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4/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4. 留美科学家归国后的命运

留学生回国后,一般被安排到科学院、高等院校,极个别被安排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或者工厂。这批人有的有所作为,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

4.1 “十二年规划” 和 “两弹一星”

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制定 “十二年规划” 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规划中提出四大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参与计算机规划的有华罗庚;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马大猷和罗沛霖;参与半导体规划的有王守武;参与自动化规划的有钱伟长、罗沛霖、疏松桂。

四大紧急任务除了做规划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若干跟四大紧急任务有关的研究所,包括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机所和自动化所。”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守武] 各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系,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计算技术系。一批学数学的高年级的学生被调往计算技术系。除了北大高年级学生外,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共抽出30人集中训练、集中学习,发给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这批学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计算机的大学生。

“两弹一星”实际上是在十二年规划的前一年(1955年)启动的,在十二年规划中也将原子弹和导弹作为两项保密的紧急措施被列入规划。

当时原子弹的研究处在高度保密过程中,科学家参与此事大部分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北大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工程物理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科学家进入原子弹研制的核心部门是由于苏联撕毁协议、停止了对原子弹研制的支持才开始的。1960年,当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的科学家才有机会更深入的参与此事,当时二机部拟定了一个由中央组织部批准的105人名单。许多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的。

1960年疏松桂从中科院调到二机部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我去二机部工作是中央点名的。当时挑选了105个人,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但是留学回来的并不多。陈能宽、邓稼先、朱光亚等人,在这105个人中,他们是留学回来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不在这105人名单中,他们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学院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人。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包括四个部门,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理论部主任是邓稼先,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搞爆轰试验的,属于物理性质的;设计部主任是龙文光,主要负责整体设计、结构设计;设计部后来分为两个部分,疏松桂主要负责自动引爆控制系统,担任自动控制室主任。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疏松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 “两弹一星”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

邓稼先 屠守锷 钱学森 郭永怀 杨嘉墀 陈能宽 吴自良 任新民 朱光亚 王希季
留美归国且获得“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科学家

4.2 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留美归国的科学家虽然认为这些运动纯粹是在耽误时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运动的无情压力正在加剧。

沈善炯曾在美国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回国前,他就知道国内已经开始批判遗传学的孟德尔学派,只能搞李森科的遗传学,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国农业大学由于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转到美国。所以他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时绝口不谈遗传学。他暗暗想,回国后只搞生物化学,不搞遗传学。[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42-56页] 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科学家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思想改造?什么是学术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 “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他们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19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因为刚刚回国,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当然有极个别人挨整了。陈荣悌说:“思想改造期间,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点神经不正常。”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刘珺珺采访陈荣悌]

徐璋本(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徐璋本时所摄,1988年)

徐璋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成右派。王明贞说,“徐璋本也是右派。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个大的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因为都是我们教研组的人。当时徐璋本要组成一个党,自己起名叫劳动党,还动员我们参加这个党。……徐璋本又贴小字报,争取会员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他被抓起来了。”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后来,徐璋本被投入监狱,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1979年才出狱。

申葆诚兄弟姐妹四个,有三个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内。申葆诚说:“那时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没有告诉我。其实他们告诉我了,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时根本不知道反右运动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还以为是普通的运动。看到他们戴着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小心处事。”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注: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

申葆诚和他在文革期间揪斗时胸前挂的牌子

1957年反右运动,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晋见毛泽东,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让他去中央书记处谈。邓小平是总书记,主管反右斗争。张劲夫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张劲夫找到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余志华主编 2009,117-118页]

4.3 文革浩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 “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 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的。[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257页] 1976年5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杀的。[王友琴 2004,119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王友琴 2004,94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

周华章 董铁宝 林鸿荪 程世祜 陈天池 萧光琰 陈绍澧
文革中自杀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

文革期间被正式关进监狱的科学家也很多。我们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来清理被关押科学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谢毓章、高联佩夫妇、王明贞夫妇、王振通夫妇都被正式关进监狱了。1968年谢毓章被抓进监狱,蹲了四年,1972年获释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谢毓章]。1968年1月,高联佩和许健生被抓进牛棚,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零四个月后才获释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327-330页]。1968年3月,王明贞和俞启忠被拘捕。王明贞被关了五年,1973年11月获释。俞启忠被关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释放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89-94页]。清华大学的王振通也进监狱了,被关了三年多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补充

1950年代早期回国的严东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是上海陶瓷界的第一权威,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0年回国时工资254元。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工资停发,一个月只发15块钱生活费。平反后,一次补发工资七千余元,加上家庭存款,交了一万元党费。(由此可算出至少停发工资30个月。还好他是在科学院系统,要是在大学里遭遇更惨。)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1958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周建人批判文章。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 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与化学,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

1957年9月,姚桐斌博士和夫人从英国回国,1968年6月8日,从国外归来的姚桐斌就被批判和批斗。据其夫人彭洁清回忆,1968年6月8日,是个星期六,她急急忙忙离开学校回家。当她刚上楼,家门就打开了,保姆告诉她一个噩耗:姚桐斌被打死了。她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将她拉进了家门,并哭成了一团。

这时她看到姚桐斌“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此惨烈的场景,让她肝胆欲裂。

原来,当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姚桐斌家,先是打了他一顿耳光,接着将他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进行毒打。“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姚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嚎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这群暴徒并未甘休,继续将其拖到他们的 “总部”。待他们发现人已不行,又赶快送回了其家楼前的人行道上。

姚桐斌的邻居和保姆赶快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却被拒绝医治。邻居和保姆只得将其抬回了家。由于他头部几处受重伤,最终惨死在家中,时年46岁。据悉,操纵这起恶性事件的当权派们并未受到追究。

1969年2月3日,被批斗为 “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 的熊庆来,白天还在写 “检讨”,其中有“鞠躬尽瘁”四个字,夜晚,随着一声喊叫,他在家里去世了。华罗庚在八宝山见到熊庆来遗体时,失声痛哭。

蔡恒胜和柳怀祖是在中关村特级专家楼里长大的第二代,蔡永胜的父亲是昆虫学家、教育家蔡邦华,柳怀祖的父亲是物理化学家柳大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住进了中关村。2008年,两人组织特楼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写回忆文章,出版了怀念父辈的书《中关村回忆》。

“文革”中,中关村特级专家楼被认为是特权,成为重灾区,中关村的福利楼上贴着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中,邓稼先及其家人同样没能避免厄运。邓稼先的夫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许鹿希,先是被打成彭真、刘仁“黑市委”的“黑帮分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几乎崩溃。当时邓稼先不见妻子回家,就到北京医学院寻找。当他看到妻子被批斗后的惨景,心都快碎了。

其后,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1971年,文革狂风侵袭九院,邓稼先、于敏、赵九章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许鹿希说,那时 “四人帮” 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当时有个口号: “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其后,因杨振宁从美国来访,中共将邓稼先放回了北京。- 周陆军

蔡恒胜写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我家楼上的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 ,“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1968年,半年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失去了三位留学归来的学者。1968年10月23日,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在造反派的批斗中,50岁的结构力学家程世祜自尽身亡;12月5日,郭永怀在从清海试验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享年59岁;12月15日,流体力学家林鸿荪漂浮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的小湖湖面上,年仅43岁。

统计资料显示,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中有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审查,全院迫害至死科技人员达229位。蔡恒胜写道:“他们的遭遇都被记录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哀痛的笔下”,在《竺可桢日记》里记录的受迫害者有: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第周……

在国内没有宽松的、自由的生活环境,但是真正说后悔的人很少。在我采访的这些人中,只有谢毓章说回国后很后悔。而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王作跃和我一样,认为参加“两弹一星”的人在这批回来的人中发挥的作用较大。这批人确实不后悔,因为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有展示自己的舞台。比如朱光亚就不后悔,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回国的科学家是否后悔,跟访谈的时间有关系。如果是文革时期去采访,他们出过国,使得子女不能上大学,家庭受到了伤害,他们肯定会后悔。因为那些科学家非常看重对子女的教育。然而,当他们后来被评为院士,或者生活条件变好了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采访,他们的思想可能会产生改变。

实际上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第二点也是很明显的:凡是涉及到“两弹一星”的学科,如直接的核物理,间接的燃料、材料等等,这方面的归国学者在大跃进/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明显比其他学科要小得多,而且最后能够“青史留名”的概率也大得多。(只是说整体情况,看个体的话,比如姚桐斌在参加“两弹一星”工作后仍然被迫害致死)- 王德禄

4.4尾声

改革开放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除了作为一般知识分子经历了面上的落实政策外,还另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大约28位1954-1955年回国的科学家联合专门给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为他们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长方毅召集这批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方毅在会上讲话,说他是受邓小平的委托来开这个座谈会的,对这批科学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说,不仅要为他们平反,还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87-88页]。

与会者在会上讲述了文革期间董铁宝、周寿宪、程世祜等人自杀的悲惨经历。中科院化学所的张斌由于带手铐,手都被磨破了。当她说到自己的经历时,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会场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诉苦申冤的会议。

1979年之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的时间较少,更多的时间呆在国外。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严东生就是发挥“余热”的模范之一。

这批留美归国科学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的,拥有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

严东生有一儿一女都是在国内出生,女儿在上海交大工作,儿子据说在国外工作。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3/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3.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二波归国高潮

1953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被禁止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总理周恩来,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信。这些努力终于使中美日内瓦谈判议程上增加了扣留中国留学生事宜。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关于留学生的谈判使美国政府解除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又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回国。

3.1留美科学家争取回国自由

在日内瓦谈判之前,他们已经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 炒得沸沸洋洋。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治压力逐渐减小。中国留学生又可以聚会在一起,他们开始给各方人士写信。

那些准备回国的留学生尽管受到了阻碍,但是他们回国的心情日益迫切。他们决定给国内写信,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有一次,李恒德在费城邀请了二十多位来自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的朋友。他们共同起草了给周总理的信。1953年5月3日,李恒德、周寿宪等15人在信上签名。据说,这是递交到中国政府手里的最早的一封签名信。1953年12月21日,李恒德等留学生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费城、波士顿和芝加哥三地的15人参与了签名。

中国留学生为了将美国扣留他们的事情公开化,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撤销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第一封公开信是梁晓天执笔的,1954年3月份开始起草。1954年8月5日,他们征集了26人签名。并把公开信发给总统、48个州的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艾森豪威尔在此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但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艾森豪威尔由于准备不足,说话吞吞吐吐,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为了进一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1954年9月2日,美国中西部的中国留学生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封信是王祖耆带头起草的,有9人参与了签名。

1954年11月,中国留学生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出了公开信,张兴钤、张斌、陈荣耀、周坚、虞俊等30人在信上签名。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进一步公开化。

此外,中国留美学生曾向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寻求帮助,也向美国朋友寻求帮助。虞俊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他自己已经被怀疑是共产党了,不方便替中国留美学生讲话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48-63页]。

1954年8月,致美国总统公开信发表以后,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其中《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中国留学生进行采访,并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学生因美国政府禁令不能回国的报道,张兴钤与师昌绪、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传遍全世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7-258页]。

3.2日内瓦谈判

1954年3月梅祖彦到了巴黎。不久,他去了中国驻瑞士的大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中国官员,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5月,代表团又请他和柴俊吉去了一趟瑞士,向他们询问了很多美国方面的事情。梅祖彦和柴俊吉是日内瓦谈判时仅有的两位到瑞士与中国代表团见面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提供的信息对中国代表团的谈判十分有用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日内瓦谈判会议上释放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成为主要议题。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提出中方应该允许被扣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包含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从中国自由离境。中国提出美国应该允许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离境。

1954年6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约翰逊进行了第一次接触。6月10日,他们进行第二次谈判,中美双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数目一事达成共识,中方提出有5000人滞留在美国,但美国人对这一数字不予认可。美方只承认申请回国而不予批准的120人。

1954年6月21日,约翰逊和王炳南会谈。当时约翰逊把15位根据美国法律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的名单交给了王炳南。当王炳南提出要120人的名单时,约翰逊拒绝了。约翰逊说只要批准了,就会把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国政府。

后来,美国移民局通过调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国留学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决定给他们发放离境许可证,分批批准,每批10-15人。美国政府表示,会将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供给中国政府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64-83页]。

梁晓天说:“……美国报纸宣布放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从我收到的一封信中得知我是其中之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2页] 梁晓天实际上是第一批被批准的10人之一。在这10人中,参加留美科协并积极要求回国的除了梁晓天之外,还有宋振玉、范新弼。这10人中除了他们三人,其他的人没有被提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6页]。

李恒德曾这样回忆:“1954年的7、8月份,美国放了10个人,10月份又放了22个人,这其中有我。” [李恒德口述、王文乐整理, 神州学人,2009年8月14日] 10月份被批准的22人中还有汪闻韶、蒋士騛、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管士宾等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刘有成也回忆说:“我们同一批由美国回国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汪闻韶和李恒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3页] 这22人的名单不全,也可能有人被批准了,但是没有回国。

第三批被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是1955年4月宣布的,共76人,师昌绪就是那一批被允许回国的。师昌绪说:“之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共有76个人,包括我。他们通知了个人,这些允许回国人员的数目在报纸上刊登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有76个人。他们4月宣布的名单,我6月份就离开了美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命令。陈荣耀回忆说,他是1955年4月禁令解除后,第一批回国的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但是,钱学森仍然处于被软禁状态。他专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写了求救信,通过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寄给陈叔通。他在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深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凄凄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 钱学森的信很快转到周恩来的手中。在日内瓦谈判中,王炳南出示了钱学森的信。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宣布释放美国12名飞行员。同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妻子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张纯如著 1996,315页]。

3.3 禁令解除之后

1954年10月,梁晓天、宋振玉、范新弼3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美国驶往九龙的海轮回到国内。这是日内瓦谈判开始后,第一次坐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中国留学生的第二波回国高潮拉开了帷幕。

1954年11月29日, 从美国驶往香港的 “威尔逊总统号” 成为解禁后中国留学生回国乘坐的第二条船。这条船上有汪闻韶、李恒德、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据刘有成回忆说:“我们乘的轮船快到檀香山时,通知我们回中国的留学生到船上一间办公室集合,美国移民局的人和我们谈话,他说轮船现在快要到美国西部国境线最后一个口岸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想回美国去?如果想回去就在夏威夷下船。我们十几个人都不作声。”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1页]

1955年4月初,黄葆同(冯之榴)夫妇、王仁、张家桦、吕家鸿、谢心正、沈心立、骆振黄、郭明达、蔡君陆一起乘船回国。据王仁回忆,他们回国途中听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彻底解除了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45页]。

1955年5月初,陈荣耀(沙逸仙)夫妇、王明贞(俞启忠)夫妇、徐璋本、陆裕朴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乘船回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

1955年6月从旧金山起锚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20多位中国留学生,比如童诗白(郑敏)夫妇、钱宁、焦瑞身、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杜连耀、周同慧、刘铸晋。他们从旧金山上船,7月抵达香港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63页]。

1955年7月初,谢家麟乘坐 “威尔逊总统号”,经过二十多天到达香港。

1955年9月15日,从旧金山起航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是第二波回国高潮中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乘坐这条船回国的有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许国志(蒋丽金)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何国柱(刘豫麒)夫妇、洪用林(张发慧)夫妇、胡聿贤(戴月棣)夫妇、肖伦(萧蓉春)夫妇、陈炳兆、许顺生、疏松桂、陆孝颐、张士铎、冯启德、刘尔雄、刘骊生,以及钱学森、李正武、何国柱、胡聿贤的6个子女共计30个中国人。据许国志回忆,这是美国解禁后回国人数最多的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许国志]。因为钱学森在这条船上,很多记者纷纷想采访钱学森,所以这条船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1955年11月25日,陈能宽、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李荫远、胡日恒、郑林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1956年2月,黄茂光回国;侯虞钧回国;9月,张文裕(王承书)夫妇、郭永怀(李佩)夫妇乘坐 “克利夫兰总统号” 回国。[侯艺兵、彭继超,神州学人,2009年10月20日]

