经常在这样的场合下进行推理。我会说,这是最初的事实,这是我们拥有的数据。我要这样进行推理,以下是一些假设。以下是一些未知因素,以下是一些已知因素。所以你就进行推理了。现在,你已经建立了一个高度自主的组织。

NVIDIA 有 3 万人。我们是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公司。但每位员工都有很大自主权,每天帮我做明智决定。原因是他们理解我的状态。他们理解我的状态。我对人很透明,我相信我可以把信息托付给你。信息可能难理解、情况很复杂但我相信你可以应付。我对很多人说过「你们是成年人、可以应付这个的。」但有些人不是真正的成年人,只是刚毕业(开玩笑的)。我刚毕业时不能算成年人,但我幸运地被信任和托付。我想这样做。我想为人们创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条件。

主持人:我现在想谈谈大家都在想的话题——人工智能。上周,您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加速计算已经达到临界点。随着这项技术变得越来越主流。您最兴奋的应用是什么?

黄仁勋:你必须回归初心,问问自己什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有了可以理解事物的软件它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将所有东西数字化了。基因测序,数字化基因。但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串基因序列有什么意义?我们已经将氨基酸数字化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有能力数字化文字、数字化声音,我们数字化图像和视频,我们数字化了很多东西。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通过大量学习、大量数据以及从模式和关系中,我们现在理解了它们的含义。我们不仅理解它们的意思还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转换,因为我们了解这些事物在同一个世界中的含义。

我们不是分开了解它们的。我们是在同一个上下文中学习口语、文字、段落和词汇。我们找到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它们彼此都是有关联的。现在,我们不仅理解了模态、每个模态的含义,我们还明白如何在它们之间进行转换。显而易见的应用如:视频生成文本,就是字幕;文本生成图像如 Midjourney;以及文本生成文本如 ChatGPT,太神奇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理解了含义,还可以转换。某些事物的转换等同于信息生成。

突然间,你得退后一步扪心自问,这会对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每一层面带来什么影响?我在你们面前练习、我在你们面前推理。和十几年前首次看到 AlexNet 时一样,当时我就这样推理。我看到什么了?多有意思?它能做什么?太酷了。最重要的是,这代表什么?对计算领域的每一层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们处于计算的世界。未来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将从根本上改变。这就是 NVIDIA 制造芯片和系统的原因。我们编写软件的方式也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未来的软件类型会改变会催生新的应用程序。还有,这些应用程序的处理方式也会发生改变。

过去,模型基于检索预先记录的信息,我们编写文本、预先记录然后基于算法来检索。在未来,某些信息的种子将成为起点。我们称之为 Prompt 提示词,然后生成其它的内容。未来的计算将高度依赖生成。举例来说我们现在正在聊天。我告诉给你们的信息很少是检索所得。大多数是生成的,这就叫做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未来计算机的运算会高度依赖生成,而非基于检索。

回到原点,你们创业时得自问哪些行业会因此被颠覆?我们还会对网络持有同样的看法吗?我们还会对存储持有同样的看法吗?我们还会像今天这样滥用互联网流量吗?可能不会。我们此刻在对话,但不是你每问个问题我就上车离开。我们不必像过去那样滥用信息传输。什么会更多出现?什么会减少?哪些新的应用程序?等等之类的问题。你可以审视整个行业格局自问:什么会被颠覆?什么会改变?会出现哪些新事物?诸如此类。推理过程始于「发生什么了?什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根本上,到底什么正在发生?对所有问题都回归本质。

我还想聊聊组织架构,你之前提问我忘了回答。创建组织的方式得回归本质,别管其它公司的组织架构。你记住组织是用来做什么的。过去的架构是上面一个 CEO 下面是辅佐大臣,层层向下,最底层就是普通员工。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希望员工获得的信息越少越好,因为士兵们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战场上卖命。牺牲而不问,原因你们懂的。我只有 3 万名员工,我不希望任何人去送死。我希望他们质疑一切,能理解吗?过去的组织方式与今天的组织方式截然不同。

问题是「NVIDIA 要创造什么?」组织架构的目标,是让我们更好地去创造我们要创造的东西。大家创造的东西不同,为什么还要用相同的组织架构方式呢?为什么采用相同的组织架构、而不考虑你们要创造的是什么?毫无道理。你造计算机用一种架构去组织。你提供医疗服务还用完全相同的架构去组织。这完全说不通。你得回归本质自问:需要什么样的架构?输入是什么?输出是什么?这个环境有什么特性?这种动物必须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它的特性是什么?大部分情况下是稳定的吗?是不是每时每刻都努力榨干最后一滴水?还是时常变化、随时会被攻击?你得明白,作为 CEO 你的工作就是架构这个公司。这是我的首要工作——创造条件让你能做毕生的事业。架构必须正确你必须回归本质,思考这些问题。

我很幸运,在 29 岁的时候有机会退后一步思考:我如何为未来构建这家公司,它的样子会是怎样?它的操作系统是什么也就是企业文化?我们鼓励和推广哪些行为、不鼓励哪些行为?等等。

主持人:今年我们的主题是重新定义明天,嘉宾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英伟达的联合创始人和 CEO,如果您能闭上眼、神奇地改变关于明天的一件事,会是什么?

黄仁勋:我们是不是应该事先想想这个问题?要不然我会给您一个糟糕的答案。

我个人观点,世上有很多事我们无法控制,你的工作是做出独特贡献、有目标的生活,做一些只有你才能做或会去做的事。做出独特贡献,在你离开世界后,大家会觉得因为有你,世界变得更好了。对我来说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我会快进到未来再往回看。你的问题其实和我思考问题的视角完全相反,我不从当前位置向前看,我快进到未来,再往回看。因为这么做更容易。我会往回看,翻看历史。我们用这种做法、那种方式解决了某些问题……说得通吗?

这有点像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你搞清楚最终想要的结果,然后反推实现它的方法。所以我设想 NVIDIA 为推动计算领域发展做出独特贡献,因为计算是推动整个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这不是自我吹捧,而是因为这是我们擅长的领域,且难度极高。我们坚信自己能做出绝对独特的贡献。到今天,公司已经走过了 31 年,但我们的征途才刚开始。这是极难的目标。当我回首往事时我相信我们会被铭记,成为一家改变了世界的公司,不是因为我们到处宣讲通过言行改变世界,而是因为我们坚持做一件难度极高的事,这件事是我们擅长、热爱而且做了很久。

观众:我是 GSP 项目的负责人。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公司在未来十年的发展?您认为公司会面临哪些挑战?以及您对此的策略是什么?

黄仁勋:首先,我能说说您提问题时我脑海中的想法吗?当您说「什么挑战」时一大堆挑战在我脑中闪过,以至于我当时在想选哪个说比较好。呈现在我脑海中的大多数都是技术挑战,因为我整个早上都在处理这些问题。但如果您昨天问,我可能想的大多是市场开拓相关的挑战。有些市场我也非常想开拓。能不能快点行动?但我们无法单枪匹马实现它。

NVIDIA 是一家技术平台型公司。我们服务于很多公司,希望我们的梦想能通过它们实现。有些事我很想看到比如让生物学领域达到像 40 年前的芯片设计行业那样的状态。当年的计算机辅助设计(EDA)软件、整个 EDA 产业,成就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我相信明天我们会让生物领域也实现同样的突破。

今天,我们有能力将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与基因、蛋白质、甚至细胞结合。我们非常非常接近能表示和理解细胞的含义,那是大量基因的组合。细胞代表着什么?如果我们能像理解文字那样理解细胞,想象一下前景。我迫不及待地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对此感到很兴奋。还有一些我感到兴奋、确信马上要取得突破的领域。比如,以人为导向的机器人技术非常接近取得突破。理由是,如果你能将语音进行切分成单元并理解那么,为什么不能对动作进行同样的处理呢?因此,一旦你在某个领域想通了这些计算机科学技术,就会去思考:既然能做这个为什么不能做那个?这些让我很兴奋。这个领域的挑战是令人愉快的挑战。

当然,还有一些「不太愉快」的挑战, 比如产业问题、地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你们应该都听说过这些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全球范围内的社会问题、地缘政治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相处好呢?我们为什么要在世界上说那些话?为什么要说那些话然后在世界上放大它?为什么我们必须这么地批判别人呢?所有这些问题,你们都知道我不需要再重复一遍。

观众:我叫 Jose,我是 2023 年 GSB 班的学生。我的问题是:您是否对我们开发 AI 的速度感到任何担忧?您认为是否需要任何监管制度?谢谢。

黄仁勋: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现代 AI 最伟大的突破是深度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另一个不可思议的突破是人类常有、常使用的一项能力。我们把它应用在语言模型上称为基础、强化学习、人为反馈。我每天都在提供强化学习与人为反馈。这就是我的工作。在场的各位家长,你们也一直在提供强化学习与人为反馈。如今,我们才弄清楚如何将这个系统性地应用在人工智能上。还有很多其它防范手段:例如,微调、基础。如何生成遵循物理定律的数据?

目前,有些模型生成的物体会在太空中飘、不遵循物理定律。这需要技术来解决。防范需要技术,微调需要技术,使 AI 与人类目标相一致需要技术,安全也需要技术。

飞机之所以安全,是因为所有的自动驾驶系统,都由多样性和冗余性系统支持, 还有各种各样新发明的功能安全和主动安全系统。我们需要更快、更快速地发明出所有与之类似的技术。安全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界限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界限将会变得模糊而紧密交融。在网络安全领域,我们需要技术非常、非常快速地进步才能保护我们免受人工智能的伤害。

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需要技术更快推进,远比现在快得多。监管有两类,有社会监管,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也有产品和服务监管,这点我非常清楚该怎么做。FAA 、 FDA 、 NITSA 等等各种联邦政府机构,它们针对特定用途的产品和服务有各种监管措施。律师行业有职业资格考试、医生行业也是,如此等等。你们都有资格认证考试。都有需要达到的标准都需持续考取资质认证。会计师行业也是如此等。

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都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监管制度。请不要再额外增加一套横跨所有行业的超级监管。监管会计行业的监管者不应该去监管医生。我喜欢会计师,但如果我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会计师能算账固然不错但显然不能做心脏搭桥。我希望已有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加强。

我漏掉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 AI 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如何应对呢?我没有很好的答案,不过已经足够多的人在讨论了。但重要的是把这一切划分成很多个子问题。能理解吗?这样我们才不会过度聚焦于一个领域,而忘记了大量常规领域还可以做的事。那样的结果是,人们会死于车祸和飞机事故 —— 毫无道理。我们应该确保在那些领域做到位。

很务实。(你们)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主持人:好吧,按照惯例,我们有些快问快答问题。

黄仁勋:好的,我一直努力避免来着。好的,好的,请开始。

主持人:您第一份工作是 Denny’s 餐厅,他们现给您设了专门的卡座。在那里的工作您最美好的记忆是什么?

黄仁勋:我第二份工作是 AMD,他们有给我设专门卡座吗?开玩笑啦。我很喜欢那份工作。真心喜欢那是一家很棒的公司。

主持人:如果全球各地都出现黑色皮夹克短缺,您会穿什么?

黄仁勋:我储备了一大堆黑色皮夹克,我是最不需要担心这个的人。

主持人:您谈了很多关于教科书的事。如果您要写一本,主题会是什么?

黄仁勋:我不会写的。您问的是一个假设性、毫无可能性实现的问题。

主持人:这很公平。最后,如果您能分享一条简短的建议给斯坦福,会是什么呢?

黄仁勋:拥有一个核心信念。每天都发自内心地检视目标竭尽全力追求、持之以恒地追求。和您爱的人一起,携手踏上正途。这就是 NVIDIA 的故事。

主持人:Jensen,和您聊的这一个小时太愉快了。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

下面是黄仁勋另一场在SIEPRkeynote会议上的对话,由讯飞听见、Kimi智能助手和ChatGPT进行 AI 翻译,钛媒体编辑进行部分人工整理和修正:

注:主持人为SIEPR前任董事长、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John Shoven,以下称他为“主持人”。

主持人:在我的一生中,我认为最大的半导体技术发展突破是晶体管。现在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发明,但我应该重新思考技术突破要变成人工智能吗?

黄仁勋:首先,晶体管显然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最伟大的能力是它使得软件成为可能。人类能够以可重复的计算方式表达我们的想法和算法,这是突破。我们公司在过去31年里致力于一种新的计算形式,称为加速计算。我们的想法是,通用计算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工作领域。我们说,为什么不发明一种新的计算方式,以便我们能够解决通用计算不适合解决的问题?我们在特定计算领域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本质上是算法的可以并行化。我们已经将计算机的计算成本降低到接近零。

当你能够将某物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启用了一种新的软件开发方式,过去是由人类编写的。现在我们可以让计算机来编写软件,因为计算成本接近零。你不妨让计算机去处理大量的经验。我们称之为数据,数字经验,人类的数字经验,让它去发现关系和模式,从而代表人类知识。这个奇迹发生在大约十五年前。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让整个公司都投入到这个领域。结果,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将深度学习的计算成本降低了100万倍。

很多人说,Jensen,如果你将计算成本降低了100万倍,人们就会买得更少。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能够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我们可能会用它来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大型语言模型,从互联网上提取所有的数字人类知识,将其放入计算机中,让它找出知识是什么。这个想法,将整个互联网的内容刮取出来,放入一台计算机中,让计算机找出程序是什么,这是一个疯狂的概念,但如果没有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到零,你永远不会考虑去做它。

我们取得了这个突破。现在我们启用了这种新的软件开发方式。想象一下,对于那些对人工智能还不熟悉的人来说,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让计算机理解几乎所有数字知识的含义,而不是模式。你可以数字化任何东西。我们可以理解它的含义。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基因测序是数字化基因。但现在有了大型语言模型,我们可以去理解基因的含义。通过质谱数字化的氨基酸。

现在我们可以从氨基酸序列中理解,不需要太多工作,我们就可以弄清楚蛋白质的结构。这在计算机的视角下和一张页面的文字没有什么不同。你让计算机问它,这是什么意思?总结它说了什么?这和基因、蛋白质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正处于这一切的边缘。所以我会长篇大论地说,John,你完全正确。人工智能,这是我们称之为加速计算的新形式,我们花了三十年时间去做,可能是计算机行业最伟大的发明。

这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情。

主持人:我同意这是21世纪的,但也许晶体管是20世纪的趋势,我们需要让历史来决定。那么,你能展望一下未来吗?我猜现在支持 AI 的GPU芯片是你们的H100,我知道你们正在推出H200,你们计划每年升级一次。那么,你能想象一下5年后的3月20日,你们正在推出H700吗?它会让我们做到我们现在做不到的事情吗?

黄仁勋:我会倒回去,但首先让我说一下John刚刚描述的芯片。正如我们所说,芯片,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见过芯片,你可能会想象有一个像这样的芯片。John刚刚描述的芯片重70磅。它由35,000个部分组成。其中8个部分来自台积电。这个芯片取代了一个数据中心的旧CPU,变成了一台计算机。

这些节省,因为我们计算得非常快,这个计算机的节省是难以置信的。

然而,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计算机。我们卖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价值25万美元的芯片,但这个系统它所取代的,仅仅是连接所有这些旧计算机的电缆就比芯片贵。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重新发明了计算,结果,计算的边际成本降到了零。这就是你刚刚解释的。我们将整个数据中心压缩成了这一个芯片。它非常擅长于尝试这种计算形式,如果没有变得奇怪的话,我们称之为深度学习,它非常擅长于这个叫做人工智能的东西。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不仅仅是在芯片层面,而是在芯片层面、算法层面和数据中心层面,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所以当你看我们的一台计算机时,它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只有计算机工程师会觉得它了不起,但它确实了不起。它很重,有数百英里的电缆。下一个即将到来的是液冷技术,它在很多方面都很美。它以数据中心的规模进行计算。在未来的10年里,比如John所说的,我们将深度学习的计算能力再提高100万倍。当你这样做时,会发生什么?今天我们学习,然后我们应用。我们去训练推理,我们学习,然后我们应用。在未来,我们将有持续学习。我们可以决定是否将那个持续学习的结果部署到世界上的应用中,但计算机将观察视频和新文本,并从所有互动中不断改进自己。

学习过程和训练过程,训练过程和推理过程,训练过程和部署过程、应用过程都将成为一体。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推理、训练、应用这套强化学习循环将是持续的,而强化学习将基于实时通过互动以及我们实时创造的合成数据。就像当你学习时,你获取信息的片段,然后你从第一原理开始,这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大脑中进行模拟,想象状态,未来状态在很多方面对我们来说表现为现实。

未来的人工智能计算机也会这样做。它会进行合成数据生成,它会进行强化学习,它将继续以真实世界的经验为基础。它会想象一些事情,它会用真实世界的经验来测试它。它会以此为基础。整个循环就是一个巨大的循环。当你能够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时,就会有很多新的方法去做你愿意做的事情。这和我愿意去更远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交通的边际成本已经降到了零。我可以相对便宜地从这里飞到纽约。如果它需要一个月,我可能永远不会去。这和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一样的,我们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

因此,我们会做更多的计算。

主持人:你可能知道,最近有一些报道说NVIDIA在推理市场上将面临比训练市场更多的竞争。但你所说的实际上是一个市场。你能评论一下吗?将会有一个单独的训练芯片市场和推理芯片市场吗?或者听起来你将会持续训练并切换到推理?也许在一个芯片内,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解释一下。

黄仁勋:今天,每当你提示NVIDIA,无论是ChatGPT还是Copilot,或者你现在使用的服务平台,你正在做推理。推理就在其中。

所以,它为你生成信息。每当你这样做时,背后的是什么?100%都是NVIDIA的GPU。所以NVIDIA,你们现在参与的平台,当你在做推理时,我们是世界上100%的推理。现在推理难还是容易?很多人,当他们看到训练时,他们会说,这看起来太难了。我不会去做那个。我是一个芯片公司,这看起来不像一个芯片。你必须为了证明某事是否有效而投入20亿美元。你投入了20亿美元,两年时间,然后你打开它,发现它并不是很有效。你投入了20亿美元和两年时间,探索新事物的风险对客户来说太高了。

所以很多竞争对手倾向于说我们不做训练,我们做推理。推理非常困难。让我们想一想。推理的响应时间必须非常快,但这是容易的部分。这是计算机科学部分。推理的难点在于,做推理的人的目标是吸引更多的用户,并将其软件应用于庞大的安装基础。推理是一个安装基础问题。这和在iPhone上编写应用程序的人没有区别。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iPhone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安装基础。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如果你为那部手机编写一个应用程序,它将受益于能够触及每个人。在NVIDIA的情况下,我们的加速计算平台是唯一真正无处不在的加速计算平台。因为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工作了很长时间,如果你为推理编写了一个应用程序,并在视频架构上部署了那个模型,它实际上可以在任何地方运行。

所以你可以触及每个人。你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推理的问题实际上是安装基础。这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多年的成功和奉献,以及对架构、兼容性等方面的投入。

主持人:你制造了完全先进的芯片。但是,是否有可能你会面临激烈的竞争,虽然他们不如NVIDIA,但足够好且便宜得多。A(AMD)是一个威胁吗?

黄仁勋:首先,我们比地球上任何人都有更多的竞争对手。我们不仅有来自竞争对手的竞争,我们还有来自客户的竞争。是的。我是他们即将设计一个芯片来取代我们的竞争对手,我完全知道这一点。我不仅向他们展示我当前的芯片。我还向他们展示我的下一个芯片,我还会展示我的芯片适配器。原因是,你看,如果你不尝试解释你为什么擅长某件事,他们永远不会有机会购买你的产品。

所以我们在与行业里的几乎每个人合作时都是完全开放的。我们的优势在于几件事情,我们的优势在于,你可以为一个特定的算法构建一个芯片。记住,计算不仅仅是Transformers。有一个叫做Transformers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Transformers物种,而且我们正在发明新的Transformers。软件的类型非常丰富。软件工程师喜欢创造新事物,创新。我们希望NVIDIA擅长的是加速计算的广泛领域。其中之一是数据中心的生成性AI,它希望拥有大量客户,其中一些在金融服务领域,一些在制造业等等。在计算世界中,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标准。我们在每一个云中,我们在每一个计算机公司中。我们公司的架构在大约30年后成为了一种标准。所以这真的是我们的优势。如果客户可以做一些特定的事情,那更具有成本效益。坦白说,我甚至对这一点感到惊讶。

原因是这样的。记住,我们的芯片只是一部分。当你看到现在的计算机时,它不像笔记本电脑。它是一个数据中心,你需要运营它。所以购买和销售芯片的人考虑的是芯片的价格。运营数据中心的人考虑的是运营成本,我们的总拥有成本(TCO)非常好。即使竞争对手的芯片是免费的,它也不够便宜。我们的目标是增加如此多的价值,以至于替代品不仅仅是关于成本。这需要很多努力,我们必须不断创新。我们不能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但我们有很多竞争对手。

主持人:但也许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个术语叫做AGI。

黄仁勋:我为那次回答道歉。我本可以更巧妙地处理。我会在下次做得更好,但他用一个竞争对手让我措手不及。我以为我在一个经济论坛上。

主持人:我只是走进来。我向他的团队提出了一些问题。我说,你看过这些问题吗?他说,没有,我没有看。我想保持自发性。此外,我可能会开始考虑它,那会很糟糕。所以我们就这样即兴发挥。我们两个都是。所以我问,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会实现人类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是50年后吗?还是5年后?你怎么看?

