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华人对世界和美国民权运动的特殊贡献

俄州亚太联盟

(原)编者按:从早期反抗对华人的歧视到参与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从推动出生公民权到缔结世界人权宣言,华人为世界和美国民权运动做出了非常特殊的贡献。希望本文可以帮助大家了解历史上华人对争取民权的贡献,让我们更自信地参与反对种族歧视的抗争。

从殖民年代开始的种族觉醒到当今世界广泛公认的人人平等,用了三百年,从独立宣言提出人生而平等到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用了一百年,但真正确认各种族平等民权是在第十四修正案写入宪法后又一个一百年之后。种族平等依赖的不仅仅是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保证,更是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的全世界范围强调各种族民族平等的现代世界人权体系。而华人是现代人权体系构建的主要贡献者。

世界人权宣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的华人都为抵抗日本法西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为此,中国成为战后世界新秩序中唯一一个非白人的国家。194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建立,华人张彭春任唯一副主席,他为人权问题加入了非西方视野。为了人类的文明进步,为了积贫积弱的祖国和亿万同胞的尊严和权益,他大声疾呼人权的普遍性,而且把仁爱,忠恕,善政,和谐世界,包容,和而不同等中国文化思想融入宣言,打破了西方文明对世界人权的阐释和主宰。

新人权体系确立了不分人种、国家、信仰的平等观,是6万万中国同胞抗日牺牲贡献的结果。《世界人权宣言》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48个国家的签署,使美国少数族裔的民权斗争具有了牢固的支撑,新的起点和公认的法理来源。《世界人权宣言》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根本。

扩展阅读:梁文道谈<世界人权宣言>: 这个中国人,让冷冰冰的理性多了一点温度 https://www.sohu.com/a/281326759_206804

在美国,即使在被法律明确歧视的年代,华人作为少数族裔也一直在为平等民权努力,并且惠及其他少数族裔。

益和诉霍普金斯案

南北战争胜利后,美国通过了三条宪法修正案来保护胜利果实。其中第十四修正案被称为平等保护条款,规定各州在其保护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与任何人法律的平等保护。但是此后的许多年里,美国最高法院都非常狭隘的解释这一修正案。结果,地方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可以很大程度地侵害少数族裔的自由和权利。

1886年, 旧金山被美国白人打压的一位华裔洗衣店老板被旧金山警官抓捕。当时在加州仅仅有不到5万华人,而官方性质的排华让华人任何抗争都难上加难。但是我们的先辈们团结一致,以巨大的努力把案件一直诉讼到高法。此案在美国最高法院得到了开先例的裁决,彻底改变了对第十四修正案的传统解释。在这个判决中,美国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写下“原告人的权力。。。并不因为他们是异族或中国国民而减少”。

益和诉霍普金斯案的判决作为美国宪法史最重要的25个判决之一,在半个多世纪后成为20世纪中期美国关于平等保护法律的一个主要基石,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推翻南方几个州及城市企图限制黑人的政治权利的立法违宪的根据。在1950年代华伦担任主大法官(the Warren Court)任内,被引用至少150次。

扩展阅读:益和诉霍普金斯案:华人诉讼与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 http://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Db=news&Gid=a17ef0d5dd1c5a4ebdfb&keyword=&EncodingName=big5&Search_Mode=accurate&Search_IsTitle=0

郭湖安诉美国案

在大名鼎鼎的益和诉霍普金斯案之前,有另外一个华人打赢的宪法官司:郭湖安诉美国案。此案由在美华人发起,诉讼得到的判决中明确确立了美国宪法的原则: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适用于美国公民,同样也适用于非公民。可以说,广大在美未入籍的移民,其权利保障之始就是这一诉讼。

出生公民权

美国公民权之认定,兼采属地与属人主义,即承认出生于美国的、及父或母是美国公民的子女的公民权。这一原则的法律依据来自1895年华人黄金德一直打到美国高法的官司的判决。正是黄金德案的判决明确并巩固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属地主义原则”。美国非裔人口一半以上来自二战后移民美国的非洲人。这些人的子女所以能获得美国国籍都源于黄金德对抗美国政府诉讼案的判决。而不是“正是因为非裔美国人反对种族主义归化法,亚裔美国人才获得了公民身份”。