1957年1月,林兰英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2月,谢毓章回国。

3.4 政治运动阻断了留学生归国之路

1956年2月20日晚,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近期和解放后从欧美日等国家回国的700多名留学生。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重点应放在美国。” [金冲及主编 2008,1092页] 留美归国的科学家经常提到,有一个周恩来审定的争取留学生回国的800人名单。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留学生归国几乎停止了,留学生招待所几乎也撤销了,之后回国的人成为个别现象。梅祖彦说:“那时候有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在美国大概有5000个中国留学生,真正想回国的可能不到500人。而我们知道,在那2-3年里,实际上回国的只有200多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几乎没有人回来,只有个别人回来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 可以说,国内的政治运动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关闭,也关闭了留学生回国之路。

申葆诚的解释较为可信:“1956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基本上没有人回国。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热情很高,1952年回国的人多一些。1952-1958年,大家慢慢的了解到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回国的人越来越少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申葆诚] 1958-1965年,仅有申葆诚、黄敞、王天眷、谈镐生等人回国。

在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知识分子工作安排小组提交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留学生回国人数,报告说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 [金冲及主编 2008,1077页] 这个报告统计了两次回国高潮的人数,只是当时仍处在第二次回国高潮过程中,所以统计不是很全面。有一种说法是1954-1956年共回国200人。我们认为,1950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应约为1200人,其中第一批约1000人,第二批约200人。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2/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2.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1950年代初,恰是二战后留美热潮期间出国的留学生学成之时,学成归国是那个时候留学生们的当然选择,再加上留美科协的动员工作,1950年代初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到了中国。

2.1 留美科协及其影响

科协系列是世界左翼科学家的群众组织。留美科协也是在这样一种思潮下成立的。但是留美科协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多直接的影响和领导。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留美及回国事宜[彭亚新主编 2009,334-346页]。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留美高潮中,很多左翼人士甚至中共地下党员到了美国,其中有侯祥麟、顾以健、计苏华、刘静宜、罗沛霖、丁儆。这些人的赴美为留美科协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的主要的学生组织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CSCA),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随着中国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的成立提到议程。1948年年底,全国科联在美国的一些会员开始酝酿在美国成立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甚至葛庭燧、侯祥麟、丁儆、顾以健、涂光炽等人聚在一起讨论过此事。但是考虑到在美国成立一个中国全国科联的分会会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就取名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留美科协以 “响应解放,准备回国” 为主要宗旨。

950年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召开年会时集体合影

1949年1月29日,20余人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美中区”;3月17日成立了留美科协耶鲁区会,有11个会员;3月19日留美科协费城区会成立;4月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留美科协纽约区会,有35名会员;5月13日在华罗庚家中成立了留美科协伊利诺伊大学区会,会员15人。在这段时间里还有衣阿华区会、普度大学区会、俄亥俄区会、西雅图区会、印第安纳区会等多个区会。美国各地区的区会纷纷成立。到5月底,东自纽约西至西雅图已成立了13个区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从20多人发展到340人。

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50多位来自各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949年8月,全美已有留美科协地区分会19个,会员410人;到1950年3月,地区分会增至32个,学术小组达20个,会员达718人。[冯季, 神州学人, 1987年第2期56-57页、1987年第3期54-55页、1988年第1期49-50页]

《留美科协通讯》是留美科协的刊物。1949年为双月刊,1950年为单月刊,发行量最多时上千份。李恒德等三人曾负责费城区会的编辑工作。李恒德说:“留美科协成立后出版了一个刊物《留美科协通讯》,我负责编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留美科协改成在芝加哥附近开会,编辑工作转交给别人。此后,这个刊物再也没有出版。我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杂志。《留美科协通讯》的存在使得留美科协的整个经历更加明朗。”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对美国的舆论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非美活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经留美科协干事会表决,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李恒德, 纵横, 1984年第2期44-55页]

2.2 50年代初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中国学生去欧美留学,很少有人能够留在所在国。在1950年代初的归国潮中,中国留学生都怀有学成归国的心理状态。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是专门乘坐APL(American President Lines)轮船公司在太平洋往返的“克里夫兰总统号”、“戈登将军号”、“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

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于1950年8月31日离开旧金山回国时在船尾的合影

1949年9月的 “克里夫兰总统号” 上有梁思礼、陈利生、严仁英等20几位中国留学生。1949年11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葛庭燧、陆星垣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唐敖庆、陈椿庭等18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3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引用的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感染力很强,成为在留学生中广为传颂的佳句;朱光亚在回国之前就联合52位准备回国的留学生署名,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春的 “威尔逊总统号” 上有严东升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6月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罗沛霖等34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8月31日的 “威尔逊总统号” 是1950年代初留学生回国途中发生故事比较多的一条船。这条船上,留学生人数最多,共有128位。采访余国琮时,他说:“当时乘坐我们这条船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最多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们预感到美国要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大家纷纷动身回国;二是,留美科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一些人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三是,那时候学校都放了暑假,我们回国比较方便。”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余国琮] 在美国洛杉矶发生了几乎全部扣留赵忠尧携带的书籍、笔记本事件,在日本横滨发生了拘留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3位中国留学生事件,在菲律宾发生了鲍文奎被拘留未遂事件。这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预示着中国留学生回国之路将不再平坦。乘坐这条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还有邓稼先、涂光炽、叶笃正、余国琮、傅鹰、庄逢甘等人 [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58-78页]。

1950年9月开出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冀朝铸、王曾壮、张元一、张庆年等90多位中国留学生。后来又有几条船搭载部分留学生回到了中国。比如1951年2月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颜鸣皋、刘恢先(洪晶)夫妇等100多位留学生;1951年4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徐光宪、高小霞夫妇。

2.3 中国留学生尴尬的处境

1951年9月20日启程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的谢家麟、董彦曾(宋娟娟)夫妇、孙以实、方琳、张权等8位中国留学生正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然而10月9日发布的禁令波及到了他们。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夏威夷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登船,专门与这8个人谈话,出示了正式的司法文件,将他们押下轮船,不久送回旧金山 [谢家麟 2008,43-46页]。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因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美国朋友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政府就指控钱学森也是共产党员。[张纯如著 1996,253页]美国政府的指控让钱学森做出了回国的决定。1950年8月,当钱学森一家买好船票准备回国,登船前被扣留,9月7日被美国政府拘捕,并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15天后交保金获释。此后钱学森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FBI的监视中,直至回国。

1951年10月,当李恒德买好了船票准备回国的时候,宾夕法尼亚移民局把他找去,进行审问。移民局没有抓住把柄,后来将李恒德释放出来,并没收了他的护照,禁止他离开美国。移民局还让他每个月给移民局报到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1950年10月颜鸣皋在耶鲁大学已经买好了回国的船票,开船两周前突然被捕,被关在纽约的埃利斯岛,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才被释放。之后美国将其遣送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颜鸣皋]。

1951年5月25日,黄葆同办理回国手续时,美国当局以 “居留证过期” 为借口,将其逮捕,关押在埃利斯岛。1951年9月17日,黄葆同被关押11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获释。移民局要求他每周一到移民局报到一次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30-235页]。

1951年,毛汉礼被旧金山移民局逮捕。保释出狱后,他花了三年时间与美国联邦政府就无理阻挠其回国事宜打官司。直至1954年毛汉礼才得以回国。

1951年10月从纽约传来朱廷儒被捕的消息。1951年朱廷儒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硕士学位。他申请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局和归化局审问,遭到一顿毒打,并被拘禁一个星期,交保释金后获释,1955年才得以回国。

1952年1月中旬,美国宾州传来杜连耀被逮捕的消息。杜连耀在实验室赶做博士论文时,美国移民局以 “非法留居” 为罪名将其从实验室抓走,把他关在宾州移民局所在地匹兹堡。三天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帮他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被释放出来后,杜连耀把宾州移民局上告到美国移民总局。官司打了将近半年。后来移民总局说杜连耀的情况特殊,可以回国,但必须在两个月内离开美国,否则要驱逐出境。当他去办手续时,美国政府说中美现在处于敌对状态,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美国,也不许去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去了或者企图去了,就会收到巨额罚款单。杜连耀1955年6月才得以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到的难题较为严重的是被捕入狱。发生的这几个案例大部分都在旧金山、纽约等美国的大城市。这些人大部分在留美科协活动中都比较活跃。同时,钱学森的案子在其中较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案子具有很大的麦卡锡时代的特点。从这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冷战使美国整个社会充满了怀疑和不安定。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4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本文聚焦于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这批科学家的命运体现在对政治与科学、去国与归国、个人与国家等相互交织的多重选择之中。他们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通过国民党政府组织的留学考试出国留学的。1950年代他们中很多人想回国为新成立的共和国服务,美国政府禁止他们回中国大陆,他们却想方设法,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中国。这些科学家在新学科的建制、科学人才的培养以及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其中有些科学家尤其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和 “两弹一星” 的研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科学家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中受了很多冲击,有人被关入监狱,甚至有人自杀。在这批科学家身上能够见证科学与政治复杂的关系,能够见证冷战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1. 在中美与国共复杂关系中的中国留学生问题

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中国百年留学潮中是特殊的一批。二战使中国成为同盟国的一员,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又使中国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前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中国出现了留美高潮;后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进入敌对状态。中国留学生首当其冲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中国留学生经历了这些复杂的关系带来的波折。中国国民党政府是二战后留美高潮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共产党政府又明确鼓励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到中国。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是矛盾的,从鼓励他们回国到限制他们回国,经历了政策的演变。

1.1 二战后的留美热潮

受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留学教育几乎停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成为同盟国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国民政府开始将战后建设人才的培养提到议程。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指出战后建设需才孔亟。4月28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门“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为要”。1943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制定了《五年留学教育计划》、《1943年度派遣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和《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经济部制定了《选派国外工矿实习人员办法》,交通部制定了《派遣国外实习生办法》,此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连续多年,出现了新的赴美留学的大潮。教育部在1944春天举行了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之后,交通部、经济部都开展了选送留学生出国留学工作。[刘真主编 1980,2082-2118页]

1943年12月,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7人,被录取人员于1944年秋陆续赴美。之后,清华大学举行第六届公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人。1944年12月,教育部举办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共录取209人。1946年7月,教育部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等九地各设考点,同时举行公费留学考试。是年7月,第二届自费留学生考试与公费生考试同时举行。共录取自费生1900人,其中赴美留学者至1947年10月已逾千人。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以外汇支绌为由,宣布暂停留学考试 [李喜所、刘集林等著 2000,122-128页]。

民国32年(1943年)9月2日,中国第二届自费留学生乘戈登将军号邮轮去美国,在邮轮上的合影。

在技术发展领域,国民政府考虑派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1946年俞大维找到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委托他们三位帮助选派一批青年去美国学习如何制造原子弹。后来,他们选派了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王瑞駪于1946年5月从上海启程去了美国 [何学良、李疏松、[美]何思谦 2007,13页]。

同时,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认同和平建国之道路。中共也开始考虑战后成立联合政府,暗中选拔并资助了一些地下党员,让他们通过国民党组织的考试后出国留学。罗沛霖、张大奇和王天眷都是共产党支持并派到美国去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罗沛霖、杨敏茹]

这样就形成了二战后的留美高潮。这一时期,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人约占80%。

1.2 中美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演变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内政权后为进行战后建设,急需懂科学技术的人才。此时也是留美科学家学成之时,中国政府要全力争取、动员他们回国参加建设。

中国政府曾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48年,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共产党员杨刚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留学生的情况。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1949年夏,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周恩来明确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于杰 2010,5页] 同年9月,徐鸣再次赴美,把动员留美科技人员回国作为中心任务。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 “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招待及介绍工作、学习,以及对在外留学生的调查、宣传、接济等工作,高教部专门在北京西单的旧刑部街10号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作为归国留学生安排工作过渡期间的专用招待所。后来,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 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而此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却充满了矛盾,摇摆不定。美国政府受到日益加深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从大的方面讲,以美国移民局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当中国的内战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经济来源时,美国政府给中国留学生提供资助;当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时,美国政府出钱给中国留学生买船票。然而,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的日益加深,美国政府鼓励甚至下令驱逐一部分中国留学生。随着冷战的加剧和国共内战,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尴尬,他们手里仅有的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被没收了,各地相继出现逮捕中国留学生的事件。后来,美国政府下决心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

美国政府政策的摇摆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内政治诸多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由于国共内战,使向中国留学生汇款的渠道被切断了。中国学生面临着经济来源的问题。1948年美国国务院拨款8000美元,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又拨款50万美元,1949年10月美国国会同意从原来准备给国民党政府援助资金里拨出400万美元,用于救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1950年6月,美国国会又专门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China Area Aid Act of 1950),允许政府拨款600万美元,用于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救济工作,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55年,总计花费800万美元左右。这些资金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解决了暂时的经济困难。比如师昌绪就曾拿了半年的资助,“美国移民局说,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有什么困难,美国国务院给提供生活费。当时我就领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费。那些钱是当地的州政府给提供的。”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钱学森被扣留以后,美国国务院召集了十个大学的校长,开会问他们如何对待那些被扣下来的中国科学家,采取什么政策?因为像钱学森这样的都想回去。一般情况下,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都要回国,美国不允许他们留在美国工作。美国总统想知道,是只扣留钱学森,不让他回国,还是把其他人一起扣下来?这十个大学的校长说,绝对不能让这些人回去,尤其是学理工的。”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何国柱.] 在钱学森之后陆续有一些科学家被美国政府拘留。中国留学生不能接触保密的项目,个别人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仅吊销了他们的护照,还禁止他们回中国。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态度逐渐明确,这就是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慢慢地,学理、工、农、医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回国,学社会科学的随时可以走。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人被关起来,有人被搜查。有时候尽管找不出毛病,就是不允许回国。直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开始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他们开始给申请归国的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出示正式的司法文书说,“根据1918年5月22号通过的法律第225款和美国总统颁布的2523号通告,你离开美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我们命令你,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将处你以不超过五年监禁或不超过5000元的罚款,或二者兼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 46-47页]

1950年,国会通过 “中国地区援助法案” 修正案,允许中国留学生就学期间和毕业以后在美国工作。1953年8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 “难民解救法案”(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 允许至少一部分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从学生身份转为永久居民。 这也是百年留学史上,美国第一次让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工作。

华人社区的悲哀:种族歧视、偏见和阴谋

美国时间 3月16日,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发生针对亚裔的惨案,八死一伤,死者有六人为亚裔。这是一个令亚裔社区悲伤和悲哀的日子。

悲伤,是因为同胞惨遭不测;

悲伤,是因为这种不测可能在任何时候都降临到任何亚裔身上;

悲哀,是因为在美国民间,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仍然有那么多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行为;

悲哀,是因为我们是如此弱小,如此无所做为。

然而,更让人悲哀的是华人社区本身。

本周六(3/18日), 全美各地都有声援亚裔的游行示威活动。因为2016年挺梁运动,本人是费城的组织者之一,一大早就有朋友问我,费城是否有游行示威?