黄仁勋:我会给出一个非常具体的答案。但首先,让我告诉你一些正在发生的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首先,我们正在训练这些模型,使它们具有多模态性,这意味着我们将从声音中学习,从文字中学习,从视觉中学习。我们只是看电视并从中学习,等等。这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人工智能需要有根基,不仅仅是人类价值观。这是Chat GPT真正创新的地方。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大型语言模型,但直到强化学习,人类反馈,人类反馈,将人工智能扎根于我们感觉良好的人类价值观。

现在,你能想象,现在你必须生成图像和视频之类的东西吗?人工智能如何知道手不会穿透讲台,脚站在地面上,当你踩在水上时,你会掉进去。你必须在物理上扎根。

目前,人工智能必须通过观察大量不同的例子,理想情况下主要是视频,来学习世界中的某些属性。它必须创建一个所谓的世界模型。首先,我们必须理解多模态。还有许多其他模态,如我之前提到的基因和氨基酸、蛋白质和细胞,这导致了器官等等。所以我们希望多模态。第二是越来越强的推理能力。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推理技能。常识是我们所有人都默认的推理。我们的许多知识,互联网上已经编码了推理,模型可以学习那个。但还有更高层次的推理能力。例如,有些问题你问我。

现在,当我们谈话时,我主要是在做生成性AI,我没有花太多时间推理问题。然而,有一些问题,比如规划问题,这很有趣。让我想想。我在脑海中循环,我提出了多个计划。我穿过树,我遍历我的图,我修剪我的树,说这没有意义,但我会玩,我会在脑海中模拟它,也许我会做一些计算等等。那种长思考,那种长思考AI今天不擅长。你提示ChatGPT的一切都是即时回应,我们希望提示ChatGPT给它一个使命声明,给它一个问题,让它思考一会儿。不是吗?

那种系统,计算机科学称之为系统思考或长思考或规划那些事情,推理和规划那些问题。我认为我们正在研究这些事情。我认为你可以看到一些突破。所以在未来,你与AI的互动方式将会非常不同。有些只是给我一个问题,回答。有些是说,这里有一个问题。去工作一会儿。明天告诉我,它会做尽可能多的计算。你也可以说,我要给你这个问题,花1000美元,但不要花超过那个。它会回来给出最好的答案,等等。

所以那个就是AGI的问题,AGI的定义是什么?事实上,这是最高的问题。现在,如果你问我,AGI是通过一系列非法测试,记住,工程师只能知道,工程师知道,我们在这个享有盛誉的组织中,没有人确切知道工程师需要有一个规范,你需要知道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你需要有一个测试。

现在,如果我给AI很多数学测试、推理测试、历史测试、生物学测试、医学考试和律师考试,以及你能想象到的每一个测试,你把这个测试列表放在计算机科学行业面前。我猜在5年的时间里,我们会在每一个测试中都做得很好。如果你对AGI的定义是它通过人类的测试,那么我会告诉你5年。如果你以稍微不同的方式问我,AGI将拥有人类智能。

但我不确定如何具体怎样定义你所定义的 AGI 。没有人真正知道,因此,作为一个工程师,很难实现。这有意义吗?所以答案是我们不确定,我们都在努力让它变得更好。

主持人:我要再问两个问题,然后我会把它交给在座的观众。第一个问题是,你能深入一点,谈谈你如何看待AI在药物发现中的作用?

黄仁勋:我们理解拥有数字信息的含义。现在,我们有很多氨基酸,因为AlphaFold我们可以了解许多蛋白质的结构。

但问题是,这个蛋白质的含义是什么?这个蛋白质的功能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像和ChatGPT聊天一样,和PDF文件聊天,你把PDF文件,不管是什么,加载到Chat中,然后就像和研究人员聊天一样。你只是问,是什么激发了这项研究?它解决了什么问题?突破是什么?当时的艺术状态是什么?有什么新颖的想法?就像和人类一样聊天。在未来,当我们拿到一个蛋白质,把它放入Chat GPT,就像PDF一样,你是什么?什么酶激活你?什么让你开心?

例如,将会有一长串基因,你将代表一个细胞。你要把那个细胞放进去。你是什么?你有什么用?你擅长什么?你有什么希望和梦想?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最深刻的事情之一。如果我们能理解生物学的含义?你们知道,一旦我们理解了世界上几乎任何信息的含义,在计算机科学的世界里,在计算的世界里,杰出的工程师和杰出的科学家就知道该做什么。但这是一个突破,对生物学的多模态理解。

这是我对你的问题的深入和浅出的回答,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可以做的最深刻的事情。

主持人:俄勒冈州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真的很为你感到骄傲。如果我能稍微转换一下话题,斯坦福有很多有抱负的企业家、学生,他们可能是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或者是某种工程学专业。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来提高成功的机会?

黄仁勋:我认为我的一大优势是,我期望值很低。我认为大多数斯坦福毕业生期望值很高。你们应该有这样的期望,因为你们来自一所伟大的学校。你们非常成功,你们是你们班级的顶尖学生。显然,你们能够支付学费,然后你们毕业于这个星球上最好的机构之一。你们周围都是其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孩子。你们天生就有很高的期望。期望值很高的人通常韧性很低。不幸的是,韧性在成功中很重要。我不知道如何教你们,除了我希望痛苦发生在你们身上。我很幸运,我成长的环境中,我的父母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条件,但同时,也有足够的挫折和痛苦的机会。

直到今天,我在我们公司里用“痛苦和折磨”这个词,非常高兴。

原因是,你想要训练,你想要塑造你公司的性格。你想要他们表现出伟大,伟大不是智力。伟大来自于性格,性格是由受过痛苦的聪明人形成的。

所以,如果我能为你们所有人许愿,我不知道怎么做。

主持人:我将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看起来非常积极和充满活力。但是,你如何保持你的员工积极和充满活力,当他们可能比他们预期的要富有?

黄仁勋:我被55个人——我的管理团队包围。所以我被直接报告的高管有55个人。我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写评价。我给他们不断的反馈,他们也为我提供同样的反馈。我给他们的报酬是Excel的右下角。我只需拖动它。实际上,我们的许多高管薪水完全相同。我知道这很奇怪。它有效,我不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进行一对一的会谈。除非他们需要我,否则我会为他们放下一切。我从不和他们单独开会。他们永远不会听到我只对他们说的话。我绝不会把任何信息告诉他们,而不告诉公司的其他人。

所以,我们公司的设计是为了敏捷,为了让信息尽可能快地流动,让人们能够通过他们能做什么而被赋予权力,而不是通过他们知道什么。

我得到了,答案是我的行为。

在其中,我如何庆祝成功?我如何庆祝失败?我如何谈论成功?我如何谈论挫折?我每天都在寻找机会,每天都在灌输公司的文化。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好的?你如何将自己与好比较?你如何看待好?你如何看待旅程?你如何看待结果?所有这些都是我整天在做的事情。

主持人:下面让我们开放一些问题,先从董事会成员Winston开始。

提问者:我有两个问题。一、你的皮夹克的故事是什么?第二个是,根据你的预测和计算,未来5到10年,为了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多少额外的半导体制造能力?

黄仁勋:我感谢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是我妻子给我买的,这就是我穿的。因为我不做任何购物。一旦她找到不会让我痒的东西,因为她知道我从17岁起就认识我,她认为一切都会让我痒。

我说我不喜欢某样东西的方式是它让我痒。所以一旦她找到不会让我痒的东西,如果我看我的衣柜,整个衣柜都是衬衫,因为她不想再为我购物。所以这就是她给我买的,这就是我穿的。如果我不满意,我可以自己去购物。否则我可以穿它。对我来说足够好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预测,实际上,我非常不擅长预测,但我非常擅长基于第一原则的推理。所以让我先为你推理。我不知道需要多少晶圆厂,但我知道一件事。我们现在做计算的方式。信息是由某人编写的,由某人创建的。基本上是预先录制的所有文字,所有视频,所有声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检索的。这有意义吗?就像我说的,每次你触摸手机,记住,有人写了那个并存储在某个地方。所有模态都是预先录制的。在未来,因为我们将拥有一个理解当前情况的AI,因为它可以接入世界上所有最新的新闻等等,这被称为基于检索的。

好的?它理解你的上下文,意味着它理解你问的是什么。当你和我谈论经济时,我们可能意味着非常不同的事情。基于那个,它可以为你生成完全正确的信息。所以在未来,它已经理解了上下文。而且大部分计算将是生成性的。今天,100%的内容都是预先录制的。如果在未来,100%的内容将是生成性的。问题是,这将如何改变计算的形状,而不会让你感到困扰?这就是我推理的方式。

我们需要多少网络?我们需要多少内存?答案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晶圆厂。但请记住,我们也在极大地提高算法和处理的效率。并不是说计算的效率就是今天的样子。与此同时,需求正在上升。这必须相互抵消。然后还有技术扩散等等。这只是时间问题,但这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计算机都将100%地改变。

每一个数据中心,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将完全改变。然后还会有新的基础设施建立在那个基础上。

提问者:感谢你今天的到来。所以最近你说,你鼓励学生不要学习编程。如果是这样,那可能意味着一两件事。你认为从公司成立和创业的角度来看,世界会变得像是由更多的公司组成,还是会变成只有几个大玩家的整合?

黄仁勋:首先,我说得太差了,你重复得也太差了。我并没有说,如果你喜欢编程,那就去编程。如果你想要的是煎蛋,那就去做煎蛋。我不会编程,编程是一个推理过程。这是好事。它能确保你的工作吗?一点也不。世界上的程序员数量肯定会继续很重要。NVIDIA需要程序员。然而,在未来,你与计算机的互动方式不会是C++,至少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不是。这是真的,但对你来说,为什么用Python编程这么奇怪?在未来,你会告诉计算机你想要什么。计算机会说,嗨,我想让你提出一个建造计划,包括所有供应商和建造材料,基于我们为你提供的预测。然后根据这个区域所需的所有必要组件提出建造计划。

好的?然后如果你不喜欢那个,你可以写一个Python程序,我可以修改那个建造计划。所以记住,我第一次和计算机交谈时,我只是用英语说话。

第二次,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用Python程序来修改建造计划。所以记住,我刚才说的第一点,我只是想用英语和计算机交流。所以英语,顺便说一下,是人类未来最好的编程语言。你如何与计算机交流?你如何提示它?这被称为提示工程。你如何与人交流?你如何与计算机交流?你如何让计算机做你想要的事情?你如何微调给计算机的指令?这就是提示工程的艺术。例如,大多数人对此感到惊讶,但这对我来说并不奇怪,但这是令人惊讶的。例如,你让我生成一张图片,一只小狗在夏威夷的冲浪板上,在日落时,然后它生成了一个,你说更可爱,让它更可爱。它回来了,更可爱,你又说没有比这更可爱的了。它回来了。为什么软件会这样做?有一个结构性的原因。但例如,你需要知道计算机在未来有这样的能力。如果你不喜欢第一次的答案,你可以微调它,让它在你可以的上下文中给出更好的结果。

甚至有一天,你可以让它完全编写程序来生成那个结果。所以我要说的是,编程已经发生了变化,可能变得不那么有价值了。

另一方面,让我告诉你,因为人工智能,我们缩小了人类的技术差距。今天,大约有1000万人因为知道如何编程而有工作,这让其他80亿人落后。未来不是这样。我们都可以编程计算机。这有意义吗?你只需要看看YouTube,看看所有使用提示工程的人,所有的孩子,他们正在用它做出惊人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如何编程。他们只是和Chat GPT交谈,他们知道如果我告诉它做这个,它就会做那个。所以这和未来与人交流没有什么不同。这是计算机科学行业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我们缩小了技术差距。

提问者:非常感谢。我只是想知道,你考虑过地缘政治风险吗?你认为它会对你的行业产生什么影响?

黄仁勋:地缘政治风险?我们几乎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典型例子。原因是我们制造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人工智能工具,正如John和我早些时候讨论的,人工智能是这个时代的界定技术。

所以美国完全有权决定这种工具应该限制在它认为应该限制的国家。美国有这个权利,他们行使了这个权利。

那么,这与我们有什么影响?首先,我们必须理解这些政策,我们必须保持敏捷,以便我们能够遵守这些政策。一方面,它限制了我们在某些地方的机会,另一方面,它在其他地方打开了机会。

在过去的6到9个月里发生的一件事是,每个国家、每个社会的觉醒,他们必须控制自己的数字智能,印度不能外包它的数据,让某个国家将其转化为印度智能,然后将这种智能进口回印度,这种觉醒,即主权AI,你必须致力于控制你的主权AI,保护你的语言,保护你的文化,为你自己的行业。这种觉醒是我发生在过去的6到9个月里。

提问者:我记得你提到过,你愿意为一定规模的客户定制解决方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更通用的解决方案。你看到自己未来会这样做吗?

黄仁勋:我们愿意定制吗?为什么现在的门槛相对较高?原因是,我们每一代平台,首先是GPU,还有CPU,还有网络处理器。有两种交换机。我为一代产品制造了五个芯片。人们认为这是一个芯片,但实际上是五个不同的芯片。每一个芯片的研发成本都是数亿美元。仅仅为了我们所说的发射,即我们的芯片设计完成,就需要数亿美元。

我每一代有五个这样的产品。然后你还得把它们放进一个系统中,然后你还得有网络设备,你还得有光通信设备,你还得有大量的软件。运行像这个房间这么大的计算机需要大量的软件。

所有这些都是复杂的。如果定制要求非常不同,那么你必须重复整个研发过程。然而,如果定制利用了我们现有的一切,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东西,那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也许是一个专有的安全系统。也许是一个机密计算系统。也许是一种新的数值处理方式。这可能是可以扩展的。我们非常开放。

我们的客户知道,我愿意这样做,并认识到,如果你改变得太远,你就基本上浪费了我们走到现在所花费的近100亿美元,从头开始。所以他们希望尽可能地利用我们的生态系统。我很愿意这样做,他们知道这一点。

主持人:那么,我认为我们需要结束了。非常感谢John和Jensen。

美国的政治正确,绊倒中国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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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虎嗅APP

这已经是深圳跨境电商老板陈林生三个月来参加的第四次品牌出海论坛了。作为家居行业的北美大卖,要养几十号员工的陈林生看着日渐下滑的利润数字愈感焦虑,做溢价空间更高的品牌或许是一条好出路,于是他开始频繁参加各种以品牌出海为主题的论坛、直播、闭门会,如何做品牌的各种文章也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中。

“但我们找人设计完logo和网站、重新拍了套产品图后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陈林生对虎嗅哭笑道,如今他还没有想清楚如何转型,做品牌的想法也渐渐搁置。

陈林生的处境是不少出海北美商家的缩影。

近两年,这一出海传统强势市场变了天。

一方面,亚马逊、谷歌等传统大平台各项成本日益增高(比如广告成本),一方面Temu、SHEIN、TikTok携大量中国商品对美国市场进行低价冲击,加之国内制造业各项成本的上升,令出海北美的老板们进入了阵痛期。

为寻出路,许多人像陈林生一样盯上了利润更大、溢价更高的品牌出海这条路,但也像他一样没有转型成功。

本土化不到位、数据和流量导向的思维,以及不擅长讲故事、上价值都是中国商家品牌化路上的绊脚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了他们最紧迫的环节。

越政治正确,越踩坑

水土不服向来是出海的一大难题,品牌营销环节上尤甚。因品牌营销过程中要有大量品牌文化传播、内容生产的动作,无法做到native,令许多中国出海品牌非常头疼.

“我们遇到不止一个客户,即便产品已迭代很多次了,但你很难想象其产品说明书仍然停留在第一版且仍然令人看不懂。“活跃于硅谷的红人大数据SAAS平台SocialBook创始人Heidi Yu告诉虎嗅。”在官网及社媒账号需要纯英文文本时表达生硬,更是常见。”

许多基础动作都无法做到本土化,更别说品牌文化传播、媒介沟通等更深层次的环节。

一个典型的例子:出海品牌在传递价值观、生产内容素材时,美国当下盛行的政治正确,就令不少中国老板晕头转向。

众所周知,当下美国社会对政治正确的强调有多激烈。

多元化皮肤、少数人群权益、环保可持续ESG等等都是政治正确的焦点。比如在美国影视作品中,配置黑色皮肤貌似越来越重要,小美人鱼、白雪公主的主角都不再是白人,新版史密斯夫妇的主角一个是非洲裔、一个是亚裔;又比如美国目前已有97种性别,给自己身上叠少数人群buff成了社交过程中保证自己政治正确的护身符。

美国政治正确之风盛行,也引起了中国出海品牌们的重视。

有的出海品牌开始模仿一些国际大品牌的品牌营销思路,强调皮肤多元化(模特不只要有金发白人,还要有非洲裔和亚裔)、身材多元化(大尺码、胖模特、平胸等),强调ESG(有机、包装为环保可持续材料等)以及支持少数人群。不过,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许多所谓政治正确的做法反而起到了反效果。

智能首饰品牌totwoo创始人王洁明就向虎嗅分享了其品牌曾踩过的一个坑。

每年6月,美国某类少数群体会进行一次大游行,因其产品为智能首饰,情感是品牌常强调的一个文化价值点,所以其品牌社媒在当时就转发了一条相关内容并配文pride(自豪)。但令其大吃一惊的是,这条内容发布当天,其Ins账号反而掉了大量粉丝。这令王洁明意识到自己品牌的核心受众价值观是什么,“购买我们产品的许多人强调的是忠贞不渝的爱情,且年纪并不是此前想象中的低龄群体,他们遵循的核心价值观仍来自基督教文明,这部分群体对我们转发的内容并不买账。”

此外,在蛋白棒这款产品较火时,许多中国老板想要模仿国内品牌常见的做法,在美国市场推出专门为女生设计的蛋白棒,把产品包装(比如做成粉色)、产品体积、品牌调性等做一些调整。但了解美国市场的品牌营销专家坚决反对:因为在美国,这种做法反而会令当地女性感到歧视,她们一定会反问,为何女生要吃女生的蛋白棒,为何要区别对待。除非产品里确实有一些成分利于女性身体特质,否则在美国走国内常见的这种品牌营销路线将非常危险。

“在五六年前,走政治正确路线或许是个好的策略,但如今的美国社会非常极端的分裂和二元化,想要上价值观就意味着要站队要走极端,讨好一方,必然会失去另一方。”经常分享中美文化差异的大V、渡客出海创始人马克Malik对虎嗅说道。

在当下的美国社会环境中,美国保守派群体反而是中国出海品牌值得关注的群体。这部分群体此前一直拿不到太多互联网话语权,较容易被忽视,但随着美国政治正确极端化,原先不发声的群体也不愿再沉默。这部分群体的消费力和品牌忠诚度反而非常高,当他们遇到符合价值观的品牌,反而会格外拥护。

美国咖啡品牌Black Rifle Coffee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由美国退伍军人运营和管理的咖啡品牌,他们的产品与星巴克没有太大区别,但品牌文化非常宣扬美国爱国主义,强调员工都为退伍老兵、视觉包装有许多老鹰等美国国旗元素,这些元素和品牌价值观吸引了相当一批美国保守派消费者,其2021年全年净收入曾增长42%。

“在美国做品牌如果要站队,就要站到极端,千万不要去蹭这个概念,否则容易照猫画虎,还不如不做。”马克Malik强调。不要以中国人认为的本土化来看本土市场,真正的本土化藏在更细微之处。

比如如果品牌并不在乎ESG,就不要强行给自己设计一个环保可持续的包装,硬上这种价值观。且据一些数据报告显示,近两年ESG在美国消费者决策中的占比正在急速下滑(美国大通胀下物价上涨,消费者追求性价比,消费降级明显),品牌在传播价值点时,也要更深入分析真实环境,而不是单方面受舆论过多影响。

难以把控的本土媒介

文化差异造成的水土不服不止体现在品牌文化传播、内容创造上,还常出现在与本地机构的合作过程中。

中国出海品牌在美国市场营销推广过程中,经常要与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媒体等机构打交道。许多出海品牌最初也选择了本土的服务机构,但在合作过程中却慢慢发现,双方的工作理念、认知错位、和沟通误差会非常多。

比如在与美国本土媒体沟通时,双方往往会出现理念不同的问题。

中国品牌方在国内与媒体合作时,往往对宣传内容的把控非常严格,且对一切负面评论非常敏感。他们较为习惯给媒体机构支付PR费用,然后对媒体生产的内容进行批改和掌控,这种合作方式已是默认行规。

但在美国若继续以这种期待来与媒体合作则往往会失望。

据马克称,比如品牌方想让美国本土科技媒体做一个产品测评,在当地媒体人的认知里,品牌方支付的费用是让我来写评论,而不是写一个好的评论,他们将这一边界分的比较清。

在马克看来,国内品牌方在心理上不要过分排斥并不是百分百夸奖的评论,美国资深媒体人较懂得把握尺度,有时可能通篇文章80%批评、最后20%重点夸奖反而更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这来自于他们对自身文化环境的细微理解。

