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危机

作者: 龙烈生

2019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中美贸易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加关系自去年入冬后尚未复苏、香港骚乱全无停止的迹象、台湾海峡更是波诡云谲 … 这些影响整个华人世界的事件,牵动着每个华人的心弦的同时,也在把华人世界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撇开所有利益集团的角力、外力的干扰,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信任缺失”四个字。

8/1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川普宣布9/1日起对来自中国的3000亿美元的货物加收10%的关税。届时所有来自中国的货物都将被征收额外的关税。世界一片哗然,股市应声从上涨300多点,到下跌200多点,星期五继续下跌。用中文媒体的说法是“断崖式”下跌。

我这里说“毫无征兆”,是指一般老百姓,包括大部分在股市中刀口添血的、走钢丝的、做韭菜的,毫无知觉。川普的理由是中国没有落实6月份他和习总达成的口头协议。没有多少媒体真正关注川普的理由,中外媒体跟往常一样对川普一致“讨伐”。中文媒体谴责川普“毫无诚信”;美国媒体批评川普的加税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其它西方媒体抱怨川普扰乱了世界经济秩序…一个川普,让世界好不热闹!

鄙人既不敢像其他媒体人那样觉得自己比川普团队更懂贸易战,或者更懂经济,也无法像土豪那样对股市损失无动于衷,只想以这篇小文表达一下对信任缺失的忧虑。鄙人甚至担心现在世界正式进入一个“信任危机”时代。

中美问题的核心,现在不再是贸易逆差问题,也不是华为问题,甚至不再是“中国制造2025”问题,而是“信任”问题。互相都在指责对方不诚信,互相都在不断改变策略、试探底线。“互信”正在变成互相猜忌。如果谈判越多,互信越少,中美必将渐行渐远,科技冷战不是没有可能。那将非常让人不安,尤其让美华们心生焦虑。

 

现在香港的乱象,其实归根到底也是一个“信任”问题。

 

航拍图下的香港6⋅16游行 (来自网路)

“逃犯条例”在字面上虽然未必无懈可击,但是“看起来”确实已经相当合理。为什么港人如此强烈反对,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就是“信任”问题。参与抗议的香港人既不信任大陆的司法系统,也不信任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人担心香港变成大陆其它城市一样的城市。自6/9日大规模游行抗议以来,已经有不少所谓学者或者知名人士站出来,表示反正香港在2048年将会变成像大陆其它城市一样的城市,还不如现在开始适应。大陆人的自豪感是显而易见的,认为让香港变成大陆其它城市一样的城市,其实是对香港的恩赐,可是,港人未必受用。鄙人不太相信这种与“一国两制”并不和谐的声音出于官方授意,但是可以肯定这些言论在增加港人对大陆的信任方面,毫无帮助,只会火上浇油。

另一方面,难道大陆人就信任香港人吗?

大陆这些年经济快速腾飞,香港的经济逐渐衰落,此消彼长,区别是明显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高高在上的“东方明珠”跌落尘埃。现在,很多“扬眉吐气”的大陆人开始高高在上地表示,香港的乱象是港人不满现在经济衰退的结果。如果说香港的游行跟香港目前的经济状况毫无关系,肯定会被人骂胡说八道。但是,很多大陆人似乎既不理解、也不相信港人对经济之外的追求。这些大陆人已经习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思想,也认可”稳定压倒一切“,所以认定港人的游行要么是出于对现在的经济状态的不满,要么是外国势力干预,企图分离香港。不可否认,年轻人确实容易冲动,而且其中小部分人的暴力行为和”反中复英“行为,也给大部分其他人的合法诉求蒙上了阴影。在任何一个社会,对违法的暴力事件,该抓就得抓。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容忍分裂行为。但是,如果总是用一小部分人的行为来定性一个重要的群体事件,难免显得简单粗暴。

另有一些大陆人觉得港人贪得无厌 —- 已经拥有殖民时代都没有的自由、民主和自治,却还要索求更多;既拥有资本主义的各种政治自由,又享受“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福利,居然还不“安份”。这种厌恶,含有一些嫉妒;嫉妒,通常会产生更多的厌恶和不信任。

有人曾问,作为海外华人,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香港?

我们自然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

香港曾经是大陆人的避难所,也为大陆规避出口配额和进口限制提供过极大的方便。说香港对大陆的发展有恩也不为过。虽说香港曾经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受惠于大陆改革开放后剧增的转口贸易,但是如果没有香港这个窗口,大陆的发展到底会如何,那就很难说了。没错,香港回归后在很多方面享受着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但是不可否认这也是大陆政治的需要。

没有人可以清楚地预知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如何发展,一个自由的、繁荣的、缓冲的香港,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平地、不流血地解决香港问题,必是所有善良的华人的共同愿望。

其实邓大人早就说的很清楚:第一,主权不容质疑,“一国两制”,“一国”是基础,是核心;第二,“一国两制”五十不变, 五十年后也没有必要变。大陆如果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获得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但香港会自然依附,连台湾回归,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如果谁要强行改变,就要好好思量后果了。

港人的政治诉求虽然是宪法赋予的合法权利,但是连续的大规模游行,未必是最佳政治解决方案。长期的交通瘫痪,必然会使香港的经济雪上加霜。大规模的游行,总会有鱼龙混杂,坏人乘机作恶和捣乱,必定会给政治对手以攻击的口实。政治未必只有游行一种方式,对话尤其重要。

鄙人没有什么政治大智慧,只是觉得中美之间、港陆之间问题很多,只有重建互信,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高压,或者拖延,终非良策。

 

 

 

 

 

 

“回国” 杂谈

作者:龙烈生

今天一早把老婆和儿子送上了“回国”的飞机。她们娘俩开始一个月的探亲和旅游。美其名曰“探亲”,实属“游山玩水”。这是典型的探亲驱动下的旅游,始于探亲,终于旅游。反正二者兼顾了。

儿子前天毕业典礼刚完,今天就跟着他妈上了去中国的飞机。老婆心里既惦记着双方的父母家人,更惦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各种美食。老婆尤其希望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让儿子跟中华文化来一次亲密而深入的接触。

跟老一辈“祖国已多年未亲近”不一样,我们最近这些年回国次数不少,老婆大人几乎每年都回。

儿子也回去过好几次了,只是每次都有尽义务的感觉。我们不能怪他,毕竟那里只是他父母的祖国,是他父母的故乡。他的生活在美国。他只是被动地被带去“寻根”而已。希望他这次能有新的收获。

我用了“回国”这个词。华人在海外,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身份、地位,好像都习惯自然地使用这个词,而且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

这里透着一丝“温暖”…其实,是一丝“余温”。“国”是“回”不去了。“回去”只是旅行。即使回去了,我们大多都是过客而已。“故土”被“故乡的云”遮着,看不清了。

“祖国”也逐渐成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称呼。我们之于“祖国”,不过是飘零海外的陌生人;“祖国”之于我们,更多的是遥远的记忆。对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来说,“祖国母亲”的声音只是在记忆的黑洞里面模糊不清的回响。心里或许还有残存着一丝丝的钝痛,从来不愿意想起,却永远也不会忘记。或者反过来。

但是,我们仍然带着孩子“回国”了。正如被母亲宣布断绝母女关系的女儿,不管怎样,仍然带着孩子回来了。很多华人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几个星期前,一个年轻的华裔同事就跟着她的父母转了小半个中国。说“血浓于水”有点太沉重和“矫情”。可是心里仍然是种种不舍和牵挂,还有那种莫名其妙的执着。有点喜悦,也有点伤感,大多数时候可能只是自作多情。

然而,此时此刻,我却对儿子隐隐有点担心。

首先,我担心他是否开心。儿子是一个典型的“网虫”, 为了上网可以废寝忘食。前两年我对他上网时间管的比较紧,他悄悄地在他的朋友圈给俺起了个绰号“伟大的中国防火墙”。我昨天晚上才知道。儿子就要面对真正的“伟大的中国防火墙”了。那些他每天把自己挂在上面的网站可能跟他要分别一段不短的时间。他昨晚开始研究怎么从中国“翻墙”。如果到了国内他无法“翻墙”,我真担心他这一个月对他来说,不是开心之旅。他对以前的多次旅行都没有什么印象了。这次是他成年之前在中国的最重要的旅行,不知他父母的”祖国“,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第二,我有点担心他的安全。他这次跟他母亲要横跨大半个中国,我怕他一张嘴就“暴露”其美国人的身份,被国内的“反美人士”敌视、蔑视,甚至有意无意的人身攻击。虽然我相信我的同胞大多数仍然是善良的、友好的、宽容的,但是在国内目前高涨的反美情绪下,世事难以逆料!

我也担心他在马路上的安全。他当然知道过马路前会要左看看右看看,确认安全后才会通过。但是,他不会想到某辆车会突然从某个地方窜出来。他会明白有很多车辆不受红绿灯和交警管辖吗?

第三,我担心他对文化冲击的承受能力。他习惯了排队,面对插队时,他是否会显得无助和无奈?他对物质要求很少、很低,对钱没概念、无欲望,他是否能明白为什么大城市纸醉金迷而父亲的老家却一片荒凉沧桑?在旅游景点,他还会碰到随地吐痰的人群吗?

…等等。但是,不管怎样,好的,差点和丑陋的,他都应该见识。

最后说说“寻根”

我们的“根”到底在哪里?是什么?

是逝去的故乡的泥土的芬芳吗?
是被砸烂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吗?
是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和奉献吗?
是魔都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还是老家的断壁残桓?

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根“?
在我们后代的眼里,我们心心念念的“根”又是一个什么存在?

“美华蝙蝠”:夹缝中生存的美国华人

作者:龙烈生

中美贸易战继续升级,普通吃瓜群众的看法是,在变好之前,肯定还会变坏。但是,正如其可能突然某一天就变坏了一样,也可能突然某一天就变好了。两国的老百姓别无选择,最多也只有表达“爱国主义”的自由。

然而,一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华人开始被同胞鄙视了、被讨伐了、被同情了。 而且美华们开始担心出入中美国境的自由。

当然,并不是每个美国华人都已经经历了所有这些。而且,应该首先指出的是,固然不排除含有恶意的“期望”和幸灾乐祸,毕竟很多是来自亲朋好友的善意的关心和“同情”。

这场中美贸易战,不仅会重新定义中美关系,而且对生活在中美两国对峙的阴影下的美国华人的影响,无疑也将是深远的。贸易战无疑会导致两败俱伤。我们都希望中美能尽快恢复协商,达成协议。只是,本文并不想分析贸易战本身,只想“浅谈”美国华人的处境。

如果贸易战继续升级,或者中美擦枪走火,美国华人会被关进集中营吗?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1942年2月19日,美国总统签署第9066号《行政令》,为随后的“日裔集中营”扫清了障碍。二战期间,约有11-12万在美日裔被关进了集中营,占当时在美日裔的绝大多数。

无疑,那是美国历史上极其黑暗的一页。随后而来的“麦肯锡主义”,可以说是针对“红色威胁”的“白色恐怖”。因此,现在在华人微信群里面,华人自身的安全问题时不时就会冒出来。我们会不会被关进集中营?“麦肯锡主义”会不卷土重来?

这些担心不仅引起了国内亲友的关切,更成了一些美华们反对美国对中国强硬的主要理由。

先不说美国对中国强硬是否有道理,是否符合美国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是否有利于世界的发展,是否是“灯塔国”应该做的事情。这些应该都可以、而且必须公开讨论和辩论。最近中国CGTN 的刘欣和美国 Fox 的 Trish Regan 就在这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这场贸易战表明,中美之间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圈禁在美华人绝对不是解决办法。正因为历史上美国对日裔犯了那种可耻的、可笑的、愚蠢的错误,美国不会再对华裔犯同样的错误。在中美关系史上最紧张、最低迷的时刻,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都没有这么干,别说现在只是贸易战和科技战,即使出现绝对不应该出现的区域性热战(老天保佑别发生),美国圈禁华人的可能性也接近于0.

虽然美国不会圈禁华人,但是可以预测,美国社会一定会有比较极端的个人,对华人的敌意肯定会加剧。同样,中国社会对美华的排斥和敌意,也会增加。我一直鼓吹,美国华人不仅要反“极左”, 也要反“极右”。 中国传统文化未必都是糟粕,“中庸之道”非常适合美国华人的政治主张。

美华或被误伤

中国发展了,富裕了,国内的亲朋好友日子过得滋润了,这是绝对的好事。相信绝大多数美华们都很乐意看到。庸俗一点说,回国探亲,吃喝玩乐都方便。境界稍高一点看,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多少会让别人瞧不起海外华人,无论你多么优秀。

但是,但是,一个强势的中国、一个咄咄逼人的中国,一个直接挑战美国霸权的中国,自然会引起美国对华人的提防和警惕。这是否会把美华逼到另一个“墙角”? 我不是说中国现在已经“咄咄逼人”了, 也不是说中国已经在“挑战美国的霸权”, 更不是说中国不能挑战美国霸权。但是,中国的“南海造岛”, “一带一路”和“石油人民币结算”, 在美国政府看来,应该是挑战美国霸权了。这一点,好像中国的很多媒体,包括自媒体,都已经毫不讳言。别跟我说自媒体不代表政府,你懂的。本文中,我只谈这种“挑战”对美华生存状态的影响。

随着中美科技之战的升级,美国开始对“中国人”关上一些高科技的大门。这自然既反映了中国现在足够强大,美国感到了足够的压力,也反映了美国越来越不自信。我们也能理解,这或许是“越来越不自信”的美国一种自保的方式。 只是,这种对“中国人”的“封锁”,在多大程度上将会波及美华们?不管怎样,很多时候,人们只看“脸”。

悲哀的事实是,一个过于羸弱,或者过于强势的中国,都会让美华处境尴尬,甚至陷入困境。

把镜头切换到中国,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亲友们开始提醒美国护照正在逐渐失去其光环,美籍华人不再有优越感,国内人们对美籍华人的感情,将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更有葚者,华人中的川普支持者,在某些国人眼中,或许已经有了“原罪”。

其实美华们本身很少有什么优越感,入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失去了也就失去了,不曾在意的东西,无所谓吧?对美国护照,人们在意的不是其光环,而是其方便和安全吧?(当然,现在美国护照在中东未必安全)。

川普上台有其必然性,华人的支持只是杯水车薪。在2016年因为担心/受够了奥巴马/希拉里的“重返亚洲”战略和TPP, 中国应该是暗中希望川普当选的, 特别是川普扬言要废除TPP。中国或许认为一个政治素人对中国更有利。没有多少人深入地研究过川普的思想。大多数华人支持者,虽然非常希望中美友好,至少关系平稳发展,但是,在2016年选川普时,川普上台是否对中国有利,不是主要因素。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这些人,普遍追求的是法律和秩序、公平和正义。

如果国内人们把对美国政府和川普总统的憎恨,通过某种方式转嫁到美国华人身上,美华们是不是太冤了? 再说,这种情绪化的东西,既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符合我党的政策。

不管怎样,美华被误伤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也直接导致了,很多人干脆变成“沉默的大多数”。

美华们该如何“爱国“?

毫无疑问,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不少的美华们会出现身份认知上的紊乱。美籍华人到底应该爱哪个国家?如何爱国?如果中美冲突,美华们必须站队吗?如何站队?

华人无论身在世界何处,对母国和生养自己的故土,永远都有一片赤子之心。有能力的华人,也极愿意报效故乡。可是,这种感情越来越奢侈。

有人或问,加入美籍是不是要宣誓效忠美国?如果中美发生冲突,是不是就要站在美国一边,对抗中国?这既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大多数华人应该会选择站在公平和正义的一边。如果是美国无理取闹,要相信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熟悉中美两国文化的人群,有能力进行判断。再说,即使一个华人因为对母国的情感而不愿意直接与中国对立,美国社会一定会有足够的宽容和理解。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确确实实,理论上说,美籍华人基本上已经失去爱中国的权力。不仅是因为对美国的效忠,更是因为中国宪法规定,取得外国国籍就意味着中国国籍自动失效。虽然权贵们可能有办法绕过这个法律,但是美华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中国宪法其实在法理上生生地斩断了外籍华人与中国联结的重要纽带。

国人在感情上对美籍华人的“爱国”言行,也只是有选择地接受。即便如此,大多数美华们仍然非常热爱故土的,只是爱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看到的是大城市的霓虹闪烁、歌舞升平,因此更容易加入赞歌的“大合唱”;有的人看到的是残酷的历史、悲凉的农村和禁锢的思想与精神,觉得有义务拿起批评的笔。大多数人只会按照天性选择:接受赞美,拒绝批评。

如果没有批评的自由,赞美将毫无意义。

可是,很多国内朋友就不能接受一个入了外籍的华人的批评,认为中国好坏都不管美籍华人什么事!可以接受洋人的批评,也可以接受国内“自己人”的批评,就是不能接受“美华”的批评。美华们情何以堪!

真的不管美华们什么事吗?可叹的是美华自认还有那么多亲朋好友、父老乡亲生活在中国,所以自认为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都是为了他们好。美华们有时候或许太自作多情了。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从来不把自己放在心里,却装着天下的百姓?

蝙蝠的故事

记得小时候看过《伊索寓言》蝙蝠的故事:

很久以前,鸟类和走兽,因为发生一点争执,就爆发了战争。并且,双方僵持,各不相让。

有一次,双方交战,鸟类战胜了。蝙蝠突然出现在鸟类的堡垒。“各位,恭禧啊!能将那些粗暴的走兽打败,真是英雄啊!我有翅膀又能飞,所以是鸟的伙伴!请大家多多指教!”

这时,鸟类非常需要新伙伴的加入,以增强实力。所以很欢迎蝙蝠的加入。

可使蝙蝠是个胆小鬼,等到战争开始,便不露面,躲在一旁观战。后来,当走兽战胜鸟类时,走兽们高声地唱着胜利的歌。蝙蝠却又突然出现在走兽的营区。“各位恭禧!把鸟类打败!实在太棒了!我是老鼠的同类,也是走兽!敬请大家多多指教!”

走兽们也很乐意的将蝙蝠纳入自己的同伴群中。

于是,每当走兽们胜利,蝙蝠就加入走兽。每当鸟类们打赢,却又成为鸟类们的伙伴。

最后战争结束了,走兽和鸟类言归和好,双方都知道了蝙蝠的行为。当蝙蝠再度出现在鸟类的世界时,鸟类很不客气的对他说:“你不是鸟类!”

被鸟类赶出来的蝙蝠只好来到走兽的世界,走兽们则说:“你不是走兽!”

并赶走了蝙蝠。

最后,蝙蝠只能在黑夜,偷偷的飞着。

美国华人是“蝙蝠”吗?

如果从动机来看,按照寓言故事里面的“希望两边讨好,最后落得哪边都不讨好”来看美国华人,这样的华人其实并不多。更多的美国华人,不管立场如何,估计只是嘴上议论议论,并没有实质性地参与任何中美的直接对抗活动。虽然有的华人科学家被指控“脚踏两边船”,两边都捞,但是那主要是指在科学成果和经济利益方面。美国政府也在指责中国利用华人学者、学生进行大规模的非传统的信息收集工作。除此之外,在贸易战,以及由此升级而引发的科技战和政治战中,鲜见美华的身影。

如果从“两边都不待见”这样的结果来看,美国华人,不管你的观点是什么,基本上成了“蝙蝠”。“美华蝙蝠”或许将伴随美国华人一段岁月。

寓言中的“蝙蝠”只能在夜间飞行。难道“美国华人”从此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鄙人觉得大可不必。美华们基本上靠本事和劳动吃饭,奉公守法,按时交税,那就是堂堂正正的美国公民。美华们对中国的“爱”或者“不爱”,怎么“爱”,都是你的自由。身在美国,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你了。

美国亚裔学生的心理健康

作者: 龙烈生      清风

最近,一个朋友的儿子走了。我们满怀忧伤写下这篇文章。

那个原本阳光灿烂、热爱家庭生活、喜欢做菜、陪伴父母,热爱家庭旅游的大男孩,走了…

留下的是父母、亲人、朋友无穷的哀痛。

不必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除了震惊,还是震惊。

震惊之余,也了解到近年光本地区方圆几英里内,就有好几位年轻华裔选择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留在最绚丽多彩的瞬间,对更加美好的未来不再奢求。更加震惊

除了哀伤,还是哀伤

哀伤之余,让我们擦干眼泪,更加关切华人下一代整体的健康成长。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青少年精神健康的总体情况

据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报告,自杀是青少年第二大死因,光2016年就有超过6100位青少年 (10-24 岁)死于自杀:

(图片来自美国卫生部下的国际精神健康研究所 NIMH 网站)

非营利机构“美国精神健康” (Mental Health America) 2001 年发表一个研究报告《保护学生、预防自杀》。该报告虽然有些年头了,但是仍然具有参考价值。本文摘要翻译如下(下载完整报告):

1.  大学生的自杀和精神疾病概况:

      • 在20 至 24 年龄段, 自杀是第二大死亡原因
      • 20 至 24 年龄段是自杀高峰期
      • 青少年自杀死亡人数超过所有医疗疾病死亡的总和
      • 美国大学生中每12人中就有1人有过自杀计划
      • 抑郁症始于青春期
      • 大部分患有抑郁症的成年人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有的甚至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2.  大学生的自杀比例:

在17-19 和20-24这两个年龄段的大学生,每10万人就分别有3.4和7.1人自杀,比例非常高。

3. 校园主要自杀倾向:

 50% 的大学生感到伤感,33%觉得无助,22%觉得已经非常抑郁无法正常活动。9.5%的人认真地 考虑过自杀,1.5%试过自杀。

4.  有自杀倾向的高危人群:

      • 有精神疾病史的学生
      • 大学期间得了精神疾病的学生
      • 21 岁以下的男性
      • 亚裔和西裔
      • 正在接受治疗的学生

亚裔社区精神健康的现状:

亚裔做为一个整体,其自杀率最低,比白人和西裔要低很多,这点值得欣慰:

 

 

 

 

(图片来自美国卫生部下的国际精神健康研究所 NIMH 网站)

成年亚裔责任重大,上有老下有小,估计更认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古训。

可是在亚裔学生中,自杀比例却高不少。根据前述《保护学生、预防自杀》报告,虽然白人大学生中患抑郁症的比例比亚裔大学生要高,但是亚裔学生中认真考虑过自杀的却要比白人学生比例高。

据统计:

康奈尔大学1996年至2006年间21起校园自杀事件中,有13起涉及亚裔学生, 约占61%。

自2000年以来,全国平均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7.5人死亡。

麻省理工学院(MIT)校园在过去15年里,有19人自杀身亡,其中有8人是亚裔学生, 约占42%。麻省理工学院校园的总自杀率为每10万名学生中有11.2人死亡,  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多。可是每10万亚裔美国学生中有29.1人自杀死亡,远远超出全美平均水平及该校平均水平。

其它精英大学估计也差不多。

亚裔学生到底怎么了?