我不知道费城是否有人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费城周边有一些自发的、零星的纪念活动。那些纪念活动,对死者或者生者,都是一种安慰。但是,像2016年那样规模的游行 — 有5000 多人,估计很难再组织起来了。连是否有游行的必要,估计都很难达成共识。

五年来,华人参政议政的热情和活动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这本是好事。但是,华人社区的撕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华人现在不是更团结了,而是更分裂了。这次乔治亚亚城惨案,又一次让伤痕累累的华人社区鲜血淋漓。

首先让人寒心的是,在警方没有调查结果之前,华人社区就开始对受害者预设立场。警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得很清楚,没有证据显示,被害者在从事非法活动,更不愿意去 victim blaming/shaming。可是华人社区总是有人在暗示受害者是性工作者。退一万步说, 即使受害者是从事那方面的职业,难道就该毙命吗?有些华人的道德洁癖,可能不仅超过了对法律和秩序的支持,甚至超越了对生命的尊重。令人失望的是,这些人中有的是自称支持 Law & Order的。 对那些完全无视法律和秩序的凶残行为,居然不是谴责凶手,而是非议受害者,华人社区到底病在哪里

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无疑在以令人惊心的速度增加。

如果施暴者是民主党刻意庇护的“天使“群体,无论怎么恶劣,似乎都显得无声无息。这次亚城惨案,嫌疑人是白人。无论是CNN之类的左媒还是拜登的白宫,反应无比迅速。虽然警方转述嫌疑人的话说,不是种族歧视。但是,白宫和媒体似乎已经定性。这样的反应速度,让不少人怀疑其背后的政治动机。更明白地说是觉得民主党又在搞嫁祸于“共和党”的把戏,给嫌疑人扣上“白人至上”的帽子。

这里有没有阴谋我不知道。这些年左媒和民主党的黑历史,确实就是掀起种族仇视和互斗的历史。民主党也确实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为了把事情搞大,可以为了一个臭名昭着的人渣下跪,自然可以干任何事情。这些,我这样的小人物都无从得知。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华人社区的“死结”:是党派利益高于社区利益,还是社区利益高于党派利益

有的人以党派利益来衡量一切,声称任由民主党(共和党)为所欲为,(美国)将国将不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真的的是党派利益受损,尚可以理解。但是,很多时候,只是某些人的臆测而已。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件旧案。2016年9-10月之间,正当选举如火如荼之际,据说鼓吹抢劫华人的歌曲 Meet the Flockers 的作者和演唱者 YG 要在10月15日到费城演出, 费城华人社区一些活跃人士决定要在10月15日举行“反暴力、要安全”维权大游行。这是一件于华人社区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本人决定参与组织活动。当时这个决定在全美华人共和党人中算是炸开了锅,一些人不仅全力声讨本人,也想办法阻止游行进行。主要理由就是:那是民主党人的阴谋,其目的就是要破坏和抹黑川普的竞选活动。

事实证明,所谓的阴谋纯属子虚乌有。

民主党的无耻与卑鄙固然常常让人恶心,有的共和党人的狭隘与偏见也确实令人震惊。

我没有说这次全美的游行没有阴谋。我只是不知道有没有阴谋。但是,我们华人社区,做为一个整体,岂能因噎废食?如果民主党阴谋无处不在,华人社区的共和党人就束手就擒、无所事事吗?

这次亚城惨案,到底有没有种族歧视的因素?这个问题有那么复杂吗?难道只有亚裔开按摩店?不然,为何只是针对亚裔开的按摩店?难道因为其中死了两个白人,就不算针对亚裔?

华人社区,难道应该因为民主党奥巴马之流,一贯挑起种族争端,而无视证据确凿的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吗?

华人社区,难道应该因为民主党之流,包庇天使群体对亚裔的暴行,而无视白人针对亚裔的同样的暴力行为吗?

我们有的人被政治偏见蒙蔽了双眼,完全不顾事实。同胞的苦难和鲜血,比起自己的政治理念,那算得了什么?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的政治,仍然会充满谎言、欺骗和阴谋;美国社会,仍然会有种族歧视。

华人社区到底如何抉择?

身为警方发言人的Jay Baker,  不仅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为杀人嫌犯开脱的嫌疑,而且被挖出种族歧视的历史,确实让人震惊。可笑的是有的华人还在为他洗地。看看这个视频15:30 处。他说枪手“was a really bad day … this is what he did”。八条生命,如此轻描淡写!

Change.org上,让Jay Baker辞职的请愿,已经有近7万人签字。如果你不认可 Baker 的言行,请签字:

https://www.change.org/p/resignation-of-jay-baker

(案发后亚城政府、警方和FBI联合新闻发布会)

信任的危机

作者: 龙烈生

2019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中美贸易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加关系自去年入冬后尚未复苏、香港骚乱全无停止的迹象、台湾海峡更是波诡云谲 … 这些影响整个华人世界的事件,牵动着每个华人的心弦的同时,也在把华人世界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撇开所有利益集团的角力、外力的干扰,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信任缺失”四个字。

8/1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川普宣布9/1日起对来自中国的3000亿美元的货物加收10%的关税。届时所有来自中国的货物都将被征收额外的关税。世界一片哗然,股市应声从上涨300多点,到下跌200多点,星期五继续下跌。用中文媒体的说法是“断崖式”下跌。

我这里说“毫无征兆”,是指一般老百姓,包括大部分在股市中刀口添血的、走钢丝的、做韭菜的,毫无知觉。川普的理由是中国没有落实6月份他和习总达成的口头协议。没有多少媒体真正关注川普的理由,中外媒体跟往常一样对川普一致“讨伐”。中文媒体谴责川普“毫无诚信”;美国媒体批评川普的加税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其它西方媒体抱怨川普扰乱了世界经济秩序…一个川普,让世界好不热闹!

鄙人既不敢像其他媒体人那样觉得自己比川普团队更懂贸易战,或者更懂经济,也无法像土豪那样对股市损失无动于衷,只想以这篇小文表达一下对信任缺失的忧虑。鄙人甚至担心现在世界正式进入一个“信任危机”时代。

中美问题的核心,现在不再是贸易逆差问题,也不是华为问题,甚至不再是“中国制造2025”问题,而是“信任”问题。互相都在指责对方不诚信,互相都在不断改变策略、试探底线。“互信”正在变成互相猜忌。如果谈判越多,互信越少,中美必将渐行渐远,科技冷战不是没有可能。那将非常让人不安,尤其让美华们心生焦虑。

 

现在香港的乱象,其实归根到底也是一个“信任”问题。

 

航拍图下的香港6⋅16游行 (来自网路)

“逃犯条例”在字面上虽然未必无懈可击,但是“看起来”确实已经相当合理。为什么港人如此强烈反对,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就是“信任”问题。参与抗议的香港人既不信任大陆的司法系统,也不信任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人担心香港变成大陆其它城市一样的城市。自6/9日大规模游行抗议以来,已经有不少所谓学者或者知名人士站出来,表示反正香港在2048年将会变成像大陆其它城市一样的城市,还不如现在开始适应。大陆人的自豪感是显而易见的,认为让香港变成大陆其它城市一样的城市,其实是对香港的恩赐,可是,港人未必受用。鄙人不太相信这种与“一国两制”并不和谐的声音出于官方授意,但是可以肯定这些言论在增加港人对大陆的信任方面,毫无帮助,只会火上浇油。

另一方面,难道大陆人就信任香港人吗?

大陆这些年经济快速腾飞,香港的经济逐渐衰落,此消彼长,区别是明显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高高在上的“东方明珠”跌落尘埃。现在,很多“扬眉吐气”的大陆人开始高高在上地表示,香港的乱象是港人不满现在经济衰退的结果。如果说香港的游行跟香港目前的经济状况毫无关系,肯定会被人骂胡说八道。但是,很多大陆人似乎既不理解、也不相信港人对经济之外的追求。这些大陆人已经习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思想,也认可”稳定压倒一切“,所以认定港人的游行要么是出于对现在的经济状态的不满,要么是外国势力干预,企图分离香港。不可否认,年轻人确实容易冲动,而且其中小部分人的暴力行为和”反中复英“行为,也给大部分其他人的合法诉求蒙上了阴影。在任何一个社会,对违法的暴力事件,该抓就得抓。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容忍分裂行为。但是,如果总是用一小部分人的行为来定性一个重要的群体事件,难免显得简单粗暴。

另有一些大陆人觉得港人贪得无厌 —- 已经拥有殖民时代都没有的自由、民主和自治,却还要索求更多;既拥有资本主义的各种政治自由,又享受“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福利,居然还不“安份”。这种厌恶,含有一些嫉妒;嫉妒,通常会产生更多的厌恶和不信任。

有人曾问,作为海外华人,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香港?

我们自然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

香港曾经是大陆人的避难所,也为大陆规避出口配额和进口限制提供过极大的方便。说香港对大陆的发展有恩也不为过。虽说香港曾经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受惠于大陆改革开放后剧增的转口贸易,但是如果没有香港这个窗口,大陆的发展到底会如何,那就很难说了。没错,香港回归后在很多方面享受着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但是不可否认这也是大陆政治的需要。

没有人可以清楚地预知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如何发展,一个自由的、繁荣的、缓冲的香港,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平地、不流血地解决香港问题,必是所有善良的华人的共同愿望。

其实邓大人早就说的很清楚:第一,主权不容质疑,“一国两制”,“一国”是基础,是核心;第二,“一国两制”五十不变, 五十年后也没有必要变。大陆如果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获得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但香港会自然依附,连台湾回归,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如果谁要强行改变,就要好好思量后果了。

港人的政治诉求虽然是宪法赋予的合法权利,但是连续的大规模游行,未必是最佳政治解决方案。长期的交通瘫痪,必然会使香港的经济雪上加霜。大规模的游行,总会有鱼龙混杂,坏人乘机作恶和捣乱,必定会给政治对手以攻击的口实。政治未必只有游行一种方式,对话尤其重要。

鄙人没有什么政治大智慧,只是觉得中美之间、港陆之间问题很多,只有重建互信,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高压,或者拖延,终非良策。

 

 

 

 

 

 

“回国” 杂谈

作者:龙烈生

今天一早把老婆和儿子送上了“回国”的飞机。她们娘俩开始一个月的探亲和旅游。美其名曰“探亲”,实属“游山玩水”。这是典型的探亲驱动下的旅游,始于探亲,终于旅游。反正二者兼顾了。

儿子前天毕业典礼刚完,今天就跟着他妈上了去中国的飞机。老婆心里既惦记着双方的父母家人,更惦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各种美食。老婆尤其希望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让儿子跟中华文化来一次亲密而深入的接触。

跟老一辈“祖国已多年未亲近”不一样,我们最近这些年回国次数不少,老婆大人几乎每年都回。

儿子也回去过好几次了,只是每次都有尽义务的感觉。我们不能怪他,毕竟那里只是他父母的祖国,是他父母的故乡。他的生活在美国。他只是被动地被带去“寻根”而已。希望他这次能有新的收获。

我用了“回国”这个词。华人在海外,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身份、地位,好像都习惯自然地使用这个词,而且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

这里透着一丝“温暖”…其实,是一丝“余温”。“国”是“回”不去了。“回去”只是旅行。即使回去了,我们大多都是过客而已。“故土”被“故乡的云”遮着,看不清了。

“祖国”也逐渐成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称呼。我们之于“祖国”,不过是飘零海外的陌生人;“祖国”之于我们,更多的是遥远的记忆。对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来说,“祖国母亲”的声音只是在记忆的黑洞里面模糊不清的回响。心里或许还有残存着一丝丝的钝痛,从来不愿意想起,却永远也不会忘记。或者反过来。

但是,我们仍然带着孩子“回国”了。正如被母亲宣布断绝母女关系的女儿,不管怎样,仍然带着孩子回来了。很多华人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几个星期前,一个年轻的华裔同事就跟着她的父母转了小半个中国。说“血浓于水”有点太沉重和“矫情”。可是心里仍然是种种不舍和牵挂,还有那种莫名其妙的执着。有点喜悦,也有点伤感,大多数时候可能只是自作多情。

然而,此时此刻,我却对儿子隐隐有点担心。

首先,我担心他是否开心。儿子是一个典型的“网虫”, 为了上网可以废寝忘食。前两年我对他上网时间管的比较紧,他悄悄地在他的朋友圈给俺起了个绰号“伟大的中国防火墙”。我昨天晚上才知道。儿子就要面对真正的“伟大的中国防火墙”了。那些他每天把自己挂在上面的网站可能跟他要分别一段不短的时间。他昨晚开始研究怎么从中国“翻墙”。如果到了国内他无法“翻墙”,我真担心他这一个月对他来说,不是开心之旅。他对以前的多次旅行都没有什么印象了。这次是他成年之前在中国的最重要的旅行,不知他父母的”祖国“,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第二,我有点担心他的安全。他这次跟他母亲要横跨大半个中国,我怕他一张嘴就“暴露”其美国人的身份,被国内的“反美人士”敌视、蔑视,甚至有意无意的人身攻击。虽然我相信我的同胞大多数仍然是善良的、友好的、宽容的,但是在国内目前高涨的反美情绪下,世事难以逆料!

我也担心他在马路上的安全。他当然知道过马路前会要左看看右看看,确认安全后才会通过。但是,他不会想到某辆车会突然从某个地方窜出来。他会明白有很多车辆不受红绿灯和交警管辖吗?

第三,我担心他对文化冲击的承受能力。他习惯了排队,面对插队时,他是否会显得无助和无奈?他对物质要求很少、很低,对钱没概念、无欲望,他是否能明白为什么大城市纸醉金迷而父亲的老家却一片荒凉沧桑?在旅游景点,他还会碰到随地吐痰的人群吗?

…等等。但是,不管怎样,好的,差点和丑陋的,他都应该见识。

最后说说“寻根”

我们的“根”到底在哪里?是什么?

是逝去的故乡的泥土的芬芳吗?
是被砸烂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吗?
是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和奉献吗?
是魔都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还是老家的断壁残桓?

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根“?
在我们后代的眼里,我们心心念念的“根”又是一个什么存在?

美国亚裔学生的心理健康

作者: 龙烈生      清风

最近,一个朋友的儿子走了。我们满怀忧伤写下这篇文章。

那个原本阳光灿烂、热爱家庭生活、喜欢做菜、陪伴父母,热爱家庭旅游的大男孩,走了…

留下的是父母、亲人、朋友无穷的哀痛。

不必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除了震惊,还是震惊。

震惊之余,也了解到近年光本地区方圆几英里内,就有好几位年轻华裔选择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留在最绚丽多彩的瞬间,对更加美好的未来不再奢求。更加震惊

除了哀伤,还是哀伤

哀伤之余,让我们擦干眼泪,更加关切华人下一代整体的健康成长。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青少年精神健康的总体情况

据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报告,自杀是青少年第二大死因,光2016年就有超过6100位青少年 (10-24 岁)死于自杀:

(图片来自美国卫生部下的国际精神健康研究所 NIMH 网站)

非营利机构“美国精神健康” (Mental Health America) 2001 年发表一个研究报告《保护学生、预防自杀》。该报告虽然有些年头了,但是仍然具有参考价值。本文摘要翻译如下(下载完整报告):

1.  大学生的自杀和精神疾病概况:

      • 在20 至 24 年龄段, 自杀是第二大死亡原因
      • 20 至 24 年龄段是自杀高峰期
      • 青少年自杀死亡人数超过所有医疗疾病死亡的总和
      • 美国大学生中每12人中就有1人有过自杀计划
      • 抑郁症始于青春期
      • 大部分患有抑郁症的成年人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有的甚至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2.  大学生的自杀比例:

在17-19 和20-24这两个年龄段的大学生,每10万人就分别有3.4和7.1人自杀,比例非常高。

3. 校园主要自杀倾向:

 50% 的大学生感到伤感,33%觉得无助,22%觉得已经非常抑郁无法正常活动。9.5%的人认真地 考虑过自杀,1.5%试过自杀。

4.  有自杀倾向的高危人群:

      • 有精神疾病史的学生
      • 大学期间得了精神疾病的学生
      • 21 岁以下的男性
      • 亚裔和西裔
      • 正在接受治疗的学生

亚裔社区精神健康的现状:

亚裔做为一个整体,其自杀率最低,比白人和西裔要低很多,这点值得欣慰:

 

 

 

 

(图片来自美国卫生部下的国际精神健康研究所 NIMH 网站)

成年亚裔责任重大,上有老下有小,估计更认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古训。

可是在亚裔学生中,自杀比例却高不少。根据前述《保护学生、预防自杀》报告,虽然白人大学生中患抑郁症的比例比亚裔大学生要高,但是亚裔学生中认真考虑过自杀的却要比白人学生比例高。

据统计:

康奈尔大学1996年至2006年间21起校园自杀事件中,有13起涉及亚裔学生, 约占61%。

自2000年以来,全国平均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7.5人死亡。

麻省理工学院(MIT)校园在过去15年里,有19人自杀身亡,其中有8人是亚裔学生, 约占42%。麻省理工学院校园的总自杀率为每10万名学生中有11.2人死亡,  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多。可是每10万亚裔美国学生中有29.1人自杀死亡,远远超出全美平均水平及该校平均水平。

其它精英大学估计也差不多。

亚裔学生到底怎么了?