扩展阅读:美国“出生公民权”与华裔“黄金德案” https://dy.163.com/article/E0IQ5AEP051482PU.html

在一百多年前美国全面排华的大环境下,人单势孤财乏的在美华人进行法律诉讼,其压力即使不能说比一百年后的非裔民权斗士们更大,也绝对是同等难度的。除了这些成功的诉讼,还有很多没有成功的。而这些努力的结果,构成了60年代实力可观的民权运动的前提。我们的先辈说是民权运动的先驱丝毫不为过。

华人参与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

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主体是非裔,但是华人一直都是民权运动的参与者,不是旁观者。

1968年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的亚裔学生团体主导了要求校方公开入学申请标准以及成立“种族研究系”的罢课,是民权运动中时间最长(五个月)的学生罢学活动。今天各个大学里的种族研究专业都来自于此。

扩展阅读: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

https://blogs.cornell.edu/asianammedia/2018/12/07/third-world-liberation-front-twlf/

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中国元素

黑人争取平等权利从南北战争开始算,坚持奋斗了一百多年,并不是到上世纪60年代才突然开始的。但为什么民权运动在60年代能够成功?除了二战后新的世界秩序因为中国的参与不再是白人的独舞,世界人权宣言下新的世界观的发展让种族平等的要求唤醒了美国的进步人士,非裔种族问题也是美苏中对抗形势下中苏宣传的重点,这些大的国家环境,使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与中国相关。

美国民权运动史很少论及中国与美国民权运动的关系。事实上,当时中国不仅仅在国际上宣传并支持美国非裔的民权运动,甚至对美国民权运动中黑人权力运动等激进运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毛泽东对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赫的支持,对黑人激进组织革命行动运动组织、黑豹党产生的直接影响。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宣传美国对非裔歧视压迫来批判美国宣传的民主自由是种族歧视的自由白人的民主,引起了国际社会巨大的反响。而中国在60年代开始向非洲输出革命的同时坚决支持美国的黑人运动,包括黑豹党等敢于正面对抗白人政府等黑人运动。

相对于黑豹运动路线,马丁路德金牧师的非暴力抗争就成了一个美国政府和社会可以接受的选择。没有这些因素,60年代等黑人的民权运动很大可能会如同另一位杰出的非裔领袖杜波依斯领导的尼亚加拉运动一样成为一朵浪花,而不是马德路德金博士掀起的海啸。

扩展阅读:美国民权运动中的中国因素 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22218

纵观历史,在争取民权的早期斗争中,在无比艰难的情况下,在美华人先辈坚持打赢了几项关键的宪法诉讼,为美国包括非裔在内的各个少数族裔在美国扎根并合法合理的争取宪法赋予的民权提供了主要法律基础;包括美国华人在内的全世界华人在二战中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让种族平等成为一个普世公认的基本原则;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对美国种族歧视的批判以及对民权运动的支持为民权运动提供了可以获得胜利的大环境;民权运动中,作为一个超少数族裔的社群,华人踊跃参加了民权运动,并建立了之后半个多世纪反对种族歧视最关键的阵地之一的大学校园的种族研究新专业。

有意无意之中,这些华人对民权运动的贡献,对美国各界(包括华人和黑人在内)来说都鲜为人知,甚至华人被误解成搭便车。被别的社区误解,还可以说是宣传不足,但华裔自己不去了解自己历史而产生的误解,就是盲目了。

希望本文可以帮助大家了解历史上华人对争取民权的贡献,让我们更自信地去参与反对种族歧视的抗争。

注:本文图片均来自扩展阅读文章
编辑: Joy Guo

美国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

作者 黄亚生

(原)编者按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多个阶段。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过去40多年里,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

黄亚生教授表示,由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极大地影响中美两国各个层面的交往。

本文由“亚生看G2”首发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分艰难的阶段。两个世界大国在这场全球大流行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没有选择紧密合作,而是选择了两败俱伤的对抗。今天这篇文章谈谈美国在过去40多年的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演变。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从1978年到现在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和强调。第一,这里所谓的“共识”指的是美国内部对中美关系相对统一的认识,而不是指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更不是指中国内部对中美关系达成的共识。第二,所谓的“共识”绝不是铁板一块,很多时间在美国内部是有争议的。比如“交往战略”共识在小布什(2001-2009)和奥巴马(2009-2017)时期已经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和质疑。

地缘政治(Geopolitics)共识 (1978-1991)

          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到苏联解体的这十几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稳步的发展。在这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用三点来概括。