除与本土媒体的沟通问题之外,与本土广告公司合作过程中也常常会遇到认知错位的问题。

据王洁明描述,其品牌在推出虚拟人珠宝这款新品时曾举办了一场北美发布会,当时雇佣了纽约本土的知名广告公司来策划这场发布会。这一广告公司擅长时尚类目,曾为纽约不少时装周策划活动。在王洁明的观点来看,本次发布会要把重点放在虚拟人科技上,形式偏向于宣讲会,但当地广告公司则坚持把重点放在时尚上,且要办成party的形式,“这是纽约。”他们强调说。但从结果来看,本次发布会完全变成了一场社交活动,后续内容的媒介传播率很低,这次活动非常失败。

据王洁明复盘,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则是前期没有与广告公司沟通到位,且没对广告公司擅长的方向做深度调研。他们更擅长Event,不擅长媒介资源传播。而在国内,媒介资源传播向来是默认的工作重点,因此并没有与当地广告公司做更细化的要求和沟通。

美国人有一套自己的成熟的做事方式、收费标准以及约定俗成的交付方式,这些习惯和边界感会令中国出海品牌感到不适。

不会上价值的中国老板

如果说本土化壁垒是挡在品牌出海营销路上的一大难题,不擅长讲品牌故事,以流量思维思考则是中国出海老板们的另一大绊脚石。

这个问题往往出现在想转型走品牌路线的卖货型商家、传统外贸工厂中,在国内已有多年营销经验的新消费品牌则相对好一些(他们的问题多出现在本土化)。

产品力强、设计好、性价比高,往往是许多出海品牌营销专业人士对中国出海老板们的形容。他们就像每家公司里或许都有的那个不擅表达、默默钻研技术的同事,产品特牛,但就是不会包装。

“做品牌就要解决信任感、传递独特价值、与消费者找共鸣。”曾服务LV等品牌的Mia讲营销栏目创始人Mia告诉虎嗅。

但许多中国品牌不会上价值,也不太擅长与消费者情绪沟通,特别是卖货型、工厂型出身的老板们。

他们有许多较为典型的错误的品牌营销方式:

比如,将原有的内容素材(比如亚马逊平台上、其他海外市场上、国内)复制平移到美国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用以往有效的爆款素材堆砌来替代品牌宣传的广告。

又比如,认为品牌营销就等于视觉包装。这部分商家可能会雇佣一些设计师来重新设计一套VI(视觉识别体系),但没有更多的动作。

另外,还有许多没有太多品牌经验的创始人低估了品牌营销的专业度和复杂度。

据Mia描述,一些公司的创始人大多会认为读两本书、参加几个圆桌论坛、找几个设计师,自己也可以下场操作出海品牌营销传播的内容。其曾看过许多公司的品牌营销文档,里面的内容多是东拼西凑,或者直接照抄大品牌的营销模板。

其实,这些做法的背后除了对品牌营销认知不足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卖货型、工厂型的老板们更擅长用数据思维、流量思维来看问题。

对于许多白牌商家来说,他们积累财富的手段就是一分一厘地计算广告投放等成本算出来的。他们推崇量化,在品牌投入时也会极度谨慎,对建立品牌形象、策划品牌故事等前置成本有天然的敏感性。

但品牌营销的许多动作是无法用数据来衡量的,也计算不出ROI,且回报周期较长,这令习惯了快速周转、数据可控的老板们很难适应,也难以下决心将大量资金投向“看不着摸不到的”品牌营销上,导致许多该做的动作无法做到。

适合走品牌路线的出海公司起码不要处在生死挣扎的状态中,资金更有余裕更适合打造品牌,若想靠转型成品牌起死回生则往往会低于预期。

“许多中国公司还是习惯于看数据报告或远程做一些调查问卷来了解客群,这还是数据思维。”Mia说。但很多时候,要去当地做一些消费者访谈,在当地生活一段时间,才有可能了解为什么加利福尼亚50岁的阿姨会买你的衣服,纽约20岁的女孩愿意买你的瑜伽裤。

社群搭建在美国也是比较重要的品牌建设手段。

据SocialBook称,出海渔具品牌KastKing就是以Facebook的群组为基本单位,通过钓鱼这项活动将身处不同地区的用户串联起来。并且持续不断地进行周更活动,这些活动既有圈内大佬的经验分享,也有品牌日常的宣发推广,还有专门针对节假日的特殊安排。

而某吊灯电扇品类的亚马逊大卖家为打造自身品牌,选择给美国养老院的许多老人去送灯具、免费置换灯泡,并将这些动作拍成视频在社媒发布。由于美国本土清教徒文化非常吃慈善这个点,他们的社交媒体流量一年做出几千万,品牌知名度也不断提升。中国品牌难以入驻的线下家电连锁商也邀请他们入驻并分享经验。

对于中国品牌来说,TikTok等社媒营销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品牌打造手段。

因为国内品牌往往在此环节经验较丰富,而许多美国本土品牌更注重线下,在这方面是相对比较滞后的。如果品牌所处的赛道中,社媒营销上没有太多美国本土品牌,价格上若再是本土品牌的三分之二左右,那么这个出海品牌就有很大突围可能。

揭秘OpenAI成长史:理想主义,冲突,抉择与权力斗争

Reading Time: 4 minutes

作者:陈茜

如今现在站在风口浪尖,被神话被仰望但同时又被疯狂批判的公司是谁?没错,就是此轮AI浪潮的领头羊:OpenAI
但OpenAI的成长史并非一帆顺风,背后映射出硅谷的一众大佬、顶级科学家们与资本的理想主义,冲突,抉择和权力斗争
所以,这是一个充满了细节的精彩故事,关于一群拥有纯粹信仰的顶级AI研究员,关于马斯克间接触发了OpenAI的商业化路径,关于OpenAI核心领导人物Sam Altman放弃理想主义去投靠微软,关于微软CEO纳德拉与创始人比尔-盖茨之间的较量,关于ChatGPT惊艳世人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硅谷101团队在内部成立了一个AI研究小,加入了不少从业者,希望从专业的角度来深挖更多有意思的技术和故事。而OpenAI崛起这个故事,将是决定人类未来最重要的故事之一。
Mira Murati, OpenAPI CTO
Mira Murati, OpenAPI CTO
2022年3月底,伊隆-马斯克等一众科技领袖发出联名信,以人工智能的安全担忧为由,要求暂停开发更强大的AI系统
Sam Altman, OpenAI CEO
Sam Altman, OpenAI CEO
而Sam Altman这个人,在公关和在商业路径设计上,都太厉害了。所以,随着AI发展派和反对派的声浪都双双的日益高涨,硅谷开始纷纷站队,所以最近又有很多知情人士将OpenAI发展的细节和故事给曝光了出来。我们就结合所掌握的信息,其中包括了我们硅谷101的一些独家线索,再来详细复盘一下OpenAI的崛起

01

理想主义:一群纯粹的顶尖科学家 
2014年,谷歌以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当时在行业中最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DeepMind,没错,就是之后推出AlphaGo在围棋上打败李世石和柯洁那家AI研究公司。
在硅谷,一众大佬坐不住了。他们比公众更早的看到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力与威胁:在未来,谁拥有最强大的AI技术,谁会就有最难以撼动的权力
他们害怕,谷歌会成为垄断式的AI权力霸主 – 而就连谷歌当时“Don’t Be Evil”(不作恶)的公司座右铭都无法消除他们的担忧。所以,根据Wired杂志的报道,在2015年的一个夏天傍晚,几位硅谷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聚集在斯坦福大学旁边的Palo Alto瑰丽酒店的一个私人会议室中。
没错,就是那个硅谷最贵的豪华酒店。跟很多硅谷项目从车库里出来不同,可能这就预示着含着金钥匙出生的AI项目注定就是一个烧钱机器。
这次会议是由硅谷孵化器YC掌门人Sam Altman发起的,想聚集一些人工智能领域最顶尖的研究员,来讨论共同建立一家AI实验室。这些研究员当中,包括了当时在Google Brain的人工智能研究员Ilya Sutskever,互联网支付处理平台Stripe公司的首席技术官Greg Brockman等。而马斯克会出现在这个会上,也是因为他是Sam Altman的老朋友,并且AI技术对马斯克旗下公司 – 无论是特斯拉还是SpaceX来说 – 都至关重要,并且,马斯克对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从很早就开始给出警告。所以,两位有着顶级资源和资本的大佬,带着几位有着顶级技术能力的AI研究员就开始搞事情了。
他们最开始想做的是谷歌的对立面,一家不受任何公司任何资本任何人控制的AI实验室,大家一致认为,这才是让人类更接近以安全方式构建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正确路径。(AGI:具有一般人类智慧,可以执行人类能够执行的任何智力任务的机器智能。)
创业嘛,最重要的是找人找钱找方向。大方向有了,接下来就是人才和钱了。你要做全世界探索AGI的领头羊,你需要的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人工智能届最最最最顶尖的高手。但这些高手分布在各大科技巨头中,被高薪供着,怎么能吸引他们出来呢?
Brockman首先想到的就是2018年获得图灵奖的神经网络三巨头Yann LeCun, Yoshua Bengio和Geoffrey Hinton教授。
这里插一句:本轮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正是因为“神经网络”这个曾经不被看好的研究路线获得突破进展,也必须归功于这几名老科学家几十年来在AI寒冬中的坚持,这部分历史起源我们之后准备单开一个AI大模型系列来讲其中的故事,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硅谷101,敬请期待。
回到Brockman这里,三大巨头中,Hinton教授在谷歌,LeCun教授在脸书,年纪都比较大了、不大可能全职出来。Bengio教授主要在学术界活动,对产业届没多大兴趣,不过Bengio给了Brockman一个名单,上面是AI神经网络领域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大家记一下这个时间线哈,结尾的时候还有一个关于Bengio蛮讽刺的小反转。
Brockman当时一拿到这个名单就像一本武功宝典一样,赶紧回来和大家开始去联系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
但是,问题来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顶尖科研人员在科技大厂里面薪酬非常高,要拉他们出来,还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前途未明、空有一张大饼,还是不太容易的。怎么突破呢?诶,这里就要说到硅谷另外一个地理优势了:Napa酒庄
从硅谷往旧金山开一个多小时,就是美国最著名的产酒地区:纳帕溪谷。在硅谷星巴克谈不成的事情,拉去Napa酒庄住一个周末,就不一定谈不成了Brockman不愧是创业多年的老手,在Bengio给他的名单上,选了10个他觉得最重要的研究员,拉去了Napa酒庄度过了一个周末。Brockman对Wired杂志就描述说,当你在Napa酒庄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会很容易产生化学反应。你被困在那里,你必须说话,必须参与。
在度过了一个周末、要离开Napa酒庄的时候,Brockman邀请了这十名研究人员加入OpenAI,并给了他们三周时间考虑。而在这三周,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听到了OpenAI的风声,开始出更高的薪资,要留住这些顶尖AI研究员。而正因为科技巨头的留人行为,OpenAI不得不推迟对外宣告成立的时间。要知道,这些顶尖AI研究员的工资已经很高了。
媒体报道原文是“Eclipsed the cost of a top quarterback prospect in the NFL”(超过了美国NFL橄榄球联赛中的顶尖四分卫的薪水),我平时不是橄榄球的粉丝不是很有概念,然后去查了一下,结果吓一跳:这些顶级橄榄球星的薪水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美元的,也就是说,最顶级的AI研究学者在科技巨头中的年薪也是这个价格,当然可能还包括股票啥的。
而且,据其中一名研究员说,在得知他们有意向离开的时候,科技巨头们为了留住他们开出的新价格,是这个行业中已经如此高薪的工资的再2-3倍。
但是,就算大公司们给出了这么极具诱惑力的年薪,十位受邀请的AI顶尖学者中,有九位都拒绝了高薪、加入了OpenAI也不知道是不是Napa的红酒起了作用。OpenAI完全没有实力来match这么高的薪水,因为OpenAI最开始是非营利组织所以每年要公布支出。税务文件显示,给首席技术官Ilya Sutskever的薪水是大概190万美元,另外一个首席研究员Ian Goodfellow是80万美元,这两人都是从谷歌挖过来的,虽然当年他们的薪水公布之后是引发了一些舆论争议,觉得在非营利组织里面这个公司太高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从谷歌出来加入OpenAI,这个薪水下降得不是一点半点。我把OpenAI的历年报税表给找出来了,上面有蛮多有意思的信息的。
OpenAI第一年的花销是1123万美元,其中超过665万是50多名员工的工资。平均算下来,在硅谷的水平也就真的还好。
而这些放弃高薪的顶尖科学家们,加入这样的一个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非营利组织,没有股权没有慷慨福利没有豪华年会没有明确的升值路径,其实就是因为一个很纯粹的目的聚在一起。这个目的,也写在了OpenAI的创立章程中:确保通用人工智能(AGI)造福全人类
2015年底,我们上面提到的YC总裁Sam Altman、Strip前CTO Greg Brockman、LinkedIn创始人Reid Hoffman、YC联合创始人Jessica Livingston、著名投资人Peter Thiel、特斯拉创始人Elon Musk、亚马逊AWS、Infosys公司和YC Research宣布成立OpenAI,并承诺给这家非营利组织机构投资超过 10 亿美元。由于OpenAI的非营利组织形式,没有人拥有公司任何股份或权益,而公司的财产和收入永远不会派发给任何捐赠人或业主。OpenAI表示,将通过向公众开放其专利和研究,并且会与其他机构和研究人员“自由合作”
听上去是不是很理想主义、非常乌托邦?最开始确实挺振奋人心的,但很快,OpenAI内部冲突四起。

02

冲突加剧:马斯克的决裂
冲突的起因很简单,人工智能技术,是一件耗钱耗资源耗算力耗时间的事情最开始,这些最顶尖的研究员和硅谷最有影响力的资本家们还可以为爱发电,但真正开始做的时候,发现烧钱是个无底洞,而看看OpenAI的对手们,哪个不是手握千亿美元资金的科技巨头。并且,我们硅谷101在跟OpenAI早期实习生聊的时候,对方回忆说,当时办公室座位,前后左右都是业界最牛的大佬,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大家擅长的方向和领域也可能不一样,还没找到一个着力点,让这批世界上最牛的AI科学家们拧成一股绳一起发力。这个时候是最难的,谁也不服谁。
确实在早期,OpenAI被谷歌的DeepMind各种吊打
而且从税表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开始,硅谷大佬们承诺的10亿美元也不是一下就全部到位的,而是分成好多笔一点点到账,这意味着OpenAI每年的预算都有限,也不敢乱花做个对比,在OpenAI报税表上,我们看到2017年,OpenAI的职能支出在2866万美元,其中云计算上就花了790万美元,训练模型的CPU和GPU甚至都要从谷歌那么去租。对比一下背靠谷歌这颗大树的DeepMind,2017年的总支出是4.42亿美元,想要云计算,想要CPU/GPU,随便在谷歌调用,你看这资源和资金差距,是不是有点大。
并且在早前,OpenAI发布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掀起什么水花,反而谷歌那边各种风光一时无两。
比如说在OpenAI发布的OpenAI Gym和Universe让它在圈内稍有名气的2016年,诶,谷歌DeepMind的AlphaGo击败了围棋顶级选手李世石,引发全民对AI的关注。2017年,好不容易OpenAI在Dota2游戏上战胜了人类顶级选手,你说可以火一把了吧,结果谷歌发布了Transformer模型,这个模型是奠定所以大语言模型的基础架构,反正就是震惊整个业界的牛。然后在2018年,OpenAI基于Transformer发布了GPT第一代,结果谷歌随后重磅发布了跨时代意义的Bert,比GPT参数大四倍,几乎所有表现上都碾压GPT。
稍微说一句哈,以上提到的产品,技术和模型如果大家听得有点云里雾里,没关系,我们之后的大模型系列会专门详细说说这些技术的进化。反正今天这个视频里,大家知道,2018年底之前,谷歌都全面碾压OpenAI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业界对OpenAI各种不看好,之前好不容易请来的很多技术大佬,不少又回谷歌脸书这些大厂了,公司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军心不稳
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马斯克大佬就坐不住了。气势汹汹来问罪说:你们都在干嘛,烧了钱出不来活儿,说好的要领先谷歌率先达到AGI呢,结果落后这么多!对马斯克熟悉的观众们都知道,马斯克是非常有占有欲和掌控欲的,根据科技媒体Semafor的信源爆料,马斯克就直接向OpenAI的董事会提议,我要全面接管OpenAI,我来当CEO。
但是在2018年那会儿,大家可能还记得,马斯克他本人已经被特斯拉搞得焦头烂额,当时Model3又遭遇了生产地狱、被市场疯狂做空、质疑很快就要破产了,而马斯克每天就睡特斯拉工厂里。
就这样,马斯克还想再全部接管OpenAI这个完全不同赛道的AI实验室,OpenAI的董事会肯定觉得不靠谱,就拒绝了马斯克的提案。于是,Semafor和Wired杂志等媒体报道,马斯克非常不爽,甩手就走人了。
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说法,包括马斯克先挖走了OpenAI的核心研究员Andrej Karpathy去特斯拉做自动驾驶的主管,这就让OpenAI的人不太爽,怎么还带挖自己墙角的。所以利益冲突和矛盾慢慢就起来了,哦补充一句,最近这哥们儿又跳回OpenAI了,感觉里面的瓜不少。当然,还有一些阴谋论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了,总之,2018年,马斯克宣布退出董事会,当时在媒体上大家关系都做得挺好看,马斯克也表示在离开董事会之后将继续捐赠和支持OpenAI。
但是,马斯克在离开之后,就立即停止了捐赠。
Wired杂志以及网站Semafor都报道,此前,马斯克承诺在几年内将向OpenAI捐赠10亿美元,而马斯克和OpenAI分手之际,他兑现的捐赠仅在1亿美元。也就是说,马斯克的离开和他尚未兑现的捐赠,将OpenAI一下推到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训练AI模型比之前想象得要更烧钱,如果公司无法找到技术突破点、一直被谷歌等大公司碾压,那么很快只能关门大吉。
就在这个时候,Sam Altman意识到,自己必须要站出来了
在2018年之前,Sam在公司内部只是一个“董事”的职位,CEO一直是Greg Brockman。根据当时OpenAI的实习生回忆,在公司不太见得到Sam本人,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YC的掌门人,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其实在管理那边的事物和孵化YC的创业项目。
OpenAI的税务文件显示,直到2018年,Sam才把自己的职称在董事之外,加上了总裁President一职。随后,马斯克退出了OpenAI董事会,再之后,Sam在2019年接替Brockman成为了OpenAI的CEO,Brockman退成了CTO首席技术官。这意味着,Sam辞去了YC总裁的职位,正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OpenAI这边
对于Sam来说,正是与马斯克的决裂让他对非营利组织的模式产生了动摇。而正是因为他放弃纯粹的非营利组织模式,转而探索更现实的商业路线,OpenAI和ChatGPT才能出现在如今众人的眼前