亚裔学生的精神健康也只是最近这些年才逐渐引起美国一些研究机构的重视。我们亚裔自身不妨也主动找找原因。本文抛砖引玉,希望亚裔社区和家长对下一代的精神健康更加关注:

1. 留学生的困境:

有相当一部分亚裔学生是留学生。2018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超过36万。这么多的留学生并不都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家境殷实,但是还有很多家庭不过是小康之家。这样的家庭倾尽全力支持孩子出国留学,给家庭和学生本身的压力都是十分巨大的。

留学生的年龄也越来越偏小。这些留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一代。 那就是曾经的“小皇帝”一代。他们没有吃过什么苦,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更缺少处理复杂的问题的经验。而且他们中很多人一直是同辈中佼佼者,无论是家庭,还是他们自己,都寄予极大的期望。一旦现实和梦想脱节,哪怕是暂时的,都容易导致崩溃。

对大多数人来说,留学生涯仍然是艰苦的。艰苦的地方,主要不再是物质上的。现在的留学生在物质上可能比老一辈留学生富足很多。通讯和交通已经极其发达,新一代留学生不用再忍受对亲人的相思之苦。留学生也基本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跟前辈们的节衣缩食,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老一辈留学生只要踏上美利坚的土地,那就是“新生”,前面就是“充满荆棘的阳光大道”。 很少听说有人走不过去。因为看得见“阳光”,所以可以不在乎那遍地的“荆棘”。 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那种百折不饶的意志,是现在的留学生所缺少的。现在的留学生,在学业上和找工作上,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他们面临的签证的烦恼也比老一辈更多更频繁。抬头望天,却看不见前辈眼中的“灿烂阳光”,有时反而是一些如影随形的“雾霾”。

2.  ABC 对身份的困惑:

听说有的孩子可能因为父母是移民,或者英语口音重,而自卑。虽然这种现象应该很少,但是不可否认,第一代移民的生活状态对其下一代有着直接、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ABC 里面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并不很特别看重其华裔身份,更别说以此为荣。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不过可以归纳成如下几点:

2.1. ABC 离自己的中国“根”太远,即使每年短暂去中国旅行,对中国文化和现在中国的美好一面接触得仍然不够,但是不经意听到的和看到的丑陋现象却印象深刻,所以感情上难以对接

2.2. 美国有的社区有的人仍然避免不了戴有色眼镜看人,亚裔学生有时仍然可能会受到言语甚至身体上的攻击,也可能会被各个小团体排斥。亚裔学生在学校遇到“霸凌”(Bully) 的时候,是否会因为父母是新移民而忍气吞声? 特别是那些父母移民身份有问题的家庭,孩子们是不是更加不敢发声?在孩子们有更深的辨别是非、分析问题的能力之前,他们或许会迁怒到自己的亚裔身份

2.3. 青春期的ABC对独立和自由的渴望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要广。华人文化中,家长常常以为了孩子好的理由,试图控制和影响孩子的方方面面

2.4. ABC 自身有着跟其他人“一样”的愿望,ABC 一方面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跟其他人一样的美国人,另一方面,无论是自己的家庭,还是学校和社会,都在提醒他们,他们是亚裔,跟白人黑人老墨不一样。如果家庭不能很好地引导,这些孩子就可能有身份认知的困惑。这种困惑如果长期存在,可能影响其它思想、情感和行为。这个领域应该多做研究。

3. “爬藤”的困局:

感觉很多华人家长的人生目标就是让孩子“爬藤”。孩子的一切活动都以“爬藤”为目标,各种才艺班、技能班、数学班、SAT 班、各种 Club, 义务劳动等等,都是以升学,特别是进入藤校,为目标。

华裔爱藤校,可是藤校不爱华裔。

从已经获取的信息来看,今年藤校对华裔的录取率更是创纪录的低。整个华裔社区都在为藤校纠结。在很多华人眼里,藤校对华裔无疑存在歧视和偏见。无论我们想不想上藤校,我们固然要坚决反对藤校的这种歧视。但是,为了进藤校,我们准备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的B-计划是什么?

我们华人社区出现了很多“虎爸虎妈”,也出现了很多“牛娃”。如果你家“牛娃”根本不用你“推”,就直接把所有藤校都拿下。那自然,你想去哪去哪。

华裔孩子虽然都很聪明,但是在藤校这件事情上,因为隐形的名额限制,主要还是亚裔/华裔之间互相竞争。不是你的孩子不够优秀,而是还有更优秀、更努力的亚裔孩子。

华人文化中习惯给孩子设立一个很高的目标,一旦不能实现,孩子的挫折感和负疚感,一定十分强烈。我们的文化对错误不够宽容,对试错也不够鼓励。我们更在乎那些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成绩为“A”。任何成绩低于“A”就是“F”!

“爬藤”的三个极端的后果就是:1)孩子经过12分的努力,仍然没有进入自己理想的学校,思想疙瘩无法解开;2)孩子被逼进了自己不想去的“藤校”而错过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感觉生无可恋;3)经过千辛万苦,孩子终于被“推”着进了“藤校”,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多更加优秀同学。除了压力,还是压力

无论哪一个后果,家长和孩子都不希望发生,我们都要提前预防。很多家庭在高一,甚至初中时就为“爬藤”开始准备了。在准备各种藤校要求的各个方面的同时,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理解孩子的追求,帮助孩子在心理方面做好接受任何一种结果的准备?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孩子成为一个有健全的人格,健康快乐、对社会有用的人。爬藤与否,顺其自然。

家庭的角色:

我们做家长的,要跟孩子一起成长,要关注孩子在每个阶段身体、思想、情绪的变化。

孩子的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在孩子身上的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看到父母的影子。

孩子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特定的挑战、问题和烦恼。

青春期的孩子,因为荷尔蒙分泌的变化,情绪变化会很大,身体对营养的需要也会跟着变化。家长不能刻舟求剑,需要根据不同的情绪变化,采用不同的心理疏导和陪伴方式。同时,根据身体不同的成长阶段、不同的情绪状态,补充不同的营养素。营养不在多,而在恰到好处。

孩子们的成长需要家庭的关爱和朋友的友情。家庭之爱有如阳光,朋友之情有如雨露。青春期的孩子需要一定的发言权、选择权和决策权,家长应该适当下放权力。家庭应该是孩子感觉最安全的地方,每个孩子都应该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需求。独裁必定导致压抑和反抗,对国家如此,对家庭同样如此

华人为了孩子的教育,什么都可以牺牲。“孟母三迁”的故事在美国华人社区每天都在上演。多少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想尽办法搬到更好的学区。只是不知其中有多少家庭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尊重过孩子的选择?诚然,孩子通常看不到搬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家长是不是也常常忽略了孩子的情感,而且高估了孩子的适应能力?孩子们一般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朋友圈进入一个全新的、陌生的圈子。特别是美国的高中里面圈子也很严重,这些圈子很多在初中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后来者不一定能很快进入既定的圈子。当然,这个也因人而异,家长需要根据自己孩子的性格和适应能力做出判断。失去朋友圈的孩子,容易变得孤独无助,最终在思想上和行为上走向极端。青少年的朋友圈跟家庭一样重要。 “三迁”之前,应该“三思”。“三迁”之后,需要随时观察孩子思想、情绪和行为的变化,多交流,少指示,根据情况引导。

家庭的作用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我们发现,父母的说教适得其反。父母可以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为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结交正确的朋友。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家长也不要急着责骂和惩罚孩子。心平气和地跟孩子好好沟通,搞明白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商量如何处理,以及以后如何避免。父母在帮助孩子处理一些问题的同时,孩子也在学习怎么处理问题。初为父母的我们,有时候对一些突发事件,也缺乏处理经验,这个时候跟孩子一起讨论处理方法,不丢脸,对大家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如何尽早发现自杀倾向?

自杀的主要原因似乎是抑郁症。抑郁症的早期迹象并不明显,但有一些常见的警告信号:

      • 有困难集中注意力、记住细节、做出决定
      • 有负罪感,觉得无用、无助
      • 觉得空虚、无聊、悲观、绝望
      • 失眠或者嗜睡
      • 对以前的爱好失去兴趣
      • 易怒或烦躁,感到焦虑、不安,反应过度,甚至有暴力倾向
      • 食欲或体重变化,一个月内体重变化超过5%
      • 容易感到疲惫、呆滞、沉重,效率低下
      • 强烈嫌弃自我,无法面对错误
      • 做出逃避现实的行为,如滥用药物、强迫性赌博、危险驾驶或危险运动。
      • 不明原因的持续的疼痛、抽筋和不适,如头痛、背痛、肌肉酸痛和胃痛

亚裔如何寻求帮助?

如果有人出现上述症状,或者表现出明显的自杀倾向和企图,一定要尽快:

1.  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和治疗

2. 拨打全国预防自杀生命热线 1-800-273-8255 (TALK)
它提供 150 多种语言, 24/7小时全国自杀预防热线。

中心将联系到距离拨号人最近的危急中心,安排即时咨询和心理健康转诊。

网站: https://suicidepreventionlifeline.org/

3.  拨打亚洲LifeNet热线 1-877-990-8585

它提供广东话、普通话、日语、韩语、福建话, 24/7 提供服务。

4. 浏览亚裔自杀预防与教育英文网站 www.aaspe.net 以了解更多信息

枪口下的美国: 左派的迷思和右派的固执

作者:龙烈生

(图片来自网路)

美国西雅图3月27日周三下午4点左右发生了一起恐怖的随机扫射枪击案,导致2死2重伤.

https://media2.s-nbcnews.com/j/newscms/2019_13/2801551/190327-bus-shooting-seattle-ac-938p_aa9241b793eb57fa9a451bcc007001b0.fit-2000w.jpg

仅仅在5个月前发生的另一起恶性案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也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

10月27日, 星期六,美东时间上午10点左右,美东时间星期六上午10点左右,坐标:美国宾州西部的匹兹堡市内名为“生命之树”的犹太教堂,血洗的枪声充斥该教堂。17人不幸中弹,至少8人死亡。该犹太教堂成立于150多年前,案发时教堂里有大概60到100名信徒。匹兹堡是宾州的第二大城市,传统钢铁之都,现在已经衰落。市内有世界闻名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因为突发的枪击案,校园临时关闭。 多名警察受伤,凶案嫌疑人 Robert Bowers, 46 岁,也受伤被送往医院。【这里吐槽一下:美国警察的水平有时真的让人无语,面对假想中的平民的威胁时,通常能够把对方一击毙命,却让真正的罪犯活着,继续浪费纳税人的钱】

匹兹堡的地理位置,图片来自网路

出事的犹太教教堂,图片来自网路

这显然是针对犹太人的一起“仇杀”。

“仇杀”成了美国社会解决问题的直接的、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

枪支,让“仇杀”变得更加容易和普遍。扣动扳机,解决问题。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两年美国影响比较大的枪击案,不可谓不触目惊心:

1. 2018年10月27日, 宾州匹兹堡市犹太教堂, 死亡:8+, 受伤:9+; 原因:仇恨犹太人,认为川普政府被犹太人控制

2. 2018年06月28日, 马里兰州的《首府公报》报社, 死亡:5+, 受伤:2+; 原因:报社披露凶手骚女性的真相细节

3. 2018年05月18日德克萨斯州的Santa Fe High高中,死亡:10+, 受伤:14+; 原因:对校园欺凌的报复

4. 2018年02月14日,佛罗里达州的 Stoneman Douglas 高中,死亡:17+, 受伤:17+; 原因:凶手为问题少年

5. 2017年11月05日,德克萨斯州Sutherland Springs 教堂,死亡:27+, 受伤:20+; 原因:家庭纠纷

6. 2017年10月01日,内华达州赌城音乐会,死亡:59+, 受伤:851+; 原因:凶手精神病 (据说)

(参考了 维基百科数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ss_shootings_in_the_United_States)

我们再来看看几组统计数据。 美国平均每100位居民持有120.5 件武器,居世界第一,是其它发达国家的4倍以上:

(数据来源于Small Arms Survey

在15个发达工业国家犯罪率与枪支的关系,美国3倍于其它国家,毫无悬念地排第一:

再看看每百万人口持枪犯罪的次数,美国妥妥地又是第一,是最接近的瑞士的近4倍,是澳大利亚那个被称为罪犯后代的国家的近20倍:

这样的“第一”, 美国不需要!

作为“灯塔国”的美国,为什么会这样?鄙人试着总结如下:

  1. 枪支泛滥: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平均枪支拥有率极高;
  2. 精神疾病:缺乏治疗,或者药物的副作用。很多凶手有精神疾病,不过枪击案增长高过精神病人的增长;
  3. 文化、宗教、种族冲突;
  4. 报复:对长期受到的欺凌的报复;
  5. 出名;成为网红;
  6. 效仿
  7. 政府失职:没有做好背景调查,或者犯罪数据库没有及时更新,不准确;
  8. 个人主义;

美国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病入膏肓,精神上和身体上到处充满病态。社会道德每况愈下、仇恨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有各种心理和精神疾病,泛滥的枪支以及枪支法律的各种漏洞让罪犯可以从容地准备。枪击案只是“美国病”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最能体现美国“左”、“右”两派只顾自己争论,自说自话,不能或者不愿面对现实。今天我就冒着得罪左、右两派的风险,试图剖析一下目前枪支泛滥的历史和现状。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给与美国居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这种权利目的在于保护个体于来自多数的暴政 (“tyranny of the majority”)。美国人的这种权利,是从英国法律那里继承过来的,确实比美国本身还要久远。问题是,现在这种权利是否得到了很好的管理?有没有被滥用?

在“禁枪” 或者 “限枪” 这些议题上,美国社会争论不休, “左”、“右”互相指责。

左派的“迷思”

“左派”无视美国社会到处存在的心理和精神疾病,特别是美国主流文化中病态的的“政治正确”,久而久之,很多人就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 —- 很多美国人对社会的认知,不再是基于简单的对错逻辑和道德判断, 而是基于对自己是否有利。

左派对“政治正确”的“病态”追求,也导致了很多存在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自己不知有病,或者拒绝知道,因而得不到及时治疗。“政治正确”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美国社会的 ”鸵鸟现象“ —- 掩盖或者粉饰真正的问题,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这些人居然能够通过背景调查而拥有枪支;

左派打着保护少数团体的利益的旗号,肆无忌惮地践踏多数人的权益,造成了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恶化,冲突加剧。因此绑架社会道德和良心的情况越来越多。一方面,“绑架者”一旦不能如愿,就诉诸武力;另一方面,在政治正确的“白色恐怖”之下,主流媒体被把持,“被绑架者”如果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发泄或者缓解,就极有可能诉诸武力。

左派只会指责美国的拥枪制度,不提或者不知美国人均枪击案最高。枪击案的根源在人,而不是枪。

右派的“固执”

一些右派对枪的痴迷,对一些有效的枪支管理改革,积极性并不高。虽然说“枪击案的根源在人,而不是枪“, 但是枪毕竟比刀更有杀伤力。如果拥有枪支不是现在这么容易,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个心怀仇恨的人,很可能只会拿起破坏力和杀伤力低得多的武器。很多人在杀人的冲动消失后,不会再考虑杀人。太容易得到枪支,让这种可能性变小很多。

一些右派此时肯定会说,如果公司、学校、教堂、报社当时有持枪的勇士,估计伤亡会低很多。不久前在沃尔玛发生的勇士击毙歹徒的事件,“拥枪右派”就津津乐道。现在“持枪”的审查并不苛刻,有多大的概率,我们能保证持枪歹徒出现的时候我们有勇士在场?我们是不是要全民24小时持枪吃饭、上街、上班、做爱,甚至睡觉?

路在何方?