第一点是美国选择了接受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现状。1978年12月16日,中美联合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双方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交。与此同时,美国同意结束与台湾政府的正式外交关系。中美的建交表明了美国正式放弃了对大陆的封锁和孤立政策(50-60年代),选择承认和接受中国大陆在世界舞台上有着一席之地。

第二点是美国认为在美苏对抗的大环境下,中国具有平衡地缘政治的重要功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就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内积极推行“联华制苏”的观点。1978年,他撰写了一份名叫《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的报告,强调必须通过“积极大胆地发展美中战略性关系”,还击苏联扩张。布热津斯基这个观点在苏联侵略阿富汗以后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布热津斯基还积极推动对华军售,希望可以“技术扶华”对抗苏联。卡特政府展开了和中国的教育,科技领域的合作。

第三点是美国对“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有一定的期待。除了抗衡苏联,布热津斯基积极推动通过对华军售来“技术扶华”的另一个主要论点就是中国当时正在“告别文革”,对华的技术扶持可以鼓励其继续深化实践改革开放的道路,使其在制度上逐渐贴近西方国家。这个观点形成了下面讨论的“交往战略共识。”

布热津斯基(图左)和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图右) 图片来源:RT News

“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6)

          随着苏联的解体,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虽然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在美国眼中失去了平衡地缘政治的重要功能,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促使美国选择深入与中国的合作交流。在1991年到2016这二十多年里,虽然中美关系也多次出现过波折,但两国关系总体上还是逐步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对于美国来说,支撑这二十多年对华方针的核心是:“交往战略” (Engagement Strategy)。

我在2018年的一篇公众号文章《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中介绍过“交往战略”的含义。“交往战略”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影响中国的经济和体制改革,它和“遏制战略”最本质区别就在于它认为美国不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应该帮助和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崛起过程中。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接受留学生、鼓励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都是基于“交往战略”这个思维模式。多年来,美国政治、知识和商业精英相信通过和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通过允许这些国家参与到更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来,可以推动这些国家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推动市场开放。这个观点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也被小布什用来作为支持持续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论据。

“交往战略”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 图片来源: RT News

对于美国来说,“交往战略”肯定有经济的考虑。但这里有些细节很重要。第一,美国是个多元的社会,虽然政界、商界和学界可以对某个问题达成共识,但是他们达成共识所依据的逻辑可以是不同的。商界考虑比较多的是经济方面的利益,但是政界和学界考虑比较多的是上面提到的“交往战略”对体制演化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 所谓的“商业利益”是有一个具体定义和理解的。在“交往战略”共识形成的初期,人们对“商业利益”的普遍理解是由进入中国市场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通过效率提升—比如降低劳动力的成本—所带来的利益。在经济学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由扩充带来的增长(Extensive margin growth),一个是由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增长(Intensive margin growth)。市场进入对应的是前者,而降低成本对应的是后者。从经济角度,多赚一块钱(市场进入)和节省一块钱(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说是等同的,但是从心理和政治角度,区别非常大。扩充带来的增长的受益者可以是资本也可以是劳工,也可以双方都收益,但是效率的提升主要的受益者是资方和高技能的劳工。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交往的获利主要是从效率的提升中获得的,这成为了日后美国内部质疑和中国经济交往的一个原因。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

             美国国内对华态度一直不是只有一种声音的。“交往战略”这个共识在美国内部的质疑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获利被认为不是双赢的:资方获利是建立在劳方失利的前提下。“交往战略”的这二十几年里,从中国获得的商业利益,主要是由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一个是通过低成本劳动力,还有一个是通过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但不是由市场进入带来的销售扩充。这种提升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加速了美国的贫富不均和锈带制造业的衰退。

          对“交往战略”的另一个质疑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内部并没有发生交往战略所预期的体制改革,而且有向相反方向发展的种种迹象。2014年我和几位学者一道同奥巴马进行过一次交谈,他当时已经对“交往战略”的几个假设提出了各种的质疑。特朗普2016年上台后,美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交往战略”,但是美国商界和学界整体放弃“交往战略”是在2018年上半年,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体制变化。

“交往战略”被克林顿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论据 图片来源:RT News

          美国最先改变的是在贸易领域。美国开始转而寻求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要求中国遵守其期望的贸易规则。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决策者不认为中国内生的法制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它加入WTO时做的承诺,而必须靠外部压力。这是贸易战共识的基本假设。我在《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中就谈到,这后面有深层的因素,包括代表美国鹰派崛起的特朗普,但更重要的推动因素是中国自己这几年国内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的发展。美国放弃“交往战略”绝对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交往战略”从来没有排斥中国的经济发展,它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会不会影响经济和体制的发展。“贸易战的共识”的前提就是它否定经济交往会带来任何对中国经济和体制的发展的影响。