03

起死回生:Sam Altman选择的商业道路
先来说一下Sam这个人。Sam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经常和马斯克一样被怀疑是机器人或者是人工智能。他甚至对记者开玩笑说,我要多去几趟厕所,这样你才不会怀疑我是个AI
Sam非常年轻,1985年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美国芝加哥出生,密苏里州长大,8岁学会编程,16岁宣布出柜,本科考上斯坦福,大二选择退学创业,进入硅谷孵化器YC的首批孵化项目、开发了一个名为Loopt的应用,在2012年以4300万美元被收购,27岁的Sam因此获得了第一桶金,500万美元。之后,YC创始人Paul Graham准备退休、将28岁的Sam推上了YC总裁的掌门人席位。之后Sam在执掌YC,投资并孵化众多硅谷项目的同时,联合其它几个投资人成立了Hydrazine Capital风投基金用于投资YC的项目,在成立四年后翻了10倍,让Sam很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短短几行字我们能感受到,Sam是一个天分极高、极其聪明、忠于自我、追求极致效率的人
2016年《纽约客》有一篇报道用非常非常长的篇幅介绍了Sam,其中有几点细节描述我印象特别深:
首先是对Sam的外貌描述,说Sam本人很瘦小,1米7左右,只有130磅(大概59公斤),眼睛是绿色,眼神犀利得像黑夜中的巨角猫头鹰。巨角猫头鹰和猫头鹰是有区别的,前者是非常犀利的那种,而对比之下,猫头鹰就有点萌萌哒。而且Sam的坐姿很奇怪,会把自己卷起来,经常被误会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此外,在他的工作方式上,对自己和对同事都很苛刻,要求非常高,性格也比较冷漠偏执,情绪不太稳定,超级爱加班甚至一度患上了败血症。同时,他对不感兴趣的事情和人都超级没有耐心,会在员工讲话的时候毫不眨眼的盯着你,给对方施压加快速度。所以就是这么极度高效极度勤奋和极度聪明的人。这一点倒是和马斯克和乔布斯都挺像的。
Sam Altman的最大优势是在于清晰的思路和对复杂系统的直觉把握,也就是商业战略和野心。他对技术细节并不感兴趣,让Sam最着迷的是技术对世界的潜在影响他的这种能力其实对于科技创业非常关键,这也许是为什么Paul Graham在选YC继承人的时候出人意料的选了Sam。
因为说实话,当时硅谷很多人对Sam这个人选是不服气的。Sam当时还太年轻,并且他第一次的创业也不是特别成功。Sam创业的Loopt一度估值达到1.75亿美元,但是后续融资不顺利,导致出售价格4300万美元,差不多就是融资的额度,这意味着对风投来说是负回报,所以Sam本人也说第一次创业的经历是完全的失败。然而,Paul Graham就是觉得,Sam就是他要找的人,他没有一个人选的名单,就只有Sam这一个选项。
而Sam在担任YC掌门人的时候,完全展示出了他的野心,基本上重组了YC的模式YC在Sam之前的模式是,每年从上万家初创公司的申请信中挑出200家左右,给他们每家12万美元,占股7%,然后孵化三个月,毕业这天给众多知名硅谷VC风投演示demo,之后继续融资,成长,做大做强。
但Sam不满意YC的模式,认为YC之前的做法只是把创业者送上摇摇晃晃探险的小船,送他们出海仅此而已,Sam想做的是搭建一只背靠强大帝国的铁甲舰队。意思是:YC不仅满足于占股7%,而是要用更多的资本在项目早期给予更大的支持,从YC孵化完成后的成长过程中还要继续投资这些公司。并且Sam不满足于YC每年打造两百家公司,而是想要打造一千家、一万家。并且他希望,这些公司形成的万亿市值的大船,能真正意义上的推动人类发展。
很讽刺的是,在过去几年的时间,硅谷出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虽然投资人和创业者都高喊着要改变世界要有雄心壮志要shoot for the moon,但真正落到实处,VC们的关注点却经常落在:什么时候能变现,客户增长曲线能否好看,利润能不能更厚一点这样的“六便士”问题上,希望创始人专注于打造某一区域的租赁平台或者送货服务;而那些“月亮”项目,比如说核聚变,生物科技,人工智能这些硬技术上,大家出手得越来越谨慎。所以“硅谷已死”的言论在过去几年出现很多。
Sam接管YC之后,马上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标题是“Science seems broken”(科学看上去破产了)来警醒硅谷和学界,并呼吁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其他硬科技领域的公司提出申请。Sam认为,YC身为最有影响力的孵化器,只有公开支持这些硬科技的项目,大学里的学生们才会继续对这些领域保持兴趣,创业者也才会更有信心。所以,Sam执掌下的YC开始筹集更多的资金去支持项目,甚至成立了一个名为YC Research的非营利组织去对那些异想天开的科研想法进行纯粹研究。连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家Marc Andreessen都评价说:“在 Sam的领导下,YC的雄心壮志水平提高了 10 倍” 而也许这就是当年Paul Graham一定要Sam接任的原因,因为他意识到,“Sam的目标是创造整个未来”。
而但Sam在执掌YC几年后,OpenAI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Sam辞去YC的职位,全职加入OpenAI。就在马斯克退出董事会、切断资金捐赠时,Sam Altman意识到,如果他不站出来主导转型,那么OpenAI只有倒闭这一条路。现在,他要重新再设计架构,在商业和社会责任中去寻找一个平衡点。 
Sam去找了硅谷著名投资人Reid Hoffman和Vinod Khosla。
前一位大家很熟悉了,我们最开始提到过,是OpenAI最开始的捐赠人之一,后者是亿万富翁,也是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联合创始人,之后创立了自己的风投基金Khosla Ventures。Sam的需求是上千万美元,但不再以捐赠的方式,而是同意创建OpenAI营利性部门的条件。Hoffman和Khosla两名大佬在反复讨论了未来回报之后,写了支票
2019 年 3 月 11 日,OpenAI宣布在母公司OpenAI Inc的非营利主体下,创建一个限制性营利实体OpenAI LP。
为了保留控制权,OpenAI Inc这家非营利组织实体将作为General Partner普通合伙人,意味着OpenAI Inc的董事会来负责新公司的管理和运营。在OpenAI Inc的董事会席位中,三个席位是员工,包括Sam Altman为CEO,Ilya Sutskever为首席科学家,Greg Brockman是董事长兼总裁
然后非员工的董事会席位包括Quora的联合创始人兼职CEO Adam D’Angelo, 投资人Reid Hoffman, 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Will Hurd,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战略总监Helen Toner,还有机器人公司Fellow Robots的首席执行官Tasha McCauley(对了,这里插一句,她老公是谁你可能想象不到)没错,就是参演过《和莎莫的500天》《黑暗骑士》《盗梦空间》《史诺登》中的好莱坞文青男神约瑟夫·莱维特Joseph Gordon-Levitt。
是不是瞬间觉得这个董事会名单有点八卦了,别着急,还有一个大瓜,你们知道另外一位女性Shivon Zilis是谁吗?她,就是马斯克现在最小的双胞胎娃的妈。是不是这八卦值蹭一下就上去了。
这对双胞胎是2021年11月出生的,是马斯克的第8和第9个娃。Zilis在2016年担任OpenAI的顾问,估计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马斯克,之后跟随马斯克去了特斯拉,后来去了马斯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但一直担任OpenAI的董事。
但3月份马斯克开始和Sam对呛之后,估计Zilis也很尴尬,就离开了董事会。八卦时间结束,回到公司架构上。
这些OpenAI的董事会成员只有少数人持有OpenAI LP的股份注意一下,大家的持股都是营利实体Open LP的,大实体OpenAI Inc是非营利组织架构不能持股。

而投资人和公司员工拥有OpenAI LP的股份,被称为,LP有限合伙人,他们的回报上限是100倍。OpenAI大概率不会走上市这条路,也多半不会接受被收购,那么投资人的退出方式则是每年的利润分红,在未来,一旦累计分红超过100倍的回报,资金就会自动流入OpenAI Inc非营利组织的账户中。而当LP和公司的使命发生冲突的时候,要由没有持股的董事会成员来投票。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Sam Atlman本人没有在这个新架构中拥有任何持股,一股都没有,只拿了每年6万多美元的基本工资
The information报道说,Sam对外宣称是因为他已经足够富有,不需要更多的金钱回报了,并且Sam不拿股份这件事情也劝退了很多投资人,因为硅谷的逻辑是,一个公司的CEO要有足够的激励去创业,不拿股份可能意味着你自己也不看好公司的前景。但如果我们回到公司董事会投票的章程上,可以猜测,Sam不拿股份是为了在LP和公司使命起冲突而需要没有持股的董事会成员来投票时,他能够有投票权。也就是说Sam希望用放弃金钱上的激励,来换取权力上的激励
就像最懂Sam的Paul Graham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那样:
“一个人为什么要做一些不会让他变得更富有的事情?一个答案是,很多人一旦有了足够多的钱就会这样。另外一个答案是,他喜欢权力。” Sam可能是前者,也有可能是后者。
OpenAI的商业化转型招致了大量的外界舆论争议与批评。但对Sam来说,似乎也没有选择。当他意识到理想主义行不通时,就毅然选择了实用主义,但也尽最大可能去平衡了这两者,他的选择看上去确实都是最优解。
2018年,OpenAI已经确定了基于Transformer模型的GPT路径,接下来需要大量的算力和参数去训练。人才和资金都是接下来缺一不可的。
OpenAI LP的新架构能给员工们提供类似初创公司的股权激励,稳定住了军心,同时,这样在硅谷史无前例的新架构也吸引了一位同样雄心勃勃的大LP投资方:微软

04

Nadella的抉择:无视盖茨的反对
现在我们看微软对OpenAI的投资,很多人会说,微软太聪明了,这个投资太好了,太有眼光了。但如果我们回到过去,会发现,这个决定也没有那么简单。Satya Nadella在2014年接替比尔-盖茨、被任命为微软CEO之后,一直非常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但微软在AI上也摔过一个大跟头。

微软在2016年就尝试过推出一款AI聊天机器人Tay,并在Twitter,Facebook,Snapchat和Instagram所运营的社交媒体上都发布了这款软件。然而很快,Tay就被网友们玩坏了,故意教会Tay说具有攻击性的言论,所以很快在Twitter上,网友们就开始各种收集Tay说的反犹太人言论,各种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脏话等等。结果Tay发布不到一天就被关闭。

 

The information报道,虽然摔过跤,但Nadella依然非常看重AI的潜力,试图鼓励让微软各部门都尝试用AI模型来提升产品,也和英伟达达成了协议来开发训练AI的GPU。种种迹象都让微软成为了Sam Altman眼中的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多次前往西雅图试图达成交易

然而,当Nadella想在微软内部推动和OpenAI的合作的时候,他受到了相当的阻力,一部分的阻力来自于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虽然比尔-盖茨在2008年退出微软的日常工作之后,媒体对他的很大曝光是慈善,还有在抗击贫困、疾病和气候方面的项目上,但老爷子依然有大概20%的时间是在审查微软新产品上的。其中,在2019年,微软和OpenAI接触的时候,比尔-盖茨亲自参与了对OpenAI合作的审查中, 而且表示了,自己不喜欢这项投资,并持有怀疑态度

但是,比尔-盖茨在名义上是不再参与微软的日常运营,Nadella有权力自己做决定。所以,Nadella还是决定押注AI。

2019年7月,微软宣布与 OpenAI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向这家初创公司投资10亿美元,成了OpenAI的大投资人LP。

 

但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deal,会发现,其实Nadella还是很精的。媒体都在广泛报道微软投了OpenAI10亿美元,但事实上,这个10亿美元中,大部分都以微软的Azure云服务积分的形式兑现,没太用额外的新现金,相当于OpenAI免费用微软的云服务来训练和运行AI模型而微软获得了OpenAI技术的独家权,可以在Bing搜索等产品上使用OpenAI的大部分技术
对于微软来说,还顺便有个好处就是捅了谷歌一刀,因为OpenAI一直是谷歌云的最大客户之一,2019年和2020年一共给谷歌交了1.2亿美元的云计算费用。所以,不用太多的现金就得到一个新伙伴,同时还打击了竞争对手,Nadella这步棋简直是一石二鸟有没有。
但是要知道,在与OpenAI合作期间,除了刚才说到的比尔-盖茨,Nadella还遇到过很多压力,大多数是财务和资源上的,因为OpenAI需要的算力太大了
2019年发布的GPT-2有15亿的参数,2020年5月发布的GPT-3有1750亿的参数,每一次GPT的升级,参数量都是指数型的上升。
后来训练ChatGPT的时候,CNBC报道,微软专门为OpenAI推出了一台全球前五的超级计算机,用了1万个英伟达的DGX A100 GPU。我稍微算了一下帐,每个DGX A100的server服务器上有8个GPU、卖价是20万美元,所以ChatGPT用了1250个A100 GPU服务器,也就是2.5亿美元。另外,训练一次大模型就要几百万美元,每年的云成本也都上亿。

而同时,微软还面临着2022年开始的美联储加息周期下的资本寒冬、上万人的裁员,所以,Nadella对OpenAI全力的支持不是没有压力和风险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在2019年到2023年期间,微软其实又给OpenAI投资了20亿美元,但这笔交易细节没有公开,所以我们不知道这20亿里面是什么条件,但这都不重要,因为很快,Nadella会发现,自己赌对了。

OpenAI在2020年5月发布的GPT3引发了业内轰动,紧接着基于GPT3.5的ChatGPT在2022年底发布之后一鸣惊人,直接让谷歌拉响“红色警报”。

2023年,微软决定更深度合作。这次的投资额度是:100亿美元,持股OpenAI的49%。

新的谈判条款依然对微软很有利。这次的投资协议对未来的利润分配有了更详细的规定:

第一阶段:100%利润全部给到初始和创始投资人,直到投资人回本;

第二阶段:25%利润给到员工和支付投资人的回报上限,剩余75%给到微软直到回本、收回130亿美元投资额;

第三阶段:2%给到OpenAI Inc非营利组织,41%给到员工,8%支付投资人的回报上限,剩余49%支付微软的回报上线。

第四阶段:等到所有投资方的回报结清,100%的权益回流到OpenAI Inc非营利组织。

对于微软来说为什么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协议呢?因为首先,这100亿美元的投资也不是全现金,而中间可能很大部分像之前投资那样,是OpenAI使用微软超级计算集群的权利和credit积分,就相当于OpenAI先用着微软的资源,然后慢慢还钱,并且还以数倍的价格给分红,这简直相当于高得不能再高的高利贷了。

这里要注意,最开始OpenAI规定的是初始投资方的最大回报是100倍,之后进来的投资人回报率是相对打折扣。基于此,《财富》杂志预测,在未来,OpenAI会还给微软130亿美元的本金之外,微软还会分得大概920亿美元的利润回报。是不是很赚。

并且,The information还给了一个爆料,说OpenAI正在考虑放松最多100倍回报的限制,改成每年将利润分配增加20%。这个消息还没有正式公布、可能还会有变数,但确实给了像微软这样的投资人更有潜力的未来回报,这也使得一些已经分配给员工或投资人的OpenAI股份也正在被风投基金争先恐后的抢购,

在去年,红杉资本、老虎全球、Bedrock Capital 和 Andreessen Horowitz就用200亿美元的估值,从OpenAI员工和之前投资人那里入股了OpenAI。而可想而知,在今年ChatGPT爆火之后,OpenAI的股票会在一级市场中多么吃香。

而确定的是,OpenAI和微软签署的条款意味着,OpenAI接下来一定会推动商业化进程,确实我们也看到OpenAI开放了API借口,ChatGPT也推出了付费版本商业变现压力是很大的,毕竟有金主爸爸们在后面等着还钱。
但对于微软而言,投资OpenAI的战略意义远高于投资回报,ChatGPT的横空出世与微软的产品紧密联动,比如现在的New Bing已经链入了ChatGPT,对谷歌搜索造成了降维打击,另外,微软还在继续将OpenAI的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到旗下的各类软件、GitHub编码工具、Microsoft 365工具套件还有Azure云服务中,整个微软的产品升级速度非常快。这使得微软一跃成为此轮AI风口的先驱。

微软之前一直没有披露人工智能业务的规模,只是在去年10月提过一嘴,说Azure的机器学习服务连续四个季度翻番,而富国银行就预测,AI的应用将为微软每年新增超过300亿美元的营收,其中大约一半来自云服务Azure。

也就是说,OpenAI就算还不上钱了、或者分红很慢,也没关系,因为微软可以自己用AI赚回来
所以,不得不说,投资OpenAI的这步棋,Nadella走得真是太有远见了。
而当年差点毙掉OpenAI投资的比尔-盖茨现在也开始自豪的讲述与OpenAI团队的接触故事,引发马斯克在推特上毫不留情地反怼说:“盖茨当年对AI的理解有限,现在依然如此”。

但无论如何,盖茨因为Nadella的坚持而重新让微软走到了最有利的位置,而马斯克这位“前人种树被后人乘了凉”的联合发起人,现在不仅跟OpenAI半点关系都没有,还只能在网上和Sam对呛,实在有点不甘心。试想一下:如果当初马斯克没有直接甩手走人,而是履行剩下9亿的承诺呢?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一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竞赛的最新进展,《金融时报》报道,Elon Musk正式加入竞赛、开始了他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

不过,最近媒体报道说马斯克从2月份就开始组建AI团队,已经从英伟达购买1万张GPU芯片,并从谷歌的人工智能部门DeepMind招募了两名大将,也开始加入到这场AI混战。我们也拭目以待,马斯克是否也能最终推出自己的大模型来和OpenAI一较高下。

05

不那么“纯粹”的未来:OpenAI会如何?

OpenAI如今站在了浪潮的最前方,但竞争才刚刚开始。OpenAI有领先优势,但优势不多。如今科技巨头们看到ChatGPT大模型的成功范式,开始纷纷入局。训练大模型不难,论文和技术都是现成的,堆钱堆算力就可以,但接下来难的,是如何将成本降下来,以及商业化模式的探索 

1965年,时任仙童半导体研究负责人、后来成为英特尔联合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发表论文预测集成电路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微处理器的性能提高一倍,或价格下降一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摩尔定律”。

而Sam预测,新版摩尔定律很快就要来了,他认为,宇宙中的智能每18个月翻一倍。但这句话有点模糊,到底是什么翻一倍,Sam没有具体做解释,这也是引发了学术界的很多争论,以及对人工智能安全进行监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GPT4发布的两周后,马斯克联合1000多人,其中不乏很多业内知名科学家和科技领袖签署公开信,呼吁所有 AI 实验室应立即暂停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 AI 模型,为期至少 6 个月。

这个名单上有一个的名字特别引起我的注意:Yoshua Bengio,是不是看着有点眼熟?没错,就是我们片子开头提到的,给OpenAI“武功宝典”人才名单的图灵奖得主。Bengio可能在当年也没想到,自己未来有一天会后悔当初出的这一份力。
如今看来,各大科技巨头的AI军备竞赛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了,除非有全球政府和人类社会的强烈共识和监管,就像当年的克隆技术一样。目前,意大利以违反欧洲严格的数据隐私法 GDPR 为由暂时禁止了 ChatGPT,不排除之后有其他国家效仿,但在那之前,OpenAI与它的竞争对手们是不会停下的,因为领先意味着未来的市场份额,影响力和话语权。囚徒困境这道题在人类社会,百试不爽。

也许,OpenAI诞生的那天就注定人类通向AGI的这条路是不够纯粹的,会充满冲突、利益争夺与权力斗争。但是,这才是人性啊。很多悲观论调认为,作为如此逐利、贪婪、矛盾的人类,我们训练出的人工智能,怎么能保证其纯粹性呢?而在跟一个专业人士聊天时,他提醒我,目前大家看到的OpenAI版本是经过了好几个月的“阉割”,也就是雇佣了非常多人类审核员去剔除掉那些有害的、暴力的、有侵略性的语言参数,而未阉割版本的GPT模型是一个巨大的monster怪兽,OpenAI在守着这个怪兽不会将它放出来,Sam就像之前描述的那只巨角猫头鹰,在黑暗中为我们放哨。可是我们能相信Sam,能相信OpenAI吗?

Sam和马斯克等人一开始不相信谷歌所以创造了OpenAI,而如今,马斯克和Sam也互相不相信了。他们都觉得,自己才是能守住怪兽的人。

在结尾,我们再回到Sam和一众大佬们刚创立OpenAI的这一天。《纽约客》的文章描述到说:Sam在OpenAI位于旧金山的新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会议室的墙上,写下有着“核动力海军之父”Hyman Rickover说过的一句名言。

这句话是:“生命的伟大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行动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表现得似乎世界的命运取决于我们,我们必须为未来而活,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舒适或成功。” 

目前为止,Sam似乎是在这么做的,虽然他的商业化路径和在早期就将ChatGPT推向大众招致了很多骂名。但仍然要强调的是,Sam只是前方制定策略的人,但我们不要忘了,OpenAI的成功还是要归功于一种顶级科学家们,这包括放弃高薪出来加入OpenAI的这群人,还有ChatGPT所用到谷歌开源的Tranformer模型范式和RLHF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方式背后的论文作者和研究科学家,以及再往前追溯,不放弃“神经网络”路径、坚持了几十年的的三名老科学家。科技的进步离不开这些最前沿的头脑和最纯粹的信念。在这里故事中,有很多冲突,抉择和权力斗争,但同时,也有真诚的理想主义。而OpenAI崛起的复杂故事,其实也就是人性的故事。拥有这样复杂人性的我们,能造出一个什么样的AGI呢?我们拭目以待。

(转载自硅谷101)

在美国当被告,我花四年打赢了这场荒唐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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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罗新

2023年10月25日,中午12点20分,我坐在美国新泽西的博根郡法院331法庭的被告席上。我的心脏怦怦地跳,仿佛要跳出胸口。屋子里的温度很低,我紧握的双手却似乎有了汗意。

刚刚,女法官宣布,陪审团已经做出裁决,即将宣布结果。

这场长达四年之久,并且耗费了我们无数心神精力的荒唐官司,到底结局如何,就要揭晓。

七位陪审员鱼贯而入,为首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手里拿着一张纸。他是一号陪审员,那张纸上就是裁决结果。

陪审员都落座后,女法官询问小伙子:“陪审团做出裁决结果了吗?”

“是的。”

“好的,请回答我的问题:原告白兹先生是否被XX公司拒绝了申请工作的机会?”

“没有。”

“投票结果是什么?”

“7:0。”

我的大脑似乎有烟花绽放。我们赢了!

7:0,压倒性的胜利!