亚裔学生的精神健康也只是最近这些年才逐渐引起美国一些研究机构的重视。我们亚裔自身不妨也主动找找原因。本文抛砖引玉,希望亚裔社区和家长对下一代的精神健康更加关注:

1. 留学生的困境:

有相当一部分亚裔学生是留学生。2018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超过36万。这么多的留学生并不都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家境殷实,但是还有很多家庭不过是小康之家。这样的家庭倾尽全力支持孩子出国留学,给家庭和学生本身的压力都是十分巨大的。

留学生的年龄也越来越偏小。这些留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一代。 那就是曾经的“小皇帝”一代。他们没有吃过什么苦,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更缺少处理复杂的问题的经验。而且他们中很多人一直是同辈中佼佼者,无论是家庭,还是他们自己,都寄予极大的期望。一旦现实和梦想脱节,哪怕是暂时的,都容易导致崩溃。

对大多数人来说,留学生涯仍然是艰苦的。艰苦的地方,主要不再是物质上的。现在的留学生在物质上可能比老一辈留学生富足很多。通讯和交通已经极其发达,新一代留学生不用再忍受对亲人的相思之苦。留学生也基本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跟前辈们的节衣缩食,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老一辈留学生只要踏上美利坚的土地,那就是“新生”,前面就是“充满荆棘的阳光大道”。 很少听说有人走不过去。因为看得见“阳光”,所以可以不在乎那遍地的“荆棘”。 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那种百折不饶的意志,是现在的留学生所缺少的。现在的留学生,在学业上和找工作上,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他们面临的签证的烦恼也比老一辈更多更频繁。抬头望天,却看不见前辈眼中的“灿烂阳光”,有时反而是一些如影随形的“雾霾”。

2.  ABC 对身份的困惑:

听说有的孩子可能因为父母是移民,或者英语口音重,而自卑。虽然这种现象应该很少,但是不可否认,第一代移民的生活状态对其下一代有着直接、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ABC 里面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并不很特别看重其华裔身份,更别说以此为荣。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不过可以归纳成如下几点:

2.1. ABC 离自己的中国“根”太远,即使每年短暂去中国旅行,对中国文化和现在中国的美好一面接触得仍然不够,但是不经意听到的和看到的丑陋现象却印象深刻,所以感情上难以对接

2.2. 美国有的社区有的人仍然避免不了戴有色眼镜看人,亚裔学生有时仍然可能会受到言语甚至身体上的攻击,也可能会被各个小团体排斥。亚裔学生在学校遇到“霸凌”(Bully) 的时候,是否会因为父母是新移民而忍气吞声? 特别是那些父母移民身份有问题的家庭,孩子们是不是更加不敢发声?在孩子们有更深的辨别是非、分析问题的能力之前,他们或许会迁怒到自己的亚裔身份

2.3. 青春期的ABC对独立和自由的渴望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要广。华人文化中,家长常常以为了孩子好的理由,试图控制和影响孩子的方方面面

2.4. ABC 自身有着跟其他人“一样”的愿望,ABC 一方面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跟其他人一样的美国人,另一方面,无论是自己的家庭,还是学校和社会,都在提醒他们,他们是亚裔,跟白人黑人老墨不一样。如果家庭不能很好地引导,这些孩子就可能有身份认知的困惑。这种困惑如果长期存在,可能影响其它思想、情感和行为。这个领域应该多做研究。

3. “爬藤”的困局:

感觉很多华人家长的人生目标就是让孩子“爬藤”。孩子的一切活动都以“爬藤”为目标,各种才艺班、技能班、数学班、SAT 班、各种 Club, 义务劳动等等,都是以升学,特别是进入藤校,为目标。

华裔爱藤校,可是藤校不爱华裔。

从已经获取的信息来看,今年藤校对华裔的录取率更是创纪录的低。整个华裔社区都在为藤校纠结。在很多华人眼里,藤校对华裔无疑存在歧视和偏见。无论我们想不想上藤校,我们固然要坚决反对藤校的这种歧视。但是,为了进藤校,我们准备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的B-计划是什么?

我们华人社区出现了很多“虎爸虎妈”,也出现了很多“牛娃”。如果你家“牛娃”根本不用你“推”,就直接把所有藤校都拿下。那自然,你想去哪去哪。

华裔孩子虽然都很聪明,但是在藤校这件事情上,因为隐形的名额限制,主要还是亚裔/华裔之间互相竞争。不是你的孩子不够优秀,而是还有更优秀、更努力的亚裔孩子。

华人文化中习惯给孩子设立一个很高的目标,一旦不能实现,孩子的挫折感和负疚感,一定十分强烈。我们的文化对错误不够宽容,对试错也不够鼓励。我们更在乎那些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成绩为“A”。任何成绩低于“A”就是“F”!

“爬藤”的三个极端的后果就是:1)孩子经过12分的努力,仍然没有进入自己理想的学校,思想疙瘩无法解开;2)孩子被逼进了自己不想去的“藤校”而错过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感觉生无可恋;3)经过千辛万苦,孩子终于被“推”着进了“藤校”,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多更加优秀同学。除了压力,还是压力

无论哪一个后果,家长和孩子都不希望发生,我们都要提前预防。很多家庭在高一,甚至初中时就为“爬藤”开始准备了。在准备各种藤校要求的各个方面的同时,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理解孩子的追求,帮助孩子在心理方面做好接受任何一种结果的准备?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孩子成为一个有健全的人格,健康快乐、对社会有用的人。爬藤与否,顺其自然。

家庭的角色:

我们做家长的,要跟孩子一起成长,要关注孩子在每个阶段身体、思想、情绪的变化。

孩子的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在孩子身上的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看到父母的影子。

孩子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特定的挑战、问题和烦恼。

青春期的孩子,因为荷尔蒙分泌的变化,情绪变化会很大,身体对营养的需要也会跟着变化。家长不能刻舟求剑,需要根据不同的情绪变化,采用不同的心理疏导和陪伴方式。同时,根据身体不同的成长阶段、不同的情绪状态,补充不同的营养素。营养不在多,而在恰到好处。

孩子们的成长需要家庭的关爱和朋友的友情。家庭之爱有如阳光,朋友之情有如雨露。青春期的孩子需要一定的发言权、选择权和决策权,家长应该适当下放权力。家庭应该是孩子感觉最安全的地方,每个孩子都应该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需求。独裁必定导致压抑和反抗,对国家如此,对家庭同样如此

华人为了孩子的教育,什么都可以牺牲。“孟母三迁”的故事在美国华人社区每天都在上演。多少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想尽办法搬到更好的学区。只是不知其中有多少家庭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尊重过孩子的选择?诚然,孩子通常看不到搬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家长是不是也常常忽略了孩子的情感,而且高估了孩子的适应能力?孩子们一般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朋友圈进入一个全新的、陌生的圈子。特别是美国的高中里面圈子也很严重,这些圈子很多在初中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后来者不一定能很快进入既定的圈子。当然,这个也因人而异,家长需要根据自己孩子的性格和适应能力做出判断。失去朋友圈的孩子,容易变得孤独无助,最终在思想上和行为上走向极端。青少年的朋友圈跟家庭一样重要。 “三迁”之前,应该“三思”。“三迁”之后,需要随时观察孩子思想、情绪和行为的变化,多交流,少指示,根据情况引导。

家庭的作用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我们发现,父母的说教适得其反。父母可以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为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结交正确的朋友。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家长也不要急着责骂和惩罚孩子。心平气和地跟孩子好好沟通,搞明白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商量如何处理,以及以后如何避免。父母在帮助孩子处理一些问题的同时,孩子也在学习怎么处理问题。初为父母的我们,有时候对一些突发事件,也缺乏处理经验,这个时候跟孩子一起讨论处理方法,不丢脸,对大家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如何尽早发现自杀倾向?

自杀的主要原因似乎是抑郁症。抑郁症的早期迹象并不明显,但有一些常见的警告信号:

      • 有困难集中注意力、记住细节、做出决定
      • 有负罪感,觉得无用、无助
      • 觉得空虚、无聊、悲观、绝望
      • 失眠或者嗜睡
      • 对以前的爱好失去兴趣
      • 易怒或烦躁,感到焦虑、不安,反应过度,甚至有暴力倾向
      • 食欲或体重变化,一个月内体重变化超过5%
      • 容易感到疲惫、呆滞、沉重,效率低下
      • 强烈嫌弃自我,无法面对错误
      • 做出逃避现实的行为,如滥用药物、强迫性赌博、危险驾驶或危险运动。
      • 不明原因的持续的疼痛、抽筋和不适,如头痛、背痛、肌肉酸痛和胃痛

亚裔如何寻求帮助?

如果有人出现上述症状,或者表现出明显的自杀倾向和企图,一定要尽快:

1.  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和治疗

2. 拨打全国预防自杀生命热线 1-800-273-8255 (TALK)
它提供 150 多种语言, 24/7小时全国自杀预防热线。

中心将联系到距离拨号人最近的危急中心,安排即时咨询和心理健康转诊。

网站: https://suicidepreventionlifeline.org/

3.  拨打亚洲LifeNet热线 1-877-990-8585

它提供广东话、普通话、日语、韩语、福建话, 24/7 提供服务。

4. 浏览亚裔自杀预防与教育英文网站 www.aaspe.net 以了解更多信息

枪口下的美国: 左派的迷思和右派的固执

作者:龙烈生

(图片来自网路)

美国西雅图3月27日周三下午4点左右发生了一起恐怖的随机扫射枪击案,导致2死2重伤.

https://media2.s-nbcnews.com/j/newscms/2019_13/2801551/190327-bus-shooting-seattle-ac-938p_aa9241b793eb57fa9a451bcc007001b0.fit-2000w.jpg

仅仅在5个月前发生的另一起恶性案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也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

10月27日, 星期六,美东时间上午10点左右,美东时间星期六上午10点左右,坐标:美国宾州西部的匹兹堡市内名为“生命之树”的犹太教堂,血洗的枪声充斥该教堂。17人不幸中弹,至少8人死亡。该犹太教堂成立于150多年前,案发时教堂里有大概60到100名信徒。匹兹堡是宾州的第二大城市,传统钢铁之都,现在已经衰落。市内有世界闻名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因为突发的枪击案,校园临时关闭。 多名警察受伤,凶案嫌疑人 Robert Bowers, 46 岁,也受伤被送往医院。【这里吐槽一下:美国警察的水平有时真的让人无语,面对假想中的平民的威胁时,通常能够把对方一击毙命,却让真正的罪犯活着,继续浪费纳税人的钱】

匹兹堡的地理位置,图片来自网路

出事的犹太教教堂,图片来自网路

这显然是针对犹太人的一起“仇杀”。

“仇杀”成了美国社会解决问题的直接的、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

枪支,让“仇杀”变得更加容易和普遍。扣动扳机,解决问题。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两年美国影响比较大的枪击案,不可谓不触目惊心:

1. 2018年10月27日, 宾州匹兹堡市犹太教堂, 死亡:8+, 受伤:9+; 原因:仇恨犹太人,认为川普政府被犹太人控制

2. 2018年06月28日, 马里兰州的《首府公报》报社, 死亡:5+, 受伤:2+; 原因:报社披露凶手骚女性的真相细节

3. 2018年05月18日德克萨斯州的Santa Fe High高中,死亡:10+, 受伤:14+; 原因:对校园欺凌的报复

4. 2018年02月14日,佛罗里达州的 Stoneman Douglas 高中,死亡:17+, 受伤:17+; 原因:凶手为问题少年

5. 2017年11月05日,德克萨斯州Sutherland Springs 教堂,死亡:27+, 受伤:20+; 原因:家庭纠纷

6. 2017年10月01日,内华达州赌城音乐会,死亡:59+, 受伤:851+; 原因:凶手精神病 (据说)

(参考了 维基百科数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ss_shootings_in_the_United_States)

我们再来看看几组统计数据。 美国平均每100位居民持有120.5 件武器,居世界第一,是其它发达国家的4倍以上:

(数据来源于Small Arms Survey

在15个发达工业国家犯罪率与枪支的关系,美国3倍于其它国家,毫无悬念地排第一:

再看看每百万人口持枪犯罪的次数,美国妥妥地又是第一,是最接近的瑞士的近4倍,是澳大利亚那个被称为罪犯后代的国家的近20倍:

这样的“第一”, 美国不需要!

作为“灯塔国”的美国,为什么会这样?鄙人试着总结如下:

  1. 枪支泛滥: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平均枪支拥有率极高;
  2. 精神疾病:缺乏治疗,或者药物的副作用。很多凶手有精神疾病,不过枪击案增长高过精神病人的增长;
  3. 文化、宗教、种族冲突;
  4. 报复:对长期受到的欺凌的报复;
  5. 出名;成为网红;
  6. 效仿
  7. 政府失职:没有做好背景调查,或者犯罪数据库没有及时更新,不准确;
  8. 个人主义;

美国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病入膏肓,精神上和身体上到处充满病态。社会道德每况愈下、仇恨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有各种心理和精神疾病,泛滥的枪支以及枪支法律的各种漏洞让罪犯可以从容地准备。枪击案只是“美国病”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最能体现美国“左”、“右”两派只顾自己争论,自说自话,不能或者不愿面对现实。今天我就冒着得罪左、右两派的风险,试图剖析一下目前枪支泛滥的历史和现状。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给与美国居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这种权利目的在于保护个体于来自多数的暴政 (“tyranny of the majority”)。美国人的这种权利,是从英国法律那里继承过来的,确实比美国本身还要久远。问题是,现在这种权利是否得到了很好的管理?有没有被滥用?

在“禁枪” 或者 “限枪” 这些议题上,美国社会争论不休, “左”、“右”互相指责。

左派的“迷思”

“左派”无视美国社会到处存在的心理和精神疾病,特别是美国主流文化中病态的的“政治正确”,久而久之,很多人就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 —- 很多美国人对社会的认知,不再是基于简单的对错逻辑和道德判断, 而是基于对自己是否有利。

左派对“政治正确”的“病态”追求,也导致了很多存在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自己不知有病,或者拒绝知道,因而得不到及时治疗。“政治正确”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美国社会的 ”鸵鸟现象“ —- 掩盖或者粉饰真正的问题,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这些人居然能够通过背景调查而拥有枪支;

左派打着保护少数团体的利益的旗号,肆无忌惮地践踏多数人的权益,造成了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恶化,冲突加剧。因此绑架社会道德和良心的情况越来越多。一方面,“绑架者”一旦不能如愿,就诉诸武力;另一方面,在政治正确的“白色恐怖”之下,主流媒体被把持,“被绑架者”如果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发泄或者缓解,就极有可能诉诸武力。

左派只会指责美国的拥枪制度,不提或者不知美国人均枪击案最高。枪击案的根源在人,而不是枪。

右派的“固执”

一些右派对枪的痴迷,对一些有效的枪支管理改革,积极性并不高。虽然说“枪击案的根源在人,而不是枪“, 但是枪毕竟比刀更有杀伤力。如果拥有枪支不是现在这么容易,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个心怀仇恨的人,很可能只会拿起破坏力和杀伤力低得多的武器。很多人在杀人的冲动消失后,不会再考虑杀人。太容易得到枪支,让这种可能性变小很多。

一些右派此时肯定会说,如果公司、学校、教堂、报社当时有持枪的勇士,估计伤亡会低很多。不久前在沃尔玛发生的勇士击毙歹徒的事件,“拥枪右派”就津津乐道。现在“持枪”的审查并不苛刻,有多大的概率,我们能保证持枪歹徒出现的时候我们有勇士在场?我们是不是要全民24小时持枪吃饭、上街、上班、做爱,甚至睡觉?

路在何方?

每次枪击案发生后,政客们都会说几句谴责的话,表示一下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同情或者哀悼;有的或许还会流下几滴真诚的、或者表演的眼泪;而民众照例是点上蜡烛,献上鲜花,送上那似乎万能的祈祷。然后…基本上就没有然后了。“亲人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是美国社会的新常态。

这就是美国!难道这就是我们不辞千辛万苦、不远万里、飘洋过海寻找的繁衍生息的地方?是时候了,美国朝野从内斗中解脱出来,做点实事。

政治上,我们需要支持法律和秩序;经济上,我们要求政府提高效率和增加就业;个人权利上,我们要支持宪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在言论最自由的美国,也不是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难道“拥枪自由“的自由度居然可以超过“言论自由”的自由度?是时候,“左”、“右”的选民,督促当权者为了这个美丽的国家,做几件实事:放弃粉饰太平的“政治正确“,拯救病态的美国社会和严格加强“枪支管理”!

逝者安息!生者可曾安心?!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费城废话》,略有改动。

相辱以沫(墨),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们总是互相抹黑,是为“相辱以墨”;

我们总是彼此攻击,是为“相辱以沫” —-

放眼华人世界,我们看到:除了一盘散沙,就是一只只刺猬。

你有选择成为一粒沙子的自由,至少人畜无害;至少可能为新的大厦做一点微薄的贡献,暴雨和大雪来临时,还可以有些许的自豪和宽慰;或者,至少还有希望进入大海,成为诗和远方的一部分…

如果你选择成为刺猬,请离我远点 —

如果我们曾经是兄弟,我会把那些侵染过鲜血和汗水的记忆,好好封存,从此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祝福,或者不祝福,都如路旁的微风,再也不会驻足等候对方,甚至没有耐心等待回答。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但是或许再也不会想起。兄弟阋于墙,常不能外御其侮,  与其互相厮杀,不如相忘于江湖。

如果我们曾经是战友,我们或许一起赢过、输过,更有可能毫无结果过。我们可能为了“高大上”的人生理想或者政治理念,更有可能是那些时过境迁的、莫名其妙的原因,一起声嘶力竭过、挥汗如雨过。但是,现在,也许是你,也许是我,有人后悔了、退出了、退却了,我们不再肩并肩、背靠背了;或许那些战斗已经结束了,在前行的路上,我们分别进了不同的战壕。 既然这样,何不让大家保留一丝体面、一点尊严,让我们相忘于江湖。

如果我们注定要端起枪口,对准对方的阵营,我们能不能像文明人一样地战斗,而不是野蛮人一样地撕咬?

你我所生存的社会,有健全的法律,或者貌似健全的法律。文明人的战斗,难道不应该是在法律范围内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同时也容忍对手那么做吗 — 即使你不会伟大到去捍卫对手那么做的权利?

言语的攻击和背后的抹黑,固然也是常用的攻击, 可是我却天真地认为人类文明进化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屑于此了。因为“君子割席,不出恶声”, 古人都明白的道理。近年目睹海外华人参政议政的乱象,真的让人开始怀疑人生, 或许这就是真正的惨淡的人生?