每次枪击案发生后,政客们都会说几句谴责的话,表示一下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同情或者哀悼;有的或许还会流下几滴真诚的、或者表演的眼泪;而民众照例是点上蜡烛,献上鲜花,送上那似乎万能的祈祷。然后…基本上就没有然后了。“亲人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是美国社会的新常态。

这就是美国!难道这就是我们不辞千辛万苦、不远万里、飘洋过海寻找的繁衍生息的地方?是时候了,美国朝野从内斗中解脱出来,做点实事。

政治上,我们需要支持法律和秩序;经济上,我们要求政府提高效率和增加就业;个人权利上,我们要支持宪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在言论最自由的美国,也不是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难道“拥枪自由“的自由度居然可以超过“言论自由”的自由度?是时候,“左”、“右”的选民,督促当权者为了这个美丽的国家,做几件实事:放弃粉饰太平的“政治正确“,拯救病态的美国社会和严格加强“枪支管理”!

逝者安息!生者可曾安心?!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费城废话》,略有改动。

相辱以沫(墨),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们总是互相抹黑,是为“相辱以墨”;

我们总是彼此攻击,是为“相辱以沫” —-

放眼华人世界,我们看到:除了一盘散沙,就是一只只刺猬。

你有选择成为一粒沙子的自由,至少人畜无害;至少可能为新的大厦做一点微薄的贡献,暴雨和大雪来临时,还可以有些许的自豪和宽慰;或者,至少还有希望进入大海,成为诗和远方的一部分…

如果你选择成为刺猬,请离我远点 —

如果我们曾经是兄弟,我会把那些侵染过鲜血和汗水的记忆,好好封存,从此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祝福,或者不祝福,都如路旁的微风,再也不会驻足等候对方,甚至没有耐心等待回答。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但是或许再也不会想起。兄弟阋于墙,常不能外御其侮,  与其互相厮杀,不如相忘于江湖。

如果我们曾经是战友,我们或许一起赢过、输过,更有可能毫无结果过。我们可能为了“高大上”的人生理想或者政治理念,更有可能是那些时过境迁的、莫名其妙的原因,一起声嘶力竭过、挥汗如雨过。但是,现在,也许是你,也许是我,有人后悔了、退出了、退却了,我们不再肩并肩、背靠背了;或许那些战斗已经结束了,在前行的路上,我们分别进了不同的战壕。 既然这样,何不让大家保留一丝体面、一点尊严,让我们相忘于江湖。

如果我们注定要端起枪口,对准对方的阵营,我们能不能像文明人一样地战斗,而不是野蛮人一样地撕咬?

你我所生存的社会,有健全的法律,或者貌似健全的法律。文明人的战斗,难道不应该是在法律范围内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同时也容忍对手那么做吗 — 即使你不会伟大到去捍卫对手那么做的权利?

言语的攻击和背后的抹黑,固然也是常用的攻击, 可是我却天真地认为人类文明进化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屑于此了。因为“君子割席,不出恶声”, 古人都明白的道理。近年目睹海外华人参政议政的乱象,真的让人开始怀疑人生, 或许这就是真正的惨淡的人生?

2018.10.18

原载“微信公众号”《费城废话》

女博士杨君

张又普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高喊男女平等,但实际上是很难平等的,在我周围的朋友圈里,高学历者众多,但女博士的比率却很低,屈指可数,杨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人。大约在1958年前后,杨女士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干部家庭,从小聪明伶俐,智力超群,很有语言天才,身为湖南人,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没有一点地方口音。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中国的学校被关闭,但杨女士没有停止学习,她在家庭的影响下,努力学习英语,进步神速,很快就成了当地一所学校的英语老师。1976年毛泽东去世,次年恢复大学入学考试,12年的毕业生云集一堂,全中国共有570万人参加了高考,但只录取了27.5万人,大概可以说是1949年之后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吧。那一年,杨女士考取了东北某大学的东语系,攻读日本语专业。日本统治东北14年,所以那里的日语水平比较高。杨女士的大学同学们几乎全都来自东北,几乎全都在入学前就有很好的日语基础,只有南方学生杨女士一人连日语字母都没有学过。然而依靠她出众的天才与努力,很快就鹤立鸡群,傲视全班。

1981年秋季,在我们77级毕业前夕,中国进行了一次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大约有20万人左右参加了此次考试,共有9,363人获得了国内研究生的入学资格。接着,国家教委又从中选拔了900人作为出国留学研究生,这些人,一半左右被派往美国,149人被派往日本,其余的人则被派往欧洲、加拿大、澳洲等地。杨女士就是”首期留日研究生”149人当中的一人,是她们学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国派留学生的毕业生。1982年3月至9月,在大连外语学院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出国留学培训,与我同班,因而相识。到达日本后,我们又一起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再次同学三年,相互间更为熟悉与了解。

在那个时代的留学生里,共产党员人数很多,有个别人高调做人,逢人便炫耀自己是个党员,更有甚者,每个星期都给驻日使馆打电话,汇报留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弄得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见了那种党员就躲得远远的。然而杨女士却是一位谦虚谨慎、低调做人的人,一直到我们分别十几年之后,我才听说她不到二十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杨女士与一位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谈恋爱,使她在留学生中名声大噪,并引起驻日使馆的干涉与反对。1988年3月,我们博士毕业,按规定应该回国效力,然而那时我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回国。大使馆派来三位领事来到筑波大学,召集我们开会,责令我们回国。并对我们威胁道:今后不再为我们延期护照,这样一来,一年之后,我们大家就会成非法居留者。至于党员同学,不回国者一律开除党籍。那时,我们大家手中都是中国护照,无可选择,身不由己,大家吓得鸦雀无声。这时,只有杨女士一个人挺身而出,指出:拒发护照的做法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且一个人的人生应该由自己来决定,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如果认为我们花了政府的钱,我们可以连本带利退还。这种“拿钱买自由”的方法是当时东南亚各国的普遍现象,然而使馆官员们好像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方法,深感意外,并当场严词拒绝。不过一年多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国派留学生如果不愿意回国,还钱就可以了,并且还规定,以后出国的人,出国之前就要立下日后还钱的字据。我相信,杨女士是第一位向中国政府提出“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的人。当时,面对杨女士的慷慨陈词,使馆官员喝令我们大家退场,只留下杨女士一人与之舌战。当我离开会议室的大门时,回头看了一眼,杨女士以一敌三,已经泪流满面了。

拒发护照这种做法是驻日使馆的土政策,不仅违反了中国法律,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中国驻美大使馆就反对这一做法,因为这就成了申请政治避难的最有力的证据。那时为了获得合法护照、滞留海外,众留日学生们真是做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约有以下几种方法:
(1)先暂时回国,避避风头,待稳定下来之后,再重新申请护照,二次出国。
(2)设法到美国去出差,向中国驻美使馆申请护照。
(3)设法与驻日使馆的一些官员相识,私下里送一些贿赂,即可合法延期护照。
(4)设法移民加拿大、美国、或其他国家,申请其他国家的护照。
(5)其他一些聪明睿智、妙不可言的方法,这里不便于详细介绍。

2017年6月,微信群把我们这批人重新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当年的149人除12人情况不详外,137人直接或间接地取得了联系,占总数的92%。在这137人当中,有65人陆续返回了中国,有72人定居海外,回国率占47%。这个回国率与当时“首期留学北美研究生”的回国率相比,算是比较高的,这与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可能有关,并且与驻日使馆拒发护照也可能有关。在八十年代,外国留学生想要留在日本,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想要绕过驻日使馆的阻挠,合法延期中国护照,也是很难的。我相信,当年杨博士的挺身而出、舌战驻日使馆官员,为日后提高移居海外的比率,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杨女士博士毕业后,与台湾男友结婚,两人都获得了日本某大学终生教授的职务,数十年后,其夫君成了系主任级别的资深教授。杨女士婚后幸福美满,夫妻恩爱,不久就怀上一对双胞胎。杨女士身材娇小,肚子里的两个儿子却茁壮成长,体积很大,导致难产。杨女士拼尽了人生最后的一点力气,勉强生下了两位宝宝,自己却陷入深度昏迷之中,数小时之后,杨女士死于产后心力衰竭。日本是个医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产妇死亡率几乎是零,然而这个小概率事件就落到了杨女士的身上,我相信,她的去世对日本医学界都有一些影响,此后,身材娇小的女性生孩子时,刨腹产的比率可能有所增加。

杨女士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抛弃自己的共产党党籍,不惜抛弃自己的中国国籍,舌战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为众留学生日后获得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她所提议的“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一年多之后被中国政府采纳,成为后来公费出国留学的国策,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小段文章。谨以此文回忆历史,纪念杨博士短暂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衷心祝愿她冥福。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5月13日)

资料链接:
大连外语学院:http://www.dlufl.edu.cn/
筑波大学:https://www.tsukuba.ac.jp/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作者: 秩序的根基

赵祯(1010-1063),宋仁宗,北宋第四位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中国历史上的24个王朝,完成全国性统一的王朝有11个,存活过百年的只有6个。

这其中有四个朝代,先不提北宋,西汉、唐、清在统治稳定之后,都有至少一个在位超40年的皇帝:汉武帝,唐玄宗,康熙和乾隆。

其共同特点是:存在感非常强,一提到某王朝,大家会自然而然想到他们;在其治下,王朝走到强悍之巅,称之为名震寰宇也不为过。

北宋同样拥有一位在位超40年的皇帝。您第一时间会想起谁?

是“一根棍棒打下四百军州”的宋太祖赵匡胤,是“烛影斧声、弑兄夺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还是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宗?

都不是。这个人叫赵祯,庙号“宋仁宗”让人“意外”的是,宋仁宗迥异于其他朝代那几位皇帝:他既没有历史上的“存在感”,也没有世人口中的“丰功伟绩”。

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民间闲谈,说到他,都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比较注重休养生息,一个老好人,很有人情味,好像,还有点儿傻……

这不是宋仁宗的悲哀,尽管,他是中国第一个“仁宗”。

事实上,皇帝堆儿里,庙号仁宗的都跟伟大扯不上关系。国人崇拜雄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开疆裂土的强人,是国人心目中最好的皇帝。

提起这些人,很多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那是自己的“带头大哥”,为自己谋得了千般富贵、万世太平。

于是,我们记得几乎所有的“太祖”“太宗”,连发动玄武门之变,同室操戈的李世民,也被赞为千秋“大义”。

 

但是,谁也无法否定,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现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

人文、科技、金融,这三项现代人最重视的软实力,竟然如此钟情宋仁宗,那些光耀千秋的巨擘,全然汇集于他在位的四十年,使那个看起来缺乏大事件的朝代,竟是那么的令人向往!

穿越两千年风烟,想找出一个比仁宗朝更好的时代,恐怕相当难。

被历史选择性埋没的宋仁宗,因何成就了两千年的最高峰?

宽    厚

嘉佑六年(1057年),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愤然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这基本上是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如此“恶毒攻击”他将要效力的皇帝,简直“大逆不道”。考官们自然共同撇嘴。这时,仁宗却发话了:

“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

最终,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举人。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左苏轼,右苏辙

某次,包拯联合其他谏官,合力弹劾三司使张尧佐,指责他平庸无能,言辞十分激烈,并要求罢免他。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依着张贵妃的恩宠任此要职,包拯这么一闹,仁宗感到很难办。

见拗不过包拯等人,仁宗想退一步再说,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放外去当节度使。谁料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词壮声高,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

仁宗也有些动气:“你们这是在声讨张尧佐吗?节度使是个粗官,值得这样争吵吗?”

包拯旁边的谏官唐介立马接着说:“太祖、太宗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节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仁宗气得干瞪眼,外放的事只得作罢。

回到后宫,憋了一肚子怨气的仁宗,把闷火撒在张贵妃头上,他对张贵妃吼道:“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当时同时任命四职)!你哪里知道,现在是包拯当御史呢!”

口含天宪的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狈,千古无有!反过来说,倘使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的千古盛名?

宋仁宗一直在学习唐太宗,唐太宗节俭爱民,宋仁宗就把节俭做到极致。

唐太宗有一个好老婆,宋仁宗就硬着头皮接受了非常讨厌的曹皇后;唐太宗写了《贞观政要》,宋仁宗就写了《洪范政鉴》。

唐太宗擅长飞白,宋仁宗就苦练飞白;唐太宗沉迷丹药,宋仁宗没有。

唐太宗也曾有杀掉魏征的念头“杀此田舍汉”,宋仁宗除了回到后宫对妃子发点牢骚,可是真没动过此念,“台谏之言,岂敢不行”!

如果这还仅仅涉及一些所谓的“面子”,下面这件事似乎触动了“骨子”。

四川一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么?

 

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仁宗却道:“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怎能治罪呢?

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

奠定了大宋朝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人士的基础。仁宗一朝,将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称羡的高度。

并且,不仅是对知识分子。饥荒年间,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道:“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

审   慎

仁宗朝,三冗问题已积重难返,宰相文彦博提出裁兵6万,仁宗犹豫不决—他担心,裁兵一时爽,兵变火葬场,多出来的6万人如何处置?

相比较,明末崇祯帝精简驿站时,一次裁掉8万员工,为朝廷省下大量白银,是不是很英明、很果敢?

但稍具历史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他裁掉的8万员工中,有一位叫做李自成。

宋仁宗反复与文彦博探讨,直到文彦博详细给他列出裁员条例和后续措施,并立下军令状,保证不会发生兵变,仁宗才最终拍板。

何况,宋仁宗清楚,之前王则起义(仁宗朝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就是文彦博轻松平掉的,这是宋仁宗拍板的底气之一。

最终,裁员任务顺利完成。

宋夏战争之初,西夏联辽攻宋,但满腹小算盘的辽国把军队开到宋辽边境,意欲先敲诈一笔。

与此同时,半自治的广西壮族人民不堪交趾国的压迫,希望归顺宋朝以图大宋的庇护。

这本是好事,但此时答应,无异于宣布同交趾为敌。若换成国人所膜拜的秦皇汉武,那肯定就是西夏、辽、交趾三线开战,先打他娘再说。

宋仁宗不敢冒险。他第一时间派富弼去和大辽谈判,自愿被敲诈。

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辽被争取到自己这边,辽主甚至御驾亲征帮助宋朝攻打西夏。

西南这边,暂且放弃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撑不下去,投降了交趾,并帮助交趾攻宋,这就是所谓的侬智高起义。

不过他起义时,宋夏正好打完,仁宗让西军将领狄青去平侬智高,很快顺利解决。三个威胁全部解除。

“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这是宋仁宗常说的话。什么人喜欢战争?想靠战争获利的人,吃饱了没事干的人。

在宋仁宗眼里,战争是什么?“将以利物,不以害物;将以救之,非以危之。”

战争是为了拯救,而不是为了带来灾难,“总而言之,帝王兴师,必本仁义。”

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想法,实属可贵,但有多少人会认为他了不起?“岁币”一直被视为宋仁宗妥协大辽的屈辱。

但是,假如宋仁宗宁愿背负屈辱也要践行他的理念,这样的人古今有多少?民间有俗语,爷们汉唐娘们宋,意即大宋阉割了民族的血性。

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国家主义者在歌颂开疆拓土、虽远必诛的秦皇汉武,仍有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在赞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

然而,如果所谓的血性,就是让更多老百姓成为无谓的炮灰,究竟有多少人会力挺这种血性呢?

 

克  制

某日早朝,一大臣发现仁宗脸色难看,问何故。仁宗道:我不太舒服。

大臣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是昨晚贪图美色用力过猛了,就婉劝皇上别那么玩命。

仁宗哈哈一笑:哪有此事!我是昨晚饿的。本来想吃口烧羊肉,但没现成的,就忍了一宿。

大臣们众口一词:何不传御膳房?

仁宗道:唉,我当时考虑,老祖宗的法度中,也没有夜供烧羊的先例啊!

要是开了这个头,后世子孙就有可能一辈一辈传下去,这今后不知夜里要杀多少只羊啊!还是拉倒吧!