面对咄咄逼人的大牌律师团,我就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强,硬扛到今天,终于让对方一败涂地。

一、碰瓷

事情要从四年前说起。

我和家人在博根郡开了一个小店。2019年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一份厚厚的法庭文件。打开一看,发现我们被人告了。原告是一个西班牙裔的69岁的老人。他说他是我们店的常客。在2019年3月30日,他看见我们店的门上贴了一个招聘启事,他就走了进去,向一个非裔主管申请工作。但是这个非裔主管却说:“不,你太老了”,然后还加了一句西班牙语:“太老了”。老头就离开了。

他指控我们对他有年龄歧视的违法行为,并以此找了律师,到新泽西高级法院把我们告了。

厚厚的文件里都是他的律师写的冗长的法律条款,要求我们提供一切相关证据,甚至包括所有社交媒体的信息等等。

突然之间成了被告,我有点懵。按照指控,这件事发生在差不多9个月前,但是我和几个家人都一无所知。店里的确有个黑人员工安东尼,但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不是主管。

打电话问安东尼是否有这个事情,他一口否认,还说:我怎么能说这个话,招聘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干嘛要去得罪人。

他是我们的老员工,平时也不是那种喜欢得罪人的性子,而且他就是普通店员,招聘的事的确不关他的事。

我们被碰瓷了!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这类案件。控告职场年龄歧视的案件有很多,比如有些公司解雇年龄大的员工;比如有些公司在录取的时候,选择了年纪轻的候选人。

我大概有了点底。第一,我们店里没有“非裔主管”;第二,唯一的黑人员工否认说过这句话;第三,这个人没有递交简历,没有被面谈,没有在我们店里工作过一天。第四,我和家人们作为这个店的主人和管理者,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发生过。

冤,真冤,比窦娥还冤!但是,事情砸自己头上了,只能去应对。于是,我和家人去寻找律师,从此踏上一条长达四年之久的应诉之路。

二、律师A

第一个律师A是一个大约60来岁的白人。他是由我们认识的另一个律师推荐的,是专门负责劳动法这方面的律师。

2020年的元旦刚过,我们就在他的律师事务所见面。他听了整个情况后说:我经常是替被歧视一方打官司,如果这个人找到我,我是不会接这个案子的。第一,案子的证据太单薄,基本上就是他的自述。第二,即使是打到最后他赢了,也最多赔他几个月的工资,作为律师,根本没多大油水。

他说很多情况下,面对这类案子,被告的一方出点钱,早早了结就好。

这也是后来几乎所有的律师,以及所有知道这个事情的人,给我们的建议。

在美国,打官司是一个漫长而昂贵的过程,快速和解,是最经济的做法。

当然,这个时候还不到和解的阶段。律师A接下这个案子,开始回应对方。他的费用是每个小时400美元。

我们一开始想的有点简单:原告指控一个“非裔主管”拒绝了他的工作申请,我们根本没有“非裔主管”,所以他的指控不成立,这事就应该到此为止了。

双方律师开始索要材料,进行取证。这时候,我们的律师犯了第一个错误,他没有向法庭提交撤案动议(motion to dismiss)。虽然提交了动议也不一定能被批准,但是至少要尝试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并不复杂,遇到某个法官也许就直接撤案了。

到了1月底,新冠在中国爆发,我和许多华人一样,开始往国内运送各种医疗物资。3月份,新冠在美国也爆发了,我们又开始打下半场。疫情在美国愈演愈烈,我们也关店了。

三、开价

6月初,我们收到了对方律师的第一次开价,要求我们赔偿原告4万5千美元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并说:如果你们继续打下去,你们会轻易花掉十万美元以上的费用。

4万5千美元,对于我们这样的小生意来说,虽不是天文数字,却依然很多,特别是我们正在关店期间,没有了收入。

而从我们的心理层面上看,这个数字就被放大了十倍、百倍。我们没有违反法律,我们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谈何歧视?给你几千元,把你打发走,我们可以勉强接受。赔你$45000,凭什么?你说你有精神损失,我们因为这个案件,也很焦虑,精神损失更大!

我和家人决定:不去讨价还价,把官司打下去。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就这样,双方律师你来我往,索要各种证据、填写各种文件。我们也不断收到律师费用。每个小时$400,随便几个电话,几封邮件,钱就哗哗地流出去了。

律师A说把所有程序打完,我们大约需要2万5到3万美元。我问了几个华人律师朋友,他们也说这个价格差不多。

八月份,对方律师大概看到疫情还遥遥无期,大量的小企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店也在关门中,觉得让我们吐出4.5万也困难,发了邮件,把赔款降到了2.5万美金。他们是这样说的:假如你们打下去,即使庭审赢了,$25000只相当于你们支付的律师费的一半;假如你们输了,$25000只能是你们赔款的零头。所以,无论输赢,现在以$25000和解,都是你们的最佳选择。

真让人郁闷。是坚持下去,还是选择和解?我们有点动摇。

四、录口供

时间一晃到了12月初,对方律师申请了对我进行口头取证(Desposition),就是录口供。因为疫情,这次取证选择视频会议的方式。

我们的律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没有对我讲解什么是口头取证。我以为那天就是和对方律师面谈一下。

口头取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有法院的书记员进行记录。那天早上,对方律师老卡、我的律师A、法庭书记员、加上我,同时登入zoom。

口头取证开始。上来第一件事就是老卡让我举右手,宣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里要说一下老卡。

老卡50多岁,是“老卡与老莫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已经干了律师这行30多年。我是刚刚知道,他是“全美百佳出庭律师”,连续15年的新泽西州“超级律师”,是新泽西司法协会的前会长,美国司法协会的理事,社会头衔一大堆,经常上地方和国家电视,发表过很多文章。

他还获过民权奖,并且是某“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委员会”的现任主席。

他这个律师事务所,有十几个律师,受理过上万个案子,有许多案子赢了上百万美元,几十万美元。

一句话总结,老卡是“金牌大律”,他的律师事务所也非常有实力。

在外人眼里,他履历光鲜,是业界翘楚。在我眼里,他不择手段,是无良律师的代表。这是后话。

口头取证开始,老卡表现的非常专业。毕竟是大律师,他问的许多问题我都毫无准备。比如“你们公司的股份是如何分配的?股权协议是哪一年签订的?每个员工的工资是多少?给员工提供医疗保险吗?你们是如何培训员工的,有录像吗?有员工手册吗?员工手册的第一版是哪年印的?……”

很多问题在我看来是和这个案子没有关系的,但是老卡提问,我就得回答。有些我还真一时答不上来。

大概一个半小时,取证结束。我长吁了一口气。虽然有的回答不是很理想,但是案子的基本事实,我都坦然地如实回答了。比如安东尼不是主管,他没有权力参与招聘的过程;比如原告从没提交工作申请材料;比如我们没人知道店里发生过那个事件。

对方律师对我的口头取证完成了。我的律师这时犯了第三个错误:他没有申请对原告进行口头取证。我催促他尽快取证,他却说等调解之后再说。

五、调解

又过了十天左右,我们双方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调解。调解员是一位退休法官。我和家人商量要不要和解(settle)。后来我们决定,可以接受和解费$5000到$8000。

那时我们给律师A已经付了9000多美元的律师费,案子进展缓慢,后面还不知要花多少钱。对方要2万5,又急着找调解员settle,我们想:赔一些钱,把事情结束了也好。

调解会议那天,调解员和我的律师先上线。我把案子的事实复述了一遍。调解员问我:“你们希望以多少钱和解?”

我回答:“我一分钱都不想给。”

调解员和我的律师同时摇头,指出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于是我说:“我们愿意以5000美元和解。我们店关门8个月,最近刚刚重新开张,生意也不好。不过我们领到了政府给小企业的新冠补贴金一万元。我们拿出一半和解,这是我们能给出的最多的金额。”

调解员和我的律师都觉得这个数字合理。于是调解员去和原告以及他的律师老卡去谈了。

过了一会儿,调解员上线,并且把原告和老卡也拉进来了。

我第一次看见了原告的脸,一个普通的老头,皮肤微黑。他的名字是白兹。

调解员对我说:“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愿意以一万美元和解。”

这个数字超出了我们原来预订的8000美元上限,但是又没差太多。我犹豫了一下,回答:“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数额。”

(现在回想,我当时为什么犹豫之后又回绝了,其实还是不甘心,觉得委屈。)

我竟然在老卡脸上看见了一抹失望的表情。

不过,我又说:“你们知道,这个店是我与几个家人一起合开的。我想回去再和他们商量一下,看看他们是否同意。”

这次调解就这样结束了。

我马上和家人商量,讨论之后觉得还是接受一万美金和解吧。这个事情已经拖了一年多了,律师费也花了不少,做个决断吧。

还是觉得气愤、不甘,但是,这哑巴亏不得不吃。

我于是给律师A发邮件,说我们愿意以一万美金和解。

第二天,律师A回复,对方要一万五千美元!

至今我没太搞懂对方律师涨价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当庭同意他们的数额,过后又服软了,想惩罚我们一下?

我们气愤之余,心反而安下来。本来我们这个和解就是不情不愿,就是强迫自己低头认怂。对方既然出妖蛾子,我们就继续打下去吧!

六、换律师

下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炒掉律师A。我们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我们已经付了$9000多的律师费,但是他基本上只是被动地“防守”,没有给原告方任何压力。我和家人那时对美国法律一无所知,他却从不解释、说明。有时,某个文件到了最后的提交日,对方律师催促了,他才想起来,给我们发过来,让我们自己填。

他时常对我们很不耐烦,甚至当我们询问某个问题时,说过:“你们公司还有没有英语更好的人?”

我向他表达了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于是他通知老卡,并把我也拉进邮件链。

老卡问我:“你的下一个律师是谁?”

我说:“我想自己来打完这个官司。”

老卡说:“不行。因为被告是公司,而不是个人,所以必须由律师代理。你如果没有律师,这个案子自动判我们赢。”

我说:“那我去找找免费法律援助吧。”

老卡劝我:“你们还是接受我们之前提出的$12500的和解金额吧,让律师A帮你们把收尾工作做一下,这事就结束了。”

我有些疑惑:“$12500?你们不是要$15000吗?”

原来,老卡在提出要1.5万之后,又跟律师A说:如果我们愿意和解,给$12500就行。让我们写两张支票,一张是$2500,给原告白兹;一张是一万美金,给老卡的律师事务所。

你们看看,律师A竟然连这个信息都没给我们。

我也了解到,赔偿金中,老卡是拿80%,白兹才20%。

律师收取代理费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小时收费,或者一次性收费。另一种是官司打完之后,按照赔偿金额分钱。我印象中一般是律师拿三分之一,原告拿三分之二。

而这个案子,律师竟然要拿80%!律师是案件赔偿金的最大受益人。

解除了和律师A的合同之后,我马上开始寻找新律师。我在网上寻找劳动法方面的律师,然后一个一个发邮件去询问。凡是有兴趣的律师,就电话交流。

我一直参加我们镇高中家长组织的一个慈善歌舞剧演出。这个演出是为镇高中的毕业生筹集奖学金,主要的筹款方式是一本广告杂志,里面是本地一些商家的付费广告。我翻看里面的律师栏目,也给其中的一两个发了邮件。

很快,我锁定了两个候选人,一个是30出头的年轻律师,对案子信心十足,觉得随便就可以帮我打下来。他的收费是$275一个小时。

另一位就是在我们的慈善杂志上登广告的本镇律师费罗先生,70多岁,他对我们的遭遇表示真心的同情。他的收费是$360一个小时。但是,他在看了我们的所有进展后,预估需要15个小时的工作量打到庭审前。于是,他提出我们一次性支付$5400律师费。如果最后需要上庭,他预计是两天,一次性收取$3600。

我们权衡半天,还是选了年轻律师。一是觉得他冲劲儿十足,信心满满,二是觉得他便宜。

七、律师B

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了。

这位律师B虽然每个小时的费用是$275,但是他每个电话,每个短信,每个email都要算时间收费,光是复习我们之前的各种文件就花了几个小时,要了我们不少钱。

而且,他对案子的信心直线下降,不断对我说:对方的律师很有实力,很有经验。

现在想来,估计是他查了老卡以及他的律师事务所的情况,被吓住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老卡是那么牛的律师,所以我有点不舒服:这么个事实清楚的案子,你都没怎么打,怎么能泄气呢?

律师B跟老卡谈了一次,然后跟我说:他们那边很愤怒,对你们很不满,坚持要以$25000元和解,绝不还价。

我无语:你这谈判技巧也忒差了吧!赔偿金直接被你谈翻倍了。

然后,律师B就不断催促我提高和解金额,让我出两万美元和解。

我简直想骂人:你一开始不是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个小case吗?说你分分钟就能搞定。怎么现在成了个棘手的案子?

然后我们不断收到他的账单,一个月下来,账单已经快4000美元。案子不光没有进展,而且大大倒退了。

我果断叫停,把他给炒了。让他再折腾下去,这钱就是无底洞了!

我马上回头找到本镇的那位老律师费罗先生,和他签了合同,一次性付了他$5400。

这是我在这个官司中做的最对的一件事!

八、审白兹

费罗先生接手后,从前面两个律师那里拿来所有的材料,赶紧填报并上交了一份马上就要逾期的文书。然后就是向对方提出口头取证。对方也提出向我的两个员工口头取证。于是,两边把时间凑了凑,定在了2021年4月初的一天。三个口头取证放在一起,只需要请一个法庭书记员就可以,能省点钱。

口头取证的前一天,费罗先生通过视频对两个员工进行了“培训”,主要就是解释口头取证的大概程序,让他们心里有些数。

对比我当初懵懵懂懂去录口供,费罗先生显然办事非常严谨,也是真心替我们着想。

口头取证依然是视频会议的形式。回答问题的人必须自己呆在一个房间里,周围不能有人。我和原告白兹可以登入视频会议旁听,但是不能说话。双方律师都在场。

老卡先询问安东尼。安东尼来自非洲加纳,50出头,在我们店干了十几年了。他从来没被律师录过口供,有些紧张。他可以说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所以老卡对他没有客气,有些问题让安东尼无法招架。

“你结过几次婚?有几个孩子?交过税吗?是如何报税的?公司给你报税吗?有过现金补贴吗?……”

安东尼那个时候的头脑一定是一片空白,一些问题只是本能地反驳和否认。

老卡的目的就是击破对方的心理底线,慌乱之下露出破绽。好在安东尼在关键问题上都如实并且肯定地回答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不记得他在那天来过,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我不会说西班牙语,我也从来不是主管。

我们的另一个员工是20出头的小伙子艾尔多。他的家庭来自波多黎各,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的口供还算顺利。他非常肯定地证实:他从没听见安东尼说过西班牙语,安东尼也从来都不是主管,他也不认识原告,对他没有印象。

老卡对两位员工的问询完毕,我们的律师费罗先生,开始问询原告白兹。我们事先给费罗先生准备的许多问题也派上了用场。

一问之下,我们都有些震惊。

白兹说他每几个月来我们店一次,每次都是找安东尼,让他打折。那天,他来我们店想看看有什么新东西,发现门上的招聘启事。他觉得自己如果被聘用,就可以拿到员工折扣。于是他径直走进去,对安东尼问:“你能雇我吗?”安东尼回答:“你太老了”,还加了一句西班牙语“太老”。他就离开了。

白兹说他当时没有提高声音、没有争吵、没有找店主,没有索要工作申请表。他也没有事后回来抱怨,或者要求见店主。

白兹说他在老婆的杂货店帮忙,已经做了七八年,从来没有出去找过工作。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依然在老婆的杂货店工作,也没有找工作。

他一直在领社安金。

也就是说,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有丝毫改变。

费罗先生又问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有没有失眠?”

“没有。”

“有没有吃药?”

“没有。”

“有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

“没有。”

也就是说,他的精神状况也没受到影响。

最精彩的地方到了。

费罗先生询问他有没有过其他诉讼。一问才知道,白兹曾经8次起诉他人,全部和解。其中六次是起诉他的两个前雇主,每个雇主各三次,不偏不倚。

8次和解,每次白兹拿到的赔偿金,从七千美元到三万美元不等。

我简直目瞪口呆。

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被碰瓷了。

现在我们知道,自己是被惯犯碰瓷了!

白兹甚至从来都没有走到录口供这一步。每次都是早早就和解,然后回家数钱。

我们还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费罗先生问白兹:“你3月份声称自己遇到了歧视,12月份才起诉。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找的律师呢?”

“大概事情发生后一两个星期吧。”

“那为什么要等9个月后才起诉呢?”

这时老卡突然大声说:“反对。这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隐私。”

老卡那道貌岸然的面目下隐藏的丑恶,这时终于露出一角。

老卡等了九个月才提出上诉,是因为一般店里的监控录像都是自动覆盖,监控数据只保留几个星期。我们店的录像数据就是大约两三周覆盖一次。

九个月,足够抹去监控数据,也足够抹去人们的记忆。除非是什么特大事件,否则谁能记得九个月前说的话,做的事呢?

所以,查无对证! 白兹的话就是唯一证词。

九个月,又足以让赔偿金滚动到一定数额。我想,他们的逻辑大概是这样:你看,因为你们的歧视,白兹先生失去了工作机会。来算一算吧,假如他一个月的工资是两千,那么九个月就是一万八千。他光是薪水就损失这么多,再加上精神损失…..。

为了保障客户的利益最大化,律师可以使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但是,我们这个案子,律师要拿赔偿金的80%。所以,这是由一个碰瓷老手与无良律师共同搞出来的针对我们的诬陷。

口供录完,我们都很兴奋。费罗先生说:“今天对于你们来说,是美好的一天。”

录口供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和法庭书记员的费用。我由于已经一次性支付了律师费,所以只需要支付法庭书记员的费用。费用是根据口供的长短决定。我只需要支付审问白兹的费用,$231。

老卡那边要付我和两个员工,一共三份口供的费用,特别是对我的询问比较长,应该总共花了一千元以上。

对方的底,通过这次问询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对这个官司的走向更有信心了。

九、简易判决

下一步,就是庭审了。由于疫情,法院的案件挤压很多,庭审日定的是一年后的2022年4月。

在等待庭审的一年里,法院又召集两个律师进行了几次调解。我们象征性地说了和解金1、2千美元,对方没有同意。

为什么费罗先生坚持让我们每次都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呢?因为他说,这可以让法官对我们有个良好的印象,认为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解决问题。而对方不同意接受赔偿,代表他们是比较难缠和贪婪的一方。

转眼到了2022年。我们的庭审日期被法院推迟到六月份。我们和费罗先生开始商量是否提交“简易判决”的申请。

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是要求法官根据书面材料对案件进行直接判决,免去庭审过程,节约大量的法庭成本。不过提交简易判决也要准备资料,特别是对方如果提出反对,这边还要应对。

费罗先生说如果我们这边申请简易判决,他就一次性收取$1800。

他说申请简易判决,对于我这边唯一的坏处就是这笔额外费用,而好处却有很多。万一法官同意简易判决,判我们赢,我们就不用上庭,也不用支付庭审那笔律师费。假如对方提出反对,他们必须提交足够的理由说服法官,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的全部底牌,可以为庭审做好准备。

我们同意费罗先生的建议。简易判决的申请在四月份初发出了。四月底,老卡提出反对,提交了一百多页的文件,里面大部分是我们三个人的证词,以及很多法律条文,坚持认为他们的起诉是正确的。

费罗先生又根据他的回应进行书面反驳。

5月13日,法官和两个律师开会,讨论简易判决申请。两个律师争执不下,最后法官说:还是由陪审团决定吧。

简易判决这条路失败了。

费罗先生说他私下与法官沟通时,法官对我们是同情的,但是他还是把球踢给了陪审团。

在美国,90%左右的民事诉讼都以和解或者撤案告终。我们这样一个小案子,竟然打到陪审团,恐怕是千古奇闻了。

费罗先生告诉我,我们这样的案子,陪审团一般由6到8人组成。因为是民事诉讼,判决允许有一票不同意。换句话说,作为被告的我们,只要争取到两票,就赢了。

只要两票就赢,我们的信心大增。

十、庭审改期

新的庭审日期是6月20日。我二女儿的高中毕业典礼是6月22日,加上两个律师那天都有事,所以提交了推迟庭审的申请。

对了,对方的律师不再是老卡,而换成了他们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女律师。

庭审日期推到7月,又推到10月,又推到12月19日。

我和费罗先生保持密切联系,经常通话讨论案子,每次也会说些闲话。他对我的了解逐渐深入。

有一次他说:“新,你的简历非常令人难忘。我会想办法在庭审时,引出一点相关话题,让陪审团更了解你这个人。”

12月19日那天早上,我准时到了博根郡法院指定的法庭,背着一个大包,里面有厚厚的材料,还有一份法庭陈词。

我花了不少精力写这份陈词,还让我那文笔很好的女儿为我润色。我要站在陪审团和法官面前,把这几年的经历的一切都说出来,要求法律公正判决。

对方女律师也来了,30出头,一身正装,拉着一个公文箱。

法庭里坐了几十号人,都是律师和当事人。法庭工作人员开始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点名。有几个案子在最后时刻达成和解,工作人员就让他们回家了。需要继续审理的案件,就开始分配法官。

第一轮我们没有分到法官,我们和其他剩下的人被领到另一个房间,继续等待。

第二轮我们又没分到法官,工作人员让大家回家,等待新的庭审通知。

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就这么无功而返了?