2018.10.18

原载“微信公众号”《费城废话》

科学的江湖 (下) — 评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编者按

最近关于 “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争论因为醋醋发表在《醋话集》(微信公众好)的《杨振宁的最后一战》而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微信公众好《知识分子》紧接着发表了一篇《争议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引用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评语。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科学的江湖虽然没有金大侠的江湖那么腥风血雨,但是似乎就从来没有、永远也不会平静。

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地位之争、门派之争,等等,在哪个“江湖”都是类似的。正义与邪恶、自私与无私虽然未必总是黑白分明,但是也未必无迹可寻。

有人希望“江湖事,江湖了”;有人愿意大白于天下。

天下人未必都是傻子!老百姓虽然未必看得懂《葵花宝典》,但是知道要练《葵花宝典》, 就要自宫,这点还是明白的!

《海外华人网》将两篇文章同时转载,以飧读者。


争议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作者: 知识分子

最近,一篇题为“杨振宁的最后一战”的文章(见文末)广为传播,人们再次聚焦中国是否应该百亿/千亿投入建造超级对撞机。《知识分子》是全世界唯一为争论双方都提供过理性辩论的平台。杨振宁先生和王贻芳教授等代表科学家都在《知识分子》阐述过理由。
新出现的网红文章再度引起科学界甚至科学界之外发生激烈争议,其争议程度对超级对撞机的辩论。《知识分子》在此发表收集到的一些评论。
2012年至今,中国科学界,特别是物理学界,激烈争议超级对撞机项目(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它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科学家代表为高能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得到海内外高能物理学界较多支持。但科学界,包括物理学界,都有不同意见。

●   ●   ●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杨昆:

超对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凝聚态中实现,清华大学的姚宏教授在这方面最近有不少文章,我和复旦大学的虞跃教授也曾做过一些早期的工作。可以说超对称和超弦方面的研究为凝聚态物理提供了新思路,并促进了学科间的交流。

南方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李淼:

我不支持超弦理论甚至不支持任何量子引力理论已经很多年了,不等于我认为弦论是错的,我在南科大教授名录里的介绍自己的专业第一个还是超弦,第三才是宇宙学。人们研究量子引力理论的时间有五十年了,五十年来这个市场的行情大抵如大A股,一直在三千点之下偶尔会冲到五千点。这种情况估计会持续几百年。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张雷:

这种标题的文章我向来不看,但看到有几位圈友都转了,觉得自己有责任说一下。

首先声明,讲事实,讲道理的前提下,对科学或社会问题讨论畅所欲言,是好事。我这里只挑我认为几个逻辑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地方。

文章在约十分之一处黑体称:“CEPC周长100公里,需要占下北京五环那么大的地。” 其实,对撞机要在地下100米甚至更深,只在几个出口占地,就像北京二号线一样没有把故宫和广场给占了一样。请参考CERN的周长27公里LHC。

杨先生说高能物理 “party is over” 不是今年才说的,是四十年前说的。如果你认为从80年代到现在高能物理对于人类认识自然所取得的成就没有意义的话,我只能说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

此外,文章一直拿弦论说CEPC的事情,满满的阴谋论感。我参加CEPC研讨会和报告不下十次,包括阅读概念设计报告,CEPC从未将弦论、超对称或某一个特定理论作为主要研究目标。

文中对丁肇中、Maiani 很多未证实(或无法证实)的话加粗加黑,以及对发改委评委表决内幕如此之清楚(评委背景,投了什么票)。我很怀疑作者描述的真实性。

前一阵子讲 “李政道和杨振宁恩怨” 的文章,其中稍微想想就知道,有些事情就连当事人本身都无法说清楚,而作者侃侃而谈,简直似乎比任何人都清楚,很难认为是真实的。

这种自媒体文章最近也见多了,把几篇老文章东抄西拼,加上典型电视剧的情结,配上吸引眼球的标题。这些写手收获的流量和利益不用多谈,读者如果丢掉了理性批判,那确实可悲。

戴瑾,曾从事弦论和高能物理研究工作:

醋醋的文章把一场科学争论写得像宫斗剧。宫斗剧有娱乐性,这应该是这篇文章转发量比较高的原因。但一码归一码,在科学上,这篇文章完全搞错了。

弦论、超对称,和超级加速器是三个非常不同的概念,CEPC超级加速器不但和验证弦论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也不是用来验证超对称理论的,它是用来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的物理性质的。因为刚好有几个弦论物理学家对这个加速器比较热心,就硬是通过超对称,把三个东西绑在一块,那是宫斗剧的分析方法。

超对称这个词虽然很酷,对于行业外人士,很难解释清楚。量子物理中的对称性是很重要的概念,每一种对称性都对应着一些重要的物理现象。自然界的基本粒子有两大类:像光子、希格斯粒子那样自旋是整数的玻色子,和像电子那样自旋为半整数的费米子。超对称理论预测每一个玻色子粒子都有一个费米子超对称伙伴,反之亦然。比如对于光子就应该有一个自旋1/2的光微子,和光子一样参与电磁相互作用,两个粒子除了自旋不同,性质完全一样。但自然界明显不是这样的。于是还有一种叫对称性破缺的理论,它预测当我们把粒子加速到一定能量去碰撞,我们就能发现这些超对称粒子,并且观察到这种对称性。到底这个能量有多高,有不同的可能性。

弦论的基本观点是基本粒子不是像一个点那样的粒子,而是一根弦。这当然和超对称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弦论本身不要求超对称性,但超对称的弦论,简称超弦,更有吸引力。比如说非超对称弦论的世界里,有引力子但没有费米子,还是超对称的弦论更像我们的世界。

因此,一般人只听说过超弦这个词,这个词也更酷。尽管如此,把弦论和超对称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绑在一起,在科学上至少是非常不严谨的。如果自然界在弦论的能量上才有超对称性,任何人类建造的加速器都无法验证,这一点,读过相关科普的人都会知道。

另一方面,希格斯粒子的理论中有一个技术性的困难,超对称理论提供了一种解答。这一度是超对称理论的重要根据。但这种可能性已经基本被现有的加速器排除了。这一点,业内人士都知道,在LHC没有发现超对称的情况下,再建一个新的加速器,发现它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

所以超对称不是建CEPC的理由。

注意,希格斯的超对称性和弦论的超对称性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二者不光能量差别巨大,背后的物理原因也完全不一样。并且,就算新的加速器发现了超对称,也不能证明粒子就是一根弦;如果新的加速器进一步否定了希格斯能量级别的超对称性,也不能排除自然界在弦论的能量上是超对称的,更不能排除粒子是一根弦的可能性。

CEPC建设的原因,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的物理性质,说出来远没有超对称和超弦那样酷。

值不值得花300多亿去做这件事,科学界有争论,也不是所有做高能物理的人都支持,不做这个行业的都反对。这当然也不是一个纯科学问题,社会公众有权参与讨论。但也不应该做低俗的推理和类比,比如把它跟三峡工程相提并论(我看到网上有文章这样类比)。

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三峡工程90年代初起步耗资1800亿,今天的钱也不能和20年前的钱去做直接比较。CEPC的倡导者提出,如果在这个加速器上发现了新的现象,就再花1000多亿建设一个更强的加速器进一步探索它。既然没有超对称,希格斯粒子的那个理论难题仍然存在,对它进行精密测量的时候发现新的现象,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这笔钱即使要花,也是2040年以后的事情,不能把20年以后的钱和20年以前的钱去对比。

还有,加速器是一个周长100公里的环,只需要挖一条深深的隧道,整个加速器是在地下的。醋醋的文章,一开始就误导读者,好像加速器要把环内的整块地都占用,不是这样的。

吴进远,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高级工程师:

这篇网红文刷屏时,有的公号标题说中国高能物理大跃进,有的说三峡大坝。但我感觉十分失望,等了几天,始终没有见到用高铁来与CEPC比较的。

CEPC的造价不是所谓“天量资金”,而是大约相当于200-300公里的高铁。这样数量的高铁对国家的价值是锦上添花,但CEPC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对于国家的价值却是雪中送炭的。

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是罗伯特·威尔逊,他最著名的一个论断,是他在1969年4月答复国会议员质询时说过的一句话。当时议员们关心这个新的实验室以及获得的新知识对国家的安全有哪些帮助,罗伯特·威尔逊回答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关乎国家荣耀,爱国主义的事。这些新知识并不能直接地保卫国家,但却能“使之值得被保卫”。

CEPC的科学目标并不是所谓超弦教,而是作者也承认的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

很多人包括这个作者鄙薄精确测量,可是科学史上太多的发现是精确测量带来的。别的不说,要不是当年化学家们忍受着铵化合物带来的满实验室的尿骚气味,一遍遍精确测量和比较铵化合物分解氮气与空气氮气重量的微小差异,人们要晚很多年才能发现氩气。我们的钨丝灯泡就会比现在更容易坏,我们留给子孙的钨矿资源就会少很多。

回顾争议超大对撞机

2016年9月4日
杨振宁: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 独家

2016年9月5日
王贻芳: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 | 独家

2016年9月7日
答王贻芳所长:高能所更该做什么?| 对撞机的对话3

2016年9月8日
大科学工程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 | 对撞机的对话4

2016年9月9日
人民日报评论:期待更多科学“对撞”

2016年10月2日
32位在美物理学者联名:中国建造希格斯工厂的黄金机遇

2016年10月22日
王贻芳再谈大型对撞机: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一项政治决定

2017年1月25日
何祚庥:对中国建大型对撞机的意见

2017年1月31日
何小刚:评何祚庥院士对中国建设大型对撞机的意见

2017年7月13日
中国超级对撞机与人均负担 | 争鸣

2018年7月1日
杨振宁坚持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历史原因

关于CEPC

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是中国粒子物理学界发起建造Higgs粒子工厂和国际大科学装置,其主要用于对希格斯粒子进行精确测量和探测新物理。第一阶段将首先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第二阶段进行质子对撞机的建设。

王贻芳在今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CEPC的隧道有100公里长,第一阶段建设预算约360亿元。

2018年11月,CEPC团队正式发布了概念设计报告,后进入设计优化和关键技术预研究阶段。

科学的江湖 (上) —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科学的江湖 (上) —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编者按

最近关于 “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争论因为醋醋发表在《醋话集》(微信公众好)的《杨振宁的最后一战》而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微信公众好《知识分子》紧接着发表了一篇《争议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引用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评语。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科学的江湖虽然没有金大侠的江湖那么腥风血雨,但是似乎就从来没有、永远也不会平静。

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地位之争、门派之争,等等,在哪个“江湖”都是类似的。正义与邪恶、自私与无私虽然未必总是黑白分明,但是也未必无迹可寻。

有人希望“江湖事,江湖了”;有人愿意大白于天下。

天下人未必都是傻子!老百姓虽然未必看得懂《葵花宝典》,但是知道要练《葵花宝典》,就要自宫,这点还是明白的!

《海外华人网》将两篇文章同时转载,以飧读者。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作者:醋醋

The party is over。

杨振宁张开左手向上抬起微微摇了摇,加重语气补充翻译:

什么意思?盛宴已过。

虽然97岁高龄,杨振宁也只需一根拐杖就能走路,他坐在沙发上,拐杖斜放在腿边。

台下,坐满了年轻大学生,一位男生站起来发问,脸上挂着愤懑、委屈与不解。

这是2019年4月29日,在北京雁栖湖畔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新礼堂发生的一幕。

男生读研一,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未来即将从事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预研工作。

4年前,针对CEPC该不该建,杨振宁与男生老师,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

从事高能物理研究的人,都指望这个项目上马,不然他们在剩下的岁月中将无事可干。

前一阵子,任正非呼吁,要加强基础教育,砸钱砸不出来科学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代最基础的理论物理,恰恰把希望寄托在砸钱上面。

作为一个超级费钱的项目,CEPC环形周长100公里,保守估计就得400亿。第二期SppC(环形强子对撞机)耗资更是超千亿。

北京五环路全长98.58公里,这意味着,隧道可将整个北京主城区包在其中。

醋醋的朋友房师说,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园,做梦都不敢奢望拿下这么大一块土地。

CEPC-SppC,这简直就是物理学的三峡工程,高能所只是冲在前台的马前卒,背后强力推手,是国际超弦界。

从2014年开始,国际超弦界就组团来中国游说超级对撞机项目,不幸的是,2016年他们遭到杨振宁的强势阻击,当年发改委十三五项目审批,CEPC只差一票未能通过。

这位高能所研一男生,从室友那听到小道消息,现在杨振宁不反对建CEPC了,于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抢到了一张杨振宁的国科大讲座门票,想当面求证一下。

杨振宁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看法没有变,迎头泼了他一盆凉水。

他不仅一如既往反对建超大对撞机,还劝这位男生尽早转行,高能物理盛宴已过。

人的一生呐,不能只看个人的奋斗,有时候也要看一看历史的进程。

不仅高能物理的盛宴已过,当代物理学的前沿,也是一片无际的黑暗。

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有多辉煌,当代物理学就有多黯淡。

2017年的引力波,2019年的黑洞照片喧嚣一时,那也只是验证了100年前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2018年霍金去世,引发社会纪念热潮,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霍金身残志坚,是科普畅销书籍《时间简史》的作者。

霍金的科学最高成就黑洞辐射理论,知道的人并不多。杨振宁科学成就比霍金更高,但人们热衷他的晚年生活。

人们一提到牛顿就会想到万有引力,提到爱因斯坦就会想到相对论。

人们关心霍金、杨振宁的生活而不是科学,不能怪大众猎奇,当年牛顿与爱因斯坦的那些事儿更生猛。

只能说,当代物理理论不如前辈,普通人不懂相对论,总知道原子弹,不懂量子力学,电脑互联网总玩过吧。

当代物理又发现创造了什么?

这是杨振宁的最后一战,他拯救不了当代物理,而是遏制危机爆发后的疯狂。

1

11月3日,第7届腾迅WE大会现场,布赖恩·格林(Brian Greene)在台上拨动“宇宙的琴弦”。

作为世界最负盛名的超弦传教士,格林是多本科普畅销书的作者:《宇宙的琴弦》,《宇宙的结构》,《隐藏的现实》……孜孜不倦从事超弦理论的公众普及。

面向台下听众,格林再次舌绽莲花,讲解超弦理论及其衍生品多重宇宙。

随后,王贻芳上台,从中微子实验讲到超大对撞机。

国际超弦界与中国高能所,还在坚持不懈。

自2014年造势,于2016年十三五规划遇挫后,他们期望在十四五规划上通过项目。

2021-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CEPC-SppC造势,要提前两年开始,2019年很关键。

纵观全世界的对撞机,LHC已是强弩之末,不会有新的发现了,别的对撞机能级太小,更加指望不上,全世界物理学家唯一的希望,都押在中国的CEPC-SppC的身上。

这是人类世界中最靠近窗户的一群人,看窗外,漫漫长夜。

禁闭在一间密室的人,找遍钥匙无果,就会竭斯底里用力撞门,哪怕那么一丝可能。

不甘、愤懑、呐喊、无奈、绝望……这是物理学家的痛苦,普通人根本就感受不到这间密室。

事实上,就算CEPC-SppC顺利获批,要全部建成,也得2040年以后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看不到那一天,不过是留一个念想。

2016年,霍金艰难地打出226个字力挺对撞机。2018年,霍金阖然长逝。

想到这里,醋醋也不禁黯然神伤。

王贻芳坦诚,推动我国建设CEPC,是他在现在的科学岗位上的最后一桩心愿。

如果我没有提,是没尽到责任。

支撑王贻芳的情怀,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希望,首期360亿二期超千亿的天量资金,仅仅只有两个字——

幸运。

CEPC唯一确定的科学目标,就是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即所谓的上帝粒子,如果不能保证超越现有物理框架标准模型,那就跟测量牛顿引力常数的意义差不多,但是谁又能保证呢?

公认可以突破标准模型的实验,一是邻近核反应堆的中微子振荡,王贻芳在大亚湾核电站做出了突破性贡献;二是远离核反应堆不受中微子干扰的暗物质探测,世界最深的实验室——四川锦屏山暗物质实验室正在努力。

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突破标准模型,希格斯本人还健在,奇怪的是,醋醋在任何公开报道中都没有看到他站出来发表一下期待。

王贻芳也只是说如果有所发现,就启动第二期工程SppC,把正负电子对撞换成质子对撞,这还是奔着物理界期待了40多年的超对称粒子而去。

预言该粒子的超对称理论,最有可能突破标准模型,也是另一个野心更大的万有终极理论候选者——超弦的超的来源。

在数学框架上,超弦有望统一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它认为世间万物都由一根振动的弦组成。

从最小的基本粒子,到最大的宇宙天体,无论是黑洞的本质,还是宇宙的起源,都要匍匐在超弦脚下。

但是为了满足数学自洽,人类付出的代价是颠覆我们的宇宙观。

在超弦的设定中,我们的宇宙其实是一个11维时空,我们只能感受到三维空间与一维时间,另外7个空间维度不见了,超弦给出的解释是被紧化了,空间就像一张膜,紧化就是将其卷起来了, 卷到了极小不能被看到的尺度。

一共有10^500种紧化方式,每一种都对应一个宇宙,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是多重宇宙的由来。

10^500这个数字有多大?想象一下1后面排500个0,什么亿啊兆啊都是毛毛雨,我们的宇宙原子总数也就10^80个,相比隐藏的宇宙数量,连九牛一毛都不如。

最近知名美剧《生活大爆炸》全剧终,回顾第4季20集中,格林亲自扮演自己,向主人公谢耳朵推销他的新书《隐藏的现实》。

有人认为谢耳朵的原型就是格林,其实恰恰相反,谢耳朵的原型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奠基人之一谢尔登·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超弦的铁杆反对者。

没有什么现实可以被隐藏,编剧显然参考了现实原型,尽管有格林的推销,谢耳朵后来还是放弃了超弦理论的研究。

格拉肖的高中同学,标准模型的另一位奠基人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抵挡不住终极理论的诱惑,选择臣服超弦,成了白袍巫师萨鲁曼。

标准模型走在量子力学的最前沿,也是当今理论物理的最高成就,标准模型的后继者是超弦。

根据超弦的理论设定,要想撞出弦来统一四种力,需要环银河系长度的对撞机,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温伯格选择“曲线救国”,致力于验证超弦的”超”,也就是超对称理论,它能将物质与力统一起来。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质量与能量统一起来,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物质与力统一了,那不晓得搞出什么吓人东西。

超对称理论预言的超对称粒子没有超弦那么变态,理论上在TeV(万亿电子伏特)的能区就能撞出来,LHC的最大能级是13TeV。

虽然这是地球人可以做到的,但必须建立巨型对撞机,需要成百上千亿的经费,LHC前前后后就花了100亿美元。超弦与高能物理联手,意味着玄奥的思想与庞大的利益结盟。

这是一个很妙的组合,超弦永远无法被证伪,但如果局部证实,就能够屹立不倒。这就跟宗教一样,上帝的仁慈永远触摸不到,但是教会能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关爱,当然还有连绵千年的香火钱。

超弦与其说是一个学派,还不如说是一个教派。

这可不是醋醋说的,超弦界自己戏称扛把子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为Pope,也就是教皇的意思。

2

1987年,温伯格主导美国SSC(超级超导对撞机)建设,希望撞出超对称粒子,验证超对称理沦。

时值美苏争霸,美国力求在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碾压苏联,对登月、“星球大战”这样的鸡血项目来者不拒,SSC号称能帮助人类解决宇宙起源问题,完成物理终极理论的梦想,里根二话没说就批准了立项。

当年温伯格报出的预算不多,只有区区44亿美元。

转眼到了1993年,美国总统换了两茬,里根走了布什上,布什走了又来了克林顿。美国人搞工程费时还费钱,6年时间他们连安放对撞机的隧道都没挖好,就花了近20亿美元,而总体预算更是飙升到近百亿美元。

这个时候苏联已经解体,美国人独孤求败,社会上下对鸡血项目不是很感兴趣。克林顿作为平民总统,更加关注提振美国经济,天天盯着政府不让大手脚花钱的国会不干了,几轮听证会后硬是叫停了SSC。

美国超弦教一片哀嚎,所幸当时欧洲搞了个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LEP),隧道是现成的,只要把正负电子对撞机换成强子对撞机就好。

超弦教找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时任总干事卢埃林·史密斯( Llewellyn Smith ),向他分析物理界天下大势,美国佬不干了,执牛耳者唯有欧洲。

双方一拍即合,1994年圣诞节前夕,CERN批准了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立项。对于超弦教来说,就算LHC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也只是个迷你版的SSC,其环形周长27公里,不到SSC的1/3,但有总比没好,而且根据理论推测,LHC的能级可以撞出超对称粒子,足以满足超弦教的需求。

格林很兴奋,在2004年出版的《宇宙的结构》,他断言LHC开机运行后能发现超对称粒子。

由于选错了焊接工艺,2008年9月LHC开机后9天,超导电磁铁的电路就烧坏了。其后用了一年多才修好,但是只能以原设计能量14TeV的一半7TeV运行,这一阶段维持到2013年。