不要以为仁宗真的简单是因为“祖制”而节欲。仁宗清楚,放纵自己的欲望,便意味着朝廷权力的扩张,同时意味着民间权利的退缩与失守。

某日深夜,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之声,问何处在作乐?宫人说:这是民间那些酒楼在玩耍。

仁宗哦了一声不再过问,宫人却忍不住接着道:庶民都如此快活,咱这皇宫却如此冷落,这哪成啊!

这时,宋仁宗说出一句如此牛逼的话:正因为咱这里冷落,他们才有了这种快活;我要是想那么快活,冷落的就是他们了!

仁宗有一些妃嫔,服侍多年一直未晋升,提出升名位,仁宗说:“无此先例,恐行不通。再说我答应了,朝廷恐怕也通不过。”

众妃嫔都不信:“皇上所言即为圣旨,谁敢违抗圣旨呢?”仁宗笑道:“你们不信?好吧,我现在就为你们写一道圣旨。”结果,朝廷中枢果真否决了圣旨。

不久,又有妃嫔要求给她们晋升封官,仁宗这次不废话,取来彩笺,上书某人某官,众妃嫔称谢而去。

发薪时,她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加薪,管理部门却不认这个帐,将御书全部退回。

妃嫔们来告御状,看到仁宗“为难”的样子,当着仁宗面撕了御书,边撕边说:“原来这个真不管用的。”

事实上,历代帝王揽权,常用方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手诏。

仁宗并非没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他性子软,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

“雷人”之处在于,仁宗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总是事先给宰相打好招呼:

凡我所下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

王权大不过制度。做不到不私发手诏,却明言其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要亲审一起案件,被法官们断然拒绝。

詹姆士大怒:我是国王,和你们一样具有理性,由我进行审判是合理的。大法官柯克反驳道: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

詹姆士更加生气:你们还要不要国王的领导了? 大法官答: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08年,对应大明万历36年。但是,让我们看看比詹姆士一世要早500多年的宋仁宗。

宋仁宗也曾要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当时的风俗是,“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准备直接给近臣判罪。

“近臣”为皇帝身边的内侍,属于皇室家奴,以家法私自处置理论上并无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

王贽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

假如“一切出于圣断”,难免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差异裁决,闹出笑话。况且,君主当法官,叫专业法官往哪里摆?因此,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宋仁宗是怎么回应的?“许之”

两个故事相似,但结局大不同。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祈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

随后被免职。宋仁宗却最终采纳了王贽的意见。很显然,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

宋仁宗时期画作

晚清的立宪派一直想说服清廷“虚君立宪”,终究失败,如果将满清转换成宋仁宗时代,“虚君立宪”的转型,又将是一副何等气象?

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实事求是地说,宋仁宗的确谈不上雄才大略,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根本算不得杰出。

但他节俭、谨慎、宽容,他有私德、不折腾,仁宗时期的中国或许不是“大国”,彼时的宋朝人却最接近“大国公民”的表征,这,也许才是文明的真正内涵。

然而,我们不得不抛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一个皇帝,为何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被大书特书?更加遗憾的是,为何这种更符合人性的国家治理方式,没有流传到后世?

事实上,大多数朝代创建之初,基本上都是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当国力渐渐恢复,基于专制统治的独占性本质,皇权与无为而治思想无法兼容,朝代之初的治理理念必然被碾压。

因此,历史上数百位皇帝中,也仅仅有汉文帝、宋仁宗等极少数几位将这种道家思想贯彻到底。

同理,尽管在宋朝这样一个拥有宽松环境的时代,宋仁宗的出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传统制度的“人治”本质,必然导致再好的治理模式也将无法常继。

这种“无为而治”思想,就这样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着微弱的火花,但恰恰是这微弱的火花,与保守主义思想提倡的消极政治观不谋而合。

实际上作为现代文明中不可或缺的思想——“保守主义”,除了宽容、克制等观点,它更反对激进,反对盲目折腾、尊重人性、尊重个人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防范权力带来的危害。。。。与其说它是一种思想,不如说它是一种智慧。

从五·四运动到60、70年代,我们经历了激进带来的灾难,却一直与保守主义擦肩而过。到了今天,保守主义的处境依然艰难,经常被许多人误解成固执、不思进取、冥顽不灵,阻挠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顽固派。

但,幸运的是“保守主义已在中国登场。这一时刻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思想决定未来,我们每个人可以了解保守主义思想,有可能就改变我们每个人的走向,包括这个国家的走向。在此特推荐:“保守主义经典译丛”,这是一套经典的保守主义作品,作者包括柏克、柯克、托克维尔等保守主义思想大家,带领我们深入、细微地了解保守主义的深刻内涵。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关于申办中国签证常见问题中英文解答

1.如果我有十年有效、多次入境的中国签证,而且还在有效期,现在能用吗?

现在不能使用。疫情期间中方对外国人入境的签证相关政策目前仍然有效,原持有效签证、居留许可(工作、私人事务、团聚类许可除外)、APEC商务旅行卡的外国人暂停入境。如近期需要赴华,可参见《关于调整中国签证申办须知的通知》申请相应签证。

2.如果我有工作、私人事务或者团聚类居留许可,现在还需要办签证吗?

要具体看。持有效的工作、私人事务或者团聚类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在赴华事由不变的情况下,可直接凭居留许可赴华,无需另行申办签证。

但是如果您的居留许可已过有效期,或者在获发其他签证后居留许可已经作废,或者您赴华事由已经发生变化,您需要重新申办签证。如果已获发Z字、S1字或Q1字签证赴华,请在入境后30天内向目的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申办居留许可。

3.我有中国“绿卡”,就不用办签证了吧?

持有效中国永久居留证件的外国人无需另行申办签证。

4.申办签证要不要交护照,对护照有什么要求吗?

申请签证需要提供护照原件,护照有效期要在6个月以上,而且需要有至少1张空白签证页。通常情况下,护照的签证页会标有“VISAS”字样。

5.办签证要交照片吗?对照片有什么要求?

需要提交电子版照片。请您在线填写签证申请表(https://cova.mfa.gov.cn/)时,按网站提示提交电子版证件照片,如果您的照片符合链接中相关要求(http://sanfrancisco.china-consulate.gov.cn/qianzhen/201612/t20161215_10372652.htm)且系统审核通过,无需提供纸质照片。如在线填表过程中提示您电子版照片未通过审核,请在邮寄申请材料时一并将1张符合要求的纸质照片寄来。

6.签证申请表需要打印和签名吗?

必须的。请您完成在线填写签证申请表后,打印出确认页及表格,并在确认页及表格第九项签名。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申请人需由父母或监护人代签。

7.我现在不在美国,能通过邮寄方式申请签证吗?

不能。如果您不美国境内,我们无法受理您的签证申请。您可向所在国家的中国使领馆咨询有关签证申请事宜。如果您的常住地在我馆领区内,可向我馆提交签证申请。

8.我不想发邮件预约了,直接把申请材料寄到总领馆,这样会比其他人办得快吗?

不仅不会快而且可能办不成。对于未按要求完成申请材料初审或未获得预约号就寄出的,或信封上标注不清、不完整齐全的申请材料,总领馆将直接邮寄退回申请人。

更遗憾的是,如果您直接寄出的申请材料中没有提供回邮信封,那么您的护照将无法回到您手中,除非您主动联系总领馆。

9.我们一家三口都通过了签证申请材料的初审,并且拿到了3个约寄号码,我们可以把3个人的申请材料放在一个信封寄给总领馆吗?

请不要放在一个信封里。为避免邮寄过程中因材料超重或过厚等原因被退回申请人,请您为每个申请人分别准备信封和办理邮寄,也就是“一人一信封(也要内装回邮信封)”。

10.我想去中国探望我的家人,他给我写的邀请函有格式要求或者参考模板吗?

邀请函无固定格式要求,但建议包含以下内容:

邀请人XX,性别X,出生日期:X年X月X日,中国身份证号XXX(或外国护照号XX、中国永久居留证件号XX),现在中国居住地址XX,联系电话XX,电邮XX。

本人现邀请以下亲属赴华探亲(或长期居住),拟X年X月X日赴华,停留期XX天。被邀请人信息如下:

姓名XX,性别X,出生日期XX,国籍XX,护照号XX,与邀请人的亲属关系是XX。

本人承诺上述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责任。

邀请人签字  和  日期

邀请函可以是传真件、复印件或打印件,且必须有邀请人的签名。不接受电子邮件正文作为邀请函。必要时,领事官员可能要求申请人提供邀请函原件。

11.在美国出生的有中国血统未满18周岁的申请人申办签证时应该如何准备材料?

要看此类申请人是否为首次办理中国签证。如首次申办中国签证,除常规申请材料外,还需提交申请人出生证(原件或复印件将根据申办签证类别有所区别),父母双方的护照个人资料页复印件,证明父母在申请人出生时所持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状况的文件(如美国“绿卡”等)。如申请人此前已申办过中国签证,需提供常规申请材料(含原签证复印件)。

12.我已经办好了中国签证,但因机票等原因改变了旅行计划,可以在总领馆改签或者延期吗?

签证申请一经批准,不可更改,也不能延期,费用不予退还。在未收到总领馆颁发的签证前,建议不要购买赴华机票。由此可能产生的损失,将由申请人本人自行承担。

13.我有近期获发的有效签证,一定能入境中国了吗?

不一定,取得了签证并不意味着可以当然入境中国。中国边防检查部门将依据中国法律和规定,在口岸做出是否准予你入境中国的决定。

14.为什么发给我的签证种类跟我申请的不一样?

领事官员依据申请个案决定是否颁发签证、以及签证的种类、有效期、停留期限和入境次数。

15.办理签证需要多长时间?我提前多久申请合适?

一般情况下,自收到符合要求的邮寄材料之日起,约4个工作日内总领馆将完成签证审发。如邮件的纸质材料不合要求,将需要更长时间。您在邮局或快递公司系统中查到的送达时间不一定是纸质申请材料邮包的实际送达时间,一些邮包会延迟到馆1至2个工作日。

一般情况下,建议在计划入境中国前一个月左右递交签证申请。

16.只要我通过初审寄出申请材料就一定能获发签证吗?

在线初审通过并不一定会获发签证。总领馆在收到申请人邮寄的纸质材料后,将进行复审并决定是否颁发签证。如颁发签证,总领馆会将护照和签证寄回申请人;如不颁发签证,亦会寄还护照并退回签证费用。

17.我对办签证不是很了解,是不是要找个有经验的人或者中介机构代办?

个人信息诚可贵、委托代办需谨慎。申请人可自行完成签证申请,无需寻求他人或中介机构代办。如委托他人或中介代办签证,可能因他人或中介的违法行为,影响最终申请结果或产生其他不利于申请人的后果或法律责任,这些都将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18.我现在人在中国,签证停留期快到了,能把我的美国护照寄给我在美国的朋友,再由他寄给总领馆申请新的签证吗?

不可以。你必须在签证停留期满前离境,或向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咨询是否可以就地申请延长停留或居留时间。

19.我平时最怕麻烦,签证申请表看起来内容有点多,有些信息我不想提供,随便瞎填一下就行了吧?

不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在申请签证过程中弄虚作假,或者不能按签证机关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的,不予签发签证。对不予签发签证的,签证机关可以不说明理由。

20.签证费我能交现金、个人支票或者用信用卡支付吗?

不能。我馆目前只接受汇票(money order)或现金支票(cashier’s check),收款方请写:Chinese Consulate。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关于申办中国签证常见问题解答(英文版)

Q & A On Applying for a Chinese Visa

1. If I have a valid Chinese visa with multiple-entry and 10-year validity, can I use it to travel to China now?
No, you can’t. The arrangemen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emporary suspending for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valid Chinese visas or Residence Permits to enter the country is still in effect.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valid Chinese visas, Residence Permits (Residence Permits for work, personal affairs, and family reunion are not included), and APEC Business Travel Cards are temporary suspended to enter the country. If you need to travel to China recently, please refer to the “Notice on Adjustment of Chinese Visa Application Instructions” posted on June 13, 2022 for visa application.

2. If I have valid Chinese Residence Permits for work, personal affairs, or family reunion, do I still need a Chinese Visa?
It depends.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valid Chinese Residence Permits for work, personal affairs, and family reunion are allowed to enter China with no need to apply for new visas if the purpose of going to China remains unchanged.
If the Residence Permit is expired, or it has been canceled due to receiving other type of visas, or your purpose of going to China has changed, you need to apply for a new visa. Holders of Z, S1, or Q1 Visas are required to apply for Residence Permits from the local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within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entry.

3. I have a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t ID Card. Do I still need to apply for a Chinese Visa?
Holders of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t ID Cards do NOT need to apply for visas to enter China within the validity of the ID cards.

4. Do I need to submit an original passport to apply for a visa? What ar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passport?
Yes, you do. It is required to submit the original passport with at least 6 months of validity and at least ONE blank visa page. Usually, the visa page of a passport is marked with the words VISAS.

5. Do I need to submit a photo to apply for my visa? What ar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photo?
Yes, you do. When you fill in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online at COVA system (https://cova.mfa.gov.cn/),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to upload a digital version of your photo. A physical photo is not required, if the digital version you submit online is qualified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listed on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s://www.mfa.gov.cn/ce/ceus//eng/visas/zyxx/P020161206204655391310.jpg.
If your digital photo is not qualified according to the feedback of COVA system (https://cova.mfa.gov.cn/), ONE qualified physical photo should be included when mailing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to the Consulate.

6. Does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need to be printed and signed?
A must. After completing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online, please print out the confirmation page and the whole form and sign the confirmation page and item 9 of the form. Forms of minor applicants under the age of 18 need to be signed by their parents or lawful guardians.

7. I am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can I apply for a visa by mail?
No, you can’t. The Consulate will not accept your visa application while you are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may inquire the Chinese Embassy or Consulate-General in the country of domicile on your visa application. If the place of domicile is in the consular jurisdiction of the Consulate-General of China in San Francisco, you may submit the visa application to the Consulate-General.

8. If I mail my application documents directly to the Consulate  instead of sending an email for application preview, will my application be expedited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applicants?
No, it will not. Neither your application will be accepted, nor be expedited.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should be mailed to the Consulate AFTER being previewed by the staff and the unique mailing reference number through email being given. The whole set of application documents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applicant by mail, if the preview is skipped, or the address on the self-addressed envelop is not explicitly written, or the required documents are not included. And your passport without a self-addressed envelop will not be mailed back to you unless you contact the Consulate and send the self-addressed envelop.

9. My family of three have all passed the preview and obtained 3 different mailing reference numbers. Can we put all our documents into ONE envelope and mail it to the Consulate as a whole set?
No, please don’t. The overweight or oversized envelope could lead to the unnecessary return to the applicants during shipping, please prepare a separate envelope for each applicant, that is “one applicant, one mail (with self-addressed envelope in each one)”.

10. If I want to visit my family members in China, is there a  template or required format for the invitation letter from them?
There is no specific template or required format for the invitation letter. It is suggested to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Date of letter
Inviter’s name, gender, date of birth (yyyy/mm/dd), Chinese ID number (or foreign passport number and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ce ID card number), address (in China), phone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
Details of the planned visit: purpose (e.g. long-term family reunion, visiting family members etc.), arrival date, and estimated duration of stay in China.
Applicant’s (invitee’s) name, gender, date of birth, nationality, passport number, and the kinship with the inviter.
I promise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true. I will take all responsibility if there is any false information.
Hand-written signature

The invitation letter could be a faxed copy, a photocopy, or a printed copy with the inviter’s signature. The email text cannot be printed out and used as an invitation letter. The original invitation letter may be required by the Consul if necessary.

11.  What documents are required for the U.S.-born applicants (under the age of 18) with Chinese descent to apply for a visa?
It depends on whether such applicants are applying for a Chinese visa for the first time.
If he/she appli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ddition to the regular application documents, the applicant’s birth certificate (the original or copy will b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visa application), a copy of the passport information page of parents, and a document proving the status of the foreign permanent residency held by the parents at the time of the applicant’s birth (such as a “green card” in the United States, etc.). If the applicant has once obtained for a Chinese visa, he/she is required to provide regular application documents (including a copy of the previous visa).