费罗先生说这很正常。有时候要来来回回好几次才能够分到法官。

那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激怒了我们。

这个案子,白兹是原告,我们公司是被告,我是被告代表。我们被告方的证人有两个,就是我们的两个员工安东尼和艾尔多。

原告方上交的证人名单也有两个,也是安东尼和艾尔多。

为了确保证人出席,一般律师会给证人一份上庭通知书,必须送到证人手中。

安东尼和艾尔多就是我们的员工,我只是每次通知他们一下,准备哪天上庭。

但是,比较古怪的是,对方律师每一次都给安东尼和艾尔多发一份正式的律师函,要求他们上庭。

从录口供那次开始,他们就收到这个信。庭审时间改了四次,两人也各又收到四次出庭通知。每次送信的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送达时间有时是早上八点之前,有时是天黑之后。

安东尼住在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帕特森,又是个黑人移民。送通知的大汉砰砰用力敲门,人不出来就一直敲,每次都有左邻右舍出来张望。安东尼一家吓得要死。

艾尔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有一次送信的人连门都没敲,直接推门进去把通知给他妈妈。

他妈妈差点吓出心脏病。

12月19日这天晚上,安东尼又听见砰砰的砸门声,过了很久也不停息。无奈,住在他家的表弟去开门。又是一个大汉,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几张纸,正是要求安东尼在19日早上出庭的通知!

可是,当时已经是19日晚上了,而且,白天的开庭已经取消了。

估计老卡的律师事务所是雇用了专门投递这类信件的公司来送庭审通知。阴差阳错,本应提前几天送达的文件,在开庭时间已经过了之后才送到。

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了费罗先生,他当即给女律师发了一封言辞严厉的邮件,指出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对证人的威胁和骚扰,是为了吓唬证人,让他们不敢出庭。费罗先生说,这两个人本来也是我们的证人,是一定要出庭的,你们明明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还要通过这样的手段送达通知书?这个案子本就是无中生有,是诈骗,你们赶紧撤案为上。请停止对证人们的骚扰。

一针见血。老卡为了迫使我们和解,真是使用了下三滥的手段。

从那以后,果然再无人给这两个员工递送出庭通知了。

2022年就这样过去。新的庭审日是2023年2月26日。那天,我依然是准时来到法院,费罗先生和女律师也来了。

又是重复了和上一次一样的程序,又是漫长的等待,又是没有分配到法官。又被打发回家了。

我听到女律师对费罗先生抱怨:“我家住的太远,每次过来单程就要一个半小时。这案子我希望他们能和解。”

我听了之后幸灾乐祸,活该,给了你们多少次机会你们都不抓住。现在我们都磕到庭审了,想和解,做梦去吧。你就跟着折腾吧。

对于我来说,已经给费罗先生付完庭审的费用3600美元,我一点压力都没有了。法庭离我和费罗先生的家又不远。我多跑几次都没关系。

而且,我跟费罗先生说了,假如庭审我输了,我一分钱都不给他们,我继续上诉,哪怕打到美国高级法院我也要坚持。

下一个庭审日是4月19日,我说不行,我要回中国。因为新冠我已经三年半没有回去,这个行程是非常重要的。

4月底到5月底,我回国呆了一个月。这时新的庭审日期改在7月11日。

7月10日晚上,费罗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女律师要求延迟开庭。她怀孕5个月了,是双胞胎,医生不让她长途开车。

庭审再次推迟到10月23日。

10月中旬,安东尼递了请假条,10月26日他要休假。我想起庭审这事,于是联系费罗先生,问他能否申请再次延期。费罗先生说,这一次法院已经给我们这个案子指派了一位女法官,而且按照常理,这个案子庭审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天,最好不要再延期了。

我同意了。该来的总要来,就这样吧。

于是,一场精彩的庭审大戏,在延期了八次之后,终于就要上演了。

十一、选陪审团

10月23日,星期一,天气晴朗。我头一夜出乎意料地睡了一个好觉。9点到达了法院的331号法庭,被告白兹和他的新律师已经坐在原告席上。原来的女律师因为怀孕已经退出,这一次的新律师是个300多磅的大胖子马克,30多岁。他家在宾州,距离这里单程2个多小时。

法庭的房间不大,除了白兹和律师,我和费罗先生之外,还有这个案子的女法官玛丽,法庭女秘书,以及一个法警。

这一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挑选陪审团成员。我们要从50个候选人里选出七人。

这50人其实已经经过第一轮海选。在第一轮的时候,除了要确定他们年满18岁,是博根郡的居民,没有犯罪记录外,还要剔除那些曾经来过我们店,或者认识原告、被告,两个律师的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了第一轮海选。总之,这50人都是过了第一关的。

法庭里有大屏幕,对候选人的面试是采用视频会议的形式。先是50名候选人全部上线,玛丽法官介绍各种规则、程序和注意事项,并把候选人们需要填写的问卷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让我们四人在众人前亮相。候选人们下线,进入一个一个的面试时刻。

每个候选人都要事先填好问卷。所以法官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问卷上哪个问题你填的是no?” 如果全部问题回答了“是”,那么就进入下一步的深入面谈阶段。

50个候选人,其中20个左右,对问卷上的某个问题说了No,即表明自己有理由不能参加这个案件的陪审过程。这20个人的理由五花八门,大部分是不能连续参加三天的庭审。比如自己生病、要照顾孩子、要照顾老爸老妈、刚刚工作、家里要换锅炉、是老师,是大学生,不能缺课、是护士主管,正在培训新护士,等等。

玛丽法官挺好说话,都同意他们的请求了。

候选人里有一个律师,跟马克的律师事务所有好多案子的纠葛,所以退出了。

有四个人,其实可以是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们虽然只看到这个案子最简单的介绍,已经直接站边我们。

有一个在建筑公司工作的西班牙裔人,非常反感现在随便乱起诉的现象,而且认为年龄歧视是个伪命题,太年轻太老都可以是雇主不录取这个人的正当因素。

有一个长相很精神的亚裔小伙子,看姓氏也许是华裔,他说自己的父母、叔叔阿姨都在美国开小店。“作为亚裔美国人,他们永远是被歧视的一方,而不是他们去歧视别人”。他无法保持公正态度。

有一个物业公司的主管,非常气愤地说:我们公司面临无数的法律起诉,很多都是无中生有。所有的案件都和解了,从没走到庭审这一步。但是我们为此支付了大量的律师费和赔偿金,物业管理费也只能不断上涨。他说自己100%是有偏向倾向的。

另一个是住在我们镇的一个韩裔,是50个候选人中唯一来自我们镇的。他说自己不同意新泽西反对年龄歧视的法案。年龄是与身体状况等其他因素密切相关的。假如某个工作需要天天搬动80磅的东西。一个老年人来,拍着胸脯说自己没问题。即使他看上去挺结实,你敢录取他,并且让他搬80磅的东西吗?

法官也同意这四个人退出了。我和费罗先生扼腕叹息。

那些所有问题都答了yes,进入下一轮的候选人,玛丽法官会问一些问题,比如:介绍一下你自己,介绍你的家庭情况,你的兴趣爱好,新闻是从哪个渠道获得;你认为雇主应该如何招聘员工;你觉得目前美国的法律系统,是起诉的过于轻易,还是起诉的不够,还是均衡;你能否抛开种族、信仰等因素,公正地做出判断,等等。

询问的目的,是让我们双方了解这些候选人,然后选出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员。

这些留下的人里,有两个华人男士,一个是年轻药剂师,另一个在医院工作,妻子最近回北京探亲。

每当访谈完留下的人达到七个的时候,这七人就会同时上线,双方律师开始踢人。踢人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每人各踢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候选人。然后访谈继续进行,达到七人后,重复踢人过程。每个律师有六次踢人机会。

对方律师首先踢掉了两个华人,然后踢掉了所有在访谈的时候,表达如今官司太多,很多是不必要的那些人。我们踢掉三个,一个是个老太太,新冠刚好,一直咳嗽喘气,不忍心让她来受几天罪;还踢了二个20岁的小伙子。他们任何问题都回答是是是,我觉得他们太年轻,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看问题不一定全面。

有一个西班牙裔候选人,我有些犹豫。他是个30多岁的卡车司机,和老婆孩子以及岳父岳母住在一起。他说自己的岳父已经70岁了,依然在愉快地工作着。

最后时刻,费罗先生还问了我一句:这个人你想留吗?

我想了想,说:留下吧。

我对于老年人工作没有偏见。如果你能胜任工作,干到70岁,80岁,都没问题。

就这样,经过一轮又一轮,最后剩下7个人,双方都同意,陪审团诞生了。

陪审团5女2男。

1号陪审员,男,白人:去年大学毕业,已经工作,父亲是法官,母亲是医生。

2号陪审员,女,白人:曾经从事法律工作多年,后来改行,目前是医院的管理人员。

3号陪审员,女,白人:硕士学位,已经当了17年的教师。

4号陪审员,女,白人:一个跨国公司的部门主管,热心参与教会活动。

5号陪审员,男,西班牙裔:FedEx卡车司机,岳父70岁依然愉快地工作

6号陪审员,女,白人:硕士学位,高中教师,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父亲退休了,母亲在医院从事管理工作。

7号陪审员,女,黑人:执业护士,丈夫是监狱管理人员,有两个上高中的孩子。

从这个陪审团的组成上看,明面上我吃亏了,因为没有一个亚裔,却有西班牙裔。陪审团里也没有一个小业主。

陪审团女性居多。因为对方律师踢了两个华人男士,我们踢了两个20岁的大男孩。另外,之前因为同情我们而失去资格的那四个人都是男士。

女性可能会更同情弱者(白兹),但也可能更同情我。这一点上我们双方持平。

这些陪审员除了那个司机外,都是大学甚至硕士学历的白领。所有人的言谈举止都是理性而有素质。我相信他们的判断能力。

法官让陪审员们即使回家也不能查这个案子,不能搜索原告被告双方,不能跟其他人谈论这个案子。总之,就是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以法庭上听到的信息来做判断。

这时,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利于我们的消息。对方律师向法官提出申请,让我们这边不能在法庭上提白兹曾经8次起诉他人,并都获得和解金的事情。

法官同意了他的请求,因为白兹的最后一个官司是在十来年前了。法律上的确有这方面的根据,超过一定期限的官司,可以不作为证据在法庭辩论中使用。

这本来是我们杀伤力最大的一个论据。我相信只要陪审团听到白兹以前曾8次告别人,其中两个雇主被他各告三次,心里的天平就会向我这边倾斜的。

我们的杀手锏不能使用了,而我一直担心对手还有什么隐藏很深的大杀器没有露出来。

我想对方一定有什么后招,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官司?为什么要跟我们拼到庭审?要知道老卡是大律师,他的事务所打过上万个官司。我们这个小案子,油水真不大,他们为什么要打到现在?马克每天从宾州来上庭,光路程就是五六个小时,他们的动力是什么?

我的头脑里总是有这样的镜头:在我们的庭审中,双方唇枪舌剑,不相上下。这时,对方律师突然向法官说:我们有新的证人(证据),请法庭批准我们呈现。法官同意之后,房间的门缓缓打开,一个终极大杀器登场了……。

十二、法庭辩论

10月24日,正式庭审日,陪审团七名成员全部到场,坐在陪审席上。法庭辩论开始。顺序是这样:对方律师马克开场陈词,我的律师费罗开场陈词,然后下面是交叉询问,依次是白兹、安东尼、艾尔多、我。

这个顺序是开庭前临时调整的,对我很有利。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出场。而且作为被告,我是可以听到安东尼和艾尔多的证词的。

对方律师马克第一个登场了。他的开场陈词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极力想说明白兹声称的事情是发生过的,而且是年龄歧视导致了他没有得到工作机会。

费罗先生出场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诉讼(frivolous lawsuit),是一个设计好的骗局。

然后,费罗先生把所有的事实清清楚楚地罗列出来,证明我们没有任何过错。

两个律师的开场陈词结束后,白兹上场接受交叉询问。他的回答与两年半前的口供基本一样。

有几个有意思的地方。原告这边提供的证据只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店的门上贴的一张招聘启事。马克问:“你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白兹回答:“是两天后。”

费罗先生抓住这个漏洞:“两天后你去拍照片的时候,你进店里了吗?”

“没有,我拍完就开车走了。”

“你为什么不进去跟店主抱怨安东尼做的事?”

“我害怕进去后,他们会叫警察抓我。”

全场静默。我能想象得出,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是一串问号。

费罗先生又问:“他们为什么会叫警察抓你?”

“因为他们拒绝了我的工作申请。”

这些话已经是毫无逻辑,胡言乱语了。

但是,他自己两天后偷偷回去拍了招聘启事然后溜走这件事,恐怕让陪审员们都要想一下,是不是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想起诉我们。

费罗先生又问:“在你一生当中,肯定有过不少难过、委屈、受到伤害的时刻。那么,你比较一下,那天在店里发生的事,和你一生中其他伤害相比,可以排在第几位?”

白兹回答:“那件事是我那一天中最难过的时刻。”

费罗先生重复问了两遍,白兹的回答不变。

白兹还说:“他当时如果跟我道个歉,我就没事了。我也就不会今天坐在这里了。”

他突然喊了一声:“我要正义!” 然后眼中似乎有了泪光。

我浑身恶寒,又有些愤怒。假如他说的是真的,那天的确被安东尼回了一句“你太老了”,可是,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句话对他造成的伤害是微不足道的,是一句道歉就能弥补的。那么,你为什么要起诉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拖入这一场长达四年的官司之中?

你还有脸喊:“我要正义”。我们的正义又在哪里?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和费罗先生出去吃饭,我们两人都觉得白兹的证词给他减分了。

下面就看两个员工的表现了。

下午安东尼第一个被询问。证人是不能参与前面的庭审的,所以他们不知道两个律师的开场白和白兹的证词。

马克刚刚问了安东尼几句话,当问到你是否认识我身边这位先生时,安东尼回答不认识。这时白兹突然向安东尼发难,质问他为什么不记得自己。玛丽法官马上厉声制止:“你不要跟证人讲话,不要干扰证人作证!”

我望向安东尼,他气的眼冒火星。他也被这四年的诉讼拖累的够呛,还被送信大汉夜里砸门。我心里一紧,担心安东尼被激怒。玛丽法官已经高声让法警过来,让法警站在白兹面前,阻断白兹的视线。

玛丽法官然后柔声安慰安东尼:“你不要看他,你可以看我,看律师,或者看陪审团。”

下面的询问没有太多“意外”。某个事情安东尼在录口供的时候说“我不记得了”,这次回答是“我不知道”。于是,马克非要说安东尼的回答不一致,“我不记得了”和“我不知道”不是一回事。安东尼说是一回事。两人纠缠了半天。玛丽法官隐隐有些不耐烦:“安东尼说的有道理。这个话题翻篇吧。”

艾尔多的作证要简单得多。两个律师都没问太多问题。

终于轮到我上场了。我的心情异常平静。事先想象的“大杀器”根本不存在;白兹的证词和现场表现都比较差;而我们两个员工没出大问题。

这一天,这一刻,我已经准备了快四年!

费罗先生先问了几个关于公司的基本问题,然后他问:“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中国辽宁。”

“你的教育背景是什么?”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专业是社会学。”

“你在美国也读书了吗?”

“是的,又拿了一个硕士学位。”

“你在中国工作过吗?”

“是的,从事妇女和儿童的研究工作。”

这时我反应过来,费罗先生这是给我立人设呢。

我和费罗先生从来没讨论过庭审上如何问答。我没想到他一上来就问这些问题,还问的这么直接。

他又问:“你平时都做些什么?从事慈善活动吗?”

“是的。疫情期间,我们店关门了。我组织了很多PPE的捐赠,捐给医院、老人院、警察局、消防局等。那时,中国人捐了很多这类东西。”

“什么是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就是口罩、手套、洗手液什么的。”

“你提到捐给医院?”

“是的,医院是捐赠的大头。”

陪审席上有好几个人在医院工作,或者有家人在医院工作。所以,我想费罗先生特意强调了一下医院。

“你听说过心愿单项目吗?”

我都没想到费罗先生递梯子递的这么明显。

“实际上这个项目是我发起的,是帮助那些领养了中国残疾儿童的美国家庭。”

“你的文化有什么特点?”

“我们的文化特别尊重老年人。每当有年纪大的客人来我们店,我都给予他们特别的照顾,从他们身上,我可以看到我的父母,看到未来的我。我们的员工也会给他们提供帮助,比如帮他们把东西搬上车等。”

好了,立人设的阶段到此为止。

现在回头想想,我还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因为事先没有准备,所以我的回答特别简单。其实可以说的事情还有很多,感觉我这个人设还不太丰满。

但是,也许这给了陪审团一个谦卑和诚恳的印象吧。

马克那边没有给我太多挑战性的问题。这件事情,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所以,我一切实话实说即可。他曾经想抓住某个文件里我的一个小纰漏来质问我。玛丽法官问他:“你问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小纰漏无关大局。”

其实那个纰漏我完全可以解释清楚,但是马克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而我,在回答两个律师的提问中,不断贯穿这样一个信息:我们这个小店,是这个mall里存活时间最久的店,已经快25年。这25年,我们没吃过一个官司。我们生存的技巧,靠的是小心谨慎,靠的是与人为善。

问询全部结束后,陪审团离开。费罗先生向玛丽法官提出撤案申请。他说:“从今天一天的庭审结果来看,这个诉讼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马克反驳了这个提议。玛丽法官犹豫了许久,还是决定明天继续开庭。

那天晚上,我忙到半夜,修改自己的法庭陈词,还给费罗先生的最后陈词提了好多建议。

十三、判决日

10月25日,判决日。九点,法官召集两个律师,以及我和白兹,讨论她拟出来的陪审团指示(Jury Charge)。她把这个案子的所有信息罗列出来,配上所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还加了几个例子,目的是让陪审员们理解如何做出公平的判决。

两个律师都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马克提出,将“原告要求经济赔偿和精神赔偿”这句话中的“经济赔偿”划掉。

因为原告的所有证词已经表明他没有受到任何经济上的损失,这时候再提经济赔偿,难免会让陪审团产生“这个人很贪婪,一切为了钱”的想法。

这次陪审团是由7人组成,所以需要原告拿到7:0或者6:1。

玛丽法官修改了陪审团指示之后,拟出了裁决投票表(Verdict Sheet)。这个裁决投票表上有三个问题。

1、原告白兹先生是否被XX公司拒绝了申请工作的机会?

下面有两个选择,“是”和“否”。

假如有六个陪审员以上都回答“是”,那么进入下一个问题。

2、原告白兹先生是否遭受了XX公司的年龄歧视?

假如有六个陪审员以上也都回答“是”,那么进入下一个问题。

3、你认为应该给白兹先生多少赔偿?请写下具体金额。

我和费罗先生都觉得这个投票表设计的不错,相当于给了我们双重保护。即使我们输掉第一轮,还有第二轮兜底。

马克马上表示反对。他说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可以合并。白兹是因为年龄歧视被拒绝了工作机会。

玛丽法官说: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坚持我的设计。某人被拒绝了工作机会,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细化可以让判决更准确。

11点,7名陪审团成员全部坐在位子上。两位律师面对他们,开始最后陈词,希望能再使劲一下,把陪审团拉到自己这边。

费罗先生再次重申:这是一次恶意起诉,是一次欺诈。他一条条摆事实指出这个起诉是多么离谱。他还说:“这位女士,Xin Luo, 有两个硕士学位,做过无数慈善工作,帮助过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她的文化背景,是对老人非常尊敬;她的员工,对她非常忠诚。你们觉得,她会自己做出,或者教唆员工做出,年龄歧视的事吗?”

他还说,这个案子,历时四年,浪费了很多公共资源。他恳请各位陪审员,在判决表上填写“否”。

接下来是马克的最后陈词。说实话,他讲的还不错,能让他发挥的空间并不多,他尽量说的真诚。他说:白兹先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尊严而战。请大家填写“是”。

两位律师的最后陈词结束后,玛丽法官开始给陪审团详细讲解“陪审团指示”以及“裁决表”,她告诉大家:用你们的心,你们的直觉,你们的判断,全面考量所有的证据、证词。

我始终没有机会在陪审团面前慷慨陈词,看来白准备了。

这时,时间已经是12点10分。而法庭的午休时间是12点半到1点半。玛丽法官让陪审团进入另一个房间进行评议(deliberating)。她说:你们先评议一会儿,然后休息一个小时,1点半继续开始评议。你们有了结果,就按一下房间里的按钮。

最紧张的时刻到了!

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制度,在公众的心目中向来褒贬不一。很多人觉得后果难以把握。这几天的庭审下来,我感觉我们这边发挥的不错,但是,我还是有些紧张。

我出去上了个洗手间,就走回法庭里坐下。这时我看见秘书桌子上的灯在一闪一闪地发亮。我想起法官说的:你们如果有了结果,就按一下按钮。我的心里升起期盼。

过了一会儿,玛丽法官走了进来,她宣布,裁决结果已经产生。

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我们赢了,而且赢得干脆利落,赢得痛快淋漓。第一轮的问题,我们就以7:0拿下。后面两轮问题根本用不上。

费罗先生参与的案子中有100多个到了最后的裁决。他说我们这个案子是陪审团出结果最快的一次。许多案件的评议时间都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而我们这个,不到十分钟。

也就是说,7个评审员,在走出屋子那一刻,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们全部在裁决表的第一个问题那里,回答了No。

7个陪审员,没有一个华裔,甚至没有一个亚裔,还包括了一个认同老年人工作的西班牙裔,他们全部支持我们!