即便如此,超对称理论的原始参数空间已经有99.9%被否定掉了。

2015年6月3日,LHC将能量提升到接近设计峰值的13TeV,仍未发现超对称粒子的迹象,99.999%的超对称理论原始参数空间荡然无存。

超弦教只好改口,称预估的能级,是超对称理论与标准模型“自然结合”后的计算结果,没有撞出来超对称粒子,它们的结合方式可能并非“自然”,需要更大能级的对撞机才能发现超对称粒子。

尼马-阿卡尼-哈麦德(Nima Arkani-Hamed),发扬了多重宇宙学说,是超弦教的后起新秀,2013年12月来华担任高能所前沿研究中心主任,做了国际超弦教的中国内线,负责联络组织各种活动。

他在20多年前就说过,1TeV就能看到超对称粒子,后来被实验打脸,又改口称得100TeV才行,这差不多就是CEPC的升级版SppC的能量峰值。

这等说辞,连我等普通人都听得出来在耍流氓。

没有理论预测,或者随意调整预测,谁知道多大能级才撞得出来,花费成百上千亿建造大型对撞机,只有0.001%的胜率,这还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结果。

科学项目其实跟创业项目一样,你至少要画一个PPT说服投资人出钱,张口就说我要做马云,你投我一块钱,我还你一亿元,我信你个鬼哦。

国科大讲座上,面对高能所研一男生的不满,杨振宁吐露肺腑之言。

“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这个机器不能再做下去了,要造更大的对撞机,需要花更多的钱,至少要200亿美元。”杨振宁说,“别的国家没钱,大家说中国有钱。

“我知道我的同行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反对)是要把他们这行给关闭掉。可是这个对撞机要花中国200亿美元,我没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杨振宁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宏大理想,但是对于实现什么样的科学目标可是一清二楚,李政道与丁肇中等华裔诺贝尔科学家也来积极推动这件事。

而这一次,他们保持了沉默,丁肇中还是王贻芳的老师,高能物理界的大师级人物。

2016年,据研究理论物理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透露,丁肇中问及王贻芳最近忙啥,何说他想把SSC搬到中国来,丁肇中立马就说,”一点意思都没有“。

撞不出超对称粒子,超弦教在物理界的地位岌岌可危,从众星捧月到千夫所指,有重蹈当年以太说覆辙的风险。

超弦教埋怨LHC太小了,如果按照SSC的规模,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们把目光瞄向中国。

当今只有中国,才有这么大的财力与抢占基础科学制高点的渴望,才有可能上马这个超千亿的物理学三峡工程。

SSC复活的希望,在中国。

3

2014年,国际超弦教与高能物理研究所联手造势,组团来中国游说。

当年2月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希格斯粒子发现之后,基础物理学向何处发展?”的讲座,超弦教主威滕、教主导师戴维·格罗斯(David Gross),以及其他几位超弦干将悉数到场,王贻芳在会上发言。

格罗斯曾经提出“渐近自由”理论解释强力,获得2004年诺贝尔物理奖,该理论是标准模型的支柱之一。威滕是他教出来的最得意的弟子,两人都是犹太籍物理学家。

1999-2003年在任的CERN总干事鲁加诺·玛亚尼(Luciano Maiani)也在会场,有人问他,欧洲的加速器是怎么做到让各国都掏钱的?玛亚尼回答很干脆:

忽悠啊,我们说这是为了与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加速器竞争。

正如其所言,有亲历者回顾,那天本以为是高端物理学科普讲座,好不容易早去抢了个座位,结果听了一会发现这是个电视购物栏目….各种推销。

推销员很多,商品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版超级对撞机,超弦教负责讲解宇宙起源等科学意义,以及对中国一片大好的国际形势,王贻芳负责说明具体实施。

一虚一实的组团差不多就此定型,以后凡有超弦教来华,必有王贻芳的身影。

2015年,格罗斯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中国的科学大跃进》,力挺中国超大对撞机计划,生怕他的文章中国人看不到,他还特意让人翻译成中文。

醋醋忍不住多说一句,格罗斯如果懂得中国多一些,就会知道大跃进在中国并不是什么好词。

2016年8月1日,国际弦理论大会(Strings 2016)在清华大学举行,还是那拨人马,还是那套说辞。

世界物理中心将转移到中国,天下英才尽入彀中,溢出效应将让中国人受益无穷。

CERN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的万维网WWW,是证明粒子对撞机溢出效应最常用的例子。

万维网1980年就开始设计部署,1991年对外开放,最初是为了方便CERN内部协作,不关粒子对撞机啥事,与1994年立项2008年开机的LHC更没有一毛钱关系。

群体合作总会产生偶发不可预期的溢出效应,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

炼丹也有溢出效应,那就是火药。

一个多月后,一场关于中国该不该建超大对撞机的争论成为公众话题,继而引爆全球。

2016年9月4日,杨振宁授权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署名发表他的文章《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刷刷刷连出七剑,剑剑穿心。

杨振宁列举的7条反对理由,涵盖了项目预算超支、影响民生经济、挤压其他科研经费、不能实现预期科学目标、即便有发现也无法实用、中国为欧美作嫁衣裳,以及展望物理学未来两个发展方向。

当天王贻芳就奋笔疾书,洋洋洒洒6000言,一一反驳杨振宁的反对理由,第2天也通过“知识分子”发了出来。

如果高能所有一个成熟的公关团队,一定会拦住老王“stop!”利益所在,怎么说都是错,说得越多错得越多。

超弦教只能在心里骂猪队友。

而后更多科学家卷入争论,遍布国内外,除了奋战在第一线的新锐,还惊动了很多已成为江湖传奇的耆硕。

这其中就有当时还在世的霍金。

然而论学术成就,霍金也是这帮人中的小字辈。因为他们纷纷出来表态,不少人惊呼,教科书上那一串名字居然还活着。

虽然场面火爆,公众看到的其实都是马后炮,早在之前来自科学界的争议,就让王贻芳的超级对撞机计划遭遇挫折。

2016年6月16日,王贻芳的团队得到科技部3600万人民币资助,用于CEPC的预研。

但在当年7月,发改委十三五项目评审,CEPC仅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下一轮8亿人民币的资助请求。

醋醋获得的消息是,5票赞成,6票反对。赞成的全是高能领域,反对票里5票是非高能领域的专家,1票是政府方的代表。

除了屁股决定脑袋的支持,其他无论是从科学还是政经角度考虑,都投出了反对票。

王贻芳完败。

4

一般情况下,科学家茬架,都在科学共同体内找场子摆平,极少以菜场大妈的方式在大众媒体上吵个面红脖子粗。

当然这些科学话题大众也听不懂。

这次有关对撞机的争论,能够在2016年形成一场物理学的世界大战,余波传到2019年,为我等酱油党的日常八卦添加佐料,一是因为对撞机耗资相当于一座三峡大坝,已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科学研究,而是涉及广泛的社会工程。

二来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代物理学产生了深刻的裂痕,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科学共同体内,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的争议,往往就会扩散到大众层面。就如英国脱欧,保守党与工党谁也搞不定谁,干脆全民公投。

这个裂痕还得从爱因斯坦说起,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不相容,爱因斯坦晚年致力于统一场理论,试图将量子力学的电磁力与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合二为一,无果而终。

这不能怪爱因斯坦太贪心,引力与电磁力的方程,几乎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一对不在一起简直没天理,初中生见了都想撮合它们。


引力方程


电磁力方程

后来人们敲开原子核,发现量子力学除了电磁力,还有龟缩在原子核里面的强力与弱力,本来是一对力变成了四种力,都可以凑一桌麻将了。

这个时候杨振宁站出来,说咱们别管引力,先把电磁力、弱力与强力吉祥三宝给统一了,为此摸索出一套基于对称性与群论的数学框架,叫做杨-米尔斯规范场论。

杨就是杨振宁,米尔斯是与他一个办公室的研究生。

诺贝尔奖往往代表一位科学家的最高成就,极少例外,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杨振宁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它们都是框架理论(framework),很难被实验全部证实,而与诺贝尔奖无缘。


这些科学家,往往是天才中的天才,巅峰上的巅峰。

在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框架之上,物理学家们建立起了一套基本粒子的标准模型,并实现了电磁力与弱力的统一,姑且将他们称之为标模派。

标模派个个都是西部老牛仔,手提粒子对撞机左轮枪,对准他们预言的61个粒子,有如树起的61个靶子,枪枪命中,几乎个个十环。

由于是杨振宁提供的弹道机制,标模派每命中一枪,他的头上都会多一圈光环,其在物理学界中的地位,也愈加稳固和上升。

1994年,规范场理论发表40周年,美国富兰克林学会颁给杨振宁鲍尔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指出:

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可与牛顿的引力、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

但标模派的成功很憋屈,其创立之初就先天不足,没有把引力纳入其中,后来又发现了暗物质与暗能量存在,我们可感知的61个粒子构成的物质只占宇宙4.9%。

另外,由于标准模型预言的大多数粒子都是高能状态下的粒子,无法独立存在于自然界,基本上不能实用,这也是杨振宁不看好对撞机发现的一大原因。

标准模型就像是一个金鸟笼,把人类禁锢在笼中。

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家更希望找出理论的破绽,胜过证明理论的渴望。

然而讽刺的是,验证标准模型的实验数据与理论的预测,也是有史以来最匹配的,标准模型几乎牢不可破。

这就好比玩密室逃脱,科学家们明知室外有室,他们疯狂地找齐61件物品之后,还是没有打开大门的钥匙,其失望可想而知。

这个时候,作为物理学的超哥,超弦教站出来说,我能把引力囊括进来,我带你们去找钥匙。

超弦教凭借的是一本数学葵花宝典。

“葵花在手,江山我有。日出东方,唯我不败!”

超弦教一班人马,手提数学葵花剑,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好不威风。

他们有一个难以启齿的难言之隐。

众所周知,要练就葵花宝典,须得满足八字真言,“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凡踏入超弦教,此生就得与实验验证的硬气彻底无缘,而实验才是物理学以及所有科学扬名立万的长枪短炮。

当初杨振宁提出杨-米尔斯数学框架,由于没有物理意义,被冰封了十几年,后来结合物理模型并被重整化(可精确计算),才成为神兵利器帮助对撞机瞄准射击扬名立万。

科学终究是热兵器的江湖,超弦教光凭一把葵花剑虚张声势,是走不出黑木崖的。

超弦教教主威滕,拿遍了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大奖,甚至连号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都拿过,就是独缺一个诺贝尔奖。

标模派是痛苦的枪手,超弦教是不甘的剑客。

2012年超弦教找到俄罗斯互联网投资家尤里·米尔纳,搞了一个基础物理突破奖,奖金300万美元是诺贝尔奖的三倍,堪称科学界“第一巨奖”。

由于评委会主席就是威滕,所以每年获奖者大多是超弦研究者或其盟友,如王贻芳就得过,今年的基础物理突破奖给了研究超引力的科学家,充分展示了什么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

后来谷歌公司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及其夫人、中国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等互联网大佬也陆续加入,还分设了生命科学突破奖、数学突破奖等奖项。

今年的腾讯WE大会,有格林与王贻芳参加,或许与此有关。

这系列突破奖无需实验验证也能获奖,摆明了就是叫板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只颁给经实验验证的科学理论,它不奖励聪明或成功,而是奖励正确。

成功只是暂时的,正确才能长久,所以突破奖搞了7年多,主要还是超弦教自嗨,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拉赞助的本事一流。

基础物理突破奖拿再多,也顶不了一个诺贝尔奖,而唯一可能通过实验间接验证超弦的,就是超对称理论。

超弦教做梦都想拥有一杆枪,就是超级大型对撞机,当标准模型的预言被一一验证之后,还能鼓捣世界各国政府把天量的经费投入到高能物理中,超弦许诺超越标准模型,通往终极理论的梦想立下汗马功劳。

这就是为什么超弦教拼命游说中国搞超大对撞机的背景。

5

在科学界,最早实名反对中国超大对撞机的不是杨振宁,而是一个叫王孟源的人。

2015年1月与12月,王孟源写了两篇文章,《高能物理的绝唱》(一)(二),指责CEPC将大笔钱财当闪电,将快要死透的高能物理这具尸体转化成Frankenstein(弗兰肯斯坦)式的科学怪人,以行尸走肉式的存在撑到教授群的退休期。

王孟源的文章发表在台湾的个人博客上,大陆没有梯子看不到,前后两篇文章发表了一年多时间,乏人问津。

但王孟源的身份不简单,他是哈佛大学高能物理学博士出身,亲历过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兴建与夭折,对高能物理圈与对撞机知根知底。

文章点名批评了丘成桐积极参与这个骗钱的把戏,他在2015年10月份与人合作出版了科普书《从长城到大对撞机》鼓吹CEPC。

丘成桐是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该奖号称数学中的诺贝尔奖。

超弦理论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做卡拉比-丘空间,这里的丘就是丘成桐。前面超弦告诉我们,宇宙有7个维度被紧致化了看不见,如何紧致化的,它们跑去了卡拉比-丘空间。

如果要说超弦教在中国有代言人,则非丘成桐莫属。超弦教组团来华的活动,都是丘成桐操办主持。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搞数学的,痴迷物理学装置,就是没有搞清楚丘成桐与超弦的关系,以及对撞机之于超弦的重要性。

而将超大对撞机争论从科学界内部引向公众的始作俑者,也是丘成桐。

2016年8月7日,丘成桐接受新华社专访,希望在长城入海处建设下一代巨型对撞机,这是CEPC首次大范围内向公众公开。

新华社文章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中国版大对撞机一时成为新闻热点,媒体自然不会错过这个选题。

有记者挖出王孟源的文章,一看是专业出身亲历第一线,猛料十足,还涉及丘成桐,就找到后者希望他能有所评论。

丘成桐应该是仔细看了这篇文章,2016年8月29日,他在微信公号“老顾谈几何”发表意见,详述自己扒出王孟源老底的过程。

如果爆料不痛不痒,丘成桐岂会care王孟源的背景身份。就如郭德纲说的,我正眼看你一眼都是输。

作为哈佛大学兼任数学系与物理系的双料教授,丘成桐很意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王孟源的名字。

几经求证,丘成桐在哈佛大学的教授朋友们终于找到了王孟源的导师,原来是一个没有系中升职的助理教授,难怪哈佛资深高能物理学家不认识王孟源。

丘成桐更是指出,王孟源博士毕业以后,就没有什么学术上的论文成就,而是转行做了几十年的生意。

言下之意,王孟源没有资格在对撞机上面说三道四。

这种论资排辈的人身攻击,一般人都会不爽。科学讲究客观实证,向来尊重事实,不看出身,想当年爱因斯坦还只是一个小小专利员。何况王孟源的哈佛大学高能物理博士学位并不假。

而且丘成桐当时还不知道的是,王孟源的导师是格拉肖的关门弟子,格拉肖想把超弦挡在哈佛门外无效,愤而离职,王孟源的导师也无法获得升职。

研究基础物理学发表论文,必须在数学上自洽,只能走超弦这条路。大学没有论文,地位就会下降,哈佛扛了一年扛不住,还是把超弦引进来了。

哈佛大学理论物理的主流教职,逐渐被丘成桐等超弦教占领。

当然丘成桐也是货真价实的顶级科学家,不可能不知道贬人身份落了下乘,醋醋倒是觉着,王孟源点到了要害,面对记者的采访,丘成桐只好通过这个损招,来降低其文章的影响。

只是千不该万不该,丘成桐提到了杨振宁,他不相信杨振宁会反对建对撞机,因为在他看来,对撞机的每一次发现,都会巩固杨振宁在科学界的地位。

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杨振宁借势公开发表文章反对中国建大型对撞机,原本在科学界的争论瞬间变成大众茶余后的谈资。

这逼得王贻芳不顾利益相关人身份,亲自上场肉搏,估计心里也在骂猪队友。

杨振宁为何不惜与科学界同行撕破脸皮,一点面子都不给丘成桐,这又与物理学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撕裂有关。

6

弦理论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创,蛰伏十多年后第一次革命爆发,升级为超弦后独霸理论物理界,却始终无法被实验验证,叠床架屋的论文堆砌,以及长期霸占各种学术资源,引来不少物理界同行的反感。

2006 年, 超弦理论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公关挑战, 两部 “反弦” 著作相继出版, 其中一本是圈量子引力论阵营的李·斯莫林(Lee Smolin)所写的, 书名是《物理学的困惑》,另一本则是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助教彼得·沃特(Peter Woit)所写的, 书名更不客气, 叫做《甚至都不配称为错误》。

两本书的副标题很直白,一个是“弦理论的兴起,科学的衰落”,另一个是“弦理论的失败与物理定律的统一”,前者明示弦论的崛起是物理学的堕落, 后者暗示弦论的完蛋是新生活的开始。

这种“反弦”情绪在2015年达到顶峰,LHC基本排除了超对称理论的存在,物理学界多年来的期盼成了一场空。

2015年,除了王孟源在中国开炮,还有另一群科学家聚首德国慕尼黑大学,于当年12月7日至9日召开了一场物理学界的“扩大会议”,群情激昂,声讨超弦与多重宇宙理论长期以来无法证伪,破坏了科学方法的整体性以及科学在公众中的声誉。

超弦教德高望重的教主导师格罗斯参会迎战。面对诘难,格罗斯舍车保帅,承认多重宇宙就算在理论上也无法观测,但仍坚持超弦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尤其是这么多年来,在通往终极理论的道路上,没有其他理论可以与之竞争。

你们嚷什么嚷,光破还得有立啊!

杨振宁对于超弦又是什么态度呢?

早在1986年超弦第一次革命成为物理界的显学之际,杨振宁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第五次谈话就讲得很明白:

杨振宁

我很难相信这个理论最后是对的,超弦没有经过与实验的答辩阶段,它很可能是一个空中楼阁。如果你问我,我要不要去做超弦,我的回答是我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去搞这种东西。

我一定会去做纯粹数学,在纯粹数学中妙的东西很多。我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时间和能力去做对数学有真正发展的工作,而去做既非物理又没有长久数学价值的东西呢?

7

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有一个统一大业,将物质与规律尽可能还原成最基本的存在。

就如围棋一样,千变万化的棋局背后都是一个统一的规则,以及黑白两子与棋盘。

人类有个梦想,只要统一了物质的基本结构、物质的相互作用和运动转化规律,就会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到时候宅男只要打个响指,就能变出个林志玲带回家。

在这条统一的大路上,走着几个高大的背影,在伽利略统一了运动与静止之后,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把天上和地上的现象统一起来,打开通往机械工业革命的大门。

麦克斯韦紧跟其后,琢磨出一个方程组,统一了电、磁、光,各种宏观上的弹力、摩擦力都可以归结为微观上的电磁力,人类从此进入电气时代。

爱因斯坦叼着烟斗走来了,他先用狭义相对论劝和了麦克斯韦方程组与牛顿力学,统一了低速与高速,时间与空间,再反手甩出E=MC^2,一个简单的质能方程引爆了原子弹。

就在这时,高歌猛进的统一大业突然卡壳了,狭义相对论好说歹说,牛顿引力就是不听劝,爱因斯坦一怒之下,将引力赶出了物理王国,流放到几何空间,安置在广义相对论中。原来星球之间有引力,并不是它们吃了大力丸,而是吨位太重,将时空压弯了,引力是一种几何现象的呈现。

在爱因斯坦忙着收拾引力的时候,一群科学家排成方队踢着正步走远了,这里面有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量子力学山头上一堆大王,广义相对论山头上只有爱因斯坦一个光杆司令。

爱因斯坦一看这还了得,天无二日,国无二君,量子力学岂能不服王化,他打磨统一场论,要收服这帮散兵游勇,可惜终其一生也未能北定中原。

这个时候就轮到杨振宁上场了,他从口袋里面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说我搞了一套数学框架理论,有望统一电磁力、弱力与强力,咱们量子力学内部好说好商量,枪口一致对外,再去干引力。

这个数学框架就是前面提到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当年杨振宁是硬着头皮站出来的,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可以理解,1954年发表论文的时候,他还没有拿诺贝尔奖,更要命的是,理论要求传播强力与弱力的规范玻色子没有质量,这与其短程力的物理现象矛盾。

发现泡利不相容现象的泡利,也想过类似的办法,但是他一看这个矛盾就打退堂鼓了,对于杨振宁毫无顾忌发表论文,本来就是一副坏脾气的他更加火冒三丈,当场就把杨振宁怼得下不了台。

其实这个问题杨振宁也心知肚明,为什么他敢于跨出这一步,泡利却不能呢?

这涉及到当代物理学研究范式的一个重大转折。

8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这句《哈姆雷特》的台词成为家喻户晓的永恒经典,莎士比亚道出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纠结——我该如何抉择?