12.  I have obtained the Chinese Visa, but my travel plan has changed due to air tickets or other reasons, can I request to renew or extend my visa?
No, you can’t. Once a visa is issued, it cannot be changed or extended, nor can the fees be refund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pplicants should purchase air tickets after obtaining the visa. Any possible relevant loss occurred will be borne by the applicants.

13.  If I have a valid Chinese visa, can I definitely enter China?
Not necessarily. Obtaining a visa does not mean that you can necessarily enter China. The Chinese border inspection department will make a decision at the port on whether to allow you to enter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14.  Why is the type of visa I am issued different from the one I applied for?
The consular officer decides on a case-by-case basis whether or not to issue a visa, as well as the category, validity, duration of stay and number of entries.

15.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process my visa application? What is the right time to submit my visa application?
It usually takes 4 working days for the consul to process and issue a visa after the qualified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are received. If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fail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it will take longer. The delivery time you find in the post office or courier company system is not necessarily the actual delivery time of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parcels, and some parcels will be delayed by 1 to 2 working days.
It is advised to submit a visa application about one month before the planned entry into China.

16.  If I mailed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to the Consulate after my application was previewed, is there a guarantee that I will be issued a visa?
Passing the online preview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obtaining a visa. After receiving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the consul will review the application and decide to issue a visa or not. If the visa is issued, the passport with the Chinese visa will be mailed back to the applicant. If the visa is not issued, the passport and visa fee (money order or cashier’s cheque) will be returned.

17.  I don’t know much on how to apply for a visa, should I ask someone with experiences, or find an agency to help me with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important and it should be cautious to entrust an agency to apply for a visa. Since the visa application procedure is not complicated for most of the applicants, entrusting someone else or an agency is not necessary. Getting help from an agent or agency to apply for a visa, in case there are illegal acts related with the agent or agency, it could not only affect the issuing of the visa, but also lead to possible unfavorable consequences or legal liabilities, which may be borne by the applicant.

18.  I’m now in China, but my visa will expire soon. Can I mail my passport to my friend in the U.S. and apply for a new Chinese visa from the Consulate?
No, you can’t. You should leave China before the expiry of the visa or consult with the local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extension of stay in China.

19.  I don’t want to bother filling in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which seems too much to be answered. And I don’t want to provide som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s. Can I just fill out the form at random?
No, you can’t.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Exit-Entry Administration, if the visa application process is fraudulent, or if the applicant fails to submit the required documents, the visa will not be issued. If a visa application is denied, the reasons may not be given.

20.  May I pay the visa fee in cash, by personal cheque or by credit card?
No, please don’t. At present, only money orders or cashier’s cheques are accepted. Please write “Chinese Consulate” in the blank of“Pay to……”on the money order or cashier’s cheque.

创造历史!华裔女子黄柳霜即将登上2022年25美分硬币! A面华盛顿 B面黄柳霜!

作者:  华裔人物早餐会    (转载)

美国铸币局公布了五位美国女性先驱的完整名单,从Maya Angelon到黄柳霜,这些女性先锋今年起将出现在美国25美分硬币上,她们将成为“美国女性铸币计划”的首轮展现面孔,黄柳霜Anna May Wong是目前入选该计划的唯一一位华裔,同时也是首位被刻上美国硬币的华人女性。

今年起,华人黄柳霜将和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总统并列在25美分硬币上,开创历史。
一个变卖全部家当,支持中国抗战的传奇女性之珍贵历史影像,从误解到理解,需要近百年的时间来佐证。

01

华裔登上美元第一人

据华裔人物早餐会了解,今年起,上述5位杰出女性的头像将首先出现在美国25美分硬币的背面,(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将继续保留在硬币正面。)这些女性曾被他们从事的职业拒之门外,也曾经被误解,歪曲,但她们的优秀,坚韧,让他们成为那个职业的代表,个中故事虽有辛酸和波折,但不妨碍她们波澜壮阔,开拓进取的人生讲述,在这其中,一个华人的故事更显得弥足珍贵,成为我们缅怀的前辈。“美国女性铸币系列”是从2022年至2025年发行的一套25美分的硬币系列,以纪念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生效一百周年。该系列硬币的正面为美国国父兼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头像,硬币背面将纪念一名杰出美国女性。被表彰的女性需在选举权、民权、废奴、政府、人文、科学、太空、艺术等领域中对美国作出卓越贡献,并来自不同的种族和地域背景。黄柳霜是唯一中的唯一。

 

她背负争议,行走于东西方的无间道上,她出演过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双色胶片电影,但是在100年前那个保守时代,父母曾反对说,每拍一部电影,就会掉一次魂儿,她突破政治、种族和性别的藩篱,在排华风潮及国人质疑声中成为引人瞩目的国际明星,在群星闪耀的影史黄金时代留下一道别致的东方魅影。

 

她去世后,好莱坞的华人女演员有一段时期的空白,随后才有了卢燕、陈冲等。即使在今天,能晋身好莱坞担纲的华裔演员仍是屈指可数。但在电影才发明了十几年时,黄柳霜却敢冲破桎梏投身好莱坞,大胆前卫。她也是无声电影时代好莱坞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华裔女星。有关她生平的两部纪录片和英文传记也相继问世。她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果敢和坚强的品质,成为开天辟地的好莱坞华裔女星。

美国历史学教授格理汉·何杰说:“如今,再找不到一位华裔女星的成就,足可与黄柳霜媲美。”

02

黄柳霜是谁?

她是首位美国好莱坞的华裔明星,是侨居外国华人中最早的小明星。1919年仅14岁的黄柳霜就在美国好莱坞电影《红灯笼》一片里登上银幕。1921年,参演的美国电影《人生》上映,她在片中饰演男演员Lon Chaney, Sr.的妻子;1922年,出演美国电影《海逝》。1924年她在美国大明星范朋克主演的《巴格达窃贼》中扮演蒙古女孩而出名,该影片在中国上映后,她的名字遂为国人所知。

1929年黄柳霜离开好莱坞,在德国与英国合拍的《歌曲》片中饰演主角,由于能歌善舞,加上精湛的演技,遂在欧洲走红。随后她漫游欧陆数载,又频繁来往于好莱坞与欧洲,拍摄了《应卡迪利大街》、《爱情的火焰》、《中华儿女》等片。1932年她返好莱坞加入派拉蒙公司主演了《龙女》一片,在国内声誉大振。

在西方公众眼中,黄柳霜是一位跨时代的传奇华裔女性,她从默片时代崛起,经历了好莱坞电影的黄金时代,是许多人心目中“20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裔影星”,完美地展现了“中国女性之美”。

很多人不知的是,三十年代,她也曾经毅然回到祖国,变卖自己珠宝家当,全然支持抗战,一个弱女子,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罕见。

鉴于黄柳霜作为首位闯荡好莱坞并且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名的华裔女演员,她还与朵乐丝·德里奥、多萝西·丹德里奇、梅·韦斯特及玛丽莲·梦露成为“好莱坞银铸四淑女眺望台”的雕像人物。

 

从百度到维基百科这样介绍她:黄柳霜(1905年1月3日 – 1961年2月3日),职业姓名为安娜·梅·王,是一名美国女演员,也被认为是第一位华裔好莱坞电影明星,第一位获得国际名声的华裔女演员。她的职业生涯横跨无声电影、有声电影、电视、舞台表演和广播。可以说,她实际上是第一个红遍好莱坞的华人女星。

黄柳霜祖籍广东台山,是移民美国的第三代华人,其家族赴美的第一代是黄柳霜的祖父,是最早一代到美国加州淘金的华工。黄柳霜的父亲黄善兴,当时在洛杉矶唐人街附近开了一家名叫山姆·基的洗衣店维持生计。母亲则主要帮助父亲照顾家人。

据相关资料介绍,黄柳霜家里兄弟姐妹八人,她排行老二,黄柳霜由于喜爱表演,很早进入片场,成名后仍与家人住在一起,八兄弟姐妹除了她以外,其他七人都受过较好的高等教育,而她则负担了手足的教育费用。

 

1929年,主演英国电影《唐人街繁华梦》;凭借在该剧中的演出,获邀出席英国王室宴会;

 

1932年,与玛琳·黛德丽合作主演美国电影《上海快车》,该影片在美国取得了370万美元的首映票房;

 

1936年,首次抵达中国开启为期九个月的寻根之旅,并拍摄纪录片;
1951年,主演美国电视剧《柳霜夫人的画廊》,她在剧中以本名出演;
1937年,主演电影《上海女儿(Daughter of Shanghai)》
黄柳霜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在有一颗星星的华人女演员大名在刻,黄柳霜(Anna May Wong)无疑是第一个,1960年,作为首位华人在美国好莱坞星光大道留星;除此以外还有李小龙、成龙、陆锡麟、刘玉玲,那是后话了。

 

1961年2月2日56岁的黄柳霜在公寓因心脏病发作病逝,死后被安葬在母亲的墓旁,墓碑上无任何表明她身份和人生轨迹的文字。这位风华绝代的华裔女明星,这位曾经惊艳西方世界的东方美女,就这样消失在时代了浪潮中。

 

2020年,谷歌的首页换成了她的经典形象,以此纪念这位华人女性,这位开拓者。
无论100年前民国时期的《良友》《北洋画报》,还是同时期的欧美画刊,令人感慨的发现,黄柳霜无疑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封面人物。

客观讲,她是民国时期成就最大的女演员,二十世纪时尚界的风向标杆,传统华人的家庭教育,塑造了她骨子里也是一个身怀家国情怀的奇女子。

但在中国,她却备受冷遇和排挤,甚至去世后仍长期遭到误解。1942年,作为蒋介石特使的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受到了整个美国的欢迎。按照行程,接下来她要参加一个由好莱坞组织的明星茶话会,但宋美龄却特意托人转告主办方,点名不希望黄柳霜出现在现场。

 

03

人生故事再检索

1905年1月3日,洛杉矶唐人街,一户开洗衣店的贫穷家庭迎来了一个女儿,她就是黄柳霜。

幼年时黄柳霜被母亲抱在怀里

黄柳霜的父亲有两房夫人,生了8个孩子,黄柳霜排名第二。父亲是个思想传统的华人,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去读书,黄柳霜小学的那段时间,是好莱坞电影方兴未艾之时,看电影成了时髦。九岁时,黄柳霜收到了洗衣店一位慷慨顾客的小费,于是她拿着小费去看了人生的第一场电影。

从那时起萌生的明星梦,改变了她的一生。

电影镜头五彩斑斓的鲜丽故事,成为年少的黄柳霜内心最向往的世界,她最喜欢做的事除了看电影,就是独自排练电影里的桥段,经常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甚至嚎啕大哭。

当时在默片时代的好莱坞,常常拿挖苦东方人或丑化华人的故事作为拍片的题材,因而也时常到唐人街出外景,就地取材招用华裔做临时演员。

年少的黄柳霜没事就跑去看热闹,在片场工作人员面前混了个脸熟。终于在她14岁那年,有了首次上镜的机会,在一部名叫《红灯笼》的影片中饰演一个无名的小角色。从此便在1919年,踏入星光之路。比起后来闯荡好莱坞的刘玉玲,黄柳霜的长相其实更符合大众审美。她的脸庞丰满圆润,眼神闪烁灵动,好莱坞很快看上了她,称她为漂亮的“中国娃娃”。1921年,当时还在洛杉矶念书的黄柳霜决心为了梦想放弃学业,专心做一名演员。年仅16岁,她就在电影《人生》中饰演女主角,与当时的好莱坞大牌男演员 Lon Chaney Srt 合作。

17岁的黄柳霜迎来了好莱坞首部彩色电影《海逝》,也是世界上首部彩色默片。
《海逝》里黄柳霜真情入戏的表演,为她迎来了好莱坞的认可。

在这部影片中,她饰演了一位名叫莲花的少女,她与一位白人男子相爱并生下一子,不想惨遭抛弃,最后只能无奈跳海自尽。

默片《海逝》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双色胶片电影,由于胶片损毁直到1985年修复,才得以重见天日。

黄柳霜生动细腻的表演让这部影片大获成功,接下来片约不断。但很快她发现,自己出演的角色开始趋同,那些悲惨低贱的角色命运,和好莱坞眼中华人女性的刻板形象如出一辙。

1924年,黄柳霜在《巴格达窃贼》中出演一位香艳的蒙古女奴,震惊四座。

直垂眉心的厚重刘海,一对黑亮的单眼皮大眼睛,入鬓细眉、艳丽红唇,还有一条毒蛇舔舐着她的大腿,这样充满异域风情的性感形象令观众过目难忘,这部影片也由此成为当年好莱坞最卖座的风韵片之一。
然而,那个性感魅惑的蒙古女奴就像是一个序曲,让黄柳霜再难逃离这样的人物设定。在当时种族歧视氛围严重的美国社会,她只能扮演受人轻视的苦命妓女、邪恶化身的龙女,大多数时候,这些妖艳邪恶、低贱卑微的女性角色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唯唯诺诺地屈从于命运和男人的淫威。

这种片面理解东方的的表演,让一些华人们对她集体反感,在那个年代,就连她的家人都公开表示:她每拍一部电影,就会掉一次魂儿。黄的父亲认为当时华人地位这么低,没钱又没背景,根本不可能出头,可黄柳霜不听老爸的,书不肯读,家里给她安排相亲也不去,她就是一心想拍电影。为此,她跟家里关系闹得很僵,这也成了她一辈子的心结。

1928年,黄柳霜厌倦了总是在影片中担任千篇一律的同角色,不愿再为华人女性形象蒙上黑纱,她决心离开好莱坞,去欧洲闯荡。

离开好莱坞,她先是在德国以主角身份出演影片《歌》(Song),从英国到荷兰、从西班牙到意大利、从匈牙利到罗马尼亚等,各国媒体不厌其烦地用大篇幅报道她。

黄柳霜的写真集刊登在法国发行全球的《名利场》杂志

1929年,她主演的《唐人街繁华梦》继续轰动世界,堪称默片时代英国电影经典之一。

短直发、高颊骨、红嘴唇,她的形象一度被视为东方情调的现代女性代表,妆发技巧也被英国少女们争相模仿。

接下来,她又陆续主演了《爱比刀更利》、《爱之火》等有声电影,同时录了法语、英语、德语三个版本的台词。

在欧洲广受好评的黄柳霜再度进入了美国派拉蒙影业的视线,这趟歌舞升平的欧洲之旅也使得她在美国的地位有所提升,之后她参加了百老汇舞台剧《On the Spot》的演出,颇受好评。

《纽约时报》称她为“不可思议的纯情玉女”

每次登台未启幕之前,她都会说几句声明:“无论我扮演的角色怎样,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全体,希望各位在座不要误会。”

随后,黄柳霜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然而,黄柳霜的如日中天,在当时并不代表她被好莱坞纳入完全主流。

她很早就看中了赛珍珠写的诺贝尔文学奖巨著《大地》,希望饰演里面的中国农民妇女阿兰,这是第一次在大荧幕中展现中国人的正面形象,因此她费尽心思、百般争取,可结果,米高梅公司选择了一位白人演员出演。拒绝她的理由是:“你太「东方」了。”

德国女演员露易丝·雷娜凭借在《大地》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第十届奥斯卡影后。如果历史有假设,是不是黄柳霜已经为华人创造了奥斯卡影后的奇迹?