这个胜利,太漂亮了!

我和费罗先生紧紧握手,又把消息通知了店里,引起大家一片欢呼。

压在大家心头四年的大石被瞬间挪开,让人无比轻松。

十四、信心

很多一直关心我们这个官司的朋友们听说这个消息,都表示祝贺,都说:“对美国的司法程序和陪审团制度又有了一些信心。”

而我,在慢慢平静下来之后,才觉得这个案子和这个结果的意义,非同一般。

在美国有很多恶意诉讼,有很多碰瓷和诬陷。而多数公司、企业甚至个人,为了避免漫长的应诉过程,高昂的律师费用,以及不确定的后果,往往选择和解,花钱消灾。

这也就助长了那些碰瓷者的气焰,让这类的官司越来越多。不少企业和个人都深受其害。

我们这样一个小企业,由少数族裔组成,被人恶意诉讼,而对方的代理律师又非常有实力,咄咄逼人。

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我们硬是挺到陪审团阶段,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个结果对于和我们一样被欺负的老实人和小企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对那些碰瓷者和在背后推波助澜的无良律师,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们的所有朋友和家人都知道这个案子;50个陪审员候选人知道了这个案子;7个陪审团成员从头到尾跟了庭审过程;法官、秘书、法警都熟悉了这个案子;最后一天还有两个年轻的实习生观摩了整个过程……。

这些人,会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他们的亲朋好友,还会告诉其他人:有这样一个案子,竟然打到陪审团,竟然大获全胜…..。

原来,小人物也可以不与邪恶和解,也能迎来公平和正义。

我们这个案例,也许会被玛丽和其他法官反复使用,作为后面判案的一个根据。

如果能够通过这个案子,促进一些法律法规更加完善,那就更不枉我们这四年的坚持。

而对于我们来说,假如当时同意以一万美元和解,加上已经付的9000多元律师费,我们花出去2万美元,换来一辈子的窝囊和气愤。我们会怀疑美国的司法制度,怀疑世间是否有公道。

现在,我们总共花了2万5千美元,赢来了一个碾压性的胜利。我可以一辈子都自豪地夸耀:我曾经打败了很牛的律师,并且在陪审团那里赢了全票支持。

给那些和我们有类似遭遇的朋友一点建议:

1、很多时候,从节省金钱和精力的角度来讲,和解的确比较“划算”。如果想和解,越早越好,不然律师费越来越多。

2、找个好律师。律师太重要了,找一个对你的处境真心同情,总设身处地为你着想的人。我很幸运,最后遇到费罗先生。

3、争取让律师给一个一次性付款的价格(flat rate)。这个案子我们最焦虑的时候,就是前两个律师不断寄来账单的时候。看见钱哗哗流出去,心痛;又对后面的花费无法预测,感觉心里没底。

当费罗先生接手后,费用都事先支付完毕,我们心理压力小了很多。庭审费,费罗先生一次性收了$3600。实际上庭审花了三天,之前还有两次去法院呆了半天又被赶回来,所以就是五天,还有八次延期,以及中间很多次电话、邮件沟通,和法官开会。费罗先生还要花时间准备庭审。我算了一下,整个庭审过程他至少花了40个小时,按照$360一个小时,已经快1.5万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我不是一次性支付了庭审费,而是按照小时付钱,那么,看见这么多费用每天不断叠加,心里也是会很难受的。

4、要对陪审团制度有信心。我参加了整个陪审团的筛选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严谨和公正的。而且不要低估人性的力量。即使是普通人,心中也有一杆秤。我的陪审团以史上最快速度,给了一个7:0的结果,说明人心向善,邪不压正。

打官司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事,希望没有人能遇上我们这样的事。不过一旦遇上,也只能面对。也许我们的经历,能给你们一点启发和鼓舞。

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我们用四年的时间,等来了一个正义的结局,并给很多人带来了对这个社会的希望。

2023年10月31日,万圣节,我和费罗先生一起,向新泽西高级法院提交了要求原告赔偿我们的律师费的申请(Motion for Bad Faith Attorney  Fees)。

费罗先生说,他打过这么多案子,还从来没遇到过被告赢了之后,把花掉的律师费要回来的,他也没听说过周围有这个事情。

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法律上,的确是有这样的条款,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实行。

但是,如果不去惩罚这些碰瓷者和无良律师,他们就会有恃无恐,就会一直钻法律的漏洞。

我不知道我们的申请是否被批准。我想,如果法院拒绝了我的申请,我会向众议员、参议员写信,我会通过媒体,争取公众的支持,来促使法律的改变。

不能总是老实人受欺负!法律也不能成为坏人的保护伞!

希望下一个好消息也能到来。

追求正义的道路比较曲折,但是,胜利的果实也格外甜蜜。

转载于:七彩娘娘

未来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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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哲学新观察》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验证,回过头去看自己曾经的判断会更有意思。我的公众号写了我个人的一些判断,这次危机包括2月的“生化危机”,3月的“大危机2020”,4月没法再吓唬人了,光说危机没用,想想怎么办吧。

我试图用一种重复的思维方式来推演未来的解决方案。

要搞清楚未来之前我们要搞清楚两件事:

第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这次要说的更直接明了些,不绕弯子怕得罪人心了。

第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用批判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因为好的文化就在我们身上,谁也夺不去,有瑕疵的地方要放大镜下看看脸上的雀斑,宁可放大点,看清楚了对未来的进步有好处。

在分析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时候,会发现和美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沟通时可能存在的文化屏障。

然后是未来演变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和而富”,一个“分而穷”。一条路是1949到1979的孤立模式,一条路是1989到2019的世贸模式。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

新中国1949年成立的,当年出生的人现在71岁,也就是现在70岁以上的人非常清楚中国人过去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的变化。如果从中美关系上,我们可以划分为1949到1979的隔离期,1979到2001年的友好期,2001年到2018年的高潮期,这两年是动荡期,边斗争边合作。

2020年是一赌国运的关键时刻。

中国的发展契机有两个里程碑,一个是1979年中美建交,一个是2001年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1979年我们有多穷?农村里找不到一张白纸,穿衣服靠家里的织布机织粗布,除了农具的铁器外,村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产品,没有见过塑料袋长什么样子,当然了,那时候穷的没有环保问题,白天蓝天白云,夜里漫天的繁星。

到1995年的时候,我看到了汽车,但还是很穷,在洛阳唯一的涉外宾馆洛阳牡丹大酒店的门口,我第一次看到旋转的玻璃门,我恍惚了,我觉得那个三星级酒店里面是一个高档的我从未触及过的世界,是梦幻般的繁华。

在深圳的天桥上,我看到一个饭店里面有父亲带着年轻的孩子吃饭,我感到震惊,这是该多么富裕的家庭啊,什么婚丧嫁娶的大事没有,竟然去饭店里吃饭。那时内地平均工资大概只有300块,洛阳石化月薪800块,在河南是令人羡慕的大央企的工资。

2000年的时候,入WTO前夕,中国的企业还没有进入世界贸易的圈子,经济发展还是很有限的。当时外企的工资还是很有优越感的,去上海买房子,60万预算的房子可选择的是外环的康桥半岛别墅一套,或者是内环内的徐家汇花园一套三房,或者是陆家嘴花园大三房,买房子还送上海市蓝印户口。

可以看出来,先是经过了1979年中美建交后试探性的了解和谈判,一直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在这之后中国人富起来了。

加入WTO后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数据说话,从1949年到2001年这五十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累计是1352亿美元。2001年到2019年这入世贸19年间,中国的累计贸易顺差是4.65万亿美金,其中201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959亿美元,全球贸易顺差4217亿美金。

什么概念?中国仅2019年从对美国贸易挣来的外汇是1949年到2001年五十年中国累计赚到外汇的两倍多。有了这笔每年对美贸易盈余的3000亿美金,中国才有稳定的汇率,中国人才能出国旅游买买买。

你可以说你爱国你永远不出国,但不等于汇率和你无关,有了这些外汇盈余,我们才有钱进口大量的粮食,如果外汇飞涨,不要说猪肉吃不起,馒头你也吃不起。你可以爱国不吃饭,但你没资格让别人一起饿肚子。

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讲的很清楚,合作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伊朗是一面镜子

有人认为我们已经是GDP世界第二了,我们就要超越美国了,中美之间必须要通过斗争来获取世界领导权。那么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下伊朗的情况,我们对美国会有更多的认知。

在19世纪70年代,仅有两千万人口的伊朗GDP世界第九,人均收入亚洲第一。伊朗那时每年的石油收入是200亿美金,那么70年代的中国呢?国家外汇储备才一亿多美金。下图是豆丁网提供的数据

我遇到的伊朗最著名的德黑兰大学的双硕士毕业生毕业了N年后的工作是到中餐馆教波斯语,我遇到的另一个伊朗重点大学毕业的学霸,毕业十年后的工作是临时翻译。德黑兰北部AVA中心的咖啡馆服务员都是大学毕业,他们的梦想是逃到欧洲当难民。

2019年年末伊朗国家石油部在NPC召开全国的项目报告会,参会的12个重点项目,停工率是100%,一群伊朗最聪明的光头大脑袋企业家和博士们坐满房间出谋划策,大家只能摊摊手—-没钱,没技术,等中国人帮我们?

2019年末撤出伊朗市场的中国国有企业近乎100%,我知道的所有大企业都离开了伊朗,中国远洋,中航,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烟草。。。

这一切只是因为2018年11月美国财政部的一张制裁令。我无法想象,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个国家的部门如何做到制裁伊朗的,但我不得不接受现实,一个零外资石化项目的伊朗,一个第三国也无法提供技术和设备过去的伊朗,一个嘴巴依然很强大的伊朗。

伊朗过去四十年间也有几次试探修复和美国的关系,总统鲁哈尼最近仍然想以疫情为理由让美国放弃对伊朗的制裁。在没有得到美国回应后,另一个主角哈美内伊在3月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明美国人想帮助伊朗,但被他拒绝了。强硬的反美立场再次收获了伊朗爱国群众的掌声。

舌战美国及英国,德国,丹麦等诸多西方“列强”,不是能不能赢,敢不敢战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发展经济和发展民生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用舌战打败中国,同样,用汉语饶舌也动不了西方国家的分毫。看也看不懂,翻译后看懂了也只是加深敌意,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舌战伤的自己人的心,团结的是外国人的心,引来的是狭隘和隔离主义者的实践。

那也不一定,我想未来取决于各国之间是否能跨过文化屏障进行有效沟通。

中国文化的劣根性

今天看到朋友圈转的一个文章,前上海家化的董事长葛文耀退出了老朋友的群,详见下面的截图。

这是一个代表事件,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群体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被老红卫兵们彻底打倒了!

然后看到评论文章,大意是不少大佬都选择了沉默,一般人更要对小人和恶人退避三舍,任他们去。

但是,如果对谬误连争辩的机会都放弃了,如果对小人每次都选择逃避,都去选择明智的如佛,那么中国孩子的未来在哪?

假如这个事件背后的文化继续蔓延,那么这事儿不小,对中国文革有所了解的中国人都会感到害怕!所谓的“爱国”民意最终会形成洪流,再次以文革为名颠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生态。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像上海家化董事长这样的企业家,科学家,还有改革家都可能会因为“通敌”或“剥削”被“爱国爱民族的红卫兵战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立场之争的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平衡的心理基础,加上民族文化中被移植进去的劣根性,在一致对外的借口中慢慢发酵。

什么是中国文化

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在历史的迷雾里

这么大的话题我不敢谈,各位尊敬的读者可以找到一些书籍去了解下。我个人的粗浅理解是文化是一个国家人民评判是非的价值观,做事的习惯,各种仪式和习俗,是各种著名的作品里的角色和英雄模范人物对社会带来的象征意义。

历史文化总归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发展的,传承需要一个稳定的载体,那么如果看中国自宋以来的历史,因为朝代更迭,因为巨大的民族冲突甚至杀戮,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伴随着一次次颠覆和灭绝式的打击,已经丢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中国的文化基因到底是什么?哪些是需要传承的优秀中国文化?哪些是特殊时期被移植进来的劣等文化?这本身就是在迷雾中,因为历史书是活着的人写的,是根据胜利者的意志改写的,中国的老话说叫“成者王侯败者贼”

我们在引用民族文化为自己打气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慎重的进行独立思考,否则很容易迷失。比如为什么有时候是“大丈夫顶天立地”,隔天就成了“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们曾尊孔子为圣人,我们也曾认为孔子庙是旧事物,要彻底砸烂旧事物,批斗孔老二。同一个人,同一个事,某日的评价是睿智而英明,隔日的评价是独断而贪婪。

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需要甄别出来,稳定地传承。如果我们以历史阶段来跟踪中国文化的传承的话,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散到了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地区。受战乱干扰的越少的地方,文化的传承越稳定。

在杭州附近的江南,在广东福建的客家族,甚至在日本,可能有更多唐宋文化的基因。

黄河以北,可能更多是元明清三代,北方民族和中原民族混合之后的文化基因。

现代中国的文化的基因包括1979年之前近百年斗争的文化基因和之后改革开发注重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

自我认知和真实自我之间的鸿沟

我想中国人自我认知的文化应该都不反对4个词“勤劳,聪明,勇敢,善良”。

对于中国人这个强烈的共识敢于挑战它的人,自鲁迅先生之后鲜有闻矣。鲁迅先生的精神之所以可以存在,不仅因为他揭开了中国人的民族劣根伤疤去直面,呐喊着提醒国人去改进,而且因为他和他那个时代都死了,我们需要否定那个时代,需要一个榜样去否定它。

今天我们应该是光明而伟大的,我们应该是不吃人血馒头治疗肺病的中国人了,我们喝吃连花清瘟胶囊抗击CORONA,离科学应该是接近了一步。可是,每个人,敢不敢对着镜子用事实和逻辑分析下自己的真实表现,恐怕是和自我认可的文化大相径庭了。

我们勤劳吗?

中国人真的很勤劳,全世界无人能及,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历史上只要中国持续和平发展超过50年,必定是盛世,必定是GDP世界第一,都是因为我们是最勤劳的民族。

斗争我们很喜欢,但不是我们民族的优势,历史上只要是内战或外战,都是血流成河民不聊生,中国人民多数都是过的非常凄惨。

我们文化的根中,生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后代。中国人不停的劳作,不停的攒钱,不停买房子,像蜗牛一样慢慢爬,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后代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我们的孩子可以靠祖辈的财富吃利息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为了这个“未来”,我们中国人不惜牺牲自己的一生去劳动,更不要说什么周末,假日了。

在西班牙,我记得周末开张的超市一定是华人的超市,当地人宁可选择破产,也不在周末工作,大部分人到了周五中午就开始周末生活了。中国人勤劳的竞争力气的外国人牙根发痒,骂几句反华的话,也正常了,随便他。

最近一个朋友给我吐槽骂她的经理缺德,我说经理怎么缺德了,答案是“经理不给我安排周末上班,我想加班挣钱啊”。很多国家的文化不是这样的,夸张的非洲据说按周发工资,工人们领完工资就自动解散了,不来上班了,等把这笔钱花完了,没钱时候再来工作。对很多民族来说,今天自己过得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难以置信我们因为勤劳而成为有些国家反华的理由,但它存在了,我们需要理解这就是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性。

我们聪明吗?

我们有小聪明,这包括温州的发廊,义务的小商品,我们迅速找到了降低成本的办法,包括不惜手段仿制和造假。虽然整个行业的形象被拉低了,但先造假者的小聪明获得了大实惠。

我们还有精致的聪明,一路从幼儿园精致地学习到名牌大学,考试,加分,补课,一样不少。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最优秀的,培养孩子择校从高中逆行到初中,到小学,到幼儿园,到胎教,据说现在富人要从找对象时就测对方的基因,从遗传基因上都不能落后。

长大后我们成了北大的精英,清华的教授,人生的赢家。如上篇文章里的冯教授,他精致地迎合了社会的期望,预测出了2020年二季度中国GDP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精彩篇章。

可是我们做为一个民族做为群体的时候一点也不聪明,学习时期精英荟萃的成绩和工作后的科技成果不成比例,确定性地讲,许多领域的科技能力远不如紧邻日本。

我们勇敢吗?

NO , 我们是最怂的中国人。经常可以看到报道欺凌学生,欺凌家人,欺凌弱者或者半夜偷袭仇人。很少看到公开挑战比自己更有权力,更有力量的人。

虽然转发文章时杀声震天,义愤填膺,还真没听说有人拦住外国人质问的。如果走出国门,落了单,那我们中国人更是会改变立场,对外国人表现出自己高度的国际化和友好态度。在纽约地铁里看到强壮的黑人在地铁座位上躺着,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指责他,让他让出座位,但在我们的公交车上红卫兵老流氓掌掴小朋友逼人让座的事情倒有过报道。

本来我们觉得中国的年轻人成长在和平年代,应该爱好和平,远离涙气的。但电子游戏让年轻人觉得打打杀杀很爽,很解气,很给力。他不知道宽容和道歉才是勇者的表现。

在金钱和权力面前,我们怂的一地鸡毛。为了利益,我们可以一辈子不说一句真话,为了升官,我们可以跪下来给领导擦皮鞋。

媒体被流量绑架,点击量背后是广告,是估值,是钱,所有的电子媒体被流量绑架的死死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吸引眼球。所以标题比内容重要,内容比文化重要。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必须媚俗,必须煽动情绪,必须像游戏一样无知狂妄,或毫无道德底线。

自北宋以来,一千年的时间,战争频发,朝代更迭。对外战争中,中国始终占据着人口和经济的优势,但战争结果是败多胜少。们都是蛮夷,他们都是列强,他们都是鬼子,他们每次都是战争的发动者。面对外国的“敌人”,我们太需要胜利了,所以对精神胜利迷恋到不能自拔。

我们善良吗?

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善良。

有时候真的很善良,比如被欺负的时候,真能忍受,真的有胸怀。我们对不需要自己付出的事情也很善良,比如疫情初期,网上流传意大利华人的一封信,要中国派医疗队去,派专机去,因为他们是华侨,同学群里有人说“好可怜,我感动的想哭”。我们对需要自己付出的弱者也是善良的,比如网络上的滴水筹。比如那个靠红十字会骗了不少钱的女网红。

一旦有利害关系,需要站队时,我很难说中国人是善良的。

近代史,中国人在对内的斗争和杀戮中乐此不彼,比如太平天国各路人马的互杀;比如民国初期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对弱者和失败者在古代中国的成语里有独特的文化含义,狠毒的令人不寒而栗,比如“斩草除根”“株连九族”以及莫须有。没有正义之争,没有标准之辩,也不管能力大小,只看你是属于哪个派系的来决定生或死。

文革中被红卫兵破害死的政治家,军事家不计其数,哪怕是人畜无害的文学家老舍,翻译家傅雷也难逃被折磨到自杀的命运。一切黑暗的发生都是以爱国爱民族爱主义的红色的名义。

这次疫情我们舆论也在不停的划线,不停的找对批斗的对象,不停的为自己的胜利欢呼。开始分武汉人,湖北人,湖北外的中国人,依次提防。疫情初期是划出想离开武汉的外国人,想离开中国的中国人,疫情后半段划出想回中国免费治病的华侨,再划出海外华人中的留学生。一次次千夫所指,一次次义愤填膺,基于被网络加工的抓眼球的报道。

很有意思的是网上的评价方向,重要的不是对错,重要的是站到人多的队伍里。比如反美的帖子里,清一色的咒骂美国,不同意意见的都被打击为跪舔美帝的汉奸。比如格隆研究里文章的观点是中国经济不能和美国脱钩,下面又是清一色的支持言论,不同意见被定义为脑残废材。

我们从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在演变为不敢去独立思考。

呼唤哲学思考

中国需要现代哲学和现代价值观体系的建立,把我们从疯狂的自相矛盾的逻辑中解救出来。我们需要为实现中华民族发展向上而负责的严肃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而不仅仅是快手的大咖和带货的网红。

过去四十年,我们的国家建设的非常好,我们的人民做的非常好,我们的经济和民生都非常有希望了。我们不需要文人和名人讲假话来粉饰什么,我们需要讲真话,让行动和认知更加统一,我们的国家就能发展的更好。

我们再也不要给中国人划线了,中国人斗中国人,以任何名义在任何时代都是错误的,都是低级的选择,都是愚昧的决定。我们都是一母同胞的中国人,有任何不能理解的方面,要多包涵,要耐心沟通,而不是轻易的就定义为阶级敌人。如果中国人斗中国人被鼓励,今天倒下的是他,明天倒下的可能就是你的亲生孩子,请不要。。。砍下去。

我们也不要怒气冲冲去否定西方了,正如我们坚决不接受西方强加价值观到中国人身上一样,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选择。我们很多人不了解西方的文明如何灿烂,正如个别西方政客不了解中华文明的坚韧和友好。不了解没关系,但不能跳着脚去骂战自己并不了解的文明,我们弱的时候没有被瓜分掉,我们强的时候也没有去入侵别国,那么为什么要因为假设敌人而去骂战呢?