当代物理学也很纠结一个问题——撞还是不撞。

一位伟大的厚黑学政治家曾经揭晓了所有重大斗争背后的秘密:

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

围绕中国超大对撞机的争论,背后其实还是科学权力之争,超弦与凝聚态物理的角力,其焦点又集中在各自的基本思想。

杨振宁成名粒子物理学,但在后来转向凝聚态物理。

这场物理学的世界大战从美国打到欧洲,胜负1:1,现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胜负难分。

美国那场仗打输了,经费超支并非主要原因,据温伯格透露,来自国际空间站的竞争扼杀了SSC。

这个项目经费高达25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SSC的费用,说明SSC被裁还是因为科学价值不够硬。

在美国众议院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议上,美国凝聚态物理大佬菲利普·沃伦·安德森(Philip Warren Anderson)陈述四大科学理由,给了SSC致命一击。

其中一条是安德森的核心理由——与日常相关的科学也同样基础。

很多人心中的基础科学,要么是研究远小于基本粒子的普朗克尺度,要么是放眼宇宙尺度研究黑洞这样的天体,但是研究雪花的形成、人的思维、经济规律这些日常行为也同样基础。

它们听起来没有那么牛逼,但是更加实用。

安德森是197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开创了凝聚态物理一系。2006年何塞·索勒的一份分析统计比较了论文参考文献与引用数,指出安德森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物理学家。

凝聚态物理的前身固体物理学,催生了半导体,是PC、手机、电视机、照相机、互联网、硬盘、处理器、闪存等电子产品的共性,成为IT浪潮的奠基石。

格拉肖称当今全球GDP有2/3来自量子力学的贡献,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来自量子力学的分支固体物理学,加入液相后固体物理升级为凝聚态物理,80年代还发现了高温超导材料。

从超导体出发,安德森建议粒子物理学家寻找产生粒子质量的机制,启发了后来的希格斯机制。

由于杨振宁的努力推动,中国的凝聚态物理欣欣向荣。当年安德森陈述就不无酸意地指出,美国的超导研究已经落后于中国。

针对超弦的目标“Theory of Everything”(万有理论),安德森写了一篇杀气腾腾的檄文《More is different》(多则异,量变引发质变)。

安德森:

将万事万物还原成简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从这些规律出发重建宇宙的能力,不能依据少数粒子的性质简单外推出多粒子复杂集聚体的行为,相反在复杂体系的每一个层次会呈现全新的性质。研究理解此类新行为,就其基础性而言,与其他研究相比毫不逊色。

换言之,我们不能从一些最简单的基本定律去推出各个尺度各个复杂度下的物理,因为物理学在从基本走向非基本,从基本粒子走向多体时,并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而是会产生1之外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属于这些所谓的“外延性学科”的特有属性和现象,并不是由微观的基本定律可以直接推导出来的。

这其实就是当年亚里斯多德反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现代科学翻版。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柏拉图相信有个完美的普遍理念,投影出不完美的世界,而亚里斯多德认为普遍是寓于具体事物之中。

柏拉图认为这个普遍的理念存在于几何之中,柏拉图学院大门上写着醒目的一行“不懂几何者严禁入内”,这何尝又不是当今以超弦为代表的理论物理的写照。

亚里斯多德出生医学世家,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医学训练,这种医学训练培养了亚里斯多德特别重视经验事实的思维方式。所以亚里斯多德认为理论知识不能脱离经验事实,他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就指出:

倘有理论而无经验,认识普遍事理而不知其中所含个别事物,这样的医师常是治不好病的。

柏拉图代表了还原的本体论,亚里斯多德代表了涌现的实体论。(醋醋认为两种概念,是比唯心与唯物更基本的哲学对立,唯心唯物还是还原论的体现,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展开了)

这两师徒的缠斗从古希腊哲学一直打到中世纪神学,近现代科学还能时常看到他们刀来剑往。

9

杨振宁本来是柏拉图的传人,1954年他明知理论上有物理的缺陷,还是坚持发表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就是因为他对数学的信心胜过了对物理的怀疑。

一来强力弱力很复杂,有可能是应用层面上出了问题,而非错误;二来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对称性非常棒,杨振宁深信这么优美的数学理论不会错,而且当时它和两个已经有稳固实验基础的理论结构有密切关系,它们是同位旋守恒和麦克斯韦方程。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华罗庚尊崇的数学大家,深受家庭熏陶,杨振宁是物理界的数学战斗机,但在物理直觉与实验上稍逊一筹,尤其是实验,同事揶揄,“哪里有杨,哪里就有爆炸”。

幸好杨振宁赌对了。后来盖尔曼的“夸克模型”、格罗斯的“渐近自由”、格拉肖、温伯格与萨拉姆的“弱电统一”、霍夫特的“重整化”帮助完善了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物理与数学框架,最终成就了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

这颠覆了过去的科学研究范式——在实践中总结理论再予以验证。先有物理框架,再有数学描述。

杨振宁是立足于数学的对称性搞出理论,再与物理模型结合得到实验验证。先有数学框架,再有物理描述。

杨振宁警告不要被数学的价值观念所吸引,并因而丧失了自己的物理直觉。他曾把数学和物理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一对树叶,它们只在基部有很小的共有部分,而其余大部分是分开的。

所以杨振宁敢于跨出那一步,而泡利不敢越雷池半步。

世界不过是数学的投影。如果说柏拉图是这个理念的始作俑者,那么爱因斯坦就是将其付诸实践的开山祖师。

当年爱因斯坦以一己之力,通过黎曼几何搞出广义相对论,至今还是科学史上的神话。

1919年,英国物理学家爱丁顿在日食时观测到太阳引力让星光产生弯曲,这是首次对广义相对论的实验验证。有人问爱因斯坦,万一实验结果和理论不符合该怎么办呢?爱因斯坦如是回答:

那么我将为上帝感到遗憾——我的理论肯定是正确的。

在爱因斯坦心中,数学上这么美的理论,怎么可能错呢?

久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后来爱因斯坦再用这套方法研究统一场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1947年,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怀着崇敬的心情找到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斯(Helen Dukas),请求爱因斯坦见他。会见前一天,他开始担心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能与伟人讨论。于是,他从杜卡斯小姐那儿拿回爱因斯坦最近的科学论文,都是关于爱因斯坦构造统一场论的。当晚,戴森读了那些文章,觉得都是些垃圾。

科学家不是商人,不习惯曲意逢迎,又不好当面指出偶像的问题,第二天戴森不得不找了个理由放了爱因斯坦的鸽子。

后来,戴森为量子电动力学(QED)的建立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QED是一种规范场理论,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量子化。

杨振宁就是受到QED的启发,在量子场理论中引入了规范场,来描述强力与弱力。

爱因斯坦晚年与小他年龄一半的哥德尔成了忘年交,奇怪的是,表现出倾慕之情的是年长的巨星,爱因斯坦公开表白自己“去上班不过是为了和哥德尔一起走路回家。”两个人散步的背影曾是普林斯顿的一道风景。

爱因斯坦不喜欢迪斯尼的动画片,他讨厌一切中产阶级的东西,有一天哥德尔打电话说想去看一场,爱因斯坦披上大衣出门就去了电影院。

他们之间到底为啥这么好,两人在世都守口如瓶,所以至今也无人知晓。

从思想上来看,哥德尔在数学领域中提出了不完备性定理,证明了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只要包括了简单的初等数论描述,而且是自洽的,它必定包含某些系统内所允许的方法既不能证明真也不能证伪的命题。

也就是说,“无矛盾”和“完备”是不能同时满足的,既完美又统一是不存在的!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让希尔伯特的数学大一统梦想变成了令人沮丧的噩梦。

这是不是也适用于物理学上的统一场论呢?或许哥德尔就是这样击中了爱因斯坦的心灵。

在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来纸和笔,最后一遍徒劳地验算统一场论。

自然不欣赏我们的神话。

爱因斯坦幽幽地说出这句话,与发表广义相对论的豪情壮志判若两人。

10

2012年3月,在“北京弦理论国际会议”上,霍金演讲《哥德尔和M理论》,直面了这个问题。

作为统一场论的继承者,超弦的最高形式M理论恐怕也是一场空想。霍金说,他的这一推测基于数学领域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在物理学领域,很可能存在类似的规律,因此建立一个简一的描述宇宙的大统一理论是不太可能的。

霍金人在椅中,神游天外,他发现黑洞不黑,黑洞不是饕餮只进不出,仍有信息逃逸出来,由此得出霍金辐射,被认为是多年来理论物理学最重要的进展。

1996年,库姆伦·瓦法(Cumrun Vafa)和安德鲁·斯特罗明格(Andrew Strominger)关于量子黑洞的研究,成功地利用弦理论和统计力学,通过计算黑洞的微观量子态,导出了黑洞的贝肯斯坦-霍金(Bekerstein-Hawking)熵公式,这一结果提示弦理论也许能最终解决霍金提出的黑洞信息丢失疑难。

自那以后,霍金开始对超弦产生兴趣,不过2012年的演讲证明,或许霍金认同超弦的某些应用,但是不看好其大统一的目的。

这并非贬低科学史上那些辉煌的统一成就,还原论思维结合数学工具,是人类从纷繁芜杂的现象总结简洁优美规律的高效手段,但手段并不等于目的,事实上每一次统一之后,就会产生意外的发现,指向新的方向。

为统一而统一,超弦不惜为了数学自洽引进超越现实的额外空间维度,反而发散成了几乎无穷大数量的宇宙,成为了吓唬公众的玄学。

物理的真,数学的美。避开繁琐的现象归纳总结,通过发现数学的美来反推物理的真,这是一条捷径,但不要忘了,再美的数学也需要得到验证,最终指向物理的真,否则有可能你迷上的是白骨精。

如何分辨呢?很简单,数学的美能够产生物理上的预言,可以被实验证实或证伪,就是范冰冰,而不是白骨精。

最经典的例子还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发表之初就预言了三个物理现象:星光弯曲、黑洞天体、引力波,都一一得到验证。

如果爱因斯坦说不出物理预言,或者只给出了引力波这种遥遥无期的观测,他在科学上的地位可能就要打一个折扣。

反观超弦与超对称理论,就不满足这个条件,有如皇帝的新衣,你们看不到额外维与多重宇宙?那是不够聪明。不能预言有效的物理现象,超弦终归是一场数学游戏。

当年LHC上马,好歹还有希格斯粒子保底,CEPC有什么?实验依据不足,目的不明,再加上天量巨资,作为一个有责任的科学家,杨振宁能不反对吗?他给出两个方向建议,进一步研究加速器原理,或专注弦论美妙的几何结构。

其实就是在暗示王贻芳与丘成桐,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就不要在一起瞎搅和了好吗。

前不久,物理学家马塞洛·格莱塞(Marcelo Gleiser)获得了150万美元的2019年邓普顿奖,该奖为奖励“精神进步”而设立,与基础物理突破奖性质差不多。

反思过去几十年来痴迷统一与超弦,他在2008年回答著名的“第三文化”的论坛“缘”(www.edge.org)的年度问题说得很实在:

格莱塞

几年前,也许因为我更深刻认识了形成科学思想的历史和文化过程,事情突然变了。我开始怀疑统一,觉得它不过是实在的一神论在科学的翻版,是在方程里寻找神的存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粒子加速器没有,冷暗物质探测器也没有,没找到磁单极,没看到质子衰变,过去几十年预言的所有统一的迹象,都没有……

思想决定你的人生,那是哲学;上帝决定你的信仰,那是神学;方程决定你的逻辑,那是数学;事实决定你的认知,才是科学。

11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杨振宁很喜欢用高适《答侯少府》这两句诗来描述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其极度浓缩性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或如布雷克的名诗:

一粒砂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杨振宁曾比较狄拉克与海森堡,前者横空出世的狄拉克方程,是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的第一次融合,没有任何渣滓,直达宇宙的奥秘,似乎已把一切都发展到了尽头;

后者成名绝技不确定性原理,像是在雾里摸索,显得朦胧、绕弯,没有做干净,还要发展下去。

海森堡坚持只能从一些直接可以被实验观察和检验的东西出发,而不是想象一些图像来作为理论的基础。他并非不重视数学,需要的时候顺便发明了矩阵。

狄拉克的灵感则来自他对数学美的直觉欣赏,他在1963年曾经明确表示:“在我看来,一个方程拥有美感,比它符合实验结果更为重要。”

这又何尝不是杨振宁走过的路子,他曾经表示,“从我个人来讲,我是更欣赏狄拉克的风格”,但是他又在后面加了一句,“很多人认为海森堡的贡献比狄拉克还要更高一筹。”

《道德经》有言:”大成若缺“。

若世界有太多的对称,就不再有意外出现的可能性了,这将是一个稳定但僵化的世界。

巴赫的音乐以和谐著称,有数学与宗教之美。贝多芬的音乐引入人的情感,打破均衡,通过沉默与爆发展现了音乐力量性的一面。

艺术至美就在于对称性与不对称性之间的张力。

杨振宁基于数学的对称性推出杨-米尔斯方程,却又与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证明世界并非对称获得诺贝尔奖。

通观杨振宁的每一个抉择,你不得不佩服,他几乎每一步都踏对了节奏,无论是科学还是人生。

坚持自己很难,超越自我更难。

杨振宁也有没想到的地方,他反对建超大对撞机,产生了一个溢出效应:

当年被他得罪过的中国男人,都黑转粉了。

12

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任何实验支持。

当醋醋问及超弦前景,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如是说。

1984年,第一次超弦革命席卷物理学界,李淼还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天体物理,超弦描绘的宏大图景,吸引他投身这股热潮,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研究超弦的科学家。

此后有15年时间,李淼都在海外求学,足迹遍布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哥本哈根大学波尔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美国布朗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

在世界顶尖科学氛围的熏陶下,加上自身努力,李淼在超弦理论、量子场论、宇宙学等领域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1999年,李淼作为中科院“百人计划”的入选者回到国内,成为国内超弦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

彼时,威滕掀起的第二次超弦革命如火如荼,5个超弦理论被统一成一个M理论。

威滕曾经梦想当一名记者,大学主修历史学,辅修语言学,毕业后成为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的幕僚,帮助其竞选总统。

麦戈文惜败于尼克松后,威滕失去了社会政治领域的兴趣,重返大学致力学术研究,不过这一次他选择理科方向,专攻物理学与数学。

弦理论是21世纪的物理学,却偶然地落到了20世纪。

这句超弦最有名的公关slogen就出自威滕之手。

当威滕在1995年找到统一5个超弦理论的方法时,因为理论模糊粗糙,还不够精准完备,他的公关天赋再一次被激发,M理论的命名堪称科学史上一次绝妙的标题党行为。

威滕解释,这个M可以理解为魔力(magic)、神秘(mystery)、母亲(Mother),也可理解成假想的物质基本结构膜(membrane),超弦创始人之一施瓦茨受到启发,还将矩阵(matrix)加到M的解释中。引入中国后,M理论甚至与汉字谜(mi)、秘(mi)产生了联系。

如今距离第二次超弦革命已有24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弦论突破需要的时间,一直没有重大进展,第三次超弦革命遥遥无期。

在超弦界颇有建树,并出版了一本《超弦史话》的李淼,也于2015年受邀南下,担任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领衔探测引力波的“天琴计划”。

引力波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的物理现象,其在2016年得到观测证实,李淼此举,意味着他回到了传统物理理论研究。

种种迹象反映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M理论的M,有可能是物理学史上最大的错误(mistake),最令人痛心的失落(miss),最长久的迷梦(mi、meng)。

超弦的弦,也快成了玄学的玄。

《三体》小说中,外星人发射智子到地球,锁死了LHC的发现,以致人类不能发现更加底层的粒子结构,导致现代科学踯躅不前。

而李淼对醋醋表示,实验没有问题,是超对称理论错了。

那么这是否表明,李淼研究了30余年的超弦理论,已经实质上破产?

李淼对此保持了长久的沉默。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科学的江湖 (下) — 评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在没有父母的老屋,我只是故乡的客人

作者:孙道荣

老家亲戚的孩子结婚,邀请他去喝喜酒。他欣然应允。

回到了故乡,从车站走出来,他却有点恍惚了,喜宴是明天,他不知道是直奔亲戚家好,还是该先找个酒店住下,明天再赶过去?

这是母亲过世后,他第一次返乡。父亲早年就过世了,3年前,母亲也走了。

办完母亲的丧事,他在县城的妹妹家小住了几日。临别时,妹妹对他说:“哥,以后回来你就上我家住吧。”当时他点点头。

但是,当他再次回来,站在熟悉却又陌生的车站出口,他忽然发觉,自己不知道该往哪去了。

以前当然不是这样。

父母在时,每次回来,不管多晚,他都不担心,他会打个车,直奔县城20里外的家,那个他从小长大的乡村。

有时候,他会提前告诉父母他要回来;有时,他也会忽然就出现在了家门口,让父母又惊又喜,嗔怪他搞突然袭击。

也有时候,他并不急于回家,先到县城的妹妹家歇个脚,然后,再和妹妹全家,一大帮子人,浩浩荡荡地回乡。

一到村头,就看见了手搭额头眺望的老母亲,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脚,天知道她从几点就站在村口了,一定是妹妹提前告诉了老母亲。

每次这样兴师动众地回来,陈旧的老宅,忽然被人声塞满,兴奋得吱吱作响。老宅只在他们回来时,才再一次呈现出欢乐、饱满的样子。

这才是他熟悉的老宅的味道,家的味道。

但这一次,他恍然不知去处。

他自然还可以像以往那样,先到妹妹家去。他和妹妹很亲,妹妹的儿女也和他这个舅舅很亲,但是,那终归是妹妹的家。

以前落个脚,甚至小住几日,都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有自己的家的——父母在家里等着他,他随时可以回家。

现在,再去妹妹家,就只能住那儿了,而不是中转一下,他真正成了一个借居的客人。想到这里,他突然提不起兴致去妹妹家。还是先回老屋看看吧。

他在心里,用了老屋这个词,而不是家。父母不在了,那里也不是家了。

他叫了辆车,回到老屋,对司机说,你在路边等等我,我还要回城的。老屋的一个墙角,已经坍塌。母亲去世后,他和妹妹们将母亲的遗物整理好,锁上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绕着老屋转了几圈,残破的老屋,和心中那个家,一起坍塌一地。

在村口,他遇见一位邻居。邻居说:“回……”话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变成了邀请:“要不,上我家坐坐吧。”

他谢了乡邻,那一刻,他意识到,对这个从小长大的村庄来说,他是客了。

他乘车回了城,入住一家酒店。

犹豫了一下,他还是给妹妹打了电话,告诉她,他在县城,住在某某酒店。妹妹嗔怪说:“住什么酒店,咋不来家里住?”他讪笑无语。妹妹又说,“那你过来吃晚饭吧”。他答应了。

在妹妹家楼下,遇见了买菜回来的妹妹。邻居看看他,对妹妹说:“家里来客了?”妹妹立即说:“什么客,我哥!”

妹妹的话,让他感动,可是,他知道,那个邻居说的没错。

在妹妹家,他是客;在故乡,他也是客。

那天晚上,他喝了不少。回到酒店,迷迷糊糊接到儿子的电话,儿子问:“爸,你明天在家吗?我们回家来哦。”他告诉儿子:“我回老家了,但是,你妈在家呢。”

放下电话,他泪流满面。

在家乡,他已是客了。但是,只要他在,妻子在,远方的家就还是儿子的家呢!

大数据图解美国华人高端人才(总汇)

作者:硅谷老七

截止到2019年,在美华人大约550万,54%成年华人有大学文凭,51%华人从事专业技术、管理等工作。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文理院四院华人院士共约300余人。中国985高校毕业校友20多万在美国高科技企业或高校机构工作,在美高层次科技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众多干货数据详见本文!