          如果把“交往战略”比作是“先交货后交钱”,那么特朗普任下形成的贸易战共识可以被形容为“先交钱后交货”,要求中国先遵守贸易规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

          特朗普对华贸易的强硬做法在美国国内各界,以及两党内都是受到广泛支持的。虽然美国内部对贸易战的这个手段有分歧,但对其的目标、目的是有共识的。比如说,一贯亲华的苹果CEO库克在贸易战期间表示中美过往贸易确实存在需要调整的时候和地方。再比如,华尔街巨鳄黑石集团(Blackstone)创始人苏世民(和中国官方、民间有长期交往)2019年接受电视节目采访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长期被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伤害(不保护知识产权、市场很难让外国自由进入等等)。”贸易战期间,民主党人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表示她并不担心对华关税,并称这应该是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她指出美国应该更有“攻击性的”向中国施压。我在之前参加一个加州学术会议的时候也发现,美国现在很多年轻的智库学者,即使是民主党人,也对华越来越强硬。

在中国问题上,苏世民一直属于华尔街的温和派,但他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也有自己的担忧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虽然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移民政策、退出全球变暖、退出伊朗核协定等举措有强烈分歧,但美国国内目前就对华强硬这一点有广泛的共识,这一点即使是换了一个民主党总统也不会快速扭转。

体制冲突共识 (2020- )

          新冠状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使得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冠状肺炎加强和修正了贸易战共识,也可以说是贸易战共识的加强版。美国国内两党政客目前都认为中国的制度有严重的负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负面外部性指的是“行为主体的活动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个认识动摇了“交往战略”和“贸易战”这两种共识。“交往战略”主要关心的是体制对中国内部发展的影响,而不是它的外部性。贸易战关心的是美国自己能否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如果中国的体制本身不阻碍美国商业利益,它的运行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体制冲突共识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中国的体制本身构成了一个对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威胁。一个后果是中美关系不再处于美国政治、商业和学术精英的完全掌控之中了,美国各界和老百姓都开始影响中美关系。一个例子就是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4月21日,美国密苏里州司法部长向联邦法院提交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指责中国在疫情上“掩盖事实”,需要为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经济影响负责。除此以外,目前国会共和党议员在推动议案,让美国民众可以在联邦法院起诉中国政府。推动这一议案的共和党议员们表示指责中国早期掩盖真相,导致美国人生活被毁,并希望可以成为1976年通过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下的一个特例,让美国民众可以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政府。根据美国哈里斯民调(Harris Poll)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过半数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应该就新冠全球大流行进行赔偿。在法律诉讼外,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还在推动向中国索赔。共和党参议员格林汉姆4月中旬要求美国可以拒绝向中国偿还美元国债作为补偿,并征收“大流行传染病关税”。这个索赔和前面提到的法律诉讼是分别的,索赔是联邦政府的行为。

虽然诉讼和索赔可能不具有法律依据和现实可操作性,但其背后映射的美国政界的态度变化可能是未来十年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有一个可能的影响就是和中国政府密切的企业在国外的资产安全会承受风险。目前特朗普还在要求美国情报部门调查中国和世卫组织(WHO),希望了解两者在早期有没有掩盖信息。

新冠疫情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态度愈发强硬 图片来源:Axios

结语

从短期来看,在体制冲突共识的大背景下,目前特朗普政府有三种可能的对华措施:1)寻求取消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2)取消中国“外国主权赦免”,可以让美国起诉中国政府,但是该选择会有很大合法性麻烦;3)增加新一轮关税。其中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特朗普本人也更倾向于第三种。在前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在被问到是否寻求取消美国国债时表示,“我有其他选择,甚至可以得到更多钱,我只需要施加关税就可以了。”不管特朗普政府做出哪种选择,有一个事实是确定了的,那就是特朗普政府要鼓励企业把制造业供应链撤出中国。美国副国务卿凯斯·克拉奇(Keith Krach)近期表示,“过去几年我们都在减少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依赖,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们必须加速这一进程。”从长期来讲,体制冲突共识将会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态势, 这将会给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业务,中国学者在海外的交流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带来巨大的影响。文明和经济发展都不会带来冲突,但是体制冲突看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了。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