在好莱坞保守排挤和歧视,心灰意冷的她决定回到中国寻根。她说:“虽然像父母一样在美国出生,但是我却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

然而,当她乘坐的邮轮穿过太平洋时,国内的批评和非议已经如尖刀利刃般涌来。因为她饰演的角色衣着大胆暴露、扮演角色的身份低贱,在当时的中国被贴上了“辱华”的标签,“给中国抹黑的傀儡”。

《大公报》甚至批判她:羞为华人并且专辱华人的黄柳霜,因为惯演作践华人的片子,亦出了名。

黄柳霜无奈地解释说:“那些角色即使我不演,也会有别的白人来演,与其让他们演,还不如我演,那只是一个戏剧。” 而我会失去仅有的那一点‘中国人演中国人’的机会,反而更没有机会维护华人起码的形象”

她个人的世界里,实际上一直不断试图扭转外界对于东方形象的误解,然而她只身闯荡好莱坞,所能做到的实属杯水车薪。1924年,她曾经筹集了40万美金,交给投资人,去投资一系列展示“中国传奇”的电影。可是投资人转手将这些钱投入进股市,电影计划随之泡汤。

这个东方美人的背后,深藏者无奈的家国情怀。无人知晓的时代环境。但是,她的勇气和果敢,她传递的东方气质,时至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近100年前,她已经收获“最美丽的中国女孩”“全球最佳着装女性”“20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裔影星”等称号,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范冰冰李冰冰的时尚造型。
1980年创立的国际彩妆品牌安娜苏Anna Sui,几年前的时装秀淘T台上,灵感也来源于黄柳霜100年前的造型。

04

回到祖国支持抗战

黄柳霜对祖国怀有极深的感情,抗战爆发后,她不仅积极投身拍摄反法西斯电影,而且到处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她除了主持参加义演外,还公开拍卖自己的珠宝、首饰、服装,将钱款全部汇往国内。她的义举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著名老报人张恨水、戈公振及邹韬奋等,多次撰文赞扬她的爱国之举。

回到上海,外滩留影

1936年,作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三代,她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虽然来自各界的批判声很多,但她还是受到了影后胡蝶、京剧大师梅兰芳等社会名流的热烈欢迎。她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写道:“虽然中国对我来讲是个陌生的国度。不过,我终于回家了。”

这趟寻根之旅,也让她深深爱上了中国,她穿起地道的中国旗袍,举止端庄优雅,无时无刻不展露着迷人的东方风情。

抗日争爆发之后,她在美国多地发起抗日演讲,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并将自己在中国选购的众多珠宝首饰拿出来义卖,所得义款一分不留,于1939年汇回中国支持抗战。

在整个抗战期间,她淡出演艺圈,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留给了支持抗战,并积极投身拍摄反法西斯电影。

1937年,黄柳霜参与拍摄了《上海女儿》,在剧中出演了一位有智有谋的女英雄。随后的1942年,她又连续主演了《重庆来的夫人》、《轰炸缅甸》两部抗战片,分别饰演领导人和情报人员。

她努力维护中国人的形象,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塑造成一个真正、善良、胸怀宽广的华人女性。
和胞妹在一起

05

命运多舛

黄柳霜在事业和生活上不断的努力,并没能获得外界的认可,伴随的是误解,偏见。父母秉承着“好女不唱戏”的古板思想,并不能理解她的选择。而在情感上,同样没有一个愿意爱她、接纳她的人出现她的初恋对象是电影制片人米奇·尼兰,但对方却以“加州法律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为借口弃她而去。她也想过嫁给在美国定居的华人,但他们大多介意黄柳霜的演员身份,不敢把这样招摇的女子娶回家。

她在荧屏中诠释过许多爱情,却终其一生也没能找到幸福的归宿。她无奈:“中国男人嫌我是戏子,白人又不能与华人通婚。

1950年之后,事业的冷遇和感情生活的不顺让黄柳霜心情抑郁,不断酗酒。然而,烟酒伤害了她的健康,也损毁了她的容貌,早些年投资的房地产,成为她晚年孤独生活的唯一保障。

1960年,55岁的黄柳霜出演了最后一部彩色电影《黑色肖像》

次年2月2日,她因心脏病发作意外在家中病逝,和新年的烟火一同逝去,如同她短暂而闪耀的一生,绽放时风华绝代、惊艳世界;消逝时寂寂无声,淹没在时代的浪潮中。

她去世后被安葬在母亲的墓旁,偎依在母亲身边,墓碑上除了名字外没有任何表明她身份和人生轨迹的文字。

从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的一代传奇,作为一个生于美国、活于美国、演于美国的新女性,黄柳霜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来自族裔同胞的误解和东西方不同文化环境的排斥。

作为第一个勇闯好莱坞的华裔女性,她的出现,开启了美国亚裔演员短暂的黄金时代。

然而,站在美国排华风潮的风口浪尖,她只身面对着社会体制和普通民众的重重敌意,深切渴望回归自己的祖国,却难进难退,抱憾离世。

当我们再次凝望她的人生故事,从一个出身卑微的洗衣工女儿蜕变为好莱坞传奇,批评她“辱华”,似乎并不客观。

可能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100年前这样一位传奇的中国美人如何用独特的东方情调轰动好莱坞,以及这份美丽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助的抗争和背水一战的执着。

美丽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助的抗争和背水一战的执着。
几十年来,类似黄柳霜的个人传记介绍,中英版本已经再版多次。

只能说,在这悲剧性的一生中,她已然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记得中国有位政治人物说过一句颇为著名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华裔人物早餐会,致敬每一个认真执着的华人,当我们透过时代的偏见,在拥有独立价值观的基础上,跨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藩篱,不经意间豁然发现,很多委婉美丽,动听悦耳的人生乐章就在耳边,看你怎么发现,怎么看待,怎么理解,人生不易,发现美丽。100年后,让我们尊敬并记住黄柳霜。

费城湖南老乡聚会小记

作者:罗望熙

2022423日,星期六,阴天有小雨,费城湖南群聚会于valley forge 国家历史公园,与会五十余人,各备佳肴,麻辣香锅,红烧猪蹄,香菇烧腐竹,香菜炒牛肉,小炒腊猪耳,小炒腊牛肉,萝卜干炒腊肉,香干炒肉,炒笋丝,银耳汤,排骨汤,凉拌海带,凉拌面条,凉拌豆腐丝,烤年糕,蛋糕,水饺,米饭,寿司,pizza一应俱全。

湘菜美食
湘菜美食

民以食为天,潇湘美食更是天下闻名,各位湘友厨艺精湛,菜肴品类丰富,香辣可口。饭后,谨谦兄用烤炉现煮泉水制作茶汤,茶摊生意兴隆,人头攒动,菊花茶和毛尖茶都很受欢迎。大家围桌议论天下大事,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煮茶论道
煮茶论道

 

正当其时,旁边七彩云老先生的乐队开始演奏,一首花鼓戏《补锅》拉开序幕,之后又合唱了《浏阳河》,《对花》等民谣,随后沈巧高歌《青藏高原》,《山路十八弯》等湖南民歌,引来众人纷纷叫好,一位偶遇的歌手也弹奏吉它献上《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助兴,引人陶醉。

来参加活动的孩子们也很开心,孩子们奔跑着,在Julie 的带领下玩起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湖南群疫情之前一年三聚,疫情之后,三年一聚,大家都很珍惜这样难得的机会,在费城的湖南人,人才济济,希望大家在群主的带领下多多交流,繁荣大家的旅美生活。最后放上本次聚会的大合照,感谢宋奕负责摄影。

十里春风花儿朵朵 (七彩云)
十里春风花儿朵朵(七彩云)
湘友一家 (宋奕)
湘友一家 (宋奕)
湘友一家 (宋奕)

附录七彩云作《长相思·湘友聚》

资水流,醴水流。流到Forge古渡头,湘友隔外牛。

聚悠悠,乐悠悠。话别难舍犹有求,人散情意留。

编者按:

【文中引用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均为湘友提供,不再一一致谢】

这是大费城湖南老乡群成立以来第六次聚会。前面五次聚会分别为:
第一次:大约 2017年中秋前后,在费城“川流不息”聚餐
第二次:大约2018年春节前后, 在费城郊区“旦旦”聚餐
第三次:2018年6月16日,在费城郊区Valley Forge 公园野餐
第四次:2018年9月费城 Lemon Hill 秋游
第五次:2021年6 月 Ridley Creek State Park

《尚气》燃爆美国!男主一封家书,戳中无数华人泪点

在《黑寡妇》之后,漫威再度成为北美影坛强心针,《尚气与十环传奇》拉开秋季档大幕,被业界寄予厚望。

Simu Liu,中文名刘思慕,1989年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5岁那年,他跟着父母移民至加拿大。和大部分华裔孩子一样,刘思慕努力上进,学习优秀,高中毕业后,他顺利进入西安大略大学Ivey商学院,并在2011年获得工商管理荣誉学士学位HBA

或许按照华人二代的轨迹,他以后可以衣着光鲜出入高端写字楼,开着名车住着大房,养育一对更加优秀的华裔娃娃。这也不枉当年父母为了孩子教育来到一个全新国家,从零打拼的辛苦。

然而,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他的故事却没有按照写好的剧本而走。

2017年刘思慕在麦克林杂志(Maclean’s)发表一封致父母的信,讲述他五岁被带出国,从一开始对父母不解及怨恨,之后用23年与父母和解的心历路程。

这封信在尘封了多年后,如今再被疯狂转发,因为朴实无华的文字中,却是很多华人家庭,此时此刻正在上演的故事。

以下内容翻译自Maclean’s杂志:

妈、爸:

今天早些时候我们通过电话。其实,我们经常通话,通常我们其中一个在开车的路上,都会彼此打电话聊天,或是你们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吃顿饭。我们的话题也总是眼前的事:我的试镜和演出,你们的假期过得怎样,或一起八卦一下谁家的孩子下一个结婚。

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说些真正重要的话。

最近,我想了许多从未说出的心里话,老实说,我觉得这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话憋在心里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从未表达过彼此之间的情感,反而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互相批评,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试图消灭每一个缺点。在我们这个家,做什么事永远重要于说什么话,总是施加压力而不是鼓励,总是以“多穿件外套,外面冷”来代替“我爱你”。

我的每个好朋友都可以告诉你们,每当我提起复杂的童年时光,情绪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愤怒、伤心、怨恨。但我厌倦了对父母生气。

所以,我通过写这封信来敞开心扉,来感谢所有你们为我所做的付出,告诉你们,我爱你们。现在是时候开始这么做了,你们觉得呢?

我1989年出生在中国哈尔滨,当时你们正设法出国,去国外过上更好的生活。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们可以来到加拿大的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攻读研究生学位,你们抓住了这个机遇。所以,爷爷奶奶在哈尔滨抚养我到五岁,那时你们在加拿大稳定了生活,可以接我过来了。当时我是多么激动终于可以见到我真正的父母,并开始在加拿大生活。但我记不得你们了,所以当爸爸在1995年1月回来接我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是远房亲戚。那个时候我还是每晚和爷爷奶奶睡一起,从我有记忆开始一直都是这样,在我的理解中他们才是我的父母。Mi

 

当我来到了加拿大,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之前爷爷奶奶的宠爱是那么温柔有耐心,也许你们还不到那个年纪所以难免有着火爆的脾气。那时我常常感觉你们对我像是在对待一个有缺陷的产品:我最初成长的几年生命中你们没有在我身边,所以我的个性让你们感到困惑和担心。也许,就像你们对我来说是陌生人一样,你们的儿子对你们来说也像是一个外国人。而后来,当我拾起当下这种你们所不熟悉的文化和价值观,我们之间的裂痕只能越来越大。

我们就经常吵架。如果我被鞋带绊倒,那是我蠢;如果我考试没有得到A,那是我笨;如果我想和小伙伴出去玩,那是我浪费时间。随着一年年长大,我越来越讨厌你们给我施加的压力,我要你们的生活也变得像我一样痛苦。

2005年,在一次大吵之后我离家出走了,在各个朋友家辗转住了一周。我愤愤地告诉你们,我恨你们,我等不及要离开这个家。但在内心里,我渴望着你们的爱和亲情。我常幻想着我能拥有一个如同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家庭,家人之间像亲密朋友那样交谈,见面和告别的时候都能拥抱一下。

勉勉强强地我还是按你们为我计划好的路继续走了下去,考进名校商学院,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直到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毕业后的工作是在一个顶级会计师事务所,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不适合我的了。上司主管注意到了我的不适应,在2012年,入职不到8个月的我被解雇了。

当着整个办公室的面清理个人物品离开公司已经够难堪的了,但告诉你们这件事更加让我羞愧。那阵子甚至为了不见你们,我曾想过从阳台跳下去算了。后来让我想通的是,我决定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一条能让我骄傲地面对你们的路。

就在那个月,顺着Craigslist招聘广告,我找到了大导演吉列尔莫·德尔托罗的片场当起了领取最低时薪的群众演员,我立马就爱上了表演和电影制作。此后我每天一早就翻遍Craigslist广告,申请所有能找到的表演机会。几个月后,我签约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广告拍摄。我也不能再瞒着你们这些,终于以一个演员的身份走到了你们面前。如今五年过去之后,猛然间我才发现,现在我在电视剧里扮演的角色,不正是我本人吗:爱惹麻烦的小孩子,处理不好和父母的关系,在地球上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今天,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达到之前从未有过的和谐,我们仍然不怎么提过去的事情。我时常在脑海中回放当初我们之间最激烈的对抗,很不幸这成为与你们大部分时间发生冲突的生活的副产品。但我还是逐渐有所变化,比如现在,我发现自己不是通过我的角度,而是通过你们的角度来看我童年时期的点点滴滴。

回想种种往事,我知道你们已经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所以你们总是长时间辛苦工作,以确保我们的温饱。你们对我尽可能施加压力,就是不愿看到我将来为生计而挣扎。所以当我对你们这些努力置之不理的时候,你们变得沮丧,换做是我也会这样。虽然我小时候只想要一个平静的安全空间,但这些对你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比摆脱困境更重要。

尽管一路走来坎坷不平,但我相信你们完成了所有人生既定目标。你们为我营造了一个更好的生活,你们让我不需要为学费贷款或零花钱担心。你们灌输给我的思想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想要什么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是你们成就了我今天的一切品质:勤奋、有志、坚韧,这些东西我千金不换。

11月,你们参加了《Kim’s Convenience》在多伦多Glenn Gould大剧院的首映仪式,这是你们第一次出席我的影视活动。表面上我尽量装作低调,不过内心早已激动万分。那真是个完美的夜晚:我被朋友们和家人的爱所笼罩着,这比任何我憧憬过的电影画面都美妙。我活到28岁,终于明白了这才是我每天都想要的和你们的关系,不再有不听话的小孩,也不再有怒火。

我以满怀感激的心告诉你们,感恩你们给予我的这一切美好。我为你们各自的职业成就感到骄傲。你们是激励我的英雄,我每天努力工作并非因为你们期待我这样做,而是因为你们教会我对自己要有期待。

我以身为你们的儿子而深感自豪。让我最感恩的, 是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无私奉献和支持, 以及你们所作出的牺牲。

谢谢你们。我爱你们。对了,记得多穿些衣服,这些天外面冷。

这封家书平淡的文字之间,却触动了很多一代和二代移民家庭。

我们两代人不可避免面对家庭教育的集中文化冲突,因为各自在生活习惯、教育观念、经验阅历以及角色方面都存在的差异。

我们常说希望人们改变对华裔刻板印象,但是生活中,多少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那种各科A ,钢琴象棋样样精通的模范学生?当孩子表现出一点点另类时,我们常常紧张或去“别人家孩子”那里取经,而忘记了每个人就不应该走一样的路。

就像一位华裔二代写道:

<作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我看着自己的父母努力打拼,但却不理解他们为何要把生活过的如此辛苦。

我从小就知道中国春节和情人节的时间很靠近,但是我们家从来只是庆祝春节,所以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两个系统,一种是整个大环境的,另外一个是我的家庭特殊给我的,虽然我跟我的同学们上一样的学校,但是我必须比他们更努力,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很在乎我的每一步,这就是我们家的特殊系统。

填报专业那年,妈妈告诉我现在计算机热门,去学吧!但是在那此前的近20年,我妈妈一直说的是,去学医生吧,或许Covid-19改变了妈妈的想法。但是妈妈从来没有问过我,所以在报专业上,我选了一个非常小众的专业,甚至这个词我父母都很难发音。

我只想向父母证明,自己的选择也可以做的很好。我现在不知道对错,但是我感激父母对我选择的尊重。

一封信,有多少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或许你是“父母”或许是“子女”,我们也希望不论是一代还是二代,都可以在这封家书中找到一些启示…

(原载未名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