1、美国华人人口概况

人口现状

美国华人广义指具有华人血统(包括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地区华人)的美国籍公民、永久居民或其他住民。根据Pew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和推算,截止到2019年,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大约550万,占美国总人口1.67%,亚裔总人口25%左右。

过去改革开放40年来,到美国的学习,工作和居住的华人人数增长迅速,从2000年的287万,到2010年的401万,到2019年的预估的550万。 华人已成为美国亚裔中最大的族群,并在当地经济和科技发展中做出相应的贡献,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美国华人人数总数(2018和2019是预估,包括自称台湾裔的人士)

 

持学生签证的中国大陆公民大约37万,另外,也有不少人通过其他渠道来到美国工作和生活。另外,根据2019 Open Doors 报道,台湾、香港和澳门分别有23469,6917和558 名在美国留学。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
年度 人数 增幅(%)
2015/16 328,547
2016/17 350,755 6.8
2017/18 363,341 3.6
2018/19 369,548 1.7
    虽然媒体报道,美国对留学生的签证收紧,但是中国大陆到美国就读的学生仍然在增加,毕竟美国是世界当之无愧的头号经济大国,科技大国和教育大国,是留学生的首选地区。

出生来源

根据2015年的数据,本土出生的华人(ABC)占37%,大约63% 的华人出生在美国本土以外。
在出生于美国本土的华人中,53.8%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两个州,这两个州是华人最集中的地方。出生于美国境外的华人(移民)中, 其中 59.9%来自于中国大陆,15.9%来自中国台湾, 9.4% 来自中国香港,15. 根据2015年的数据,本土出生的华人(ABC)占37%,大约63% 的华人出生在美国本土以外。
在出生于美国本土的华人中,53.8%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两个州,这两个州是华人最集中的地方。出生于美国境外的华人(移民)中, 其中 59.9%来自于中国大陆,15.9%来自中国台湾, 9.4% 来自中国香港,15.3%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大陆华人比例近些年日益增长。3%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大陆华人比例近些年日益增长。

代际分隔

总的来讲,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比较有限, 难以使用汉语深度交流。成年以后再到美国的移民,对美国本土的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先天不足。

而“1.5代”移民现象是那些出生于美国之外,在10-16岁期间移民美国的人群。第一代移民通常与主流社会存在不少隔阂,而“1.5代”移民因其在语言能力、社会生活诸方面都较早并很好地融入了主流社会,同时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基本到位。“1.5代”代表人物包括李开复(原微软和谷歌高管,创新工场创始人),李飞飞(AI专家,斯坦福教授),童士豪(知名投资人)、杨致远(雅虎的创始人和阿里巴巴的投资人),蔡崇信 (阿里的二号功臣) 。一些人已经不在美国居住或不是美国公民,但是成家立业在美国。1.5代是独特的教育培养环境,感兴趣者可以在后台留言。

聚集区域

下图是华人在美国各个州分布示意图,在东西两岸比较集中。

下图则是华人居住人数排名前8大地区(2015年数据统计,可能并不完整);在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地区,都有50~70万华人居住在那里,包括中国城, 难怪国内朋友们来到这里,感觉不到像是海外。

移民背景

下图则是华人移民的背景信息。大概30%是职业移民 (一般留学生的渠道),37%是直系亲属移民,20%是非直系亲属移民,13%是Refugees and Asylees 背景。

教育背景

华人移民受教育的程度呈现高低两极分化状态。

一方面,25岁以上的华人持大学文凭比率为54%,远高于美国30%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华人移民中高中以下学历者占36%,高于全部亚洲移民的29%。这部分华人通常从事餐饮、日货等服务业,在美中餐如此受欢迎离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感谢在美华人展示勤劳、善良等中华传统品德,这里必须点赞!

职业背景

美国华人最钟情的职业是综合管理、专业技术及相关行业,占从业人口的51%,虽低于美籍印度裔的62%,但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38%。

美国华人第二大职业领域是商业营销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占从业人口的22%。

华人第三大职业领域是服务行业,占从业人口的18%。

2、美国华人高端人才

华人诺贝尔奖(现居美国)

1.李政道(93岁)

2.丁肇中(83岁)

3.崔琦 (80岁)

4.朱棣文(71岁)

注:杨振宁教授已定居国内;钱永健教授于2016年8月逝世,高锟教授于2018年9月逝世;

美国国家科学院与工程院华人院士

美国科学院华人院士80余人,大家比较熟悉的有李政道、朱棣文、丘成桐等; 美国工程院华人院士约140人,譬如崔琦、胡正明、戴宏杰等。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文理院四院华人院士约300余人。过去几年来,每年新增选的华人院士大约6~15名。

沈志勋,出生于浙江温州,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斯坦福大学物理科学讲席教授,斯坦福大学SLAC国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他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同时也是成功的企业家(多家科技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和成功的投资人。他的照片在后面显示。

在美名校华人教授人数

名校是培养高端人才的重要基地。在美国的七大名校,每个学校都有数十位华人教授,以下是华人比较集中的学科(理工,医学,经济商务等)领域中,华人教授人数分布。

近些年,不少美国华人著名教授回国发展,譬如原清华大学副校长,现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博士、北京大学饶毅教授等。当然,其中也有海归后又回流美国的华人教授,譬如回清华任教后又回归普林斯顿大学的美女教授颜宁(2019新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这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整体科技教育实力的提升。

总的来讲,华人教授招收的中国学生比例相对高一些。这些教授,虽然在海外,还是为培养华人人才贡献巨大。斯坦福大学教授,化工系主任鲍哲南院士的团队,亚裔面孔估计2/3. 鲍哲南也是中国“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委员会委员,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活跃。

对中国人才的培养,海外华人教授和其他科技精英的贡献不可取代!明显的道理,这里再重复一遍!
硅谷科技企业家
相对印度裔,华人在美国的政治,科技,教育和商业发展有些逊色,但仍然有一些让华人引以为荣的人物,独领风骚。

谢青, Netscreen和Fortinet的创始人,他是“四高”代表:学历高(清华和斯坦福校友);事业成就高(两个上市公司的创始人,美国工程院院士);社会成就高(华人精英机构“百人会”成员和2018年会共同主席);身材高(目测1.93m)。 下图是斯坦福大学、美国敦煌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的一个艺术研讨会。前排右四是谢青,他的物理“高度”显而易见。谢青的左侧是沈志勋教授,再左边是斯坦福艺术系讲席教授谢晓泽夫妇,左四是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博士,左五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院长的胡钰博士。

袁征Eric S. Yuan,视频会议软件提供商ZOOM的创始人兼CEO, 被Glassdoor 评为2018年最受员工拥护的CEO第一名, 无疑也提升了华人的正面形象。ZOOM 在2019年4月上市,现在市值大约200亿美金,其产品是许多科技商务人士的亲密伴侣。下图是袁征与GGV纪源创投管理合伙人童士豪 (Hans Tung,上文提到的1.5代华人移民的榜样)使用ZOOM做的远程对话情景。

政界精英

华人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不大,现在有三位国会议员(Judy Chu, Ted Lieu, Grace Meng)和一个内阁部长(Elaine Chao赵小兰)。较为知名的也有骆家辉(Garry Locke 原华盛顿州长,商务部长,驻华大使),以及民主党总统参选人Andrew Yang. 从2013年开始,大陆移民越来越关心参与政治和社区活动。华人社区本身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除了在文化教育领域比较有共同看法以外,其他方面的观点难免有左有右,但只要有利于提升华人正面形象,符合本地法规和习俗,都应该给予支持(也许可以成立一个华人形象党,毕竟华人有个共同的形象)。近来,许多华人支持Andrew Yang竞选总统,其主要原因是,他给美国社会带来华人也有领导魅力的正面形象。

其他行业精英

在美国,最家喻户晓的华人也许是甄文达Martin Yan. 他出生于广东,13岁移居香港,随后到北美留学生活,他在加拿大和美国主流电视台主持烹调节目“Yan Can Cook”(中文翻译“甄能煮”)和其他类似节目大约3000集,跨度将近40年,成为首位成功将中国饮食文化传播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

陆怡颖,国际知名品牌设计专家和创新引领者, 她为多家世界著名企业做过成功的设计,简洁美观,富有内涵,恰如其分地融合东方与西方,科学与艺术。当中国制造实力接近国际水平的时候(笔者给打80分), 其品牌实力也许只有30分, 需要通晓东西文化的人才(品牌行业的朋友,拍砖轻一点,这说明品牌行业更有发展前途)。 本文留言部分有关于陆怡颖的视频介绍。

 

在增加中国人软实力,提升华人形象方面,多元化的人才也非常有意义!

3、美国的中国高校校友概况

下图是中国的知名高校在美国的数据,源于 LinkedIn 的数据库。实际数据应该比LinkedIn上的数量多 30~50% (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行业不注册LinkedIn 账号, 一些人不提供学校信息)。

据不完全统计,39所985高校校友在美约有20万人,本次调研通过地域分布,行业分布,职位层级分布,名企分布,技能分布,以及工作经历这几个维度来进行,并且所有的数据都基于500人以上的大公司。

——数据来自于LINKEDIN(领英)。

A.地域分布


高层次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大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

B.行业分布


从行业分布来看,大部分985高校人才在美从事高新技术行业,计算机软件、半导体硬件以及金融地域分布比较明显。另外在美从事高校教育以及科研工作的985毕业生也非常多。

C.职位层级分布

其中绝大部分在美华人人才是高级工程师或主管,占约61%。公司高管(CXO, VP, Owner以及Partner)相对较少占12%。

D.名企分布

许多985高校留美校友毕业后选择了去微软、谷歌、亚马逊以及苹果等知名企业工作。上图是就业企业排名前20强!

E.技能分布

大部分985高校留美校友毕业后从事计算机互联网行业, 计算机相关技能,数据算法等相对普遍集中。上图是在美华人科技人士技能关键词前20强,包括Matlab、C++、Python、Java、C等。

F.工作经历

上图是在美科技界华人按工作年年限人数分布(仅根据LinkedIn数据,横轴单位是年);进一步,下图以5年为一区间进行人数统计,不难发现,2000年后留美华人还是主流(工作在15年之内),这也说明了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出国留学变得越来越便利。

“985” 部分高校毕业生在美做什么?

下图给出,国内985高校在美校友就业领域分布(单位:人数):

进一步地,上图是领域分布比例图,前3名分别如下:

Engineering 23%

Research 20%

Education 10%

不难发现,工程研发类还是占绝大多数。吸引更多在美工程和研究人员在中国创新创业,必将对科研发展、产业升级起到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AI华人资深人才统计

AI 是近年科技发展的热点,这里以相关的AI技术关键词,分享一下中国“985”高校校友中资深AI人才分布!

注:以上所有图表数据信息主要是根据网络信息、领英数据和建模分析得到,仅供参考,如有不精确之处望理解!感谢硅谷海纳百川创新中心,清控TIE创新走廊的合作!

美参议院发布中国人才计划审查报告,并提出“反制建议”

中文译作者:肖尧 刘霏霏 刘发鹏 高越 (IITE战略部)

2019年11月19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举办有关中国人才招募计划(以“千人计划”为代表)的听证会,并在会后发布《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报告,强调包括“千人计划”在内的200多个中国人才招募计划已对美国造成巨大威胁,而美国政府、研究机构和联邦调查局目前缺乏统一的应对策略。相关内容值得我高度关注。

一、报告简介

报告概述了中国在过去20年内,通过招募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进行知识与研究成果转移的常用做法,例如建立“影子实验室”和人才“双聘”等;梳理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能源部(DOE)、美国国务院签证服务部、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联邦调查局(FBI)和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七个联邦机构现存的威胁,包括威胁认知不足、招募外国人才标准不一、签证和出口审查不严等问题;并提出14条应对威胁的建议,提议制定“打击非法转移美国智力资本”的全面战略。此外,报告发布两份附件:一是其搜集的有关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国家外国专家局等学术机构引进人才的原始合同;二是九例中国人才招聘的具体实例。

二、对策建议

1.联邦机构必须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以打击美国智力资本的非法和法外(即超出法律权限、不受法律制裁)转移。中国使用非法和法外机制来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研究和敏感技术。联邦机构应与美国研究界合作,以平衡开展国际合作的需要,同时确保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的安全。

2.联邦机构应解密并披露有关外国人才招聘计划的更多信息。来自美国情报界、联邦执法机构,以及联邦资助机构的更多信息将有助于确定相关问题的范围和所涉及的规模,以便美国研究机构采取措施,有效减轻外国人才招聘计划所带来的的相关风险。

3.在采取措施更好地保护研究和知识产权的同时,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应重申在美外籍学生/研究人员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开展国际研究合作的重要性。国会应为联邦机构赞助的科学研究提供稳定、持续的资金,并支持旨在将科学家及其成果留在美国的项目。

4.联邦执法机构和情报界成员必须更好地调整与美国研究界的接触,以确保相关威胁信息的可及性和可操作性。联邦调查局应制定一项有凝聚力的战略,以确保其总部和56个外部办事处的联系是有效、一致和及时的。

5.美国资助机构应统一资助申请程序,规范报告要求,按要求披露所有外国利益冲突、承诺冲突以及所有外部和外国支持的情况。程序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将减轻研究机构申请联邦研究经费的行政负担,并促进整个美国研究界的数据共享。一个适用于整个政府范围的标准应当要求所有文件都是机器可读的,以促进利用自动化方式帮助识别资助欺诈。

6.美国研究界应建立“了解您的合作者”文化。美国研究机构应当在监控与外国人的科研合作、审查此类合作是否符合美国的科研价值观(特别是是否符合科研诚信)方面建立一种最佳实践。美国的研究机构也应该对未披露利益冲突、违背承诺或与其他外部支持相关的指控进行调查和裁决。

7.美国的资助机构应实施合规性审查程序和相关审计程序,确保受资助者准确报告利益冲突和承诺冲突。国会应提供足够的资源来支持机构的合规审查计划和审查人员。

8.开展研究或对美国政府研究进行资助的美国资助机构应当对受资助者如何获取美国资助,以及如何得以使用研究基础设施的信息进行共享。应酌情提供这些信息以促进科学合作,并由资助机构用来评估研究人员的资格。

9.美国商务部应确保其针对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的跨部门审查程序的有效(包括对基础研究的审查)。商务部应在适当和必要的时候在其出口管制清单中增加基础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域。

10.国务院应确定任何其他必要机构(共同参与),以拒绝涉嫌从事非法、法外转让技术、知识产权和基础研究的个人非移民签证。国务院还应关注其他安全相关问题,以检测外国政府对在美国进行的研究的赞助,以及签证申请人是否打算通过签证申请合法或非法地将研究和技术转移回本国。国务院应使对非法转让技术、知识产权和基础研究的签证申请人的安全审查自动化。

11.政府应该考虑更新NSDD-189,并对美国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实施额外的、有限的限制。NSDD-189于1985年发布,确立了尽可能不限制基础研究产品的国家政策。联邦机构不仅要打击受控或机密研究的非法转移,还要评估公开共享某些类型的基础研究是否符合国家利益。

12.联邦执法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应确定位于美国的实体,这些实体可能充当招聘网络,平台或外国政府代理,以协助或代理国家资助进行人才招聘。需要对外国在美国进行人才招聘的相关行为对美国的影响进行更多的调查。联邦执法部门和其他相关机构应审查私营部门在引进外国人才方面的活动,包括风险投资竞赛和创业项目。

13.美国资助机构应与研究机构合作,以确保它们具备必要的网络安全措施,以减少研究数据被盗用的风险。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获得联邦研究经费的机构应定期证明自己遵守网络安全的最佳实践。

14.如果没有充分披露任何人才招聘计划成员条款和条件,美国的资助机构不应将美国的资金授予参与外国人才招聘计划的人员。

 

英文原文:  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作者: 朱学勤

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

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文 | 朱学勤

01

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近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学来的。

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了一个叫Academy的东西,柏拉图的Academy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与其他思想不同,尤其与中国人注重直觉与感性思维不同。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五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

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
欧洲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鸟瞰

02

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否则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结果,今天中国人都默认,说的东西往往不能做,做的东西往往不能说;闷声发大财。

但是西方学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是些什么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把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会少了一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有没有肚脐眼。

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可笑透顶,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它确立了一个信念: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寻找、可以证明、可以争出来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学就开始干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所以,西方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d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拉斐尔:《雅典学园》

03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

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

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腊历史上经过几次反复,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总是几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这个原因。

后来多利亚人崛起,当这块土地提供的粮食接近危险的极限时,他们受了腓尼基人贸易活动的影响,不再靠土地上的收获直接养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业、还有手工业,与外部的生产分工和相互贸易来实现生活的供给。他们的山上能够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这两种作物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酿成葡萄酒,榨出橄榄油,而他们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条件。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拿去跟别人换,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与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总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人情关系,通过道德,最后通过权力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如出一辙,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和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古希腊雕塑

04

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 Academy 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一点钱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

有一个故事,一个晚上泰勒斯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要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西方大学与中国大学有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拉斐尔的《典雅学派》与《孔子讲学图》做对比,看出两种大学的区别。

《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

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 Academy ,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当时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一位最有远见的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洪堡大学

05

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

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

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

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

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以色列这么牛?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再看看日本。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福泽谕吉

06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国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

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

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多久,只有几年时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新政权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

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07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

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本文来源:财经小报告 微信号: cjxiaobaogao

生活在美国:如果不被媒体洗脑?

作者:彩烟游士

人性有个特点,就是想听顺耳的话。在选择看新闻的时候,也是如此。正因为这个原因,每一个媒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观众群、听众群或者读者群。

美国的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自媒体、主流媒体和另类媒体。

自媒体就是推特、博文和油管之类的。在美国,谁都可以弄一个自媒体,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自媒体多半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般老百姓的自媒体没有什么人看,影响力极小。名人的自媒体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譬如说,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有6千5百万人关注。川普的每一条推文都有可能影响股市和世界局势。最有影响力的名人包括娱乐明星、体育明星和政客。

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是收看人数最多的媒体,大部分人的信息都是从主流媒体得到的。大家最熟悉的主流媒体包括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C)和后起之秀狐狸新闻网(Fox News)。美国的主流媒体以左倾的为多,如CNN, NBC, ABC和CBC都属于左倾媒体。右倾的主流媒体较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右倾主流媒体是狐狸台(Fox News)。

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是少数人创办,为少数人服务的媒体。另类媒体也分极左和极右,但本质很相似,很多都是关于阴谋论的假媒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假新闻(fake news)。美国的天然新闻(Natural News)是极左的另类媒体,信息战争(Infowars)则是极右的另类媒体。天然新闻散布的阴谋论包括疫苗和转基因。信息战争的阴谋论更是滑稽。譬如说,信息战争宣称911恐怖袭击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美国中小学的枪击案都是假的,电视上接受采访的老师和家长其实都是演员假扮的。

这三类媒体中,自媒体是追星族很重要的媒体。粉丝们整天眼巴巴地等着偶像发布新的信息和照片。另类媒体呢,偶尔看看倒也无妨,但如果相信其中的阴谋论,那慢慢地被洗脑了。在现实生活中,我还真遇见过特别相信阴谋论的熟人,其中一个男的相信艾滋病毒是美国政府培养的,专门用来感染黑人,企图将黑人种族灭绝。还有一个女的则对我说过好几次,希拉里杀死的人,已经有好几十个了,而且这些被希拉里谋杀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

主流媒体应该是获得新闻的主要渠道。如果光看左倾或者右倾的媒体,也很快就被洗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看的主要是CNN,后来发现CNN很多地方不可信啊!我发现被洗脑了!FOX 成立之后,我就不看CNN了,只看FOX。刚从CNN转到FOX的时候,我觉得FOX给人一种很清新的感觉,特别喜欢。又过了一段时间,发现FOX和CNN一样,也经常撒谎啊!我这才发现自己又被洗脑了!