集体骂战的可怕之处是,假设敌人会被培养成真正的敌人,文明冲突一旦开始,死的人比冠状肺炎要多无数倍,尸骨累累中倒下的是你的后代和那个你根本不认识的另一个异国家庭的孩子,杀死他们的就是“不服来战”者的嘴巴。

我们需要认真的去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文明,宗教和文化。按照100年前,500年前,1000年前去了解,去对比中国的文明。也许在航海时代来临之间各大陆之间的文明缺乏沟通,也许历史上的文明也是多地开花,各有异彩。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文化是鼓励人们去侵略他国的。

人类不可能彻底消灭病毒,病毒也无法征服人类。在不同的生物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我们要接受这个并行的世界。我不能假定自己是唯一的伟大,那么不同的伟大之间需要尊重和理解。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交好的历史以及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冲突的问题,战争之前文明的冲突是怎么酝酿发酵的。我们需要思考是否有的战争可以避免。

我们需要思考清朝末年北京城居民恩海刺杀德国公使,我需要思考八国联军进北京前慈溪宣布和十一国开战,和鼓励义和团杀传教士的那段历史,假如这些事情没有发生,那历史会怎样。

我们需要研究现代互联网传媒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因为互联网的存在,一个偶然的事件,局部的事件,会迅速被在网上被放大传播,引发各国愤青的个别政治家的兴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国际关系需要冷静和深远的考虑,需要国家代表去沟通谈判,而不要被破碎的信息掀起广泛的民意敌对,进一步裹挟了国家意志的对抗。

当敌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是否需要思考如何减少敌意。

未来的格局演变

和的格局

和的格局就是疫情之后,中西方在共同对付另一种生物-病毒的过程中找到了关于生命价值观的共鸣,减弱了之前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在疫情结束后,中国和世界各国更加紧密的发生经济往来,继续全球化的发展。

这种和的结局对中国是最好。中国已经有的超级产能会继续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以后会形成中国的定价权优势。制造业利润的提升会推动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制造业的升级在逐步的推进。制造业升级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活动空间,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巨大改善,中国的独立自主发展民生消除贫困获取了更大的成功,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中国。

和的战略我们应该了解下日本的国际战略。我们放了那么多抗日神剧,日本也没有天天谴责抗议中国人,他们选择和。美国扔了俩原子弹到日本,太平洋战争塞班岛之战日军伤亡殆尽,老百姓最后选择跳海而亡,也不投降美军。然而战后的日本选择了“和”。

国际关系的战略我们应该了解下以色列。据说以色列在美的企业家有强大的游说力量,每次伊朗试图和美国交好,以色列人就用1979年德黑兰绑架美国人质的事件去说服美国不要和伊朗交好。

外交是交往的交,交好的交,不是交锋的交,交锋的事交给国防部。

谴责和斗嘴之后,我们要想想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做什么。

分的格局

疫情之中全面陷入口水战的汪洋大海中,对西方列强无比气愤,气愤于他们的羸弱,嘲笑他们的无知,骄傲我们的强大。西方质疑中国的对病毒的连带责任,同样气愤,嘲笑中国。这种情绪在自媒体和官媒中被选择性放大,对立的情绪从少数人变为大多数,中西方互相感染,从网络的牢骚成为国家的意志。

国际关系上我们面临有两个非常危险的因素,一个是之前的三国杀是美苏争霸,那么中国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被双方争取。现在是俄罗斯已经弱的没资格去争霸了,反过来俄罗斯处于一个被美中拉拢的位置。第二是目前的友好国家多数是处于利益的考虑,或者是在考虑如何增加自己和美国谈判的筹码,比如伊,俄,鲜等,都在待价而沽,随时会选择弃这个投那个。

疫情之后,(会很快,病毒的感染很可能来去如潮水,有可能五月中就会消失),西方发达国家重组织供应链,各种政策后疏远中国。这种玩法,国际贸易的主要采购方增加了采购成本,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会欢呼雀跃地接受制造业的订单,比如越南,印尼,印度,菲律宾等。

中国回到了相对隔离的状态,未来参考伊朗。

对中国而言,和则大受益,分则大损害,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表达,如何去沟通。

文化强,则中国强,产生于中原内地的文化,要警醒如何破解对外交流的难题。

每个中国人的言行组成了中国文化的国家符号,未来变局看每个人如何选择。

中国能否离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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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梁

原载:《江湖眼》微信公众号

有人说,这次疫情是对中国和世界的一次压力测试。在测试两个问题:第一,中国能否离开世界?第二,世界能否没有中国?

安梁觉得,如果不联系历史和现状,这就是两个伪命题。

第一,中国当然可以离开世界。在过去3000多年,中华帝国一直屹立于东亚,而且一直以为自己就是天下的中心——中央之国。在明清两朝,甚至有超过200年的时间,朝廷明令片板不可以下海。1757年,大清乾隆皇帝虽然开放对外贸易,以示隆恩,也仅允许广州一口通商。1949年到1978年間,中国也是准封国时代。如此绵延几千年,中华民族也一样活下来了。

第二,世界当然也可以没有中国。大英帝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乃至1950年代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创造了电脑、手机和互联网的时代,中国大陆基本上是缺席的,在没有中国参与的前提下发展起来。

真正的问题是以下两个:

第一,我们中国人是否愿意离开世界?第二,我们能否离开世界?

目前的客观背景是,此次疫情已经席卷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截止2020年4月8日23时,全球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140万人,其中海外1364326例,中国83190例,美国确诊病例累计超过36万人,死亡逾万人。

在疫情的冲击下,全球195个国家的320万亿美元的总资产,已经跌去了140万亿,几乎是上千年来人类所积累财富的一半。

因此,美国《外交》杂志发文断言此次疫情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改变”;德国总理默克尔说:2020年将是人类永久的分水岭;如果最终证明病毒是人工合成而非自然的,始作俑者付出的代价将比二战还惨,比东条英机还惨;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说,他将下令调查(病毒是否人工合成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安梁相信,1980年以前出生的人,那些对锁国时代物质匮乏有印象的人,不会愿意重返锁国时代。而在与世界接轨之后出生的80后、90后、00后,可能暂时没有痛感,但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所以,安梁相信,至少60%以上的中国人,不会愿意与世界脱节。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要问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有多强?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全球唯一具备联合国所列工业产品的国家,中国打一个喷嚏,世界就要发抖。而且这次疫情在欧美爆发以后,暴露出欧美的口罩、药品和医疗物资都严重依赖中国供应链。所以,疫情爆发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都造成强烈冲击,显示出中国的重要性。

但从美国特斯拉公司、通用公司迅速生产出呼吸机,雅培公司生产出高灵敏度的检测仪,美国检测试剂已经更新了7代。甚至原来几乎没有口罩生产能力的中国台湾地区,也很快就架设起62条口罩生产线,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可以出口支持其他国家。

这些事例说明,以前基于成本优势而集中在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可以很快被替代。所以,世界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是可以迅速替换的“弱依赖”。

同样,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之上的,我们从全球获得资金、技术和原材料,然后用我们庞大而优秀的劳动力,在中国形成了“世界工厂”,为全世界生产产品,并供应国际市场。

2018年,全球进出口贸易总额39.3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4.62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1.75%,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中国有6000万劳动力直接被进出口企业雇佣,而间接雇佣的人数超过一亿人,也就说有1.6亿中国人直接或间接为进出口服务,他们身后至少连接着5亿人口。如果没有国际贸易,这些人的饭碗马上会受到影响。

所以,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成长的三大动力:投资、出口和消费,其中出口是核心。没有出口带来的收入,我们就没有钱来投资和消费。

虽然中国贸易规模非常大,但是贸易顺差,也就是赚钱的国家,主要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中国对国际市场是“强依赖”,而且主要是依赖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18年,中国出口总额2.48万亿美元,贸易顺差3517亿美元,对美国的贸易总额6335亿美元,贸易顺差3233亿美元,为全国贸易顺差总额的92%,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来自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外贸顺差就只有284亿美元。

欧盟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2018年,中国和欧盟的货物贸易总额6822亿美元,其中出口额4086亿美元,贸易顺差1351亿美元。

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8年的中日货物贸易总额3175亿美元,其中出口1735亿美元,贸易顺差295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主要经济体合计贸易总额2359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1.06%,其中贸易顺差总额4879亿美元,为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142.58%。如果扣除这三个经济体的贸易顺差,中国外贸就会出现1361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那么,我们原来利用顺差赚取的美元,进口原材料所进行的国内生产和消费的良性经济生态循环圈,就会瞬间消失。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了从美国、欧盟和日本赚取的美元,中国的所有行业都会受到严重冲击。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石油、粮食、铁矿石、铜矿石的进口国。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18年我国进口芯片数量为4175.7亿件,进口金额达到3120.58亿美元,中国进口芯片主要来自美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如果没有了进口芯片,包括华为在内的主要电子企业就要关门。

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为67%。2018年,我国进口原油46190万吨,耗费2402.62亿美元,原油主要来自中东。如果没有美元购买原油,不仅中石油、中石化等没米下锅,整个石化工业都会熄火,而且我们的汽车也只能留在停车场了。

2018年,经中国海关正规进口的粮食1.085亿吨,其中大豆8803万吨,中国粮食缺口至少在20%以上,进口总金额1371亿美元,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这个数据不包括中国海关查获的1300万吨粮食和肉类。如果不进口粮食,中国的肉类价格至少再涨一倍,全国缺粮两个月以上。

2019年,我国从澳大利亚、巴西等国进口铁矿石10.68亿吨,耗资1015亿美元。如果没有进口的铁矿石,不仅所有钢铁企业要关门,所有使用钢铁的企业和房地产行业也会受到重挫。

石油、粮食和钢铁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主干部分,如果没有美元进口这些原材料,中国的国有企业也会接连倒闭,无一幸免,中国经济也必然崩溃。

所以,要维持中国经济稳定持续运转,让中国人有饭吃,有工作,有钱赚,至少我们手里需要有8000-10000亿美元从全球购买我们工业和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原材料。

虽然截止2020年4月7日,中国的外汇储备仍有30606亿美元。但是,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截至2019年末,中国大陆全口径外债余额20573亿美元,其中5000多亿美元需要在未来12个月内偿还,因此扣除外债之后,中国外汇储备仅余10033亿美元。

另外,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净利润。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它们随时可以撤离中国。因此,一旦国内外营商环境恶化,外资随时可能撤走。由此可见,中国外汇实际上已经没有余粮。

一旦贸易现金流无法平衡,甚至出现10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逆差时,中国立即就会出现排山倒海的经济内卷与衰退。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中国能否离开世界的问题,而是国际市场是否愿意继续对中国制造敞开大门的问题。

国际市场的领导者是美国。自从2018年中美开启贸易争端以来,中美关系,以及中国的外贸形势都变得日益复杂,幸好在今年1月15日中美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在疫情爆发以后,两国关系再度紧张,并为病毒来源问题上升到外交层面,还触怒了特朗普总统。

4月7日,特朗普在每日疫情简报会上,公开宣称,将“强有力地阻止”美国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资金,因为该组织持有“以中国为中心的立场”。美国、英国、法国和印度等八国已经有一些高级别政客公开要求中国赔偿此次疫情给他们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

不管中国如何接招,要与美欧等国家恢复之前的合作关系,都需要我们的官方和民间做很多有益的协调促进工作。

还是那句话,只有与国际社会紧密合作,加大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步伐,我们才能渡过此次疫情的难关。

疫情之下,与投资相关的三个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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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格隆     原载《格隆》微信公众号

(原标题:《十一张图,回答与投资相关的三个焦点问题》)

问题一、全球疫情怎么看?

直接说结论。

1、美国是全球经济火车头,但很不幸,它成了全球疫情风暴眼。美国昨天一夜新增19468例,累积121117例,牢牢捍卫了感染数的榜首位置。美国的疫情增速超乎想象。3月25日时,我说它大概率1—2天内超越意大利,一周内超越中国。

结果它只用了2天就超过了中国。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沮丧的消息。截至目前,美国疫情没有看到任何统计学意义上的拐点。疫情蔓延已导致美国出现历史上第一次初请失业金人数破百万(高达328.3万):

美国的感染数,无论绝对数,还是相对增速,都堪称恐怖,令人绝望。我相信这个速度不会一直持续,也不能一直持续。没有国家能扛得住这种冲击。不出意外,美国会很快会封州(除了阿拉斯加以外的所有的州)封国。

从现在开始,美国经济会静止两个月,或以上。这对全球经济都是噩耗。美国经济玩完,全球也基本玩完。我知道在中国,很多没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那种苦日子的年轻人理解不了这句话。没关系,以后慢慢你会理解的。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全球所有的顺差,几乎就来自美国一个国家。按美国这个趋势,三月份中国出口增速大概率会大幅度下落到—25%或更低,超过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考虑到欧美真正开始某种低限度的“闭关锁国”是从3月才开始,我们4月的出口只会更糟,大概率同比负增长30%以上:

这意味着,外贸相关的约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也就是超过2000万的人,可能会失业。按我们宏观模型,仅出口,就至少拉低GDP3个点以上,中国上半年GDP大幅负增长已基本成为定数。

环球同此凉热,这句话里的环球,对中国而言,实际主要就是指的美国。

那么多人对美国幸灾乐祸,实在无法理解。没有一个生意人会天天祈祷自己最大的采购商和生意伙伴死掉,除非脑子进水。我们很快会感受到美国需求消失的痛楚。经济最糟糕的时候,还根本没到来。

还是我前面说过的,我们多数股市投资者的宏观模型,太浅太窄了,浅到哪怕下个季度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

2、欧洲疫情,要盯的是德国与西班牙。

德国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25日数据一度遽升,一夜新增近8000例(7776),攀升斜率堪称恐怖,增速为全球之冠,这令很多人吓出了一身冷汗。欧洲这架马车本就羸弱,搭便车的很多,拉车的本就寥寥无几。08年危机,伤的是南欧那些坐车的,如果这次疫情重创北欧拉车的,这会伤及欧洲根本。好在,25日之后德国数据迅速拐头,一路下行。尽管这不太符合统计学规律,或许是拜日耳曼人的严谨、执行力与德国丰厚的家底支撑所赐?

西班牙的疫情明显存在某种程度的失控。这个只有4600万人口的国家,每天新增感染持续维持在7000以上的高位。全球应该给予这个国家更大的关注与支持。它不是一个偏远国家,它处在欧洲中心。我很担心西班牙在欧洲扮演08年金融危机里希腊的角色,拽着整个欧洲一起下沉;

3、未来疫情形势,要担心三个问题:

1)俄罗斯这种习惯性掩盖数据的人口大国,以及印度,印尼这种不够富裕,人口众多的南亚人口大国,以及非洲,会不会一棒接一棒地薪火相传?尤其俄罗斯,今天刚刚过千,堪堪到挪威、瑞典的四分之一,与芬兰这种同纬度,但人口才500万冒头的北欧富裕国家一个水平。但俄罗斯的人口,贫穷及近乎独裁的体制,与北欧那些富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这完全不符合常识。病毒没有理由对他们另眼相待的;
2)中国迫于经济休克的压力而放松人口流动管制,会不会导致疫情二次卷土重来?3月25日起,湖北解封。4月8日起,武汉解封。以中国多数外出打工者的交通与住宿条件,这是一个令人捏把汗的决定。湖北总人口才5900万,更科学更经济的做法,无疑是给每个湖北家庭直接发放一定数额的误工补贴,让他们今年内继续留在本地。这笔账并不难算。即使所有湖北人,无论老幼,人均发放一万元,大数也就6000亿,不到去年税收收入的3.8%。这笔钱,我们完全付得起。但,如果疫情二次反复,我们一年的损失,或许超过6万亿;
3)在疫苗研制成功前,就算夏天疫情压制,这个冬天,疫情会不会在全球重来?

有一个结论是相对确定的:这波疫情,大概率会令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归零,甚至更糟。

很多人提议,直接忽略2020,将2021年称为2020PLUS,这个提议,不无道理。

问题二、我们究竟要不要去美国化?

只要账算得过来,不要说去美国化,我们把地球上剩下的其他194个主权国家通通拉黑,都不是个什么事

问题在于,多数呈口舌之快,喊不服来战的人,可能根本没算过账,也算不来。

现代史上有两次下注中国国运的机会。第一次出现在1979年,中美建交。这是中国拥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体系。第二次出现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是中国拥抱全球。无论哪一次国运的跃迁,充分必要条件,都是放弃封闭,拥抱并融入外部世界。

以2001年加入WTO为分水岭从1949年到2001年,50年时间,我们的贸易顺差总额仅1352亿美元。2001年到2019年,19年时间,我们的贸易顺差总额4.65万亿美元,年均2447亿美元——这个年均数,超过了新中国前50年的总和(下图):

加入WTO之后,美国一直是中国绝对的第一贸易伙伴国,远超第二名的日本与香港

入世1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总额3.41万亿美元,占中国对全球贸易顺差总额4,65万亿的73%,超过了中国外汇储备总额(3.1万亿)

入世19年,我们年均对美贸易顺差1795亿美元,这个年均数,超过了新中国建国前50年的贸易顺差总和,也比2019年这个地球上四分之三的主权国家的年进出口总额还要多

 

在很多年份,我们对美顺差额,超过了我们对全球的顺差额。即使在贸易战有显著影响的2018年,当年中国92%的贸易顺差,依然来自美国一个国家。

即使在我们非常努力调整经济增长结构的当下,我们的出口附加值依然占到了GDP的13%。

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究竟要不要拉黑美国?

七十年前(1950年6月韩战爆发),我们和对方干了一仗。对那场战争的定性我们不予置评,但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战后我们基本被排斥在了世界主流体系之外,沦为一个封闭式的,几乎自给自足的经济体。那样的日子过了三十年。到底有多苦,相信经历的人都记忆犹新。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我们的GDP只占全球的1.8%,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

如果我们再退回去,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这种情形,不要说我们这代人没见过,我们的上一代人也没见过。我们再次变穷,或许连20年都不用。

看到网络上那么多喊打喊杀,全天下老子谁也不欠的市井无赖嘴脸,真的是无语凝噎。这批人充满了仇恨,会在自己需要的时候,随时向任何人恶语相向:今天可能是美国人,明天可能是韩国人,后天可能是日本人,再往后,可能是同胞,台湾人,香港人,乃至东北人,湖北人,甚至是赴海外留学,想回国避难的,如假包换的中国血统、中国人的孩子……

如果这些人只是所谓的水军,有组织地在刻意混淆视听,那相对还好一点,毕竟国民根基未腐。如果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那说明因无知而无畏而猥琐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浓度确实很高,那就真令人有些绝望了。

充满仇恨的人,不可能有多善良;

充满仇恨的国家,也难有多文明!

大刀砍向同胞的第一步,是对异族的仇恨。

美国并不是一个难打交道的流氓国家。说我们强大到了威胁美国霸主地位,所以美国打压根本无可避免的言论,与说落后就要挨打一样,根本不值一驳。

就全球纵横捭阖的大智慧,我们不妨重温一下40年前邓小平复出后访美的那段话

或者,20年前,朱镕基总理访美时说的那段话

三、会不会去全球化?

definitely will。

这次疫情正在迅速,甚至在可预见时间内不可逆地改变全球政经运行规则

生命的尊严,以及口罩都生产不了并被嘲讽的经历,会刺激和提醒所有欧美企业与政府走向收敛。企业将会缩小规模,牺牲利润来换取供应链的多国布局与弹性。政府则会严肃考虑对经贸对手的调整,以及对战略行业的干预、计划与储备。

2020年,极大概率,会从人类经济的编年史里消失。

这也是为何美债TOP20国家,有18家(包括中国)不约而同,齐刷刷增持美债:

并把美国国债收益率压低到近乎零的原因:

各国都明白: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

这些年,中国一直都试图以“有形的手”(比如各种定向降准、定向降息等)来压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但收效如何,不得而知。相反,美国是用债券市场的供需,来压低整体利率,更显从容。这是金融领域一个根本性的“中美差异”。而政府融资成本的走低,也会为政府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提供更多的空间。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出台针对国民和中小企业的专项补贴和救助计划——不是鼓励你去消费或者给你降息那种,而是直接发钱。这种底气,很大程度正是来自于政府债务的低成本——全球政府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补贴美国人民和企业,帮助他们走出新冠疫情的冲击

这或许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去全球化,反而帮助全球资金更加涌向美元核心资产。

当然,这有点题外话。

简而言之,COVID-19将大幅度降低全球的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我们将走向一个更加贫乏、吝啬和狭小的世界( a poorer, meaner, and smaller world)。过去越受益全球化的国家,未来的生存会越逼仄。

这于世界而言,是去全球化。于一度为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枢纽我们而言,则是某种程度的去中国化——这并不是一个受人待见的研究课题,所以我不做任何展开。

无论如何,昨天的那个世界,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至于投资,那是另一回事。

疫情一定会过去。世界的纷乱,对长期价值投资者,是件好事

这也是我为何如此钟情于投资这个职业的原因——在忧伤逆流成河的时候,你总能用比预期低得多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长期资产。

在最黑暗的时候
人们会看到星星
它们一直都在
只是
你要记得抬起头
往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