我被骗了几次之后,就学乖了。阴谋论我是不相信的,自媒体的王婆卖瓜我也不太信任。看新闻,还是要看主流媒体,但不盯着一家媒体看。看新闻,特别是政治新闻,我是CNN和FOX都进去看一下。

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能遇见一些已被洗脑但尚不自知的人。这一个多月以来,主导美国新闻媒体的事件就是众议院展开弹劾川普的调查。我所在的几个政论微信群讨论最多的也是这事,川粉川黑吵成一团,飞沙走石,日月无光。虽说大家政见不同,但多数人都以事实为依据。其中一个自称不看主流媒体只看狐狸台的群友(他不知道狐狸台也是主流媒体),是个讨论的积极分子。他这两个星期一直在说,众议院的三个委员会进行的弹劾调查是非法的,因为没有经过全体众议员的投票表决。他还很自信地说,弹劾调查是民主党关起门来秘密举行,不允许共和党的众议员参与。群里其他温和的群友友好地指出:你错了,众议院对总统的弹劾调查,是宪法授予的权力,不需要经过全体众议员投票表决的。如果几个委员会发现足够的证据证明总统违法了,再由议长召集全体众议员,投票表决是否弹劾总统。另外,三个委员会举行“秘密”调查,这里的“秘密”,指的是不对公众开放,而不是禁止三个委员会里的共和党议员参加。事实是,司法、情报和外交三个委员会里的共和党众议员一直参与弹劾调查的听证会的。可是呢,这位群友就是不信,还不停地反问:既然弹劾调查过程中共和党是一直参加的,那他们为什么在10月23日要集体冲击众议院地下室的“密室”呢?显然,这位群友已经被狐狸台洗脑了。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主持人问一位共和党议员:你既然一直参与弹劾调查的,那为什么要冲击“密室”呢?这位众议员是这样回答的:我是参加听证会的。我冲击“密室”,是为其他共和党众议员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这位众议员没有告诉观众的事实是,不在三个委员会里的共和党议员是没有资格参与听证会的。不在三个委员会里的民主党议员,也同样没有资格参与听证会的。所以说,20几位共和党众议员集体冲击众议院地下室的“密室”,实际上就是一场闹剧,一场旨在误导美国人民的闹剧。

生活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有可能被洗脑。生活在新闻相对自由的美国,也有可能被洗脑。如果不想被洗脑,或者被洗脑的程度轻一点,那就要既看左倾媒体,也看右倾媒体。事情的真相,往往不在极左,也不在极右,而是在极左和极右的中间。

原载:文学城

重走白求恩路(9.13-9.28 2019)

作者: xlu

河北站

享利.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中国家喻户晓,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是一名加拿大人,著名的胸外科医生,国际友人,为了帮助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曾带领加拿大医疗队服务于西班牙,于1938年3月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抗日战争前线和后方医院救治护理中国军队的伤病员,1939年11月不幸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享年49岁。虽然在中国只有一年零八个月,但他在这短短的时间创建了第一个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延续至今的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石家庄),战地培训了大批医护卫生人员;第一次建立中国军队战地外科流动输血,在医学上具有极为重要意义,并以他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无数个伤病员和他们的生命。
当年白求恩大夫被埋葬在唐县,1949年他的遗体又被迁至河北省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并刻有汉白玉墓碑,塑有全身雕像,以供中国民众祭拜瞻仰。他是被中国政府树立雕像的第一位外国人,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后篇入中学课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白求恩大夫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一个小镇的牧师家庭,离多伦多市大约两小时车程。1976年中加建交后这栋房屋被加拿大政府买下作为国家历史文物和景区,供民众参观,拜访和游览,也是无数中国人到多伦多旅游的必去景点。

白求恩大夫出生在这座房子

创建加拿大白求恩协会
2007年由谷世安大夫创建的加拿大白求恩协会,Bethune Bai qiuen Canada Alliance(BBCA)至今已有十二年了,这是一个非营利的民间专业人士组织。这个协会的宗旨是传承诺尔曼.白求恩精神,促进中加两国的友谊,初衷是“重走白求恩路”,服务于需要帮助的地区和人们。现任会长约翰.杜克斯,加拿大心脏科专家,创会会长谷世安,加拿大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带领这个团队十几年来每年在加拿大不同城市组织各种筹款活动,带着爱心,医疗器械,简单药品和筹得的款项,走白求恩曾经走过的路,足迹已遍布了中国14个省包括白求恩大夫曾经工作过的河北山西陕西,以及多个贫困边远地区和那里的百姓,被他们的精神和善举所感动,今年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协会。

创会会长谷世安医生(右一)和会长约翰.杜克斯医生(右二)

加拿大温哥华的筹款活动


9月14日,来自加拿大温哥华,温尼伯,多伦多的部分会员在中国北京机场第三航站楼的九龙壁前会合,一行十一人开始了第十一次“重走白求恩路”的第一站_河北行。

河北省唐县曾是白求恩在1938年至1939年间在晋察冀边区的后方医院工作过的.也是他逝世的地方,加拿大白求恩协会会员曾数次来到这里,参观祭拜这位国际友人。
9月15日,协会成员首先参观了唐县白求恩纪念医院,在任26年的吴立国院长带团队成员参观了口腔科,妇产科等优质服务科室,又与各科骨干座谈,并相互交换了合作交流意向。

唐县白求恩纪念医院

杜克斯会长和吴立国院长

随后我们参观了在唐县的白求恩墓园和白求恩纪念馆…对他在战区和后方艰苦的条件下忘我的工作,呕心沥血,在一次救治伤员的手术中不慎割破自己的手指,感染至败血症而不幸逝世,我们深表缅怀和敬意。

 

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是革命老区,是中国第一块敌后抗日核心区域,也是中央政府进京成立新中国前的根据地,聂荣臻元帅当年领导晋察冀居民在这里长达十年之久。
抗日战争时期的“八一”小学是为中国军队前线指挥员留在后方的孩子们所建的,城南庄的八一小学也是为纪念聂荣臻元帅起名的。
9月I6日协会成员来到这里参观了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和纪念馆,并为八一小学和城南庄中心卫生院做了捐赠。

加拿大白求恩协会捐赠给八一小学的学习用品

城南庄卫生院用协会捐赠的善款购置了四台急诊病人所需用的高浓度制氧机

在中心卫生院交流座谈

今年是白求恩大夫逝世80周年,加拿大白求恩协会成员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和石家庄白求恩医士学校的师生一起参观瞻仰了白求恩墓和雕像并献了花圈,对他表示我们的敬佩。

 

四川站

四川省是中国第五大省,为多民族聚居地,最大的彝族聚居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语言为彝语。协会此行的主要义诊捐赠地_凉山州美姑县。
美姑县位于四川西南,凉山彝族自治州东北部的大凉山腹心地,境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最高海拔4000多米,全县彝族人口占98%以上,农村人口占100%,属典型的彝族聚居地和国家扶贫重点县。

9月19-20日,协会成员从石家庄经重庆飞往四川西昌,再从西昌坐四小时中巴进入凉山深处。沿途的凉山,道路曲曲弯弯,颠颠簸簸,山恋重岩叠嶂,这个季节经常是云雾缭绕,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道路泥泞甚至可见泥石滑坡,早晚温差很大。
义诊的第一天是在大凉山深处的哈洛乡,参观乡卫生院,中心学校并与卫生院医务人员及村医交流。

在中心校搭建了临时预诊,分诊及诊室,前来查体看病的村民排起了长长的队,几乎所有村民听不懂国语或四川话,需要乡医的配合和翻泽。

登记填表,记录主诉个人史

测量血压,脉膊,血氧饱和度,然后做分诊

杜克斯医生主要负责心血管疑难问题兼顾指导卫生院大夫

谷医生负责全科检查诊断和指导乡医

团队中最年轻的全科医生,加拿大安大略省第二年的住院医,谷会长的女儿谷芮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飞来四川,她也是第一次参加“重走白求恩路”的中国行,在父辈们的影响下磨炼自己的人生。

彝村义诊的第二个乡是典补乡,我们的行程中安排在这里举行两乡的教育卫生捐赠仪式。
宁莉(温哥华)女士的家乡是四川,为了帮扶自己家乡的贫困地区,仅她个人捐款2.5万元,大家为她的善举表示赞赏。
最后学生代表用标准的普通话讲话“感谢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不远万里来到典补乡,哈洛乡,爱心捐赠义诊,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希捷”援建的希望小学,墙上醒目的大字“只有走过书山,才能走出大山”激励着这些孩子们。

捐赠给两乡学校的学习用品及参考教材

捐赠给两乡卫生院的计算机,病床及用品

典补乡的村民听说来了外地医疗队,还有“洋医生”,无数人涌至乡医院排队等候。典补乡离美姑县城只有十五里路,有的村民生活了几十年至今都没有进过县城,也就更没有可能出过大凉山了。据乡医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就没有查过体看过病,多数人还是信奉彝族古老的“毕摩”文化。

9日24日,协会成员前往洒库乡处火千村,参观四川乐山市对口扶贫援建的新彝村,也是美姑县的脱贫村。过去凉山的彝族人,散落在大山深处,过着人畜同居的生活,两层简易木屋下层住牛羊,上层人居,类似原始人的生活。如今住进了视野开阔的两层小楼,家家楼顶有太阳能用于洗澡和用水,前后小院种着蔬菜花卉(高原上的格桑花),统一的锅灶家具柜子都是政府,对口企业捐赠的,村民们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天大的变化!

登高远眺山涧处另一个脱贫的新村寨,政府为他们规定了住房标准,两口人50平米,三口人70平米,四口人90平米,五口人110平米,脱贫标准人均收入3000元以上。美姑县的硬任务要在2020年底前全县脱贫。可以体会到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压力很大,他她们确实为这里的百姓做了实事。

年轻的洒库乡彝族副乡长(左)已在基层工作了近十年,她们所管辖的乡有10个自然村,每天上山下寨,做着教育村民,监督管理和修建美化新彝村的工作,确实是一件即辛苦又不容易的事。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望着凉山层层山峦,郁郁葱葱,风景很美,资源是有的,教育农民勤劳致富,任重道远啊!

这次是杜克斯医生第十四次来中国,参观了村容村貌,入户和村民交谈,感觉中国的变化很大,农村的变化亦是如此。几位加拿大人克服了种种困难包括环境,尤其是美姑县住宿的卫生间(蹲便),饮食和生病等。记得在典补乡如厕时,难以忍受的气味让人作呕,杜克斯医生却诙谐地说“哈哈,我的肺里有了不同的气味”,他她们的这种精神令人钦佩!

走进乐山市对口扶贫援建的村小学。幼儿班老师用标准的普通话教孩子们童谣,朗朗的童声牵动着人心。“彻底改变贫穷落后,提高教育,提高人的素质还得从教育儿童做起”,这是村小学校长所讲。是啊,扶贫的重要内容还得要扶智!经商量决定为该校幼儿班就地进行现金捐赠,该款项专门用于购置幼儿玩具及益智器材。

观摩一年级算术课,老师的板书变成了明亮的屏幕电教和可移动平板(黑板)。老师头戴麦克风,腰佩扩音器教授,吸粉末,费时间,费嗓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现代化授课走进了乡村课堂。

9月25曰,协会成员来到美姑县医院,参加内外科医护查房和义诊,并针对住院大夫在病例书写,体征检查方面给予了明确指导,同时帮助纠正了两例诊断治疗方面模糊的病例。

 

在完成了美姑县的行程后,团队成员返程到西昌,与凉山州第一医院医护人员座谈交流后,我们接着参观了医院心脏导管操作室,高端现代化仪器和心脏急诊病人的抢救时间和治疗措施得到了杜克斯医生的赞同。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四川省唯一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也是集医疗,教学,科研综合实力较强的医院。副院长介绍了医院发展包括中西医药的发展,医护比例,服务规模和服务人群,在提倡发展传统医学的今天尤为重要。

座谈交流中,双方介绍了两国在医疗,科研方面的共同和不同之处,相互探讨了医疗科研领域的新进展,新技术等。

最后,朱重璠秘书长小结:(后排左一)
协会2019重走白求恩路活动历时十五天,累计义诊人数396人,医学交流8场次,累计文教及医疗卫生用品捐赠155000元。感谢中国友协,河北友协,重庆友协,四川省友协,凉山州友协等的大力协助和支持,愿白求恩精神能更加发扬光大,祝愿中加友谊长青!

美国华人为什么在职场会输给印度人?

作者:硅谷维立

 

第一篇:领导力

在职场的进步就是一个逐渐获得领导力的过程。如果对领导力的误解让我们放弃对领导力的追求,或者追求起来满心愧疚,仿佛出兵打仗却师出无名,当然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我们对领导力的误解从何而来?答案每一天都能看见。

在硅谷乃至整个美国职场,中国人不如印度人干得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谷歌总裁比才和微软总裁纳德拉,都是二十多岁才来美国念研究生院的印度新移民;在硅谷大部分公司,职位高的中国人凤毛麟角,印度的副总裁、总监却比比皆是。统计数据表明,印度人创投的高科技公司数量远远大于中国人,印度人的收入中位数中国人也比不上

很多中国人对此都愤愤不平,聚在一起时也经常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这些分析有的上升到历史高度,有的深挖文化根源,有人认为印度人英语好,善于夸夸其谈,更加能说会道,也有人说印度人天性刁钻狡猾,不如我们中国人老实忠厚。

这些高谈阔论可能多少都有些道理,但我今天只想讨论众多原因中的一个:中国人对领导力普遍有很深的误解,这种误解妨碍了我们在职场的进步

在职场的进步就是一个逐渐展示和获得领导力的过程。如果对领导力的误解让我们放弃对领导力的追求,或者追求时扭扭捏捏,满心愧疚,像出兵打仗却师出无名,又或者追求起来不得要领,当然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我不是第一个指出硅谷的中国工程师缺乏领导力的人,事实上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为什么中国工程师缺乏领导力,却没听到有说服力的论述。当然背后的原因一定是中国文化,估计孔子难逃其咎。但中国文化到底怎样侵蚀了我们的领导力,孔子的罪状到底是哪一条,我并没想清楚过。

有一年回国探亲,正赶上召开一个重要会议,每天电视上铺天盖地全是开会场面。但这些场面没白看,多看几眼以后,我突然茅塞顿开,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我们这代人普遍缺乏领导力,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原因:我们从小观看领导做报告的会议场面,天天看,月月看,年年看,终于被引入一个误区,以为领导力就是在会场上正襟危坐、装腔作势地作报告。

自己也在职场摸爬滚打很多年后,当然知道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首先,领导的工作并不全是开会;第二,即使领导们开会比较多,开会也不仅仅是开会。一个会的背后有很多准备,所谓功夫在诗外。如果说有些会是在一个漂亮的蛋糕盒上系一条缎带,确保这个蛋糕味道鲜美,外表好看,而且按时完工,完整地装进盒子,却是缎带能顺利系上去的先决条件。

每一个重要会议都有一些直接的准备工作,比如制定议程、准备讲稿等。我们的资深副总裁(恰好是印度人)每次开全体员工大会前,都首先由手下的经理们起草讲稿,好几个人花好几个半天开好几个会才能定案。然后再由我们部门负责营销传播的语言专家润色文字,还要拿给负责软件界面设计的平面设计师配上合适的图案、字体、颜色、动漫。这样一轮又一轮地修改润色,一个团队至少有一周时间被他支使得团团乱转,手头的其他工作都要暂时放下。

这还是直接的准备工作,还是小菜一碟,间接的就更多了。比如资深副总裁要和与自己官阶相同的一帮同事一起参加上司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海滨度假村举行的会议,届时要汇报本部门的工作成绩。这个工作成绩可不是一个星期可以变出来的。如果过去半年没有发布新产品,新版本,顾客数量没有大幅增加,公司下达的支持欧盟数据保护条例的硬性指标没有完成,在会上发言时必定灰头土脸,上司脸色阴沉,同事幸灾乐祸;反之则神气活现,趾高气扬,等待着的是领导的表扬,亨通的官运。

其实这些都是常识,在公司工作几年后都会知道,但人有时候很顽固,幼时灌入脑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如果不去刻意消除,有意无意地会一直对我们的行为起作用。

虽然一定有其他因素影响我们对领导力的看法,但以前每天都看的电视最排山倒海,直截了当。只要是领导,一般来说肩上总是有些责任的。即使这些责任只是搞办公室政治,也需要才华,需要付出努力。电视台不知何故绝不透露领导们从事有挑战性工作的细节,而是把他们的工作简化成像机器人一般坐在会上念报告,还用这种形象狂轰滥炸地给我们洗脑,在造成我们对领导力的误读上做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有人可能会说,把新闻媒体挑出来做靶子没抓住重点,这不过是冰山一角,一个庞大系统的门面。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但我以及多数留学美国的华人,作为普通百姓和局外人,只有资格看看电视,读读报纸,所以只能谈门面,谈不出内幕。也正因为如此,门面对我们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了内幕。

如果父母是领导,还可以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对领导力获得更全面和正面的了解。但对父母不是领导的人来说,报纸和电视成了我们在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了解领导力的最主要甚至唯一途径。

按理说父母在单位也可以观察到领导工作,但或者他们工作单位的运作跟我们现在的公司不同,或者报纸电视宣传的威力实在过于强大,他们似乎也普遍认为当领导就是对技术一窍不通,冠冕堂皇,夸夸其谈,发号施令。他们如果自己是业务水平高的技术人员,对领导虽然表面服从,心里多半不屑一顾。

其实他们自己并不一定能胜任领导的工作。妈妈因为业务好的缘故,有一阵子当了小组长。作为小组长,她要把工作分配给管辖范围内的人,但人人都推三阻四,挑肥拣瘦,她只好自己把那些最棘手的活儿都包下来,算是体会了一点当领导的难处。

根据我很不全面的个人观察,那些中年以后最有成就的同学朋友,父母很多都是领导,即使是技术人员,也是技术部门的领导。我的猜测是,他们的父母有意无意地给了他们一些关于领导力的教育。如果他们本身又是学霸,这些教育当然如虎添翼。其他人不是没有希望,事实上也有很多人经过学习和体验,超越了少年时期教育的局限。但对多数人来说,必须挣脱小时候形成的关于领导力的错误观点的桎梏,成功的路上自然多了一道障碍。

所以,中国文化确实导致了硅谷工程师领导力的缺乏。但相对于那些几千年老的古书上写的看不懂的句子,这些每天上演的节目才更是我们浸淫其中无法逃遁的活生生的中国文化。

领导力到底是什么?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我不是专家,但专家们一般认为领导力有下面几个容易被误解的特点:

第一, 当领导是需要付出努力的细致工作。事实上因为领导责任重大,需要操的心还更多,做的很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服务性工作。这个工作需要的才能跟技术工作不一样,但正如当领导的人不一定能做好技术工作,做技术工作的人也不一定能当好领导。如果以为领导不做事,只是要别人做事,绝对是一种错误;

第二, 领导力和领导的职位不是一回事。领导力是一种技能,其最根本的特点是能推动他人来做成事情,因此需要建立关系,了解他人心理,拥有有所作为的热情。有头衔的人不一定拥有这些技能,没有头衔的人也可以拥有这些能力。在理想状态下,处在领导位置的人应该拥有领导技能,而且头衔确实有利于发挥影响力,但一个人并不需要等到当上领导再发挥领导的影响力;

第三, 领导力是一种值得开发的潜能。领导力中的勇气、胆量、关怀、洞察力、奉献精神是成熟的标志,是一种人格魅力。即使没有官瘾,开发领导潜力与作为一个普通人实现个人成长,这两个目标几乎完全一致。

正如上面第二条指出的,领导并不一定拥有领导力。坏领导我们见过,但我们也见过好的领导和领导行为,不能因为几个歪瓜裂枣就否定领导力。从中国同事聚在一起的评头品足,可以听出不少人都对领导力持冷嘲热讽的态度,把在职场的进步等同于削尖脑袋的钻营,把领导力等同于装模做样和装腔作势。这种态度当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们成长过程中无孔不入的媒体对领导力的曲解第一个要负责任。

对领导力的误解会让我们在职场上走一些弯路,因为即使是按图索骥,图上的马也要画得像才能找到;而更重要的是,少年时期被一再强化的对领导力不够尊重的看法,削弱了我们追求领导力的热情和动力。

追求升职当然是为了加薪,拿更多钱回家,头衔听起来也神气。但如果仅仅如此,如果缺乏对领导力的尊重,内心深处并不认为领导力是值得追求的自我成长的目标,是一种正面的、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给自己增添智慧和魅力,追求起来自然羞羞答答,勉为其难,心猿意马。以这样的状态参加白热化的竞争,输给对手是意料之中的事。

语言能力差和对主流文化的不熟悉,显然影响我们在职场的发展。但为什么这些问题一直不能解决,值得思考。刚来美国时英文不如人还情有可原,毕竟人家在英语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但在美国居住十几年后,还能用这个借口吗?

第二篇:英语水平

为什么硅谷乃至整个美国职场的中国人不如印度人成功,每个人都可以列出很多理由,但几乎人人都同意的一条是,印度人的英语远比我们熟练。

记得刚来美国时,中国同学常常很纳闷,为什么我们说话清清楚楚,美国同学一头雾水;印度同学说起话来叽里咕噜,含混不清,美国同学听起来却毫不费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印度人口音虽重,但语法正确,用词恰当,表达意思清楚完整,英语水平甩了我们十条街都不止。美国同学能无障碍地与他们沟通,毫不奇怪。

跟印度人接触较多、自己英语也略有进步后,对他们优越的英语水平有了更多体会。比如他们的词汇丰富,会使用一些很生动、很贴切的词,这让他们说起话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企及的韵味。

午饭后跟印度同事一起出去散步,她说今天的太阳不像昨天的那么“scorching”(灼热);在会上对经常给我们使绊子的兄弟部门表示不满,印度老板说我的观察非常“astute”(敏锐);有一次讨论问题时我中途改变了立场,相熟的印度同事马上私下送电邮问我为什么有这样的“volte-face”(变卦,突然翻脸)。这些词虽然中国同事可能也认识,但我从没看到他们使用过。

当然印度英语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偶尔有一些奇怪的说法,还造了几个英文里原本没有的词,比如用“prepone”(提前)作为“postpone”(推迟)的反义词。但除了这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外,他们的英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表达起意见来绰绰有余,经常还能口若悬河,语惊四座。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的英语问题就多了,可以说是百仙过海,各显神通。公司里很多同事不管是讲英语还是写英语百分之八十的句子都有严重问题。网上聊天时,有些人也会使用英文,但其中不少英文都错误连篇,让人不忍卒读。

有些人以为,我们中国人词汇可能贫乏一点,但语法是过硬的,因为我们都有十多年扎扎实实的语法训练。但我们十多年的语法学习效果其实并不好。或许是教学方法不够先进,或许是练习太少,理论不能和实际结合,虽然语法规则都学过,但是不是完全理解,是不是都还记得,是不是烂熟于胸,是不是能顺手拈来,就很难说了。根据我的观察,回答是“no”。

还有人说美国人自己也不注重语法。但美国人虽然不时刻把语法放在心上,还从没见过一个美国人说英语像有些外国人一样错误百出。科学家早就发现,小孩与成年人学语言的学习机制不同。小孩学语言主要通过模仿,他们的脑子可以像海绵一样吸收环境中的各种语言信息,并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但这种能力在青春期之后就消失了。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人即使不去特别注意语法,也学到了语法,我们外国人则只有老老实实下笨功夫,否则捷径反而成了弯路。

因为英文不够好,我们中国人对美国文化也不如印度同事熟悉。印度同事对美国的热门电影一般都有所知晓,不像中国同事只在《疯狂的亚洲富豪》上演时才去趟电影院。很多印度同事也爱读英文书。十多年前,我读了Jon Krakauer的Into Thin Air,后来又一口气读了很多他写的别的书。但之所以读Into Thin Air,就是因为一个印度同事的推荐。

有一次去吃午饭,因为没找到熟人,餐厅又挤,便和几个不认识的印度女同事坐在了一桌。这几个印度同事活泼健谈,思维发散,从家中打扫卫生的烦恼,扯到Marie Kondo(近藤麻理惠)的 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又从这本书的书名,联想到另一本畅销书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ck。我当时就想,我们中国同事是不会有这种谈话的。我们的话题永远是房价和爬藤,如果形而上一点,也是《小欢喜》、《甄嬛传》。

语言能力差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主流文化的不熟悉,肯定影响在职场的发展,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不必多说。但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不能得到解决,倒是值得思考。刚来美国时英文不如印度人情有可原,毕竟人家在英语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但已经在美国居住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不能还继续用这个借口来挡驾。

我们常说,硅谷的中国人不如印度人成功,原因之一是缺乏领导才能。至于为什么缺乏领导才能,一个经常提起的理由是中国留学生的选拔机制决定了这些人都是书呆学霸。既然都是会念书的人,学英语对我们应该是小菜一碟;但实际情况是,虽然不乏成功的例子,整体而言硅谷工程师们的语言水平并没有随着在美国年头的增长而有所突破。

对于这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我的猜测是,中国的留学生们虽然会念书,成绩好,却并没有强烈的求知欲。事实上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驯服地接受的那些填鸭式教育,反而破坏了我们的求知欲。

学习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自己的智力活动,更重要的是,生活在一个讲英语的国家,这里的新闻、娱乐、教育资讯都使用英文,一个有求知欲的人一定希望了解一下它们是怎么回事。

学习语言当然可以增强职场竞争力,但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诱人的目的。

第一, 英语世界里的文化生活,比中文世界的更丰富,提高语言能力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享受人类文明和智慧的成就。

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及其他原因,中国出产的文化产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还不能跟美国相比。前几年《人民的名义》口碑爆棚,我也赶时髦看了。这部剧确实不错,其中有几场戏很精彩,但也有几处拙劣到让人有点尴尬。

同时期我也看了美国有线电视频道AMC的《最好给索尔打电话》(Better Call Saul)第二季。这部电视剧角色丰满,情节发展出人意料,让人拍案叫绝,却又行云流水,毫无牵强和做作,演员的表演和其他方面也都无懈可击,质量比《人民的名义》高出好几个档次。

书就更是如此了。我爱读书,也怀念中国语言。中文书和英文书同时摆在面前,我一定先读中文。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却是,中文书的质量与英文书相比,尤其是在非虚构图书领域,实在有太大差距。

西谚说,人如其食(you are what you eat),其实人也如其读(you are what you read)。都知道饮食对身体状况有直接影响,既可以病从口入,也可以吃出健康,读物作为精神食粮也如此,也直接影响人的心智、眼光、见识。有些读物让人浅薄、偏执,有些却让人清醒、明智。如果没有好读物,像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的,是没办法的事情。但生活在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那么多有营养、有趣味的东西都唾手可得,不去享受似乎是暴殄天物。

近二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一些一线城市的物质生活似乎已经赶上美国,留在国内的好些同学都成了财大气粗的富豪,这让很多留学生怀疑自己当初出国是否错了。我非常幸运地不怎么遇到张牙舞爪的富豪,我想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同学朋友不够成功,但万一你碰上某些土豪爱炫耀自己荷包鼓,如果你读了更好的书,看了更好的电影,视野因为读《大西洋月刊》而不是“文学城”网站而比较宽阔,如果你这几十年磨练了你的英语,享受了世界上最高成就的文化艺术成果,你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感到失落。

第二,学英语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也是我们华人最重视的,就是可以跟孩子有话可说。

对很多人来说,事业并不那么重要,拼不过印度人就算了;买几套投资房,小日子过好也行。但有一件事情比自己的生活更重要,那就是孩子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

牺牲自己的生活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牺牲自己的事业把孩子推进藤校,是华人常见的行为。但孩子上的大学再好,事业再成功,如果跟孩子没有共同话题,跟孩子在精神上越来越疏离,这种成功意义也不大。

养儿育女的最大快乐不是推他们爬藤,然后沐浴在藤校的光环之中,而是和他们一起成长。他们三岁读Good Night Moon时和他们一起读,他们十岁读哈里波特时和他们一起读,他们二十岁读The Fountainhead时还是和他们一起读。当孩子在人生道路上飞奔时,多陪他们一程,多一些跟他们并驾齐驱、有话可说的日子,是父母们的梦想。对我们这些居住在北美的父母来说,学好英语让这个梦想有了更多实现的可能性。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我一直认为,学英语是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一件值得终身努力的头等大事。这不仅是为了在职场上和印度人竞争,更是为了抓住生活赐予的一个丰富自己的机会。如果来美国的第一天起就这么做,今天已收获满满;但今天开始也不晚。虽然学语言是慢功夫,不会立竿见影,但假以时日一定会见到功效。

但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到处是英语的地方,却不能从环境中吸取营养,十年后的英语还是和今天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大概都不够强。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职场上输给印度人,是不是也不能怪别人呢?

第三篇:表达能力

人到中年后,不能永远把自己的不足归咎于遥远的过去。为什么我们的表达能力得不到提高?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中还有一个因素,对表达能力的杀伤力比其他几个因素加在一起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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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在硅谷公司比中国人成功,原因之一是他们能说会道,也就是说他们有更好的表达能力。

我们部门曾经有一位印度架构师,聪明能干,妙语连珠,颇招人喜欢。后来职位高了,人也懒了,再也不动手写程序,只谈高深的哲学问题,引起诸多不满。加上换老板等原因,终于走路。

但他还在公司时,我自己的事虽不找他浪费时间,跟别的部门开会时却愿意拉他同去。他永远信心满满,振振有词,动不动就画系统架构图,遇到剑拔弩张的场面也镇定自若,不慌不忙,绝不会气急败坏,言辞不当。与外人吵架,当然是找这样的队友比较有底气。

表达能力是把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让他人理解的能力。中国人英语不如印度人,表达能力肯定会受影响;但表达能力不等于语言能力。表达能力以思辨能力为基础。只有能想清楚,才能说清楚。脑子里空空如也,混沌不清,辞藻再华丽也不可能有什么表达。缺乏表达能力的人,有时候其实是缺乏清晰的思考能力。

另一方面,脑子里的想法也可以借表达得到梳理。只有能表达出来,才已经将一个观点真正想透。无法表达的思想甚至不能算思想,正如哲学家韦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表达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磨练表达能力是帮助自己获取思想的有效工具。

为什么中国工程师在大会小会上发言都不踊跃?有人认为是表达能力差,有人认为是无话可说。但在很多情况下,无话可说和表达能力差,两者之间只有很细的一条线,甚至就是一回事。表达能力提高后,你会发现自己奇迹般地对很多事情都有了看法和意见。

– 2 –

中国人之所以表达能力比较差,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有关。成长环境中最主要的环节是学校,学校教育中最明显的弊端是文科教育的薄弱。

中国从中学就开始文理分科,我们这些留学生,尤其是硅谷的工程师,几乎都是理科生。理科当然也需要表达,但理科问题的答案本来就比较精确,表达还可以借助公式和图表,而学习人文科学时,不管是历史也好,文学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讨论和发挥的空间大,表达能力也就得到更多锻炼。

但即使我们学过几门文科课程,或者即使当年是文科班的学生,表达能力的锻炼也很欠缺。现在的学校教授文科课程的方法不知是否有所进步,在我上学的时代,学习文科课程全是死记硬背,从来没有对历史现象、哲学理论发表过自己的意见。

美国的高中生就要写论文分析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如果碰上要求严格的好老师,批阅后的论文边缘打着红色的问号,写着“为什么?”、“逻辑不清”、“太啰嗦”、“更详细地阐述”等评语。在包容的环境下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经过老师体无完肤的批评和拷问,再进一步完善自己的陈述,逻辑思维、归纳整理、文字阐述的能力都会一步一步得到提高,可惜我们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美国不但高中不分文理科,很多大学也推崇文理通识教育(liberal art education)。这种教育不仅让学生接触多方面的知识,成长为更全面的人,也有机会锻炼各种能力。

将人文教育简化成向学生灌输知识是很可惜的;如果这些知识还经过教育者有偏见的筛选,更有毒害青少年之嫌。只有还人文教育以本来面目,不仅传授知识,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才能培养出有思想、有批判眼光的公民。否则一代又一代人还会继续缺乏思辨和表达能力。

– 3 –

但学校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家庭和社会也不热衷于培养我们的表达能力。

很多人都熟悉肯尼迪家族的故事。在肯尼迪家,吃饭是一件热热闹闹、吵吵嚷嚷的事情。肯家孩子本来就多,父亲又善于抛出各种问题,引起孩子们的兴致,启发他们展开讨论,结果餐桌上总有天南海北的交谈,总是就各种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这样的经历不但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培养了孩子们的口才,也让他们习惯了争论与交锋,为他们在政界发展做了准备。

这样的情景在我们的家庭是难得见到的。父母们或者为生计奔忙,对孩子的教育无暇他顾,或者不注重充实和提升自己,跟孩子无话可说,又或者从来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对孩子只有批评和说教。不管是哪种原因,结果就是没有利用孩子在家的时间跟他们沟通、交谈,一方面和他们联络感情,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表达和辩论的好习惯。

家庭之外的社会也不给力。在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英国议会辩论的情景。黑压压一屋子人,一个个都滔滔不绝,咄咄逼人,言谈中满是英式幽默和嘲笑讥讽,听起来都淋漓畅快。

相比之下,我们的电视新闻上只看到领导们坐在会场上作报告听报告,却从来看不到他们辩论的情景,虽然我敢肯定他们也是辩论的。当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每天耳濡目染受雄辩家熏陶的时候,我们的年轻人错失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记得台湾立法院以前常有议员打架的丑闻,这个议员冲上去扇那个议员的巴掌,那个议员扑上来揪这个议员的头发,看起来很可笑。

不少人对为什么台湾议员比英美议员有更多肢体动作提出过各种解释。但跟人争论问题时,被人戳到痛处,或因为某种原因没能说出自己最想说的那句话,确实非常气愤。这时情绪失控,行为失态,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想象。但如果从小有辩论的训练,对语言冲突更有平常心,被激怒的门槛就会比较高,也就会少打架,甚至完全不打架。

正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人工制造出来的缺乏辩论的环境中,没有训练过怎样在冲突中心平气和地沟通和解决问题,跟同事讨论问题时,只要意见不合,脸色一下就难看了,语言变得激烈,声音也高起来,讨论变得跟吵架无异。

– 4 –

但人到中年后,不能永远把自己的不足归咎于遥远的过去。每个人都知道表达能力重要,都迫切地想提高表达能力。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逃离儿时的成长环境后,我们的表达能力进步不快。

对这个问题,答案还是要从成长环境中去找。我们的成长环境中还有一个因素,对我们的表达力比其他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杀伤力还要大。

这个因素就是,我们的脸皮都特别薄,都特别不愿意犯错误。

之所以如此当然有深层的文化原因,但至少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大概出于急于求成的心理,都很少给孩子成长和摸索的空间。孩子一旦说了他们认为不正确的话,就急急忙忙、过于热心地纠正。这种做法虽然教会了孩子更多正确答案,却破坏了孩子的直觉和自信。

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中,相信自己的直觉,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感到舒服,是一种宝贵财富。这种人看起来更有魅力和信心,内心则更加平稳,可以避免某些现代人的纠结和困惑。

在一个被师长们牢牢监控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动不动就说错话的孩子,是很难相信自己的直觉,建立坚定的自信心的。他们以后说话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在没有考虑成熟,确保自己能说出有分量的正确观点前,甚至根本不会开口说话。

这一点在学习好的乖孩子身上尤其明显。一个学生如果不是那么在意父母师长的看法,不太容易受这种做法危害。

尤其是如果我们来到国外,来到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当中,在大家都积极发表意见的环境中,我们谨慎害羞、深思熟虑的习惯,让我们失去了说话的机会。

表达能力是需要练习的。但如果我们在会上不好意思发言,怕自己的评论不够高明,怕自己问的是愚蠢的问题,我们就得不到锻炼。而那些脸皮厚无所谓敢于提问发议论的人却得到了更多锻炼的机会。久而久之,两种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然职场的进步不一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现在成功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但这不一定对,更不是每个人都要认同的。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喜欢的,最适合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一定以赚更多钱、获得更高职位为目的。

但即使在职场以外,拥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在各种场合都能将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甚至还能进一步说服他人,也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不管怎么样,脸皮厚一点,敢说敢干一点,做人一定做得更加爽快。

原载于:硅谷生活家

30年来有多少中国人移民美国?

作者: 领

《2015 胡润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指出,美国和加拿大是中国高净值人群最想去的国家,而他们海外投资的最主要原因是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和子女教育

那么从 1980 年以后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移民美国,而他们是否都是富人呢?
220 万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
美国人口普查局有相关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数据,但在表述上称为“在中国出生居住美国者”。其定义是指出生在中国,现在在美国居住,这包括:已加入美国国籍者、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者、合法的非移民签证持有者(非移民学生签证、工作签证、临时签证)。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美国人口普查局关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确有一部分是非移民类别,当然像留学生如果毕业后能在美国找到工作,也可以转换成移民签证。因此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数据不能说是移民数据,而只能看成是在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数据。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截止到 1960 年,中国出生者(包括香港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不到 10 万人,为 99735 人。
到 197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人数上升到 17.2132 万人,10 年间增加了 7 万多人。
到 198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累计到 36.65 万人。
1980 年后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人数大幅上升,截止到 199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为 67.6968 万人。
截止到 200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为 119.2437 万人,从 1990 年至 2000 年这 10 年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增加了 50 多万,平均每年 5 万人左右。
而截止到 201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为 180.8066 万人,从 2000 年至 201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增加了 60 多万,平均每年 6 万人左右。而联合国提供的数据则显示,截止到 2014 年,有 220 万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
30年间160万人获得美国绿卡
观察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实际情况,如果要去除水分,最准确的数据应是中国人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绿卡)的人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数据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统计,1980 年至 1990 年,中国人(包括香港居民)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为 28 万 3029 人。
1990 年至 1999 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为 45.8952 万人。
2000 年至 2010 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为 72.0157 万人。
2011 年至 2012 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为 16.88 万人。
这样从 1980 年至 2012 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总计为 163.0938 万人,这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间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实际数据。
获得美国绿卡,如果不加入美国国籍,依然还是中国公民。所以在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当中有多少人加入美国国籍,是观察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另一个指标。
根据美国移民局的统计数据,截止到 2000 年,共有 7.1599 万名中国公民(包括香港出生者)获得美国绿卡后加入美国国籍。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统计数据,从 2001 年至 2010 年,共有 32.8981 万名中国公民加入美国籍,平均每年 3 万多人。
综合上述两组数据,截止到 2010 年,共有 40.058 万名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加入美国国籍,如果与 160 多万获得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数字相比,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加入美国国籍的人数比例不算太高。
中国人靠什么途径移民美国
中国人是靠什么途径移民美国的呢?按照 2010 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各类途径来看,主要是四种方式。
一是直系亲属移民,比如子女为父母移民、父母为子女移民,这类移民获得绿卡的人占当年获得绿卡人数比例的 19.2%。
二是非直系亲属移民,比如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移民,这类移民获得绿卡的人占当年获得绿卡人数比例的 34.1%。这两类亲属移民构成了中国人移民美国的主体,约占当年获得绿卡人数的 53.3%。
三是职业性移民,在美国获得学位后通过雇主办理移民签证,最终可获得永久居留权。这类获得美国绿卡的人可谓是人才类,也是美国最希望通过移民政策来吸引人才的重点。在 2010 年,职业性移民占当年获得绿卡人数的 25.3%,比例不低。
四是通过庇护获得美国绿卡,这类人占获得绿卡人数的 21%。
中国富人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进军美国的数量在中国人移民美国中所占比例不大,但由于涉及到投资,其受关注度就格外高昂。
从 2006 年至 2012 年 3 月,美国共批准 1 万 4708 件投资移民案,其中一半是中国人申请的投资移民案。即使按照最低投资额 50 万美元计算,中国富人为移民美国所进行的投资也超过 35 亿美元,而且 2013 年和 2014 年是中国富人申请美国投资移民的又一个高峰期,
据福布斯杂志报道,仅在 2013 年,美国批准的投资移民案,中国富人就占了 80%。
华人在三大领域就业人数最多
在美国,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移民都从事哪些职业?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何?这些都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首先看一下美国华人所从事工作的状况:
根据美国马里兰大学学者的研究,美国华人在三大领域就业人数最多。
第一,管理和职业性领域,就业人数的比例为 53.4%。第二,销售和办公室文员领域,就业的人数比例为 20.8%。第三,服务业领域,就业的人数比例为 15.4%。
如果细分,华人在美国所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在 4 个方面,这 4 大方面雇佣的人员占华裔劳动力大军的 60.9%。
美国华人从业人员最多的行业是教育服务(像各种课外辅导班、SAT 考试复习班、中文教育等)、医疗健康和社会辅助服务(如置业介绍所、移民服务等),就业人员占 19.9%。
排在第二位的是艺术、娱乐、旅游服务、酒店和餐饮业,就业人员占 15%。
其中餐饮业仍是华裔移民在美国生存的支柱产业之一,遍布美国主要大都会城市的中餐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
排在第三位的是制造业,就业人员占 13.5%。
排在第四位的是专业性较强职业、科学和管理行业,就业人员占 13.3%。
此外,华人从业人员较多的行业还包括: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占 12.7%;金融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占 8.6%;通讯业,就业人员占 3.2%。
从职业类别看,华裔从事专业领域、管理及相关领域的占 52.2%,人口比例超过一半,这与华裔人口高学历居多的统计相一致。而美国专业人员及管理人员的平均比例为 31.6%,低于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八成华裔移民属于工薪阶层
在美国的华裔移民中 80.4% 的人属于工薪阶层,主要在私人企业工作,此外,13.2% 的美国华人是在政府机构或是政府支付薪水的部门就业。
美国 18 岁至 64 岁华裔男性就业情形如何?
我们来看下:
人数最多的三大职业排在首位的是餐饮业,从业人员占男性劳动力总数的 8.2%。
其次是计算机软件开发等相关领域,就业人数占 7.5%。
排在第三位的是管理人员,占华裔男性就业人员总数的 6.4%。
美国华裔男性就业的分布可明显反映出华裔移民在美国经济地位上的分野,餐饮业中蓝领工作为主体,这是很多华裔第一代移民到美国后最容易从事的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维持生活还足足有余,甚至每年可以省下上万美元,寄回国内改善家人的生活。
这些蓝领工作往往不需要太高的教育背景,也不必依赖良好的英语去生存,因此这批华裔移民很少会与主流社会接触,他们基本上是生活在“围城”中的“美国中国人”。
而从事白领工作的华人,大多是接受过美国的高等教育,在职业性服务领域和管理领域就业,不仅收入较高,而且易于与主流社会沟通,进而进入美国的中产阶级行列。
美国 18 岁至 64 岁华裔女性就业情形又是如何呢?
我们看一下女性就业最集中的 6 大职:
会计师和审计师是美国华裔女性就业人数比例最高的职业,从事这一职业的女性占华裔女性劳动力大军的 6.4%。
排在第二位的职业是计算机软件开发等相关领域,从业人数占 4.6%。
排在第三位的是管理人员职业,从业人数占 3.3%。
排在第四位的是餐馆服务生,从业人员占 3.2%。
排在第五位的是收银员,从业人数占 3.2%。
排在第六位的是车衣工,从业人员占 2.5%。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教育程度与职业密切相连,在美国接受大学以上教育的华裔移民往往会进入职业性或是管理领域工作和发展,而只有高中程度教育背景的华裔移民所从事的工作则集中在蓝领工作领域
大陆移民在美国多从事什么职业
那么,中国大陆移民在美国主要从事什么职业呢?
根据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中国大陆移民在美国就业人数比例最高的行业是服务业,男性移民的比例为 20.2%,女性移民的比例为 19.6%。
14.4% 的男性移民是在管理、商业和金融行业就业,女性移民在上述行业就业的比例为 17.2%。
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就业的男性移民比例为 13.7%,女性移民比例为 8.1%。
男性移民在信息技术行业就业的人数比例为 11.1%,女性移民的比例为 6.8%。在教育、培训、媒体和娱乐业中就业的男性移民比例为 7.1%,女性移民比例为 8.8%。
医生职业是中国台湾移民最青睐的职业之一,台湾移民中有 4.2% 的人从事医生职业。而在中国大陆移民中,当医生的人数比例还不是很高。不过有不少女性移民投入到护士行业,还有部分女性移民在其他类型医疗保健行业就业。

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